收入管理论文范文10篇

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篇1

自1990年以来，沈阳市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的纯收入基本在60%以上，而非农业生产纯收入均在40%以下。2000年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生产的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为96．8%，2010年为87．5%，下降了9．3个百分点，而非农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0年占比3．2%，到2010年增长为12．5%，沈阳市农业生产收入比重仍居高不下，种植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仍占据主导地位，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比一直较小。单纯依靠农业收入来增加农民收入是有限的，非农产业发展将成为农民新的收入增长来源，应在农村大力发展建筑业、服务业、饮食业等非农产业，合理改变农村产业结构。1.5沈阳市城乡收入差距分析沈阳市城乡收入差距始终呈拉大趋势。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始终保持持续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值差距从2000年的2970元，到2009年差距突破了9000元大关接近万元，2010年已达到10519元(表2)。“十一五”前期差距相比后期好些，收入差距达5048元，但2007年以后差距继续升高，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的迹象反而加速拉大。

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

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较大，沈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纯农户)受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比较明显，农产品价格稍一波动，就会带来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农民增收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从目前来看，农产品价格水平仍是影响沈阳市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随着第一产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其影响作用也将逐步减弱。农业生产投入不足因素农业投入不足已成为影响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各级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所占的比例较小，同时农民自筹资金的有限，导致农户对农业投入不足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制约了农民增收的速度加快。城镇化水平农民增收特别是农户收入的增长，不仅要通过增量增产和政府补贴，更重要的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依靠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沈阳市小城镇发展未形成规模，缺乏足够的辐射带动能力，城镇化发展的滞后，阻碍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民就业领域没有得到充分扩展，造成农村劳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使农村经济无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良性循环。农村产业结构因素农村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产值构成与收入构成的不协调。目前农业仍然是沈阳市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高产值的农村第二、三产业并未形成完整链条，给大多数农民带来的工资性收入有限。这种产出构成与收入构成不相适应的矛盾，使农民收入增速减慢和现金收入比重降低，导致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和生产投入增速放慢。沈阳市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且调整缓慢，农业内部产品结构性过剩等问题将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长。

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篇2

1.非税收入认识上的误区和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1）政府财政收入偏重于非税收入的趋向。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收入来源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税收收入，二是政府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是政府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非税收入在整个预算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

（2）认为地方政府及财政部门可以对非税收入资金的随意支配。按照国务院文件规定，政府及财政部门只能对专项资金以外的预算外资金结余进行统筹调剂使用。但在实践中，有的地方认为既然非税收入所有权归政府，管理权归财政，就不区分资金性质，不按预算级次，对部门和单位收入的各类非税收入资金采取简单“一刀切”的比例调控方式，有的调控比例高达30%，不仅严重挫伤了部门和单位的积极性，而且影响了事业的正常投入和发展。

2.征管主体不明确，执收行为亟待规范

在我国，非税收入的征收是有各执收单位自行征收，财政机关内部没有一个统一归口的部门专司非税收入征收管理，而行政性收入项目的审批权又是在发改委（物价部门）。这种多方征收、多头管理的格局，肢解了财政管理职能，分散了非税收入征管力量，增加了非税收入管理成本造成了“以费养人”局面，更是形成编制人员膨胀的主要根源。同时，现行执收执罚行为主要存在擅自出台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违规使用票据以及随意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等，导致多收乱收，加重了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则存在该收的不收，该罚的不罚，随意减免，收人情费，导致财政收入流失。

3.收费项目偏多，非税负担较重

我国现行政府非税收入范围较广，类型较多，非税收入项目主要有行政事业收费、罚款和罚没收入、国有资产、资产有偿使用及经营收入、政府性基金、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等。其中，各项目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在政府非税收入中占主导地位。而与税收负担相比，早已超过了税收负担，形成了事实上的“非税大于税”的现象。

4.票据使用不规范，财务制度观念淡薄

从财政票据使用情况来说，目前只有收费票据和结算票据两种，因票据种类单一，造成单位在开展某些经济业务活动时，不便操作，如行政单位开培训班收取培训费、工本费，开会收取会议费、资料费时，若开具收费票据则无此收费项目；如开结算票据，对方入账报销不符合规定。从其他票据来说，不少部门仍在使用专用票据，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中对不使用财政票据的收入没有规定必须交纳财政收入专户；不少单位因使用其他票据的收入没有交财政收入专户。

5.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不完善

目前，非税收入的管理从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没有一套覆盖全国的统一、规范、系统的法律法规，使得非税收入无章可循或有章难循。同时，非税收入的征管和使用安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造成各地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不一样，非税收入管理难以规范，对违规行为难以约束。

二、完善非税收入的财政管理

1.更新非税收入思想，加大非税收入宣传力度

要逐步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尽快建立非税收入新理念，要加大非税收入概念的宣传力度，使全社会都明确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思想统一到“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的共识上来，把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与加强税收征管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使各单位领导及财务人员全面了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范围、目的和意义，提高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积极寻求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配合，加强舆论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宣传，把部门预算收入和支出表上的预算外资金项目调整为非税收入和支出项目。

2.完善征管机制，规范执收行为

（1）全面清理非税收入项目，杜绝“三乱”现象。各级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擅自设立和不合理的收入项目，坚决核减超标准的收费。建立非税收入项目库，对收入项目实行编码管理。所有非税收入项目按规定进行设定和征收，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违反规定设定非税收入项目、范围和标准。

（2）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提高收费政策的透明度。执收单位实行非税收入项目、标准、征收依据公示制度，财政和物价部门配合做好收费年度审验工作，对年审合格单位的收费情况要在媒体上予以公示，提高收费政策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3）依法组织非税收入的征收，不多征、少征或者擅自减免。各执收单位按规定，依法组织非税收入的征收，不得多征、少征或者擅自减免。对上下级分成的非税收入，应按照“就地缴款、分级划解、及时结算”的原则，由财政部门及其非税收入管理机构通过财政汇缴结算户定期划解、结算，执收单位不得直接上解或下拨非税收入。对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进行出让、转让、租赁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拍卖、招标等方式进行，从而避免暗箱操作。

（4）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确保财政收支平衡。所有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按照统一支出项目、口径和标准，核定单位支出预算，充分挖掘非税收入可用财力，增加财政收入，确保财政收支平衡。

3.完善预算机制，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逐步将非税收入编入部门综合预算，统筹安排，增强预算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逐步淡化部门与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政府非税收入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取消“收支挂钩”政策，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对预算内、外的财政资金实行统筹安排和统一标准分配。除有特定用途的政府非税收入或个别政府非税收入需补偿征收成本支出外，非税收入原则上由政府统一安排使用，不与有关部门的支出挂钩，不再实行结转部门下年使用。

4.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健全非税收入监督机制

（1）要尽快结束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加快非税收入管理法律体系建设步伐，出台政府非税收入征管法，将非税收入从立项、标准、征收减免程序、上下级资金分成、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的职能以及支出使用等管理办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实现依法管理非税收入。

（2）要继续执行和完善非税收入政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非税收入项目和标准，实行挂牌征收，使缴款单位和群众做到心中有数。

（3）要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稽查、举报、违规处罚和责任追究等监督管理制度，对乱收乱罚乱用或应征不征、应罚不罚、随意减免的违纪现象，通过各种媒体公开暴光，并依法给予处罚。四是要建立定期将非税收入征、管、用情况向人大报告制度，自觉接受人大、审计的监督。

参考文献：

[1]孙福康，杨泉兴.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经济研究参考，2007，（28）：37-43.

[2]魏萍.规范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的财政管理问题.时代经贸，2007，02：27-28.

[3]丁宗祥，臧华清.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财政监督，2007，03：35.

[4]于瑾.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林区教学，2007，（6）：99-100.

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篇3

处理方法正在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同时，这些商业银行内部也加强了对银行业务的财务分析和相应的会计监控，在对银行贷款质量的分析和呆账准备金的计提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完善。但笔者发现有较多的国内商业银行在对银行收入的处理和监控中较侧重与利息收入有关的方面，而不太重视银行手续费收入的分析和会计监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从相对角度来看，一般国内商业银行的手续费收入占到银行整个收入的比例不高，容易被忽视；

由于手续费业务单笔的收入金额相对较小而同时又是经常发生的常规业务，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往往会认为其营运风险和控制风险度较低；

手续费收入的来源往往是从客户的存款账户中直接扣除或者通过现金的方式直接取得，会计处理较简单，许多人会因而觉得其出差错的可能性较小。

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国内商业银行在加强利息收入的会计管理程序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对手续费收入的管理。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国内商业银行每年的手续费收入仍然十分可观。尤其是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国内金融业务产品的不断拓展，很多国内商业银行近年来的手续费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不适当的会计处理及不严密的管理监控依旧会对商业银行的业绩产生不利的影响。

手续费收入中来源于个人客户的比例日益增加。随着个人信用卡业务的迅速发展，各个银行之间的跨行ATM手续费有迅猛的上升。同时，与个人储蓄业务相关的手续费业务也有大幅度的扩展。手续费收入计算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在广大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对于中间业务来讲，手续费收入往往会和其他业务有着紧密的关系，如贸易融资，国债发行等。通过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可以对这些相关业务的财务分析以及银行的战略规划起到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而加强对手续费收入业务的监控也可以用来复核相关业务处理的适当性。

以笔者从事会计师审计业务的角度来看，目前一些国内商业银行在手续费收入的管理上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会计科目设置不科学

国内商业银行的手续费收入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国内外的结算业务，如信用证的开证、通知，票据托收等；个人银行业务，如跨行ATM取款手续费，异地汇款，信用卡消费所带来的商户佣金等；其他业务，如代中央银行承销国债发行的手续费等。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手续费收入科目中子科目的设置较为随意且不够细分。对于一些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业务没有单独设置子科目来反映，造成内部管理层在进行相应财务分析时的针对性有所下降。各个下属机构对于同一种业务产生的手续费究竟记录在哪一个子科目没有统一的理解，从而使得汇总数字反映的情况与实际有所背离。

二、会计处理不当

一般而言，手续费收入的入账较为简单。多数情况下银行会直接从所服务的客户在本行的存款账户中扣除相关的手续费，如果该客户在该行未有账户，则会以收取现金的方式来确认收入。但在某些业务的处理上这样的会计处理却存在一些问题。如国内商业银行在开具备用信用证时，对于收取的手续费通常是一次确认为手续费收入。但由于备用信用证就本质而言是一种保函，其开立生效的时间往往较长，经常会跨越一个会计年度。在这种情况下，较好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分期确立收入，即将收到的一部分非当期收入记入递延收入。而目前这些商业银行的做法会造成在本年度多确认收入，从而承担额外的税项负担。

三、缺乏业务监控的必要程序

由于手续费收入较琐碎，且发生次数频繁，对于这些业务的控制其实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而言，国内商业银行都会建立自己的会计处理手册和内部营运监控手册。银行在处理这些业务时会参照这些手册来进行。但在实际操作时往往会和这些手册规定的程序有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一些商业银行由于受到业务数量、人员配备等因素的影响，会大量简化其操作流程中必要的监控程序，如缺少必要的复核、检查，没有做好一定的权责分工，使得有些业务从产生、制做凭证、到入账往往会由一个人完成。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业务处理出错的可能性和不规范性。另外，就这些银行自身的会计处理手段而言，也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尤其在目前银行的手续费收入的来源面日益扩大。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在对手续费收入入账时所做的会计分录一般均为单独的一笔记录，并不会和产生手续费收入所对应的该笔业务和汇出汇款、票据托收等在同一笔会计记录中反映。从而加大漏记手续费收入而未被发觉的可能性。

四、事后监督的力度不够

尽管国内商业银行大部分都有专门的业务监督机构和内部稽核部门，但这些机构和部门在对手续费收入的事后监督时存在主观和客观上的限制。对于事后监督部门的设置，国内商业银行的做法往往是在各个支行设立附属于支行的事后监督中心，用于对支行前些日发生的业务的会计处理进行检查，并采取相应的跟进措施。但由于事后监督中心的成员是隶属于支行的职工，其独立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其执行监督工作的时候，会在某些情况下受到银行其他部门的限制。事后监督人员往往会对一些看似不太有风险的业务处理放松要求。首先，因为手续收入作为一种常规业务，因而会被事后监督人员忽视。从而可能使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对手续费收入的监督而发现的一些非正常业务被掩盖。其次，因为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事后监督中心，各个支行在对具体业务处理的判断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各个事后监督中心对于相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再次，从人员管理上来看也不利于优化人员配备，提高工作效率。而商业银行的内部稽核部门对于银行内部的审计工作多被人员数量和时间规定所限制，对于银行业务的稽核只能停留在重点性的抽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手续费收入的监控常常会变成“盲点”。这一点在一些较大的国内商业银行中反映的尤其明显。

五、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不重视

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不够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一些数据统计。这一点与许多外资银行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反差。以某国内商业银行为例，其国际业务部根据人民银行有关规定，会统计全行每年国际结算业务中不同服务产品的业务量和相应的手续费收入，从而可以帮助本行调整以后制定的国际业务组合的战略。但对这些不同服务产品的分类只停留在较粗的阶段，如只分进口结算、出口结算、汇出汇款、汇入汇款，而不进一步再细分。从而会造成银行管理当局在分析具体业务分析时会缺乏必要的财务资料。而该银行对于国内结算业务的手续费收入以及近年来迅速增长的与个人储蓄消费有关的手续费收入则没有任何的业务量的统计。

笔者对该银行近几年的财务情况的分析中了解到，该银行在近年大力推广其发行的某种功能十分健全的个人信用卡，然而该银行在对此个人信用卡的业务分析中只是简单的统计信用卡的发卡数和该信用卡带来的储蓄存款，并不对客户使用该信用卡而给银行带来的手续费收入进行系统的分析。众所周知，任何银行业务的推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银行的利润，而某项业务的业务量的上升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银行利润的增加。仍以此银行为例，笔者发现由于该行对此信用卡的推广上有着硬性的指标，造成银行的个人银行部门的市场推广人员在推广信用卡时并不是针对潜在客户，而是一味地追求发卡数量的增长和所带来的储蓄存款的增加，从而造成信用卡数量每年的大幅度上升，而相关的手续费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前者的增幅。而缺乏对信用卡业务带来的手续费收入的详尽分析，比如信用卡跨行取款的手续费收入，客户用该信用卡在特约商户消费而给银行带来的手续费收入，异地信用卡汇款带来的手续费收入各自在整个手续费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各自增长的趋势，各种收入与相应业务的配比关系等等。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不重视会直接影响到银行对未来业务结构设立的适当性。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几点可以改进的建议：

一、及时更新、完善银行内部的会计操作手册和业务监督程序

任何一个健全的会计系统和内控系统都离不开制定一套标准的操作规范。这一步骤在一些外资的商业银行中早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对许多国内商业银行来讲这一点却做的十分不够。一方面有关的操作规范制度不够具体细致，另一方面，对一些业务的变化和新业务的产生没有及时修改或制定相应的操作流程。此外，对实际业务中发现的问题没有设法从操作规范的角度来加以改进。例如，对某些手续费收入的会计入账如设法采用手续费与其相关业务在同一笔会计分录中反映就可以大大降低漏计手续费收入情况的发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漏计手续费收入会导致一笔会计分录不平，业务人员自身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错误。

二、建立集中的事后监督中心

建立独立机制的统一事后监督中心是加强对商业银行业务复查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点对手续费收入来讲尤其重要。通常集中的事后监督中心会根据发生的各种业务来检查相应的手续费收入是否入账，根据标准的收费标准来计算手续费的合理性，审阅手续费收入入账相应凭证制作的准确性，是否有正当的授权和复核等。通过统一的事后监督中心的工作可以大幅度减少手续费记录的差错并提高监督的客观、公正性。

三、加强对手续费收入必要的财务分析

定期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必不可少。通过对不同产品业务量的变化和相应手续费收入的变化，经常可以很方便地来验证手续费收入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手续费收入组成结构的分析，可以量化银行推出的各种产品为银行带来的效益情况。这一点要结合设置合理的会计子科目，收集必要的数据信息等才能达到。再者，商业银行在进行财务规划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业务数量的要求上，而是要结合其带来的收入一起考虑，以避免管理层受到错误的影响。

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篇4

①本文指世界银行4．30导则所定义的非自愿移民（involuntaryresettlement），系指因兴建工程项目而引起的较大数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及其社区重建活动。

②世界银行报告《中国非自愿移民》（1994）和亚洲开发银行区域性技术援助项目781《中国移民政策与实践》（施国庆、陈绍军、荀厚平，1999）。

一、中国非自愿移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中国非自愿移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农产品收入

农产品收入是中国农村移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产品收入主要由粮食产品收入、经济作物收入、畜牧产品收入、水产品收入，林果产品收入及其农产品加工收入所组成。

2．工业品收入

在中国非自愿移民过程中，曾经有不少非城市移民利用补偿资金投资于工业品生产，兴办了不少移民企业。但从总体上看，移民兴办的企业一般是生产规模小，形成不了规模经济，生产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的初级产品，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成功率极小。因而，工业品收入占移民收入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

3．庭院经济收入

农村移民大多数可以发展庭院经济，如种植蔬莱、水果等，既可以丰富自身的生活，减轻自己的生活支出，其富余部分又可以销售，获得一定的经济收人，庭院经济对农村移民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庭院经济的发展与移民居住环境和地点密切相关。

4．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是指移民从事相对稳定的职业而获得的以工资形式支付的报酬，例如，移民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就业所获得的工资收入等。在农村移民中，具有工资性收入的移民是非常少的。

5．资本性收入

移民在其搬迁过程中常伴随物质财富损失和精神压力，特别是农村移民自身不可能具有大量的闲置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移民的资本性收入主要是少量的储蓄存款利息与债券利息所得，资本性收入占移民总收入的比例很小。

6．捐赠性收入

捐赠性收入是指从某些捐赠人无偿赠与中得到的收入。一般来讲，捐赠性收入是偶然的，暂时的，不可能是经常性的、长期的，而且是少量的。捐赠性收入对移民的长期收入构成不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捐赠性收入常常发生于少量的非常贫困的移民身上不具有普遍性。

二、影响中国非自愿移民收入的主要因素

1．制度性因素

制度变革是影响非自愿移民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关非自愿移民的政策措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再适用，移民政策对移民收入的保护功能弱化。而且，由于移民相对于全社会人口而言毕竟是少数，在经济制度转轨过程中很少会专门考虑移民群体的利益，因而我国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移民收入的影响一般要大于非移民。

（1）商品价格决定机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的价格由国家决定，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没有对移民群体制定专门的计划价格，但移民往往比非移民更多的享有价格的优惠与保护。商品价格决定机制的变化，从两个方面影响移民的经济收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移民无优价或平价的国家计划物资可以购买，移民生产成本受市场影响；另一方面，移民生产的产品的卖出价格不再是计划价格，而由市场决定。

（2）就业制度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与“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固定用工制度，因而在农村非自愿移民中，常常基于我国特殊的城乡户籍制度，采取“农转非”的移民安置方式，有不少移民由政府安置进入企业。而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企业人事管理制度正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企业实行减员增效与人力资源结构存量的调整，被安置在企业工作的移民由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劳动技能相对较差，竞争能力差，随时都可能面临失业，面临着失去经济收入的风险。

（3）土地制度

由于我国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是村、组集体所有，并且在项目开发中土地资源的补偿价格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确定的，不能完全反映土地的市场价格。因而非自愿移民一旦丧失土地资源，或数量减少，质量降低，可能无法得到完全的赔偿，主要依赖土地资源或地理区位优势的移民，搬迁后的经济收入水平必然下降。

2．社会性因素

影响非自愿移民收入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移民原有社会体系的瓦解，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社会体系。

（1）文化、教育、卫生

由于移民而使原有的文化教育体系打乱，虽然在移民过程中会重建文化教育卫生系统，但由于重建新系统可能在设备、技术水平、人员配备方面存在问题，会使移民在文化、教育、卫生各方面受到影响，影响移民的生产知识、技能以及健康，进而可能影响移民的经济收入与支出。这种影响是渐渐产生的，不易为人们所觉察，然而影响却是深远的。

（2）社会关系网络

移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移民获得信息变得困难，融洽社会关系，建立相互信任机制需花费许多精力与时间。例如，农村人口外出打工，主要是依靠亲戚，朋友之间相互介绍，相互传递信息与相互结伙而形成的。而移民被动迁移后，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必然会减少移民从原有社会关系网络中获益的机会，延缓移民观念革新的速度，影响到移民劳务收入，生产技术使用等各个方面。

（3）生态环境

由于人口迁移，区域性人口密度骤增，必然影响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在移民过程中虽然强调环境建设，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移民短期收入的需要，往往过度开发或不适当地开发自然资源，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长期的结果是移民需付出高昂的治理投资，影响移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3．经济性因素

中国非自愿移民中贫困问题主要发生在农村移民。由于中国农村经济还主要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农村移民常常是农村经济较落后的人口，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决定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被动移民的发展结果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影响了其经济发展，而且其他的经济资源对其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非常突出。

（1）土地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土地资源本来就极为有限，特别在东部平原地区，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非常低，移民一旦失去土地资源，很难重新获得。土地资源的损失，绝对地减少移民从土地上获取收入的机会。

（2）人口密度

由于移民的安置，使一定区域内的人口密度骤增，人口对区域内资源需求的压力增加，各种利益相关群体的矛盾冲突可能加剧，从而可能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影响移民的经济收入。

（3）生产技能

由于搬迁，移民一般需要重新寻找新的就业形式，新的就业形式就意味着移民要具有新的技能。当移民的文化素质较低时，移民从事新的就业方式，需要学习新的技能，移民若不能掌握新的生产技能，移民就无法适应生产，也就无法获得经济收入。

（4）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由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互为补充，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往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在移民过程中，常常非常重视短期见效的物质资本的投资，而忽略人力资本投资，使得经济发展的持续能力受到限制。特别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移民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减弱，会影响移民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移民的长期收入受到影响。

（5）空间位置变换

移民生存的空间位置发生变换，移民从原有公共设施与公共物品中获益的机会、途径与大小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移民收入的基础发生变化，而且往往由于移民空间位置的变换使得移民参与市场交易的成本增加，从而影响移民收入水平。

三、中国非自愿移民收入风险规避的可能途径

1984年，中国提出了开发性移民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助于移民规避收入风险，减少贫困，尽快恢复到搬迁前的收入水平。开发性移民这一思路是基于以下想法：移民问题不能靠一次性补偿来解决，不能靠生活救济来解决，移民安居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补偿投资与水库移民的人力资源结合起来，改消极赔偿为积极创业，变救济生活为扶助生活，使移民安置与安置区建设结合起来，把被动移民转化为主动移民，从而实现移民安置的长治久安。所谓开发性移民，即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安置移民，也即充分利用安置区的各种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移民资金，有计划的组织移民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建设库区、重建家园。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移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妥善安置，达到恢复与超过移民不搬迁时的生产生活水平，使移民安居乐业，长治久安。

1．开发性移民的原则

（1）恢复原则

开发性移民是利用补偿投资帮助移民进行生产和安置区建设。故补偿是基础，是开发性移民的条件，没有补偿就谈不上开发、发展。补偿的费用的计算应以移民区恢复至搬迁时的生产生活水平为标准，而不能仅以财产损失的实物量为标准来计算补偿费用。

（2）发展原则

开发性移民的目标是妥善安排移民的生产生活，做到不降低移民原来正常年景实际的经济收入水平，并逐步有所提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移民安置过段中，就必须将补偿和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措施，实现移民区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走开发性移民之路。

（3）系统性原则

开发性移民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不能独立地就移民安置论移民安置，在进行开发性移民安置时，应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不仅要将移民开发和安置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移民安置和改善生态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将移民的经济系统恢复与社会文化系统恢复有机的统筹考虑，将移民安置区与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使移民安置区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4）参与原则

开发性移民安置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征地拆迁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对移民进行补偿安置时，移民有权对实物指标的调查统计、补偿标准的确定、安置方案的选择、各类资源的分配、开发性生产项目的选择与抉择及决策等涉及移民个人或集体切身利益的工作发表意见，充分参与，并尽可能将属于移民与村组的权利还给他们。当移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有权申诉。充分的公众参与是确保开发性移民顺利进行，移民的利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手段之一。

2．开发性移民的特点

（1）整合性

由于水库淹没，水库移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移民区的原有社会经济系统结构被打破。开发性移民使移民重建家园，形成新的社区和社会网络，建立新的经济系统和经济结构，从而达到移民区社会经济系统的重新整合。

（2）开发性

开发性移民的关键在于开发，充分发挥库区的资源优势，通过合理的投入和有效的开发活动，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促进库区的发展。开发性移民是移民安置的根本出路。开发性移民与单纯安置补偿的传统做法相比，它有利于充分利用库区资源；有利于合理利用移民经费，提高投资效果；有利于安定团结，实现移民妥善安置。

（3）可持续性

开发性移民的方针是通过开发创业，使移民安置与库区建设和发展结合起来，移民安置和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使库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可见，保持库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开发性移民始终遵循和追求的根本目标。

（4）机遇性

水库淹没是对原有的移民系统的破坏，但在破坏的同时，也孕育着恢复和重建的大好机遇。开发性移民实现了移民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在复建过程中可以去弊存利，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潮流的思路去规划和建设移民所在地的社会经济系统。因此，水库建设给移民带来了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建设库区机遇。

3．开发性移民收入恢复途径

（1）开发移民的生产技能

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的收入主要是由个人的知识，技能所决定。我国非自愿移民中收入低下者，除了物质资源缺乏外，移民的生产技能普遍低下是其主要原因。例如，我国水库工程移民大多是位于交通不发达的贫困山区，移民的生产技术与技能十分落后，而且传统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其农业生产技术、模式、产品品种常常是多年一贯制。“治穷先治愚”，当移民具有多种生产技能时，移民可以规避单一生产技能下的潜在风险。这也是中国许多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长期经验总结。

（2）制度变革与管理创新

在宏观经济体制与政策发生变革时，与移民有关的政策理所当然要及时调整，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宏观经济体制与政策的变革给移民所带来的损失。同时，在移民管理上要加强创新，如在项目开发中为老龄移民提供养老保险，建立移民参与机制等。

（3）转移移民劳动力

由于失去土地资源，劳动力大量富余。如果不能转移富余劳动力，巨大的就业压力可能导致移民经济发展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区域产业结构转换慢，产业结构升级阻力大，经济增长放慢，从而使移民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在发展经济中要及时地将富余的移民劳动力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移，从安置区向安置区外进行转移，建立移民集镇，以乡镇经济带动移民发展。

（4）建立健全保护移民利益的法律法规体系

移民已经为工程项目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其自身权益理应得到保护。因此，要从根源上消除移民贫困等突出问题，加强有关非自愿移民的法律制度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四、结语

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项目开发中的非自愿移民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会严重影响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对非自愿移民的核心问题——经济收入途径与风险所进行的初步探讨，与其说是对非自愿移民问题的研究，不如说是给从事社会学、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的学者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希望为开展我国非自愿移民重建问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篇5

收入分配对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有直接影响。鼓励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收入，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也就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相反，收入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在一个单位内部同工者不能同酬，在全社会收入向少数人倾斜，就会使多数人产生不满情绪，降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各国研究证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大小与社会治安案件发案率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大则治安案件发案率高，反之则低。分配政策与我们党的宗旨密切相关。我们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讲，就是要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效调控收入分配差距，会使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能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提高。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甚至是两极分化，让极少数人过上奢华的生活，而大部分人的生活却未能改善，将会失去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和信任，这是我们党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社会保障制度有着维持社会稳定，调节经济发展等项功能。正如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断言的：“一个想从社会那里得到养老金的人是最安分守己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得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将同样得到证明。社会保障具有十分有效的平衡需求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时期，社会保障通过给失业者、老弱病残者的扶助，增强了这部分人的购买力，抑制了个人收入的减少趋势，消费需求随之增加，社会总需求也相应扩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消费需求不足的特殊时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扩大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经济高涨而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支出相应缩减，社会保障基金因此增大，减少了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最终又使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就业是前提，没有就业，就谈不上收入分配，个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保障，积极促进充分就业，通过收入增长的途径，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源头解决社会致贫的根源；收入分配是建立在就业基础之上的，但国家可以通过对制定法规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最后一道“安全网”，它能够调节由于失业、分配不公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二、有关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监测指标和警戒线

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系，从是否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对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情况进行考察和监测就是十分必要的。这里，首先需确定考察和监测的若干统计指标，并运用这些统计指标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进行监测和预测，再综合各种因素确定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若干警戒线，从而可以及时或提前发出预警信号，以便改善和加强有关工作，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有效运行。

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指标和已经成熟的统计方法，涉及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统计指标是比较多的。各项统计指标和数据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国家统计系统的资料取得。虽然各项指标数据都很有价值，但作为宏观监测指标，还是过多过繁。因此，有必要选择某些核心指标作为监测的基础，并确定其警戒值。我们认为核心指标可以是以下6个：

（一）GDP增长率

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经济发展可以带动就业增长，可以使居民收入增加，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因此应成为首要的核心统计指标。在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溶为一体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形势也密切相关，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确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否适度不能离开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为此，我们将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作一个比较，如表1。

表1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GDP增长率比较%

年份世界中国中国—世界

19884.411.36.9

19902.24.22.0

19952.79.06.3

19982.57.85.3

19993.37.13.8

20004.78.03.3

1988～20003.49.46.0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表1可以看出，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世界平均速度。但是速度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这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在前几年有所好转，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经济总量逐渐增大，不可能再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

从上述趋势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速度比较，在“十五”期间高出3至4个百分点左右应属正常的，到“十一五”期间由于中国经济总量进一步增大，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2至3个百分点应属正常。我们认为这两个区间指标值，可以作为对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值。如果低于上述区间，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慢，如高于上述区间，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

（二）国家财政收入总量及增长率

国家财政收入总量大，就可以用较多的财力去解决失业、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快，上述各方面的支出也可能增长快，这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自1993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均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稳步上升。但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普遍高于20%以上，参考国际通行标准，考虑到未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应从现在的15%左右上升到20%左右。因此我们认为，“十五”期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快5至7个百分点应属正常。这个指标值可以作为财政收入状况的监测指标。至于“十一五”及今后更长时间，国家财政收入的发展趋势尚难预料。

（三）城镇失业率

这必然是判断国家经济安全状况的核心指标。但我国对这项统计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还有一个过程。目前我国政府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不能客观反映城镇劳动力的失业状况，必须使用国际通行的调查失业率，本课题以下的分析也以调查失业率为依据。

由于目前的登记失业率不能客观反映城镇劳动力的失业状况，很多专家学者以自己的方式推算了我国城镇劳动力的失业率数据，但高低相差很大。有的在10%以内，有的在20%以上。出现如此大的差距，除了计算方法不当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一些认识上的原因：

我国的就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这其中有单位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以及城镇各种工作不饱满、收入较低的就业人员。就业不足是就业的一种状态，而不是失业的一种状态。因此，不能把就业不足人员视为是失业人员。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就业不足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重要高得多。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失业保险面比较宽，失业保险水平也较高，劳动力失业后普遍享受失业保险，生活有了保障。因此，有“盼失业”之说。但我国的失业保障面还比较窄，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还比较少，失业保险水平也低，很多劳动力失去工作后也就失去了生活费来源，因此都力求能再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就是处于就业不足状态也比失业强。二是我国各类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还没有完全改变“铁饭碗、大锅饭”的机制，单位不能根据生产和工作任务状况随时增减人员，就使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就业不足状态。三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还不健全，再加上户籍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劳动力还不能完全自由的流动。就业不足人员实际上也是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可能要成为失业人员。分析就业不足人员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就业问题主要形式既存在一批失业人员，更多的是大量存在的就业不足人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确立，就业不足人员将向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两个方向分化，失业问题将进一步突现出来，失业率仍将是反映我国劳动力就业状况的主要统计指标。

作为一项综合性指标，对失业率的判断还要受若干重要因素的影响。

1.进城农民工占失业人员的比重

在调查失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土地的进城常住的农民工，前几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中户口为农村的在调查对象中约占30%左右，在失业人员中约占失业人员7%左右，我们认为这个比例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农村劳动力进城后也可能处于失业状态，但一旦失业则不可能在城镇久留而很快返回农村，当其归属土地后则应视为是有业的。虽然目前有关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已将这部分人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增加保险费的征缴额，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部分人是不可能正常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因此，这部分人的失业后的思想、经济状态与城镇人口还有较大的区别。如这部分人占的比重大，则可容许的失业率应高些，反之则应低些。

2.失业保险的实际覆盖面

失业保险覆盖面大，失业人员生活有保障，对社会稳定肯定有益；失业保障面大，收缴的失业保险金也就多，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也会增强。可容许的失业率也就能高些，反之应低些。

3.失业保险水平

享受失业保险的人员每月能领取多少失业保险金，对失业人员的经济、思想状况以及失业率的变动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失业保险金较高，失业人员失业后仍能有较体面的生活，则思想可能较稳定，但找工作的积极性可能会降低。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失业保险金过高，一些人觉得失业后比工作还要实惠。前几年西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失业率一直在1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但并没有对社会稳定造成大的威胁，失业人员生活水平尚可是一个重要原因。反之，失业保险金较低，造成失业人员生活水平下降过多或生活发生困难，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大，但也会促使失业人员积极去找工作（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保险与失业的悖论）。我国《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失业保险的低水平是较合适的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有一支一定规模的失业大军是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跳槽”、“选业”等现象，社会上必然始终存在一定量的失业人员，经济学家把这类失业而导致的失业率称之为“自然失业率”。处于自然失业率时又称充分就业。各国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自然失业率最低为3%。市场经济国家对失业率“度”的掌握大体标准是：5%以内的失业率属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左右属劳动力供给宽松型，8%以上为失业问题严重型（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失业率达两位数才能说是严重型）。美国90年代一般认为充分就业的标准是5.5～6%的失业率，低于5%就认为是劳动力供应紧张。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工作目标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失业率降到最低点应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我国又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把失业率降得过低也是不现实和不必要的。因此我们可以大体参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提出的标准。

由于我国的失业保险覆盖面还在扩大，预计将扩大到全部失业人员的40%左右。因此在失业保险覆盖面为40%，农村劳动力占失业人员25%左右，失业保险金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的前提下，我国失业警戒线拟掌握在（如表2）：

表2我国城镇的失业警戒线%

安全基本安全有风险有重大风险危机

345710

按2000年底资料计算，目前全国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约在22500万人左右，因此1个百分点就是225万人，7个百分点就近1600万人。这个绝对数还是相当大的。

（四）基尼系数

这是国际通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情况的综合指标。其计算方法也很成熟，我国多年来已利用此项指标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情况。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居民收入差距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呈倒U型变化。经济专家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我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对刺激经济增长有一定好处；但我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共同富裕。因此，我国政府不应允许居民收入无限制的扩大。因此，我国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拟掌握在：

表3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警戒线

安全基本安全有风险有重大风险危机

0.30.40.450.50.6

（五）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是城乡两元社会的特殊国情，在考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应给予特别的关注。目前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资料主要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乡村居民的纯收入。对这两项指标的可比性，有的学者有一些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没有包括或低估了一些福利性（如医疗、住房补贴等）收入，也有一些人认为由于城乡居民支出结构存在较大差别，乡村居民收入的“含金量”要高于城镇。上述两类分析虽都有一定道理，但由于缺乏较全面的统计资料作为支撑，因此还难以作为重要因素在分析中加以考虑。因此，本文还只能以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权威资料作为分析的依据。

在判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性时，还应考虑我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如我国目前在城乡所实行是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城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乡村则一般可生两个（近几年在少数经济发达的乡村也开始提倡生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政策还更宽些。生育子女多，负担系数大，人均收入水平必然相对下降。由于生育政策的不同而引起的收入水平的差异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分析时可考虑扣除这一因素。现以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例（因1990年生育的子女现在还没进入劳动力年龄），当时妇女总和生育率（即妇女在生育年龄共生育子女数）乡村为2.6，而城镇仅为1.6。乡村比城镇高62.5%。考虑到1990年以后乡村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降低，因此我们以0.7（略低于实际数）作为缩减比例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调整，其结果如表4：

表4城乡居民收入缩减分析

年份居民收入（元）缩减比值

城镇乡村比值

19901510.2686.32.2001.54

20016860.02366.02.8992.0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科统计局。

从表4可以看出，扣除生育子女的因素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小的多。按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和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经济的发展状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般在1.7:1是安全的。但近2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年份也大于1.7:1，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很大的，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综合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和我国几十年的发展状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警戒线（不扣除生育因素）拟为（以乡村居民收入为1）：

表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警戒线

安全基本安全有风险有重大风险危机

1.72.02.53.03.5

（六）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能力

社会保障基金是政府立法强制征收的专项计息基金，是广大参保人员的“养命钱”和“保命钱”，是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如果发生资金筹措不足或管理不善而引发无能力支付的情况，特别是如发生不能支付退休金的问题，将直接引起离退休人员的不满，并能很快引发诸如上访、静坐以及冲击政府机关等类群体性不安定事件，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西方将这类事件称为社会保障的“定时炸弹”。因此，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支付能力这两类指标也应是判断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核心指标之一。

通常用基金率来衡量当期失业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当期失业保险基金率(I)是当期期初累积基金(T)与当期预计基金支出(M)之比，计算公式为：I=T/M

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篇6

一、粮食价格持续低迷，粮食生产几近入不敷出的格局

从粮食投入产出的数据来分析，90年代末期，粮食市场价格的持续低迷，加上物质费用和农民种地负担的大幅升高，使得农民种粮的纯收入水平大大缩减。

2000年，襄阳县种植水稻的亩纯收入率基本为零。种植小麦已经处于亏本状态，1999年亏本尤其严重。种植玉米也严重亏本，1999年和2000年亩纯收入率仅分别为-32.43%和-18.32%。这还没有考虑劳动力成本。如果考虑劳动力成本的话，亏本幅度更大。

泰和县属于典型的稻谷产区，一年两季，我们对泰和县的早籼稻和晚籼稻的生产成本和收益的分析表明，90年代早籼稻生产效益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1992年，每亩早籼稻的纯收入为37.39元，到1996年一直增加到306.87元，4年间增长了7倍。之后，早籼稻的效益不断下降，2000年仅为111.75元，仅为1996年的36.41%。1992年，早籼稻生产亩纯收入率为25.28%，之后一直增加到1996年的59.65%。增加的原因主要为粮食收购价格的上升，并由此而带动的投入水平的提高，亩物质费用也相应由1992年的103.06元增加到1996年的187.09元。之后，早籼稻生产效益逐年下降，到2000年下降到36.42%。如果将劳动工日作价，并考虑相关费用，种粮已经出现亏本。以2000年为例，根据泰和县的标准，每亩早籼稻生产平均需要17.3个劳动工日，每个劳动工日作价10.56元，劳动力成本则为182.69元。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泰和县早籼稻生产平均每亩亏本70.94元。

泰和县90年代晚籼稻生产的效益也经历一个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1991年，每亩的纯收入为104.25元，到1998年增加到331.57元。到1999年，晚籼稻的生产效益开始下降，亩纯收入为146.46元，不及1998年的一半。虽然2000年生产效益有所回升，但仍然只有202元。根据泰和县的标准，2000年每亩晚稻生产平均需要日16.8个劳动工，平均每个工日10.56元，劳动工日作价177.41元。如果考虑这一因素，则2000年种植晚籼稻基本上不赚钱。

二、农产品销售不畅，农业结构调整的效益难以充分发挥

从3个县来看，近年来，县乡政府在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结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鄢陵县比较成功地推进了以发展花卉业为主的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全县花卉苗木栽培面积在1995年到2001年的短短5年时间里，由1.8万亩发展到14.8万亩，已占全县耕地的1/6，从事花卉苗木产销服务的达数万人，已成为全国北方最大的花木产销基地。泰和县近年来在引导农民发展优质早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0年优质稻种植面积占水稻播种总面积的67.2%，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优质稻亩产值比一般品种增收8.245元，仅此一项，全县种粮新增产值达439.46万元，农民人均增收11元。襄阳县近年来从自身优势出发，大力发展优质油菜，目前“双低”油菜已占100%。

尽管3个县农业结构调整都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总体上来看，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度和力度都不够，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3个县，农业结构调整面临的突出困难是农产品销售不畅。以优质稻为例，在泰和县，我们发现，并不是粮食品种优质化了，结构调整就成功了，粮食价格就上去了。1998年以前，泰和县的优质稻米最高价格高达1～1.5元/斤。因此，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泰和县大力推广了优质品种。随着优质稻种植面积的快速增加，到2000年早稻优质品种率已经达到60%，晚稻优质品种已经达到70%以上。之后，优质稻的价格大幅度下跌，而常规稻米则仍可维持较高的价格水平。到2001年夏季，优质稻米的价格下降到了0.61~0.62元/斤，而常规早稻米的价格则恢复到0.45元左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常规早稻米具有市场需求。再如泰和乌骨鸡，1995年前后，市场价格暴涨，销售形势好，根据当时市场测算，每只乌骨鸡可盈利2元。于是全县养鸡一哄而上，不到1年乌鸡市场价格急剧下滑，导致全县百分之八九十的专业户亏损严重，难以为继，有的不得不含泪捣毁鸡舍、宰杀母鸡。

在居民恩格尔系数和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明显下降，而人口的城乡分布格局并无多大变化的背景下，农业增长越来越面临着强烈的市场需求约束。在传统农区，如果不在开拓农产品市场上下功夫，仅靠传统的经验，即农产品的增产和提价，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结构调整，显然已经不足以解决农民增加务农收入所面临的困难。

三、农村就业不充分,人口资源配置结构严重失衡

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是传统农区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目前劳均耕地襄阳县为2.4亩，鄢陵县为2.8亩，泰和县为3.5亩。而每个劳动力一般可承担水田4~5亩,或是旱地10亩，以此计算，3个县存在十几到二十几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此外,还有季节性的剩余劳动力。一般是“四个月种田，七个月休闲”。

农业的技术进步，使种植业的用工量趋于减少，这又剩余一部分劳动力。按襄阳县农业局1991年以来的调查，近十年来五种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亩用工，除小麦下降较少外(减少4.5%)，其他都下降了12～29%。全国的趋势也是如此，1990～2000年全国稻谷、小麦、玉米、油菜、棉花平均每亩用工一般下降了29～34%。

从3个县调查看，近年来，县域内的国有企业亏损、破产增加，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襄阳县提供的材料显示，县直的34家企业资产负债率大都在100~200%之间。34家企业共欠银行本金10亿元，企业人均负债3万元。据县劳动局提供的数字，2000年县属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82元，实际上有50%的职工已不在本岗位，自谋生路。34家企业中只有9家能正常生产、4家停产、21家不能正常生产。襄阳县主管领导认为，现在中央的政策是管大不管小，而县级没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地方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差，基本处在银行不贷款、政府不扶持、职工不出资的境地。

从1997年起，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乡镇企业处在产品结构调整、内部转换机制和严峻的市场竞争之中，加上乡镇企业本身的问题，乡镇企业发展开始走向“低谷”，吸收农民就业的能力已大大下降。不仅如此，盲目发展乡镇企业，给银行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也使各级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襄阳县是湖北省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县，乡镇企业产值在全省居第二位。乡镇企业吸收了1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每年可以提供1600万元的地税收入。乡镇企业在发展初期主要靠国家税收的优惠和财政周转金的支持。随着国家税收政策的规范化，税收优惠的减少，财政周转金的取消，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加上乡镇企业本身的问题，从1997年起，乡镇企业发展开始走向“低谷”，纷纷破产、倒闭。乡镇企业在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地位已严重削弱，农民来自乡镇企业工资收入的增长率已显著下降。1997年全县乡镇企业年总产值达274亿元，到2000年，产值下降到175亿元。调查中发现，乡镇企业有很大的“泡沫”。县里的主管干部讲：现在乡镇企业的数字仍有60%的水分。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村办企业产值报了1200万元，实际只有40万元左右。从襄阳情况看，倒闭后的乡镇企业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全县乡镇企业转嫁到财政负担的债务总额在5302万元以上。全县村一级因开办企业负债1.34亿元。有的基层干部讲，乡镇企业由财政的支柱变成了财政的压力。

在河南省鄢陵县的调查中发现，乡镇企业情况发展的特点和问题与湖北襄阳县有相似之处。2000年全县乡镇企业共有8059户，从业人员5.1万人。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48亿元，增加值11.7亿元，实现利润59787万元，税金4443万元，上缴财政2500万元。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现在乡镇企业的总产值“水分”仍然不少。当地两个乡的领导讲，“乡镇企业的数据都是应付上级的，实际不是那回事”。县乡镇企业主管领导也承认统计数据有一定的“水分”，但“这是上面的指标任务，不能怪我们，指标是层层下达的。”鄢陵县乡镇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吸纳就业1990年为59740人，1994年增加到近7万人，此后出现下降，到2000年，吸纳就业仅为51404人，比1990年还降低14%。泰和县近5年乡镇企业没有发展，乡镇就业人数也出现下降。

传统农区乡镇企业发展缓慢，究其原因，有以往以行政方式办企业及企业制度问题造成的失败，有当地农民购买力薄弱和市场不景气的影响，也有农业半自给经济环境下人们缺乏办企业所要求的市场观念、技术和经营管理素质的制约。导致目前传统农区农业剩余劳力就业门路狭窄，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源。

四、农民负担总体水平过重，收入越低的农户负担越重

根据我们对3个县的抽样调查，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103元，而人均负担量是252元，负担量占农民人均纯收入近12％。这个水平相对于其他地区并不算特别沉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均收入不到1400元的襄阳，人均税费负担总额为389.37元，农民负担占纯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8％。

由于农民的负担与农民经营的耕地面积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通过分析农民负担与耕地面积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揭示农民的负担状况。从三县的调查情况来看，亩均纯收入为407.31元，亩均农民负担为109.44元，亩均负担占亩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6.87%。这样，在扣除各种负担以后，如果考虑劳动力成本，种地基本上就不赚钱了。

襄阳、鄢陵和泰和县样本户种植业负担情縚

从调查农户看，越穷的农户相对负担越重。人均纯收入在500元和1000元以下的农民，人均各种负担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高达36.22%和38.50%。这个负担水平相对于任何行业的劳动者都过于沉重。人均纯收入在1000~2000元的样本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0.42%。而人均纯收入在2000~3000元和3000~5000元的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则为7.87%和8.12%，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户，负担水平为4.17%。可见，即使总体的税负水平并不高，但由于越穷的农户所要承受的税费越高，所以农民负担问题依然严重。

不同收入水平农民负担状况比较

根据调查所收集到的近10年有关数据进行计算后发现：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平均来看，农民负担连年增长的趋势并未扭转，而且，个别项目的增长率更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鄢陵全县农业特产税1992~2000年间平均每年递增43.2%，而大马镇则高达54.8%！鄢陵全县和马坊乡、大马镇以及襄阳县的太平镇的“三提”和“五统”均以两位数的增长率递增，最高的乡镇年均递增率分别接近20%和30%！

五、县乡财政严重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直接转化成农民负担

在调查的3个县中，泰和县财政情况较好，就该县目前财力而言，财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只能勉强保证工资的发放。鄢陵县的日子要比泰和难过，财政已到了即使什么都不干，工资也无法保障的地步。襄阳县财政状况是最困难的，实际上已成为“半饥饿”财政。从调查情况看，县乡财政都很困难，但乡镇财政的困难要比县直财政大得多。乡财政已不是传统意义上财政收入保工资的“吃饭”型财政，已经恶化为一种运转更为艰难的“讨饭”型财政。由于财政信用程度下降，“讨饭”也越来越难，乡财政实际上已接近崩溃的边缘。调查中，许多县乡干部叫苦连天、怨声载道，有人把县乡财政困难状况写了一副对联，始则：拆东墙补西墙，墙墙是洞；借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继则：拆东墙补西墙，无墙可拆；借新债还旧债，无债可借。横批：日子难过。

县乡财政大范围的出现入不敷出，说明相当一部分县市都面临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县乡政府普遍面临的公共财政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农民负担状况与县乡财政困难是联系在一起的。县乡财政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

首先，县乡财政入不敷出导致基层政府对农民过度征税。从3个县来看，农业税收在乡镇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2000年襄阳县农业四税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4.5%，泰和为27.6%，鄢陵为50.7%。如果考虑到工商税收中的屠宰税来源于农村养殖业的因素，涉农税收在乡镇财政收入中的份额则更大。调查发现，近年来，由于工商税收增长难度大，财政压力较大，乡镇政府为维持日益庞大的机构运转，不得不用农业特产税等税目来弥补其他税源的不足。因此，不断加大农业特产税的征收力度。调查发现，农业特产税一般采取按人头平均分摊到户的办法，征收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随意性，据实征收流于形式，征过头税的问题相当严重。襄阳县现有农业特产税源据测算为850万元，但年度任务却为4600万元，税源仅占任务的18.48％。当问及为什么下达这么高的税收任务时，县地税局和农税局的负责人讲，下达农业特产税任务不是以农业特产税实际收入为依据，为了保吃饭，现在完全是“以支定收”，下达的地税任务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远远超出了企业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农业特产税已成为地方税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已演变成增加农民负担的新渠道。

其次，在没有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各种开支的需要，地方政府就不得不借各种名义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从而使得农村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急剧膨胀，使农民非税收负担急剧增长。“费大于税”现象普遍存在，“三乱”和收费加码问题严重。从3个县的总体情况看，在农民负担的税费总额中，税不到1/3，而费超过了2/3，其中不规范的收费和集资占农民负担总量的1/3，“三提五统”则超过了1/3。简言之，三个部分的比例大致是1∶1∶1。即使我们分开3个县来看，税收比重最大的泰和县也只有46％，不到一半。而“费大于税”最为严重的是鄢陵县，在所有的负担中，税收只占18％，有82％是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由此可见，费大于税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分县来看，在湖北襄阳县，不规范的收费和集资占到农民负担总额的39％，而在河南鄢陵县和江西泰和县，这个项目的比重分别只占23％和2％。这个差别表明，在不同的地区，农民负担的结构极为不同。这种状况当然与地方政府对于不规范收费和集资的监管力度有关。在管理较为严格的地区，这种收费占农民负担的比重就比较小。县域之间的结构差别反映出，虽然中央政府对于税收和收费尤其是“三提五统”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却存在明显的偏离。仅在这中部地区人均收入相近、产业结构相类似的3个县中，税费结构的差别就如此之大（税收分别占28％、18％和46％）,我们可以想见，在全国范围内此种差别该有多么突出了。

再次，县乡财政压力迫使基层政府大规模举债。襄阳县直接的财政债务为28925万元，占2000年全县实际可支配财政收入的140.3%。镇级负债2000年清查时为3.3亿元，2001年6月清查为4.1亿元，全县17个镇都负债，镇级平均负债2411万元。泰和县财政债务为9000多万元，占可支配财政收入的57%。鄢陵县县乡两级财政共负债1.4亿元，其中县财政负债1000多万元，主要是乡镇负债。我们调查的大马乡2001年财政累计净负债达446.7万元，马坊乡债务是556万元，这两个乡镇财政债务占实际可支配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95.4%和370%。

村级债务与县乡财政困难也有密切关系。从12个村庄的调查情况看，县乡政府对村庄一级几乎没有任何的财政补助，村庄都是财政净流出。每个村庄平均缴纳的税费为39.7万元。村一级收入主要有村提留款、村办企业上交承包费、集体土地出租收入、集资款等。平均每个村庄收入只有9.5万元。调查的12个村庄有10个负债，平均每个村负债35.1万元。调查发现，村级组织的大量负债实际上用来弥补县乡财政的缺口。襄阳县全县村级共欠基金会1.2亿元，共向个人借债7.1亿元，这些债务中用于为农户垫付税费形成的村级债务为4.4亿元，占全县村级债务的47.8%。12个村的债权为226.5万元，平均每个村18.9万元。这些债权主要是农民欠交的税费款，大部分是很难收缴回来的。

最后，县乡财政危机使县乡政府无力提供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很少能造福于民。由于财政困难，在保证工资发放和运转后，县乡政府已无财力干其他事情。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和教育集资。1990～2000年期间，在襄阳县教育经费中，各级财政预算拨款占40.7%，其中乡级财政占34.36%，县财政占6.25%，省级以上专款仅占0.1%。乡镇最弱的一级财政承担着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这一最繁重的任务。目前，县乡财政对卫生部门实行差额拨款，只负担卫生部门人员工资的15%左右，而上级财政对县乡卫生事业的投入几乎没有，导致乡村卫生服务机构设施条件差，提供的卫生服务质量不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医疗费用急剧上涨，农民的医疗负担相当重，导致很多农民支付不起就诊和住院所需的医疗费用。调查的3个县农民完全处于自费医疗的状况，农民看不起病和因病致贫的问题比较突出。

财政危机向农民的转嫁，使基层政府与农民处于利益尖锐对立的状态，已成为可能引发农村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一些基层干部讲，他们肩上压着两副重担，一副是减轻农民负担，另一副是保证干部教师工资发放。财政供养人员工资主要来自向农民收取的各种税费，要减轻农民负担，工资发放就无法保障；要保工资发放，农民负担就减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对立关系。

六、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需要的中小型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

对襄阳县农业投入情况的调查表明，由于财政困难，农业投入总体状况在恶化，特别是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更是令人担忧。襄阳作为一个拥有14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财政每年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只有1000多万元，相对于农业发展的要求，显然是杯水车薪，少得可怜。调查发现，县财政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数字除了每年近20%的上级拨款外，剩余的80%都是虚数。1997年至2000年，财政支农的虚数达到4310万，相当于实际支出的4.3倍。县财政局的人讲，按照《农业法》规定，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不虚增财政支农支出，财政预算方案在每年的人代会上就通不过。该县反映，中央出台的各种法定支出比例太多太大，如教育支出增长要高于可用财力的增长；“科技三项费”支出要达到总支出的1％，并且要适当增长；文化事业费支出要达到总支出的1％；农业支出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等等，这些法定支出项目已占到每年全县新增财力的40％以上，地方财政已难以承受。实际上，全县每年的可用财力增长仅8%左右，新增财力连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保不了，根本无法保证法定支出。现行行政体制下，人员和机构恶性膨胀，使财政预算的约束无能为力，而法定支出太多，又肢解了预算。从襄阳县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县乡财政主要是保证本级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转，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依赖中央和省一级财政的支农专款，县乡本级财政对农业几乎没有多少投入。

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一般都要求地方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从调查情况看，地方配套投资到位率低，已经成为影响农林水利等基本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问题。襄阳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1998年至2000年该县还被列为鄂西北重点农业综合开发县之一。对农业综合开发和商品粮基地建设，国家每年都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要求地方财政要有相应的配套资金。调查发现，中央的专项资金基本上都能到位，而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很低。襄阳县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五年来，累计完成国家商品粮基地项目投资2002.35万元，占计划投资的76.25%，其中，中央投资1249万元，省投资87万元，市县投资56万元，以劳折资610.35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到位率达到98.89%，省级资金到位率为29.79%，市级资金到位率为1.62%，县级资金到位率为7.13%。总体来看，资金到位率仅为53%。1998年至2000年，襄阳县立项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共13个，其中：土地治理项目7个，多种经营项目6个，计划投资4117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889万元，占计划的70%。其中：财政计划投资2080万元，实际完成1643万元，占计划的79%；计划群众自筹1042万元，实际完成822万元，占计划的78%。计划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一是财政配套资金到位不及时，主要是县财政配套存在严重困难，例如2000年中央资金到位率几乎为100%，县财政资金到位率才30%；二是银行部门贷款到位率近乎于零。

在基层财政只能维持低水平“吃饭”的前提下，很难保证中央的财政支农资金能够足额用于农业，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挤占、挪用、转移和乱支乱花等问题就难以避免。在对青海的对照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工资无法兑现，公用经费无法保障，青海省各州县挤占专项资金的做法极其普遍。乐都县自1993年至2000年底，为了保工资发放和维持机关运转等，已挤占各类专项资金3458万元，其中挤占水利专项资金1966万元（包括坡改梯、修水渠等工程）；林业专项资金356万元（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薪碳林建设等）；农业专项资金241.5万元（包括农业综合开发、粮食自给工程、种子专项、农业技术推广等）；蔬菜专项资金267万元；交通专项资金223万元（县乡道路建设），教育助学金50万元等。县财政局长讲，各类来自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只要从财政渠道拨付，都是被挤占的对象。这些专项资金到帐后，首先要被挪用来发工资和支付公用经费。湟中县挤占专项资金的情况比乐都县还要严重。近几年来，为了保工资，保运转，每年占用各类专项资金2000万元左右，累计挤占各类专项资金高达5620万元。从青海的财力情况看，不挤占专项资金，工资的发放确实无法保障，机构的低水平运转更谈不上。2000年全省县乡工资性支出占自有财力的比重为94.6％。湟中县2001年实际可支配财力为7853万元，而工资性支出达10304万元，仅保工资性支出还差2451万元。乐都县2001年实有财力8336万元，预算中工资性支出9493万元，当年可用财力也不足以确保“吃饭”。

世界银行贷款是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重要渠道。江西省泰和县和湖北省襄阳县都争取到了世界银行贷款的支持。江西省泰和县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外资项目共2个，实际利用世界银行信贷资金折合人民币1311.75万元。湖北省襄阳县近年来获得的世界银行贷款为7988.37万元人民币。调查表明，世界银行贷款的使用对改善这两个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两个县在使用世界银行贷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汇率并轨造成的风险难以承受；由于环节过多，导致世行贷款使用成本过高；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相互脱节；项目一哄而起，导致一哄而散；债务的回收难度逐年加大等。由于地方政府外债采取财政扣款形式归还，在债务单位无力偿还的情况下，还贷责任全部压到地方财政身上，政府外债已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政府外债甚至直接转化成了农民的负担。例如，从2000年开始，襄阳县农民负担卡上多了一项新的内容：世行贷款还贷。我们在入户调查时发现，几乎没有农民能搞清楚这项收费是怎么回事。伙牌镇李食店村7组会计李世文问我们：只知道县里有农行、工行、建行和中国银行，怎么又冒出来了个“世行”？再说，村里从来也没有从这个银行借过钱！他根本不知道“世行”是一个什么机构，更搞不明白为什么全村农民要来还这个“世行”的贷款！据了解，“世行”贷款是用于丹江引水工程建设，按市里的规定，凡在灌区内的乡镇都要承担还贷任务，该县共分摊了6000多万元还贷任务，由于财政困难，这些任务只能分摊到每个乡镇和农户。太平镇领导讲，该镇农民很少用丹江引水工程的水，将还贷任务平摊到每个农户是很不合理的，但还款任务是上面压下来的，乡里也没有办法。县里领导也承认，这个工程县里确实可以受益，但上面分配的还款负担太重，农民用水已经交了很高的水费，再让农民承担还款任务确实不合理，但县里也没有办法，县财政没有能力还这个钱，只能平摊到农民身上。调查中了解到，农业综合开发还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贷款到头来转换成了农民负担。

根据三个县的调查，影响农民增收减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相对稳定的投入渠道。农村中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乡村道路等设施，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条件。按照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投资体制，中央政府投资主要负责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很难直接覆盖到广大乡村，省级政府投资也主要用于同中央投资配套搞大中型项目，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职责在基层的县（市）和乡镇政府，中央和省级政府仅对个别地区和特殊类型的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进行适当补助（如老少边穷地区等）。县乡政府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连国家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都难以真正落实，对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几乎没有。因而，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实际上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集资和投劳。基层干部为了追求政绩，不顾当地情况、农民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大量向农民集资集劳修路、改水、建学校等，已经成为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重要原因。

七、县域金融机构陷入不良贷款奇高和经营严重亏损的境地，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支持极为困难

各大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分行处境极为艰难，最主要表现为高比例的不良贷款和经营亏损。到2001年8月底，河南鄢陵县几大商业银行加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不含农发行）高达6.06亿，占总金融资产的60%以上。其中，农行到2001年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为29775万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69.42%；建行在1998年核销贷款2222万，信达公司剥离1388万本金，到2000年又剥离了366万呆帐和180万利息，三年来，核销、剥离共3800万，即便这样，该行也还有6000多万不良贷款，其中540万全部呆滞，还要核销369万；工行有70%属于不良贷款，如按五级划分，更高达90%。

江西泰和县的不良贷款率也不低。到2001年第三季度，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3亿，不良贷款比例是42.9%。这还是在剥离以后的数额，剥离以前更高达60%。其中，农行剥离近7000万，中行790万，建行700万。建行到2001年为止，不良贷款3147万，不良率30%，还在继续恶化；工行去掉剥离，还有36%，共6016万；农行的不良贷款，到2000年末，有1.2428个亿，占55.79%。

襄阳县的状况则更令人担忧。工商行2000年12月不良贷款4.7亿，2001年5月5.6亿，情况还在逐步恶化。建行原有1.6亿不良资产，2000年已全部剥离，其中逾期2665万，呆滞5068万，坏帐958万。农行截止2001年月5月末，全行常规贷款余额74873万元，其中正常贷款余额20986万元，占28.03％，不良贷款余额53887万元，占71.97％。

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信用社不良贷款比重高，贷款质量差，严重地制约着信用社的经营与发展，甚至危及生存。襄阳县农村信用社截止2000年底，不良贷款高达36169万元，占贷款的84%，其中：逾期贷款7769万元，呆滞贷款7628万元，呆帐贷款10774万元。到2001年6月份，全县信用社不良贷款达到4.078亿元，占贷款的94%，全县信用社正常可用资金只有4000万元。鄢陵县农村信用社截止2001年8月底不良贷款2.4亿元，占各项贷款的46.2%。泰和县到2001年9月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为8109万元，占贷款总额的45.76%。

尽管信用社的金融支持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它自身的经营与发展却不容乐观。鄢陵农村信用社在1994~2001年8个年头中，有5个年份是亏损的，只有3个年份小有盈余，历年来累计亏损3300万元。全县12个信用社中,资不抵债的有10个，资不抵债金额高达2757万元。泰和农村信用社累计亏损为1700万元。襄阳信用社情况更为严峻，该县信用社历来亏损总额达1.9亿元，2000年亏损3994万元，2001年到5月份已亏损900万元。

从银行自身的营运状况来看，高比例的不良贷款已使它们不堪重负，陷入十分艰难的困境。从3个县来看，由于企业经营状况逐步恶化，加上不规范的改制，导致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一些企业破产后，县乡政府也不承认原来抵押登记的财产，企业的信用完全丧失。

这3个县恰逢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急需金融支持。但是，目前真正进入县域的资金数量极其有限，大部分资金不下乡，到不了中小企业，更不要说到农户了，资金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农村资金外流问题严重。我们对3个县的调查发现，90年代中期以后，几大商业银行在县域内的金融活动非常一致，那就是：纷纷向中心城市收缩，县级支行被大幅度撤并，在压缩战线（压网点，减人员）的同时，将主要业务放在了吸收存款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贷款业务越来越少，县内许多企业想贷款也找不到“庙门”。各分行将吸收的存款上存到上级银行，靠从中的利差来维持基层行的运转。

在几大商业银行统一采取“多存少贷”的政策以后，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作用就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了。从农村信用社的运营来看也确实如此。以河南省鄢陵县为例，全县90%以上的农业贷款都来自信用社。即便如此，农村信用社存大于贷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在鄢陵县，到2001年8月底，农村信用社有6.4亿存款，贷款5.2亿，贷存差为1.2亿。其他两个县的情形也是如此。泰和县信用社的各项存款到2001年9月底为3.0794亿，各项贷款为1.7719亿，2001年发放贷款2829万，到2001年9月底，存贷比率为59.4%，上存市联社8000多万，人民银行800多万，转省农行1000万。截止2001年5月底，襄阳县信用社存款总额7.5亿元，贷款余额4.5亿元。由此可见，不仅商业银行在农村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回流到城市，农村信用社实际上也成为农村资金净流出的重要渠道。

除了几家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吸收农民的储蓄外，邮政储蓄对县域资金的外流影响也极大。作为解决邮政系统扭亏为盈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家允许邮政系统开办储蓄业务，通过吸收存款利息和存款上存的利差来盈利。邮政储蓄上解央行的年息为4.6008%，邮局付给储户的年息为2.2508%。央行与邮局分享2.35%的利差，1995年以后则实行利差包干。通过邮政储蓄，地方资金大量外流。从我们所调查的3个县的情况来看，泰和县的邮政储蓄在90年代以后发展加快，现吸储2.6亿元，其中县域3个网点吸储一亿多元，另外一个多亿来自于乡下。全县有3万多打工户，沉淀下来的有4000多万元，每年兑付2个多亿元。河南鄢陵县2000年邮政储蓄为1.6亿元，其中出外打工汇回的为8000万元。湖北襄阳县2000年邮政储蓄为2.8亿元，其中市区1亿元，乡村0.8亿元，城乡结合部1亿元。从以上几大块的资金流动来看，三个县的几大商业银行及信用社都是存大贷小，加上邮政储蓄，导致县域金融资金的严重外流。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发放权过于集中，制约了基层行贷款发放的灵活性和时效性，不适应县域中小企业信贷需要急、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风险大的特点，加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失衡，严重制约了信贷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金融政策的变化也起到了约束银行向地方贷款的直接效果，以下几条是影响最大的：上收审批权限、繁杂的贷款审批制度、严格的担保抵押制度、信贷人员责权与责任不对称等。

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分析非税收入的内涵和理论依据入手,探讨了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一些现存问题,并指出了加强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政府非税收入与“准社会公共需要”相对应,和税收收入一样,都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所必不可少。认真研究和探索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途径对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职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非税收入的内涵

(一)非税收入概念。非税收入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企业主管部门(集团)、政府或行政事业单位委托机构(简称部门和单位)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以及凭借国有资产(资源)、政府信誉、国家投入而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以外的各种财政性资金。非税收入就资金性质而言,与税收相同,都是财政性资金,并与税收共同构成政府收入。

(二)非税收入的种类和范围。按照现行的预算管理办法,非税收入可分为纳入国库管理的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外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和制度外管理非税收入。其中的前两项合并起来,就是纳入财政管理的非税收入。按照来源的不同,非税收入又可以分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和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纳入财政管理。

1.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是非税收入管理中较为规范的部分。其项目的确定均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标准核定也均通过法定程序,收入全额纳入国库,支出由财政部门核拨。这部分非税收入政策调整权限基本由中央财政控制,而且对地方而言比较透明。

2.预算外管理的非税收入。这部分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程度明显低于预算内管理部分,但原则上仍是有轨可循的。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基于特定的背景,国家对预算外管理非税收入的范围做出过数次界定。尽管在不同时期,这部分非税收入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在现实工作中,这部分非税收入实质上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时的财力补充。

3.制度外非税收入。在我国的政府收入体系中,制度外非税收入最具机动性和波动性,而且历史较短,透明度最低,是转轨过程中逐步扩张的收入。制度外非税收入不纳入财政管理范畴,由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直接支配,其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经济建设,而且还用于事业发展、政权建设、社会保障和公职人员津贴等。

二、非税收入的理论依据

政府取得收入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职能,政府职能规定了政府收入的合理性以及形式和数量。非税收入一方面由政府的经济职能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方式所决定。

(一)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总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政府的经济职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发生了相当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只是“守夜人”;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论”,从此政府开始步入经济领域,正式实施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使政府的经济职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20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并行,世界上先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在种种模式之间,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过一个世纪的长期探索之后,人们得出了某些共同认识:

1.市场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率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消除自然垄断、提供充分信息、实现公平分配和消除经济波动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

2.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3.有效的政府包括哪些内容,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与其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经济职能模式,不如针对本国的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有重点地定位本国政府在某个阶段中的主要经济职能,并随着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以修正。正确的思想是:凡是市场能做的,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做。引进政府是为了使市场失灵的范围和程度缩小,使市场机制能够承担更多的配置功能,而不是为了用政府来代替市场。

4.政府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至关重要的,有五项基础性任务处于每一个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这五项任务是: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弱的阶层;保护环境。

5.法制和民主是政府取得日益扩大经济职能的合法性的前提。一旦政府权力失去制衡,不但无从保证政府会自愿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以利于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而且极易导致政府的腐败和滥用权力,最终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现代经济理论把社会产品分为三大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混合产品。按照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部分混合产品。

1.纯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因为纯公共产品是被共同消费的,具有非排他性,理性个人将不会在使用公共产品时自动按价格付费,而是变成“免费搭车者”。因此政府职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和方式来筹集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税收正是这种强制性筹集资金的手段。但税收不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资金补偿的唯一方式,虽然所有个人同时消费同等数量的产出,但他们从同等产出中获得的总收益和边际收益通常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方式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当政府向特定对象提供特定服务时,是不能用税收弥补其成本的,而应采取非税的方式弥补政府所提供服务的成本。

2.混合产品的资金补偿。纯粹的公共产品是不多的,仅有国防、政府行政、外交、司法、公安以及基础教育等。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政府在提供混合产品时,向使用者收取一定标准的使用费,既可全部或部分的补偿其成本费用支出,避免公共服务的过度供给;又可以做到谁收益谁付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搭车”现象,有利于有效抑制消费者对社会公共事业服务的过度需求。因此政府在提供混合产品时,运用收费方式实现资金补偿比征税方式更为合理。收费体现了“谁收益谁负担、多受益多负担”的原则,易被缴费者接受。

三、目前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税收入管理职责分散。目前参与管理的部门较多,造成了非税收入管理职责的分散,肢解和弱化了财政职能。主要表现在:一是非财政部门参与非税收入政策的制定,肢解了财政职能。按现行制度规定,非税收入政策制定和调整的权利并未统一在政府财政部门。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由财政与物价部门联合制定,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被纳入价格管理范畴。这使得财政部门在实践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征收管理分散,财政部门征管职能弱化。按现行制度,非税收入征收工作不像税收统一到税务部门管理,而是分散在各职能部门。各部门非税收入征收计划的拟定和对征收管理的重视程度往往取决于部门经费保障情况。同时,反观财政内部,对非税收入未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缺少责任主体。

(二)征收成本核定流于形式。征收成本核定是编制部门综合预算的关键,是财政部门管理非税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财政系统内部熟悉非税收入政策和项目特点的处室不能负责此项工作,导致财政对各执收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除了按一定比例统一安排之外,其余部门仍然由执收部门安排。这种做法存在三个弊端:一是财政统管能力不强,政府集中调剂资金过小。二是消费性支出比重较大,非税收入的经济贡献率下降。三是部门预算核定不科学、不公平,部门间苦乐不均现象不能彻底解决。

(三)部门利益固化。目前,部门小团体利益的旧观念仍然制约着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工作,一些部门将非税收入视为部门所有,无视非税收入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关规定,收入拒不上缴财政而截留挪用,有的甚至帐外设帐,私设“小金库”。与此同时,一些部门即时将资金上缴财政专户,也是立即要求办理划拨手续,资金管理没有摆脱粗放模式,也没有真正实现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所提出的经费支出按进度、专项支出按计划的管理目标。

四、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思路是:严格计划审核,鼓励合理增收,硬化预算约束,强化支出统筹,增加政府可调剂财力,为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重点工作提供有效的财力保障。

(一)加快非税收入法制建设。法制建设是推进非税收入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从长远看,非税收入的取得必须以法制为基础。从近期看,国家应抓紧研究出台非税收入管理法规,通过政府法规的形式明确非税收入概念、范围,明确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主体地位,界定财政部门与执收单位之间委托和被委托关系,并对非税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收缴分离”和“收支脱钩”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二)加强征收管理

1.建立非税收入征管机构,理顺和强化财政职能。各级财政部门要组建非税收入管理的专门机构,整合财政内部非税收入管理职能,实行归口统一管理,建立完整的非税收入征管体系。

2.科学核定非税收入计划,强化收入预算刚性。要综合项目特点、当年政策变化和上年实际收入等因素进行逐项逐户核算,并合理确定审定程序,提高计划编制的科学性。

3.加强专户管理,建立完整的非税收入核算体系。要随着改革的逐步到位,彻底取消各执收单位设立的过渡账户,部门所有收入均要统一纳入财政非税收入专户,提高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监控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收单位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杜绝违纪资金通过财政缴拨合法化现象的发生。

(三)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部分非税收入要实行增收激励政策,充分调动执收单位积极性,促进非税收入总量做大,弥补一般预算资金不足,实现既鼓励执收部门自觉增收,又增加政府可调剂财力的双赢目的。

(四)硬化支出预算约束。要把非税收入摆到和税收收入同样的地位上,一并作为部门预算的资金来源,按照建立公开、公正、透明、高效的公共财政体系要求,进一步深化非税支出管理改革,统一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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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征收；非税收入管理；综合预算

为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我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多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是我国第一部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非税收入管理已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但非税收入管理也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1、非税收入管理理论缺失

税收、收费、价格、利率、工资等都是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手段，共同构成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体系，它们之间相互制约，从不同角度独立发挥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和收费都是调节国家、企业和个人分配关系的手段，其中税收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实施经济控制的主要手段。收费的主体虽然也是国家，但从目前情况看，实际执行主体是诸多部门和单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收费属政府行为，强调的是成本补偿和谁受益、谁负担等原则，与等价交换无关，主要调节政府与企业或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价格的执行主体是市场，价格的高低是市场的晴雨表，反映市场商品或劳务的供求关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主要调节企业之间或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用价格原理调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必然产生政府权力商品化，导致乱收费行为的泛滥。目前实际工作中都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比照价格办理，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性质界定为价格范畴。这是多年来，多次进行收费整治，但仍然没有走出治理———膨胀———再治理———再膨胀的恶性循环怪圈的最根本的原因。

2、非税收入管理政出多门

现行政策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由中央和省两级审批，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和省级财政、物价部门组织实施。其中项目管理以财政部门为主会同物价部门进行审批，标准管理以物价部门为主会同财政部门进行核准；涉及农民利益的收费要经农民负担监督部门审查同意；基金由财政部门负责；经营服务性收费由物价部门负责。现行地方收费主体有地方财政、交通管理、国土管理、工商管理、卫生监督、公安、司法、城建、环保、教育等多个管理部门，每个部门各有收费名目，而且一个部门收取多种费。这种相互交织、多头管理、多头控制的规定看起来非常严格，实际执行中漏洞很多。一是收费管理主体为两个或多个管理部门，原本是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结果是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甚至扯皮，内耗较多，收费管理重复与空档同时存在；二是把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与标准管理分开，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与“服务性收费”分裂，行政事业性收费与基金分开，人为割裂收费管理的内在联系，实际操作中难以区分，不便管理；三是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搞有偿服务，实行服务性收费，出现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之后或行政事业性收费不能审批的项目，作为服务性收费出现，加大乱收费治理难度。

3、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

我国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方面尚未制定统一的法律或行政法规。《预算法》以及《预算法实施条例》基本不涉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内容。当前，有关非税收入管理的规章制度大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分散或联合发文的决定、办法、通知，法律级次较低，不易协调，实际贯彻执行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一些地方虽制定了地方性法规，但是没有全面涵盖非税收入管理内容。而且在这些政府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中，还有一些是以“预算外资金”为管理对象，对非税收入的分类没有统一明晰界定；对违犯非税收入管理的人或事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和相应处罚或惩治的制度规定，非税收入在征收、征缴过程中还时有不规范行为发生。法律规定的缺失，使得非税收入管理难上加难。

4、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统一的分类口径

财政部收支科目分类改革方案将非税收入分为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资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及其他收入八类。《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将政府非税收入分为行政性收费、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附加）、罚没收入、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收益及其他非税收入，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暂不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各省分类各不相同。以法律形式规定非税收入分类口径、科学划分非税收入范围是做好非税收入征收和统计工作的基础。

5、非税收入数额总体规模偏大

据专家估算，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突破1万亿元，大约为10523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39.8%；中央政府非税收入约为1627亿元，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1.2%；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非税收入为8896亿元，占本级财政收入的74.8%.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政府主要以税收方式筹集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所需资金，非税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补充。与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政府（联邦）非税收入一般占本级财政收入10%以下、省（州）级政府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20%左右、市县级政府非税收入约占本级财政收入的20%-50%相比，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约占本级财政收入11%和75%的比例明显偏高，一些市、县政府非税收入甚至超过税收收入，政府非税收入总体规模偏大，税收与非税收入的比例关系不合理。

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思考

政府非税收入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长期积累形成的。从长远看，必须深化经济、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管理法律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非税收入管理不规范的深层次矛盾，建立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科学、规范、有序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从近期看，应当积极总结非税收入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对非税收入管理做出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1、加快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制建设

目前，非税收入的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等环节，尚没有一套完整、统一、规范、系统的全国性法律制度。特别是由于一些上位法的限制，地方在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方面存在许多阻力。应推动非税收入管理国家立法工作，尽快以国家法律形式对非税收入的性质、分类、范围、征收管理、票据管理、资金管理、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

2、明确非税收入范围和分类口径

科学界定非税收入范围，统一非税收入的分类口径，是做好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工作的基础。目前之所以全国缺乏准确的非税收入统计数据，就是因为各地非税收入范围界定不一，非税收入分类方法不一。

3、统一非税收入管理部门

国家应明确非税收入统一纳入财政管理，改变目前多头管理格局。财政部门代表政府统一管理非税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审批管理统一归口中央和省两级财政部门负责；政府性基金由中央财政部门负责集中管理；公益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管理；专营（卖）收入集中由中央有关部门统一管理，适当照顾地方利益；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政府接受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财政资金利息收入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管理。

4、建立非税收入统计报表体系

政府非税收入在财政收入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已经从“拾遗补缺”演变为占据“半壁江山”。管理规模巨大的非税收入已成为各级政府加强宏观管理、推进依法理财的重要内容，而宏观管理决策有赖于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及时的非税收入统计报表体系的建立。必须运用科学的统计理论和方法，通过对非税收入基础数据资料的搜集汇总、归纳整理和分析研究，为客观认识非税收入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趋势、为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进行非税收入规范管理决策提供参考。建立非税收入统计报表体系，一方面可提高非税收入管理透明度，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公众通过了解非税收入状况及其使用情况可增进对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通过规范的非税收入统计报表体系，财政部门对政府非税收入及其发展趋势了如指掌，能更合理地统筹安排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非税收入管理水平，改变目前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游离于预算之外，由部门自收自用、脱离财政监管的状况。尤为重要的是，非税收入统计报表体系的建立可以改变目前要数据报不出，要情况说不明的窘迫局面。

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篇9

一、非税收入的构成

我国非税收人大体包括三部分：

1.财政预算内的非税收入。主要项目有（1）国有企业上缴利润；（2）各种专项收入；（3）事业和公产收入；（4）罚没收入；（5）基金收入；（6）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等。

2.财政预算外的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税收入主要有（1）由国务院或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2）由省政府或省财政厅、物价局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1999年在邯郸市的收费和基金项目共573项，预算外收入55295万元，预算内收入29267万元，是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40.7%.

3.游离于财政管理之外的收费和集资。这部分收入大都集中在地方政府各部门手中，尤其是县、乡两级。这部分非税收人数量和项目都不固定，收费的随意性比较大。

二、非税收入的现状和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非税收入项目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规模日渐增长。地市合并之初的1993年，邯郸市的非税收入4.5亿元，是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33.8%；而到了“八五”末的1995年，邯郸市非税收入规模达7.9亿元，是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81.8%，到了1999年，非税收入规模攀升到8.5亿元。由此可见，加强非税收入的管理已迫在眉睫。非税收入的日渐增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支持了重点事业和行业的建设，但也积累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1.财政部门未能全方位参与非税收入的监控。作为财政性资金，财政部门应代表政府对非税收入的各个环节实行整体监控。但在旧体制惯性作用的影响下，政府怕影响其积极性，有的还制定了“超收分成”的鼓励措施，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多收费、乱收费的助推力；财政对其管理也是间接性的，是“隔靴搔痒”，一来受“条条”利益的阻碍，二来难以有理有据有效地调剂使用，自然与非税收入的规范化管理要求相距甚远。

2.财税体制不尽完善，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的收入从税种设置上得到了保证。但是，分税制财政体制还不尽完善，与地方之间的事权、财权还不统一。地方税的立法权在中央，地方不得自行开征地方税以筹集资金。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地方要办的事情很多，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甚至一些地方连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财力都难以保证，于是地方政府就依靠收取非税收入的形式来筹措资金。这是引起收费项目多、数额大的体制原因。

3.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一是对其缺乏有效的计划管理，已进入专户的资金，单位仍占据主动权，收支秩序没有规范；二是“条块”利益关系依然维持原有格局，一些单位将收费资金通过划缴上级主管部门，然后再“曲线”返还，逃避当地政府和财政部门的控管；三是政府和财政部门仍难以有效调剂，资金使用过于分散；四是执收主体资金管理和使用不规范，支出随意性大，以费养人的问题严重，不能真正用于专项事业的发展。

4.管理缺乏统一协调。一是由于非税收入“条条”色彩较浓，为系统和部门既得利益，往往出现政策“打架”、争费源的现象。如对水资源的收费，建设部门、水利部门、地矿部门都要收取资源费，而且三部门都有上级的收费文件；二是重收费、轻管理，为了收费而收费，背离了费种设立的初衷。

5.影响了财政运行的稳定。大量收费的存在及其部门利益的直接性，必然影响正常的财政收入，导致地方财政无力配置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公共管理需要，无力扶持经济发展，无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削弱了财政分配的职能。

三、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建议

非税收入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资金来源，在目前仍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但必须加强管理，使其规范化。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制度，取消我国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多头财政”，制止众多的政府部门直接参与GDP的再分配，已刻不容缓，必须把非税收人的所有权归国家，调控权归政府，管理监督权归财政，彻底改变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缺位”和各个执罚、执行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越位”现象，逐步理顺税收与非税收、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

1.统一谋划，进人法制轨道。从目前来看，其立法工作可分两步走。首先，由国务院制定《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条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非税收人的主体、征收原则、征收标准，以及收缴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其次，将非税收入纳入统一的财政预算，对税收和非税收实行分列预算、分别管理，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来源的直接联系。

2.统一收费的征管机构，实行分级垂直管理。在转变对非税收入所有权和使用权性质的基础上，强化收费的征收管理，建立统一的征收管理体系，从国家到地方分别建立起专门的收费征收管理机构，明确其征收管理权限，实行对口垂直管理，分级负责，建立起上下结合、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监督网络，规范非税收入的征收分配管理。减少政府及部门的行政干预，增强国家对收费资金的宏观调控能力。

3.统一征收，综合管理。为解决预算内外收支矛盾和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公、分配不均等问题，根据《预算法》和全国人大关于编制部门预算的要求，应该加强非税收入资金的管理，统一由收费管理部门征收收费资金并上缴财政部门，结束多口征收、自行分配的状况，由财政部门统一编制综合预算，合理分配收费资金，做到按计划、按实际合理使用，增强综合财政的约束力，以量人为出、统筹安排、严格支出、合理使用、保证建设为基本原则，把非税收入纳入综合财政管理的轨道。

4.妥善解决税收与非税收入比例的问题。目前，作为非税收入，地方政府将依据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需求征收一定比例的调控资金或基金，其征收比例通常较高，而如果征税，则征收比例一般低，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为了逃脱较多的资金被划走而积极主动向税务部门缴纳税金，这样，就造成了收税与征收调控资金的矛盾，对于这一问题，很好地界定税与非税的范围，恰当调整征集政府性调控资金的比例，使税与非税的征收各行其道、各循其轨，形成良好的税与非税征收机制和征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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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是指政府为实现其职能，按照一定规则采取收费、基金等非税方式，由中央和地方分别筹集用于特定专门用途的财政性资金[1]，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存在着大量的收费、基金等非税收入，在政府全部的公共收入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对微观经济运行和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都具有重大影响。按照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要求，财政部将于2007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将非税收入分为：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资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

对于我国当前非税收入管理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是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较快。建国以来，随着地方财权、财力不断扩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也日益增大，单靠预算内收入已经无法满足改革和建设的需要，这就迫使政府增设收费项目，允许和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创收”，造成我国非税收入数额不断增长，且增长较快。据统计，我国非税收入由1978年的960.09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0523亿元，26年增长了10.95倍。非税收入占财政性资金的比重在1985年为42%，1990年达到50%，2004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下，所占比例仍高达28.5%。

二是宏观税负较重，管理较为混乱。我国的非税收入规模一直很大，而且增长迅猛。因此，虽然我国宏观税负比重不高，企业和居民的实际负担的税费却很重。非税收入的收费主体多元化，收费项目过多，管理上则职权分散、多头管理，秩序混乱，如有的地方和部门的收费罚款没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弹性大、随意性强；有的收费项目已经明令取消，个别地方和部门仍然坚持征收等。

非税收入作用的发挥是有一定限制条件和范围的，一旦非税收入规模过度膨胀，缺乏监管，必然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当前主要表现为：

1、加重企业负担，影响经济增长。现行的收费却远远超越了正常交易的范围，企业所要承担的税、费负担较重。据估计，在我国企业的负担中，税、利息、费各占1/3，更严重的是一些乱收费等不合理负担的存在，这些收费大都是硬性摊派，强行征缴。

2、收费挤占纳税，影响税收功能。对于政府而言，从整个经济中所获取的资源或收入是有一定限度的。政府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构成，二者之间存在着税费挤兑效应，非税收入规模过高必然影响到税收收入的规模，容易对税基产生侵蚀，使“税源”转化为“费源”，客观上产生“费挤税”问题。费税规模倒挂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制止，将危及国家政权根基，影响税收在市场经济中稳定、调节等功能作用的发挥。

3、分散国家财力，削弱政府调控。我国现行的非税收入中，除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纳入了预算管理外，其他大部分都在预算外管理，是构成预算外资金的主要来源，巨额预算外资金长期分散于各地区和各部门，游离于预算和政府的监管之外，分散了国家财力。财力的分散，一方面导致大量的收费集中在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和单位手中，降低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另一方面则弱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造成分配秩序混乱，不利于政府统筹使用财力。

4、加剧分配不公，滋生消极腐败。非税收入收费管理的部门化和征收主体多元化导致了政府收费政出多门，资金管理混乱，大大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管理混乱还会加剧社会的分配不公。收费制度的框架设计使收费所得与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相联系，造成人们致力于谋求权力和扩大利益，容易产生腐败问题。

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探索

为了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中央和地方进行了多种探索。由于人们对非税收入认识的局限性和非税收入自身的特点和方式，导致我国目前非税收入管理模式多样化。目前这些探索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同时又存在一定问题。

（一）现行模式

近年来，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进一步加强，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一是“统管代收”，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银行开票、银行代收、财政主管”；二是“职能分工”，其基本操作程序是遵循财政、执收单位和代收银行各自分工，按照“收支两条线”要求，实行“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三是“分散征收”，其特点是多渠道、多方式组织征收，资金不经征收单位过渡户直达地方金库和财政专户，一般性收费由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收费项目则在中心设立征收点，由征收点代收银行代收；四是“集中汇缴账户”和“收入过渡户”模式。

（二）成效和不足

上述几种非税收入管理模式是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一种探索，正确认识了政府非税收入，理顺了财政职能，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征收透明度，实现非税收入的收与支的分离，加强了对非税收入使用的管理。但依然存在如下不足，如：缺乏一个统一的全国模式和全国统一性法规；没有彻底解决好激励与约束问题；对政府非税收入的使用范围还没有形成共识；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涉及到非税收入使用问题，对政府非税收入的使用范围、标准及资金拨付问题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办法，非税收入使用单位的资金使用监督还不够。转（三）改革非税收入的具体举措

1、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构建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未能理顺是导致非税收入膨胀的一个根本原因，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和规范必须伴随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及规范化管理同步进行，并不断完善。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需要建立起合理的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非税收体系，调整税、费结构，特别是地方财政中的非税收入结构，把非税收入通过“费改税”从体制上调整税费结构，壮大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同时，应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应的原则，在科学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既要确保中央政府统揽全局的宏观调控能力，也要确保地方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2、重新界定审批管理权限，建立完善的政府收入体系

建立完善的政府收入体系，就是要在政府收入中划清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的界限，建立以税为主、以非税为辅的分配格局，明确各自规模、比例和作用。为此，需要对当前存在的各种非税收入项目重新进行审视，实施分类改革。

一是要取消非法和不合理的非税收入项目，如某些政府部门履行管理职能而对管理对象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制度外收费；二是实行费改税，加大税务部门的执法力度，完善现有的税收体系，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将税收收入水平提到政府收入的主体地位。三是保留、规范需要的非税收入项目，大力发展有前景的非税收入，如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发行收入、特许使用费收入等。

3、建立规范的非税收入征、管、用体系

（1）改革非税收入管理办法

将一切履行政府职能的收支全部采用财政预算的方式，经法律程序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批、通过。改变原来财政预算统收统支的方式，取消预算外范畴及其管理办法，将所有的政府收入完全归于财政税务部门管理，将收费使用权和收费所有权相分离。

（2）完善政府预算管理体系

统一政府预算管理体系，要求政府预算必须包括全部财政收支，全面完整反映政府活动。一是在收入方面，将各部门的非税收入全部缴入财政专户，纳入预算管理；二是支出管理方面，通过部门预算全面反映部门及其所属单位所有资金的收支状况，由财政部门根据其职能和业务工作的需要，统筹安排，按标准供给经费。

（3）建立完善非税收入征缴管理信息系统

通过银行代收和相关应用软件的不断完善，实现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科学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管理目标，控制执收单位的收入项目、标准、账户设置、票据使用等，规范执收行为，有效防止乱收费等问题的发生。通过信息系统，对政府非税收入的来源、结构、规模等动态变化情况进行监管和分析，以切实提高监管能力。

4、其他配套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非税收入一直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事权没有足够的财力保证，仍然需要通过收费等非税收入来支撑。因此，从政府的角度讲，应按照公共财政的框架要求，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不再从事经营性产业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重点保证社会公共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2）加强制度规范和法制建设，将非税收入纳入法制化轨道

当前，关于非税收入管理的规章制度只有一些分散的决定、办法和通知，法律层次低，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可以遵循。具体表现为，政府非税收入界定不清晰，对于哪些收入应当列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收入管理上难以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在支出管理上未能真正做到收支脱钩、统筹安排；对违反非税收入的事件缺乏相应的处罚或惩治的制度规范。因此，建议研究起草专门的法规、条例，就非税收入的性质、范围、分类、征收管理以及支出规范做出明确的规定。

[参考书目]

1、财政部预算司，《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会议报告，2006年。

2、贾康、刘军民，《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研究》，《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