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范文10篇

收入差距范文篇1

1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分析

江西省城镇和农村具有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镇居民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江西省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因此消费的稳定性较强。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江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农业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都非常不稳定，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消费支出的非稳定性波动十分明显。由图2可知，1990—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和消费差距（根据历年江西统计年鉴整理得出）费差距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以用线性方程拟合。因此，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有节俭的传统，储蓄意识较强，最终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潜力巨大的农民群体的支撑。

2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

2．1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为了保证分析口径和样本区间的一致性，本文所有数据都取自于《江西统计年鉴（1991－2012）》，具体的计量分析采用Eviews6．0完成。在模型的设定上，用y表示城乡消费差距，具体数据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相减求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解释变量，用x来表示，具体数值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出。

2．2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对于非平稳序列的方程估计，容易造成不能预测未来信息的“伪回归”，因此本文先采用ADF检验方法来判断，其中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和SIC准则自动选取。由图2可以看出，两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ADF检验选择既含有趋势项又有截距项。由表1可知，lny和lnx序列不能拒绝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确定二者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2．3协整检验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是正确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的先决条件。

2．4误差修正模型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lny与lnx具有协整关系，即江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3缩小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创造农民的消费需求，是刺激江西省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增强国民经济内在动力的重要方向。

3．1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为了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首先季节调整三大分配关系，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应增加劳动力要素的分配比例，尤其是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快城镇化进程，发挥红色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技术进步，努力就地、就近建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更多的就业途径和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顺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生态产业的要求，积极、有序的引导农村居民进入非农领域，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3．2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稳定农民收入增长预期当前政府的转移支付应向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困难群体倾斜。首先增加农村的教育支出，优化三级教育结构，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尤其是农村幼儿的教育水平。其次增加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支出，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一定质量和数量的医疗卫生器械和医务人员的到位。在提高农民生活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摩托车、家电、电脑等电器下乡的实施力度，不仅可以开拓农村市场，还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发展。最后应建立农产品收购与价格补贴的长效机制，解决农民丰产不丰收的问题，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收入差距范文篇2

只要不是对中国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给予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我们虽然走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却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不和谐的时期。这种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鸿沟越来越深。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国际标准，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

贫富差距还可以从财产分布方面看：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这个数字比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额为210.6亿元，人均不到22元，强了多少倍，人们不难计算。问题在于，这样庞大的居民存款是如何分布的。国家统计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则只拥有全部社会收入的1.4%。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还有专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二

造成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就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看，一是由于各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意识、产业结构、对外经济联系、人口素质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互不相同，从而收入分配出现差距。二是由于政策因素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了特殊优惠政策，使这些地区在投资环境、引资条件、市场进入、特许经营、财税优惠等诸方面拥有了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权。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地区外资和内资的引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其结果必然带来发达地区愈加富裕，贫穷地区日益贫穷，拉大了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距。

价格体系不合理和市场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通过价格和竞争调节资源在各部门间的流入和流出，其结果是形成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在平均利润率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的调节下，等量资本获得的将是等量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各部门的收入大体相当，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在中国现阶段。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中国现阶段由于价格体系尚未完全理顺，市场体系不够完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缺乏充分流动的机制和条件。部门间的赢利水平难以通过竞争和市场机制来调节，使得等量资本难以带来等量利润，等量劳动难以获得等量报酬，从而造成了产业间收入的差距。

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在中国农村，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收入的高低，从而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长期以来，中国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10多亿中国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维持这种结构的是有关社会福利的多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阻碍了诸如劳动力的流动，而且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农村居民无法享受的子女就学、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福利待遇，使收入差距处于相对刚性状态。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改变的话，中国的城乡差距便无法真正缩小。

税收执法漏洞导致的国税流失，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据国家统计部统计，中国每年被截留、漏失税款至少达1000亿元以上。这些流失的税款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流入个人手中，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

违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行为”也致使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拉大。市场经济开放搞话，有些生产经营者产生拜金主义，利欲熏心，不顾法纪。他们不择手段，违法经营，伪劣假冒，走私贩私，偷税漏税，上坑国家，下坑百姓，谋取暴利，大发横财。此外，市场经济是经济市场化，不是政府权力市场化，但是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商品化、资本化”的现象。有些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至官商勾结，损公肥私，从“大腕”很快膨胀为“大款”。

总之，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原因很多。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一些社会成员拥有丰裕收入的同时，另一些社会成员处于困难的境地。

三

对于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应作具体分析，在收入差距的形成因素中，既有合理性的因素，也有不合理性因素。合理性因素，主要有：（1）政策性因素。如国家的政策倾斜，形成的地区收入差距和不同行业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2）市场性因素。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出现收入差距是自然的。（3）技能性因素。新技术革命使现代社会的生产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取决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市场化的进程和技术进步又使得收入分配日益向技术型员工倾斜，个人素质和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日益加大。因此，也必然会拉开收入差距。

由于上述原因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现存社会条件下想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缔一切非公有的经济成分，放弃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无疑等于放弃改革的成果，放弃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作为物质激励和积聚民间资金的方法，这种社会分化对人们上进心的形成和生产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对于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是因为在收入差距形成及拉大过程中有许多不合理因素。主要有：（1）由于市场发育不良，使一些人投机致富；（2）分配秩序紊乱造成的某些人工资外收入膨胀；（3）非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行为”而产生的暴富阶层，不仅远远超出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而且使得个人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与个人从社会所得的报酬常常不成比例，甚至成反比，这就不能不造成一些低收入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因为，当人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报酬除了糊口便没有剩余时，那种“主人翁”的责任感就会大打折扣。劳动热情会大大减弱。可见，不合理因素所致的收入差距，不仅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符，也有违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

如何对待收入差距呢？

首先，我们应充分重视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据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亿～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在3200亿～3600万人，其比例在7％～8%。不满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农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他们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有矛盾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因此，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涉及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

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实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扩张和蔓延。第一，应当采取严禁谋私的断然措施，取缔非法收入。第二，适当限制过高收入。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来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第三，切实提高过低收入。

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能够积极努力，收入差距问题一定会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张雅光.转轨进程中中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J].中国国情国力，2004，（1）.

[2]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J].经济研究参考，2004，（30）：28.

[3]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7-43.

收入差距范文篇3

关键词: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乡差距问题在解放前就存在,但是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不断呈扩大趋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先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接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改革发展要求中将“统筹城乡发展”位于首要位置。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意义更加重大。2004年和2005年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最终目标也就是想要通过农民收入的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统筹。

由此,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和新阶段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于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整体的现状数据分析

(一)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社会整体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9529.9亿元,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00670亿元,增长了81.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大幅提升,1978年为381元,2007年为18934元。①

经济整体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具体参见下页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攀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到1985年为739.1元,1994年为3496.2元,到2008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增加到15781元,相比较1978年增长了45倍,这是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9%;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也由1978的133.6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1.0元,增长了近35倍。恩格尔系数也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这表明城乡居民的总体收入增加,家庭消费总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下降,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整体来看,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也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传统体制初步建立的1957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为农村居民收入的3.48倍。到前的1964年,前者是后者的2.38倍左右。”这一差距一直持续到1979年。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这种速度差距决定了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整个趋势(如图1所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在1984年以前是农村超过城镇。1985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速相比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都要小。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如图2)。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57∶1,到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578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761.0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31∶1。

从绝对差额上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多209.8元。此后绝对数值方面的差距不断加大,1985年为341.5元,到1994年增加到2275.2元,2008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995.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20.6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3,绝对差额也增加至11020元。过去的3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52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和绝对数值方面的差距表明,我国城乡间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已很大,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由表1和图2的数据变化特征也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78—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由2.57倍缩小到1.86倍,这是由于农村的率先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历史上居高不下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迅速缩小;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扩大到1994年的2.86∶1;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从1997年起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差距又逐步扩大:199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突破3∶1,达到3.11∶1,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达到3.33∶1,2008年为3.31∶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值不能准确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享有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实际的城乡收入比应为6倍左右。来自世界银行的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我国的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水平。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一)体制原因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政策性因素

政策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执行就业、资金投入、财政税收政策、教育及各种医疗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实行“城乡分治”,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政策,为促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而以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为代价,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资本从农业转向工业。同时,农民承担的负担有增无减,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升无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李萍,陈志舟,李秋实.统筹城乡发展与效率公平权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韩俊.中国三农问题100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3]王伟.从现代化视角看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问题[D].南京师范大学,2005.

[4]曲卫红.对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理性思考[D].西南大学,2006.

[5]芦金萍.从经济学视角看我国的贫富差距[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4,(5).

收入差距范文篇4

关键词：收入差距；原因；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形式多样化，调整产业结构和改革分配模式的过程中，伴生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这一问题因为逐渐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所以，如何认识和对待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深入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找出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

一

只要不是对中国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给予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我们虽然走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却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不和谐的时期。这种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鸿沟越来越深。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国际标准，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

贫富差距还可以从财产分布方面看：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这个数字比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额为210.6亿元，人均不到22元，强了多少倍，人们不难计算。问题在于，这样庞大的居民存款是如何分布的。国家统计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则只拥有全部社会收入的1.4%。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还有专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二

造成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就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看，一是由于各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意识、产业结构、对外经济联系、人口素质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互不相同，从而收入分配出现差距。二是由于政策因素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了特殊优惠政策，使这些地区在投资环境、引资条件、市场进入、特许经营、财税优惠等诸方面拥有了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权。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地区外资和内资的引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其结果必然带来发达地区愈加富裕，贫穷地区日益贫穷，拉大了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距。

价格体系不合理和市场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通过价格和竞争调节资源在各部门间的流入和流出，其结果是形成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在平均利润率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的调节下，等量资本获得的将是等量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各部门的收入大体相当，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在中国现阶段。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中国现阶段由于价格体系尚未完全理顺，市场体系不够完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缺乏充分流动的机制和条件。部门间的赢利水平难以通过竞争和市场机制来调节，使得等量资本难以带来等量利润，等量劳动难以获得等量报酬，从而造成了产业间收入的差距。

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在中国农村，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收入的高低，从而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长期以来，中国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10多亿中国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维持这种结构的是有关社会福利的多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阻碍了诸如劳动力的流动，而且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农村居民无法享受的子女就学、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福利待遇，使收入差距处于相对刚性状态。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改变的话，中国的城乡差距便无法真正缩小。

税收执法漏洞导致的国税流失，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据国家统计部统计，中国每年被截留、漏失税款至少达1000亿元以上。这些流失的税款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流入个人手中，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

违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行为”也致使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拉大。市场经济开放搞话，有些生产经营者产生拜金主义，利欲熏心，不顾法纪。他们不择手段，违法经营，伪劣假冒，走私贩私，偷税漏税，上坑国家，下坑百姓，谋取暴利，大发横财。此外，市场经济是经济市场化，不是政府权力市场化，但是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商品化、资本化”的现象。有些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至官商勾结，损公肥私，从“大腕”很快膨胀为“大款”。

总之，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原因很多。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一些社会成员拥有丰裕收入的同时，另一些社会成员处于困难的境地。

三

对于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应作具体分析，在收入差距的形成因素中，既有合理性的因素，也有不合理性因素。合理性因素，主要有：（1）政策性因素。如国家的政策倾斜，形成的地区收入差距和不同行业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2）市场性因素。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出现收入差距是自然的。（3）技能性因素。新技术革命使现代社会的生产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取决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市场化的进程和技术进步又使得收入分配日益向技术型员工倾斜，个人素质和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日益加大。因此，也必然会拉开收入差距。

由于上述原因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现存社会条件下想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缔一切非公有的经济成分，放弃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无疑等于放弃改革的成果，放弃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作为物质激励和积聚民间资金的方法，这种社会分化对人们上进心的形成和生产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对于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是因为在收入差距形成及拉大过程中有许多不合理因素。主要有：（1）由于市场发育不良，使一些人投机致富；（2）分配秩序紊乱造成的某些人工资外收入膨胀；（3）非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行为”而产生的暴富阶层，不仅远远超出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而且使得个人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与个人从社会所得的报酬常常不成比例，甚至成反比，这就不能不造成一些低收入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因为，当人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报酬除了糊口便没有剩余时，那种“主人翁”的责任感就会大打折扣。劳动热情会大大减弱。可见，不合理因素所致的收入差距，不仅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符，也有违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

如何对待收入差距呢？

首先，我们应充分重视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据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亿～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在3200亿～3600万人，其比例在7％～8%。不满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农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他们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有矛盾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因此，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涉及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

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实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扩张和蔓延。第一，应当采取严禁谋私的断然措施，取缔非法收入。第二，适当限制过高收入。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来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第三，切实提高过低收入。

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能够积极努力，收入差距问题一定会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张雅光.转轨进程中中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J].中国国情国力，2004，（1）.

[2]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J].经济研究参考，2004，（30）：28.

收入差距范文篇5

[关键词]收入差距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

近几年来，说起收入差距，人们关注的视线过多地放在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上。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推进，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城镇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下岗、失业又在不断增加，再加上涌入城市的一大批农民工，使城市的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低收入和靠失业金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使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远远超过了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不振，消费不振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是近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解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现将城镇全体居民按某一收入标准划分为两类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设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h，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h(O＜Ch＜1);设低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i，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i(O＜Ci＜1);根据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Ch＜Ci成立；设全体居民的总收入为Y，则有Y=Yh+Yi;设β=,（0<β<1），则β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β的大小体现收入差距程度大小，因此β为收入差距系数。

总量消费的一个关系式:C=ChYh+CiYi（1）由Yi=Y-Yh及Yh=βY，代入(1)式并整理，可得(1)式的另一种表达形式:C=[βCh+(1-β)Ci]Y（2）记C=Y（＝βCh+(1-β)Ci)

这里的平均消费倾向有确切的含义:C是结合了两类不同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的加权和，因此C包含了收入差距的结构效应结果。由=(Ch-Ci)β+Ci求解出β，可得收入差距的测算公式:(4)

1.根据(2)式可知C=[βCh+(1-β)Ci]Y，因此对相同的Y，不同的β取值会得到不同的C值。这说明即使是对于相同的总收入水平Y，由于收入结构的不同，消费总量C的水平也不同。这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差距和消费水平有直接的影响关系。

2.由于Ch-Ci＜O，同样根据C=[βCh+(1-β)Ci]Y可知，总量消费C是关于收入差距系数β的单调减函数。于是，在收入Y一定的情况下，消费C随β的增加而变小，随β的减小而变大。β越大代表收入两极分化程度越严重。这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大，相应的消费总量水平也就越低。这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差距扩大起到降低总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分配结构的状况对总量消费的水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总量消费水平起到降低的负向作用。

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对消费的影响

1.收入差距的现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城镇改革起步阶段。从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来看，到80年代末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改革初期，基尼系数上升了接近50%。

到了90年代，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二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1995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为0.33,比1988年上升了十个百分点。在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扩大趋势。1990年～2001年期间城镇的基尼系数从0.23上升到0.32,以接近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

据调查，如果把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按七等分组，其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的比率，1997年为4.22，1998年为4.43，1999年为4.62，2000年为5.02，2001年为5.39，2002年更是急剧上升为7.88。

另外，各省份之间城镇居民的收入也很明显。据调查在90年代前半期，各省份的基尼系数显示了省份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上升过程，而且上升幅度相当大。1996年比1990年上升了近40%。从90年代中期开始，省份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很快又开始回升，到了新世纪初，基本上回升到90年代中期的水平。

2.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的扩大，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现象是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也在不断下降，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城镇居民家庭由于收入差别的拉开，形成了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其可消费的最大水平，大部分收入都无从消费。因此，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对低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小部分用来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低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远未普及，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则收入增量的大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品的购买。因此，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高收入阶层高。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即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3.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现状。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虽然有所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而边际消费倾向除1984年和1995年、2000年以外，一直是在下降的。最后比较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它们二者的变动趋势几乎完全一致:1981年～1984年下降，1985年出现回升，然后出现持续性的下降，同时在1995年和2000年，二者又都出现一个上升。

三、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的对策

人们的消费需求总是受收入、价格、偏好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对于一些既定的消费品来说，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消费水平的高低。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在消费结构上已拉开差距。目前我国的收入结构呈金字塔型，据初步测算，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阶层，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3.5％左右。这个阶层的消费倾向最低，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居中，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7亿上下，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有余的阶段。由于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必需品消费也接近饱和，其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向积累型、投资型转变。从经济上看，中等收入者群体收入稳定，购买力活跃，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对于市场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因此，中等收入者在我国所占比重越大，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就越稳定，经济就越发展。低收入的人群，尽管其消费倾向最高，但因其低下的购买力水平，所形成的购买力规模对居民总消费的贡献度是微乎其微的，并且低收入群体在居民总数中是少数，这部分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消费需求扩张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因而，缓解这部分人的低收入状况，其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上。

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应做到：

1.进一步强化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2.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整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

收入差距范文篇6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趋势

(一)是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高收入者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在一些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相当突出。据最新的调查统计，最富裕的20％的人口掌握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另一方面，相对贫困化人口在不断增加。据民政部调查，全国城镇应列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达1938万人，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5.8％，在个别老工业基地占20％。而城市贫困人口中95％是下岗职工。尽管大多数城市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但由于多种原因得不到实施。一些下岗职工是再就业无去处、生活无着落、医疗无保障、甚至孩子上不起学。因此，笔者认为，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不在于“劫富”，而在于济贫，让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重新再就业。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5%，个别省份甚至可以达到85%以上。2000-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80.0元、6860.0元，7779.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253.4元、2366.4元、2476.9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9倍、2.90倍、3.10倍。表面上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1：1，而实际上可能更高。由于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用品上的消费，比如用电，公共交通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下一年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据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是5：1甚至是6：1（赵欣欣等，2003；吴忠民，2003），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按照“十五”计划安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保持5%的年均增长速度，这样，“十五”期末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将由2000年的4026.6元进一步扩大到2005年的5193元。“十五”前两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都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2倍以上。2003年前三季度，城乡收入差距仍保持在2倍水平。以此计算，则“十五”期末城乡收入差距将至少继续扩大到3.5：1左右。

二、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表现在近几年来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以及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增长缓慢。这说明城乡广大劳动者参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机会正在减少，城乡失业的劳动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由失业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首先，从城市来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市职工下岗失业问题成为拉开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70%以上来自工资收入，就业权是影响城市家庭收入差距的根本因素，城市劳动者一旦失去工作，就立刻跌入到城市贫困的最高发人群。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12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如果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估计今年将超过2000万人。下岗职工一般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已经成为我国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如果不解决这些人的再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缩小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的一大障碍。

其次，从农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据统计，我国农村现实的剩余劳动力约为1.6亿人左右。考虑到发达国家农业就业量在社会总就业量中的比重都低于10%，我国目前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4-5亿人。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一个结构升级时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逐渐减弱。从1997年开始，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有所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主要有：一是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当前劳动力市场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流动障碍仍然存在，信息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虽然存在着流动的可能，但是由于输入地对于外来劳动力收取的各种管理费太高，导致进入成本太大，形成外来劳动力与当地劳动力不平等的就业歧视。这种歧视不利于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普遍偏低。这就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只能就业于一些对劳动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岗位，干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差的工作，并且收入不高。如何使农村劳动者能有与城市劳动者平等的身份，以及获得与城市劳动者差别较小的教育，从而获得到现代部门就业的机会，这是我国各级政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三是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这也造成了我国城乡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三、做好城乡统筹就业工作，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1、大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为扩大就业创造环境。非公有制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他们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强。2001年全国平均每年有4000多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再就业，而我国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也往往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就业渠道。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为3400多万户，从业人员超过1亿。如果法律环境更加平等，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为此，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的范围，简化审批和办事程序，清理有关税费，使各项制度公开化，透明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中小企业主的素质。一是加强对现有中小企业主的培训工作，提升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力。二是鼓励大学毕业生创办各类小企业，激励他们的创业意识。三是引导城市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创办小企业，或者去小企业就业。

2、大力提倡非正规就业，拓宽就业渠道。非正规就业是相对于正规就业而言的，是指未签定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或暂无条件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它包括阶段性就业，自主择业，独立服务型就业等。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对餐饮，清洁，保姆，老人看护等方面的要求显著增长。这些都为发展非正规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非正规就业首先要转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观念，同时要将发展非正规就业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另外要设计切合实际的针对非正规就业的贷款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切实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帮助下岗人员自主创业。

收入差距范文篇7

(一)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河南省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近年来都有明显的提升，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不断变大的趋势。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相对收入差距来进一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状况。无论是从名义量上来看，还是从实际量上来看，城乡收入比都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变化。从1978年到1984年，相对收入差距从总体上看是下降的。到1984年，城乡名义收入比从1978年的3.01下降到1.78;实际收入比下降到1.64。(城乡居民名义收入之比=城镇居民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名义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为以上二者的实际量之比)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城乡收入比变大，1994年名义收入比达到2.88;而实际收入比达到2.24。随后的四年间，城乡收入比再一次下降。到1998年，名义收入比下降到2.26;实际收入比则下降到1.79。而这种下降并没有在此后的几年继续下去。从1999年开始，我省城乡收入比再次扩大，到2003年达到最高水平，名义收入比为3.10;实际收入比为2.47。名义收入比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2003年以后，城乡收入比变化不大，名义收入比基本稳定在3.00左右，而实际收入比则在2.40左右徘徊。

(二)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比

201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达到14821.98元，是1978年的54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为5627元，是1978年的68倍。虽然城镇和农村消费额都在不断提高，但城镇居民的消费的绝对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水平。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平均消费倾向是趋向于降低的。这符合凯恩斯的假设，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从而带动了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我们还能看出，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内，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要高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与凯恩斯的理论相悖，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高收入人群应该有较低的消费倾向，而低收入人群具有相对高的消费倾向。产生这样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不得不拿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进行储蓄，从而导致当期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

二、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分配给有低消费倾向的高收入者，有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只占社会总财富的一小部分，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进而导致消费的增长缓慢。四、政策建议为了刺激消费，一方面就是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现在的收入分配状况下，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刺激消费。(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在于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太低。因此，最直接且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我省农村人口大部分都从事务农工作，其主要收入还是靠出卖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就相当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

从长远来看，城市化是我们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促进我省的城市化进程，逐步消除二元的经济结构。因为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在城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回报更高。城市化可以使农村居民分享到城市的产出。而加快我省的城市化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1)加快中小城镇的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可以使大批农民进行产业转移离开农业，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伴随收入来源的增多，收入水平将会有不同程度提高。同时，因大批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减少了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相应地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自然资源，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提高农民收入，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当前我国把居民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民身份制度使得那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各个方面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而他们想要获得城镇户口是十分困难的，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迁徙的自由，没有工作的时候还要回到农村。因此，如果能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给予农村居民更大的迁徙自由，我想这会大大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

三、政策建议

为了刺激消费，一方面就是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现在的收入分配状况下，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刺激消费。

(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在于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太低。因此，最直接且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我省农村人口大部分都从事务农工作，其主要收入还是靠出卖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就相当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

从长远来看，城市化是我们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促进我省的城市化进程，逐步消除二元的经济结构。因为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在城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回报更高。城市化可以使农村居民分享到城市的产出。而加快我省的城市化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1)加快中小城镇的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可以使大批农民进行产业转移离开农业，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伴随收入来源的增多，收入水平将会有不同程度提高。同时，因大批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减少了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相应地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自然资源，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提高农民收入，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范文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面板回归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逐步确立，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开放政策、劳动力规模以及潜在的市场吸引了大规模的外国资本，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资国之一。有资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资本扩充、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等层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外资的大量流入从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等层面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收入差距的恶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据统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减至1985年的1.86倍，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优先实施农村改革，引领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但之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2年已超过3倍，2009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3.33倍。虽然2015年下降至2.73倍，但目前还保持着3倍左右的水平。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不仅对我国扩大消费和投资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对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带来隐患。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该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聚集在城镇的熟练产业工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从而影响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基于以往研究，以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环境等的差异性，在对我国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二、文献回顾

Kuznets(1955)提出了国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而波动，即在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加大，但经济发展达到特定水平，收入差距便会缩小，这就是倒U形假设。Williamson(1965)以美国1950－1960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美国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逐渐加大，但经济发展至成熟时期后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进而证明了Kuznets的假设。收入差距呈现出多种类型，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产业间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所有主体间的收入差距等。李实(2007)通过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40%的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整体收入差距，从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而且强调了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三大类型。首先是缓和效应。周娟、张广胜(2009)采用1988－2005年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农村地区内的就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结果外资的流入虽然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关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限制，整体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未能改善。盛斌、魏方(2012)以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资开放度、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就业率、贸易依存度、人力资本等为研究对象，采取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知，外资的流入能够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内其效应较为显著。李贵茜(2012)应用2001－2008年山东省内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比率、经济开放度、贸易依存度、人均教育费用支出、医疗保险等变量进行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缓和作用。其次是扩大效应。周春应(2010)通过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1986－2007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外资的流入扩大了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陈钊、万广华、陆铭(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到城市，所以有利于城镇劳动力工资上涨，外资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王海军、李愿宏(2010)分析了1979－2009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的增加使农村居民收入下降，而对城镇居民的收入起到提升作用，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是倒U形关系。何枫、徐桂林(2009)以库兹涅茨假设为基础，采用1997－2006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到U形，还提出了当时我国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因此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詹宇波、刘荣华(2010)采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证明了外资的流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而且外资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因素主要来自体制和经济层面的差异性。体制方面包括城乡居民之间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些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城镇化率、对外贸易依存度、产业结构等。本文结合以往研究，综合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等各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终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GAP=α0+β1FDIit+β2lnGRDPit+β3Tradeit+β4URBit+β5EMPit+β6FIit+ε0在式中，GAP代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利用各省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表示;FDI为各省市的外资依存度，采用各省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各省市GDP的比重表示;GR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市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Trade为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采用各省市的贸易总额占各省市GDP内的比重来表示;URB为城镇化率，用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衡量;EMP为就业结构，利用各省市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占从业总人数之比来表示;FI为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值比重来表示。此外，i和t分别代表各省市和年度。(二)分析结果。由于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本文不仅对我国整体进行检验，而且将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分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东部、较为落后的中部和西部来进行实证分析。从我国整体进行的估计结果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得知外资的流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遏制作用，即外资依存度上升1%p，城乡收入差距减少0.01%p。另外，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结构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系数为负(－)值，可解释为经济发展、第二三产业就业率的提高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助于缓和收入差距，但就业结构的估计结果没有显著性意义;贸易开放度与城镇化率的系数为正(+)，且分别在5%、1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意义，说明随着贸易和城镇化的扩展，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扩大。从分地区估计结果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影响都显示负(－)值，说明外资的流入对各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起到了遏制作用，但东部和中部没有统计显著性，只有西部地区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其原因可判断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的工业园区位于郊外，因此若外资企业在该地区发展，一般会招引当地农村的劳动力，使得农村收入相应增加。控制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对东部地区收入差距产生扩大作用，而缩小中部、西部的收入差距，且其影响系数分别表示10%、1%、5%的置信水平，都具有显著性。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为了推进城镇化，政府主要投资于城市区域的房产、交通设施等，对农村地区的投资相对少，便逐步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西部地区由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对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较多，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在缩小。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开放的外资政策，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减少了外债负担，而且通过引入市场经济管理方式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先进技术的引入、就业率增加以及出口规模增大。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某些负面影响，如国内外企业之间的产业结构扭曲、外资企业出口对国内产业发展的抑制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尤其是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我国整体范围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正面影响，而且显著地缩小了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流入到某一地区的外资对收入差距所起的影响不会仅停留在当地，而会扩散到周边地区，产生影响的范围逐渐扩大;其次，技术的扩散拉动了地区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提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最后，外资的流入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农村人口的经济负担，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结合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实施地区差别化战略。我国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在实施全国性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并行考虑地区特征的地区性差别化战略。第二，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中西部地区为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需要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如扩充基础设施、提高开放水平等。尽管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流入规模逐渐增加，但当前仍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距的恶化。因此，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第三，适当调整制定政策方向。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整体上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缓和作用，但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效应仍不相同。为提高农民收入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率，应制定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引资政策;为提升城市劳动力就业质量，需要提高外资的技术含量。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差距，因此，在制定外资政策过程中有必要首先考虑城乡收入不平衡问题，从而谋求均衡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枫，徐桂林.FDI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89－96.

［2］盛斌，魏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J］．当代财经，2012(5):85－93.

［3］李实.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经济学研究，2007(2):111－120.

［4］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J］．经济研究，2005(12):4－14.

［5］张广胜，周娟.FDI对城乡收入不均等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GMM分析［J］．财经科学，2009(2):88－95.

收入差距范文篇9

关键词：收入差距；原因；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形式多样化，调整产业结构和改革分配模式的过程中，伴生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这一问题因为逐渐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所以，如何认识和对待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深入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找出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

一

只要不是对中国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给予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我们虽然走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却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不和谐的时期。这种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鸿沟越来越深。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国际标准，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

贫富差距还可以从财产分布方面看：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这个数字比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额为210.6亿元，人均不到22元，强了多少倍，人们不难计算。问题在于，这样庞大的居民存款是如何分布的。国家统计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则只拥有全部社会收入的1.4%。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还有专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二

造成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就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看，一是由于各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意识、产业结构、对外经济联系、人口素质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互不相同，从而收入分配出现差距。二是由于政策因素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了特殊优惠政策，使这些地区在投资环境、引资条件、市场进入、特许经营、财税优惠等诸方面拥有了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权。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地区外资和内资的引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其结果必然带来发达地区愈加富裕，贫穷地区日益贫穷，拉大了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距。

价格体系不合理和市场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通过价格和竞争调节资源在各部门间的流入和流出，其结果是形成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在平均利润率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的调节下，等量资本获得的将是等量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各部门的收入大体相当，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在中国现阶段。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中国现阶段由于价格体系尚未完全理顺，市场体系不够完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缺乏充分流动的机制和条件。部门间的赢利水平难以通过竞争和市场机制来调节，使得等量资本难以带来等量利润，等量劳动难以获得等量报酬，从而造成了产业间收入的差距。

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在中国农村，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收入的高低，从而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长期以来，中国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10多亿中国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维持这种结构的是有关社会福利的多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阻碍了诸如劳动力的流动，而且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农村居民无法享受的子女就学、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福利待遇，使收入差距处于相对刚性状态。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改变的话，中国的城乡差距便无法真正缩小。

税收执法漏洞导致的国税流失，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据国家统计部统计，中国每年被截留、漏失税款至少达1000亿元以上。这些流失的税款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流入个人手中，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

违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行为”也致使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拉大。市场经济开放搞话，有些生产经营者产生拜金主义，利欲熏心，不顾法纪。他们不择手段，违法经营，伪劣假冒，走私贩私，偷税漏税，上坑国家，下坑百姓，谋取暴利，大发横财。此外，市场经济是经济市场化，不是政府权力市场化，但是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商品化、资本化”的现象。有些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至官商勾结，损公肥私，从“大腕”很快膨胀为“大款”。

总之，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原因很多。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一些社会成员拥有丰裕收入的同时，另一些社会成员处于困难的境地。

对于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应作具体分析，在收入差距的形成因素中，既有合理性的因素，也有不合理性因素。合理性因素，主要有：（1）政策性因素。如国家的政策倾斜，形成的地区收入差距和不同行业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2）市场性因素。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出现收入差距是自然的。（3）技能性因素。新技术革命使现代社会的生产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取决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市场化的进程和技术进步又使得收入分配日益向技术型员工倾斜，个人素质和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日益加大。因此，也必然会拉开收入差距。

由于上述原因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现存社会条件下想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缔一切非公有的经济成分，放弃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无疑等于放弃改革的成果，放弃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作为物质激励和积聚民间资金的方法，这种社会分化对人们上进心的形成和生产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对于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是因为在收入差距形成及拉大过程中有许多不合理因素。主要有：（1）由于市场发育不良，使一些人投机致富；（2）分配秩序紊乱造成的某些人工资外收入膨胀；（3）非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行为”而产生的暴富阶层，不仅远远超出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而且使得个人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与个人从社会所得的报酬常常不成比例，甚至成反比，这就不能不造成一些低收入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因为，当人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报酬除了糊口便没有剩余时，那种“主人翁”的责任感就会大打折扣。劳动热情会大大减弱。可见，不合理因素所致的收入差距，不仅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符，也有违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

如何对待收入差距呢？

首先，我们应充分重视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据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亿～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在3200亿～3600万人，其比例在7％～8%。不满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农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他们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有矛盾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因此，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涉及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

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实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扩张和蔓延。第一，应当采取严禁谋私的断然措施，取缔非法收入。第二，适当限制过高收入。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来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第三，切实提高过低收入。

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能够积极努力，收入差距问题一定会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张雅光.转轨进程中中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J].中国国情国力，2004，（1）.

[2]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J].经济研究参考，2004，（30）：28.

收入差距范文篇10

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经历了由早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到目前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从早期主要占据加工装配环节逐渐向上下游环节延伸，加工贸易增值率不断上升的发展过程。加工贸易活动主要吸纳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1世纪初与加工贸易活动有关的就业人数近1亿人，造成农民工跨地区的大规模流动。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更为严重。林毅夫等(1998)［1］采用TheilEntropy分解法考察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后认为，城乡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罗楚亮(2006)［2］认为，198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21倍，1995年、2002年则分别上升到2．63倍、3．03倍。尽管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是伴随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而扩大的，因此加工贸易活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与城乡收入不断扩大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究。林毅夫等(1994)［3］从赶超战略，李实等(2007)［4］从城市居民隐性补贴与地区价格差异，薄滂沱等(2015)［5］从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匹配程度和保险业去垄断化，常远等(2016)［6］从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调整，邹杰等(2016)［7］从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农力度，余菊等(2014)［8］从城市化率和社会保障支出，何富彩等(2016)［9］从城市化背景下财政支出结构，王建康等(2015)［10］从城市化进程，郑万吉等(2015)［11］、刘慧等(2017)［12］从产业结构升级，张璇等(2016)［13］从行政腐败，刘晓光等(2015)［14］从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马绰欣等(2017)［15］、邓伟等(2016)［16］、丁忠民(2013)［17］等从我国金融发展，杨金阳等(2016)［18］从农地产权，吕炜等(2015)［19］从土地财政，刘吕吉等(2015)［20］从政府卫生支出，朱红恒等(2017)［21］从私营及个体经济发展等诸多视角分析了有关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外贸易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但国内学者在对外贸易怎样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上观点不一。袁冬梅等(2011)［22］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以及分地区来看，贸易开放度的扩大和制成品贸易比重的上升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沈颖郁等(2011)［23］利用我国29个省区市1993—200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贸易、FDI等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FDI的增加均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魏浩等(2011)［24］利用1978—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总额、进口和出口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表现为“倒U型”;魏浩等(2012)［25］利用1978—2007年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就业和工资水平途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就业数量扩大效应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业质量偏向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魏浩等(2015)［26］还研究了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程度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基本态势，不同类型商品贸易、不同类型贸易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应;陈旭等(2016)［27］认为出口专业化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出口多样化将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笔者认为，相对于总贸易而言，加工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更大，更值得研究。首先，加工贸易活动主要从次要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用工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为主(王怀民，2005)［28］，这部分农民工将在加工装配企业打工挣得的部分收入汇回或带回农村老家，将增加农村家庭收入，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后，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人均收入，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看出这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自由流动至关重要。正如李实(2009)［29］所说，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国范围而言还会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作用。所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不能不考虑劳动力流动问题。已有文献开始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对外开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金智娟等(2007)［30］认为，对外开放促进了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劳动要素在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提高了技术创新频率，从而降低了收入差距。但他们同时认为造成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的原因并非对外开放本身，而是开放程度的不均衡以及其他内部制度因素(如城乡之间的歧视性制度)。喻美辞等(2014)［31］将农村劳动力流动纳入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沿海地区较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强化了贸易开放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内陆地区由于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Hu(2002)［32］曾提出一个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将我国的移民①＊限制纳入模型当中，分析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制造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他认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都扩大了。程新章(2005)［33］认为，Hu(2002)［32］的模型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Hu(2002)［32］认为移民限制导致了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缺失，而实际情况是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大量流动，根本不存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问题。此外，Hu(2002)［32］只是提出了一个研究对外贸易、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所以程新章(2005)［33］基于Hu(2002)［32］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空间模型，分析FDI、农民工流动、产业集聚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的前提条件下，由于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移民，而是农民工，他们的收入低，且收入中的一半在东部地区消费，而东部地区在使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时得到了农民工所创造的额外利润，因此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过程中，内陆地区实际收入的增长有限。但是，上述研究有三点不足，第一，缺少研究加工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第二，没有考虑加工贸易引起的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没有考虑加工贸易、农民工的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Hu(2002)［32］、程新章(2005)［33］虽然研究了FDI(与加工贸易活动有关)、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他们研究的是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第三，缺少严密论证加工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以及深入的机制分析。所以，本文将通过建立一个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开展加工贸易活动所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民工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加工贸易与劳动力流动

(一)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加工贸易活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由加工贸易活动连接起来的资本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亚洲经济四小龙”先后通过参与加工贸易活动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腾飞。70年代末之后，加工产业陆续转移到我国内地，打开了外部资本进入的通道。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内生于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首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在国内资金非常短缺的情况下起步的，这就要求尽可能利用外部资金，所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实施该战略的必然结果。其次，作为微观经营主体，外资企业必然要在传统的行政或计划手段之外，通过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有时可能会限制农民工进入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以避免对城市就业造成冲击，但同时又必须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以满足外资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达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目的。再次，投资于加工产业是外资企业的理性选择，因为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其比较优势产品，外资企业的资金、技术和营销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使我国加工贸易活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相对收入更低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加工装配为主的产品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产品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二)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区域与代际特征我国加工装配企业劳动力成本长期保持优势，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量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源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管制的放松。二者缺一不可，否则我国就只能获得潜在而不是现实的比较优势。1．新中国成立后的劳动力流动:从限制到放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到逐渐放松的过程。先后出台的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城市生活资料配给制度、就业分配制度等，限制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开始显现，农民开始自发向城市转移。但由于城市本身的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也未根本解决，因此，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仍有较多限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出口大幅度增加，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形成了当时壮观的“民工潮”。2000年以来，劳动保障部等多部委联合出台了一系列清理和取消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2．加工贸易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1980年末全民所有制单位通过各种形式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共有931万人(不包括招收的固定工)。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处于“人户分离”的非正式流动人口数为657．5万人，1990年上升至2169．9万人，2000年为1．44亿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34］和《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35］，2009年这一数据为1．45亿人，2015年达到2．77亿人。从流入地构成来看，东部地区曾经是我国跨省流动人口迁入的首选之地。1987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2%，2005年全国有84%的跨省流动人口流入东部地区。此时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包含广东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含江、浙两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这两个三角洲吸纳的跨地区流动人口占整个东部地区吸纳的跨地区迁入人口的比重高达78%。而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比重在不断萎缩，这与20世纪80年代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流入中部地区形成明显反差。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1995—2000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产业构成特征是第二产业为主(74%)、第三产业为辅(19%)，而中、西部迁入人口最集中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制造业次之。这种变化与差异是与东部地区开展的加工贸易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些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但是，2015年流入东部地区的跨省农民工人数占比已不足60%，中西部地区超过四成农民工在本地区就业，这也与近年来我国加工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导致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有关。3．农民工流动的代际特征与不同代际“农民工”转移汇款规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出农民工也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①＊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据统计，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超过46．6%，2016年这一比例达到49．7%。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是将其一部分收入汇回或带回农村老家，这部分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支撑点。以四川省为例，2006年全省实现劳务总收入913．5亿元，农民家庭人均劳务收入1384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2%。2008年，浙江工业大学联合浙江大学的调查表明，被访者平均年收入约为14969元，平均结余为8529元。但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和收入汇回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09年对全国31个地区的农民工监测调查，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寄回带回人民币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老一代农民工则为51．1%。《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②＊＊［36］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寄回带回老家的现金为12802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少29．6%。4．劳动力流动、收入转移与农民收入对于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的农户来说，一部分劳动力流出后，其余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会相应地提高。这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一个效应。另一方面，外出劳动力除了用于个人在外消费之外，其节余部分汇回或带回后即可视作家庭总收入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其他家庭成员获得的转移收入。这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另一个效应(李实，1999)。［37］不过，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汇回比率较低，所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小。

四、加工装配、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模型构建

这一部分将构建一个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以此分析我国开展加工贸易活动所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民工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农业部门假设一个地区有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两类部门，农业部门为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地区，工业部门为开展加工装配活动的城市地区。虽然工业部门除加工装配活动以外还有其他的工业生产活动，但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加工装配活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故模型中将不考虑工业部门中除加工装配活动之外的其他工业生产活动。开展加工装配活动需要大量的低技术工人，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加工企业主要从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主要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产出和农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工资率将随之上升。(二)城市加工装配部门假设加工装配部门劳动力全部来自农业部门(数量为Lα)，MP为加工贸易进口，加工装配产业的生产函数为X=LγαKδMηP。根据新古典分配理论，劳动的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所以加工装配部门农民工工资为:w=PXXLα=PX×γ×(Lγ－1αKδMηP)=γ×PX×XLα=γ×XPLα(1)其中PX为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价格，PX×X=XP为加工贸易出口额。γ为加工贸易活动中农民工工资总额占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⑴式表明，加工装配部门农民工工资与加工贸易出口额成正比，与劳动力转移规模成反比。设加工装配活动的增加值部分(等于加工贸易出口减去加工贸易进口)占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为β，则加工装配产业的增加值为β×PX×X。设农民工的收入转移比率为λ。收入转移比率是指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扣除在打工地的消费之后汇回农村老家的收入部分占其打工总收入的比例①＊。在这里，从工业部门转移到农业部门的收入为w×Lα×λ=λγXP，或者说因加工装配活动而使农业部门得到的转移收入为λγXP，工业部门实际获得的增加值为(β－λγ)XP(包括“农民工”在打工地的消费部分)。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都有各自的增收来源，加工贸易则是一项既能为农业部门增加收入，又能为城市部门增加收入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如上分析，农业部门获得农民工打工收入中转移到农村的部分，城市部门获得其他增加值部分。如果农业部门、城市部门的人口总量分别为LA、LB，那么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将因此而分别增加PI1=λγXPLA、PI2=(β－λγ)XPLB。(2)可以看出，当加工贸易出口增加时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都会增加。这是因为，在加工装配部门打工的劳动力汇回的收入也增加了农业部门可分配收入的总额。当PI1＜PI2也就是(β－λγ)XPLB＜λγXPLA或LALA+LB＜λγβ时，加工装配活动将导致城市部门人均收入增加的数量超过农村部门人均收入增加的数量，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反之，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实，LALA+LB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λγβ表示加工企业农民工转移收入占加工贸易增值部分的比重。LALA+LB＜λγβ表示如果农民工转移收入所占比重超过了农村人口比例，加工装配活动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将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增值率、收入转移比率、劳动力要素分配比率将综合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只会影响劳动力转移规模，提高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但不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五、加工装配、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经验分析

(一)劳动报酬占比劳动报酬占比(劳动报酬与GDP的份额)有理论值与实际值之分。前文模型中的γ就是理论值，它由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但由于市场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不能满足，造成劳动的实际报酬大大低于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常进雄等，2011)。［38］相对而言，实际值对研究收入差距更有意义。一些研究表明，在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不利于劳动者的趋势，表现在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如白重恩等(2009)［39］认为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9．7%下降到2006年的47．3%，李稻葵等(2009)［40］认为劳动报酬占比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罗长远等(2009)［41］则认为劳动份额从1995年的51．4%下降至2007年的41．6%，低于世界多数国家55%—65%的水平。所有研究都认为，劳动报酬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不同学者计算出的劳动报酬占比却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一是计算方法不同，如白重恩等(2009)［39］用全国劳动报酬除以净GDP(总GDP扣除净间接税)来表示劳动报酬占比，李稻葵等(2009)［40］则用劳动报酬除以总GDP;二是一些研究基本上是直接使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等数据，没有按照国际上可比的口径对数据进行调整，而这些未经调整的劳动报酬数据在某些时期包含了土地或资本收益，这些不属于劳动要素贡献的部分理应被剔除，但现有研究都没有这么做，据此得出的结论不能反映劳动份额变动的真实状况(张车伟、张士斌，2010)［42］。鉴于此，张车伟等(2010)［42］提出了一种劳动报酬占比的调整方法，计算了1978—2007年间调整后的全国、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的劳动报酬占比数据，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调整后的劳动份额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7年全国劳动报酬占比(39．16%)仍然与1978年大致相当(40．15%)，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从高到低下降的趋势，这说明1978—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份额是基本稳定的。本文将以上述研究估算的劳动报酬占比数据，分析加工贸易活动、收入转移比率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二)加工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表1中的加工贸易增值率由加工贸易出口减去进口再除以出口得到，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增值率总体是上升的，这说明加工装配产业在逐步升级。已有文献中计算的劳动报酬占比是劳动报酬总额与GDP的比率，本文中的γ是加工贸易活动中农民工工资与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值，需要处理。处理方法是，先计算第二产业GDP与总产出的比值，再将该比值乘以文献中的劳动报酬占比，就是估算出来的加工贸易活动中农民工工资与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值(即γ值)。表1分别在劳动报酬占比和收入汇回比率的低低、低高、高低、高高四种组合下估算了农民工工资在加工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一般与人口关联的强度相对数多以常住人口作为计算因子。但目前常住人口统计渠道有如下几个:一是逢“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二是各年计生部门统计的数据，三是依据普查数据推算的数据和每次人口变动调查和逢“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历年统计年鉴中人口数据则是依据公安户籍部门统计的户籍人口数据。相对而言普查数据和户籍数据比较权威和准确。由于农村和城镇人均收入都是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所以本文中的人口数据采用户籍人口数据。由表1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5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比重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民工转移收入占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经历了一个先下降、然后趋稳、又再缓慢回升的过程。这一变化趋势不仅与加工贸易增值率不断提高有关，还与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动趋势一致，与第二产业GDP与总产值占比的变动趋势一致。从表1计算结果来看，低劳动报酬占比与低收入汇回比率、低劳动报酬占比与高收入汇回比率、高劳动报酬占比与低收入汇回比率、高劳动报酬占比与高收入汇回比率等四种组合下λγβ＜LALA+LB一直成立。所以，加工贸易活动虽然通过农民工汇回收入的途径提高了农民人均收入，但城市部门因此增加的人均收入相对更多，所以我国的加工贸易活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于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汇往农村老家的转移收入数量相对减少，对农民增收所做的贡献逐渐下降。因此，加工贸易活动也将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而更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六、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