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消费论文十篇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1

(一)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河南省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近年来都有明显的提升，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不断变大的趋势。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相对收入差距来进一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状况。无论是从名义量上来看，还是从实际量上来看，城乡收入比都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变化。从1978年到1984年，相对收入差距从总体上看是下降的。到1984年，城乡名义收入比从1978年的3.01下降到1.78;实际收入比下降到1.64。(城乡居民名义收入之比=城镇居民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名义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为以上二者的实际量之比)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城乡收入比变大，1994年名义收入比达到2.88;而实际收入比达到2.24。随后的四年间，城乡收入比再一次下降。到1998年，名义收入比下降到2.26;实际收入比则下降到1.79。而这种下降并没有在此后的几年继续下去。从1999年开始，我省城乡收入比再次扩大，到2003年达到最高水平，名义收入比为3.10;实际收入比为2.47。名义收入比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2003年以后，城乡收入比变化不大，名义收入比基本稳定在3.00左右，而实际收入比则在2.40左右徘徊。

(二)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比

201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达到14821.98元，是1978年的54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为5627元，是1978年的68倍。虽然城镇和农村消费额都在不断提高，但城镇居民的消费的绝对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水平。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平均消费倾向是趋向于降低的。这符合凯恩斯的假设，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从而带动了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我们还能看出，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内，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要高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与凯恩斯的理论相悖，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高收入人群应该有较低的消费倾向，而低收入人群具有相对高的消费倾向。产生这样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不得不拿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进行储蓄，从而导致当期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

二、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分配给有低消费倾向的高收入者，有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只占社会总财富的一小部分，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进而导致消费的增长缓慢。四、政策建议为了刺激消费，一方面就是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现在的收入分配状况下，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刺激消费。(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在于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太低。因此，最直接且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我省农村人口大部分都从事务农工作，其主要收入还是靠出卖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就相当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

从长远来看，城市化是我们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促进我省的城市化进程，逐步消除二元的经济结构。因为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在城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回报更高。城市化可以使农村居民分享到城市的产出。而加快我省的城市化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1)加快中小城镇的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可以使大批农民进行产业转移离开农业，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伴随收入来源的增多，收入水平将会有不同程度提高。同时，因大批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减少了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相应地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自然资源，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提高农民收入，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当前我国把居民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民身份制度使得那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各个方面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而他们想要获得城镇户口是十分困难的，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迁徙的自由，没有工作的时候还要回到农村。因此，如果能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给予农村居民更大的迁徙自由，我想这会大大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

三、政策建议

为了刺激消费，一方面就是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现在的收入分配状况下，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刺激消费。

(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在于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太低。因此，最直接且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我省农村人口大部分都从事务农工作，其主要收入还是靠出卖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就相当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加速我省的城市化进程

从长远来看，城市化是我们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促进我省的城市化进程，逐步消除二元的经济结构。因为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在城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回报更高。城市化可以使农村居民分享到城市的产出。而加快我省的城市化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1)加快中小城镇的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可以使大批农民进行产业转移离开农业，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伴随收入来源的增多，收入水平将会有不同程度提高。同时，因大批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减少了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相应地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自然资源，有利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提高农民收入，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2

关键词:消费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绝对收入理论

一、引言

消费函数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西方消费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至50年代中期,自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建立起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兴盛的时期,同时由于消费函数在凯恩斯波动分析中的重要地位,导致许多学者去估计消费和当期收入之间的关系,而研究的结果却与凯恩斯的说法相反,消费和当期的收入并非是一致的和稳定的。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里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跨时期的解释模型。持久收入理论把人们的收入分为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并认为人们的消费主要不是与他的暂时收入有关,而是与他的可以预计的未来收入,即“持久收入”有关;生命周期假定以人的生命周期为线索,用更为理性和实际的方式,对人们的消费与收入的数量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测定。这一时期,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占据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70年代后期至今,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缓冲库存储蓄假说(即在境况差时维持正常消费或在境况好时增加消费)等不确定理论开始了其统治地位,西方消费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直至如今,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X(YW)其理论纲要是:从现期的收入高低状况来分析消费和储蓄,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即期实际收入决定消费支出,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遵循递减规律。依照凯恩斯的宏观消费函数C=α+βY,(C为当期消费,Y为当期收入)消费由目前可动用收入决定,没有考虑个人对预期收入或对消费的时间偏好。

二、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实证研究

1、对消费与收入线性关系的分析

于俊年(2000)分析了农村消费需求状况,并分别按不变价和现价对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张保法等(2000)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涓、唐焕文(2003)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1987-1999 年期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实证分析显示该时期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88,并据此进一步提出应该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轻农民负担等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本文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出发,通过模拟1978-2008年期间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推导出该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模型,并对得到的有关结果进行初步分析。CE表示人均消费,NI表示人均纯收入,DD表示虚拟变量。本文所需数据来自山东统计信息网。

①散点图分析

对人均消费CE、人均纯收入NI进行散点序列分析如下: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1997年之前和之后CE与NI各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此处需引入虚拟变量DD(1997年之前赋值为0,1997年之后赋值为1)。

②回归分析

设回归分析式如下:

CE=β0+β1*NI+β3*DD*NI+β4DD+μt

令NI1=DD*NI,通过Eviews分析结果如下

CE=19.96569+0.747802NI+0.036710NI1-342.6761DD

模型的F-statistic=10749.39>F0.05,(4,27)=2.73,模型总体上显著;可决系数R2=0.999163,可调整的可决系数R2=0.999070,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除了常数项C之外,系数的t检验值都大于2,表明各系数均显著的不为0,当期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对农民的当期实际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DW值为1.9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位于区间(dL,dU)=(1.23,1.65)(通过查DW检验临界值表,α=0.05,T=31,k=3)的右侧,因此模型误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虽然常数项不显著,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仍保留,因为收入不增加人们也要消费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另外,模型各系数的符号也符合经济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本模型设定比较合理,所选用的数据恰当,较好的模拟了1978-2008年期间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了凯恩斯的宏观消费函数。

2、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

国内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集中在运用不同消费假说的基本理论,并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拟合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上。使用的消费函数、计量方法不同,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结果也不尽相同,如柳建光(2006) 通过估计消费收入弹性的协整模型,间接计算的边际消费倾向在0.35-0.44之间,刘长庚(2005)使用递推估计方法对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在0.64-0.91之间,并且在1993年以前呈递增趋势,1993年之后不断下降;杭斌(2007)使用的协整分析方法估计的结果在0.75-0.90之间,认为随城镇居民财富目标的提高,消费边际倾向呈下降趋势。

本文采用梯次回归的方法,以每10年为一期对消费函数c =α+βy进行回归。具体做法是: 对1978-1987年10年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进行回归得到该期的边际消费倾向MPC1 , 对1979-1988年10年间的数据回归得该期边际消费倾向MPC2 , 依此类推, 对1999-2008年10年间数据回归得该期边际消费倾向MPC22。根据上述梯次回归方法, 运用Eviews计量软件得到各期的边际消费倾向(MPCi) 估计值如下表所示。

并将所得到的结果用二维折线表示出来,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边际消费倾向在刚刚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阶段上逐渐增加,到1992年时达到阶段性的最高点,随后下降,并于1994年达到阶段性低点并开始反弹,但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巨大的外部冲击下,边际消费倾向开始持续回落,直到03、04年才开始再一次的触底反弹。

同时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得到了体现。

3、对以上结果进行现实经济意义分析

(1)、在对消费函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出在97年出现突变,与此同时,在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增长趋势也在97年发生反转,结合发生突变时的经济背景,本文认为发生突变的原因为: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9.6%下降到1998年的7.3%,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农产品价格的走低,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水平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促使人们减少消费;②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最直接和最大就是出口,出口总额增幅由1997年的21%下降到1998年的0.5%,而大量农业人口在外向型经济的企业里打工,企业经营困难,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就直接的受到影响,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往往是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边际消费倾向在1993-2005年间呈现总体性下降趋势,其中固然有之前对1997年突变分析中的原因,也有一些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的深层次情况:①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引导下,以及93、94和95年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②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住房制度、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了人们的预期支出,人们为了住房和子女的教育,不得不压缩当期的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的调查,我国消费者处理收入的首选方式是储蓄,选择率高达60%,其中为子女教育而选择储蓄的高达38%,为购房而选择储蓄的为15%。因此,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给居民带来的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是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步得到完善,也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产生了影响。

(3)边际消费倾向从04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同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①国家自2004年开始至今连续7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大“三农”扶持力度,取消农业税,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的惠农政策;②我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发展,这些都为农民带来了增收。

(4)在根据现实数据拟合的凯恩斯消费函数中,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系数0.748,意味着农民收入中平均有74.8%被用于消费,这可能同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收入偏低有一定关系,因为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收入较低的消费群体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意味着增加农民收入将有助于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实证分析,为扩大内需、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提供了理论指导。因而在以后的经济生活中,为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政府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继续加大种粮农民

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社会预期,增大边际消费系数,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

2、加大金融扶持,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明确分工,加强业务创新,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建立适合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的农业信贷投入机制;完善信贷风险防范体系,创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外部环境;积极推动我国农业生产保险制度的建立;深化邮政金融改革,使其与农村金融改革相配套,在此基础上配合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组等机构,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3、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增加用于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和贫困地区科技水平方面的财政投入,建立广泛吸收各类社会资金参与农村扶贫开发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4、逐步建立农业灾害补偿机制和市场风险补偿机制,对农民因灾害和市场风险造成的损失,政府提供适当补助。

参考文献:

[1]熊梅林.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实证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09,08.

[2]余官胜.消费理论的进展对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启示[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05.

[3]熊正贤,翟有龙.鉴于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研究――-以上海甘肃农民为例[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06.

[4]刘长庚,吕志华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 2005, (8) : 44 - 471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3

内容摘要：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而消费不足不仅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因而文章认为分析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对于准确地把握居民的消费需求，完善消费政策、收入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收入差距 消费需求 分配理论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导致我国许多出口企业生存困难，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农民工的失业。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出口企业开始把目光瞄向了国内市场。然而，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呈现出严重不足的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3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而我国的消费率则为56.8%，大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2003年印度的消费率为74%，埃及为85.7%，巴西为76.6%，都远远地超过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英、美的消费率都高达80%以上。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1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而我国在2005年的最终消费率只有51. 9%。另外，从历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的消费率也一直在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收入分配是致使我国消费率低的重要因素之一。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历来被经济学家所重视，西方经济学中，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收入分配和消费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层出不穷。其中，研究较多的是消费函数。但是关于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二者的关系并没有在消费函数关系式中直接给出，这种关系隐含在消费理论的逻辑推理后面。国内学者对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关系的研究，还主要是依赖于西方的消费理论，大多进行的是实证方面的研究。通常是采用计量模型方法来验证西方的各种消费理论。也有一些学者对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作了理论上的研究，并且构建了新的消费函数。本文对近年来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国外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综述

国外的消费理论大多集中于对消费函数理论的研究，而几乎所有消费模型都建立的是收入水平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而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则仅仅是理论上的分析，在消费函数中并没有直接给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背后。

（一）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对资产阶级是财富的积累过程，而对工人阶级则是贫困的积累过程。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得到的工资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少，制约了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扩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

（二） 西方学者的观点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第一次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的概念，即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率。凯恩斯认为消费是实际收入的稳函数，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重要的客观因素。分配越平等就会把越多的货币转移到低收入阶层的手中。穷人比富人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因此，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再分配会提高总的消费。后来的学者多以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为依据，研究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的关系。但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的最大缺点，就是仅以心理分析为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推测，缺乏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缺乏经验研究的论证，也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

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是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于1949年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消费者的当期消费是相对决定的，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来决定。杜森贝利在他的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了两种效应，即“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 “棘轮效应”是指按照人们的消费习惯，增加消费容易，而减少消费则很难，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易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示范效应”是指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到周围人们消费水准的影响，即所谓的“示范效应”。低收入家庭收入虽低，但因顾及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种心理会使短期消费随着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存在“棘轮效应”，通过收入再分配，把富人的收入转移支付给穷人，穷人的消费会增加很多，而富人的消费不会同等幅度地减少，通过收入再分配能够刺激消费。但均等化的分配又会使“示范效应”失效，减少消费。

勃兰德理论。勃兰德理论是在持久收入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的。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作出消费决策的。其基本思想是家庭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持久收入。

史蒂芬•普雷斯曼的消费理论。史蒂芬•普雷斯曼在《消费、收入分配和税收：凯恩斯‘财政政策’》对有效需求与收入分配做了分析。他认为总消费倾向与财富、收入分配、利息率、预期收入、就业的劳动力有关，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对有效需求有一定的影响，平等的收入分配提高有效需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则会降低有效需求。

功利主义的分配理论。功利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边沁和古典经济学家穆勒共同创立的，其理论出发点是效用，即人们从其生活的环境中所获得的幸福或满足程度。在此基础上，功利主义提出其基本论点：政府的正确目标应该是社会效用总和的最大化。换言之，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政府施政应该是为了取得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功利主义认为，政府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必须做到因平等带来的好处和因激励机制扭曲而带来的损失取得平衡。因此，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也即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政府不能在收入分配上一味追求平等。

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综述

（一） 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理论研究

国内对“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这一问题研究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杨天宇。杨天宇在《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一书中认为，收入分配会影响有效需求。他把全体消费者分为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在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起到扩张消费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向其它阶层的转移支付，将会提高这些阶层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这些阶层的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这也会导致消费的增加。所以收入再分配将具有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杨天宇和林岗通过对我国城镇各阶层的消费行为的分析，构建了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消费函数， 即C=α+aβ1Y+bβ2Y+cβ3Y ，并利用中国城镇居民的具体数据进行了计量验证。

（二） 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任国强、夏立明在《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中，利用1981-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消费需求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杨天宇和柳晓霞研究了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他们运用中国20年来的数据，估算了使居民消费最大化的城乡、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我国实际城乡、城镇内部收入差距不仅高于最优路径，而且偏离最优路径的程度正在扩大。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超过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而且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偏离最优路径，这说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抑制消费需求的强度更大。要扩张居民消费，就必须采取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缩小城镇内部收入差距。

（三）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杨天宇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他将城镇、农村视为社会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通过二者收入的对比，提出一个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有效需求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模型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之所以能够影响有效需求，关键在于城乡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只有通过缩小城乡资本有机构成差异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

罗良文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消费需求》里的实证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相当一部分城镇工业品无法实现消费，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四） 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杨明媚、李华林对湖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他将不同收入等级的收入水平与消费建立了八个模型，分别为总消费模型，食品消费模型，衣着消费模型，家庭设备消费模型，医疗保健消费模型，交通通讯消费模型，娱乐文教消费模型，居住消费模型。通过对模型做计量分析，结果检验可知收入等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很大的影响，处于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很大。李伟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具体分析不同收入等级在各种消费品上的差别，由此得出结论：可以调整和实施不同收入等级的不同消费政策。王宇通过对北京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因素对北京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影响。

除了以上的研究之外，中国学者王朝阳对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基础来研究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的关系这一思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基础来研究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的关系，虽可以直接利用“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这一经典结论，从而避免了技术上的困难，但却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假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则如果通过再分配将收入从高收入阶层转移给低收入阶层，则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都将出现下降，从而抵消收入再分配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即使消费疲软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也难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来刺激消费。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内部是存在自相矛盾的。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都是基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定量的研究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之间关系的很少。国内学者对于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实证方法。定量的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来构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且并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因此，今后有必要以新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杨天宇，刘晓霞.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经济学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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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藏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6

5.乔为国，孔欣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变动趋势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05.9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4

【关键词】生命周期理论 预防性储蓄 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消费”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同时，居民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微观基础，居民消费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成立，则货币政策在微观基础的层面上是有效性。但自凯恩斯主义以后，以理性预期学派为基础，经过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消费行为是非理性的，这也是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不断降低的重点原因。为深入探讨居民消费行为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文在综合梳理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些建议。

消费理论的研究长期被直接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内，新古典主义以后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永久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跨期最优选择理论、随机游走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

一、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居民的当期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绝对收入水平，而且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根据凯恩斯的描述，居民消费主要受所得数量、客观因素和主要因素等三大因素影响。所得数量即收入；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变动、时间贴现率和收入预期等；主观因素则包括影响储蓄动机的因素如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与贪婪等，以及影响消费动机的因素如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与奢侈等。

由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短期内变动不会太大，或者不同方向的变动存在抵销作用，所以最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就是收入水平，消费是真实所得的较稳定的函数：

式中Ct为即期消费；α为刚性的基本消费，也叫自发性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Yt为即期绝对收入；βYt为引致消费。由该式可知居民即期消费为自发消费与引致消费之和。

边际消费倾向（MPC）与平均消费倾向（APC）都介于0与1之间，都存在递减的趋势，而且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即MPC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詹姆斯・杜森贝里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也受本人历史最高收入水平和其他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据以提出了消费的“不可逆性”和“示范效应”。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水平；Y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b为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的“示范效应”是指居民消费受到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特别是高收入集团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消费的不可逆性是指消费受收入变动而变动的方向性不同。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会随之增加，但当收入减少时消费却可能不会明显地减少。因此消费者的短期消费函数曲线就像棘轮一样，对消费的下降起着明显的阻滞作用，所以不可逆性也叫“棘轮效应”。

根据相对收入理论，货币政策制订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的波动性与差异性，尤其是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的情况下，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导致居民消费的波动，且与货币政策意图相关性下降。如果再考虑“棘轮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是通过不断提高收入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来稳定地提高消费，这一点也是当前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

三、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其永久收入（也称持久收入或恒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永久收入是指消费者能够预计的比较固定的长期收入，一般可用连续多期收入（含当期收入）的均值表示。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Yp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从消费函数可推导出当前收入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表明在短期内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增多，消费者却不能确信收入的增加会一直持续下去，故而不会立即增加消费；相反，当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时也不会马上减少消费。只有消费者能够判定收入变动是持久的，其消费才会调整到与变化后的收入相对应的水平上。

根据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如果想要刺激消费，货币政策就应该长期稳定地增加居民的收入，也就是提高永久收入，而不是“相机抉择”，这样才能在提高消费的同时避免消费波动引起经济周期。当然，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除表明货币政策只可能引起经济波动这个观点外，也隐含了一个观点就是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四、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消费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消费者或者家庭都是根据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以实现一生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即“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于他预期一生的平均消费”。由于收入总是在生命周期的鼎盛期达到最高，因此消费者往往通过借贷将鼎盛期的收入前移，并通过储蓄将鼎盛期的收入后移，这样就能够大体上将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平均化。其消费函数公式如下：

式中WR为实际财富；a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c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公众和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从社会整体看就是要考虑人口结构。当经济体系中年青人较多时，借贷压力较大，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比较有效；中年人较多时，社会的个人投资量较大，货币政策的金融资产传导渠道作用较大；老年人较多时，货币政策可以更多地运用调节储蓄规模的利率政策。当前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所以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通过金融资产渠道来调节居民的消费与储蓄。

五、跨期消费选择理论

消费的跨期选择是消费者试图达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一个重要行为。当存在明显的收入约束条件时，消费的选择服从无差异曲线；而当存在跨期的收入约束时，消费者则会在自身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考虑利率等要素的变动，来进行消费的最优跨期选择。一般情况下，当即期消费对跨期消费的相对价格等于跨期边际替代率时，消费的跨期安排达到最优，而相对价格的主要因素就是利率。因此，当利率变动时，消费者都会重新进行跨期消费的选择。比如利率上升时，当期消费的价格相对跨期消费的价格而言上升了，亦即跨期替代弹性较大，那么消费者受跨期激励效应的影响，会减少当期消费，并通过储蓄来增加未来消费。

跨期消费选择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基本范式，当前消费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个范式。根据该理论，即使是风险厌恶者，也会在跨期替代弹性较大时减少当期消费，利率的跨期替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货币政策在调节产出和消费的方向性和效应上都会存在差异，单一的利率政策往往会使产出的变动相对消费的变动出现更大的滞后性。如果再考虑消费的收入效应，则需要其他相关政策来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

六、随机游走消费理论

霍尔（Hall，1978）等人在“卢卡斯批判”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方法融入到永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理论。该理论在假定效用函数为二次型的条件下，考察消费最优化的欧拉方程，发现人们的消费支出在长期趋势上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特征，个人收入的变动率与消费的变动率无关，因而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这样就把不确定性引入消费理论中，并对其后的理论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该理论，货币政策实际上只改变了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通过调整收入水平并不能直接调节消费，即使是新信息的出现，也会使消费在总体均值上下波动。

七、流动性约束理论

弗莱明（Flavin，1981）等人在对随机游走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居民消费对于预期收入明显正相关，而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前者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后者即消费的“过度平滑性”，两者合称“迪顿悖论”。对于过度敏感性的研究形成了流动性约束理论。

流动性约束一般被定义为消费者获得贷款以满足消费时所受到的限制。当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消费者觉得消费比较昂贵，当期消费就会下降，储蓄就会增加，这样当期消费对可预测收入的变化就会产生过度敏感性。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由于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会是多期的，而且过度敏感性可能使消费者的非理性特征更加突出，所以信贷政策尤其是消费信贷政策的重点不是限制的力度，而应该是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八、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

扎德斯（Zeldes，1989）等人的研究表明，同样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预防性储蓄能更好地解释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消费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储蓄实质上是对不确定性事件所进行的保险。未来不确定性主要是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收入可预测，则存在过度敏感性，如果不可预测，则表现为过度平滑，即消费者必须通过预防性储蓄来防范风险。与流动性约束理论带给货币政策的启示相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样强调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这样可以尽可能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上述消费理论的演变基本上遵循三条发展路径：研究对象由当期消费扩展到跨期消费，假设条件由较宽松的预算约束扩展到较严格的预算约束；主观因素由消费的确定性扩展到多要素的不确定性。当前消费理论的研究重点基本上就是这三大发展的综合，即在严格预算约束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跨期消费选择的最优化问题。

从货币政策层面上来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影响居民消费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分别是资产结构调整效应、财富效应、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和告示效应。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就是对居民跨期最优选择行为的表述；财富效应则包含了示范效应、棘轮效应和预防性储蓄的内容；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则着重表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告示效应则可能加剧示范效应，也可能形成信息瀑布，导致居民消费的非理性，使社会消费总量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因此，从总体上看，货币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主要应以消除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为重点。如果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引发K-P博弈，则货币政策可能低效甚至无效，反之当居民的不确定性较小时，货币政策也会是稳定的甚至是“单一”规则的。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消费需求；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2)―0030―07

一、引 言

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一直是传媒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主要围绕 两个问题在讨论，其一是关于不平等的潜在来源有 激烈的争论，其次是围绕不平等的长期影响。本 文试图去考察不平等是否与消费需求短期变化的相 关性。

在不同的时期，经济个体的消费需求存在显著 的差异，具有时变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经济 个体获得信贷的能力依赖于收人时，收入分配能影 响该经济适应外来冲击的能力。如果信贷门槛较 低，只有低收入阶层被排除在信贷市场外，则不平等 越大，可能消费需求波动越大。相反，如果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阶层均排除在外，则收入分配不平等越大 可能不会导致总消费需求较剧烈的波动。

本文利用跨省横截面数据，发现当人均收入较 低时，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消费需求的变化较小， 而当人均收入较高时，较大的收入不平等在大部分 时间均与较大的消费需求波动相联系。为解释本文 的研究结果，本文也考察了消费需求波动、收入分配 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结论表明金融 发展水平与取得信贷的不同待遇(这两者通常与高 人均收入水平相联系)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入分 配对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会导致消费需求发生 不同的短期波动。

本文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波动影响的研究 在以下几部分阐述。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简单回 顾，并提出本文拟证的假说。第三部分实证方法的 介绍及其指标和数据的说明，第四部分表明结果，讨 论在改变估计方法、选择样本期时，验证这些结果的 强度，并作出解释，第五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最早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正式研究 始于Creenwood和了ovanovic的《金融发展、增长与 收入分配》(1990)一文的发表，他们在一个动态模 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三者之 间的关系，并认为享受金融服务和形成金融中介是 有成本的，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方，穷人由于没有 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穷人和富人 因为财富的不同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分 配差距因而扩大，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 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财富超过门槛财富水平 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 高投资受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稳定在乎等水平，即 金融发展与收人分配差距呈“倒U”关系；Galor和 Zeim在《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1993)一文中通过 一个两部门跨期模型分析了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 的作用，他们认为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初始财富 不同的人筹资的能力也不同，初始财富高的人能够 享受到信贷服务，初始财富少的人几乎借不到款，所 以富裕国家比低收人国家有更平等的工资差距和收 入分配；Baneliee和Newman研究认为在金融市 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差 距；Clark、Xu和Zou运用全球数据分析金融发展 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 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但“倒U”假说未得到支 持15J。总之，Galor和Zeira和Banerjee和Newman 模型均包含共同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 下，初始的财富分配差距未见得随着经济增长而减 少，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与本文研究有关的还有，Kmsdl、Smith(1998) 表明，使用财富的中等水平就可以解释宏观经济行 为，然而，在他们的模型中，所有的个人均是面临同 样的信贷约束条件，与此相反，本文并不认为是这 样，本文假定每个人面临不同的信贷条件。因此，信 贷约束和不受约束的个人拥有不同的消费需求能 力，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能影响总体波动。jappeUi (1990)研究美国数据也发现，并非所有的家庭面临 相同的约束条件，他估计只有19％的美国地区家庭 受信贷约束，此外，他还建立了信贷约束加强与收人 分配之间的联系，表明，信贷约束的最重要的决定因 素是当前的收入、财富和年龄。Zeldes(1989)经 过研究发现，财富较少的个人其消费行为是受到信 贷条件约束的。最后，Jappelli(1998)提供了更直 接的经验证据，即越是信贷受约束的个人越是有较 大的消费敏感性。

在国内，章奇等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 据，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 关系，控制其他因素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中介发展 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谈儒勇等运用中国数 据分析两者关系也得出此种结论。本文试图把 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与总消费需求波动有机结合， 并考察他们之间的强相关性，本文的研究将与Ban－ erjee类似，不平等对总消费需求的影响在低收人地 区和高收入地区是不同的。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地区间发展的 不平衡性显著，对中国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的层 面，必须深入到地区层面，才有可能把握到基本的现 实，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 目的，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当只有低收入阶层信贷受约束时，不平等 程度越大将导致总消费需求的波动也越大，当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受约束时，不平等程度越大可 能导致消费需求的波动越小。在较穷的地区，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阶层信贷可能受约束，而在较富裕的 地区，只有低收入阶层受约束，这样，在低收入地 区，不平等加剧引起总消费需求较小波动，在高收入 地区，不平等加剧将引起较大的总消费需求波动。 同时，如果金融部门的发展使得接受信贷的门槛更 低，那么总消费需求的变动有可能与金融发展是负 向相关的。

三、指标及数据说明

下面的部分主要从经验上讨论以上提到的影响 的存在性。但是关于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 间的关联性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便是地方政府政策、文化等与收入 分配有关联，而且可能也会影响消费需求变动，幸运 的是，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可以获取，本文能够通过 估计―个固定效应的模型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很难割开不平等对消费变动的影 响和这些波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果较高的消 费变动会产生较大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希望能找到 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 文试图从两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为了把注意 力放在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的联系上， 使用了不平等的滞后值来研究初始的收入不平等与 之后的总体消费需求变动之间的联系；然后，测量了 在相当长时期内消费需求变动以观察衰退期和扩张 期。如果认为扩张期增大了不平等、衰退期减少了 不平等，则在方法上应考虑：本文的结果是由消费需 求变动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引起的，因为样本 期应包括扩张期和衰退期，否则，以上提到的解决办 法都不能完全地解决这些内生性的问题，这些将在 结果分析部分提到。

第三个问题就是数据的获取。数据的获取对本 文应用面板估计和测量相当长时期内的消费需求变 动至关重要，但收入不平等数据集相当少而且可靠 性较低，当数据获取受到限制时，本文数据主要来源 于陈宗胜(1991)测算的相关数据，并借鉴他的“分 层加权法”测算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即CINI系 数。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本文相对小的样本可能对结 果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因此本文后半部分进行几种 敏感性分析。

最后，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波动的影响随着 人均收入水平而变动，因为是否能获得信贷是由收 入水平决定的，就因为这样，允许收入不平等对变动 的影响随后者而变动。

讨论了以上的问题之后，本文的实证研究是由 以下方程开始估计的：

当选择数据时，必须考虑到绝大多数地区收入 不平等程度变化较慢，所以对不平等的测量需要较 长的时期以观测到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这样，在构 筑数据集时，本文需要权衡：观测期之内年数较多， 以观测到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并且在较长时期内 计算出消费需求变动率，同时，它也会减少回归中的 时期数，降低固定效应估计的有效性。在权衡之中， 本文首先观察了一个三时期固定效应模型，之后，本 文又考虑了一个四时期模型。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 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2)、《中国金融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78～2002)以及各省市的 统计年鉴。我们的有效样本包括了28个省(直辖 市)从1978～2001的面板数据，并把它分割成均 等的三部分，计算了1981～1985、1989～1993及 1997～2001间年增长率的标准差，观察了1978～ 1980、1986～1988及1994～1996年之间收入不平等

我们的计量检验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对全国 范围内的28个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第二 步是把数据按照东、中、西三个经济去进行分区域的 研究。

结果验证了本文先前的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与 数据，因此，本文观察到一个三年期的收入分配的特 征，并观察到之后5年消费需求的波动。

四、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初始估计结果

在这部分，本文采用计量软件Eview5．0并估计 了(1)式。

总消费需求波动是紧密相连。然而，如表2所示，这 种相连关系随着人均收入水平而变动，初始人均收 入较低时，较大的不平等通常与消费需求增长变动 较小相联系，如西部地区INCINEQ系数为负值且显 著，而当人均收入较高时，这种影响是相反的(1N- CINEQ系数为正值且显著)且较大的不平等伴随着 较高的总消费需求变动。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因为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不同，所以可能信贷约束的条件存在差异，同时因为 金融发展和GDP均值高度相关，所以对金融发展指 标FINDEV的测量和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 相互影响的估计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正如 假说中所言，金融的高速发展能够降低信贷约束的 门槛让更多的人接受信贷，这样，各地区不同的金融 发展水平有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影响消费 需求波动。本文期望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它与收入不 平等的相互影响能加强对假说的检验。

为了检验这个思想，最好是使用私人信贷与 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但受到我国统计 资料的限制，本文只好用金融发展规模(FINDEV) 的指标来代替。

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常用M2GDP的比重这 一指标(Mckinnon，1973)，简称为麦氏指标，然 而，麦氏指标受到了众多的质疑。Arestis等(2001) 考虑到在不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设计了银行 贷款占GDP的比重这一金融发展规模度量指 标。Allen等(2003)利用结构指数表明，中国银 行系统的规模远远地超过了金融市场的规模，尽管 中国股市确实比银行要有效得多，但银行在经济中 的作用要远大于股票市场，即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 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所以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 重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也是比较合理 的。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在本文中对 GDP通过官方公布的全国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 年为基年)加以调整。贷款余额这一存量指标剔除 价格影响的处理方法按照King和Levine (1993)，用名义值上年和本年的平均值来表示剔 除了价格影响后的实际值。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本文初始估计中， MEANGDP可能只是金融发展的一种代替，为了检 验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INCINEQ和金融 发展指标的交互项(以下以INFINDEV表示)，以找 到MEANGDP或FINDEV哪一个是更好的解释变 量，在消费需求回归模型中，FINDEV以及INFINDEV的系数是显著的， 这也就验证了总消费需求的波动是受到金融发展规 模的影响的，本文相信以上的假说推断是合理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整体回归中，当INFIND。 EV和FINDEV的系数是显著时，INMEANGDP的系 数虽然显著性水平下降，但仍然显著，由此也说明金 融发展不能完全取代GDP，人均收入水平在解释消 费需求波动方面仍然时具有一定解释力的。表2 (b)的系数估计结果仍然表明，对本文样本中的绝 大多数地区，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和消费需求的较低 变动相联系，此结果也间接地表明我国还是人均收 入水平较低的国家。

(二)敏感性分析

在前面部分，本文讨论了不平等与波动之间的 联系，如在贫穷和金融发展较落后的地区，高不平等 似乎与较低的消费需求波动相联系，但在富裕和金 融发展发达的地区却正好相反。

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数据集较少，可能使本 文的结论引入怀疑，所以有必要修改回归的条件来 增强我们结论的强度。下面就是本文努力做的几点 尝试，以更进一步寻找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 之间联系的证据。

首先，本文在三个地区重新估计包 含交互项――INMEANGDP和INFINDEV――的方 程(估计结果略)，估计结果表明，在这三个样本中， iNCINEQ的系数在低收入样本中是负值，在高收入 样本中是正值，这一结果确认了整个样本的结果，在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中，获得了负值且显著的收 入不平等的估计系数在高收入地区的较小样本中，本文获得了正值且在 10％水平下显著的系数估计。

其次，理论上，各个地区可能有不同的GDP增 长速度和消费需求的变动，因为他们面临不同大小 的冲击，且各地制度文化也有差异。为了解释这种 可能性是否影响本文的结论，把CDP增长的标准差 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GDP增长变动较大的地区消费需求 变动也较大，试图采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冲击的大小 并不能改变本文的初始结论。

最后，本文试图发现计量结果对不同的样本期 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于是选择在一个相当长时 期内计算总变动的标准差和观察收入不平等的细微 变化，采用另一种方法分割样本，即使用28个地区 3个时期的更小的面板数据，本文减少不平等观察 数据间的时间段并观察1978～1980、1984～1986、 1990～1992和1996～1998年间不平等的数据，再 计算1978～1983、1984～1989、1990～1995和1996 ～2001年间消费需求年增长的标准差，这个新的数 据集与原始数据集在两个方面不同，一个是不平等 的测量在两个时间段间的间隔较小，变化也就较小， 另一个是在不平等观测数据间有一个完全重叠的时 期，但在该时期本文计算消费需求的变动。

这样，在第三个数据集内，产生了内生性的问

基于敏感性分析证实了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 和消费需求变动的关联是相对正确的，这些结果不 会随着估计方法以及样本的选择策略而改变。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之间 的关系，在低收入地区，高不平等水平与消费需求的 低波动相联系，在高收入地区，不平等程度越大，波 动越大，并且数据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解 释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间的联系。本文同时也 意味着低总消费需求波动并不必然意味着绝大多数 个人是富裕的，它只是意味着那些占总消费需求绝 大部分的那些个体是富裕的。

我们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基于本文的 政策建议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造成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下降甚至萎缩的重要 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和收入差别的拉大。我 国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城镇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 在1994年达到35．6％峰值后，逐年下降，至1999年 才开始回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在1994年以后也 连续4年在低位徘徊，1999年才超过1994年的增 长速度，2000年又有所下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 增长速度于1994年达到35，4％的峰值后，逐年下 题，因为如果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了不平等，则不平 等和总消费需求变动估计重叠的部分可能会产生一 个更引人怀疑的结果。

使用第三种样本进行的消费需求变动估计的结 果列在表3(只列出了几个主要变量)，正如表中所 显示的，先前的结论通常被保留了，其结果与先前的 结果一致。消费需求变动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在第 三个样本中得到支持，但显著性却减少了。 降，到1998年仅增长了0．2％，近年来职工工资总 额增长速度有所提高，远比1996年以前低。同时，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也呈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 由1967年的0．15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处于 警戒线(美国为0．4左右)。正如实证分析中显 示，在我国这样一个低人均收入的国家，较大的不平 等并不能加快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要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尤其要促成 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扩大，使收入分配与总消费 协调、互动发展。

2．我国金融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金融总量的快 速增长。如M2与GDP比率在1991为0．9，2001年 该比率已达到1．63”，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但股 票债券市场和衍生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市场结构 极不合理，信贷配给现象也严重存在，同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消费信贷的覆盖范围及其在促进消费 中所起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消费信贷余额占全部贷 款余额的比重仅为6，22％，其中住房贷款余额占全 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为4．98％。据统计，美国全部商 业银行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15％；全部金融机构 的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50％，可以说我国的金融 总体发展水平仍很落后。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 货币的边际效用 效用-收入函数 消费者行为 资本存量

在《从货币的边际效用导出效用-收入函数》一文中,笔者从货币的边际效用出发,探讨货币边际效用与消费者均衡时的总效用关系,构建出了效用-收入函数。在黄冈师范学院大学生科研基金项目“货币的边际效用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笔者继续探讨效用-收入函数的现实意义,试图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来解释消费者行为,以期达到对消费者行为的最佳诠释。

效用-收入函数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消费者的收入与该收入下的消费者均衡时的总效用的关系。通俗的说就是某收入下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值。它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λ就是货币的边际效用,α>0,β>0且为常数。

较多学者支持“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论,因此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下图来表示消费者效用同消费者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

从上图我们可以知道,消费者的效用随着收入的提高会不断的增加。但当收入达到一定的值以后,消费者的效用随着收入提高的增加量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收入超过一定的值以后,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满足,消费者的效用也就达到了最大值。因此,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我们可以以收入的多少将消费者划分成不同的群体进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高收入群体、中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消费者行为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从收入分配、供给结构、价格、社会保障、消费政策等因素入手,对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形成了不少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发展脉络大体如下图所示:

本文以下将以收入的多少作为分析界限,通过效用-收入函数从数学角度来分析佐证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行为的特征。为了更好的解释消费者行为,我们在此将消费效用划分为两个部分:基本生活物品的消费效用(U0)和高档奢侈物品的消费效用(U1)。首先定义以下论证中字母的含义如下表:

一、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特征及其论证

在低收入群体中,假设某消费者的初始收入为M2,此时的消费效用为TU2。由效用-收入函数可得:

当收入增加时,设此时的消费效用为:

在上式中,α>0,β>0,当一定时,消费效用的增幅()的大小取决于货币边际效用λ大小。

当消费者的收入为M1

二、储蓄/投资、收入、消费的相互作用

本文以下将做一点宏观分析。主要解释储蓄/投资、收入、消费的相互作用和中高收入群体的波动消费行为以及消费的周期性。首先建立分析模型方程如下:

(*)

式中,(1)式是收入恒等式,可以理解为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和投资或储蓄。(2)式表明本期消费是上一期收入的的线性函数。 β为边际消费倾向。(3)式说明投资/储蓄依赖于本期与前期消费的该变量。其依据是加速原理,其中υ加速数。

将(2)式与(3)式代入(1)式得:

(4)

由上式我们易知本期收入除了受上期的收入影响之外还受到同期比上期的消费增量有关。在假定前期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增量越大,本期收入水平越高。可见,刺激消费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

接下来我们再对方程(4)进行求解。在求解中我们假定υ(DK-Ck-1)只是K的多项式。于是,我们利用差分方程求解如下:

先求对应的齐次方程MK-βMK-1=0的通解。

该齐次方程的特征方程为λ-β=0,λ=β是特征方程的根。

MK=CβK是齐次方程的通解。

再求非齐次方程的一个特解MK*,由于1不是特征方程的根(因为边际消费倾向β

所以原方程的通解为(C为任意常数)

由上式我们更能清楚的意识到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证明了消费的增加能带来收入的增加。刺激消费能带来国民收入的提高。

通过加速数υ,由(*)方程组我们可知上升的收入和消费能引致新的投资,通过乘数,投资又使收入进一步增长。因此,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存在周期性和波动性。其实这种周期性和波动性主要体现在对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上,也就是它来自U1的变化。

资本增长由投资(储蓄)决定,而投资(储蓄)又依赖于收入,收入又要是资本而定。因此,资本、收入和投资(储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下图所示:

综上所述一个企业要想获得更大的收益必须进行更多的投资和刺激居民消费。而在刺激消费中,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来说,企业更应开发能增强他们对高档奢侈物品的消费效用满足的产品。也就是说企业应当看重由 的增量所引起的消费增量。很多企业的销售对象都定在高收入群体,其原因就在此。

本文通过效用-收入函数对消费者行为的特征做了一些简单的阐述与论证,进而讨论了储蓄/投资、收入、消费的相互作用,目的在于指导企业了解各收入群体的消费者行为的特征,为企业获得市场信息提供帮助,为企业制定战略指明方向。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7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消费；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12-08

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年龄结构可能会影响居民消费，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社会经济变量。而年龄结构、社会经济变量及民居消费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传导机制，目前则鲜有研究。因此，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本文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即影响路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除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外，还通过间接路径影响居民消费，如人口年龄结构可能会通过收入分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来影响消费。本研究不局限于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简单回归关系，而是将年龄结构、居民消费纳入经济大环境中，理清二者与关联变量的关系，运用路径分析法及结构方程模型，了解年龄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路径及传导机制，测算影响因子，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如何通过各中间环节影响居民消费的大小及作用方向，从而为政府宏观指导消费提供数量依据。此外，本研究还从经济增长、收入与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的角度对我国低消费率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

一、文献回顾、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

目前在“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大部分实证研究中，主要是依据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际上这都可以归结为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然而作为主要经济变量的居民消费与作为主要社会变量的人口年龄结构之间，应该有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文定义为间接影响。本文将以探寻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间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途径为主要研究内容。

1.对直接影响路径进行文献综述

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结构。莫迪利安尼（Modiglani）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在一生中不同时期，消费重点也会不同，对消费结构的选择会随着年龄变化而有所改变，并且提出一国青少年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消费需求也相应越大的结论。持久收入假说以及家庭储蓄需求模型虽然和生命周期理论的出发点不同，但都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居民储蓄率或消费率。

在实证研究方面，较早讨论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仍是莫迪利安尼，他用跨国截面数据得到的实证结果支持了他的理论观点。随后大量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于采用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和计量方法，得到了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认为年龄结构对总消费的影响有着显著的意义；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年龄结构对宏观消费产生的影响相比其他因素并不显著。同时，也有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作用。基于中国家庭调查数据的几项经验研究都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或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西方传统消费理论无法完全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因而应用于我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不健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导致人口消费和储蓄的动机变化较大。

国内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文献很多，但涉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袁志刚等人通过数值模拟、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引人人口年龄结构变量“老少比”、王德文等人利用列夫模型、王金营等人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陈佳瑛引入“主要储蓄人口比”、李文星等人引入“人口自然增长率”、汪伟和宋保林等人引入“抚养系数”，得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也有部分文献针对地区进行分析，王刚通过对未来北京居民年龄结构的演进及相关年龄组人群的消费结构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北京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刘雯的实证研究发现，湖南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导致省内现阶段消费率过低的原因之一，但要区别各年龄结构对消费率产生的不同影响。其中，儿童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老年抚养系数变化与居民消费率负相关，总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由上可见，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2.对间接影响途径提出理论假设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中间路径提出假设。

（1）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具体来讲，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影响变量，但收入的分配会随着年龄结构的不同有所改变，一般在年轻时期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而步人中年时期，收入达到一生之中的顶峰，至老年时期退出工作环节，收入将会大幅下降，因而人口年龄结构会通过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居民消费。这种影响会表现为：当人口年龄结构中抚养比增大时，未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相对数增加，全社会总的绝对劳动收入会下降，居民消费行为会被抑制。即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机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一个经济中的储蓄，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劳动和资本存在替代关系，而资本集约程度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于是提出理论假设H1（人口年龄结构-收入分配-居民消费）：抚养比与收入分配呈反向关系，即抚养比增大，人均收入将会降低，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呈正向关系，即人均收入降低，居民消费将被抑制。

（2）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投入，人力资源的老化与各产业的产值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直接的表现就是劳动力资源的老化对各产业劳动力投入的年龄结构产生影响。由于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部门中的比例有较大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不同年龄人口的收入分配也受到影响。

个人的消费行为，主要是从现有市场所提供的消费产品中进行选择，而消费市场的产品供给变化又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的供给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断调整。不同年龄的人口对消费品的需求有偏好，产业结构必须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来调整，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产业结构产出要适应这种现状；同时，在投入方面会出现人力资本老年化的趋势，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居民在生活消费时以被动消费为主，通常是市场供给什么样的产品居民才去有选择地消费，因此，产业结构的产出势必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从而提出理论假设H2（人口年龄结构一产业结构一居民消费）：人口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呈正向关系，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呈正向关系，即当社会抚养比增大时，产业结构会随之相应调整，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会增长，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以及理论假设H3（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人口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呈正向关系，产业结构发展促进收入分配，从而正向影响居民消费。

（3）人口年龄结构通过经济增长影响居民消费。莫迪利安尼发现中国储蓄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率及抚养比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归结为经济的高增长和人口结构的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正相关，与老年人口比例变化负相关。研究文献均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计量关系。

一国劳动力人口多，创造的经济价值绝对数就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当一国抚养比太高时，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从而抑制消费。因而提出理论假设H4（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经济增长与消费呈正向关系；以及理论假设H5（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居民消费）：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经济增长正向促进收入分配，从而正向影响消费。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路径分析是由美国生物学家莱特（Wright）最先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因果关系的建模方法。路径分析是多变量线性分析的拓展，不要求变量间相互独立，适合分析含有间接影响关系的多变量依存性问题。学界习惯上把基于最小二乘估计法的传统的路径分析称作路径分析，而把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法的路径分析称作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过程是：在设定结构模型的基础上，为证实模型的准确性，首先要判断这些方程是否为可识别模型，对于可识别模型，通过收集显变量的数据，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估计方法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对于模型的结果，需要对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效果进行评价。如果模型与数据拟合得不好，就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重新设定模型，一个拟合好的模型往往需要反复试验多次。

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主要工具是路径图，通过路径图，研究者能清楚了解变量之间的影响途径（箭头方向）及影响方向（正向、负向等），路径图中每一条路径都可以表示成一个回归方程，用一条带箭头的线表示变量间预先设定的关系。

2.数据来源及变量设定

根据前面提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假设，在构建路径分析模型时，对于人口年龄结构，选择采用总抚养比totalrat（0～14岁少儿人口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少儿抚养比childrat（0～14岁少儿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及老年抚养比oldrate（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来衡量。收入分配采用人均收入tincome（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加权平均值）来表示，经济发展采用人均GDP（perg）指标来代替，产业结构采用了第二产业比重erchang来表示（在模型试验中曾采用第三产业比重、二三产业比重，但路径分析模型均不显著，最终决定采用第二产业比重来表示）。居民消费水平采用的是人均消费水平consumpt来表示，该指标是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与农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加权平均值，《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了具体指标数据，不需另算。

由于我国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指标在1995年前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均未纳入，因此，本研究各指标数据均以1995年为起始年份，并且保持统计口径一致。本研究采用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1996～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3.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消费的路径分析图

依据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假设检验，设计出初始路径图，详见图1。

依据图1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为：

其中，λi（i=1，…，17）为各路径系数，表示各潜变量对相应观测变量的影响程度；ei（i=1，…，4）为相应变量的随机影响因素。

4.结果分析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调试、识别、检验，最终得到显著结果。

（1）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模型卡方值为3.142，显著性概率值为0.678，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不能拒绝虚无假设，表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适配；卡方自由度比值CMIN/DF为0.628，小于2，表明假设框实际样本数据适配程度良好。但是由于卡方值和卡方自由度比值都容易受到样本大小的影响，因而在判别模型适配度时，最好还要参考其他适配度指标值进行综合判断。模型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值为0，拟合优度指标CFI值为1，说明整体模型适配度指标都达到了适配标准。整体而言，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与实际观察数据的拟合情况良好，即模型的外在质量佳。

（2）影响路径系数。经多次试验，最终选取的显著的实证路径图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为：

图2提供了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参数估计值的意义是潜变量每提高一个单位，其观测变量会上升或者下降多少单位。从实证结果来看，有几条路径是显著的：①人口年龄结构一居民消费，其中总抚养比正向影响居民消费（影响系数为1.93），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均负向影响居民消费（影响系数为-2.26、-0.25），不过少儿抚养比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一些。②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居民消费，这两条路径主要针对于总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两类年龄结构指标，而老年抚养比不能通过经济增长途径显著影响居民消费；与假设检验不同的是，实证检验表明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起到了反向作用，而假设中认为是正向作用（H4）。总抚养比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为5.74，而少儿抚养比却为-6.64，人均GDP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68，但如果增加了收入分配这个中间变量，人均GDP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0.87，而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1.57，则支持原假设H5。③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居民消费，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居民消费，同样老年抚养比也不能通过产业结构、收入分配路径显著影响居民消费；总抚养比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影响系数为12.00，少儿抚养比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影响系数为一12.42，产业结构正向影响居民消费。结论支持H2，支持H3。④老年抚养比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路径是：老年抚养比一收入分配一居民消费。老年抚养比正向影响收入分配，影响系数为0.14，收入分配正向影响居民消费，支持假设H1。

我们可以发现，路径分析实证结果基本都支持五条基本假设，而且收入分配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中间位置，只有老年抚养比可以直接通过收入分配中间变量影响居民消费，而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则需要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再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到居民消费。

（3）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分析。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结构模型中潜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本文将计算结果汇总于表1。

首先，总抚养比通过中间变量对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且影响为正。可以看出，总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传递的间接影响，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具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5.745和11.997，但随后通过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产生间接作用。总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这与我们的感觉是一致的。

其次，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为负，也是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少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传递的间接影响。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具有很大的反向影响作用，一旦社会的少儿抚养比降低，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发展，从而会促进收入的分配，刺激居民消费。

再次，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为负，直接影响表现为负，间接影响表现为正。老年抚养比只通过人均收入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而且影响为负，假设中认为老年抚养比可通过创造价值、调整消费结构来影响居民消费，但目前我国这条路径并不显著，说明有待加强。

从路径分析过程看，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确存在，除显著的直接影响外，其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及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甚至大于直接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总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正向显著影响，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则对居民消费起到负向影响。

三、分析、结论及建议

1.分析及结论

根据路径分析的实证结果，结合本文所提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路径及间接影响路径假设，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可以通过直接路径影响居民消费，同时也可以通过间接路径影响居民消费。

第二，直接影响路径中，总抚养比正向影响居民消费，而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都是负向影响。对居民消费影响最大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少儿抚养比，影响最小的人口年龄结构是老年抚养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老年抚养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此可知，少儿抚养比下降的现状实际上并没有抑制居民消费，反而是促进了居民消费，而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的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

第三，间接影响路径中，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都能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来影响居民消费，而老年抚养比却只能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居民消费。理论假设中，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是一条合理的实现路径，但我国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如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显著，无法通过经济中间环节来促进消费，老年抚养比忽略了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居民消费。

第四，在影响途径中，中间变量的间接影响大于人口年龄结构的直接影响。从结果上看，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强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系数为负，而间接影响系数为正，总效应反映为负。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虽然会弱化居民的消费，但若通过间接途径来增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正向作用，也会从整体上促进居民消费。

由此可以提出，基于人口年龄结构，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总抚养比逐年下降及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的人口现状，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之一。不过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反而刺激了居民消费，而且从总体人口结构上看，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刺激效应大于总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因而人口年龄结构总体上对居民消费的扩大有正向影响。

其次，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经济的增长却并没有刺激消费的增长（影响系数为-0.68）。

再次，总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刺激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但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影响系数仅为0.03）。

最后，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大，但方向为负，并没有有效地刺激收入的增长，不过老年抚养比的逐年上升和经济的增长，还是推动了收入分配的提高，从而刺激了消费。

2.建议

既然我们得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的结论，而且在中间影响路径环节上，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没有如期发挥其扩大内需的作用，那么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建议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一是要继续保持人口出生率低增长的基本国策。少年人口的增加，不能促进居民消费，这与目前大多数学者观点一致，我国目前少儿抚养比持续走低，恰恰说明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是间接促进大于直接促进，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有更大的刺激，利用这种刺激来促进消费更有效。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消费弹性 长期消费均衡 短期消费波动

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稳健的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经济的长期成长。同样，经济增长成果有赖于高效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进而推动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居民消费虽然稳步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通过扩大内需和保持居民消费稳健增长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课题。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居民消费的短期波动和长期消费均衡进行了相关研究。Hall和Mishkin（1982）对消费的暂时收入敏感性进行了研究，认为消费对永久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比对暂时收入变动更为强烈。John和Angus（1987）对美国永久收入进行分析，认为永久收入并不平稳，消费的平稳性不能直接由永久收入平稳性来解释。Kenneth（1988）运用方差约束方法对消费是否关于收入表现敏感进行了分析，认为消费波动并没有理论模型表现的那么敏感。Blundell（1988）基于理论和调查数据对消费行为和波动进行了研究分析。关于消费与收入的波动性问题，Marjorie（1993）对美国消费的过度平滑性进行了分析研究。Francis和Glenn（1991）认为长期数据并不支持永久收入假说预测，当外部冲击出现时，消费波动比收入波动更剧烈。Christiano（1998）对消费的创新收入的敏感性进行了研究，并得出消费波动性比收入更为平缓的结论。Yao（2000）对消费的非平稳性进行了计量分析。Flavin（1981）和Campbell（1991）分别对消费如何对收入的变动进行调整，以及消费如何响应收入的变动进行了研究。对消费弹性和消费者品牌忠诚度之间的关系，Lakshman和Raj（1991）得出品牌忠诚度高的消费者其价格敏感度较低的结论。杭斌和沈春兰（2004）对经济转型中城镇居民消费状况进行研究，认为1990年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比例较稳定，但1990年后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下降。王文博和闫荣国（2003）对中国GDP消费的长短期均衡与波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GDP最终消费对利率的弹性并不显著。

本文试图运用中美两国的宏观数据，通过建立ECM模型，对中美两国消费对收入的长、短期弹性以及长期均衡偏差对短期波动的影响进行测算，进而比较两国消费波动受到长期均衡偏差的影响状况，从而找出中国消费现状的不足。

长期消费均衡偏差对短期消费波动影响的模型析

误差修正ECM模型由Sargan（1964）提出，并由Anderson和Davidson（1977）完善。对本文而言，建立长期消费均衡偏差对短期消费波动影响ECM模型的目的在于分析消费对收入的短期弹性、长期弹性及消费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从而得出消费波动的剧烈程度。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消费理论。提出t期实际消费Ct与实际收入Yt之间存在函数关系：Ct=a+bYt。其中a表示自发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0

根据消费函数Ct=a+bYt，设实际消费Ct和实际收入Yt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Ct=a+bYt+μt （1）

根据EG表述定理（Engle和Granger，1987），如果两变量Ct和Yt存在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短期非均衡关系可由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表述为ΔYt=lagged（ΔY，ΔC）-λμt-1+εt。其中μt-1为长期均衡偏差项，λ（0

由此，关于实际消费Ct和实际收入Yt的一阶滞后模型具有如下形式：

Yt=α0+α1Ct+α2Ct-1+μt Yt-1+εt （2）

对上式进行整理，可得一阶ECM模型 ：

（3）

令λ=1-μ，。则上式可变为：

ΔYt=α1ΔCt-λ（Yt-1-a-bCt-1）+εt （4）

α1和b分别表示实际消费对实际收入的短期弹性和长期弹性，实际居民消费对实际收入的短期弹性意为在短期内实际收入变动1%所引起的实际消费的变动程度，而长期弹性意为在长期内实际收入变动1%所引起的实际消费的变动程度。

λ表示长期消费均衡偏差对短期波动的影响。虽然存在实际消费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消费并不会达到其均衡水平，而是会与均衡水平有偏差，这就是长期消费均衡偏差。由于内在长期均衡机制的存在，消费水平会逐渐达到均衡值，影响程度在数值上的体现为λ。该数值偏大意味着消费水平会快速回到均衡水平，但波动较剧烈；偏小则意味着消费水平会缓慢回到均衡水平，但波动较平缓。

中美两国长期消费均衡偏差对短期消费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对中美两国实际消费和实际收入ECM模型的实证分析中，本文运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1978-2012）》和国泰安数据库（1978-2012），分别采用中美两国名义国民总收入、名义消费支出、总人口，剔除以1978年为基准的CPI指数，得到1978-2011年两国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和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且为消除异方差，对两者取自然对数，并运用上标区分，分别得到lnincomeCN和lnconsumeCN，以及lnincomeUS和lnconsumeUS。

（一）中国实际居民消费与实际收入模型的实证分析

首先，本文对变量lnconsumeCN与lnincomeCN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法（Dickey-Fuller，1979）进行检验。其中滞后阶数按照赤池（Akaike，1974）信息准则AIC最小原则确定。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lnconsumeCN和lnincomeCN为一阶单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变量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和Juselius，1990）。所得结果见表2。

表2表明变量lnconsumeCN和lnincomeC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因此建立误差修正ECM模型形式如下：

lnconsumetCN=β0+β1lnincometCN+β2 lnincometCN+μlnconsumetCN+εt （5）

运用中国相关数据对上式进行拟合，得 ：

（6）

其中，R2=0.999 DW=1.892 LM（1）=1.956 LM（2）=1.895

根据上式得到中国lnconsumeCN对lnincomeCN的短期弹性β1=0.69；长期弹性 ；中国消费长期均衡偏差对短期波动影响程度为λCN=1-μ=0.26。

（二）美国实际居民消费与实际收入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同样对变量lnconsumeUS 与lnincomeUS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

表3说明lnconsumeUS和lnincomeUS为一阶单整，继续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如表4所示。

表4的检验结果说明变量lnconsumeUS和lnincomeU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ECM模型如下为：

（7）

根据美国数据对上式进行拟合得：

（8）

因此得到美国消费对收入的短期弹性为：γ1=0.75；长期弹性为 ；美国消费长期均衡偏差对短期波动的影响程度为λUS=1-ξ=0.11。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分别得到中美两国实际消费对实际收入的短期弹性和长期弹性，以及中美两国消费长期均衡偏差对短期波动的影响，如表5所示。

首先，中美两国的长期弹性值均大于短期弹性值。这符合相关经济理论。格里高利・曼昆在其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到：物品的需求往往在长期内更富有弹性。当汽油价格上升时，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汽车的需求量只是略有减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购买更省油的汽车，或转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搬到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在几年之内，汽油的需求量会更大幅度的减少。价格的上升意味着实际收入的降低，这意味着，消费在长期内对实际收入的变动更敏感。

其次，美国的短期弹性和长期弹性均大于中国。这是由于美国的实际收入远大于中国的缘故。由于高收入的存在，美国社会存在大量奢侈性消费。正是由于高收入和奢侈消费的存在，美国的消费在长期和短期均对收入的变动更加敏感。

再次，短期弹性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值为0.054；长期弹性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值为1.773。后者明显大于前者。这意味着在短期内美国实际消费对实际收入变动的敏感性受到了抑制，从而在实际收入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实际消费不会有像长期那样的变动。本文认为，这种抑制作用来自于美国的信贷、消费文化、社会保障体系等稳定体系的作用，使得美国居民消费中存在的棘轮效应，使美国消费者在实际收入发生变动时，短期内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消费水平。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虽然美国短期和长期弹性均大于中国，但消费长期均衡偏差对短期影响方面，中国却是美国数据的大约两倍。这说明中国总体消费水平相比美国波动更为剧烈。中国GDP年增长率波动较美国更剧烈，而且趋势和家庭消费年增长率趋于一致。从而导致中国短期和长期弹性虽然都小于美国，但是国民收入的剧烈波动导致总体消费水平的波动较美国更为剧烈。

本文认为，美国的信贷体系、消费文化和保障体系等充当了一种“缓冲器”的角色，在短期内抑制了消费对收入变动的敏感度，因此美国居民不会在收入发生变化时快速调整消费。这种抑制作用带来的积极影响为，可以避免消费产生较大波动，使消费增长率趋于平稳，从而可以防止国内生产总值剧烈波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缺乏缓冲机制，消费增长率波动较为剧烈。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逐渐摒弃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动消费信贷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进而扩大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比重，使中国经济持续和健康的发展。

1.[美] 格里高利・曼昆著.经济学原理（第五版）：微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杭斌等.经济转型中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管理世界，2004.5

3.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9

关键词：消费 收入 消费函数 收入差距 暴富群体

西方经济学中对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理论研究

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最好工具是消费函数。研究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一般都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开始。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首次成功地将消费与收入水平相联系，明确地将消费作为收入绝对水平的函数，并用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等概念来阐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简要回顾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绝对收入假说的方程式是：

C=C0＋c×YD (1)

式中C表示消费，Co是自主消费，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是即期可支配收入。

（1） 式两边同时除以YD，得到

C/YD＝Co/YD＋C (2)

左边C/YD即为平均消费倾向。由于自主消费Co是常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平均消费倾向APC随着即期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下降。这表明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储蓄所占比重越高；更进一步表明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也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低。由此可以推出，如果收入分配极端不均，收入集中于少数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APC就会降低，从而抑制消费，出现消费不足和低迷。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对消费函数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该假说也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主要是绝对收入假说只是个即期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完全没有利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效用最大原理。因此，在凯恩斯时代以后的数十年中，又出现了种种新的消费函数理论。

新的代表性理论有安东和莫迪利安尼（Ando，Albert，and Modigliani，Franco，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和弗里德曼（Friedman，Milton，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 hypothesis）。这两个假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也大同小异，都明确提出消费函数必须建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微观主体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效用，都是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将消费的即期决策推广到跨期决策，其要点是当前收入只是决定消费支出的因素之一，预期和财富也是决定消费的因素。

霍尔（Hall，1978）根据卢卡斯的思想，引入理性预期方法，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 hypothesis），将消费理论从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霍尔的主要结论是，消费是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Ct+1―Ct）不可预见。由此随机游走假说催生了新的消费理论。

弗来文（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即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对于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解释，有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不确定性(uncertainty)、统计中的加总误差、短视(myopia)。弗莱文（Flavin，1985）利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所作的定量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是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确定性也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Zeldes(1989)提出运用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理论可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作出解释。

消费理论的这些新发展，表明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前收入，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正确性。这个结论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的消费不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增加居民收入在我国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分析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首要考虑还是收入因素。收入主要从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收入水平高低，其次是收入分配差距，这两者又往往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程度极大地影响普通居民收入的高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格局呈现明显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特征，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如果纯粹从这个角度分析，居民收入确实是迅速增加。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快，除个别年份外，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是低于GDP增长速度。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高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收入差距正常扩大是应该肯定的，但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达到了非正常扩大程度，并且覆盖范围广阔，呈现全方位特征。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之大，令人惊异。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富群体的出现。暴富群体往往以种种非法手段侵蚀国有资产，榨取高额利润，他们挤占了国民生产总值中普通城乡居民应占的份额，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使得劳动群众即普通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普通城乡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没有条件消费，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致大部分普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在消费函数的作用下，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我国消费实现了显著增长，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局面有所扭转，原因是农村消费强劲增长，从而带动整体消费的增长。政府的一系列支持农业发展的措施，促使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全年粮食增产5%，农民收入更是大幅增长，为农村消费扩大提供了资金基础，使得农村消费加速增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进而带动整体消费显著增长。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消费相对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农村消费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消费不足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难以实现，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如何从根本上扭转消费不足的局面，实现持续的消费增长，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最关键的还是要千方百计进一步增加普通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增加的收入最容易转化为直接的消费，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远远超过各类人员收入的普遍增加。

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镇困难企业。近年来农民收入虽然较大幅度增长，但如何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依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关键在于继续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拓宽农民就业空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之一就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减少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农产品的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小城镇建设要与乡镇企业建设结合起来考虑。加快小城镇建设中，要支持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继续互为依托，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还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和名目繁多的摊派。增加城镇低收入者收入，主要是要努力提高城镇就业弹性，增加低收入者就业机会，为此必须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既有零售业、餐饮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还包括信息咨询业、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

我国应优先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其特点是所需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不高，可解决大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同时要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还需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职能，建立起财富的二次分配体制，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这两个手段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税收主要作用于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则是低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必须切实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

根据国家税务局的统计资料，2001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近966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6%，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0%―40%的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许多低收入国家水平，这说明我国高收入群体偷逃漏税程度严重。因此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时不我待，其关键又在于提高收入透明度。其次，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应建立、健全包括消费税、利息税、财产税、赠与税与遗产税在内的覆盖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尤其是随着个人财富和私人资产数量的迅速增加，应尽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总之，税收增加了，就能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通过转移支付手段，集中财政资金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使收入再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消费函数成功地描述了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决定消费水平高低的最基本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要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刺激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继续增加普通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

参考文献：

1.Ando,Albert,and Modigliani,Franco. The“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Aggregate Implications and Tes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63

2.Friedman,Milto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 Press,1957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10

关键词：复杂系统　复杂性　消费税　公平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41-02

消费税是对特定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在特定环节征收的一种问接税，是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一定税赋的税种。对消费税征收的重要的目的是为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引导消费方向，实现节约使用资源、抑制不良消费行为、纠正外部经济，最终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实现收入、财富的公平分配，这就是消费税改革的公平效应。

1994年和2006年，为了实现消费税独特的调节功能，我国分别对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了两次调整。但从实施情况来看，现实的经济效应与税制改革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改革效果并不明显。到2008年，我国消费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8％，占GDP的比重为113％，与发达国家10％的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总结其原因：一方面，消费税改革是一个涉及知识、经济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动力过程，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方面，本身包含很多元素，它们之间构成了“非线性的相互关系”。消费税改革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正负反馈，是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复杂自组织、自适应系统。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本身具有的目的性，主动性，适应性，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消费税改革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采取不同的行动，从而加大了消费税改革的复杂性。综上所述，研究复杂系统理论对重塑我国公平的消费税税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复杂系统的相关理论

复杂系统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它涉及的理论十分广泛、包括系统论、耗散论、协同学、分形学、混沌论、元细胞自动机理论等。事实证明，复杂系统理论对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其对消费税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几方面的理论进行论述。

1.1　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是由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Ⅱya Prigogine)教授提山的。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是指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它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该理论可概括为：在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及开放的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由此得知，涨落是诱使系统向有序方向演化的直接动力。

1.2　协同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西德理论物理学家哈肯(H.Haken)教授创立了协同学。其研究对象是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通过怎样的结合产生宏观上的空间、时间和功能结构。哈肯用序参量描述予系统的宏观行为。他认为，当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处于无序的初始状态时，各子系统独立运动．不存在合作关系，不能形成序参量：而当系统在外界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状态接近临界点时，子系统间形成协同关系，促使序参量形成。这一过程体现了系统内的动力机制：竞争与协同。因此．消费税政策必须与其他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公平的同时要兼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目标，实现促进公平和效率的共赢局面。

1.3　自组织理论

哈肯将自组织的定义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便说该系统是自组织的。”一般情况下，自组织是指系统中许多独立元素在没有刻意策划、组织、控制下而进行的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指系统不需要外部指令，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使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状态走向有序和稳定。

2、实现消费税改革公平效应的复杂性分析

我国消费税制的真正实施是从1994年开始的，在2006年国家再次对其进行了适当调整。但这次调整引导消费的作用不明显，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不大，并未完全体实现产业政策和调节市场合理竞争等目标。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利用复杂系统理论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

2.1　消费税改革主体的复杂性

消费税改革从决策到实施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它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包括中央部门和地方各部门)、企业及企业内部各部门、商户、单个消费者等多种作用元素，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网络里的每个元素有着自身的特点，他们的起点、能力发挥状况以及对市场机会的把握不同，即使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经济活动的结果也会不同。并且在这个复杂的网络里，每个元素与元素之间，元素与外部之间不断地进行信息等的交流和互动，彼此相互影响。

2.2　消费者自身行为的复杂性

消费税改革的主体――消费者是自适应主体，他具有感知的能力，自身具有目的性、主动性和积极的“活性”。这种主体元素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遵循一般的“刺激――反应”模型，主体可以在持续不断地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学习”和“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习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主动性及主体与其他主体的、环境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消费税改革的复杂性。

2.3　消费税改革环境的复杂性

消费税改革依存于一个由政治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等构成的不确定的、复杂的系统而进行。首先，政治制度环境是消费税改革赖以生存的背景。一项合理的制度是消费税改革得以实施的保障。其次，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消费税改革也有一定影响。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人对政策和公平的理解不一样，导致他们的反应差异较大，这为政策的可行性增加了难度。最后，市场环境也会给消费税改革带来很大的影响。

2.4　消费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

消费税在改革过程中会受到诸多不确定地非线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所处的初始条件极为敏感。这种初始条件包括：个人的天赋、家庭环境、居住环境和社会提供的机会等。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加上政策实施过程中一定的时滞，经济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此外，“追求公平”始终被看作消费税改革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每个人都同意税制应该是公平的，但人们对公平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国内外学术界在公平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消费税改革的难度。

3、运用复杂系统科学理论优化消费税改革的公平效应

当前，我国消费税制依然存在着很多漏洞，出现了很多有悖于公平原则的问题。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消费税税率结构不合理，税收征管不力等等。所以，必须从消费税改革的主体、环境和过程方面入手，探索实现我国消费税税收负担公平目标的路径。

3.1　构建合理的消费税收体系

(1)对消费税征收进行必要的调整。适当增加消费税税目，根据目前经济发展和人们消费状况，将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兴的各种符合消费税征税要求的产品和行为增加到消费税的应税项目中。

(2)还应为构建合理消费税收体系做好辅助工作。第一，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即要由“经济干预性”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第二，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第三，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对产业税收的优惠政策必须有效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意图。

3.2　积极宣传，关注消费者本身对政策的适应性

为了使税法深入人心，税收宣传必须要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是长期的，具有延续性的。首先，税务部门应该合理有效地利用媒体手段，譬如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开辟消费税收专栏，全方位宣传出台的新政策、新办法，增强纳税意识和互相监督的意识。其次，相关税务部门应力求创新，印发宣传手册、税收指南，有针对、有重点地通过送政策上门、纳税辅导上门等方式宣传税收知识。此外，政府部门应注重关注消费者本身对政策的适应性，采取走访、座谈等新形式，征求社会各界对消费税征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3.3　改革政策呈现多样性

(1)在有效治理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的基础之上，改进政府的管理方式。加强政府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行电子政务，提高政府效率，形成规范、协调、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精髓主要是历史和传统的产物，会带有明显地民族性和地域特征。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对消费税的改革产生不同的作用。在制定消费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做出适当的调整。(3)由于一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常常会带来产出与收入结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进一步使人们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偏好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在制定消费税改革政策时应注意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的关系。

3.4　适当拉大税率差距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1)从税收理论上看，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由于初始条件不同，税收对低收入者的收入效应较大，而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效应相对较小。因此，对高档消费品或高档消费行为、耗用稀缺资源的产品、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等进一步提高税率，才能使消费税的公平效应在高收入群体中有所体现。(2)制定政策时应适当给予西部地区一些倾斜性优惠，减轻其宏观税负，进一步促进我国地区间收入公平分配。此外，还应出台政策不断改善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初始状态”，如：提供良好的教育、技能培训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消赞税改革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胡怡建中国税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②王周焰，王浣尘.复杂性[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0(4)

③成思危.复杂性科学探索[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8.

④刘永振.自然辩证法概论[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279.

⑤哈肯H，戴呜钟，译.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社，1998：7-9.

⑥哈肯H.信息与自组织――复杂系统中的宏观方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