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增长范文10篇

收入增长范文篇1

日前的“一号文件”，是我党执掌政权以来第一次就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发出专门文件，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中央对此的关注程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民增收速度就逐渐放缓。进入九十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从一九九七年到去年的七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水平仅为百分之四，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了百分之八，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不足二比一，扩大到目前的超过三比一。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由于占人口六成以上的农民购买力持续不强，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的消费拉动力不足。这是内地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主要是因为农民有了承包经营权，随后农产品价格大幅提升，农村工业发展受到了鼓励。当这些政策被逐渐消化，而新的政策又未能适时出台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明显放慢了。增加农民收入，涉及到许多带有体制性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首先从农村来看，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并没有完全落实，农民还没有充分的权利按照各种产品利润的高低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特别是在一些粮食主产区，不论市场上蔬菜、瓜果、家禽或其它农产品的价格有多高，农民仍不得不继续种粮。

再看农村与城市的结合点。农产品进城的销售价一直受到严密监控。去年一度出现粮油价格上涨，城里便传出一片惊恐声，要求政府出招平抑粮油价格。而事实上此时的粮油价格还远比七年前低。据统计，二○○二年平均每个城镇居民用在粮、油、肉、菜方面的开支，比一九九六年少四十三元，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却增长了三千多元。就在这年，反映家庭食物开支与总收入之比的恩格尔系数，在城镇由上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猛降到百分之三十七，内地有媒体欢呼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象征，其实降幅如此之大，明显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表明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而从城市来看，进城务工农民仍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仅以年前内地广泛报道的老板欠薪情况为例，这些老板欠的基本上都是进城务工农民的薪水，却绝不敢欠城里人的薪水。进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相当低，在劳动保障、职业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待遇不公，而且收费繁多、检查繁多。现在农村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近一半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进城农民数以亿计，他们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也论及了上述三个问题。事实证明，增加农民收入不单是一个农村问题，必须农村和城市一起抓，从根源上抓起。

收入增长范文篇2

一、县农民收入的现状

近几年县农村居民的收入一直在低位徘徊。据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本文调查资料来源同此），从2010年到2012年，三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有3303元、3766元和4248元。大大低于全国、全省和全市的水平。经调查测算：2012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7919元的53%，全省平均水平7828元的54%，全市平均水平5310元的80%。与本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也有明显差距，2012年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5元，与本县农民纯收入之比为2.9：1。因为农民收入低，县是全省24个国定贫困县之一，全县299个村就有134个贫困村，占44.8%；全县近8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有22.1万人，占27.6%。因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是县各级各部门应高度重视的问题。

二、农民收入低迷的主要原因和问题

1、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县位于北部边境，属中低山丘陵地区，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资源贫乏，交通不便，经济逐渐落后于兄弟县市。全县无铁路、无大中型企业，工业发展落后，可容纳的就业岗位少，农村大部分富余劳力只能远赴外省外县务工。受大环境影响，农民本地务工收入较低，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2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平均1199元，只占纯收入的28.2%，这也就直接制约着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

2、家庭经营性收入中二、三产业比重太低。长期以来，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构成中的主要组成。近两年县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分别为2379元和2724元，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也分别为63.1%和57.1%，且非农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太低，只有20%和24.5%，农业收入占大头的情况改变不大。这是农民收入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不彻底改变农业收入在家庭经营中占大头的现状，则农民收入较快提高的愿望将很难实现。

3、农资价格上涨制约农业效益的提高。2012年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一路上涨，据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监测，12月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5.9%，全年平均涨幅3.9%。其中化肥全年平均（以下同）上涨5.1%、农药上涨2.1%、种子上涨3.8%、农业用工上涨8.2%、饲料上涨4.8%。而2012年稻谷平均出售价格124元/50公斤，比上年平均上涨3.3%，低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国家给农业生产各项优惠补贴的目的是提高农民收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且涨幅较大，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抵消了国家惠民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2012年县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费用支出平均1042元，同比增长4.6%，其中：农业生产费用支出765元同比增30.7%，农民家庭经营中农业实际效益大打折扣。

4、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县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表明，2012年随机抽样调查的180个农村劳动力中，文盲3人、小学文化程度55人，初中文化程度96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21人，大专以上8人。也就是说初中文化程度以下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85.6%，其中参加过技术培训的只有20人，只占11.1%。由于文化程度偏低，培训过的劳动力少，有技能的劳动力不多，使县的农村劳动力在二、三产业只能从事一些只靠劳力无需技能的低收入工作。即使从事传统的农业岗位，也很难适应农业机械化现代化高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农村大多数素质不高的农民家庭依然处在收入的较低层次，特别是60岁以上的农户收入更低，无劳动能力的老人生活相对贫困。

5、农户之间收入不平衡。2012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248元，但收入贫富不均。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县2012年仍有54.3%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全县平均水平。其中人均纯收入超8000元的高收入户占8.6%，而人均纯收入在2300元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户超过20%。农户之间收入的差距太大、贫困户比重高，不利于农村小康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农村大局的稳定。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1、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工业化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加速器，“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发展的硬道理，只有全县总体经济搞大搞活，农民就有就业的岗位增收的源泉。一是强化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好的硬件是引来的凤凰的基本条件。二是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制定各项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三是借助中央振兴赣南苏区的有利时机争取改变无铁路的现状，加快高速公路建设步伐，同时引进一批超亿元大型项目在落户投资。四是大力支持和帮扶已有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骨干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2、继续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一是要加快县城城区和、、、等中心镇的城镇化建设，形成以“主城区—重点镇—圩镇”为依托的城镇化网络，为有条件的农民进城或到中心镇、圩镇定居及发展二、三产业创造机会。二是鼓励本地有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当前农村中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家庭大多已成为农村的高收入户，因此应鼓励本地有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发挥本身优势，选准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各种服务行业，使二、三产业收入逐渐成为这些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三是争取在外地务工的人员回乡创业。他们可将在外地就业中积累的人脉资金技术等优势带回，经商办厂发展非农产业，带动家乡人民致富。四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创业开方便之门，以创业带动就业，在政策上如办照、税收、用地、贷款等方面给于支持和帮扶。

3、改变农业经营模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一是大力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模式。农村规模户大多既是农村的科技示范人、又是农村的高收入户，农业经营效益较好，劳动效率较高，应成为今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二是大力发展生态产业链多种经营模式。目前有不少农户在山上种果树、养猪和鸡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态产业链，多种经营形式搞的很好，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三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经营模式。如的脐橙、生猪、黄鸡、席草、蔬菜、油茶等，与其有关的龙头企业已有一定的基础也发展得较快较好，参于的农户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4、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和各项惠农政策，确保农民增产增效增收。一是继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在中央振兴赣南苏区的有利时机中争取资金切实改善农村的农田水利、道路、电力通讯等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适时提高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标准和强化对生猪等畜禽生产各项扶持政策。三是紧跟市场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保护价格，使政府的支持成为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渠道。四是完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监管体系，在生产厂家源头上和流通环节上双重监督，彻底扭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大于农产品价格的上调幅度，使农民能真正增产增效增收。

收入增长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税收增长，理性认识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放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不管从绝对额、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总体上都在不断增长，因此，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作为这种长期增长趋势的一种延续和集中体现，似乎也无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税收比重步人“最佳”区间，对于其未来走向我们应当有理性的认识。

一、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历史分析

(一)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绝对值角度

从表1和图1不难看出，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迅猛，从1950年的不足50亿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30000多亿元，增长了600多倍。尽管这一期间中国税收收入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但并不能说其增长过程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收，为此后建国初期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了基础。1958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简化了工商税制，仅设9个税种，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导致此后数年间税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间，已经简化的税制仍被批判为“繁琐哲学”。1973年，对工商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仅剩7种税。这一时期尽管税收收入仍有所增长，但显然不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税收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1980年、1981年中国相继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从1983年开始，中国分两步实行了利改税改革，初步确立了企业所得税和产品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制度，税收收入增长平稳。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呈现跨越式增长。

(二)中国税收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经济发展进入正常阶段，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企业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51.44%；这一时期，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不到50%，在1953～1975年间甚至低于“(国有)企业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经历了由税收与企业收入并重到以税收为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变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反映。1954～1979年，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约都在40%以上，企业收入的比重一度还要高于税收收入。从1980年开始，企业收入的比重开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税改革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结构的分水岭(见图2)，由此前的税收收人与企业收人并重转变为以税收收入为主；1985年企业收入比重下降到了1.74%，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从1994年开始，企业收入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干脆就不存在了，税收成为中国惟一的基本收入形式。

从税收法治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必然的。为了防止政府利用政治权力获取超额的财产收益，形成对一般市场主体的不公平竞争，需要对政府拥有的经营性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国家才被称为“无产国家”，“无产国家”必然只能凭借政治权力取得收入，因此才形成了所谓的“税收国家”，这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

可见，中国税收比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今天这一比重殊为不易，应当珍惜，但因此就否认税收过快增长和过重税负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对的。

(三)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变化

由表2和图3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间，中国税收收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0%-15%之间。这一时期中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不高，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有国有企业收入，甚至后者的比重还要更高一些。因此，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不高，并不代表中国当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政府从国民经济中的财政汲取能力差。1985年两步利改税改革之后，中国税收收人迅猛提高，达到了22.8%。应该说，这一比重是中国此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真实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城市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善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在农村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所有这些措施都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体现在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收入比重的降低上。1996年，税收收入比重最低降到了10.2%。应当说，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会带来政府规模的缩小。然而，税收收入比重过低势必会削弱国家的财政实力、妨碍政府职能的实现，最终对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步人新的快速增长期，这时中国税收体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比重从1996年开始稳步上升，2004年已经超过了18%。

税收收入的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税收收入增长过缓不利于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相反，税收收入增长过快，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996年以来，税收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的增速(见表3)，有些年份甚至接近GDP增速的3倍，特别是这一期间中国经济一度处于通货紧缩时期，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所形成的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解和非议。同时，考虑到中国除了税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还包括大量的其他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就不得不使人担心中国过快增长的宏观税负。当然，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收入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但从短期来看，税收收入的增长应当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过快或者过慢都是不正常的。

二、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进一步认识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换句话说，税收规模过小固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税收规模过大同样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类似地，税收增长过缓无法满足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而税收增长过快同样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潜力。

(一)基恩.马斯顿的分析

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恩.马斯顿(K.Marsden)选择了21个国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人均GDP增长率高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要高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也要高于高税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负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了一条普遍的规律。

那么，一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是多少，或者说，税收收入增长到什么程度就应当适可而止、有所收敛了呢？世界银行1987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一国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正相关，人均GDP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GDP750美元左右的中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3%；人均GDPl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30%左右。可见，中国近年来19%的税负已逼近中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接下来应当是稳步增长，而不是继续“高歌猛进”。

(二)布坎南：怪兽模型

此外，学术界还对政府税收过快增长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有的学者甚至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现代政府税权的扩张并不是完全因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政府在税收增长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自己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有利地位，攫取了不合理的税收。尼斯凯南(NiskanenWilliamJr.)认为，政府是一个有很多个人组成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人就是所谓的“官僚”。“官僚”在其任期内追求的目标就是预算收入的最大化。这样，作为“官僚”集合体的政府也总想尽量多的筹集收入、课征税收，尽量多地支出。可以说，政府课征税收和进行支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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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当前税收收入现状

（一）税收计划分配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现在：①是“以支定收”、“基数递增”的分配方法不合理。每年国家下达的收入计划任务都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然后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以此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②是层层分配下达的方式不合理。目前，税收计划一般层层分配下达至省辖市局、县局，直至基层分局。为了确保收入任务的完成，有的甚至落实到分局内的股室乃至个人。③是地方政府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的方式不合理。地府政府每年往往都要根据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在税务系统内部下达的年度收入计划基础上，再追加一块任务指标。

（二）政府行政行为过重，税收执法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①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预。税务执法是依法治税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实践，它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执行公务。但在一些地区，地方越权干预税收的情况严重妨碍了税收执法。特别是当税务机关清理欠税和查处偷漏税案件时，有些政府领导便会出面干预，甚至施加压力。②税务干部业务素质不高。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大量企业转为私人所有，偷税与反偷税，避税与反避税的斗争日益激烈，有些企业甚至不惜重金聘请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做假帐，进行所谓的“合理避税”。而如今税收干部从总体上看，业务能力、法治意识仍达不到现代经济的要求，加上有些企业对税收检查工作不予配合，给税收执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③税收执法随意性大。有些干部对税收政策、税收规定重视不够，加之工作责任心不强，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性，有些税务干部甚至滥用职权，越权执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严重打击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影响了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

（三）公民纳税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①各地税法宣传流于形式。目前的税法宣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仍停留于城市，停留在每年的税法宣传月，而且形式单一，内容单薄，很难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②纳税人纳税行为不够积极。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一些企业负责人（尤其是中小企业）文化层次较低，对国家税法理解不够，对纳税存在抵触情绪，个体工商户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偷逃税款现象仍比较普遍。③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行为仍不容忽视。税务机关税源监控手段不多，极大地束缚了税源管理的手脚。今年我省发现的一系列大要案，就是不法分子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表现。

二、制约税收收入可持续发展的成因分析

（一）税收工作考核不合理，“依法治税”难以实现。税收计划源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指令性和相对固定性特征。不可否认，它作为一种行政责任制的管理方式，在一定时期确实有效的调动了各级税务机关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的收入计划管理已明显与依法治税产生了矛盾。如今，很多情况下各级税务机关为了完成计划任务疲于应付，常常根据收入计划完成情况决定多征或少征，于是人为调节收入进度，以均衡入库的方式组织收入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但这种税收收入不能真实反映一定时期的经济提供的税收情况，只会导致税收征管秩序发生混乱，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害，而且从长远来看只能使税收任务计划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二）盲目引进投资，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如今各地投资环境不一，为了招商引资各地政府可谓用尽了心思。但各地在引进投资项目的同时，却忽略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协调性，从而造成地方经济受外来因素波动影响很大。今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部分地区经济甚至已走入了经济发展“以量取胜”的误区，虽然国家进行了经济宏观调控，但局部范围内盲目投资的情况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经济的畸形发展。

（三）税源监控不力，不能体现“应收尽收”。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中税源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时刻在发生变化，税源的流动性和可变性大大增强。而目前的税务登记、发票管理和税务稽查等措施，由于本身不够完善、严密，加上缺乏其他相关的配套设施，很难发挥其监控税源应有的效果，且有些地区过分强调税收稽查职能，忽视了管理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税源失控，极大地影响了税收收入的“应收尽收”。

三、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税务部门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坚持依法治税，形成良好的税收征纳环境。①提高队伍素质，实行依法征税。培养税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刻体会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性和不规范执法的危害性；同时针对目前税务干部业务水平总体不高的现状，强化业务培训，使广大税务干部在规范执法的基础上，增强执法的效率和质量。②加大税收宣传力度，促进纳税人诚信纳税。税收宣传是税收工作的民生基础，只有让纳税人了解了税收的重要性，才能从源头上保障税收的可持续发展。③加强部门合作，形成良好的协护税环境。建立与地方政府定期汇报的工作制度，取得地方党政的理解和支持，确保依法治税顺利实施。此外，加强与公、检、法、工商、银行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协调配合机制，实现税务机关专业管理与社会协税护税力量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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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边际收益分析，显示宏观税负增长趋势明显财政边际收入率是指新增财政收入占新增GDP的比率；财政平均收入率是指财政收入总额占GDP总额的比率。从2006-2012年张掖市财政收入增长趋势图（图1）显示，财政边际收入率和财政平均收入率总体趋势相同，财政边际收入率曲线较财政平均收入率曲线明显陡峭，从财政边际收入率曲线与财政平均收入率曲线的近期趋势看，财政收入超GDP增速现象仍将延续。

从劳动者报酬看，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没有制约居民收入增长从2006－2011年张掖市、甘肃省、全国生产总值（GDP）收入构成比较（表3）看，张掖市GDP构成中比重出现“两升”（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两降”（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与甘肃省GDP构成变化趋势正好相反，与全国GDP构成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GDP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稳步上升，2011年达到68.08%，较甘肃省和全国分别高22.13和23.14个财税论坛表2张掖市经济与财政横向比较统计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甘肃省统计年鉴》、《张掖市统计年鉴》，下同。说明：汇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交易中心2012年12月31日公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6.2855元人民币；平均工资2012年未出。注：2012年部分数据未出。单位：人均GDP为美元，人均工资为人民币，其它为%百分点，达到发达国家50%以上占比标准；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占比所有下降，2006-2011年间，二者在GDP总量中占比同步下降4.5个百分点左右；企业营业盈余占比所有提高，2006年营业盈余在GDP总量中占比为13.56%，到2011年达到16.92%，提高3.36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与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占比两升两降，且二者变动幅度基本相当，这进一步说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没有制约居民收入增长。

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我国采取的是以流转税收和所得税收为主的征收模式。征收模式决定了税收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的提高。1.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GDP的增长，生产经营者实现的销售(或经营)收入增加，保障了流转税税基的稳定增长。2.企业效益。经济发展带来企业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长保证了所得税收入的快速增长。3.产业增速。GDP是由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组成的，其中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增速也高于GDP增速，而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GDP中的二、三产业，各产业增速的不同导致财政收入增速随之变化。

（二）制度因素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其主要原因是两者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和税收制度设计缺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统计制度。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税收制度，对生产经营者的销售收入，减去已购进的各类材料和其他费用支出作为税基进行课征，由于固定资产折旧费没有剔除，所形成的财政收入存在一定水分。2.统计内容。财政收入与GDP两者大部分统计内容相同，但也存在不同：部分税种存在重复使用同一税基计征现象，如对销售行为除计征增值税外，还要开征所得税、教育附加费和城市维护费等；财政收入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未计入GDP统计范围等。3.统计价格。目前使用的GDP增长是以1985年价格为基数，按可比价格计算所得，没有考虑物价变化，而财政收入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包含了物价涨幅和体制变动等因素。4.税收制度。现行税制中规定了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等优惠办法，而在财政收入统计上，对已退税收也计入到当期财政收入中，如对出口退税的财政收入统计，使实际财政收入存在虚增。

（三）政策因素1.财政政策取向。2006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财政收支总量稳步增长。国家连续实施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GDP保持年均14.68%的增长速度，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纳税能力增强。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紧急出台一系列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地方可用财力增强。2.税收政策调整。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加强了征收管理，新开征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1996年国家费税改革，出口税收调整刺激一般贸易增长，进口增值税加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在税费征收方面积极实行减、免、缓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缓解资金紧张状况，税收收入有所减缓，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但是，国库部门进一步优化出口退税流程，切实提高农副产品加工出口企业退税资金的到账速度，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缓慢。3.其他因素。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征收或取消利息税、部分大型企业一次性上交国有资产收入，税率及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财政收入统计口径调整等。

（四）管理因素1.税收征管因素。2008-2010年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财政收入增速缓慢，部分地方财政通过预收虚增收入形式提高当期财政收入增长。税收征收水平和管理上的漏洞，以及税收征收系统是否完善，对税收征管密度和征收效率带来较大影响。海关实行的“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区域通关模式刺激了进口增值税的地方缴纳。2.既得利益因素。地方政府为保证地方财力的稳定增长和财政支出的需要，通过税收考核制度，以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直接挂钩的做法，调动征收部门、人员的积极性，鼓励地方政府加大税收征管力度。

结论和建议

统计数据显示，张掖市从2006年开始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一是2008—2010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张掖市GDP（现价）增速由15.83%回落到10.76%，大量的资金通过税收形式被抽离，相应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企业利润增幅下降；二是2006—2011年张掖市GDP（现价）年均增长15.18%，较劳动者报酬年均增幅17.22%低2.04个百分点，而来自经济生产成果的财政收入年均增幅25.91%较劳动者报酬年均增幅高8.69个百分点；三是2011年张掖市从业人员平均工资25985元，分别较甘肃省和全国低6107元和15814元，年均增长13.43%，分别较甘肃省和全国年均增幅低0.13和1.49个百分点，与其财政收入增幅高于后两者不相符，但与其人均3397.90美元（折合人民币21358元）GDP的经济基础相一致。说明财政收入的高增长能够惠及公众，提高劳动者报酬，促使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综上所述，张掖市财政收入增长超经济增长既是对国家财税体制及宏观调控变化的反映，也是对历史增长的修正和经济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反映，存在一个自然调整的过程。因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充分运用稳键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加强薄弱环节的建设，提高工业技术含量，改造和提升传统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通过产业升级来提高第二、三产业的创税能力；充分考虑各项政策的短期与长期效果的综合平衡，积极引导财政和信贷资金投向，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优化宏观税负。

（二）健全财政秩序，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清理规范政府收费项目，加快费改税，将政府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取消预算外分配。充分发挥财政直接调控作用，有针对性地扩大投资性支出，加大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等的公共支出，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合理使用税收调控，适当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民生工程投入，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公众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

收入增长范文篇6

1.1收入稳定增长。近些年，衢州地区农民收入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以2016年为例，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68元，同比增加1187元，增长10.0%，增幅较上半年回升。0.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3位，仅次于台州（10.1%）、丽水（10.1%），从收入增速看，衢州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与全省平均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2四项收入齐头并进一是工资维持稳定增长，以2016年为例，工资性收入增长9.5%,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拉动增长5.5个百分点。二是农民转移净收入稳步提高，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和退休金标准的持续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2016年上半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转移性收入达到1246元，增长10.0%，转移收入已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动力。三是经营净收入保持平稳增长。2016年上半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经营净收入2430元，增长10.2%，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四是财产净收入增长较缓，2016年上半年，财产净收入为88元，增长6.0%。1.3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衢州六个县（市、区）都实现了较快增长，农村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其中柯城区以10.4%增长速度领跑全市，开化（10.3%）、江山（10.1%）、常山（10%）、龙游（9.9%）、衢江（9.8%）紧随其后，增速最高的柯城和最低的衢江差0.6个百分点，增收效果不尽相同。按五等份收入组计算，2016年上半年，20%最高收入组与20%最低收入组收入差距倍数为7.9倍，比去年同期8.5倍，缩小7.1%。1.4增长幅度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衢州市特别关注农业发展工作，将农民创收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增长速度基本处于全省同期平均水平以上。其中2016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四。

2新常态下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收入结构视角

分析当前农村居民增收状况，主要存在增收速度有所减缓、收入水平较低，收入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2.1增收步伐稳中趋缓。2016年上半年衢州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13255元，同比增长8.7%，增速趋缓，较上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其中农民人均收入8675元，同比增长9.5%，增速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受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增长平台下移等因素影响，今年来衢州城乡居民增收难度加大、增速回落态势明显。2.2工资性收入增速回落。工资性收入增长是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导因素。2016年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工资性收入增幅同比回落2.2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3经营收入增速减缓。衢州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排位下降，部分原因是经营性收入增长动力减弱。以2016年为例，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市场需求不振影响，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同比增长10.2%，增幅同比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经营收入同比下降5.8%，经营户增收面临一定困难。以山区毛竹收入为例，雇工成本在100-120元/天，毛竹售价每百斤24元左右，人工成本同比上升20%左右，毛竹价格同比下跌36%，一升一降，对竹农收入影响较大。2.4收入结构不尽理想。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56.6%，经营性收入占28.0%，财产性收入占比1.0%，转移性收入占14.4%，四项收入结构比例还不协调，不均衡。另外，区域发展还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江山市与最低的开化县相差2179元。2.5就业状况不甚理想调查资料显示，2016年全市农村住户调查样本户户均就业人数为1.92人，户均就业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0.08个百分点，就业人口比例的降低，直接导致部分居民收入减少，增收困难。

3新常态下推动衢州地区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因素

新常态下，随着衢州城镇建设及衢州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全面推进，衢州地区农民的收入影响因素必然随着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新的影响。按照提出的“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要求，衢州市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增收放在突出位置，政府要紧盯产业发展项目，分类施策，以产业发展为纽带，以创造就业岗位为结点，编织衢州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的新网络，实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3.1积极引入政府性投资项目，在持续有力的政策扶持中帮助农民间接增收。政府投资项目既可以改善农村的软硬件条件，又可以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增加农户收入，要将涉农的政府性投资项目当作一个重要的产业来抓。要结合五水共治、一县一带等重点工作，有计划地弥补农村水利、电力、交通、物流、信息、管网等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农业发展项目，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形成“政府引导-民间跟进-农户增收”的良性循环。3.2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在精耕细作的产业挖潜中促进农业价值提升。要以农户增收为目标，综合考虑增强现代化水平、提升专业化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农民增收成功率等四个方面，以“四化”推动一个或若干个重点产业集聚发展。一是信息化推动涉农电商集聚发展。重点可从农产品现代化的流通环节入手，参考沃尔玛的连锁模式，优先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准入，加快农产品的流通速度，降低农产品的流转成本，增加农民的纯收入。二是高技术化推动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发展。农村工业化的重点在于打造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工业化，市场对更健康、更绿色、更安全、更丰富、更营养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需求越来越旺，衢州的茶叶、柑桔、生猪、竹木、蜂产品、清水鱼等广泛涉及各类农户的大宗农产品，迎来了洗牌提质、创牌增效的黄金发展期。三是规模化推动健康养老产业集聚发展。立足医养结合、以养为主，主打生态养生牌，要避免各自为战、零打碎敲的现象，全市域统一谋划布局，集群发展健康养老产业。重点之一是要充分发挥衢州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和职业教育基础良好的优势，大力推动健康养老领域的职业教育，定向培养各类高水平、高技能、高收入的医卫护理人员，助推低收入农户持续快速增收。3.3着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打开“两山”转化通道。随着乡村休闲旅游的兴起，它的快速发展给农村的经济面貌带来了巨大转变的同时也给农村居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衢州大力推进乡村休闲旅游宣传平台的建设，提升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品质，继续实施人气集聚工程，赋予“一县一带”产业功能，吸引外出务工群体返乡创业，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依托各级景区，建成了美丽乡村风景线，有力推进了沿线农民增收。利用便利的交通网络，大力发展民宿游，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让农民富起来。3.4引入金融资本，构建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助推增收农业项目投入多属长线投资，时间长，见效慢，尤其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一是加快金融资本与涉农企业的融合发展。要积极培育涉农龙头企业，加大对涉农公司上市的扶持力度，通过此类公司整合推进衢州农产品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销售，鼓励和支持这些涉农龙头企业优先安排低收入农户就业。二是推进政府产业基金与金融资本的扶贫合作。积极探索与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的扶贫合作。三是发挥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的联合互助。在有条件的地方组建县级扶贫资金互助会联合会，充分发挥联合会财务管理、安全监管、资金余缺调剂、风险救助等作用。3.5定向培训就业帮扶增收。为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全面提升农民的就业水平已是迫在眉睫。在培训就业方面要向低收入农户倾斜，找准产业项目与贫困农户的结合点，避免为培训而培训现象的发生。一是积极探索开展各类培训就业合作模式。创新政府与农户合作模式，政府牵头谋划，借鉴沙县小吃、缙云烧饼做法，将地方美食（如开化汽糕）进行统一化培训、标准化生产、模式化销售。二是加强重点群体帮扶。对收入来源单一、收入增长低，甚至减收的家庭户进行重点帮扶，帮助其提高就业能力、改善经营状况增加收入来源等。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所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影响因素也是错综复杂，但经济新常态下衢州地区农民收入的发展前景中仍然具有很多新机遇。因此，“十三五”期间，我们应抓住机遇，牢固确立共享发展理念，扎实办好各项民生实事，切实做到补短板、保基本、兜底线、上水平，构建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机制，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确保农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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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锡文.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三大问题[J].中国农垦，2016（6）：2-3.

收入增长范文篇7

本项研究的重点是从劳务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所以，不是笼统研究非农业收入，也不是单纯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实际上是考察家庭经营与雇佣劳动的制度绩效问题。

所谓劳务经济，就是劳动者出卖劳务而获得报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现象。在本项研究中，劳务经济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等身份在行政事业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资性收入。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地位。1978－2000年间，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在联产承包变革中得到解放和发展，孕育了乡镇企业和民工潮两次劳务经济的浪潮，全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7．1％提高到目前的31．6％。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期从133．57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15．9倍。其中：1983-2000年间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701元，增长11．2倍；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1436．2元，增长5．3倍。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18．57％提高到31．1％，对纯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33．1％。劳务经济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过剩经济的出现，为家庭经营的整合提供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其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即将来临。

一、发展阶段：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渠道

根据劳务经济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务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78－1982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解放时期。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变革时期，实际上是我国长达多年的农村体制的最终解体阶段。家庭经营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由隐性变为显性，劳动力剩余率高达30％-50％，这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创造财富，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由于农村居民重新获得了身份和择业自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为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迅速奠定了基础。

联产承包变革时期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中央大幅度提高了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与家庭经营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初步解决了粮食短缺这一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这一期间全国农民人均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包括农民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不包括职工工资收入和生产性劳务收入)从88．26元增加到142．85元，年均递增12．8％，比纯收入增长速度19．2％低6．4个百分点。占纯收入比重虽然从66．08％下到52．89％，但仍然是收入的主体。1982年全国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为8．97元，集体外单位职工工资收入4．56元，生产性劳务收入约12．57元，三项合计工资性收入为26．1元。农民从集体统一核算单位得到的收入为131．15元，其中现金收入仅37．46元，主要是口粮等实物分配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是90．23元，其中农业收入80．08元。非农业生产收入10．15元，主要是牧业及种植业收入。财产性转移性收入22．63元。农民人均从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农业收入为203．65元占纯收入的85．87％。可见当时劳务经济才刚刚起步，农业收入是主要来源。

2．1983-1993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波浪发展阶段。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矛盾从短缺走向过剩时期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计划经济以压抑城乡居民生活需求来积累资金，侧重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与轻工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开始向居民倾斜，被长期抑制的消费欲望开始变成有效需求，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劳务经济发展阶段。

此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194．51元，增长2．4倍；占纯收入比重从18．57％，略微提高到21．11％。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678．48元，增长2．0倍；占纯收入比重在73．5％左右波动。可以说劳务经济和家庭经营并驾齐驱。1983-1993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处于频繁波动状态，可以划分为1983-1986年、1986-1991年、1991—1993年两个半周期，与家庭经营纯收入基本同构，家庭经营的好坏是我国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工资性收入以1984年、1987－1989年、1992年为峰值，部分年份明显有以劳务经济与家庭经营互相弥补的倾向。这一时期我国农民人均在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从11．92元增加到67．62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19．93％提高到34．76％，是乡镇集体企业稳步发展的时期；在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收入从22．87元增加到96．51元，比重从38．24％提高到1989年的56．67％，又下降到1993年的49．62％；其中在个体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为17．48元，在国有企业等其他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是53．14元，外出打工等从其他单位得到的报酬是25．45元引农民在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25元增加到30．38元，比重经过两轮下跌从41．83％降低到15．62％。可见在此期间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乡镇集体企业和外出从其他企业和单位劳动得到的报酬。

3．1994年以来的农村劳务经济的结构转型时期。1994-2000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急剧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经济领域，短缺经济基本结束，过剩经济已经来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大幅度提高了工农业产品的有效供给。而亚洲金融危机制约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势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对未来收入预期不高，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银行改革硬化了预算约束，部分企业和居民找不到能够获利的投资方向，投资需求不旺。国民经济景气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前所未有。

目前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1994-2000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84．5％，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1．9％。家庭经营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72.23％降低到1999年的65．53％。特别是家庭经营纯收入1998年、1999年分别减少0．46％和1．2％，出现绝对减少的局面，也是绝无仅有。而在此同时，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01元，占纯收入比重从21．11％。提高到31．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165．8％。家庭经营地位的下降和劳务经济地位的提升，说明农村居民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正在从通过自营产品的间接交换向通过契约雇佣的直接交换的转变。

二、家庭经营：与劳务经济互为发展的前提

农村体制的解体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际上制度下国家始终承担着控制农村经济的制度费用相对增长更快的压力，包干到户首先在安徽风阳等落后地区开始实行，就是因为当地集体工副业太弱或者根本没有，无力以副业弥补自然灾害的农业损失，农民早已从自留地经济预期到家庭经营的高收益。家庭经营作为联产承包的最终选择，其意义在于重新获得了剩余索取权，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终于可以将自己的劳动与收益紧密结合起来。家庭是农业生产的最适组织，它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生产与消费等多功能同一，有利于灵活决策以应付农业风险。土地的福利性均分暂时稳住了几乎全部农业人口，鼓励他们首先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为农村要素全面流动奠定基础。所以此间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从1978年的2182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994万人。家庭经营不仅仅是改善激励机制问题，更重要的是放松了要素流动的管制，农民从土地获得的收益的增加，为发展劳务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78-1983年间农民收入增长的特点是：一是高速度。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9．2％，是1954-1977年间速度2．66％的7．2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幅度为19．06％，也比1978-1999年间实际年均递增速度14．38％高4．68个百分点。二是普遍性。改革初期农民普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政策因素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广泛的。全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24左右，处于相对平均的状态。地区之间级差收益较低，1980年我国三个地带西部、中部、东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比例为1．00：1．05：1．27。三是基础性。解决农产品短缺问题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需求，农业收入自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此间农民第一产业纯收入从113．47元增加到203．65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从85％减低到75．4％，农民收入结构单一。第一产业纯收入增加额占农民纯收入增加额的66％。四是货币化。农民现金纯收入从55．99元增加到153．56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从44．9％提高到56．9％。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民物质和文化多方面的需求。家庭经营为劳务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庭经营突破“以粮为纲”的产业结构向多种经营的拓展，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使用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专业化分工取决于该行业的收入弹性与生产率的上升率，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率上升率决定于计划偏好，消费品的收入弹性虽然在黑市上极高，但缺乏资源来创造更多的供给和现实需求。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的症结就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居民在分配格局中地位上升以后，市场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引导作用。农业生产要素依据“粮食作物一经济作物一养殖业一林果业及其他农业”的需求层次顺序进入。1983－1993年间，我国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从31645万人增加到33258万人，占乡村劳动力比重从91．2％降低到75．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2750亿元增加到10995．5亿元。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从212．65元增加到566．38元，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从93．45％降低到83．5％。而家庭经营非农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1983－1993年间，全国农民家庭经营三次产业纯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分别为第一产业57．8％、第二产业3．6％、第三产业12．3％。家庭经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高达73．7％。

过剩经济的出现说明，家庭经营农业收入的增长方式已经开始从主要依靠提高价格向降低成本转变，农业经营组织必须依靠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来提高收益，这需要以劳务经济的发展为前提。1992年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大，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下，1993年市场粮食价格开始上涨，波动幅度又被稻谷减产、国际市场价格高涨所放大。为了增加农产品供给，抵消通货膨胀影响，国家于1994年和1996年两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提价幅度在40％左右，粮棉收购价格更是提高了一倍左右。1995年全国粮食平均每亩减税纯收益219元，成本收益率100％。在价格刺激下，我国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供需格局急剧转变，市场价格迅速下降；而有关部门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显著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价位上确定了国家保护价，并承诺敞开收购，致使农民人均粮食产量从1994年的590公斤增加到1999年的705公斤，年末粮食结存从1995年的543公斤增加到1998年的662公斤。粮棉国有部门仓库积压严重，亏损挂账高达数千亿元。可以说1993-1996年间我国农民农业收入的快速增长是政府保护价政策的产物。然而，国外发达国家农业保护价政策是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补贴政策，而我国拥有9亿农民，无论如何国家无力实行价格保护政策。1999年以来，国家陆续降低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了保护价收购范围，提高了收购质量等级标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迅速降低。1997-1999年间，全国农民农业纯收入减少6．6％，其中种植业收入减少6．5％，牧业收入减少14．6％。2000年种植业收入又减少4．6％，牧业收入增加31％，林业和渔业基本持平，结束了连续增加的记录，农业纯收入减少4．3％。我国联产承包变革以来一直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矫正计划经济遗留的剪刀差，从而引导农林牧渔业的长足发展。如今我国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靠提高收购价格的方式刺激供给增加收入已经不合时宜。我国粮食每亩减税纯收益已经减少到1999年的57元，比1995年减少74％，而每亩成本却上升了13．1％，仅比最高年份1997年减少11．8％。市场机制正在使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部分退出农业领域。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虽然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但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规模效益，降低农产品成本。

三、乡镇企业：粗放经营的空间已经逐步缩小

我国农村社队企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真正形成气候则在20世纪70年代。受计划经济体制下高额工业利润的刺激，农村社区力图控制自有资源，分享原来由国家独占的农村经济剩余。所以曾被反复批判为“集体资本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初，东部发达地区社队企业已经初具规模，例如江苏苏州、镇江地区社队企业从业人员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2％，人均收入的41．6％来自于社队企业。所以少数像华西村等社队企业发达的社队，并没有实行家庭经营，而是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集体经济。大多数社队企业通过专业承包经营形式保持了劳动分工的成果，为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乡镇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农民分享工业化利益成为制度性安排。1984年中央有关政策，将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并包括联办企业、个体企业，允许突破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原则，实行政策支持，确立了乡镇企业的历史地位。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然而，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上的同构及其竞争中，虽然具有灵活的市场机制的优势，但往往成为被规制的对象，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许多乡镇企业职工又被迫返回土地。而在此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东部发达地区“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内地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跨地区大流动的民工潮开始引人注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乡镇企业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全国各地创造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模式，大量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掀起了两个高潮。一是1984-1988年期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增加5565万人，以1985年为峰值，当年转移2430万人，劳动力转移速度6．56％。这种超常规的转移是体制转型以后积聚20多年的非农就业需求的突然释放。1984年我国乡村工业就业劳动力从上年的873万人突破到3228万人，乡村建筑业劳动力从811万人增加到1130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2527万人，乡镇企业的崛起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高潮是1992—1995年间，期间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1993年转移1233万人，转移速度为2．79％。1993年以后，我国农村非农行业就业全面提升了一个台阶。乡村工业就业从3200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4000万人左右，建筑业从1500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532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从1992年的4638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7500万人，外出打工人员逐步增多。两个转移高潮9年间合计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9365万人，占1978－2000年累计转移人数1．3亿人的72％。

过剩经济的出现说明，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粗放经营的空间逐步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农民在整体上经营能力开始不能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将有更多的农民加入雇佣工行列。1999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30．3％，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4％，吸纳职工1．27亿人。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然而，每当国民经济出现紧缩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乡镇企业。由于乡镇企业存在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甚至个别还存在假冒伪劣等外部性，无论是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还是目前的经济紧缩时期，都是政策规制的主要对象。1996-1999年间，我国乡镇企业个数减少265万家，职工人数减少804万人。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50．9％降低到1999年的12．1％。农民从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从1993年的67．62元增加到1999年的144．11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34．76％降低到22．87％。在经济紧缩时期农民从企业得到的收入年增长率从1995年的29．1％降低到1999年的9．1％，从乡村集体企业得到的收入增长率从30．6％降低到4．9％。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两极分化，部分集体企业破产倒闭；乡村政府也逐渐失去了在农村组织经济资源的优势，经过产权改革以后，开始被迫放弃集体企业所有权，造成了集体企业发展滑坡的局面。而在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报酬从1993年的96．51元增加到1999年的347．27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49．62％提高到55．1％；从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30．38元增加到138．88元，比重从15．62％提高到22．04％。由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复苏，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增加，以及农业经济的长期低迷，外出打工现象逐渐突出。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从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是240元，增长15．6％；其他劳动报酬113元，增长4．6％；从非企业组织得到的收入是140元，略增0．8％；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为240元，增长18．2％。外出打工收入对工资性收入增量的贡献为52％。可以说，农民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增长支持了工资性收入增长，工资性收入增长又支撑了纯收入增长。

我国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增长速度近期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1999年第二、三产业纯收入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6．3％和15.1％，家庭经营在技术、资金、规模等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始终是小摊小点小作坊，难以对农民收入整体起到主要作用。

四、地区差距：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1980-2000年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倍、10．5倍和8．3倍，全国平均为10．8倍。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受宏观经济影响的趋势基本一致，但是产业结构不同所受影响也略有不同。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4-1997年间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带；受国民经济紧缩的影响，1998年以来中西部地带农民收入的跌幅最大；以西部为参照物，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民收入比例从1980年1．27：1．05：1．00扩大到1995年的2．01：1．32：1．00，又缩小到2000年的1．92：1．30：1．00，其中西部与中部的差距“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有所缩小，1996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差距达到最大幅度(1．37：1．00)。1995-1999年间，按西部大开发口径划分的我国西部12省农民平均工资性收入从149．37元增加到332．89元，占纯收入比重从13，4％提高到19．2％，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30％；东部10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从713．34元增加到1240．59元，比重从31．9％提高到46．5％，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123％。可见，近年来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以东部地带为主导。

工资性收入差异是农民收入差异的最主要来源。2000年东部地带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223．04元，占纯收入比重39．93％，比中部、西部高13．22个和15．52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占纯收入差距的67．8％和56．7％。据农调总队测算：1999年我国农民收入差异的锡尔系数中，三个地带之间的差异占总体差异的17．1％，三个地带各自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为东部36．06％、中部24．9％、西部21．94％，省内差异是造成全国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差异(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高达39．33％，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为33．59％，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18．77％，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中部和西部的农民收入结构基本一致，2000年两者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占57．7％，而东部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比重仅占37．4％。东部地带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与中西部差别不大，主要是东部地带在本地企业劳动得到、在非企业组织中得到，以及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水平和比重明显高于中西部。东部转移性收入较高主要是退休金及其他收入引起。外出打工收入是近期农民收入的一个增长点，但从绝对额来说，东部地带最高；从比重来说，中部地带略高，至少中西部农民打工收入仍然没有成为其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渠道。

如果我们考察农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上海市与最低的省份(除西藏外)贵州省，则会发现东西部之间不仅仅是量的差异，更是生产方式质的差别。2000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597．3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是4309．89元，比重是77％；家庭经营纯收入933．74元，比重仅占16．7％，第一产业纯收入仅有789．09元。而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仅有274．9元，比重是20％；家庭经营纯收入1029．46元，比重高达74．9％，第一产业纯收入884．68元，比上海略高，但比重却高达64．4％。劳务收入已经成为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00年上海农民家庭规模3．3人，劳动力负担系数1．3，62．9％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工业劳动力比例高达37．1％；所在村平均有乡镇企业3．8个，25．8％的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工作；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48．7％；85．5％的劳动力在乡内就业；劳动力年内从业时间的59．1％从事非农产业；家庭人均耕地面积0．92亩，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37．1％。贵州农民家庭规模是4．5人；劳动力负担系数1．6；84．7％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从事工业的仅占5．9％；所在村乡镇企业仅仅0．4个，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仅占0．34％；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占71．6％；劳动力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61％。上海农民以不到四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了与贵州省85％的劳动力大致相同的农业收入，而以六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的非农收入是贵州农民非农收入的10．6倍。发展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五、社会分层：兼业化与收入最大化目标

兼业化是我国农民主要的生产方式。兼业现象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却在于：(1)兼业化是作为一种增加收入的手段之选择。非农业有比种植业高得多的比较利益，小农户难以完全依靠农业收入来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与筹措购买农业机械与生产资料的资金；土地规模太小使农机利用率太低，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剩余。为了充分利用劳力来牟求更高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只能兼业。(2)兼业化是作为一种生活保险的手段的选择。农业外部就业很不稳定，为了应付风险，保持土地的占有权，是最安全的退路，何况土地可以为自家生产廉价的食粮。土地的福利性均分更加突出了这种作用。所以现在即使一些不依靠土地增加收入的非农户，也依然占用着一定的耕地。

我国农村劳务经济主要以兼业化方式发展。我们根据纯收入来源占纯收入总额大于或等于50％为标志，将我国农村居民划分为六种类型，分析说明：2000年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为主的农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3．5％，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25．73％，各种类型收入来源均低于50％的狭义兼业户占11．42％，家庭经营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户占5．61％，第二产业户占2％，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的食利户占1．74％。即目前我国农村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户大约各占1／2，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1／4。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劳务户比例越高，这可以从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来间接考察，2000年上海、北京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61％，而经济落后地区西藏、贵州分别为17％、12％。部分农业主产区由于农业经济发达，收入相对稳定，规模经营效率较高，劳动力相对短缺，反而抑制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如新疆、黑龙江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15．7％。宁夏经济发达的川区农业户比重高达70％，比贫困山区高5个百分点；川区劳务户仅占8．8％，比山区低9．3个百分点。贫困地区由于解决不了生存问题，劳务输出的概率高于非贫困区，特别是农业主产区。

农民主营行业对收入影响较大。在各类农民家庭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是食利户，其次是工业户，然后是服务业户，劳务户和兼业户比全国平均数略高，低于平均数的只有农业户众数阶层，非农产业的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我们将农村六类农户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利户、工业户和服务业户，他们往往已经在当地占有地利、人和以及优越的资源，其发展的方向是本地工业化。另一类是农业户、兼业户和劳务户，其中农业户正在两极分化，少部分农业专业户收入不断提高，另一部分农户在当地处于劣势，逐步经过兼业向外地发展。2000年全国劳务户人均收入为2693．2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水平为1997．85元，占74．18％。农业纯收入512．97元，仅占19．05％。劳务户户主一般以青年为主，联产承包时他们还没有成家，成家以后一个人的土地养活全家。人均占用耕地面积1．27亩，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9％。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在各类农户中最低，仅837．63元，而且68．8％是农业固定资产。有一半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初中，相对较高。农业收入较少迫使他们外出打工，劳务户户均劳动力2．79人，在本地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0．22人，主要从业地区在乡以外累计六个月的劳动力为0．66人，分别比全国高63．6％和35％。在省外、省内县外、县内乡外就业人数占8．6％、5．7％和6．4％，分别比全国高3．5个、2．1个和1．3个百分点。外出打工时间占劳动时间的15．5％，比平均高出5．5个百分点。劳务户收入水平低于就地转移的农户，也说明为什么离土不离乡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主要模式。

兼业化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兼业化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合理配置，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中物化劳动的构成和经营上的风险，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缩小了城乡财富分配的差别，有利于增强种植业投资能力，有利于农业边际地的闲置、维护土地生产力。但对其要一分为二地评价。(1)随着非农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兼业农户将逐步丧失农业商品生产者的经济行为，满足于自给性生产。(2)兼业化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成为采用现代先进生产技术特别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限制因素。(3)兼业农户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对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做出“逆向反应”，往往刺激信号一来，或者一齐扩大生产，或者一齐收缩，结果加剧了市场的震荡。(4)兼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会使农民的积极性下降，导致农业经营者素质的降低和对农业投入的减少，农业生产可能因此停滞或萎缩。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是专业化的体现，将有利于劳务经济的发展。

六、制度变迁：从农业雇佣到工业雇佣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雇佣制度，“雇佣制度”之所以在计划经济的农业领域最终失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领域赢得成功，一是市场经济自发引导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二是工业领域比农业领域具有更高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济效益。农村经济从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以至劳务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也相应提高了农民收入。

七、结论：迎接劳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近期农民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农业收入减少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农业收入可能会随国民经济周期复苏而有所好转；但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格局将长期保持过剩经济的局面，家庭经营风险会逐步加剧；在新一代青年农民中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那种兼业化的生存方式会逐渐被放弃；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加快，农村居民的构成逐步会分离非农家庭，形成家庭大农场。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更加发展。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新的劳务经济高潮即将来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发展的影响。

1．家庭经营。土地是农民未来生活的保障与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的福利性均分使农民具有比城市下岗职工更为有利的保障机制，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个最后的生活保障。然而，承包土地具有一定的成本，家庭经营制度赋予国家和集体收取税费的权利，而且由于三提五统费用的膨胀，农民负担过重。1993-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从46．76元增加到95．52元，增长1倍，比同期纯收入增长速度高14个百分点。近年来农产品收购价格暴跌，农产品积压严重，而负担依然高居不下，农业生产已无多大效益可言。农民一方面通过撂荒边缘地、减少活劳动和物质投入来避免亏损，一方面扩大劳务输出力度来增加额外收入。农民普遍有“既不愿意种地，也不想轻易放弃土地”的心态，土地使用权的“转包”现象也日益增多，农民最希望以土地入股分红和换取社会保障等形式转让所承包的土地。兼业化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家庭经营面临分化的局面。中央应该尽快出台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与措施，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和大户参与农业开发，通过置换、兼并、收购、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加快土地集中经营步伐，逐步发展规模经营，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

2．县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地位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变了宏观经济分配格局，使得国家通过计划经济对城镇各项事业建设的投资相对减少，县级工业和商业在改革中首当其冲，县城国有经济比重较小且日益凋敝，部分县级财政长期出现赤字，而新生的市场经济还根本不能承担起维持庞大的上层建筑运行成本的重任。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经济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控制是其特权的重要部分，无疑加重了农民负担。虽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为了避免与城镇居民的利益冲突，被迫在县城之外兴建小城镇等“农民城”。由于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模式缺乏城市应有的集聚效应，制约了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仅为30％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同等GDP的城镇化水平。在我国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接近一半的人在本乡内就业，2／3左右在本县内就业，外出农民主要转移地也是县城。如何使农民真正融合到城镇，彻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这不仅仅是个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收入增长范文篇8

售新股；此时销售的实际增长率等于可持续增长率。

一、可持续增长率计算：

①根据期初股东权益计算可持续增长率

可持续增长率=股东权益增长率

=期初权益资本净利率×本期收益留存率

＝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收益留存率

②根据期末股东权益计算可持续增长率

可持续增长率=

当然，我们知道了可持续增长率和上述四个指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收益留存率）中的三个，另外一个也就可以求解了。

二、变化条件下的收入增长率的计算分析

可持续增长率不意味着企业的增长不可以高于或低于可持续增长率。关键在于管理人员必须预计并且加以解决在公司超过可持续增长率之上的则增长所导致的财务问题。超过部分的资金只能有两个解决办法：提高经营效率，或者改变财务政策。提高经营效率并非总是可行的，改变财务政策是有风险和极限的，因此超常增长只能是短期的.若想实际增长率高于可持续增长率，可单独采取某项措施

其他指标不变，提高销售净利率，实现实际增长率。其他指标不变，提高资产周转率，实现实际增长率。

其他指标不变，提高留存收益率，或降低股利支付率，实现实际增长率。其他指标不变，提高权益乘数，实现实际增长率。其他指标不变，从外部股权融资来实现实际增长率。

（1）在保持基期的经营效率和资产负债率不变，并且不从外部进行股权融资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公式①，计算股利支付率，即留存收益率。

（2）在保持基期的总资产周转率和财务政策不变，并且不从外部进行股权融资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公式②，计算销售净利率。

（3）在涉及计算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周转率发生变化或涉及进行外部股权融资的情况下，不能根据公式①、②在已知收入增长率的情况下，计算这三个量。当上述三个量有一个发生变化时，其他影响收入增长率的指标均未发生变化时，可以如下计算：

①计算总资产周转率时，首先，预期收入＝基期收入（1+实际增长率），预期资产＝权益乘数×年末权益

年末权益＝基期权益+新增权益，新增权益＝预期收入×销售净利率×留存收益率，其次：预期收入/预期资产

求得总资产周率例：如表所示，单位万元

年度199519961997

收入100011001650

税后利润505582.5

股利202233

留存利润303349.5

股东权益330363412.5

负债606675

总资产390429487.5

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

销售净利率5.00%5.00%5.00%

总资产周转率2.56412.56413.3846

总资产/期末股东权益1.18181.18181.1818

留存率0.60.60.6

预计可持续增长率10%10%

实际增长率10%50%

根据96年计算的可持续增长率为10%，若要97年的实际增长率达到50%时，并且其他指标不变，总资产周转率要达到3.3846才能实现。

②计算资产负债率，首先，利用资产周转率不变，预期收入＝基期收入（1+实际增长率），预期资产＝预期收入÷资产周转率，年末权益＝基期权益+留存收益其次：负债/资产求得资产负债率例：如表所示，单位万元

年度199519961997

收入100011001650

税后利润505582.5

股利202233

留存利润303349.5

股东权益330363412.5

负债6066231

总资产390429643.5

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

销售净利率5.00%5.00%5.00%

总资产周转率2.56412.56412.5641

总资产/期末股东权益1.18181.18181.56

留存率0.60.60.6

预计可持续增长率10%10%

实际增长率10%50%

根据96年计算的可持续增长率为10%，若要97年的实际增长率达到50%时，并且其他指标不变，权益乘数达到1.56时才能实现。

③指标不变，从外部股权融资来解决资金。预期收入=基期收入（1+实际增长率）

预期资产＝预期收入/资产周转率，预期权益＝预期资产/权益乘数，新增权益＝内部留存收益+外部股权融资，

内部留存收益＝预期收入×销售净利率×留存收益率例：如表所示，单位万元

年度199519961997

收入100011001650

税后利润505582.5

股利202233

留存利润303349.5

外部股权融资00132

股东权益330363544.5

负债606699

总资产390429643.5

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

销售净利率5.00%5.00%5.00%

总资产周转率2.56412.56412.5641

总资产/期末股东权益1.18181.18181.1818

留存率0.60.60.6

预计可持续增长率10%10.00%

收入增长范文篇9

中国已加入WTO，由于中国特定国情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耕地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又加上城镇化进程滞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而造成农户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玉米、小麦、大豆、棉花等大多数农产品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加入WTO之后，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国际市场农产品将对我国农产品产生巨大的冲击。面对冲击是采取放弃大面的农产品生产，去大量采购国际市场价格便宜的国外农产品，还是继续坚持固守本国生产，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把我们需求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依赖价格波动较大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不利的条件下，保持我国农产品基本自给，同时加大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争取更多的创汇，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农民收入增长趋势的分析与预测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农民人均名义收入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的资料，计算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和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按1978年价格），同时利用1985～2000年资料计算农民收入预测值（剔出价格因素按1978）。

预测值由如下指数平滑公式计算得

附图

其中α称为平滑常数，值域在0和1之间，其大小决定了本次预测值对前期预测误差修正程度。Excel称(1-α)的值为“阻尼因子”；Y为t期的实际观察值；、分别为t期、t+1期的预测值。在公式中平滑常数是最近期实际值的权数，它的大小反映平滑常数对实际值的变化反映是否迅速，通常用均方误差MSE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来表示。在评价模型的预测精度时，常使用的是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一般认为，若MAPE小于10，则模型预测精度较高[1]。计算误差的公式为

附图

通过计算MSE=40.221数值较小，MAPE=3.625，预测结果表明该预测模型预测精度非常高。使用该模型对2001、2002年预测结果是农民人均实际收入（按1978年价格）分别为633.54、642.4元，农民收入增长进入相对平缓期。

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不同时期侧重点变化的恰当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极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又加上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利农政策的出台，使得农民收入再上新台阶，1978～1985年间总增长1.33倍。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民收入增长开始逐渐放缓，由于经济过热，中国经济转入治理整顿，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急剧下降，进城农民纷纷返乡，非农收入大幅度下降。剔除价格因素后，农民实际收入1988、1989年分别下降0.61%、6.3%。90年代初期，由于卖粮难问题的出现，农民收入增长低于产量增长。之后，敞开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的政策实施，极大的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连年创高产的同时，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总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整体速度还是较快的，除了1988、1989两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有所下降，其它年份都保持正增长，20年间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即剔除价格因素，按1978年价格）净增加3.69倍，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因素的选择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本文选择的基本思想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影响农民农业收入，作者选择了农作物播种面积、农用机械总量、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另一方面是影响农民非农收入，选择城市人口比重。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无疑是增加农民农业收入总额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村人口总数一定的条件下，对提高农民人均收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用机械反映农民对农业生产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收入增加；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可以看作是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城镇化发展，会带动第三产业相应的发展，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使农民非农收入增加或者减少农村人口基数，使农民人均收入得到提高。当然，这些因素是否重要，还必须有待模型来回答。

（二）资料使用说明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由于不能得到1979、1981、1982、1983、1984年资料上述各变量的全部数据，因此本模型包含1978～2000年除上述年份外的18年数据。

（三）模型选择

使用多元回归线性模型

附图

其中因变量Y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按当年价格数据；A代表回归常数项；X[,1]，X[,2]，X[,3]，X[,4]分别代表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城市人口比重、农用机械总量。通过相关分析得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系数数值较小，这表明在现行条件下，增加农业机械对农民收入影响不大，通过将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一个因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农业机械总动力回归系数的t通不过检验，因此将其剔除。

根据上述资料，采取最小二乘法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行结果如下

附图

回归系数都显著不为零，通过t检验。从上述数值可以清楚地看出多元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也非常高，这表明变量选取很合适[2]。模型回归标准差不大，三因素P值都非常小，从改革开放以来多年历史资料看，通过定量计算结果表明：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提高农民收入的具体建议

上述历史数据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作物播种面积、城镇化进程曾经是决定农民收入主要决定因素，但是我们必须结合当前实际准确判断现在和将来农民增收的主要影响因素，才能保证提出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本人通过认真阅读WTO《农业协议》并结合上述趋势和因素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逐渐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为农民增收架桥铺路[3]。WTO《农业协议》对直接价格支持、出口补贴等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策称之为黄箱政策措施，这就说明一直在农民增收中起重要作用的农产品支持价格将行不通。而对诸如农业科研、环境保护、农田水利、农业保险等不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支持措施称之为绿箱政策措施。尽管我们财政紧张，但是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农民增收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仅能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保证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和社会稳定，而且也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加大，调动地方财政和农民自身等各方面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加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增加农产品产量。尤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民收入增加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势在必行。

(2)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结合各地实际，分类指导。对那些农业发展较快，农户经营规模较大，市场化程度较高，国家应通过政策引导，提供技术服务和市场信息等手段鼓励他们发展外向型农业，并且派专人去那些外向型农业较为发达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在为国家创汇的同时，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对那些主要以生产粮食和棉花等国际上缺乏竞争力的农产品，并且单产较高的农户和地区，政府应从收入支持方面考虑，这也是WTO《农业协议》所允许的，一方面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促进农业稳定发展。我国拥有天然草原59亿亩，这将是农民收入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丰富资源，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建设资金不足、草原垦殖、管理不善、观念落后等原因，引起草原沙化退化严重，造成草地产出率低。通过财政支持和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增加草原投资增量，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4]。畜牧业可以促进种植业，带动加工业，促进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间的良性循环，发展畜牧业，不但能满足食物结构改善的需要，而且可以实现粮食转化增殖，增加农民收入。畜牧业特别是畜产品加工业，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极有可能成为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一个优势产业。

(3)采取灵活的土地承包政策，实现不同程度的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我国农业机械的配备总量已经很大，平均每公顷机械总动力已经大大超过美国，机械利用率不高，单位农产品机械成本较高，这也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机械相关性不是很强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外出打工队伍日益庞大，土地抛荒现象愈益严重，一方面土地数量不足，另一方面是土地荒芜或者不能充分发挥效益。有一些地方实行的“反租承包”我认为很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创新思路，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增加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农业资源向经营能人集中，实现效益最大化。

(4)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今后，乡镇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很难超过80、90年代，大批乡镇企业工作的重心将是使企业素质升级和结构调整，吸纳劳动力的高潮很难出现。但是，如果把乡镇企业的发展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则可以开拓一条宽阔的就业之路。小城镇建设是21世纪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是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潜力极其巨大的新经济增长点。加快小城镇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而且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规模巨大，第二、三产业落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城镇数量少且规模小。城镇的扩张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将是今后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应把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统筹兼顾。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应制定具体政策，吸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当集中，扩展其吸纳就业和扩展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内联外引、拍卖转让、股份制等办法，把城市中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农产品原料加工工业适当向小城镇扩散。适当放宽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居住的限制，鼓励农民自筹资金在城镇发展二、三产业，提高城镇化水平。

【责任编辑】黄立虎

【参考文献】

1易丹辉.统计预测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02～122

2陈希孺，王松林.近代回归分析——原理方法与应用[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75～105

收入增长范文篇10

农民增收制约的多重性，要求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农民全面发展

从河北情况看，当前农民数量多、资源占有率低、受教育程度低、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是农民增收的直接制约。深层次的因素在于“三个不协调”和“三个不同步”。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调整不协调，农业占GDP比重与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不同步。2004年河北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为15.5%，而农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量的比重仍高达45.9%，导致农民参与GDP分配系数由五十年代的0.6降至0.3。二是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进程不协调，工业比重提高与城镇人口增长不同步。2004年全省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占比重为53.2%，而总人口中城镇人口仅占34.5%，城镇化滞后直接制约了第三产业发展和农民进入城镇就业步伐。三是生产要素与国民收入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协调，城乡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不同步，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制约着农民全面发展。河北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9%，常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000万人以上，农民人均耕地不足1.5亩；农村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5.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26.4%。

实现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必须综合考虑制约农民增收的各种因素，立足于充分发挥农民的人力资源优势，抓住提高农民素质这个根本，统筹治理，重点突破。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在重视经济增长、重视效率、重视物质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发展、注重公平、注重改善人民生活，把人的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为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知识和市场意识。如果广大农民不能较快提高文化科技素质、掌握市场经济知识、增强市场竞争意识，那么，农民增收的领域就很难拓宽、增收的波动性就难以避免、增收的步伐就难以加快。只有实现农民全面发展，才能加快农村由人口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提升农业农村经济竞争力，增强农民开拓增收新领域的能力，构建农村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近年来，河北省在农村工作中坚持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满足农民生存、安全、健康、民主和全面发展需要作为目标，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为重要载体，把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改善和农民素质提高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构建农村经济增长、精神文明、环境优美协调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了农民在增收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引导下，广大农民积极走提高农业竞争力、发展效益农业增收的路子，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壮大以奶牛为重点的畜牧业，推进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广农业良种和增产增效技术，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挖掘了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农民市场意识增强，以发展民营企业和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突破口，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加快了农民劳务输出步伐，使农民收入呈现出多年来没有的农业内部增收势头强劲、非农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局面。

农民增收与国民经济的关联性，要求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农业为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积累，农民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也延缓了社会转型进程，导致了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制约了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1997—2003年七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消费水平低，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也是调整城乡关系的关键时期。纵观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在现阶段，加强城乡统筹，促进工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不仅是立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妥善解决新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重大方针。当前，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就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迈出实质性步伐，充分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应切实做到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中促进农业发展，在整个社会进步中促进农村繁荣，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谋求农民增收。从根本上讲是建立起促进城乡之间产业密切关联、经济互补互促、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互动发展机制。途径是统筹城乡生产力布局，打通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渠道，促进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和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组合；统筹城乡产业结构，使城市的产业布局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合理分工，形成紧密的产业互动链条，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发展，推动城市产业升级。近年来，河北省重新审视农业和农村发展优势，立足全省国民经济发展分工，大力发展优势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以民营经济带动为城市配套服务的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推进了全省县域经济优势产业的培育建设。建成了京广、京山铁路沿线两大优质高产粮食主产区，京津周围和坝上等六大优质特色蔬菜生产与加工基地，黑龙港地区和冀中、冀东肉羊、奶牛养殖与加工基地，冀中、冀南、冀东蛋肉鸡养殖与加工基地，太行山和燕山区优质干鲜果品生产加工基地，沿渤海优质水产养殖加工基地，并开始形成以基地为依托、以龙头企业为带动的优势产业集群，有效扩大了当地农民就业和增收。“十五”以来，全省以民营经济为重点的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递增13.7%，高于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农民增收因素的多元性，要求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必须多措并举、标本兼治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是一项长期任务。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民收入构成和增收来源会发生不断变化。要立足全局，综合施治，敢于突破，在动态中把握重点，促进农民多元增收。

(一)近几年河北省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上迈出了较大步伐，减少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改善了农民创业务工环境，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2004年底，全省到城镇就业定居农民达到393.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4.2%。在此基础上，下一步要深化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落实农民工各种保障措施。土地制度改革，应针对征地补偿严重不足、失地农民就业无保障等问题，尽快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机制和养老保险制度，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多渠道就业，把失地农民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金社会统筹范围。

(二)结合河北实际，我们要通过“三化一劳务”————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劳务输出，促进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即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增加农业附加值和农民就业岗位；用先进技术对农村经济进行根本改造，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增强农村非农产业吸纳农民就业能力；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发挥城镇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效应，带动城乡人口布局调整；大力实施农民培训“阳光”工程，搞好农民技能培训，加强组织和信息服务，扩大农村劳务输出规模。近年来，河北省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以产业聚集带动城镇发展、拓宽农民外出务工渠道，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就业达1170多万人，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有所放缓。

(三)据专家测算，文盲、小学、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43∶2.08。提高农民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应加快发展农村教育，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实行城乡教育对口支援，尽快扭转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状况，多措并举解决好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问题，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加强农民科技和生产技能培训，多形式发展农民夜校，开展文化补习，提高农民运用科技的能力；结合实施“金农工程”和“电波入户”，完善农业信息体系，提高农民获取和运用市场信息的本领，增强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能力，逐步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主体。同时，加快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广大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四)提高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农民生存、发展成本。应通过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增加财政对农村的支出份额，提高农村公共卫生、社会治安、最低生活保障及五保户保障等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公路、通讯与电力设施、自来水、卫生防疫设施、文化娱乐设施等)，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特别要积极推进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加快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向农村延伸，提高广大农民医疗保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五)近年来，河北省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建设的意见，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每年省级财政支农投入增幅都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使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带动了农民增收。当前，重要的是加强督导检查，把中央制定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还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府补贴机制、投入增长机制、稳定农资价格机制、金融支持机制，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六)近年来，河北省积极引导工商资本投入农业，依法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各类农业企业发展；狠抓了种养业良种体系、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动植物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市场信息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六大农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帮助农民解决了生产经营中诸如品种改良、采用先进种养技术、防治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等各种困难，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务，带动了农户生产经营节本增效，促进了农户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目前，全省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户已达65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近50%；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5%以上；投资1.5亿元于2003年底建成了全省农业信息网络，利用市场信息引导农民生产经营收到良好成效。

农民增收的艰巨性，要求在做好农民增收工作中必须用实招、求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