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问题范文10篇

收入问题范文篇1

一、非税收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违规获取非税收入。由于收支脱钩并未真正落实到位，非税收入与个人、部门利益息息相关，一些部门和单位为了保证既得利益，违规收费和罚款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是有的地方和部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有的受利益趋使，甚至“以罚代收”。二是为满足团体利益，规避财政专户管理获取收入。有的部门将非税收入项目转为经营性收入项目，还有的部门将非税收入挂往来科目列收列支或转作单位收入等问题。

（二）征收力度不够，应收尽收不到位。一是有的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擅自制定优惠政策，常常以缓代免、先征后返的方式为落户企业变相减免非税收入。二是有的部门擅自把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转化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或采取抵扣或降低收费标准的办法减少非税收入。三是部分单位对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不够，未作到应收尽收。

（三）收费票据管理不规范。少数单位未按票据管理的有关规定使用财政部门统一收费票据，存在混用、串开票据的现象，有的单位甚至使用自制票据等，使非税收入资金游离于财政监管之外。另外，非税票据缴款时间的随意性较大，缴款人经常拖延缴款时间，造成非税收入缴款时间滞后。

（四）未按规定将非税收入上缴预算或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一是有的部门把征收的非税收入长期滞留在本单位账户上，未按规定及时解缴或不缴入财政专户。二是个别部门将非税收入收费项目下放到所属事业单位、企业或社会团体收取，形成了单位财务收支体外循环，导致财政资金流失。三是有的部门将收取的非税收入不按“收支两条线”规定管理，随意截留、挪用和坐支，导致财政年度收入失真。

（五）支出管理相对薄弱。非税收入中的大部分资金都有其规定的专门用途，资金使用部门只有按规定使用才能发挥专用资金的使用效益。由于对非税收入使用管理不到位，挤占挪用非税收入问题时有发生，有的用来平衡预算，有的用于发放职工奖金和各种津贴等，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上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现行收费体制下的利益驱动。目前罚没收入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非税收入，未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收支脱钩，导致乱收乱罚、资金体外循环和截留、挪用问题。二是法制不健全，监督缺乏约束力。目前，非税收入从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没有一套完整、统一、规范、系统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规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法规约束。三是监管力度不够。由于财政部门监管力度不够，加之部分部门领导财经法纪观念淡薄，一些部门和机关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和相应的处罚，影响了非税收入足额征收。

针对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社会监督。加强对非税收入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明确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提高各级执收单位按章办事、服从监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同时及时公布政府非税收入的征管范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使公众了解和掌握国家的各项收费、罚没政策和规定，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二）完善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政策，防止国有资源（资产）收入流失。规范政府非税收入减免制度，将减免审批权限集中到财政部门，坚决禁止有关部门和单位擅自越权减免非税收入的违法行为。要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政府垄断性经营服务收入、罚没物品处置及政府捐赠收入等薄弱环节加强征管，尤其对占非税收入比例较大的土地出让收入要强化监管。同时要加强对事业单位经营性收入的监管，将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全部纳入财政专户和预算管理。

收入问题范文篇2

一、非税收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非税收入管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构建，在预算外资金管理基础上形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还缺乏严格、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目前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非税收入管理与监督的认识不到位

一些部门、单位甚至领导同志往往对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没有足够的认识，把预算外资金视为单位自有资金，似乎非税收入不是正规的财政收入，政府不必调控，财政无须管理，割裂了管理与监督的必然联系。从财政部门来说，重分配轻监督、重收入轻支出，忽视了对整个非税收入资金流程过程的监督，从而使得我国对非税收入财政监督体系的建设长期处于低水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要求。

（二）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范围不到位

1.管理机制不健全。一是非税收入管理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1996年以来，随着预算外资金管理形势的发展变化，县级财政部门都相继成立了预算外资金管理机构，对加强和规范预算外资金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这些机构大部分承担着非税收入的管理职能。但随着近年来地方机构改革的实施，原有的这些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就目前机构设置的情况看，有的继续保留了原有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办公室，有的改为非税收入管理办公室，还有的撤消了原有机构，将其职能并入到国库支付中心或分解到其他有关机构，使得政府非税收入征管形成多头管理格局，分散了征管力量，造成管理脱节、收入流失、分配失控、监督失灵；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二是尚未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非税收入收支管理运行机制。在非税收入征收政策制定、财务管理、预算编制与执行、会计核算、监督检查等方面，存在职责交叉不清，管理政策不明，没有形成一套合理的征收管理机制、科学的支出运行机制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2.管理范围不到位。从掌握的资料看，管理范围基本上还延续着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范围，仅局限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罚没收入等方面。象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国有企业应上缴的税后利润，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合资合作企业、国有股权分红(分利、出售、转让)收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让、转让)收入，以及其他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等没有明确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管理实际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三）非税收入管理监督的法制建设滞后

目前，非税收入从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尚没有一套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财政部门缺乏对非税收入实施有效管理和监督的法律依据，造成政府非税收入的安全与完整受到威胁，甚至会流失；另一方面由于非税收入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未能真正归位，目前仍由各个执收执罚单位分散征收，给政府非税收入监管工作带来困难，扩大了监管成本，监管检查的成果难于巩固，影响监管整体效能的发挥。

（四）收费行为不规范，监管分工不明确

目前，凡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部门和单位，一般都有收费项目或罚没收入，一些部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收费项目，有的甚至还搭车收费，而承担政府非税收入监管任务的部门则较多，包括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纪检监察等。由于这些部门之间缺乏明确分工，日常监管与专项检查缺乏制度化的界定与配合，造成了监管上“缺位”与“越位”现象十分普遍。

（五）收支管理约束“软”

政府非税收入征收实行“票款分离”的管理方式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违法乱纪行为时有发生，管理效果不理想。由于一些部门、单位推行部门预算不彻底，使得政府非税收入征管和支出安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上，处于被动状态，缺少强有力的法规约束。如在非税收入征收环节上，先由资金使用单位征收后再缴入财政专户，在这种征管模式下，财政无法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过程进行有效监督，为随意减免、巧立项目、坐收坐支以及私设小金库等行为提供了条件；在使用上，“谁收谁支”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综合预算、部门预算没有彻底落实，即使纳入预算，也不完整，从而导致各部门存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的现象，加之支出安排没有真正落实到项目，使预算约束和监管流于形式。二、加强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增强监管意识，加强监督管理。这是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财政监督管理创新与改革的需要，确切地讲，是维护财政秩序，优化经济环境，确保财政经济正常运转的迫切要求。非税收入的监管，是解决非税收入活动的合理性、合规性，实现财政收入有效配置的需要，也是解决非税收入按时征收、资金合理使用，及时防止浪费和不良现象发生的有效途径。按照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非税收入管理的新理念，把思想真正统一到非税收入“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的共识上来。进一步明确非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部门和单位的自有收入，必须由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归口管理。

（二）建立健全法制监督机制

建立完善系统的法律规章制度，是建立—个有效的非税收入监督体系的基础。在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一套专门的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形成一个管理有机构、有人员、有职责的新局面，形成一个以政府财政为主体，执收单位和物价部门相互配合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对违法违纪责任人的追究制度，坚持把处理事与处理人结合起来，财政部门要与其他监督部门、执法部门密切配合，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同时，要比照税收征管办法，进一步完善各项非税收入“征、管、查”制度，实行非税收入征、管、查相分离，确保非税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严格征管，规范运作。

（三）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及相互关系

由于非税收入的监管各部门组成的运行机制各有不同，因而各自相对独立地发挥着非税收入监管作用。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属性来看，非税收入的征管主体只能是财政部门。非税收入的监督部门主要有：立法机关、财政稽查与监督、审计机关、社会中介机构、司法监督等。各监督部门的主要作用是：立法机关主要对非税收入活动进行监督，应以收入立项审查批准为主要内容；财政稽查主要负责对非税收入征收与使用的监督；审计机关主要是对政府非税收入活动的监督，是独立的专门监督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则受托参与对非税收入缴纳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司法监督主要是对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处罚；社会团体和新闻监督主要是对非税收入活动中违规行为进行道德监督，为其他监督机构履行其职责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纳入预算管理，规范收支行为

将政府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体系，这是健全非税收入监督系统的核心。非税收入的规模越来越大，只有将其纳入预算管理，才能增强预算编制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完整性，使监督工作与财政资金运行同步化、程序化；才能增强政府预算的刚性。同时要完善预算管理与监督相结合的预算运行机制，从制度上保证财政内部监督的经常化、规范化；并对各用款单位的资金支出和使用过程实施控制，强化监督力度，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收入问题范文篇3

关键词：农民增收，制度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这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然而，作为改革发源地的农村，近年来却再度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关于“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还明确指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少数地区的农民收入甚至不能保证最起码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很多学者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就农民增收谈增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实施起来效果并不明显。同时，也有学者针对农民增收中的制度缺失与制度缺位，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的对策。因而笔者试图在借鉴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入手，提出以制度创新来破解农民增收难这一跨世纪课题。

1经济学上的创新概念

“创新”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像《商业周刊》这类杂志，以“美国创新的衰竭”，“创新的消失”为标题的报道就代表了人们在1973年以后所发展起来的新认识:技术变化，尤其是当它体现于新产品之中时，就不能将它再视若当然了。更为一般地，出现了对新古典理论在论述创新现象上失误的批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创新”这一概念。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区分了“发明”与“创新”这两个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并不觉得发明的作用特别重要，“只要它们不被实施，发明在经济上就是不相干的”。照熊彼特的说法就是:我们包括了对新产品的采用，这甚至可作为标准情形。已投入使用的商品生产中所发生的技术变化，新市场或供给来源的开辟，工作的泰罗化，原材料的改进，新的商业组织的创立——简而言之，在经济生活领域所从事的任何“不同事情”——都是我们创新一词所指的例子。而奈尔逊和温特将创新理解为“现有决策规则的变化”。奈斯特龙更进一步:“一些不连续的变化——即公司活动中的一些突然的根本变动——在这里被称为创新。”西蒙·库兹涅茨将创新定义为:“为达到一个有用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新方法”。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在某种程度也是创新理论，它揭示了创新的重要作用。本质和影响。其主要内容是:(1)创新是开动资本主义引擎和保持其转动的基本推动力。(2)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不连续的现象:它们以群聚方式出现。(3)经济发展是一个周期性的进程:“周期‘波动’实质上是竞争型资本主义的‘进步’形式。”(4)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这就是同时存在不同长度周期的原因。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创新的缺乏是我们经济问题的根源。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缺乏。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进行农村经济制度的创新，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应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即林毅夫所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2制度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

制度创新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D.C.诺斯。L.E.戴维斯。R.汤玛斯。1970年和1971年，诺斯和汤玛斯合作，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了《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评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其中心论点是: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是有代价的，除非它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它不会出现。

制度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1)制度创新及其与技术创新的相似性

制度创新是指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处。

二者的相似性是:技术创新经常是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而制度创新也往往是制度上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技术创新往往需要在已知的几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之中进行选择，制度创新也是如此;正如一个行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引起另外一些行业的技术创新一样，一个行业中的制度创新也可能引起其他行业的制度创新。

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制度创新的时间不取决于物质资本寿命的长短，而技术创新的时间则依赖于此。

(2)促成或推迟制度创新的诸因素

第一，市场规模的变动能够改变制度方面一定安排的收益和成本，获得情报的成本和排斥局外企业的成本，并不随着交易额的增加而同比增加。第二，生产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现存制度条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从而引起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第三，由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的预期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他们对现存制度条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的看法作普遍的修正。

(3)制度创新过程

第一步:“第一行动集团”的形成。它是指在决策方面支配着制度创新过程的一个决策单位，它预见到潜在的利润的存在，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得到潜在的利润。

第二步:“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

第三步:“第一行动集团”对实现之后纯收益为正数的几种制度创新方案进行筛选，标准是利润最大化原则。

第四步:“第二行动集团”的形成。这是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为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预期纯收益而建立的决策单位。制度创新实现后，二者可能进行追加的收益再分配。

第五步:“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使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在经过上述这些步骤使制度创新实现后，这时就出现了制度均衡的局面。制度均衡是指外界已不存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而获得潜在利益的机会，也就没有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但是，制度均衡不是永久不变的。当生产技术方面的变化或者制度方面出现新的发明，或者发生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再或者法律和政治情况的变化而使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制度均衡就会被打破。

(4)三级制度创新的比较

制度创新可以在三级水平上进行，即个人创新。团体创新和政府创新。由政府机构来创新有一系列优越性，特别是在以下四种情况下:一是政府机构发展得比较完善，但私人市场未得到充分发展。二是如果外界潜在利润的获得受到私人财产权的阻碍，那么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三是如果制度创新实行后所获得的利益归于全体成员，那么任何个别成员都不愿意承担这笔制度创新的费用，这样的制度创新只能由政府机构来进行。四是在涉及居民收入再分配的情况下，需要伴有强制性措施的创新，以政府机构来进行最为适宜。

(5)制度创新的趋势

诺斯和戴维斯根据三级制度创新的比较，得出结论:在美国，各行各业都呈现出这一趋势，即由政府机构进行的制度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整个经济越来越走向“混合经济”。制度创新的主体有三类:个人。自愿联合团体和政府，而本文中所提到的制度创新主体特指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应当担负起重要的责任。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作为政策制订者的各级政府与作为制度需求者的农民之间反复博弈的过程。对于农民而言，他们对于每一种制度以及每一种利益格局都是从容忍到不能容忍，终究有一个转折点导致制度创新。据有关学者的测算，当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到1978年的水平时，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农民人均收入的3.6倍时，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革的临界点就到来了(蔡昉，2003)。在笔者看来，与其坐等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制度创新，不如主动采取措施，适时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3制度创新是增加我国农民收入的治本之策

(1)稳步推进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关于是否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如何改革这一制度，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尽快取消户籍制度，但也有不同的声音。陆学艺认为，户籍制度一定要改，迟改不如早改。Whaley&Zhang(2004)在假设户籍制度是劳动力迁移的唯一障碍的条件下，通过一项模拟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对于劳动力迁移的障碍，现有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模拟也表明，在今后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全部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提高0.7个。3.3个和6.4个百分点。此外，也有人主张户籍制度的改革应渐进有序(傅勇，2005)。

目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壁垒。所以，要突破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按照在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础，突破传统的“农业”。“非农业”的户籍管理模式，建立新的适应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循序渐进，选择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使农村人口不断向小城镇和城市转移和集聚，逐步实现农村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减少现有农户和自然村落，从而大幅度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此基础上，相应大幅度增加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量，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优化农业产量与成本的关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济效益，并较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总之，只有农民合理有序地转移出去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才能克服，农业生产率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才能增加。

(2)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农村土地制度

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学术界有以下五种观点:一是“私有化”:应该立即实行农地私有化，推动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二是“维持现状”:应当稳定现有的农村承包制几十年不变，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三是“国有化”:废除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四是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元所有制”，即国有农。林。牧。渔场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原来集体的耕地。林果园地。公用的其他场地为集体所有，宅基地。农户长期经营的口粮田。自留地。自留山等为个人所有。五是实行国家。个人“复合所有制”，即实行农地社会(国家)占有基础上的农民(农户)个人所有制。

笔者的观点是，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适时探索土地制度改革的新路径。土地制度的创新也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开展。

首先，应明确构建以村为农地产权主体的农地产权制度。在现行的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制中，由村民委员会来代表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行使土地所有权的职能，既合理又合法。

其次，应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现行的征地制度缺乏对农民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农民失去土地后无法利用过低的补偿去生活。就业。强制性征地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政府对土地的征用，也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方式，实行“阳光作业”;应借鉴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将土地的市场价格作为对农民征地后的补偿依据;应以征地安置费和土地征用后的增值收益作为主要资金来源，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和生产就业。

最后，要用法律法规引导土地制度创新。法制化应逐渐成为农地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方向，这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维系社会公正的必然选择。当前，最重要的是完善最直接影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的三部法律法规，即《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此外，应抓紧时机促使《物权法》的出台。

(3)彻底改变城乡有别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要改变农民的负担和收入现状，就应逐步改变城乡有别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让公共财政尽早覆盖到农村地区。

一要理性理解农民。认识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而事实证明，在市场经济下，农业是个弱质产业，农民是个弱势群体。因此，应尽快结束长期以来通过“剪刀差”和近年来通过“征地”等形式剥夺农民。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业资源或剩余的农业负保护状态，而逐步转入工业反哺农业和对农民的正保护状态。这种“转入”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较大幅度地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二要切实加大对农村生产。生活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主要是水利。土壤和生态建设。

三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促进农业的持续技术进步，要重视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重点加强节水技术。优质新品种选育。农产品深加工及其贮运技术等的推广;同时，要建立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网络，扩大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网，形成从中央到地方适应农业市场化要求的现代化信息传播系统。

四要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快实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并把已经出台的政策落到实处。要切实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认真落实“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并完善经费保障机制。要从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出发，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及比例，切实改变以往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责任层层下推而无法落实的状况。同时，建立专项基础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解决农村中小学办学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和突出困难。此外，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应给予高度的重视，赋予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收入问题范文篇4

房地产销售收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获得的收入，包括土地转让收入、商品房（包括周转房）销售收入、配套设施销售收入。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有的在销售之前未与购买方签订购销合同；还有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事先与购买方签订购销合同并按合同要求开发的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周转房，旧城改造中回迁安置户交纳的拆迁面积内的安置房产权款和增加面积的房产款，在“房地产销售收入”核算范围内。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自用的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房产不是“房地产销售收入”的核算对象。

二、房地产销售收入的确认原则

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作为可供销售的开发产品，具有商品的一般特性，因而房地产销售收入的确认应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进行。房地产销售收入的确认必须满足收入确认的四个条件：（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3）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可靠地计量。

房地产购销合同在开发产品竣工验收前后均可能签订。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只有按规定取得房地产预售许可证后，方可上市预售房地产。在预售中所得的价款，只能是属于暂收款、预收效性质的价款，由于开发产品尚未竣工验收不能确认收入。等到开发产品竣工验收并办理移交手续后，方可确认房地产销售收入实现，将“预收帐款”转为“经营收入”。

在开发产品竣工验收后签订的购销合同，由于有现房供应，在办妥房地产移交手续后，即可确认收入。第一，与所售房地产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法定地转移给购货方。第二，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出售为主要目的而开发房地产的，出售后不拥有继续管理权和控制权。第三，目前房地产销售款的支付方式虽多种多样，有一次性付款、分次付款和银行按揭等，有担保和保险措施，但房地产价款的流入不成问题。第四，房地产价款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协商确定，而开发产品的成本核算资料和工程预决算资料也可以提供可靠的成本数据。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税法确认收入时限

（一）关于开发产品销售收入确认问题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造的以后用于出售的住宅、商业用房、以及其他建筑物、附着物、配套设施等应根据收入来源的性质和销售方式，按下列原则分别确认收入的实现：

1.采取一次性全额收款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应于实际收讫价款或取得了索取价款的凭据（权利）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2.采取分期付款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应按销售合同或协议约定付款日确认收入的实现。付款方提前付款的，在实际付款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3.采取银行按揭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其首付款应于实际收到日确认收入的实现，余款在银行按揭贷款办理转账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4.采取委托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应按以下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

（1）采取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销售开发产品的，应按实际销售额于收到代销单位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2）采取视同买断方式委托销售开发产品的，应按合同或协议规定的价格于收到代销单位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3）采取包销方式委托销售开发产品的，应按包销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格于付款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包销方提前付款的，在实际付款日确认收入的实现。

（4）采取基价（保底价）并实行超过基价双方分成方式委托销售开发产品的，应按基价加按超基价分成比例计算的价格于收到代销单位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委托方和接受委托方应按月或按季为结算期，定期结清已销开发产品的清单。已销开发产品清单应载明售出开发产品的名称、地理位置、编号、数量、单价、金额、手续费等。

5.将开发产品先出租再出售的，应按以下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

（1）将待售开发产品转作经营性资产，先以经营性租赁方式租出或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以后再出售的，租赁期间取得的价款应按租金确认收入的实现，出售时再按销售资产确认收入的实现。

（2）将待售开发产品以临时租赁方式租出的，租赁期间取得的价款应按租金确认收入的实现，出售时再按销售开发产品确认收入的实现。

6.以非货币性资产分成形式取得收入的，应于分得开发产品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二）关于开发产品预售收入确认问题

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预售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其当期取得的预售收入先按规定的利润率计算出预计营业利润额，再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统一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待开发产品完工时再进行结算调整。

预计营业利润额＝预售开发产品收入×利润率

预售收入的利润率不得低于15％（含15％），由主管税务机关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分类（或分项）确定。公务员之家

预售开发产品完工后，企业应及时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计算已实现的销售收入，同时按规定结转其对应的销售成本，计算出已实现的利润（或亏损）额，经纳税调整后再计算出其与该项开发产品全部预计营业利润额之间的差额，再将此差额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三）关于开发产品视同销售行为的收入确认问题

1.下列行为应视同销售确认收入

（1）将开发产品用于本企业自用、捐赠、赞助、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

（2）将开发产品转作经营性资产；

（3）将开发产品用作对外投资以及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4）以开发产品抵偿债务；

（5）以开发产品换取其他企事业单位、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

2.视同销售行为的收入确认时限

视同销售行为应于开发产品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或于实际取得利益权利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3.视同销售行为收入确认的方法和顺序

（1）按本企业近期或本年度最近月份同类开发产品市场销售价格确定；

（2）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同类开发产品市场公允价值确定；

（3）按成本利润率确定，其中，开发产品的成本利润率不得低于15％（含15％），具体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

（四）关于代建工程和提供劳务的收入确认问题

收入问题范文篇5

一、我的家乡——社区基本简介

县是省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省西部，市东北端。东部依绕河与县、市为邻，南部与台安县搭界，西部与市接壤，北部、西北部与自治县为邻。县下辖17个镇、4个乡、1个民族乡，51个社区居委会、417个村委会。面积2436.01平方千米，人口63.40万

（一）地形地貌

县地处绕阳河下游地区，西部、北部为50－100米的低矮丘陵，是医巫闾山的一部分，中部为开阔的平原，南部为洼地。平原地势平缓，土质肥沃。

（二）水文状况

河流纵横。主要河流有绕阳河及其支流东沙河、羊肠河等。河床坡量小，含沙量大。

（三）经济概况

1.农业土质肥沃，现有耕地面积117917公顷(176.9万亩)，是全国重点产粮县，辽宁省商品粮基地之一，主产高粱、玉米、水稻、大豆、花生、小麦。1991年以来，粮食年产量一直稳定在5亿公斤以上。由于粮多、菜多，畜牧业发展迅速

2.畜牧业县饲养的牛、羊、猪、鸡、鹿及其它畜禽种类有20余种之多。年生猪饲养量70万头，蛋禽饲养量600万只，水果产量2000万公斤。森林覆盖率达16.1%，活立木总储量123.5万立方米，是国家平原绿化达标县和粮食生产先进县，及生猪生产基地县。

3.工业工业基础雄厚，现已形成化工、建材、食品、煤炭、轻工、机械加工、铸造、纺织等八大工业体系，并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县乡以上工业企业266个，其中县营工业企业67个。县造纸厂、制碘厂人均创利税分别在全省和全国同业中居首位。全县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2.7亿元，其中县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2亿元。

社区位于县北部，该社区人口较为密集，居民收入在全县位于前列。该社区共有居民312户，人口1314人。

二、调研的方法、范围

本次调研报告选择了社区100户居民，向他们发放调查问卷。考虑到收入来源以及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一些没有收入及长期稳定的工作者将被剔除，如农村外来打工者、学生等。调查项目主要包括居民收入来源、人均年收入、主要生活成本及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这四大项。

三、抽样计划

1、访问地点：直接到随机抽取的受访者家中进行访。

2、访问对象：必须是具有收入条件的人，严格意义上说是18岁以上的人

3、如对方拒绝受访，不要过多强求，可以另外访问他人

4、总之要有礼貌，对于接受受访的人要表示感谢

四、调研的目的、意义

通过对居民收入来源、人均年收入、主要生活成本及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这四大项的调查，分析居民收入问题，总结出居民的生活质量。在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居民正常消费并且日常生活不受其影响。并初步分析引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主要原因。

五、社区居民收入现状调查

社区300多户居民中工资性收入的居民占百分之六十，个体经营收入的占百分之四十。

（一）工资性收入增长。一是居民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收入人均5000元，同比增长2000元；二是由于营经济迅猛发展，居民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人均7000元，同比增长3000元；三是居民在本乡地域外从业得到的收入人均5500元，同比增长1800元。

（二）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我社区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6000元，同比增长1700元。占全部纯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家庭经营收入中一、二、三产业收入均呈平稳增长态势。

（三）财产性纯收入下降。年我市农村居民家庭由利息、租金、红利、土地征用补偿等纯收入构成的财产性纯收入人均元，同比下降，占全部纯收

六、居民收入变化特点

（一）社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工资性收入贡献最大

从年至今我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持续稳定上涨态势。三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出持续稳定上涨态势。年较年相比增加了2048元，增长20、9%。拉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近年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及各类津贴补贴政策的落实到位，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快速增长。从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构成情况来看，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人均8000元左右，同比增长7、3%，占到了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的59%，成为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转移性收入，人均2561元，同比增长0、7%，占总收入的27.0%。位居第三的是经营净收入，人均1464元，同比下降8.1%，占总收入的9.0%。

（二）高低收入差距依然明显，但呈现逐步缩小态势

根据近两年城镇居民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将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按其收入五等分组，各组所占比重为20%，由低至高排列，分别为低、较低、中间、较高和高收入组，然后对五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进行分析。首先从增速上来看，2009年，全部被调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10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69元，增长了6.0%。其中，低收入组增加了690，增长14.4%，；高收入组增加了510元，增长了2.9%。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增速却相对较高。

（三）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较大

从各行业在岗职工收入水平来看，不同行业收入水平不尽相同。其中，服务行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垄断行业收入水平较高。将我州2005年各行业收入及人员情况根据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由低到高排序，其中最低收入行业是住宿餐营业，其年平均工资是10569元，最高收入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其年平均工资是26940元，两者相差16371元，比值为1：2.5。

（四）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近年来，县结合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措施和实施方案，扩大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由单位扩展到个人，启动并着力推进工伤、生育保险工作的发展。

七、居民收入现状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些年安康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但在诸多方面依然存在问题，突出的体现为：

1、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2003至2007年五年间，锦州市GDP年均增长10.1%，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8.5%，而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居民收入滞后GDP2.7个百分点，滞后于财政收入11.1个百分点。

2、增长慢导致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越来越大。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25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82.7%，到2007年的8051元为全省平均水平。

八、居民增收存在的问题

（一）内外经济环境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和职工增收。

近年来，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呈现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的好局面，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就内部来看，中小企业作为就业的最大蓄水池，但因规模小，融资难，市场竞争力不强等因素，导致效益低，较其他类型企业职工增收更难。特别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对中小企业冲击很大，企业订单减少，销售不畅，利润减少，职工增收受到影响。

（二）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收入分配不均，行业间收入差距仍较大。

从统计资料看，各行业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都在逐年增高，但由于基数不齐，增幅不同，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且扩大趋势未改，国家调控行业收入显著高于其它行业，特别是服务业收入水平较低，电力、烟草、金融保险业职工收入居各行业之首。以农村信用社为例职工平均月工资为4000元左右，而餐饮服务业职工平均月工资仅为1300元左右。此外，由于企业内部利益分配的引导和监管制约机制尚未完善，企业主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很大，因此在较高的人均收入数据背后是我们无法忽视的群体、行业之间日益增大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由此给我们带来的“弱势群体”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三）就业市场的供需影响职工正常增收。

受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及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压力大，人力资本价格下滑，影响职工收入正常增长。

（四）部分城乡居民的主观因素影响其就业增收。

有的待业人员期望值高，因找不到体面轻松的工作，或因岗位辛苦、待遇低而宁愿吃低保不就业；被征地农民中有的有劳动能力却无就业愿望，也有的有参赌酗酒等不良嗜好，吃完“征地补偿”再吃“低保”。部分城乡居民受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较深，有满足现状、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创业增收的进取精神，存在着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创收思维方式和投机取巧、侥幸获利思想，不仅自我封闭了就业增收之门，而且危及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九、主要生活成本调查

根据走访各类家庭，发放调查问卷，最后得出目前居民的收入成本主要有四大关键词：养房、养孩、看病、吃药。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是贷款买房，每个月的月供大约在800-1000左右。社区中一半的家庭中都有老人，因此看病的费用在生活总支出中也有很大的比重。所以大多数居民认为生活压力较大，生活舒适度一般。

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居民收入的整体水平。居民收入水平通常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快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充分地享受到改革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2、突出抓好地方企业的发展和提效。目前我社区高收入群体的家庭多有人就业于事业单位中，因这些企业效益好而收入较高，但大多数人群是就业于地方中小型企业中，只有地方企业效益取得整体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加，最终才能促进全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有效提高。

3、提高低收入家庭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家庭就业率，对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至关重要。同时要根据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物价变化及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4、进一步加快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力度，提高收入水平。在扩大财源和尽力争取转移支付额度的基础上促工资改革的到位，按方案及时足额兑现津贴标准，促进收入水平的较快提升，力争缩小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收入问题范文篇6

本项研究的重点是从劳务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所以，不是笼统研究非农业收入，也不是单纯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实际上是考察家庭经营与雇佣劳动的制度绩效问题。

所谓劳务经济，就是劳动者出卖劳务而获得报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现象。在本项研究中，劳务经济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等身份在行政事业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资性收入。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地位。1978－2000年间，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在联产承包变革中得到解放和发展，孕育了乡镇企业和民工潮两次劳务经济的浪潮，全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7．1％提高到目前的31．6％。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期从133．57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15．9倍。其中：1983-2000年间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701元，增长11．2倍；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1436．2元，增长5．3倍。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18．57％提高到31．1％，对纯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33．1％。劳务经济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过剩经济的出现，为家庭经营的整合提供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其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即将来临。

一、发展阶段：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渠道

根据劳务经济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务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78－1982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解放时期。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变革时期，实际上是我国长达多年的农村体制的最终解体阶段。家庭经营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由隐性变为显性，劳动力剩余率高达30％-50％，这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创造财富，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由于农村居民重新获得了身份和择业自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为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迅速奠定了基础。

联产承包变革时期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中央大幅度提高了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与家庭经营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初步解决了粮食短缺这一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这一期间全国农民人均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包括农民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不包括职工工资收入和生产性劳务收入)从88．26元增加到142．85元，年均递增12．8％，比纯收入增长速度19．2％低6．4个百分点。占纯收入比重虽然从66．08％下到52．89％，但仍然是收入的主体。1982年全国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为8．97元，集体外单位职工工资收入4．56元，生产性劳务收入约12．57元，三项合计工资性收入为26．1元。农民从集体统一核算单位得到的收入为131．15元，其中现金收入仅37．46元，主要是口粮等实物分配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是90．23元，其中农业收入80．08元。非农业生产收入10．15元，主要是牧业及种植业收入。财产性转移性收入22．63元。农民人均从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农业收入为203．65元占纯收入的85．87％。可见当时劳务经济才刚刚起步，农业收入是主要来源。

2．1983-1993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波浪发展阶段。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矛盾从短缺走向过剩时期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计划经济以压抑城乡居民生活需求来积累资金，侧重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与轻工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开始向居民倾斜，被长期抑制的消费欲望开始变成有效需求，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劳务经济发展阶段。

此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194．51元，增长2．4倍；占纯收入比重从18．57％，略微提高到21．11％。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678．48元，增长2．0倍；占纯收入比重在73．5％左右波动。可以说劳务经济和家庭经营并驾齐驱。1983-1993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处于频繁波动状态，可以划分为1983-1986年、1986-1991年、1991—1993年两个半周期，与家庭经营纯收入基本同构，家庭经营的好坏是我国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工资性收入以1984年、1987－1989年、1992年为峰值，部分年份明显有以劳务经济与家庭经营互相弥补的倾向。这一时期我国农民人均在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从11．92元增加到67．62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19．93％提高到34．76％，是乡镇集体企业稳步发展的时期；在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收入从22．87元增加到96．51元，比重从38．24％提高到1989年的56．67％，又下降到1993年的49．62％；其中在个体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为17．48元，在国有企业等其他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是53．14元，外出打工等从其他单位得到的报酬是25．45元引农民在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25元增加到30．38元，比重经过两轮下跌从41．83％降低到15．62％。可见在此期间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乡镇集体企业和外出从其他企业和单位劳动得到的报酬。

3．1994年以来的农村劳务经济的结构转型时期。1994-2000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急剧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经济领域，短缺经济基本结束，过剩经济已经来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大幅度提高了工农业产品的有效供给。而亚洲金融危机制约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势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对未来收入预期不高，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银行改革硬化了预算约束，部分企业和居民找不到能够获利的投资方向，投资需求不旺。国民经济景气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前所未有。

目前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1994-2000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84．5％，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1．9％。家庭经营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72.23％降低到1999年的65．53％。特别是家庭经营纯收入1998年、1999年分别减少0．46％和1．2％，出现绝对减少的局面，也是绝无仅有。而在此同时，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01元，占纯收入比重从21．11％。提高到31．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165．8％。家庭经营地位的下降和劳务经济地位的提升，说明农村居民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正在从通过自营产品的间接交换向通过契约雇佣的直接交换的转变。

二、家庭经营：与劳务经济互为发展的前提

农村体制的解体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际上制度下国家始终承担着控制农村经济的制度费用相对增长更快的压力，包干到户首先在安徽风阳等落后地区开始实行，就是因为当地集体工副业太弱或者根本没有，无力以副业弥补自然灾害的农业损失，农民早已从自留地经济预期到家庭经营的高收益。家庭经营作为联产承包的最终选择，其意义在于重新获得了剩余索取权，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终于可以将自己的劳动与收益紧密结合起来。家庭是农业生产的最适组织，它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生产与消费等多功能同一，有利于灵活决策以应付农业风险。土地的福利性均分暂时稳住了几乎全部农业人口，鼓励他们首先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为农村要素全面流动奠定基础。所以此间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从1978年的2182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994万人。家庭经营不仅仅是改善激励机制问题，更重要的是放松了要素流动的管制，农民从土地获得的收益的增加，为发展劳务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78-1983年间农民收入增长的特点是：一是高速度。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9．2％，是1954-1977年间速度2．66％的7．2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幅度为19．06％，也比1978-1999年间实际年均递增速度14．38％高4．68个百分点。二是普遍性。改革初期农民普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政策因素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广泛的。全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24左右，处于相对平均的状态。地区之间级差收益较低，1980年我国三个地带西部、中部、东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比例为1．00：1．05：1．27。三是基础性。解决农产品短缺问题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需求，农业收入自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此间农民第一产业纯收入从113．47元增加到203．65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从85％减低到75．4％，农民收入结构单一。第一产业纯收入增加额占农民纯收入增加额的66％。四是货币化。农民现金纯收入从55．99元增加到153．56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从44．9％提高到56．9％。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民物质和文化多方面的需求。家庭经营为劳务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庭经营突破“以粮为纲”的产业结构向多种经营的拓展，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使用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专业化分工取决于该行业的收入弹性与生产率的上升率，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率上升率决定于计划偏好，消费品的收入弹性虽然在黑市上极高，但缺乏资源来创造更多的供给和现实需求。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的症结就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居民在分配格局中地位上升以后，市场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引导作用。农业生产要素依据“粮食作物一经济作物一养殖业一林果业及其他农业”的需求层次顺序进入。1983－1993年间，我国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从31645万人增加到33258万人，占乡村劳动力比重从91．2％降低到75．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2750亿元增加到10995．5亿元。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从212．65元增加到566．38元，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从93．45％降低到83．5％。而家庭经营非农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1983－1993年间，全国农民家庭经营三次产业纯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分别为第一产业57．8％、第二产业3．6％、第三产业12．3％。家庭经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高达73．7％。

过剩经济的出现说明，家庭经营农业收入的增长方式已经开始从主要依靠提高价格向降低成本转变，农业经营组织必须依靠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来提高收益，这需要以劳务经济的发展为前提。1992年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大，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下，1993年市场粮食价格开始上涨，波动幅度又被稻谷减产、国际市场价格高涨所放大。为了增加农产品供给，抵消通货膨胀影响，国家于1994年和1996年两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提价幅度在40％左右，粮棉收购价格更是提高了一倍左右。1995年全国粮食平均每亩减税纯收益219元，成本收益率100％。在价格刺激下，我国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供需格局急剧转变，市场价格迅速下降；而有关部门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显著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价位上确定了国家保护价，并承诺敞开收购，致使农民人均粮食产量从1994年的590公斤增加到1999年的705公斤，年末粮食结存从1995年的543公斤增加到1998年的662公斤。粮棉国有部门仓库积压严重，亏损挂账高达数千亿元。可以说1993-1996年间我国农民农业收入的快速增长是政府保护价政策的产物。然而，国外发达国家农业保护价政策是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补贴政策，而我国拥有9亿农民，无论如何国家无力实行价格保护政策。1999年以来，国家陆续降低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了保护价收购范围，提高了收购质量等级标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迅速降低。1997-1999年间，全国农民农业纯收入减少6．6％，其中种植业收入减少6．5％，牧业收入减少14．6％。2000年种植业收入又减少4．6％，牧业收入增加31％，林业和渔业基本持平，结束了连续增加的记录，农业纯收入减少4．3％。我国联产承包变革以来一直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矫正计划经济遗留的剪刀差，从而引导农林牧渔业的长足发展。如今我国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靠提高收购价格的方式刺激供给增加收入已经不合时宜。我国粮食每亩减税纯收益已经减少到1999年的57元，比1995年减少74％，而每亩成本却上升了13．1％，仅比最高年份1997年减少11．8％。市场机制正在使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部分退出农业领域。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虽然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但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规模效益，降低农产品成本。

三、乡镇企业：粗放经营的空间已经逐步缩小

我国农村社队企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真正形成气候则在20世纪70年代。受计划经济体制下高额工业利润的刺激，农村社区力图控制自有资源，分享原来由国家独占的农村经济剩余。所以曾被反复批判为“集体资本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初，东部发达地区社队企业已经初具规模，例如江苏苏州、镇江地区社队企业从业人员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2％，人均收入的41．6％来自于社队企业。所以少数像华西村等社队企业发达的社队，并没有实行家庭经营，而是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集体经济。大多数社队企业通过专业承包经营形式保持了劳动分工的成果，为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乡镇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农民分享工业化利益成为制度性安排。1984年中央有关政策，将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并包括联办企业、个体企业，允许突破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原则，实行政策支持，确立了乡镇企业的历史地位。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然而，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上的同构及其竞争中，虽然具有灵活的市场机制的优势，但往往成为被规制的对象，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许多乡镇企业职工又被迫返回土地。而在此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东部发达地区“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内地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跨地区大流动的民工潮开始引人注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乡镇企业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全国各地创造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模式，大量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掀起了两个高潮。一是1984-1988年期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增加5565万人，以1985年为峰值，当年转移2430万人，劳动力转移速度6．56％。这种超常规的转移是体制转型以后积聚20多年的非农就业需求的突然释放。1984年我国乡村工业就业劳动力从上年的873万人突破到3228万人，乡村建筑业劳动力从811万人增加到1130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2527万人，乡镇企业的崛起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高潮是1992—1995年间，期间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1993年转移1233万人，转移速度为2．79％。1993年以后，我国农村非农行业就业全面提升了一个台阶。乡村工业就业从3200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4000万人左右，建筑业从1500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532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从1992年的4638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7500万人，外出打工人员逐步增多。两个转移高潮9年间合计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9365万人，占1978－2000年累计转移人数1．3亿人的72％。

过剩经济的出现说明，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粗放经营的空间逐步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农民在整体上经营能力开始不能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将有更多的农民加入雇佣工行列。1999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30．3％，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4％，吸纳职工1．27亿人。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然而，每当国民经济出现紧缩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乡镇企业。由于乡镇企业存在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甚至个别还存在假冒伪劣等外部性，无论是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还是目前的经济紧缩时期，都是政策规制的主要对象。1996-1999年间，我国乡镇企业个数减少265万家，职工人数减少804万人。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50．9％降低到1999年的12．1％。农民从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从1993年的67．62元增加到1999年的144．11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34．76％降低到22．87％。在经济紧缩时期农民从企业得到的收入年增长率从1995年的29．1％降低到1999年的9．1％，从乡村集体企业得到的收入增长率从30．6％降低到4．9％。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两极分化，部分集体企业破产倒闭；乡村政府也逐渐失去了在农村组织经济资源的优势，经过产权改革以后，开始被迫放弃集体企业所有权，造成了集体企业发展滑坡的局面。而在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报酬从1993年的96．51元增加到1999年的347．27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49．62％提高到55．1％；从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30．38元增加到138．88元，比重从15．62％提高到22．04％。由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复苏，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增加，以及农业经济的长期低迷，外出打工现象逐渐突出。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从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是240元，增长15．6％；其他劳动报酬113元，增长4．6％；从非企业组织得到的收入是140元，略增0．8％；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为240元，增长18．2％。外出打工收入对工资性收入增量的贡献为52％。可以说，农民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增长支持了工资性收入增长，工资性收入增长又支撑了纯收入增长。

我国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增长速度近期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1999年第二、三产业纯收入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6．3％和15.1％，家庭经营在技术、资金、规模等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始终是小摊小点小作坊，难以对农民收入整体起到主要作用。

四、地区差距：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1980-2000年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倍、10．5倍和8．3倍，全国平均为10．8倍。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受宏观经济影响的趋势基本一致，但是产业结构不同所受影响也略有不同。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4-1997年间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带；受国民经济紧缩的影响，1998年以来中西部地带农民收入的跌幅最大；以西部为参照物，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民收入比例从1980年1．27：1．05：1．00扩大到1995年的2．01：1．32：1．00，又缩小到2000年的1．92：1．30：1．00，其中西部与中部的差距“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有所缩小，1996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差距达到最大幅度(1．37：1．00)。1995-1999年间，按西部大开发口径划分的我国西部12省农民平均工资性收入从149．37元增加到332．89元，占纯收入比重从13，4％提高到19．2％，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30％；东部10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从713．34元增加到1240．59元，比重从31．9％提高到46．5％，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123％。可见，近年来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以东部地带为主导。

工资性收入差异是农民收入差异的最主要来源。2000年东部地带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223．04元，占纯收入比重39．93％，比中部、西部高13．22个和15．52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占纯收入差距的67．8％和56．7％。据农调总队测算：1999年我国农民收入差异的锡尔系数中，三个地带之间的差异占总体差异的17．1％，三个地带各自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为东部36．06％、中部24．9％、西部21．94％，省内差异是造成全国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差异(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高达39．33％，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为33．59％，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18．77％，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中部和西部的农民收入结构基本一致，2000年两者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占57．7％，而东部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比重仅占37．4％。东部地带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与中西部差别不大，主要是东部地带在本地企业劳动得到、在非企业组织中得到，以及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水平和比重明显高于中西部。东部转移性收入较高主要是退休金及其他收入引起。外出打工收入是近期农民收入的一个增长点，但从绝对额来说，东部地带最高；从比重来说，中部地带略高，至少中西部农民打工收入仍然没有成为其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渠道。

如果我们考察农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上海市与最低的省份(除西藏外)贵州省，则会发现东西部之间不仅仅是量的差异，更是生产方式质的差别。2000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597．3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是4309．89元，比重是77％；家庭经营纯收入933．74元，比重仅占16．7％，第一产业纯收入仅有789．09元。而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仅有274．9元，比重是20％；家庭经营纯收入1029．46元，比重高达74．9％，第一产业纯收入884．68元，比上海略高，但比重却高达64．4％。劳务收入已经成为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00年上海农民家庭规模3．3人，劳动力负担系数1．3，62．9％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工业劳动力比例高达37．1％；所在村平均有乡镇企业3．8个，25．8％的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工作；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48．7％；85．5％的劳动力在乡内就业；劳动力年内从业时间的59．1％从事非农产业；家庭人均耕地面积0．92亩，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37．1％。贵州农民家庭规模是4．5人；劳动力负担系数1．6；84．7％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从事工业的仅占5．9％；所在村乡镇企业仅仅0．4个，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仅占0．34％；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占71．6％；劳动力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61％。上海农民以不到四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了与贵州省85％的劳动力大致相同的农业收入，而以六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的非农收入是贵州农民非农收入的10．6倍。发展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五、社会分层：兼业化与收入最大化目标

兼业化是我国农民主要的生产方式。兼业现象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却在于：(1)兼业化是作为一种增加收入的手段之选择。非农业有比种植业高得多的比较利益，小农户难以完全依靠农业收入来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与筹措购买农业机械与生产资料的资金；土地规模太小使农机利用率太低，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剩余。为了充分利用劳力来牟求更高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只能兼业。(2)兼业化是作为一种生活保险的手段的选择。农业外部就业很不稳定，为了应付风险，保持土地的占有权，是最安全的退路，何况土地可以为自家生产廉价的食粮。土地的福利性均分更加突出了这种作用。所以现在即使一些不依靠土地增加收入的非农户，也依然占用着一定的耕地。

我国农村劳务经济主要以兼业化方式发展。我们根据纯收入来源占纯收入总额大于或等于50％为标志，将我国农村居民划分为六种类型，分析说明：2000年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为主的农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3．5％，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25．73％，各种类型收入来源均低于50％的狭义兼业户占11．42％，家庭经营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户占5．61％，第二产业户占2％，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的食利户占1．74％。即目前我国农村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户大约各占1／2，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1／4。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劳务户比例越高，这可以从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来间接考察，2000年上海、北京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61％，而经济落后地区西藏、贵州分别为17％、12％。部分农业主产区由于农业经济发达，收入相对稳定，规模经营效率较高，劳动力相对短缺，反而抑制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如新疆、黑龙江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15．7％。宁夏经济发达的川区农业户比重高达70％，比贫困山区高5个百分点；川区劳务户仅占8．8％，比山区低9．3个百分点。贫困地区由于解决不了生存问题，劳务输出的概率高于非贫困区，特别是农业主产区。

农民主营行业对收入影响较大。在各类农民家庭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是食利户，其次是工业户，然后是服务业户，劳务户和兼业户比全国平均数略高，低于平均数的只有农业户众数阶层，非农产业的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我们将农村六类农户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利户、工业户和服务业户，他们往往已经在当地占有地利、人和以及优越的资源，其发展的方向是本地工业化。另一类是农业户、兼业户和劳务户，其中农业户正在两极分化，少部分农业专业户收入不断提高，另一部分农户在当地处于劣势，逐步经过兼业向外地发展。2000年全国劳务户人均收入为2693．2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水平为1997．85元，占74．18％。农业纯收入512．97元，仅占19．05％。劳务户户主一般以青年为主，联产承包时他们还没有成家，成家以后一个人的土地养活全家。人均占用耕地面积1．27亩，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9％。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在各类农户中最低，仅837．63元，而且68．8％是农业固定资产。有一半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初中，相对较高。农业收入较少迫使他们外出打工，劳务户户均劳动力2．79人，在本地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0．22人，主要从业地区在乡以外累计六个月的劳动力为0．66人，分别比全国高63．6％和35％。在省外、省内县外、县内乡外就业人数占8．6％、5．7％和6．4％，分别比全国高3．5个、2．1个和1．3个百分点。外出打工时间占劳动时间的15．5％，比平均高出5．5个百分点。劳务户收入水平低于就地转移的农户，也说明为什么离土不离乡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主要模式。

兼业化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兼业化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合理配置，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中物化劳动的构成和经营上的风险，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缩小了城乡财富分配的差别，有利于增强种植业投资能力，有利于农业边际地的闲置、维护土地生产力。但对其要一分为二地评价。(1)随着非农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兼业农户将逐步丧失农业商品生产者的经济行为，满足于自给性生产。(2)兼业化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成为采用现代先进生产技术特别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限制因素。(3)兼业农户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对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做出“逆向反应”，往往刺激信号一来，或者一齐扩大生产，或者一齐收缩，结果加剧了市场的震荡。(4)兼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会使农民的积极性下降，导致农业经营者素质的降低和对农业投入的减少，农业生产可能因此停滞或萎缩。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是专业化的体现，将有利于劳务经济的发展。

六、制度变迁：从农业雇佣到工业雇佣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雇佣制度，“雇佣制度”之所以在计划经济的农业领域最终失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领域赢得成功，一是市场经济自发引导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二是工业领域比农业领域具有更高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济效益。农村经济从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以至劳务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也相应提高了农民收入。

七、结论：迎接劳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近期农民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农业收入减少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农业收入可能会随国民经济周期复苏而有所好转；但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格局将长期保持过剩经济的局面，家庭经营风险会逐步加剧；在新一代青年农民中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那种兼业化的生存方式会逐渐被放弃；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加快，农村居民的构成逐步会分离非农家庭，形成家庭大农场。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更加发展。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新的劳务经济高潮即将来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发展的影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家庭经营。土地是农民未来生活的保障与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的福利性均分使农民具有比城市下岗职工更为有利的保障机制，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个最后的生活保障。然而，承包土地具有一定的成本，家庭经营制度赋予国家和集体收取税费的权利，而且由于三提五统费用的膨胀，农民负担过重。1993-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从46．76元增加到95．52元，增长1倍，比同期纯收入增长速度高14个百分点。近年来农产品收购价格暴跌，农产品积压严重，而负担依然高居不下，农业生产已无多大效益可言。农民一方面通过撂荒边缘地、减少活劳动和物质投入来避免亏损，一方面扩大劳务输出力度来增加额外收入。农民普遍有“既不愿意种地，也不想轻易放弃土地”的心态，土地使用权的“转包”现象也日益增多，农民最希望以土地入股分红和换取社会保障等形式转让所承包的土地。兼业化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家庭经营面临分化的局面。中央应该尽快出台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与措施，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和大户参与农业开发，通过置换、兼并、收购、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加快土地集中经营步伐，逐步发展规模经营，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

2．县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地位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变了宏观经济分配格局，使得国家通过计划经济对城镇各项事业建设的投资相对减少，县级工业和商业在改革中首当其冲，县城国有经济比重较小且日益凋敝，部分县级财政长期出现赤字，而新生的市场经济还根本不能承担起维持庞大的上层建筑运行成本的重任。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经济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控制是其特权的重要部分，无疑加重了农民负担。虽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为了避免与城镇居民的利益冲突，被迫在县城之外兴建小城镇等“农民城”。由于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模式缺乏城市应有的集聚效应，制约了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仅为30％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同等GDP的城镇化水平。在我国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接近一半的人在本乡内就业，2／3左右在本县内就业，外出农民主要转移地也是县城。如何使农民真正融合到城镇，彻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这不仅仅是个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收入问题范文篇7

关键词:收入分配;按劳分配;劳动贡献收入

一、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收入差距扩大

1.从整体差距看,“基尼系数”偏高。基尼系数的变化表明,中国居民收入整体差距扩大是从1985年开始的,到2005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96年,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缓慢扩大。1985年为0.31,1996年上升到0.36,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城镇居民收入达到较快增长。而农村在这一时期交替出现买难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加之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因而基尼系数较前一阶段有了上升,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表明这个时期收入分配是比较合理的。第二阶段是1997—2005年,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1997年为0.33,2005年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政府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注重社会公平,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全会,收入分配问题得到空前重视。

2.从具体差距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86倍。198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2∶1。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为1.83∶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1998年为2.51∶1,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7∶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明显偏大的。2004年略有下降,3.21∶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第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从人均收入看,2005年职工人均工资全国平均为18405元,最高的是北京(34191元),其次是上海(31940元),分别是江西13688元的2.5和2.3倍,是湖南15659元的2.18和2.04倍。从城镇居民收入看,1978—1999年,东部地区增长18.2倍,中部地区增长13.4倍,西部地区增长9.5倍,以中部为1,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之比由1.1∶1∶1.01扩大为1.48∶1∶0.74;中、西部与东部居民收入绝对差额由35元、31元扩大到2309元和3570元,分别扩大了65倍和57倍。从农村居民收入看,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3.57元,最高的上海290元与最低的河北91.5元之比为1∶0.32;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最高的上海8248元与最低的贵州1877元之比为1∶0.23。第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达到2.23∶1;1999年达到2.49∶1;2000年为2.63∶1,2002年为2.99∶1,2003年为3.98∶1。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如2004年职工平均工资,金融保险业26982元,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21805元,农林牧渔业仅7611元[2]。第四,不同经济性质职工收入差距扩大。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8405元,国有经济单位19313元,集体经济单位11283元,外商投资单位22244元。集体经济单位的工资收入分别是国有经济单位的58.4%和外商投资单位50.7%,只占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61.3%[2]。

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1.合理原因。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和结构多层次性。这是个人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原因。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748多美元已走出低收入国家序列,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结构存在明显的多层次性。先进的、比较先进的和落后的甚至相当原始的生产力并存,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如全国2005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53583元,最低的贵州5222元,只有上海的9.7%[3]。第二,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这是形成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按劳分配必然地要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仍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将发展得更快、更具有成长性。这是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第三,劳动者素质的高低。这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在实践中,素质不同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量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上的差距。第四,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对多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允许和鼓励用合法收入形成的个人财产进行各种方式的实业或金融投资,作为要素投入的个人财产也有权利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用于投资的个人财产也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人力资本参与分配这将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的质和量不仅直接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本人获得收入的多少和机会,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地区可供分配的收入总量。目前,人力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从发展趋势看,其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强化,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第五,发展战略倾斜。在地区发展问题上。政府的倾斜发展政策,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和内地之间、开放城市和非开放城市之间、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竞争条件的差异,这种差异引起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同样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的原因之一。第六,经济全球化。这是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的国际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将在更大规模、更高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2.不合理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缺乏有效的限制垄断、鼓励平等竞争的政策。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的政策缺位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在城乡关系方面的政策缺位。具体表现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在税费负担方面,处于低收入位置的农民承担了远比处于较高收入位置的城镇居民高得多的税费负担。税收以及各种各样的费用没有发挥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功能,反而成为二元体制下剥夺农民利益的工具。二是在行业垄断方面。金融、邮电、保险等行业,受到政府的保护,在市场上处于独家垄断的地位。这些行业、部门凭借垄断所带来的职工高额收入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三是对中小企业、对一些民营企业,政府没有提供必须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实际上置这些企业于非常虚弱的市场地位,造成不同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第二,在再分配领域,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备。就税收而言,一是“费挤税”。据不完全统计,经国务院和各级政府批准的各种基金、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应达900多种,加上地方各部门自行设立的基金和收费项目,共计约1000多种。这些收费项目的存在,使大量政府收入游离于预算之外。各种行政收费造成了收入分配渠道混乱,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也严重影响了税收收入。二是“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背离。税收优惠多,税款流失多。三是在城乡居民税负不均。存在着原本收入偏低的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更为普遍地负担了更多的税负。就社会保障而言,中国目前还未开征社会保障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据估计,目前全国各地征收的具有社会保障税性质的社会保险费约3000亿元。由于国家财力不足、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小等原因,对低收入阶层、农村居民、城市失业人口缺乏有效的保障,以致低收入阶层在得不到基本社会保障条件的情况下,与高收入阶层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第三,缺乏完备的打击、遏制违法非法收入的政策。如收入申报制度、政府官员储蓄实名制问题等也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对公共权力、政府官员进行实质性监督制度不是十分清晰具体。“制度外”的“灰色收入”,包括单位大面积的“创收”所得,个人提供的服务收费,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得的回扣和非法收入等等,缺乏有效监督。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1.让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覆盖全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是不同的,这已被实践所证明[4],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模棱两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仍然是商品,全民所有制也不例外。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都要到人力资源市场招募劳动者,都要按照《劳动合同法》与应聘者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认定为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统一[5]。这样认定,既符合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要求,又与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相区别。我们应该十分明确地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什么所有制,都应当遵循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都要实行按劳分配,都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所不同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与之相联系的要素贡献收入就归谁所有,公有制归全民或集体所有,私有制归私人所有。

2.将劳动者从企业获得的收入明确区分为工资收入和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收入(简称劳动贡献收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v)仍然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与生产经营中耗费的其他生产要素一起进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k);劳动要素和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均按贡献参与企业税后利润(m)分配,分别形成劳动贡献收入、资本贡献收入、技术贡献收入和管理贡献收入。工资和劳动贡献收入归劳动者所有,除劳动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收入归其产权所有者所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与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工资,而在于劳动要素能否参与企业税后利润(m)的分配,即能否获得劳动贡献收入。

(二)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从制度上加以规范

1.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企业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竞争的压力所使然,是企业求生存、求发展所使然。要求企业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事实上难以做到。因此,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只能通过国家或政府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一是尽快制定《工资法》,确定同一企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比例,确定公有制企业(包括公有制控股企业)之间及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二是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中明确规定企业税后利润中用于生产要素贡献的分配比重,以及用于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利润中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生产要素的分配比重。三是完善现有税收制度,公平各企业的税赋。在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从制度上加以规范时,要突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与活劳动相关收入(包括工资和劳动贡献收入)的比重必须大于物化劳动收入的比重。

2.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最有效的手段,中国现阶段应主要运用再分配手段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一是完善税收制度,通过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减免创业者和个体工商户的税收,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通过提高超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的所得税率,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以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二是完善财政预算支出制度,通过《预算法》规定随财政收入增长用于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向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支出比重。三是完善银行信贷制度,通过差别利率调整存款者和贷款者的收入。四是完善价格制度,通过提高农副产品收购的最低保护价和适当控制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直接增加种养业农民的收入。

(三)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

1.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增加居民收入的首位。就业是民生之本。据统计,全世界95%的人通过自己的就业劳动而获得养家糊口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一是扩大就业机会。二是提供就业服务。三是保障公平就业。应当保障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自由选择就业的权利。

收入问题范文篇8

（一）准确筹集资金的重要前提基础

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扩大，隐藏在内部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加强收入核算来提高经济利润和社会收益，此项管理工作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还需要制定详细的方案。而加强收入核算管理，对于现代企业来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点，其是准确筹集资金的重要前提基础，因为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只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才能够更好地展开相关经营，为自身带来更大的社会收益。当然，企业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更多的资金，以此来满足实际生产需求；第二点，加强收入核算，也有助于确保企业更好的发展，而在前期筹集资金时，还需要根据实际状况来筹集资金，这样可以避免获取资金过剩或者是资金不充足等问题的产生，保障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保障财务活动处于规范化的状态

企业加强收入核算管理，除了可以为自身筹集到充足的资金之外，还有助于保障财务活动处于规范化的状态，因为财务管理也是现代企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对财务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这样可以避免内部资源浪费等问题的产生，全面地提高财务管理工作质量。当然，工作人员也要以身作则，提高责任心并积极参与到收入核算管理中，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为其发展奠定夯实基础。其次，企业也要完善相应的制度，进一步对财务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通过全方位监督管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财务风险，保障内部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进而朝着国际化现代化方向可持续发展。

（三）确保相关票据的规范性

企业收入管理工作量比较大，而加强收入核算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可以为自身筹集充足资金，确保财务活动处于规范化状态，还可以确保相关票据的规范性。因为随着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项目种类也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在日常管理上会有大量的票据，票据管理是否到位也关乎自身发展，所以我们应通过加强收入核算管理，进一步掌握每一张票据的实际使用状况。同时针对不足之处也能够及时优化和调整，真正意义上地为后续管理工作奠定夯实基础。其次，通过加强收入核算，也能够从源头上规避治理腐败等问题的出现，确保收入管理工作处于规范化状态，这对于企业发展来讲非常关键，这也正是加强收入核算管理的价值所在，最后，得以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竞争体系中更好的经营。

二、公司收入核算中的新问题

（一）成本核算问题

公司在收入核算管理中面临很多不足，成本核算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很多问题，因为公司随着发展规模的扩大，内部组成结构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更加需要注重核算管理降低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然而实际上，由于很多人员思想意识不够，并没有了解成本核算的重要性，所以在实际收入核算过程中，就会因操作不当而带来很多问题。其实，收入核算本身涵盖范围较广，包括使用资产、提供劳务服务及销售商品等，因此，更加需要做好成本核算工作，进而降低问题出现概率，但是鉴于管理者的忽视，没有正确去处理核算中存在的问题，致使各项经济活动发展受到影响。

（二）税款核算问题

税款核算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税款核算对于公司发展来讲也非常的重要，本身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公司经营规模和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所以要想提高收入核算管理工作质量，我们必须要做好核算工作。但是调查数据显示，在实际税收核算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难以为行业发展带来帮助，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之下，此问题也比较突出。同时，很多工作人员自身能力也存在着局限性，针对税款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予以正确去处理，这样也会致使公司收入核算工作进度受到影响，不利于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久而久之就会被其他行业所替代，难以在变化莫测的市场行业竞争中立足。再者，由于公司忽视税制改革，这也降低了收入核算的质量。

（三）核算模式单一

现今阶段，收入核算成为人们所探讨的焦点，它主要是指公司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个经济利益总称，与行业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关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因此我们必须要引导公司做好收入核算工作。但是实际上很多公司在收入核算中面临很多新问题，其中核算模式较为单一问题比较突出，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倘若收入核算模式较为单一，难以满足公司各项活动发展需求，甚至会削弱市场竞争力。再者，很多管理者往往不注重创新，这样将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生存，反而会被其他行业所替代。同时，由于税务核算内容包括收入确认与计量、对合同中的单向履约义务进行识别、对交易价格的确定、在各单项履约义务中分摊交易价格、履行履约义务中的确认收入等，此外，还包括销售商品所带来的收入，同时也包含提供劳务收入等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方面的收入，但是鉴于管理者不够重视税制改革，难以满足收入核算工作需求。此外，针对收入核算模式上存在的问题，管理者也未采取有效措施去调整，致使后续工作在实践中困难重重，难以满足收入核算实际管理需求，这对于公司未来发展会造成较大阻碍。

（四）缺少专业人才

目前，企业在收入核算管理上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其实由于缺少专业人才，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管理效果。本身收入核算管理工作所收集的内容就比较多，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员才能够顺利完成，因为单纯依靠个人并不能提高管理水平，需要更为专业人才的支持。但是现有的人员并没有受到过专业的技能培训，他们整体能力比较偏低，可以说，难以满足实际收入核算管理需求，这样会致使很多问题的出现。比如：票据管理不够科学化和规范化，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企业发展。其次，内部也缺少相应的激励制度，这样很难调动内部人员工作积极性，反而会致使内部出现腐败等现象，不利于后续收入核算管理办法。除此之外，由于企业忽视对人员的培养，也会对整个收入核算落实进度造成影响，再加上部分人员缺少创新，很难满足收入核算管理工作需求，对于其他新业务的发展也会产生制约。

三、公司收入核算中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提高财务资金管理能力

为了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在实际收入核算管理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提高其财务资金管理能力，通常收入核算指的是除了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非偶发事件中的所总而言之，收入核算工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关乎行业发展，而以往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致使收入核算管理工作效率低下，所以为了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提高公司财务资金管理能力并优化成本核算单位结构，也要加强对税制改革的研究并建立完善的收入核算模式，只有做好这几个环节的工作，才能满足收入核算工作需求，为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有收入，它包含很多内容，比如：销售商品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是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所以我们只有提高自身财务资金管理能力，才能够避免问题的出现。而财务管理本身所涉及的内容就比较多，与收入核算管理工作存在着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通过增强财务部门资金管控能力，可以推动收入核算管理工作顺利展开，同时也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而为行业发展奠定夯实基础。其次，公司领导人员也要提升财务人员工作能力，并加强对其道德品质的培养，使他们能够胜任自身的岗位，这样才能为收入核算管理工作提供新的思路，最重要的是要完善奖惩制度、调动其工作热情，从而解决以往收入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在提高财务资金管理能力的同时，公司也要优化成本核算单位结构，本身收入核算管理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涵盖了企业所有与经济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我们更加需要优化单元结构，以此来实现优化收入核算工作的目的。

（二）优化成本核算单位结构

优化成本核算的方法主要包括核算原材料成本、核算能源动力成本、提高辅助材料领耗数据准确性、完善副产品回收模式、核算同一产线下不同规格的产品成本、增加来料加工成本核算体系。比如，在核算原材料成本的过程中，需要提高原料暂估成本的准确性，在产品成本中，原材料成本占据了半数以上，因此，需要及时获得当月原材料的结算价格，并在相关的核算系统中进行融合，确保当月原主材料价格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在准确核算能源动力成本环节，需要确保产量统计与能源动力消耗期间的一致性，应以月度为单位，计算能源消耗，确保公司能够精准核算。在核算辅助材料领耗数据准确性阶段，由于缺乏领耗数据，导致公司辅助材料的管理处于一种待领耗状态。

（三）加强对税制改革的研究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为公司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导致公司生存成本的不断增加。因此，为降低公司发展压力，需要全面深入通过税制改革降低社会主体经济负担，确保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营造更好空间。在新税改大背景下，公司的税务申报方式，以及增值税、印花税等税种的核算方式都有所改变，因此，需要从降低税务负担、强化监督管理、提高会计核算质量三个层面进行管理。

（四）加强管理人员能力培训

为了解决以往收入核算管理中问题，企业还需要加强专业人才引进，因为不管是哪一行业，要想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竞争体系中更好的经营和生存，需要加强人才培养，这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应定期对内部人员进行培养，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一名优秀的管理人员也要努力提升自我，应积极学习业务理论知识，同时也要做到与时俱进，具备创新精神。因为任何管理工作要想顺利开展，都需要具备创新精神，这样才能够切实将收入核算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其次，针对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要进行分析，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随后采取有效策略去解决问题，当然，管理人员也要学会运用各种技术手段辅助作业，进而通过不断学习，提高收入核算管理水平。此外，企业也要加强对内部人员职业道德品质的培养，因为只有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才能够满足收入核算管理工作需求，进而确保财务活动处于规范化状态，且为自身筹集更多的资金，确保相关业务也能够更好地发展。

（五）建立完善收入核算模式

收入问题范文篇9

1.1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较大。2007年，江苏省已经有了一份关于非税收入改革的总结报告。报告中称：今年第一季度，共收到有效缴款书28846份，涉及非税收入12.78亿。这一数字，是去年3月1日到年底以来纳入预算的非税收入的近3倍。江苏全省范围，非税收入总量已从1996年的25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107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30%以上。近年来江苏省非税收入真正缴入国库、纳入预算内的只占该资金总额的36%。2006年，江苏省67个省级机关单位就有160多亿的非税收入，平均每个部门2.4亿元左右。

1.2“费挤税”与现行的税制改革相违背。针对我国税费并存（政府收费）的宏观分配格局，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实施税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提高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保障财政收入。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就是从过去国家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向主要运用法律、经济的手段宏观调控经济转变。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地方部门的自有资金一直游离于国库之外的现象，将与中央的税制改革思路背道而驰。

1.3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止。很多部门未经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批准，自行设立各种收费项目，超标准和范围收费，金额巨大。长期以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问题屡禁不止，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收入执行机制，从而无法做到令行禁止。

1.4票据管理不规范。目前，一些涉及非税收入非常多的部门，如交通、国土、公路部门等，其专用票据仍由上级主管部门管理，虽然要求到财政部门备案，但这些部门往往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取票据后不到财政部门进行登记、核销，而是直接使用这些票据收取非税收入，致使财政部门对之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

2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解决策略

2.1加快非税收入管理法律体系建设步伐，实现依法管理非税收入。税收收入与法律密不可分，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国家的一切税收活动，均以法定方式表现出来，非税收入也应参照税收收入，尽快结束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健全非税收入法规制度，以法规来明确收费项目的审批、收费项目的制定、收费票据的使用、收费资金的征收分配、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如《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原则上不得收取费用，以往所说的“工本费”将成为历史。如果收费征收管理行为的每个环节都处于法律法规的严密约束之下，则会形成依法收费和依法治费的法制化管理局面。

2.2统一审批管理权限，集中管理。取消不合法的项目，严格新增项目审批，将一部分具备税收特征且便于税收征管的收费，纳入税收征管体系。政府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制定，应当结合财政预算内资金的供给情况，考虑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等。公告行政审批项目，接受社会监督。如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以国务院令的形式公布了500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及其实施细节。颁布这一法律的核心意义是界定政府的行政权限，打造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有限政府。对于这部凝聚着众多立法者多年心血的法律，社会各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为此，近年来，各级政府纷纷清理和废除与《行政许可法》不相适应的各种行政规章，力求尽快与它“接轨”。

2.3非税收入全部进入财政专户，进一步贯彻执行“收支两条线”。我国自1993年开始实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即对单位银行账户进行清理，取消多头开户，确立收支专户。一个单位原则上只能开立一个收入专户，一个支出专户。收入专户除财政划解外，只能收，不能支；支出专户除财政核拨支出外，只能支，不能收。通过专户管理，可以保证各项收入全额缴入主财政专户，直接监督全部支出使用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目前非税收入改革取消了单位的收入过渡户，应缴非税收入直接缴入相应的政府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在指定的银行开设财政专户，并将以往“单位开票、单位收费”的征缴方式，改为实行非税收入“单位开票、银行代收、实时入库(或专户)”的征缴方式。中央单位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通过直接缴库和集中汇缴两种方式，应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以强化对截留、坐支收罚资金逃避财政专户和私设金库管理。

2.4以票据为龙头，实现“以票管收”。收费票据是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重要手段。对现行票据应加强管理，统一规范并扩大票据覆盖面，利用各种媒体对财政各类票证的式样及相对应的收费性质、收费范围、填写要求进行详细介绍，对不使用财政票据收费、罚款的，当事人可持违规收费票据到财政部门上诉并要求退款。强化收费稽查工作，充分发挥收费票据的源头控管作用，监督各单位收取的费款及时、足额的入缴专户。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库司(国库支付中心).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调研报告.

[2]江苏省关于非税收入改革的总结报告.

[3]刘宝娟.非税收入管理之我见[J].合作经济与科技(财政税务)，2006-7-31.

收入问题范文篇10

【前言】：目前国家和社会对农民、农民工给予了高度关注，各种评论,建议风风火火。我们这些在象牙塔里的学生对有关问题了解不多，热切希望对该社会热点问题有更深入的体会，以贴紧，感受时代的脉搏。这个寒假我们组部分成员参加了列车乘务员的工作，众所周知，农民工回家过年以及年后回流是春运期间主要的客流，借此机会我们展开了对农民工的工作现状和生活条件等各方面的调查。

我们先通过报刊、书籍和网上资料等对城市的民工概况作了初步了解，然后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作为在火车上进行调查的框架文本，调查是以谈话问答的形式进行。

春运结束以后，我们在火车上的调查所得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相关资料收集，并集合讨论，再通过自己认识的一些民工朋友充实了我们的调查结果。

针对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农民工的收入和生活问题做出我们的调查报告。

对农民工现状的分析

今年以来，东南沿海和浙江一些地方相继出现劳动力缺口达二三百万计的“民工荒”，据有关部门调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工资待遇长期低下，劳工权益缺乏保障和用工不规范，劳动条件差等问题。

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深圳的多数工厂，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的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他们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主流文化生活之外，没有城镇居民的户籍，分享不到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失业了，得不到失业救济；生活困难了，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有病了，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因工负伤、致残，也得不到应有照顾和抚恤；劳动安全、卫生和生活条件差，人格受到歧视，经常被收走身份证，失去人身自由，有的还被迫签下生死合同，一旦罹难了，家属只能得到很少的赔偿金。这些问题已日益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全国总工会呼吁，各级党政组织和社会各界，应当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高度，着力解决农民工社会地位与政策待遇的矛盾，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广东省农调队对于县（市）一级本地民工做的最新调查资料显示，2004年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明显减少，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98.8％的企业都能如期支付工资。97.1％的农民工对工作环境表示满意。多数民工认为企业对他们的态度比以前好。

此次调查广东省农调队选择的是增城、台山、高要、潮阳、曲江和南雄这六个县（市、区），共计调查了48家企业和242位农民工。

但是，农民进城打工存在的收入不高，工作时间长，没有合同和保险的情况依然严重，被调查农民工2004年每月收入平均为877.9元，其每月收入最高的有2000元，最低的只有400元。

经过几年的宣传教育，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有所上升，但是仍有相当部分农民工不知和不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调查农民工中，知道“劳动保障咨询服务”电话号码的只有32人，占13.2%。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流向二、三产业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独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我国农民进城基本是“移而不迁”，从而形成了“民工”（又称“农民工”）这一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社会群体。当下这一社会群体的人数已经逾亿，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但是他们自身的权益状况和生活境遇却相当悲惨。可以说，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苦难承载了中国快速扩展的工业化和低成本的城市化。但是将一部分人（即使是多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即使是少数人）的痛苦之上决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一个割裂的缺乏基本公平的社会最终会将苦难施加在这个社会的每个成员身上。“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构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破解的课题。“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就意味着“民工”的终结，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政府应当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消除造成城乡差别和工农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担当起民工“终结者”的责任。

随着农民工大量地由农村流向城市，给城市带来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交通运输压力，农民工犯罪日益增多，城市住宿环境恶化等等。

各种矛盾的突现，让农民工的生存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8个“一号文件”

（一）突破僵化体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

（二）联产承包制是伟大创造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文件提出，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当前的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森林过伐、耕地减少、人口膨胀，是我国农村的三大隐患。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必须强调党员、干部带头，模范地执行政策，杜绝不正之风。要按照我国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三）承包土地15年不变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文件明确了农村进行商品生产的重要性，提出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才能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学会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价值规律，为计划经济服务，才能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四）扩大市场调节力度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系统化，同时从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产业结构调整、交通、支持乡镇企业、鼓励人才流动、放活金融政策、加强小城镇建设等十个方面活跃农村经济。文件还提出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五）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文件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同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文件指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还十分脆弱，一部分地区农民种粮的兴趣有下降的迹象，在农村经济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了不协调现象，城乡改革汇合后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节更加复杂。要认识到，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不但反映经济规律，也反映着自然规律，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

（六）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2004年1月，针对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这份一号文件的主旨非常突出，即促进农民增收，尤其是各项政策措施要更多地向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倾斜，主要内容共9大部分，表现4大主题。着重解决农民增收中的两个难点和两个重点；即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和贫困地区未解决温饱及未稳定解决温饱的贫困农民；丰富了农民增收的具体途径；同时为农民增收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即第七个“一号文件”公布。文件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中央“一号文件”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深化农村改革等8个方面，提出32条支农、惠农的具体措施。文件强调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

我们看一号文件:

中央对“三农”的问题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特别是近三年，连续出台三个一号文件，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务工农民的亮点：

06年“意见”的第三大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全文的第11、12项：

（l1）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要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积极发展品质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推进“一村一品”，实现增值增效。要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从财政、金融、税收和公共品投入等方面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外来人口较多的城镇要从实际出发，完善社会管理职能。要着眼兴县富民，着力培育产业支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导企业和要素集聚，改善金融服务，增强县级管理能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12）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建立健全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免费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保障金等制度，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务工农民的职业安全卫生保护。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依法将务工农民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探索适合务工农民特点的大病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办法。认真解决务工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

第五大点：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文的第19项：

（19）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继续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促进科学种田。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提高补助标准，增强农民转产转岗就业的能力。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各级财政要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不断增加投入。整合农村各种教育资源，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另外24项的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等，都涉及到了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今年的一号文件对农民工的关心,涉及面比往年广,也更全面.社会地位的确定为基础,从收入到税收,从医疗到教育,从安全到技术培训都涉及.

顺着全社会关心农民工的大流,趁着春运的机会，我们与农民工朋友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与探讨。

我们的调查:

根据调查的框架文本，调查是以谈话问答的形式进行。以下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份具代表性的回答资料：

问：你们每年都回家过年吗？

答：我们绝大部分都回。

问：你们一般会选择什么交通方式？

答：当然是火车拉，便宜嘛！

问：你们认为票价合理吗？

答：还算合理，最怕遇到票贩子！

问：如果明知是票贩子，你们还会买他们的票吗？

答：如果买不到正规的票，我们唯有买票贩子的票，家总得回的！

问：你们对春运期间，交通部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答：最好加开几列火车拉，避免我们在车站滞留。加派一些公安人员来维持秩序吧，我们总很害怕那些小偷。最好就是把票价降低些，还有，打击“黄牛党”。

问：你们觉得在春运期间有无遭遇不平等待遇？

答：最近两年感觉好了，乘务员也有礼貌了，像你们这些学生最好，服务很周到，很勤快。

问：你们觉得候车，乘车的环境如何？

答：还好啦，比以前好很多啦。现在乘车，还有一些大学生来做列车乘务员，挺好的。

问：你们的收入如何，明年打算再回来这里，还是到别的城市？

答：我们的收入当然是社会最低的啦，还可以养活我自己吧。明年应该不回来啦，因为这里的工作环境差，老板又刻薄。还是到别的城市混混吧。听说长江三角那边会好点。

问：对于农民工低价出卖劳动力导致本地人失业率上升，有什么看法？

答：不关我们的事吧，我们做的都是苦力工，怎会导致别人失业啊！城里人没人稀罕我们这样的低等工作。

问：对于农民工犯罪问题怎看？

答：那些犯罪的，可能是没饭吃才去做的吧。如果他们不愿做苦力，又没文化，就只有去偷，去抢罗！说实话了，有的很凄惨的，做了苦功夫，老板不给钱，叫人怎么活？

问：那如果老板拖你工资，你会怎么办？

答：不知道，怎么都要他给咯，硬逼他要咯，不知道，不给总是不行的、、、、、

问：对于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农民工的政策措施有什么建议？

答：我们那有什么建议啊，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多关心一下我们，使我们有饭吃，起码能养得起家就可以啦。

问：你们知道“三个代表”吗？

答：知道，就那些政府官员嘛。

问：你们知道什么是“国家的主人”是什么意思吗？

答：就是总统，皇帝那些吧，国家主席吧。

问：你们家里有田要种吗？

答：有。

问：那为什么不种？

答：种，老婆在种。那个没钱，种来不够养起家的，还是出来赚钱更好。

问：家乡里有学校吗？情况怎么样？

答：有，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孩子在那读书，总比我们以前好，以前没有，要走很远才有学校。当然不能跟城里比，但有学校有老师，孩子在那里学普通话，赚钱就是要给他读书的，不让他像我这样。

问：家里好，还是外面好？

答：当然是外面，不是的话，都不来啦。

（以上为我们主要涉及问题和切入点，所附答案代表大多数接受调查对象的答

案）

从上面的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工的素质低，没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即使明知是“黄牛党”的票，还要去买。权利受侵害多不知如何寻求保护。其次，他们的要求低，只是为了两口饭吃。

另外，从谈话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自身的自卑感，而且他们总是显得很顺从，凶神恶煞的人其实少之又少，多显得胆小，他们作为被服务者和消费者，竟然显得很害怕列车长和列车员，不敢大胆提出自己的要求，反而显得服务员们像是领导似的。这极不符合我们这些有基本权利意识的学生们的一贯逻辑。

A首先先谈谈比较严峻的农民工犯罪问题：

我们查阅有关农民犯罪的分析资料，还有心理分析资料,总结出农民工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

一、农民工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案件数较多，占刑事案件的绝大部分.

分析:我们觉得这主要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应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在农民工中做好法制宣传,不应凡事意气用事.

（二）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主要是侵财、暴力、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分析:社会地位的低下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压力致使他们放纵自己,或者可以说是被迫使做出了极端的行为.应开通针对性的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并在农民工中广泛宣传,配以相应的不平事件投诉部门和热线.

（三）被告人以青年为主，并向低龄化和高龄化发展

分析:年轻人心理未完全成熟,却过早地接触社会黑暗面,导致心灵扭曲.应发起教师和心理工作者义务到农民工聚集地进行与心理有关的宣传与教学指导.

（四）共同犯罪较多，交叉结伙作案突出

分析:他们是弱势群体.从人的聚众心理角度分析,人们之所以要组成这样或那样的团体,是因为他们在大环境中感到不安全或说是寻找不到安全感。于是,一些有着共同利益的人就回聚集在一起,去组成团体,维护他们的利益,寻找他们的安全感.。

换句话说，他们在社会上是弱势群体，社会对他们的保障力度不够，他们被迫做出了“组团”的选择。根本解决方法还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二、农民犯罪的原因

（一）农村劳动力过剩，城乡差距增大，大量农民涌向城市，但不能及时吸收安置

（二）教育不到位，腐朽没落思想乘虚而入

（三）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充分发挥有效作用

（四）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侵害农民合法权益行为时有发生

（五）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六）立法滞后，管理无序，缺乏预防农民犯罪的社会联动机制

三、减少和遏制农民犯罪的现实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

（二）建立劳务输出输入管理机制，加强对民工的管理

B顺应着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涉及到了农民工的收入问题：

一、目前我们面临着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严峻形势

党的十六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全民共享、城乡共进。然而，在城市奔小康呈现大好局面的同时，与之相对的却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从而在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步履蹒跚的尴尬局面。农村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

二、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三大根源

首先，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是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产业性根源。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速度慢；易于遭受自然这灾害，生产风险大；农产品量大值低，保存风险大；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变现风险大；“无效成本”高（“无效成本”指自然灾害成本、农药与化肥流失成本、农业机具季节性闲置成本等）难以回收。凡此种种都会使农业生产者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而现阶段我国尤为突出。

其次，人地比例失调，是我国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资源性根源。人口过剩的现状加之我国土地资源相对不足，造成农村人地比、劳地比严重过高（即单位面积土地承载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过大），从而人均、劳均的土地产品和农业收入难以提高。

第三，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工业等城市产业而忽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经济战略和相应的经济政策，是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政策性根源。

三、全面大力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意义和途径

全面大力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长期以来的种种制度安排，都是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代价，以保障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明显的对于农民的不公平为代价以换取国民经济效率和和市民的福祉。显然，应当改变为：公平对待农民，保障农民福利，停止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它又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只有在城乡并肩奔小康的条件下，才能切实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显然，我们应当针对以上所述农民收入低、提高慢的“三大根源”，全面大力促进农民的减负增收：

第一，针对农业的产业性特点，进行特殊的支持。主要包括：加强信贷支农，进一步解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资金困难；推行农业生产、储存保险制度，克服相关风险；强化科技支农，弱化农业产业特点对于农业的不利影响；对于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货币补贴，以弥补其他举措的不足。

第二，针对人口多土地少的特点，继续严控人口，严控土地的“农转非”；同时，适当控制节劳型产业、行业，大力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劳动力大大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劳动生产率，扩大劳动力的就业率、部分就业率、参劳率和参劳日。总之，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可能在城乡非农领域中分得一杯羹。

第三，从整体上调整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经济政策。其具体内容，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包括：大力加强服务于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如交通、水利、教育、医疗、文化等等），以便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力求早日逐步实行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政策（如义务教育、低保、医保、养老等等），使得农民逐步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实行普遍减负的税费制度，全面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

全面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乃是农民减负增收问题的重中之重。其理由非常简单：农民的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市民而各种税费负担却大大高于市民，而且在就业、社保等方面也不能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显然大大有失公平。

四、全面大力推进农民减负增收的条件

全面大力促进农民减负增收，意味着要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拨出较大的份额用于农村，减少主要使城市受惠的财政支出的份额；意味着，在经历了多年的“以乡补城”的历程之后，实行“以城补乡”的新战略。实行此种变革，也意味着由城市、工业对于农村、农业进行反哺。

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更加雄厚，反哺农业、农村更是不成问题了。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当农村人口减少到只占全国人口的10％的时候，才有可能由国家对于农业和农村予以补贴。这意味着，我国农民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依然难以看到城乡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此种观点是非常难以令人接受的。

简言之，加速对于农业、农村的支持，全面大力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已经具备条件，势在必行；其关键在于追根溯源，加强认识，转换政策。

C我们讨论到了农民工的素质问题：

提高农民素质，关系到管理问题和务工工钱水平问题。

农民素质偏低，是制约他们收入的关键性因素。这个问题解决了投资动力问题就自然会得到缓解。因为农民素质提高以后，对其人力资源的投资就会增多。否则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

高素质的劳动者在生产中发挥的是人力资本的作用。资本是用于生产中的人工产品，它可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人们为提高生产效率而制造出来的生产设备、机器、工具等。人力资本是通过学习、培养、训练形成的有助于提高生产和运营效率的人的体能、智能、技能和有关知识。资本用于生产的目的是提高效率。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更重于物质资本。通过合理地组织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通过更合理地配置和充分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可大幅度地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要获得人力资本，就要进行人力投资，包括在教育、在职训练、卫生保健、营养等方面进行的投资。目前，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教育条件差，办学资金紧张，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低，这些都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制约了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进而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村经济发展缓慢，这又反过来使农民收入水平难以迅速提高，农村教育条件难以得到改善。这也是一种低水平循环。

要打破这种低水平循环，我们认为目前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多方筹措资金，兴办农村教育。要保证教育经费的增长高于县、乡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由于教育是社会公益性事业，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其效益不仅体现在当地经济发展上，也体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上，所以，在以县、乡、村为办学主体的前提下，上级政府也应拨出一定款项，用于贫困的农村地区改善办学条件。对特别贫困落后的边远山区的农村子女读书，应采取补贴、少收费或免费的办法。此外，发展校办产业，开展社会服务，勤工俭学，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集资办学，也是可用的办法。

(2)拓宽办学领域，加强应用技术教育。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教育忽视了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特别是忽视了技能素质的培养，使教育的功能只局限在升学上，与农村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脱节，造成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不少，但各类技术人才奇缺的后果。应在办好基础教育的前提下，开办农业高级中学、高级职业中学、农民职业技术学校、农民中等专业学校等职业技术类教育，搞好“绿色证书工程”建设，使农民学有所用，学到见利、以利促学，形成良性循环。

（3）努力提高办学效益。严格教师职业入口，保证教师质量；控制教师职业出口，减少以至避免优秀教师流失。努力提高并保证教师待遇，使教师无后顾之忧，安心教育事业。建立竞争和激励机制，使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使农村教育事业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

我们的总结：好政策还须落到实处

春节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新旧农民工也早已进城务工，开始了又一年的辛劳。有关农民、农民工的问题也开始摆到我们的面前了。国家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民工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又强调了多项关于农民工的问题。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很多对农民对城市民工有利的政策，例如税收改革、科技投入、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等等。

在我们的调查中，许多农民工都对这个文件的出台表示欣喜和感激，并寄以了很大的期望。同时也有一些人表示担忧，怀疑这些好政策是否能切实得到贯彻，切实为农民解决各种问题。有一部分农民工甚至很高兴地表示，假如农村的环境政策都好转的话，就会考虑回老家，毕竟回到自己的家乡精神上感情上都会更加快乐

我们认为，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就要保证“一号文件”的政策落到实处，真正帮助农民、农民工提高生活水平，切不可流于形式。要在农村里解决好“三农”问题，改革各种制度，让留在农村里务农的农民的生活慢慢改善。而对进城务工的农民，首先要解决好城内市民的观念，给予他们认同，让他们在城里也能找到“归属感”；其次就必须真正做到改善农民工在城里的就业、保险、子女教育等的问题。

相信要是这样双管齐下，一定能让农民无论选择留在农村还是闯荡城市，都能有基本的保障，这样才会有利于我们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