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背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字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句子成分 转换 跨文化 解释

一、前言

从东汉译介佛经开始，我国的翻译活动已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历史流变。历史上，每次翻译的出现都伴有翻译理论及方法的演进与完善。如今，译界对翻译实践中所涉及的双语文化越来越关注。郭建中指出：“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1] 曾文雄强调：“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及其发展的渊源， 它使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与制约， 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2] 语言脱胎于文化，同时也是文化的镜像反映。任何语言在使用时都受其社会文化的规约。翻译既然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那么必然涉及跨文化问题。

二、英、汉语用文化差异

任何语言在使用时都受其社会文化的规约，进而形成各自的语用习惯和审美标准。这种习惯和标准对本民族的语言使用者具有一视同仁的规范作用，使各种语言在使用中形成不同的风格特色。如汉语措辞华丽，惯用四字成语，英语措辞简洁，逻辑性强；汉语多用短句，英语多用长句；汉语句式松散，英语句式紧凑等等。正如张志公解释说：“各民族都有若干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客观的，有历史渊源的。在古代社会里，各种因素如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等的综合作用使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性格、心理、风俗等不完全相同，因而各自的审美观点也会不同。反应在语言运用的习惯上就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差异。这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 [3]在英汉翻译过程中，要生成地道的、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译文，句子成分转换是无法忽略的环节，但英语学习者也应了解英、汉之间的句子成分转换不仅仅是表象的结构转换，同时还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

（一）、 主语的转换

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主语不可或缺，不管句子结构多么复杂，主语

都容易定位。谓语依附于主语，主谓之间有相互制约的语法关系。英语句子以主谓结构为纲，其它成分都搭建在主谓结构之上。汉语是 “话题突出”的语言，句子以意旨话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形式上的主语为中心。汉语句子主谓结构松散，不受形式的约束，它的主语和谓语依表意的需要而灵活变化。 甚至，汉语句子可以没有主语，即所谓“零位主语”，如 “It is raining.”要译成“下雨了。”、“It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要译成“活到老，学到老。” 等等。正如王力所说：“就句子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治的不管主语用得着用不着，总要呆板地求句子形式的一律，人治的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不用，只要能够使人听懂说话人的意思就算了。” [4]所以，英语句中的主语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直接翻译为汉语句子中的相应成分，而是必须转换为其它的句子成分才能确保译文准确、流畅。如句子“The unpleasant noise must be immediately put an end.” 要译成“必须全部停止这种讨厌的噪声。”英语句中“noise”由主语转换成了宾语。再如“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it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应译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果。”句中“China”由主语转换成了定语。

（二）、谓语的转换

“不少人说英语是名词性语言，汉语是动词性语言，这是有道理的。” [5] 动词在英语中的使用频率较低，而在h语中则恰恰相反。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英语中，一个主谓结构只能使用一个动词，而其它的动词须要名词化才能确保句子的语法功能。汉语受主谓关系约束较小，句子结构灵活多变，汉语中兼动式或连动式句子比比皆是。所以在英译汉过程中，我们常常要将静态的句子成分转换为动态，以适应汉语的表达习惯。如把“He insisted on meeting her at the airport.”译为“他坚持去机场接她。”，把“A view of Mt. Fuji can be obtained from here.”译为“从这里可以看到富士山。”等等。英语的静态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句法和词汇两方面，即非谓语和动词名词化，如“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和“Thank you for your invitation.”汉语则无这种形态上的变化，其动作意义的表达只能用动词本身。所以，这也是动词在汉语使用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

三、英、汉语用差异的文化渊源

英、汉语言的发展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流变，是各自社会文化的载体。语言的使用与相应的哲学背景、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情趣具有文化通约性。历史上，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深远。致使中国人重含蓄、求韵致，善于形象思维。这与汉语使用重意合，往往以形驭意的特点相一致。与汉语不同，英语以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以及后来传播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为哲学背景。所以，西方人重视逻辑推演、追求理性，善于抽象思维。那么表现在语言运用中，英语要求语法结构严谨，重形合，往往以形制意。总之，语言是在长期的历史变革中逐步形成并发展的，它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同时各个民族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都会客观地反映出其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底蕴。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英译汉过程中两种语言在句子成分层面的转换，并探讨了其转换的文化渊源。可以看出，语言产生于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文化的差异，可以从语言的差异进行探究，而语言的不同，又可以从它所在的民族文化中找到根源。把这一点运用于双语学习，通过对比两种语言及其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可以深入了解两种语言，提高学习和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 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

[2] 曾文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外语研究，2006

[3] 张志公，张志公先生就作家文学语言研究问题答问[J]，《当代修辞学习》， 1985

[4] 王力，王力文集[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5] 何其莘，英汉视译[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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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信息;文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一、文化视域下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

语言与文化水融,汉语语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它的理解和运用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在当前多元文化并存和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国文化,不仅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也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

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正是促进汉语国际推广、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主要途径,它强调以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为前提,整合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以适应外国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创造汉语学习和文化理解的机会,进而促进语言文化传播,实现语言和文化共同发展。

二、汉语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词汇是语言中最活泼、最具生命力、且最能体现时代和社会变化的一个要素,因而不仅受到文化的制约,而且词语中的文化信息也能生动地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内涵.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时候,如果对中国的文化背景知识不甚了解,忽视了有关文化背景知识的讲授.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交际上的障碍.因此要想使学生顺利完成交际,就必须在教学中把语言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重视文化教学,让学生注意词语中文化信息差异对交际的影响。

1.色彩背后的涵义

色彩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在世界上有无数的色彩并各有其特点。不过,因为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历史背景和等的不同,两者之间有更多的不同之处。此外，它也被生动地反映在语言中，了解色彩的内涵是我们的基本研究之一。

颜色词的出现是语言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在中西方文化中红色是基本颜色,因为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性,红色的象征意义在中西方中有很多相似之处。

红色象征着喜庆、欢乐和吉利。当然也有的国家把它视为暴力、血腥。

2.特色词语的不对应

英美人早上见面说Good morning和中国人早上见面说“你早”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汉语中，中性的抽象打招呼的话比较少。只要张口就讲比较具体的事。汉语中“你早”的意思是你起得比较早，而Good mornin则表示一种祝愿。

3.汉字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汉字蕴含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

例如“武”字，止戈为武，“武’‘的目的不是好勇斗狠，不是穷兵黩武，而是作为一种武力的震慑来制止战争。再如”谐“字，有人说人人都能说话，具有言论的自由，建言的权利，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

4.新年中讨吉利的汉字和汉字的谐音文化

喜，福。顺。财，贵等这都是人们喜欢和追求的。人们把喜字写成禧，喜喜（双喜），其中都有吉字，是为了表示重视和强调。在财，贵字中都有贝（钱）字。而且，春节贴“福”字倒着贴，取“福到了”之意。吃黏米年糕，取“年年增高”之意。年画上画个大胖小子抱个大鲤鱼，取年年有余之意。婚礼上讨喜庆的的汉字和汉字的谐音文化。中国人结婚要贴红双喜字。有人在新婚夫妇被褥下面放枣，栗子，花生等物，取“早立子”，“花着生”的意思。

5.汉字的避讳文化

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避讳就是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在书面上不能写，口头上不能说。比如秦始皇姓赢，名政，于是“政”字不能说，与“政”同音的字也不能说，所以人们把“正月”(zhèngyuè)读成zhēngyuè。汉高祖刘邦因他的名字叫“邦”，所以秦朝时称“国家”为“邦家”，自汉朝改为“国家”，此词一直沿用至今。

6.春节、清明之类的词语本身就蕴含这丰富的传统文化

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在春节期间，我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国农历年的岁首称为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据记载，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4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由虞舜兴起的。

三、文化视域下对外汉语教学的策略的思考

1.目标定位，构建体系

如果把历史、现状、未来作为思考路径,那么文化视域下对外汉语教学体系的构建。即以“培养语言能力为基础,以传播中国文化为旨归”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目标；以价值性、针对性、客观性、多元性为选择标准,以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观、影响语言理解和运用的文化、中国基本国情文化、中国特色文化艺术为重点领域,以主题、经验、活动的组织来构建教学内容体系；以文化体验教学、文化对话教学、文化比较教学等策略来实施教学,实现文化的理解和融通。

2.文化融入，因材施教

母语文化对学习者的汉语文化语用能力高低影响较大。日韩学生在一些文化语用项目上表现明显好于西方学生。西方学生中,对汉语文化语用的理解和接受也有较大差别,意大利等国的学生表现出顽固的母语文化语用意识,汉语文化语用能力较低,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留学生则表现出较高的汉语文化语用接受意识；

在汉语文化词语方面,虽然高级组学生对于汉语文化词语对语用影响的掌握程度好于中级组,但是在整体上两个水平阶段的学生的掌握程度都很差。调查表明,文化语用能力较低是影响中高级水平留学生语用能力的主要因素,而我们目前的文化教学对培养学生的汉语文化语用能力方面的贡献还是有待补足的。因此,对此水平的留学生进行以汉语文化词语和汉语文化语用特点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语用专门教学。这不是单纯的文化教学或者语言技能训练,而是通过一些方法把汉语使用的文化背景和因此形成的语用特点结合起来,将文化导入和语用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即一种文化因素的讲解要辅助以与此种文化因素密切联系的语用特点的讲解,并就此展开操练。帮助学生了解常见的汉语文化特点以及这种文化特点导致的语言使用特点。

汉语作为来华留学生学习的目的语,它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内容。它要求我们的对外老师和留学生要按照一定的语言规则来教和学。因为这门学科不光要求我们讲授汉语言知识,它还要求我们要讲授与汉语言有关的文化知识。

为了我们能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做好中国汉语文化的传播,我们就要深入去了解、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以及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在理清他们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再按照一定的方法和合适的内容去进行文化融入。

四、结语

学习一门语言其实就是指学习与这门语言相关的文化知识。同理，当我们讲授一门语言时其实就是在讲授这门语言所包含的文化知识。

参考文献

[1]《汉字文化学概论》，王继洪，学林出版社，20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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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握“以学生为本”原则，要始终做到既尊重外国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又不断满足他们学习汉语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要善于在教学活动中注意培养外国学生的中国文化视野，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这对于激发外国学生的学习热情，不断领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与友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兴起了汉语学习热。在海外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三千余所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通过不同渠道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突破了4000万人。就国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来中国学习汉语的世界各国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多。面对这种源源不断的需求，国内除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高校(如北京语言大学等)继续扩大招生规模外，其他一些高校也纷纷设立以开展对外汉语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国际教育学院(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名称，未统一定名)，集中接纳众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这就使得对外汉语教学课堂逐渐演变成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舞台。面对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学生来华学习，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握好“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是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必须要去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笔者看来，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握好“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充分尊重外国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

学生来源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文化背景的多元化。如何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学生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文化差异和学习特点等，就成为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界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活动的针对性、趣味性和有效性，要求我们必须深人认真地去了解、认识和把握不同国家学生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内涵来开展教学活动。

1.欧美学生的特点。体现在欧美学生身上的文化特点是多种多样的。就欧洲大陆而言，国家的分布星罗棋布，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特点，而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背景就更是毋庸置疑。以美国学生为例，他们普遍具备了荣誉感强、自主性强、表现欲强等突出特点，这些特点背后有着其特有的文化背景支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多元化社会所带来的不同文化理念和不同思维方式;二是充斥在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竞争机制使学生从小就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三是精英教育体制为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四是教育工作的服务性特征决定了教师的整个教学环节都必须围绕学生的需求来进行。因此，针对欧美学生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来的特点，只有在教学活动中注意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知识的热情。

2.亚洲学生的特点。就笔者所在的学校而言，亚洲学生的来源主要集中在东亚(以日本、韩国为主)、东南亚(以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为主)和中亚(泛指亚洲中部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五个国家)，而西亚的学生相对较少。这里仅以中亚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出现的“重听说轻汉字语法”的特点为例来进行阐述。目前，中亚学生汉语学习的这一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一方面，中亚学生之所以只重视汉语的听说技能训练，是由他们的民族性格和学习动机所决定的。中亚学生对自我评价较高，而且性格敏感、活泼开朗、普遍外向，在学习中善于模仿、勇于开口、充满自信。这对于他们的汉语听说学习非常有利。同时，中亚学生的学习目的比较务实，半数以上都想借助掌握汉语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学习更加注重日常交际，因此口语水平提高很快。调查表明，中亚学生中62%的人如果没有听懂教师的讲解，会立刻请教师再进行解释;67%的学生会在错误被纠正后主动模仿教师大声重复正确的表达。他们在这样做时表现得自然、大方，没有什么顾虑或心理障碍沪另一方面，中亚学生之所以轻视汉字语法学习，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母语与汉语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学习汉字语法时产生畏难情绪。在伊莉曼·艾孜买提(新疆师范大学汉语教育学院)看来，中亚学生的母语多为俄罗斯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这几种语言分属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无论在词汇、语法，还是文字上，都与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母语在他们的汉语学习中形成了很大的干扰，汉字和语法学习就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困难所在。中亚学生的母语在书写上采用拼音文字，字形直接表音，而汉语的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无法根据字形拼读字音。因此，中亚学生在汉字的记忆、书写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抽样调查显示，约57%的(中亚)学生并不在意自己说汉语时所犯的(语法)错误产对于中亚学生这种因民族性格和语言差异呈现出来的学习特点，作为教师，笔者认为只有在肯定他们的长处和优势的同时，始终按照语言教学的规律，采取一些针对性强的教学方法来帮助他们消除语言学习中的障碍，全面提高他们的汉语学习能力和水平，才能体现出对他们最大的人本关怀。

3.非洲学生的特点。非洲文化的多样性是人所共知的。仅就语言而言，有通行阿拉伯语的非洲，通行英语的非洲，通行法语的非洲，通行葡萄牙语的非洲，通行西班牙语的非洲，更不用说还有非洲原有的、与欧洲殖民者无关的好几十种语言。3在非洲研究、开发和管理协会创办人和会长，喀麦隆学者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看来，非洲是一个贫穷、集权主义和缺乏社会公正的地方，这是由非洲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所决定的。他认为，权力高度集中和垂直的传统;注重过去和现在，而不是注重未来;不抓紧时间;不爱工作;压制个人首创性、成就感和节约(必然带来的是嫉妒别人的成功);信巫术，养成非理性和宿命论等是非洲文化中所特有的一些现象。这些文化现象对于来中国学习的非洲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部分非洲学生身上表现出诸如时间观念不强、学习的进取心不够，但又迫切希望通过学好汉语而留在中国做生意，以尽快摆脱现实贫困等的一些特点。针对这些特点，笔者认为，重视从民族心理上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显得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国家和地区学生的特点，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二、不断满足外国学生习得汉语知识的强烈愿望

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动因和归宿自不必言。只有不断满足外国学生习得汉语知识的强烈愿望，才能确保他们的学习取得成效，也是体现“以学生为本”的又一条重要原则。因此，充分运用好跨文化交际理论，以学生为中心来安排设计教学 内容，同时根据不同国家学生的思维习惯和学习特点“因材施教”，让整个教学活动更加富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就能充分体现出这一原则。

1.以汉字学习为例。汉字认知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也是提高语言交际能力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一个汉语学习者如果不能掌握足够的词汇，就无法完成意义的表达，也不可能应用汉语语言进行交际。因此，只有积累和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才能使语言的学习和表达变得更加通畅。外国学生学习汉语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汉字背景的，如华裔子女和母语书面语中有汉字的(如日语、韩语)学习者;一种是无汉字背景的，主要是使用拼音文字(如英语、法语、德语等)国家的学习者。从美国学生学习汉字的特点来看，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其字形和字音的联系很弱。对于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来说，汉字字形和字音的联系其实是零。一个汉字的字形和字音的联系，不论用什么方法，都需要花工夫才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建立。因此，无论是对有汉字背景的，还是无汉字背景的学生，我们的汉字教学都必须做到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结合汉字发展变化的规律，相应采取一些不同于教授中国学生的手段和方法，来给他们讲清现代汉字的形、音、义，帮助学生认读汉字，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书面语。艾这对于外国学生很快进人良好的学习状态，激发他们更好、更有兴趣地融人汉语语境中学习是十分必要的。而这样做的目的也会使他们对学习汉字更加自信、更有成就感。

2.以语音学习为例。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语音学习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声调的掌控上。通常他们无法读准二、四声，即二声上不去，四声下不来，所以才出现了“洋腔洋调”的问题。学习外国语的内容分成发音、语法跟词汇三个主要的部分，学习的次序当然是也应该按照这三样按步进行。发音的部分最难，也最紧要，因为语言的本身、语言的质地就是发音，发音不对，文法就不对，词汇就不对严所以一旦学生的发音不准、不好，就会影响其对词汇、语法和汉字的掌握，并且影响表达和理解，甚至影响到学生学习汉语的自信心。针对这一问题，如果教师能够多下点工夫，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帮助学生克服掉“洋腔洋调”的毛病，对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尤其重要。 三、注重培养外国学生的中国文化视野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处在学习的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给学生适时讲授中国文化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也是培养外国学生的中国文化视野必须要跟进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把传播中国文化融人对外汉语教学中，就会偏离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动因和目的，就体现不出“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在我看来，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培养外国学生的中国文化视野。

1.把握好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文化种类繁多、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其五千年延续不断的发展态势成为世界文明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民族性，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标志。因此，笔者认为，让外国学生把握好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就是把握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李瑞环同志曾经指出:“文化总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即包括汉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既包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化。”因此，只有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把握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才能真正领会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作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如果能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这三个显著特点给外国学生讲清楚，就能把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灌输到外国学生的思想和心灵深处。因为这几个体现中华文化思想精髓的显著特征，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进步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根基所在。

2.确定好导入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永远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一旦对此把握不好，就会让他们失去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影响到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在内容确定上，虽然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看法略有不同，但在三个方面基本一致:一是知识文化，即课文内容所涉及的诸如历史、地理、建筑、园林、服饰、旅游、饮食、绘画、音乐、舞蹈、教育、文字、哲学等。讲授可以有一定的广度，但并不要求有多少深度，只需普通常识而已。二是交际文化，一般包括在问候、称呼、感谢、邀请、婉拒、赞扬、批评、发誓等套话或习惯用语之中。揭示并掌握其中的特殊含义和特殊作用，有助于学生开展正常的思想交流活动。三是习俗文化，主要指在节庆、婚姻、丧葬、生日、生育、开业等事件中的饮食习俗和活动习俗。这对于外国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和处理日常生活相当有益和有用。此外，还可以从思维文化(即由思维方式形成的文化，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大到小，欧美人由小到大等)以及体态文化(即伴随语言的体态文化。如用手指着太阳穴旁转圈，中国人表示动脑筋，而美国人表示发疯;“握手”在中国没什么讲究，但俄罗斯则不允许隔门或跨门槛握手，认为这样是不吉利的)。等方面让学生充分感受中国文化的特点。总之，不断把文化教学内容融人到语言教学之中，将种类繁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种子潜移默化地扎根于外国学生心中，就能使外国学生在掌握好汉语知识的同时，主动去了解并喜欢中华文化。

3.让学生充分领悟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已载入世界人类的文明史册。从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2000多年前开始修筑的万里长城到明清的北京故宫、苏州园林，中国已有28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了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名录。因此，笔者认为，给外国学生充分讲解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恐怕是让学生最直观、最简捷、最有效地领悟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在课堂上，老师通过自身讲解以及给学生播放相关的教学专题片，或许只能给他们一些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受。如果同时还能借助学校所处地域范围内就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优越条件，把课堂延伸到具体的环境中去进行现场教学，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体会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品味，效果将会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大胆鼓励并有序引导学生利用在中国学习的有限时间里，充分利用假期和休息日到北京以外的其他文化遗产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于他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和所占的比重，以及现存数量和所处地域的地域文化是十分有益的，而且对于他们进一步领悟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主动帮助外国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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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来华留学生；交际顾虑；跨文化适应

留学生作为迅速壮大的群体，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语言的交际活动中，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同民族人，很难察觉到相互交际方式的差异。然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就会因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而敏锐地感到差异所在。Mendenhall 和Oddou（1985） 认为跨文化适应有情感、行为和认知三个成分，情感成分是旅居者的心理幸福感，行为成分是旅居者与当地文化相互作用的情况，认知成分是旅居者对当地文化的态度以及对当地价值观的接受程度。

留学生作为在中国出现的一类“特殊人群”，其数量的增加给我国带来的挑战不仅是教育体制和管理模式上的，而且要解决他们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学习、生活、情感等各个方面。因此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状况不仅影响到本人，关系到他们学业的成败，而且会影响到留学生回国后对东道国的评价，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进行研究是现实之需，同时对发展我国的留学生教育，促进国际化融合也有重要意义。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留学生在跨文化背景下要经历文化冲击（狄斯马，2004）、文化休克（刘莎莉，2008）、文化适应压力（龚晓梅，2010）、人际交往适应（杨军红，2005）等多重变化。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朗（H. Douglas Brown）指出：“文化休克是在第二种文化中学习第二种语言的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文化休克时指轻微的烦躁，甚至心理上极度惊恐和慌乱的表现。文化休克反映在第二种语言学习者情绪上的变化为感到疏远、气恼、敌视、犹豫不决、情绪沮丧、心情沉闷、悲伤孤独、思乡，甚至浑身不适。处于文化休克下的人对新的环境采取的是反感的态度。时而怨恨别人对他不理解，时而又充满了自我伤感。”遭遇文化休克的外国留学生往往会选择回避与中国人交流，在校内组织自己母语的小团体，出门便依赖自己国家的高年级学生，快去快回，只办事不认人。

笔者以江西师范大学共129位来自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就他们在中国留学中的所遇到的交际顾虑进行问卷调查。笔者结合问卷调查结果，试图分析来华留学生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交际顾虑以及抑制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策略。

一、思维与语言的差异导致语言交流障碍

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文字的巨大差异导致在来华留学生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交流障碍。美国语言学学者Robert Kaplan 在研究了不同国籍的学生的写作后，认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喜欢直来直去，用论据论证论点；拉丁语系也就是法语和西班牙语系的学生喜欢在论述过程中穿插与主题毫无关联的句子；俄语系的学生的文章往往包括一系列猜想式平等语言结构和一些从属结构，而且其中至少一半与主题无关。闪米特语系，也就是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同学，特别偏爱平行结构，阿拉伯语惯用排比句、喜好铺陈。古兰经就是如此。韩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螺旋式的，喜欢间接思维，回答问题不直接，更多论述不是什么，而非是什么。他用下面的图表表示几种不同的模式。

Satoshi Ishii（1988）把美国人的思维模式比作“桥式”。讲话人组织思想的方式是为了明白直接地把自己意思传达给对方，犹如一座桥，听话人只要从桥这头走到桥另一头就把意思弄清楚了。他把日本人的思维比作“垫脚石式”。讲话人不把自己的意思直接地表示出来，而是采取迂回、隐含的方法，犹如在水中投下一块一块的垫脚石，使读者（听话人）借助于“垫脚石”悟出作者的意思。

我国著名学者吕叔湘（1985）指出：“世界上的文字，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音素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因素（音位），英语、法语、俄语、保加利亚语都是音素文字。第二类是音节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就是辅音和元音的结合体。日语的字母、阿拉伯的字母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类文字是语素文字，它的单位是字，不是字母，字是有意义的。汉字就是这种文字的代表，也就是唯一的代表。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地结合，只有汉字是形、音、义三结合。

不同的思维习惯以及语言的差异导致留学生，特别的是来自非汉字文化圈的欧美、非洲学生，对于汉语的学习和使用都比较困难。根据笔者对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至2012年三年在读129名留学生进行调查发现：90%的受访学生都存在汉语的学习困难并产生了学习焦虑和交际顾虑。但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母语的学生的汉语学习难点也不同。80%的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留学生认为“汉语中汉字难学，数量多，结构复杂”；相比之下，54%的印尼学生，40%的日、韩留学生存在类似的问题；63%的日、韩学生反映汉语学习的困难在于形、义的混同，导致在使用汉语进行沟通时，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由此可见，来自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学习者与从文化心理习惯上对汉文化有认同感的东南亚学习者，从语系、文字类型、文化类别上完全区别于汉语的非洲学习者对汉语学习的适应存在差异。文化认同感越强的学习者汉语学习困难越小，遇到的交际困难相比较少。所以要做到顺利地交际，只掌握语言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掌握语音、语法、词汇的基础上熟悉和掌握语用规则（讲话规则）才能正确地交流思想，否则难免会造成各种误会，甚至使交际发生障碍，无法进行下去。

二、教育体系和课堂文化的差异导致课堂交际顾虑

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可分为三个年龄层次：第一层次是13岁以下的儿童层，

第二层次是13-25岁之间的青年层，第三层次是25岁以上的成年层。大部分来华留学生处于第二年龄层。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例，在受访的129名留学生中，95%的学生年龄是17-24岁，他们大都在本国完成了基础和初等教育，他们对知识的认知、习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是由于中国的课堂文化与许多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许多来自其他不同国家背景的留学生表现出了对课堂一时无法适应。

首先，对课堂环境不适应。众多研究表明，学生在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学习成果，与他们的课堂环境感知显著相关（Fraser，1998；Dorman，2001；Lisa et.al.2010）。各个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学校的教学条件存在差异。西方国家的外语教学通常是在专门的语言课教室，配有必要的试听教具，课程中以视听等多种方式给学生呈现有关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资料，轻便的桌椅可根据教学活动随意移动，有利于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中国目前，留学生上课的教室就是普通教室，固定的桌椅、缺少视听设备，授课模式单一，老师讲，学生听。老师更加重视完成教学计划上规定的内容，学生必须自觉地完成老师课上布置的作业才能真正消化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对于课堂环境的不适应，在不同地区的学生身上表现有所不同。在129名受访的留学生中，表示“教室设备单一，对汉语及汉语文化的学习带来负面影响”63%的是欧美学生；只有37%的学生来自非洲马达加斯加和印尼。

其次，对授课模式不适应。课堂环境与学生的学习过程有密切的关系。课堂环境感知对学生课堂参与、动机、注意分配、学习方法选取等方面均有影响。Anderson等（2004）的研究显示，课堂环境的五个维度（竞争、有次序、规则清晰、教师领导、凝聚力）与学生的课堂参与、学习投入和完成学习认为三类动机行为显著相关。国外在语言课堂上较常用“交际法”，即把自己看作课堂教学的促进者，而不是领导或是权威，多以实践为主，并让学生去解决真实生活情境中会出现的种种情况和问题，学生也不习惯依赖和等待老师。学生出现错误时，老师多采用不干涉态度，他们认为过分纠错易挫伤学生参与的积极性。Ryan等（1988）的研究发现：在教师提供较多情感与学习支持的课堂上，学生有更多“寻求帮助”的行为。Patrick等（2007）的研究认为，良好的课堂环境感知有助于促进学习动机和课堂参与。

在中国教学模式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主，老师教，学生模仿老师， 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确认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学生处于被动或服从地位。学生多等老师提问，极少主动提问或插话，“师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所以在课堂上中国教师在讲台上讲得热情洋溢，很多留学生在下面一脸无聊又无奈的样子。问卷调查结果反映，59.7%的留学生认为课堂枯燥.老师课上的一些做法常常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从而对汉语学习产生焦虑；54%的受访留学生不适应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在与老师课堂上的沟通出现焦虑，担心出错而回避“交际”。

三、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解决策略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来自（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的交际，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跨文化交际容易导致冲突。留学生作为积极的文化学习者，他们的跨文化适应关系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交流，所以我们要采用积极的跨文化交际培训的理论模式，帮助来华留学生减少文化休克，降低交际顾虑，尽快适应中国文化，顺利完成在中国的学习。

首先，要重视课堂培训模式，即在学校开设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课程加强学生对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际的理解。这种模式应作为大学留学生跨文化能力训练的最普遍模式。通过对文化、价值观、民族、地理或者是一个特定文化习惯的认知、理解，留学生可以更有效地适应文化差异，减少焦虑和不适。在对留学生进行中国文化教学之初，教师应该帮助留学生认识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不是放弃母语文化，只是培养留学生对汉语文化的敏感性，了解汉语这门语言使用的大环境。

其次要努力创新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法。目前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仍与本国学生汉语的学习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仍沿用“语文并进，随文识字”而非“先语后文”的教学法。虽然这种方法一方面使汉字教学均匀分散在汉语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分散了难度，巩固了记忆；另一方面，结合其他语言要素一起来教学，强调听、说、读、写综合技能的形成，利用汉字教学中培养学生综合的汉语能力。但是这种方法主要问题是“以我为中心”，更符合中国人学习汉语的习惯。

最后，大学应积极开设非语言的中华文化课程，激发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学习热情，缓解留学生在中国的文化交际顾虑。非语言课程包括：太极课，书法课、中国绘画、剪纸课等，这些课程在训练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让留学生能体会中国丰富的文化形态，让他们由汉语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 “参与者”，对于缓解留学生的文化休克和文化排斥有积极作用。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跨文化语境下来华留学生的交际顾虑研究―语际语用学对留学生与中方教师互动交流分析”（项目编号：10wx82）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龚丽萍（1980-）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跨文化交际学

万菁婧（1980-）女，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跨文化交际学

参考文献：

[1]龚晓梅，来华印度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压力问题的研究 硕士论文 2010

[2]刘莎莉，中国海外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 硕士论文 2008

[3]吕叔湘，《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语文学习》1985年第5期，第142页。

[4]潘一禾，《超越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与探讨》，2011年11月，第107页

篇5

在艺术发展的现代性语境中，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不但有书写与传播的功能，还是当代艺术探索的重要元素与资源。汉字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从历史考证来看至少有2000 多年的历史，而作为起源于远古时期绘画艺术的汉字从最初的萌芽到现在的演变历史至少也有5000 年，汉字本身不单单具有文字本身的交流和沟通功能，更重要的是汉字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形式美和丰富内涵的图像，源于象形止于审美。具备外在的线条美和内在的情感意境和审美意象。汉字的形由点线构成，并且在点线之间传递着韵律之美。从汉字的笔画线条来看，在简单朴素之间蕴含着丰富的变化。中国汉字来源于古老的绘画艺术，而绘画这门造型艺术普遍以线条来表现艺术主题和抒发主观情感。因此汉字的构造中也存在着用造型传递思想情感的问题。以不同的线条来构造文字，同时体现主体思想、情感审美等。恰如宗白华先生在谈论书法之美时说到的“中国人这支笔开始于一画，既流出了人心之美，又流出了万象之美”。

在汉字的艺术化书写中，人们经常以不同的线条搭配来传递一定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意境。给予汉字极强的表现性和张力，那些流传于世的高超书法作品笔画粗细变化有致，姿态夸张舒展，章法布白，无不具有动态之美，节奏之感。其中深藏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由于过去的古典主义绘画与现实主义绘画往往借助宗教性、民俗性、政治性或文学性的文本来安排画面中的图像与场景，绘画的发展一直遵循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冲击长久以来“内容决定形式”的创作模式，有些中国的前卫艺术家大胆借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受其影响，他们更为强调的是追求绘画本体，并努力将所谓宗教性、民俗性、政治性或文学性的内容逐出画外；而另一些前卫艺术家则热衷于追求哲理化的表达。这就使得以往的现实主义的绘画手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埋没。艺术家在挖掘绘画的各种可能性途径中，汉字作为绘画的一个重要元素和历史图像资源被迅速地利用起来，汉字的直接应用和变形运用不单单出现在当时风生水起的实验水墨上，而且一些当代感很强的装置作品也以汉字作为基本元素来应用，其中又以中央美院的作品最为代表。这种现象出现之后，我们会发现进入上个世纪90 年代，中国前卫艺术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不仅告别了对于形式至上与宏大理想的追求，而且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从整体上看去，虽然新生的当代绘画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大好局面，但相当多作品还是有着共同之处的，那就是对于各种历史资源和非艺术元素的应用，这与以往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

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成因时会惊奇地发现，相对于过去的古典主义绘画与现实主义绘画，新出现的当代绘画——特别是在更年轻的艺术家那里，一方面远离了宏大叙事的传统，转而走向了微观叙事；另一方面也十分强调各种图式资源和现成品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运用。于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就出现了，汉字这种古老的文字符号被直接嫁接在当下的艺术作品中，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首先与前卫艺术家们对大而无当的宏大理想与泛政治化的现象毫无兴趣有关，其次与时代的风潮已经从强调集体主义经验向个人经验的转换有关。由于认定谁也把握不住这个时代的整体，我们只是成为无数碎片中的一环。所以，很多前卫艺术家——特别是年轻的艺术家更加关注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人和事，由此还创作了一大批表达碎片般感受的艺术作品。运用了大量社会学、文化学与体现微观政治的符号。这些前卫艺术家为什么不愿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从“反映论”的立场出发，即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去真实客观地再现或记录现实，而要从虚拟美学的立场出发，依照新型的文本去制造一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假象”，难道这些前卫艺术家的所作所为就是出于纯粹反叛与创造新艺术风格的考虑吗？难道他们是想用制造“假象”的方式来出人头地吗？答案是绝对否定的。笔者发现，受图像学和解构主义的影响，只有按自身的理解去破坏这个表象世界，才能制造出一个个“假象”与虚构的事件，也就是说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图像进行重新编码与演绎，才能真正解释本质的世界，或者表达出个体对现实世界的真切感受。可以说，这些前卫艺术家们的作品表达的乃是对个人生存体验的理解、想象与升华。在本质上，他们是在以自我虚构的方式创作他们自己。而对新型的文本运用也使得他们从传统“现实主义”绘画的概念中解放出来。人们要认为这是一种大胆的反叛行为也未尝不可。作为呼应，观众也必然会根据年轻艺术家们所提供的新艺术框架去作相应的阅读与理解。当然，因为成长背景、艺术个性、记忆方式与关注点完全不同，所以每个人进入“虚拟”表现的艺术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前卫艺术家们方才逐步建立了更新的表征与形式系统。这充分意味着：每一种新的艺术样式都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与叙述方式；对任何新绘画的研究，都必须将大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与具体作品结合起来，否则就会把复杂的问题搞得简单化。在这里，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是：正以强劲风头席卷当今艺坛的新绘画无论在艺术风格上多么丰富与新奇，其实大多与借鉴各种非绘画类的图像资源有关。作为一种必然结果，大多数新绘画在图像的呈现方式上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绘画的，也动摇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也使新绘画出现了“图像转向”和“符号化创作”的大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以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建设为本位，积极调动汉字的文化资源，以汉字文化的历史视野来反思全球化时代中的艺术问题，从汉字文化中发掘出一种本土的现代性，让古老的汉字在当代绘画作品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崔兰珍，河南教育学院艺术学院】

篇6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词汇 汉字

近几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开始朝着与汉语各语言要素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由于词汇和文化之间直接密切的联系，与语言要素相结合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论文著作大多集中在词汇教学方面，而汉字教学方面相对较少。本文从词汇、汉字两个方面对语言要素与文化教学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词汇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词汇是一个语言的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反应极为敏感，接受文化的影响也极为充分和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某种语言的词汇就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一个民族的语言中有不少词语负荷了文化意义，缺少该民族的文化体验就会给理解带来障碍，我们称这种词为“文化词语”。因此，在对外汉语文化词语教学中应当注重文化的导入。而这就涉及文化词语的界定和分类问题。

张高翔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一文中从三个方面：相对于词语直观的字面意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的附加性出发对文化词语进行了界定，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特指那些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能直接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具有固定的文化附加意义的词语。”

“文化词语的分类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①，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教师对文化词语进行区别和选取，以及针对性的备课和教学都需要词语分类的支持。孟子敏先生曾根据自己对文化意义的理解，把文化词语分成三大类，即褒义与贬义词、口语与书面语及语言意义转化或消失之后产生文化意义的文化词语。梅立崇先生在《谈文化与词汇教学》②一文中大致将汉文化沉淀丰富，会给留学生的日常交际带来影响的词汇成员分为非等值词（指不同语言中无法对译的词）和不完全等值词（指在不同语言中意义、用法、色彩不完全相同的词）两类，并举例进行了讨论，例如“饺子”、“馒头”、“久仰”、“破釜沉舟”、“看”、“谢谢”等。还指出：“语言中有些词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还渗透着文化内容的内涵义；内涵义包括象征义、联想义、补充义、伴随义、情态义等。例如鸳鸯，因为总是成双成对，所以象征忠贞的爱情和恩爱夫妻。”王国安先生③则把文化词语分为以下五类：表现中国独有的物质文化的词语，如月饼、旗袍；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文化的词语，如禅让、道；反映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词语，如上书、举人；反映中国独特自然地理的词语，如梅雨、乾坤；反映中国独特的风俗、习惯的词语，如重阳、踏青。不过目前国内文化学者多采用文化结构的四层次说，将文化词语分为物态文化词语、制度文化词语、行为文化词语和心态文化词语四类。

如何将文化因素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呢？这至少涉及文化词语的选择、文化词语的讲练方式和文化词语的测试三个方面。

目前，不少国内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都只是通过中英文对译对词语进行解释，忽略了其文化内涵及其所带来的不等值性。不少教师则在课堂上或不谈文化，或根据自己对文化词语的领悟进行区别和教学。这就使得文化词语的教学呈现一种混乱的状态。徐文静在《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从词语项的缺位、词语的概念分类范畴、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习语及习惯表达等四方面对教材中词语的英文注释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了简单对译的不足，需要将文化因素引入并进行改进。该如何改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文化因素一般包括词语的文化成因、观念文化、文化背景知识和句义预设四个方面。④对于如何将文化教学与词汇教学的关系问题，陈光友在《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提出应该注意适度原则。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必定还是语言技能的培养，文化因素的导入只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掌握汉语，而不是削弱语言课的教学。事实上“适度”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词语的选择问题，什么词必须讲，什么词无须多讲。不同的文化词有不同的教学处理方法，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标准对它们进行选择和分类。卢华岩从词语文化内涵、句义预设、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三个方面出发，对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教学对策进行了分别的讨论和研究，但仍缺乏一个量化的分类和分析。我们已经明确文化不是语言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只是辅助语言本体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汉语中的文化词语浩若烟海，如何阶段性地在它们中间进行取舍，并进行分类教学，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重点。陈树峰提出通过隐喻进行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但我认为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同一事物经过隐喻可能得出不同的隐含义。在文化词语教学中，我们需要着重讲解的是隐喻的结果，即该词所隐含的文化义，没必要非把隐喻引入词汇教学不可。另外，陈娟还研究讨论了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⑤新词语是社会生活变迁、民族文化发展对语言词汇系统产生影响的结果，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然而就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来看，新词语的教学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我们应当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改进和推进词语甚至整个语言的教学。而对文化词语的测试，大都侧重于语用功能方面，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揭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我们需要将文化词语的文化隐含义提出来并体现在测试中，使“语言教学与文化导入相得益彰”。⑥

目前对外汉语词汇文化义教学的研究朝着类别化的方向发展。称谓词、植物词、身体部位词、颜色词、数字词生肖动物词等是其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称谓词。中国重人际伦理关系的思想观念造就了汉语中庞大复杂的称谓词体系，丁夏的《称谓与文化――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看汉语称谓词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0卷第4期），周悦娜的《本是同根生――浅析汉语称谓语与中国礼仪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9月），都对称谓词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研究。岳长顺在《“同志”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中更是对“同志”一词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生肖作为中国独特的民俗文化也在汉语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都隐含着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例如中国的“龙”，它是无法用英语的“dragon”来诠释的。赵静在《小议中国的“龙”俄语中“Дракон”――从文化不可译现象谈文化词语的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对龙进行了细致深刻的研究讨论，并强调词汇教学中应当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授。毛海莹更从隐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生肖语言的文化隐含义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引用。

综上，目前文化词汇教学的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文化词汇教学方面的实践性研究成果。我们需要将文化引入词汇教学，但是怎样引入，哪些词在什么阶段引入，怎么引入，这些都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而且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强调需要把文化引入到词汇教学，但事实上国内的教材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生词表上的注释一般都采用对译的方法，而且往往是一对一的翻译，这样会使留学生形成外语和母语的词汇之间一种一对一的错觉”，⑦这对外语学习是非常不利的。

二、汉字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财富。只停留在读音、写法及意义上的汉字教学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丧失学习汉语的乐趣。我们必须将汉文化的传播与汉字教学结合起来。以下三篇关于汉字文化教学的文章都主张汉字教学中必须融入文化教学。

赵宁在《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一文中举例讨论了如何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汉字教学。例如“册”字，“形如一根绳子将几片竹子穿在一起，这就是古代‘书’的形象”。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人使用竹木作为书写材料。文中还提出：“结合文化因素讲解汉字时应该遵循‘适度、适量、适当’的原则。”尽管文中给出了“三适”的定义，但是怎样才算是适度、适量、适当，仍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哪些字需要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教学，哪些文化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都需要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讨论和分析。哪些文化内容符合现阶段学生的语言水平，更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研究讨论。

朴兴诛在《对韩汉字文化教学》一文中提出：“从汉字入手教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教汉字，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并举“姓”、“氏”、“婚”、“娶”、“墓”、“葬”字说明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内容。但是文章没有谈及如何将在汉字分析中知道的文化内容导入到汉字教学中，这些都需要对外汉语教学一线老师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

余志鸿在《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评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谜〉》一文中从另一个角度，即汉字的认知功能出发研究讨论了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汉字不仅仅反映汉语言文化，更能动地作用于汉语言文化。汉字的认知功能还体现在分类和抽象上。“汉字的部首和偏旁基本上反映了汉人划分世界的几个基本大类”，例如人类（包括人体、动作、情感、心理等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习汉字是在认识汉民族的世界。而部首和偏旁本身就是一个“类”，是抽象的结果。例如，“机”字，最早指织布的木质机械，后来抽象排除了“织布”“木质”等义项，开始形成一个范畴，“泛指一切机械而成为了准后缀”。这给解决汉字教学瓶颈问题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文中还分析了安子介先生为解决外国人学汉字难的问题而提出的“部首切除法”，指出：“这个想法固然大胆，但实行起来显然会有问题。”

学者们都认同“必须将汉字教学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这个观点，但对于如何将文化因素导入汉字教学实践、将哪些文化内容导入汉字教学则需要更多的讨论和研究，以有效地将汉语和汉文化推向世界。

注释：

①⑥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②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③王国安.论汉语文化词和文化意义.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96.

④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⑤⑦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参考文献：

［1］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2］赵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7，3.

［3］石瑛.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衔接.文学教育，2007，9.

［4］赵忠江.对外汉语“词的文化义”教学几个基本问题解析.理论界，2010，4.

［5］陈光友.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9，12.

［6］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7］徐文静.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2，6.

［8］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9］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10］陈树峰.隐喻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考试周刊，2007，26.

［11］赵宁.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语言教学研究，2009，9.

篇7

关键词：汉字；字体设计；民族文化；融合；民族特性

引 言

在我国政治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文化和艺术活动不断发展的要求显得日趋重要。人民群众不仅要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又要满足精神上的不断追求。尤其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艺术领域的发展与弘扬民族文化[1]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汉字字体设计这门基础课程在艺术类院校的设计专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仅仅要思考汉字字体设计这门课程的建设和发展，更要充分研究汉字字体设计与民族文化的融合的重要性，以及展开对汉字字体设计怎样融入到民族文化这样一个大文化背景中的探索。

一、汉字的产生和发展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一种，也是我国应用最广泛的文字，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不同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朮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金文是雕刻或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的重要阶段。隶书的出现和发展有着一段较长的时间演变过程，种类繁多，但它是当时人们喜爱而又得到长期使用之文字。楷书，其笔画端庄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

印刷朮发明后，为适应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版镌刻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几百年来，在宋体字的基础上又衍生出长宋、扁宋、仿宋等多种变体。这些新生的字体，都是应雕版印刷和传统的活字印刷的需要诞生的。近代西方印刷朮传入后，在西文字体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朮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然而，由于宋体字即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一直沿用至今，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二、汉字与民族文化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汉语是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而民族文化又包括各种类型的文化。汉字与民族文化的各类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多种形式的关联。

民族文化行为的发生大都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语言的发展对人的思维和各种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汉语方言众多，这对以方言为基础的地区性艺术作品的形成、发展和极大的丰富提供了条件。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其它文化事项的产生和发展。

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去理解有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宏观的，是把汉字也看成是一个文化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微观的，是把汉字字符作为文化的载体，来探讨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2]汉字承载的文化信息是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动向，它以各种的载体形式广泛推动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要素。

所以说汉字在每个历史发展时期对我国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影响，是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基本保障。

三、汉字与汉字字体设计

在汉字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字体演变同样可以说是一种字体设计过程，它在人们的设计思维中得到不断的创新与巩固。

时代赋予我们崭新的形式美，所以我们对民族文字的形式美有了更深层次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也来自经济发展的需要，新时代的汉字应出现更多的字体设计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要，使汉字作为民族文化的信息载体更充分的融入到各行各业中去，这也是汉字与汉字字体设计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关系。

篇8

关键词：对泰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词汇；汉字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中，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一些文化因素，这包括语言文化因素和非语言文化因素两大方面。语言文化因素包括称呼语、招呼和告别用语、寒暄用语、禁忌话题、文化词语、语码转换等。非语言文化因素有身体姿势、手势、空间、复试、价值观、审美观、行为准则、生活方式、态度等。例如非语言文化因素中的“身体姿势”和“手势”，在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经常会碰见教授者和学习者语言不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授者要讲述一个汉语词汇或者是一句话的含义时可使用肢体语言，而由于教授者和学习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在使用肢体语言和手势的时候就要十分注意，避免引起文化误读和文化冲突。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参与者，我们不得不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方面的问题，因为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密不可分。

本文将基于笔者在参与“赴泰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的任教期间，所遭遇的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问题，来探讨中泰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差异带来的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的影响。

笔者所任教的学校是位于泰国东北部“黎府（Loei）”的一所名叫Santiwittayasan School的中学，所教授的对象是初一到高三的汉语基础为零基础的泰国中学生。初到泰国任教的时候，便遇到了很多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问题。有生活上的，也有工作上的，当然，在对泰汉语教学的具体过程中，也遇到了相应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问题。

一、词语的选择

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关系最为密切的、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跨文化交际成功的一个核心和先决条件是交流双方在聊流失使用的词语能准确表达自身意图，并避免因文化差异是对方造成误读，所以词语的选择很重要，即根据具体的教学环境、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等来选择适合教授的汉语词语。由于词语的意义包括词语的语言概念意义（即语言意义）和词语的文化内涵意义（即文化意义），因此在汉语词汇教学中应注意的是，我们无法避开文化意义而去单纯的教授概念意义，要知道词语的文化意义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倘若割离，学生纵使掌握了该目的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语言规则，拥有了一种内化了的语言能力，却依旧缺乏运用该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交际能力，为运用目的语进行交际才是第二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

陆俭明先生曾提到过：“在参考学习者各方面的因素（年龄，学习目标，汉语基础等）确定了词汇量以后，就得考虑具体该选用哪些词语来进行教学。一般情况下有以下三方面的标准：

一是使用频率高的词。

二是具有普遍功能的词语，也有人称之为通用词语。例如，问候、道歉、数量表达、时间日期表达、问价等方面的词汇，还有指称代词，表示一般动植物的名称、视频的名称、文化用品的名称等方面的词汇。这些词都具有普遍功能。

三是要适当收录一些学习者母语中具有特色的词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陆俭明）

我对以上观点是赞同的，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一部分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有很实际的帮助。由于所任教的Santiwittayasan School位于泰国东北部Loei（黎府）的较偏远的山区，教学资源比较匮乏，没有汉语教材，更谈不上使用多媒体进行汉语教学，因此，所要教授的内容全靠教师自己选择，编订。因此在遵循以上三个原则的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不能任凭汉语教室根据自己的细化哦而随意挑选。具体说来，应根据教学对象的母语文化背景，教学对象的年龄层次，教学对象的学习目的，教学对象的学习阶段，以及教学对象的兴趣点等方面来选择所要教授的词语。例如，拿所任教的Santiwittayasan School的教学对象来说，其母语文化背景为泰语文化，准确的说应为泰国东北部的泰语文化，这里的文化与老挝南部的文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与泰国中部和南部文化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从这一点来看，这里的学习者所学的词语就要与泰国中部和南部的学习者所学的汉语词语有细微的差别。教学对象的兴趣点，则要根据具体的学习者的反馈来定夺。下面将举实例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明。

（一）数字

在“数字”的教学中，基本没有筛选的问题，因为数量表达是具有普遍功能的词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需要掌握的基本词汇之一。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中，不仅要求学习者掌握数字的汉语认读，即看见阿拉伯数字要能准确度出它的中文发音，还要能准确的认读数字的汉语拼写，即看见数字的汉语书写形式要能认读。例如，“二十三”，学生要能知道它读作“èrshí sān”，并且能转写为阿拉伯数字“23”。

但需要指出的是，教学者要注意进行数字背后的文化的对比。在汉语中，数字并不单纯是表示数的符号，它背后还蕴藏着很多文化意义，这一点在泰语中也同样重要。因此，在“数字”这一主题的教学上的重难点之一就是数字背后的文化意义。例如，“5”这个数字，在中文中的发音是[u214]，因此在网络用于中，“55555……”表示的是心情不好，哭泣的“呜呜呜……”而在泰语中却恰好相反。泰语中数字“5”的发音是[xA41]，所以他们常用“55555……”来表示“哈哈哈哈哈”的意思。因此，这一点在对泰汉语教学中应当被指出，如果没有说明，就可能会造成文化误读甚至文化冲突。又如“6”这个数字，在汉语中表示“顺利、吉利”的意思，汉语中有“六六大顺”同时，中国人用手势表示“6”的时候，大多是将拇指和小指竖起，将食指、中指、无名指弯曲来表示“6”，而这一手势在泰语文化中表示“牛”，而“牛”在泰语文化中表示“笨”的意思，是一个贬义词，因此在教“6”这个数字的时候，不宜用该手势来对着学生表示。此外在“数字”教学中，可依照“随机教学和点拨式”的教学原则1，例如，可以告诉学生，“9”在泰国是“进步”的意思，但在中国是极数，有“长久”之意；“8”在中国有“发”的谐音，取“发财”之意，等等。学生们对这些很感兴趣，记得也快。

（二）颜色与星期

在选择颜色词汇教授的时候，除了一些基本的颜色外，都可根据学生们的喜好，选择他们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颜色。但是针对泰国学生，有七种颜色是对泰汉语教学中必须要教授的，同时也要求学习者要掌握的，分别是黄色、粉红色、绿色、橙色、蓝色、紫色、红色。因为在泰国，一个星期的每一天都分别代表不同的颜色，星期一是黄色；星期二是粉红色；星期三是绿色；星期四是橙色；星期五是蓝色；星期六是紫色；星期日是红色。同时着装的颜色也要与这一天的颜色相同。

既然颜色与星期几有关，那么在操练“颜色”词的时候可以与“星期”相结合，可操练句型“今天星期X，我穿X色的衣服。”这样的操练，有利于学生在掌握颜色词汇的同时，巩固“星期“的表达。

（三）动物

世界上有很多种动物，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动物都纳入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来，所以关于动物的词汇也是要经过筛选之后再来教给学习者的。我认为选择一些学习者身边常见的，在汉语教学环境中常有的动物来教是比较有效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习者在学习了这些词语之后，当他们看见该动物时能回忆并说出它的汉语名称，从而掌握该词语，这要好过交给他们“北极熊”“金钱豹”这些动物。针对泰国学生，所选的词语可以是“十二生肖”（泰国人信中国十二生肖的说法），也可以是当地环境中可遭遇的动物，例如蚂蚁、蝴蝶、蛇等，老师也可以指着墙上的动物说：“它叫‘壁虎’”。

在这之中，有一些文化意味很深的动物时不可忽略的，例如大象、熊猫和牛。大象在泰国人心中是吉祥的象征，而熊猫是中国的特有动物之一，这两个动物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牛”则是因为它在中泰文化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不同，在汉语中，“牛”有很好，很棒的意思，例如，“你真牛！”也有形容人的脾气很倔的意思，例如，“牛脾气”。而在泰语文化中，“牛”则表示“笨”“愚蠢”，如果在泰国对一个人说“牛”，并不是夸他很厉害，而是说他很笨，具有贬义色彩。因此“牛”这个动物在对泰汉语教学中应当教授给泰国学生，并讲明他所隐含的不同的文化意义。

二、汉字的书写和作业布置

在泰国，大多数人使用左手来写字，因此，对于母语为泰语的泰国学生来说，学习书写汉字是一件很难的事。由于汉字的书写顺序是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的，这会使他们很不适应，这样一来他们会采取回避的学习策略，有的把本子横过来“画”，有的干脆用上了尺子等等。对于这些情况，老师应及时的发现并予以纠正。在讲授汉字的时候，老师应强调并示范正确的书写顺序，在学习者联系书写的过程中，老师应给予起足够的练习书写的时间，并不停地巡视，可做单独的示范。同时，在适当的时候也不要吝啬“夸奖”，给他们以信心。

泰国的课堂学习氛围和中国的课堂学习氛围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两国的文化差异之一。他们不会向中国的学生一样，安静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听老师讲课，他们的课堂氛围很活跃，有时可以用“乱”来形容。因此在对泰汉语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汉语教学模式，除了设计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游戏环节来进行操练以外，还要尽量利用好一切的课堂时间来完成所有的教学任务，除了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复习新课外，还包括“作业”。在泰进行汉语教学，所有的作业最好在课堂上完成，因为即使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学生回家也是不会去完成的。在课堂上完成作业的操练，老师可以及时批改，加深学生的印象，巩固所学知识，得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可利用和发挥泰国学生的专长，将手工、绘画等与汉语知识相结合，以辅助教学，巩固知识。例如，学习“我的家庭”时，可以让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画出自己的家谱，并用中文标注出家庭成员的称谓；学习“人体部位”时，可画出人物，再标注身体各部件的称谓；学习动物时，可让学生做出自己喜欢的动物，也可以通过在文化课上所学的剪纸，剪出自己喜欢的动物。

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思想就是：“怎么让一个从未学过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最快地学习和掌握汉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学语言也就是在学文化，教语言也同样是在教文化。所以，我们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一定要有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这样才能帮助学习者进入角色，从而帮助他们更好的习得汉语，并运用汉语进行交际。（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 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 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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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标志设计 汉字 艺术魅力 汉字装饰化 汉字图形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自由化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中国的标志设计在准确、及时地向世界传递信息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它不再是依附于产品的识别符号，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不断超越传统、不断创新，向世界传达中国企业的理念与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独特符号——汉字，在标志设计中被广泛应用，展现了汉字的艺术魅力。

一、“字形”的创新

现代标志设计是由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其完美的形象和构图，将设计创意视觉化、符号化，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视觉感染力，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纵观历史，图形化的汉字在人类还不会使用语言文字的时候，同时起着记录、交流、传达信息的重要作用。可见，运用汉字进行标志设计，对汉字进行挑选、变换、创新，有利于标志设计更好地表达其意趣、情感和思想。但是，汉字和拉丁字母相比，有着笔画多、结构复杂、形态方正等诸多限制，因此，在标志设计中，如何从客观条件出发，自然、合理、创新地进行汉字设计，对现代设计领域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一）汉字装饰化

汉字装饰化是指以汉字印刷体为基础，以汉字的字形结构和书写规律为根本，对其进行装饰或变形，运用夸张、笔画减省等设计手法重构字形。这类标志，不仅可以增加标志的可识别性，同时还赋予了标志形式美和意境美。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志（图1），红色印章中间一个“京”字，设计成一个奔跑的“人”形，整体简洁大方、视觉冲击力强，粗线条笔画强劲有力，体现了奥运会的运动精神以及中国的传统和特色。从这个标志设计中还可以看出，汉字装饰化的标志通过笔画还可以表达不同的感彩，笔画纤细的汉字容易使人想到浪漫和优雅，笔画浑厚粗实的汉字则表现出稳重和强劲。

可见，经过精心设计的汉字标志，形式、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体现深层次的精神、特征以及含义。只有对笔画的走向、汉字的形态、线条的粗细等方面反复做严谨细致的推敲，这样的标志设计才更美观、更具特色、更有识别性。

（二）汉字图形化

汉字图形化是以汉字的外形、结构为设计的核心元素，运用抽象、截取、变异等设计方法，将提取的元素重新整合成新的图案。这类标志设计立意高远，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汉字的形式进行提炼和运用，能够充分体现出标志所蕴含的理念、个性、时代特征。例如，中国银行的标志（图2），采用了中国古钱币与“中”字为基本形，圆形钱币，中间方孔，从总体上看是古钱币形状用来代表银行，上下加垂直线，形成一个不贯通的“中”字代表中国，颇具中国风格。经过这样的艺术加工，中国银行标志给人的感觉是简洁、凝练、易识别，寓意深刻。

靳棣强先生曾说：“我们不一定要画上京剧脸谱，穿上龙袍，才能让人认出是中国人。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标志设计中汉字的应用也是如此，现代设计师按照平面构成的原理和美学原则，利用汉字结构的图案性，在字形、结构、笔画上加以改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汉字文化，让世界通过图案化的汉字认知中国，让中国传统汉字文化传遍世界。

二、汉字的艺术性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中华汉字书法艺术便是这其中最绚烂夺目的一部分。标志设计中的汉字可以借鉴中国书法（包括篆刻）艺术，将汉字书法篆、隶、楷、行、草的各种字体灵活地运用于标志设计中。这些字体都有各自的艺术内涵和视觉美感：篆书齐整圆转、古朴高雅；隶书浑穆古拙、遒劲凝重；楷书端正平直、气势庄严；行书舒展流动、苍劲多姿；草书潇洒奔逸、飘动狂放。标志设计可以根据主题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汉字、字体和书法形式进行创意，如广州2010年亚运会标志，草书“广州”二字，其流畅飞动的艺术特征得以充分发挥，整个标志自由、活泼、灵动，向人们传达着强烈的现代城市精神、人文精神和运动精神。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艺术宝库——汉字图形，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鸟虫书、铜洗文字、瓦当字、飞帛书、蝌蚪文、剪纸字、年画字等，数不胜数。用现代的眼光看，汉字图形具有极强的标志设计意识。例如传统“万”字剪纸将文字适合于圆形，又饰以花卉纹样，犹如一个现代标志；又如明代年画“福禄寿”，“福”字中嵌入仙人骑鹿图，“鹿”音同“禄”，寓意吉祥，内涵丰富、深邃。

不论是中华汉字书法艺术还是传统汉字图形，将其融入现代标志设计中，借助发达的传播媒介，沿用和延伸中国传统文化，都可以为现代标志设计增添艺术神韵。

结语

总之，运用现代设计意识继承中国汉字文化、超越中国汉字文化，设计出可识别性高、具有视觉冲击力、具有美感和感染力的汉字图形标志，可以帮助标志设计突破地域和文化背景的限制，成为具有时代性、国际性的视觉传达语言。

目前，标志设计中拉丁文字的运用可谓铺天盖地，我国的很多企业也随波逐流，缺少或不再具有中国特色。作为现代平面设计师，在世界对中国关注、在多元化设计风格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充分挖掘汉字的文化底蕴，利用汉字的艺术魅力，设计出更多符合时代精神和审美要求的标志。

参考文献：

[1]王建斌，周晶.汉字图形化创意在LOGO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工程，2009（1）.

[2]薛锋，周祖荣.书法艺术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工程，2005（6）.

[3]尹定邦.图形与意义[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4]曹方.现代汉字艺术设计[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

篇10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日语教学 渗透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同文同种，这其实是中日两国国民基于对文化母体国与文化接受国这种定型化思维模式的误区。从历史上看，日本从中国吸取了大量的文化营养，表现出许多与中国相近的东方特色。但是，中国与日本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毕竟不同，日本文化是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了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又将其巧妙地移植在本民族精神土壤上的产物。因此，在语言表达上、在行为方式上，均表现出典型的异质文化的差异。所以，仅仅依靠语言本身来研究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结合日本特定的文化背景考察日语，才能把握日语的本质和规律。日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听、说、读、写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

一、日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日语教学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以词、句、语法为主的教学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将语言与文化割裂开来，从而导致学生对听读材料的接收往往因为文化知识的欠缺而不够正确，说写的内容和方式也会因此而不够得体，跨文化交际不能顺利完成。其中主要原因是没有真正掌握日语的文化内涵。

我国的日语教学较多采用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和结构分析法，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日语知识的传授上，过分强调对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的掌握，大量精力投入在日语句型、语法的讲解与替换练习、文章阅读与应试能力等方面。仅把语言作为符号进行传授，而忽视语境、语用等问题，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中日文化背景知识对比方面资料匮乏；学生学习日语的环境主要是课堂，而能够与他们交流的是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老师和同学，这就使学生无法经历文化冲突所带来的震动与挫折，自然意识不到了解跨文化的重要性；学生的课外自学能力差。所以，如果不在教学中更多融入文化因素，跨文化教学永远达不到预期效果。

二、日本文化对日语教学的重要性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文化交流久远，但是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给学生跨文化交流造成了一种障碍。在教学中，教师应有目的地进行文化意识培养与文化导入。隋唐时期开始，汉字文献大量地进入日本。这使日本人逐渐认识到汉字的用途及先进的中国的文化，从而激起了日本人强烈的学习和创造的欲望。他们利用汉字的草体和偏旁部首创造了平假名、片假名，从而改写了日本只能口头交流而无法书写本国文字的这一历史。单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当时的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日本人是一个不断积极进取向上的民族。近代，日本大量吸收和引进西方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这给日本的文化又带来了大量的新汉字词汇，贴切恰当地把各种全新的概念表达出来。他们还在学习欧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同时，在语言方面也获取了大量的外来语。后来日本人把外来语全部由汉字书写改用片假名书写，方便了外来语的获取。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建立在其社会文化基础之上，并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风土民俗内涵。认识这种背景和内涵，对于理解掌握一种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三、日本语言的文化特征

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影响着日语的表达方式和词语的选择，其语言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寒暄问候语丰富、语言表达委婉模糊、敬语的广泛使用及词汇伴随的文化内涵等方面。

1.寒暄问候语丰富

日本人认为，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勤于日常问候是营造和睦气氛最基本、最重要的礼节。因此，日语中的日常问候寒暄用语种类繁多，表达形式多样。日本人每日初次见面时除了互道一声“你早”“你好”之外，还喜欢围绕季节、天气寒暄一番。

2.语言表达委婉模糊

语言表达委婉模糊是日语的一大特色，这主要是受“和”意识及“以心传心”意识的影响所致。日本人在与周围人相处时，强烈地希望与人保持协调、和谐的心理，使他们在使用语言时处处考虑到如何让自己的话语给对方好感，即使说不合对方心意的事，也要做到不引起对方的不快。因此，委婉地谢绝、似是而非地回答、留有余地地断定与承诺、巧妙地迂回暗示等模糊表达方法就成了他们的选择。

3.敬语的广泛使用

敬语是日本人在交际活动中根据说话人、听话人及话题提及人之间的尊卑、长幼、亲疏等方面的各种差异，说话人为表示自己的敬意而使用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敬语在日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日本人的“内外”意识的典型表现，最能体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及交际艺术。同时也是日本传统纵向型社会结构――上下关系在日本人语言行为上的具体表现。正确地使用敬语被视为一个日本人必备的教养，同时也是社会交际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人们普遍将能正确地使用敬语看作是高雅、有教养的表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物的成败，日语的敬语有着复杂的体系。传统上一般把日语的敬语分为三大类，即尊敬语、自谦语和郑重礼貌语。尊敬语是对于谈话中所涉及的受尊敬的人或其动作、状态及相关事物表示敬意时所使用的语言。

四、日语教学中文化的渗透

1.教师的角度

（1）教师不仅是日语知识的传授者，而且应是日本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播者。教师必须具有现代化的教学思想和丰富的异国文化知识，无论是语言方面还是对于目的国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建筑、文学、音乐、流行时尚等各个领域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要有丰富的知识结构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背景，要随时注意流行的日语学刊、流行语、外来语等，不断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变迁。这样对于日语的教学工作才能做到收放自如，在课堂上的授课内容会博大精深，引人入胜。

（2）对于课程的设置方面，我们应该改变以往只以语言教学课程为中心的课程设置指导思想。在精读、报刊选读、语法、会话、写作等课程之外开设相关的社会文化课程。在日本社会文化课程的设置中，不能只局限于交际语言的培养，还应重视非语言要素的培养。此外还可以采取举行文化专题讲座的方法。聘请学术界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定期举行有关文化讲座，在开阔学生视野的同时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

2.比较法

所谓比较法是指比较中日语言中文化的内涵从而理解语言的方法。通过比较词汇的文化内涵、语言运用的文化背景发现异文化的共通点和相异点。比较法是探寻文化干涉要因的好方法。采用比较法，将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某些差异进行比较导入。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①日本有但中国没有的；②中国有但日本没有的；③中日两国都有但有差异的。具体可以通过说明比较、道具比较、事例比较的方式。说明比较是指通过解说、讲解等方式，让学生理解语言文化的不同点。道具比较是指对道具如图片、卡片、图表等进行比较的方式。而事例比较则是把自己或者周围人经历的事情或者经验作为事例进行比较的方式。

五、结语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产物，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差异，人们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际障碍和困惑。仅靠语法正确的日语，不一定能够成功地与日本人打交道。因此，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除了完成必要的日本语言基础知识的讲解外，还应当有意识地、适量地进行日本文化知识的传授，向学生介绍日本独特的社会风貌，揭示与之相关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使学生能在对其文化的理解中加深对其语言现象的领悟。

参考文献：

［1］郭常义.日本语言与传统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30.

［2］杜勤.日本语言文化结构的心理分析［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3）：5.

［3］王秀文.日本语言与跨文化交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4］刘凤娟.在公共日语教学中引入日本文化［J］.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