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十篇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1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国际间的文化对话,使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和多种研究成果得以充分地展示和交流,从而形成新的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研究。但是,一些思潮的兴起,又给民族精神研究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需要对其中蕴含的深层理论问题加以廓清,而这离不开对当代诸多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的反思。就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出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可以明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约8000字

论“民族精神”概念内涵的规定性

李煌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对于“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学界争议颇多。但是通过仔细分析,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只是表面的,它们之间不仅不冲突,而且正好构成了“民族精神”这一概念在内涵上的七个规定性,即历史性、核心性、时代性、开放性、特质性、共同性和广泛性。这七个规定性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共同价值核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约4500字

对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层解析

孙文营(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往往通过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表现出来。但理解民族精神,不能仅从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层面分析,还要把握影响其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的深层原因。概括来说,民族精神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把握:民族世界观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民族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情感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民族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理论探索》2009年 第3期,约4000字

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

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2

关键词：新媒体； 高校文化； 传承创新； 途径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2－0017－04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研究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人类的历史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高等教育则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高等教育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既是历史文化的传递活动，又是历史文化的创新活动，它既执行文化的社会遗传功能，又执行文化的时代变革功能。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现代大学的历史使命

1．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1］高校是培育新知识、孕育新思想、产生新观念的摇篮和理论创新的重要阵地，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高校应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对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理论研究，为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主动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切实发挥思想引领作用。高校通过文化传承创新，可以加快培养更多高层次、高质量的文化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与此同时，高校要切实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推出更多具有世界影响、代表国家标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优秀文化成果，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2．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是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社会进步的根本。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其在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建设现代新文化方面，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必须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2］高校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神圣使命，已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也是党和国家对高校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大学文化软实力就是大学的竞争力，高校通过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充分发挥高校文化的育人功能，培养更多受大学文化熏陶、思想活跃、富有创新精神的高质量人才，使培养出来的青年大学生不仅有智商而且要有智慧，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进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增强高校竞争力。

3．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实践

创建现代大学文化，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大学精神中，结合学校历史和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举措，也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任务，而高校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沿阵地，不仅在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是各种新思想和新文化产生的摇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4］高校通过文化传承创新，将传承、创新和交流统一起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培育大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高校文化有机结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师生的思想，帮助师生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青年大学生全面自由的发展，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大力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牢扎根于师生心灵深处。

4．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是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战略命题，也是我党一贯重视文化建设的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高等教育是社会文明的载体、科学发展的动力、社会和谐的基础，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其主要职责和使命之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高等教育责无旁贷。［5］高校文化建设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才成长的摇篮和传承文化创新的薪火，高校在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是不断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优秀人才的重要阵地，文化传承是高校的一个基本职能，创新文化精神是高校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高校通过培养突出人才、传承优秀文化和创新文化精神进一步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力。

二、推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必须树立四种意识

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6］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必须牢固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信意识、文化自强意识和文化自醒意识。哲学上形容意识是思维主体对信息进行处理后的产物，没有思维主体及思维活动就不可能产生意识。高校校园文化传承作为时展的一种产物，具有鲜明的意识性和时代性。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所树立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信意识、文化自强意识和文化自醒意识具有紧密的联系。文化自醒意识是对高校文化传承重要性的一种警醒，能够自觉的面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的压力和挑战，从而坚定高校文化发展的特质和方向，遵循其发展的规律，形成具有独具特色的高校文化发展理念。文化自醒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前提，要将其升华到一定的境界和效果就必须不断推进高校文化的前进，而前进的动力则源自于文化自信意识的支撑，文化自信意识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进则后而稳，退则理而深”，高校文化涵养的丰润升华，文化理论体系的塑形转化必将带动文化自强意识的不断演进，从而促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更加深入发展。

1．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从哲学角度考虑，文化自觉意识培养要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要具体到我国文化建设的国情的认识上来，要发现优势，也要发现劣势和缺陷。高校在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深刻认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创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以培养具有坚定政治信仰、厚重人文精神、广博专业素质、崇高道德情怀的复合型人才为己任，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有效发挥高校文化的育人功能。

2．文化自信意识

文化自信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意识的培养的对象不是部分或者局部人，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已经形成，这就为文化自信意识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世界形势瞬息万变，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充斥在高校的每个角落，要求我们以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去审视、去研判。面对当前新的形势，高校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既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先进文化，并将自己的先进文化进行宣扬和推广，也要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容并蓄。

3．文化自强意识

随着社会形态的多元化发展，文化影响力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集体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而且逐渐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某一层面看，文化力的强弱也反映了一个整体的多方面因素。文化自强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表现，是秉承文化兼收并蓄传统的历史使命，是文化发展壮大的客观要求，是凝聚人心，增强团结的有力保障。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文化自强的必要方式和有效途径，通过高校文化建设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可以不断加强对学生文化自强意识的培养，使大学生坚定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意识，从而对于弘扬优秀文化精神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4．文化自醒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何种文化，其本质性的、深刻的内涵是哲学，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生存思想与方法的各方面体现。目前，我国正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培育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出现多层次、多方位、多品种的现象。高校文化是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和沉淀孕育形成的，是不断发展的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高校文化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文化自醒，与时代相适应，与社会相融合，与实际相匹配。

三、推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途径探析

1．增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自觉意识，切实提高新媒体信息素养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以网络为平台，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新媒体时代，也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开辟了媒体传播途径。目前以Web2.0、P2P、SNS、微博客等网络新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新媒体资源丰富、信息传播迅捷，日益成为广大高校师生学习和交流的新平台；［7］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各种不良信息也通过新媒体混杂而入，一些低级、媚俗的信息、图片和视频以及国内外大肆向青年学生传播国家、民族的仇恨思想，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没有过滤的情况下，就直接传播到青年大学生当中，这就必将在青年大学生对民族认同感和道德品质的形成造成不良的影响。要实现高校文化传承的创新，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就要正确认识新媒体技术对不良信息的无障碍传播，分析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切实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就是要引导大学生树立自觉意识，在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时，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基本的行为规范，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传入，培养独立思考的判断能力，以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

2．增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自信意识，全面彰显传统文化魅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文化交流活跃，文化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根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道德境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理想追求。这些精神追求都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文化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创新文化是现代大学的崇高使命。高校要积极主动地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各项教学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为培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科学技术能力的文化人才作贡献。文化的广泛交流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的相互交融充满着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我们要着力提高高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高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养成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国外优秀文化的自觉性。同时高校还应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来强化对全体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他国文化，使他们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增强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自信意识是一个系统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与现实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和各个层面来充分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化建设领域所实现的新发展、取得的新成就；同时，高校还需要发挥其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文化标志性事物的研究和宣传，以中国的价值自信支撑文化自信，在文化交流争锋中凸显文化自信，从而彰显传统文化永久的魅力和勃勃的生机。

3．增强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自强意识，努力强化四个高度认同

2009年8月2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宣传新疆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8］“四个认同”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的具体体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担负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他们对“四个认同”的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对大学生开展“四个认同”教育过程，是统一思想、改造思想的完整过程，对每一个大学生而言，是知行一致的要求。任何民族的繁荣、任何国家的富强，都离不开爱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凝聚人民的重要精神纽带和鼓舞人们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9］在新的历史时期，增强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自强意识，就是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是要坚持传承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增强认同感，使青年大学生自觉将文化传承创新内化为他们成长成才的动力源泉；就是要教育广大青年大学生勇于发扬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通过引入加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教育，引起他们的思想共鸣，以高度的文化认同增强文化传承创新的自强意识；就是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为重点教育、激发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帮助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自由发展，从而实现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

4．增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自醒意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

文化自醒是文化自觉的前提，增强文化传承创新的自醒意识，重点在于发挥大学校园的文化育人功能。大学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在大学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事业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又在集成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社会文化事业中承担着重要使命［10］。校园文化在育人过程中具有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效果，对于活跃校园氛围，实现文化有效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校处于当前国民教育的高端层面，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阵地，伴随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高校已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了中心，与社会的交流范围越来越广，交流层次越来越深入，高校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而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自醒意识逐步深入。

教书育人是高校的首要任务，不仅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还包括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格魅力的提升，在育人的过程中，注重育人理念的提炼、育人内容的设计、育人载体的优化，将校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的融合，使学生在对校园文化认同的同时能够形成自我认同，并将其转化为自觉追求，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可以更好的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增强文化传承的自醒意识，就是要在高校文化传播过程中，积极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使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用，打造文化传播育人环境，突出文化传承本质理念，在文化自醒意识中实现校园文化在育人功能上的有效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赵　君，肖　祥.制度创新：广西文化力提升的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家，2011（07）：155－157.

［2］　曹国永.文化传承与创新：大学的责任与使命［J］.高校理论战线，2011（03）：39－41.

［3］　何慧星.大学文化的当代使命［J］.中国高等教育，2012（01）：20－22.

［4］　陆　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功能［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05）：8－11.

［5］　冯　刚.加强高校文化建设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J］.湖南社会科学，2011（5）：192－194.

［6］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4-24（01）.

［7］　张　瑞，邱　杰.新媒体视域下的高校辅导员执行力提升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26－128.

［8］　邱　杰.基于“四个认同”教育视角的辅导员能力结构优化对策［J］.高教论坛，20110（6）：17－19.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3

首先，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里程碑。从19世纪开始，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的腐败已为朝野有识之士所共见，辛亥革命了清王朝和封建专制政体，孙中山以其巨人之手创立了中华民国，描绘出民主共和的政治蓝图，中国正式步入了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政治近代化过程。民国初年政党林立，中国第一次把西方议会制度引入政治实践之中，民权政治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得以初步实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了人们集会、结社的权利。民初“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由于民初政治空气活跃，各阶级、阶层均积极创建政党，并通过政党实现执政或参政的愿望。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312个。各政党相互竞争，初步形成了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格局。这既是中国近代民主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反动。政党政治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组织结构和政治行为，加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尽管民初政党政治很不规范，但它毕竟初步实现了国民政治意识的组织化和组织行为的有序性。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开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中国政治现代化才得以发展。此后的国民政治活动，都被规范在政党或政党性社团的领导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所以，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里程碑。

其次，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里程碑。一个民族的觉醒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面临着或经历着以往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整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长期形成的旧的格局再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一切志士仁人一旦发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已经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不能不奋起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没有这样深刻的大背景，整个民族的觉醒是很难到来的。第二，还需要这个民族看到新的出路，燃烧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只要奋起救亡图存和勇于变革，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觉醒的两个条件均已具备。起来唤醒中华民族觉醒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辛亥革命的十年准备，革命党人通过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和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场革命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出发点。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上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又把振兴中华的口号升华为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在20世纪初成为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时代最强音。孙中山在谈到黄花岗起义时总结说:“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认识到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同反对清政府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推倒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反封建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机结合，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又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里程碑

第三，辛亥革命是近代社会生活和社会观念变革的里程碑。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剪辫令，宣布：“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几年中全国男子的辫子大部分都剪掉了。与此同时，服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民国政府对服饰装束的革新与剪辫子一样，成为必须改变的社会习俗。这一时期开始流行的服饰――中山装和旗袍，直到一百年后的21世纪，依然是国人喜爱的服装款式。缠足是中国古代残害妇女身心、违反人道的一种陋习。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和地方各军政府多次明令禁止妇女缠足，得到广大妇女的广泛响应。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沿用干支纪年的方法，南京临时政府改元通电，采用西方的公历为中华民国纪年，这是中国历法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当然在交通出行方式、住宅建设、通信、饮食习惯等方面也都在发生着转变。社会生活的转变，反过来又推动社会观念的变化。辛亥革命后社会观念逐步向现代化转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为社会观念的变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利用政权的力量，在改变长期存在的尊卑贵贱观念、提倡平等观念、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等方面，都进行了努力，试图培植起一种较为普遍的理性生活观念，其主要内容有：明令废除、更改封建礼节和称谓，废止早婚和父母包办婚姻等各种生活和婚姻陋习，反对封建主义的宗法、宗族观念等。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中华民族真正开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所以，辛亥革命是近代社会生活和社会观念变革的里程碑。

一百年过去，武昌城头的枪声早已沉寂，但辛亥革命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4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艺术表现。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于《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中认为:“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独特基调。”而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近代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它始终贯穿于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龚自珍，早在嘉道年间就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封建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衰世到来。他以饱含忧患的诗文抨击时政，起到了“伐鼓撞钟”般振聋发聩的作用，成为具有历史路标式意义的诗人。继龚自珍之后，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相继觉醒，涌现出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林昌彝、梁廷楠、周济、汤鹏、鲁一同、朱琦、姚莹包世臣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和文人学士，他们把审视的目光转向动荡与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倡言“经世致用”之学，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以犀利的笔触，写下很多满怀悲愤、饱含忧患的诗文。林则徐禁烟未果，虽遣戍伊犁，但仍忧患国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充分表达了一位“封疆大臣”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国事为重的赤诚爱国之心。中英鸦片战争在广东燃起，英国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的英雄事迹，激起年已60的诗人张维屏的义愤和爱国热情，写出《书愤》、《海门》等忧时愤懑之作，生动地展示了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壮丽场面，盛赞三将军英勇捐躯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道光二十一年，英国侵略者魔爪继续伸向我国东南沿海，厦门被占，定海、宁波沦陷，镇江失守，台湾危急，侵略军的残暴，人民群众惨遭蹂躏，引起闽籍诗人张际亮、临桂作家朱琦、浙江镇海诗人姚燮等的忧虑和愤慨。他们“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之于诗”⑶。朱琦抒写的《老兵叹》、《感事》、《关将军挽歌》，姚燮的《闻定海城陷》、《北村妇》、《兵巡街》、《捉夫谣》，魏源的《江南吟》、《寰海十章》，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金和的《围城纪事六咏》，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杞忧》等等诗篇，或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庸臣的卑怯投降，或暴露英国侵略军淫掠中国人民的罪行，或描写人民群众奋起反侵略的斗争，或悲愤国土沦丧，或歌颂爱国将领的凛然正气。他们从血与火的现实斗争生活中选取题材，多采用组诗或乐府诗体形式，透过白描和典型化手法，把自己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融化于具象描写之中。

二

中国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并非稀见。从屈原到李、杜，从陆游、范仲淹、辛弃疾到吴伟业和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诗文，无不渗透着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忧国忧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忧患意识，但是，只要我们拿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近代文学的忧患意识有以下鲜明特点:

1.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意识的觉醒。

在近代以前，作家们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利益出发而寄寓自己的忧患济世之才的。如岳飞的《满江红》，“悲切”的是“靖康耻，犹未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为的是“朝天阙”。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但谁又能否认杜甫基于“忠君”的爱国思想的?屈原诗歌在表现其无限的忧患之时，不又在时刻盼望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呢?诸如此类的“爱国”、“忧患”都有一前提——忠君。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则发生了新的变化，作者目睹民族灾难深重，忧患意识已冲破“忠君”和儒学伦理观的束缚，而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去洞察时局，关心民族，倾诉自身的忧愤和关切之情，近代作家均以自己的创作寄寓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家开始抨击清王朝统治者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表达了他们无比的愤慨和忧患意识。“血洗舟山浪作堆，羽书又报海南来。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竟尔和戎曾地割，是谁揖盗把门开。从今敢笑陈涛败，房官犹曾战一回。”⑷陈天华在他的小说《狮子吼》里满怀爱国热情，尖锐地揭露了满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和那拉氏的专横侈糜，他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只有起来推翻这“洋人的朝廷’，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在第八回中作者借民主革命烈士审血诚怒斥最高统治者的话，表达自己对满清统治的愤怒。

转贴于

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狗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替国民出半点力，所以我打定主意，把你这一班狗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民流血……。”

再看震旦女士的《自由结婚》，作者在揭露了“国家政权，都被盗贼霸持”之后，又以锐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清王朝玩弄的“预备立案”的诡计:

他不立宪，我们还可以报仇，他立了宪，恩赐了几十条狗彘不食的饮定宪法，再拿些小恩小惠，埋伏了人心，却暗中箝制你，压服你，使你不知不觉地服服贴贴地做他的奴隶。就是你要有什么举动，也被他这条软麻绳绑住，一点儿都不能做，于是他依归盗窃神器，依旧江山安然无恙，盗子贼孙，万世帝王，盗亲盗戚，万世官吏……”

这种鲜明的反封建、反君主的积极主题和先进思想，是古代作家作品所望尘莫及的，正是这一点形成了近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特征之一。

2.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古代作家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作品并不鲜见。但严格意义上讲，爱的更多的是本民族，作家常常是代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某一民族成员(主要是汉族)的利益而呐喊，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中心而逐步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唐代王昌龄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5)这里的所谓“胡”指是匈奴(蒙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6)这里的“楼兰，’(西域国名)指的是新疆少数民族。

在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同类作品中，作家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抗击外国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而呐喊。如丘逢甲《送颂臣之台湾》:“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弃地原非策，呼天傥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此诗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当时随同内渡的护台抗日义军壮字营统领谢道隆(字颂臣)重访台湾，作者以诗勉之，并表达了自己为国雪耻的决心。作者是汉族人，但并不因当时是清王朝统治而不爱国。此外，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他们于国家遭难、民族垂危的年代，满怀匡时济世的远大抱负，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开始实现新型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他们既继承发扬了我国历史上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同时又面对现实，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当起以文艺为武器启蒙和唤醒民众的责任。他们是政治家，躬身投身变革现实的斗争;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实践，从而在近代文化的历史背景下，推进了“忧患意识”以及抗击外侮侵略的民族斗争精神内容。足涉英伦、学贯中西的严复，以其“自强保种”的爱国心，首先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进化论，用以取代我国传统的“变异说”和体用论，进一步催化了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的自觉民族意识，引发起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忧患意识的深化和观念形态的更新。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中国是一个统一了数千年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认定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的国家，主张发扬中华优秀文明并“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的中西汇通之原则，把争取民族独立，重建国体与国家统一的目标紧紧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变革求新、奋发自强、振兴中华，以及睁眼看世界，坚持民族平等的新概念，于20世纪初，极大地开拓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增强了作家、思想家的历史使命感、主权意识和凝聚全民族的团结抗争意识，也深深影响到近代文学创作中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奋进精神。随着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以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继承资产阶级维新派文学革新传统，成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尽管南社后期出现分化，但其“同人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犹如睡狮之未醒”的深沉忧患，提出“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的创作主旨，自觉地把小说戏曲纳入启蒙教育和政治鼓动的轨道。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近代文学正是为中华民族意识之觉醒，反对列强侵略，团结全民族共同战斗而呼号、呐喊。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体现和反映一个民族、国家、政党对文化的清醒认识和坚定信念。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尤为重要。

一、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

文化自觉是指一定主体对文化的意识、觉醒和觉悟，包括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度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责任担当。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和忠信、坚执与固守，包括对其价值的肯定、对其优势的确认、对其生命力的坚信。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思想根据和认识基础，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价值提升和信念强化。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历来是我们党团结奋斗的重要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政党精神上的旗帜。一个国家、民族、政党的精、气、神，说到底都是文化滋养和孕育起来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教化、培育什么样的国民，塑造什么样素质的社会成员、政党成员。人们奋斗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无不来自于理想信念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和情感意志的力量。

历史和现实表明，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历来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和平建设年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懈怠的危险正在销蚀和削弱我们队伍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一些人对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对我们已有的思想工作和政治优势不去发扬利用，对我们特有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力量的价值和作用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只信奉物质的力量、权力的力量和商品货币的力量；理想淡化、思想弱化、精神蜕化，有的人甚至到宗教迷信乃至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不足，这无疑都是精神懈怠的突出表现。一个民族的觉醒和自强，首先在于文化上的觉醒和自信；一个政党的生命和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拥有共产党人特有的精、气、神，不仅关系到我国文化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国家、民族和党的前途命运。

培养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文化渗透和“西化”、“分化”图谋的文化屏障和思想堡垒。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面对世界文化交流日频、交融日深、交锋日烈的新形势，如果我们缺乏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能建设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就难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美国历来都把文化作为维护其世界霸权的重要力量，不遗余力地在全球推销其文化产品和主流价值观。历史经验表明，文化的征服和胜利乃是笑到最后的胜利。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精神和文化软实力的支撑，将不打自垮。

中华文化数千年连绵不绝，并且代有高峰，使中华民族充满了文化自信，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但当今也有一些人在文化上不自觉、不自信。比如：对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缺乏谦恭和敬畏，随意贬损和诋毁；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缺少兴趣和热情，对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产业不够关心和支持；对西方思想文化及其多样化的形式奉若神明，盲目推崇和效仿。有的甚至拿自己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去调侃，拿传统文化经典来搞笑，曲解古人名人的思想等。或自轻自贱、自卑自弃，或自高自大、自恋自傲，或不辨良莠、盲目追风、缺乏自我判断的能力和立场。只有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增强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可感和自豪感，坚定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责任，既开放包容世界多种多样的文化，吸取有益的精华；又保护民族文化免受侵害，发扬光大，建立起抵御文化入侵、反对文化霸权的文化屏障和思想堡垒，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培养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今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异常激烈。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有些领导干部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认识不足，存在先经济后文化、经济是硬任务，文化是软目标，以及文化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等种种误区，缺乏应有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思想基础，也是先决的必要条件。只有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才会增强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社会主义文化以其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先进性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首先要增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自信才能自立。只有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不会盲目照搬，立足于实际，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发展机制，用好用活文化政策，挖掘本地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奋力开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二、培养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路径和举措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虽然是一定主体的自我意识和锻炼提升活动，但不是自发的孤立行为，需要不断培养涵育、实践锻炼才能实现。

要热爱和学习民族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需要有对文化意义、地位、作用的高度认知，有对自身历史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现代文化的深情和挚爱。自知是自觉和自信的基础。只有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卓越的创造，才会对民族文化充满自豪感、信任感以及振兴的责任感。这就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大兴读书学习之风，少一点应酬，多一点阅读；少一点娱乐，多一点学习；少一点闲聊，多一点思考，挤出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特别要多读文化经典、思想名著、历史典籍，增进对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了解和把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可能在茫然无知文化荒漠中形成，只能在开卷有益的书香中孕育，在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体验中实现。要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学习历史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为有文化、有知识、高素质的人，这是培养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

要投身文化建设实践。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来自于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只有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更进一步地认识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化推进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才能更真切感受和体验中华文化的伟大，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只有从体制创新、政策扶持、经费投入、基本建设等方面，给予强有力的保障和全方位的推动，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文化民生，在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努力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求，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同时要通过实践取得的文化建设的新成果、新成就增强和提升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新成果和新成就，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文化形象，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要在新的起点上更自觉更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要正确处理几大关系。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须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几个最基本的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对待主流文化与多样性文化的关系上，一方面，必须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强化主导，壮大主流，唱响主旋律，始终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必须’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多样化，允许不同创意、内容、形式、风格的文化相互竞争，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多元中立主导，在主流中显多样，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一方面，必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共生的复杂整体，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精华要继承，对糟粕要剔除。另一方面，必须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敢于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敢于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文化继承植根于充分的文化自信，即自信有好的、永续的、不能撼动而必须发扬的东西，是文化继承的基石。同时，文化自觉也使我们清醒，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不创新、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力，就会产生和面临文化危机。中华文化正是由于不断推陈出新、兼收并蓄，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三是正确处理批判与吸收的关系。一方面，实行文化对外开放，坚信我国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吸纳的态度。另一方面，必须防止和抵御各种外来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6

从国际上来说，中国自晚清以来所遭受的列强瓜分、侵略的命运并未发生改变，并且日本正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从国内环境来说，虽然从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政府从形式上完成了对于中国的统一，但是国内仍然存在派系林立，各自割据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有志之士开始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将民族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对电影的要求上。电影的创作，应该“把民族主义贯进电影去，使全体民众都集到这范畴里来……在银幕之欣赏之后，领会那构成民族的主观条件——民族意识的价值”；而电影的批评“无论国产影片，无论外国影片，尤其不能疏略国外来的影片，倘是有益于我们的民族的反战，我们更要尽量的有意识地吸收下来。凡是要不得的，歹的，损害民族的发展的，我们都要加以意识的指摘和排击……”[3]。民族意识的觉醒“是求有真正民族的国家，是反抗一切的侵略与压迫，是求铲除一切的恶思想与腐习惯，是求有健全的男性美与女性美”[4]，建立在对民族国家的自强与民族国家正面形象展示的渴望基础上，原来从中国的伦理道德层面对美国电影评论的方式自然转移到从民族、国家等政治层面对美国电影进行评论。纵观左翼电影运动全程，民族意识一直是贯穿其始终的一个根基性因素，左翼影评对美国电影批评的政治维度转向正是因为民族意识的觉醒才成为现实的。

对美国电影经济与文化侵略的警惕

作为有别于其它艺术的一种形式，电影在生产与消费上体现出了强烈的商业性，同时也因其传播符号的直观性使得电影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上有着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对于外国电影在中国的倾销所包含的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侵略，中国电影人起始便具有清醒的认识。在《国片复兴声浪中的几个基础问题》一文中，李淞耘通过数据的统计，客观的指出外国电影在中国的大量放映会导致中国“金钱的大量流出”，并且由于外国电影“特别造出麻木弱小民族的影片去消沉民族革命的意识，而永远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奴隶”[5]，因此外国电影同时还具有隐蔽的文化侵略的目的。左翼影评人对美国电影的经济侵略实质的警惕，是建立在对好莱坞资本运作的清醒认识基础之上的。舒湮在《中国电影的本质问题》一文中系统的分析了美国电影的资本体制。认为“自从美国电影发展到好莱坞的时期以后，电影开始企业的跃进，电影事业的资本形态，升入了较高的阶段”，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之下，美国电影的一切都围绕着资本运作，因此，在美国“金钱代替了影片内容的充实使我们在美国电影胶片上嗅出这种金属矿物的气味”。与影片的艺术性相较，美国电影更注重的是其商业性，所以“倒不是电影的艺术优劣决定它在商业前途上的命运，反是商业的路线指示它内容的标准”[6]。这种对美国电影“商业至上”本性的认识，使得左翼影评人对美国电影在中国的经济侵略看的极为透彻：就是具有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两重性质的以好莱坞为首的外国电影……用着买办的方式，代替他们获取利润[7]。

相对于对美国电影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左翼影评更关注的是其文化侵略。在《打倒一切和毒药电影应作大众的食粮》一文中，尘无认为美国电影以及在美国电影影响下的一批中国电影已经成了“”与“毒药”。《璇宫艳史》、《上海小姐》等美国电影“利用着醇酒、妇人、唱歌、跳舞之类来麻醉大众的意识”，大众在这些“”的麻醉下，忘了时代，忘了社会，忘了阶级，“驯良的匍伏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之下”；而《三剑客》因其“极浓厚的封建意识，和嫉妒的低级趣味”则成为将大众压迫到“万劫不复中的深渊中去”的“毒药”[8]。针对以美国电影为首的外国影片在中国的倾销，凤吾则在《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中总结道：帝国主义的电影，除了很少数的关于弱小民族的以及暴露的稍有意义外，大多数，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向殖民地进攻的，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麻醉大众的[9]。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放映，“不过想以电影的力量来代替以前布满全球的宣教士。更十百倍的吐露他麻醉弱小民众的媚药罢了”，对于这些电影的态度，应该是“将那些麻醉品从国内的电影院中一脚踢出场”[10]。异郎在《美资本进攻中国电影界后怎样突破目前的危机》一文中断言了美国电影在侵占中国市场后经济和文化上的前景。一方面，好莱坞电影借助“香艳肉感”，诱惑中国的有钱人“掏出腰包里多量的金钱，使它日益发展，日益庞大”；另一方面，则借着“醒世正俗”、“离奇冒险”的名义“模糊中国大多数盲目民众的意识”[11]，表达出了对美国电影在华倾销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民众消极影响的忧虑。而以上所有对美国电影的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发掘，都是由左翼影评人对中国电影发展之路的观照与思考而生发出来的。

阶级理论的评论方法

当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被引入中国之后，其中的阶级理论因与中国的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国情相吻合，迅速传播开来。而阶级理论中对无产阶级是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力量和掘墓人的展望，无产阶级应用暴力手段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阐述等等，更是引起了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左翼影评人的广泛兴趣。1931年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中指出左翼电影应该发起无产阶级电影运动之后，尘无在《电影讲话》里对电影的“阶级斗争武器”性质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述。因为“某一个阶级所制造的艺术是意识地或非意识地拥护着自己的阶级”，所以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大部分电影制作权的背景下，大部分电影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又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导致“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死敌——无产者是异常的憎恶的，所以，他们对于无产者总是尽量地加以恶意的描写”[12]《电影讲话》中对电影的“阶级斗争武器”性质的论述随后在其对列宁的“在一切艺术中，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这一著名论断的介绍中更明显的体现了出来。

在对美国电影进行评论时，左翼影评大多以是否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没落、是否揭示了尖锐的阶级对立与阶级矛盾为批评标准来评断一部电影的好坏。这种倾向在对卓别林的《城市之光》进行评论时体现的尤为明显。对待这部影片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态度认为卓别林在影片中的笑是苦笑，体现了一定的意义，所以“卓氏所笑便是笑这个只有和自己同样的人，为什么没有别人的同情呢？卓氏抓住了这个意识，来写这个剧本，可以说是成功的”。评论从“同情”这一人类普遍情感入手分析，认为《城市之光》很好的处理了这个题材，所以它是成功的。与此相反，从资产阶级的没落性出发的评论则认为“这张片子，在意识方面，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卓别林所饰演的主角因为“没有勇敢的反抗的精神”，所以这部电影只是“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丑态而已”[13]。很明显，这两种对于影片截然相反的态度根源在于评断的阶级立场标准不同。19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结合这个时代背景，在谈到《闺怨》这部电影如何产生时，尘无从资产阶级的没落角度出发总结了原因：“这时候‘布尔乔亚’们已经感觉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挽救自己的没落，于是就怀念着过去的胜利”[14]。从影评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资产阶级灭亡是持乐观态度的，这无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阶级理论的运用。在谈及美国电影时，左翼影评颇为关注的是其对于中国现实的意义，将对美国电影的批评与无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任务结合起来。在揭示了《闺怨》产生的社会根源后，尘无进一步分析了这部电影对于中国现实的意义“在目前中国社会封建残余是相当的浓厚……依丽沙白她们的决然出走，还是相当有力的向他们投掷着”[15]。罗浮认为即便《闺怨》中含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部影片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则毫无意义，因为“你不觉得这故事的主人公们的悲叹、欢悦、苦闷……等等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感情离得太远吗？……这正像‘可口可乐’的广告，说一样的Banishyourafternoonyawn则有余，要当做你的心灵的养料那边是完全无效的”[16]。此部电影之所以对于中国的现实毫无意义，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电影的资产阶级立场与中国的无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由此可以看出，以阶级理论为支撑的左翼影人对美国电影的评论是建立在对中国进行阶级划分的基础之上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7

首先，我给学生展示了四则材料：

材料一：中古世纪的欧洲，由于宗教的专制，在当时，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其灵魂最终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决定权掌握在教会手中，相当于教会掌握着每一个人灵魂救赎的钥匙。这就使教会不仅控制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就连世俗王权，也必须仰赖其神权的鼻息。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在同教皇的斗争中失利，被教皇开除教籍，国内诸侯乘机反叛。1077年1月亨利四世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忏悔罪过”。据说亨利四世身着罪衣，立在城堡门口三昼夜，才得到教皇的赦免。这就是“卡诺莎之辱”，又称“卡诺莎觐见”。

材料二：十四五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产生了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他们不满教会的盘剥，反对教会和封建地主的特权地位，强烈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希望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参与海外竞争。一些国家的君主（英、法等）在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集权的“新君主制”，也想摆脱天主教会的束缚，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富国强兵。

材料三：1513年，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撰写的《君主论》问世。该书是最早系统阐述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专著。为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呼吁明智而强悍的君主摆脱神学和道德的束缚，不择手段的使用权术，巩固自己的权力；教会和宗教应服从于世俗政权，成为国家的工具。他的这一思想对欧洲政治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后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材料四：天主教会是欧洲最大的封建主，各国教会不仅控制着大量土地，还有向人民征税、出售教职等特权。罗马教廷原本是属于罗马帝国，后成为全欧洲的精神领袖，凌驾皇权之上。随着英法等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他们逐渐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这样从财政方面来讲，罗马教廷的收入明显减少，但教廷和教皇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开支依然庞大。于是，教皇将原本由整个西欧承担的经济重负全部转移到分散而又软弱的德国和意大利两国人民的身上，两国就成为罗马教廷宰割的主要对象。据统计，在马丁・路德生活的十六世纪初，每年从德国流入罗马教廷的财产达30万金币，而与此同时德国的帝国税收才仅仅1.4万金币。德国成了“罗马教皇的奶牛”。这种经济上的格局，造成德国民众，包括贵族和诸侯对罗马教廷的不满与仇恨。

然后，出示五个问题让学生思考探究：

问题引导1：材料一显示了中世纪欧洲政治的怎样特色？民族意识处于怎样的地位？

学生讨论总结：教权高于王权；民族意识受到压制。

问题引导2：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人（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开始兴起，随着力量的壮大他们必然在政治上要提出哪些要求？

学生讨论总结：反对教会和封建地主的特权地位，强烈要求分享政治权利。

问题引导3：材料三中“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它的出现与宗教改革的发生及迅速扩展有着怎样的关系？

学生讨论总结：说明了欧洲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和发展。

问题引导4：从材料四看“德国和意大利成为罗马教廷宰割的主要对象”的原因是什么？“造成德国民众，包括贵族和诸侯对罗马教廷的不满与仇恨”说明了什么问题？

学生讨论总结：英法等形成了统一民族的国家，他们逐渐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罗马教廷成为德国民众的众矢之的，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问题引导5：综合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什么认识？

学生讨论总结：民族主义的觉醒是宗教改革的助推器。

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并称为近代欧洲的三大进步思潮，是人类文明从古代走向近代的重要标志。三大思潮贯穿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近代史，对近代历史上的几乎所有事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分析近代史上的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及影响都离不开这三个角度，只有全面地分析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与这三大思潮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每一个历史事件的起因、结果及影响。

参考文献：

[1]袁媛，张赛.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君主论[J].法制与社会，2011（15）.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8

一

中国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同时面对着启蒙、救亡和翻身三大主题。

启蒙主题的基础是人的意识，即受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而产生的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人权意识。它以中国人非人的生存状态为前提，以人的解放和人权的保障为指归。与现代性一样，人权意识显然不是中国固有之物，而是对外开放和文化引进的结果。一方面是外国文学和学术的翻译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一方面是陆续派出的留学生在异国的土地上的生活感受，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的生活显示了非人的状态。因而，人的觉醒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鲁迅所说的：“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1]这种觉醒必然意味着个性意识的觉醒，也必然意味着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确认。

在当前学界，对于“启蒙”这一概念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因此，对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它与梁启超等人的近代启蒙主义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却已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梁启超等人的启蒙主义是沿着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思路发展而来的，目的仍然在“国”而不在“人”；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主义是以人权意识为基础，以改变几千年“吃人”的传统从而使人获得解放和权利的保障为指归，其根本目的在“人”而不在“国”。早在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就说：“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新青年》创办伊始，他又在《敬告青年》中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基本原则。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他把“人权”作为法国人对近世文明的重大贡献而介绍，并且盛赞法国《人权宣言》，认为“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一致选择西方文化的根本理由。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来说，人的觉醒、解放和人权的获得是其根本目的。为此，他们充分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2] 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也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胡适倡导易卜生主义，并且以文艺复兴运动的姿态告诉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3] 鲁迅从留学日本时期就高度关注个人。面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他的主张是：“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甚至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一文中也说：“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代先驱的共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而提倡新文学，主张个性解放，鼓吹恋爱自由，倡导妇女解放，批判观念，以及反孔、非孝、讨论自杀等一系列活动，其根本目的正是把人从吃人的制度和文化规范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价值与尊严。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因为科学与民主都与人权密切相关，并且是可以为其服务的：科学可以帮助人从各种迷信中解放出来，民主可以帮助人从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在争人权这一目标得到解释。

人的意识在文学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启蒙主义潮流，鲁迅和胡适毫无疑问是这种启蒙文学的主要代表。

救亡主题的核心意识是上一世纪中期以来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它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机。20世纪的中国人从上一世纪继承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残局和极为不良的国际处境。面对外族的入侵，抵抗一败再败，一个自大的民族终于暴露了在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不堪一击的真实面目。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使国人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危机，于是，争取民族独立而不做亡国奴的呼声响彻四面八方。强烈的民族意识强化着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又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强化着民族意识。虽然中国人已经知道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无法改变的铁则，也知道文明必然沿着优胜劣汰的逻辑演进，一种文明由于自身的弱点而衰弱的时候，任何心理上的不平衡都无济于事。然而，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却很难轻松地接受外来文明。越是清楚地意识到民族的处境，民族意识就越是强烈。考察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响亮的音符。无论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人，都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加之一战之后西方思想界对西方文化的某种破灭感，使中国迅速兴起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界。因此，虽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目的是通过旧传统的批判和价值体系的改造而重铸国民性并由此推动人的解放，但是，它在一开始就必然地同时承载了民族解放的任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战的胜利几乎使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巴黎和会却使国人又一次认识了中国在世界的可悲地位。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因此而发生。这一运动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时代的民族意识。由这场学生运动不仅可以看到救亡文学主题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启蒙运动是如何直接助长着救亡的热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一代人从前人继承的民族意识是复杂的，其中既有革命党人的民族意识，也有义和团式的民族意识。因此，启蒙主题与救亡主题的矛盾和抵牾不可避免。这种矛盾从孙中山及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些激进的热血青年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五四刚刚过去不久，北大学生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言论：“外人自侵入中国之后，做了不少的宣传，说中国人是野蛮民族，是贱种，性质如何卑劣，习惯如何腐败，道德如何堕落，自经‘拳匪之乱’，他们更振振有辞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性不良的铁证了。一般吃洋饭放洋屁的留学生西崽，更是推波助浪，说中华民族性果然如洋大人所云。中国人民因知识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政制不如人，经种种失败，受种种苦痛，也不期然而然的自视实有不如洋族的地方，于是颓然的自暴自弃起来了。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民族的心死了，而欲图民族之自存，行得吗？况且洋族的民族性，不见得比我们高尚或且比我们还低下，我们已经屡次指出。所以我们要做新诗人的青年们，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4]毫无疑问，这种见解显示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却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所主张的新文化精神相去甚远。

翻身主题的核心意识是阶级意识。在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双重变奏框架影响，有人把它看作救亡，有人将其解释为启蒙，造成许多混乱。其实，翻身主题虽然与启蒙主题和救亡主题都存在着某些联系，但自身有其与启蒙或救亡完全不同的目的指向。翻身与救亡主题的联系是密切的，比如五四学生运动的口号是“外争，内除国贼”，这是一个救亡的口号，但“内除国贼”可以引伸为翻身主题，而且翻身主题也可以通过这一口号而获得救亡的意义。翻身主题与启蒙主题的联系也是密切的，比如为劳苦大众呐喊请命，它是人道主义题内之义，却也可以引伸为翻身主题。不过，就其根本目的来说，翻身主题有其独立的体系。无论它与人的意识或民族意识有多少重叠之处，都不可能消融于民族意识或人的意识之中。因此，把翻身主题归入启蒙或者救亡，都会导致严重的混乱。

如果进行历史的考察，朴素的阶级意识和下层大众翻身的愿望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因为只要社会不平等，人们就有不平感，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就会有翻身的愿望。作为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中国文学中早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表现。但是，面对社会的不平，在一般文人的笔下，往往只是象杜甫的表现一样表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叹息，并不指向翻身主题；在革命家那里却往往表现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和“彼可取而代也”的豪言。后者集中显示了传统翻身主题的精神。正因为这样，这种翻身的愿望经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一旦社会失控，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并且导致社会的动荡。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专制制度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分配不公，而且最终必然导致贫困。越是贫穷和落后，社会不公的现象就越是触目惊心地助长着人们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由于灾荒和统治的腐败而导致的农民起义正是这种古老的翻身愿望的最好说明。

由于种种原因，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存在各种危机，民不聊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文化传统的制约，苦难的大众并不一定有足够的“阶级觉悟”。但是，五四新文化却象助长民族意识一样从各方面助长了阶级意识的觉醒。一些知识分子因为接受了西方观念而深刻认识了社会的不公，因而无论从一般人道主义立场还是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都努力为大众鸣不平，并试图改变不平的现状。翻开《新青年》就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引人注目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1919年暴发之时，《每周评论》正刊载了陈独秀的《贫民的哭声》。文章展示了贫民可怜的生存状况之后写道：“这十几万人何以到了这样苦恼的境遇？懒惰，没有能力，并不是他们人人造成苦恼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爷太太，能力不比他们高，而且比有些贫苦的人还要懒惰十倍。么到底是什么缘故呢？”陈独秀看到的问题是官僚的疯狂掠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替人民办了什么事？……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现在的时代，还无人敢说政府官吏没有什么用处。可惜他们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此时的陈独秀还不是阶级论者，他是从人道主义立场上为下层民众鸣不平的。20世纪上半页的中国文学史上，这种“不平之鸣”是常见的，虽然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在客观上都强化着阶级意识。在五四时期，这一现象非常明显。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学徒苦》，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都鲜明地体现着阶级意识，不过，反映贫富悬殊和阶级差别的目的指向仍然是社会平等，因而所表达的也大多是人道主义的同情。“生我者亦父母”的呼声是一种典型的声音。即使在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等赞美俄国十月革命的作品中，所大声呼叫的也是“不公！不公！！不平！不平！！”所表现的愿望也是“那潮头上涌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因此，这种声音并没有与启蒙主题发生冲突。最先呼唤为翻身解放而斗争的是蒋光慈。在1923年写的《中国劳动歌》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起来吧，中国劳苦的同胞呀！我们尝足了痛苦，做够了马牛；……快啊，快啊，快动手！”但这只是个别的表现。在五四时期，这三种主题基本能够和谐统一，并且以人的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启蒙主义文学主潮。

但是，三个主题的潜在的矛盾是明显的，致力于民族独立的人们往往既不赞同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启蒙主题，也不赞同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翻身主题；致力于阶级翻身的人们往往既不满足于一般的人道主义，也不愿意接受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中心价值观。这种矛盾在五四高潮过后开始一步步明朗化。

二

三种主题尖锐而复杂的冲突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的。由于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及其结果－－政权的建立，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都同时得到了强化。在文学界，阶级意识强化的结果是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民族意识强化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兴起。革命文艺运动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分别代表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两大潮流，同时也集中显示了翻身主题和救亡主题的面貌。民族文艺运动表现着民族意识，其主旨在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国家的巩固。革命文艺运动代表着阶级意识，努力的目标是阶级的解放和翻身。这两种力量尖锐地对立着，却同时否定着五四时期形成的以人权意识为基础的启蒙文学。过去的研究往往过分夸大了普罗文艺运动与民族文艺运动之间的对立性，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产生这共同性的文化基础。事实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普罗文艺运动在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对文学的具体要求等方面，都表现着高度的一致性。不同之处只在于前者张扬的是民族意识，而后者张扬的是阶级意识；前者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巩固，后者致力于工农大众的翻身。

从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看，两大主题的兴起都与国民革命密切相关。正是国民革命的高涨同时带来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强化，带来了救亡主题和翻身主题在文学中的迅速增长。

一方面，在的的指导思想中，本来就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没有完整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保留了很多国粹主义色彩。虽然他在20年代领导的革命事实上以打倒军阀为目的，却总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这里的逻辑是中国的军阀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而打倒军阀的意义就不只是旧统治，而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以及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冲突特别是在省港罢工中对工人运动的支持进一步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并且在调动革命热情的同时直接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从五卅惨案到省港大罢工，面对列强的枪弹和同胞的血，全国各界万众同心，打倒帝国主义的怒吼响彻四面八方。民众的民族情绪直接推进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并且保证了最后的胜利。这种民族情绪影响着作家，使那些本来民族情绪并不强烈的作家也心情激动起来，开始抒写强烈的愤怒，呼唤反抗和斗争。从此之后，人们不仅开始批评为艺术而艺术，要求文学服务于社会运动，而且希望文学能够致力于唤醒国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之陈独秀等人的帮助，孙中山充分地看到了工农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明确宣称民族的解放事业“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并且作出允诺：“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6] 这就为追求阶级翻身的运动留有了广阔的空间，使下层工农大众追求翻身解放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尤其是广东、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正如所描写的：“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们翻身了：“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7] 这一切充分表现了穷苦农民闹翻身的积极性。

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同时强化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并使这两种意识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强烈的表现。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9

自治区领导巴特尔、李佳、张力、布小林、那顺孟和、呼尔查、郭启俊等作了重点发言，潘逸阳、新、符太增、杜梓、王中和、刘新乐、王玉明、王波、白向群、云光中、梁铁城、胡毅峰、马永胜参加中心组学习。

王君强调，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关乎民族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立足国情建设社会主义才能自强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认真学习宣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坚定自觉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王君强调，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主动权。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肩负起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政治责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艰巨复杂性，清醒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切实增强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强分析研判，把握舆情动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工作措施，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篇10

【关键词】抗战电影　叙述范式　影像风格

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借助现代科技的电影媒体是记录历史的绝佳方式，可是这种记录绝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因此，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在完成历史叙述的过程中，经历了政治抗战――人民抗战――民族抗战三个阶段，实现了对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记录。

一、叙述范式：政治抗战――人民抗战――民族抗战

1、“政治抗战”阶段

抗战初期，面对日本军队的全面进攻，仓促应战的中国军队节节失利，在军事撤退之际，布置了不少地下工作者，其中以中统和军统担纲的地下间谍战，一度颇为“有声有色”。间谍战，自然是以地下特工为主，对于他们谍报活动的描写，可以宣传的“功绩”，为当局所鼓励并乐观其成同时，以间谍战为题材的影片，原为国产电影的缺项，其出品可以弥补观众观影兴趣求新求变之要求。通过拍摄此类影片，希望营造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希望观众由此记住人物形象的“忠与奸”，实现其宣教目的。但实际上观众更热衷于影片情节的“曲折离奇”，的宣传效果未能完全达到目的。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是对抗战历史的一种另类反映。

2、“人民抗战”阶段

此阶段代表的作品主有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显然，在这个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最底层人们在这一时期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自己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才逐步地苏醒过来，开始进入战场，成为中国抗战大军的主力。《好丈夫》这部描写农村大嫂支持丈夫服兵役的影片，甚至不惜采用默片的方式，以便让不同方言地区的观众都能领会其剧情。

3、“民族抗战”阶段

此阶段的电影创作摒弃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抗战变成了“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一阶段的作品中，不但有表现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如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也有以共产党游击队员为主角的抗战故事。特别是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

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

二、影像风格：通俗品质――悲壮风格――象征意义

重庆抗战电影通过独有的三阶段叙事范式完成对历史的叙述，发挥了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然而，通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的表演，体现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而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正是从通俗品质、悲壮风格、象征意义三方面呈现出自己独有的影像风格。

1、“政治抗战”时期的通俗品质

在政治抗战阶段，抗战将所有有民族心的作家的活动集中到民族存亡之上，面对麻木的民众精神，重庆抗战电影利用其通俗化的品质来激励民心。《白云故乡》这类影片之所以能够吸引观众，与其说是抗战，不如说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阶层观众的观赏需求，并给观众以足够的心理刺激。把电影艺术作为战争现象的记录，只着眼于一时的直接的宣传效果记录战争，写军人而鲜写普通民众：见事而不见人，或见人而命运化、戏剧化：以事件为中心，人物成为扁平的无血肉的影子，难免“雷同化”、“公式化”。在重庆抗战电影利用通俗化品质对政治进行有效宣传的同时，其旧形式、旧内容的残留、对美的忽略也是明显的。电影艺术终究不能借助意识形态独立支撑。

2、“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

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土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又如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上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式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在即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

3、“民族抗战”阶段的写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