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范文10篇

民族融合范文篇1

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而言，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一）汉民族的多源多流

历史悠久的汉民族，自古及今瓜瓞绵绵，枝繁叶茂，为融合众多民族漫漫演变而成。它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又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形成的。再往前推，夏、商、周也都大多出自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消除了华夏族各支系间彼此隔离的状态，形成了华夏族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所以，汉代学者把秦治下的华夏族人称为“秦人”。

“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在汉民族发展壮大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族共同体的壮大，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实现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则大多与汉族统治阶级的征讨、掳掠、招抚相关联。隋唐一统，突厥、铁勒、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族纷纷内属，与汉族杂居，部分族众融于汉族中。宋江金时，汉族分布区域被各民族政权所分割，部分汉族居于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国之中。这些民族政权，为了统治征服的汉人，也常效仿中原汉制，宣讲儒、道、释等思想。其结果，部分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渤海人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元和清，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部分融于汉族。

总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同时，汉民族又像—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以它那种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二）少数民族的多源多流

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也是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几大族系。各族系先后出现的民族，东胡族系有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库莫奚等；肃慎族系有挹娄、忽吉、靺鞨、女真、满族等。这些族称，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更迭，它反映的是各族体之间的离散、聚合与融合的过程。

在西北地区，吐谷浑和党项羌的融合最为典型。吐谷浑源于辽东的慕容鲜卑，西迁后兼并各族，建立了一个广土众民的民族政权。经过二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其统治下的鲜卑、氏、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逐渐聚合成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继吐谷浑解体后，西北又形成以党项诸部为核心，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等族在内的民族融合，其结果又形成新的族体——党项羌。

在南方地区，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历史上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这些民族的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往来。秦汉以后，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经过长期分化、聚合和演变，与今日壮侗语族的壮、傣、侗、布依、水、毛南、黎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边疆地区各族体的源流如此，某一具体民族的聚合过程也大致是这样的。如形成于元代的回族，其来源是在13世纪初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被迁发或自愿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和西亚各族人民，以及部分回鹘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又不断融合进汉、维吾尔、蒙古等族，尤其是融入汉族的血统最多。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发展着相互间的同化和融合的民族关系格局。

三、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四个重要时期及其特点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同化有别于民族融合，它不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而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1）掳掠其他民族为奴隶和农奴，同化于本民族。（2）通过征服采取强制办法进行同化。（3）因改朝换代，为避免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改变民族成分。（4）以政治暴力强迫迁徙而同化。我们对于民族同化所使用的政治强制手段是不赞成的，有些结果也是应该反对的，但它却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在理解历史上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时，不能把融合与同化等同看待，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要辩证地看待。因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况。

统一与分裂问题。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国家统一是主要趋势：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来越大。即使是在几次民族大分裂时期，从表面上来看，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看，则渐渐地“合”了。而在诸多使统一能够成为主要趋势的原因中，民族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历史上不间断的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和演化，才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融合范文篇2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而言，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一）汉民族的多源多流

历史悠久的汉民族，自古及今瓜瓞绵绵，枝繁叶茂，为融合众多民族漫漫演变而成。它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又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形成的。再往前推，夏、商、周也都大多出自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消除了华夏族各支系间彼此隔离的状态，形成了华夏族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所以，汉代学者把秦治下的华夏族人称为“秦人”。

“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在汉民族发展壮大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族共同体的壮大，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实现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则大多与汉族统治阶级的征讨、掳掠、招抚相关联。隋唐一统，突厥、铁勒、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族纷纷内属，与汉族杂居，部分族众融于汉族中。宋江金时，汉族分布区域被各民族政权所分割，部分汉族居于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国之中。这些民族政权，为了统治征服的汉人，也常效仿中原汉制，宣讲儒、道、释等思想。其结果，部分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渤海人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元和清，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部分融于汉族。

总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同时，汉民族又像—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以它那种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二）少数民族的多源多流

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也是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几大族系。各族系先后出现的民族，东胡族系有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库莫奚等；肃慎族系有挹娄、忽吉、靺鞨、女真、满族等。这些族称，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更迭，它反映的是各族体之间的离散、聚合与融合的过程。

在西北地区，吐谷浑和党项羌的融合最为典型。吐谷浑源于辽东的慕容鲜卑，西迁后兼并各族，建立了一个广土众民的民族政权。经过二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其统治下的鲜卑、氏、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逐渐聚合成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继吐谷浑解体后，西北又形成以党项诸部为核心，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等族在内的民族融合，其结果又形成新的族体——党项羌。

在南方地区，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历史上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这些民族的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往来。秦汉以后，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经过长期分化、聚合和演变，与今日壮侗语族的壮、傣、侗、布依、水、毛南、黎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边疆地区各族体的源流如此，某一具体民族的聚合过程也大致是这样的。如形成于元代的回族，其来源是在13世纪初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被迁发或自愿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和西亚各族人民，以及部分回鹘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又不断融合进汉、维吾尔、蒙古等族，尤其是融入汉族的血统最多。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发展着相互间的同化和融合的民族关系格局。

三、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四个重要时期及其特点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同化有别于民族融合，它不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而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1）掳掠其他民族为奴隶和农奴，同化于本民族。（2）通过征服采取强制办法进行同化。（3）因改朝换代，为避免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改变民族成分。（4）以政治暴力强迫迁徙而同化。我们对于民族同化所使用的政治强制手段是不赞成的，有些结果也是应该反对的，但它却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在理解历史上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时，不能把融合与同化等同看待，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要辩证地看待。因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况。

统一与分裂问题。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国家统一是主要趋势：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来越大。即使是在几次民族大分裂时期，从表面上来看，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看，则渐渐地“合”了。而在诸多使统一能够成为主要趋势的原因中，民族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历史上不间断的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和演化，才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融合范文篇3

第五节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

教学目标

一、基础知识目标

“春秋”“战国”特点；春秋争霸的四个时期；战国七雄；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

二、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学习本节内容，使学生能够认识战争是政治经济变革在军事斗争上的反映，对加速奴隶制瓦解和促进封建制形成所起的作用。

2．提高学生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春秋战国战争的能力。这些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给社会生产也带来极大破坏。但是，客观上又促进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促进了社会进步。

三、思想教育目标

1．春秋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瓦解到封建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大国相互兼并，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加快了全国统一的步伐。

2．春秋战国时期，为战胜对方，各国都重视选拔人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客观上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产生。

3．春秋战国长期激烈的兼并战争，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春秋争霸战争、战国兼并战争和民族融合。

教学难点：客观辩证地评价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历史作用。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教师首先分清春秋战国两个不同时期：

①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

②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公元前475年，我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然后引导学生分析：

①“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的特点：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②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

A．奴隶制经济基础动摇，政治上王室衰微，分封制已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

B．新兴地主阶级形成，各诸侯国掠夺土地和人口以扩大统治范围，进行长期争霸兼

并战争。

讲授新课：

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

1．东周的建立与王室衰微

①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即洛阳）。史称东周。

②周王东迁后，周王室不再被诸侯所重视，逐渐成为各强大诸侯的附庸。

2．春秋争霸的四个时期

⑴“周郑交质”时期：春秋初年，诸侯中郑国首先向周天子挑战。郑国以帮助周平王东迁有功，其势力发展很快，郑庄公首先称霸，有两个重要事件：①“周郑交质”，即周郑双方互换太子为人质。②郑庄公打败周桓王，周桓王被射伤肩部，天子威信扫地，周王室从此一蹶不振。

⑵齐桓公称霸时期：

①齐是周初姜尚的封国，春秋时已发展成东方大国。

②公元前7世纪前期，齐桓公霸业达到顶峰。

A．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以达到“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的；

B．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借以发展齐国势力。

C．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承认齐桓公在中原的

霸主地位。

⑶晋楚争霸时期：

①前632年，晋文公图霸中原与楚成王发生冲突，导致晋楚城濮大战，楚军大败，晋

文公与诸侯会盟，成为中原霸主。

②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后晋楚又大战于邲，晋军大败，楚庄王称霸中原。

引导学生阅读“楚王问鼎”的故事，以说明楚庄王号令天下之野心。

⑷昊越争霸时期。

①春秋末年，崛起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钱塘江流域的越国相继称霸，已是大国争霸的

尾声。

②前496年，吴王阖闾大举伐越，受重伤死于中途。其子夫差立志报仇，三年后大败

越王勾践。吴王阖闾图谋霸业，至夫差终成霸主。

③越王勾践卑身事吴，卧薪尝胆，立志复国，终于灭吴，成为春秋最后一个霸主。

二、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1．春秋后期到“战国七雄”政治格局的形成；

①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被周王封为诸

侯，正式分晋。

②田氏代齐。齐国大夫田氏废掉原来的姜氏而为诸侯。

③“战国七雄”政治格局的形成：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形成了战国七雄争霸的格局。七雄指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盛的诸侯国。指导学生阅读《战国兼并形势图》，掌握七雄的地理位置。

2．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四个时期

⑴魏国独霸中原时期。

①三家分晋以后，魏国最强。

②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国势大增，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③独霸中原。魏文侯不断向外扩张，初具霸业规模。

⑵魏齐争霸时期。

①公元前4世纪中叶，齐国与魏国围绕中原战局，展开了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斗争。②齐国经过桂陵之役和马陵之战，两次打败魏国，代替魏称霸中原。

③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小字介绍“围魏救赵”、“围魏救韩”和孙膑用“退兵减灶”之

计，战败庞涓的著名战例。

⑶秦齐互帝时期。

①公元前4世纪后期，秦国经商鞅变法，由弱变强，向东扩张，屡败韩魏，一跃成为

西方强国，形成与东方齐国双雄对峙的新格局。

②秦国因一时难以征服东方六国，秦昭王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尊齐泯王为东帝，

自称西帝。这样，秦齐出现暂时的互帝局面。

⑷秦国独霸时期。

①公元前3世纪以后，楚齐两强衰落。

②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秦打败赵国。至此，秦国独强，无敌于天下，东方六国

灭亡已成定局。秦国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准备。

3．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性质：

战国时期的战争，除扩大地盘，掠夺人口，激烈混战，与春秋相似以外，开始具有封建兼并战争的性质，以后逐渐转化为封建统一战争。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

1．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民族发展和融合的重要时期。

2．周边各族的发展。

①在北方、东北：有肃慎、东胡、匈奴等草原游牧民族。其中战国后期的匈奴，其首

领头曼单于在今内蒙古五原地区建立了头曼城。匈奴与战国时的赵、燕、秦都发生

过战争。

②在中原地区：有战国时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

③在西部：有月氏、乌孙、义渠、羌等。他们是今甘肃、新疆一带的古老民族，其中

义渠（今甘肃宁县）是西北最强的戎族。

④在西南部：有巴、蜀、夜郎等民族。

⑤春秋时，南方以楚、吴、越为中心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

民族融合范文篇4

教学目标

知识结构

春秋

战国

政治

诸侯争霸：齐桓公称霸，晋楚争霸，吴越争霸

七雄争霸；

公元前4世纪中期，齐魏强盛；

公元前3世纪以后，秦国称雄

战争

晋楚的城濮之战

齐魏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秦赵的长平之战

民族

周边民族：北有匈奴、东胡，西有戎，南有越

各民族逐步融合

教学建议

复习课设计

第五节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

一、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

让学生回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即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度确立的过程。这一时期，争霸兼并战争不断。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统一与各民族的融合。

二、春秋时期诸侯争霸

1、讲清诸侯争霸战争的实质

2、齐桓公称霸

由学生回忆齐桓公是如何实现霸业的。

3、晋楚争霸

让学生记住晋楚先后称霸中原的时间，以及晋楚争霸中的重要战役城濮之战。

4、吴越争霸

让学生记住吴越两国先后在南方称霸。阖闾与勾践是春秋后期的霸主。

三、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1、战国七雄争霸格局的形成

要求学生记住七雄争霸格局形成的重要历史事件。明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表明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上升，并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2、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要求学生记住公元前4世纪中期和公元前3世纪以后，战国局势的特点以及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长平之战。

重点——齐桓公争霸

春秋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战争频繁，诸侯争霸。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公元前7世纪前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使齐国成为强国。又以“尊王攘夷”为口号，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获得外交优势。终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确立了中原霸主地位，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重点——战国七雄争霸

春秋末年，晋国和齐国卿大夫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逐渐取代国君，掌握了政权，被周王正式承认为诸侯。即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经过春秋长期的战争，到战国初年，只剩下二十多个诸侯国，其中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形成了“战国七雄”的格局。七国之间战争不断，此时，战争开始具有封建兼并战的性质，以后逐渐转化为封建统一战争。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统一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与西周时期相比，表面上看是诸侯割据纷争、统一局面破坏，但实际上却孕育着统一的必然趋势。其原因如下：第一，西周末年，周天子权威已受到破坏。东周初，周天子实际上已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统一局面已不存在。第二，从经济上来说，由于春秋以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社会经济联系加强，各诸侯国经济交往频繁，这就为统一创造了经济基础。第三，从形式上来说，逐步实现着局部统一。春秋战国时期比西周时的“八百诸侯”相比，显然是大大进步了，更大范围的局部统一和区域统一已经出现。第四，从人们的要求来看，统一成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同愿望和人心所向。第五，从民族关系上来说，民族凝聚力增强，“华夷之辩”观念相对淡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这些因素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统一趋势明显加强了。同时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基础。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争霸战争的评价问题

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大地盘，掠夺人口和财富，相互争战，故有“春秋无义战”之说。争霸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人民怨恨战争，渴望统一。争霸战争的客观后果是大国拓展了疆域，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加强了集权的趋势，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同时又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奴隶主集团的势力，便利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战争又客观上促使华夏族同其他各族加强接触，促进了民族融合。应兼顾动机与效果，辩证统一地观察分析争霸战争。

典型例题

例题1999年全国高考试题右图中，战国时期韩、赵、魏都城的相应标号依次是（）

A．①②③B．①③②C．②③①D．③②①

答案：B。

例题分析：这是一道填图型单项选择题，本题考查了学生的识图能力和图文结合、历史地理综合能力。赵国在北方，曾修长城以防匈奴，魏国在中间，韩国在南方，最为弱小，最先为秦所灭。故选B。

例21999年全国高考试题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主要原因是（）。

A．实行商鞅变法B．更多使用铁制农具

C．牛耕得到推广D．重视水利工程建设

答案：A。

例题分析：这是一道分析型单项选择题，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发生原因的分析能力。秦国能称雄于七国主要原因不在BCD三项，它们只是秦称雄的一个方面，秦的强大不仅指经济发展，还包括军事强大，政治稳定等诸多因素，这就需要一次较为彻底的变法，即商鞅变法。故选A。

例3从西周初期分封至秦统一前，一直作为诸侯国而存在者是图中的

A．②③B．①④C．③④D．①②④

答案：B。

例题分析：此题为识图选择题，是历史和地理综合能力题，主要考查地理学科的识图能力、历史事实的再认再现能力、历史思维的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西周初年分封的主要诸侯国有鲁、齐、燕、卫、宋、晋，秦统一前的主要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显然，秦统一前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只剩下齐、燕。图中①给了都城临淄，正是齐，①可以确认。图中④给了都城蓟，正是燕，④可以确认。图中②给了都城郢，应是楚，它不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而是后来自封的。图中③给了都城邯郸，应是赵，是战国初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因此，符合题意要求的是①④。

例4春秋时期最典型的政治特点是()

A．周王室不被诸侯重视B．社会制度大变革

C．井田制瓦解D．诸侯争霸，分封制崩溃

答案：D

例题向析：此题为最佳选择题，是历史学科能力综合题，主要考查历史阶段特征的再认再现能力、历史思维的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四个选项都是春秋时期的历史特征，B项是根本特征，C项是经济特征，都不符合本题“政治特点”的要求。A、D两项都是政治特征，但是最典型的是D项，因为分封制的崩溃就是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崩溃。

例5“战国七雄”局面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是

A．诸侯割据混战更加扩大B．人民遭受灾难更加严重

C．历史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D．封建制度逐渐确立

民族融合范文篇5

一、知识与能力

1、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

2、培养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初步能力，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

3、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初步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以穿越时空隧道为纽带，通过创设情境，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再通过动手操作，换位思考，具体分析民族融合的表现、分组对比回答、讨论等方法，化难为易，从而轻易突破难点;通过缩句游戏，让学生轻松理解掌握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最后在歌声中对学生完成民族观的正确引导，从而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

2、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

3、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初步树立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历史价值观。

重点：北魏孝文帝改革。

难点：①正确认识民族大融合含义。

②北魏孝文帝改革如何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大屏幕播放歌曲：《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在学生感受现代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时，说：我们祖国五十六个民族亲如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发展。那么在这五十个民族中，有没有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呢?(学生查阅中华民族分布图后回答：没有)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学生迷茫疑惑)如果大家想知道，就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看看那时北方民族融合的情况吧!(学生带问题研读课文)

二、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西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的分裂时期。(展示东晋十六国地图)北方地区陷入严重的战乱。4世纪后期，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课件动态展示前秦统一黄河流域地图及淝水之战)什么战役后，该政权统治瓦解，北方地区重新陷入割据混战的状态?(学生答略)

2、(课件动态展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地图及北魏骑马佣)后来，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再次统一了黄河流域?鲜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它是怎么统一黄河流域的呢?它的统一有何意义?(学生答略)

3、动动手：回忆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的有关内容，让学生用方向箭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流动趋向示意图》上画出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迁徙方向。

(学生用鼠标在地图上标识)

4、(课件动态显示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图)从东汉末年以来，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到中原地区，他们同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影响，民族差异逐渐模糊，民族界限日益缩小，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那么，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上相互影响的表现有哪些呢?请阅读课文，说说具体情况。(学生看书归纳)

5、(课件显示民族融合趋势表现图)在学生归纳后，进一步指出：各民族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影响，联系日益密切，逐渐融合在一起，是“胡人汉服”、“汉人胡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也就是说民族融合已经成为趋势。

6、换位思考：在北方民族融合趋势中，假若你是孝文帝，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呢?(学生活跃作答)

A、“顺者昌，逆者亡”，我要顺应潮流，采取汉化措施，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从而稳固我的政权。

B、汉族文化比我们先进，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祖母冯太后的许多改革措施不也是向汉人学习的吗?只有向汉族学习，才能促进自己的发展。相反，如果我们目光短浅，思想保守，停滞不前，我们的民族岂不是越来越落后?

C、鲜卑人在生活习俗上、礼仪制度上还很落后。只有改变我们民族落后的习俗，向汉族学习，才能加强同汉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巩固我的政权。

D、我要移风易俗，吸收中原的文化，用汉族先进的礼仪文化来治理国家，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

7、那么，孝文帝会从哪些方面展开改革呢?(请同学们展开合理想象)

8、其中，迁都洛阳是孝文帝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课件动态显示北魏孝文帝迁都路线示意图)问：北魏建立时，定都在哪里?孝文帝后来想把都城迁往哪里呢?

(学生答后)继续设疑：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洛阳?

(学生分两组竞相对比回答，一组回答定都平城之弊，一组回答定都洛阳之利)

A、①平城位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出产的粮食不能满足都城众多人口的需要，不适合作为规模较大的王朝的都城;②而洛阳曾是王朝古都，地理条件优越，气候宜人，是黄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围地区农业发达，城市繁荣。有发展基础，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从地理环境看)

B、①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北魏对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②迁都洛阳之后，有利于北魏加强对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从巩固政权的角度看)

C、①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鲜卑政权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封建文化)。②而在洛阳，有利于加强同黄河流域汉族地主之间的联系，有利于进一步学习和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

9、孝文帝迁都洛阳有何意义?(学生讨论作答)

孝文帝迁都洛阳，能有效解决以上不足，并且促进了洛阳的繁荣与发展。

10、其实，孝文帝的迁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孝文帝遇到了哪些阻力?他巧妙地采取了什么措施而达到了迁都的目的呢?(学生看书自学)

11、从迁都洛阳可以看出孝文帝改革的决心很大。在迁都以前，孝文帝就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迁都以后，孝文帝进一步采取措施，实行改革。北魏孝文帝从哪些方面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哪些措施?(请同学们结合课文，具体介绍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课件依次显示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语言：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服饰：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

姓氏：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改为元。

婚姻：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

政治：采用汉族官制、律令。

礼法：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12、缩句游戏：为了方便理解记忆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下面我们一起来玩一个缩句游戏：你能将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浓缩一下吗?看谁缩减得最好最妙?(请一位同学用鼠标在屏幕上的具体措施上用彩色线标出来)(课件依次显示缩句)

(通过动手缩句游戏，教给学生理解记忆的方法)

13、在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中，用有两个特殊的字眼。你们发现了吗?从“必须”中，同学们看到了什么?(学生交流后回答)孝文帝的改革措施带有强制性。要一个民族放弃自己原有的传统习俗甚至语言，容易吗?!正因为如此，孝文帝不仅要求十分严格，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自己和亲人做起。孝文帝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

14、问：孝文帝这些改革措施都是在向哪个民族学习?(学生答略)继续问：孝文帝推行这些汉化措施后出现了什么现象?孝文帝改革成功了吗?你能给大家说说吗?

(课件展示陈庆之语)(引导学生理解孝文帝改革的作用)

13、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那么北魏孝文帝能够在民族大融合中起如此重要作用，是因为他早年所受的教育呢，还是有其它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呢?

(学生展开讨论)(在学生讨论后，作引导)

(课件展示本课知识结构示意图，揭示北方民族融合趋势与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之间的内在联系)

指出：孝文帝推行改革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影响，但孝文帝推行改革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北方出现的民族融合趋势，孝文帝改革反过来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认识：孝文帝改革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对历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4、孝文帝改革后，北魏出现了几十年短暂繁荣的局面。后来，北魏分裂。具体分裂情况如何呢?(课件展示北朝更替示意图)

15、对号入座：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时期。你能将魏、蜀、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北朝准确地对号入座吗?(课件展示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号入座示意图)

(通过填表，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

三、内容总结，回到现实

我们主要学习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有关知识。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各族人民杂居相处，相互影响，彼此融合，落后的民族不断融合在先进的民族中。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学习，我们明白：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不断融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族是在与周边各族的不断融合中发展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历史上许多民族的融合体。

现在同学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到哪里去了吗?(生高兴地答：明白)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隧道回去吧!

四、轻松闯三关(课件动态显示)

(一)你能做对吗?

1、439年统一黄河流域的是()

A、三国中的魏国

B、氐族建立的前秦政权

C、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

2、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都到()

A、长安B、洛阳C、许D、殷

3、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改革是()

A、商鞅变法B、管仲改革

C、李悝变法D、北魏孝文帝改革

4、孝文帝改革主要是向哪个民族学习?()

A、氐B、鲜卑C、汉族D、匈奴

(二)评价历史人物(让学生学会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有人说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你说呢?

(在学生评价后指出：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三)链接生活

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影响的现象有没有?找找看!

(提醒学生：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寻找)

通过做此题，让学生明白：现在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现象仍然存在。

五、联系现实，拓展延伸

(通过此活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屏幕显现：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今天我们应该为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做些什么?

或用一句话来表达对祖国各民族未来的美好祝愿!(课件放映歌曲：《爱我中华》)

民族融合范文篇6

一、知识与能力

1、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

2、培养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初步能力，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

3、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初步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以穿越时空隧道为纽带，通过创设情境，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再通过动手操作，换位思考，具体分析民族融合的表现、分组对比回答、讨论等方法，化难为易，从而轻易突破难点;通过缩句游戏，让学生轻松理解掌握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最后在歌声中对学生完成民族观的正确引导，从而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

2、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

3、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初步树立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历史价值观。

重点：北魏孝文帝改革。

难点：①正确认识民族大融合含义。

②北魏孝文帝改革如何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大屏幕播放歌曲：《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在学生感受现代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时，说：我们祖国五十六个民族亲如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发展。那么在这五十个民族中，有没有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呢?(学生查阅中华民族分布图后回答：没有)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学生迷茫疑惑)如果大家想知道，就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看看那时北方民族融合的情况吧!(学生带问题研读课文)

二、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西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的分裂时期。(展示东晋十六国地图)北方地区陷入严重的战乱。4世纪后期，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课件动态展示前秦统一黄河流域地图及淝水之战)什么战役后，该政权统治瓦解，北方地区重新陷入割据混战的状态?(学生答略)

2、(课件动态展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地图及北魏骑马佣)后来，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再次统一了黄河流域?鲜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它是怎么统一黄河流域的呢?它的统一有何意义?(学生答略)

3、动动手：回忆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的有关内容，让学生用方向箭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流动趋向示意图》上画出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迁徙方向。

(学生用鼠标在地图上标识)

4、(课件动态显示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图)从东汉末年以来，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到中原地区，他们同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影响，民族差异逐渐模糊，民族界限日益缩小，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那么，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上相互影响的表现有哪些呢?请阅读课文，说说具体情况。(学生看书归纳)

5、(课件显示民族融合趋势表现图)在学生归纳后，进一步指出：各民族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影响，联系日益密切，逐渐融合在一起，是“胡人汉服”、“汉人胡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也就是说民族融合已经成为趋势。

6、换位思考：在北方民族融合趋势中，假若你是孝文帝，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呢?(学生活跃作答)

A、“顺者昌，逆者亡”，我要顺应潮流，采取汉化措施，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从而稳固我的政权。

B、汉族文化比我们先进，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祖母冯太后的许多改革措施不也是向汉人学习的吗?只有向汉族学习，才能促进自己的发展。相反，如果我们目光短浅，思想保守，停滞不前，我们的民族岂不是越来越落后?

C、鲜卑人在生活习俗上、礼仪制度上还很落后。只有改变我们民族落后的习俗，向汉族学习，才能加强同汉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巩固我的政权。

D、我要移风易俗，吸收中原的文化，用汉族先进的礼仪文化来治理国家，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

7、那么，孝文帝会从哪些方面展开改革呢?(请同学们展开合理想象)

8、其中，迁都洛阳是孝文帝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课件动态显示北魏孝文帝迁都路线示意图)问：北魏建立时，定都在哪里?孝文帝后来想把都城迁往哪里呢?

(学生答后)继续设疑：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洛阳?

(学生分两组竞相对比回答，一组回答定都平城之弊，一组回答定都洛阳之利)

A、①平城位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出产的粮食不能满足都城众多人口的需要，不适合作为规模较大的王朝的都城;②而洛阳曾是王朝古都，地理条件优越，气候宜人，是黄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围地区农业发达，城市繁荣。有发展基础，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从地理环境看)

B、①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北魏对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②迁都洛阳之后，有利于北魏加强对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从巩固政权的角度看)

C、①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鲜卑政权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封建文化)。②而在洛阳，有利于加强同黄河流域汉族地主之间的联系，有利于进一步学习和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

9、孝文帝迁都洛阳有何意义?(学生讨论作答)

孝文帝迁都洛阳，能有效解决以上不足，并且促进了洛阳的繁荣与发展。

10、其实，孝文帝的迁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孝文帝遇到了哪些阻力?他巧妙地采取了什么措施而达到了迁都的目的呢?(学生看书自学)

11、从迁都洛阳可以看出孝文帝改革的决心很大。在迁都以前，孝文帝就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迁都以后，孝文帝进一步采取措施，实行改革。北魏孝文帝从哪些方面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哪些措施?(请同学们结合课文，具体介绍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课件依次显示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语言：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服饰：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

姓氏：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改为元。

婚姻：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

政治：采用汉族官制、律令。

礼法：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12、缩句游戏：为了方便理解记忆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下面我们一起来玩一个缩句游戏：你能将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浓缩一下吗?看谁缩减得最好最妙?(请一位同学用鼠标在屏幕上的具体措施上用彩色线标出来)(课件依次显示缩句)

(通过动手缩句游戏，教给学生理解记忆的方法)

13、在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中，用有两个特殊的字眼。你们发现了吗?从“必须”中，同学们看到了什么?(学生交流后回答)孝文帝的改革措施带有强制性。要一个民族放弃自己原有的传统习俗甚至语言，容易吗?!正因为如此，孝文帝不仅要求十分严格，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自己和亲人做起。孝文帝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

14、问：孝文帝这些改革措施都是在向哪个民族学习?(学生答略)继续问：孝文帝推行这些汉化措施后出现了什么现象?孝文帝改革成功了吗?你能给大家说说吗?

(课件展示陈庆之语)(引导学生理解孝文帝改革的作用)

13、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那么北魏孝文帝能够在民族大融合中起如此重要作用，是因为他早年所受的教育呢，还是有其它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呢?

(学生展开讨论)(在学生讨论后，作引导)

(课件展示本课知识结构示意图，揭示北方民族融合趋势与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之间的内在联系)

指出：孝文帝推行改革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影响，但孝文帝推行改革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北方出现的民族融合趋势，孝文帝改革反过来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认识：孝文帝改革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对历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4、孝文帝改革后，北魏出现了几十年短暂繁荣的局面。后来，北魏分裂。具体分裂情况如何呢?(课件展示北朝更替示意图)

15、对号入座：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时期。你能将魏、蜀、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北朝准确地对号入座吗?(课件展示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号入座示意图)

(通过填表，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

三、内容总结，回到现实

我们主要学习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有关知识。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各族人民杂居相处，相互影响，彼此融合，落后的民族不断融合在先进的民族中。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学习，我们明白：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不断融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族是在与周边各族的不断融合中发展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历史上许多民族的融合体。

现在同学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到哪里去了吗?(生高兴地答：明白)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隧道回去吧!

民族融合范文篇7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蒙古族的兴起、统一和元朝的建立过程，以及元朝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情况。

通过思考和概括元朝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使学生了解元朝的历史地位，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历史知识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权，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文天祥在反元斗争中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气节。

【教材分析】

本课主要讲述蒙古族的兴起及其所建立的元朝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涉及元朝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内容。

“蒙古族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行省制度”及“民族融合”是本课的重点。其中“行省制度”又是本课的难点。另外，本课内容繁多，讲述时如何做到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也是个难点。

【教学过程】

导入:播放腾格尔的《蒙古人》。

由学生介绍蒙古族的情况：生活在蒙古高原，从事游牧，住在蒙古包里，吃羊肉、喝奶茶。

一、“一代天骄”统一蒙古

1、马背上的民族——蒙古

出示公元12世纪中国各政权形势图。

当时在中国有哪些政权：金、南宋、辽、西夏、吐蕃。

当时蒙古分为许多部落，各部落互相征伐。在《蒙古秘史》记载：“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

成吉思汗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动乱岁月。

2、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看录像《成吉思汗》。

思考：铁木真面对逆境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被尊为成吉思汗?

铁木真童年时，父亲被杀，部族背弃了他，他自己也被仇敌追杀。面对这样的逆境，铁木真是怎样做的。

铁木真说过：“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重重的磨难没有把他打倒，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经过多年的征战，铁木真打败了周围的各部落，统一了蒙古草原。1206年，铁木真被推选为大汗，尊称为“成吉思汗”。

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

出示《蒙古帝国形势图》。蒙古帝国形势图，讲解成吉思汗的扩张战争。

二、忽必烈建立元朝

1、元朝的建立

时间：1271年

都城：大都

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

2、元朝灭南宋和文天祥抗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谁的诗?你能解释它的意思吗?

这是文天祥的诗。意思是，自古以来，人都不免一死，但死要死得有价值、有意义，名垂青史。(文天祥在反元斗争中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气节。)

三、元朝的政治与经济

1、元世祖恢复和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

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世祖

从这段材料可以反映出元世祖的经济政策与蒙古初入黄河流域时有何不同?

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元世祖多次下令禁止蒙古贵族圈占农田做牧场，还治理黄河，推广棉花的种植。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北方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联系前面学习的“江南经济的发展”，这时，元朝的经济重心在哪个地方?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国家主要的粮食供应来自南方，要运到北方，有哪些途径?

2、水路交通运输的发展

(1)漕运

对比隋大运河与元朝的运河，有什么不同?

元世祖开凿了两段新运河——会通河、通惠河，与原有运河连通，使粮船可以从杭州直通大都。

(2)海运

海运比漕运有哪些好处?

载重量大，费用便宜，所以粮食运输逐渐变成以海运为主。

3、繁华的大都

当时元朝的首都大都成为繁荣的大都市，以大都为中心，元朝的对外往来十分频繁。

4、频繁的中外往来

元朝时对外往来的一个著名使者就是马可波罗。(出示马可波罗旅行路线图)

5、行省制度的建立

蒙古帝国空前辽阔，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元朝建立了行省制度。

学生根据《元朝的疆域图》，注意以下地区：

中央：中书省、宣政院

地方：行中书省

*宣政院负责管理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

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列岛地区。

广州处于江西行省的管辖之下。

四、民族融合的发展

引导学生简要回忆汉以来，特别是三国以来我国民族融合的史实，以突出元朝民族融合的发展和加强。关于民族融合的情况，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并找出其四种表现。

1、汉族外迁边疆

2、边疆各族迁入中原、江南

3、契丹、女真同汉族融合

民族融合范文篇8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qi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应该说，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际上既有违中国历史的传统，也不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更不利于各民族的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它不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梁启超的民族观更具近代特色，视野更开阔，更有利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也就更具有进步意义。早在1896年，梁启超鉴于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清朝满族权贵“深闭固拒”，反对改革，坚持狭隘的民族防范政策的严峻现实，即阐发了满汉民族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道理，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要求“平满汉之界”、“君民之界”（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0、83页。），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平权的政治主张，尤其在世界列强争长竞雄、疯狂侵略扩张的险恶环境中，他更看到国内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看到同室操戈、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危险性，深刻地阐明了“惟其相合，故能并存”（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8页。）的道理。这确实是独具慧眼的，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所以从理论上说，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确实比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出一筹。

正因为如此，在武昌起义后，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清政府既倒、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之时，梁启超却能够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内军阀混战、边疆不宁之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论著，充分表达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高明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以及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深沉思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女右加专

民族融合范文篇9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qi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民族融合范文篇10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说，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明显地体现了梁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教育国人树立“我，中国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页。）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他强调：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4页。）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实，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诸夏”与“夷狄”，并认为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页。）。即将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一杰出论断，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梁启超强调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仔细体味梁氏这段论述，其理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他能明确地区分历代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强制同化和各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前者是反动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后进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这里，梁启超虽然沿用了“同化”一词，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视”、“鄙夷”的民族歧视，几与融合、醇化、化合为同义语，明显地体现了客观叙述，重在探索和评析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三，梁启超又着重提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为什么汉族常能作为“同化之主体”的问题。对此，他主要从文化的大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成为各族人民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欢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杂居者之习俗。6、同姓不婚，故与他族杂婚盛行。7、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8、“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作为主体民族，既有其政治、经济、民族习俗、地理环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启超所概括的以诸夏民族为中枢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确立。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主干文化，无论对于华夏民族还是周边民族都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内聚力。正如白寿彝所指出：历史上的朝贡和和亲，正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这一主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铸化合的结果，是“＠①＠②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与动力。

梁启超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伟大作用，鲜明地体现出其辩证的、积极进取的、向前看的态度。一方面，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明确反对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为中原的经济文化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种袭扰和战乱造成破坏，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4页。）。这是我国黑暗时代倍于欧洲、封建社会漫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看到了民族间的酵酿化合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另一层面的社会效应。首先，他指出：大凡一个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因为彼此间每经过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则文化的内容必增丰一度，也就势必有一次相当的进化。虽然每逢民族间起化学作用之时，人民必受许多痛苦，如龟蛇的脱皮一样，但同时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变，势必促进它的长久发展，延长他的生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其次，梁启超以西方为参照系，将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封建社会“黑暗时代”视为新旧民族融合醇化的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从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诸大业，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8页；《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2期。）。他同样认为我国自春秋战国至宣统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两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现代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这即是将我国的封建时代视为中华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终结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进社会的进化、转型。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化合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一个人自处胎出胎到襁褓时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后来成长、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带来的损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进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他进而明确提出：“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于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并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这一伟大事业完成之后，今后当着手“发展国民”之事业，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协力同心加速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以迎接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之形成，“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这对人类进化应是一种贡献（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辉煌的成就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启超关于民族化合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观点确是积极进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益于将人们的视野引向宽广的未来，有益于激发民族的内在潜力和增进民族的自信。

在该文结尾处，梁启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欲使国人获得三种概念：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它启示我们，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的历史中早已结成为风雨同舟、存亡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因为历史上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各民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民族冲突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过程，“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因此各民族都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它启迪我们，既要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作者企盼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创建繁荣昌盛的祖国。3、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他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充满自信心，坚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1—32页。），激励人们为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关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对中国20世纪初以来思想界关于民族问题争论分歧的一个总结，因而对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继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笔者仅从1928—1936年间发表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来考察，梁启超有关民族问题的几篇论文和讲演稿，都被列为主要的参考书。如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共计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内涵和架构的论述，也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二三十年表的几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编写的。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和吸收。（注：详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民国17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3年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4年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白寿彝对于梁启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评价：“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9页。）。

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该文对周边民族的历史贡献阐述不够，对民族融合的经济因素的阐述亦缺乏力度，关于民族分类与古今民族的演变，也有不够准确和欠缜密之处。作者在其他论著中，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号，1921年。）是极为错误的。但综观全文，瑕不掩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

二、历史撰述中的民族观点

梁启超进步的民族观点，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中作了集中论述，而且贯穿、体现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学术文化史等著作中。这些内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学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

梁启超1918年所作《春秋载记》一文首先从历史进化的大视角，纵向论证了春秋兼并争霸对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我累代先民所怀抱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理想，至秦汉才得以实现。但是国家之统一、民族之长存，“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他明确指出：“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1页。）即春秋之兼并争霸是国家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经阶段，它为国家统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国开疆拓土，为统一国家疆土之辽阔恢宏奠定了基础。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时，霸主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危为职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国得以喘息复苏，大国因防御外敌，也必时时警惕而注意修治内政，发展生产，推进社会文明。其三，在各国频繁的朝聘会盟征战过程中，交通大开，其君卿相频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错结纳，互相濡染，不仅增长了才干，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商业的繁兴，国与国之交际也形成了共循的轨则。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2页。）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论证了春秋霸业不仅促进了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发达进步，文化之锐进，而且熔铸了坚不可摧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的建构和秦汉之际统一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其次，《春秋载记》以平等的民族观，横向论证了各诸侯国在国家统一、民族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齐晋等国抵御周边后进民族袭扰的历史功绩，也高度评价了原被视为“夷狄之地”的楚吴秦等国对开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进社会进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他说：“齐晋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当齐晋抵御楚北向扩张之时，楚之文明远在中原诸国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时宰制诸夏，则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必遭摧残蹂躏。而楚因齐晋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还不足以制齐胜晋，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发奋内治，“浚发其内部文明”，以求与诸夏竞争。因而齐晋攘楚，不仅有功于诸夏，而且有助于楚国社会内部文明程度的增进（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3页。），使楚国逐渐转化为诸夏之一员。他进而重点论述了楚国的历史功绩。当时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盖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楚国在南方开疆拓土，将落后的诸部落融于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袭扰征战，为全国统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楚国在争霸过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华夏文明，“力革蛮俗”，又将其华夏文明传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这即是说，它推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文明进化，“举蛮夷以属诸夏”，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楚“大有功于中国”。（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第8页。）

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中，则侧重论述燕破东胡，赵攘群胡、破匈奴，为秦统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魄，充分肯定了秦创建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他说：后之读史者，虽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国而憎秦，然而，“假长此不获统一，岁岁交糜烂其民而战之，其惨状将伊于胡底；而在六七专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亿，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籴，关讥市征，各自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页。）梁启超既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肯定春秋战国之际诸国霸业的历史作用，唯物与辩证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进而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功罪不相掩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灭绝诸史的历史罪恶，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统一大业、促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北“却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开五岭道”（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第50—58页。），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对《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两部专史，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转引自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梁启超还将中华民族的化合视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出现高峰以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重要前提条件。

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自黄帝即是经过四征八讨，“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页。）。他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学术文化之高峰，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融合的时代，由于地理界限渐破，各学派有“南北混流之观”（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页。）。于是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进而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几将合一炉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在文学方面，楚吴融合于诸夏后，原来含有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的楚文化，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体现者便是文学”（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一部“楚辞与三百篇诗经有相等的价值”（注：梁启超：《中华民族之研究》，《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4、5期合刊。）。从此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并为中华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见民族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魏晋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了新的高潮。他说：“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执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注：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推进了这个时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统一，封建经济的发展，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注：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页。）所以梁启超自豪地说：“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注：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页。）

在本世纪之初至20年代，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论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同时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具体进程，阐述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巨大推进作用。其时，他已做到了以史学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维，透过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将民族问题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三、哲学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近代进化史观、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各种门类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来自公羊学派的民族观。

梁启超从中国古近代的公羊学中主要吸收了以下两种思想：

一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国兼并争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混乱。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贬于书法，来寄托他企图拨乱反正、恢复王权一统和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汉初同样面临着大乱之后需重建社会秩序和加强统一的迫切问题，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流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将孔子尊奉王室的书法加以充分发挥，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统”主张，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要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反对当时处于较后进社会发展阶段的周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注：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页。）

二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历史变易观从《公羊传》“三世异辞”说推衍而来：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远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这里除寓褒贬之外，还表明历史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这种历史变易观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不把“诸夏”与“夷狄”视为永远不变的，先进的永远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而是看作可变的，其评价诸夏与夷狄变化的标准则是以文明、道德进化的程度来区分，而不是以血缘、种族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进步了，可以受到赞许，可以进爵称“子”；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应视为“新夷狄”。（注：参见《清代公羊学》，第8—14页。）《公羊传》这种对诸夏和夷狄不划定固定界限，从变而移的理智态度，既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也蕴含着民族平等的合理内核。冯友兰对此曾深刻指出，《公羊传》把接受或背离先进文化，作为分别“中国”与“夷狄”和“中国”与“夷狄”转化的标准，一视同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陈柱也提出：公羊家以进化与退化来评价诸夏与夷狄，就使“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馁”（注：陈柱：《公羊家哲学·进化说》，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这些评述都指出《公羊传》对于“诸夏”与“夷狄”的划分标准的进步意义，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断进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

梁启超正是从上述历代公羊学家的这些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民族观点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滋养和深深的启迪，并结合近代中外局势，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梁启超的民族观无论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满旗帜的氛围下提出的。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满相号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确实含有某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各个阶层人民奋起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中使用了一些过激语言，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贱满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页。）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公然宣称：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在当时，此类将满族人民与满族权贵混为一谈，不承认满人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华民族成员的言论，在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中是比较普遍的。这类宣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强调：“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这即是说，化晚而性犷之民，“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反对将满族列入中华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qiú＠③书》初刻本，第22页。）他还说，如革命将“满洲之汗”赶回“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即主权未光复之前，不允许满汉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视满人“与日本、暹罗同”，即将满人视为外国人，而且在满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页。）公然坚持民族歧视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满言论亦包含着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和卖国的内容。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满洲学生，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听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90、432、520页等。恕不在此全面论述。）

应该说，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际上既有违中国历史的传统，也不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更不利于各民族的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它不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梁启超的民族观更具近代特色，视野更开阔，更有利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也就更具有进步意义。早在1896年，梁启超鉴于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清朝满族权贵“深闭固拒”，反对改革，坚持狭隘的民族防范政策的严峻现实，即阐发了满汉民族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道理，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要求“平满汉之界”、“君民之界”（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0、83页。），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平权的政治主张，尤其在世界列强争长竞雄、疯狂侵略扩张的险恶环境中，他更看到国内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看到同室操戈、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危险性，深刻地阐明了“惟其相合，故能并存”（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8页。）的道理。这确实是独具慧眼的，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所以从理论上说，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确实比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出一筹。

正因为如此，在武昌起义后，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清政府既倒、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之时，梁启超却能够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内军阀混战、边疆不宁之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论著，充分表达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高明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以及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深沉思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女右加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