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编辑十篇

出版社编辑篇1

人民出版社建立于1951年，是一个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出版社。主要出版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青年读物、词书译文和工具书。人民出版社建社以来，始终致力于优化选题，出版了一批层次高、品位高、质量高的图书，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赢得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好评。有600余种图书分别获全国及省以上优秀图书奖。

二、实习内容

本人这次在人民出版社进行为期三周的企业实训。人民出版社,1954年成立于西安，是一个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出版社。前身是1951年1月成立的西北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青年读物、词书译文和工具书。出版有《中共党史人物传》、《秦汉史研究》、《唐代文学》、《鲁迅研究》、《当代史学》、《中国风俗》等。

这次实训我被按排在校对部，工作主要是协作社里的校对，准确使用校对符号，消灭错字，补齐遗漏，纠正版式错误，严格执行三校加点校制度，保证期刊质量

在实习中的第一周，因为对一些情况还不熟悉，开始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看各位同事的操作，他们校对的熟练程度和经验设置不是我一时能乞及的。所以在学习时必须全神贯注的去看，有时候稍不留神就会错过一点，还得请教让他们再重新演示给我看，多思考就会发现问题，然后去寻找答案，这样我每天也是有收获的。偶尔有很简单的东西他们也让我试慢慢着做，但我的表现还不甚让人满意。显然，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动手练习，否则你以为掌握了其实并没有，不动手一切只是纸上谈兵。比如在校对一份作者的投稿时，你都能看到同事轻而易举的几步完成，可是自己操作时不仅速度慢而且也不准确，中间还出现将对的改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是有深刻体会了。

接下来的二周，由于掌握了各种校对符号，和校对的一些基本程序和技巧，所以在后面的一次又一次校对中，开始速度提高了很多！但与同事们还是差距很大。比如，再对原稿中的错字别字要一一罗列出来，并在错误的地方要用校对符号标示出，但我还是太马虎了，遗漏别字，标点符号，有些地方忘了标记。并要坚持做到保持页面整洁，美观。在交校样时，我还请同事们再校对一遍，并提出意见。之后慢慢琢磨，改进方法！后面遇到新的问题，不仅是能力上的，更重要的是知识上的欠缺。比如在核对标题、署名，文中人名、地名、数字、公式等，自己有很多不太了解或记得不清楚，但校对要求的就是真实，准确，正确。所以我不得不利用闲时查阅观阅这些知识，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筹备。进而达到更高的级别。

很快进入到第三周，在校对精确度和速度提高的情况下，我起初开始独自校对一些报纸，稿件，并逐渐做二校、三校点校，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最后快结束实习实习时协助编辑接触一些报纸和书籍的校对，这个校对要求相对来说是更严格的。但对我的能力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高。不仅要

1.检查多、漏、错文字及标点、符号错误；核对标题、署名，文中人名、地名、数字、公式。

2．检查版面、格式，图表位置及表题、图题，字体、字号、字距和行距。

3．检查标题位置、层次及转行，注释、参考文献及序号，核对中英文目录及页码与文章的一致。

4．检查目录及对应的页码、刊眉、页码顺序、版权，封面、封二、封三、封底的文字、刊号、年月期号。综合处理，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在实习老师的鼓励和协助下，我门也完成的不错，通过这个高层次的锻炼，让我更是连贯的接触了由校对，到排版，美编，校对处理到印刷出版的整个流程，达到对我的专业印刷图文信息处理的更进一步学习！

坚苦的实训，理论加实践，贯穿始终的流程式学习，让我的动手能力提高很多，也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好的得到了实践、证明，更使自己在人格定位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三、收获与感想

三周的时间弹指一挥就毫无声息的流逝,就在此时需要回头总结之际才猛然间意识到日子的匆匆.原先颇感忸怩的离开大学的围城生活,现在已经渐渐变得顺其自然了,这或许应该是一种庆幸,或许更应该是一种叹息三周的磨刀练阵。

“从每一个标点符号查起，从每一个错字、别字校对，细心对待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那可能就是你突破胜利的起点！”这是我实习以来感受最深，也是坚信的一句话！

就校对而言，一次实践让我遇到课堂上从未遇到的问题，从而促使自己去学习校对符号的运用，文字排版技术等一系列有关知识。达到了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在此期间，由于学习的必要，我接触学习photoshop,illustrator,CADLT和CorelDRAW这些平面软件，虽然不太熟练，但也进步不少！

实习期间，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社里其他部门，针对我们的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了解学习到制图输出菲林开料印刷装订切成品全检入库流程！对以后在我们的专业更好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经过这三个多周的实习，我学会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终于知道父母赚来的钱是他们辛苦换来的成果。还记得刚开始，我都没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和心态，所以，很不习惯。要让自己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的。我觉得，并没有多少不平凡的事可以做，但是，如果要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得好了，就是不平凡。所以，应该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多学一点，多努力一点。这样所学来的知识才识真正属于自己的。

虚心请教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实习是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实习可以积累工作经验，而虚心请教是积累工作经验最直接的途径，因此，工作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就虚心地请同事，在他们耐心的教导中我不断走向成熟，也积累起一定的工作经验。

出版社编辑篇2

野人出版成立于2003年，是隶属于读书共和国的出版品牌。张莹莹是一位“地理人”，大学就读于台大地理相关科系，是最早加入台湾公益社会团体“荒野保护协会”（1995年创立）的成员之一，对自然生态和环保怀有深厚的感情，并在此领域有了可观的积累。因此，野人出版创立之初设定的主轴便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关。

好运气与用心并存

与其他只做社科类自然生态环保书的出版社不同，野人出版设定在创社三到五年内不限定书本类型，只要跟自然生态有关，任何文体都被纳入出版的范围。开放式的选题方式让野人出版的出版方向更灵活，创社不到三年便有了《手斧男孩》这样在一般定义里不会被当成自然相关的作品的引进出版。

美国作家盖瑞·柏森（Gary Paulsen）的《手斧男孩》是一系列荒野求生小说，一套共5本。这是野人出版的第一套小说，在此之前，出版社的三位编辑都没有做过小说文类。正好张莹莹想尝试小说领域，通过朋友介绍，他们找到了满足“小说”和“自然生态”题材的这本书。看过样书之后，野人出版没有多作考虑，一口气5本全签下了。

很多故事也都是在签完后才发生的，张莹莹用“傻气”形容当时的行为，一是因为当他们签下书之后才发现它已经在国外出版了近二十年，是一套旧书；二是一直到快要出版，去跟书店沟通的时候，编辑们才知道这套书在书店里被归类为青少年小说（在台湾，青少年小说是最难经营的一部分）；甚至，在上架之后，才知道此书的第一集在十年前被翻译成中文，由圆神出版社出版并被拍成电影上映。“圆神出版社在台湾有多厉害大家都知道，如果当时知道他们出过，我或许不敢签，至少不敢一口气签下5本。”

自2005年由野人出版引进至今，《手斧男孩》销售超过十万本。张莹莹庆幸野人第一次做小说的好运气。事实上，伴随着运气的，还有他们做书时的用心。

在对《手斧男孩》原文进行整理时，编辑特意将章节重新分割，把精彩的篇章或者具有标志性的段落独立出来，让小说情节更具节奏感和吸引力。同时，对分好的章节重新命名，达到“光看章节的标题就让人感觉很特别，有想读的欲望”的效果。另外，编辑部请来熟悉野外求生的老师，对照书的内容在每个章节中加入野外求生的知识和技能；还在书中设置了测验生存指数的进阶测试题，让读者代入角色，对比书中主角成功生存54天，以测试在同等境况下能存活几天。这些原版书没有的附带内容让读者，特别是让青少年读者有很强的参与感，书的大卖也就不足为奇了。

野人出版在“中规中矩”和“战战兢兢”的状态中走了前三年，这样的状态不算消极，却不是长久之计。所幸在2007年有了转机，用张莹莹的话来说，“2007年开始才确定出版这条路能继续走下去。”这个转机是《群》的出版。

经验的力量

《群》是野人出版的代表作，这是德国小说家法兰克·薛庆（Frank Schtzing）的环保题材小说。这部小说出版中文繁体版时分成上下两册，且不分售，自2007年出版至今销量已达13万套。然而若按过往的经验分析，《群》是“不可能大卖”的作品。除了之前倪匡的小说和《侏罗纪公园》等作品外，人们很难想到哪一本科幻作品是大卖的；其次，它很厚，堪称“大部头”，内容包含大量深奥的科普知识，并且是德文小说，作者也从未在台湾出过书。虽然这部小说在德国是年度畅销书，整年都没有下过畅销榜，但也仅限于欧陆地区，此书讯在台湾各大出版社“流浪”了一两年之久，几乎所有一线出版社都评估过，却没有人敢接。

《群》抵达张莹莹的手里，大卖的程度令其他出版社懊悔万分。“有的时候只是你能不能相信它是特例，没有其它原因。”张莹莹如此解释她的选择，“选书的经验越多，命中的几率越高，至少目前我们的经验是这样。也许有一种可能是不论用哪种条件去分析都不可能成功的作品我会放掉，但我们的选书并不应该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去排除什么，因为选书的经验指的是，选得越多越会发现市场不断在改变，才不会永远用过去的经验去评断。”

类似的“特例”在此后野人出版的多数出版品中得到印证。历史小说《隋乱》在出书前的“遭遇”与《手斧男孩》一模一样，野人出版一口气签下六本，却被列为小众品类，书店不看好。直到作者出到《隋乱》第二卷，才让人们相信历史小说也是好看的。书的陆续推出，也逐渐奠定了作者在历史小说的标杆地位。此时，野人出版也渐渐积累了自己的经验，“不论做任何书，重点都在于你心里有没有读者。如果真心地了解你的读者，并一心想要满足他们，就会去考虑他们发出的问题，编辑就应该虚心地去考虑怎么做才能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经验是不会被，关键在于编辑有多了解这个作品的好与不好，以及编辑是否对它有足够的热情。”

《群》出版之后，野人出版继续朝着原定的方向前进，同时他们决定不再只做自然生态这一领域的图书，而是针对社会的变化以及编辑的属性来做方向上的调整。他们迈出的第一步是亲子教养书。野人出版通过调查发现台湾读者对教养书有可观的需求量，在编辑属性上又有这方面的特长，这一块就顺势建立起来。“等于说我们把对市场的考虑和编辑的喜好两者放在天平上去权衡。我尽量去了解编辑，并尽量去了解读者还有什么样的需求，这两者是同时进行的。”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选题在市场上有需求，但编辑对这块没有热情不想去了解，而我又强迫他去做，那必定做不好。如果市场上有需求，但我找不到适合的编辑，我可能就放弃了。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人，读者需求的书很多，如果我做不好，那就宁可不做。这其实就是我们选书的标准。”张莹莹对选题与编辑的“适配”要求很高，这是她不仅作为一个编辑，更是作为一个主事者的标准，只有真正了解了书与编辑的关系才能让二者之间互相发挥最大的效用。她明白每个编辑都有局限，但让她觉得有趣的是，那些很有局限，只擅长一两种方向的书的编辑，往往特别专心；反而是那些兴趣广泛的编辑，相对来说比较不那么专心去做。这两种编辑都有发展的长项，不同的主事者会用不同的人。张莹莹自称“杂食动物”型，兴趣广泛，这种特质的好处在于可以跟不同类型的编辑沟通，“很多领域我也许不那么熟悉，但可以作为一个读者来发言，跟对这一块熟悉的编辑沟通。”

此后野人出版的其它不同类型作品，都是依此概念发展起来。这些经营成功的类型让人误以为他们已经出版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但实际上作品并不多。以亲子教养书为例，台湾很多读者谈起野人出版都会想到亲子教养书，但其实野人出版2008年才出了第一本相关书籍，到目前为止总共才16本。不过，这16本中有10本销量是破万的，所以才给读者“野人出版了很多亲子教养书”的感觉。“每一本亲子教养书相对于上一本都有突破，这个突破我认为对读者是有意义的。但我不会认为过去的教养书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出，反而是颠倒过来，大部分的选书都应该要问自己还有什么是可以突破的。”这种情况下，只有对以前曾经出过的此类作品了若指掌，编辑才能了解什么是新鲜的，是读者迫切需要的。张莹莹在自己和其他同仁身上看到了这样的成长。她亦坦言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比如看到不错的书但最终放手，或者先前认为有机会的书做出来却不受欢迎，“这样的几率都存在，但目前来看，这个概率是越来越精准的，不论是我还是我们的编辑，命中率都越来越高。”

未来三五年是野人出版的扩大期。所谓的扩大是指面向的延展，以及在既有面向上增加产品的种类，让编辑在所擅长的领域里面都能够崭露头角。“我的目的不过就是让编辑有更大的舞台，并希望让读者和渠道开始把野人出版当成一个平台来认识和看待。以往可能读者想到野人出版就会想到我们出过的类型，未来我希望在某一个类型上，你想到这个类型就会想到野人出版。”

出版社编辑篇3

【关键词】消费主义时代 编辑人员 社会责任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消费物资极大丰富，人们开始追求幸福的生活，21世纪的社会带我们进入了新的消费主义时代。人们的观念在迅速更新，传统报纸、图书媒体的传播方式和传播主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主义时代对图书出版编辑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怎样提高图书出版编辑的社会责任是摆在我们眼前一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消费主义时代的特点和变化

追求以享乐和休闲为主的幸福生活。进入21世纪的今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工业的发达，带来了社会物资的极大丰富，使得人们开始有时间、有条件追求幸福生活。传统观念中的“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逐渐被转变为年青一代所追求的“消费超前，及时休闲”。观念的转变带来消费的变化：过去的朴素简洁，成了现在的下里巴人;过去茶余饭后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看新闻，成了现在的打开手机、上网随时随地读消息。年轻的一代还没有结婚就忙着买房买车，游山玩水。

对生活品质和健康生活更加关注。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开始讲究生活的品质和健康的身体。由于国家层面提倡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加上眼花缭乱的市场营销，现在的人们对生命的存在和延长无比重视，不仅要有健康的身体，更要漂亮的外表。以前是“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现在变成了超前消费，比富比阔。吃喝玩乐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精心打扮，吃要精致，穿要名牌，享受生活。这些都成为21世纪消费主义时代的特征。

二、消费主义时代图书出版编辑的职业素养要求

职业素养是指一个人对所从事的职业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素质和修养，这与个人的自身品德及后天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必然联系，个人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工作的单位对工作者的形象鉴定，是一个人职业生涯成败的关键，消费主义时代图书出版编辑的基本职业操守和所遵守的道德规范，都包含在职业素养之内，在某种程度上可概括理解为人文素养、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的组合。

（一）要具备基础的人文素养

现代社会，信息图像满天飞，图书出版编辑人员在处理各种信息的时候，对处理关于人的尊严、身体生理有残缺等图片和图像的时候缺乏必要的人文精神，尤其在新媒体的数字出版领域表现的更为明显。大量血腥、残忍的图片或图像及耸人听闻的标题出想在人们的眼前，这是对人生命的不尊重、对悲催世界事态的麻木。现在人类生存环境存在的风险已经出现，图书出版编辑关注人与自然、人的生存是人文素养的良好体现。人文素养是图书出版编辑人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二）要有全面的专业素养和编辑技能

图书出版的目的在于传播信息，其他功能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为公众服务是图书出版编辑人员的天职，出于某种利益而进行虚假报道是新闻从业者的严重失职，更严重的破坏了新闻的客观性。他既是“一种报道的呈现方式”也是一种“专业的理念、守则”。在虚假新闻这方面，中国媒体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就是编辑人员缺乏专业性素养。除了这些，通常图书出版编辑人员的专业素养还要具有听、说、写的专业技能，熟练掌握各种器材的使用，有良好的交际沟通能力，有健康强健的身体素质等。

（三）要有尽职尽责的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道德素养是基于职业而形成的一种自律行为，让人清楚的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避免欺诈和诈骗的发生。我国的图书出版行业职业化还不够，职业意识也相应地比较薄弱，在实践中职业道德缺乏的现象较为突出。为了追求利益，为了轰动性，黄赌毒的图书编辑还会时不时的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三、消费主义时代图书出版编辑的责任意识

（一）坚持客观性，把握真实性

客观真实是图书出版编辑首要把握的出版准则，客观性也被认为是“负责的新闻界”的标志。真实是媒体赖以存在的源泉，如果图书出版编辑连客观真实都无法保证，那就无法满足人们求真的需要，必将失去图书出版存在的价值。在当今消费主义时代环境下，图书出版编辑只有坚持真理，保持客观，才能够无愧无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真真正正的履行自己所具有的职责，做到问心无愧。

（二）坚持正义道德，摒弃过度私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竞争更加的激烈，各路出版编辑媒体为了赢得竞争与利益，大量刊登、带有猎奇、暴力、血腥等不良的内容信息，力图将自己的主观想法融入到图书出版中，寻求轰动性效应。例如国内某网站在报道一次车祸过程中，不加修饰的展现现场的悲惨情况，车体散落一地，遍地献血，尸横遍野，这种行为可以说既是对伤者的不尊重，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另外，有偿新闻报道渐渐成为传媒人竞相逐利的重要手段， 比如山西繁峙发生了矿难，各类记者，不管是真的假的都排队索要财物，霎那间把新闻界的职业失德问题推到了封口浪尖。新闻出版行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出版与编辑，而成为了利益竞争的牺牲品，图书出版编辑的责任意识下滑也就不言而喻了。

消费主义时代的图书出版编辑要充分认识到编辑出版工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大力反映科技等文化创新成果，积极传播科技等文化创新知识，努力营造科技等文化创新氛围。与此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将为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空前的机遇，编辑人员在服务国家建设的同时，应自觉为创新型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柳斌杰.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六大转变[M].中国出版，2007（10）.

出版社编辑篇4

关键词：资本化；市场化；编辑；转型

目前国内出版社的编辑大抵分为两类：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有的出版社是策划编辑兼文字编辑。近年来，文字编辑在出版社内有边缘化的趋势，大部分出版社文字编辑的工作工厂化，不仅报酬低下a，且考核指标（审稿字数）苛严②。策划编辑的处境相对好些，在转企比较成功的出版社，内务部门效率提高，策划编辑在新的平台上能够比较顺利地推动项目。比较尴尬的是处在转型不彻底的出版社的编辑（往往文字、策划不分）。一方面，按照转企的要求，出版社建立了一整套程序化的管理架构，编辑需要走各种系统流程，找各类人签各类字；另一方面，企业的运营逻辑却是非市场化的，内务部门亦是人浮于事，出版流程很难迅速推进。如是，编辑的活儿就远不止是从前那些活了，在这些披着企业外壳、内里仍是传统体制的出版社里，编辑却是有疲于奔命的趋势了。

一、市场化、资本化下的出版生态

从2003年中央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以来，至今我们仍被置疑的一个问题是出版社是否真正拥有了合法市场主体的地位。事实上，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其时商品经济潮席卷各行各业，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开启了市场化，印制、排版、装帧设计、校对等业务一步步地被剥离出去。到整个行业转企改制的时候，出版社已不是从前意义上的拥有编、印、发完整产业链的出版社了。而今，社办发行有被大的发行集团整合的趋势③，而文字编辑本身亦有成为独立产业的潜质，④出版社更多的成为一个中介机构。相当一部分出版社并没能真正完成转企改制，且不说令人诟病的双轨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难以真正有效地组织起一个单位内部的从业人员，众志成城地投入市场化浪潮之下的生存空间争夺战中，单就表面建立起来的市场化薪酬机制而言，其实施过程也往往是阻力重重。

如是，在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十分确定的情况下踉跄前行的出版社到2011年起又遭遇资本化浪潮的冲击。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决策层大力支持文化企业进入资本市场⑤，大量资本涌入出版业，与之相应的是，出版业并购开始出现。这对出版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资本的介入对于破除体制壁垒、转变行业发展方式来说非常有利，这也倒逼传统出版社加快自身的调整步伐。然而资本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是天使，资本以逐利为目的，势必要求它所介入、所掌控的企业跟随它的步伐。资本的运转周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增值效率，对于寄希望于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出版社而言，传统的、精雕细琢的图书生产流程难以为继。这一点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启的出版业资本化浪潮极其相似⑥。如今，我们难得见到有原创性的重量级著作问世，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作者、编辑皆不能置身事外。

当下，我们的编辑除了要面对资本化大潮对所处行业的冲刷外，还要面对另一个革命――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已打破了传统的纸质出版的概念，新的出版形态扩展到手机、网络、阅读器等新媒介，针对屏幕的出版越来越受到出版商的关注。目前是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并存的局面，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并存的局面将被打破，纸质书仅成为少数品种的图书的存在形式。无论从环保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成本节约以及阅读便利的角度考虑，数字出版皆有取代传统出版的优势。目前出版社还没能找到一个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以实现向数字出版的转型，反倒是新媒体公司凭借其技术优势抢占了先机，尔后再反过来与传统出版社合作，利用其内容壮大自己的声势。⑦然而内容毕竟是作者创造的，如果说从前出版社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在这里，出版社则成为了作者与新媒体公司的中介，那么，作为中介之中介的出版社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所必需则是十分可疑的了。

在传统的出版社里，我们通过编、印、发分工配合，最终将书稿呈现为读者案头的图书。而今，从内容到阅读接受，只需一个屏幕就可能实现。数字时代，一切传统出版所承担的中间环节都可以省略。这对编辑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

美国出版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那些曾经活跃在社会舞台上、与作者比肩的编辑群体悄然不见，取代而之的是那些以雄厚资金为后台的、善于谋划运作的出版人。与此同时，整个编辑群体“原子化”了――在《编辑人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美国的编辑分工十分细致，组稿编辑、选书编辑、文字编辑、结构编辑、营销编辑，策划编辑，等等，根据出版公司的业务及规模，各有各的分工。⑧出版社之外，比较活跃的编辑群体是经纪人、写作助理以及独立编辑。经纪人替作者物色适宜的出版社，代表作者与出版商谈判；写作助理为作者精加工稿件，以便稿件顺利地被选书编辑选中出版。独立编辑（又称自由编辑）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退休人员，他们一般会结成类似“独立编辑联合会”和“顾问编辑同盟”之类的组织，定期聚会⑨，各位独立编辑根据自己的擅长，接受出版社、公司以及作者的委托，完成编辑出版流程中的一项或几项工作⑩。总之，编辑工作细分是其中一个大的趋势。

美国的出版学者曾言及他们的出版业每20年就会经历一次标准的从大至小，从小至大的循环周期。k巧合的是，我国的出版业如前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经受市场化浪潮起，各出版单位一步步缩小业务范围，至2011年左右资本市场大举介入，出版业又经历着相关联业务的集中、重组。如今，许多大的出版集团早已突破了传统出版的范畴，在影视、文艺展演等相关文化产业均有涉足，如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旗下除了书、报、刊以外，另有影视公司、广告公司、在线网站等。大的出版集团能充分整合、利用自身的资源，跨媒介开发选题。如贝塔斯曼公司就将同一题材《图兰朵》持续地开发成不同媒介的产品，先是其旗下的音乐公司在北京策划了歌剧《图兰朵》，接着下属影视公司将该剧制作成电影，杂志登载相关评论文章，出版社出版相关图书，最后还开发CD产品在俱乐部和网上发行l。可以说，“多媒体互动、大规模运作已成为出版集团开拓市场的重要手段”m相应地，这对策划编辑的整合能力、协作能力亦有很高的要求。

三、关于出路：一点可行性的分析

在这个数字网络的时代，资本浪潮裹胁之下的媒介整合势不可挡，出版业处在一个非自主的、由小至大的发展周期中。编辑如何在这复杂的出版生态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有限的环境支持下勉力实现自身的文化抱负？这是每个出版从业人员都必需面对的问题。笔者对于国内编辑的发展方向有一点思考，在这里抛出来供大家讨论。

首先，出版业有它的特殊性，它的产品――图书也同时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媒介。作为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中介，策划编辑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书籍的面貌。在没有烦琐的程序的情况下，作者只需通过策划编辑就可以实现与读者的对接。在数字网络时代，这一过程尤其简洁。策划编辑负责挑选好的书稿，将其转化为各种形态的阅读接受，在这个过程中即可实现价值的生产。策划编辑的甄别能力空前重要，不同于以往的“文化传播的把关人”的定位，这一次，策划编辑是以自已的品位从海量的“出版”中打捞出值得阅读与传播的内容，重新编排、组织后“再出版”。因此，有志于策划的编辑同仁一方面要有独立经营、全方面统筹出版的准备，另一方面要跟上技术日新的步伐，开阔视野，尝试跨媒介策划，多层次、立体地开发选题资源，提高自己的跨界整合能力以及与其他专业领域人才的合作能力。

其次，如前文所述，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出版业整合、业务细分的时代。也许有一天，出版社像外包美编、校对一样，文字编辑业务也全盘外包，文字编辑工作成为一个产业。目前因文字编辑在出版社的地位日益边缘，文字编辑报酬低下，多半时间被各种繁琐的事务填满。但如果文字编辑从出版社独立出去，组成文字编辑联盟之类的松散组织，则有可能改变这一局面。文字编辑联盟与雇佣者之间的博弈，会得出一个市场能接受的价码。倾心于传统文字编辑工作的同仁要有充分的独立面向市场的准备。在知识爆炸式增长的时代，文字编辑要拥有在某一知识领域的专业性，终身学习是必须的，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人沟通、谈判的能力。这就要求文字编辑走出室内，与行业保持互动。如美国现在的独立编辑那样，文字编辑们会定期聚会，分享供需信息、交流工作体会。

最后，资深的文字编辑也可以考虑投向作者，成为写作助理，通过服务于作者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写作助理帮助作者精加工稿件，甚至创作稿件，深度介入写作过程，如过去的典范编辑一样，成为与作者比肩的合作者。一方面，在国内，名声在外的作者大多身兼数职，难得有时间精心构思、写作，他们可能在某一领域比较突出，然而却疏于笔上呈现的功夫；另一方面，写作助理本身在出版业浸润多年，深谙出版社的出版机制以及读者的阅读品味，他们懂得如何将内容更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二者的合作无疑有助于实现价值的最大化生产。此外，擅长谈判的编辑亦可考虑作专职人，作者的稿件，代表作者与出版方交涉，为作者争取最好的出版机会。

（杨林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室主任）

注释：

a 文字编辑的字数稿酬这十年大体没有什么变化，多数出版社一直是四五元每千字。在通货膨胀加剧的今天，文字编辑的收入论实际购买力――以每年通货膨胀率6%计――其实折合不到过去一半。

b 有的出版社要求的编辑年审稿量已达600万字之多。

c 参考田丽丽.整合社办发行 出版集团亟待解决的难题[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7.26.

d 司有和.论知识经济时代编辑行业的产业独立性[J].编辑学报，1999（03）.

e 当时有关决策层明确表示“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上市，鼓励文化类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重组，促进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参见姚轩杰.路径廓清 文化产业资本化提速[N].中国证券报，2011.10.27.

f 参见[美]霍华德.典范在夙昔――珀金斯精神死了吗？[M]//[美]格罗斯主编.编辑人的世界.齐若兰，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67.

g 张宏.从转型走向破局――关于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的博弈[J].编辑学刊，2011（03）.

h 参见[美]麦卡锡.一种创造性的合作关系[M]//[美]格罗斯主编.编辑人的世界.齐若兰，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105.

i 李晓芸.美国的自由编辑现象[J].出版发行研究，2001（03）.

j 邵益文.“零距离”接触四种美国编辑――访美见闻及印象[J].出版发行研究，2003（05）.

k [美]阿伦森.从拍卖会到电子盛会――编辑学在美国的演变[M]//[美]格罗斯主编.编辑人的世界.齐若兰，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27.

出版社编辑篇5

[论文摘要]：本文表述作者对图书编辑业务流程各环节的内容定义，并从各个层面上简析图书编辑业务体制中按学科分工确定岗位的种种弊病。在此基础上，提出职能编辑的概念，提出按编辑个人所长、所好为主构建的职能分工的业务体制方案。并提出了可操作的实施方案。本文最初于1986年左右在科学出版社成稿。是较早提出组稿编辑进而策划编辑理念的文章之一。

一

多年来，国内相当一部分出版社（特别是自然科技类出版社）实行按学科分工确定岗位的编辑业务体制。以学科划分编辑室，在编辑室中往往再划分学科组，按人头再细分各人分管的分支学科，责任编辑负责自选题至发稿全过程的业务。

在这样的运行体制下，为了“多出书”，不少出版社仍然以年发稿字数、附加品种数等作为对编辑人员个人的主要业务考核指标。组稿、审稿作为编辑加工的“编前工作”，难以与发稿字数平行地计算工作量，客观上淡化了策划、组稿、审稿的意义。显然，这不利于出版社的整体发展。

而且，编辑人员受学科分工的限制，为了完成发稿任务，即使有意愿、有热情，也不太可能主动进入相邻学科，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策划、组稿业务。在图书出版业日益激烈、跨学科全方位的竞争面前，尽管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却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造成潜在的策划效能浪费和市场效益缺失。

在这样的运行体制下，图书编辑室组什么稿、出什么样的书，书稿质量的评价，加工质量的控制几乎都完全取决于责任编辑个人，很难从整体上导入市场竞争意识进行有效的营销管理和指导性干预。“责任编辑”的意义从出版社内部来看，以不仅仅是某一部书的特定责编，而是出版社该学科的责任编辑了。换句话说，出版社某一学科图书出版状况，其整体规划上的独创性、系统性，其学术水平，其编辑构想，其稿件加工质量等等，无不取决于分管该学科的责任编辑的个人业务素养，而往往并不都准确地体现出版社的整体素质。例如，让一个具有多年工作经验且有进取心的编辑甲，或者让一个才工作不久、又对编辑工作缺乏全面认识和热情的编辑乙来分别掌管同一学科的编辑出版业务，两者的工作所反映出的、被读者认为是代表出版社水准的面貌会相差很远；或者是当主管A学科的责编的素质才干明显强于主管相邻的B学科的责编乙时，出版社A学科和B学科图书的选题质量、出版物质量就会出现明显差异。读者自然因此会认为：该出版社的A学科的图书质量高，B学科的则不行，造成出版社整体品牌形象的缺损。

再者，“编辑工作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工艺”。仅仅于此还不够，我们说编辑工作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它的创造性体现在编辑人员构成用于指导完成选题、组稿和审稿的、带有独创性的选题构思、组稿构思和审稿构思（统称为编辑构思）上；编辑工作又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它的技术性体现在编辑加工、版式处理过程中严格维护出版社特有的格式、体例和整体质量水平，从而体现出版社出版物的整体个性即品牌特色上。

谈到编辑构思，一部书的作者在写作伊始，要先构思书的结构、取材和叙述方法，那么，编辑在编书之前，是否也有必要先完成一个构思呢？“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乎无算乎。”虽然选题还未列选，编辑人员的包括该学科出书规划、该书对应于特定读者对象的策划及其内容的编排结构、作者的物色及对其写作上的要求、该书的装祯设计思想、营销宣传方案等构思就应当初步形成了。从本质上讲，编辑构思同样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它体现了因人而异的风格和个性。同样的选题，即使是为名家出专著，也同样可以提出不同的编辑构思，而按不同的编辑构思编出来的书，其风格、面貌和质量、水准都会有很大差别。如果只有作者的构思而没有编辑构思，编辑工作就成了只是技术性的加工整理工作，编辑活动成了被动盲目的行为。依赖于等稿上门，创造性便无从谈起，创造的喜悦和乐趣也随之消失。这正是编辑家和“匠”的区别所在。与过去相比，在今天图书出版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编辑工作早已不再仅仅是“为人作嫁”了。

谈到编辑加工，我们认为，只要做好了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完全有可能简化编辑加工的工作内容，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仅对书稿进行文字加工和单纯技术性处理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认为编辑加工是一门需要多学科知识的复杂技巧，是一门每个编辑人员都必须精益求精方能真正入门的基本功。

由上述可见，选题组稿（包括指导作者写作）审稿与其后的编辑加工相比，它们在工作性质、工作形式和工作内容上都有明显不同。具体反映在编辑业务中，就形成了各工作阶段责任编辑的职能的不同。

然而，那种按学科分工的业务工作体制使得编辑们疲于完成发稿任务指标，很难激励他们面向市场独立思维，以充分的自主性去关注选题策划、组稿、审稿，也就很难在较短时期内有效地调整出版社选题的整体结构，很难顾及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大型工程诸如重点综合类丛书、文库书、工具书等等了。

而且，如果只有学科分工而无职能的分工，责任编辑被动地“死守”某一学科，在该学科范围内他必须交叉地进行多部书稿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统改校样等工作，从而对编辑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实际上，并非每一名编辑人员都既能从事创造性编辑工作，又能出色地完成技术性编辑工作的。尽管我们认为，精于编辑业务而成为全才、通才是可能的，但是人又确实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正如有人长于策划、而有人却适于行动一样，编辑工作中也是有人善于组稿、而有人却更长于编辑加工。加上人又各有所好，有人爱好组稿、思维敏捷活跃，有人则更喜欢独处、专心伏案推敲书稿。在只有学科分工的工作体制下，编审、副编审和编辑、助理编辑同样提出选题、进行组稿和编辑加工，从而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也不利于激励编辑人员积极钻研，提高业务水平，不利于调动各层次编辑人员的工作激情。

为了充分发挥编辑人员所长，量才用人，使每一名编辑都能各得其所；为了调动编辑群体的积极性，从整体上提高出版社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提高运营效率，增强出版社在行业内和国际图书市场的竞争能力，有必要在编辑工作中强化职能分工而淡化学科的分工。

我们既然承认编辑工作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工艺；编辑工作中有创造性工作、技术性工作和行政性工作之分；我们又既然承认编辑人员往往是各有所长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并鼓励编辑根据自己之所长，作为编辑工作过程中某一环节的职能编辑，以全身心投入于其中，发挥最大效能呢？“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关键在于确立一种新的工作体制，允许并激励编辑在某种范围和程度上自主地选择特定职能的编辑工作，身心交融地完成其“自我价值的实现”。

随着社会进步和文化产业信息化的发展，更新编辑业务及其管理体制早已成为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而随着图书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改造早已沿袭多年的以学科分工为基本构架的工作体制，尽快转向以职能分工为主、以信息化手段为基础的新的工作体制。

二

在上面所述基础上，我们进入实践、操作层面，提出以高级编辑人员为学科带头人、建立职能分工新体制的具体设想：

（一）以学科带头人为组织和决策人，编辑组（室）内设立策划（组稿）、审稿和加工编辑等职能。策划、运营团队作为出版社保持核心竞争力的灵魂，绝对应当保留在社内运营体制的核心地位上。而技术加工环节，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在社内设立独立核算的书稿编辑加工公司，也可以通过社内的专业公司将部分书稿技术加工业务外包给社会上专业书稿编辑或公司去完成。

一部书稿付印前的业务运作，分为组稿和加工两大阶段。策划（组稿）编辑（以下简称策划编辑）的职能包括策划选题、组稿、指导作者写作并带动在其周围的审稿、加工人员形成的工作团队有序运转。组稿工作结束的标志为一个优秀选题列入社（室）出版计划，并伴之以一个完整、成熟的编辑构思的初步形成（可以反映在图书选题策划方案中）。

审稿编辑的职能为组织审查、完成对书稿的审读评价，提出完善的书稿修改方案，确认书稿质量并收定稿。审稿工作完成的标志为收定稿，伴之以审读报告（对书稿的鉴定评价）的产生。

加工编辑的职能为对书稿做文字加工和技术处理，使之达到符合出版要求、达到可以交排版制作使之能顺利作业的质量水准，并负责统改校样。

我们可以根据图书形态的进化，调整并完善对编辑加工的概念界定，从而重新定义加工编辑的工作内容。今天的图书，从以往传统的文字内容为主，以文带图，正文中有少量插图，或将插图集中在几页铜版纸上做成插页的“字书”，已经进化到以图带文，图文并茂的时代。图文浅显易读、版面生动活泼，不但更方便于阅读，迎合了读者大大提高了的阅读欣赏品位，“图书”之名副其实的进化也更新了编辑加工的观念。我们可以考虑将加工编辑、版式设计的技术编辑统称为技术编辑，其业务职能从只对书稿文字做编辑加工，扩展到包含书稿的文字、插图处理，图文的版式处理等书稿后端处理各环节。

在以策划编辑为核心的运作团队单位内，审稿编辑和加工编辑（或称技术编辑）均只对组稿编辑负责，由组稿编辑对他们进行业务监督和考核。

我们必须承认，策划编辑、审稿编辑是编辑室的高级编辑。他们的工作因人作风而异干起来各有不同，但并不是每个编辑人员都能胜任的。然而高级编辑的形成并不完全以职称为其唯一依据，领高级职称衔的编辑人员做专职的加工技术编辑、发行营销编辑以保证出版社正常业务的整体水平和质量也是完全必要的（只要合理解决考核工作量、奖励机制等问题）。给每个编辑人员一定的实践体验时间，让他们在竞争中正确地认识自身的强长弱短，从而重新选择确立自身的职能地位，确立长远的、有自信的发展方向，也许是一种比较人性化的育才途径。这里还有一个对年龄与资历、能力与特长之间关系的观念更新的过程。

（二）实行职能分工后，原来各编辑之间的学科分工便随之逐步淡化，策划编辑可以在编辑室（组）所辖各分支学科内全方位开展活动。在策划编辑队伍和技术（加工）编辑队伍分别形成且相对稳定后，可以扩展到在编辑部甚至全社范围内打破学科分工界限，让策划编辑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活动。形象地讲，这犹如唐僧去西天圣地取经超度孙悟空那样，揭开如来佛五行山顶的那张“庵嘛尼叭弥牟”镇山压帖儿，石破天惊之下，必然有一批如孙悟空那样的策划能人（或称达人）脱颖而出。

（三） 在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出版社，选题、收定稿及其加工任务的安排可由编辑组（室）统一计划管理。一部书稿的策划或审稿编辑通常不再担任该书的加工责任编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版权页上，“责任编辑”一栏可以分解，或者以多人署名而策划编辑领签。在质量管理上，除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质量管理之外，还可以实行自后向前的纵向质量管理，即加工编辑监督审稿编辑的工作质量，审稿编辑监督策划编辑的工作质量。这样做有利于互相监督促进，提高编辑各环节的圆滑运行。

（四）推行职能分工体制的关键之一是工作量的考核方法问题。策划、审稿必须要能独立地与编辑加工平行地计算工作量并作为年度考核指标。

前面已经讨论过，策划、审稿和编辑加工在工作性质、工作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单用字数来考核三者的工作量已变得不合理，因为组稿字数、审稿字数和发稿字数三者所分别表征的工作量并不等值，至少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不十分确切地举例来看，如果说组稿20万字等值于发稿20万字的工作量，审稿20万字则很难与前二者等值。即便是出于鼓励将编辑工作的重心前移，暂定三者等值，那么组稿40万字、审稿40万字和发稿40万字的工作量也肯定不能等值。而只有设立能对三者作相对等值的考核指标，才能顺利解决诸如奖金分配、工作分配、职能的自身确立以及工作量统一考核等一系列管理问题。

考虑到鼓励编辑前移工作重心，从策划选题开始就重视工作质量，我们设想用一种粗略的非线性的积分制来统一评估考核三者（即组、审、编）的工作量。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使之具体化：

假定以20万字稿件计，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三者的工作量被认为基本相等，定为10分，则给出下表供讨论用：

20万字 组稿10分/ 审稿 10分/ 编辑加工10分

40万字 组稿15分/ 审稿10-15分/ 编辑加工20分

60万字 组稿20分/ 审稿 15分/ 编辑加工25分

选择这一组数值仅仅是为了形象地描述我们的设想以引起讨论。如果设想合理，这一分值系统的合理确立并不很困难，更何况它是可以根据出版社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的。

实行积分制统一考核年度工作量，譬如可以设定助理编辑年工作量为60分，编辑为100分，副编审、编审为120分。以此确定个人年度工作内容和计划。编辑室的工作计划在此基础上综合而成，它带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编辑可以以组稿为主，也可以以加工为主，根据出版社编辑人员的实际状况，在过渡时期，应当鼓励编辑人员逐步过渡，即大部精力扑一头，或在学科带头人的指导下做组稿工作兼做少量加工发稿，或主要做案头的编辑技术加工兼做少量的组稿工作。

在当前图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应当从运营管理体制上鼓励编辑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到策划选题上去。只有多策划好选题，多出适销对路、重印率高的好书，才是出版社的发展出路所在。策划、组稿编辑工作出色应当重奖。最终，一个出版社编辑人员的合理结构一定是：

策划编辑人数≤审稿编辑人数≤技术加工编辑人数（含外聘编辑）

三

出版社编辑篇6

关键词：书刊；编辑出版；时间控制；选题质量

有关书刊出版过程时间，业内比较通俗的说法为从编辑接稿之日起至第一批次书刊印刷完成日止。这是目前比较认可的说法。所以，书刊出版过程要经历多个环节：稿件审核校对、文字编辑加工、图片绘制、美编处理、排版设计、装帧设计以及最后的印刷处理等。

一、影响书刊编辑出版过程时间的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书刊出版行业的技术水平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个人认为，影响书刊编辑出版过程时间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书刊出版社的规模和专业程度

书刊编辑周期与出版社规模和专业程度有关。目前，我国出版社良莠不齐，要保证书刊编辑出版如期完成，首先要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出版流程中的稿件审核校对、文字编辑加工、图片绘制、美编处理、排版设计、装帧设计以及最后的印刷处理等各个环节涉及多方人员合作，有经验的大型出版社可以在时间上很好地对上述环节进行宏观规划。若是在出版社书刊集中时期，一旦出版书刊过于集中，没有经验的出版社很有可能会出现由于工作人员不到位导致书刊编辑出版时间滞后的现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图书在这个时代也变成了时效性很强的知识传播媒介，一旦出版时间滞后于他人，作者和出版方都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我国大多数出版社的出版编辑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各个环节的工作缺乏合理的安排，甚至有些待面市的书稿因为编辑的延误而导致终身被埋没。

二、控制书刊编辑出版过程时间的有效途径

书刊编辑不仅要具有良好的创新策划能力、较强的职业敏感度和扎实的文字功底，还要学会合理考虑整个出版流程，统筹工作安排，学会科学的工作形式。编辑人员要提前预想到每一个环节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并做出适当的时间安排，防止措手不及导致项目瘫痪。

此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已经不局限于书刊方面，微信、微博、电子书等都是很好的获取方式。现阶段书刊出版的压力与日俱增，所以，书刊选题要格外慎重，编辑人员要有十足的信息确保书刊落地后可以成功地吸引读者眼球。

2.合理规划书刊出版的各个环节

书刊出版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重点，没有主次之分，每一个环节所需要的时间都要根据书刊具体时间情况而确定。所以，书刊编辑工作开始之前，要为本册书量身订制专属的出版流程以及应急预案，防止最后出版倒计时出现意外情况。

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升级转型，图书编辑工作应该拓展新的业务操作平台，各个环节工作人员要尽早适应操作流程，提高专业能力，深刻认识数据的重要性，学习和利用前沿数据工具，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缩短书刊编辑出版时间。

4.加强出版社与印刷企业的相互协作

印制环节对出版时间控制非常重要，有时甚至能左右选题策划。出版社与印刷公司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图书出版的最后一个流程――图书印刷。所以，加强出版社与印刷企业的相互协作，也是缩短书刊编辑出版时间的有效手段。

缩短书刊编辑出版过程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需要在书刊编辑的每一个环节中编辑人员细化工作，每项步骤均要达到同期化要求。书刊编辑工作要以提高文章质量为工作前提，切实保障图书的出版质量为目标。编辑人员要敢于创新编辑模式，打破传统的工作规划，针对书刊分类和现代社会读者的喜好确定选题，并处理好同行业之间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客观分析影响书刊质量和出版时间的主要因素。总而言之，书刊编辑工作要不断完善选文评文的质量制度体系，把握图书主旋律，夯实基础，抑制风险，为再造辉煌的图书时代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程光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古籍展览：介绍善本书暨地方文献展览[J].新世纪图书馆，1980（02）.

出版社编辑篇7

本着这个初衷，本刊记者走访了北京部分出版社，对这一与每个出版社编辑都息息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然而，在采访过程中，原有的想法不断受到挑战，针对编辑绩效考核的优势和弊端，业内很多领导和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方面，多数出版社认为，编辑考核是在出版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以及出版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在过去20年间，这种简单的量化考核方式，对于激发编辑热情、推动出版社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种考核制度的指挥之下，编辑的市场意识、经营意识和成本意识得以不断加强，同时编辑也通过这种考核方式切实分享到了出版社效益增长的成果，收入水平能够保持不断的增长。

当前不少出版社在探索编辑考核时，比较重视编辑业绩的量化要求，按照编辑策划与文案的不同类型分别拟定利润与字数等指标，但是忽略了相同数量的业绩对出版社可持续发展可能存在价值差别，忽视了质。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徐益民认为，根据编辑策划文案专业分工的现实，可以分别设置针对策划编辑的“项目质量”和适合文案编辑的“编校质量”两个导向性指标，来引导编辑将主要精力放在具有持续增长潜力的业绩创造上，这对出版社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极为重要。

另一方面，一批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出版社，恰恰认为不应该对编辑进行绩效考核。认为绩效考核会抑制甚至扼杀编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由于出版是内容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为了更加全面激发编辑的创造力，生发更多源源不断的资源，编辑应该被滋养起来。

有位行业外人士甚至例举出“唯绩效主义”的“七宗罪”，即：切断员工和公司的情感联系;数字全面作假;部门之间对立，形成隔热墙;效率奇低，成本奇高;策略短视，漏洞百出;固步自封，创新一个死一个;离心离德，人才流失。从各个方面剖析过度绩效考核如何导致国内一家转型中的大型传统企业一步步走向衰败。

出版社编辑篇8

一、大数据时代出版编辑面临的问题

什么是大数据(Bigdata)，目前业界尚未有统一的定义，被引用较多的是互联网搜索引擎上这样对大数据的描述：“大数据是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数据承载着信息，在大数据的实际应用中，用户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大数据进行更好的决策，这些决策可以发生在政府政策制定、社会舆情监测和商业营销等领域。大数据时代，新闻出版编辑面临的问题有：

编辑对新闻出版业数字化发展趋势不敏感。目前，在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传播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从文字的加工生产到后期制作发行营销，再到文字的传播保存，以数字技术手段参与新闻出版所有环节而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出版业态，即数字出版。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新闻出版业进行改造，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新闻出版业的发展速度和空间。然而，这种趋势并非为传统新闻出版人所完全认识，数字新闻出版对传统新闻出版的改造能力，也并没有被信息传播企业的编辑人员所认同。

编辑人员对新闻出版产品数字化认识上存在误区。有些编辑一说新闻出版的数字化，就认为是原创作品形态的表现形式数字化，其实，数字化新闻出版的未来趋势是原创作品形态表现形式的数字化、编辑加工的数字化、印刷复制的数字化、发行销售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的数字化，涉及新闻出版的各个环节，而非一个环节。在数字化产品同读者见面之前，其他环节都应该通过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处理，应用的触角应该伸向新闻出版产品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特别是编辑、校对环节，更应该按照大数据时代的要求进行数据加工。

此外，已经起步的数字型编辑存在重技术、轻内容质量的问题，为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忽视文字好坏是数字型新闻出版的核心问题。编辑只有对文字内容资源，包括稿件的收集、编辑加工、知识体系的分类等进行整合和管理，大数据才能在新闻出版业得到科学利用。

二、大数据时代新闻出版呈现的业态

信息产业的竞争规律是，30%甚至更少的企业拥有70%以上的市场。较早进入电子图书领域的北大方正、中文在线等几家企业，虽然不是传统的出版单位，但已将全国500多家图书出版社，120多万种的图书资源进行了数字化的整合集成，从而占据了中国电子图书市场90%以上的份额。在此业态下，新闻出版业的编辑应该转变观念，积极融入到大数据时代这一时代潮流中，要与数字出版物的制造商、销售商和数字图书馆的经营者一样，成为新闻出版数字技术的新兴代表。

大数据背景下，信息传播企业通过技术手段转变新闻出版传统的方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传统新闻出版向数字新闻出版转型，需要足够的资金、技术、人才支撑，而这也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企业面临的短板。同时，国家目前还没有出台数字新闻出版的行业标准、版权保护等统一标准，这也成为数字新闻出版传播的障碍。

同时，固定的读者群体、作者队伍，为编辑开发利用大数据提供了有利条件。信息传播企业的读者市场相对稳定，它们已经掌握了这部分市场的销售渠道和消费区域，这为信息传播企业出版发行数字出版物，提前提供了销售渠道和销售对象。而且信息传播企业还有着独特的内容资源，这些专业内容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成为初步具有形成数字化产品的核心内容，信息传播企业不延伸开发也是浪费，这些内容资源是打开市场的钥匙，是与其他产品进行市场竞争的利器。各个专业出版社、杂志社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品牌特色和市场知名度，为编辑进行数字产品开发营销奠定了良好基础，不用像一本书或杂志发行时需要开发生产那样费事。传统的新闻出版理念大多是以书籍、报刊等产品为中心的，而数字新闻出版既要以客户为中心，又要以产品内容、产品质量等为中心。

三、大数据时代出版编辑应有的理念

“网络媒体及各种新兴媒体的发展为受众提供了新的沟通平台。我们在经历着一场信息革命……”［1］这对编辑应对大数据提出了要求。

1.树立数字出版的理念。随着电子产品和计算机技术的日益成熟，近年来，数字化阅读对纸质阅读的冲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许多杂志社、出版社都纷纷成立自己的研发部门和机构，希望面对冲击能够提前布局，为同业竞争赢得市场机遇和机会，赢得更多的筹码。

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编辑要顺应这一潮流。目前，许多杂志社、出版社仍然靠传统出版、传统经营模式维系生计，然而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编辑不可能游离之外。尽管杂志社、出版社目前数字化盈利模式的轮廓还不是十分清晰，但是编辑要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有计划地去有效推进单位的数字化改革进程。一是要有运用网络的基本能力。在大数据业态下，编辑要具有熟练地使用网络的业务素质，对门户网站、新闻网站等页面要适应，并且能熟练查找自己所需要的新闻和信息。二是要创新编辑产品。在编辑的推动下，信息传播企业应通过数字技术对出版的中小学教材、大中专教材进行多媒体开发、立体互动，改变目前学生教材都是纸质版的现状。我们不难想象，若干年后，学生们上课会不会只使用数字型图书，在老师的引导下高声朗诵，而不再用纸质版课本？“面对新媒体竞争，传统媒体需要应对的第三个问题是新媒体的竞争压力给整体宣传思路带来的冲击和变革。”［2］

数字型编辑在树立新型编辑理念时，要处理好信息传播企业市场性导向与创意性导向之间的关系。信息传播企业传播内容的传统编辑方式、传播模式、盈利模式太过单一，根本无法体现新技术给信息传播企业带来的好处，创意产业和信息传播产业的高附加值优势也无法在编辑、发行过程中体现出来。

2.培养全新编辑的理念。卫星、网络传输等技术的普及，不仅要求信息传播的技术工具或者手段、组织形态能够与先进技术相匹配，还要求编辑的理念跟上先进技术的要求。传统型编辑，是指按照没有电脑和互联网技术时代的编辑模式进行编辑、校对等文字加工，无视或忽视新技术给信息传播企业带来的影响，对数字出版没有概念的编校人员。数字型编辑，是指迎合时展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更新编辑理念，运用新技术给信息传播企业带来的便利，颠覆传统的流程，对编辑、校对等文字加工工作改革的编校人员。以下从6个方面对传统型编辑和数字型编辑运作逻辑给予比较(以杂志、图书为例)：

同作者的关系。传统型编辑靠出版社、杂志社的名气认识作者，靠作者投稿认识作者，靠上级部门转稿认识作者，图书出版后或者文章发表后，基本上没有往来，缺乏与作者的关系维系意识。数字型编辑通过网站认识作者，通过博客、论坛认识作者，通过参加各种会议认识作者，通过QQ聊天认识作者，通过网络传媒认识作者，网络发帖征集稿件，图书出版或者网站发表后，同作者保持联系，并通过作者推荐认识其他作者，与作者共同策划图书的宣传和后期发行，扩大影响力。

编辑模式。传统编辑模式主要有两种：1.最传统的模式是，编辑直接交给排版员排版，排版后进入“一编三校”流程，每次稿子都是满纸改动的痕迹。这样做造成纸张浪费，版面动来动去，每次打印的校对稿页码都不一样。2.改进后的做法，编辑要求作者提交纸质稿，然后在纸质稿上编辑，到处都是改动的痕迹，最后交给照排室。这种做法已经比第一种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仍然浪费纸张，增加编辑和排版员的工作量。数字型编辑向作者要word电子稿，在电子版上编辑加工，修改后交给排版员排版。这样做便于查找错误，减少排版人员的工作量，能有效提高编辑速度和编校质量。这就要求编辑不仅会打字，还必须掌握word操作的基本知识，会运用一般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有效甄别搜索结果的准确性。应积极建议杂志社、出版社出台数字新闻出版业务流程，适应时展要求。

校对模式。传统型编辑喜欢纸质版修改校对，在稿子上涂来涂去，满纸皆红，然后交给排版员，这样既增加了排版员的工作量，又加大了自己无谓、徒劳的工作量，浪费纸张，浪费时间。数字型编辑习惯在电子版上校对，可以随意修改、反复修改，避免排版环节修改次数，提高稿件的正确率，最后交付排版，让其按照作者要求设计排版。

版式要求。传统型编辑不研究市场流行风格，不论稿件题材和体裁，开本大小一样、字体版心一样，完全由照排室做主，忽视读者心理和需求，缺乏档次和品位。数字型编辑对市场有充分了解，用什么开本和纸张，封面、书名用什么字体和色彩都十分讲究，目录字体、正文大小标题字体都有自己的理念和风格；既照顾到传统读者的偏好，又照顾到大数据时代读者的喜好，在设计版式时会考虑电子版如何设计才能更加吸引读者，怎样设计便于网络传播，便于相关知识的链接，便于读者点评、跟帖，便于其他网站转载。要求排版员按照自己对市场的了解，结合作者要求和读者数字阅读的需要去装帧设计。

策划意识。传统型编辑缺乏起码的策划意识，我就是一名编辑，安排我编辑什么稿件我就编辑什么稿件，市场不是编辑的事情，营销不是编辑的职责，图书、杂志盈利与否，影响大小等同自己没有关系，忽视大数据技术对编辑产生的精准营销意识、文稿个性化内容定制平台的重要性、数字内容产品消费者付费意愿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编辑观念更新对数字新闻出版产业的未来所产生的影响。数字型编辑有较强的策划意识，一本书能开印1000册，经过编辑策划和努力会增加到3000册或更多；利润空间是几千元，经过与作者、书商共同努力扩大到几万元或更多；一本普通的书稿，经过策划可以变成畅销书。从接到稿子到图书出版、杂志发行都渗透着编辑的心血，会一直遵循“稿子—策划—确定印刷数量—媒介宣传—市场营销推广”的思路。

利润模式。对传统型图书编辑来说就是买卖书号，最多加上作者包销图书。数字型编辑把小的做大，把一般的稿子策划成畅销书，把作者包装成名人，带动图书、杂志的持久销售，扩大利润空间。

推崇数字化，倡导编辑走数字型编辑之路，并不等于说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不复存在，对传统的编辑模式进行全盘否定，而是说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出现了一种通过信息技术向全球加速传播方向演化的趋势，它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改变了信息传播企业传播者特别是编辑人员的工作理念，使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体、对象、场所、途径、方式和结果等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为编辑的观念更新提供了可能和契机，这也是数字新闻出版业界进入大数据时代后的必要条件。

3.要有新媒介生态的融合自觉。“自工业革命以来，使人类社会发生特征性转型的强大动力是信息革命。其中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大震撼力的事物，可以说是新媒介。”［3］随着二维码这一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报纸、杂志、图书等纸质媒介有必要把编辑个人的博客网址，出版社、杂志社的官方微博、官方博客账户、电子邮箱、QQ号等大数据时代产生的信息，制作成二维码，放在杂志的固定位置，放在图书的封底、勒口、书签、腰封等特殊位置，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这样不仅大大方便了读者进行网上阅读、手机浏览，还方便作者发送和投递稿件，有效增加了编辑、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的互动。由简单的、传统的纯文字阅读，变成随时随地阅读、观看比单纯文字内容更丰富的图片、更生动的视频等，颠覆读者的阅读方式，将读者、作者从传统阅读、投稿带到全媒体的阅读、写作模式之中。大数据时代，编辑要自觉融合到新媒介这种生态环境中，做新时代文化的推动者、尝试者。

编辑的责任是传播文化和文明，大数据的出现也是一种人类文明，如果我们信息传播企业的编辑认识不到大数据对新闻出版业的影响，认识不到自身对传播大数据的作用，有人担心过不了多久，传统新闻出版业会像胶卷摄影被数码摄影所代替一样，一部分传统新闻出版企业有可能成为民营出版商的编辑室，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传统出版社、杂志社编辑的警觉。相信我们信息传播企业的编辑们能够有这样的文化自觉，承担起科学利用大数据的文化责任。

四、结语

从理论到实践，大数据的发展为新闻出版行业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大数据的根本是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这就要求编辑必须适应大数据这一时代背景下，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生产和传播方式，以全新的理念来承担数据信息加工和传播的职能，为新的读者群体和受众，为新的作者群体和客户，提供绿色环保、准确快捷的服务。

(作者为河南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分社总编辑)

参考文献

［1］刘东建.当下中国“改文风”的政治修辞解读［J］.新闻爱好者，2013(4).

出版社编辑篇9

关键词：编辑身份；财务支持；项目风险投资；激励；考评

随着时代的发展，编辑身份的多元化与财务支持优先的困境日益突出。近代以来，编辑人、出版家是出版业中的重要一极，他们往往声名卓著。然而，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里，编辑的声望随着传统出版边界的模糊而日益消弭。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数字出版业态的兴起，从纯粹文本编辑到策划编辑，再到文化产品制作设计人，他们距离传统兼具学术风味的“编辑人”概念日益遥远，现代出版社编辑身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元。

诚然，现代出版依然强调编辑的龙头作用。一切创造性选题都从编辑手中产生，编辑依旧是出版社最强的生产力，财务报表上体现的主营业务收入直至利润产生都可以追溯到具体编辑的贡献，每本优秀的图书――比如获奖图书，也会因版权页上署名的策划和责任编辑而找到谁才是最优秀的编辑。文化企业当然更有资本标榜自己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管理者乐意以柔性管理的方式审视编辑工作的“小资”与“随性”，以卖书所得获得一份体面的生活并经营着现代出版人的理想。

更显著地，在出版社内部，编辑作为一个岗位、一种身份及个体存在，也获得了较其他员工额外的显性与隐性的财务支持。比如，出版单位的薪酬体系设计中，先确定编辑岗位薪资标准，并以此作参照系，对营销及行政管理部门岗位等进行系数折算；编辑的量化考核中，看稿工作量、利润创造以及获奖图书数量，等级均与严格的货币资金支付对应；出版单位还有许多与编辑岗位及其编辑图书相关的隐利，如更优先的国内外出差和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个人的业务进修、培训机会，等等。

就财务而言，对编辑的所有显性与隐性支持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为货币支付。现代企业强调资源的投向具有标的明确性、可控性与可计量性。现代企业的绩效考评取向已经相当成熟――例如，设法进行任务与使命分解，从项目组产生的绩效中分解出利润创造单元直至将利润归于具体的个人并施以激励。在这里，“个人”的概念可以是编辑，也可以是项目组中非传统的编辑成员。传统出版中以“编辑人”为对象的优先财务支持往往没有与具体的项目绩效建立起线性关系，支出频率与规模在时间与空间上无法与回报配比。特别地，这种个性化的编辑财务支持经常掺杂着领导好恶、利益均沾，客观上导致企业文化停留在人治的低水平层面上。

二、项目风险投资：一个尝试性的替代解决方案

鉴于上述普遍存在的问题，业界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既像福利又像投入的财务支持方式的优劣。出版社项目培育中的“风险投资”理念具有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它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一传统出版模式下的编辑激励陈规――唯有项目才能找到与其配比的投入与产出。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广义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从投资行为的角度来讲，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旨在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以取得较高收益的一种投资过程。从运作方式来看，它指由专业化人才管理下的投资中介向特别具有潜能的高新技术企业投入风险资本的过程，也是协调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投资者的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种投资方式。

就出版业而言，以项目作为直接而具体的财务投资对象，将打破现行出版社编辑至上、财务支持方向不清的不合理现象，其运作以项目选择、评估、投入、跟踪、效益评估来全程定位，体现持续的管理控制，投资风险将主要由投资主体即出版社风险投资基金管理组来承担。基金池来源可以是每年按固定比例提取的研发资金，也可以是来自上级的专项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横向的企业资助，或者上市募集的资金，甚至包括私募股权引入，等等。

在出版企业里，基金组成员中至少应包括以下人员：第一，经验丰富的投资管理人员，这是风险投资的专业性决定的；第二，选题委员会全体成员，因为项目筛选很多时候是基于文化内容的判断，他们要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第三，相关项目基金组可以引入外部专家，包括资深出版人、学术专家等，以保证项目的高水准；第四，项目组理应包括董事会部分成员，以体现出版投资人对项目运作的全程监管，包括财务监督。

三、项目支持优先：可达成的阶段性目标

风险投资观下，从编辑优先向项目优先的现代出版财务支持转变，契合了当下基于内容产业进行文化再创造的企业多元化的经营本质。一方面，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纸质图书不再是绝对的部分；另一方面，基于内容产业的价值链越来越长，编辑与非编辑的劳动成果无法在某个环节进行清晰分割。项目风险投资观在出版企业的施行，至少部分解决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其一，这是一种更先进的出版企业管理理念，它从制度上确立了全新的财务支持对象――具体的项目，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个人的激励基础是对其业绩结果的考量，企业文化提供的软性人文关怀，员工职业成就感，也可以是一份写在名片上的体面职位，财务支持非并是必需和唯一的。出版企业员工个人职业技能提升主要靠两条路径：自身终身的学习与单位定制的规范培训，而非将员工的这种能力拘泥于对编辑的财务投入。换言之，采取项目投资的方式而不是单纯个体编辑财务支持方式，体现了更平等的员工意识，有利于构建更和谐的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是企业文化的升华。

其二，以项目风险投资方式作为财务支持，为单位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编辑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现代出版追求价值创造，“两个效益”指标体现在品牌价值和图书市场销售业绩上；传统的一本优秀作品的价值实现要遵循如下过程――从选题策划、作者撰稿交稿、编辑加工、出版制作完成到销售实现、收益确认、市场评价收集等。出版周期短则两三年，长则十年以上。编辑在这个过程中是孤独、落寞的，很少有编辑能把自己的青春智慧以“期货方式”在这么长的时段里作价回收。在以图书利润提成作为业内普遍推行的年终考评方式下，他们也许可以忍受低收入，却不能忍受因没有创造利润而在单位失去尊严。出版项目风险投资以基金池方式存在，员工固定年收入以外的增量部分将以项目完工进度比例的方式确认，并从基金池中支付。某种程度上，这笔基金也可称为“种子基金”“孵化基金”。

其三，项目风险投资观为出版社的主业经营找到了合理的风险分担模式。出版社以风险投资的方式确立重大重点项目后，项目的策划人无论编辑、销售人员、管理人员，或者出版社借助的外部力量，都将以合同的形式确立双方权利及义务。风险投资基金方将承担最终投资失败的风险。因为在出版社内部，风险投资管理方具有确定投资方向的主导权，他们或以传统的选题委员会名义或以现代企业投资专家组的名义，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专业性认证，包括项目完成周期、项目预计投入、项目进展监控、项目两个效益评价、项目失败风险估计、项目失败风险规避及转嫁方式，等等。此类风险分担的模式将极大地消除项目策划主体的后顾之忧。当然，项目在进行可行性评估时，项目策划人、项目实施主体身份依然是关键影响因子。通常认为，资深编辑提出的项目比新手提出的具有更低的市场风险，更易为基金组青睐，从而成为项目运作的核心成员。

其四，项目风险投资观将传统的出版选题策划投入上升到现代企业研发的连续投入。“策划”概念的提出，是对早期出版――“作者自主投稿方式”的一次飞越，它强调了编辑不只是完成“编校改”任务，而应在书稿形成之前介入。现代出版因行业融合度的提升，单一以“策划”来涵盖图书产品，已无法满足互联网背景下的阅读终端交互特征，也不能全部整合创意价值链。项目风险投资观聚焦于出版产品的研发，唯有研发才能够将选题策划出的内容进行价值链延伸，选题策划只是内容创造的核心部分而已。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投入通常占到当年营业收入的2%～4%，按中间值3%来配比的话，一家年产值2亿的出版社应该每年将600万用于产品的研发。现实中出版社很少有如此高比例的研发拨付投入。传统出版习惯于按现有选题进行常规显性成本投入，所谓的大项目额外投资亦不过是围绕大项目启动追加的组稿会费、启动费、资料费，等等。研发视角下，项目全程管控以及价值链延伸是核心。比如，研发视角下的少儿文化产品开发，除了关注少儿纸质图书的出版，还要关注内容的二次开发、三次开发，从纸质图书至有声读物，从在线学习到亲子游戏场景设计，从儿童影视创作到儿童玩具设计开发，从区域市场进军多语种国际市场，单是要遵循的质量标准就包括图书质量标准、互联网传播规范、婴幼儿使用玩具安全，等等。其间的很多工作已经超越传统出版社具备的能力，借助外脑是常规办法，局部模块研发还需要外包。

其五，项目风险投资观可以观照出版社的中长期发展，进而有助于出版机构基业长青，甚至成长为百年老店。无论是专业化的出版社还是综合性出版社，都不能像可口可乐一样以独立的配方、单一的产品屹立于世，出版社拿到的只是出版权。故单一产品对现代出版企业的利润支援力度将越来越微弱。现今中国经营良好的出版社无不依靠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化强势产品，将出版社的市场影响力无限放大。项目风险投资观不拘泥于一时一城之得失，它以契约的方式固化项目从设计到执行再到评估的整个流程，其稳定性保证了出版社的经营方向不会因一把手的变动、一手把的好恶而随意改变，也不会因项目策划人的岗位流动以及编辑的人才正常流动而滞阻。出版社在整个周期内的任务就是认真执行项目，保证项目不偏离预期的市场价值。如果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考察，连续多个项目风险投资计划的完成，将会展现项目设计时超乎意料的叠加效果：因投资项目的风格而形成出版社的出版风格，出版社更易体现在某一出版领域的集中优势。有规模、有产品个性的出版社，才具有竞争优势。项目风险投资契合了出版企业的竞争需要。

出版社编辑篇10

我们看到，在辞书事业欣欣向荣，许多创新开拓、编校精良的优秀辞书不断涌现的同时，也有一些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的劣质辞书进入了市场。尽管这些劣质辞书不是主流，但它们败坏风气、误人子弟，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极坏的。为了纠正这一严重情况，保证辞书事业健康发展，新闻出版总署于2003年组织了辞书编辑出版质量的专项检查，李长春为此做出了明确批示；2006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又了《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明确辞书出版的必备资质，其中之一是出版社必须成立辞书编辑室，辞书编辑不得少于5人，拥有高级职称的不得少于1人，而且均须经过专门培训，取得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证书。

为落实《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精神，2006年7-8月，受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人事司委托，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和中国辞书学会联合承办第一期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培训班（简称“辞书编辑培训班”）。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要负责招生和管理，中国辞书学会主要负责教学和考试。此后，辞书编辑培训班每年一度，至2012年，已经举办了七期。由于办班地点在北京的大兴区黄村镇，第一期学员仿照“黄埔军校”的说法，戏称自己为“黄村一期”，以后各期学员援例，分别称自己为“黄村二期”、“黄村三期”……如今一、辞书编辑培训班学员概况（一）各期辞书编辑培训班的举办时间及学员人数

说明：以上数字是根据辞书编辑培训班花名册统计的。其中第四期有2名学员、第五期有1名学员因不能坚持学习而退学；第四期有1名学员因成绩没有通过而在第五期复读，另有1名第一期学员在课程调整后于第六期再次入学。学员所属出版社数的总数已剔除重复者，另外，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不属于出版单位，也统计在内。

（二）派员参加辞书编辑培训班的出版社及所派学员人数

（一）教学安排

第一部分必修课

第一单元辞书出版的任务、要求和相关政策法规

第二单元辞书编纂工作的语文基础知识

第三单元辞书编纂的基本工作和要求

第四单元关于辞书编纂现状和评价标准

第三部分作业

以上教学安排是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人事司和中国辞书学会、新闻出版总署培训中心共同商定的。中国辞书学会按照这个安排，确定了大部分的授课内容及授课老师。第一期后，每期都根据当年的具体情况略做调整。总的思路是：以促进我国辞书事业健康发展为宗旨，以培养一支合格的辞书编辑出版队伍为中心，选择最合适的老师讲授最合适的内容，帮助学员扎实地掌握辞书编辑的基本功，及时介绍国内外辞书学研究和出版的新成果，努力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相长，学以致用。

（二）授课老师及授课内容

担任授课老师的主管部门领导有：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邬书林（《辞书编辑出版的意义、要求和质量保证》）

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副司长 吴尚之（《辞书出版政策法规》）

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副司长 王英利（《图书出版政策法规》）

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司长 李宇明（《辞书与语言文字规范和关于辞书现代化的思考》）担任授课老师的中国辞书学会负责人有：

名誉会长、《辞海》常务副主编 巢峰（《辞书工作者应有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

名誉会长 曹先擢（《中文辞书发展述略》）

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任 江蓝生（《（新华字典）第11版的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修订》）

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韩敬体（《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现状和评价标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和修订》、《语文辞书的正误讨论》）

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宝荣（《专科辞典释义的两个层次》、《语文辞书释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 龚莉（《百科全书编纂现状和评价标准》）

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章宜华（《西方辞典学研究与词典编纂出版的质量保证》）

副会长、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 潘涛（《（辞海）编修之道：学·术·法》）

副会长、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总裁 李朋义（《数字辞书的编纂及发展前景》）

学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宁（《辞书评论》、《（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汉字规范与辞书用字问题》）

学会顾问、科学出版社编审 周明鉴（《辞书的历史、现代和前景》）

学会顾问、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 徐庆凯（《专科辞书编纂现状和评价标准》、《（辞海）编辑工作程序》）

学会顾问、鲁东大学教授 张志毅（《理念演绎辞书》、《世界语文辞书的思潮》）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李红印（《学习辞典的编纂理论及实践》）

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编审 李志江（《辞书的通读和质量检查》）

副秘书长、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 徐祖友（《辞书评论漫议》）

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晁继周（《语文词典的收词与释义》）

常务理事、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潘书祥（《辞书编辑工作中科学名词术语规范问题》）

常务理事、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刘青（《科技名词规范化与辞书编纂》）

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 彭卫国（《辞书的选题策划》）

辞书现代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 乐嘉民（《辞书编辑工作中“量和单位”的正确使用》、《的质量保障系统》）

编辑与出版专业委员会主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周洪波（《语文辞书的百科性问题》、《辞书编纂与语言生活》）

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谭景春（《语文辞书的词类标注和释义精细化》）担任授课的其他专家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董琨（《语文基础知识》一）

商务印书馆编审 刘一玲（《语文基础知识》二）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厉兵（《辞书编纂与语言文字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程荣（《汉语辞书的框架结构和总体设计》、《的编纂与修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 孙关龙（《辞书的索引、参见、配图、附件》、《辞书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外交学院教授 潘绍中（《双语辞书编纂历史经验、现状和评价标准》）

复旦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高永伟（《英汉词典的编写传统和创新》）

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 艾尔肯（《民族辞书的编写和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 韩知更（《精心打造精品图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

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主任 孙述学（《辞书数字化的探索》）

民族出版社编审 松布尔（《蒙汉词典的编纂》）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编审 马静（《（中国茶叶大辞典）的编写》）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 刘杭（《全面规范严谨前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出版管理工作探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 程立华（《学生系列百科全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陈浩元（《我国法定计量单位及其在辞书中的常见问题》）

以上所列课程，“必修课”每课4学时，“我国优秀辞书编辑、出版经验介绍”每课2学时。大部分是各期辞书编辑培训班都要讲授的基本课程，授课老师在框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每年都要补充新的观点、新的材料，题目也有少许变化，常讲常新；少部分是考虑当年的具体情况调整补充的，从第六期开始，新闻出版总署要求以培训参加“十二五规划”及“出版基金”项目的辞书编辑为主，课程中增加了专科辞书的内容，同时加大了实际操作的考核力度。

辞书编辑培训班的作业实际上是参加培训的汇报和总结，也是成绩考核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学习结束回到本单位后1个月内完成，完成后交给培训班的老师评阅。第一期的作业是撰写学习汇报或论文（字数5000字以内），第二期是参加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辞书质量检查”，第三期因故没有布置，第四期以后均为一部辞书的“总体设计”。

第一期学员作业完成后由评阅老师进行评选，优秀作业有：

略论辞书工作者的品格（中国青年出版社 庄志霞）

论辞书编辑的服务意识与市场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明节）

试谈《现代汉语词典》湾词语收词的意义和原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乔树雄）

浅议语料库在汉语辞书编纂中的应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华春荣）

从小型语文辞书的市场需求看该类辞书编纂的总体设计（中华书局 侯笑如）

如何以用户为中心开展辞书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 冯傲雪）

论专业辞书的读者定位和编撰体例

——从《中国旅游景区景点大词典》的编撰工作谈起（旅游出版社付蓉）就市场和我社当前状况谈小型查考类体育专科词典的出版

——附《简明运动解剖学辞典》设计方案（北京体育大学孙宇辉）把握定位勇于创新精益求精

——在编辑《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辞典》工作中运用专科辞典编纂理论的思考（党史出版社韩冬梅）

辞书通读和质量检查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某出版社《新华字典》与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第10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邵宇彤）

试论双语学习词典例证的评价标准（商务印书馆刘军怀）

现代汉英词典中释文的“实用性”浅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吴文智）

第二期学员作业是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图书编校质量检查的规范要求，检查了市场上销售的50部辞书（每人或两人检查1部，主要是语文辞书）。他们的检查结果成为后来专家检查的基础材料。

第四期学员所做的辞书“总体设计”，分成市场调查情况、总则、编写体例、编写成员、资料收集、审稿程序等几个部分进行。有的学员结合自己手上正在编辑的辞书重新架构，有的结合本社的发展规划提前设想。学员的优秀设计有：

《3-6岁中国儿童亲子阅读大百科》总体设计方案（甘肃教育出版社 冯莉）

《吐鲁番旅游文化辞典》总体设计（新疆人民出版社 李维青）

《中国民族建筑图典》总体设计（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陶志宁）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总体设计（开明出版社 魏红岩）

关于《大连大辞典》的总体设计（大连出版社 魏悦）

《中国古代建筑词典》总体设计（开明出版社 支颖）

《世界知名品牌词典》总体设计（甘肃教育出版社朱黎明）

《新编常用同（近）义词反义词别义词词典》总体设计方案（新疆人民出版社钟鸣）

辞书编辑培训班在新闻出版总署所举办的各级各类培训班中，是办班时间长、授课内容多的一个。不仅要完成培训任务，还要通过考核，为合格学员颁发“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证书”，责任重大。因此在“愉快教学”的同时，加强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措施有：

（一）配备班主任

从第一期起，中国辞书学会就为培训班配备了驻班老师，一直由副秘书长李志江担任班主任（前两期分别与培训中心的刘轶群老师、尤广巽老师任双班主任），第五期班主任增加了副秘书长徐祖友。周明鉴作为学会的副会长和顾问，除第五期外，一直驻班参加教学管理。

（二）成立班委会

每期培训班都成立班委会，由班长1人，班委3-4人组成。班长多由参加本期培训的出版社领导担任，班委兼任组长，其产生主要考虑学员的分布和代表性。班委会和班主任一起处理培训期间的日常学习、生活，成为授课老师与学员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

（三）严格考勤制度

为了促进学员之间的交流，也便于考勤记录，每个学员的座位固定，而且桌上都有桌签；学员因事不能上课的必须事先请假，不请假的或请假超过两天的不予结业。第5期就有1名学员因同时参加两个培训班，缺课超过两天而自动申请退学。

（四）严肃考场纪律

培训期间，学员要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在入学的第二天，是摸底考试（闭卷），时间1小时，主要目的是：一方面使老师对学员的学习基础有一个普遍的了解，以利于调整讲课的内容及深度，另一方面也使学员对日后结业考试的题型及解题思路有一个感性认识，以利于听课过程中的理解和总结。第二次考试即结业考试（闭卷），时间2.5小时。培训班的考试纪律严格，尤其结业考试参考了高考的要求，座位临时调换，课桌距离拉开，等等。至今没有出现作弊现象。

（五）确保判卷公正

结业考试的成绩是否及格，直接关系到学员能否获取“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证书”。为了保证判卷公正，每次判卷都在考试当天进行，由图书司的有关领导、授课老师、培训中心老师和未参与授课的辞书专家组成的小组集体批改，每人只负责一道大题或其中的一部分，由专门人员统计每道大题的分数，然后相加计为总分。对接近及格分数线的试卷，都要求再次复核，避免失误。每期考试的及格率大体在90%左右，未及格者可于下一期结业时参加补考。

（六）作业必须完成

培训班的作业是培训结束后一个月才交回的，但它仍是考核的一项内容，不完成、不合格，即便考试通过也不能颁发证书。第一期有1名学员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二期有2名学员经多次催促仍不交回作业，培训班即以未完成考核拒发证书，直到第三年，在图书司领导批评了该社领导以后，他们补交了作业，才拿到了证书。

辞书编辑培训班的教学管理是严格的，但学习生活也充满了欢乐。每期培训总要跨三个星期，每个星期有一次聚餐，聚餐后有一次卡拉OK，学员们在彼此交流中敞开胸怀，一展才艺，增进了感情，加深了友谊。

四、辞书编辑培训班的收获及成功经验

辞书编辑培训班至今已开办了七期，学员人数572人，遍及154家出版社和相关单位，这是我国辞书编辑出版事业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学员们态度端正，学习刻苦，勤于思考，遵守纪律，经过20天或将近20天的集中学习，不仅对我国辞书事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有了全面的了解，还对辞书编辑出版操作规程的基本要求有了明确的认识，收获颇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明确了辞书是具有典范性质的工具书，它在传承民族文明、传播中华文化，在解疑释惑、普及科学知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辞书编纂是国家文化建设事业中的基础性工程。因此，作为辞书编辑必须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良好的思想素质、扎实的学术修养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第二，进一步了解到辞书是一个信息密集的有机整体，其内容必须准确，其表达要求精当。辞书编辑应该熟悉辞书学理论，尽量拓宽知识领域，提高判别真伪优劣的能力。老师讲授的课程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为今后继续学习提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三，进一步拓展对发展辞书事业的认识。只要具有创新意识，就能够设计出适合不同读者对象的、特色鲜明的辞书选题和框架体系，尤其是在专科辞书和地方特色辞书以及各类学习型辞书的领域里更是大有可为。要出版好的辞书，不能急功近利，而要根据辞书编辑出版的特殊规律，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培训班的学员中，令人感动的事情很多，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对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李维青提出表扬。李维青是该社的党委书记、总编辑，是办班以来学员中领导职务最高的，她又是新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学员中职称最高的。参加第四期培训班后，她不仅自己认真听讲，保持全勤，而且将社里的汉族学员和少数民族学员组成了互助小组，效果十分显著。该社分别操五种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编辑，第一次接受这么长时间的培训，能够坐得住，听得进，学得好，非常不容易。他们的收获之大，远远超过了试卷上的分数。培训期间，维吾尔族编辑拜克提亚尔的亲人去世，他匆匆赶回乌鲁木齐安排后事，又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赶回北京参加结业考试，这种敬业精神和认真态度，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扬。如今，新疆人民出版社已先后4期派出31人次参加了辞书编辑培训，在全国出版社中该社参加培训班的人数最多。

学员们普遍反映，据他们所知，在新闻出版总署所有的培训班中，辞书编辑培训班是时间最长、要求最严的。老师很权威，讲课很精彩，学习后再编辑辞书就上了一个层次，即便不编辑辞书，对于提高语言文字水平也很有帮助。许多学员结业后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们了解到，他们大致有三种去向：一是成为本社辞书编辑部门的负责人或业务骨干，有的还被提升为社领导；二是虽未从事辞书编辑，却成为本社审读室的负责人或语言文字规范方面的小专家；三是认识到编辑辞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能力有限，从此不再轻易涉足。第一种去向的学员经常参加辞书学会的各种学术活动，给辞书学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气和活力。后几期的学员在培训期间或培训后建立了QQ群，通过互联网保持联络。其中以第六期的QQ群最为活跃，他们编辑加工辞书稿件时一旦遇到疑难问题，立刻发到网上求助，一定有人帮助解答，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群体。

一些出版社的领导对辞书编辑培训班也表示非常满意，他们从学员培训回社后的工作表现中发现了学员的进步——学和不学就是不一样。有的出版社（如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凡辞书班培训考试通过的可以在本社的编辑考试中免考；有的出版社（如吉林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甚至把辞书编辑培训作为本社编辑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出版社（如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在领受国家重点辞书项目后，有针对性地分批选派编辑参加培训，社领导成员中大部分已经取得了辞书编辑的“上岗”资格。现在，不少本身具有辞书编辑资质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华书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都积极参加辞书培训，就连不属于出版系统的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也派送了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