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十篇

社会组织篇1

以包容互信为品格团结慈善力量

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

郑州市民管办：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牢牢把握行业协会商会服务经济发展的改革机遇

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贺信

靠服务立足，才是协会应有之道

公益捐赠的税收“玻璃门”该破一破

各地代表委员为社会组织发展建言献策

财政“购买”社会服务将付“成本”

“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传承

三部曲折射龙岗对“草根组织”理念之变

地方党政领导的社会组织发展大局观

深圳行业协会立法再为全国探新路

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云南省公益慈善团体信息不公开不能过年检

救灾中的项目管理越专业越好

评估,社会组织管理培育的有效手段

探索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温州实践

开放的公益项目主动的社会参与

中央财政支持为社会组织助跑领航

湖南省对四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管理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在改革中砥砺前行

社会领域充分竞争才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现代慈善事业的社会价值及我国法律障碍分析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思考

社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加强社会组织党员信息网络化教育的对策

我国社会组织存在问题及应对之策刍议

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及其社会组织促进作用的发挥

善用社会力量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对完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的几点思考

提高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国志愿服务立法对策探讨

基金会评估历程、开展状况与特点

文化类社团参与文化强省建设浅谈

从制度供求的视角看当前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

壹基金登记为公募基金会的思考

广东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的思考

非营利性组织的商业化趋势及税收政策调整

公信力是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生命线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党建工作的外部性研究

NGO在灾难中的成长契机与发展方向

浅谈基金会投资愀条件和投资方向

社会组织在阶层和谐中对密切党群关系的影响

行业组织之于阶层和谐功能的现实考量

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几点思考

公民社会范式下温州商会研究综述

社会组织篇2

[关键词]社会管理；政党组织；民间组织；组织资源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1-0033-04

组织是克服个人体能与智能局限，实现目标的载体。组织的构成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价值目标、规章制度、运行机制等其他要素。社会管理体制的形成要求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健全与完善。这有必要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两种组织网络的功能：一是原生网络，即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尤其是基层组织网络；二是新生网络，即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长起来的社会自组织网络，即民间组织网络。两种网络的长期共存与协调发展，对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一、政党组织网络与社会管理

政党是一种根在社会、志在国家的政治组织。不过，政党需要通过其组织网络和组织工作赢得社会，并最终赢得政权。“作为执政党，总是想方设法减少社会矛盾，协调各阶级（除了该消灭的阶级之外）、阶层、集团的利益，以便造成一个和谐的局面，求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1]可以说，执政党的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组织网络协调社会矛盾、开展社会管理、获得社会认同、实现社会整合。当然，不同政党制度规定了政党的不同生存策略，其组织意义也不尽相同。比较而言，以竞争选举为活动轴心的政党，组织作用要相对弱些，而以组织体系为活动轴心的政党，组织意义要强些。

中国共产党是在对中国社会进行组织化改造的基础上领导社会革命，开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根据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通过在各领域大力发展党员，积极拓展党组织，几乎覆盖了国家各个领域与社会每个角落，迅速建立了党的组织网络。共产党通过庞大的组织网络及其相应的组织工作，不仅确立了对国家与社会纵向与横向的领导，而且建立起了社会管理的组织体系，构造了全国范围内化解矛盾、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组织力量，从根本上将近乎一盘散沙的社会整合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社会管理和建设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功能。

但必须清楚的是，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从根本上挤占了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很多民间组织或自行解体，或被取缔；即便是留存下来的也出现了严重空洞化，或被改造成高度政治化、科层化的组织，或功能严重萎缩，成为政党和政府的依附组织。因此，政党组织了社会，社会也被政党化了，成了一个结构平铺、泛政治化的社会。从这个意义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主导的组织化管理，本质是统制型管理。以政党组织网络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是有条件的，包括社会的低分化和低流动，组织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利益的均质性和一体性等。如果这些条件发生变化，这种管理模式就必然会受到挑战和冲击而发生变迁或调整。

如果说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基础在社会，那么其执政的基础同样也在社会，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在于能否赢得社会、能否管理好、服务好社会。有学者概括了基层党组织的意义：是党整合社会的组织机制；是党协调与社会关系的组织纽带；是社会协商体系发展的组织力量。[2]可以说，无论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主要工作空间都在基层，工作平台就是党的基层组织网络。或者说，基层组织网络既是党执掌政权的组织基础，也是党领导和管理社会的组织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推动了政党组织网络管理社会的阶级基础、政治环境、责任使命的深刻变化。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剧变后乃至更早的时间以来，中国政党组织的演变是一种“萎缩”和“适应”的共时性过程。[3]确实，为适应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党不断开展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目的就是要推动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和生命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通过抓基层、打基础，坚持始终把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积极开展组织制度、组织工作、组织队伍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建设。基层组织凝聚社会、服务社会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无论是在日常工作中还是在完成重大任务、应对突发事件、战胜自然灾害等关键时刻，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了化解矛盾、应对危机、服务群众等社会管理作用。如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基层党组织组建各类“党员抢险队”、“党员突击队”1.82万多个，参与党员达118.3万余人，在救灾一线和灾民安置点组建临时党组织720多个，形成了一个个坚强战斗堡垒，为抗震救灾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民间组织网络与社会管理

不同于政府与政党组织，散布于现代社会的志愿组织、基层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民间组织网络。该网络的存在意味着在国家与社会结构逐步分化的条件下，社会机体能够使各种矛盾和冲突在社会领域得到缓释、修复或化解，实现社会自管理、自控制、自协调。因此，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必须培育民间组织网络、提高社会自组织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以权力转移为主题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撼动了党和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和控制，促进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空间的成长；单位制、身份制、户籍制等逐步解体或松动，促使单位人开始转向社会人，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个体和社会单元；为了实现利益和保障权利而组织起来的大量民间组织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有学者将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和全球“结社革命”结合起来，称之为“社团革命”。[4]在法律上，这些组织具有非赢利、非政府等特性，一道构成了民间组织网络。

虽然，中国各类民间组织成长的政治与行政色彩还比较浓厚，依附性还很明显。除了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政治性社团外，基层自治组织的政治化也非常突出，其他不少社会组织也具有官方或半官方属性。相反，那些“去政治化”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状况则令人担忧。国外有研究认为，在中国不可能出现纯粹的国家——社会的分离，正在出现的民间社会是一个“不成熟的民间社会”，或是一个“国家引导的民间社会”。[5]尽管如此，西方学者还是将民间组织的发展，视为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重要指标。特别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从代表社会下层表达意见、支持个人权利和利益以及支持扩大公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等方面来看，这些新的社会组织回避政治，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民间社会。[6]从社会管理看，民间组织成长及其网络的形成，意味着严重萎缩的社会自主空间开始拓展，严重受损的社会自治能力开始发育，社会自我管理能力逐步增强。

与传统统治型社会管理不同，现代社会的高效管理必然是一种多元治理，是一种服务型管理，不仅包括政府与政党组织，而且离不开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中国民间组织网络的成长已经并将持续发挥其社会管理功能。这可概括为：

其一，拓展社会资本。社会管理与人们之间共识的达成、人际信任与合作密切相关，与社会资本投资和蓄积相辅相成。社会资本研究的共识是：各民间组织是社会成员行为规范和互相交往的组织平台，是促进社会合作和信任的最佳土壤。因为，民间组织是社会成员横向互动的组织网络，能够建立起人们之间相对稳定的组织联系，创造并扩大交往范围，增进互惠、合作规范，形成信任文化。民间组织创造信任、促进合作的机能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信任式微现象，促进沟通、形成共识，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其二，开展社会帮扶。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公平正义缺失是影响社会管理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依靠政府力量。但实践表明，民间组织在慈善救济、扶贫开发、教育帮扶、权益保障等领域发挥了缓解社会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民间组织的慈善救助行为是一种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分配行为，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因贫富分化悬殊带来的社会怨恨，缓解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冲突，拓展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其三，实现良性互动。中国社会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形成了不同利益要求和意见表达，对组织化和制度化参与渠道形成了需求。民间组织的成长有助于将社会成员的一些问题在基层社会直接解决，或通过民间组织将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聚合起来，综合遴选，向政府传递，使不同的社会需求有序地、制度化地进入政治体系。这样可以减少党和政府在整合社会利益时面临的矛盾与压力。如浙江东阳市白云街道杨家村，成立了租住地农民工协会，既帮助农民工保障权益，形成了“社区认同”和归属感，又实现了对农民工精英的“组织吸纳”，避免了体制外力量的非制度化集结，还有效降低了“老乡会”、“同乡会”等组织向“黑社会组织”蜕化的风险，大大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7]

三、两种组织网络的“紧张”关系

在民间组织网络中，如果说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成长的，那么对待其他民间组织的发展，党与政府的态度和行动则经历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最初的反应是控制；然后是规范，要求各类社会团体重新登记，将社会组织纳入政府统一管理的范围；随后是通过党的组织力量加强对各社团的领导和引导，保证在政治上的影响作用；最后的是整合社会团体，开发其功能，纳入社会建设的战略。特别是，党的十报告提出了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说明，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理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将民间组织纳入了国家建设的总体框架，以发挥其社会管理功能。

民间组织网络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管理组织体系的拓展，形成了政党组织网络与民间组织网络共存的格局。有学者研究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经历两次大的转换，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一次来自政治的力量，其主体是政党，发生于1949年后的中国，以政党为主体，形成了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一次来自经济的力量，其主体来自市场，发生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以独立的法人为主体，形成了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8]无论是组织化社会还是社会组织化，其基础都是组织网络，分别为政党组织和民间组织。在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分化和自主化的条件下，两种组织网络对中国社会管理都是必要的，且将持续共存。如果说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管控过程，那么社会治理的权力向度则是多元的，主要通过协商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由此看，有效社会管理既需要政党组织，也需要民间组织，需要两种组织网络相互借力，并发挥各自优势。

不过，两种组织虽然都是通过组织载体实现社会管理的，但它们的性质和意义有根本差异，属于不同组织形态。其中，政党组织力强，以纪律和规章为保障，具有一定封闭性；民间组织以独立个人和自由社会为基础，意味着空间的拓展，虽仍处于党领导下，但以社会为中心，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正因此，两种组织网络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可能是一种合作关系，也可能是一种竞争关系，甚至还可能出现关系紧张。

总体而言，中国民间组织力量的发展是处于规范之中的，是可控的，与政党组织的关系是和谐的。但必须承认，各种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所形成的组织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党组织的社会管理结构和功能构成了挑战。这体现为：多样化的民间组织渗透在社会各领域，打破了以往政党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并凭借其在服务社会中的公益性、灵活性，凝聚了相当社会力量，赢得了社会支持；民间组织虽无法掌控政权，但在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党组织空白点上，通过服务社会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取代了以往属于政党的功能；基于传统思维和体制惯性，执政党对一些民间组织的发展有所控制和限制，导致一些社会组织与政党组织之间产生了不信任和纠葛；政党无法进入民间组织，相反一些民间组织为维护或谋求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对基层党组织权力进行侵蚀、渗透和影响。特别是，由于管理无序、监管缺位，少数民间组织通过非制度化方式攻击党和政府组织，甚至采取极端手段表达不满与愤懑；一些民间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极端宗教组织等勾结，对党组织进行胁迫和渗透，甚至开展反政府、反人类、反科学的活动；还有一些在中国活动的外国民间组织打着人权、民主等旗号，插手和炒作社会矛盾特别是热点和敏感问题。显然，这既不利于政党组织，也无益于民间组织发展，直接影响了社会管理成效。

四、两种组织网络的关系调适

通过比较现代化研究，亨廷顿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9]如果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那么管理好中国社会，关键仍在党。调适政党组织与民间组织的关系，需要充分展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优势，即通过工作机制、活动方式等的创新，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其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程序创新建立基层党组织领导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平衡，通过党内民主的拓展与创新实现政党组织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社会管理框架和行动中的有机对接，构造基层社会管理合力。

至关重要的是，要加强民间组织的党建工作。共产党大体沿用了传统的组织建制模式，坚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实现社会空间全覆盖，在民间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从实际看，这需要解决好两方面问题：一是科学定位民间组织中的党建功能。对此，基本共识是：引导和监督民间组织的政治方向；服务和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传输和反馈社情民意；教育和管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0]二是积极探索适合民间组织的工作方式。应当承认，基层党组织的传统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与新生民间组织的特点存在很大差异，无法完全相适应，因此在组织全覆盖的基础上，有必要实现工作全覆盖。这意味着党组织必须尊重民间组织独立开展工作，而不能照搬“一元化”领导方式凌驾于民间组织之上；必须按照民间组织的发展规律加强党组织建设，而不能将民间组织政治化和行政化；必须通过组织和党员的行为和人格魅力等非权力、影响力开展工作，获得信任、支持和尊重，而不能凭借权力“强势”，或依靠强制力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

从民间组织看，处理好与党组织的关系是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首先需要优化民间组织的发展环境。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环境是有助于民间组织成长的，民间组织因此得以迅速兴起。但有学者研究指出，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对公民社会以鼓励为主的话，那么其微观制度环境则以约束为主。这主要表现为：[11]相关法规大多是管制性而非鼓励性的；登记和成立门槛过高；实行双重管理；活动经费、范围和内容实行严格限制；政府还根据政治形势实行宏观调控。但客观事实是，在现代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任何执政党，无论其组织规模多么大，都不可能单独管理好社会、服务好民众，即使管起来了，也管不了、管不好，而且可能效率低下、浪费资源。正因此，有必要从观念上，抛弃“保姆政府”的观念，积极引导和培育民间组织自主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支持民间组织依法独立运作；建立健全协商对话机制，促进政党与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开展合作，实现两者良性互动。特别是，两种性质的组织应当相互借力，借鉴和吸纳对方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积极因素，提高自身的社会管理水平。

同时，调适两种组织的关系，需要改革现行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规范其行为。这需要改革登记许可制度，可根据民间组织的性质、规模等采取不同的准入方式，承认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各种民间组织。这样，可使那些没有登记的数量庞大的民间组织具有合法身份，得到政府与社会认可，并更好地表达社情民意，发挥在社会管理中“帮手”的作用。当然，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也应是一个高度建制化的社会。虽然民间组织具有社会管理正功能，但同样可能释放负能量，可能挑战党组织和政府权威、扰乱社会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立法建制对民间组织的社会管理行为进行规范，使其活动处于制度化轨道，减少它们走向“黑帮化”、成为党和政府“敌手”的风险与隐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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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M].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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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lemens Stubbe Ostergaard，Citizens，Groups and a Nascent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1989 Student Demonstrations[J].China Information，Vol.4，No.2，Autumn 1989.28-41.

[6]Jude Howell ed.，Governance in China[C].Oxford：Rowman & Littlefield， 2004.144-150.

[7]陈玉华.社会整合、组织生长与和谐社区的建构[J]. 湖北社会科学，2010（3）.

[8]林尚立.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

[9][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北京： 三联书店，1989.377.

[10]马西恒.民间组织发展与执政党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

社会组织篇3

关键词 组织嵌入 执政党 政府职能转变 建党模式 枢纽功能 政治功能 发展功能

对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很多人的认识尚未统一，可以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来形容。一些党政部门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高度重视，如火焰般热情似火，早在1996年，在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就提出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要求，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都强调了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而反观作为党建主体的社会组织，却如同大海，波澜不惊，一些社会组织负责人和专家存在顾虑，如质疑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组织将削弱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质疑传统的党建工作方式将降低社会组织的社会化思维等。确实，社会组织党建仍然处在起步阶段，有诸多问题亟待破解。

一、组织嵌入：模式下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经之路

对于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影响独立性的质疑，实质上反映的是对中国国情的脱离。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认识这一问题：

（一）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统合社会的视角出发，认识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问题

第一，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程》中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任何组织、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都要接受党的领导。

第二，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三个代表”思想，表明共产党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无论是行业性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都是不同群体的聚合体，社会组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联结不同利益群体，是社会民主参与的重要渠道。

这一视角确认的是党对社会的领导，党与社会组织之间有着共同目标。

（二）从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视角出发，认识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问题

第一，我国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产物。我国社会组织的产生目的与西方社会组织的产生目的截然不同，西方社会组织是更多是因为权力制衡需要而产生，而我国社会组织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政府职能转变而产生。因为不同的产生目的，必然导致社会组织不同的发展定位，我国社会组织更多的是党政部门力所不逮时的有力补充，而非权力制约部门。

第二，我国社会组织更多为自上而下式的发展。传统的社会组织，如人民团体的发展，完全是自上而下式行政化的发展方式。而改革开放后的新兴社会组织的发展，更多依靠政府部门职能的下放来获得发展空间，仍然离不开政府部门购买服务等资源支撑。

这一视角确认的是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与党和政府的执政空间可以交织共融。

（三）从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视角出发，认识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问题

无论是执政党统合社会需要，还是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需要，都表明，在我国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西方社会的共存共治关系，也不是东欧国家的矛盾对抗关系，而应是在党的引领下的良性互动关系。

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既不是社会组织对党和政府简单的依附，简单依附确实会影响到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也不是社会组织对党和政府的竞争对抗，竞争对抗将带来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抑制。

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看到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其根本意义在于重新构建党、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与权力格局。

二、创新拓展：求真务实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对于传统党建工作模式的质疑，实质上是要求走一条具有社会化、大党建思维的传统党建革新之路。

（一）拓展建党模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党组织设置模式：

第一，独立组建。一些社会组织依据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包括长期聘用人员）中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并具备必要条件、能够独立开展工作的要求，单独建立了党组织。

第二，联合组建。一些社会组织依据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包括长期聘用人员）中正式党员不足3人，可与同一业务主管单位所属的其他社会组织或其他邻近单位建立联合党组织的要求，建立了联合党支部。

第三，派驻组建。对于一些党建基础薄弱的社会组织，如新成立的党组织或者党务干部缺乏等，可由上级党组织通过选派党建指导员等形式，帮助党组织贯彻落实方针政策，协助开展党建工作。

（二）拓展党建功能

近年来，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已经有了一些探索实践，党建功能优势正在逐步显现。

第一，枢纽功能――党组织的内联与外联。所谓内联主要体现在社会团体党建之中，社会团体（主要为行业性社会团体）有很多会员单位，通过党建工作可以在会员单位之间建立起一条相互联动的渠道。通过行业党建工作，会员单位加强内联，在行业内共同开展一系列活动，如行业诚信建设、行业公益志愿服务等，增强行业凝聚力。所谓外联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与其他各类组织，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通过党建联建，从而增进区域内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伙伴关系。

第二，政治功能――党组织的政治背书与组织推优。政治背书是党组织特有的政治功能，能有效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特别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党组织的建立，党建工作的推进，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组织对党，对党的执政路线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党和社会组织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就如同开通了和政府部门、基层社区的对话渠道，同在组织天空下，有共同语言了，在一定程度上能有利于获得政府项目。

组织推优是通过组织条线进行推优荐才。一方面，通过组织条线能参评各类被党政认可，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先进，如文明单位、劳模集体等；另一方面，根据党管人才原则，党组织能举荐优秀人才，包括参政议政代表。

第三，发展功能――党组织的方针宣传与促进发展。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是党组织的重要功能。建立党组织，并开展党建工作，提供了一个党和社会组织相互了解的契机。通过党组织，社会组织能熟悉党的运作、政策等。对于政策的研判以及精确地解读，会有利于社会组织更好地发展方向。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草根社会组织的政策水平不够，对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无法深入解读，更无法对国家的宏观大形势作出正确的研究分析和判断，理解自身所处的微观环境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而党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问题。

当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了，需要推进组织文化建设、凝聚力建设、政社关系建设等方面工作，而党组织是绝佳的途径和策略。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目前仍然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具体推进路径等都还不清晰，关键是要在充分尊重社会组织特点的前提下，跳开传统党建模式搞党建。

一是要强调社会化思维，避免就党建而党建。例如，对于党建工作要减少硬性规定，增加灵活要求。很多硬指标，如献血指标、订报纸指标、文明单位创建指标等是否能结合社会组织实际加以考虑？再如，对于“”的传统方式，是否能用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现代化？

二是要强调“大党建思维”，避免为建党而党建。建立党组织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评价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做得好不好，不应只看社会组织党组织建了多少，而应看社会组织举荐了多少人才，凝聚了多少社会组织领袖跟着党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树立社会组织大党建思维，就是要将党的基础性工作、人才工作、群团工作等结合考虑。

三是要强调尊重发展规律，避免一刀切。社会组织具有小微特性。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特性，才能寻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党建发展道路。联合党组织可能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上级党组织主动提供一些能服务社会组织党员、服务社会组织发展的党建工作项目能凝聚起一批缺乏党建资源的社会组织；让体制内干部到社会组织中去挂职，让社会组织负责人向体制内流动，有利于加强社会组织和各级党组织的互动互信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走一条中西古今相融合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而社会组织的党建应该走一条具有社会化、大党建思维的传统党建革新之路。无论对于党还是对于社会组织，党建都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简介：陆文（1982―），女，现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MPA研究生双证3班。]

参考文献

[1] 陈家喜.我国新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困境与方向[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2）： 10.

[2] 林立公.试论两新组织党的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9（5）：42-52.

[3] 林尚立，王华.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J].学术月刊，2006，3（5）： 22-28.

[4]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调研组.我国社会组织党诖工作调研报告[J].社团管理研究，2009（12）：2-4.

[5] 马庆钰.论“政社分开”与社会组织管理改革[J].行政管理改革，2010 （7）：56-59.

[6] 严宏.提高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以领导体制为视角[J].理论与改革，2010（4）：57-60.

[7] 张圣友.创新社会组织党建思路探索[J].兰州学刊，2008（7）：53-56.

[8] 张书林.围绕培育壮大公民社会推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1（3）：28-32.

社会组织篇4

(一)法制建设滞后

目前，从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管理框架尚不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着法律位阶不高、涵盖面不够、操作性不强且相关条款彼此缺乏衔接与协调等问题。

按照是否统一于一部法律规范文件的标准划分，我国既有的涉及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另一类是非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前者主要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组成，除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等四部行政法规外，其余的多是政府规章或者部门规章，法律效力等级偏低。后者主要由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或法规组成，如《公益事业捐赠法》《信托法》《合同法》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虽然这些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可能高于前者，但由于它们都不是专门调整社会组织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法规，仅有少量法律条文涉及社会组织，因此，这一类法律法规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对社会组织的运营产生约束，反而有可能与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产生矛盾，带来管理上的冲突。

例如，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是，在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又允许民办教育的投资者获得利润回报。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之间出现的这种“打架”现象，不仅令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们无所适从，还给社会组织自身以及社会公众评价其运营活动的合法性带来了冲突和摩擦，混淆了社会组织与营利企业的根本区别。

此外，在我国既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三部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中，还普遍存在着法条粗疏、规定模糊、难以操作执行等问题。例如，这三个行政法规都明确规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社会组织的财产；否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该由谁来负责制止和惩处这种行为、应按什么样的程序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侵占者为此该受到何种惩处，却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定，致使这些法律条文在现实的管理中难以落实、流于空泛。

总之，既有的社会组织法律管理制度，在满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要求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和制度漏洞，这种局面不仅使社会组织的管理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还令某些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社会组织成长和运营的环境受到污染。

(二)行政管理体制滞后

当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制度仍然沿袭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双重管理体制，即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对社会组织实施管理的双重负责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在控制社会组织发展、分散社会组织管理失范风险的理念下形成的，其原意是希望通过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合作，把好社会组织发展的“入门关”，对社会组织的运营进行全面的管制，从而达到纯洁社会组织发展、控制其发展规模的目的。虽然，这种管理体制的设计意图本来是美好的，而且也曾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时挥过良好的作用；但是，在社会组织急遽增长的今天，该管理制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显露无遗，“双重管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双重难管”的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管理制度易造成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失度，即作为社会组织的成立审查和业务指导者，主管单位难以平衡和履行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程度和方式。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仅仅把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要求其必须履行业务指导及管理职责，并未对行政管理机关如何履行该职责作出具体规定，也未授予行政管理部门相应的管理职权，因而导致行政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权责不一致，致使其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在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时，容易走向无为放纵和积极干预这两个极端。所谓无为放纵，是指行政管理机关借工作繁忙、人手不足、业务不熟等理由，逃避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任由社会组织出现管理漏洞，发生违规行为。而积极干预则是指行政管理机关借管理之名，对社会组织的人事管理、机构设置、日常工作、活动运营、财务开支等事务进行全面控制，侵犯社会组织的独立自治权；或者把社会组织视为自己的，成为其安置冗余人员、规避法律?谋取部门私利的工具。以协会为例，目前我国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已有4万余个，其中由民间自主、自发成立的仅占10％。大多数协会不是作为一种会员服务机构，而是准政府组织存在。一些不方便由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不能做的事情，包括不便收取的费用、不便报销的费用(交通费、通讯费、招待费、职工福利、奖金等)就全部交给社会组织处理，把社会组织变成了业务主管单位的附庸或寻租工具。

另一方面，这种管理制度还导致登记管理机关的管理无力。因为我国法律同样未对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如何承担社会组织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者备案，年度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管职责给予切实的财政支持和赋权。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对社会组织依法实施管理时，普遍面临着权力有限、力量薄弱等问题。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市的民政部门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执法机构实施其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责。与工商、税务、公安、消防等部门相比，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缺乏基本的威慑力和必要的执法权力。对于违规或违法的社会组织，民政执法机构没有场所检查权、账户检查权，以及为保存证据所需实施的强制措施，只能通过谈话的形式予以调查取证，执法难度大、风险高。在依照现行法律，对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民政部门可适用的行政处罚手段单一、惩戒效力微弱。比如，对于非法组织，民政部门只能采取取缔的处罚手段；对于合法组织的违法行为也只能采取警告、停止活动、撤销等处罚方式，不能采取罚款、没收财务等经济处罚手段。而且，民政部门的处罚对象只能是组织，对于欺诈、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财产的个人，或以社会组织为名进行敛财、经济诈骗活动的个人没有任何处置权，只能任其逍遥法外。

此外，从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依法管理程序来看，由于缺少对个人或组织的简易处罚程序，因而对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处罚案件都必须严格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条例的规定，遵照立案、调查取证、事先告知和召开听证会等流程进行，至少耗时一个月才能作出决定，这就给民政部门的人力、物力及财力造成较大的消耗。再加上经费匮乏、人员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直接导致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裹足不前、流于表面。

(三)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社会组织自身必须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规章制度和民主机制，才能实现其公益目标与价值。然而，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其内部的各项自律机制仍处于待完善状态。在很多社会组织内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民主决策制度不健全、内部监管流于形式的问题。

一些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民主意识淡薄、家长制作风严重，常常通过“一言堂”、“一支笔”的方式，将社会组织的重大事项决策与日常运作管理权集中在个人或极少数人手中，破坏组织民主。其个人专断独行式的家长式管理模式，在影响社会组织职能履行的同时，还为个别人利用管理漏洞，贪污、侵占、挪用社会组织的资产留下隐患，这种现象在一些由政府部门或退居二线的行政领导兼任负责人的社团和单纯依靠创建者个人声誉成立的民间机构中，尤为突出。例如，曾经以“中国母亲”的形象获得无数赞誉和支持的胡曼莉，就是因为独揽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一切权力、独自决定学校的大小事情，个人权力没有任何约束而导致学校的资金使用出现问题，引发跨国官司。

此外，不少社会组织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其内部管理松散，特别是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着印章管理混乱；财务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必要的财务审计或审计流于形式；违规使用票据和经费等问题。这些现象的存在，除了直接导致社会组织的运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以外，使社会组织的资产处于高风险状态，直接纵容并催生个人的行为。例如，东莞市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室副主任余某就是利用该组织印章管理混乱、财务审计缺失、贷款的发放和收取全由一人操作的制度漏洞，长期挪用公款378.3万元，给组织带来巨额的财产损失。

(四)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除了法律规制和行政监管以外，社会组织的管理还需要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配合，由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级的社会组织监督体系来规范社会组织的运营及资金使用情况。不过，就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而言，也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多层监管变成“谁也不管”的问题。

首先，对于社会组织社会监督体系的结构和问责制度，即何种机构、组织和个人可采用何种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权力如何得到保障和救济，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作出规定。其次，从现有的社会监督方式来看，还存在着监督渠道单一、不畅，监督权利难以落实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一般只能采取上访、举报或向媒体曝光等方式实现自己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权力，这种监督方式的效力较低，难以对违法违规运营的社会组织产生威慑，监督作用极其有限。再者，从社会监督的力量构成来看，社会组织在当前主要承受着来自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压力，一些原应由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立法机关履行的监督职责并未得到落实。例如，党员和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监管力量之一，并未在社会组织的运营中发挥应用的监管作用，此外，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不高，也没有相关法律要求社会组织必须对外，尤其是对公众披露其财务及组织运作信息，所以，社会组织自身也缺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意识，对于来自外界的社会监督普遍持有排斥及不合作的态度。

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具体对策

(一)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

这是规范社会组织运营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与核心的一步。对它的完善和健全，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管理制度的效力。在社会组织的法律管理框架设计上，首先应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制定和颁布《社会组织(促进)法》，从总体上统一规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作用、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财产权属、活动范畴及税收减免条件，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及有序管理提供基本指导。其次，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等有权立法机关成立“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小组”，对已有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进行清理，重点解决诸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与《民办教育促进法》之间关于社会组织宗旨及分工规定不一致等法律冲突问题，解决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打架”现象。第三，建议由国务院召集，会商发改委、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中央业务主管部委，落实社会组织在营业收入、社会捐赠、政府采购资金等方面应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管理登记、证照办理、土地使用、办公用房、公共事业收费等方面的费用减免政策，及在人事制度、职称评定、薪酬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扶持政策。第四，敦促各地政府尽快建立健全的政府采购操作机制。通过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及评估机制，在实现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同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二)改革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制度

首先，应从加快推进政社分开、政府职能转移的角度，变革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内容及方式。一方面，应在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内部统一并明确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权限，变以往若干个内部机构同时对其主管的社会组织进行模糊管理，为仅仅交由一个内部机构对其主管的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资质认定、业务指导。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理顺社会组织与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关系，使二者在管理机构、人事安排、资产权属、办公场所等方面完全脱钩，达到既无行政隶属关系，又无人事派遣关系和资产关系的“三无”状态。

其次，应加强和改进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权限与方式，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完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一方面，应尽快通过“备案制”将大量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管理范畴，由民政部门或其授权的社区管理部门对其人员、结构、资产及重大活动进行监管，另一方面，应建立工商登记与民政登记的转换渠道，允许那些早年以工商形式获得登记的公益组织尽决转为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第二，加大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权限，包括适度扩充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的规模和力量；在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组建有场所检查权、账户检查权等强制执法权力的执法机构，专门负责惩处违反行政法规的社会组织，并由国家财政为其提供必要的办公经费。第三，严格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年检制度，要通过对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具体落实，来改变以往“重登记、轻管理”的监管倾向，将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行政机关落到实处。第四，要求每个业务主管单位都必须与登记管理机关建立定期的信息通报和日常工作交流机制，配合登记管理机关的执法行为。

(三)健全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制度

这是规范社会组织运营的内在条件与动力。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从社会组织内部完善治理结构，实现组织自律，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和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因此，要重视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充分发挥理事会、会员大会等机构的监管作用，健全与落实社会组织的内部民主制度，鼓励社会组织成员参与组织决策，对组织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发挥监督作用；要建立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与机制，要求社会组织向社会公布其基本信息；要规范社会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组织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四)创新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管机制

社会组织的规范运行需要来自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外部审查和监管。具体而言，这种外部监管制度主要由以下几个层面构成：第一，加强党组织的监管。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和法宝。我们应在充分考虑社会组织“灵活、小型、多样”特点的前提下，努力根据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采取独立、联合、挂靠、改建、指定、派遣等多种方式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组织。并通过党组织的日常活动，实现对社会组织工作方向的指导和监督。第二，健全司法监管。可以考虑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定监督机关在法律上拥有对社会组织公益财产的保护职权，当社会组织的公益财产被侵犯时，赋予人民检察院提讼的资格。第三，鼓励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充分发挥和行使媒体及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与权力，建立便利群众的监督平台与方式。要在巩固传统的监督渠道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引进新的监督方式，如通过设立公共举报机构、党员举报信箱、开通公共举报电话、网络举报系统等，鼓励群众对社会组织的违规行为进行检举，提高社会组织违规运营的风险和成本。

社会组织篇5

关键词：民间组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从现在起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四十五年内我党治国理政之核心理念，而且是我党在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即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治国理政之核心理念。实质上，它也是我党在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理论和纲领问题上的核心理念。民间组织是我国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必须充分重视发展民间组织，推进社会和谐。

一、民间组织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就必须在互相依赖协作中从事各种活动，这种互相依赖协作的总和就是社会。因此，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友好相处和共同发展。目前，“我国已进入到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地区发展失衡、资源分布不均衡、环境污染破坏严重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不同社会群体的摩擦和冲突随之产生。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给社会和谐与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全体人民要共同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广义上讲，民间组织是指非官方的、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并为实现其目标而形成的集体。其形式包括：法律范围内登记和未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有不同的称谓，如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群众组织、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第三部门、志愿组织、中介组织、公民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目前，我国政府文件认可的民间组织的范畴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民间组织与政府及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它既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统治公民的权力体，也不是异化于市场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它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官方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们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是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之外；其四是自愿性，即参加民间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务、推动社会协调并参与社会治理、干预立法和公共政策等。正是这些特征和功能，使得民间组织能够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社会、改善人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民间组织对实现社会公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民间组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承担一定公共职能，活跃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最接近社会底层，最了解人们的社会需求，对协调社会利益、推进社会公正具有政府与市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优势。民间组织往往代表一定的利益群体或集团，通过其影响力表达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政策诉求，努力在立法和公共政策过程中谋求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正。尤其是公益性的民间组织，它们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易受伤害的脆弱人群，通过推动社会各界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脆弱群体，倡导对这些群体的利益有直接影响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影响政策结果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一些民间组织还以公众参与的形式直接介入政策实施过程，成为政策的监督者甚至执行者，积极影响公共政策的公正效果。民间组织还通过动员和提倡志愿者服务，创造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体系。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民间组织能够培育公民的民主观念，推进基层民主实践，奠定了基层民主特别是社会自治的组织基础。其一，通过民间组织可以对人们进行民主的培育和训练，发展民主。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主基因少。因此要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就必须从改变社会和政治的土壤做起，也就是从改变政治文化做起。而要建立起民主、法治的政治文化，就要从解决人们的观念着手，也就是要对人民群众进行民主的培育与训练。民间组织就是进行这种培育和训练的重要载体。由于民间组织具有自愿、自治的特征，其内部管理和活动更加民主。在民间组织的活动中，人们为组织的事务服务的过程中也就培育和训练了民主管理的观念和能力，加强了民主的政治文化。其二，通过民间组织，人们进行着范围和程度不同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民间组织能够畅通各方利益诉求的渠道，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也能把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横向的不同群体的对话协商，有序地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社会系统，满足各种社会利益群体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要求，进而促进全社会规模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农村和城市基层自治体的民主实践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基础。事实上，以直接选举、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的扩大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发展，而所有这三个方面都离不开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街道的居民委员会。这两个中国农村和城镇最广泛的民间组织正在日益成为基层民主最重要的载体。它们在保护村民和市民的利益、管理农村和街道事务、协调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组织公民参与政治选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民间组织对于释放社会压力、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一，民间组织为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宽松的活动空间，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满足其多样性和多层次的愿望以及实现其利益，排解怨气、释放压力，有助于社会的政治团结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其二，民间组织内部生活的非政治化能使大量的社会事务转化为私人的事务、大量的社会矛盾转化为私人矛盾，提高抵御社会动荡的能力。其三，民间组织以志愿参与、利他互助、慈善公益等理念实现人际沟通，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搭建理解、对话、互动的桥梁，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及利益集团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依法共存相容，增进社会容忍度，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其四，社会生活的和谐必须有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民间组织有助于公民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与代表普遍利益的政府建立联系，进行合作，进而使个人特殊利益和国家普遍利益之间达成相互宽容、让步和妥协，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消除政府和民间的矛盾，使社会安定有序。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民间组织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诚信友爱的道德风尚。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公民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公民共同合力的结果。每个公民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社会发展的合力发生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公民彼此之间应该多一些相互理解、尊重和关爱，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帮助、相互协调的良好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要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以及和睦相处的人际环境。民间组织是人们自愿结成的社会团体，追求公民的自我治理和自我价值。在民间组织中，人们之间愿意围绕着“大家”的事建立起各种联系和彼此充分地沟通。通过相互沟通达到彼此充分理解，形成互信、互助、互爱的人际关系，带动整个社会形成诚信友爱的道德风尚。尤其是一些学术、艺术、福利、慈善等性质的民间组织，具有对社会风尚的养成和教化功能，即发展教育、传承文明、以文化弘扬美德和传播爱心，形成健康、向上、友爱的和谐社会氛围，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许多民间组织本身就以尊老爱幼、扶贫济困为宗旨。事实上，许多民间组织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汇集千百万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者，组成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把扶危、济困、抢险、救灾、助残、尊老、爱幼的社会职能承担起来，使全社会充满互助、友爱、温馨、融洽的氛围。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含着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民间组织对保护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且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使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民间组织，尤其是环保型的民间组织，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往往更加关注在可持续发展中出现的实质性问题，可以帮助政府逐步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帮助政府制订和实施环境政策、方案和行动计划。事实上，在保护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方面，我国环保型民间组织通过组织各种志愿的环境保护活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倡导作用，其不仅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民间组织的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现代观点认为，民间组织、政府和企业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民间组织是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总理早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要“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

二、我国民间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发展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也不断涌现。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民间组织全国共有34.6万个，其中社团18.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5.9万个，基金会1138个。此外，还有大量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或批准的自发组织，如各种各样的业主委员会、维权组织、公益组织、互助组织、民间研究机构、松散的群众组织、利益团体、兴趣组织、形形的俱乐部等。其业务范围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公益、慈善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民间组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正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当前在培育、引导、规范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1)有的干部对民间组织的认识还不到位，把其当成可有可无的事物，不加以重视和扶持。

(2)有关民间组织的政策法规不完善；民间组织的制度环境需要改善；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不确定。如：对民间组织登记注册限制过多，政府仍然垄断着民间组织成立的决定权。由于种种限制，许多真正从民间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无法找到主管单位，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获得合法的身份，它们面临着法律和政策上的不确定因素。而与对民间组织的严格控制相对应，政府在针对民间组织的具体管理措施的立法上远远滞后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的运作与活动缺乏规范性。这既不利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统一管理，也不利于社会建立对民间组织的信任支持以及监督机制，也使民间组织难于从整体上得到社会普遍的合法性认同，难于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难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民间组织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民间组织经费匮乏。由于我国的福利资金不足，很难再分给还没有真正纳入政府福利体系之内的民间组织。因此，体制外民间组织的发展主要靠自筹资金、少量的社会捐助和一定的服务收费。由于缺乏公益传统以及政府对鼓励个人和企业捐赠的措施有限，民间捐赠的数量很少；同时，政府限制民间组织从事经营活动，使其经济力量更加薄弱。又如：民间组织的人力资源不足。民间组织的发展需要受过专业教育的、高素质的人士参与，需要参与者的奉献精神和人们的觉悟、爱心以及人道主义精神推动。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再加上现行制度对人们就业观念和职业选择上的影响等原因，许多人不愿意到民间组织工作，这使得民间组织人力资源普遍缺乏。此外，一些民间组织的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民间组织应有的民间性、自主性和志愿性。

所以，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思路、更加宽容的态度和更加规范的运作来支持和发展民间组织。

三、大力发展民间组织，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1、要正确对待各种民间组织。既要看到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也要看到它兴起的必然性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要关注和扶持民间组织的成长。将民间组织纳入党和政府的活动视野，执政党要加强对民间组织的领导和引导，各级政府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完善保护和发展民间组织的政策规章，明确民间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组织。

2、要改革和完善有关民间组织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优化民间组织生长发育的制度环境。改革现行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许可的管理体制，为设立统一的机构行使对民间组织的备案、登记和监管的职能；最大限度地拓宽民间组织的准人范围，以零门槛的设定解决民间组织合法性问题；对所有的民间组织搭建一个进行普遍备案的注册平台，通过备案注册获取民间组织的基本信息，关注其发展；对于满足条件的民间组织实行具有强制性的登记许可制度；特别要积极培育各种与政府合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基层民主和公民自治的民间组织。要为公益性民间组织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对于从事特定公共服务或政策鼓励的社会公益活动的民间组织，实行公益法人认定制度；对于经认定成为公益法人的民间组织，一方面给予财政和税收等方面最大限度的优惠待遇，而另一方面要进行更为严格和规范的行政监管及社会监督；坚决取缔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民间组织。

社会组织篇6

社会组织立法为什么要首先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以下称“基本法”），而不是《社会组织法》？理由如下：

第一，社会组织改革只有通过立法，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社会组织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使得我国社会组织真正有条件参与社会建设，具备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才能体现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社会职能、法律地位和社会责任，才能依法履职，反之，没有法律的保障仍将一事无成。

第二、社会组织是一个外延性很大的概念，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一部法律很难面面俱到，对如此宽泛的领域进行有效调整，假如为了立法而立法――出台一部概念性的、不具有操作性的法律，那么，立法的目的也就很难实现了。

第三、制定“基本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首先制定出可以统领各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框架性法律，《社会组织基本法》出台以后，立法机关或有立法权的各级政府可以依据《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对有必要进行专门立法或立规的，实行专门的分类立法和立规。

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由全国人大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原则规定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义务，组织职能、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等。

第二，《社会组织基本法》应当对以下事项做出原则性规定：

1 全面取消社会组织登记审批制度和双重管理制度，原则规定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的制度。

2 明确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同在法律框架约束下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协作关系。

3 原则规定社会组织的职能，明确社会组织的职能由法律赋予，而非政府部门授权和委托。

4 社会组织的具体职能应当由“基本法”依据行业性质或组织特点作出原则性规定。

5 政府应当编制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目录，作为基本法的组成部分，购买经费应当纳入财政预算。

社会组织篇7

2003年7月成立的红丹丹，主要为视障人士提供文化服务，曾获2008年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项目”。但是，受制于中国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红丹丹一直以公司形式注册存在，无法享受募款、免税上的社会组织待遇。

十年来，红丹丹一直在谋求以社会组织身份登记，均未成功。自2007年起，以助残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红丹丹多次找到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希望其成为自己的业务主管单位，均被对方拒绝。北京市残联回复称，残联本身性质也是社团，并非政府部门，在政府未授权的情况下，无法担任业务主管单位。

到了2008年9月，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提出要认定一批“枢纽型”社会组织，对同一领域内社会组织进行领导，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责。至此，北京市妇联、市残联等组织才获得授权，可担任业务主管单位。但初步试水的残联态度谨慎，红丹丹仍被拒之门外。2012年，红丹丹转而向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求助，终得对方首肯，但赴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时，依然没有回音。“问了很多次，对方只说再等等。”郑晓洁说。

直到十召开，事情才有了变化。十报告用了两个段落，近500字阐述社会建设，着重提到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看到报告后，郑晓洁给北京社团办工作人员打了电话：“你看，高层意见已经很明确了。”“准备准备文件，应该快了。”对方回复说。

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明确要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今后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这意味着，备受诟病的“双重管理”体制将被废除。

很快，郑晓洁接到了北京市社团办的电话，敦促其准备材料，履行注册前的验资等手续。

努力了十年之后，红丹丹终于有望在制度内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对更多社会组织来说，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厘清自身与社会的边界，在法律范围内实施监管，真正转换职能，简政放权，“把社会的还给社会”。 直接登记逐步放开

“双重管理”是中国对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特殊管理制度，即中国的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类社会组织，除需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还要先找到一家政府部门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事实上，大量草根组织因为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注册，游离在灰色地带，不但无法获得税收、公募权、政府采购等制度支持，还可能在“社会组织清理整顿行动”中，沦为被清理对象。另一方面，目前存在的诸多合法社会组织，往往与政府关系密切，被认为是“官办组织”或“二政府”，与其本身的社会组织“非政府”“非营利”的角色定位相悖。

取消“双重管理”，在业界、学界早有呼吁，民政部作为主管部门，多年来也在推动改革，但由于高层对社会组织角色、定位尚有疑虑，相关立法迟迟无法突破，改革一直以来只以地方试点形式存在。

最早的试点出现在深圳的行业协会领域。2004年，深圳市成立行业协会服务署，其直属于深圳市政府，统一行使行业协会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同年，深圳市委组织部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所有公职人员不得在行业协会中兼职。全市行业协会的人、财、物与政府部门脱钩后，行业协会的独立社团法人地位开始确立。

2006年底，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撤销，其职能移交给深圳市民政局新成立的民间组织管理局。至此，深圳市各行业协会实现了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2008年，深圳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深圳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明确，可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范围，从行业协会扩大至工商经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三类。2009年7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肯定深圳的改革方向，明确支持深圳继续先行先试，全面探索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

深圳之后，更多的地方加入试点。2011年2月，北京市试点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四类社会组织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广东省自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民政系统获得登记的社会组织有49.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6.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22.1万个，基金会2961个。但据业内估计，此外还有百万家以上的社会组织以企业形式存在，或未注册。

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测算，目前，加上未登记的组织在内，国内科技类社会组织总量约12万-15万家；按照改革分类，全部的基金会将被列入公益慈善类组织；加上其他公益慈善类社团和绝大部分民非，总量约20万家，最后是活跃在城乡社区的小微社会组织，总量30万-40万家。这样一来，符合“直接登记”条件的社会组织有80万家左右，几乎达到目前的2倍，将对未来的社会组织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一个必然的过程是，随着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取消，民政部门成为唯一的登记注册管理部门，职责繁重，在立法不完善、分类和监管的制度仍未成熟的情况下，应不会无条件地全面放开登记。加之目前社会组织立法并不完善。今年，民政部的主要工作是完成《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三大条例修订，落实机构改革方案。因此，改革还需经历一个过渡期。 隐形门槛待除

破除“双重管理”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如何破除社会组织所面临的种种隐形门槛或是更大挑战。

与红丹丹类似，北京惠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同为一家未注册的NGO，由于它将自身定位为一家政策倡导型的组织，其负责人行事风格大胆，言辞较为激烈，多以公开信形式开展理念宣传，“我们不受政府信任。”惠灵负责人表示。数年来，在谋求市残联主管无果后，惠灵试图绕道丰台、东城等区县注册，屡屡遭拒。如今，红丹丹已注册有望，惠灵仍在门外徘徊。

实际上，自北京2011年2月宣布开始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后，半年内，全市登记注册的民非只有十家，登记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

此外，现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对于成立民非这一类社会组织，对注册资金并无硬性要求。但北京市社团办要求，在北京市成立民非，注册资金须在50万元以上，仅这一条便将很多草根组织拒之门外。近来，随着政策风向变化，北京市社团办人士也称，注册资金门槛要下移。“最重要的不是一时政策宽紧与否，而是依法行政，政府要厘清职责权限，法律规定了的，就落实，没有规定的，不应当再设门槛。”北京一位NGO负责人说。

从此前的多地试点来看，被列入登记管理改革的主要为工商、公益类等社会组织。而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这四类社会组织在取消“双重管理”之列。上述几类社会组织皆以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为主，被认为是政府的有益补充，历来管控并不严格。而一直以来登记注册最难的维权、法律、宗教类组织的登记此次未被纳入改革范围。

一直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立法，对组织分类定义不明，一般只按性质不同，区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业内对公益慈善的完整定义也有争议。未来，哪些组织能被纳入改革范围，划到“政府重点培育支持”的组织之列，还需下一步立法厘清概念。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后，北京多家NGO机构都表示出谨慎的观望态度，其中一些并不急于前去注册。“现在立法未明，注册之后，我们和民政到底是什么关系，民政会管我们到什么程度，怎么来管，都还不知道。”一位不愿具名的NGO负责人称。另一家在西城区注册成功的助残类NGO负责人表示，依法监管应当是事后监管，而非对NGO具体业务的干涉，其所在NGO过去多从事政策倡导类项目，注册成功后，曾被西城区残联提醒，政策倡导类不在政府支持之列，希望其少组织这类活动，多做提供服务的实体项目。

近年来，北京已注册的社会组织普遍被要求新建党支部，并建立重大事项汇报制度，“两会”等非常时期，需要一日一报。对政府监管的界限， NGO也普遍存在担忧。

包括最早启动社会组织改革试点的深圳在内，多个地区在2012年对社会组织展开“清理整顿”。

在深圳，一些劳工类维权组织始终未被列为直接登记注册的对象，一直在灰色地带活动。去年2月，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收到房东通知，其在宝安区松岗的办公室被终止租房合约，要求立即搬离。3月，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部同样收到房东提前终止合约的通知。接下来，一直到6月，深圳市打工者中心、深圳市青草工友服务部、时代女工服务部、深圳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等多家劳工维权机构也先后收到同样通知，要求搬离，并遇到工商、税务、劳动等各部门联合执法，查处原因多为“未合法注册”。

同一年，河北省颁布《关于改善河北省社会组织发展环境的实施意见》称，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在社会上长期不能发挥作用、公信度和诚信度差的社会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整顿”。其中，“取缔未经登记的社会组织”是内容之一。同年10月26日，河北省民政厅公布了首批182家被撤销的不作为、不规范、不守法、政社不分的“四不”社会组织名单。

学界普遍认为，目前未注册社会组织的大量存在，是制度长期扭曲的后果，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理顺制度、降低门槛、依法监管，政府应当帮助社会组织尽快转正，而非取缔了事。近年各地出现的社会组织清理整顿潮，考验着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相信任，未来改革走向深入，双方尚需磨合。 税收掣肘犹存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到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在业内人士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通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降低门槛，只是第一步。社会组织的壮大，还需要税收制度支持。

中国的社会组织，对应着西方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概念。英美等国税法实行的是以目的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制度，只要支出目的是用于公益慈善，则不论某一机构的收入来源系捐赠或是投资收益，均可免缴所得税。而中国的税法制度则是以收入来源为导向，目前捐赠收入、财政拨款可以免税，而社会组织自身投资运营收入，却须缴纳和企业同样比例的企业所得税。

一般来说，大型基金会为求资产保值增值，皆存在投资行为，中国税收制度的限制，不利于其发展壮大。南都公益基金会内部曾算过一笔账，2007年下半年，该基金会公益支出600多万元，同期获得投资收益1600多万元，扣除支出，净收益超过1000万元。依据现行税法，南都公益基金会大约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300多万元。对基金会来说，其投资收益同样具有波动性，这就意味着，投资收益高的年份，除了保证法律规定的8%的公益支出外，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投资收益低的年份，则要消蚀本金以完成规定的8%出，若无税优政策，基金会很容易“越做越小”。

2007年至2008年，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曾多次和财政部商谈，争取社会组织税优政策，曾参与谈判者表示，财政部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并不规范，若对其投资行为也给予免税，税务部门监管难以到位，难免税款流失。

财政部门的担心也非无据。就中国的三类社会组织来说，针对基金会的各项制度发展较为完备，国际接轨程度较高；社会团体不涉及大额资金往来；而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与“事业单位”相对应的民间实体，一直以来注册相对容易，管控程度较低，吸引了大批资本进入，兴办实业。但由于制度的扭曲，这部分组织中良莠不齐，营利性、非营利性机构混杂。有学者估算，民非中有80%是民办学校和民办医院，这两类中，又有相当程度的营利性机构存在。虽然民非身份限制其分配利润，但由于目前没有针对民非的强制信息公开制度，其财务状况普遍不透明，以非营利机构注册，却变相分红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一现实，决定了免税政策的“苛刻”。因此，民非对自身身份的厘清，成为下一步税收制度改革的关键。

几轮谈判过后，200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仍未对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性收入给出免税。而且，非营利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也被排除在免税范围之外。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份额逐年上涨。在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等学者看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与采购电脑等商品存在本质不同。政府收税，就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提高效率的举措，政府将本应自身承担的部分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如果再另行征税，“就存在重复征税问题”。比方说，政府向公众收了100万元税金用于提供养老服务，后将这个项目交由社会组织去实施，却还要向其收取20%的所得税，最终效果是政府征收了120万元的税金，只提供了价值100万元的服务。而且，事业单位目前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性质属于国有，承担政府交办服务，可以直接财政划拨，无须缴税，在这一点上，“政府应对社会组织一视同仁”。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虽明确提出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对其税收制度改革却并未着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人士表示，若无法获得财政部支持，这一点很难突破。

自去年开始，民政部即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意见》，这一文件将通过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成为未来一系列改革的纲领。据《财经》记者了解，在目前的文件草稿中，对社会组织的税收政策的改革方向较为原则，仅提到“扩大税收优惠种类的范围，逐步建立统一、合理、普惠的社会组织税收政策体系”。由于目前中国的各项税收优惠多是按照产业分类实施，而非按组织性质进行，《意见》草稿中也提到，要将社会组织纳入产业优惠范畴。“未来，就看财税部门怎么落实了。”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人士表示。 关键是简政放权

“这次整个改革的精神是简政放权，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已很明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分析。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转变国务院机构职能，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正在起草的《关于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意见》也提到，要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将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要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未来，将制定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指导意见和转移事项目录。

《意见》草案还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全国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吸收发改委、财政部、公安部、国税总局、国资委等部门作为成员单位，负责统筹、规划、协调社会组织改革和发展工作。

“这是政府整体职能的改革，而不只涉及民政部一家。”王名表示，改革需要有更高层的战略部署，并有能够突破部门利益的措施安排，否则，难免沦为部门扩权的工具。

目前的状况是，社会组织内部两级分化，草根组织难于注册、发展受限，官办组织独大，由于和政府间有着人事、财务上的种种联系，又难于被监管到位。按照改革精神，政府职能剥离出来转移给社会组织，这些组织间应当有着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优胜劣汰。未来的改革一方面须降低注册门槛，帮助草根组织“转正”；另一方面，对官办社会组织的改革也为题中之义。

根据国务院落实机构改革的时间表，在2013年9月底前，商会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脱钩要拿出方案。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也透露，针对官方色彩浓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将有一个改革时间表，设定过渡期，限期进行去行政化改革。

社会组织篇8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计划一

（一）总体目标。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按照“十三五”规划和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要求，从2015年开始用五年时间探索建立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政府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基本框架，通过项目建设擦亮窗口形象，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率先实现小康目标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条件。

（二）重点举措。

1、在制度建设层面，依法依规依程序完善操作体系。一是以“品质建工”为主题，优化工作管理流程，梳理工程管理存在问题，对变更程序、招标文件等进行重点优化，对事务性工作内容实施标准化管理；二是全面实行进度管理。设立年度目标任务路线图，制定提速提效措施，通过优化流程管理确保按期保质完成；三是健全和细化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履行好质量管理评价和施工质量评价职责，及时总结大型项目建设经验，开展样板工地创建工作；四是强化责任追究倒查。对于因责任心不强、疏于管理造成工作失误的或者影响工程质量的，严格进行责任倒查和追究。

2、在工作标准层面，从严从实从优提升项目品质。一是树立区委提出的“敢于担当、奋发有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办就办好、水滴石穿”三种精神，落实工程建管责任制；二是严格按照项目流程和阶段特点组织管理，确保工程建设进度、品质和安全可控在控；三是加强造价过程监管，强化概算红线意识，严控超概现象发生；四是集中精力抓民生工程，把边坡、医院、学校、保障房、市政路等事关全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项目做实做好。

3、在保障机制层面，透明阳光高效打造廉洁工程。一是落实法治城区要求，强化守法观念，加强建筑行业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依法、依规、依合同推进政府工程前期工作和项目建设；二是落实廉洁自律要求，强化阳光理念。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做任何事情把自己放在“金鱼缸”里，打造廉政工程，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三是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守住安全、质量、进度、投资、廉洁“五条底线”，强化纪律和规矩教育，切实改进作风，狠抓责任落实。

4、在工作任务层面，加强项目预研预判。把因主观因素对工程进度的影响降到最低，力争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一、继续严格工时制度审批工作，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指导和规范服务，对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企业，做好工时执行情况的回访，了解和掌握实行工时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对企业规范管理所起的作用。

二、扩大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一是对现有的《集体合同审查制度》进行修改完善，明确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使集体合同审查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二是加强与工会、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的沟通和联系，进一步扩大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的覆盖面。加大集体合同签订率，协助区总工会完成年度集体合同工作任务。三是通过劳动监察、普法宣传等各种手段和措施，宣传签订集体合同的重要性，营造开展集体协商的氛围。四是有针对性地督促、检查、指导本辖区内有较大影响的企业和员工人数规模较大的重点企业，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三、继续推进劳动争议调解的相关工作稳步前进。在2016年，争取以劳动信访、劳动仲裁、劳动监察“三合一”联动平台为基础，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劳动争议调解网络，在“两横一纵”调解模式的基础上，延伸辐射到各个社区和部分工业区，初步形成区、办事处、社区（工业区）三级工作网络，实行分级调处化解劳资矛盾，协同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新劳动争议调解模式。同时，在明年力求增加两到三家的企业或行业性的劳动矛盾争议调解组织。

四、重点做好XX区和谐劳动关系互联网+5年规划。转变观点，由过去的事中调解和事后处置工作前移，重点做好预防工作，防止劳资纠纷的发生。通过网络数据平台和微信移动app的方式，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动态掌握企业信息，受理劳动纠纷投诉和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申报，建立健全由人力资源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等企业代表组织组成的三方机制，加强对劳动关系形势的分析研判，建立劳动关系群体性纠纷的经常性排查和动态监测预警制度，及时发现和积极解决劳动关系领域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效防范群体的事件。加强劳动关系预防，从源头端大幅减少劳动信访、劳动争议案件，特别是重大劳资纠纷的发生，实现劳动用工更加规范，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劳动条件不断改善，职工安全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社会保险全面覆盖，人文关怀日益加强，有效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涉及项目：（一）以XX区劳动关系的调研分析为基础，梳理清构建劳动关系预警机制涉及到的企业、员工及有关政府部门等多个主体，并分析各相关主体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出台“XX区和谐劳动关系互联网+5年规划“1+n”文件”。（二）根据劳动关系预警机制分析报告，以工资发放、合同签订、劳动投诉、纳税、社保等多项指标作为预警指标，将涉及到的劳动关系各相关主体及主体之间的监督、受理关系作为系统逻辑，构建一个和谐劳动关系互联网+预防处理平台。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计划二

今年以来，我科坚持 “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强化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支撑作用，严格年度检查与日常监管制度，创新社区公益创投活动，推动社会组织评估体系建设。全区社会组织发展科学有序、健康稳定。具体工作简述如下：

一、建好基地，激活职能促发展。

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工作流程和内部管理制度，切实履行培育发展优质组织、规范整顿违规组织、培训评估在册组织三项服务职能，全年孵化优质组织36个（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四类组织），整改各类违规组织54个（年检和日常监管中查处的组织），培训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针对两周专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行业协会（政社未分的）等重点组织3次95人，目前评估工作已进入初评阶段。

二、谋划创投，激发活力促创新。

今年我局在XX市率先出台公益创投方案，将市场风险投资理念引入社区公益服务领域，工作服务关口下移至社区，有力推动了政府购买服务进程、加大了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创新了“三社”联动工作模式、扩大了福利社会影响力。社区公益创投工作历经一次初选、二次筛选、三次优化，最终结题评出20个服务社区的项目。所有项目均通过了省社工专家组的综合评定，其中2个项目被市局选为优质项目，上争资金8万元，“夕阳红·扶老上网”项目被树立为全市唯一模范项目，泰州日报、电视台进行了跟踪报道。

三、加强监管，激励组织促规范。

一是强化年检职能。年初对年检报告书分类进行了大幅修改，力求简洁适用，3月初及时下发年检通知，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初审——登记管理机关再审——培育发展中心整改——整理归档、总结上报，年检率和年检质量较往年有了较大提高。二是加强日常监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领导服务小组的协调指挥作用，注重联合执法、分类执法、重点抽查，在实践中整理制作出十三项工作流程。三是推进评估工作。下发今年度评估通知，尝试把评估工作与公益创投工作有机结合，做到“以评促创，以创带评”。在评估建设中，确立了“基础条件、组织建设、业务活动、社会评价”四个一级指标，并衍生出58项二级指标、65项三级指标、155项四级指标，全面衡量社会组织的综合能力，把社会组织建设纳入标准化建设的轨道。

我国社会组织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公民社会发育不够成熟，有限政府认识不够深刻，公众对npo、ngo组织认知普遍缺乏。组织的效能建设相对较弱、组织的宗旨使命颇有争议、培育和监管能力亟待提高。

明年工作指导思想

随着“五位一体”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工作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的总体思路是：培大做强全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深入持久开展“姜堰福彩·助力社区”公益创投活动，毫不动摇推行社会组织评估体系建设，不断强化部门联动、联合执法模式。

一是转变理念。公益创投和公益招投是社会组织甚至是民政事业发展的方向，此举能有效整合多方资源，把民政与人社、医卫、公安、司法等政府部门的事务融为一体，服务于城乡社区，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2014年我们将把公益创投和公益招投列为科室工作的重点，力争在规模上扩大、在方法上创新、在效果上求实。

二是转变方法。在现有编制不变的情况下，稳步推进现代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用足用好现行财税政策，通过多方筹资，向中心购买服务，促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另外，中心还将内引外联，承担起科室工作人员行政执法、财税制度等方面的辅导，科室工作人员也要坚持自学与实践相结合，切实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是转变机制。社会组织外部的评估是社会组织提升绩效与服务质量的重要动力来源。明年，我们力争将所有在册组织全部纳入评估体系，并与未来的全面招创投挂钩，最终把外部约束转变为内部自律，提升社会组织的诚信与自律水平，增强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社会认知度。

四是转变职能。不断强化领导服务小组协调指挥功能，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大执法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同时与相关部门一起深入调研，力争在“四类组织” （行业协会商会、科技类社团、公益慈善、城乡社区服务类）中出台规范性文件，将人、财、物及职能厘清，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最终实现政社分离、政社互动。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计划三

20xx年全市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同志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不断改革创新，以行业协会改革和培育发展农村经济协会为龙头，带动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的

整体质量和社会公信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一、积极稳妥地推进行业协会改革和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和政府办公厅文件精神，配合发改委等部门，积极稳妥地推进行业协会改革。要在坚持政会分开、政商分开的基础上，本着科学和规范发展的原则，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对现有行业协会进行整合，对重点行业协会进行充实规范，对分散弱小的协会进行合并重组，明确各自职能，理顺相互关系，加强行业协会的能力建设。注重在行业协会中培养一批先进典型，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针对行业协会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认真解决，保证行业协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继续抓好农村经济协会的培育发展工作。

培育发展农村经济协会，事关解决三农、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始终抓住不放，抓出成效。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抓好农村经济协会登记备案工作，进一步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扶持农村经济协会发展的意见，抓好农村经济协会的规范化建设，在科学发展、规范发展、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做文章。召开全市农村经济协会经验交流会，树立一批先进典型。推进农村经济协会和行业协会的交流学习活动，农村经济协会要认真学习行业协会的管理经验，搞好制度和规范化建设。

三、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执法监察力度。

认真贯彻全省社会组织管理执法监察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强社会组织管理执法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完善相关执法制度，健全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防止发生违法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加强执法监察机构和队伍建设，落实经费和器材，建立专兼职执法监察队伍。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夯实执法监察工作的基础。积极稳妥地做好执法查处工作。要以社会组织年检为重点，加大对违法违规社会组织的查处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重点查处和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同时认真查处社会组织侵占资产、抽逃注册资金、非法经营、向会员乱收费、乱摊派等违法行为。

四、进一步搞好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认真落实《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登记审批工作，落实好承办人、复核人、核准人三审一会制度，做好审批前的现场勘查和论证工作，做到严格审批、规范发展。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组织的社会评估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健全评估机制，解决工作难点问题。要进一步贯彻《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财务监管。要依法落实年度检查制度，重点治理整顿瘫痪、半瘫痪的社会组织，采取整改提高、注销撤销等措施，改变面貌，提高质量。进一步搞好社会组织诚信建设活动。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把这项工作制度化、具体化；认真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有影响的服务活动，树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公益形象，鼓励民办非企业单位将有关服务内容经常化、制度化；要不断完善服务承诺制，制订措施和规划，通过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责任及收费标准等方面做出的公开承诺，增强透明度，提高服务质量。

五、抓好培训工作，组织开展评选表彰先进社会组织活动。

有计划地开展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人员和社会组织负责人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法律意识和业务水平，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使社会组织在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认真做好调研工作，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党和国家有关发展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宣传社会组织的典型经验。树立典型，表彰先进，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环境，扩大社会组织的影响。

六、继续抓好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工作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管理的基础，在构建和谐社区中具有重要作用。已经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制度的，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强化日常监管，继续做好新成立社会组织的登记备案，积极支持他们开展工作；尚未开展此项工作的，要在抓好城市社区建设的同时，理顺关系，逐步开展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工作。要认真总结做好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和管理工作的经验，适时召开会议进行推广。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计划四

为认真贯彻落实鼓委办[20xx]45号《关于开展XX区社区分级考评和特色社区创建工作的意见》和XX区社区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推进和深化社区开展“学习型社区”建设，现根据怡山社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年度工作计划如下：

一、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建设

(1)要结合本社区实际，成立以社区主任杨玉景为组长、福大校办主任何建设为副组长、辖区各单位领导为成员的怡山社区学习型社区工作领导小组机构;

(2)成立以社区主任杨玉景为组长，福大老年大学李松华为副组长，洪山小学总辅导员李小苹、华南幼儿园园长余关琴、社区副主任王献萍、社区劳动站林清爱、福大学生干部(社区主任助理)、社区副主任陈晓云为成员的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机构，负责协调指导学习型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制定各委员会成员职责，明确分工;

(3)要建立健全学习型社区工作制度、学习制度和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运作。

二、落实学习阵地，建立社区兼职教育队伍

要充分发挥社区优势，利用福州大学师资力量雄厚、辖区单位科研人员众多、居民思想文化素质较高、学习氛围浓厚等优越的人文环境来推动社区开展学习型社区的建设步伐。

(1)充分发挥辖区单位的资源优势，落实学习阵地。社区党支部要与辖区单位党支部签订了共建协议书，由省物构所无偿提供单位工会楼三层近300平方给社区做为老人活动中心和社区学校，同时还依托福大老年大学、军休所、中检所、地堪院等单位的活动场所作为学习教育活动阵地。

(2)充分发挥社区力量，配齐教学设备，配强师资队伍。今年拟聘请5名兼职教师充实社区学校教师队伍(其中福建老年大学福州大学分校教师李松华、黄鸿生2名教师为民族舞蹈班、太极拳班授课老师;福州绿锋中老年健康培训中心巫瑞晓教师为老年健康知识培训授课教师;洪山小学总辅导员李小苹为暑期青少年教育授课教师;华南幼儿园园长余美琴为幼儿教育教师)。要分层次组织开展“学习型社区”的读书、学习活动，做到教学有计划、培训有教材、社区学习蔚然成风。

三、利用辖区教育资源，认真开展各项宣传教育活动

1、要通过召开联席会，邀请福州大学、省物构所、省中检所、省地勘院、洪山小学、洪山干休所等辖区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参加，协调好辖区单位向社区居民无偿开放活动场所和教育资源、向社区拨付一定资金支持社区建设等项事宜;要积极开展各项宣传服务活动，通过制做固定标语牌、建设文化长廊，开展新春老人书法、图画展、社区运动会等活动，丰富了社区群众的文化体育活动，增进了社区与单位的友谊。

2、要依托福建老年大学福州大学分校、社区学校等，定期开展老年知识、健康保健讲座，满足广大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愿望，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提高自身修养、陶冶情操，促进身心健康。

3、要开展好青少年教育活动，实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良好结合。

(1)与福大会计系学生党支部共建开展学习型社区活动，通过签订共建协议，社区聘福大会计系2名学生为社区主任助理，协助组织日常共建活动安排，做到学习有计划、工作有安排、活动有记录;要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组织福大学生参加社区青年志愿者队伍，拟与今年6月份开展为社区文化活动站捐书活动;

(2)积极开展暑期青少年教育活动，拟于今年7月举办暑期英语夏令营活动，与洪山小学落实学生假日社区服务制度，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完善了“三结合”教育网络，切实加强家庭与学校、学校与社区的联系。

4、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区、弘扬婚育新风、提高居民素质”为宗旨，加强对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等宣传教育活动，要根据群众需要有针对性的安排课程，做到有学习、有考试，今年拟依托社区内幼儿园开展0-3岁学前教育活动，同时还要通过发放计生宣传单、制作固定的人口文化宣传栏、进行入户随访、为已婚育龄妇女、下岗失业育妇免费妇检达等活动，使社区学校成为传播婚育新风、科学知识、普及人口计生法律法规政策等公共服务的窗口。

社会组织篇9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从年4月12日起到年5月30日开展年度区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检对象

年12月30日前经区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社会组织。

二、年检内容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是否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遵纪守法，是否服从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有无违法违规行为等。

（二）依法履行登记手续及备案情况。依法准予登记的社会团体，其登记的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法定代表或负责人、业务主管单位、开办资金、组织机构代码等事项是否履行了登记手续，事项发生变更时，是否按规定申请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其备案事项（印章、银行帐号、内设机构）是否按规定备案；单位章程是否经过核准等。

（三）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情况。现有党员情况，是否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党组织是否开展活动。

（四）社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开展情况。是否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活动内容如何。

（五）按章程开展活动情况。单位活动有无违背章程、超越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行为。

（六）财务管理情况。社会团体是否遵守国家的规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收入支出是否合法、是否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等。

三、年检程序

年度检查分为单位自查、业务主管单位初审、登记管理机关审定三步进行。

（一）各社会组织应按照年检内容认真开展自查，并在4月20日前如实填写《年检报告书》（一式三份）。

（二）4月30前，将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署的《年检报告书》和其他相关的材料，一并送交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并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公章。

（三）5月20日前，各社会组织将由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的《年检报告书》连同《登记证书》（正、副本）和其他相关材料，送交我局接受检查。

(四)5月20日至5月30日，登记管理机关会同各业务主管单位对辖区内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逐一检查。

（五）社会组织接受年检时应当提交的材料。

1、《年检报告书》（一式三份）；

2、登记证书（正、副本）；

3、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状况及业务主管单位情况说明；

4、开展社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情况汇报；

四、年检的标准和结论

社会组织年检结论，分为“年检合格”、年检不合格”两种。

（一）社会组织符合下列情形的，确定为年检合格。

1、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2、按照章程开展活动；

3、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及其他手续；

4、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合格；

5、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年检。

（二）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确定为年检不合格。

1、有违法违纪行为，且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

2、违反章程开展活动的；

3、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

4、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违反规定收费、集资的；

5、违反财务规定，内部财务管理混乱的；

6、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其他手续的；

7、未按规定的时限接受年检的；

8、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9、违反其他有关规定的。

自年起，连续三年“年检合格”的社会组织，第四年免予年检。

“年检不合格”的社会组织，应当进行整改，整改期限为三个月。整改期结束，社会组织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整改报告，登记管理机关对整改结果进行评定并出具意见。

对“年检不合格”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将根据情况，责令其在整改期间停止活动，并封存其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不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将按照有关程序予以撤销登记并在《日报》公告。

五、要求

1、对需要更换到期证书的、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社会组织，待履行相关手续后，方可参加年检。

社会组织篇10

一是要客观分析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又要正视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市各类新社会经济组织发展迅速，数量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但同时也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大力加强这一领域党的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提高新社会经济组织党组织组建率扩大覆盖面、推行党建工作属地管理、创新党建工作机制、构建党建活动载体、营造党建工作氛围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有的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形势也很逼人。省委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快推进“强基工程”，提出了“打造在全国有影响的党建工程”的奋斗目标；我市九届八次全会也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市新社会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一部分新社会经济组织党员数量少，党的力量薄弱，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有的虽然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党组织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相对滞后，支持保障手段没有及时到位，组织活动不够正常，作用发挥不够明显，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影响了新社会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又制约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一定要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倍重视和做好党建工作的及时跟进，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推进这一领域的党建工作。

二是要把握科学方法，既要全面推进，又要循序渐进

全面推进新社会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建设进程中，必须讲究科学方法，不能贪大求快,操之过急，而要循序渐进，分类指导，突出重点，一个阶段重点解决一个问题，通过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对未建党组织的单位，要把重点放在组织创建上，主动靠上去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通过党工团配合、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等办法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有计划地推荐输送和培养发展党员，为建立党组织创造有利条件。对新建或基础较弱的党组织，要把重点放在培育扶持上，帮助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培训党务工作人员，规范工作内容和程序，确保已建立的党组织巩固下来，壮大起来。尤其对少数工作不力的党组织，要及时做好治理整合和组织重组等工作，决不能不管不问、任其自流。对基础较好的党组织，要把重点放在发挥作用上，指导他们结合单位实际，根据不同的职责任务，积极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同时，还要善于运用典型引路的办法，不仅要积极发展老典型，而且要努力培植新典型，让不同类型、各个层面上的单位或党组织都能学有榜样、比有对象、赶有目标。

三是要坚持务实作风，既要遵循规律，又要大胆创新

新社会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是基层党建的新领域，面临不少新的情况和问题。如果简单重复过去的传统方法和方式，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这些年，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摸索，但还不够，大家要从更高的视角、更深的层次去研究、去创新，决不能停留在已有的做法和经验上。《》和党内有关的法规制度是党建最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是指导我们工作的基本依据，必须始终不移、不折不扣地遵循和执行。在这一大前提下，我们要善于根据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际，用动态的而不是凝固、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思维，去推进新社会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要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继承传统和不断创新结合起来，把贯彻上级精神和从实际出发结合起来，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在大胆创新中反复实践，在反复实践中不断完善。要从有利于加强党对新社会经济组织的领导，有利于党组织开展活动，有利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有利于本单位健康发展的原则出发，积极探索各种不同类型的党组织设置形式、工作和活动方式，确定有针对性的指导内容和指导方式，把在指导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和好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努力形成新社会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良性发展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