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安全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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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既定目标；培养；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新人。

教育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教育目标等要素组成的动态开放系统。要想把教育事业办好，办出高质量、高效益来，就必须深入研究与思考每个要素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以此为依据，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接班人。

一、要按照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确定教育目标

办教育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不能违反规律去蛮干，蛮干会误人子弟的；同时，又要把教育当作系统工程来抓，不能零打碎敲，顾此失彼。为此，本文首先就如何是彻确定的教育目标问题加以探究。

人的发展虽然是终生的，但到了青年时期，在世界观、人生观基本形成之后，教育影响的作用就会明显降低。因此，我们关心和支持的重点应放在对青少年的教育方面。因为，早期教育比滞后教育的效果好得多。所以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基础教育，理应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应办好高等教育，以及成人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力了使素质教育的目标落到实处，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明确规定自己的具体目标，不同目标之间应有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层次关系和递进关系。

二、要按照真正把学生做为教育过程的主体素质教育的要求

学生是教育过程的主体，教育目标的实现最终体现在学生身上。从原则上讲，家长、教师、学校和政府对我们的下一代都是非常关心的，是愿意尽全力帮助的。但是，教育的实际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找找原因了。

教育工作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教育和教学活动是否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目前，人们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心理误区。比如说，一些家长“望子成龙”的良苦用心，往往会导致出适得其反的结果。一些学校和教师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对学生采取各种高压手段，致使学生厌学、逃学、辍学，造成很坏的影响，严重地妨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问题的出现，本质上都是由于不了解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所致。因此，在宣传教育观念转变的同时，加强对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宣传和学习，增强按科学规律搞教育的自觉性，可以说是对孩子教育问题的实质性的关心和支持。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有关教育问题的心理误区的主要表现：

一是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和青少年心理特征的忽视或无知。人们的有些做法往往超越孩子的年龄阶段。例如：在幼儿园时期，就过早地进行文化课教学。

二是不了解孩子们的个性差异，不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在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不考虑学生的个别差异，不能因材施教，自然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三是不了解学习过程的实质和规律，不能按照学习的规律教育学生。例如，不了解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的重要性，不了解启发式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不了解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的重要性，而采取蛮干的方法，这自然不会促进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

四是忽视对孩子社会性的培养。这具体地表现为对思想品德教育的忽视。尽管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家长、社会都有责任，但学校负有更重要的责任。

学校教育应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特别在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纪律教育等方面都应当加强。

三、使教育内容更加合理，编选教材要按照少而精的原则

教材是塑人们灵魂的模具和资信材料。也就是说，用什么思想文化材料去塑造学生，是关系到人才规格的又一关键问题。总结我们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教育的内容问题确实是需要社会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决定各级各类学校教材的部门，更应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重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建设，要选取文化精品，做到少而精，这才是治本之法。特别在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情况下，不从选取精品的角度出发，只是消极地限制知识的总量，有可能会犯严重的历史性错误。

四、要根据素质教育的需要，创造和推广科学的先进的教法学法

当前，社会上提出的为学生减负的问题，除了从教材的编选方面用力之外，一定要在教法和学法的改变方面下功夫。我们要提高教师的教学素养，向课堂教学要效率。我们要鼓励教师和有关教育科研人员积极研究与探索教法和学法的改进，要创造和推广科学的先进的教法学法。这不仅会使学生的负担减轻，也有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教学不得法也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兴趣，这才是学生感到负担过重的真正原因。学习和继承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是人们的一种高层次需要。只要引导得法，不仅不会成为负担，相反会成为一种乐趣。

五、要按照教育目标规定，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教师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中坚力量。因此，教师队伍的素质、教师工作的实际效能，直接关系着教育目标的实现。所以，全社会都应当关心教师队伍的状况。具体地说，应当关心教师队伍的现状，特别是帮助提高教师的素质。教师是人类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学生人格的塑造者。他们的劳动具有无私的奉献性和无比的艰巨性。为了能使他织全心全意地投入教学工作，社会应当主动地关心教师的生活，提高教师的待遇。学生家长和学校社区也要关心学校的工作，支持和帮助教师提高工作效能。对于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认真加以解决。应从教师的培训、资格的认定等方面严格要求。

六、从有利于教学和学生成长的角度出发，加强教育环境建设

教育是一个开放系统。教育环境问题也是人们应当关注的问题。教育的环境可以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学校和班级是教育的小环境，学校以外的环境是大环境。这两种环境对于教育的效果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普及九年教育的过程中，人们比较重视硬件环境的建设，对于软件的建设重视不够。例如，对于校园文化建设、校风班风的建设关注不够。在大环境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人都看好教育这个大市场，向学校伸手，向学生伸手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我们对于想从学校和学生身上捞钱的大环境和市场趋势，应有清醒的认识。教育事业本来是需要社会大量投资的事业，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是个急需社会资助的事业。在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努力从各个方面筹措经费，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应是社会必须给予教育事业的最基本的关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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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权的规范定义。

安全权，不应简单理解为人身安全权或生命安全权，安全权既包括对自由的安全权，也包括各种权利的安全权。自由安全权是指主体自主安排个体利益的安全状况，包括行动、行为、思想、良心以及生活方式上的自由，权利安全权是指不受干扰、侵害以及自主支配的安全状况，包括生命、身体、人格以及免受酷刑、未经同意强行治疗和试验的权利。每一项具体人权都会提出对国家的不同要求和标准，譬如联合国对健康权提出的“能达到的最高的标准”概念，安全权也不例外。对于安全权而言，既要考虑进个人的生理安全条件和社会经济等后天安全条件，也要考虑国家掌握的安全资源在系统内的整体安排。首先，住宅安全权满足了人的自然安全的需要，住宅可以供人居住休息，遮风挡雨，躲避危险等;其次，住宅安全权满足了人的社会安全的需要，通过住宅可以界分国家、社会和私人领域的物理空间，使私人领域住宅成为不受非法侵犯的领域，在现代社会，住宅安全权更强调其对国家公权力的防范，满足主体的安全价值。最后，住宅安全权意味着居住者享有较充分的隐私价值，通过相对封闭的空间构造，住宅建立起将个人与外部世界分隔的屏障，尽情享受在自己住宅之内的一切个性化利益需求，只要它符合权利行使的一般原则。对于基本安全权国家必须承担最低限度地保障义务，这就要求国家必须确保安全保障与供给方案面向所有个人和家庭，并提供最低限度的必要安全设施与条件。不过，最低限度的安全权并不排除这种情况，即使穷尽资源与潜力，国家也无法为正在或即将发生的风险和安全事件提供最低保障。在这样的困境中，依然有下述策略可供选择以满足安全保障的义务。第一，确保人人有权在没有歧视的基础上参加安全保障制度或计划，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和被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还应该提供特别保障，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安全措施;第二，尊重现有的安全保障计划并保护这些安全计划的切实贯彻执行，并使其免受不合理的干预;第三，制定和实施国家层面的安全保障战略和安全行动计划;第四，采取适当的手段与方法监控实现安全保障权利的情况。所以，即使受制于资源不足或者无法避免的安全事件，国家无法履行有关最低限度安全保障的核心义务，它也必须保证，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将可以支配的所有安全资源优先用于履行这些最低限度的安全义务。

2、安全权的基本特征。

无论是哪一种形式或层次的安全权，都必须包括以下互相关联的基本特征，其具体实施将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条件。第一，可提供性。国家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行之有效的安全保障专业人员，在各具体情境中应该配备适当的安全设施，所有的服务都应该事前做好充分的安全预案，符合基本的安全理念。尽管受制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现实，安全人员、设施、物资和服务等各种因素会有所不同，但都应该包括一些基本的安全要素，如是否会造成人身安全、住宅安全、信息安全、财产安全等供给方面的障碍，经过安全培训的人员和队伍是否足够专业，能够在特定的安全事件发生时提供行之有效的安全救济，当然也应该提供力所能及的安全教育和训诫，以满足那些安全事件的易害人群的安全需要。第二，可获取性。国家管辖范围内所提供的安全人员、设施、物资和服务等，必须面向所有人，不得采取任何导致不公平结果的歧视，除非这种歧视可以改善社会上最不利人员的安全待遇。在获得安全条件过程中，国家负有特殊义务，为没有足够安全能力的人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制度和安全保障设施。在安全资源的分配上和安全服务的供给中，不应过分偏重于特殊的安全保障服务，譬如过多的对大型活动的安全倾斜和投入，而应当偏重初级和基础的安全保障，使安全保护与安全保障惠及绝大多数人员。第三，可接受性。可接受性则是一项在更高标准上提出的安全要求，即所有安全人员、设施、物资和服务，必须遵守安全保障和供给的道德。安全文化应该适当，即尊重个人、少数群体、人民和社区的安全文化和生活方式，对基于性别和生活周期的特殊需要敏感，在此基础上改善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安全权状况。要确保各类安全元素不仅在安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在安全科学上必须是适当和高质量的，由于安全事件的防范对安全科学提出了不断增长的要求，这需要安全人员、安全产品、安全利害关系人都应该逐步提高安全科学素养，在兼顾前瞻性的同时具备可接受性。

二、安全权的发展

规律人权的提出及系统性建构，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从天赋人权到法定权利，从地方性人权到普适性人权，人权走过一条历时久远但并不平坦的道路，人权内部的关联性及具阶依旧是个尚未充分论证的问题。整体而言，人权中的大部分已经获得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并且在现实中得到应用，譬如那些在各国宪法及部门法里面已经明确规定的权利。尽管关于安全权的具体内容尚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不过对于安全权应该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当无疑义。建立在不同时空下的理论背景演绎与权利渊源梳理，为我们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安全权提供可能，就目前来看，安全权的发展具有下列三个规律。

1．从分歧到共识。

安全权不是一个充分独立和获得共识的概念，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著述及国家的制度性认同中寻找共识的基础。譬如，“前苏联学者沃伊沃金认为公民基本权利可以分为社会和经济、文化生活，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个人自由和个人安全四类。”瑐瑣将个人安全视为四种基本人权之一。而在国际上主流的见解则是认为人身安全权以及和平与安全权不过是数十种人权之一。瑐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最先提出并界定了“人的安全。”该报告指出:“人的安全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免受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性威胁的安全;其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骚扰的保护。”瑐瑥为了避免人的安全的定义过于宽泛，该报告把“人的安全”的要素具体划分为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定义依然被批评过于宽泛，对制定具体政策或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帮助。”瑐瑦正如本文在此前比较四种安全权主体时指出的，安全权最终都将围绕着公民这一主体展开，只有将安全权限定在具体明确的公民权利，包括自然权利、应然权利、实然权利等基础上，安全权才有其现实意义。安全权本身并不具有完全超脱的独立性，由于安全指涉的外延足够宽广，安全权必须以具体的利益作为保护客体，并且落实到具体的保护对象上。安全权首先应该以生命权和人身权为具体内容，对人身利益的保护是安全权的应有之意;其次，由于财产对于人的至关重要地位，人的价值在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以及创造的物质财富，所以安全权应该以人的财产利益保障为内容;再次，作为拥有自我审美和独立情趣的个体，人的精神利益也应该获得认可和保障，安全权应该以满足主体不断超越的合理性追求为目标;最后，个体作为社会人，只有参与到各种议题的人际和社会交往中，才能够感受到与他者同在的快乐，这种利益不是独立的诉求，唯有在关系结构中才能建构，而其安全参与的权利同样值得保障。与其他人权一样，人们对安全权的认识正在从无知和分歧走向认同与共识，也正是由于有限的认识和明显的分歧，起始阶段的安全权呈现出消极保守的态势，以人的生存为客体，随着共识的不断深化，安全权愈益呈现出对新兴利益的积极保护，甚至创新的为新兴利益提供多元救济，并由此走向可持续发展路径。

2．从消极到积极。

童之伟将人权定义为民权，强调民权是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表达的人权的法律表现形式，它禁止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干涉，要求政府对个人在一般的公共领域或公共事务的活动、行为或需求中，给以平等的、自由的对待，民权包括人格尊严、平等权、自由、人身自由等几项具体权利。瑐瑧普遍意义上的人权一开始都强调国家的不干涉原则，一方面体现了人民对摆脱霍布斯式野蛮状态的肯定，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国家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隐忧。卡雷尔·瓦萨克认为，人身自由和安全权等人权的初始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各项自由免遭国家专横之侵害，要求国家承担不作为的容忍义务，是消极权利。瑐瑨古典自由主义确认了公民的自由必须以自然人的生命不被非法和任意剥夺为前提，最初的生命权给自然人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是传统法律上的生命权和其他基本人权一样，既充分表达了天赋人权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又体现出明显的消极性和保守性。“生命权意味着人不能遭到任意的杀戮，而非生存的途径，其对应的义务是克制杀戮的行为，而非保障个体有效地获得生存的途径;财产权指的是一种对己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而非获取财产的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消极地克制义务，而非积极地提供财产利益。”瑐瑩消极意义上的安全权对于人的其他具体利益的实现，以及人的复合型价值体现，作用相当有限。法律只保证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不被非法或者任意剥夺，并不意味着除此之外的公民的生命、人身和财产安全得到足够的保障。对来自自然因素和被制造的危害个体利益的安全事件，譬如重大生产安全事件、环境污染以及突发性灾害等，公民是否拥有要求国家和政府排除妨害，进而承诺安全保障的权利?这就将安全权由消极低调的权利位阶一举推升到积极高调的权利位阶。安全权的积极转变主要是因为权利必须在变化中满足人作为主体不断增长的利益诉求。“个人权利是逐步演化的:它们始终处于进步过程中，不可能为这一过程设定任何界限。昨天还似乎属于奢侈的行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得到人们承认的权利。”瑑瑠庞德有关安全和法律的论述给我们认识安全权开启了一扇可能之窗，“原始法阶段的安全认为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维持一定社会的和平;希腊的人们把维持社会现状视为法律的安全目标;文艺复兴后，安全的着眼点集中于如何保障个人权利;现代法学家已不停留于个人自然权利或自由意志水平上谈论安全，即已不是自我主张的最大化，而是需求满足的最大化。”瑑瑡安全权的主体逐渐从社会和集体集中到个人，安全权的客体则从不受制约的自我主张，理性发展到实际需求满足的最大化，这一趋势体现了安全权积极适应主体需求的客观现实。20世纪以来，公民的权利体系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变革业已发生重大改变，在传统自由权的基础上又拥有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也就是划分人权时所指的第三代人权，包括工作劳动权、社会安全保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达到合理生活水准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以及各种福利待遇等等。“这些权利不是保护个人以对抗政府或其他当权者的，而是提请公共权力机构注意要让诸如个人自己拥有的那种权利通过另一自由而得以实现。”瑑瑢这就要求一种积极的安全权必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不能局限于有限的范围之内，还应该超越个人利益，因为现代社会个体的利益只有在结构性平衡中才能获得，安全权必须体现对社会安全利益的重视。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安全权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法律制度下的利益保障，对政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发展必须由最少的管制转变为最多的服务，在安全权语义中，突出强调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且不断推进该义务的纵深发展。从基础型人权安全保障到发展型人权的安全保障，安全客体和对象不断拓展，人作为安全主体的意义和重要性亦获致彰显。

3．从封闭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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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危险驾驶入刑社会危害

【中图分类号】F407，47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2-0448-01

一、危险驾驶入罪的依据

随着车辆的越来越多，飙车和醉驾等事故频发，时刻危害着老百姓的人生安全，伤害巨大。人们对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很仇恨。通过对各类交通事故的统计研究发现很大一部分交通事故是由于危险驾驶造成的，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单纯的危险驾车行为构成犯罪的规定，司法解释中对只有造成伤害事实的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这种认定已经完全不能满足震慑危险驾驶者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随着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慑危险驾驶者，危险驾驶罪将正式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确定下来。就像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说明中表述：“对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并造成事实的，原来由民事处罚现调整更正为违法行为，建议定性为犯罪。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醉驾、飙车等多样的危害行为。是社会的需求，推动了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入罪的动力。

二、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理论价值

法律之中刑法最严。刑法以保护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威胁为目的。即保护社会不受犯罪侵害的机能和人权保障功能，即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对犯罪分子也进行一定的人权保障”。“特殊预防是刑罚的作用：预防犯罪分子二次犯罪、重复犯罪，一般预防是：即预防尚未犯罪的人实施犯罪”。

在危险驾驶人罪以前危险驾驶的处罚标准只能参照行政法规来执行，行政法规的处罚力度往往不够，很多时候罚钱了事。这样就造成了很多危险驾驶事故的导火索，是危险驾驶事故的诟病。我们以一个中立者来看待这些问题，暂扣、吊销驾驶证件或行政罚款相对于采用自由刑进行处罚的刑罚来讲的处罚力度是不够的。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严重，没有威胁到生命财产安全，那么这样的处罚力度是够了。

对犯罪人的功能是刑罚最基本的功能，目的包括惩罚和改造，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剥夺其某一部分权利。惩罚不是最终目的，改造其才是最终目的，通过教育让他思想观念有所改变，认识到自己某些行为的错误性，从思想上教化犯罪分子使之不再犯罪。刑罚所具有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对犯罪人的身上，刑罚功能的另外一面在于对社会的功能：通过对广大民众进行普法教育，让广大民众懂法、守法、了解违法的后果。刑罚严厉的特性，这样很多老百姓在普法教育后对犯罪有和更进一步了解。这样就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受害人的安抚功能是刑罚的另外一个功能，刑罚权是国家替代被害人惩罚犯罪人的一种手段。他可以平息民愤、可以平息被害人的报复晴感。

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存在的问题

（一）他的行为范围和种类需要进一步明确。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但是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只规定了危险驾驶只有飙车和醉驾两种行为，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

危险驾驶只有单一的飙车和醉驾，不包含与之破坏程度相当的其他行为，所以面对瞬息万变的事故他的适用性不全面。由于司法解释必须用法条的形式确定下来，因此，修正案的明文规定甚至也完全排除了以法律解释方式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可能性，这就使得我们深思和考虑。比如吸毒后驾驶也能构成重大危害，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危险驾驶同样应该把它纳入其范畴。

（二）逐步完善和细化危险驾驶罪

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这在修正案（八）增加的条款里有表述，“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虽然晴节恶劣与后果严重在字面上很容易区别，但是怎样定义和恶劣程度没有诠释，“犯罪情节”与“犯罪后果”虽有区别，但是这两个概念很难分别对待，他们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法律的语言区分有一定的难度。对犯罪分子多犯何罪，犯罪程度，破坏程度，社会影响，必须用明确的法条表示，不的含糊，应避免其不全面。情节和后果必然会得到两种不同的处罚。‘情节恶劣”他是危险驾驶人罪的一个参考，即使他不一定造成不良结果，但必须也有一把法律的标尺来衡量它，如果不明确会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社会影响会比较恶劣。

（三）应该增加危险驾驶入罪的处罚力度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法定刑是“拘役并处罚金”，罚金往往受到犯罪人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执行能否到位、能否完全起到惩罚震慑作用存在疑问。虽然危险驾驶罪的主刑能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但是是否能有效杜绝飙车和酒驾，仍值得我们怀疑。主刑规定的拘役明显过轻，同时幅度这么小的刑罚在适用上也很难与不同程度、不同情节的醉酒相适应，在执法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执法者参考法条比较困难。

刑法修正案（八）之所以增设危险驾驶罪，是因为危害交通安全和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肇事现象日益猖獗，必须有效地打击，严厉的惩处。现在，醉驾飙车终于酝酿人刑了，应该同交通肇事罪同等的处罚力度，但是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让这种差距过大，没有做到犯罪处罚与犯罪事实应受到的处罚的统一。

四、危险驾驶罪需要完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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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安全文化，首先应该考察一下什么是“文化”。

1．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可以有多种理解。从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定义将文化扩展到除了自然以外的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的这一广义定义并没能给予我们一个对文化的明确的概念，因此利用广义文化的定义，我们几乎可以把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任何事物（包括精神和物质）统统纳入到文化的范畴中。但是文化的涵义更多的还应该属于精神的范畴。笔者认为，由人类创造或改造的物质与文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把这些物质看作是文化的“载体”，即任何一件由人所创造或制作的物品，其身上无不承载着制造（作）者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或技艺修养等文化的涵义。

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文化”这一词汇时，一般并不是指广义的文化，而往往特指人类精神方面的事物，如文学、艺术、教育等。譬如人们常说的“从事文化工作”中的文化即为这种含义。相对于广义文化的概念，这种含义的文化可以认为是一种狭义的文化。比这种狭义文化的概念更狭义的文化概念仅指一个人的知识水平或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提高文化水平”、“学习文化”等。

2．安全文化的概念

由于对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目前对安全文化的内涵也有多种表述，同时在使用安全文化这一概念时，也极易产生混淆。

相对于广义文化，我国有人将安全文化定义成“人类在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为保障身心健康安全而创造的一切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姑且将这一定义所描述的安全文化称为广义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的首创者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则对安全文化给出了相对狭义的定义：“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的总和，……”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核设施安全咨询委员会（HSCASNI）对INSAG的定义进行了修正，认为：“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于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这两种定义基本上把安全文化限定在人的精神和素质修养等方面，我们将其称为狭义的安全文化。

在国内许多有关安全文化的论文或宣传材料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诸如“提高全民安全文化素质”、“倡导安全文化”、“普及安全文化”、“学习安全文化”等字样，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将安全文化看作一种人们对安全健康的意识、观念、态度、知识和能力等的综合体，而不是广义安全文化的概念，这与狭义安全文化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提出广义安全文化的观点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促进实际的安全工作来说，则不宜使用广义安全文化的概念，而应该使用狭义安全文化的概念。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从分析安全文化的本质入手。

3．安全文化的本质

“安全文化”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其英文为“SafetyCultrue”。而“Cultrue”一词，中文一般译为“文化”，但是该词还含有“教养、陶冶、修养、培养”等意思。按照INSAG和HSCASNI对安全文化所做的定义来看，将“SafetyCultrue”翻译成“安全修养”或“安全素养”似乎更确切。

实际上，我们不是为了安全文化而安全文化，促进安全文化发展的目的应该是为人类创造更加安全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条件。而安全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实现离不开人们对安全健康的珍惜和重视，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安全健康的要求。人的这种对安全健康价值的认识以及使自己的一举一动符合安全的行为规范的表现，正是所谓的“安全修养（素养）”。安全文化只有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紧密结合，通过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不断提高人们的安全修养，才能在预防事故发生、保障生活质量方面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笔者认为的安全文化的本质，或者说是大力倡导推行安全文化的根本目的。狭义安全文化的概念就反映了这个本质。

广义安全文化的概念包含了人类所创造的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企业安全生产实践或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必然会推论出安全文化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结论，并由此产生出安全科学技术、安全法规制度、安全设施设备、安全宣传教育、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理论知识等统统都是安全文化的范畴的观点。这种观点即使没有错误，对于推动安全工作也没有多少好处，因为它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感情上的抵触或工作上的茫然。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应该使用狭义的安全文化的概念。

本文下面的论述中如不特别说明，凡用到“安全文化”一词，均指狭义安全文化。

二、安全文化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地位

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即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这里物的不安全状态是指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能量等的客观存在而可能导致事故和伤害发生的状态，不包括纯粹由于人的行为导致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如违章堆放的物料、私自焊接使用的压力容器等。物的不安全状态是事故发生的根源，如果没有物的不安全状态存在（即达到了物的本质安全），则人的行为也就无所谓安全还是不安全。因此，安全工作首先要解决物的不安全状态问题，这主要是依靠安全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来实现。但是，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科技水平发展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经济上不合算。

正由于此，控制、改善人的不安全行为也是十分重要的。控制人的行为一般采用管理的方法，即用管理的强制手段约束被管理者的个，使其符合管理者的需要。企业安全管理应该是在安全科学技术与安全工程技术基础之上，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制度、规程等，约束企业职工的不安全行为，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使职工学会安全的行为，以保证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随着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尽管有了科学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但对于搞好安全生产来说，还是不够的。科技手段达不到生产的本质安全化，需要用管理手段补充；而管理手段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管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被管理者的监督和反馈，对于安全管理尤其是这样。被管理者对安全规章制度的漠视或抵制，必然会体现在他的不安全行为上，然而不安全行为并不一定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相反可能会给他带来相应的利益或好处，例如省时、省力等。这会进一步促使他的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并可能“传染”给同事。不安全行为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大量不安全行为的结果是必然发生事故。在安全管理上，时时、事事、处处监督企业每一位职工遵章守纪，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这就必然带来安全管理上的漏洞。安全文化概念的应运而生，正是为了弥补安全管理手段的不足。

安全文化之所以能弥补安全管理的不足，是因为安全文化注重人的观念、道德、伦理、态度、情感、品行等深层次的人文因素，通过教育、宣传、奖惩、创建群体氛围等手段，不断提高企业职工的安全修养，改进其安全意识和行为，从而使职工从不得不服从管理制度的被动执行状态，转变成主动自觉地按安全要求采取行动，即从“要我遵章守纪”转变成“我要遵章守纪”。

当然，由于安全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明显的、根本的效果。有人甚至指出，倡导安全文化的效果可能要在2~3代人的身上才能显现出来，必须从孩童时期抓起。另外，安全文化的推行，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安全技术措施和良好的安全管理基础之上。无法想象，一个企业生产条件恶劣，事故隐患丛生，安全管理混乱甚至没有，不安全行为随处可见，而仅仅通过安全文化的建设即可使不安全的生产面貌发生有效的改变。

三、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

前文已经指出，安全文化可以补充安全管理的不足，就象安全管理可以补充安全技术的不足一样。因此，安全文化绝不应该是一种空中楼阁，而应该紧密结合企业的安全生产实践活动。如何建设企业的安全文化事业，许多专家学者和企业安全管理干部都进行了论述，笔者在此仅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1．坚持以同志“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为指导，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与时俱进。

安全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其发生和发展的条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安全生产规律的认识。早先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安全价值观、安全行为模式等，必然会对以后的安全文化产生影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总结、宣扬现代的安全文化与安全素养，摈弃陈旧的错误的安全文化，从被动型、经验型的安全观转向效益型、系统型的安全观。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更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安全文化理论和方法，不断完善自我。

2．以良好的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为基础，创造提高安全素养的氛围与环境。

企业职工个人安全素养的提高，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往往还要依靠群体效应的引导，这与人的“从众心理”有关。企业的领导应该为职工创造一种“谁遵守安全行为规范谁有利，谁违反安全行为规范谁受罚”的管理环境，持之以恒，使职工将遵守安全行为规范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而不遵守安全行为规范的举动变得与群体格格不入并遭到排斥，令行为人感到由于自己的不安全行为被同事们轻视，则职工整体的安全修养必将大大提高。

提高安全修养的工作氛围应该以班组建设为基础。

3．将安全文化融合于企业总体文化和各项工作之中。

在企业中开展安全文化建设，不应该把安全文化看作特立独行的事务，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部门和开展单独的活动，而是应该在企业的总体理念、形象识别、工作目标与规划、岗位责任制制定、生产过程控制及监督反馈等各个方面融合进安全文化的内容。在企业中也许看不见听不到“安全文化”的词语，但在各项工作中处处、事事体现安全文化，这才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实质。

4．加强各类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职工综合知识与技能。“”版权所有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土壤是职工，职工受教育的程度、知识水平的高低、业务能力的强弱等基础文化素养，与安全文化工作的实施密切相关。因此，进行企业安全文化的宣传教育，要结合职工基础教育和其他教育，做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活动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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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飞行技能 养成方法 技术型

目前，国内外对行技能培养的研究，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对于技术性技能，除了加强在空中对行机动动作精确性的控制，相关程序、法规的运用外，大多数飞行院校倾向行模拟器运用[1]。比如，在教授一项新科目时，现在模拟器上进行训练，知道操作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才能让你上飞机。还有，当学员在飞机上的操作不过关，教员认为其无法继续在飞机上完成课程，就会让学员回到模拟机上，继续打磨其技术。然而，对行技能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工程。

1 技术型飞行技能简介

1.1 技术型技能定义

技术型飞行技能是指飞行员顺利完成飞行任务所必需具备的、精确熟练操纵飞机的一系列技术性技能，包括速度控制、航向控制、高度控制以及飞行状态控制等诸多要素。航线驾驶技术型技能是飞行员对飞机航行状态的认知判断以及在具体飞行情境中的各种行为反应。

飞行员在起飞、爬升、巡航、转弯、进近、着陆等各种飞行任务中对飞机的控制，可以从飞行员在空中是否能够维持一定的姿态、速度、高度、航向、稳定性进行判定。

1.2 技术型技能养成方法

在初期的飞行训练过程中，航校对于技术型技能的培养，主要通过模拟器结合实际飞行训练来进行：在目视飞行训练的起始阶段，航校会让学员在模拟器上练习基本的机动动作：起飞、爬升、平飞、转弯、下降和着陆。得到带教教员认可，觉得学员可以安全地进行实际操作训练的时候，就会让其上机。到学员即将进行转场飞行时，教员会安排学员进行进一步的模拟器训练，然后才上真机进行实际的转场飞行训练。[3]

2 非技术型飞行技能简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飞行员普遍地认为，只要练好“一杆两舵”的飞行技术就能基本驾驶好飞机并保证安全。[4]但是，从近几年来的飞行事故中可以发现，三分之二的飞行事故涉及人的因素，这些因素不是技术原因，而是由于人们在沟通、合作和决策等方面出了问题。在研究中发现，相对于技术因素，非技术因素对飞行安全的影响更大。

所以，改善飞行员非技术技能是保证民航安全的重中之重。彻底掌握非技术型技能的特点，了解飞技术型技能养成的方法，并把之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改善安全的前提。

2.1 非技术型技能定义

非技术型技能的定义有很多。其最初是由欧洲联合航空局为解决非技术技能和技术技能有何区别，以及如何评价飞行员的非技术技能两个问题而提出来的。航空局内的非技术技能研究小组根据类的独立和简化原则，提出了非技术技能系统，认为非技术技能主要包括四类技能：情境意识、决策、领导与管理技能、合作技能。[2]

非技术型技能对于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安全控制尤其重要。有研究人员总结了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四个特征：系统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系统越来越多的纵深防御设施；系统越来越自动化；系统越来越不透明。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员工以团队形式与技术设备交互作用。安全是动态的，人误不可避免，系统始终处于各种内部的、外部的、预期的、意外的威胁包围之中。例如在飞行过程中，从威胁出现到最后消除关键是机组的处置方式，需要机组成员对隐患与失误有效地进行交叉检测，准确、迅速地交流信息、及时地采取应对行为并对决策进行评价。而良好的非技术型技能有助于这一过程的顺利完成。

2.2 非技术型技能养成的意义

民航飞行员非技术型技能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的“性能”，已经有很多事例说明了人的因素在民航中的重要性。民航安全工作者在认识到非技术技能中情境意识、决策、领导与管理技能、合作技能四项因素特点的同时，也应考虑怎样基于这些特点设计针对性的训练来提高民航飞行员个体和机组的“性能”。针对民航飞行人员建立非技术技能培训体系是对飞行员进行系统训练中的重要一环。民航相关机构与航空公司应该给予非技术技能训练更多的重视。

2.3 非技术型技能养成方法

有研究人员已经指出，非技术型技能训练的最终效果是达到安全、高效和舒适的飞行目的，其次要目标是实现机组的认知、情感和心理学目标。训练内容应该包括：与人的因素有关的事故统计和分析，人的信息加工，个性类型，处境意识，厌倦或疲劳以及警觉性和应激性的管理，工作负荷管理，在机组内的有效交流，操作者的标准操作程序，任务分工，交互监视，相互支持，检查单的使用和做出决策。训练的具体目标是强化机组的群体意识，形成和发展飞行人员的领导能力、交流能力和决策能力，培养飞行人员的处理应激、解决冲突、良好的处境意识以及注意力分配和转移的能力。

目前，国内已有几家航空公司开展了CRM训练。国航使用全任务飞行模拟机和计算机基础训练器对飞行员进行培训，在非技术技能训练方面开展了部分工作。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飞行教员通过CRM教学实践在非技术技能训练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在上海东方飞行培训有限公司里，也有着系统的CRM培训，同时CRM培训已经贯彻到飞行员培养流程的各个阶段。从ATPL差异理论培训开始，到新雇员、初始改装培训等，都涉及到CRM的培训。国内民航领域许多学者围绕飞行员非技术型技能的训练相关课题进行了很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相对来说卓有成效的方法，但大都只是对非技术型技能领域的部分内容的研究和应用，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科学、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参考文献：

[1]高敏刚.民航飞行员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方法研究[J].科技促进发展.2012，3：40-46.

[2]薛云燕，李俊良.我国民航飞行员培养瓶颈与解决办法浅议[J].中国民用航空.2006，72：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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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安全；动态监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1

一、引言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原因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会根据各地区的地理条件、资源产量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现象产生。我国的这种区域经济空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然而，优先发展的地区始终处于重点投资的地位，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也就越来越大。只有对我国区域经济进行动态监测和科学分析，才能避免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拉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解决各类社会的经济问题，从而达到维持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平关系的目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较大差异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省会和城市之间，同时也出现在省际之间。尤其是在各省的工业水平方面，产生的发展差异非常明显。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大量历史文献看来，产生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仔细分析，可以将原因分成内因和外因。

1.内因。内因指的是区域的自身条件，可以包括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存量，还有该地区的自身的经济水平。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决定着自身的生产率和指定的产业结构战略。

2.外因。外因指的是国家的倾斜政策。国家出台的政策直接或间接都能从不同程度上给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政策倾斜不仅能够调动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还会影响到各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水平。因此，对于不同的区域，我国就应该制定不同的方案方针，采取适宜恰当的措施来促进我国各地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在努力建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支持西北地区的一些重大项目。而中部地区则应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帮助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建设。中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能否加强关系到东部地区的需求市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体现出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关联，呈现出区域之间共同协调发展的现象。

三、我国区域经济监测常出现的问题

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国地域范围宽广，不同区域又有着不同的地理特征，出现区域经济差异的现象是难免的。在空间上，我国的区域经济呈现出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并存的格局。发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呢更快，经济实力也更雄厚。而不发达的区域，不仅经济发展建设的投入不及发达区域，资源和地理条件也不如发达区域优越，因而，不同区域经济差异越拉越大。区域经济差异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我国制定的制度和出台的政策甚至是社会历史文化都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随着各区域的发展，不同地区区域经济水平逐渐拉大，导致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如果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稳定并协调的长时间持续，社会矛盾就有可能与日加剧。因为，地区区域经济水平相当的话，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是相似的，两区域之间的相互需求就会增多，市场之间的流通也进行得更多。相反，如果两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差太大，地域分工和贸易流通就很难进行。最终，各区域间的技术资金和产业扩散也就难以实施，从而对我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新产生阻碍的影响。

四、区域经济安全动态监测

将评价国家经济安全的10个度量指标对国内省区进行分解，经济区域可以是一个省份或者是多个省的联合体。指标安全系数 通过阈域值法进行计算。

指标数值大，安全度越大的安全条件指标，其安全系数按下式计算：

指标数值大，安全度越小的安全条件指标，其安全系数按下式计算：

根据区域经济安全系数的大小，对区域经济安全度进行打分，然后根据得分将经济安全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具体的评价方法见表1。

五、动态监测对于区域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区域经济能否稳定发展是我国需要首先考虑的经济问题，在领悟我国区域经济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并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来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确保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目的。进行动态监测在预防措施方面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动态监测工作的进行应根据我国国情，对区域经济安全进行系统定量监测研究，展开全方面的动态监测。可以通过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内涵，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安全的因素，或者是构建区域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来研究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安全方面的问题。

六、结束语

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领域分布有金融、能源、贸易等社会安全方面，因此，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安全进行动态监测时，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并适时拓展对区域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目前，我国经济安全处于中低度的不安全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有外来风险，还包括我国经济风险区带来的危险。因此，对我国区域经济安全进行动态监测的相关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张静.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J].经济导刊，2011.

[2]张维群，张颖.区域经济安全的统计探索[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2，17（51）.

[3]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与评价指标体系再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4]叶卫平.论经济安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J].研究，2011（2）.

[5]顾海兵，张安军.我国区域经济安全动态监测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理管理，2012（7）.

[6]顾海兵，王鑫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06）.

[7]信春华，朱世英.省区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及模糊综合评价[J].中国矿业，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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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失业对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及主观幸福感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这表明，失业对幸福感的负面效应远远超过失业造成的收入损失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持续不断，而人们对失业的心理复原能力很低。

在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后果方面，工作条件与工作可获取性同等重要，因为人们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面。工作是许多人对其所在社区的主要贡献，它是自豪与自尊的源泉。工作质量因此对他们而言是最根本的东西。

工作质量以及如何加以衡量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关注。国际劳工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体面工作”的概念。该概念的定义为：“男女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机会。”最近，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欧盟统计局也已经开始实施其他旨在衡量工作质量的计划。这些计划突出表明，工作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某些重要的因素，如职业保障和职业道德、就业获得的收入和福利、工作安全和社会保护、社会对话、工作场合关系和工作激励等。除了衡量工作可获取性的标准指标之外，本文还考虑了某些工作质量指标。

就业率。这一指标指的是适龄劳动者（在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中，年龄在15至64岁之间）的比例，这些人宣称在之前一周至少在有实质报酬的岗位上工作一个小时。但是，用就业率指标衡量幸福感的一个明显不足是，一些人可能自愿选择离开薪酬工作（如陪伴子女、去学习或者从事其他有价值的活动等）。第二个不足是，就业率受到人口结构的影响（如学龄人口比重越高，就业率就越低）。在这些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就业率较低并不意味着幸福感低于就业率较高的国家。

长期失业率。长期失业率将人们置于遭到社会排斥、贫困和权利遭剥夺的风险之中。这一指标指的是失业一年或更长的人口的数量在实际劳动人口（就业和失业人口数量）中的比例。但是，从评估幸福感角度得出的失业指标的一个局限是，它没有包括那些想工作但无法积极找工作的人，这些人认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非常之低。

非自愿兼职。在工资、工作安全、培训、升职和贫困风险方面，相对于全职劳动者，兼职劳动者或许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丢掉工作，他们获取的失业救济或者再就业援助也不如全职劳动者。然而，人们可能还会选择兼职，因为他们宁可多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或者宁愿承担较小的职业责任。对人们幸福感来说，最重要的是兼职工作是自愿还是非自愿。

全职雇员的平均年度总收入。工作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就业带来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工作收入是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收益指标或许还能体现出，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支付公正的薪酬，并且让劳动者获得尊重和尊严。但这一指标的局限是，它不能衡量每小时工作的收入，因而不能衡量失业带来的机会成本。另一弱点是，它指的是平均概念，因而无法体现人口间的收入差距。

根据临时就业合同工作的雇员。就业质量的另一个必要因素是工作安全。根据临时合同工作的雇员面临失业的风险要高于终身雇员，因此脆弱性也大于拥有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劳动者，尤其是在社会安全网较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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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并购 安全审查 实体审查 审查程序

2008年12月，中国太阳能巨头皇明机关获得了高盛集团和鼎辉国际投资公司近1亿美元的注资，此投资不禁让人联想到三年前凯雷并购徐工。过去几年，一些行业领头的企业先后被外资入股或控股。其中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纸业公司入股山东太阳纸业；法国SEB集团入股苏泊尔；英国RichKeen公司与统一控股完达山；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投资湖南太子奶集团等。面对本国企业的“沦陷”，让我们不得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立法政策上在促进外资并购的同时，是否应就涉及国家安全之特定产业采行适度之管制措施？答案是肯定的。

一、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概述

（一）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内涵

从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来看，可对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做如下概括：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是指一国对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进行审查，并采用限制性的措施来规制该危害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行为的做法。国家安全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变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在不同时期对这一概念都有不同的诊释。例如佛农・戴科指出：“安全不仅是国家最终生存的欲望，而且是国家生存在重要利益和价值观不受威胁的环境中的欲望。”[1]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国家安全在客观意义上是指不存在对既定价值观构成威胁的状况，在主观意义上是指不存在既定价值观可能受到攻击的恐惧。”当代世界的安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而是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环境或生态安全等的有机结合，因此，有人将其称为“综合安全”。笔者认为，面对日益复杂的并购交易和国际形势，国家安全的宽泛理解应该是切实可行的，我国由此可以拥有合理的自由裁量权，根据个案的情况享有必要的灵活度，以最终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二）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确立的意义

外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产生积极效应,也可能造成消极效应。一方面，并购行为可能有利于国内企业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有利于优化相关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如果监管不力，中国产业安全将遭重创。大规模的外资并购将影响中国的产业格局，挤压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以资金换取国内稀缺资源的控制权，中国大量战略性资源的外流，将成为国内经济长远发展的“瓶颈”；国内企业在外资控制下，沦为国际产业链低端，民族品牌遭重创，影响自主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做大做强。所以，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就是窗户上的纱窗，引进外资“凉风”的同时，隔阻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蚊虫”，更加优化地利用外资。[2]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正是基于解决外资并购中的这些弊端而应运而生。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美国是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其经验是我国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了1988年奥姆尼巴斯贸易与竞争法第5021节，修订了《1950年国防生产法》的第721节，也就是“埃克森一费罗里奥修正案”。该法也就被称为“埃克森一费罗里奥条款”（以下简称1988年法)。[3]该法成为美国规制外资并购、保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为确保1988年法顺利实施，其后出台了1911年的《关于外国人并购、收购接管的条例》。1993年《国防授权法》第837节(a)款对1988年法进行了修订。“9・11”事件使美国进一步提高对国家安全的敏感度，再次修订《1950年国防生产法》的第721节，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美国的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并于2007年7月26日由美国总统签署了《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简称FINSA）。[4]为确保其得以实施，于2008年对1991年实施细则―《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进行了第三次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草案》。[5]2007年和2008年美国相继出台了FINSA和《外国人合并、收购、接管条例》，对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做出了重大修改。

（二）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具体规定

1.实体规定。第一，审查机关。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修正案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根据《第12661号行政命令》，正式指定在美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作为该修正案的执行机构，负责对外资并购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1993年，在美国国会建议下，《美国第12860号行政命令》决定扩大委员会构成：扩大后的成员包括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总统经济政策助理。2003年2月，又增加了国土安全部成员，从而使CFIUS成员发展至12名。[6]

第二，国家安全审查标准。除了考虑传统的“国防安全”外，还将考虑所有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有形或无形的系统或资产，此外，外资并购交易如果威胁到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或影响美国的本土就业，都将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

第三，国家安全审查对象。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把审查对象设定为“任何外国人对美国人的收购、合并或接管”上，其中在界定“外国人”时，对自然人和实体采用了不同的标准，自然人采取的是国籍标准，而实体采用的是控制标准。[7]而在FINSA《实施细则草案》中外资“控制”行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拥有一个企业股份数量的考虑，即便是持有少数股。

2.程序规定。第一，审查程序的启动。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启动，即：外资并购的交易方向CFIUS申报(voluntary notification)，或是CFIUS成员机构向CFIUS提起机构通报(agency notice)。[8]对于申报方式启动的审查程序，国家安全审查中规定了撤回制度，交易方向CFIUS进行申报后，可以在总统宣布决定之前的任何时候向CFIUS的成员主席书面请求撤回该申报。

第二，根据FINSA及《实施细则草案》，CFIUS采取逐案审查的方法，整个程序从收到企业申报起，最长不超过90天，可以分为审查、调查和总统裁决三个阶段。其中审查期限为30天，但是对于以下三类案件则必须进入为期45天的调查期，一为经调查确实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案件，一为外国政府控制的并购案件，三为外国人拟控制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案件。调查结束后，CFIUS须将调查结果报告总统并提出是否批准交易的建议，总统须在15天内作出最终决定，并且将其所作的决定结果通报给国会。[9]不少企业迫于政治压力或认为获准的可能性很小，而在最终决定作出前主动撤回。比如“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案”中海油对优尼科竞购的主动放弃就属于类似情形。[10]

第三，处罚任何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在提交的通知中有实质性的虚假陈述或信息遗漏，按照美国民事罚则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11]任何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实质性协议，或一致性条款，按照美国民事罚则处以25万美元以下，或者并购交易额以下的罚款。此单处罚则不与减轻协议下的索赔及其他行政罚则并案处理等规定。

三、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现状及完善

（一）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已有涉及，然而由于操作程序的缺失，使审查机制面临难以实施的尴尬。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审查并不会对国家安全起到较多的实质作用”，并建议“以反垄断规制方法取代放松外资准入后的监管空白”。[12]但是，2008年8月1日实施的《反垄断法》，第31条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对审查规定非常笼统和模糊。2006年9月8日执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的规定》，第12条“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基于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在外资监管中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

（二）完善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1.关于实体审查的建议。（1）成立专门的审查机构。我国可以成立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由商务部长牵头，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国家发改委委员长、科技部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长、国家安全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长、国土资源部长、环境部长、卫生部长、工商局局长作为常务委员，商务部长也可视情况，指派其他部门作为非常务委员参与。[13]

（2）明确审查标准和审查对象。第一，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标准主要是如何定义“国家安全”的问题，前文中我们也提到美国FINSA及其《实施细则草案》对此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毕竟国家安全的范围原本就是动态的、主观的，它会随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困难的。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有意不对“国家安全”进行明确解释，这种刻意的模糊有助于在“国家安全”与“开放外资”的两种政策之间形成微妙的平衡。[14]

第二，中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对象应该规定为：“任何外国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并购”。其中外国投资者应包括“外国自然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实体组织”；“其他实体组织”甚至可以包括外国政府或者地区，唯此才能适应外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对此美国安全审查中的“控制”标准值得我们借鉴，即将审查对象中的并购方定义为“受到外国利益控制或能够受到外国利益控制的任何实体”。

2.关于审查程序的建议。（1）并购报告的提交。外资并购的交易方可以向商务部长主动提交并购报告，委员会任何成员认为该并购交易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时，也可以提请商务部长指令该并购交易方提交并购报告。[15]报告提交后，交易方根据委员会要求，或者在交易情况发生变动时，随时提交补充、修改并购报告的材料，该材料作为并购报告的当然组成部分。

（2）预审和调查。第一，预审程序。委员会认为此外资并购交易会导致境内企业控制权的丧失，或者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时，根据交易方提交的材料进行预审。预审在30内结束。

第二，调查程序。委员会针对预审确定的危害因素展开翔实调查，期间可以与交易方进行听证论证，让交易方补交材料。调查将在45天内结束。

第三，复审。如果并购交易被认定为存在对国家安全的危害，交易方在收到调查结论后，向委员会主席申请复审。在15天内结束，且复审结论为最终裁定，交易方在收到复审裁定后，必须立即执行。

（3）处罚。第一，交易方在安全审查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虚假陈述或有重大遗漏时，委员会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处以罚款；

第二，交易方不履行与委员会达成的整改协议，给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委员会除否决已完成的并购交易外，对违反方处以罚款；

第三，被处罚方在接到处罚通知时，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进行救济。第四，委员会的处罚并不影响因危害国家安全而造成的其他刑事、民事处罚。

四、结束语

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是由国家安全利益多决定的，是东道国依据国家对外资进行规制的方式，是国家安全战略在外资领域的集中体现。美国对外资并购的谨慎态度，以及相关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的完善，充分显示出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因此，当我们在利用外资并购这把“双刃剑”时，要重视国家安全审查的作用，并在借鉴发达国家经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参考文献

[1]邹琪等.《反补贴与中国产业安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43页.

[2]《外资并购需要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3]邵沙平，王小承.《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探析》.载《法学家》2008（3）：96.

[4]韩龙，沈革新.《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载《时代法学》2010（5）：95.

[5]See Federal Register /Vol.73,No.79/April 23,2008 /proposed Rules.

[6]陈宜飚.《美门口的野蛮人・联想并购第三方势力》.http: //it. people. com. cn/GB/42891/42895/3163069. html，访问日期：2010年12月20日.

[7]刘东洲.《美国外资监管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6）：145-147.

[8]邹琪等.《反补贴与中国产业安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3

[9]th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 section 2.

[10]胡海燕.《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美国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载《金融经济》：49

[11]Federal Register/Vol.73,No.79 Wednesday, April .23,2008, Proposed Rules,21880.

[12]漆彤.《跨国并购的法律规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92

[13]孙效敏.《外国并购国有企业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8.

[14]刘东洲.《美国外资监管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6）：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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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园安全 场地 空间 设计

中图分类号： TU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教育是未来之本，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教育事业特别是作为学校教育起点的教育事业的重视逐渐增强，教育的功能空间载体——园被人们寄托了更多的情感和希望，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身心发展，使其创造性、个性和社会性都得到合理培养的空间，成为园设计的关键。

然而，近年来未成年人教育空间如园、小学各类安全事件频发，这必然引起研究人员和设计者对园设计中的各类安全因素的重视、反思、总结，进而探索如何在实现教育空间功能性、开放性、趣味性、人本性、亲自然性的同时，保证教育空间的安全性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以幼儿园的安全设计为切入点，在探讨安全隐患的来源的基础上，对园的安全设计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期对幼儿园建设和教育空间的安全性设计有一定的帮助。

1安全隐患的“来源：

“安全”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概念，辞海对于安全的解释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 国家标准(GB/T 28001)对“安全”给出的定义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从未成年人教育场所的设计角度来说，安全意味着身体上的物质安全和环境安全，以及心理上对空间氛围的感知安全。结合场地及空间设计的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我们认为园的安全隐患主要存在于下几个方面：

1.1社会安全事件：：

校门口的突发的社会安全事件排除一定的社会因素外，很多园在设计中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校门口缓冲空间的设置过于局促，导致在接送时间段内，入口的交通拥堵，私家车、电动车、自行车等车辆随意停放，人车流混乱无序，给通行者、接送者及校方都造成极大的交通困扰，特别是位于城市繁华地段交通复杂区域的学校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交通混乱堵塞的状态成为常态，是不能忽视的安全隐患。此外，个别校园为了追求入口的视觉效果而忽视了门卫在报警机制、治安辅助等方面的设置，不够周全的考虑，使得人员出入控制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成为接送时间段校门口的突发事件和交通事件频发重要原因之一。

1.2园内活动：

园内活动占据了幼儿相当比例的在校时间，3到6岁的幼儿活泼多动，好奇心强，对于未知世界的需求很高，所谓一草一木皆参与成长，在游戏、学习、娱乐、体育、制作、语言社交等活动之中，孩子们的个性和综合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而在认知环境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身体和行为的掌控能力是不足的，缺乏对潜在安全隐患的预知和应变的能力。而现实却是很多园的校园空间分割与围合不够合理，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室内外活动空间安全处理不全面、不合理和不便利；空间引导手法、视线处理和细部处理等方面不够慎重这些都是危险滋生的土壤。高处防护措施不利，地面湿滑不平整，植物配置不合理，游戏区域尺度不足、通道狭窄、障碍物影响视觉、在可触及高度范围内存在尖锐、硬质、粗糙的建构筑物等问题更是常见，这些都很有可能造成对的身心伤害。园设计中应对不安全因素采取积极的防治措施，以保证在园内的活动有适宜的空间尺度，良好的视野，舒适的媒介和界面。

1.3场地因素：

场地因素是指园内学习生活环境的物理要素，如日照及室内照明、温度、通风、空气质量、声音、色彩及材料等方面。幼儿身心处于稚嫩的发展状态，较成年人脆弱许多，更易受到场地的物质环境的影响，这使得对于环境的敏感度和依恋性更强。然而在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在同迅速城市化进程中各类矛盾的纠缠和斗争中，园的场地安全性面临很多挑战，如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不可控制的客观环境因素，由用地受限引或开发不济起的通风不利、日照不足，以及室内照明、色彩、温度、材料的选取和设置不合理而造成缺乏个性、单一、不具亲切性及吸引力、不符合心理、生理发展的规律的冷漠空间，问题场地。

1.4安全教育及安全管理：

频发的校园安全事件凸显师生、家长及校方安全意识的普遍淡薄，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的缺乏就可想而知。家长缺乏安全教育的主动性，校方忽视安全教育或者教育方法生硬落后，在校内安全、活动安全、灾害预防、突发事件应急、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及管理不够灵活、生动及实用，教育及管理的缺失和不利成为安全现实性的障碍。

2园校园安全对策

根据上文所述，实现园的校园安全，应针对应对各类安全隐患，对其进行可预见和合理的趋避、预防和引导。以场地安全及空间设计的角度出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合理的安全对策 。

2.1场地安全

2.1.1场地总体布局

校园的总体布局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效利用有限的用地，保证院内交通路线清晰合理，保证在室内活动时有充足的日照、良好的通风、舒适的视野，同时，应对室外活动场地做合理的计算及安排，可充分利用屋顶空间，使师生能够通过便捷的路径，到达有足够的空间和安全的界面的室外活动场地。

2.1.2入口处理

首先园门口应预留足够的空间，充分考虑和预估接送时间段人流量和车流量，尽量避免人车流交叉，控制停车时间、位置及园入口接送行车路线；其次从交通安全和资源有效整合的角度来说，校方和社区应采取相关措施及鼓励政策，提倡校车统一接送，减少私家车停放、通行对校园入口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门卫的设置应配合视频监控、报警机制及警卫人员的机动管理，做到无死角，无漏洞。

2.1.3活动场地

活动场地的安全性体现在空间及界面的处理两方面，幼儿有好动、自控力不强、亲水亲沙、趋地等行为特点，所以活动场地首先应有足够的空间，有缓冲和回旋的余地，其次，用地平整，场地地面应防湿、防滑、适当弹性及保温度，避免尖锐、硬质、粗糙的物品出现在幼儿活动范围内。

2.1.4植物及景观环境

考虑到幼儿喜欢探索大自然，好奇心强，愿意以各种方法感知环境的特性，园内景观配置要合理而谨慎，避免有毒、针刺、花粉刺激等植物配置，水景观处理要充分考虑其安全性和卫生性，水池不易过深且应在视线监管范围内，同时定期清理。

2.2空间设计

2.2.1活动单元

每个班级都有相应的活动空间，在室内学习、游戏、跑、跳、追逐等活动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所以空间应灵活的、开放的、无障碍的，色彩应是明朗的、温暖的，家具等设置不在多而在于吸引力及趣味的满足。

2.2.2开放性空间

园内有走廊、大厅、平台、底层架空空间等开放性空间，师生在开放性空间的活动是随机的，学习、游戏、各类交往、活动、谈话等等，这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一定的机率下，一定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的活动是有趣的，但同时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所以安全防护措施是必要的，很多细节是不容忽视的，如避免突兀的高差、台阶，临空一侧要有防护栏杆，安全疏散通道及方向应明确等等。

2.2.4厨房餐饮

园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厨房餐饮设置不合理及卫生监督管理不力。做到食品安全，厨房布局、房间安排、面积控制及设施的配置应符合国家相应建筑设计规范及食品安全法规。

2.2.5材料的安全性

任何空间内的活动都是以空间界面的材料作为媒介或依托，如活动室里的活动，其依托的界面是需要弹性的地板，光滑整洁的的墙面，符合室内空气指标的家具及漆面，在建筑材料使用方面，操场的奔跑需要的是平整防湿滑的地面等等，建筑材料的使用应符合幼儿生理心理特性，更应该是安全的、无隐患的。

2.3行为引导

充分利用幼儿喜欢变化、趣味的好奇心态，通过视线的转移、趣味的引导使幼儿摆脱安全隐患，比如步上若有适当的图案，使之成为的视觉趣味中心，就会注意到自己的步伐与踏步的关系，不会随便蹦蹦跳跳，同时也会自然抑制沿栏杆攀爬的冲动。[ 杨正平，石东浩. 幼儿园空间安全性设计初探.华中建筑.2004（1）:59-60.]

2.4安全意识的培养与安全管理的强化

安全意识的培养是多方的，校方的安全管理停留在口头及表面上，足以说明其安全意识的不足。所以，安全管理要有明确的内容安排和责任分配，同时应鼓励家长充分参与到安全教育体系。幼儿好奇心强但持续时间短，所以安全教育应采取灵活、丰富、生动、实用、易于接受的方式，让孩子们了解防火避灾、遵守交通规则、珍爱生命、自我保护等安全常识。 3结语

综上，幼儿园校园安全已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公共问题，校园安全的实现需要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要有充分的预估和考虑，需要从校园建设和管理、制度、安全意识培养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的有效地建构，本文结合空间行为引导、安全意识的培养与安全管理的强化，从场地及空间设计的角度，对幼儿园的校园安全隐患进行合理的分析，以相应的设计技术、方法和策略，对校园安全的实现进行合理有效地探讨，这正是本文的内涵所在。

参考文献

1 杨正平，石东浩. 幼儿园空间安全性设计初探.华中建筑.2004（1）:59-60.

2 (美) 伦纳德·J ·霍珀，马莎·J德·罗格 .《安全与场地设计》.胡斌，吕元，熊瑛 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3 程海云,姚本先.辨析儿童心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心理天地.2007(11):54-55

篇10

关键词：食品安全；利益博弈；信任关系；政府监管

一、引言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食品安全不仅是一个生物、化学、技术和管理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本质是食品原料生产者、食品加工企业、食品营销者、食品物流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及食品消费者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同时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其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信任管理和风险监管体系等并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有机整体。但是，目前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和系统管理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事实上，近5年我国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并不是我国的基础技术落后，主要是因为食品安全的外部监管、服务体系缺失造成的。当前我国食品不安全因素贯穿于食品供应的全过程，各大类食品均存在安全隐患，食品安全管理体制、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食品安全检测体系、食品安全风险预警系统等方面均存在着严重问题，同时，食品安全的诸多环节的监管不到位、利益博弈不均衡、信任缺失、法规条文不统一，导致食品链条成本和系统风险大幅增加，食品行业道德水平大幅下降，国民对政府和食品行业的信任度急剧下降，食品消费者时时处于担忧和恐惧环境中。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整个社会就无法和谐，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国内学诸多学着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本文将目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信任关系和食品安全问题的系统管理等三个方面研究进行了回顾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食品安全的利益演化博弈研究

利益是社会主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外部条件约束和保障下进行存续、发展、实现自我的一种必要追求，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对利益追求和动机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人们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能源消耗和编织全球经济共同体蓝图的根本动力。可以说，没有人们对利益的需求和追逐，就没有了社会的一切。正是利益的存在，导致了利益问题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它反映着人与其周围世界中对其发展有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积极关系，赋予了人们行为的目的性和内在动力。而也恰恰是利益，导致了社会各类事物之间具有着复杂性、统一性和矛盾性等特征。

在整个食品安全问题中，利益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主要地位和作用，它是整个食品链条的剂，也是整个食品链条发展和延续的源泉，更是各类问题和矛盾的聚集体。各种利益主体在谋利活动中，都会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运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地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强弱双方会不断为各自的利益博弈，在这种利益博弈中，经济冲突和矛盾行为就产生了。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中，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且对食品需求弹性小，总体上只能属于被动接受者，其对食品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王虎、李长健认为这种看法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他们认为整个食品供应链的终端，对食品安全存在天然的利益动力，对食品安全的关切度最为强烈。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由此产生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现象。但是，由于整个市场信息和个人信息的不对等性和非完全性、政府监管不到位及行政和链条中间环节信任的缺失等，在利益需求的实现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利益相关集团或个人会存在着具有差别性的动机和实现路径。在其路径的实现过程中，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机会主义等行为应运而生。根据Akerlof和Arrow的研究结果，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食品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安全性差的食品把安全性好的食品驱逐出市场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隐藏或歪曲和误导食品安全信息等机会主义行为问题。在市场信息模糊不透明和市场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食品链条中的各方的逆向选择、不道德行为和投机行为会随着各方追逐利益预期的增加而增加，最终会导致市场失灵、监管部门失信、国民恐慌和社会动荡。事实上，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人为因素实质就是利益追逐的结果，生产者明知是有毒有害物质，却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仍用于食品生产。回顾近几年来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绝大多数是人为因素造成，道德风险严重。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自然因素引起。因此，对于食品链条中的利益分配和行为监控等急需监管部门予以重视。王虎、李长健认为食品安全中存在的复杂的利益矛盾运动态势主要表现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为了实现食品领域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局面必须重视对食品领域利益矛盾运动的分析并有效构建该领域的利益冲突与制衡机制、利益产生与分配机制、利益代表与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与利益保障机制，实现食品安全治理模式向政府、第三部门、法庭与私人多元共同参与的变迁。食品链条上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制衡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影响着食品安全中利益矛盾运动态势和市场均衡的变迁，影响着食品链条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食品安全领域的利益追求不应该只是单个个体或群体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整个食品链条中所有群体和个人集体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的需求虽无法使个别个体或群体的利益最优，但能保障整个食品链条利益最优，使得食品链条的发展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食品安全问题的发展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结果。食品安全问题中的利益博弈及其路径选择，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道德水平和政府对国民生命安全的关注程度和对人民的热爱程度。食品安全中的利益博弈及其演化路径、方向选择和监控机制关系着食品行业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的利益关系分析及其机制设计至关重要，既能为降低食品链条的各种成本和交易费用提供指导，也能为国家行政监管提供理论借鉴。

三、食品安全的群体信任关系研究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消费者、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问题。信任是食品安全链条中的关键影响因素，食品安全中的信任关系会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关于信任，不同的学者对其定义不同，尼克拉斯·卢曼把信任理解为“对产生风险的外部条件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他认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是一个对未来的期望，通过信任机制能降低特定情况下的复杂性，最重要的信任因素是个人已取得的正向经验、在获取正向经验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以及作为人际关系桥梁的沟通因素。Doney和Cannon在综合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市场营销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信任发展的五大认知过程：计算过程、预测过程、能力过程、动机过程、传递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信任的感知和认可程度将影响着信任关系演化的方向、路径和演变结果。信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认知过程，它是双方合作的基础。组织间信任是组织间成功合作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这种关系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

在人与人之间利益获取的过程中，个体的信任感知将左右个体的认知或感知结果，影响个体行为和双方合作的可持续性。信任不仅能带来双方的利益分享和价值实现，也能带来资源的最优整合，促进整体利益和资源价值最大化。良好的信任关系，将会节省利益相关主体的时间和交易成本、降低心理风险，进而增加双方的合作意愿，获取更大的利益价值。

四、食品安全的系统管理规制与模式

国内外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食品安全影响因素研究；食品安全管制的必要性及政府管制行为研究；食品生产者（供应商）行为研究；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为研究；食品安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食品安全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比较研究等等，但对食品安全的系统管理和模式探索研究较少。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市场信息不对称、外部不经济以及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需要政府介入建立有效的信息制度和监管机制。AlanStone认为管制是“政府通过法律的威慑来限制个体和组织的自由选择”，其目的在于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企业食品安全行为、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为与政府监管关系密切，政府监管法律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是基于对企业和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行为的有效认知。研究表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采取的监管方式主要有：诉讼；消费者安全教育和信息提供；发放各类生产许可证；行政法规和命令；进行处罚和奖励。我国国内对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验的介绍和比较方面。朱允卫介绍了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管理3种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加拿大模式，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提出了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构想。韩俊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国际现状，按照WHO的分类方法，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大体可以分为多机构食品监管体系、单一机构食品监管体系、综合食品监管体系三种类型。分析了分散管理模式和集中管理模式的利弊，结论指出：就中国而言，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宜少不宜多，应尽快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整合。当前实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是造成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效率低下，资源浪费、职责难以分清以致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均有表现的原因之一。当前国内外对食品安全的管理体制研究文献较多，但对于其系统管理方法和模式的研究文献较少。我国的实践证明，食品安全管理需要一种系统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当前我国分部门和分级管理导致不同部门之间的规则和文件条款冲突，利益矛盾严重，往往各个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削弱了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因此，当前我国急需对食品安全管理进行统一，管理方法和模式需要系统化，法律法规需要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