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语言学论文十篇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

一、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

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文化活动。无论论文联盟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实践都有着几乎和语言一样悠久的历史。古代不同部落、民族在交往和发生冲突时,都少不了翻译。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会产生理论,翻译理论也不例外。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特别是回顾构成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上述主要发展路线,我们不难发现: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再到现代,虽然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发展高峰,但就整体而言,自20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则可视为迄今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二、西方翻译理论思想派别分类

谭载喜曾说道,如果从思想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也许更能反映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清晰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西方的翻译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两种倾向,在后来还出现了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争。本文意在抓住此两条理论线,也即两派翻译论点进行比较分析。

三、文艺学派译论与语言学派译论述与分析

1.两派人物代表及其理论主张

文艺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一直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代表有古罗马西塞罗、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和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在苏联国家,文艺学派翻译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楚科夫·斯基、卡什金、索伯列夫、加切奇拉泽等。楚科夫·斯基在其《崇高的艺术》一书中,用大量的翻译例子论证了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由此说明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一种形式,属于美学的范畴。

在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 成为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语言学派的出现早在古罗马后期奥古斯丁等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0及21世纪形形的现代语言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从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奈达、卡特福特、纽马克、莱思、诺德、贝克、海蒂姆和梅森等。

2.两派翻译理论对比分析

(一)宗旨不同

文艺学派重在主观的创造性,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以接受美学为取向, 认为翻译语言是艺术创造的产物。如古罗马西塞罗提出的翻译应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和力量的观点,十八世纪泰特勒打出翻译是艺术的旗号。他们认为虽然文学作品是语言的产物,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对创作来说技术只起从属作用,是手段,不是目的。翻译的实质是,在译文中再现原作内容与形式统一体中所反映出的艺术真实,它属于美学范畴。翻译作品应尽可能多的展现其艺术效果和艺术魅力。然而,语言学派崇尚翻译是一门科学,意在寻找到翻译的客观规律。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 力主翻译的语言科学性质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雅柯布逊。

(二)标准不同

文艺学派认为,文学翻译语言上对应和艺术上对应的区别,取决于译者是追求译文与原文词句的形式对应,还是寻求二者的艺术对应。文学翻译对比的是译作与原作的整个形象体系。卡什金强调,语言是“表达一切文学的基本手段”,但是“文学翻译的基本任务,并不在于复制原文的语言,包括语言结构要素,而在于考虑到语言系统的不同,艺术地再现原文中的形象”。语言学派认为,“等值翻译”(或称“等同翻译”、“等效翻译”)首先语言上要对应,即译文与原文的相应语言或话语单位应具有相同的意义。费多罗夫给翻译的等值定义为:“从思想内容到修辞功能与原作完全一致”。巴尔胡达·罗夫认为是“在保持内容不变(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

(三)方法论不同

文艺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特点是用形象译形象,即用不同语言塑造同一形象。翻译改变的是语言,而不是艺术形式,艺术形式是通过新的语言手段来实现的。以形象译形象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译文语言能够达到与原文的艺术等值。语言学派认为,要达到译文与原文等值,就要通过再现原文的形式特点,或创造这些特点的功能对应物来传达原文特有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就需要使用一些在形式上往往与原文的成分不同,但在整体上却能完成类似表现功能的语言手段。因此,语言学派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翻译方法如:“层次翻译法”、“语义传达法”、“功能等值法”。

(四)翻译主体要求不同

我们可以观察到西方理论家中,属于文艺学派的几乎都是作家和艺术家。属于语言学派的多为语言学和高校教师。这就反应了两派对翻译主体即译者的要求风格迥异。文艺学派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主张译者应具备“个人相当之艺才”——即主观创造力和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然而,语言学派语言学派借助语言学理论探讨文学翻译,主要是研究翻译的语言本质。译者应是语言学领域的行家。译者要研究语言,掌握语言的基本结构,了解语言的本质及其功能,才可以系统地、有效地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或解释,并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具体的资料和依据。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2

【关键词】语言偏离；零度偏离理论；修辞学；列日学派

一、前言

二十世纪初，索绪尔提出了“零符号”的概念，此后中外语言学界对“零度”理论不断进行探究，逐渐发现了该理论的深层内涵，推动了零度偏离理论的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语言中的偏离现象从未停止过关注，偏离理论的发展也日新月异。然而学界对偏离现象对比研究的关注不够多，本文选取以下两篇具有代表性的对比研究论文展示和分析近年来语言偏离对比研究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并根据分析后得到的启发，对该领域的对比研究进行浅层探讨。

二、语言偏离对比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1、冯琳等：英汉广告语言偏离现象对比研究——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例

本文以零度偏离为理论研究基础，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和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研究预料，对比分析了二者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方面的语言偏离现象，找出它们在语言偏离方面的相似点和差异，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使大连品牌的广告语得到更好的发展。

文章首先介绍了零度偏离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指出了零度偏离观念的普遍性，并通过介绍正偏离和负偏离引出了在广告语的撰写中通过使用语言的正偏离手段为广告增添色彩，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接着作者具体通过语音偏离、词汇偏离、语法偏离、语义偏离等四个方面对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广告语的偏离现象进行了对比。

在语音偏离的对比中，作者主要对比了大连广告和英语广告中的押韵和谐音现象，并得出了以下两个结论：英语头韵多尾韵少，汉语尾韵多头韵少；二者都广泛体现了语音偏离中的谐音现象。但作者并未对押韵所体现的偏离理论结合实例进行分析，缺少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对于词汇偏离，作者从造新词和掺杂外来语两个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但“造新词”并未在大连广告语中有所体现。语法偏离中，作者通过改变词性、改变词序、省略结构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对比，由于汉语本身的语法特点，改变词性的偏离未在大连广告语中大量出现。语义偏离的分析中，作者列举了二者对辞格的使用以及在语义色彩方面的体现，通过褒贬错位实现词语附加义的正偏离，达到正面效果，起到扩大广告宣传吸引注意力的作用。

2、李晗蕾：中西零度偏离理论比较研究

本文从零度偏离的重新发现、理论本源、体系和方法、研究意义等四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中西零度偏离理论的异同。

作者指出，零度理论作为普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从二十世纪初就有“零符号”的概念提出。二十世纪后期，比利时列日学派的新修辞学对零度理论作了重新发现，它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把偏离作为操作概念运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级，其中最主要的偏离操作是词汇层面的修辞格。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言学界在零度偏离领域也有了新的探索。与西方修辞学相比，中国修辞学的零度概念更宏观，零度不仅指语言的零度，也指与语言应用有关的四个世界的零度。偏离和语言零度、物理零度、文化零度、心理零度都有关系。这些偏离概念的重新发现是中国偏离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尽管中国的零度偏离理论较晚于西方，二者共同的学术本源即为大陆结构主义。

作者分别选取了中国零度偏离理论的代表作：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和西方零度偏离理论的代表作：列日学派的《普通修辞学》，通过分析比较，从目标和范围、研究对象、理论体系、方法论原则四个方面具体对中西零度偏离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理论目标是建立“零度-偏离模式”，从表达效果出发建立表达模式系统；但后者的理论目标则是建立“诗语模式”，用语言学程序描写诗学语言，建立一个辞格系统。前者的目标基于语言本质，结合了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

后者基于诗学语言，目标过于理想化。但不排除随着语言学家对零度和偏离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修辞学理论的不断完善，能够越来越接近后者的理想化目标。

三、浅谈语言偏离对比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无论是理论对比方面，现象对比分析方面，还是学科比较方面，关于语言偏离的对比研究都寥寥可数。近些年来，语言学界对于语言偏离现象、语言的超常规使用都有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对于偏离的分类，偏离的语用功能，偏离的研究价值都有不少新的建树。然而鲜有中外偏离理论、偏离现象的对比研究。

关于语言偏离的研究，在概念界定（超常规和偏离）、语音偏离、社会语言学、跨学科等方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笔者认为，这些偏离研究中的弱势领域都可以尝试从对比研究的角度切入进行深层发现。

例如语音偏离，在《英汉广告语言偏离现象对比研究——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例》一文中，作者在文章的语音偏离部分作有如下分析：“英语广告中，撰写人有时会使用押韵这种修辞方法，分为头韵和尾韵，使广告词更富有节奏感”所举实例为女士泳装广告语：“flah，dash，classic splash！”（押尾韵），作者分析“尾韵[？]可以使人联想到东西落入水中或人跳入水中时发出的声音”。然而在中文广告的例子“海鲜美食好，当属三山岛”中，除了作者缺少的深层解释说明外，读者也感到疑惑：此例中的语音零度何在？偏离又何在？如果仅仅是押韵，何以作为一种语音偏离的现象？尚且不论作者所举此例恰当与否，实际上不少人在分析语音偏离的时候都简单地将大部分甚至所有押韵（抑或谐音）当做语音偏离去分析。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偏离研究的精神：没有零度，何来偏离。在上例英语广告中，尾韵的零度为国际音标的标准发音，而广告中却采取了该音与物体入水声音的相似点，便使其发音更接近水声而对原标准音的发声作了一定偏离——如果我们能够进行丰富的对比研究，将中外语言偏离现象的偏离规律进行比较分析，相信更易实现新的研究突破。

总之，语言偏离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深入，我们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角，加大研究力度，同时促进语言偏离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琳等.英汉广告语言偏离现象对比研究——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例[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2（7）.

[2]宗守云.文体学偏离理论与修辞学偏离理论[j].毕节学院学报，2006（2）.

[3]李晗蕾.中西零度偏离理论比较研究[a].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暨王希杰修辞思想研讨会论文集[c].2004.

[4]（日）加藤阿幸，薛蕙.中国当代修辞学的“零度？偏离”和列日学派的修辞学理论比较——以王希杰修辞学理论为中心.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3

关键词：对比分析理论 思维文化 二语 汉语思维能力

语言对比分析简称理论。即理论是应用语言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第二语言学习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学习者而言，完成从英语到汉语的思维转换的过程就是一个把这两种语言不断加以比较的过程，逐步将英语的思维系统转换为汉语的思维系统。因此，在CA理论背景下探讨汉英两种语言在思维文化方面的差异，对促进汉语学习者汉语思维能力的提高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CA理论及其现展

CA理论这种语言分析方法产生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40年代运用到第二语言教学中。1957年，美国文化语言学先驱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出版的《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有的译为“多文化之语言学”）著作中系统地阐述语言对比分析方法理论系统，标志着CA理论的正式建立。

CA理论以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母语迁移”理论（20世纪50-60年代）、转换生成理论框架（20世纪60-70年代）、注重超越形式或与形式结合的功能和意念层面上的对比的语用理论框架（20世纪80年代为基本依据的。CA理论认为：目的语中与学习者母语相似的成分对他来说是简单的，与其母语相异的成分对他来说是困难的。CA理论强调学习者对母语和目的语的体系进行一种共时的对比研究，揭示出语言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预测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学习难点，从而在教学中采取预防性措施，建立有效的第二语言教学法。CA理论是应用语言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第二语言教学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不少研究者认为：CA理论并不能预测学习者的全部错误，至少预测错误的程度不够高。这是因为他们对CA理论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学习者之所以产生的语言偏误，不管是语际错误（Interlingual Error）或母语干扰性错误还是语内错误（Developmental Error），是前系统错误（pre-systematic error）、系统错误（systematic error）还是后系统错误（post-systematic error）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对学习者产生的语言偏误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即对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做综合化的复合研究。

如菲律宾的华裔青少年基本上懂闽南方言、英语（官方语言）、菲语（即他加禄语，当地的民族语言）和华语，所以他们在学习德语时，语言偏误的产生可能受前四种语言的干扰造成。因此，根据CA理论，需对闽南方言、英语、菲语、华语与德语进行综合的对比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汉英两种语言思维文化对比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CA理论研究是对语言系统的全方位的对比分析研究。这里仅从思维文化视觉对汉英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和特定的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认为“语言是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的。”可见，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一种文化符号，是文化得以保存、延续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Lyons）也认为“语言与文化具有历史的联系，语言是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离开语言天然依赖的文化背景，难以充分理解语言本身。”这就是说，任何一种语言，不能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语言既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要理解中华文化，就必须掌握汉语言，而要学好汉语言，就必须同时学习中华文化。

其次，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思维的发展推动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又促进思维的发展。一般来说，语言的发展水平标志着思维的发展水平。语言的深层接触或影响决定于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方式，语言的创造、改进和运用也决定于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的方式。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构建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季羡林先生认为：“一言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comprehensive），而西方则是分析的（analytical）”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不同的语言基础结构，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反映在语言中。如汉语和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其语言思维有根本区别。从思维角度看，汉语重视整合型思维和顺向思维，认识和感知事物时由大到小、整体到个体、一般到特殊，进行语言感知时只有听完全句才能把握句子的主要信息和主要内容。而英语重视异型思维和逆向思维，感知事物的时空顺序恰恰相反，在语言中的反映主次分明，不听完全句就不能获得该句的主要信息；从思维方向看，汉语遵循从边缘到核心、从整体到部分的思维方向，反映在语言形式中时，常常将修饰成分放在核心信息的前面。英语遵循从核心到边缘、从部分到整体的思维方向，反映在语言形式中时，常常将修饰成分放在核心信息的后面，即将最突出的信息放在最容易感知的信息之前形成英语交际的基本原则；从思维方式上看，汉语文化是以人文为中心的人本文化，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思维方式，特别强调主体思维。因此，汉语中的主动句使用频繁。英语文化强调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位。偏重于对客体的研究和观察，特别强调客体思维，因此，英语中的被动语态成为一种基本的表达习惯；从思维具象性看，汉语重形象思维，汉字又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形成重意合的组句形式，其逻辑关系隐密。英语重抽象思维，文字又是表音体系的文字，形成重形合的组句形式，大量使用关系词、连接词和介词及其他形态变化形式等，其逻辑关系明确。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4

关键词: 英汉对比发展趋势存在问题解决对策发展意义

一、英汉对比研究综述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和理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他最早提出了语言比较对探索人类精神的关系。英汉对比研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兼具有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主要是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英汉对比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语言的表层结构、语言表达方法、语言哲学。从学科上看,英汉语言对比可分为英汉对比语言学、英汉翻译学和英汉对比文化学三个学科。从实践上看对比语言学也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理论研究方向;一个是应用研究方向。理论研究部分应包括英汉比较语言学、英汉比较词汇学、英汉比较语法学、英汉比较语义学、英汉比较语用学、英汉比较语篇学、英汉比较文体学和英汉比较修辞学等。应用研究部分,应将上述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英语与对外汉语教学、英汉互译和英汉汉英词典编撰中去。

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从《马氏文通》算起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研究从一开始的语音、词汇、语法扩大到句群、语篇、修辞、文体、语用、文化,尤其是语篇分析、表现法及语言认识方面。

潘文国认为英汉对比研究学科的发展存在着8大趋势:(1)学科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2)学科的理论自觉意识越来越高;(3)从微观走向宏观;(4)微观研究的深入化;(5)积极引进和运用国外理论和研究方法;(6)理论和方法多元化;(7)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关注;(8)汉语主体意识觉醒。

另外,徐通锵是真正摆脱印欧语言学模式制约,从地道汉语出发为创建中国语言学理论而进行对比研究的典型代表。徐通锵在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与系统建设、在汉语字本位理论和语义语法体系的创建,以及在以对比与结合为中心的新方法论的系统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二、发展趋势

第一,在语义的研究上呈现语法形式和语法功能结合、句法与章法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和语法隐喻的特点。

第二,宏观和微观研究的综合。研究领域冲破了语音、词汇、语法的传统领域,向语言外部扩展和向语言内部渗透。向语言外部扩展,特别是语用学,形成边缘学科。向语言内部渗透,特别是语义学,使学科相互补充,形成了交叉学科。

第三,理论与实践结合。从20世纪50―60年代,英汉对比研究与教学和翻译相结合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越来越多。不但重视应用研究,而且重视理论研究。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也适应了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和人类语言交际的需要。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要使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并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

第四,综合研究方法的趋势。从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到,对比研究取得了人类认知史上的重大进步。它综合了描述与解释、归纳与演绎、共时与历时及定性与定量。这样可以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把对立双方统一起来。

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第一,吕叔湘批评我国外语界与汉语界不相往来,从而形成“两张皮”现象。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作出深刻的思考。从近代的英汉对比研究综述我们可以看出,近代这50年中,汉语界同英语界中从事英汉两种语言对比研究的人比较少。虽然90年代后参与学习英语的人在增加,但是参与汉语研究的人还是很少。所以鼓励与发展汉语研究人员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另一种现象是正在进行对比研究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我们呼唤英汉对比研究的科学精神。由于英汉对比研究涵盖面比较广,内容多与语言相关,所以,只要与语言相关都会被纳入英汉比较研究的视野。这样突出了对比的人文性,势必会削弱研究的科学性。这就要求这种研究要具有科学性,要做到:(1)剔除不相关的研究对象,使研究更纯洁,反对唯材料论;(2)通过实践来验证假设或结论,使研究更客观;(3)为使研究更形式化、更抽象,常常使用公式、图表来表达;(4)为研究假设或结论的真伪要通过反证来检验。

第三,要求研究者有丰富的知识。从理论上讲,“知识结构是客观知识世界经过求知者的输入、储存、加工,而在头脑中形成的由智力联系起来的多要素、多系列、多层次的动态综合体”。王通讯认为,英汉对比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应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丰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基础知识;

(2)英汉语言及其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3)英汉语言史及其语言学史;

(4)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

(5)方法论基础(包括哲学、逻辑学、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方法等);

(6)对比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关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还有许多人给出了建议。总结如下:不仅要建设知识结构,还要使其优化。回顾我国过去50年的英汉对比研究历程,应该看到培养人才的问题已经颇为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人才。只有培养更多的人才才能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才能达到中国人学英语的目的――促进自己的发展。

四、意义

1.促进对外汉语教学

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百余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平台。对外汉语教学任务艰巨。对外汉语教学与对内汉语教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同的,难度在于它需要认清楚汉语的特点。通过英汉对比研究,我们能够把握两种语言的差异,进而更好地把握总结汉语的特点。不仅推动了汉语教学本身,而且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这样不仅有利于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更有利于为我国的对外汉语培养合格的人才。

2.深化英语教学改革

Fries(1945)和Lado(1957)提出最有效的外语教材是建立在外语与母语的对比基础上的。外语教材的解释和联系部分可根据对比分析的预测,将重点放在与母语不同的外语语言项目上,这对词汇和语法部分的学习具有更直接的意义。例如,汉语里没有冠词,刚学英语的中国学生经常会犯一些语法错误,因而在编写教材中就需要简明扼要地解释一下冠词的基本用法,并配一些相关的练习,使学生能掌握冠词的基本用法。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还可以帮组英语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的困难所在,分析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的原因,这对于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外语的词汇和语法,克服母语干扰,有很大的帮助,进而促进英语的教学质量。

3.为翻译学打下基础

对比研究及以对比研究为基础的翻译理论,为研究语言之间的可译性、翻译的分析和转换单位、翻译的种类目的和要求、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翻译重的等值或等效翻译理论重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与讨论的框架,可以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出语言学上的分析和解释。就英汉翻译而言,翻译学研究的重点仍然是立足在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哲学观下的英汉双语的异同性。找不出异同性,尤其是系统意义上形式结构的系统性,就会使翻译操作上带上浓厚的主观性,就谈不上翻译学。对比分析是古老的,因为自有翻译以来,就有语言之间的比较(王炎宗)。由此可见,英汉对比研究为中国翻译学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革新双语词典编撰工作

词典对学习和掌握运用语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词典编撰工作首先涉及句法结构标志和词义的语义结构标志,词义的语法类别是由词的语法功能决定的。英语重形合,每个词的语法功能在词典中都需要明确的标志;而汉语重意合,形态标志少,所以词典中一般很难以清楚地标明词的语法功能。另外,英语词和汉语词在词义上存在完全不对等应或不完全对应的情况,从词典的编撰不能有效地提供词语意义的内涵与外延。为了完善词典编撰工作,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英汉词语的全面研究,另一方面要将这些研究成果尽快体现到英汉词典及汉英词典中去。

参考文献:

[1]潘文国,谭惠敏.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3]王菊泉,郑立信.英汉语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许余龙.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5

关键词 对比修辞 跨文化修辞 二语写作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12.068

Abstract Since it was set up in the 1960s， contrastive rhetoric （CR） has been constantly modifying and revising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extending from a purely linguistic framework to a multifaceted linguistic， cognitive and social-cultural framework. The earlier contrastive rhetorical studies tended to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written products and laid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rhetorical conventions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Since 1990’s， both the research interest and focus of CR have been renewed ， having shifted to the study of writing process and taken cognitive factors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Lately a new perspective――Intercultural Rhetoric （IR） has been adopted to include dynamic models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hus better encompassing the essence of CR and making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Keywords Contrastive rhetoric； Intercultural rhetoric；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0 引言

“对比修辞”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研究第二语言学习中母语修辞方式对第二语言写作的影响，通过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语篇规约和修辞模式的对比研究来启示第二语言写作实践”（王燕萍，2011）。40余年来，受诸多相关学科的影响，对比修辞研究不断吸收各个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思想，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修正理论框架。本文就其发展过程M行简要回顾，重点介绍其研究新动向-跨文化修辞。

1 对比修辞的发展

1966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家Robert Kaplan首次引入“对比修辞”术语，率先对母语的语篇结构和修辞方式在第二语言中的表现进行研究。Kaplan指出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修辞准则，母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会对第二语言写作产生干扰，其观点将第二语言写作的研究从句法层面提升到了段落语篇的层面。

进入80年代，篇章语言学的兴起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对比修辞的理论体系。衔接、连贯等各种语篇分析手段的使用，充实了对比修辞的理论，使其研究方法更为客观。80年代初期，语篇衔接与连贯的对比分析是对比修辞的研究热点。在研究二语写作时更多地关注于写作成果而忽略了认、年龄、文化等因素。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对比修辞，给予其更为宽泛的定义。其研究重点开始注重语篇宏观模式的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比修辞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其语料也不再仅限于学术论文，而是包含商业报告、信函及专业文献等各种体裁。进入21世纪，对比修辞研究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已发展成为集各学科为一体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学者对其研究不再是单一的以语篇分析为主，更多地考虑认知和社会变量等因素，关注写作的交际性和文化差异。

对比修辞研究由纯语言模式转向认知和社会文化模式，对比修辞这一术语不足以涵盖这一领域。Ulla Connor 于2004年在Intercultural Rhetoric Research：Beyond texts一文中，正式提出“跨文化修辞”的概念，以期更准确地揭示现阶段对比修辞理论的核心和内涵。

2 跨文化修辞

跨文化的含义为文化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影、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跨文化修辞是对比修辞理论的新动向，涵盖多语种环境下书面及口头文本的跨文化研究，强调研究的动态模式。其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不同领域中各种新的研究方式都为跨文化修辞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跨文化修辞的理论下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体裁分析法，语料库分析法，定量历时分析法及人种学分析法等；跨文化修辞最新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将体裁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纳入跨文化修辞研究，同时将跨文化修辞研究与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有机结合。

跨文化修辞不再是从二分法的视角研究单纯的线性和非线性、集体和个人文化，而是各种大大小小文化的融合。语篇分析是对比修辞的基础，语篇风格不仅仅是作者的个人风格，而是代表其母语文化特征的修辞风格。

2.1 跨文化修辞与文化

在跨文化修辞模式下，文化因素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作为跨文化修辞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Atkinson（2013）强调文化的复杂性，强调在写作和交际中重视相互关联的不同层面的文化，包括民族文化、学科文化、课堂文化、学生文化、青年文化等；当我们在进行第二语言写作教学和研究时，所有这些文化层面都必须加以考虑。二语学习者在他们的英语写作中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风格，也代表母语文化特征的修辞风格。

文化是一个多样的含义。传统意义上，文化被定义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信仰、行为、交流模式等。传统学者认为文化是种族的、具有民族色彩、静态的。跨文化修辞中，Connor（2001）指出文化应包含两个重要概念：大文化和小文化的区分；跨文化交际中的协商与适应。大文化具有民族、种族及国际特色，是必要成分并且具有标准、规范的特点。小文化（如学术文化、学生文化、教室文化、青年文化等）与社会群体的行为有关，基于一种动态过程，体现在活动交流的过程中，特定的语篇就是小文化的体现。大的民族文化在教育背景下与多重的小文化交流重叠（Atkinson，2004）。总而言之，文化是一个集合，可以隐喻为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它是一种行为而不是结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跨文化交际将文化视为民族的，因此，与跨文化修辞有着自然的联系，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说话者需要协商意义并且适应彼此的说话风格。

2.2 跨文化修辞与语篇分析

语篇分析是研究跨文化修辞的一个重要方法，语篇分析不是单纯的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语篇，而是要考虑其背景环境。在语篇分析中，Connor从语篇和写作的社会实践层面来研究跨文化修辞。其重点参考语篇分析的三个理论：Norman Fairclough的话语三维分析模式；James Gee的D理论；Ken Hyland的学术写作理论。三个理论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其理论根基不同。Fairclough研究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强调了语篇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Gee的理论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分析语篇，两者强调的是语篇的写作过程而不是单一的关注口语或书面语篇。与此相对应，Hyland的理论是基于学术语篇的写作研究。与此同时，大部分学者强调了几个相关的研究方法，如体裁分析、语料库分析、多模态分析及民族志分析。

3 总结

从对比修辞到跨文化修辞的历程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对比修辞已超出传统修辞的理论框架，更多的考虑修辞中的文化、社会、认知等因素。逐渐发展成为跨学科、综合性的领域。这对于我们了解跨文化写作有重大影响。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和动向拓宽了对比修辞的研究范围和视野，对比修辞对我们研究二语写作发挥着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Atkinson， D. （2004）. Contrasting rhetorics / contrasting cultures： Why contrastive rhetoric needs a better conceptualization of culture.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Special Issue on Contrastive Rhetoric in EAP，3，227-289.

[2] Connor， U. （2004）. Intercultural rhetoric research： Beyond Texts [J].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3： 291-304.

[3] Connor， U. （2001）. Intercultural Rhetoric in the Writing Classroom [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6

【关键词】探究；语言类型学；汉语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目前，世界语言有5000多种，在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这些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同时也有着一些共同点，这也正符合现在学者对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探讨。

一、语言类型学的理解

现在语言类型学的全名为“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学者研究认为语言类型学主要是从“类型”划分，理解为语言类型学是对不相同语系和相同语系进行研究，对这一系列语言进行类型区分并找出共性。简单说，语言的类型以及语言的共性是同一种语言不同方面研究的结果，学者必须通过研究分析再对语言进行分类，分析的前提就是语言有相同的一点，这一点就是语言的共性。

二、汉语的基本特点

言语的特点研究一直是汉语界最热门的主题，不过学者研究的特点仅限与印欧语、英语之间的一点对比，在世界各异的语言中，这种简单的比较就显得很片面化。甚至有的还把这种简单的定论用来作为当代语言学坚强的后盾，一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知识都是从印欧语言的分析中得到的，对汉语来说是没有帮助的。这些片面理论是极端的，对汉语的发展没有作用。如果学者了解这么多年来语言类型学的伟大成就给各种语种带来的用处，熟悉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并从中吸取精华，就不会做出一些偏激的定论，真正想认识汉语的特点，就必须认识语言类型学在这方面的定论，或者自己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对比，如果从跨语言这一块进行对比的话，学者可以从语义范畴出发进行研究，很多语义的范畴在经常表达中会普遍用到的，所以有一定的可比较性，从这当中学者可以找出一些差异，一些特定的形态依据范畴只能狭隘的存在一些少数语言里面，所以不能够进行有效率的对比。

三、研究汉语及语言类型学

（一）不是每一个研究的课题都需要用到很多语音形式，主要的还是要有语言的类型和共性的思想。如果有了这种思维模式，再加上至于结合比较好的理论框架，那样即使与不多的方言语言相比较都会得到不错的效果。比如本书蔡维天文，谈论的是“一、二、三”三个最基础数词的句法和语义。这三个汉语数词的意思，不管是比较传统的训话还是如今的词典释义和词义学，研究的非常多，也非常深。蔡文将形式语法作为背景理论，结合有关阐述和外语等的比较，得到了很多我们从未了解的规则和特点。如果是要钻到汉语的内部去研究，我们难以得到这些不为人知的见解。与其类似的有方梅的文章，她研究的是北京话里面的“那、这”一直都是被当作是指示代词或指示词。但方文通过能够语法的角度，诠释了口语中通常用到的“那、这”不仅仅只是指代或替代的作用，而有着某些语篇标记或指称标记的作用。她深入的运用功能语法中指示词和冠词的理论以及和某些外语相似现象的对比，运用可以作的标准判断一些“那、这”冠词是从指示词发展而来的。方文还对比了福州话等其他有特色的方言资料，更加说明指示词发展成冠词不仅仅只是北京话所独有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比较常见的模式。类型学的发展在中国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利因素，但是还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中国有着多种多样的语言，五十六个民族有着数以上百的语言，而且汉语本身有着各种各样的方言，而且这些方言有着多年的历史演变，这个资源给类型学的跨语言探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时代日益国际化，人类语言共性的类型学研究必须要将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资料都组合起来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大众认可的学术成果。汉语语言研究者绝不会摒弃世界语言而只去研究汉语，绝不会放弃世界语言这片森林而只满足于一棵大树的局限性的学术研究。随着各国学术的交流的推广，很多语言学家将从汉语中学习到去关注人类语言的普遍性，会探究人类语言中共同的奥秘而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很多研究者用印欧语和汉语进行对比，研究两个的特点，对于一些学者不能够解决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归根于汉语缺乏严格形态的特点上，这个不是不对，但是这并不能从本质上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把汉语放在世界语言范畴进行对比分析，对汉语的整体会有一个新的认识，特别是在现代汉语研究这块。所有的方法都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的，只有突破理论才能有新的方法产生。尽管西方的学者在研究类型学时都和汉语有关系，但是都只是把汉语当作一种研究语言的样本，从而去研究一些共性方面相关的定论，真正意义做到把汉语语言和类型学相结合的依然是我们中国的研究者。现在，在语言类型学的影响下，汉语的研究有了广泛的视野，查找一些类型学视野下汉语研究的方式以及汉语研究的文献，我们可以把汉语当作基本的一种语言样本，在世界语言的大环境下进行研究分析，主要研究的是汉语变异的特点，特别是这些特点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价值以及起到的作用。然后，把汉语里面的很多方言作为语言样本用以探究分析，用语言类型学特有的分析方式在汉语探索中实践之后的具体情况。最后，从语用、认知、地理、历时等多个角度对汉语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三、总结

文章对语言类型学和汉语做出了一些重点分析。一方面类型学的研究对比可以在某一方面制约汉语语言的一些内部机制，另一方面类型学的研究对比可以对汉语语言一些问题做出具体的解释，用功能的研究方法对语言类型学进行研究符合中国目前语言研究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学者借助语言共性的推理模式，从而促使汉语研究探讨道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智.语言类型学述评[J].青年文学家，2012（13）.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7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的背景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之前，语言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创立的“语法”。这种“语法”是以逻辑为基础建立的一些规则，没有涉及到语言结构。第二阶段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语文学。语文学派认为语言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相反他重视的是古文献，因此，语文学主要是确定、解读和评注古文献，币忽视活的、现时的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第三阶段，比较语文学或称比较语法阶段。比较语法源于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他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精通梵语和波斯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他发现印度的古语言—梵语，有许多语法形式和词根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有联系，1786年他在印度..亚洲学会”宣读论文.阐述了这些新的看法。

进入十九世纪初，威廉凉斯的看法被人们所重视，这样，在欧洲掀起了语言比较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现了一连串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法朗兹葆朴、雅各布格里木、波特、库恩、马克思缪勒、布劳恩、古尔替乌斯、施来赫尔等等，著作如葆朴的《梵语动词变位系统》(1816年)、缪勒的《语言科学讲话》(1861年)、古尔替乌斯的《希腊语词源学原理》(1879年)、施来赫尔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1861年)等等。在十九世纪整整百余年时间，比较语法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尤其是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做得非常细致和深入。

人们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比较语法虽然对开辟语言研究这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它还没有去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作的比较有什么目的，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今天看来，比较语法的研究最主要的功绩只是为重建语言的历史做了一些具体和实质性的工作。

比较语法学派既然不关心研究目的和关系意义，那么他们所研究的必然是“纯粹”的语言，所以比较语法学家对语言的看法绝大多数抱着自然主义的观点。例如施来赫尔在他的《语言比较的研究》中说“语言有它的将来，这将来就词的广义来说也可以叫做历史，但是这历史的最纯粹的形式，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界比方一棵植物的增长里找到，语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围。”再比如马克思缪勒在他的《语言科学讲活》中说:“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又说语言的一切变化“都不是真正历史的变化，而只是自然的增长;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可以有历史，而语言或任何其他自然界的产物，严格地说，没有历史，而只有增长”“我们必须考虑到语言虽不断起变化，但不是任何人所能产生或阻止的。，…随意创造新的词语，将好象变更血液循环的规律。”象施来赫尔和缪勒一样，把语言及其发展变化看作是类似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自然主义观，有一大批人。

到了1870年，比较语法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出现了一个新语法学派，也称“青年语法学派”。他们开始提出质疑: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语言的生命真的象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吗?以德国勃鲁格曼为代表，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古尔替乌斯，宣称古尔替乌斯等以前的比较语法学家所从事的只限于语言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说话者个人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言语的机构应该包括个人心理的和生理的两个方面。生理方面比如语音。发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的，所以语音定律(语音变化规律)跟物理定律一样产格，不容许有例外。另一方面，心理方面是与人的因素相关的，比如由类推作用构成.新的形式，发生类推作用完全是由人的心理联:想造成的。象英语的复数形式、被动态、完成:时等等形式。在新语法学派之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派，如保罗等的个人心理主义学派。总之新语法学派的兴起，使比较语法发生了转折，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考更进一步深入。正是在比较语法学末期这种背景下开始诞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一位天才语言学家，1878他就写出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震惊欧洲语言学界的论文，那时他才21岁。早期，索绪尔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的.‘格式塔思想”，后来扩展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索绪尔也深受影响，这样他对语言的观点逐渐与新语法学派发生了脱离，渐渐创立了自己一个新的学派—心理社会学学派。

“格式塔思想”转变了索绪尔当初的语言观，但由他所建立的心理社会学学派理论却直接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模式，而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又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心理社会学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而社会是由“观念的总体”构成的，观念又体现于人的心理，所以“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理现象”，语言就是集体心理现象。索绪尔深感当前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的缺陷，他毕生致力于探索，一生中很少发表著作和文章，但潜心于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如梅耶、巴利、施薛皿等。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巴利、施薛霭等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有的人认为，索绪尔的沉默正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站在时代前列的悲剧。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称《教程》)的问世，全方位革新了以前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及研究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各个要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的“结构”，指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教程》的出版，标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这时，语言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索绪尔成为本世纪直到目前为止，影响最深远的一位语言学家。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充分阐述于《普通语言学教程》，《教程》内容丰富，范围非常广泛，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能管到。又因其阐述问题概括性强，包含的思想深邃，故初学者读此书感到困难。但总的看，《教程》始终贯穿主要几条大纲，这几条大纲就是索绪尔语言观的核心，它给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 1、区分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

按照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而心理总归是属于个体的。他把以前人们所说的语言这个笼统概念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又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言语包括说话者的意志组合(即心理)和语音表达，是次要的;语言是纯心理的东西，是在言语活动范围内人们的心理印象，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是主要的。因此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由言语构成;言语要产生表达效果，为人所理解，也离不开语言。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社会部分的语言，而不是属于个人部分的言语。

2、指出语言研究就是要从所指和能指中找出它本身的价值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之所以这样有用，就是因为它有价值。语言的价值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是在劳动和工资这两者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语言的价值是在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通俗一点，所指就是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义(或内容)，能指是音响形象，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言形式。一定的形式总是表示一定的语义，一定的语义要用一定的形式表达，它们之间是互相对应的。正因为这样，语言才能完成交际的功能，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语言就是由所指和能指构成的符号系统。这里，索绪尔给我们指出了语言研究的着手点。

3、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由于语言和言语的存在，索绪尔又区分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什么叫做共时语言学?什么叫做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在《教程》里说:“有关我们的科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言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时间阶段上的演变，言语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所以言语是属于历时的。相反，语言是属于社会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语言在漫长的历史上有变化，但变化最终还是出自于言语上，所以语言可以看作静态的，共时的。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同时存在的语言的各成分之间的联系，是属于整个系统的逻辑和心理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而把以前比较语法学所重视的历时研究认为是次要的。

4、确定语言成分的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各种成分的关系，可以分成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各个词(或称各个要素)是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个要素可能只有一个词，可能是一串词组成的句子。总之，这些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句段关系。句段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句子层次分析、词组结构分析、词的结构分析等.另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话语之外总是有一些东西出现在说话者的记忆里，这些在记忆里被唤起的东西，与说出的每个词(或称每个要素)有一些共同点相联系着，这种联系称联想关系。联想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名词的词形变化:复数、格。动词的词形变化:进行体、完成体、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等等都属于联想关系。

后来的结构主义追随者修改了索绪尔这两个带有心理学概念色彩的术语，把句段关系称为组合关系，把联想关系称为聚合关系，被人们所公认。

《教程》洋洋大观，内容远不止上面所述，如在绪论中讨论到了文字、音位学，第三编讨论了历时语言学，第四编讨论了地理语言学，第五编讨论了原始语言，语言的史前史。但总.的说，重点在绪论和第一、二编，这三部分是《教程》的精髓。而关于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又是结构主义的精神核心，是贯穿《教程》的骨架，也是《教程》占有最大篇幅论述的内容，故此文仅作精要介绍。索绪尔对语言的种种看法，形成了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最基本方法。

在索绪尔的《教程》问世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对语言提出这样深刻而自成体系的观点，《教程》的出版成了一部划时代著作。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发展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学派。

这三个学派都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大门之外，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学派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在具体程序操作中，一些细节也有分岐，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1、布拉格学派

1926年，特鲁别茨科依等在布拉格成立语言学会，标志布拉格学派成立。布拉格学派主要研究成就在音位学，这方面成绩最突出是特鲁别茨科依，他最先把语言系统理论运用到语音研究，发展成音位学，他把音位定义为:在语言中相对立的不能分解为更小的辨义单位的成员。这个定义从语音对立和辨义特征两方面相结合，今天看来一直是比较科学的。

特鲁别茨科依对音今学和语音学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他明确指出:研究言语的能指的

学科叫语音学，研究语言的能指的学科叫做音位学，语音学是纯粹的语音现象的研究，音位学是语言语音功能的研究。在他之前，索绪尔也没有给音位学作出过这样明确的定义，索绪尔《教程》里的音位学概念大致相当于语音学，索绪尔所说的音位也只相当于通常说的音素。索绪尔的这些概念称呼也只是沿用比较语法学派的称呼法，但索绪尔又说:“许多音位学家差不多都只注重发音动作，即用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而忽略了听感方面。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在我们耳朵里产生的印象不仅与器官的发动形象一样直接，而且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从这里看出，索绪尔对音位学的概念不仅只注重语音，而且考虑到了听感(辨义)的一面，并且说“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也就是意味着要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音位学。所以说，索绪尔为特鲁别茨科依的现代音位学概念事实上莫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特鲁别茨科依也批评了其他一些音位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音位下定义。

特鲁别茨科依还全面论述了音位在语言中的地位，如何确定音位，如何划分音位和音位组合的界线，音位组合时各种对立出现的情况等等，这都集中论述在他的著作《音位学原理))(有译为《音位学纲要)))。这部著作是特鲁别茨科依去世后不久出版的遗著，书中所用语

言材料多达220种，是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研究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纯理论研究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研究语言的符号性质，及从符号的角度确定语言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从形式和实体方面来分析语言，给语言的本质以更严密准确的分析，形成一个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

语符学理论是对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系统理论的发展。索绪尔在《教程》中说，社会生活中有一门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叫符号学，语言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一个自成为特殊系统的成员。接着又提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符号则是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或意义)之间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据此发挥更细，区分为: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并进而把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排除在语言之外，而把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及其所构成的种种关系看成是语言之内，并由此构成语言符号系列。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语言学不同于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我们研究语言要在其中找到一个常数，使之投射于现实语言中，不论有任何变化，都是适用的，永恒的。他们极力拼弃以往语言研究中采用的归纳法，认为采用归纳法不科学，归纳只能寻找语言中的差异，而不能发现常数，只有采用演绎法才能找到常数。而哥本哈根学派的所谓常数就是符号，认为只有符号是永恒的，所以要研究有关于符号的一切.语言学家用语符学理论套用到各种语言研究中去，确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差错。但实际操作性很差，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纯理论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当你理解了哥本哈根的理论观点时，它给你一种清心明目的感觉，甚至让人感到兴奋。但另一方面，它对具体的语言分析帮助不大。

哥本哈根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有乌尔达尔、叶尔姆斯列夫，他们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叶尔姆斯列夫的名著《语言理论导论》里。

3、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又称描写语言学派。

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基督教的传播和战争的需要。伊斯兰教、佛教、婆罗门教等教派都规定其经文不能随便译成其他语文，基督教却不一样，相反要求它的教徒尽可能将其经文译成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美洲有大量基督教徒进入印第安语区学习研究印第安语等土著语言，进行布教活动.，他们当中有些还是很有语言修养的教士。这些教士们记录土著语言，给当地人创造文字，然后用当地文字翻印福音书，客观上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新材料，同时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调查方法，从而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1911至1939年，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鲍厄斯对这些语言作了综合研究，写成很有名气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共三大册)。一般认为鲍厄斯的工作，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开端。

另一个原因，也可称为次要原因，是二战爆发期间，为适应全球战争的需要，美国人需要学习大量外国语，描写语言学大师之一布龙菲尔德本人就参与编写过几种外语教材。以上这两种语言工作方法都是不谋而合的。

描写语言学顾名思义，注重的是对语言的描写，当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时，学习它必须从语音结构和结构组合入手，因此描写语言学的大量工作是描写语言的音素组合，找出它的特点和规律。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调查印第安民族时，他们首先遇到的也是语言问题，他们首先也得从学习和研究印第安语入手。所以在美国，许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大师。

描写语言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开始调查印第安语的都是欧洲语言学家，只是在长期大量的调查工作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很讲时效的一套方法特色。但总的，描写语言学完全遵循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首先他们亲身感受到语言是由各要素组合起来的，语言的价值体现在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他们就是要渴诚找出这些关系的规律。语言的符号事实显而易见，一种语言是由有限的符号组合而成的。学习研究的是社会共用的语言，而不是某人特征的言语。研究语言重在现时的，也就是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是不重要的。这些都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原则。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师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萨不尔生于1884年，布龙菲尔德生于1887年，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个人各写有一本书，都叫《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是一本小册子，论述很精辟;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有600多页，结构很严密，论述没有漏洞。都是语言理论的经典，同齐名。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同是结构主义大师，但他俩的语言观有所不同，可能与职业有关，萨丕尔持观念主义(或称心灵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有结构模式，语言的结构模式大大地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主张一些难于解释清楚的细节不必过于纠缠;布龙菲尔德持的是机械主义(或称行为主义、形式主义)语言观，主张研究语言是描写其形式构造，排除任何带意义的因素。因此，有的人把萨丕尔排除在描写语

言学派之外。萨丕尔又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他1933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38主又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下转第68页) 会长，足见他在这两个领域中占有的领袖地位。无论怎样，两人同为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并因这两人所作出的成绩，使这一派成为结构主义三大派中势力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派。

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8

关键词： 翻译综合法 当代翻译理论 学科界定 文本分析模式 翻译风格论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大大增强，语言科学突破了语文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范畴，进入了多学科化发展阶段；语言学在理论深度、科学性、系统性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翻译理论也开始受到语言学理论（语言符号理论，描写语言学关于语言结构分析的理论，功能语言学观以及转换生成语法关于深层和表层结构的理论）的极大影响。70年代后，翻译理论开始转向借鉴语用学的理论。这种转向是翻译和语言学之间的互动研究最为显著的成果，也通过其他学科间接地表现出来。自此西方的翻译理论开始系统化，从现代阶段向当代阶段转变，逐渐走向了成熟时期。德国学者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和我国学者刘宓庆敏锐地把握了这种转向，提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

斯内尔-霍恩比在她的著作《翻译研究：综合法》（1987，1995）一书中提出了综合法或多元互补法，这奠定了她在翻译界的地位。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曾经评论：斯内尔-霍恩比“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角度来加以讨论，因为它们为解释笔译和口译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基本的论点”（转引自田德蓓，2001）。国内的翻译学者田德蓓（2001）、张炳丽（2007）从比对翻译的学科定位、翻译理论建立的基础和语言和文化三方面分析了斯内尔-霍恩的翻译综合法，并且认为这种综合的翻译法可以使译者进一步明确在翻译过程中所应关注的焦点和主攻力向，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翻译家刘宓庆在1990年出版了《现代翻译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翻译理论。这部著作被称为我国译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杨自俭，1996），后又修改为《当代翻译理论》（1993，1999），最近又收入《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2005―2006）中，更名为《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每次修改都较前一版本做了理论的修改和补充。本文采纳了他的最新的翻译理论书《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的观点。刘建国（2008）详细地评述了刘宓庆的《新编当代翻译理论》较前一版本在内容上的增补和修改，对整本书作了简述。

斯内尔-霍恩比和刘宓庆出版著作的年代相近，他们的翻译理论有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本文从两者对翻译的学科界定、文本分析模式和风格论三方面分析他们译论的相似和不同点。

一、相同的学科界定

自上世纪5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引入中国以来，就有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在对中国翻译界上世纪最后十年的翻译理论回顾中，郭建中（1999）指出这场争论又被称为翻译的语言学派和翻译的文艺学派之争。他认为当时的翻译的语言学派试图把翻译纳入普通语言学的范畴，把语言学的概念和模式应用于翻译研究，并试图寻找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规律；而翻译的文艺学派则强调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活动。他认为翻译有艺术的一面，也有科学的一面。说翻译是科学而不是艺术，或说翻译是艺术而不是科学，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翻译的语言学派和翻译的文艺学派不应互相排斥，而应兼容共存，在辩论中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谭载喜（2005）认为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分类或描述的较为流行的一个做法是按照翻译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或思想流派的基本特色，从思想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更能反映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他也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是由两条清晰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线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果、译品的艺术效果，忽略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操作技巧、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结构特征上的对等；而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线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作品的美学功能，关注点放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上，局限于单个的字词、句子或句法现象的分析，而忽略文本的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忽略其文化因素。

与此同时，斯内尔-霍恩比和刘宓庆也给翻译作了同样的学科界定。斯内尔-霍恩比（1995）从纵横两方面对欧洲翻译研究的两大主要流派――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进行详细的回顾和对比研究后，批评前者视翻译研究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观点，同时也批评后者把翻译研究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之下的做法。通过对莱比锡学派理论的考察，斯奈尔-霍恩比发现这些理论过于强调语言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其研究的视角较为狭窄，因而无法满足翻译研究的需要。此外，她在考察操纵学派翻译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这一学派所讨论的内容囿于文学翻译，也具有狭隘性。斯奈尔-霍恩比批评他们只注重描写和分析而排斥翻译评估的标准，以及忽视以评估为基本内容的翻译人才的培训的观点和做法。她认为语言学和比较文学都不能涵盖翻译研究，语言学注重的是语言本身的理论和描述，比较文学注重的是对文本的分析和描述，应该把翻译研究从两者的羽翼下脱离开来，视其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翻译研究不应该被看成是任何其他学科的派生或者分支（不论是应用语言学还是比较语言学），翻译及翻译理论工作者关注的应该是一个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领域，翻译研究不仅仅涉及语言学和比较文学，还涉及多种学科，如心理学、哲学、人种学等。与此同时，她强调翻译把许多学科为己用，但并不等于学科之间相叠合区域之总和，亦不依靠其中任何一门学科而存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研究需要依据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而不是根据其他领域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常规，来发展属于自身的方法。基于这样的翻译观，斯内尔-霍恩比借鉴吸收了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以格式塔整体理论和原型学为基础提出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用各家之长填补翻译理论中的空隙。但她又强调翻译研究注重的应该是再创作各类具体文本的理论和描述。

刘宓庆（2005）在《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也同样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翻译是一门基于翻译经验上的经验科学，传统上翻译仅被视为一种技艺，没有被提高到学科的高度。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们传统地将翻译学视为某种封闭型的学科，翻译理论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翻译实践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以后，翻译受到语言学的影响。语言学的发展进程也映衬了翻译从技艺到科学的发展背景。现代翻译理论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论，提出了各种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基于上述分析，他认为翻译学并不是封闭型学科，而是开放型、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一方面哲学思维、社会文化、语言符号为翻译提供了论证手段和翻译思想，另一方面翻译的理论维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效果论、价值论）和翻译学的参考学科（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美学）构成了翻译学的多维网络。其中翻译理论是翻译的核心，翻译学的核心任务是构建翻译理论，而翻译学的内部系统必然衍生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外部系统。王建国（2008）在评述《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时，认为刘宓庆所指的翻译学的“外部系统”是翻译学的横断科学网络和参照系统，其中包括哲学思维、社会文化和语言符号三大领域。它们为翻译学内部系统提供论证手段，保证翻译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实际上也是翻译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同时，它们又为译学内部系统提供理论思想，使翻译学的内涵从内省的本体自足发展为开放的横断交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实际上又是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效果论，加上上述的价值论，构成了翻译学学科架构的外部系统。作者认为，必须加强翻译学外部系统的研究，强调整体性整合研究。

二、不同的文本分析模式

斯内尔-霍恩比和刘宓庆两位学者都接受了篇章语言学的理论，认为文本并非是由一连串独立的句子组合而成，也不是由一连串语法和词汇单位组成而成，而应把文本看作是大于其各部分相加之和的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结构。但是，他们对翻译的文本分析却采用了不同的模式。

斯内尔-霍恩比认为传统的语言和翻译研究方法只是深入研究孤立的现象（主要是词），而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关注的是个体现象的关系网络，个体现象只有放在大的语言文化背景中通过彼此之间的关联才能得到理。语言学研究领域正由微观向宏观拓展，而翻译研究关注的是在语境和文化背景中的文本，走的路恰恰相反：从宏观到微观，自上而下。她强调文本分析是翻译必要的预备步骤，应该是“从上至下”，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文本到符号这样的方式进行。她认为，译者要根据语言的交际功能，把文本看作是与特定情境紧密相连的一个单位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也就是要注重整体情境和文本功能等宏观因素。以此为出发点，首先，译者的文本分析应该从确定文本的文化和情境出发，下一步是分析文本的结构，从宏观结构开始，直至词汇衔接层面，包括文本题目和文本内容的关系，最后总结出文本翻译所用的策略。她强调，文本分析并不只限于深入地研究孤立的现象或词项，而是要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词项的重要性由它们与文本的相关性和在文本中的功能决定。她以毛姆（1874―1965）在1921年出版的短篇故事集《一片叶子的颤抖》（The Trembling of a Leaf）的前言《太平洋》（The Pacific）为例，证明了这种文本分析方法和步骤。

刘宓庆在《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一书的第7章《翻译的程序论》中提出全部翻译活动从思维形式上可归纳为分析和综合两方面：分析是对原语的层次组合进行结构分解；综合是对目的语的语句的语义结构模态进行宏观的调节、整理、定型工作。由此提出了双语转化的五步程序：形态-词法分析过程、句法结构分析过程、情景―语义分析过程、生成构句过程和修辞优化过程。其中前三步属于思维活动的分析，而后两个程序步骤是思维活动的综合。在谈到文本组织结构剖析时，他采用了建构在语篇理论上“自下而上”的模式。他将翻译的文本分析集中于词―短语、分句―句子、文本和次文本这三项六个层次，认为每一层都有应达到各自的分析目标：在词和短语层，从词语的词性判断其在句中的成分；从词的形态判断出词组性质，确定在词组在句中的成分，进行语义结构膜的判断。在分句和句子层，要把握各语言成分的语序（线性配列式），捋出核心词基本构造及其扩展式；抓住句子连接标记，弄清各分句的联结形式及分布情况。在文本和次文本层，分析目标是把握作者在正片中所蕴含的潜在和非潜在的意义和意向。他强调对这三项六个层次的分析必须包括意义、修辞和逻辑三方面，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缺一即不全”。最后他认为分析要紧紧抓住原语的层次结构，其目的是要通过对整体层次结构的把握，掌握原语的语义结构，即句子的意义。在对文本的分析后，归纳层次分析，对原语语义模态进行加工；以原语语义结构为依据，以原语核心句基本构架为模型，进行双语语际的转换。在综合阶段，先根据文本分析的层次所得对原语语义模态进行加工，后按目的语语法规范对转换迁移后的目的语进行修饰，从而完成理想的双语转换过程。

三、不同的翻译风格论

翻译风格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翻译的特征和翻译德原理决定的。由于翻译理论界对翻译理论缺乏科学的范畴研究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因此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对风格极少有详细或令人满意的描述。斯内尔-霍恩比和刘宓庆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在各自的翻译理论中均提到这一点。

斯内尔-霍恩比写道：在她所引的有关翻译的定义里，赖斯（1971）、威尔斯（1977）和科勒（1979）都经常提到翻译中的风格问题，施托而策更是用了一整节（Stolze，1982：300ff）来讨论风格问题。但在所有这些例子里，讨论均与特定的词项或例子相关，没有提出整体的理论方法。在弗美尔和霍尔茨-曼塔里最近的理论里，风格的问题明显退居到幕后。霍尔茨-曼塔里1984书中只是稍微提到这个问题，而赖斯和弗美尔对这个问题只是局限于对翻译中“风格理论”（Stiltheorie）的总体需要的简单讨论（1984：22，219）。直到现在，风格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斯内尔-霍恩比，1995：142）

刘宓庆认为风格通常被看做是一种模糊性很强的行文气质或素质。传统的文体学和文艺理论中，风格的论述通常借助于“印象性术语”，例如“典雅”、“绮丽”等。他认为，“印象性术语”可以说明一定的风格特征，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则缺乏科学的界说。

针对这一问题，两位学者都借鉴了语言学和文学翻译理论，提出了各自的翻译风格论。刘宓庆的翻译理论建构在语言的功能主义基础之上。他认为，翻译的应用受到语境的制约，翻译的功效也必须受到语言现实和发展的检验。刘宓庆继续将风格建立在语篇分析的理论基础上，注重文本的结构分析和语言交流的功能分析。他认为译者只有对原文进行结构分析并与非形式标志模糊集合的审美活动相结合，文章的风格才能显现从而使风格意义成为可知。对风格分析，斯内尔-霍恩比也采用了语篇理论，运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入微观层面。她认为风格分析从句法层面开始，同时考虑的因素有句子结构（并列、同等、从属）和长度，信息的分布（聚焦和强调），结构，以及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的频率，尤其是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层次，她用两个维度（不透明风格和透明风格）对语义分析的微观层次进行说明。在词汇层面，在透明风格里单词的意义可从紧密联系的语境中推断而得；在不透明风格里单词的意义并由语境阐明，而是必须先熟悉构成单词此素的所有语义含义。例如，crackling music这一词组中，crackle描绘的是树枝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在翻译时，读者理解了这一语素对文本的影响，就能保留一连串枯燥脆弱的声音特点。因此，透明风格的文本容易认识语义隐藏的困难和避免实际的困难，译文往往变得透明，因而，译文变得“索然无味”或“缺乏风格特点”。她沿用了利奇和肖特对风格的理解，即把它视为是不同作者在语言使用上的选择系统。她认为文本越专业、情境越具体，个人风格就会越少。

总之，从以上两位学者在翻译理论方面作的对比可以看出，二者皆结合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有利于开阔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推进了翻译学的发展，为翻译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同时，通过对国内外这两位学者的翻译理论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译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翻译研究与国际翻译理论研究接轨并进行对话。特别是刘宓庆结合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几经修改和补充其理论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一观点。正如朱建平（2004）评论道：中国的翻译研究虽未形成独立的流派，但已经打破了以往的单一研究译论的局面。因此，我们期待中国的翻译理论者能更好地将中国的翻译研究融入整个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大潮之中，并使之成为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一体化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Snell-Hornby，Mary著.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李德超，朱志瑜译.翻译研究：综合法［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郭建中.中国翻译界十年（1987-1997：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1999，（6）：54-60.

［3］蒋绕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J］.外国语言文学，2003，（2）：41-46.

［4］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5］谭载喜.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J］.外国语，2005，（1）：53-59.

［6］田德蓓.《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述评［J］.外国语，2001，（2）：72-74.

［7］王建国.《新编当代翻译理论》述评［J］.外语研究，2008，（6）：109-111.

［8］杨自俭.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J］.现代外语，1996，（3）：25-29.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9

【关键字】称赞语；语境因素；顺应论；语用失误

引言

称赞语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品质、能力和外表的积极评价和赞美（Holmes.1987）。顾名思义，它是一种人际语言交际行为，是维系和促进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恰当得体的称赞语不但能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使交际得以顺利的进行；还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融洽。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语境因素的影响，称赞语的语用失误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交际的失败。本文从顺应论的角度，分析英汉称赞语的差异，讨论合宜的称赞语是如何顺应不同的交际语境，从而使交际活动顺利地进行。

1987年Verschueren首次提出了语言顺应论，国内最早介绍顺应论的是钱冠连教授（1990），何自然、于国栋（1999）系统介绍了该顺应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框架，李桂芝，张国（2003）从顺应论的角度研究了的语用失误产生的原因。黄秋凤（2008）认为称赞语的使用过程是一种涉及认知、社会文化的选择过程，而称赞语的选择必须与语境顺应。得体的称赞语应该顺应不同的文化特征、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国内外学者对此有大量的研究，如李燕芬（1999）、高志怀（2004）、李元胜（2006）、Pomerantz（1987）、Wolfson（1983）、Brown &Holmes（1987）等。

称赞语的语用失误是指语言使用者在称赞别人的语言使用上不得体而导致的失误，从而使语言交际遇到障碍，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文基于中英称赞语的对比分析，初步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1，得体的称赞语应顺应哪些语境因素？

2，顺应论的研究对中西称赞语选择的意义？

顺应理论

1987年，Verschueren在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中提出了“顺应”理论，以一种新的视角和途径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该理论在其著作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1999）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Verschueren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行为，更有社会性的意义，因此，语言的使用必须从认知、社会、文化的综合角度进行考察，称赞语的使用是语言使用常见的一种形式。

语言顺应论有着牢固的哲学基础和深厚的心理学基础，曾静明（2011）认为在哲学上得益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心理学上继承了皮亚杰的刺激―反应理论。同时，也借鉴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的一些观点（功能主义语言观）。Verschueren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其实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他的顺应论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人类语言的使用，比如称赞语的使用。

最早将顺应论引进国内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钱冠连教授，他（1991）表明：语用学不是和词法、句法。语义学、语音学相平行的一个学科，而是对语言功能的纵观。他认为语言的使用应顺应对象、层次、阶段、领悟程度和适应策略。何自然（1999）对近年语用学的观点进行了一个比较和综述，尤其强调了Verschueren 的顺应理论，并指出该理论具有很大的（语用）解释力和应用价值。

顺应论的核心概念包含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自从顺应论的引进，国内学者掀起了研究的高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1，对顺应理论的引入和评价

2，顺应理论和其他语用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3，顺应论的应用性研究

本文主要从第三个方面入手，探讨该理论如何指导跨文化语境中不同称赞语的选择，以及它们存在差异的原因。

研究方法

本文称赞语的对比研究主要是指对人的称赞，当称赞涉及物体时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拟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英汉两种称赞语进行调查研究。定性研究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笔者对50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中国人和10名外国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了将近60多条称赞语，并将内容（地点、称赞者及其年龄和性别、受称赞者及其年龄和性别、两者关系、受教育程度、称赞内容等）记录。称赞语尽量从不同场合收集到，如学校、街道、商铺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称赞的自然与客观。

定量研究主要是指把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归类统计，尽可能以图表的方式表现出来，最后用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对英汉两种称赞语的差异找出相应的原因。

分析结果

4.1 称赞语的语言形式的差异

4.1.1 词性的选择

称赞语 形容词（%） 副词（%） 动词（%）

英文 80 2 2

中文 46 43 7

从上分析，我们发现两种语言在词性的选择上有比较大的差异，但是不难看出，两种语言都喜欢倾向于使用模糊性较强的形容用来称赞别人。

如：

Your apartment is nice.

Your sweater is beautiful.

You are excellent.

You look great.

I like your coat.

如：

你这件衬衫真漂亮。

他这次考试进步很大。

她的英语说得流利极了。

4.1.2. 句型的选择

由于问卷调查的受访者基本上是美国人，本文的西方称赞语以美国称赞语为代表。经统计发现：美国称赞语采用的句型大概有3种：

a， Np+V+adj（53.5%）

b， Pro+V+Np（16%）

c， Pron+V+（a）adj Np（15.1%）

使用频率达到将近41%

4.2 称赞语的语言内容的差异

英语称赞语内容 中文称赞语内容

个人外表（女性服饰、发型、风度等）

个人努力

个人技艺 道德规范（尊老爱幼）

个人品德（聪明好学、心地善良）

虽然称赞语都是褒扬被称赞者，但是因为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差异而又所不同。如上表所示。英语国家关于个人外表的（内容）称赞占了很大部分。尤其是对服饰、发型和风度的称赞，这类称赞以被称赞者是女性为主。如：You look great！

汉语称赞语的内容比较忌讳对女性外表的称赞，主要集中在对别人道德品德的称赞，尤其是体现在尊老爱幼上，比如中国人喜欢用“高寿”来褒扬老年人，经常会赞扬别人家的孩子如何聪明好学和心地善良等。

研究结果讨论

语言的使用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由此，Verschueren提出了顺应理论，强调语言选择和交际环境、交际对象和交际目标的一致性（2000）。顺应论包括语境顺应和语言结构的顺应，二者构成了言语交际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张英慧.2010），它们分别构成了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

称赞语的使用是语言使用的常见形式之一，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并获得交际成功，得体的称赞语应对各种语境因素进行顺应性选择；称赞语的语用失误往往是因为做出了错误的语境因素的选择造成的。经过分析，我们知道为了避免交际的中断和失败，称赞语的选择应顺应以下语境因素：

5.1 顺应称赞对象

语言的使用是一种选择，由于称赞语本身是一种交际活动，必然发生于两人或两人以上，所以必须注意交际的对象，包括所称赞对象的年龄、性别、心理、知识层次、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以及与交际对象的关系等等，得体的称赞语必然是顺应以上这些语境因素，从而做出恰当合适的选择。

在西方，人们会经常称赞自己的家人，而且这种频率还很高，如母亲会称赞女儿漂亮；丈夫会夸自己的妻子贤惠等。在东方，人们一般不会在别人面前称赞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中国，关系越亲近，就越不需要客套和恭维。

这是因为西方人崇尚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对自己家庭成员的称赞并非是一种不谦虚的表现；然而中国人一般认为不需要外露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虽然对自己很少称赞，却对他人经常使用称赞语，即使使用频率没有西方人高。由此可见，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我们要顺应交际的对象，选择合适的称赞语。

5.2 顺应社交世界

交际世界包括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以及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张英慧.2010）。称赞语的使用本身是一种言语交际，选择得体的称赞语应该顺应不同的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交际原则和准则。既然称赞语的选择应顺应交际场合，我们知道交际场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一般来说，在正式的场合，称赞语的选择应该更加正式，礼貌程度更高；相反，在非正式场合，称赞语的选择相对比较随意。如果称赞语的选择忽视了这种顺应，就很容易导致语用失误。

社会环境是社交世界的另一组成部分，同时也制约着称赞语的选择，言语交际者应该顺应不同的社会环境，选择正确的称赞语；交际原则和准则也制约着称赞语的选择，不同的社会有相应的不同的交际原则和准则，言语交际者只有顺应了这些准则，才可以选择适当的称赞语。

中国人称赞别人讲究委婉含蓄，称赞语的使用经常采用间接的方式，这和L eech的谦虚准则有点相似；然而，西方人性格比较开朗和直率，崇尚自由，喜欢张扬个性，称赞别人一般都是比较直入主题的。

5.3 顺应社会文化

关于社会文化，早在Sapir就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他（1921）指出：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关系密不可分。邢福义（1990）认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点的文化风貌，反过来，不同民族的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只论述称赞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它的选择必然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等等，故正确的称赞语必然要顺应这些社会文化因素。

如：中国人常用 “你气色不错，发福了”来恭维称赞对方身体健康。而对于体重和身体都很敏感的西方人则会觉得很冒犯，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中英两种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两种称赞语选择的不同，在英语文化中，年龄、胖瘦、收入、婚姻状况等被视为隐私；而在汉语言文化中，却把这些作为经常提起的话题，以表示对对方的关心。

结语

使用语言就是选择的过程，因此必须遵循高度灵活的原则，顺应各种语境因素，根据不同的语境因素选用不同的（称赞语）语言使用；称赞语用失误往往是由于忽略了顺应理论，即没有做到交际对象、社交世界和社会文化其中之一的顺应。本文运用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解释了中西两种称赞语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由于顺应不同语境的结果，以及分析了称赞语语用失误是由于语言的使用没有顺应各种语境因素，这在以后的言语交际中，可以起到警惕作用，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语用失误。

【参考文献】

[1]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2].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 周红.英汉称赞语对比及其文化因素[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4（4）.

[4].李桂芝，张国.从顺应论的角度探析语用失误的原因[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1）.

[5] 李元胜.顺应论在中国的研究综述[J].成都大学学报，2007（3）.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0

关键词：中西比较诗学；对话；危机；话语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165-006

当代社会是一个强调对话的社会。在对话成为时代主潮的背景下，中西比较诗学的基点也一跃从“比较”转向了“对话”，走向对话成为中西比较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西诗学对话在大大拓展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视野及思路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走向对话的中西比较诗学由此成为比较学界令人瞩目的焦点。

一、中西诗学对话的缘起

中西诗学对话既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是诗学自身领域内中西两大诗学体系互为“他者”、反省自我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中国传统诗学是在自身文化系统内生发的一套诗学体系，无论是在内在的文化底蕴还是外在的理论表述上都迥异于西方诗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诗学一直受到中国学人的珍视。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中国传统诗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当时整个时代氛围密切相关的。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一下子从四方仰慕的天朝大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当时一批具有先进意识的先觉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的巨大落差不仅体现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同时也体现于思想文化层面。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的流产更让他们痛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军事上的“船坚炮利”和政治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不可能挽救中国，唯有借助思想文化的启蒙，发动民众，实现近代中国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由于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长期陷于自我封闭之中，已不可能自主生发出时代迫切需要的近代思想意识，人们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向西方寻求先进的思想文化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就此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一方面是由于先觉者们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太深，在感情上对她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他们在引介西方文化之时已理智地察觉到了它的不足。因此，他们引入西方文化并不是用它来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要借助西方文化的参照，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中国传统诗学即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自身的现代转型的。早在1905年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在肯定了西洋新学语的输入对于转型中国传统诗学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分析指出，中西学术话语各有其片面性，不能盲目认定西方的学术方式就是绝对地好，应该借鉴西洋文学批评的长处来补足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不足。进入20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深入，以朱光潜、钱钟书为代表的中国比较学者更加注意到在中西诗学的融通中“转型”中国传统诗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被迫中断，中国的文学理论一古脑儿地倒向了苏俄文论。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现当代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文论又一边倒向了西方现当代文论。于是，当人们冷静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况时，有关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型的呼声再次在中华大地上空响起。回顾中国文论近百年间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可谓是一个世纪性的主题，寻求与西方诗学的对话就成了中国传统诗学实现自身现代转型的必然抉择。

其次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使然。美国学者厄尔·迈纳（Earl Miner）在其《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东西方的原创型诗学体系都是在各自的文化系统中产生的，“跨文化”是比较诗学的最根本性的特征。[1]众所周知，西方奠基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诗学》之上的理论体系，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的表述方式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从根本上讲，它们是属于同一个西方文化圈内的诗学体系。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诗学则完全属于另一个与西方文化几无直接关联的异质文化圈。巨大的文化差异过去曾使不少西方学者对中西诗学比较的可行性感到难以想象。然而，比较诗学的“跨文化”特征决定了比较诗学必须有勇气去跨越不同的文化圈子，否则，比较诗学很难名副其实。而且，中西诗学间的巨大差异固然给中西比较诗学在整体研究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它同时也为比较诗学研究走向深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因为完全“非西方化”的中国传统诗学不仅为西方诗学提供了一面反视自我的“镜子”，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在许多方面中国传统诗学都与西方诗学有着一种令人瞠目的互补性。显然，缺少中国传统诗学的参照，西方诗学无法奢谈所谓的一般文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传统诗学的“铺路”工作，得到了西方比较学界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赏与首肯。美国学者纪廉（Guillen）曾赞同地表示：“在某一层意义说来，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应该是这么多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致的高潮，只有当两大系统的诗歌互相认识、互相关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2]25而迈纳基于东西方文化视野的比较诗学研究也是得益于刘若愚的启发。不过，更能体现西方比较学界态度转变的当属乌尔利希·维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美国学者维斯坦因一向以治学严谨、持论公允为国际比较学界称道，他早年撰写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被公认为关于比较文学的权威性著作，然而就是在这本书里，他对东西方跨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 但随着西方比较学界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日益关注，他对自己的上述观点作了反省，对未能在过去看到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感到后悔。通过与中国同行们的交流，他提出了“绝对的平行”的观念，对那种没有事实联系的，非历史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持肯定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与包括中国诗学在内的东方诗学体系进行对话的必要性。可以说，西方学者掀起的一轮又一轮的与东方诗学对话的热潮，既得益于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东方视野的拓展，同时也是比较诗学渴望走向深化的历史必然。

总之，正是相互间的“互见”及借鉴的需要使得中西诗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话之途。不过，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由于中西方所面临的对话语境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两者对于对话的期望是不尽相同的。对于中国诗学而言，对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以此来推进当代文艺学的建设，诚如黄药眠、童庆炳在《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序言》所表述的：“中西比较诗学正意味着一种返回原初诗意根基的举动。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相比较，固然要寻求二者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但根本目的并不在此。这个比较本身并不基于一个无所不在的视点，而只能是基于中国诗学的前景这一特定视点。这一特定视点是由我们的‘成见’。我们总是基于自己的‘成见’，从自己的‘成见’出发，超乎‘成见’而又返回‘成见’去比较的。中西诗学的比较，说到底为的是中国诗学的前景。而这种前景并不能凭空猜测，我们宜站在原初诗意根基上去眺望前景。所以奔向前景正意味着返回原初根基。因此，中国诗学是为解决自身问题，为摆脱自身困境而求助于中西比较诗学的，这种比较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诗学自身的原初诗意根基的寻找。”[3]而对于西方诗学而言，对话的真正目的在于调整自身诗学体系的偏狭与不足，使之上升为一种更具普泛性及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共同诗学。毫无疑问，中西诗学在展开平等对话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我们决不应该将对话的主动权拱手相让。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与西方诗学对话中寻求传统诗学现代转型的同时，必须对西方式的“共通性”、“一致性”保持一种民族性的警觉。一旦背离了上述立场，将使我们在中西诗学对话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事实上，当前中西诗学对话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正陷入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之中。

二、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

对话，已成为当今中国比较学界的一个热门口号。应该说，走出自我封闭，主动寻求与西方诗学的对话，体现了中国比较学界可贵的自觉意识和令人称道的国际眼光。但与此同时，我们在与西方诗学的对话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究竟该如何来理解对话以及如何去实施对话，在这些方面，中国比较学界的应答显然不够尽如人意，由此引发的中西诗学对话“危机”在所难免。

首先是理论层面的危机。如前所述，中西诗学对话是在中国传统诗学实现自身现代转型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凸现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参与其中的中西诗学对话的终极目标必须是以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型作为其最后的归宿，然而占据中国比较学界的主导性意见却是：中西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相互间的“理解” 和“沟通”。不可否认，中西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双方“理解与沟通” 的作用，但是，对于中西比较诗学而言，“理解与沟通”绝不应是中西诗学对话的全部目的，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因为中西比较诗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达致相互间的交流与沟通，而是以实现自身诗学建构为终极指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诗学对话作为一种深化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手段，其最终目的必定是服从于中西比较诗学的最终目标的，因此，中西诗学对话的最终目的并不止于和西方诗学寻求“理解与沟通”，而是要通过与西方诗学的平等对话，最终实现中国当代诗学的理论建构。关于这一点，钱中文曾正确地指出：“东西文化交流的目的，自然在于互通文化上有无，形成文化互补，但这不是目的的全部，而交流的深层意义还在于引入外国文化中的有用部分，用以激活本土文化，从而进入创新，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4]在他看来，不唯文化对话是这样，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也是如此，所以，他把中西文学理论的对话概括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把“对话”偏解为“理解与沟通”，钟中文的上述主张一直未能引起中国比较学界应有的重视，其中的缘由的确引人深思。多年来，中国比较学界一直热心倡导中西诗学对话，这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应否认人类之间存在着“一致”与“共通”之处，但一致性与共通性的获得绝不能是以牺牲民族性、差异性为代价的。因此，中西诗学对话的当务之急不是“总结不同文化体系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从不同语境，通过对话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的共同问题”，而是恢复对话的应有之义，向各种形式的话语“独白”宣战，在多元对话格局中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由于中国比较学界一味强调中西诗学对话的一致性、交流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中西诗学之间的差异性和对话的建构性，使得我们未能真正置身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当中，中国诗学更多地是充当了被西方诗学阐发、说明的角色。

其次是实践层面的危机。这是理论层面的危机在实践层面的直接延续。由于中国比较学界把中西诗学对话偏解为“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于是，在寻求中西诗学对话的具体路径上，除了强调中西诗学间的相互译介外，尤其重视中西诗学间的双向“阐发”。作为由中国学者首创的研究方法，阐发研究一直被视作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相并列的一种基本的比较文学方法论。[5]189 进入20世纪90年代，它又引人注目地同中西诗学对话联系在一起。中国比较学界乐观地认为：“‘阐发研究’是一种‘开辟道路’式的研究，好比战场上的先头部队，担负着开辟道路、扫清障碍等任务，为后续部队打开一条前进的通道。阐发研究正是使中国文学真正介入国际性文学交流与对话，寻求中西融汇通道的最佳突破口，它创造了从术语、范畴到观点和理论模式等多方面的沟通的条件，扫清了中西方相互理解的一些障碍，为中西比较文学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通道。”[6]204 在他们看来，阐发研究作为中西诗学实现对话的必由之路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探究一下“阐发研究”的历史流变及理论内涵，上述的结论远非那么可靠。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如王国维、吴宓、朱光潜等人已事实上开启了援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及文论的先河。不过，“阐发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正式提出却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他们所编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大胆地把晚清以来中国学者“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之研究”称作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7]。三年后，古添洪在《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一文中，明确地把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从事中国文学及文论的研究命名为“阐发研究”。“阐发研究”提出后，立即遭致包括中国大陆学者在内的国际比较学界的一致批评。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一国文学都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要说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悠久文明的国家……完全以自己的民族文学的模式去衡量别的民族的文学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粗暴的……这反映了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反过来，完全要按别的民族文学的模式来衡量自己的文学也同样是幼稚的、卑怯的，这反映了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和奴化心理”[5]205。不过，大陆学者认为阐发研究的“症结不在方法本身，而在于它的解释者提出的界说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全的” [5]206，认为阐发研究不应该是单向，而应该是双向的，即相互的，“是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阐发、相互发明……特别是在理论（或曰诗学）的领域内，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互相阐发，对于文学理论的建设有特殊的意义”[5]206。然而，尽管在理论表述上，大陆学者使阐发研究全面化、系统化了，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阐发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自身存在的难以克服的理论缺憾。阐发研究，无论是单向的还是双向或多向的阐发，究其实质“是指用外来的理论方法去阐明本土的文学创造，即以形成于一种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理论批评模子去分析处理形成于另一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现象”[8]，但问题是用形成于其一特定文化模子内的文学理论去“分析处理”另一文化模子内的文学与文论在方法论上是否合理？ “文化模子”是由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来的。在《东西方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里，他指出：人类所有的心智活动，不论其在创作上或是在学理的推演上以及其最终的决定和判断，都有意无意地必以某一种“模子”为起点，“模子”是结构行为的一种力量，决定人的运思及行为方式。文化的含义更是人类结构行为的意思，由于文化因人而异，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子并由此形成文学模式的差异。因此，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不应该用一方既定的文学“模子”硬套到另一文学之上，“模子”误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歪曲及破坏性。[2]1单从方法论角度着眼，阐发研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模子”误用。希望用阐发研究来为中西诗学对话“扫清障碍，开辟道路”的做法是不现实的。中西诗学对话必须寻找新的路径。

三 走向语言阐释之途

必须指出，理论及实践层面的危机并非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全部，甚至只能说是当前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一些表征，另一种深层次的“危机”还远远没有引起中国比较学界的足够重视。仔细地审视我们有关中西诗学对话的讨论，不难发现，尽管人们对中西诗学对话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对话的基础、对话的意义及前景等问题发表了不少看法，甚至“话语”一词也频繁出现于专家们的论文中，但绝大多数的议论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对话的语言性这一话题，而语言性恰恰是对话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其实，西方的对话理论都十分关注对话的语言性特征，甚至直接把对话理论称作“普通语言学”或“超语言学”，就是要强调对话研究不能忽视语言视角的参与，因为它们“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具体的，非常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现象——语言” [9]。毫无疑问，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要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必须引入语言研究视角，借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话来说，就是“走向语言之途”。

对于比较诗学而言，语言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尽管从一开始比较文学就被界定为一种“跨语言的文学研究”，但语言问题一直未能够引起比较学界的足够重视。自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弟根（Van Tieghem）把精通多种语言视作“比较文学家的必备之具”之后，尽可能多地通晓欧洲各国的语言就成了早期欧美比较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事实上，出于家庭背景或学术渊源上的原因，对于他们而言，同时掌握西欧几个主要国家的语言如法语、英语、德语等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即便是再多上一二门欧洲其他国家的语言也是常有的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 ）表示，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文学研究“不必考虑语言上的区别”时，也就丝毫不用奇怪了。可以说，欧美比较学者之所以如此忽视语言在比较诗学中的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欧美诸国的语言间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印欧语系，彼此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他们不可能去关注比较诗学中的语言问题。然而，随着中西比较诗学的展开，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与尖锐性突出地显现出来。反映在中西诗学对话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西诗学的话语问题。

话语无疑是困扰当今中西诗学对话的核心问题。中国比较学界曾就中西诗学对话中的话语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并达成下述共识：中西诗学对话如果完全采用西方的那一套话语，如果只用这套话语所构成的模式和规则来衡量和诠释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话语的准则而被摒除在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用完全属于本土的文化话语来和他种文化进行对话。在笔者看来，中西诗学对话不能完全采用西方诗学的一套话语，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形成对话的最起码条件是至少两个声音的存在，缺少中国自身诗学话语的参与，任何形式的中西诗学“对话”都不可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只能是西方诗学话语变着法的“独白”。至于“我们也不能用完全属于本土的文化话语来和他种文化进行对话”的建议则有必要重新审视。试想中国诗学如果不用自身的诗学话语，那么我们该用什么诗学话语去与西方诗学对话呢？ 看来，问题出在对诗学话语的理解上。

从本质上讲，“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维，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6]262 由于话语总是在具体的言说中才成其为话语的，因此，诗学话语在言说中必然具体呈现为一系列渗透着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概念、范畴或术语，以及其特有的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固然从整体上着眼，中西诗学对话是中西两个诗学主体之间的对话，但在具体的对话过程中，中西诗学对话又必然表现为中西诗学话语间的对话，因为任何形式的对话都是必须借助于具体的话语才能得以实现的。正因此，任何关于中西诗学对话的考察都必须是基于中西诗学话语之上的研究。应该说，中国传统诗学曾在自身的文化系统内形成了一套独具本民族特色的诗学话语系统。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西方诗学话语的大量引入，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系统受到了无情的冲击。在西方诗学话语系统“条理明晰”、“义界分明”等“现代性”特征得到极力渲染的同时，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体系却被冠以“逻辑匮乏”、“概念含混”等恶名痛加贬斥，直至被彻底打入冷宫无人问津，最终导致当代中国诗学话语的“失语”。所谓“失语”，并非指当代中国诗学没有一套诗学话语系统，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当文坛上到处流行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废、感伤等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现代化文论就已经失落了自我。她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5]252。不可否认，与西方诗学话语相比，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确实存在着诸如“条理欠明”、“义界不清”等方面的不足，但这并不能抹杀中国传统诗学话语在直观、形象、多义的诗意传达中的过人之处，而这恰恰是讲求义界分明、逻辑严整的西方诗学话语所无法比拟的。中西诗学话语可以说是各有短长、瑕瑜互见，并且体现出一种惊人的互补性，一方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所“短”，这就为双方的诗学话语对话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诗学话语固然要在借鉴西方诗学话语的基础上实现传统诗学话语的现代转型，与此同时，西方诗学话语也必须参照中国传统诗学话语进行必要的自我调整。事实上，西方社会从20世纪初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了自身话语的“危机”，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语言转向”都可以视作西方人试图调整自身话语的一种不懈的努力。至于西方人能否在自身语境内实现自我调整另当别论，但西方人已经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对自身话语进行调整的必要性。这也反过来警示我们，不要对西方诗学话语过分迷信，要对本民族的传统诗学话语充满信心。否则，在中西诗学的对话中，我们将不得不再一次面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失语”的尴尬。

中西诗学对话无疑要在双方诗学话语之间展开。既然中西诗学对话的深层次“危机”是对对话的语言性特征的忽视，那么破除“危机”的必然出路就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其实，早在写作《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语言与真理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等文章中，叶维廉已经注意到了对中西诗学话语进行语言性探析的重要性。但由于他仅仅把语言视作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故而他把中西语言的异质性完全归结于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持此观点的远非叶维廉一人，国内比较学界也通常把汉语言与印欧系语言的差异性归因于中西思维模式的不同。应该说，从思维影响语言的角度说，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工具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语言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这意味着人在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同时，语言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思想的形成。因此，在事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内涵上，不应该仅仅纠缠于究竟谁决定谁之类的无谓之争，而应该关注二者事实上存在的同构关系。明确了这一前提，我们才可能对与思维、语言密切相关的诗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探析。比如人们在谈及中西诗学的根本差异时，总是要归结于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其推论过程通常是这样的：中西诗学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文化上的差异，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中西哲学的差异，而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于中西思维上的差异。关于中西思维的差异，人们又往往满足于综合性与分析性、模糊性与明晰性等诸如此类的描述性说明。由于缺少必要的学理性的证明，常常使得上述的结论与断言充斥着太多的主观性与随意性，由此推演出的中西诗学的比较论断的说服力可想而知。思维固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思维的认知只能是个体感悟式的。事实上，由于语言与思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同构关系，我们完全有可能借助对语言内在组织形式的剖析达到对人类思维模式的理性认知。我们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特征的分析，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阐明中西诗学差异的根本所在，并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由此，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参考文献：

[1][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论[M].王宇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8.

[2]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黄药眠，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

[4]钱中文.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M]//乐黛云，等，主编.多元文化中的文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32.

[5]刘象愚.比较文学方法论探讨[M]//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6]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7]古添洪，陈慧桦.比较文学垦拓在台湾[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