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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9:25:34

商业资本

商业资本范文篇1

从北京市的实际情况看，近年来，国有商业企业在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发展新兴业态为契机，在探索多种形式改革中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目前，大中型骨干企业已有80％完成改制，一半以上的小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亏损企业的亏损面有所下降。但严格地讲，北京商业结构还未得到根本改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以国有商业为主体的首都商业布局和结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首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有的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商业领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合理发展。

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

（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在实施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策略过程中，因程序不当造成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从而加大改革成本。但另一方面，对收益低、历史负担尚未解除的国有资本，其市场价格低于评估价格的现象，不能简单认为是国有资本流失。国有商业资本的出售或者兼并重组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程序的公正性。要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找到符合市场游戏规则的处理程序。在出售过程当中，要吸收内部、外部多家参与，通过竞争程序保证价格的公开、透明和公正。

商业资本范文篇2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商业资本范文篇3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商业资本范文篇4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商业资本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公务员之家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三

商业资本范文篇6

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一、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

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二、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

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三、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

商业资本范文篇7

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一

二

三

商业资本范文篇8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二、古代中西方重商措施及其效果比较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一、中西方重商原因比较

二、古代中西方重商措施及其效果比较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商业资本范文篇9

政治经济学理论界为什么可以从普遍地否认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到了普遍地(指承认主体之众，而非客体之全)承认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性，一是由于近50年来服务经济在全世界的蓬勃发展，认识服务经济价值创造性的客观环境比之基本否定服务劳动价值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有了根本改变，二是服务劳动形式及其成果的“非凝结性”作为人们认识服务劳动价值创造性的主观思想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马克思早在论述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时就精辟地指出:“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都没有。”①现在人们更是认识到，所谓劳动凝结在价值体的“凝结”两字只是一个借喻词。②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确实在文字上强调了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物质承担者的核心内容是价值的承担者。在当时，还没有供人们不把这个承担者与“物质”形态相联系的社会条件，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用“对象承担者”来把物质承担者一般化的。对象承担者的含义是:劳动对象化为一种使用价值，由使用价值载体承担了劳动的价值。这个对象承担者可以是物质状态的，它是一种使用价值;也可以是运动状态的，它同样是一种使用价值。物质状态只是“对象承担者”的个别形式，它与运动状态是同一层次不同形式的“个别”而已。基于此，一般地肯定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性就逐渐普遍起来了。但是，到了具体层面上，明明是已明确了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本来就一个自然物质原子都没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却对纯粹商业服务和银行服务的价值创造性做了否定。对此解释的理由之一就是流通不创造价值，另一个是利息乃对产业剩余价值的分割。两个具体的否定理由至今仍使人们对于服务劳动价值创造性的一般肯定处于非常不彻底的状态。看来，对于使用价值，从它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到对象承担者的认识转化还不能一般化，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分析商业服务与银行服务的使用价值究竟能否承担服务劳动投入的价值性。

二、一般到具体Ⅰ:纯粹商业服务的使用价值能否承担价值

在经典与现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关于商业利润及对平均利润分割理论的分析中，仍认为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如果这是源于对经典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简单的惯性接受，那克服这种思想是容易的，理性地改过来就是了。如果是出于对商业服务劳动是否产生使用价值，或者这种使用价值是否具有可以承担价值的物质形态的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必要做出商业服务有无使用价值和这种使用价值能否承担价值的分析。为使分析简单，本文只分析被肯定为不创造价值的纯粹流通领域的纯粹商业服务的价值创造问题。我们已经阐述了，任何劳动的价值创造与否必须通过其产品的使用价值能否承担价值来讨论。我们必须承认，一种服务产品应该对购买者，也只有对购买者带来能体验的、或实际的甚至是独立的使用价值，才能承担价值。那么纯粹商业服务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呢?我们可以对分类意义上的不同服务产品做出比较性和归纳性分析。在各种服务分类方法中，多用部门外延和功能内涵作为标准，有一种常见的把服务分为生产者服务、消费者服务与分销服务三类的方法，它对本文的讨论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1．生产者服务

此类服务为厂商所购买，用于生产性投入。典型的生产者服务如产品设计，其服务对象多为实物产品生产。这种服务生产可提升它所服务的对象产品的使用价值，其价值就被追加到其对象产品上，所以被称为“追加服务”。生产者服务与对象物融合在一起，改变了对象物的状况，但最终消费者购买的核心对象仍是实物商品，并非服务。这类服务的使用价值性质以及它的价值在实物商品上的追加，是目前大家都承认的。

2．消费者服务

这是满足人的多种生活消费需要的服务。比如旅游、交通、理发、教育培训、娱乐等等短距离的体验式服务，这类服务本身就是消费者购买的核心对象，所以它们被称为“核心服务”。此类服务的特点是消费者购买的核心对象是服务本身，与物无关。而消费者之所以购买这些服务，是因为它们可给自己带来不仅是实际的，而且是独立存在的使用价值。这类服务的独立存在的使用价值直接承担了服务劳动的价值。它不需要经过对实物商品的价值追加而迂回体现其自身价值。只要承认服务劳动可以创造价值，那么现在人们对消费者服务的价值创造性大多也没有多大分歧。

3．分销服务

这是消费者为获取实物商品而连带购买的流通服务。它有着比较复杂的特点:第一，服务对象是最终消费者(这里仅指零售商业服务)，这一点似同于消费者服务，但与作为消费者服务的核心服务又不一样，因为它没有脱离物而独立存在。消费者购买分销这种商业服务时，同时是购买了实物商品的，消费者是为了购买实物商品而购买商业服务的。第二，它与物一起被购买，这一点似同于生产者服务，但与作为生产者服务的追加服务又不一样，因为它与物没融合，也基本不改变物的状况。那么，这种服务承担价值的使用价值载体是什么呢?它就是:纯粹商业服务给购买者带来能体验的、或实际的、或独立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是它给了消费者以便利。便利是一种效用，是一种使用价值。物质产品生产厂家明明可以以零售价格自行销售，但它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通过商业企业销售;消费者明明知道厂家生产该商品，而且有厂方的对外零售，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选择从商家购买。生产者与消费者需要的都是一种效用，即便利。便利里面包含着体力的节省、时间的节省、信息成本的节省和运输费用的节省等等。从生产者角度看，若没有商业服务，生产者不容易得到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也将承担更高的销售成本。从消费者角度看，若没有商业服务，消费者不容易得到商品信息和购买渠道，也将支付更高的实际价格和支出其他成本。所以，生产者为了获取便利，才以低于零售价格的出厂价格将产品给商业企业(假定工厂自销，也要在出厂价格之上加上流通成本)，消费者为了获取便利，才在出厂价格之上另外支付商业服务的价格，选择从商业企业购买商品。其实，马克思本人也看到商业服务的经济功能的，他说:“一个商人可以由他的操作，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的时间。因此，他可以看作是一种机器，有助于无用的力量支出的减少，或有助于生产时间的解放。”①马克思接着又指出，商人“就是一个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他在W—G和G—W操作上支出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他以此为生，和别个劳动者靠纺纱、靠制造药丸为生一样，他尽着一种必要的职能”。但马克思却将这种职能称为非生产性的，因此尽管“他和别个劳动者一样劳动，不过他的劳动的内容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他本身属于生产的杂费的范围”。②我们现在可以分析到，看到了上述经济功能便是看到了商业服务的效用或使用价值，但是，只是当时没有把价值承担者一般化为对象承担者，而只把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是唯一的价值创造活动，把物质形态看作是唯一的价值承担者，才没有贯彻劳动价值创造于服务生产而已。在肯定纯粹商业服务创造价值后，合乎逻辑地就可以看到，商业企业的销售收入扣除商品进价和各项流通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商业利润。更确切地说，商业企业在投入了生产性流通服务和纯粹流通服务的劳动后，才获得了全部毛收入，即商品加价(进销差价)在扣除了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后，剩余部分是商业利润。可见，商业利润是商业工人自己创造的。

三、一般到具体Ⅱ:“息费分离”———银行服务的使用价值承担价值

在《资本论》与其他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没有专门的关于银行服务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论述，不像商业服务是明确被界定为流通的，是不创造价值的。但是银行利润(指传统银行借贷业务利润，不含现代银行的中间业务利润)一直被看成是对职能资本，更确切地说是对产业资本平均利润的分割。理由是:银行利润来自银行收入，而银行收入来自贷款利息。这里的逻辑已包含着银行服务是不创造价值的。再进一步说，由于利息是产业利润的一部分，所以银行利润就来自于对产业利润分割了。问题是出在人们传统地将银行收入看成来自贷款利息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把银行收入看作来自贷款利息，事情会不会变化呢?答案是肯定的。在银行工作实践中与经济生活中，人们把存款人获取的存款利息加上银行的存贷息差叫做贷款利息，把它看作银行的收入。银行部门自己也会这样看，他们都认为本行收入的大部分来自贷款利息。而银行利润就是这个收入的一部分了，所以银行利润也就变成来自于利息了。其实，所谓的贷款利息并不全部是利息。我们在这里郑重推出一个概念———息费分离论。它的含义是:所谓的贷款利息由存款利息加银行服务费构成。银行丝毫未从借款方收取任何利息，它只中介地将存款人诉求的利息搬到借款方获取货币使用权的代价上，它在此之上又理所当然地加上了银行的服务费。银行的服务费对应的是银行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劳动。银行服务费应该是银行服务劳动价值创造的货币表现。问题是:银行服务作为一种劳动投入，它是否创造了价值呢?这还得从银行服务劳动价值的对象承担者，即它是否对服务接受者提供了使用价值来分析。作为一种金融服务，银行服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列为生产者服务，国际统计也列它为生产者服务，因为它主要为厂商所用。银行服务也可以是消费者服务，因为它也可以为居民个人所用。但作为生产者服务，它并非追加服务，因为它没有使服务的对象产品的价值增值，不像产品设计那样的生产者服务。作为消费者服务，它也不是核心服务，因为它不是居民购买服务的核心内容，不像旅游那样的消费者服务。银行服务在功能分类的意义上讲，近似分销服务。因为它也是一种中介服务，它们都有这样的特点:与物在一起，又不在一起。这个“物”就是货币。说银行服务与货币在一起，是因为它的内容就是集散货币、融通货币;说银行服务不与货币在一起，因为它不能附着到货币上面去。既然银行服务近似于分销服务，它的使用价值也同样为“便利”，是为存贷双方提供的便利。存贷双方是货币的真正供给者与需求者，但他们两者的自我衔接会非常不方便，存在大量信息成本与漏配的损失。有了银行介入所提供的便利，包含着双方体力的节省、时间的节省、信息成本的节省和资金供求漏配损失的避免。存款人和借款人从银行那里获得了不仅是能体验的，而且是实际的，甚至是独立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当然承担银行服务的价值。它与消费者购买某种实物商品具有价值是完全一样的。如何进一步看待银行利润呢?如果把贷款利息看作银行收入，然后刨减所有成本，包括存款利息和其他各项管理费用后，将其剩余部分看作银行利润，那么银行利润就成为利息的一部分，即为对其他部门的剩余价值的分割甚至是瓜分。迄今为止的所有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看的。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不合理的。以银行服务的价值分析为基础的“息费分离论”完全可以让我们这样看:存款利息外的银行服务费是银行收入，刨减各项管理费后的剩余部分成为银行的利润。由于存款利息外的服务费是银行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那么，作为服务费的一部分的银行利润就完全是银行员工的服务劳动创造的。

四、产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润与社会平均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