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规划范文10篇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1

商业化可以发挥人的创造力从而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供应人们消费，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吸收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商业化还可以发挥人的认知能力，使人们的思想及行动更加符合经济规律，丰富人的情感，提高人的觉悟水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文化艺术是一种精神享受，不能作为一种商品进行商业化运作。其实，这是对文化的一种狭隘理解。从某种程度而言，文化艺术是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产品，也具有商品基本的价值属性，自然可以进行商业化运作。文化产品商业化发展的必要性。在中国，包括电影、现代流行音乐、图书、电视等都实现了商业化发展，这些文化艺术产品在满足人们日常文化需求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效益，反过来也支持了文化产品的持续发展，促进了相关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而反观我们的民族音乐，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却滞后很多。民族音乐文化商业化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可以推广民族音乐文化，人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认可，经济利益可以生存的同时也必然会使有才华的人投入到相关产业中来。首先，从基本的生存而言。目前，许多中国民族音乐出现了断流，濒临绝灭。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他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然而，由于他只是依靠民间艺人口耳相传，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失传；很多民族音乐如：古琴、昆曲、木卡姆等也只能依靠申请“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至于一些常见的民族乐器笛子、唢呐、琵琶、二胡等，其生存状况也十分堪忧。其次，从未来传承角度来说。中国的民族音乐除了一些戏曲、器乐有专门的学教进行专业化教学进行传承以外，大部分民歌、说唱艺术等大多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还未形成规模化效应。这些民族音乐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欣赏者都属于小众，只有少数人欣赏理解，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产业发展，自然也很容易导致失传。最后，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说。目前，文化呈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人们的欣赏品位也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而且在信息时代，主流传播的影响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欣赏趣味。在国内，一些流行音乐由于大规模的商业化发展，吸引了许多受众。而民族音乐大多未采取商业化的发展，依靠少数人的少数演出，远远无法应对竞争激烈的文化演出市场，也远远无法改变更多人对民族音乐的看法。要使得民族音乐真正得到保护传承和发扬，进行商业化发展已经势在必行。

二加强民族音乐商业化

商业化指的是以生产某种产品为手段，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所谓的商业化是相对艺术化而言的，艺术可以是非常有个性的非常自由的表达个人情感的东西。而商业是有明确目的的表现被设计对象的主体的，不管是艺术化还是商业化，前提是要符合最基本的大众审美观———版式、颜色、元素，统一这些美学基础。对于民族音乐的商业化包装，我们同样要强调商业化和艺术性的融合。对于中国民族音乐而言，由于目前缺乏广泛的受众群体和群众基础，要想进行商业化的发展，相对于一些其他文化形式的商业化的确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抓住商业化的一些基本规律，一方面，选择一些优秀的具有大众审美价值的民族音乐，另一方面，进行恰如其分的策划、宣传、推广、营销。也能使得中国民族音乐成为一种流行文化，进而推动民族音乐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民族音乐商业化的发展。商业化发展，首先要有群众基础。对于民族音乐而言，要想做好市场开发工作，需要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支持，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需要民族音乐从业者能抓住大众的心理，通过一系列有效方式强化对于民族音乐的认知和认可度。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要善于制造民族音乐的明星和偶像，通过偶像的力量影响受众。民族音乐也可以选择一些民族音乐的明星对其包装，扩大影响力。以《梨园春》为例，通过类似民间选秀的方式，让河南豫剧这种地方戏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奠定了用户基础。《星光大道》，曾经选拔出类似李玉刚、阿宝这样的戏曲歌舞音乐和民歌选手。民族音乐的戏曲歌舞以及民歌原来并不具有大众效应，现在通过这种选秀方式，开发了市场，拥有了听众。包括李玉刚在内的星光大道选手还进行了一系列商业演出，李玉刚甚至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举行演唱会，都做到了一票难求。可见，类似偶像的制作对于商业化市场开发所起到的巨大促进作用。在有一定市场基础上，我们的民族音乐也应该增加商业演出的规模。对于这种商业演出，同样需要国家和商业机构的合作。国家的推广更具有权威性，更能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国家还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性补助，以低票价来推广民族音乐。目前，中国国家大剧院也在定期上演一些民族音乐和戏曲节目。一些商业演出由专业的商业演出策划公司来进行，他们的经验相对丰富，从演出的策划、宣传、营销等各个方面都能提前做好规划。对市场做好预判，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也能有积极的应对方案。专业的演出策划公司还具有海外推广能力，能极大地促进民族音乐的海外推广，扩大中国民族音乐的全球知名度。

三民族音乐的推广

传统认为民族音乐就应该保持原始状态，原汁原味才好。但目前的大众审美需求十分多元化，这就要求我们对民族音乐也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进行民族音乐的推广中，一方面，要杜绝“没有票房就没有价值”的过度商业化推广。不应因迎合市场而对民族音乐进行单纯追求“险怪”甚至低俗的设计。因为在艺术中推行市场主义必定会产生市场之外的负面效果，降低艺术创造性，导致作品质量下降。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艺术商业化是文化艺术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由之路，从当前国内实际情况看，许多民族音乐之所以观众流失、市场低迷、陷入生存窘况和发展困难，很大程度上与剧团忽视市场需求、只顾闭门造车和不讲求营销策略有着密切关系。白先勇推出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对于古老的昆曲加入现代科技元素，在造型、服装、舞台、灯光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符合现代审美，做到了美轮美奂，但戏曲的文化内容不变。这种方式吸引了许多青年人的喜爱，让昆曲这种古老剧中焕发了现代的青春。如“印象刘三姐”，张艺谋运用了声光电等现代舞台表演方式，不仅成为了桂林山水的一个新的名片，带来了大量客源，也为刘三姐等民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开封市结合自身文化特色打造的大型原创歌舞剧《清明上河图》大型原创实景音画《大宋遗韵•东京梦华》，也借助新的现代化科技力量，赢得一致好评。在进行其他民族音乐的推广时，一定要学会因地制宜，做好产品的包装。尤其是要善于和当地的文化、旅游特色巧妙结合。数字音乐市场已远远超过传统音乐产业。民族音乐的推广，应用数字音乐的方式，可以开发民族音乐形式的手机铃声、彩铃、MP3、无线音乐等。通过开设民族音乐网站，依靠互联网超快和高效的传播力度进行民族音乐的推广。青年人在网上会很容易接受一些新奇的事物，对民族音乐进行适当包装，以音频、视频等方式放到网上进行推广。在筛选个性另类的音乐商品的同时就会很容易搜到这些有特色的民族音乐。在主流搜索引擎中搜索“民族音乐”时，给出链接的民族音乐都是由琵琶、古筝、竹笛、二胡等乐器演奏的器乐曲，各民族民歌作品甚少。这就说明在利用网络科技开发民族音乐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在民族音乐商业化发展过程中借助其他文化或行业领域的影响力推销自己，也是一种较好的方式。

四结语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2

一、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历程及表征

1．喀纳斯村社区概况。喀纳斯村是禾木喀纳斯蒙古族自治乡下属的一个村，位于著名的喀纳斯旅游区的下湖口处，距离喀纳斯湖3．5公里，是大喀纳斯旅游区内的主要社区之一。喀纳斯村还是我国蒙古族图瓦人主要聚居的村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喀纳斯村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计，牧业人口占主要比重;经济结构单一，居民主要从事初级的畜牧养殖业及少量的农业生产，以往收入来源不足;生活水平较低，传统的牧业经济难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因此，在旅游业进入之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原始、保守、封闭的低水平状态。喀纳斯原本为一个村落，但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被分为老村和新村。1999年，位于现蓝湖餐厅所在地的部分老村村民在政府的指导下，搬迁到现观鱼亭下喀纳斯河以西的区域，形成喀纳斯新村。此次搬迁过程中，原有的126户人家中53户搬迁到新村，38户留在老村，19户迁往自己新选择的定居点，其余16户搬迁到禾木村或白哈巴村［15］。现在的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之间相距约4公里，有旅游区间车相连通。两村面积之和约3平方公里，至2009年底全村人口238户、787人。其中，蒙古族图瓦人666人，占全体村民的85%，哈萨克族97人，回族20人，汉族3人①。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喀纳斯村具有独特的图瓦民族风情、特色小木屋建筑和民族风味饮食，成为了旅游区内对游客有较大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

2．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表征。喀纳斯图瓦人社区目前主要的商业形式为民族家访、旅游纪念品店、超市、马匹租赁及纪念品摊位经营等。民族家访。民族家访是喀纳斯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方式之一，拉动了部分村民就业，是融合民居参观、服饰及歌舞欣赏、民族饮食品尝以及民俗体验为一体的社区旅游形式。这种舞台化、表演化的产品成为团队游客最常参与的文化娱乐项目之一。超市。在喀纳斯新村和老村，分布有约十家超市，面积大的三十多平方米，面积小的仅十几平方米。超市主要针对本地村民及景区内的务工人员，针对村民的超市营业时间一般为全年，另外一些则仅在喀纳斯景区开放的时间段内营业②。超市内售卖的多是油、盐、酱、醋、蔬菜、烟、酒等基本生活用品，较大的超市还卖衣服、鞋帽，并提供手机话费充值服务。旅游纪念品店。旅游纪念品店主要分布在游客经常逗留的老村。在喀纳斯老村游客来往较频繁的公路两旁，分布有芒达勒西、大红鱼、奇石缘等6家旅游纪念品店③，售卖的纪念品一部分是从阿勒泰或乌鲁木齐进货回来的标准化商品如手链、手机挂坠等。另一部分则是喀纳斯当地及周边区域的特产，如羊皮、奶酒、禾木蜂蜜、马鞍、哈萨克绣毯、戈壁玉石等。马匹租赁。牧民出租马匹给游客在喀纳斯村较为常见，每户村民可在有剩余劳动力时，带上1－2匹马参与马匹租赁。这种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虽耗费一定的人力、畜力和时间，但对于缺乏参与资本和能力的大多数牧民来说却可以直接带来现金收入。纪念品摊位。在新村停车场、喀纳斯湖边平台上、神仙湾的斜坡上分布有村民及周边乡民们的摊位，出售松子、酸奶、奶疙瘩、羊皮及方便面、帽子、水、披肩等游客较常用的物品。酒吧。酒吧主要分布在新村，约3－4家，少数小餐馆在晚上也充当酒吧角色。游客、村民都会光顾，主要售卖啤酒及花生等小食。家庭旅馆和餐馆。虽然景区管委会已经在2005年禁止喀纳斯村的村民从事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但由于市场需求的刺激，仍有部分村民利用自家民房经营家庭旅馆，也有少部分村民出租民房给外来经营者经营餐馆或家庭旅馆。餐饮供给包括揪片子、大盘鸡、烤羊肉等新疆特色食品。住宿设施相对简单，大多为多人间，床铺密度大，仅部分房间提供电视。

3．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社区旅游商业化过程与社区旅游参与相伴而生。为便于厘清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本文将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过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1980—1986年)，未参与时的非商业化期。此阶段村民并没有参与到旅游中来，此时喀纳斯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旅游景区，到喀纳斯来的外地人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以旅游观光为目的，喀纳斯村的主要经济产业以狩猎游牧为主，同时伴有少量的农业、养殖业，没有针对旅游的商业。第二阶段(1986—1996年)，个别参与的低度商业化期。此时为喀纳斯旅游发展早期，村内旅游接待为政府主导型，设施比较少且大多简陋，层次较低。在旅游旺季，餐馆旅馆等接待设施常常供不应求。此阶段，极个别村民开始自行开发家庭旅馆和餐馆，也有具有远见的外来经营户进入并开展旅游经营活动。总体而言，参与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极少，旅游商业化处于萌芽阶段。第三阶段(1996—2006年)，无序参与的过度商业化期。此阶段为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喀纳斯景区的游客量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为满足游客需要，政府鼓励全社会大办旅游业。社区居民开始参与到经营家庭旅馆、民族风味餐馆或者家访等旅游商业活动中。由于旅游较传统畜牧业能取得更多更稳定的经济收入，村民参与旅游积极性较高，形成了“家家都有旅店、餐厅”(受访者语)的情况。后来部分村民因自己经营效益不好，就在每年5月至9月的旅游季节将自家的房屋出租(售)给外来的经营户，获取租金，自己则继续从事传统的牧业。到2005年底，新老村共有130户人家将自家房屋出租给外来经营户①。

此阶段喀纳斯村中小餐馆、小旅馆林立，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游客量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但也带来了社区的无序参与和景区的过度商业化。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限制参与的商业化控制期。这一阶段，阿勒泰地委、行署根据《大喀纳斯旅游总体规划》，对景区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于2006年7月正式成立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与喀纳斯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并赋予该管委会“景区政府”的所有权限。之后喀纳斯景区管委会着手对喀纳斯村过度商业化进行整治，禁止喀纳斯村开展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期间关停经营房屋153户，拆除床位3490张，绝大部分从事旅游住宿、旅游餐饮的外来经营户离开喀纳斯村，到贾登峪接待中心继续开展旅游住宿、餐饮等经营活动。这一阶段，喀纳斯村内旅游商业大幅减少。至2009年，新老村仅极少数村民自主经营或出租房屋给他人经营家庭旅馆和餐馆;老村沿线分布家访、超市、旅游纪念品店共20家左右;新村公路沿线及停车场附近分布十几个摊位和少数几家小餐馆、超市和酒吧;湖边平台上和神仙湾等地也建立起有序的固定摊位。至此，喀纳斯社区商业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下文将对喀纳斯社区的商业化治理措施和效果予以进一步分析。

二、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

1．政府对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措施。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是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主导展开的。为了控制下湖口区生态环境、旅游发展秩序及服务水平，保证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从2006年起，喀纳斯管委会实施了一系列治理措施。首先，提出了近期内禁止喀纳斯村村民从事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也禁止出租房屋给外来经营者做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管委会在积极使用强力行政治理这根“大棒”来对喀纳斯村进行治理外，还加上“胡萝卜”———房屋补贴，来弥补喀纳斯村牧民因不能出租房屋或者餐饮接待而失去的收入。该补贴方案是对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中此前从事房屋租赁的牧民进行的经济补偿。其补偿期限为2006年到2010年，总额为220万元，主要参照牧民原出租房屋的收入高低及房屋大小等标准分年进行补偿。同时，管委会还定期到喀纳斯村村民家中进行检查，一旦发现私自接待游客者，管委会人员会将游客劝走，并对村民进行批评教育，如果多次进行批评教育仍然不改的，则对该村民当年的房屋补贴进行一定的扣除。但由于仍有不少游客希望能跟喀纳斯湖有亲密接触而愿意选择住在紧邻下湖口的村中，近些年开始有村民违规经营或出租房屋经营家庭旅馆。这也成为当前政府管制的一个难点。其次，为了防止经营家访者之间内部削价等恶性竞争，管委会对家访的数量进行控制，经营家访者需要提前向管委会提交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才能经营。同时，在管委会的倡议下，由村民自行组织成立马队，并选出村民做马队长，负责马队的管理工作。马匹租赁服务和管理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此外，村委向在景区内摆摊售卖纪念品的村民收取一定费用，并用这些费用在湖边平台和其他区域修建少量固定摊位给村民售卖奶疙瘩、酸奶、遮阳帽、披风等给游客。

2．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的效果及困境。以管委会为主体对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有一定效果，却也面临一些问题。从家访经营治理来看，经营户数得以控制。老村家访维持在10家左右，但家访仍以外来经营者为主，竞争激烈，高额回扣使得经营者收益微薄;且家访中本地人参与较少，一些社区居民对当前村内的家访及其族群文化的真实性存在意见和看法。从马匹租赁治理来看，马队的成立规范了马匹租赁服务，居民参与经营的积极性普遍较高。马匹租赁成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从商店和纪念品摊位治理来看，商业及商品经营空间及产品范围得以控制。村民们都积极利用旅游纪念品摊位获得经济收益。但也有因不符合经营空间和范围规定的经营受到管制，这类经营者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对家庭旅馆和餐馆经营的管制是当前政府旅游商业化治理中最大的难点。一些村民对房屋补贴政策存在看法，如补贴金额多少的问题:2005年村民通过房屋租赁取得的收入就有305．38万元，高于220万元的补贴，不少村民认为补贴远远少于租赁房屋收入①;也有村民认为房屋补贴的发放和管理存在不合理的情况②。而针对“禁止喀纳斯村经营家庭旅馆和餐馆”这一规定，喀纳斯村民的反应并非只是停留口头，他们尝试通过上访、向人大代表反映等方式来迫使管委会取消规定，并于2007年将自己的意见通过政协委员别田•夏哈拜在自治区政协大会上提出，要求政府准许本地人参与旅游，最终该提案由阿勒泰地区行署办公室作出回应。总之，禁止村民从事旅游住宿接待的规定，使得喀纳斯本地牧民对当下的旅游开发政策具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又影响着当今旅游管理政策在基层的实施。目前，部分存在抵触情绪的村民甚至暗地经营或出租房屋让他人经营家庭旅馆或餐馆，与管委会进行“住宿”游击战，在政府开展的专项检查中冲突也偶有发生。总体来看，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

3．旅游商业化治理成效不足的原因。社区治理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活动或管理机制［16］。社区治理强调的是公共事务和多元主体的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等，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17］。喀纳斯社区治理出现的问题，原因主要集中于事后治理导致的收益落差与难以弥合的心理差距、治理协商沟通机制缺乏、公共利益基础不扎实、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性不足以及社区共同目标的缺失。

(1)缺乏事前治理，事后商业化治理难以弥合社区在治理前后的旅游收益落差。喀纳斯社区商业化治理是典型的事后治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喀纳斯村的游客量持续增长，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大量投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建设，村民也自行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到90年代末开始进入旅游大发展时期，社区旅游也进入了商业化阶段。直到2006年前后，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管理部门开始对社区旅游商业化有所意识并进行整治。但旅游大发展期，外来资本的大量进入使得村民获益颇多，并导致了居民对旅游收入的过高期望，即使未参与餐饮、住宿的居民也觉得钱“来得容易”。因此，当管理部门出台商业化治理措施，并通过强力行政手段推行如“住宿、餐饮禁令”等时，导致一些居民家庭收入大幅减少，引发他们的不满。虽然管委会也试图通过房屋补贴的形式给村民进行补偿，以缓和村民对这一规定的对抗，但如前所述，目前村民对房屋补贴金额和发放渠道及方式均存在一定看法。原本旅游收益较高的村民在村中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使得不满情绪在社区内更容易扩散。地方政府对喀纳斯旅游区的管制措施对喀纳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有利于旅游景区的规范化运作。但是，由于政府前期干预缺失，直至不规范经营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才实施社区旅游管制政策，引发村民对治理的抵制。不少村民认为管制政策“剥夺了村民获取旅游收益”的权利，部分村民认为:“自从不允许家里接待游客后，收入就大幅度减少了”，并“希望管委会允许我们接待游客住宿”。社区主体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地方政府为长远发展而进行管制，两者之间缺乏社区治理的“共同利益”。

(2)社区治理主体协商机制缺失，各主体的意见不能及时沟通。由于不少村民经济利益在旅游管理部门一系列商业化治理措施之下缩减，他们开始渴望掌握社区发展的决策权，希望有机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18］，能对社区重大事务行使决策权和管理权。但社区与旅游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与渠道，如喀纳斯村就缺少民族语言与汉语对照的公共政策宣传栏，大量的消息通过个体口口相传，其中很难避免信息的漏损和变异。而旅游旺季管理部门工作压力大，其投入社区治理与沟通的人力不足，导致社区与管理部门之间产生隔阂。由于自身及外部的种种因素，致使基层村民对旅游开发的意见难以反馈到决策层，社区难以充分参与旅游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当社区居民认为其参与旅游及受益的机会受到限制，他们就会对社区治理相关措施产生抵制情绪。如果没有合适的协商机制对其意见进行传导及处理，则很容易引发村民对直属政府层的不信任，并有可能产生越级“维权”行动。喀纳斯村民对政府管制措施表示不满，在其意见不能得到地方旅游管理部门有效的反馈和解决的情况下，向新疆政协递交《关于要求布尔津县喀纳斯本地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参加到旅游事业中展示本民族民俗风情开毡》提议，明确提出:反对管委会“不准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开毡房接待游客”，要求恢复牧民经营餐饮旅馆接待设施。他们强调，“我们只是想接待游客赚点钱，已经反映过很多遍，但还是不允许”，“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有人能帮我们老百姓说话”。原本为缓解下湖口区生态压力和保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措施及执行治理措施的管理部门被贴上“忽略社区民意”的标签，而村民们对“参与旅游权利”的定义，对已有的“租赁马匹、特色纪念品店、摊位及补贴”等多元收益方式避开不谈，仅聚焦于经营或出租房屋人经营餐饮和住宿，使得旅游管理部门和社区的矛盾凸显，旅游商业化的治理基础不牢，也面临更大阻力，政府管制成本大幅提升，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的效果也打了折扣。

(3)社区难以共担治理责任，无法为过度商业化负责。旅游地的现代生活与传统建筑保护近年来受到学界较多讨论。喀纳斯村传统图瓦民居在旅游商业化发展下从格局到内部装饰都发生很多改变，而旅游发展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使得现代化更有条件嵌入到传统的图瓦村落中，这使得村民更看重经济利益，因此在享受现代生活和开展餐饮住宿方面，更多村民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能否过得舒适、经济收益是否能提高，但很少有村民会考虑这是否影响了村落的吸引力及景区的长远发展。对村民而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旅游商业化带来的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成为给村民带来“美好现代生活”的重要保障，也因此对政府出台的某些限制过度商业化的治理政策存在抵触情绪。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当前低层次的参与能力使得他们多关注自我的经济利益，而往往缺乏对社区共同利益的关照。而以管委会为代表的旅游管理者则更加注重于村落传统和环境的保护。政府一方面通过出台政策禁止村内大范围经营餐饮和住宿，以保护村落建筑景观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对承载社区传统文化的家访项目及民族特色节庆活动(如敖包节、喀纳斯冰雪风情旅游节)进行扶持和挖掘。前者是对喀纳斯村商业化的整治，其实施后，村内住宿和餐饮等商业设施数量大幅减少，村内过度商业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但却对村民的经济收入产生直接影响。而后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村民增加了商机，但其带给村民的直接经济收益却远小于前者。由上可见，村民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的追求与旅游开发者对村落传统元素的保留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两种立场在喀纳斯村社区旅游开发中互相交织，不断抗衡。社区治理中仍未形成针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公共目标，各主体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而相对统一的社区发展目标的权责也未制度化，旅游商业化治理的合法性没有完全建立，“谁为旅游商业化负责”也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旅游商业化治理过程中责任意识和共同目标缺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措施的实施进程和效果。

三、结论与讨论

1．结论。社区治理是一个由社区范围内的不同公私行为主体，依据正式的强制性法规以及非正式的、人们愿意遵从的规范约定，通过协商谈判、资源交换［16］、协调互动，共同对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自制能力、增进社区成员福利、推进社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从喀纳斯旅游商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可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治理———以管委会为主导，社区居民主体缺位。管委会及在其领导下的基层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旅游商业化治理措施直接引导并限制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与内容。(2)喀纳斯旅游商业化治理取得一定效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管委会主导对喀纳斯旅游商业化进行治理，采取清理喀纳斯村内家庭旅馆/餐馆、成立马队、规范家访、设立旅游纪念品摊点、对旅游纪念品商店等进行监管等一系列旅游商业化治理措施，对喀纳斯村的商业化起到一定的控制和规范作用。但喀纳斯政府对已旅游商业化并广泛参与旅游的喀纳斯村的社区治理也引起社区对政府的敌意或者反抗，导致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面临困境。(3)引起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为预先治理方案的缺失、沟通协商机制不健全、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性不足以及社区共同目标的缺失。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中没有实现预先治理，而后期难以完全兼顾社区的经济诉求，导致社区居民产生抵触情绪;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仍体现着中国式的“管制”特色，是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社区居民等主体参与性低，影响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缺少主体间的协商机制与平台，社区偏重个体的经济利益诉求而使社区治理没有合作的基础，极大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此外，旅游发展和商业化治理中各利益主体立场不同，责任意识和共同目标缺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社区治理措施的实施进程和效果。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3

（一）体育营销

认识奥林匹克营销首先应知道什么是体育营销，体育营销（sportsmarketing）是指“把营销原理和过程专门运用到体育产品和那些借助于体育来营销的非体育产品上”。

（二）奥林匹克营销

奥林匹克是奥林匹克运动或奥林匹克活动（OlympicMovement）的简称，奥林匹克运动是在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以体育运动和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庆典为主要活动内容，促进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全世界普及奥林匹克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社会运动。国际奥委会（IOC）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权威组织，诞生于1894年，一直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推广，多年来也一直在为奥运会的运营经费问题困挠。1980年萨马兰奇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以后，力图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经济独立，所以在1983年国际奥委会市场营销委员会（1997年更名为市场开发委员会）成立，任务就是扩大资金来源。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通过经济运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盈利以后，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财政收入状况开始有了转机。1985年国际奥委会出台了第一份国际市场营销计划，奥林匹克营销一词出现在国际奥委会委托的全球营销公司的正式报告之中，继而，开创了奥林匹克营销的新局面。奥林匹克营销（Olympicmarketing）是指为了确保奥林匹克运动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利用奥林匹克无形资产所进行的各种商业活动，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营销。任海（2000）指出：“奥林匹克营销是国际奥委会等奥林匹克组织为了获得用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各种资源，利用奥运会及奥林匹克标志所进行的各种商业活动”。

奥林匹克营销的发展现状

奥林匹克营销的发展规划都是由国际奥委会市场营销委员会提出，并遵照奥林匹克宪章和奥林匹克精神，他们为奥林匹克营销的功能做了定义：

（一）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奥林匹克营销功能

确保奥林匹克运动财政的独立和稳定；创造和维持长期的市场开发计划；组织历届奥运会组委会成功实施；保证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中公平地分配市场开发收入；确保全世界的人们免费通过电视收看并感受奥运会；缩减奥运会不可控制的商业主义；保护奥林匹克形象和理想这些固有资产；征募奥林匹克市场开发合作伙伴对奥林匹克理想宣传的支持。根据规定，任何奥林匹克营销活动都不能违背奥林匹克精神，在商业化的运营中要保持奥林匹克精神的纯洁性。

（二）奥林匹克营销计划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营销的转折点，首次完全由私人企业组织，以完全商业化的方式组织这届奥运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盈利2.22亿美元。1985年，国际奥委会开始实施第1期（1985-1988）奥林匹克营销（TOP）计划，167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有154个（92%）参与实施，该计划获益9500万美元。1988年，国际奥委会开始实施第2期（1988-1992）奥林匹克营销计划，该计划结束时获益1.75亿美元，172个国家奥委会中有169个参与（98%）。1992年，国际奥委会开始实施第三期（1992-1998）奥林匹克营销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奥委会、奥运会组委会和各国奥委会各自在营销中的权利，对广告的条件做了具体规定，开始更为复杂的营销组合，全球范围的营销伙伴由12家降为11家，每家的赞助范围为2500-4000万美元。1997年国际奥委会开始实施第4期（1997-2000）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同年12月，国际奥委会与世界体育用品联合会就采用奥林匹克经销规则签署了协议，以加强两个组织间的密切合作。该规则包括针对世界体育用品联合会及其会员在涉及到与奥林匹克有关的活动时的详细指标。1998年12月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育与休闲设备协会签订协议，决定成立双方的联合工作组，开发合作计划。现在，奥林匹克计划已经进行到第五阶段（TOP-V），可口可乐、松下、柯达等众多的世界公司都已经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伙伴。从本质上讲，奥林匹克计划就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商业赞助计划，通过这个计划，奥林匹克营销真正开始了国际性商业运作。标志着奥林匹克营销融入国际性经济时代。

（三）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带来的及可能带来的收益

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北京市在2007年之前投资122亿美元，约合1000亿人民币，占同期北京市GDP的4%以上，完成20项治理环境的重大工程，提前3年达到城市总体规划中制定的环境目标。北京市主办2008年奥运会，得到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财力保证，航空港、城市交通、广播通信、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以及体育场馆设施，均纳入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规划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投资计划，由此可见，奥运会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对我国体育、旅游、建设、建材、通信、商业服务等产业的影响最为直接。

奥林匹克营销的改革

（一）国际奥委会的改革

奥林匹克的实践中，奥林匹克经济的商业化模式已经逐渐为国际奥委会所认可，人们甚至已经毫无疑义地把国际奥委会称作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一个国际体育公司。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进程中，商业化对人们的体育道德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对如何保持奥林匹克精神，保证奥林匹克营销的良性发展，国际上传来了改革的呼声。在奥林匹克营销的改革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奥林匹克营销应该是奥林匹克组织内部的改革，有人认为奥林匹克营销应该交由企业专家去做，这样才能获取最大的利润。有关人士指出：“如果说皮埃尔•顾拜旦是奥林匹克的精神领袖，那么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则是奥林匹克的财富英雄，他把奥林匹克的无形资产发挥到了极致”。萨马兰奇明确表示：“对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我们大家来说，营销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来自电视、赞助及一般性筹款的收益有助于这一运动的经济独立”。从奥林匹克营销的发展过程及现状来看，奥林匹克运动在开始阶段财政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盈利之后，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财政收入状况开始有了转机，并产生专门负责生财、开源的组织机构，以此保证了奥林匹克运动财政的稳定性。由于奥林匹克营销的组织者开始按市场经济的规律举办奥运会，因此对举办国的经济发展显示出直接的促进作用。奥林匹克营销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它是以无形的奥林匹克文化资产为主导。从奥林匹克营销的发展过程来看，他正是由于引入了商业机制，并交由运营能力很强的企业公司运营，才真正做到了高效、节俭。众所周知，尤伯罗斯之所以能够使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盈利2.5亿美元，是因为他大胆改革了之前奥运会赞助商过多、过滥的弊端，形成了各大相关公司、企业之间激烈竞争的格局。1980年，美国冬奥会的赞助商多达381个，而尤伯罗斯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赞助商数目锐减到30个，同时将最低赞助额提高到400万美元。由此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其中包括可口可乐为应对百事可乐，甩出1200万美元的高价，以及著名的富士公司以700万美元击败柯达等。此举竟然为奥组委筹集到了3.85亿美元。尤伯罗斯在接受采访谈到那段经历的时候说，由于蒙特利尔奥运会和莫斯科奥运会造成的亏空，加州规定纳税人的钱一分不能用，这种情况下，“私营奥运”是被形势逼出来的，奥组委运作之初的确面临无处办公的困境，这种困境最终使他们闯出一套“商业化运营模式”，最终既实现了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又赢得了巨大利润。巨大的利润是奥林匹克商业化的催化剂，这使许多国际化公司甚至一些国家都改变了旧的奥林匹克理念，奥林匹克不再仅仅是体育竞技的代名词，他已成为经济利益的代表。商业化是使体育运动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利用商业手段寻求发展，已经成为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商业化使奥林匹克运动摆脱了经济上进退两难的困境。但同时商业化也会影响奥运会竞技运动的正常进行，如汉城奥运会的许多比赛本应在下午或晚上进行，但为满足电影广播权最大买主美国电视广播公司的要求，组委会将比赛移到早晨以顺应美国东部电视的黄金时间。这种移动显然会影响运动员水平的正常发挥。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4

政策性银行在上世纪战后经济重建及促进经济均衡持续增长方面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全球局势整体趋于缓和，经济复苏并快速发展，市场经济逐渐成熟，政策性银行被赋予的历史使命逐渐淡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国政策性银行纷纷走上改革之路，主要模式有以下四种：

1．分账管理模式。随着市场发展，部分传统政策性业务逐步具备商业价值，不宜继续为其提供大额政策性贷款支持，但为保持投资的连续性，仍需有专门的机构来兜底承担这些业务。因此，在保持机构政策性定位的前提下，可允许其开展部分有关联的商业性业务。机构内部通过设立特别账户或信托基金，对政策性、商业性业务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户独立核算，从资金层面上保证了政策性业务资金不被用于商业赢利性业务。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与韩国产业银行都曾采取过此种改革模式。

2．分立机构模式。随着经济大环境变化和市场发展日趋成熟，政策性金融机构原有的政策性业务逐渐转为按商业化模式运作，但通过分设机构分别承担两类业务，仍可发挥协助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作用。具体方式是建立子公司，由其专门提供商业性服务。这些子公司，或为银行全资拥有，或与战略伙伴（大都是民营资本）合资成立，专门从事商业性盈利业务，并参与市场竞争。如法国国民储蓄银行、德国复兴与开发银行、巴西BNDES都拥有具备独立法人地位和财务管理权限的子公司。

3．局部调整或收缩模式。为避免与商业银行之间形成正面竞争，可考虑适当调整或收缩政策性金融机构部分业务。1950年设立的日本住宅金融公库，在2007年根据《住宅金融支援机构法》进行了改革，改革后虽然仍为政府全资机构，但其法人形态已从特殊法人变更为独立行政法人，主业从一级市场住宅按揭融资变更为二级市场证券化业务，仅为应对地震等灾害保留了少量的按揭融资，资金来源从财政借款调整为在市场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筹资，过去享有的政府预算补助也被取消。

4．彻底商业化模式。当市场化程度继续提高，不需要再保留政策性金融机构时，可采取彻底的产权改革，将且转变为完全的商业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在时间成熟时可进一步改制上市。比如1968年成立的新加坡发展银行2003年更名为星展银行并且上市。

二、对国开行商改定位的建议

业内对国开行改革定性和定位主要持三种观点：一是商业化运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二是商业化运作的政策性银行；三是商业银行。对比国开行现实情况，笔者认为将国开行发展应定位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全球领先的中长期批发银行”。

1．中长期批发银行及其业务特点。中长期批发银行包括中长期银行和批发银行。中长期银行是以开展中长期业务为主的银行金融机构，其主要特点：注重理论研究和规划指导，与政策性金融业务关系紧密，对国家发展贡献较大，一般享有国家信用，资金来源以借款和发债为主，配套开展投资业务或投行业务。批发银行是主要从事批发业务的金融机构，其主要特点：在各国金融体系中居于显著地位，与政府及金融管理机关联系密切；主要业务领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和大客户；享有较高信誉，自身资产和经营运作规模效益具有较强竞争力；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领域既存在竞争的一面，也存在合作和联合的倾向；业务电子化、国际化程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依赖高水平的经营方式和严格的管理来防范较大的风险。

2．国开行定位为中长期银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现代银行体系构建之初主要就是以中长期批发银行为主导的，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历经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90年代的“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21世纪初的“网络泡沫”和当前的“次贷危机”的洗礼。国开行走中长期批发银行的模式，不仅有很多先例可循，更可发挥后发优势。

2．2中长期批发银行模式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大环境的明智选择。目前我国已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趋势，投资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需要有长期、大额、稳定的融资支持。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中，缺乏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资本市场在短期内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而多数商业银行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长期信用风险。因此，有必要打造专门的中长期批发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和政策支持以获得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进行中长期信用的批发，来促进融资结构的优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2．3国开行本身已具备中长期批发银行的基本特质。第一，虽然国开行商业化转型已经开始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短时期内国开行还属于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将承担大量政策性金融业务，这符合中长期批发银行的基本特点。第二，国开行成立后就担负起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器的作用，在业务领域与重点方向上与中长期批发银行一致，商改后国开行还将继续突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核心理念。第三，国开行“规划先行”的业务发展理念符合中长期批发银行的业务发展模式。第四，国开行现有的以债券融资为主的资本结构是与中长期批发银行业务相匹配的一种资金来源方式。第五，随着国开行商业化转型后“一拖二”体系的逐步形成，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的作用不断增强，更有助于中长期批发业务的发展。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5

关键词：竞技体育；商业化发展；负效应

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体育比赛是激发民族凝聚力、展示国家体育发展水平、提高竞技体育实力的重要舞台。在我国以“奥林匹克争光”为宗旨的竞技运动管理体制改革，包括赛事运作市场化、项目经营和经营模式企业化、得奖者激励策略的物质化等，都对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也明显地加速了它的商品化，并对其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一、竞技体育商业化的主要特征

（一）体育项目发展资金运作体现商业特征

所谓体育运动商业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俱乐部的创建以及球员招募、球队训练、比赛规划、广告布置、平台转播等，其整个运作体系称之为体育运动商业化。其中较为明显的是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在这个体系中球员通过合同的形式与品牌代言签约，球员个人归属俱乐部管理，其中一些赛事的参加权利以及转会等问题都与俱乐部有关，这些内容中的每个环节都带有较为明显的商业化运作特征，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经济性。从当前阶段整体来看，我国体育商业化的发展有效推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因一些因素导致体育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在发展商业体育的同时应时刻保持初心，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保证体育应有的“色彩”。不能因为“商业化”的存在而导致比赛失去原有的乐趣。作为现代竞技体育应当体现出本有的特色，同时还要面对举办比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好改善，以此为我国体育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企业赞助体育赛事开展

现阶段企业赞助在我国的体育领域中比较常见，而且也是主要途径，这是一种双向盈利的方式，世界著名的百事可乐公司通过体育赞助在途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提升了公司在国际商业中地位。目前我国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品牌也通过体育赛事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比较常见有特步体育、安踏体育、青岛啤酒、联想公司、农夫山泉集团等，都在体育赛事中进行赞助，一些企业还会利用自身的产品或是技术与体育赛事进行协作，在宣传自身产品或是技术的同时，也可以让运动员通过赞助进行高水平训练。由于部分体育运动并没有出现在奥运比赛项目之中，所以导致部分体育运动在开发的过程中受到较多的条件限制，如部分体育运动项目只在国内拥有，大部分外国人并不认可该项运动，同时对这项体育运动也没有兴趣，再加之许多大型的体育项目带来的冲击，导致部分体育运动在赞助方面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许多类型运动根本没有企业愿意赞助，最终没能较好推广体育运动发展。

（三）以优秀运动员作为品牌形象代言

现代商业发展是社会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目前市场环境下，竞技体育事业能够为商品做好提供便捷服务，其中体育明星在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球员们出色的表演和在竞技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证明他们在平日努力训练中的回报，这种价值的体现不仅代表个人，甚至包含地区或是民族，能够让许多人为此感到自豪。例如，卢克·东契奇在美国职业男子篮球的舞台上奠定了基础，美国男子职业篮球比赛中长期以来比较重视身体对抗，这也导致大部分球迷和相关人士对于美国以外的外界人员不看好，但卢克·东契奇带领一支普通的球队闯入分区决赛，打开了全新的视觉大门，著名的体育装备企业Jordan与他个人签订了合约，并为他个人制定了联名“战靴”，卢克·东契奇的专属鞋子在整个世界都有较高的销售量，这些都足以证明了球员自身的商业价值，他的每个举动和言行都被商业包装，这些都足以证明体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四）奖励机制是商业化发展的组成部分

竞技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竞技机制的支持，同时它也是商业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相关部门明确表述，在重大比赛项目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和教练开放对应的奖励政策与标准，主要的奖励形式由货币和实物为主。这也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对于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视，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而且企业的奖励也是为了推动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并促使竞技体育呈现出商业的趋势，有效推动我国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目前部分体育项目缺少有效的支持使得其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在没有赞助商的帮助下，部分体育运动只能依靠小群众的力量完善，所以应当结合时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商业化发展。

二、商业化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负效应

目前体育事业商业化对竞技体育形成负效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正当竞争。当前阶段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科研工作带来较好的帮助，这也导致一些禁用药物研制技术提升，因为拥有高级技术的支持，使得这些药物的制作方法变得简便而且也不再受到众多条件的限制。另外，目前大多数比赛在举办的过程中会有大小奖项，同时在资金的设定上也极为丰厚，在现阶段的物质年代下很多人对于资金的奖励禁不住诱惑，这也导致部分人员在参赛的过程中为了得到奖金而不惜一切手段，通过服用违禁药物获取奖励或取得更好的成绩，这给卖方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二是不正当获利。竞技体育的目的是体现出体育精神和优秀体育道德，这种隐性的财务是无价的，同时也振兴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手段。所谓竞技体育更应该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性，但是商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体育赛事中的体育道德和体育精神受到严重影响，因为许多从业人员经不住金钱和名誉的诱惑，在比赛中采取一些“非正当”手段获取胜利。例如，在篮球或是足球比赛中会有部分选手恶意侵犯对手，导致球队中的主力球员受伤无法参加比赛，通过这种手段“消弱”球队整体实力，以此提高自身获取胜利的概率。另外，在现阶段也出现买通裁判的现象，裁判在比赛中会倾向于某一支球队，导致竞技体育失去自身的价值。上述这些内容严重破坏公平公正良好的体育赛事环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也流失许多观众和球迷。三是不规范赛制制度，运动员注册登记是参加比赛和赛事的基础以及标准，但是目前来看，除了比较专业地进行全面管理外，有部分单位和个人利用制度漏洞创造条件，在较大资金的利诱下使他们向外借用部分运动员，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四是人才流失，加强竞技体育人才交流与合作是目前世界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虽然我国体育事业商业化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但也给我国体育队伍的稳定形成影响，部分具有潜力的运动员在一些国外其他俱乐部的诱惑下选择远走他乡，因为他们希望提升自身的竞技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使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受到影响，也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

三、改善竞技商业化发展负效应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对违禁药物和技术的管控

现代竞技体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经历第一届现代奥运后，竞技体育已经能够逐步面对世界，随着参赛选手以及国家的增多，体育成绩以及奖牌数成为衡量国家体育水准以及实力的一种形式。部分人为了取得优秀的成绩，使用禁止药物和技术，目前违禁药已经达到160余种，部分技术可以让人长出异常的肌肉，这些都是影响竞技体育的主要因素，它不仅影响竞技体育的性质，更是引发一系列关于体育道德和理论的话题。为此，应当加强对其管控工作，在《反兴奋剂工作》中明确指出对应的指标和标准，各级体育组织需要根据相关内容做好宣传和落实工作，让运动员认识到违禁药物和违禁技术带来的影响，进而确保竞技体育的稳定发展。

（二）加强对赞助商、主办方及参赛方三方的公正的监督工作

作为竞技体育首先应当保证体育赛事的公平、公正以及公开性，体育精神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体育事业逐步壮大，这也受到了当前众多人们的关注，人们也对体育有了更高的追求与理解。竞技体育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比赛本应该秉持公正、公开的态度，对于存在的“假赛”等行为应该严厉惩戒，虚假的比赛会对体育产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体育商业化造成一定的限制，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监督工作的缺失以及力度不足造成。为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对赛事中的赞助商、主办方以及参赛方等做好调查工作，再通过监控系统实施部署，以免出现“假赛”等行为。

（三）提高对行业人员的考核力度

通过目前来看，竞技体育运动中裁判、教练以及助教等，大部分人员都是运动员退役后所从事的工作，在竞技体育中裁判带有较强的权威性，所以作为裁判应当做到公开、公正，裁判的判罚也会对比赛方向以及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在现代体育中有部分裁判接受外界的贿赂，从而导致他们在比赛中失职，有恶意控制比赛结果的倾向。针对该方面的问题，应当加强对于从业人员的审核力度。首先，作为裁判需要对比赛项目有详细的理解以及准确的判罚力度。其次，在比赛中裁判必须保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因个人情感或是其他原因而恶意控制比赛。最后，在比赛设定中配备现代科学技术设备，并安排多个评判人员，以免比赛出现失控现象。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有利于帮助裁判准确判罚，因为在运动过程中很可能在某个环节，运动员的速度过快，从而导致肉眼无法识别，而通过现代机械设备可以识别一些现象。同时，在比赛的判罚上可以设立3~5人对比赛的公平性进行把控，若比赛存在争议较大的环节时，可以让判罚人员通过投票的形式进行判定，以此减少在比赛中的误判问题，确保竞技体育的公平性。

（四）适应规则变化和保持本色统一

在实现竞技体育优势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其自身规则和原则，推动竞技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时刻做好更新工作，确保体育项目的发展达到与时俱进的目的。不过，国际市场上体育事业发展多样变化，同时在规则和原则上也逐步发生演变，我国体育事业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在认清国际体育发展趋势的同时，适当进行改善与调整，以此减少存在的一些问题。竞技体育运动作为当前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项目，在开展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做好思考，思考西方民族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些都会无形体现在体育竞技之中，相关人员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做好改善，以此确保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

（五）加大对体育竞技发展政策的扶持力度

对于体育竞技发展政策扶持应当围绕以下几点开展：一是做好市场体系建设，通过有效的方式引导和刺激体育消费，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体育市场，通过多个方面带动其体系的完善，以此确保体育市场的完整性和功能性，可以适当通过网络市场做好弥补工作，以此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尽快制定体育投资的法律法规，确保其财务的有效运作，保障投资者的投资利益。三是赋予著名运动和教练一定的广告权益。四是规范当前体育产业体系的水质和年限。五是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加强体育建设与开发。

（六）加强体育商业化专门人才的培养

体育商业化培育与开发的重点是对于人才的培养，在具体的开展中需要结合我国发展形势培养对应的人才，一方面是通过体育院校的形式加强体育竞技工作和体育管理人才的培养，以此有利于做好体育竞技的科学管理，从而提高体育商业的整体经营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适当引进高级人才进行管理，开拓国际市场，并加强体育竞技的交流与流通，适当引进国外的先进竞技管理理念和方法，以此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竞技体育商业化可以有效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还能带动经济体系的有效增长，相关人员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我国相关部门通过政策和制度使经济体育体系得到有效改革，有效加快经济体育的发展，带动其商业化的整体发展，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相关人员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做好改善，以此有利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丽军,孙有平.经济逻辑与道德难题:论竞技体育商业化的伦理困境与可能出路[J].体育科学,2021,41(07):88-97.

[2]张守伟,赵云中.美国大学竞技体育改革的历史轨迹、焦点问题与经验反思[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38(04):1-9.

[3]丁建敏,陈昌.新时期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9,24(10):134-136.

[4]李丹阳,张高华,屈萍.美国大学竞技体育改革探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38(02):21-26.

[5]潘前,王萍丽,陈榕.美国大学竞技体育商业化现状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20,36(04):77-81.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6

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融资问题一直是阻碍其发展的瓶颈。事实上，国内业界对于该问题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并不陌生，其中，信用担保就是已经实践多年的重要解决途径之一。

尽管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有很多种，但信用融资无疑仍然是其中的主流。正如小额信贷业务一样，其意义在于有和无之间的天壤之别。我们知道，中小企业的信用不足显然不是诚信意识问题，而是缺乏抵押物和商业银行进行客户信用评价时所要求的信用记录。在商业银行授信时，遵循审慎风险监管和管理规则是头等重要的。这时，信用担保机构的出现填平了摆在信贷供需双方之间的鸿沟。

从狂热走向沮丧

1993年，国家经贸委牵头成立了专业化担保公司，并在部分地区开始试点信用担保业务。2000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中提出，要加快地方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在此之后各类担保机构的涌现如雨后春笋，其中尤以商业化运作的担保公司为甚。

然而，信用担保业与征信、信用评级以及其他信用服务行业一样，经历了太多的坎坷。这项新兴的事业在几年内便从狂热走向了沮丧。从变相骗贷的恶作剧到担保公司自身风险的积聚与资本金不足，不利的事实很快就破坏了担保行业的商业形象。

如今，在信用担保行业中，尽管每年都不乏新面孔，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只有极少数商业担保公司和部分由地方政府出资或筹建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按照2004年国家发改委对北京、内蒙古、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和江苏等七省市担保行业进行的信用评级，该行业整体状况被认为是很不理想。行业整合的呼声随之而出，然而，前方的路却并不明朗。

在困惑中彷徨

为何国际上普遍发展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在国内却水土不服呢？不仅担保行业外部感到困惑，那些踌躇满志的商业化担保公司也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忧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发展到如今这一地步，在诸多困惑中彷徨是难免的。

一方面，行业内外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发展模式问题仍然模糊不清，即政策性担保和商业化担保两种模式何为主导并不明确。

如果直接对比国内外担保行业发展模式的差异，人们或许会认为，该行业应当由政策性担保机构主导。在经常被奉为楷模的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都是由政府主导的，且主要是出于鼓励就业、促进贸易或科技创新等目的的政策性担保。

如果政策性担保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本途径，那么对于国内的商业化担保公司而言则是一种打击，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另谋出路。而对于监管部门或地方政府而言，只需在每个地方做一个担保中心就足够了。但是，目前人们还证明不了政策性担保就是中小企业融资的唯一解决途径。毕竟国外也存在着良好运作的商业性担保，并且在理论上也不存在商业化无效的根据。

就是在两种发展模式都不够确定的条件下，面对仅有泛泛的政策没有可靠支持的生存环境，国内的商业担保机构还是没有看到自己发展的曙光。

另一方面，担保公司生存环境恶化。其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在监管上以及合作对象上存在缺陷。

监管方面，信用担保机构的主要监管方是国家发改委。除此之外，还包括地方政府与地方自律性质的行业组织。尽管融资担保可以很容易地被认为是一项金融业务，且存在资本充足率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它仍然没有被纳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可以说，正是由于业务经营与监管组织的错位，担保行业混乱的经营管理才一直没有平息的迹象。

与此同时，没有对口的专业监管方，也就没有审慎的风险监管。这样不仅导致了担保机构的风险放大，同时也守旧性地限制了担保机构赖以生存的担保业务放大倍数。这一倍数是指担保机构可以担保的贷款金额相对其资本金的倍数。一般在国外，10～20倍的放大倍数是比较常见的，在日本则可以放大到60～70倍。

相比较而言，商业性担保业务中，通常5倍之内的放大倍数对商业化担保公司而言是致命的。较低的放大倍数，在1%～2%的担保费率面前，商业担保公司的收益很难覆盖其代偿风险。这不仅扼制了他们的盈利空间，甚至也危及了其生存。事实上，很多担保公司仅是源于一单的担保代偿便会大伤元气。

在合作对象方面，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还没有与担保机构形成和谐的默契。就政策性担保机构而言，由于地方政府的影响与政策支持，只要拥有客户资源就不愁找不到合作的商业银行。而且，在贷款发生违约损失时，政策性担保机构还可以与商业银行分担一定比例的代偿。

但对于可以更主动发掘客户群体的商业化担保公司而言，它与商业银行合作谈判的地位就悬殊多了。通常，担保公司要被动性地接受商业银行提出的100%代偿率的要求。在这种极不对等的合作中，商业银行将信贷风险完全转嫁给了担保公司，并加剧了后者的经营风险。同时，这种合作方式也扭曲了双方的激励机制，不仅会出现担保公司向银行骗贷的现象，而且担保公司上当为银行买单的事情也时常发生。

以客户资源较为丰富、担保业发展相对充分的深圳为例，一面是深圳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业务的蒸蒸日上，另一面则是曾经存在300多家担保公司，如今沦落到只有几家公司发生实际业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政策性担保机构与商业化担保公司的处境存在巨大差异。

商业化担保之道

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商业化担保公司终会淘汰出局吗？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调查与思量。根据调查研究发现，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商业化担保公司仅是一时的艰苦环境使然，其社会价值终将为市场所发掘。毕竟，真正决定担保公司命运的是现实市场的需求。人为规划担保行业的发展模式固然有所困惑，但国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信用补足需求，以及国内商业银行与其他信用机构的发展则是清晰的现实状况。

巨大需求创造发展空间

从中小企业的发展趋势看，中小企业的信用补足需求将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而上升，矛盾也将趋于激化。这时，社会各界对于中小企业发展将更加重视，而商业化担保公司的发展则可能由此迎来历史契机。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2007年出版的《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中指出，在2001～2005年间，中小企业的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28%左右，远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时，中小企业数量在加快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快速增长，其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例达到了82%左右。受惠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好时机，促进就业的意义在不久的未来将是空前的。因此，《中小企业促进法》的落实也将进入实质性阶段。从近几年国家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向来看，破除中小企业发展道路的各种障碍，多辟蹊径已成未来的基本趋势。显然，信用担保机构将在这一趋势中得到巨大的发展空间。

信用机构发展共赢

从我国商业银行或整个银行业的发展状况来看，由于体制改革不久，业务能力与国外发达银行业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的区域性银行或社区银行还没有发展起来，已有商业银行的网点分散不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对信贷业务构成的不良影响。

因此在技术上，担保机构应是当地的，或者至少其业务部门落于当地。这样的担保机构对于存在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的情况较为熟悉，可以通过采用反担保措施来保证信用水平的补足，与客户一起分担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没有担保机构的介入，商业银行就很难突破自己的行规，为没有充分抵押物和信用信息的客户发放贷款。在中小企业损失发展机会的同时，商业银行也损失了一个资金运用机会。正是由于担保机构的介入，才实现了共赢。

在担保机构中，再来看政策性机构与商业化担保公司的作用差异。不难发现，政策性机构的成长，包括业务成熟和规模扩张，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中国的地理幅员还是市场规模，现有的政策性担保都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再者，商业化担保公司存在治理优势，便于激励和提高经济效率。特别是在区域金融机构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商业化担保公司充当银行业的金融触角，发挥部分银行业功能与一些金融投资机构的功能是相当必要的。因此，在国内引入并大力发展商业性担保公司几乎是必然的。

除此之外，国内其他信用服务措施也需要相应发展。虽然央行征信局已经积累起了可观的企业和个人征信数据，但对于我国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及其所处的复杂环境而言，这些数据根本不足为用。在反担保措施所涉及的种种问题上，还需要消除法律规范与体制方面的制度障碍，以使当前信用机构在进行业务操作时能够有据可依。

前景看好

可以乐观地预期，在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补足问题上，市场自发的推动力与政府部门的推动力最终会合为一体，使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对于商业化担保公司而言，生存环境的改变就如整个社会变革一样，是快速演变的。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7

关键词：主旋律；商业化；《战狼2》主旋律电影商业化

发展至今，刚刚步入类型化阶段，《战狼2》的成功不过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初步成功的表现，未来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旋律电影在商业化过程中虽然在叙事情节、视觉呈现及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突飞猛进的进步，但在人物与剧情设置、国家形象建构及主旨精神表达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战狼2》商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程式化的人物设置。《战狼2》为了打破传统主旋律影片的说教性与喊口号的爱国宣言形式，融入了商业电影类型片的模式，在票房上大获全胜，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具有类型片的一些缺陷，如人物设定扁平化等。这是因为，在量产的商业电影中，要想既满足电影最短周期的拍摄计划，又能最大限度地符合受众审美需求，逐渐形成了一套程式化流水线生产模式。主旋律电影在借用类型片模式时，自然而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从人物塑造上看，《战狼2》中张翰扮演的卓亦凡，套用了青春成长类型的人物设置，从年轻冲动、一无是处，到成熟可靠、有所担当的转变，也是美国英雄电影中常塑造的一类人物模型。另外，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被符号化。通常情况下，英雄类型片中的女性形象只是影片中的陪衬，所以人物性格会被符号化，美丽的外表、坚强的性格、对男主人公从厌弃到喜欢的情感转变等。单一的人物性格使影片英雄形象塑造更简单便捷，同样英雄救美的爱情故事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然而类型化的东西并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二）过度化的民族主义表达。一些西方媒体批评《战狼2》中存在过度民族主义的表达，甚至声称这是一场民族的自恋想象。这种评论虽然存在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偏见，却也暴露出国产主旋律电影的一大弊端。这主要是因为电影为了展现强大的国家实力，宣扬爱国主义精神而导致的过度情感表现。如《战狼2》结尾处，当冷锋带领中国工人及非洲难民穿越红巾军的防线时，面对重重武装对峙，冷锋将中国国旗套在自己的胳膊上，并将其高高举起，口中大喊“WeareChinese！”。红巾军看到中国国旗后，对同伴说：“是中国人，停止射击！”此时镜头给了每位主演一个特写，展现人物坚定的眼神，配上激情壮烈的背景音乐，车队一路畅通，顺利通过红巾军的包围，而冷锋自始至终都手举国旗，以悲壮之姿一直坚持到中国维和基地，接受群众的热烈欢呼。对爱国热情的渲染不一定要通过如此形式化的镜头来展现，处理不当不但不会将观众带入到情境中，反而会让观者产生不自在感。同时，这种情节的设置很难让《战狼2》拥有国际市场，西方观众并不能在影片中寻得情感共鸣，自然很难达到在国际上宣传中国形象的理想效果。

二、相关问题的改进策略

（一）丰富人物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虽然单一性人物性格更有利于类型片的叙事，然而千篇一律的人物形象并不能长久满足观众的需求，不必为了迎合类型片量产需要而竭力塑造扁平化的人物。英雄也同样可以具有多面的性格，塑造圆形人物，才能使人物形象更饱满鲜活，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主旋律电影也同样如此，在对故事情节与剧情进行设置时，要尽量选取新颖且具有代表性的角度表现。主旋律电影不仅可以通过暴力动作和军事炫耀来吸引受众眼球，同样可以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剧情和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来博得受众的关注。（二）立足国际视野，借鉴成功经验。为了实现我国制定的文化强国战略，在国际上提升国家形象，提高国家竞争力，让国产影片走入国际市场，并被西方电影市场认可，成为我国文化软实力强大的重要标志。国产主旋律电影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以《敦刻尔克》为例，同样是主旋律电影，由美国大导演诺兰执导，几乎与《战狼2》同期在美国上映，于2018年03月05日，获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剪辑、最佳音响效果。全球票房达到23.13亿人民币，虽在国内票房上远远不及《战狼2》，但与《战狼2》在北美仅19万美元的滑铁卢式表现，《敦刻尔克》在中国的票房获得了3.40亿的优异成绩。从某种程度上，该片虽然在战争背景与文化内涵上与中国观众存在很大隔阂，然而却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主要是因为该影片在思想内涵的传递上更具有思考性。首先，影片没有直接塑造英勇的军人形象，而是从军人对战争的恐惧的角度切入，表达出军人同样是普通人的思想内涵，使人物拉近了与观众距离。其次，影片最大限度地模糊了敌人的形象，将故事的焦点聚集在战争本身，而不是敌人身上。向观众传递了战争的残酷的同时，强化了普通军人的人性光辉。针对《敦刻尔克》的军人形象刻画，与思想内涵表达，我国的主旋律电影也可借鉴其成功经验，多角度建构国家形象。随着《战狼2》的成功，中国电影市场紧接着推出了一批同类型影片，2018年初上映的《红海行动》可谓是《战狼2》奇迹的延续，甚至在票房上超越了大大超越了《战狼2》。通过对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找准市场需求，不断改进与创新电影题材与内容，在制作技术上坚持工匠精神，才能改变观众对主旋律电影的刻板印象，在众多商业片中提升竞争力，取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参考文献：

[1]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928/c376186-28746111.html.

[2]郭荣，陈文耀.《战狼II》：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和类型化创作的叙事特征[J].艺术评鉴，2017（16）：116-117.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8

当前，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在商业化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在教育部统筹规划下，现代远程教育在系统建设、资源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上都提倡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公平竞争，支持校企合作，允许社会资金参与。通过国内高校几年的实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推动了现代远程教育的迅速发展。其次，大学为主体的现代远程教育发展势力强劲。大学在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过程中享受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初步形成了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局面。这些政策包括：经教育部批准，大学可以突破专业目录的限制，自主设置市场急需的专业；可以在学校办学思想和现有资源条件下，自主确定入学条件和招生规模；对于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颁发何种文凭，可以由学校自行确定；在学费问题上，经地方物价部门批准，可参照教育成本收费。因此，大学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提供灵活安排教育服

务高校与企业合作已成为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

二、国内现代远程教育商业化的问题及分析

（一）教学资源的重复建设

我国许多学校现在都非常重视网上远程教育的发展，并已开始开展网上的远程教学，建设网上的教学资源。但各个学校在开展远程教学时，在网上教学资源建设方面仍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目前网上的远程教学在教学内容上基本相似，如中小学的远程教学基本上是以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等主要学习科目为主，而高校开设的都是当前的热门类专业，如计算机、经济类，很多课程基本是相同的，适应这些课程的教学系统支持平台和教学管理系统也基本可以通过，因此没有必要每个学校都去各自开发自己的教学支持平台和管理系统，在同样的网络课程上花数倍的人力和财力。

（二）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的利用率低

我国远程教育网络目前的利用率相对来说还比较低，就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网上教学资源缺乏。就我国目前远程教学的现状来看，其面临着“有锅无米”的难题。二是上网人数的限制。据2008年初的统计，我国上网人数已超过7000万，但这只是一个绝对数字，如果与我国总人口数相比，这个比例远小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三是应试教育带来的阻碍。尽管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倡导素质教育，但对中小学来说，面临升学的压力，应试教育的现象不可能马上改变，所以它必然影响到网络教学的开展。

（三）教师素质无法跟上现代远程教育的需求

在远程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学中仍然是很重要的，没有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也是难以进行的。一方面，对于许多教师，尤其是年纪较大的教师，长期进行的都是传统的课堂教学，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已习惯了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网上远程教学首先从教学思想和观念上会不太适应这种新的教学环境，会从心理上排斥新的教学手段，仍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使远程教育质量难以提高。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学生在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已大大超过教师，这与学校一味要求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而不注重给教师提供进修机会有关。许多学校很注重校园网络的建设，学生电脑知识的学习，但却忽视一般教师的计算机水平的提高，当计算机已成为其他行业的普通办公用品时，在一些中小学，教师仍是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进行网上远程教育当然是不可能的。

三、现代远程教育的商业化发展对策

（一）加强现代远程教育理论研究，构建科学的远程教育理论体系

现代远程教育是教育领域的一个新事物，目前人们在观念上对远程教育的概念不清，以及对远程教育认识上的误区都迫切需要理论上的解释和指导，现有的教育理论难以指导远程教育这一“新生儿”的实践，而我们又不能停止远程教育的实践以等待教育理论的完善。因此在当前急需加强对远程教育基本理沦的研究，构建科学的远程教育学科理论体系。要从总体上确定远程教育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具体分析远程教育原则、方法、模式、网络师生、网络课程、远程教育系统、远程教育评价等问题，建构远程教育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二)加强现代远程教育的统一管理，制订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长远规划

目前，我国远程教育尚处于低级阶段，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些缺陷，因而迫切需要远见卓识的政策引导，需要制定长远发展的规划。正是因为它相对薄弱而又前景看好，所以更需要政策上的适当倾斜。在此，我们建议政府部门根据我国目前基本国情与教育发展需求制定相应的远程教育发展规划，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对远程教育适当放权，鼓励网络学校在国家宏观管理的规约下，在市场经济的调整下独立运营。此外，现代远程教育的质量认证应该建立一个统一有序的体系，这样人们才会认可和承认现代远程教育。目前在国内网络教育如何颁发学历证书，哪些部门拥有颁发学历证书的权力仍然十分不明确。

（三）加强教学软件的开发和深度应用，推动现代远程教育商业化

针对目前教育软件之间数据兼容性不强，实用性和易用性不强，教育软件在教学中的推广和应用还不够深入等问题。我们认为，一方面教学软件开发商要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对网络教学软件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大胆创新，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厂商于学校的沟通与联系，各厂商之间要坚持在合作中竞争的原则，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赢得市场效益，推动教育产业化进程。此外，各厂商在软件开发上需要注意：一是多样性、针对性；二是交互性、趣味性。

（四）加强远程教育的法制建设，引导我国远程教育走向法制化

制定完整的现代远程教育法律或者管理办法。对于经营网络教育的公司制订相关的标准和管理条例，定期对这些公司进行审查是否有能力经营合格的网络教育，从而把一些不合格的经营者清理出去，保持网络教育产业的信用度。规定网络教育经营者各自承担的不同角色，甚至明令高校不准涉及网络教育的具体经营，而公司不能涉及网络教育课件的制作，因为那样保证不了网络教育的质量。所有网络教育公司采用的课件及聘用的师资都必须由教育部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审查通过，公司需要按标准支付高校网络教育课件相关的版权使用费。这些使用费可按学员数量收取，也可按照其他方法收取，从而保证高校高质量完成课件所需的资金。

总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占有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各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随着计算机网络的逐步发展和完善，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对于克服我国现有的这些困难，满足信息社会终身教育、全民教育、个性化教育以及社会化教育的需求，加速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赵国宏等.论网络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中国远程教育，2007(5).

[2]潘力等.略论网络经济时代的远程教育产业化.继续教育与人事，2008(9)：8.

[3]吴长春.远程网络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4).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9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工作机制，加大政策扶持，整合种业资源，增加种业投入，强化市场监管；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以种子企业为主体，推动育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鼓励企业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保护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合法权益，促进产学研结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全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巩固基地优势，提高竞争力，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使我市逐步由种业大市向种业强市跨越，为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根本性保障。

二、发展目标

充分发挥我市水稻亲本繁殖和种子出口两大优势，加快推进新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按照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要求，力争2015年建成交通方便、能排能灌、耕地质量好、配套设施齐全的种子生产基地1.5万亩；加快种业企业商业育种机构的引进、培育，力争2015年建成1－2个规模较大、功能齐全、科研力量强、成果显著的商业育种机构；提升种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和市场占有率，确保杂交水稻种子产量和质量位居全省前列，力争2015年成为“水稻制种基地重点县”；加快建立省级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着力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加强种子质量监测和市场监管；推动土地向制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加快建立种业专业合作社，成立种子行业协会，维护公平竞争的种子生产经营秩序。

三、工作举措

（一）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种业核心竞争力

2015年底前实现我市从事种子生产的种子企业与公益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脱钩，逐步实现基础性公益性科研与商业化育种分开。鼓励种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股份制研发机构，鼓励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并购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支持企业转化科研成果，鼓励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推广“政府购买品种、企业集中繁育、项目配套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方式。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争取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种业产业化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广泛吸引社会、金融资本投入，加大对种业企业的风险保障、贷款贴息、担保补贴力度。积极配合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生物育种项目对种业企业的支持，加大对企业商业化育种研发工作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开展商业化育种研发工作，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确立和稳定企业商业化育种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引导企业增强保护意识，积极开展育种科研成果鉴定和专利保护申报工作。支持企业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二）强化创新要素市场配置，促进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

积极推进人才、资源、技术等要素依法有序向企业流动，培育壮大种业创新主体，促进种业科技创新，加快成果转化。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开展科研合作、人才合作，制定措施吸引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科研人员通过兼职兼薪、短期受聘、承担项目或课题服务等多种柔性流动方式到企业从事商业化育种工作。强化科研应用导向机制，改善创新与转化并重的人才评价制度，加大职称评定中转化推广绩效权重，将商业化育种成果及推广面积作为职称评定、专家评选、项目资助的重要依据。加强种业实用性人才培养，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企业育种研发人员培训。鼓励企业探索完善产学研利益分配机制，有效调动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探索建立市种业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制定交易管理办法，禁止私下交易。保障产学研合法权益。鼓励育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

（三）加快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提升良种生产能力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农民自愿”的原则，依托种业骨干企业，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以石板、江源、永宁、芦葭、清风、平泉、新市、太平等乡镇为主体的河西及沱江流域种子生产基地。加大对制种基地和制种乡镇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农作物制种基地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建设。整合现代农业产业、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涉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实施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按照“一路二水三产业”的思路，加快推进道路、渠系等基础设施整治力度，确保种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适应种业繁育需要。大力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现代农业管理运行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土地入股、租赁等方式，推动土地向种子企业、制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支持种子企业与制种大户、农民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引导种子企业与制种专业合作社或制种农户建立稳固的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杂交水稻制种栽插、收割机械化为重点的试验，加大高效、安全制种技术和先进适用制种机械的推广应用；对规模较大、生产条件好的优势种子生产基地实行用途管制，纳入基本农田范围予以永久保护。

（四）加快建立种业发展风险分担机制，提高种子生产抵御风险的能力

充分利用现有涉农政策，加快建立农作物种子生产风险分担机制。积极落实制种保险、良种补贴政策，加大补贴力度。鼓励和引导相关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业发展银行等涉农银行机构加大对种子收储加工企业的信贷支持。运用好农机具补贴政策，将制种机械、加工设备纳入补贴范围，提高种子生产、加工机械化水平。

（五）加强种子市场监管，建立诚信公平秩序

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现代农作物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1—2020年）的通知》（川办函〔2011〕262号）精神，树立“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打防并举，综合防治”的市场监管新思路，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市场监管，切实加强品种、质量及销售管理，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种子、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种子市场秩序行业评价机制，督促企业建立种子可追溯信息系统，完善全程可追溯管理。推行种子企业委托经营制度，减少销售环节，规范种子营销网络。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我局成立“市农业局种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见附件），由局党委书记、局长任组长，局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其他相关单位、科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市农作物种业体制改革工作，并下设办公室在种子管理站，负责农作物种业体制改革日常工作开展。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涉及乡镇要成立种业发展办公室，由分管农业副乡镇长挂帅，抓好本乡镇种业发展工作。

商业化规划范文篇10

但目前我市蔬菜种业育种研发仍处在初级阶段，科技型蔬菜种子企业数量少、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商业化蔬菜种业研发机制尚未建立，育种人才和科研投入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蔬菜种业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市已进入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加快蔬菜种业发展成为提升现代农业水平、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增创农业发展新优势的必然要求。在国家、省和市强力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新形势下，各镇街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蔬菜种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推进蔬菜种业快速发展。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升蔬菜种业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保障蔬菜供种安全为目标，以培育科技型种子龙头企业为重点，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整合种业资源，搭建发展平台，加强政策扶持，增加经费投入，强化市场监管，快速提升蔬菜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蔬菜种子产业体系，全面提升蔬菜种业发展水平。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自主创新。加强蔬菜种业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鼓励引进国际优良种质资源、先进育种制种技术和物质装备制造技术，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

二是坚持企业主体地位。以“育繁推一体化”蔬菜种子企业为主体整合资源，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政策引导带动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充分发挥企业在商业化育种、成果转化与应用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三是坚持产学研相结合。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种质资源、科研人才等要素向企业流动，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科技创新模式。

四是坚持扶优扶强。加强政策引导，对具有育种能力、市场占有率较高、经营规模较大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予以重点支持，增强其创新能力。

（三）发展目标：到2016年，基本形成分工合理、资源集中、运行高效的种子研发新机制，健全职责明确、手段先进、监管有力的种子管理体系，引进、创新一批优质、高产、多抗种质资源，建设1处种质资源中心、1处以上自主创新能力强的商业化育种研发中心，培育6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10个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突破性新品种，建成一批与生产需求相适应的标准化优势种子种苗生产基地，打造1-2个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育繁推一体化”蔬菜种子龙头企业，吸引10处以上科研机构或研发型企业到我市创业，形成蔬菜科技型种子企业集群发展局面，建设“中国蔬菜种业之都”。

三、重点任务

（一）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依托资源优势，结合产业实际，实施企业买断现有品种、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开发、企业自主研发三步走发展战略，培育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新品种60个以上，形成自有良种推广优势，提高国产化蔬菜良种的市场占有率。

（二）加强种业科技研发。加强蔬菜种业集团科研中心建设，支持健全实验设施，加快建设商业化育种科研中心；针对主要蔬菜品种，成立6个田间育种组和2个实验室育种组，开展常规作物育种和基因育种工程，积极培育优良品种；鼓励优势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充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

（三）搭建创新创业平台。规划建设集蔬菜良种研发、试验示范、良种繁育和展销推广于一体的现代化、开放式蔬菜种子创新创业基地，建设2000亩创新基地和3000亩创业园，在加强自主创新研发的同时，吸引国内外种子科研机构、研发型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到我市创业，开展育种研发或创建科研企业，逐步形成研发型种子企业集群，打造蔬菜种业的创业平台和中关村。

（四）培育种子龙头企业。鼓励优势种子企业整合种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组建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种业集团；支持中小企业走专业化发展道路，实现种业产业链不同企业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鼓励研发型种子企业加强科研机构、加工车间、检验中心、繁育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按标准加快打造10处市级以上“育繁推一体化”种子龙头企业。

（五）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与创新。充分利用中荷共建蔬菜示范园、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试验站、蔬菜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流动站、国家大宗蔬菜技术体系试验站等国内外蔬菜研发平台，广泛收集最先进、最前沿的蔬菜种质资源并贮存、研究、分析与创新利用，建设国内最大最齐全的蔬菜种质资源库。

（六）建设标准化育繁基地。鼓励种子种苗企业通过土地流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等方式建立相对集中稳定的种子（苗）生产繁育基地，加强农田水利、加工精选、生产档案等设施条件建设，力争每年建设1-2处市级以上标准化种子种苗生产基地。

（七）加强种子展示推广。加强蔬菜种子种苗展示中心建设，2013年开始，每年在蔬菜博览会会场和羊青路蔬菜种子创新创业基地举办春、秋两季新品种展示交易会，面向全国集中进行蔬菜新品种展示、示范、推广。

（八）加快培养育种人才。加快培养种子产业领军人才和科研骨干，引进博士以上学位的高层次育种人才，支持种子企业培育自主科技创新团队，到2016年初步形成由5-6名学科带头专家、10名博士和博士后、30名硕士组建的蔬菜育种研发团队；依托重大科技项目，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学科交流合作，建立教学、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选派有较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员外出深造，打造一支业务技术精湛、管理理念先进、经营经验丰富的企业家队伍，率领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四、政策措施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统筹财政支农资金，加大对蔬菜种子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每年安排一定资金鼓励种子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中院校的合作，重点支持种子研发、试验基地建设，新品种引进、选育、生产性试验、示范和应用推广。设立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专项资金，对种子资源库运营、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给予一定经费支持。鼓励企业开展商业化育种研发，对通过省级以上审定具备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新品种，每个给予20万元资金奖励；对具有重大突破的蔬菜新品种、推广面积1万亩以上的，给予100万元资金奖励；对建立科研机构，积极争创并成功获得部级、省级“科研（技术）中心”认定的，一次性分别给予企业100万元、50万元奖励；对争创成为市级以上育繁推一体化种子龙头企业的，在享受上级扶持政策的同时，一次性给予企业50万元资金奖励；对争创成为市级以上标准化种业生产基地的，在享受上级扶持政策的同时，一次性给予企业20万元资金奖励。对在我市创新创业获得“泰山学者”、“长江学者”、“”称号和硕士以上学历、具有育种成果的育种专家，按照《关于实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双百计划”的意见》规定，给予30-300万元资金奖励或扶持；对新入驻我市的研发型种子企业建设育繁基地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青苗补偿和地面附着物拆迁所需经费由市财政给予补贴。

二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收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从事种苗生产的农民合作组织和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社会力量对农业科技机构和高等院校种业科技开发的捐赠支出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比例从应纳税额中扣除。科技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三是落实土地优惠政策。土地、规划部门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要对种质资源繁育基地及种苗企业用地进行统筹安排，对建设“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所必须的建设用地需求，优先支持保障解决；对新入驻的科研机构或研发型种子企业所必须的建设用地需求，优先扶持保障解决；对种苗企业投资建设种苗生产基地所需的管理、仓储用房及配套服务等附属设施用地，要按照农用地管理规定优先予以保障。

四是加强育种人才引进。探索育种人才引进和管理新机制，吸引高层次育种人才到我市开展育种研发或创办研发型种子企业，在相关部门事业单位设立专门岗位，引进博士以上学位的育种专家和人才，引进人员的档案、工资等级、职称等按事业单位政策执行，将人员职称晋升在其落编单位现有岗位外单列，将人员安排在急需育种人才的研发型企业工作，工资、保险等由企业全额承担，全力扶持科研种子公司建立自主研发团队，确保育种人才能够引进来、留得下、用得上，尽快形成自主研发创新工作机制。

五是建立金融支持机制。每年协调金融机构安排2亿元资金（人民银行与农业局于2011年联合出台加快蔬菜种子种苗发展意见的规定），支持蔬菜种子种苗企业开展育种研发、技术更新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将种子种苗生产保险列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市财政对种子种苗订单质押贷款，按年新增额的1.5%给予风险补偿，逐步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商业化运作的种业风险分散机制。鼓励种子种苗企业创造条件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蔬菜种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五、保障措施

一是健全管理体系。深化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种子管理机构，健全种子管理体系，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品种审定、质量监督、市场监管等职能。加强种子管理队伍建设，建立一支廉洁公正、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的种子管理队伍。属于公共服务范围内的种子管理工作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切实保障种子管理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