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论文十篇

公开论文篇1

［关键词］行政公开；民主；廉政

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在中国行政法理论界论及不多，但在行政立法实践中却已作为各单行法的原则被《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所采纳。但究竟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地位如何，是仅作为单行法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问题值得探讨。笔者拟就其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展开粗浅的论述。

一、行政公开的定义

行政公开的概念至今没有通说规定，仅有个别学者根据行政立法中具体制度作了简略的描述。一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重要行政行为和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实行公开原则，是行政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笔者认为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过于狭小，不能够满足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对行政活动公开化的要求。

一般说来，行政活动公开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行政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结果、奖惩办法、监督手段以及工作纪律等，以自觉接受别的行政机关或者社会各界的监督，达到公正、廉洁、法治、民主的目的。因而，从外延来看，行政公开不只是适用于外部行政行为领域，而且应广泛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广义的行政监督法及行政救济法领域。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之中，对各具体行政法律规范起指导和统帅的作用，要求一切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该部门法本质、特点、目的、规律等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若想论证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则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论述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需要从分析构成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入手，论证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部门法基本原则应对部门法律运作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宏观（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意义，并且昭示着该部门法的发展方向。故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随着20世纪以来传统的机械、静态法治主义向机动、动态的法治主义的发展，行政法的发展也发生了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在观念上渐渐取代管理行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大量出现表明行政主体日益采用软性的偏私法化的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从权力义务的服从关系到日益保障民权的权利义务统一关系，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绝对权威的地位也因保障民权的需要而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种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变迁为行政公开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故而行政公开原则也因其在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化已在近期不断的被各国行政立法实践所证明，成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当然，公开化的立法趋势转变为行政法实践中权力运作的公开尚需艰苦努力。唯其如此，才更应将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借鉴其指导意义。

2.基本原则应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它必须抽象于部门法各个领域，具有宽泛的基础公开原则运用于行政法各个领域，是行政法各个领域的基本指导原则。

3.基本原则应有利于完善部门法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行政法法律体系极为不健全，行政行为法领域的立法尤为欠缺。鉴于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正视它对行政立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4.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与学界所公认的现有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内容上互不重复，互相补充，共同构建行政法治理论体系，共同引导现代行政法健康发展。

三、行政活动公开在我国行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五大对行政活动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些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行政活动公开不仅是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的调整或者改变，而且是加强廉政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党和政府的一项方向性、战略性的治本之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活动公开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一）行政活动公开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党风、政风问题成为广大群众至为关注的焦点。少数党员干部在享受主义的驱使下，、收受贿赂、设租寻租、买官卖官、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政风，使社会运行规则受到破坏，令老百姓极为不满和反感。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的主流，但是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领导威信，而且由于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会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鉴于腐败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在80年代，主要采取教育和惩治的办法来对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接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采取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随后，行政活动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2000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鼓励人民群众依法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至此，行政活动公开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本建设在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普遍推行。

行政活动公开对于廉政建设的作用在很早以前就被我国的古代官吏所认识。我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政是否“廉洁”，是与行政活动是否“明”（公开透明）密切相关的。《尚书》中就有“举烛尚明”的论述。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我们知道，行政公开与行政监督是密切联系的。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这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到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一旦行政管理活动公开暴露，使之真正置于社会各界和各种专门监督机构的监控之下，这样会给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这样才能铲除腐败的土壤，纠正不正之风。即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种腐败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

（二）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民主化的基础

民主化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潮流，我国20年来行政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行政管理民主化。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最广泛的民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所谓民主，就其本意讲，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权力”。因而说行政管理的民主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公民的参政上，而参政的前提是“知政”即公民的知情权的运用，但是没有行政活动公开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所以说，行政机关应该推行行政听政制、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公示制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调研、测评等工作制度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就是要在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一切条件和机会，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参加对国家事务、对经济和文化事业、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政府来说就是公开自己的行为。行政公开，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条件。

（三）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重新整合，要求政府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转变。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即要求改革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行政管理现代化是行政体系整体上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的、狭隘的现代化，它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行政体制、行政人员与现代化的行政观念的有机统一。首先，“管理”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服务行政在观念上逐渐取代管理行政，随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在以前的“管理”观念指导下，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被动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行政人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因此，老百姓只是被动的接受管理，而没有获取行政信息的意识。在“服务”观念的指导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对称的，不仅行政主体有权获取相对人的信息，而且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利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即行政活动必须公开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协调的行政管理观念也要求行政活动公开。对于行政管理现代化而言，不仅要求减少机构交叉、重叠设置，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等组织机构上的问题，而且要求改变以前的各自为政和命令式的管理观念，树立协调的意识，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正确处理整体、部门、个体以及同公民之间的关系，为行政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以前相比，要广泛得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化，只靠以前单一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行政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而无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之间还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协调都要求开放行政系统，实现信息间的交流，只有这样，协调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如果封闭行政系统，公民对行政事务不了解或者政府之间的互相封锁信息，则不能解决出现的矛盾，行政活动中的分歧得不到协调，必然会影响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总之，随着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即使是与相对人权益不直接相关的行政组织法领域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作出也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依据，也要受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公开，故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活动（国家行为除外）应公开。又因为行政活动往往密切联系，协调一致，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的前提和保障。公民受行政行为侵害可提起行政救济，行政行为违法引起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故而行政活动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开放性决定了行政公开是全方位的连续过程的公开。当然，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各领域性质、特点各不相同，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因之而异。总体而言，可以认定行政公开是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的一般原则。原则总有例外，国家行为（如外交、军事、国防行为）因涉及国家秘密及全社会重大公共利益可以不适用公开原则，特殊情况下经上级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公开。当然这些例外均须有法律明文规定。

无论从行政公开原则本身的重要地位，还是从其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行政公开原则均应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从而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服务。从我国实践看，立法既已先行，理论界也必须对之深入思考，结合我国实际构筑行政公开原则理论体系及制度规范，以服务并指导于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1］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2］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高小平政务公开：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4］张康之走向现代化的行政价值选择［J］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1，（2）。

［5］陈东平关于政务公开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0，（3）。

［6］何国臣，张延安政务公开研究论纲［J］行政与法，2000，（3）。

［7］陈跃斌实行政务公开要有高度、深度和制度［J］行政与人事，1997，（5）。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公开论文篇2

（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源流

政府信息公开是民主政治之本意，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最早起源于十八世纪北欧的瑞典。瑞典曾经也是以保密为原则的国家，议会的所有活动均对外保密，而且1648年的一部法令对出版活动规定了严格的审查程序，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政府文件的获取。[1]以后，瑞典陆续出台了《出版自由法》、《表达自由法》、《政府》等确认公民出版自由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成为潮流是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经济危机和大规模战争的影响，西方国家政府普遍从消极行政转向了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在此趋势下，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行政权力日益膨胀，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也由议会主导演变为行政主导。同时，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公民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体，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要求更多地参与国家的各项管理活动，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也就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作为保障公民参政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安排，随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兴起在各国发展起来。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行政公开制度最为系统、最为完善的国家，比其他许多国家享有更为深厚的行政公开的传统。美国国会于1946年通过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以后历经修改，先后补充制定了《联邦会议法》（1964年）、《信息自由法》（1966年）、《隐私权法》（1974年）、《阳光下的政府法》（1976年）和《电子信息自由法》（1996年），确立了以行政公开为核心，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为目标的行政程序法典。美国的体系化的行政公开制度的构建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世界其他各国纷纷仿效。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掀起了促进政府信息透明化的改革浪潮，政府信息公开成为其中的热点和趋势，这段时期建立了行政公开制度的国家主要有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外行政公开运动呈现迅猛发展态势，行政公开制度冲破地域界限、文化传统界限和经济发展水平界限，在世界许多国家得以建立和推广。

（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发展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作为保障人权、落实人民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有一定传统，并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其中最早推行的是全国农村基层组织的村务公开制度。[2]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府管理体制转变、市民社会兴起，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提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逐步得到发展。各部门、各地方在实践中又通过政策推行了“公示制”、“两公开一监督”、“政府采购制”、“窗口式服务”等一系列制度，诸如警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府上网工程等活动也相继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方式上，各部门、地方公开形式多样，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和新型媒介向公众有关信息，公开范围也广泛涉及政府机关的各种行政信息，一些地方和部门还设置了配套的监督与救济机制，如政务公开热线、“绿色通道”、政务公开监督员、行政公开责任追究等以保障行政公开的落实，公开手段日趋多样化、公开种类日趋多元化、公开内容日趋扩大化。

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2007年4月24日，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条例》公布，已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制定被评为2007年影响中国进程十大事件之一，在我国政府法制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当今世界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建设历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该《条例》是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程序，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法规，是建设“阳光”政府的法律基础，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必将有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政府信息公开对制度建设的意义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价值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和广泛性的行为。[3]将政府的信息客观、公正以及尽可能充分地公开，是对公民的信任，只有在政府与公众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才能唤起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同时，也只有公开，公民才能拥有充分的知情权，进而有效地参政议政。

公民参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参政与合法权益的保障。[4]当代行政民主化的实质是大力发展直接民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表明：看一个政府的民主化程度，不仅要看其代议制的发展状况，更要看其行政民主化的发展状况，要看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程度。[5]政府信息公开是服务型政府的应有机制，对于维护和发展公民的参政权利有重要意义。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运行的一个基本要求—全要素、全过程的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本质特征之一。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让公众了解和参与行政活动的过程，本身就是参与民主的环节和方面。而公民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某种信息，也是公民制度化参与的重要表现。建立在人民原则上的国家，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参政、议政权。行政公开法律制度的建立拓展了行政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了制度文明的新发展。

政府信息公开对于知情权保障有重要价值。[6]在现代，“广义的知情权是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所享有的要求对方公开一定情报的权利和在不违法的范围内获得各类信息的自由，狭义的知情权仅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对国家机关掌握的情报指导的权利”。[7]信息公开和知情权是基于同一民主开放原则之下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基本内涵和目的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开放、廉洁而又高效的政府，并保证更广泛的社会民众享有参与权。[8]

政府信息公开能够有效监督和控制政府行政权力。没有监督的权力会被滥用，而监督的前提就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正在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以透明的行政取代行政权力的暗箱操作，使行政相对人参与到行政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去，可以防患行败于未然，这也是我们所倡导的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条例》正好建立起了公民对公权力监督的平台。行政公开程序能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保证行政行为的规范、有序进行，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转。

（二）政府信息公开对我国构建制度的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是建构制度的基础。作为者的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有权监督政府的行为，同时也有权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以防止行政权利的不当或违法运作。[9]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行政机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用单纯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工作，而是需要公民的合作参与才能完成，需要公民对政府的充分信赖。秘密行政反而会增加公民对政府的猜疑，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加强行政机关和公民的有效沟通与理解、联系与交流，促进了公民对行政的参与，有助于改善行政机关和公民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提高行政决定的权威和稳定性,提高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行政公开意味着公民可以更多地参与行政活动过程，在涉及切身利益之时，公众通过相应的行政程序直接参与行政活动，行政公开制度的最重要的特色也就在于向公民提供广泛参与行政活动的机会和权利，公民可以决定政府决策的趋向以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

《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均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要得到严格贯彻执行，政府必须进行认真扎实的工作：要设立信息公开的专门工作机构；要建立信息收集、储存、保管、交换、查阅、设立、的专门制度、场所、设施；要对现有的信息进行清理、分类和对未来的信息源进行预测，确定公开方案等。另外，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取决于对违反《条例》行为责任的严肃追究和对侵犯公民信息获取权的有效救济。政府信息掌握在政府机关手里，如果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将其掌握的应当公开的信息公开，那么必须要有督促、监督和保障措施，如考核、评议、监察、行政相对人举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等。宣传和实施好该《条例》，牢固地树立“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的信息公开理念，从整体上提高我国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必将推动社会主义的健康快速发展。

三、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设想

（一）以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契机，努力打造“阳光”服务型政府

政府信息公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10]《条例》强调信息公开的全面性和及时性，而且公开的政府信息不仅包括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的信息，而且包括政府为决策收集的信息。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是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现实需要。从意义上来说，服务型政府是以人为本的政府，是透明政府，是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而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政务公开、透明。经历过非典、四川地震等各类灾难事件后，人们发现，只有政务公开透明才能进一步实现政府与民心、民意、民情的联动，有力保障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要以实施《条例》为契机，按照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的要求，把推进政务公开与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与强化行政服务中心功能结合起来，与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建设“阳光”服务型政府，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效能。[11]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握重点，严格规范权力运行。政务要公开，权力是重点。不仅要公开权力行使的最终结果，还要公开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不仅要公开权力运行程序，还要公开权力运行内容；不仅要公开“做什么”，还要公开“为什么这样做”，确保权力行使的每个环节透明运行，创造条件让群众更加有效地监督政府。要健全信息公开工作制度，进一步拓展政务公开的领域和内容，特别要把行政收费、政府重大措施、招标采购、预决算等政府收入和支出作为公开重点，增强财政管理领域的透明度；要关注民生，切实便民利民。继续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政务公开的要求纳入公共服务过程中，推动涉及群众利益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方便群众办事和监督；要创新形式，不断加强载体建设。在充分利用政府公报、电子屏幕、公开栏、触摸屏等已有公开形式的基础上，大力推行社会听证、专家咨询、新闻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公开形式，重点抓好政府门户网站、热线电话和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扩大网上政务公开，畅通监督投诉渠道，整合公共服务平台，促进政务公开向社会延伸、向基层延伸、向农村延伸。

（二）以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为载体，塑造“透明司法”

人们常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际上，司法的公开透明也是司法独立与公正的最有力同时也最经济的保障。[12]神秘和封闭是封建司法的特征，公正审判和检察则是现代司法的标志。加强审判公开工作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司法公正应当是“看得见的公正”，司法高效应当是“能感受到的高效”，司法权威应当是“被认同的权威”。[13]

自199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在审判系统和检察系统推行有关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的改革，各级司法机关高度重视，采取多种形式扎实、有效、创造性地开展司法公开工作，以公开促公正，取得了显著成绩，使司法公开成为促进司法人员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和司法水平的有力举措，成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司法工作的有效途径，成为正确履行司法职能，实践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开创了司法工作的新局面。但是，司法公开在一些地方还存在不足：思想上重视不够，经常化、制度化不够；内容未及时更新、补充、完善；公开方式和手段单一；工作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等。[14]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开工作的落实和有效开展。这种状况与十七大提出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司法公开的领域和空间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审判公开在我国不仅仅是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而且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实践中，人民法院应当加强法官的释明指导，及时告知当事人相关的诉讼信息。妥善安排好旁听工作，可以有计划地通过相关组织安排群众旁听，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建立和公布案件办理情况查询机制，方便当事人及其委托人及时了解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相关的审判和执行信息，做到依法、及时、全面公开审判信息；检察工作是法律监督工作，同时，检察工作也要接受监督，需不断完善公开监督机制。一是要不断充实和完善检务公开的内容，将职务回避、司法程序、办案规则、检察纪律等事项向社会公布，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二是积极推广电子检务公开，建立检察机关门户网站，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监督权提供便利。三是健全主动公开和依当事人申请予以公开的制度。对依法可以公开的诉讼期限、办案流程和法律文书等信息，及时主动公开，提高检务公开的及时性和实效性。

（三）有效发挥传媒作用，营造公民参政议政的良好氛围

在西方，信息公开的主体是政府，大众传媒的利益诉求对象是公众。一方面，传媒和政府是对立的，政府保护机密事务与信息使其远离大众，传媒为了获取那些不必要成为所谓政府机密的信息要付出高昂代价。另一方面，政府和传媒又是统一的，他们都是现代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首先应该是一个传达者。及时向公众传达政府的信息，这在出现公共危机时尤为重要。[15]由于大众媒体的广泛渗透，政府通过大众传媒越早信息，越能阻止谣言和猜测的产生和传播，并且同时树立了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其次，媒体应该是一个解读者。公众需要的不是信息的堆砌，而且由于一些信息的专业性，公众往往无法领会政策涵义。这要求媒体组织专家学者对政府的信息进行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价值判断参考和决策依据。再次，媒体应该是一个了望者。只满足于政府的传声筒角色显然难以赢得公信，媒体还应及时公众急需了解的信息，特别是一些事关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信息，通过公众的知情形成舆论压力，影响公共政策，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实践中，要有效发挥传媒的作用，克服传媒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制度和机制缺失，继承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成功做法，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探索传媒开展舆论监督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反馈机制。首先，新闻媒体必须具有独立性，必须社会化，不能仅仅是党的耳目喉舌，更主要的应当是人民大众的喉舌。政府不能垄断公民的言论权利，因此，新闻单位也不能完全由官方垄断。新闻界也要明确自己的任务范围，不要把自己置身于政府官员的行列，担当起官员的职责。但这需要国家利用法律来赋予新闻机构信息传播的权利和独立人格，凡是真实的报道和正当的新闻披露，政府的宣传部门不得阻挠和干扰。其次，尽快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报道自由和批评自由。对于一些地方和部门进行新闻封锁和打击报复批评性报道的行为，应当依法律手段予以追究。要变新闻报道的事前检查为事后追惩制，以保障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客观性。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努力，推进舆论监督的法治化进程，使传媒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营造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良好氛围。

(四)总结实践经验，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最近几十年乃至最近十几年、几年开始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及相关立法。据一项专题调查，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程度不同地公开行政活动，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设立了比较独立的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信息公开委员会或信息官），已有50多个国家出台了信息公开法（包括议会立法或政府立法），不仅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制定有专门的信息公开法律。[16]可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已是一个世界潮流，客观上促使我国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有助于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有利于我国建立法治的民主政府，能够使信息资源自由流动，促进经济增长，能够规范行政行为，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17]《条例》倚靠着我国公共政治不断走向透明化、民主化的历史大背景，浓缩着政府自我变革的政治勇气，承载着全体人民对于“阳光政府”的渴望，并使宪法价值层面上的“知情权”，在中国第一次有了落地生根的制度土壤。然而，《条例》仅仅是一部行政法规，如果条例实施与“保密法”等更高层级的法律发生冲突如何解决？相关的保密法律如果不能以开放的新思维及时修订，是否会被一些官员利用，成为剥夺公民合法知情权的“法律依据”？[18]同时，《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使得其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还无法涵盖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的信息公开，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一个更具现代民主性、公共政治性的法制平台。显然，如果信息公开立法能从行政法规尽快“升格”为法律，将会更加有力地推进整个公共领域的信息透明，更加全面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加快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当务之急是在《条例》实践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信息公开法》，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具体范围、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当然，立法模式的选择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的一个基础，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进程中，同时也需要其他相关具体制度的配套协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一论断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现代政治文明是以人权、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促进公民利益的实现，一个社会必须有一套健全的民主的自我表达、政治参与和代表机制来保证公民的利益诉求能够及时畅通地到达公权力系统。为了保障人权，实现民主与法治，都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这已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的必然要求。

注释:

[1]刘莘、吕艳滨：《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历史进程－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发展简介》，载《保密工作》，2007年6月版，第14页。

[2]皮纯协、刘飞宇：《论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其走向》，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1期，第8页。

[3]高武平：《公民参与的分析》，2008年6月17日访问。

[4]王三秀、胡霁云：《论我国法治发展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及其实现》，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2期，第34页。

[5]杜钢建：《公民参与：发展的必然趋向》，2008年6月17日。

[6]朱炜：《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及制度协调》，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10页。

[7]皮纯协、刘杰：《知情权与情报公开制度》，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第8页。

[8]武建华：《我国食品安全与公民知情权》，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5日。

[9]凌代郡：《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初析》，载皖西学院学报，2006年2月第1期。

[10]王玲：《论服务型政府信息公开化》，载《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7期。

[11]王悦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逻辑框架与建设策略》，载《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12]刘晓军：《改革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2008年6月18日。

[13]刘晓鹏：《看得见的公正能感受的高效被认同的权威“司法透明”提速》，载《人民日报》，2007年9月26日，第13版。

[14]谢鹏程：《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08年6月18日。

[15]肖燕雄：《西方大众传媒与信息公开》，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16]莫于川：《迈向服务行政法治行政的制度变革－写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之际》，2008年6月17日。

[17]李超峰：《应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4月8日，第3版。

[18]展江：《仅仅是一个起点》，载《新京报》，2008年5月1日，第A03版。

公开论文篇3

（一）行政资讯公开界说

行政资讯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记录”，它包括笔录、书信、书籍、图片、刻印、照片、微缩影片、录音带、可以机器读出的记录与其他非具有固定形式或特征的文件资料及记录影印或复制的各种信息。行政资讯公开是行政主体根据职权或者行政相对人请求，将行政资讯向行政相对人或者社会公开展示，并允许查阅、摘抄和复制。

专制政府的习惯于秘密行政的各种制度显然排斥了公民对国家事务有知的权利，相应地，行政资讯公开也就无从谈起。凡是民主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承认公民有要求政府公开资讯的权利。从历史上看，瑞典于1766年通过《新闻自由法》（FreedomofPressAct）承认公民有请求政府公开资讯的权利。美国在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也作出相应的规定。但因该法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或者有“正当理由”，可以拒绝提供行政资讯，所以它受到了社会民众的强烈指责。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于1966年制定了“资讯自由法”（FreedomofInformationAct,简称FOIA）。即便如此，“美国在行政公开方面的立法比其它西方国家早，而且更为完备，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西方国家起了示范作用。”[1]至今，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有关行政资讯公开的立法。[2]

行政资讯公开之所以成为20世纪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成为法治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至少与下列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1．公民知情权获得了宪法确认。20世纪50年代之前，公民知情权在宪法上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被排除在基本权利之外。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59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进一步规定，人人享有通过任何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的自由。而当时的西德基本法则在第5条第1项以“自由地从一般可允许的来源获得消息的权利”之表述，确立了知情权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且西德基本法第1条第3项的规定：“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承担义务。”之后，许多国家的宪法也直接或者间接地确认了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知情权。“二战之后，宪法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即可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在发达国家已少有例外，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群起效法。时至今日，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已成为世界性的一项惯例。”[3]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机关公开资讯成了法律上的义务，成为公民可以直接请求的权利。

2．WTO对各国政府经济管制的冲击。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理念，以克服贸易壁垒为目标，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为此，WTO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将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决等必须迅速加以公开，以确保各成员方之间贸易行为的可预测性、稳定性，从而确立了透明度原则。“WTO透明度原则与行政法上的信息公开原则异曲同工。透明度原则虽然只是一项程序性要求，直接促成了各国外贸行政法共同朝着程序公开的方面发展，但透明度原则对于各国外贸行政法趋同的推动意义却不限于程序，还包括实体。因为无论外贸行政法的实体部分还是程序部分都要符合透明度要求。这就使得各国既有的未公布的作为‘秘密武器’使用的大量内部规则失去正当性，并因不便于公布从而不再能够一如既往地影响国际贸易。”[1]

3．政府丑闻迭出引发民众资讯公开的强烈要求。20世纪以来，在西方法治相对发达的国家中，涉及到政府腐败的各种丑闻不断曝光，从而引发了社会民众对行政资讯公开的强烈要求。如日本1972年发生外务省关于冲绳返还密约公文电报的泄露事件。以此为契机引发了对国民“知的权利”的议论。同年田中首相的金库问题、1976年的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行贿事件、1979年铁路集团等特殊法人公费不当支出问题等，是引发日本行政资讯公开法制定的社会原因。在美国，虽然其法制相对比较完善，但政治丑闻依然时有发生。因此，“美国人有一种特别的政治观念，认为公开可以作为限制行政的一种手段。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一切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在阴暗的角落里干出来的。”[2]

作为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具体化，行政资讯公开制度承载了这一重任。虽然行政资讯公开具体制度上的安排因域而异，但其所蕴含的法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落实公民宪法的基本权利。宪法虽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它是否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呢？这仍然是宪法学上有争议的问题。“直接的法律效力”意味着它可以如民法、刑法、行政法那样作为处理个案的依据，而不需要通过部门转换。虽然这样的做法可以拉近宪法与公民的距离，但是也存在着宪法丧失其最高法律效力的危险。因此，在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未设立），那么，通过行政法将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具体化应是一种较好的保障路径。正如王名扬教授所说：“宪法是关于国家机构的组织的法律，是静态的法；行政法是关于国家机构的活动的法律，是动态的法。这个定义虽然有缺点，但基本上正确。”[3]这充分说明了行政法对宪法实施的重要地位。就知情权与行政资讯公开法之间的关系而言，行政资讯公开表达了它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克罗姆林对此有如下恰如其分的认识：“情报自由法并不是达到政府公开和责任政府、传播情报和保护隐私的目的的唯一办法。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项有执行力的获得政府情报的权利。它使得公众根据法律可以接触到那些以前只能依从政府的自由裁量决定的情报。”[4]通观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以行政资讯公开法将公民宪法上的知情权加以细则化、程序化，是符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国情的。

2．提升政府整合社会的能力。政府整合社会的能力并不必然取决于法律授予其权力的大小，在许多情况下，政府的社会形象与亲和力是具有决定性的。而这样的政府必须能公开其行政权力行使所依赖的资讯，让公民有参与其行政权行使过程的机会。行政资讯公开可以“用一个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术语来替代，即透明度，它是作为真正的行政公正的先决条件；没有它真正参与行政决定的作出过程，或者纠正基于公共利益而作出的专横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5]然而，“在传统社会，政策参与对公众来说是一种奢侈品，他们很多时候是被排除在外的。在中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为千代古训。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参与充其量经过君臣的私访来实现，而这又是官方惧怕‘水可覆舟’之后果而采取的预应措施。”[6]历史也证明，传统社会中的政府虽然拥有可以支配个人一切的巨大权力，但其整合社会的能力却是很弱的。这一点麦迪逊早已看到：“如果一个全民政府没有全民信息，或者说缺乏获取这种信息的途径，那么它要么是一出闹剧的序幕，要么就是一出悲剧----也可能两者都是。”[7]因此，一个没有社会民众支持的政府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整合社会的，而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必须开放政府。1967年6月美国司法部就《情报自由法》发表的一份说明书中，司法部部长克拉克说“如果一个政府真正地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话，人民必须能够详细地知道政府的活动。没有任何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公众没有了解情况，所谓民治，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受管理，我们怎么能够管理自己呢？”[1]

3．匹配行政程序立法。行政程序法系一国行政程序的基本法，其基本任务往往是确立有关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而这些内容往往需要通过相应的立法加以进一步落实。结果是，一国的行政程序法总是由一部行政程序法典匹配若干单行的行政程序法构成。如美国在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后，又分别制定了《资讯公开法》(FreedomofInformationAct，1996)、《隐私权法》(PrivacyAct，1974)和《政府阳光法》（GovernmentintheSunshineAct，1976）。日本在1993年制定了《行政程序法》之后，也在1998年制定了《行政资讯公开法》。我国的台湾地区在1998年制定了《行政程序法》之后，在2000年公布了《行政资讯公开办法》。行政资讯公开法是行政程序法所确立的行政公开原则和听证制度的具体化，是行政程序法典之下的一部重要的单行行政程序法。我国虽然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典，但可以肯定我们也会步入这一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行政资讯公开的范围与方式

（一）行政资讯公开的范围

综观世界各国中已制定的行政资讯公开法，对行政资讯公开的范围基本上都遵循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之所以确立这一基本原则，是“因为行政资讯是由公民交纳的税金而形成，应当属于公共财产，因此应当开放给公民使用，不应当由政府机关封存、废弃或处置。”[2]在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各国立法首先是以列举的方式确定行政资讯不公开的范围，而将没有列入的行政资讯全部划入可以公开的范围。[3]其次在决定某一行政资讯是否可以公开时，将行政机关的裁量权的自由度尽可能收缩到最小程度，防止行政机关通过自由裁量权裁剪公民的知情权。[4]以下着重讨论行政资讯不公开的范围。

确定行政资讯不公开范围的立法目的不应定位于提升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效率，而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民宪法上知情权的实现，尽可能减少秘密行政。虽然公共利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味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在道义上也是不具有正当性的。因此，通过立法的技巧平衡行政资讯公开中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立法政策。“然而，民主政治的特点是在这种平衡中，尽量扩大公民对行政的参与和监督权利，限制官僚秘密活动的范围。”[5]

根据上述论及的确定行政资讯公开的基本原则和不公开的立法目的，我以为行政资讯不公开的范围可以作如下界定：

1．国家秘密。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6]国家秘密之所以纳入不公开的范围，是因为这类资讯公开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产生无法预测的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国家法律、政策的顺利实施。因此，在各国的行政资讯公开立法中，都首先将国家秘密排除在行政资讯公开的范围之外。国家秘密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国家事务中的保密资讯；（2）国防、外交事务中的保密资讯；（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保密资讯；（4）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保密资讯；（5）维护国家安全的保密资讯。（6）其他法律中规定应当保密的资讯。[1]但这里的“法律”应当限于代议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2．个人隐私。现代行政机关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致使其行政权日益扩大。它在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病的同时，也进一步深入到了个人的私生活领域，了解和掌握了大量的个人隐私，成为行政机关行政资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脑广泛运用于记载、传播个人隐私方面行政资讯，使个人隐私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在Whalenv.Roe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Stevens就隐私权的保护发表了如下判词：“本院不是不知道电脑资料库或其他政府档案中大量累积的个人资料对隐私权的潜在威胁。征收税负、发放社会福利津贴、督导公共健康、指挥军队、以及执行刑法全部需要有秩序地保存大量的个人资料，这些资料多半涉及隐私且于揭露时很可能造成当事人的困窘或伤害。为公共目的而收集或使用这些资料的权利通常伴随着不可非法揭露资讯的法规上的义务。”[2]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隐私权（therighttoprivacy）在个人权利谱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诸如个人病历、身体缺陷、健康状况、生活经历、财产状况、婚恋、社会关系，等等，都直接影响到公民其他权利的实现。

在行政法上，当有关个人隐私的行政资讯成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依据之一时，根据行政公开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有义务公开其行使职权的依据。但是，行政机关主动或者经请求对第三人公开了有关个人隐私的行政资讯，虽然满足了行政公开的要求，但个人隐私权已受到侵害。以损害他人利益来满足某人权利的需要，显然不具有法律正当性。任何权利主体都有权禁止他人利用其个人隐私谋取利益。因此，有关个人隐私的行政资讯公开必须受到限制。当然，行政法上有关个人隐私的行政资讯并不是绝对不能公开。我们知道，隐私权是保护公民有权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不为他人了解，防止任何人非法侵犯。而知情权则在于保障公民知的权利，因此这种权利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解决此冲突的方法是，“在行政机关认定个人的隐私权存在以后，就应当平衡个人隐私的利益与公开后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孰轻孰重，并不是说任何侵犯个人隐私权的事项都不能公开，只有明显地不正当地侵犯个人隐私权时候，才可以拒绝公开个人隐私。”[3]

3．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设计资料、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等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4]商业秘密具有经济利益性，私人严守商业秘密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但是，行政机关在对市场进行管制时，依职权可以获取私人拥有的商业秘密。同时，私人请求行政机关提供服务时通过登记报表也会将有关商业秘密报告给行政机关，因此商业秘密成了行政资讯的一部分。

私人固守商业秘密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市场竞争的有利地位。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性的经济，通过公平竞争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只有在法律规范下的竞争才是公平的、有效率的。作为行政资讯的商业秘密如果被公开，那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将不复存在，通过获取他人商业秘密谋取利益的行为必将使市场丧失信用，危及市场秩序的正常发展。因此，当公民请求行政机关公开涉及商业秘密的行政资讯时，“行政机关必须证明，如果公开私人提供的某项商业或金融信息，会导致提供信息的人在商业竞争中处于重大的不利地位，竞争的对手由于从行政机关提供的文件中，知道他本不知道的情况，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如果私人向行政机关提供的信息已为社会一般人所知悉，或者已为竞争对手所知悉，行政机关公开这项信息对提供信息的人没有损害时，则行政机关在有人要求得到这项信息时，不能拒绝公开。”[1]

（二）行政资讯公开的方式

1．依职权公开。行政资讯依职权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在没有任何人的请求下，主动将其所拥有的行政资讯根据法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根据行政资讯的内容不同，依职权公开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行政机关必须将行政资讯公布于某一法定的、连续公开出版的刊物上，以便让公众便利地了解、知悉。如美国《情报自由法》规定诸如机关组织、职能、工作方法以及实体规则、政策和影响公众权利的法律解释等，必须公布在联邦登记上。[2]我国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法定公布的刊物是“国务院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3]国务院部门制定的部门规定其法定公布的刊物是“部门公报或者国务院公报和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有关报纸”[4]这一类行政资讯对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具有重大的影响，正如王名扬教授所说：“公布这些文件的目的是让公众知道怎样对行政机关提出意见和请求，行政决定由谁作出，在什么地方作出，根据什么程序作出，以及行政机关一般性的政策和法规等最基本的问题。”[5]第二种方式是行政机关将行政资讯以其他方式公布于社会。如公众需要了解这方面的行政资讯即可便捷取得。这类行政资讯对于公众的重要性不如前者（如典型案件处理的理由与结论），且数量巨大，用第一种方式公开将给政府增加一定的财政负担。因此，不少国家采用将行政资讯放置公共场所供公众查阅、复制。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将政府公报放置指定的邮政局、书店和书报亭。[6]20世纪后期英特网的发展与普及，政府已开始通过网站公开行政资讯，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7]

WTO规则中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公布正式实施的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普遍适用的司法判例和行政裁决。作为一个法律制度，透明度的主要功能是规定成员方政府的公布和通知义务，使各成员方贸易管理制度具有透明度。因此，WTO规则对国内法上的行政资讯公开制度的完善也会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

2．依申请公开。行政资讯依申请公开是指因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公开其指定的行政资讯，供行政相对人复印、摘抄、查阅。凡是依职权公开的，且属于法定可以公开的行政资讯，都是依申请公开的行政资讯。如下依申请公开的三个问题必须进一步明确：（1）因这类行政资讯数量巨大，变动频繁，行政相对人在请求公开的申请中应当合理地说明需要的文件，使行政机关尽快知道该文件所在地方，并及时提供给申请人。（2）行政机关可以收取必要的费用。如美国在依请求公开行政资讯中，依法可以向申请人收取检索费、复制费和服务费。但如果申请人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请求公开行政资讯的，可以提出减免费用的申请。[8]（3）行政机关拒绝行政相对人公开行政资讯的申请，申请人可以请求司法救济，如美国。不过，也有国家如挪威行政公开法规定，此类行政争议是通过行政申诉解决。[9]与依职权公开行政资讯相比，依申请公开的行政资讯对于个人来说更重要。因此，设计一个合理的程序构成了依申请公开行政资讯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行政资讯公开的相关问题

(一)两则“奇闻”引发的问题

之一：据《南方周未》2000年10月12日报道，中共江西省委农工委机关杂志《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以2000年增刊的形式，出版了书名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不到半个月，卖了近12000册，遍布江西省11个地区，购书者几乎全都是农民。8月11日，杂志社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停止销售，并收回已售的书。有关部门依据购书农民的登记地址，分头下乡，“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手册》；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包括公安机关也接到指令，要求“挨家挨户”收回《手册》，不可遗留。他们的口号是“书卖到哪里，（不良）影响消除到哪里。”到8月底，有11000余册《减轻农民负担手册》在农村走了一圈后又被送回南昌，存在仓库等待销毁。

之二：据《重庆晚报》2001年5月30日报道，巫溪县通城区通城乡清池村农科社农民马绊银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后，认为当地政府的某些收费显然与“决定”内容背道而驰。于是，马绊银和胡绍银（通城区通城乡天池村剑楼社农民）将报纸拿到巫溪县城去把字号打大，复印8份拿回来分给大家，每人分摊费用6.8元。巫溪县通城区政法书记乔宁看到这份复制件后，称“这文件是假的，是黑传单。”几天后，马绊银被“请”进派出所。之后巫溪县文化局发出2000年001号《文化行政处罚决定书》，称“马绊银、胡绍银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复制、销售活动，违反有关规定，决定对其处以1500元罚款，并没收其所有非法出版物。”

刚刚步入21世纪的中国突发的这两起涉及行政资讯公开的案件，至少透露出如下几个信息：

1．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不能平等地获取行政资讯。自古以来，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民一直是弱势群体，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依然如此。虽然在法律上农民、工人、干部、军人、商人等具有平等的地位，但事实上农民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无法与其他身份的公民同享法定的自由和权利。虽然近几年一些政策的出台改善了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依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改变。上述两则“奇闻”中，农民只是想了解国家公开的关于他们税费负担的一些法规政策，却付出了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沉重代价。对如此无法无天的政府行为，农民是没有任何自卫的力量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农民这个占了国家人口三分之二的弱势群体那么无助？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抨击旧制度如何欺压百姓时说道“旧制度的这个政府，如同我说过的那样，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虽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却早异化为人民的对立面了。[1]

2．专制治理的人治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获取行政资讯的权利。县、乡（镇）两级政府的行政机关领导和其他工作人员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到“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治官而不是治民？从叫喊遍了神州大地的“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林”等口号声中，我们是不难找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既然农民成为被治的对象，成为行政权任意支配的客体，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必要了解行政资讯呢？况且，农民了解更多的行政资讯，就可能不再听话了，变成难管的“刁民”。于是对农民封锁行政资讯是防止“刁民”向政府发难的最好途径。这就不难理解有的地方政府竟然动用工具对付农民的正当要求的行动了。

3．现行行政体制上的弊端给农民获取行政资讯设置重重障碍。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改革，但现有的行政体制却在民主化改革进程中依然步履艰难。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国家和社会信息的垄断者，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息资源，我们各种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保密而不是公开。目前政府提出的行政公开基本上还停留在简单的“政务公开”层面，如政府上网工程是当成形象工程展示政府形象，很多时候公开的仅仅是老百姓本来就知道的东西。这与中国历史文化中“法藏官府，威严莫测”的传统显然是有关的。另外，县、乡（镇）两级领导的任用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领导干部对上不对下的负责体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在一些地方领导看来，让农民知道更多的行政资讯是自找麻烦。农民知道得越少，他们的“位子”就越稳固。因为他们的“位子”并不是以公众的信赖与忠诚为基础的。因此，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农民了解行政资讯的渠道是很少的，即使有也时常梗塞。

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获取行政资讯上的困难，并不能反证其他社会阶层的公民可以轻松地获取自己需要的行政资讯，《保守秘密法》、《档案法》等法律的规定已成为我国公民获取行政资讯的法律障碍。迄今为止的不少立法在指导思想上仍是强调保守国家秘密。如对互联网络的规制，我们制定了一些限制上网浏览、限制网络信息的法规，但却没有信息公开法。各级政府对行政资讯公开基本上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是能公开就公开，而是能不公开就不公开。虽然现在报刊上经常在宣传各种“公开”制度，如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审务公开、检务公开等，但问之何谓“公开”则说不出个所以然。其实静下来认真检视一下这种“公开”制度，实际是一种自我宣传或者是应付上级领导的要求罢了。目前一些行政机关建立的“二公开一监督”的办事制度，似乎是一种公开、民主的行政程序制度，其实不然，因为它对违反者并不追究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公民对于违反者的投诉也无法律保障，况且，行政机关随时可以收回这一办事制度。从本质上讲，它仍旧是以维护行政权为核心的一项制度，是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开明的专制。这样的“公开”完全是一种单方面的行为，而不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二）中国行政资讯公开法的立法

或许是受专制流毒影响太久，我们在观念上总是无法接受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各种资讯公诸于众的做法，而对保守上述资讯的态度却总是积极有效的。只要读一读现行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档案法》等法律、法规，我们就不难发现蕴含在这些法条中的“防民”思想。1987年1月27日公安部曾专门发文规定，不宜对收容审查进行公开报导。[1]这里不评判这样的文件是否涉嫌违反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关行政资讯公开从观念到制度严重背离的国家性质。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开始学习外国法治的一些好经验、好制度。如为了反腐败的需要，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的通知。199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规定》。虽然这两个规定对领导干部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资讯仍处于国家控制下，公众无法知情，产生的约束力量必然是有限的，甚至是流于形式。

进入21世纪之后，行政资讯公开可谓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2003年1月1日，《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中国第一个信息公开的地方政府规章——正式实施。作为行政法规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正在起草过程中。作为行政资讯公开法的“母法”的行政程序法立法，已有专家学者提出了多达103条的试拟稿。[1]这都预示着中国行政资讯立法时代的到来，而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使行政资讯立法更显其迫切性。因此，价值层面上的问题现实已经作了很好的应答，不展开议论也不会妨碍人们对行政资讯公开立法必要性的认识。

然而，我们为行政资讯公开法的实施准备好条件了吗？我以为还没有。因此我们不妨先做以下几件事：

1．将知情权列入公民宪法基本权利之一。迄今为止的宪法修正案没有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这显然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关。但是，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宪法应当对此及时作出回应。反腐败成为这几年社会的热点正是公民知情权要求的具体表征。将公民知情权列入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可以为行政资讯公开立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性。这一点我们在过去的立法中并不重视，虽然我们的立法照例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但细究起来很牵强。尽管这样的表述事后被学者解释得那么玄妙，但仍然让人无法寻找到宪法的踪影。这可能也是宪法长期得不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因此，部门法只有扎根于宪法那丰腴的沃土，才能生长出繁枝密叶。

2．修改《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档案法》。制定行政资讯公开法必须处理好的一个基本关系是行政资讯的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与保密有关的《保守国家秘密法》[2]和《档案法》[3]分别制定于上个世纪80年代。就立法指导思想而言，《保守国家秘密法》是为了保密而不是公开资讯，即使是《档案法》也是如此。如该法第19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根据此规定，即使不是保密档案，凡是未满30年的，原则上也是不公开的。因此，如果要制定行政资讯公开法，必须先解决这两部法律中不利于行政资讯公开的规定。

3．政府治理社会的观念需作必要的转变。或许是悠久的专制传统，或许是计划经济的内在要求，虽然我们也一直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思想，通过“治民”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一直是政府秘而不宣的施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欲“治民”必先“愚民”，只有愚民才能成为“顺民”。这样的认识在县、乡两级的党政领导干部中，如巫溪县通城区政法书记乔宁这样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如果我们的政府运转仍然是依靠这样的地方党政干部，那么制定最先进的行政资讯公开法也无济于事。

行政资讯公开对于法治行政的形成确实是一个很关健的因素，必要的立法是这一因素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前提。而上述三件事能否做好，对能否成功地进行行政资讯立法确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35页。

[2]法国1978年制定了《行政和公众关系法》，日本1998年制定了《资讯公开法》，加拿大1982年制定了《资讯取得法》，澳大利亚1982年制定了《资讯公开法》，中国台湾地区在2000年也公布了《行政资讯公开办法》。

[3]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基本效力》，《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

[1]袁曙宏、宋功德：《WTO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1页。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60页。

[3]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4]《东亚行政法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11月于上海），第76页。

[5]DianeLongley&RhodaJames,AdministrativeJustice,CavendishPublishingLimited,1999,P6.

[6]莫泰基：《公民参与：社会政策的基石》，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版，王思斌序。

[7]麦迪逊1822年8月2日致W.T•巴里的信，转引自程洁：《精义：法治下的开放政府》，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148页。

[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59--560页。

[2]冯国基：《面向WTO的中国行政-----行政资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3]美国是这种立法模式的典型。美国《情报自由法》在确立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之后，明确规定了下列9种资讯属于不公开范围：（1）国防或外交政策；（2）行政机关内部人事规则和习惯；（3）国会在其他法律中规定应当保密的文件；（4）商业和金融资讯；（5）行政机关内部或者行政机关之间相互往来的备忘录或者书信函；（6）个人隐私；（7）为执法目的而收集，且公布会妨碍执法的资讯；（8）有关金融信息；（9）有关地质信息。

[4]如美国1946年行政程序法虽然也规定了“情报公开”，但同时该又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或者基于“正当理由”拒绝公开资讯。

[5]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75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88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公布1989年5月1日起施行）第2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第八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是授予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在确定资讯保密范围的自由裁量权。为了确保公民的知情权，这一条文表述应改为“其他法律规定的保密资讯”。

[2]施文森编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宪法判决选译》（第三辑），台湾司法院编印2002年，第51页。

[3]冯国基：《面向WTO的中国行政----行政资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的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1）以盗窃、利诱、胁迫或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2）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和商业秘密。

公开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3-048-02

一、司法公信力与裁判文书的内涵

所谓公信力，按照一般理解，“公”指社会公众，“信”指信用、信任，“力”指一种由社会普遍认同的权威态势。 而司法公信力是以司法信用为前提，以司法信任为结果，具体表现为司法权的正当性、公平性和权威性为社会公众所接收的一种心理状态。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具体案件的实体或程序问题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书面结论，是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后的成果，也是当事人从法院讨得的“说法”。

司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争端，恢复正义。在法治国家中，司法被认为是救治社会冲突最终、最彻底的方式。公众只有相信司法机关能够作出公正高效的裁判并自愿服从裁判结果，争端才能平息，社会秩序才能维持。正如所说的，“要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的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进。”

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系统的内部原因，诸如法官业务水平和法院裁判文书质量问题等，也有外部因素，诸如新闻媒体的不当宣传、社会矛盾政治化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升司法公信力诚如人要提升自身品质获取他人尊重首先要从改正自身不足为出发点一样，司法工作者在纠结的同时更应该反躬自省，从自身不足之处，从公众不满之处改进。

当前，在阳光司法的背景下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就是要求法院将裁判文书在当事人双方签收的同时，也让社会公众有所获息。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不但体现承办法官的思维方式与理论素养，而且还要承载着司法的公平与公正。尽管法院现在有严格的内部评查、考核机制，但裁判文书还是经常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论理不充分、适用法律不当等引起当事人的上访、媒体的负面宣传，而损害了法院的形象、国家司法的权威，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因此注重、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已成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二、裁判文书与司法公信力的关系

（一）裁判文书是获取司法公信力的载体

“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就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诉讼文书。” 裁判文书具有吸附、挥发纷争，执行、阐释法律的作用，是确定和分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惟一凭证。生效的裁判具有终局性，其意义重大。它既是裁判结果是否公正的依据，也是赢取社会公众信赖与尊重的载体。

（二）裁判文书是司法公信力最好的注释与说明

“裁判文书是法官责任、水平与良知的宣示。” 法官审理案件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判文书的质量。“裁判文书是法院、法官代表国家对诉讼争议的看法，是给当事人一个说法和交代。要使当事人以信服的心态接受、认可并执行裁判结论，使司法公信力得以昭示和强化，就必须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能够从裁判文书中认识裁判结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一纸小小的裁判文书，不仅承载着正确解释法律、宣示正义、平定冲突的重要功能，也承载着向社会大众进行教育、引导与规范的功能，它能够让社会公众得到实实在的的法律启蒙和教育的同时，也会在他们心中播下信任司法的种子。

（三）裁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判文书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良好途径

司法权的本质是裁判权，法官的工作核心是明辨是非，裁判纠纷，而这项工作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就是裁判文书。尽管一时间裁判文书的重要性随着调解书的大热被司法改革者渐渐“遗忘”，但裁判文书并未就此移出公众视线，相反诸如彭宇案等多次影响巨大的司法公共事件就是起源于法院的裁判文书。客观地说，裁判文书在公众视野中的频频失误极大影响了司法机关公正的形象，阻碍了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三、我国法院现实裁判文书存在的弊端

（一）文书制作不统一、不规范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为行使宪法赋予的审判权而作出的，它应当体现的是国家审判机关的尊严与权威，这是裁判文书必备的庄重得体的美。由于各地法院受办公设备或文印人员水平限制，有的法院裁判文书制作比较粗糙，包括排版、打印等方面。由于外观处理方面的粗枝大叶、不修边幅及不统一性，使得法院的尊严感、权威性大打折扣，从视觉上冲击了司法公信力。

（二）文字上犯有低级错误

近年来，裁判文书中将当事人名字写错、性别写错、法院名称写错及错别字横行等出错现象比比皆是。“舆论对此大加挞伐，在众口一辞中，几乎成了目前法院司法能力不强、司法水平不高乃至司法不公的标志”。 诸如：本来是某某市人民法院，你却写成“某某市人民“币”法院；本来是父女关系，你却写成“夫妻”关系；本来叫高科公司，你却写成高科“技”公司。试想：“一份判决书居然有43处瑕疵” 你还能说你作出的裁判文书具有司法公信力吗？

（三）证据采信、事实认定缺乏充分论证

一是裁判文书对证据采信论证分析甚少。通常以“本案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某某证据足以证明某某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来结局，或直接“对某某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至于为什么却没有说清楚，让人感到“云里雾里”。

二是裁判文书的事实认定方法运用不规范。事实认定除依证据外，还有可能运用到经验法则、逻辑推理，但因为涉及到法官的主观自由裁量权，而没有特定标准，法官的过于随意而引发争论。因此，一些媒体和社会众以自己的经验法则认为法官所运用的常理与社会提倡的道德相冲突，人为地制造矛盾和对立面。

三是裁判文书缺乏逻辑性，造成事实认定与证据分析发生断裂，无法找到相应的支撑点。其中事实部分过于平铺直叙，逻辑联系性不强、事实认定部分与证据采信部分脱节等现象。

四是裁判文书说理不明或说“歪理&r dquo;。说理是裁判文书的灵魂，是整个裁判文书的精华，案件争议什么问题，法院要解决什么问题，将如何判决，为何如此判决，都体现在这一部分，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否充分，判决的理由是否论述得好，是一份裁判文书成功与否的关键。 说理不明，可以归结为法官的理论水平不高，那么说“歪理”呢？诸如某一份裁判文书，一位老人以敬老院为被告，以院内地滑导致摔伤要求赔偿为由提起诉讼，被告以原告年高体差站立不稳坐地摔伤，法官在裁判文书上称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摔伤是因被告院内地滑所致，而后话锋一转，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被告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理应承担70%责任。此后，原告在多次上访中提出：“法院说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我就不明白了，我怎么就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裁判文书中的如此“霸道野蛮”的态度，如何让当事人心平气和地接受裁判结果，又如何让社会公众相信审判结果的公正？

四、裁判文书公开的价值、意义、范围

裁判文书是法院审判活动的最终产品，能够展现司法运用的正确与否，它既要完整反映当事人主张、举证和质证情况，也要全面阐述裁判结果形成的法律依据、事实证据和推理情况。一份好的裁判文书就是人民法院裁判正当性的最好说明。

裁判文书公开具有三大价值：

第一，裁判文书公开具有正确引导司法行为及社会公众行为的价值。同案同判、司法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始终追求的目标。特别是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既方便了各地法院处理案件时能够及时查阅类似案件，并有效参照，防止同类案件判决结果相距太远。同时，还能够让社会公众更直观的了解哪些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哪些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惩治，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更为具象的预期。

第二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裁判文书公开具有能够有效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价值。司法裁判作为一种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对法官的专业知识、司法经验和职业品德都有较高要求。一份好的裁判文书，可以全面展现法官的法律素养、文字水平和价值取向，它是法官职业化水平的最好标尺，也是司法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第三，裁判文书公开具有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的价值。通过这种满足，有利于维护合法权益、有利于提高法律的威严。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裁判文书公开在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和警示类似的行为再次发生同时，还可以澄清社会上流传的种种不实信息，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

司法文书公开，特别是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看似司法透明的一小步，但在中国司法发展进程中，却是不折不扣的一大步，具有极其现实意义。

首先，裁判文书公开可以让司法裁判更直接地接受公众监督，有效防止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通过裁判文书公开，可以克服社会公众对裁判产生“神秘感”，知晓是否出现“人情案”、“关系案”等，促进了司法的公信力和公共监督效应。

其次，裁判文书公开是一次公开化的法制教育，有利于提高社会法治程度。通过公开形式，公众可以直接浏览，看看违法者为什么违法，为什么会受到某种判决，在关注案情的同时，也能够提高个人的法律素养。司法的公开不仅仅为了监督，同时还是社会众对法律生活的积极参与。

再次，裁判文书公开可以迫使法官自觉地履行责任，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为赢得公信打造坚实的基石。裁判文书的制作主体是审理案件的法官，因此裁判文书的质量直观反映出法官的法律素养、业务技能、职业道德水平等问题。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裁判结果的信服程度及其对裁判文书内容的评价，也是对法官个人能力的评价。

裁判文书公开，不是无止境而是有限度的，在裁判文书公开的过程中，要做到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对于一些社会影响较大、公众较为关注、涉及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隐私的案件，要加以引导和限制，避免侵犯隐私、扰乱其平静的生活。

五、结语

裁判文书是法官、法院的名片。一份结构完整、逻辑合理、语言规范的裁判文书不仅可以全面展示法官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司法能力，还可以充分反映整个司法过程，树立法院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提升司法公信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力。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它不仅涉及到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而且关乎人民法院公信力的确立。公开是公正的前提，公正是公信的基础。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我们不能期待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它需要有一个培育、逐渐成熟的过程。在我国公权力危机的大环境下，解决司法公信危机必然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注重司法过程中的每一环节，注重裁判文书的质量和公开，为奠定司法公信坚固的基础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注释：

陈立军，陈立民.司法公信力生成基础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李淑媛.提高裁判文书制作水平，提升司公信力.陕西省吴堡县人民法院网2012年11月26日.

公开论文篇5

1.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

可以为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提供和谐的空间与环境对于教师来说，引导学生使用新的阅读和学习环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求学数载的学生来说，学校的教室、图书馆、自习室等都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学习场所，每天三点一线的学习生活多多少少会给他们带来乏味的感觉。然而，公共图书馆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灵活、设施齐全、资料多样的英语学习空间与环境。

2.开发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

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应用和交流英语学习的平台通过开发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服务功能，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应用和交流英语学习的平台。学习了课堂上的英语教程，不妨鼓励学生到公共图书馆翻阅一些经典英文原著，在英语支持的电脑系统下体验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包括在校或不在校的，学习者交流学习心得。这样，不但可以巩固所学知识、拓宽知识面，还可以开阔视野、培养新的兴趣点。

3.有利于图书馆提高服务层次

为读者提供更贴心、更到位的服务发挥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服务功能，有利于图书馆改变传统服务模式，提高服务层次，为读者提供更贴心、更到位的服务。从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的实际需求出发，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的各种资源为学生创造交流的平台和参与机会，从而提高外文资源的利用效率，为远程开放教育拓展英语教学的第二课堂。

二、英语教学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在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下，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没有的得到充分发挥。虽然远程开放教育提供了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手段，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习惯了课堂上教师讲授、课后去学校图书馆、资料室找资料、上自习等。高校图书馆对于每一个高校学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并非所有高校图书馆都有非常丰富的外文资源，其往往侧重于该学校的性质和特点。不少选择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生在开始课程学习后发现，自由时间多了，但是学习的压力也大了，专业课、公共课均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英语的学习也频频出现问题。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许多熟悉的词汇、句式等在学生的实践应用中出现卡壳，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似乎缺少了一道激活程序。

三、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相对优势

相对于高校图书馆和一些专业机构的图书馆而言，公共图书馆可以为大多数高校学生的英语学习提供较为大众化的学习资源，不仅有传统的英文原著、期刊和报纸，还有可点播的视频资料、共享的数据库资源、免费的多媒体学习库资源体系，更有宽松的学习交流与研讨空间、人性化的读者服务。离开了学校，英语教学可以以更灵活的形式进行，学生也可以缓解部分学习压力，更轻松地去抒感、张扬个性，更主动地开拓创造性思维，通过实际操作和相互交流来更高效地学习英语，提高实际应用能力、激活其学习的每个知识点。四、有效发挥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服务功能

1.营造宽松、舒适的英语学习环境

长期以来，高校延续了许多年的教学传统使得教师占主导地位、学生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的学习状态，这样往往达不到较好的教学和学习效果。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教师需尽量从学生的接收来考虑教学方法。当然，不少高校已经在努力改变这种情况，但教学楼、教师、实验室等教学设施无不给学生传递着严肃、严谨的信息。无形中给他们造成了压力，同时也影响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影响学习效果。相当数量的学生都出现，自己的英语水平在考试方面完全没问题，但在实际应用上却不如人意。相比之下，公共图书馆少了中规中矩的讲台和桌椅，多了沙发和多样的阅览设施；少了专业学科的教材，多了受欢迎的外文读物；少了同学间的交流，多了与现实社会的接触。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接触的大多是教师和同学，其交流的英语学习方面的话题也大多相似。而在公共图书馆，高校学生则可以跳出原来的生活圈，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的英语学习并思考怎样更明确、更有效地去学习。引导学生利用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搭建起的平台，鼓励他们与其他高校的学生交流学习经验，也可以和准备雅思、托福等考试的读者交流考试经验，还可以与已参加工作人士交流英语的实用价值、使用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等等，从而提升学习兴趣，更主动地去学习。

2.确保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馆藏建设质量

对于读者来说，经典的著作、丰富的种类、及时更新的期刊、报纸等是最有吸引力的。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馆藏建设，可考虑结合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采购，为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英语学习者提供基本资料保障。除了传统的英文图书、期刊、报纸等资源外，公共图书馆可以针对网络这一新兴媒体，推出英语的免费在线学习课程、视听资料、英文系统的检索设备等，让基础薄弱者可以打牢基础，让基础扎实者可以融会贯通，让熟练应用者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此外，公共图书馆可与高校图书馆、师生进行沟通，了解其客观需求，并将馆藏外文资源的情况做一个说明，介绍外文图书名称、著者及内容摘要，期刊、报纸的名称，免费在线课程、视听资料等，力争建立科学合理地外文资源馆藏结构，满足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的需求、提高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利用率。

3.鼓励学生利用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举办特色活动

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不难发现，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多数时候都是知道一个词或词组的意义和用法，而真正体会到这个词或词组的实际应用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不少高校学生具备较强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学生的接收出发，采用科学可行的教学方法，鼓励该部分学生利用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举办特色活动，以与外文资源相关的文化活动为载体，高效合理地使用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公共图书馆可适当放宽高校学生利用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区域、报告厅等场地使用的审批，并提供必要的协助，支持相关活动的举行。例如：通过举办英语沙龙、英语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话剧表演等活动，公共图书馆不仅可以为上述活动的举办提供场地支持，还可以为选择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生营造敢于开口讲英语的文化氛围；通过教师指导举行课题研讨、小组交流等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活动参与度，充分调动其英语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英语和国外风土人情的讲座，可以增加高校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引导其主动、深入地学习并使用英语。特色外文活动的举办不仅可以丰富英语教学形式、锻炼学生的活动组织能力、提高英语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还可以丰富图书馆的文化活动、吸引更多读者前来阅读、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外文资源的利用率，发挥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第二课堂作用。

4.提升外文资源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和对外服务质量

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服务功能，关键要提高与外文资源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不仅包括过硬的政治素养、专业技能，还包括端正的工作态度、服务意识以及责任感。对于外文资源工作人员来说，首先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具体表现在政治立场、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在工作中对本馆的外文资源严把关。《论语•魏灵公》中讲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专业技能是外文资源工作人员做好本职工作的工具和手段。相关工作人员要从不停下学习的步伐，提升英语水平；对专业技能要精益求精，了解本馆的藏书结构、排架规律、电子资源的分类，熟练掌握业务流程；同事间互相学习和交流学习技巧和工作经验，共同提高、共同进步，以便为高校学生或其他有需求的读者提供到位的服务。在工作中，外文资源工作人员要端正工作态度、有责任感、有担当，将读者的需求和切身利益放于首要位置，为读者提供主动、热情、周到、人性化的服务，切实将服务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四、结语

公开论文篇6

论文论文摘要：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宪法上的知情权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说明责任，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获得行使公权力的组织的除外事项之外的任何信息的制度。该制度在各国实践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申请人资格以及除外事项的确定，结合各国制度发展历程、我国立法及实践情况，提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其出发点是人民主权，请求主体是任何人，不存在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区分，在请求时，也没有必要明确表示请求该信息的目的。在统一的行政信息公开立法中借用各国的经验，既采用列举除外事项的立法例，也通过公开原则的确立、严格解释规则以及举证责任规则的确立，限制行政机关在不公开事项的裁量权， 论文关键词：行政信息公开 知情权 除外事项 据报道，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打人后扬长而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时向当地的110报警服务台报警，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也就是说，在一起行政不作为案件中，甲的报警记录存在与否成为案件解决的关键。那么，公民甲是否有必要途径取得报警记录呢？对此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出回应，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即使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的情况下，但能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在本文中，笔者将继续对该案涉及的其他问题加以探讨，其中需要注意的细节有： 首先，一审中110指挥中心出具了一项证明：某年某月10时30分至11时30分，110报警服务台未接到某人使用某电话的报警（某人为甲）。但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有关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由此可见，110报警中心有甲的报警记录，但是当事人甲在通过正式途径以获得报警记录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获得报警记录的途径以及救济手段。 其次，在找寻报警记录的过程中，甲被告知，因为其不是公检法等内部人员，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在后期的律师前往110指挥中心调取证据过程中，律师仍然未能得到证据。得到的答复是：给当事人的答复是受纪检委托查的，现在涉及诉讼，律师来调查，没有义务提供；一位熟知110指挥中心业务的警官说：110的接报警记录如果需要作为证据，只有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办案单位具体承办人，拿着单位介绍信，才能到指挥中心调查，律师不行。她还透露，因为有的地方，110出具证明后出过事儿，所以内部作出这么一个规定。 最后，案件调查过程中，110报警中心认为报警记录是国家机密，即使存在公开的义务，也可以基于除外事项的规定不予以公开。其中有相关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律师有权到110调查取证，110应予以配合。如果律师无法从110查到证据，只有通过其他渠道，比如调查电话局的电话记录，来证明原告提出申请的事实。 那么，110报警指挥中心的这些做法在知情权的背景下是否正当呢？尽管在现行制度下，基于狭义的依法行政，由于缺乏行政信息公开的立法，公民甲的公开请求权无法具体实践，110报警中心能够以非常“正当”的理由拒绝公开的请求。但这并不能否认本案的探讨所带来的现实意义，随着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公民的信息公开请求将会越来越多，如何在请求公开和保密之间寻求一种制度上的平衡设计，如何对现实中的行政机关的一些可能 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相冲突的做法加以纠正，将成为制度能否落实的关键问题。分析各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其中最容易出现就是“申请资格”及“除外事项”争议，这而两个问题恰好是本案当中出现的“内部人”和“国家秘密”的扩大化。基于此，我们可以更换一个思路，对各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作出理论上和源流上的梳理，然后再对本案的 做法加以评价，终极目的是为了保证在将来的行政信息公开立法中，如何结合中国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对制度设计进行精密架构，从而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 一、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源流 作为宪法权利的知情权是一种针对国家的权利，即国家机关应该承担法定义务-排除妨碍、积极作为主动公开信息、对公民的请求予以答复以满足公民知的要求。这种义务在不同的国家机关身上予以体现形成不同的制度，立法机关中的立法会议公开制度、法律公开制度；司法机关中的审判公开制度、判决公开制度，反映在行政机关上，即表现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对于何谓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学者们观点不尽一致，对此，笔者已有专论加以阐述，在此简单加以界定，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宪法上的知情权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说明责任，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获得行使公权力的组织的除外事项之外的任何信息的制度。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公开种类可以分为主动公开和被动公开，其中在行政民主化的今天，各国的核心规则是行政机关的被动公开，亦即公民的请求公开，即公民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知情权，请求行政机关对其相关信息予以公开。根据各国经验，在请求公开制度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就是公民的请求资格以及除外事项的解释问题。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滥觞于北欧国家瑞典，但其成为潮流是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经济危机和大规模战争的影响，西方国家政府普遍的从消极行政转向了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在此趋势下，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行政权力日益膨胀，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也由议会主导演变为行政主导。在这种背景下，行政公开立法作为保障公民参政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安排，随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兴起在各国发展起来。美国在1946年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以后历经修改，先后补充制定了《联邦会议法》（1964年）、《信息自由法》（1966年）、《隐私权法》（1974年）、《阳光下的政府法》（1976年）和《电子信息自由法》（1996年），确立了以行政公开为核心，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为目标的行政程序法典。美国的体系化的行政公开制度的构建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世界其他各国纷纷仿效。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作为保障人权、落实人民主权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有一定传统，并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处于特定历史时期，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建国之初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基本上奉行的秘密主义原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府管理体制转变、市民社会兴起，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提出，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逐步得到发展，公开手段多样化、公开种类多元化、公开内容扩大化等等。这种转变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统一的立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起草之中，于2003年1月1日施行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是国内第一部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规章，在中国信息公开立法史中将有先驱者的地位。 二、行政信息公开制 度的“权利主体” 本案所面临的“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争议实际上是申请公开的权利主体问题。比较世界各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发展历程，申请权利主体存在从 有利害关系的人向公民再到向自然人的转变，这种转变历程并不像描述的那样严格，也可能在某一时期某种转变比较明显，也可能同时并存；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于权利主体理解的深入、宪法权利享有主体的变化、信息性质理解的变化、世界联系的普遍性和电子政府的发展。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之初，由于缺乏对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政基础-知情权的研究，缺乏对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监督行政目的的探讨，各国多认为政府信息只对有利害关系的人提供，如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文件只对和文件直接有关的人提供，不对一般公众提供。再如原联邦德国各州一开始是将新闻出版界的信息收集权和政府有向新闻出版界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写入各州的宪法或者州出版法。对于出版作者，德国各州出版法一致赋予其有向国家请求提供信息的权利，即所谓的“出版作者的资讯请求权”，至于非出版作者的一般人，则未享有如上述范围广泛的资讯请求权利，只能零星的依据少数有关法律、基于特定身份或者证明有特定正当理由，向特定国家行政机关请求提供特定的资讯。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多认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政基础不仅仅是满足表达自由，不仅仅是表达的需要，而是公民基于人民主权的监督行政以及具有多重意义的知情权。在此基础上，再行强调请求人身份的特定性就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目的存在一定差异，各国纷纷改变规则，强调申请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如日本的地方信息公开条例认为，信息公开制度不是关于特定个人的主观权利被侵害之争的制度，而是为了住民或者公民进行行政、政治参与的制度。行政信息只要对参加行政、政治有必要，不管是谁都应能够接触，即使对于各个请求人不重要的信息的请求也应该允许。与此同时，政府信息公共财产性质的确立，获取权原则得到认同，即对于所有公民来说，政府信息具有公共财产性质，每个人都有得到信息的平等权利.不仅和文件相关的直接当事人可以申请得到文件，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得到信息，没有申请人资格的限制。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在日本，行政主体保管的公文书，一方面是公用财产，但是在信息公开制度的背景下，在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意义上，似乎也可以称为公共用物。”在确定了公民申请原则后，随着及各国交流联系的密切以及“地球村”的形成，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利主体的确定规则经过了“互惠规则”到“所有人”的转变。所谓互惠规则是指外国人的本国法允许本国公民申请的情况下，本国才能允许该外国的公民获得本国信息，互惠规则确定的主要依据仍然是“有限的司法管辖权”以及“公民规则”。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趋势、WTO透明度规则的约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行政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由“公民”向“所有人”的转变的课题被提上议程.主要根据在于由于各国人民来往交流的频繁密切，事实上难以防止本国人代为申请，至于有关国家机密等事项，已经有例外条款加以规定，所以这里的所有人应该是不加区分的本国人（组织）和外国人（组织）。如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任何人”均可提出信息申请，包括个人（外国公民）、合伙、公司、协会、外国与国内的政府机关。[11] 从上述申请主体的转变过程可以看出，在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有了充分认识的今天，基于知情权建立起来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一种客观法上的制度，任何人都有权请求行政主体公开其所拥有的全部信息，提出请求时无需以保护自身的权益为前提条件，其目的在于依据从行政机关处所得到的信息，使行政置于公民的控制之下，以此实现公共利益，使公民对行政的公正参与和监视成为可能。在这种意义上，信息公开，从其出发点开始就将其基础置于民主主义之上。从这种观点来看，谁都可以请求，在请求时，也没有必要自己明确表示请求该信息的宗旨。回过头看一看本案所面临的“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争议，110报警中心完全忽视了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利基础，仅凭管理的需要作出规定，限制了甲的知情权，这种做法不足取的，应该在立法加以明确否认。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国的政府信息立法确定了申请主体的任何人规则 ，以《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该规章第1条规定：为保障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增加行政活动的透明度，监督政府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个人和组织是公开权利人，依法享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这种规定的现实价值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毕竟个人和组织不是具备确定性的法律概念，容易在实践中引发新的争议，应该采用各国规定中的任何人规则以及适当解释制度。 三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的“除外事项” 本案的另一个细节是110报警中心以报警记录可能涉及国家秘密，从而拒绝甲的公开请求，这个问题背后所反映的制度争议正是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的公开与不公开的利益衡量体系，表现在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的“除外事项”。比较各国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无论基本理念上以及具体规则存在何种差异，但一个基本框架是除外事项的规定，之所以有这种共同性，是因为现实法律世界是一个权利相冲突的世界，就行政信息公开制度而言，其可能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行政过程等等发生冲突。在保护知道的权利的同时，也同时必须对这些利益加以保护。“知情权的行使虽然是政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公开原则并不是政治生活中唯一原则。在某些情况下，知情权的行使可能会和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冲突。例如国家安全、行政活动效率以及个人和商业中必不可少的秘密等发生利益冲突。在这些情况下，知情权的行使不符合公共利益。知情权的公共利益必须和不公开的公共利益相平衡。各种利益的平衡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因此，情报的公开和不公开同时构成情报自由法的主要内容，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构成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在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情报公开是主要的矛盾，起主导作用。公开是情报自由法的主要目标，免除公开起制约和平衡作用。”[12]在除外事项的确定上，各国普遍采用采取明确规定除外事项的类型的立法例，该种立法例的好处在于行政机关可以不公开信息的种类，限于法律“明白”规定免除公布和公开的种类，不属于这些种类的信息，行政机关不能拒绝公开。但是在各国除外事项的实践中，可以发现普遍存在行政机关利用除外事项的规定来规避公开责任的问题。 事例：1996年通过的韩国《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在实施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政府机关常常不适当地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请求；许多政府机关无法列出适宜公众信息请求的文件清单；对信息公开法置若罔闻或者拒不执行，在韩国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13] 事例：1966年以前，美国公民必须按照管家法以及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向文件保存单位提出查询请求，但必须同时证明自己有提出该项请求的“正当理由”，在许多情况下，即使申请人能够提出申请的正当理由，政府部门仍然大量引用“公众利益的需要”以及“国家安全”、“政府机密”等含糊、笼统的理由拒绝相关信息资料的公开。美国 1966年《信息自由法》生效以后，直接影响了美国各州的信息立法。然而，该法的早期施行情况并不乐观。行政当局对于这项旨在“限制、规范、调整”其保密权限的新法，尚未及时从过去的“保密惯性”中摆脱出来，存在着较大的抵触情绪。1972年，美国众议院政府职能委员会下属的外事活动与政府信息分委会做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5年来，由于联邦官僚机构的擎肘，信息自由法的实施障碍重重，要求查阅公务信息的请求大多被长期拖延不予答复；政府机构所索取的资料检索、复制费用偏高；豁免条款所开列的保密事项过于宽泛，以致像联邦调查局和 中央情报局等部门利用情报保密的豁免条款，回绝了几乎所有的信息查询请求。[14] 事例：日本信息公开法实施的同时，政府仍在发挥最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信息公开法中有关保密权的规定，日本政府发挥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日本政府部门以慎重、保密为由，随意延长政府决定期限，显然，日本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并没有受到制约。 对此，各国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对“除外事项”制度加以补充，主要有：1、严格解释规则。因为不公开的文件，限于法律“明白”规定免除公布和公开的文件，所以对于不公开的事项的法律规定不得采取模糊的标准[15]，法院对于免除公开文件的范围必须采取严格解释，以保障公民能够充分得到政府的文件；2、举证责任规则。行政机关拒绝公民取得政府文件时，必须负责证明拒绝的理由。行政机关能够证明达到法院满意的程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有助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的行使。[16]这些规则在保证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司法实践表明，在豁免性文件的范围为题上，法律规定的越具体，越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17] 相对于各国的配套规定，我国立法存则表现出较多不足。以《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该规章第14条规定：下列信息不予公开：（一）个人隐私；（二）商业秘密；（三）国家秘密；（四）除第十九条规定以外的在审议、讨论过程中的政府信息；（五）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这种规定仅从表面上看无疑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考虑到我国的保密传统，对比各国除外事项与举证责任、严格解释等相关的制度配套联合运用来保证除外事项不被滥用的实践经验看，如果不对除外事项以及配套制度加以明确，这些除外事项无疑将成为行政机关躲避公开的又一“良招”，将会导致行政信息公开立法付之阙如，无法落实。 为了说明上述论点，对此，笔者选取了“国家秘密”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国家秘密的现行规定以及实践中的做法，联系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规定，讨论一下行政机关的可能做法。新中国成立以前，处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强调的是秘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安全和利益，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对国家机关在经济建设中的活动强调的仍是保守国家秘密，这就使我们的党政机关长期以来养成了保密的习惯。[18]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为例，保守国家秘密法完全偏重于对国家机密的保护，以防范国家机密的外泄为核心，对国家机密的适度开放及开放程序没有明文规定。同时该法将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似乎有对国家秘密的等级分类过多的嫌疑，容易造成国家秘密的泛滥。[19]确定何为国家秘密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国家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实践中很容易将国家秘密扩大化，使得在具体实施行政公开的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提供信息。[20]有学者指出，我国保密法所规定的国家秘密的范围，并不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然而在对公共信息进行保密的具体实践当中，我国的保密范围却要广泛的多。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下位法修改上位法，行政规章修改国家立法的问题。在实践当中，大量的行政规章甚至不是规章的一般规范性文件任意扩大国家秘密的范围，将一些本不是国家秘密的事项归为国家秘密。[21] 从前述的110报警案件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当需要公布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时，行政机关可以借用国家机密等事项任意拒绝，即使当事人能够看见这个信息，行政机关也能够说这个信息不存在，这就是中国行政信息公开法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一个“国家机密”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口袋，可以将任何行政机关不愿意公开的信息装进去。以此类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都可以成为行政机关利用的工具。“在我国，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政府公开法，公开的标准以及范围目前仍由各地方、各部门自己确定。公开只是单方面的公开，公开的主动权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 。公开什么、怎么公开不由群众决定。这就使行政机关可以不受控制地任意决定公开或者不公开。”[22]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政府进行信息公开可以进行选择，而政府信息有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之分，前者如决策失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腐败等等，此类信息一旦公布会影响领导人的政绩、政府的形象，甚至会动摇政府的权威，因此政府是不愿意公开的；后者如政府优良的政绩、领导人关心群众生活的讲话等，此类信息有助于树立政府良好形象，是政府愿意公开的。政府在依自己意愿进行选择公开时，对负面信息往往以“保密”、“维护社会稳定”等为名将其控制在政治系统内部，俗语中“报喜不报忧”如实的反映了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模式。[23]因此，公众日常能够看见的多是政府的正面信息。[24]对于负面信息的，行政机关基本上享有完全的决定权，我们可以从“江西中毒案”、“北京闷棍案”和“河南艾滋病案”中一见端倪。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在眼前似乎可以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在请求人申请公开行政机关的信息时，行政机关以该信息属于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然后，申请人就没有任何办法去救济了，既没有办法去证明该信息不是国家秘密，也没有诉讼途径去让法院去作出判断，而只能限于一种消极的等待之中，等待有一天该信息成为行政机关需要公开的信息，借用一句成语，“守株待兔”。对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在统一的行政信息公开立法中借用各国的经验，既采用列举除外事项的立法例，也通过公开原则的确立、严格解释规则以及举证责任规则的确立，限制行政机关在不公开事项的裁量权。 四、结语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作为落实宪法上国民知情权的一种重要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完善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利益，满足国民的知情权和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另一方面对行政机关有一种潜在的推动，促使行政机关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以及工作效率，减少暗箱操作的可能性。该制度对于执法人员和人民群众来说都具有一定的陌生性，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对于制度设计中的规则应该充分衡量实践中可能发生的情形，以保证规则的现实操作性。 - 刘飞宇，男，湖南衡阳人，197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陶澜，《110“案底”谁能查》，《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19日，第23版，新锐视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5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 者不予答复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例如德国《不来梅州宪法》第15条第5项规定：获知他人意见的权利，特别是通过出版物和广播的获知权不受限制。《巴伐利亚州出版法》第4条规定：新闻出版界有要求行政机关提供信息的权利。这一权利仅在新闻、杂志的编辑者的充分监督下即可行使。《萨克森邦出版法》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对出版作者的代表提供有助于其履行公共任务的信息。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是基于地方自治的原因，日本的许多地方信息制度将请求权人限定为“住民”而非“公民”，但这种差异不同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与行政 程序公开制度的差异。对于请求人的范围，多数地方公共团体的信息公开条例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在都道府县一级的信息公开条例中还没有规定向“任何人”公开的；在市镇村一级也只有川崎市、那霸市、町田市、逗子市等市的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请求人为“任何人”。在都道府县中有半数的条例规定的请求人人不仅是在本区域内有住所的个人和法人，而且扩大到与实施机关所进行的服务事业有利害关系的人。 “获取权原则”经历长时间的争论才确定下来。如德国和瑞士的立法例中仅仅赋予利害关系人的信息接近和使用权；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文件只对和文件直接有关的人提供，不对一般公众提供；最初日本的东京都公文开示制度规定：请求开示公文的，可以是在都内有住所的；在都内有事务、事业单位的个人、法人和其他团体；在都内事务、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都内学校的学生；利害关系者（可以请求开示的，仅限于开示有利害关系的公文）。但是在日本的《神奈川县关于机关公文书的公开之条例》的信息公开请求被拒绝的案件，横滨地方法院判决认为该公文书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其自己的具体权利、利益并没有因为请求拒绝处分而受到任何影响，所以驳回了起诉。而作为控诉审的东京高等法院判决认为：在该县内具有住所等的人，视为与县政府的行政具有利害关系。并且立足于“与县政府的行政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关于公文书的阅览一般具有利害关系”的假设，认为赋予了这些人作为个别的具体权利的阅览请求权，承认了诉的利益。该判决还认为：对每个人直截了当的赋予公文书的阅览权，可以和县的设施之利用权被赋予每个人同样理解。所以，关于该利用拒绝，可以通过撤销诉讼争议。关于信息公开拒绝处分之撤销诉讼的其后的判例，都承认了原告的诉的利益的存在。 政府机构制定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其收集、利用、传播、保存和负责处置所需的经费，均是来源于纳税人的税金，因此这些信息应该为所有公民所知晓和利用。 如《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33条规定：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外国或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的政府信息公开权利加以限制的，对该国或地区公民、组织的政府信息公开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芬兰《公务文件公开法》为例，规定“公务文件内的资讯得由该管理机关自由裁量而提供予外国人”，可见在芬兰，法律并不强制要求行政机关向外国人提供行政资讯；至于提供与否视行政机关的主观判断。由于类似的规定，行政机关似乎拥有了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而外国人的正当权利则令人忧虑。同时，这也是与WTO的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t principle）和公民待遇原则相违背的。在具体实施中芬兰也在根据WTO的相关规定加以调整。 [11]周汉华：《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278页。 [12]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975页。 [13]杨福忠：《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实现条件及所面临的障碍》，北大法律信息网。 [14] 宋小卫：《美国〈情报自由法的立法历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2期，第83页。 [15] 如在NLRB V Sears，Roebuck and co.一案，美国最高法院即认为：“信息自由法的原意在于建立行政机构应该完全公开其所拥有的信息和资料的一般哲学（general philosophy），除非该项信息和资料是以相当明确的法律用语所免除公开。从信息自由法的文义结构看，几乎任何由行政机关所产生的文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向一般公众公开。在Rose v.Deparment of Airforce 一案。美国最高法院更进一步指出：”由于信息自由法的立法目的，是要穿透所谓行政秘 密（administrative secrecy）的纱幕，因此，该法有免除公开的事项，应该作狭义的解释。 [16] 美国《情报自由法》第2 款规定：免除公开的范围限于国防和外交政策、机关内部人员的规则和习惯、其它法律规定保密、贸易秘密和商业或金融信息、机关内部和机关之间的备忘录、人事的医疗的和类似的档案、执行法律的记录和信息、关于金融机构的信息、关于油井的地质的和地球物理的信息。 [17] 转引自杜钢建：《知情权制度比较研究》，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组编：《宪法比较研究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参见哈里斯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案。 [18] 杨福忠：《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实现条件及所面临的障碍》，北大法律信息网。 [19]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绝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 [20] 《国家秘密保护法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依照下列规定确定：（一）绝密级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二）机密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三）秘密级由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或者其上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其他机关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审定，可以在其主管业务方面行使前款规定的确定密级权。依据该规定，国家秘密机关对于何种事项属于国家秘密，享有较大的裁量权。 [21] 程洁著：《宪政精义：法治下的开放政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22] 黄德林、唐承敏：《公民的“知情权”及其实现》，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第36页。 [23]央视以《政“误”公开》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政务公开发展中的一个亮点，激动之余冷静思考，发现问题有二，第一，以政“误”公开作为标题发出新闻，足见在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公开内容的制度下，对不利信息不公开的做法已经达到了稍稍公开一点对己不利的信息就能够上新闻的地步。第二，仔细 考察报道中的政“误”公开，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对于是否公开何种政“误”，同样享有决定权与选择权，是否将信息予以公布不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不仅仅是公开政“误”，而应该通过赋予公民以请求权的方式、强调公开信息是行政机关的一项义务等综合途径才能解决。 [24] 杨福忠：《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实现条件及所面临的障碍》，北大法律信息网。

公开论文篇7

（一）成本的多维性态

成本本身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不同学科基于自身视野有不同的理解。如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萨谬尔森将成本概念等同于机会成本，认为“生产产品X所费成本，就是为了生产出该产品而放弃（或牺牲）了另一种最佳替代物Y产品的生产。简言之，生产出X产品所费成本即是它的机会成本”；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将成本视为交易费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则认为成本的经济内涵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耗费的个别物化劳动和必要劳动的价值补偿。即便从会计计量的角度看，以对外公开为目的的财务会计和以对内分析为目的的管理会计，其成本界定与内涵亦存在差别。为此，著名会计学者杨纪琬指出，“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成本”。

（二）教育成本概念的分歧

与成本概念的多样性相比，教育成本的概念界定争议更大。约翰•维泽1958年首次提出了教育成本这一概念，他将教育成本等同于教育经费。此后，学术界对教育成本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但是仍难以形成共识。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提出者布鲁斯•约翰斯通将教育成本分为“教学成本、学生生活成本、学生机会成本”等三项。以色列的艾德里安•齐得曼对此并不认同，他在约翰斯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管理成本。萨卡罗普洛斯和伍德豪指出，“各种划分教育成本的方法存在很大差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将教育成本的定义和方法规范化，但还是未能成功”。

（三）相关领域专业准则的构建

在纷繁芜杂的现实经济活动中，各类经济主体成本构成的巨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甚至试图抹平这种差异是不理性也不现实的。如何在认可差异的前提下形成广为接受的成本计量属性呢？这有赖于“公认会计准则”的构建。也就是说，尽管各类市场主体所处行业、自身规模、产权结构千差万别，但是通过公认会计准则的规范，可以消弭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巨大差异，使其选用广为认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并基于统一的会计假设和信息公开框架，对外充分公开其成本费用方面的信息。这一信息公开制度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石。就教育领域而言，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倾向的加深，政府、产业界、受教育者、投资方等利益相关者充分知悉高校成本效益方面信息的意愿日渐迫切，对教育成本进行确认、计量与公开的必要性亦随之凸显。从方法论上看，借用经济领域市场主体一贯的思路来构建统一的公认准则与信息公开框架存在很大困难，其缘由在于理论预设的不足以及高校特殊的组织属性。从理论预设看，迁移自市场领域的方法论不够适切：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其投入、产出均可以通过货币计量予以确认并进行配比，进而生成一系列成本利润指标来评价组织绩效，并使其具备相关、可比的质量属性；高校是从事人才培养及学术研究的非营利组织，其产出相对模糊，所培养的人才不是物化的产品，基于文化传承所塑造的学术声誉也很难用经济价值予以估计，这与依据货币计量这一会计基本假设来确认教育成本并进行投入产出配比，存在很大冲突，背离了高校的文化属性。为此，构建符合高校组织属性的公认准则及信息公开框架，关键在于方法论的修正与创新。

二、理论进展与实务推进

（一）理论进展

我国学术界对教育成本具体应由哪些项目构成分歧极大，可谓众说纷纭。如：王耕认为教育成本应涵盖11个项目，分别是：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助学金、公务费、修膳费、业务费、差额补助费、折旧费、其他费用；肖玉秀认为教育成本应涵盖3个项目，分别是：直接费用、辅助费用、管理费用；王善迈亦认为教育成本应涵盖3个项目，分别是：人员成本、公用成本、固定资产成本；袁连生认为教育成本应涵盖5个项目，分别是：工资、公务费、业务费、修膳费、折旧费；柴效武认为教育成本应涵盖9个项目，分别是：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学生奖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折旧费、修膳费、其他费用；范先佐认为教育成本应涵盖6个项目，分别是：工资、行政事业费、教学业务费、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于人才教育培养的科研费、与学生有关的费用；郭化林亦认为教育成本应涵盖6个项目，分别是：工资、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折旧费、其他费用。再从计量的方法论上看，袁连生提出了统计调查法和会计调整法，范先佐则归纳了匡算法与实算法，郭化林提出了作业成本法。由于理论层面远未形成被广为接受的共识，所以实践层面进行教育成本核算时亦缺乏公认准则的规范指导。

（二）实务推进

从实践层面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要求对教育成本进行准确核算并对外公开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为此，近年来中央相关部委围绕这一主题颁布了数个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在核算原则及具体方法方面差异极大。

1.《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监审办法》）《监审办法》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2005年颁布，该办法界定了“生均培养成本”这一概念，规定培养成本由“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固定资产折旧”等四部分构成。按《监审办法》所核定的培养成本，是对省区内选定高校依据专业大类进行的，这不是对各高校自身实际成本的核算，其目的在于向社会各界公布一个基准成本以确定学费收取标准，从而为受教育者按一定比例分担教育成本提供依据。这种核算方法口径非常粗糙，没有体现区域内不同高校及具体专业之间培养成本的实际差异，因而这一成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际成本，而是物价管理部门为确定学费标准向社会公开的基准定价依据。

2.《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标准培养成本计算办法（初稿）》（以下简称《计算办法》）《计算办法》由教育部于2007年颁布，该办法界定了“学生标准培养成本”这一概念，规定培养成本由“标准教职工人员成本、标准学生资助成本、标准日常教学维持成本、标准土地和固定资产使用成本”等四部分构成，与《监审办法》的界定相比，虽然两者对成本概念的表述基本相近，且成本构成项目均规定为四项，但是各项目的具体内容则完全不同。该成本虽然带有具体高校的实际成本属性，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高估自身培养成本、凸显财政困难的倾向。如上例对安徽师范大学的成本核算中，“标准教职工人员成本”中并没有剔除离退休人员费用等与学生培养没有直接关系的开支。另外，其“标准土地和固定资产使用成本”项目下的“土地成本”、“仪器设备成本”等明细，是经一次性购置后逐年计提折旧予以确认的，正常使用后并不需要每年再支付现金成本，所以其研究结论得出的年度资金缺口为1.2亿元并不是真实的现金流量缺口。概言之，其标准培养成本并不“标准”，一定程度上有失客观公允。

3.《关于报送有关调查数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由教育部于2008年印发，与前述《监审办法》和《计算办法》的成本核算均采用四个成本项目正向相加的方法不同，《通知》没有具体规定成本的构成项目，而是采用倒算法进行匡算。即依据学校上报的财务报表决算数据，分学科大类在支出总额扣除科研、创收等无关费用后，得出学生培养成本总额。问题在于《通知》仅是针对教育部直属高校，这类高校财政基础远比一般地方院校要好，依据财务决算支出数据扣除科研、创收等项目费用倒推得出的培养成本与地方院校相比会高出不少，所以这一成本核算方法不具备普遍性。此外，由于不是依据成本项目正向相加而进行的准确计量，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大致的匡算，所以其成本信息在客观性、公允性及可比性方面存在一定欠缺。

三、制度建设现状与不足

在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实施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逐步细化成本核算，开展学校、院系和专业的教育总成本和生均成本等核算工作。高等学校成本核算实施细则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实行内部成本费用管理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成本费用与相关支出的核对机制，以及成本费用分析报告制度”。但是，这一原则性规定，并未在稍后颁布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2013）》中得到切实体现。

（一）会计要素的划分不适应成本核算的需要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2013）》在其第5条规定，“高等学校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等5项。与企业相比较，《企业会计准则》所规定的会计要素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利润”等6项。成本核算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费用进行归集与分配，并和收入进行配比的对象化过程。《高等学校会计制度（2013）》5项会计要素的划分，仅是笼统地规定了“支出”这一要素，并没有清楚厘定支出与成本、费用的概念边界，更无法与产出进行相应配比，因而无法适应成本核算的需要。

（二）没有设置具体的成本费用类会计科目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2013）》虽然设置了“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和“离退休支出”等5个一级会计科目，从而更清晰地反映了支出类别，但由于没有设置具体的成本费用类会计科目，亦没有就教育成本的具体构成项目予以明确，所以无法真正开展教育成本的确认与计量。如新引入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等科目，由于未就折旧与摊销设置对应的成本费用类科目，这样计提的折旧与摊销，实际上是“虚提”，其作用只是更公允地反映长期资产的净值，但未能充分考虑核算教育成本与费用的现实需要。

（三）未能对我国重大现实问题作出积极回应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亟待得到回应并形成共识。如：同一地区斥巨资购买土地建设新校区的高校与仅仅依托原有校区办学的高校，前者取得土地使用权及基建的支出在资本化以后，后续逐年计提累计折旧的过程会对教育成本的确认与计量产生重大影响，这必然导致同一地区不同高校成本信息可比性方面的巨大偏差，且对学费议价产生极大影响，如何调整至可比？某一年度为应对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或申报博士点的巨额专项支出，扭曲了当年的成本信息，如何遵循一贯性原则？较长时期就业压力很大的背景下，就业率明显偏离均值的高校，表明产出了大量不被社会认可的“次品”，能否比照企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资产减值损失”作类似处理，以体现谨慎性原则？高校为广大贫困生群体获取国家助学贷款所提供的风险补偿金是一项或有支出，如有学生还贷违约会面临风险补偿金被罚没的情形，这样的或有支出如何按概率及比例确认并计入成本？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构建公认的专业准则并在统一的公开框架下公允公开，以避免各行其是。

四、结语

公开论文篇8

在实践操作中，我县政府信息公开审查实行三级审查制，分为审查、审核、审批三个步骤：

第一步，由制作、获取政府信息的政府部门或者部门内设处室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工作因层级而异必然落实到具体的部门或者处室。如，县级人民政府由民政、司法、物价等部门组成，民政部门又内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等处室。这些部门或者处室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获取的政府信息同其工作内容密切相关，业务上具有明显优势。由这些部门或者处室首先进行审查也符合“谁制作，谁审查；谁获取，谁审查”的总体要求。

第二步，由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进行审核

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部门尚不统一，设在政府办、监察、法制和信息办的均有。根据《条例》第四条和江苏省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我县明确县政府办是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县公开办（设在县政府办）是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各部门办公室是本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县公开办和各部门办公室作为县政府和各部门政府信息公开的对外窗口，履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职责。各部门内设机构、派出机构等，除经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或者授权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以外，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有关工作。

要特别说明的是，《条例》第四条第（四）项只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我们认为是不妥的。政府信息公开审查不仅仅是保密审查，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这将在下面关于审查内容方面进行讨论。

第三步，由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分管领导进行审批

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分管领导根据上述审查、审核意见，审批确定该政府信息是否公开以及公开的方式。

三级审查制度是我县目前推行运用的制度，正在实践中进行磨合，待条件比较成熟后将以正式文件印发实施。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审查内容

关于审查内容方面，我们认为《条例》的规定在逻辑结构上存在一些问题，下面一一予以讨论。

我们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审查内容应当包括下列六个方面，即：是否属于内部政府信息审查，是否属于保密范围审查，是否属于国家规定需要批准审查，是否涉及其他行政机关需要协调审查，是否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审查和是否与申请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审查。

1.是否属于内部政府信息审查。《条例》对“内部政府信息”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曹康泰主编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读本》在释解第二条时是这样说的：“在认定政府信息时除了考虑掌握信息的主体是否属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外，还要分析这些信息是否与其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密切相关。纯属行政机关内部管理的人事、财务等相关信息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法律法规授权外从事其他活动过程中所制作、掌握的信息也不是本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公开义务人的下列内部政府信息，应当实行内部公开：(一)领导成员廉洁自律情况；(二)内部财务收支情况；(三)内部审计结果；(四)公务员人事管理情况；（五)其他应当公开的内部政府信息”。《汕头市政务信息公开规定》（已废止）第十二条以前也有过类似的规定，但多了一项“干部职工收入、分配、福利待遇情况”。另外，上海、河北、辽宁和江苏等省、市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还将“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政府信息”纳入不予公开的范围。上述各类政府信息，如果以政务公开的要求来衡量，有些是要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务公开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务公开的一个种概念。转对是否属于内部政府信息进行审查时，要紧扣《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牢记政府信息概念的特征，正确区分内、外部政府信息。内部政府信息是不须要公开的，外部政府信息要继续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审查。

2.是否属于保密范围审查。保密审查的内容，我们将之总结为“431”，即四个秘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秘密）和工作秘密；三个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安全；一个稳定：社会稳定。保密审查是各项审查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三个问题需要阐明一下：一是条文顺序。《条例》将保密审查放在第二章公开的范围第十四条，却在第一章总则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认为，保密审查的规定应当放在总则中，次序排列在第七条之前。二是依据缺乏。目前我们开展这项审查工作的最大困难就是手中缺乏相关资料。据有关资料记载，1988年《保守国家秘密法》出台以后，几乎每个部委都制定了关于自己的保密范围文件，共有80多部，如果加上省、市制定的相关文件，数量还不止于此。因为这些文件本身有些就是保密的，我们难以收集，但在进行保密审查时又得以这些文件为依据，所以，建议将这些文件汇编成册，印发给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涉及到的保密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培训和保密教育，增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保密意识等途径予以解决。三是审查期限。根据《条例》规定，保密审查不是答复期限中止事由，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才不计算在答复期限内。《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接到申请的机关或者保密工作部门，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复”，加上转送、文来文往所需时间，批复时间有可能实际超过三十日，而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连延长的期限计算在内不过30个工作日。也许有人认为，这可以通过两者之间存在的节假日差异进行调济，我们在实践中可以这样操作，但在理论上不能这样研究。目前，《保守国家秘密法》正在修改，建议作出相应的调整。

3.是否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审查。征求第三方意见制度，《条例》在第二十三条是为依申请公开而设立的。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不涉及到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所以不需要本项审查。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定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也体现不出《条例》的前瞻性。对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也要进行是否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审查。另外，存在一个疑问？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时，第三方的答复期限《条例》没有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是与《条例》衔接规定为15个工作日，还是与行政复议衔接规定为60日，或者与行政诉讼衔接规定为3个月。总之，不能因此而无限期延长。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一般为15个工作日，此后催请一次并延长15个工作日，如果第三方仍然未作答复，视为不同意公开。

4.是否涉及其他行政机关需要协调审查。这项审查存在的疑问是协调的期限如何确定？协调未果的信息是否可以不公开？我县的要求是平行各单位相互协调答复的期限为7个工作日，对协调未果的或者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政府信息，必要时可以报送县政府办牵头协调确定。

5.是否属于国家规定需要批准审查。这项审查存在的疑问是批准期限与依申请公开的期限如何衔接？我们的理解是，按规定须经批准才能的政府信息，在未获批准之前属内部的，可以此理由答复申请人不予公开。这一点与协调审查是不同的。协调审查中，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均有，而本项审查中，未经批准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是不会主动公开的，只存在依申请公开答复问题。

公开论文篇9

一、程序公开原则的意义 程序公开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列宁曾经说过，“‘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可以说一切专制、愚昧、落后、倒退的政治统治都是愚民政治，都是以其政务的神秘性而出现的。没有公开、没有公众对权力运行情况的了解，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正如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在1966年7月4日签署情报自由法时发表的声明中所宣称的那样：“在国家完全许可的范围内，人民能够得到全部信息时，民主政治才能最好地运行。任何人不可能对可以公开的决定蒙上一个秘密的屏幕而不损害公共利益……。”程序公开是公开的重要方面，它对立法的民主性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公开性越高，就意味着立法程序的民主化程度越高；而程序的秘密性则总是与专制为伍。民主政治的特点在于尽量提高国务公开的程度，限制政府秘密活动的范围。 在立法过程中，所谓程序公开，就是指立法程序的每一阶段、每一步骤都应当以社会外界看得见的方式进行，公众有权知悉并取得立法的有关资料和信息。程序公开原则长期以来被视为是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和要求。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 （Justice mustnotonlybedone，butmustbeseentobedone）。这并不是说，眼不见就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程序公开原则的意义就在于：让公众亲眼见到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的形成过程，民意的形成过程，正义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对社会具有提示、感染和教育作用，同时也提供了对立法过程实施社会监督的可能，“如果公正的规则没有得到公正地适用，那么公众的压力常能够纠正这种非正义。”另外，程序公开是实现有效参与的前提。要提高公众的参与质量，就必须让公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识别问题，权衡各种论据和论点，以表明自己的信念并阐明立场。可以说，立法程序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提供充分的信息以资判断和选择。选择和判断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理性和信息；正确的决定有赖于对相关事实、资料、依据等的理性认识。 二、程序公开的主要内容 第一，立法信息和资料的公开。立法信息和资料的公开，即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应予保密的外，立法机关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公民有机会、有条件了解与立法有关的情报资料，如立法的主要依据、背景资料、拟定之法案的主题和问题以及公众参与的途径与方式等等；公开情报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每个人也都应有得到必要的情报资料的平等权利，立法机关不能有选择地通知某些个人或组织。当然，信息资料的公开，不仅包括向社会的公开，更应该包括立法机关内部的公开，即立法机关的所有成员对研究成果和信息可以自由分享，而不能由某些派系或领袖对其独占。对民主的立法机关而言，信息资料的开放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同时这种开放也增强了立法机关工作的实效性。 第二，议事过程的公开，即立法机关的一切会议除依法不公开举行的外，都必须公开举行。在举行会议的一定时期之前，立法机关应当发出通告，公开议程，宣布会议的时间、地点、讨论事项等项内容；公众可以观察会议的进程，有权旁听会议，目睹立法者的争论及其结果；有权取得会议的信息、文件和记录。同时，舆论机构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报道会议的情况。 第三，立法成果的公开，即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及普遍适用的解释，均须向社会公开。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公民服从尚未公开或应该公布而未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公开的规范性文件的影响。另外，在审议过程中，有关提案人对法案所作的说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以及其他与法案有关的文件、记录，都应当公开，以便公众了解立法的理由、背景，法的精神和重要原则。 如果说在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中实行公开原则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立法的民主性的话，那么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嵌入公开机制则是民主的起码要求。因为，行政机关的组成人员不是民意代表，其决策机制是为执行的需要而设计的首长负责制而非民主表决制，不适应立法的需要。因此，在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公开的意义，以防止行政专横。在有的国家，程序公开已成为行政立法程序中的法定原则。如美国行政程序法为规章的制定强制性地规定了三个基本步骤：（1）公告行政机关建议制定的规章或规章所涉及的主题；（2）给公众提供评论行政机关建议的机会；（3）公布制定出来的规章，且必须概括地说明制定规章的依据和目的。为此，制定规章 的建议必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告。《联邦登记》是一个政府活动及文件的日常出版物，在全国广泛发行，从而社会各界可以通过阅读《联邦登记》了解政府的活动。规章制定过程的公开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主合法性均依赖于这种出版物的存在。当一个行政机关的最后规章与建议制定规章的公告之间观点不一致时，关系人可能就规章提出异议，理由是公告中并没有给最后制定出来的规章予以充分的公告。所以，一些法院要求行政机关的最后规章必须是一个“建议规章的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有的法院则要求行政机关只可以在建议规章和最后规章之间作出公众能够预见到的变更。而且，行政机关为制定规章而进行的调查，其调查结果也应一并与建议制定的规章登在《联邦登记》上以资评论。否则，法院就可以认定由于行政机关没有向公众提供科学数据，从而导致公众没有充分的机会参与规章的制定。这就构成了司法撤销的理由。 三、我国立法过程中的程序公开问题 总的来看，我国立法程序中的公开性尚未达到现代法治的要求，尤其是行政立法程序基本上尚处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程序阶段，缺少有效的公开、参与，有的规章尚处于内部掌握状态。下面仅就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程序中的公开性问题作一些探讨。 第一，关于会议记录的公开。公开原则以议事记录的保存与发表为其意义。议事记录的公开，不仅是公众了解有关信息资料的必要途径，也是选民对其代表进行监督的前提。许多国家都有会议记录公开的规定。如法国宪法规定，全部议事记录在《政府公报》上发表。日本宪法规定：两议院分别保存各自的会议记录，除认为秘密会议记录中应特别保密者外，均须发表，公布于众。我国在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中规定：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简报印发会议，并可以根据本人要求，将发言记录或者摘要印发会议。然而，印发会议与公布于众是两回事；简报、摘要与原始记录也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关于会议的公开举行。世界各国都普遍强调议会会议的公开举行，并对举行秘密会议作了严格限制。如日本宪法规定：两议院的会议均为公开会议，但经出席议员2/3以上多数议决时，得举行秘密会议。我国宪法对会议的公开举行未作要求，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的规定，全国人大的会议同样以公开举行为原则，秘密举行为例外。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是公开举行，还是秘密举行，法律则未作规定。尽管实践中也都是公开举行，但这毕竟是个缺憾。许多地方的议事规则对会议的公开举行也都作了要求。 会议公开举行自然意味着准许公众旁听。对此，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旁听办法另行规定。目前尚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要求，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会议的旁听制度。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开始，设立了旁听席。但现在一般只限于邀请工会、妇联、共青团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的有关人员旁听，实践中运用得还不普遍。有的地方更是明确规定，常委会会议可以邀请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派人到会旁听。因会场空间的容量有限以及其他原因，对旁听加以限制是必要的，但这种限制应是合理的。这种有针对性地邀请某些人员旁听，更象是列席。旁听应该是不受身份地位影响的、普遍的、平等的旁听。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所有的公民都应有权旁听。可以考虑，设置若干旁听席，公民凭身份证和其他有效证件排队领取旁听票，参加旁听。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应公开举行，但各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则不一定需要公开举行。因为，专门委员会的活动主要是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作准备工作的，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它们所提出的报告、审议的结果均需由人大或常委会作出最终决定，并要将整个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所以，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内部工作，可以具有灵活、简便的特点，即使秘密举行，也不妨碍社会对立法机关的监督。其次，委员会介于人大和代表之间，其工作具有过渡性。委员们的许多意见可能还很不成熟、分歧较大；过早地公开这些分歧，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而提交到人大会议上的意见，则相对比较集中、成熟，应该公开。另外，举行秘密会议可以使委员们真实而坦诚的意见不会受到旁听者压力的影响，有助于防止其为迎合旁听者而作出错误决断，也有助于持不同意见的委员之间相互谅解，从而迅速地作出结论。从许多国家的实际情况看，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一般也都是秘 密举行的，很少有允许公众旁听、新闻媒介采访报道和公开议事记录的实例。这可以显示出专门委员会这个不独立行使实体权力的议事体与议会作为独立行使职权的议事体在会议制度上的差别，即专门委员会的议事活动在程序要件上灵活于议会，而在议事效力上则低于议会。在我国，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是公开举行，还是秘密举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专门委员会可以决定举行秘密会议。按照这一规定，似乎公开举行是原则，只有经过特别的“决定”程序后，才秘密举行。对此可以修改为，“专门委员会的会议秘密举行，根据需要也可以举行公开会议”。至于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遇到专门性问题时，可以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或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这是专门委员会进行咨询的一种方式，不能认为是公开举行会议的要求。 第三，公开原则以保障报道自由为必要， 即新闻媒介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将会议的实际情形报道给社会大众。有的国家对此还在宪法上作了规定，如奥地利宪法规定，如实报道国家议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公开会议的活动，一概不受追究。在我国，每次人大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也都要举行新闻会，向新闻界告知大会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主要内容和议题等。另外，还要举行若干次记者招待会，主要就重要的内外政策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新闻会和记者招待会增加了人大会议的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是进一步实现政务公开化的重要举措。但是举行新闻会和记者招待会，这只是人大自身的工作制度，它与报道自由是两个概念。既然宪法和代表法都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那么，对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如实报道，也同样应该受到法律保障。 注释： 《列宁全集》，第5卷第448页。 转引自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959页。 （美）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8页。 MichaelD·Bayles， ProledureJusticep42， 1990bykluwerpub lishing compary.

公开论文篇10

1.1人性化原则

人性化原则是在进行边缘空间设计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满足使用者的心理需求及生理需求。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进行设计之前，要对使用者进行充分地了解，进而为使用者设计出舒适、休息的交流空间。

1.2整体性原则

城市在建设的过程中，被规划为不同的区域空间，这些区域空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就需要边缘空间来进行协调解决，因此，公园绿地与其它城市用地之间就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性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第一，公园绿地自身的统一。边缘空间归属于公园绿地，因而在设计时要在设计思路、风格等方面与公园绿地相统一。第二，与城市外部环境统一。公园绿地属于城市公共环境的一部分，因而在设计时要保持整体性，整体性的实现就要依靠边缘空间来协调，保证空间过渡的自然性。

1.3生态性原则

对于公园绿地及城市环境来说，边缘空间起着保护其生态系统的作用，而且公园绿地所具有的生态功能也需通过边缘空间传递出来，因此，在进行边缘空间设计时，一定要坚持生态性原则，充分利用边缘空间周围的自然环境，降低对原始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另外需要使用材料时，要选择环保型材料或者可再生型材料。

1.4文化性原则

每个城市都有着自身所特有的文化，公园绿地属于城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设计时也要充分体现出城市的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部分。边缘空间起着连接城市与公园绿地的作用，在进行设计时要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信息，并通过恰当的方式将文化表现出来，让人们在观赏的过程中体会文化。

1.5层次性原则

公园绿地在空间结构上应该具有层次性，体现在纵向及横向2个方面，纵向的层次性是指边缘空间内部层次的变化，而横向的层次性是指边缘空间中各个小的空间部分层次性。除了空间结构上具有层次性外，景观也要具有层次性，景观植物的高低错落等就属于景观层次性的一种，因而在进行边缘空间设计时要注意景观设计的层次性。

2不同类型开放性公园绿地边缘空间的设计方法

2.1与居住用地相邻的边缘空间设计方法

在设计这个类型的边缘空间时，要充分考虑居民区内的私密性要求，以免居民的生活受到打扰。一般来说，与居民区相邻的公园绿地使用者大多数是居民，因而设计时除了要满足人们的私密性要求之外，还要注意便捷性与安全性要求。具体设计时，要进行必要的空间划分，以便将交通人群与休闲活动人群区分开来，可采取的形式为水体、植物绿化等。

2.2与商业用地相邻的边缘空间设计方法

一般来说，城市居民及商业人群都会集中于商业用地范围内，因此在设计边缘空间时，要设置出入口、休闲娱乐区、外部通行区等。这个类型边缘空间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人们提供休息的场所，因而在边界形式上要采取绿化、辅装变化等形式。另外，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驾车到达商业用地，因此边缘空间中还要具备足够的停车空间。

2.3与城市道路相邻的边缘空间设计方法

当公园绿地建设在城市道路边缘时，很容易受道路的影响，进行边缘空间设计时，要利用边缘空间形成隔离区，将噪音、污染等要素隔离在公园绿地之外，使公园绿地内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隔离区的设置以植物或者地形的营造为主。

2.4与城市文物古迹相邻的边缘空间设计方法

在一个城市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中蕴含着优秀的城市历史文化，因此，在进行边缘空间设计时，要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并通过恰当的方法将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来。文物古迹自身具有比较厚重的历史感，因而在设计边缘空间时要轻松、自然，使文物古迹的厚重感能够得到缓解，增强人们对文物古迹观赏的兴趣。

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