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化范文10篇

公开化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公开；民主；廉政

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在中国行政法理论界论及不多，但在行政立法实践中却已作为各单行法的原则被《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所采纳。但究竟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地位如何，是仅作为单行法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问题值得探讨。笔者拟就其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展开粗浅的论述。

一、行政公开的定义

行政公开的概念至今没有通说规定，仅有个别学者根据行政立法中具体制度作了简略的描述。一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重要行政行为和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实行公开原则，是行政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笔者认为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过于狭小，不能够满足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对行政活动公开化的要求。

一般说来，行政活动公开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行政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结果、奖惩办法、监督手段以及工作纪律等，以自觉接受别的行政机关或者社会各界的监督，达到公正、廉洁、法治、民主的目的。因而，从外延来看，行政公开不只是适用于外部行政行为领域，而且应广泛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广义的行政监督法及行政救济法领域论文。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之中，对各具体行政法律规范起指导和统帅的作用，要求一切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该部门法本质、特点、目的、规律等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若想论证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则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论述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需要从分析构成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入手，论证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部门法基本原则应对部门法律运作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宏观（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意义，并且昭示着该部门法的发展方向。故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随着20世纪以来传统的机械、静态法治主义向机动、动态的法治主义的发展，行政法的发展也发生了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在观念上渐渐取代管理行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大量出现表明行政主体日益采用软性的偏私法化的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从权力义务的服从关系到日益保障民权的权利义务统一关系，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绝对权威的地位也因保障民权的需要而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种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变迁为行政公开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故而行政公开原则也因其在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化已在近期不断的被各国行政立法实践所证明，成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当然，公开化的立法趋势转变为行政法实践中权力运作的公开尚需艰苦努力。唯其如此，才更应将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借鉴其指导意义。

2.基本原则应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它必须抽象于部门法各个领域，具有宽泛的基础公开原则运用于行政法各个领域，是行政法各个领域的基本指导原则。

3.基本原则应有利于完善部门法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行政法法律体系极为不健全，行政行为法领域的立法尤为欠缺。鉴于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正视它对行政立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4.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与学界所公认的现有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内容上互不重复，互相补充，共同构建行政法治理论体系，共同引导现代行政法健康发展。

三、行政活动公开在我国行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五大对行政活动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些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行政活动公开不仅是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的调整或者改变，而且是加强廉政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党和政府的一项方向性、战略性的治本之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活动公开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一）行政活动公开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党风、政风问题成为广大群众至为关注的焦点。少数党员干部在享受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设租寻租、买官卖官、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政风，使社会运行规则受到破坏，令老百姓极为不满和反感。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的主流，但是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领导威信，而且由于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会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鉴于腐败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在80年代，主要采取教育和惩治的办法来对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接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采取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随后，行政活动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2000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鼓励人民群众依法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至此，行政活动公开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本建设在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普遍推行。

行政活动公开对于廉政建设的作用在很早以前就被我国的古代官吏所认识。我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政是否“廉洁”，是与行政活动是否“明”（公开透明）密切相关的。《尚书》中就有“举烛尚明”的论述。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我们知道，行政公开与行政监督是密切联系的。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这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到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一旦行政管理活动公开暴露，使之真正置于社会各界和各种专门监督机构的监控之下，这样会给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这样才能铲除腐败的土壤，纠正不正之风。即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种腐败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

（二）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民主化的基础

民主化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潮流，我国20年来行政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行政管理民主化。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所

谓民主，就其本意讲，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权力”。因而说行政管理的民主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公民的参政上，而参政的前提是“知政”即公民的知情权的运用，但是没有行政活动公开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所以说，行政机关应该推行行政听政制、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公示制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信访、调研、测评等工作制度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就是要在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一切条件和机会，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参加对国家事务、对经济和文化事业、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政府来说就是公开自己的行为。行政公开，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条件。

（三）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重新整合，要求政府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转变。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即要求改革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行政管理现代化是行政体系整体上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的、狭隘的现代化，它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行政体制、行政人员与现代化的行政观念的有机统一。首先，“管理”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服务行政在观念上逐渐取代管理行政，随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在以前的“管理”观念指导下，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被动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行政人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因此，老百姓只是被动的接受管理，而没有获取行政信息的意识。在“服务”观念的指导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对称的，不仅行政主体有权获取相对人的信息，而且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利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即行政活动必须公开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协调的行政管理观念也要求行政活动公开。对于行政管理现代化而言，不仅要求减少机构交叉、重叠设置，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等组织机构上的问题，而且要求改变以前的各自为政和命令式的管理观念，树立协调的意识，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正确处理整体、部门、个体以及同公民之间的关系，为行政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以前相比，要广泛得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化，只靠以前单一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行政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而无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之间还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协调都要求开放行政系统，实现信息间的交流，只有这样，协调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如果封闭行政系统，公民对行政事务不了解或者政府之间的互相封锁信息，则不能解决出现的矛盾，行政活动中的分歧得不到协调，必然会影响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总之，随着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即使是与相对人权益不直接相关的行政组织法领域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作出也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依据，也要受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公开，故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活动（国家行为除外）应公开。又因为行政活动往往密切联系，协调一致，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的前提和保障。公民受行政行为侵害可提起行政救济，行政行为违法引起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故而行政活动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开放性决定了行政公开是全方位的连续过程的公开。当然，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各领域性质、特点各不相同，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因之而异。总体而言，可以认定行政公开是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的一般原则。原则总有例外，国家行为（如外交、军事、国防行为）因涉及国家秘密及全社会重大公共利益可以不适用公开原则，特殊情况下经上级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公开。当然这些例外均须有法律明文规定。

无论从行政公开原则本身的重要地位，还是从其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行政公开原则均应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从而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服务。从我国实践看，立法既已先行，理论界也必须对之深入思考，结合我国实际构筑行政公开原则理论体系及制度规范，以服务并指导于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1］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2］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高小平政务公开：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4］张康之走向现代化的行政价值选择［J］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1，（2）。

［5］陈东平关于政务公开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0，（3）。

［6］何国臣，张延安政务公开研究论纲［J］行政与法，2000，（3）。

［7］陈跃斌实行政务公开要有高度、深度和制度［J］行政与人事，1997，（5）。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公开化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公开；民主；廉政

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在中国行政法理论界论及不多，但在行政立法实践中却已作为各单行法的原则被《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所采纳。但究竟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地位如何，是仅作为单行法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问题值得探讨。笔者拟就其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展开粗浅的论述。

一、行政公开的定义

行政公开的概念至今没有通说规定，仅有个别学者根据行政立法中具体制度作了简略的描述。一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重要行政行为和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实行公开原则，是行政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笔者认为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过于狭小，不能够满足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对行政活动公开化的要求。

一般说来，行政活动公开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行政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结果、奖惩办法、监督手段以及工作纪律等，以自觉接受别的行政机关或者社会各界的监督，达到公正、廉洁、法治、民主的目的。因而，从外延来看，行政公开不只是适用于外部行政行为领域，而且应广泛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广义的行政监督法及行政救济法领域。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之中，对各具体行政法律规范起指导和统帅的作用，要求一切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该部门法本质、特点、目的、规律等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若想论证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则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论述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需要从分析构成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入手，论证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部门法基本原则应对部门法律运作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宏观（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意义，并且昭示着该部门法的发展方向。故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随着20世纪以来传统的机械、静态法治主义向机动、动态的法治主义的发展，行政法的发展也发生了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在观念上渐渐取代管理行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大量出现表明行政主体日益采用软性的偏私法化的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从权力义务的服从关系到日益保障民权的权利义务统一关系，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绝对权威的地位也因保障民权的需要而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种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变迁为行政公开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故而行政公开原则也因其在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化已在近期不断的被各国行政立法实践所证明，成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当然，公开化的立法趋势转变为行政法实践中权力运作的公开尚需艰苦努力。唯其如此，才更应将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借鉴其指导意义。

2.基本原则应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它必须抽象于部门法各个领域，具有宽泛的基础公开原则运用于行政法各个领域，是行政法各个领域的基本指导原则。

3.基本原则应有利于完善部门法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行政法法律体系极为不健全，行政行为法领域的立法尤为欠缺。鉴于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正视它对行政立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4.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与学界所公认的现有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内容上互不重复，互相补充，共同构建行政法治理论体系，共同引导现代行政法健康发展。

三、行政活动公开在我国行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五大对行政活动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些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行政活动公开不仅是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的调整或者改变，而且是加强廉政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党和政府的一项方向性、战略性的治本之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活动公开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一）行政活动公开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党风、政风问题成为广大群众至为关注的焦点。少数党员干部在享受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设租寻租、买官卖官、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政风，使社会运行规则受到破坏，令老百姓极为不满和反感。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的主流，但是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领导威信，而且由于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会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鉴于腐败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在80年代，主要采取教育和惩治的办法来对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接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采取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随后，行政活动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2000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鼓励人民群众依法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至此，行政活动公开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本建设在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普遍推行。

行政活动公开对于廉政建设的作用在很早以前就被我国的古代官吏所认识。我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政是否“廉洁”，是与行政活动是否“明”（公开透明）密切相关的。《尚书》中就有“举烛尚明”的论述。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我们知道，行政公开与行政监督是密切联系的。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这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到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一旦行政管理活动公开暴露，使之真正置于社会各界和各种专门监督机构的监控之下，这样会给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这样才能铲除腐败的土壤，纠正不正之风。即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种腐败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

（二）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民主化的基础

民主化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潮流，我国20年来行政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行政管理民主化。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所谓民主，就其本意讲，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权力”。因而说行政管理的民主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公民的参政上，而参政的前提是“知政”即公民的知情权的运用，但是没有行政活动公开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所以说，行政机关应该推行行政听政制、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公示制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信访、调研、测评等工作制度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就是要在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一切条件和机会，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参加对国家事务、对经济和文化事业、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政府来说就是公开自己的行为。行政公开，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条件。

（三）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重新整合，要求政府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转变。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即要求改革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行政管理现代化是行政体系整体上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的、狭隘的现代化，它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行政体制、行政人员与现代化的行政观念的有机统一。首先，“管理”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服务行政在观念上逐渐取代管理行政，随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在以前的“管理”观念指导下，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被动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行政人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因此，老百姓只是被动的接受管理，而没有获取行政信息的意识。在“服务”观念的指导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对称的，不仅行政主体有权获取相对人的信息，而且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利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即行政活动必须公开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协调的行政管理观念也要求行政活动公开。对于行政管理现代化而言，不仅要求减少机构交叉、重叠设置，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等组织机构上的问题，而且要求改变以前的各自为政和命令式的管理观念，树立协调的意识，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正确处理整体、部门、个体以及同公民之间的关系，为行政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以前相比，要广泛得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化，只靠以前单一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行政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而无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之间还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协调都要求开放行政系统，实现信息间的交流，只有这样，协调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如果封闭行政系统，公民对行政事务不了解或者政府之间的互相封锁信息，则不能解决出现的矛盾，行政活动中的分歧得不到协调，必然会影响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总之，随着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即使是与相对人权益不直接相关的行政组织法领域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作出也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依据，也要受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公开，故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活动（国家行为除外）应公开。又因为行政活动往往密切联系，协调一致，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的前提和保障。公民受行政行为侵害可提起行政救济，行政行为违法引起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故而行政活动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开放性决定了行政公开是全方位的连续过程的公开。当然，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各领域性质、特点各不相同，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因之而异。总体而言，可以认定行政公开是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的一般原则。原则总有例外，国家行为（如外交、军事、国防行为）因涉及国家秘密及全社会重大公共利益可以不适用公开原则，特殊情况下经上级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公开。当然这些例外均须有法律明文规定。

无论从行政公开原则本身的重要地位，还是从其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行政公开原则均应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从而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服务。从我国实践看，立法既已先行，理论界也必须对之深入思考，结合我国实际构筑行政公开原则理论体系及制度规范，以服务并指导于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1］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2］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高小平政务公开：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4］张康之走向现代化的行政价值选择［J］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1，（2）。

［5］陈东平关于政务公开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0，（3）。

［6］何国臣，张延安政务公开研究论纲［J］行政与法，2000，（3）。

［7］陈跃斌实行政务公开要有高度、深度和制度［J］行政与人事，1997，（5）。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公开化范文篇3

马建堂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认真总结成绩，反思存在问题，并根据梳理出的问题努力改进工作，主动适应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形势，以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并推动统计自身科学发展。

马建堂首先阐释了他对统计的认识。一是，统计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量化认识从个体到总体、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统计对于总体和一般的量化认识来源于个体，来源于特殊，但又不等同于个体和特殊。二是，统计调查方式尽管多种多样，但统计的基本方式都是调查机构、调查人从被调查对象处获取信息。要对客观世界有量的认识，需要统计机构从调查对象处获取信息，而统计调查的对象包括法人单位和自然人。三是，在获取的信息保证足够的置信度与准确性的前提下，调查的样本不是越多越好。在调查工作能满足质量要求的前提下，能用较少的样本数量达到较好的调查效果，说明调查的效率比较高而社会的负担比较低。

马建堂表示，虽然面对多变的需求、繁重的工作量、调查对象配合度降低等种种压力和挑战，但是数十万统计人对真实可信的追求不会懈怠，不会动摇，不会放弃。他说，真实、及时、科学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统计人的神圣使命。实事求是，不出假数，真实可信，准确完整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统计系统的根本要求。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压力是统计人不断改革创新、完善工作的强大动力。几十万统计人对真实可信的决心、专业的训练、与国际基本接轨的制度方法、较为完善的组织网络为搞好统计工作提供了客观基础。

马建堂说，为了奋力推进统计工作“三个提高”，中国统计人奋起作为，中国统计一直在朝着规范统一、改革创新、开放透明的方向努力。综合统计与部门统计之间，统计部门不同专业之间，中央统计与地方统计之间，在统计标准、指标定义、统计口径、统计方法上更加规范和统一。

在改革创新方面，在定期、主动、认真评估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主要专业制度方法；加快关键环节的统计调查改革；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推进数据获取方式和汇总方式的现代化；进一步加强对国家调查队的综合管理和对地方统计局的业务管理，提高上报统计信息的质量，减少不一致性。

马建堂强调，开放透明是社会公众了解、支持统计工作重要的条件。国家统计局将采取多种举措全方位打造开放透明的中国统计。公开统计项目、统计制度方法，统计结果与相应的概念、样本范围、计算方式、调查方式同步公开，尽可能缩短数据生产与的间隔时间。对舆论的疑问、质疑，及时、准确、专业、科学、妥当地予以解释、澄清。及时向社会公开统计工作的思路与设想。

马建堂指出，中国统计事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推动。搞好统计工作的责任主体是各级统计部门，但统计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各方的共同配合。广大被调查对象，包括单位与个人，都要依法支持配合统计工作，真实、及时填报、提供相应的统计信息。地方政府既要支持统计工作，提供和改善统计的工作条件，又要为真实统计创造宽松的环境，支持本地统计机构真实统计、独立上报。我们欢迎新闻媒体在客观真实基础上对统计工作进行监督，推动统计发展、改革和进步。国家有关部门在加强统计工作的基础上，要依法确定调查项目，减少重复交叉。

马建堂希望新闻媒体、专家学者等都来关注、研究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统计体制，不断改革完善我国统计体制，使之符合“三个提高”的方向，即有利于提高统计能力，有利于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有利于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

对于一些社会上关注度较高的统计工作，马建堂说，对一些关键环节、关键数据，国家统计局一直在研究改进，很多都已经处于试算阶段，待评估合理后将对社会公布。

在GDP统一核算方面，马建堂指出，国家统计局已经会同地方统计局对今年前两个季度GDP统一核算进行了试算，有了一个初步方案，将正式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后，依法按程序报批。

在工资统计方面，马建堂说，去年以来工资统计作了较多改革，增加了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等。

今后要争取把一部分大个体户纳入调查范围，细化岗位基础，并研究统计计算工资“中位数”。

在失业率统计方面，国家规定，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并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国家统计局内部提供31个大中城市月度调查失业率和全国劳动力市场半年调查。第六次人口普查后，2011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将整理形成新的人口抽样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样本框，这将为包括失业率调查的劳动力调查奠定一个更新更有代表性的基础。

在学界和经济界高度关注的环比制度方面，国家统计局在经合组织（OECD）和国内科研机构的帮助下，在去年推出计算软件的基础上，今年对7个核心指标的环比数据进行了试算，并已在内部使用。由于环比数据要准确剔除季节因素，比较复杂，国家统计局将对今年试算结果进行评估，再决定明年是否公布。

马建堂说，尽管对住房空置标准的认定有不同看法，也存在住户可能不愿意提供真实信息等困难，统计部门将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一是继续统计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待售率；二是充分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获取用于了解住房空置情况的相关信息；三是在部分城市抽选一批住宅小区，进行空置房调查，以发现问题，积累经验，评估方案。住宅价格统计已经有了初步方案，准备在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后，公开征求社会意见，以群策群力，完善方案，争取明年初正式实施。

谢鸿光在总结中表示，马建堂局长的讲话明确了我国统计改革和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具体举措。中国的统计需要规范，这是统计的力量所在；中国的统计需要创新，这是中国统计发展的永恒要求；中国的统计需要更加开放透明，这是适应中国经济和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必然之举。

谢鸿光指出，中国统计人一直在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统计人将以创新的精神、开放的态度推动统计改革和发展，奋力推进统计工作的“三个提高”。统计改革与发展关系到方方面面，希望社会公众科学、理性看待统计，理解关心支持统计，准确全面地解读统计数据。在之前的研讨阶段，谢鸿光还结合统计调查的实践问题和生活中的统计问题作了题为《统计的数理基础和数理逻辑》的讲座。

公开化范文篇4

行政公开是公共政策改革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概念。诸多文献表明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共通趋势和要求。[2]从90年代以来，它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和环境实践、反腐败斗争、人际交流、医学伦理等多学科多领域所关注的研究问题。[3]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如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如军备控制协议，公开化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近来诸多国际组织在合约谈判、议程安排和项目预算等诸多方面，也饱受信息不公开之苦。1994年欧盟委员会的政策报告目的之一就是让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决策更加公开。[4]而那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项目援助和信贷的跨国政治团体就更注重信息公开问题，以确保他们援助的项目得以良好的实施运作，注入的资金确实用于所宣称的目的。[5]

跨国投资商对透明度的呼声也前所未有的高涨。泰国、印尼等亚洲国家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财政结构、金融政策、银行体制的低透明度。Tom1998年的研究表明是泰国金融制度的低信赖度造成了它1997年的经济危机[6]；而Mehrez和Kaufmann1999年的研究则表明在公开程度低的经济制度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会显著升高。今天大多数金融危机都是因为公开化程度过低，人们对金融体制失去信任感造成的。

在医疗领域，信息透明度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7]患者应该享有知情权，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向患者披露完整的治疗信息，并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在医患关系中，这意味着城市和信赖；也正是基于此，医学伦理学者也在呼唤透明公开。

行政公开早已成为公营部门改革中强烈的呼声，许多学者和实务部门的工作者都从心底认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相关的许多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弄清楚，比如：行政公开制度建构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行政公开会带来哪些影响？韩国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改革措施？为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将公开一词概念化，并试图搭建一个用以分析韩国政府问题的理论框架。在对政府部门的现有透明化政策加以审视之后，本项研究提出了可以引入并加速政府公开化进程的政策选择。

公开化政策可以分为两大块，包括行政的公开和社团的公开。社团公开指的是公司、银行、财经机构的信息披露；而本文将着重论述与公众知情权有紧密关联的行政公开问题。

在接下去的第二部分我将讨论行政公开的理论基础，对公开概念的性质和重要性加以综述，建立一个诊疗公共行政领域透明度问题的分析框架；在第三部分我将审视韩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提出自己的建议；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2、透明行政：理论和分析框架

2.1透明及其界定

透明行政指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或状态，政府事务的信息可以自由流通且为公众所获得。这样的信息共享状态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政府提供信息的能力和意愿，还要受到公众对获取政府信息所持态度的影响。今天“透明”这个词被广泛应用，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讨论这个词语的内涵。由于“透明”这个词在许多相去甚远的领域广为应用，就更难以对其做出精确的界定。[8]Vishwanath和Kaufmann对金融市场政府治理的透明化问题建立了一个详尽的分析框架，将透明化的特性界定为信息的可获得性、全面性、相关性，以及信息的质量和可信赖性，基于这些属性，他们将透明化宽泛的界定为“及时可信信息的进一步快速流动”。[9]

透明是从自然科学中借用过来的一个隐喻，用来描述一种自由诚实的信息交流状态。在自然科学中，透明意味着物质的性状或状态可以让光线从中顺利传播，例如水晶就是透明的，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放在水晶后面的物体；而不透明的实物则不能让光线透过传播。而在公共行政领域，信息就好比前面提到的光线，透明行政使得本来遮蔽在政府内部的信息得以传播，并为我们清晰所见。

透明行政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并满足以下条件：（1）外部相关的公众可以轻易的发现或鉴别相关信息；（2）信息清楚有条理，并为公众所知晓；（3）信息不应被隐藏，不被人操纵，也不应提供虚假信息；（4）信息内容应便于公众理解。而总体上讲，政府是信息的供应方，公众是信息的需求方。而信息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也就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难免存在立场上的差异，信息公开透明行政中间诸多问题，都源于此。

2.2透明行政的理论及其意义

委托-理论是解释政府行为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10]在一个委托-关系模型中，公众是委托方，政府则扮演着人的角色。政府作为人，日复一日的收集、组织和整理加工大量的决策信息，政府的决策会影响到公众的生活质量。作为委托方的公众，就有权了解政府的绩效，洞悉相关的所有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作为人的公务人员常常为了私利而不惜牺牲作为委托方的公众的利益，这时候公众事实上是无法获取这些信息的。[11]委托方和方利益的不一致，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方的行为和决策进行监控。委托理论的应用，也隐含着这样一个推论，就是公众应当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去监督政府的隐秘行为。

政府不愿意向公众公开信息，存在着多种激励动因。[12]政府信息可以分为负面信息和正面信息两类。负面信息是关于政府失败或失误的信息，比如政府行为的失误，管理不善和浪费等等，政府害怕这些信息公布之后影响自身的形象；相反的，正面信息多讲述的是政府的成绩，政府当然愿意公布于众。一般的政府总是试图将那些负面信息控制在系统内部，因为信息的披露也意味着权力从政府向获得信息的公众的转移。行政官员依据自己的偏好取舍信息，这也恰恰是公共行政的内部信息系统很少能够让老百姓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所在。

我们可以从多维度来阐述行政公开化的实践意义。第一，政治层面上的意义。透明公开是确保公众知情权的最为重要的民主价值之一，它体现了公民的知情权，并贯穿了开放政府、参与制民主等理念。[13]知情权体现了对公众自治和参与的高度尊重，也是民主制行政的基本要素。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决策过程中应当做到公开公正，杜绝暗箱操作。公众对政府的了解程度取决于政府公开化的程度，政府信息的更多公开使得公众可以对政府决策加以更好的审查评判和积极参与，从而促使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14]

第二，行政公开还具有管理层面的意义。透明行政意味着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也是塑造一个高效可信赖的政府必不可少的要素，同时也为公共行政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解决方法。（a）行政公开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感。政府信息的秘而不宣或的迟缓只会助长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猜疑，使得公民个体对政府的态度更加消极，增加了他们的失落和敌对情绪。（b）行政公开回应了责任政府的需求。透明行政是确保政府的责任性，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工具之一，它可以有效的克服官僚制政府中的不公正决策、不当的迟延和浪费等诸多弊病。正如Florini所说“透明性总是和责任性紧密相连在一起的”，公共行政中透明性的缺乏是政府无法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c）对于政府廉政反腐败有着现实意义。行政公开通过将腐败行为曝光而对腐败有着强大的威慑作用。

第三，行政公开也是民主制行政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在一个委托-模型中，作为人的政府应当对作为委托方的公众保持诚实的姿态，公众也理所当然的应当享有知情权。

绝大多数研究结果都表明，行政公开不仅有益，而且必须，它将有效的增进公众福祉。但也有研究表明行政公开也具有负面的影响，比如Florini就论述了信息公开力度的加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对信息的蓄意滥用，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对个人安定生活的威胁等等。尽管信息公开是十分必要的，但过度的公开对政府和公众都没有什么益处，过载的信息洪水会使得公众无从判断究竟什么更重要，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

2.3行政公开的制度建构

衡量行政公开程度的晴雨表是公众能够获得的政府信息的质与量，以及政府信息的获得通道两个因素，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前文中提到，Vishwanath和Kaufmann论述了信息公开中信息的可获得性、全面性、相关性以及信息的质量和可信赖性。而行政公开制度的内核就是公民的知情权，公众要拥有充分的信息，并有相应的获得信息渠道；政府信息不仅要正确，也要为公众所能够获得。

信息包含着质和量两个要素。信息的量指的是政府公开信息的数量和范围，近来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政府可以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信息。Hernon认为了电子化时代的信息公开应做到如下几点：（a）所有出版的文件资料都存放在适宜的位置；（b）所有的政策都应公布；（c）所有信息的创造或采集都应依法进行；（d）所有公众有可能要求查阅的文件都应该保持完整。[15]而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应该在拓宽信息公开范围过程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

信息的质量是指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新颖性、相关性。信息质量的核心要素是真实、准确、适当、及时、可信。高质量信息并不单单是一个提供更多信息的问题，政府提供的信息应该能够抓住要点，满足信息请求方的核心需求。信息质量的缺陷将成为行政公开的最大阻碍，也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16]

信息的获得通道，包括了为便利信息请求方的所有程序、设施和方法。行政公开要求政府提供更为准确更少瑕疵的信息，政府信息应该为公众轻易的、广泛的、公平的获得，信息应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表达，使得公众易于洞悉其要点。[17]信息通道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信息通道应是普遍开放的，方式灵活的，并贴近公众；（2）获得政府信息的程序应当是简单易学的，易于为所有公众所理解的；（3）政府提供信息的渠道应是官方的，并且是及时的。

影响信息可获得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信息技术。互联网上的政府主页为公共信息公开提供了新的途径，正如Kauvar所论述的那样，透明已经成为今天电子化政府的标志之一，通过网络技术，政府有能力向公众提供快捷、开放和及时的信息。[18]

2.4两种行政公开模式

社会学者Vorauer和Claude对谈判中的公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将其分成感悟到的（perceptual）公开和事实上的（factual）公开。“感悟到的公开”，指的是个人感受到的，个人认为外界人士能够解读到的谈判者的意愿和目标信息：“事实上的公开”，指的是外界人士真实知道的谈判者的意愿和目标信息。[19]这样的类型学分析也可以应用到对行政公开的解释当中去。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中，“事实上的公开”指的是政府实际上向公众披露的信息量，“感悟到的公开”则是指公众所能感受到的自己获得的全部政府事务信息。当政府出尔反尔言行不一，并不能提供相应必要信息的时候，公众“感悟到的公开”的量会急剧下降。

政府有时候会高估自己的公开程度，总是感到自己已经提供的信息足以实现开放政府的目标。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这被称为“公开的幻象”。[20]相反的，公众总是感到自己获得的信息还不够充分。政府和公众在对公开程度的感受存在偏差，通过缩小这一偏差，政府将有能力提供公众想知道的适当信息，而不仅仅是提供自己愿意的信息。

2.5分析框架

本项研究将从政府公开的信息，以及相应的信息管道两方面来加以研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勾联。一般而言，信息是行政公开的实体部分，而信息管道则发挥着装置（instrumental）功能。离开了准确恰当的信息，纵使再有好的信息管道，信息公开也无从谈起；但反之，有了准确恰当的信息，没有好的信息管道也是枉然。特别的，政府负面信息传播的困难将迅速降低公众对开放政府的信赖感。

政府行政公开政策是由法律、法规和决定，以及相应的政府信息和确保信息畅通的通道设施共同组成的。这样一个概念框架用以对行政公开政策加以探究整合，发现问题，提出应对方案。

政府信息公开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政府有能力并有意愿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第二，公众有能力采取某些可以接受的恰当方式，基于公共利益和互惠的目，对政府公开的信息加以利用。而本文着重围绕政府自身的活动来展开。

3韩国行政公开的个案研究

3.1韩国行政公开的主要举措

韩国行政公开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包括信息公开立法、信息设施建设、法律执行、规制改革、公众参与、言论自由等。[21]随着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政府开始通过网站建设来快速传播信息，开始由非政府组织来更为客观的政府信息，韩国政府的行政公开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韩国透明政府的要素包括信息的数量，质量以及信息的可获得性三个方面，信息数量的增多有赖于电子化政府、信息保密和公开机制；信息质量的提高包括公共信息公开法、独立的信息审查系统和居民的审计请求系统（theresidentsauditrequestsystem）；信息的可获得性主要包括提供信息的程式、技术和设施等方面。以上这些从制度和技术等不同层面有效的支撑起了韩国的行政公开政策，提高信息质量，将对防止政务信息时候出现被利益集团操纵，或被有意的延迟，乃至虚假信息等现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信息公开的管道、程式和方法，则有效的保障了信息的质和量；相应的标准、方法和信息技术增加了政务信息的量，也减少了政府不诚实信息的可能。

3.2电子化政府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网络支持的在线资讯系统改变了政府运作的模式，也拓宽了政府与公民联系的渠道。通过互联网提供公共服务，使得政府开始通过网络即时准确的在线讯息。[22]对政府而言，电子化服务的扩展已经成为影响行政公开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韩国，绝大多数政府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主页，并提供电子化的公共服务。政府机构网站的数量在不断增多，内容也趋于完善。

政府网站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对于“事实上的信息公开”的促进作用。但自愿性的信息公开依然有着其局限性，它更多公开的是正面的或非盈利的信息。从这个角度看，电子化政府虽然十分成功，但它并不必然带来信息质量的提高。而通过网络促进行政公开，这里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韩国汉城的OPEN系统。

韩国汉城OPEN系统的全称是“公众申请的在线程式优化”（On-lineProceduresEnhancementforcivilapplications，简称OPEN），它以网络系统和网络技术为基础，旨在遏制腐败。[23]OPEN系统使得公众可以更好的监控政府对他们所申请许可或批准的处理过程；借助OPEN系统，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政府对公众申请处理的即时进展，可以明了政府从政策制定到处理公众申请的整个行政程序，政府处理公众申请的整个过程都通过网络昭示无遗，从而也提高了行政的透明化公开化程度。OPEN系统得到了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和透明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作为一项全新的改革进路，它不仅对清除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效的减少了公众申请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公平或不合理迟延的发生。在1999年汉城市的自查中，82.5%的公众对OPEN系统表示满意，认为它有力的推动了政府行政公开化的进程。

3.3韩国的信息公开立法

韩国议会在1996年12月通过《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该法于1996年12月生效。这部法律的制定也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政府最初担心这样一部法律的通过，会有可能导致把政府机关的秘密泄漏给公众。但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需求和不断施加的压力，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姿态，转而积极的促进信息公开法律的出台。这部法律的草案最后是由韩国政府拟定的。信息公开法旨在促进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改变由政府占有公共信息的传统观念，促进公民参与，提高透明化程度。与美国的信息公开法（FOIA）多少有些相似，韩国的《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中，要求政府机关应使所有书面信息都能为公众获得，但同时又规定了八项豁免事由，包括公务秘密，隐私资讯以及与商业秘密有关联的讯息。

这部法律规定了信息公开的通道和程序，使得公众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请求获得任何政府机关的信息，政府也有向公众披露相应信息的法定义务。法律中规定了作为个体的公众的信息请求的法律程序，这对于抑制腐败和玩忽职守有积极意义，也从而改变了政府面对公众信息请求时的传统态度。

这部法律强化了公众的知情权利。自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颁布以来，韩国的行政公开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法律实施两年下来，总的效果并不那么理想。信息公开立法的初衷在许多方面都没能得到实现，很多公众都反映他们所请求披露的信息，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得到。首先，政府机关常常不适当的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请求。尽管信息公开法旨在提高政府透明化的程度，尽管公众的信息请求是那样合情合理，但政府依然拒绝将那些专断的决定曝光，这也使得公众无法利用政府信息，感到沮丧懊恼。第二，许多政府机关无法列出适宜公众信息请求的文件清单。根据现行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政府机关应制定一份文件清单，向公众说明哪些文件是可以公开的，但政府官员每每强调人手不够，财力不足，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第三，我们已经发现，对信息公开法的置若罔闻和拒不执行，在韩国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常事。最后，政府信息如何公开，至今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则。

3.4独立检察官制度

引入美国式的独立检察官制度，也是韩国政府行政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韩国国会在1999年通过了相关法案。而独立检察官制度的诱因主要缘自几起丑闻，在“女装贿赂案”（dress-for-lobbying）中，内阁成员的夫人们被指控收受做工精美的服装和貂皮大衣。而公诉机关的控诉却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乃至罢工。公众指责检察机关对此案的调查未能保持中立的姿态，而国会召开的听证会也未能查明事实真相。[24]使得公众要求由独立的检察官来进行这些案件的调查，公众和劳工要求建立特别检察官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公众向韩国议会要求通过独立检察官立法。

起初，韩国政府对独立检察官制度持反对的态度，执政党也对此表示反对。但见证了政府太多暗箱操作和密室交易的公众要求引入独立检察官制度的压力越来越大，韩国国会最终被迫引入美式的独立检察官制度。但由于执政党反对通过这样一部系统规定独立检察官制度的法律，在1999年最终获得通过的法案中，独立检察官制度仅限于应用于女装贿赂案和引发的劳工罢工事件的狭小范围。

独立检察官制度被认为将有助于披露那些本来被政府隐藏的信息，特别在那些政府高官被怀疑卷入的贿赂丑闻的调查中作用就更为明显。在韩国，是否应当扩展独立检察官制度的适用范围，目前还处于激烈的争议之中。

3.5政府的保密

过度的保密限制了政府的行政公开，公众的知情权和信息公开进程。[25]在从1945年到1990年的漫长冷战时期，韩国政府的保密事项在飞速增长。而且由于韩国长期的军事政权和独裁统治，它有着顽强的保守行政秘密的习惯。通过信息分类来保守国家秘密，成为韩国各政府部门普遍遵循的行为模式，政府官员也可以介此将公共信息密封起来，免于受到公众的批评。

韩国《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已经实施，但政府常以官方秘密为由来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请求。从这一点上看，政府应缩小行政秘密的范围，并拟定相应的新法律，但截至目前韩国政府还没有向国会提交这样的立法议案。

3.6居民审计请求制度

从1999年开始，韩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引入居民审计请求制度，允许公民个人请求政府就某特定可疑事项进行审计。普遍认为居民审计请求制度的引入，也将对韩国行政公开化的过程有所裨益。

3.7非政府组织和传媒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和传媒在信息公开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它们更多时候促进的是“感悟到的公开”而非“事实上的公开”。通过参与和发言机制，公众感受到了更多行政公开。在政府部委对公共事务和政府采购的商讨中，逐步开始请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员参与并发表意见，所有这些都促使了韩国政府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4.韩国行政公开改革的未来

韩国政府有着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信息公开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就在于，韩国有着漫长的独裁政治和军事国家的历史，它已经在韩国文化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权威型统治的文化在韩国官民关系中占据了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尽管政府把行政公开作为近年来改革的一项主要目标，但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变。随着政府网站的建设，提高了公众的信息可获得性，信息数量不断增多，信息渠道更加畅通，“事实上的公开”的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隐瞒信息或虚假信息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公众还是常常感到难以及时获得政府信息。如是种种，都要求政府进行进一步改革，破除横在政府信息公开面前的种种壁垒和阻碍。因此，有必要进行以下几项改革：

（1）政府在线系统的建设对更多政务信息的公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子化政府的建设，政府公开意愿的增强将有助于进一步行政公开的实现。

（2）对《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重新加以检视。尽管这部法律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诸多实效，但它目前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也说明它还存在着巨大的改进空间。这部法律原来的草案就缺乏精心的设计，法律中对政府秘密信息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也不明确；应对免于信息公开的事项加以明确界定，以防止政府以此为借口任意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请求。此外，还应规定对违反信息公开法处以的罚款和其他处罚责任，促使和保障信息公开法落到实处。

（3）对信息分类系统加以优化和改进。在信息公开和保守国家秘密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对信息的保密和解密所遵循的原则加以重新审视。在改革中首先要作的事情就是要缩小保守政府秘密的范围。

（4）将《泄密者保护法案》（Whistleblowerprotectionlaw）的立法优先纳入考虑范围，这将促使更多政府内部信息对外公开。虽然这部法律将会促进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但目前这部法案尚未能获得议会的通过。

（5）为了防止政府信息被隐瞒或不当操纵，应建立完整的独立检察官制度。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行为的可接受性，提高政府信息公开质量。

（6）应减少目前过多的繁琐复杂的行政程序，使得政府事务更容易被公众所理解。这包括清除那些阻碍信息公开的繁文缛节和官僚化的程序，提高行政的透明化程度。

行政公开化程度的提高，还有赖于政府官员对公众的忠诚意识的培育；有赖于政府的努力，市民社会的发育，以及公共政策的整合。非政府组织和传媒将在其间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将促进公众对信息公开制度的认知，要求对政府的暗箱操作加以调查，向政府施加更大压力。特别的，已经有公众团体的代表开始参加行政决策过程，尽管这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未来它将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政府的治道变革（governancereform），将允许非政府组织的更多参与，也将促使政府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更为透明公开更为开放的政府。公众对政府事务的监督和参与意识也将逐渐增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行政公开将成为一个受到越来越广泛关注的主题。

5.结语

本项研究试图揭示韩国行政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改进的建议。为此，作者首先对行政公开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然后对韩国政府行政公开的案例进行了实证描述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公开化程度低，主要还不是信息数量少，更重要的是信息质量低；不仅要考虑到“事实上的公开”的程度，还要考虑到公众“感受到的公开”程度。基于此，作者提出了提高行政公开化程度的几项建议，包括通过互联网提供更多政府服务和信息，修订《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全面引入独立检察官制度；改进信息分类系统；培育政府官员对公众的忠诚。并提出信息公开最大的敌人就是政府对秘密信息的保守，提出政府要对秘密信息的分类和管理原则加以重新清楚界定，缩小保密范围。

在民主社会，透明公开是赢得公众支持和参与的核心价值，只有信息公开，才可以打消公众对政府隐瞒、操纵信息，暗箱操作乃至腐败的疑虑。信息公开的第一原动力就是政府要诚实，要确保信息的质量和真实性。因而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制度建构，以减少政府任意拒绝或延迟信息的可能。

韩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正在对自身进行缓慢的改革，市民社会也在缓慢发育，逐渐集聚自己的力量。这些都将有助于韩国政府公开化程度的提高。我们这项研究也不能算作一项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它只是对政府行为研究的开始。对行政公开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还远远没有展开。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揭示出影响行政公开的诸多复杂因素。

[1]本文出处：/fnst_eng/news/heungsik1.htm

[2]参见Florini，A.M.（1999，April）。Doestheinvisiblehandneedatransparentglove？Thepoliticsoftransparency.（《看不见的手是否需要透明的手套：透明的政治学意义》）PaperpresentedattheWorldBanksAnnual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Washington，DC.

[3]参见Vishwanath，T&Kaufmann，D.（1999，September）。Towardstransparencyinfinanceandgovernance，Washington，DC：TheWorldBank；Vorauer，J.D.，&Claude，S.D.（1998）。PerceivedversusactualtransparencyofgoalsinNegotiation.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24（4），371-385；MacDonald，S.B.（1998）。TransparencyinThailand‘s1997economiccrisis.Thesignificanceofdisclosure.AsianSurvey，38（7），688-702；Lodge，J.（1994）。Transparencyanddemocraticlegitimacy.JournalofCommonMarketStudies，32（3），343-368.这几篇文章的论题包括《财政透明和政府治理》、《谈判目标的实在透明和感知》、《信息披露的重要性：透明与泰国1997年经济危机》、《透明和民主合法性》，从题目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信息公开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充分关注。

[4]Peterson，J.（1995）。Playingthetransparencygame：Consultationandpolicy-makingintheEuropeancommission.（《信息公开的博弈：欧盟委员会的咨询和决策》），PublicAdministration，73，473-492.

[5]Putzel，J.（1998）。Thebusinessofaid：TransparencyandaccountabilityinEuropeanUniondevelopmentassistance（《欧盟发展援助的透明性和可接受性》）。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4（3），71-96.

[6]Mehrez，G.，&Kaufmann，D.（1999，August）。Transparency，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crises（《透明、自由化和金融危机》）。Washington，DC：TheWorldBank.

[7]Wyden，R.（1995，Jul/Aug）。Transparency：Aprescriptionagainstmalpractice.（《透明：应对医疗事故的一剂良方》）PublicHealthReports，110，380-381；Brody，H.（1989，Sep/Oct）。Transparency：Informedconsentinprimarycare.（透明：基本医疗保健中的知情同意）HastingsCenterReport，19，5-9.

[8]同前引注释2，Florini，A.M.（1999，April）。page4.

[9]同前引注释3，Vishwanath，T&Kaufmann，D.（1999，September）。

[10]参见Smith，R.W.，&Bertozzi，M.（1998）。Principalsandagents：Anexplanatorymodelforpublicbudgeting.（《委托人和人：公共财政的解释模型》）JournalofPublicBudgeting，Accounting&FinancialManagement，10（3），325-353.

[11]参见Strausz，R.（1997）。Delegationofmonitoringinaprincipal-agentrelationship.（《委托-关系中监督的授权》）ReviewofEconomicStudies，64，337-357.

[12]前引注释2，Florini，1999，p.2.

[13]参见Birkinshaw，P.（1997）。Freedomofinformationandopengovernment：TheEuropeanCommunity/Uniondimension.（《信息公开和开放政府：欧共体/欧盟》）GovernmentInformationQuarterly，14（1），27-49；Perritt，H.H.，Jr.（1997）。Opengovernment.（《开放政府》）GovernmentInformationQuarterly，14（4），397-406；Gentot，M.（1995）。Opennessinpublic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中的公开》）InternationalReviewofAdministrativeSciences，61，5-10.

[14]参见Hirsch，W.Z.，&Osborne，E.（2000）。Privatizationofgovernmentservices：Pressure-groupresistanceandservicetransparency.（《政府服务的私人化：压力集团的抵抗和服务的透明化》）JournalofLaborResearch，21（2），315-326.

[15]Hernon，P.（1993）。Equityinpublicaccesstogovernmentinformation.（《公众如何平等的获取政府信息》）GovernmentInformationQuarterly，10（3），301-304.

[16]Benshoof，J.（1988）。TheChastityAct：GovernmentmanipulationofabortioninformationandtheFirstAmendment.（《廉洁法案：政府对流产信息的控制和第一修正案》）HarvardLawReview，101，1916-1937.

[17]同前引注释3，Vishwanath，T&Kaufmann，D.（1999，September）。

[18]Kauvar，G.B.（1998，October）。Electronicgovernment：Concepts，visions，andstrategies.（《电子化政府：概念、审视和策略》）PaperpresentedattheKAPAsInternationalSymposiumonElectronicGovernment：VisionsandStrategies，Seoul，Korea.

[19]前引注释3，Vorauer，J.D.，&Claude，S.D.（1998）。

[20]Gilovich，T.，Medvec，V.H.，&Savitsky，K.（1998）。Theillusionoftransparency：Biasedassessmentsofothersabilitytoreadonesemotionalstate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75（2），332-346.

[21]同前引注释3，Vishwanath，T&Kaufmann，D.（1999，September）。

[22]Barndt，I.（1998，October）。ElectronicgovernmentinAustralia：Gettinggovernmentonline（《澳大利亚的电子化政府：让政府在线》）。PaperpresentedattheKAPAsInternationalSymposiumonElectronicGovernment：VisionsandStrategies，Seoul，Korea，page249.

[23]Kun，G.（2000，January）。Asystematicapproachtoanti-corruption：ThecaseoftheSeoulMetropolitanGovernment（《反腐败的系统化进路：汉城案例》）。PaperpresentedattheKACSsthe1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Seoul，Korea.

公开化范文篇5

我们现在常讲的决策程序，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价值准则、拟定方案、分析评估、方案选择、试验实证、普遍实施等8个程序阶段，还有调查研究等一系列的决策技术内容。这样的程序要求是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少地方提出“三不决策”，即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过专家论证不决策，不制订两个以上的可行性方案不决策。这个决策程序的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今，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领导拍板的正确性。

党的十六大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程序化”的提出，说明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不仅注意结果，也重视运动的过程，而且，只有关注过程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结果的科学性。报告还指出，“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现在看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三不决策”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强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公开化和法制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政府的决策有效，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和谐有序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目标。

程序设置的公开化

“公开、公平、公正”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民主权利，它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其他一切日常生活中。而“公开”，则是人们实现民主权利的首要前提。人们不仅要求公开结果，而且要求公开过程，即对实现结果的每个程序都需要有所了解。这正如一个古老的英国谚语所说：“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程序公开化，是对人们公民权利的一种维护和尊重。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它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人民有知情权，即对一些关乎国家大事的知晓，对影响自己生活（生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的了解。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国家是不能称为民主法制国家的。所以，程序的公开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人权的维护和尊重。除了那些涉及国家和集体机密、个人隐私和某些特殊的程序不能公开外，公民有权了解一切他们应该知道和希望知道的活动程序。知情愈细愈广，表明国家的民主程度愈高，这是一件好事情。同时，知情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大众事务的首要前提，只有知情了，才能参与管理参与讨论，这是他们主人翁地位的充分体现。一项事务，只有大家都知道了，都来参与了，这项事务才能办得更好。公民的这种知情权和参与权有的是通过大众传媒直接实现的，有的则是通过人民代表或其他形式来代替行使的。不论哪一种，公民都不仅需要了解结果，同时要了解结果产生的程序。

程序设置的合法化

程序的合法化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人格与自由权利。所以，法律界有人打比方说，实体错误只是把一个东西称错了，而程序错误则是把称杆上的定盘星定错了，称什么东西都不准。

因此，决策不仅要求科学，而且要求合法。这种合法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决策内容的合法，即一项决策是否在法律允许的权限范围内，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二是决策程序的合法，即决策过程中是否履行了公示（广大公众评议或由他们的代表审议）、听证（允许利害关系人作合法性反对）、审查和批准程序。如地方政府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既应当向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报批，又应当向本级人大报告，由其讨论决定。有的还需交给广大民众讨论，听听他们的意见。但是，现在的状况是对上报告的多，报本级人大讨论的少，拿出来交给老百姓议论的就更少了。由于少了这样一些程序，“交学费”的现象就会不断地出现，给人民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公开化范文篇6

我是19*年出生，19*年参加工作的。50年平淡人生，30年“数码”生涯。没有干过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我是一个清苦农民的女儿。忠实憨厚的父亲，生前是一名口碑较好的农村信用社职工，勤勤恳恳，一辈子没有和别人红过脸，可惜命运不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母亲是一位温顺的农民，任劳任怨，从不拖累父亲。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父亲因多付给别人十几块钱，对不住帐，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直到那位诚实的农民把这多取的十几块钱送了回来，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这样的我。

19*年我继承父业接班参加了银行工作。还是父亲那把旧算盘，还是父亲那张旧桌凳，但我知道我接过的是父亲的那份责任。因为我理解那种排列组合之间的沉重。是的，有一种忠诚叫责任，所有的忠诚叫责任。只有把忠诚理解为责任，具体为责任，才有可能在为人处事、工作事业中守本份尽责任。

为了这份责任，我得耐得住寂寞。财务工作是一份相对单调的工作。既得平易近人，还要两袖清风，无论是领导，还是一名普通的职工；无论是熟人，还是生人。数十年来我都是笑脸迎人办每一件事。每逢年初，得把全局干部职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办公业务项目经费，全部制定在预算里，工作目标里，分解到人，分解到月，年度预算，资金拨付，矿产资源费征收，台帐设置建立，需要的是耐心、细致。需要的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枯燥的数字，严密的程序，严格的纪律，这只有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去做，一项一项去安排，一次次去检查，一笔一笔去落实。为此和同龄人相比，显得我有些苍老，可为了这份工作、这份责任，我必须这样。

为了这份责任，我得耐得住清贫，经得住考验。财务工作接触的是钱，直接和钱物打交道，但是谁见钱眼开，财迷心窍，谁就会走上犯罪道路。我搞财务工作30多年，经手的钱不少，弄钱的机会也不少，但父亲的遗愿，母亲的教诲，都希望我做一个清正的人，一个廉洁的人。因此，我不能因为一贪心，坏了财务科的帐，坏了财务科的人，坏了国土资源管理的事业。几任领导，几十年理财，我都可以自豪的说，我对得起党，对得起领导，对得起全体职工，对得起和我打过交道的人。

找份工作来之不易，我十分珍惜，为了这份工作，为了这份责任，我得吃得起苦，受得起累。财务工作是一份费心费力的工作，不会有叱咤风云的气势，不会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是日复一日的辛苦，有的是一针一线的琐碎。在这里我应该感谢全局的干部职工不给我出难题，还应该感谢我们财务征管科的各位小妹。她们扔下了病重的双亲、繁杂的家务，扔下了春日的踏青、秋天的效游，扔下了丈夫的埋怨，扔下了娇儿的哭泣，和我一道忙碌在这平凡而枯燥的工作中。逢年过节，是我们最忙的日子，她们都能舍小家为大家，整日整夜泡在这烦碎的工作岗位。是她们对财务管理的这份责任，才有了我们工作的光荣的新起点；是她们对财务管理的这份责任，才会有更完美的明天。

公开化范文篇7

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一词是我国特有的概念。“下岗职工”一词的含义为：因企业生产和经营状况等原因，在原单位已无工作岗位，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且未在社会上再就业的职工(简称“三无人员”)。受地缘关系与地方财政的影响，下岗职工生活待遇差别较大。效益好的企业可以保证下岗职工待遇的兑现，效益差的企业的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基本无着落，甚至原有的养老、医疗保险也因此而中断。破产企业资产变现困难，更难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来源。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许多地区采取了“财政拿一块，失业保险金砍一块，企业减人带资带一块，社会捐助一块”的做法，并制定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

199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了“三三制”，即用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资金，企业负担1／3，政府财政负担1／3，各种社会保险、救济捐赠渠道负担1／3。政府根据目前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情况，对政府需要负担的必要支出作了优先考虑，1998年中央和地方此项预算支出175亿元，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代缴社会保险费用是1997年的5倍，为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据1998年一季度不完全统计，全国下岗职工人均月生活费仅84元，2／3的下岗职工未领到基本生活费，1／3的下岗职工生活极度困难。究其缘由，是“三三制”一时难以落实，有许多大量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无能力发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加之一些地方财力有限，社会保险基金收缴困难，捐赠渠道不畅，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不高，使得资金发放工作更是举步维艰。一些地方也因财政困难难以落实1／3的基金，以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

与此同时，又有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和公开失业人员，没有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或者放弃失业人员的身份，属于隐性就业群体，既可得到隐性就业收入，又可从原单位获得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收入或失业保险金。天津市劳动局的一次调查表明：下岗职工70％自己找到了工作，公开失业人员中，也有不低于50％的人在从事着有报酬的劳动，而且报酬不低于一般的生活费标准，无怪乎不少下岗职工宁愿领取很少的生活费也不愿离开国企。据上海市城调队1999年2月对3000名下岗人员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正在从事有劳动报酬工作的下岗人员有971名，而其中的672名属隐性就业者，占下岗职工再就业者的比重达69.2％，隐性就业率达24.9％。下岗职工为何隐性就业，除了可以以“下岗职工”的身份从原单位获得养老和医疗保险、并可每月领取下岗生活补贴以外，用工单位不愿与下岗人员签订劳动协议，其招聘和退聘就更为灵活，由此还可以减轻提供法定社会保险的费用，降低劳动成本。因而，下岗职工和新用人单位均有利益驱动，何乐而不为。

二、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的社会保障机制

市场经济国家，失业是个永恒的话题。从上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机制看，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落后地区与许多中小城市职工再就业问题非常突出。今后几年，随着国企规模的缩小、人员进一步精简和政府机构改革，还将增加大量的下岗者或分流者，脆弱的财政支持与其他资金来源的相对拮据，维系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长期供给犹如杯水车薪。

如何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排除体制障碍，沿着隐性失业公开化→扩大失业保险比率控制→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改革思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同时理顺财政体制、劳动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系统改革思路为：

(一)在隐性失业公开化改革的基础上，放松公开登记失业率的低比率控制，以发放失业保险金作为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的第一道环节。

非公开失业即隐性失业。国有企业隐性失业比率大约为25％左右，是我国隐性失业的主要群体。经济学家克里希拉对所谓隐性失业提出了时间、收入、意愿和生产力四种测量标准；另一经济学家埃德加·爱德华兹则把公开失业以外的劳动力利用不足分为就业不足、表面上有工作而工作量不足、职业损伤、不生产的工作四种形态。隐性失业以牺牲企业效率为代价，又是以行政调节为转移的，它不反映劳动力供求、不能自行调节劳动力配置、不形成企业合理的经营行为和劳动力成本、也不刺激并制约劳动者的行为。

国有企业大量隐性失业是困扰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隐性失业公开化是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也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我们把国有企业隐性失业公开化的形式广义地理解为：将企业的富余人员从岗位中分离出来，通过企业内部的结构优化与再配置、企业外的再就业和公开失业等方式进行分流安置，以实现全社会的劳动力优化配置，保证富余人员的生活来源或基本生活水准。

受福利机制及诸多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隐性失业公开化难度很大。据北京市劳动部门的调查，北京市国有企业对于富余人员的安置结构为：29.6％由企业设法安排岗位，57.3％由企业发放基本生活费用下岗，11.6％自谋职业，真正分流到社会且与企业脱钩的仅占1％左右。下岗职工进入市场难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他们本身就业能力有限，成为职业搜寻过程的必然失败者；二是有可能丧失原有的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承受制度变革的巨大成本。隐性失业公开化是改革的必然趋势，其形式是将富余职工分为与企业不分离和与企业分离两部分。因此，在隐性失业公开化改革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失业保险制度的配套改革，对国有企业一部分显性失业的下岗职工通过失业保险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改革举措为：

1．放松公开登记失业率的低比率控制(1998年控制在3.5％)，建议将公开登记失业率放宽为6~8％的水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分析，即使扣除下岗职工隐性就业的部分，实际失业率估计也在8％以上)。国务院要求1999年6月底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扩大到1.37亿人，全年增收15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这不应只是参保人数规模的扩大和失业保险基金的扩张，而应当相应增加受益人数。因此，为配合隐性失业公开化的改革，应将从国有企业分离出来的显性失业和准备再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纳入到失业保险的范畴。将国有企业失业保险缴费率通过精算提高到相应的缴费水平，国有企业不再承担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政府财政负责的1／3的基本生活费归并到失业保险基金中发挥作用。

2．对于已有“暗岗”收入的失业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停发或部分停发失业保险金，以保证有限的失业保险基金真正用于需要救助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提高基金公平使用准则与发放的社会效率。上海市新的《失业保险办法》规定：如果失业者现在暂时不领取失业保险金，将来可领取的期限越长，领取金额越多。这一改革对于延缓失业保险基金的紧张局面和刺激居民消费，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3．为了缓解各地地方财政不平衡的问题，应建立相应的调剂基金，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宏观调控能力，解决一些地区“三三制”中财政拨付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份额的难题。

由于实行广义的隐性失业公开化，国有企业一部分下岗职工与企业分离，进人失业保险程序和再就业，失业保险基金中分割一部分用于再就业基金和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再就业基金两部分合成，在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不超过二年的有限期内，用于尽快促使失业人员通过就业培训或其它方式再就业。同时，如果隐性失业公开化改革中，部分下岗职工从企业中分离的时滞大大缩短，较迅速地进入失业程序，并能尽快实现再就业的话，他们原有的养老、医疗保险即使暂时中断，影响也不大。当然，考虑到部分下岗职工转化为失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个人思想情绪问题，政府应通过立法对划分部分国有资产作为企业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基金作出制度安排。今后，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使养老、医疗保险覆盖城镇全部用人单位，从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失业人员在任何用人单位再就业的养老、医疗保险待遇得以延续或恢复，将会减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对旧体制的依赖。

(二)在失业人员再就业受阻并在失业保险期满的情况下，通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作为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后基本生活的第二道环节，财税改革要通过负所得税制建立类似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性扶贫机制。

失业人员在失业保险期内未能实现再就业，意味着这一部分人将失去失业保险金。如果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直接危及这部分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其他社会保障措施无法替代的，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截止1998年底，全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达到600多个，救济标准从50到270元不等，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和企事业单位，地区间经济发展与经济收入的差距，是决定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高低的关键。

我国大多数城市以“菜篮子法”划分最低生活保障线。具体测算前应考虑三个前提条件：一是生活必须品品种选择的准确性；二是价格指数的可靠性；三是贫困家庭及其消费特征选择的可代表性。此外，还应依据实际收入指数、货币购买能力指数与实有社会救济基金存量与增量，进行科学的测定。

在我国实行贫困线制度的城市，其基金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地方各级财政按一定比例分级负担，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二是各方出力，财政保底。第一种形式将企业负责救济的对象纳入了社会保障的范围，第二种形式仅能作为一个过渡模式。近年来，为了力争在本世纪内消除绝对贫困，加大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投资力度。除此之外，一些城市还制定了配套政策，如对特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房租、水电费、煤气费、学杂费等进行减免，甚至给予粮、油、糖之类的实物补贴，加大了政府每年访贫问苦的操作难度，难于有效地管理社会，不是长宜之计。其原因在于：1．财政统包将“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城市扶贫基金的投入强度直接取决于财政的收支状况。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动态的社会救济发展机制。2．分别负担、财政兜底的资金形式，事实上意味着企业或单位承担着社会救济管理和资金筹措的责任，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实际操作中，效益好的企业经费充裕，易于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而效益差的企业大多采取“量体裁衣”的办法，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造成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与民政部门之间在救济对象资格审定、救济金确定标准方面不统一、不公平的现象，有损于社会救济的公平性原则。

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必须稳定社会救济基金的主要来源。市场经济国家，个人收入所得税是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我们应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以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例行作法。进行财税改革，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过低收入者进行经济补偿，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以此作为我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主要基金支持。

从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情况看，世界发达国家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通常在40~50％之间，个人收入所得税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而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0~30％。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大力地支持了社会保障支出。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拥有庞大的税源，每年却有近一半的应税流失，主要原因是征管法规不完善，征管手段落后，工作乏力，为数众多的纳税人末履行纳税义务。只要加快实现现代信用手段和全面储蓄实名制，扩大信用卡和个人支票的使用，改分税制为综合税制，全面推广实行个人申报纳税制，建立完整的税制体系，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预期每年可征收数百亿元，可以为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给于有力的财政支持。这符合个人所得税主要用于调节贫富差距的国际惯例，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征收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思想的初衷。

如何以划分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标准，实施社会救济，凯恩斯主义主张对贫困家庭发给差额补助金，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都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准，拉平处于“贫困线”以下家庭参差不齐的生活水平。货币主义学派则认为，高效率的经济运作导源于市场竞争规则的规范和有效作用，如果将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到政府规定的某一条收入标准线，意味着实行了一种奖懒罚勤的非理性的救助活动，其结果是扼杀经济活力。凯恩斯主义者试图采取补差的办法，提高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强调公平收入分配。货币主义者主张以负所得税方法保证社会经济效率，以效率换取社会的良性运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对我国社会救济的改革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但难于与中国国情合拍。

首先，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群体的产生大部分归结为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有一部分属于素质相对较低、在竞争上岗中处于劣势的职工。我国尚无足够的经济能力效法高福利国家给于下岗职工或失业者各方面的照顾，但至少应保障这些下岗职工和非自愿失业职工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这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其次，我国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救济基金极为有限，不能简单地追求贫穷的公平，而应建立科学规范的贫困统计指标体系与调查制度，寻求公平基础上的社会效率，减轻社会救济基金紧张的压力。

公开化范文篇8

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一词是我国特有的概念。“下岗职工”一词的含义为：因企业生产和经营状况等原因，在原单位已无工作岗位，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且未在社会上再就业的职工(简称“三无人员”)。受地缘关系与地方财政的影响，下岗职工生活待遇差别较大。效益好的企业可以保证下岗职工待遇的兑现，效益差的企业的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基本无着落，甚至原有的养老、医疗保险也因此而中断。破产企业资产变现困难，更难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来源。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许多地区采取了“财政拿一块，失业保险金砍一块，企业减人带资带一块，社会捐助一块”的做法，并制定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

199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了“三三制”，即用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资金，企业负担1／3，政府财政负担1／3，各种社会保险、救济捐赠渠道负担1／3。政府根据目前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情况，对政府需要负担的必要支出作了优先考虑，1998年中央和地方此项预算支出175亿元，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代缴社会保险费用是1997年的5倍，为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据1998年一季度不完全统计，全国下岗职工人均月生活费仅84元，2／3的下岗职工未领到基本生活费，1／3的下岗职工生活极度困难。究其缘由，是“三三制”一时难以落实，有许多大量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无能力发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加之一些地方财力有限，社会保险基金收缴困难，捐赠渠道不畅，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不高，使得资金发放工作更是举步维艰。一些地方也因财政困难难以落实1／3的基金，以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

与此同时，又有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和公开失业人员，没有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或者放弃失业人员的身份，属于隐性就业群体，既可得到隐性就业收入，又可从原单位获得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收入或失业保险金。天津市劳动局的一次调查表明：下岗职工70％自己找到了工作，公开失业人员中，也有不低于50％的人在从事着有报酬的劳动，而且报酬不低于一般的生活费标准，无怪乎不少下岗职工宁愿领取很少的生活费也不愿离开国企。据上海市城调队1999年2月对3000名下岗人员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正在从事有劳动报酬工作的下岗人员有971名，而其中的672名属隐性就业者，占下岗职工再就业者的比重达69.2％，隐性就业率达24.9％。下岗职工为何隐性就业，除了可以以“下岗职工”的身份从原单位获得养老和医疗保险、并可每月领取下岗生活补贴以外，用工单位不愿与下岗人员签订劳动协议，其招聘和退聘就更为灵活，由此还可以减轻提供法定社会保险的费用，降低劳动成本。因而，下岗职工和新用人单位均有利益驱动，何乐而不为。

二、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的社会保障机制

市场经济国家，失业是个永恒的话题。从上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机制看，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落后地区与许多中小城市职工再就业问题非常突出。今后几年，随着国企规模的缩小、人员进一步精简和政府机构改革，还将增加大量的下岗者或分流者，脆弱的财政支持与其他资金来源的相对拮据，维系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长期供给犹如杯水车薪。

如何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排除体制障碍，沿着隐性失业公开化→扩大失业保险比率控制→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改革思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同时理顺财政体制、劳动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系统改革思路为：

(一)在隐性失业公开化改革的基础上，放松公开登记失业率的低比率控制，以发放失业保险金作为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的第一道环节。

非公开失业即隐性失业。国有企业隐性失业比率大约为25％左右，是我国隐性失业的主要群体。经济学家克里希拉对所谓隐性失业提出了时间、收入、意愿和生产力四种测量标准；另一经济学家埃德加·爱德华兹则把公开失业以外的劳动力利用不足分为就业不足、表面上有工作而工作量不足、职业损伤、不生产的工作四种形态。隐性失业以牺牲企业效率为代价，又是以行政调节为转移的，它不反映劳动力供求、不能自行调节劳动力配置、不形成企业合理的经营行为和劳动力成本、也不刺激并制约劳动者的行为。

国有企业大量隐性失业是困扰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隐性失业公开化是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也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我们把国有企业隐性失业公开化的形式广义地理解为：将企业的富余人员从岗位中分离出来，通过企业内部的结构优化与再配置、企业外的再就业和公开失业等方式进行分流安置，以实现全社会的劳动力优化配置，保证富余人员的生活来源或基本生活水准。

受福利机制及诸多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隐性失业公开化难度很大。据北京市劳动部门的调查，北京市国有企业对于富余人员的安置结构为：29.6％由企业设法安排岗位，57.3％由企业发放基本生活费用下岗，11.6％自谋职业，真正分流到社会且与企业脱钩的仅占1％左右。下岗职工进入市场难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他们本身就业能力有限，成为职业搜寻过程的必然失败者；二是有可能丧失原有的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承受制度变革的巨大成本。隐性失业公开化是改革的必然趋势，其形式是将富余职工分为与企业不分离和与企业分离两部分。因此，在隐性失业公开化改革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失业保险制度的配套改革，对国有企业一部分显性失业的下岗职工通过失业保险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改革举措为：

1．放松公开登记失业率的低比率控制(1998年控制在3.5％)，建议将公开登记失业率放宽为6~8％的水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分析，即使扣除下岗职工隐性就业的部分，实际失业率估计也在8％以上)。国务院要求1999年6月底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扩大到1.37亿人，全年增收15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这不应只是参保人数规模的扩大和失业保险基金的扩张，而应当相应增加受益人数。因此，为配合隐性失业公开化的改革，应将从国有企业分离出来的显性失业和准备再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纳入到失业保险的范畴。将国有企业失业保险缴费率通过精算提高到相应的缴费水平，国有企业不再承担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政府财政负责的1／3的基本生活费归并到失业保险基金中发挥作用。

2．对于已有“暗岗”收入的失业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停发或部分停发失业保险金，以保证有限的失业保险基金真正用于需要救助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提高基金公平使用准则与发放的社会效率。上海市新的《失业保险办法》规定：如果失业者现在暂时不领取失业保险金，将来可领取的期限越长，领取金额越多。这一改革对于延缓失业保险基金的紧张局面和刺激居民消费，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3．为了缓解各地地方财政不平衡的问题，应建立相应的调剂基金，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宏观调控能力，解决一些地区“三三制”中财政拨付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份额的难题。

由于实行广义的隐性失业公开化，国有企业一部分下岗职工与企业分离，进人失业保险程序和再就业，失业保险基金中分割一部分用于再就业基金和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再就业基金两部分合成，在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不超过二年的有限期内，用于尽快促使失业人员通过就业培训或其它方式再就业。同时，如果隐性失业公开化改革中，部分下岗职工从企业中分离的时滞大大缩短，较迅速地进入失业程序，并能尽快实现再就业的话，他们原有的养老、医疗保险即使暂时中断，影响也不大。当然，考虑到部分下岗职工转化为失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个人思想情绪问题，政府应通过立法对划分部分国有资产作为企业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基金作出制度安排。今后，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使养老、医疗保险覆盖城镇全部用人单位，从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失业人员在任何用人单位再就业的养老、医疗保险待遇得以延续或恢复，将会减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对旧体制的依赖。

(二)在失业人员再就业受阻并在失业保险期满的情况下，通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作为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后基本生活的第二道环节，财税改革要通过负所得税制建立类似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性扶贫机制。

失业人员在失业保险期内未能实现再就业，意味着这一部分人将失去失业保险金。如果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直接危及这部分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其他社会保障措施无法替代的，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截止1998年底，全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达到600多个，救济标准从50到270元不等，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和企事业单位，地区间经济发展与经济收入的差距，是决定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高低的关键。

我国大多数城市以“菜篮子法”划分最低生活保障线。具体测算前应考虑三个前提条件：一是生活必须品品种选择的准确性；二是价格指数的可靠性；三是贫困家庭及其消费特征选择的可代表性。此外，还应依据实际收入指数、货币购买能力指数与实有社会救济基金存量与增量，进行科学的测定。

在我国实行贫困线制度的城市，其基金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地方各级财政按一定比例分级负担，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二是各方出力，财政保底。第一种形式将企业负责救济的对象纳入了社会保障的范围，第二种形式仅能作为一个过渡模式。近年来，为了力争在本世纪内消除绝对贫困，加大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投资力度。除此之外，一些城市还制定了配套政策，如对特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房租、水电费、煤气费、学杂费等进行减免，甚至给予粮、油、糖之类的实物补贴，加大了政府每年访贫问苦的操作难度，难于有效地管理社会，不是长宜之计。其原因在于：1．财政统包将“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城市扶贫基金的投入强度直接取决于财政的收支状况。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动态的社会救济发展机制。2．分别负担、财政兜底的资金形式，事实上意味着企业或单位承担着社会救济管理和资金筹措的责任，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实际操作中，效益好的企业经费充裕，易于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而效益差的企业大多采取“量体裁衣”的办法，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造成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与民政部门之间在救济对象资格审定、救济金确定标准方面不统一、不公平的现象，有损于社会救济的公平性原则。

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必须稳定社会救济基金的主要来源。市场经济国家，个人收入所得税是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我们应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以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例行作法。进行财税改革，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过低收入者进行经济补偿，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以此作为我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主要基金支持。

从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情况看，世界发达国家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通常在40~50％之间，个人收入所得税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而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0~30％。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大力地支持了社会保障支出。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拥有庞大的税源，每年却有近一半的应税流失，主要原因是征管法规不完善，征管手段落后，工作乏力，为数众多的纳税人末履行纳税义务。只要加快实现现代信用手段和全面储蓄实名制，扩大信用卡和个人支票的使用，改分税制为综合税制，全面推广实行个人申报纳税制，建立完整的税制体系，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预期每年可征收数百亿元，可以为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给于有力的财政支持。这符合个人所得税主要用于调节贫富差距的国际惯例，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征收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思想的初衷。

如何以划分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标准，实施社会救济，凯恩斯主义主张对贫困家庭发给差额补助金，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都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准，拉平处于“贫困线”以下家庭参差不齐的生活水平。货币主义学派则认为，高效率的经济运作导源于市场竞争规则的规范和有效作用，如果将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到政府规定的某一条收入标准线，意味着实行了一种奖懒罚勤的非理性的救助活动，其结果是扼杀经济活力。凯恩斯主义者试图采取补差的办法，提高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强调公平收入分配。货币主义者主张以负所得税方法保证社会经济效率，以效率换取社会的良性运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对我国社会救济的改革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但难于与中国国情合拍。

首先，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群体的产生大部分归结为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有一部分属于素质相对较低、在竞争上岗中处于劣势的职工。我国尚无足够的经济能力效法高福利国家给于下岗职工或失业者各方面的照顾，但至少应保障这些下岗职工和非自愿失业职工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这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其次，我国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救济基金极为有限，不能简单地追求贫穷的公平，而应建立科学规范的贫困统计指标体系与调查制度，寻求公平基础上的社会效率，减轻社会救济基金紧张的压力。

公开化范文篇9

我“演讲”的题目是：《有一种忠诚叫责任》。

我今天的演讲，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演讲，主要是和大家说说话，交交心，算是对局领导和同志们尽的一份心。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要说现在淡泊名利，小事张扬，即使是花样年华、青春年少时期，也没有那种狂热和冲动。

我是1957年出生，1974年参加工作的。50年平淡人生，30年“数码”生涯。没有干过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我是一个清苦农民的女儿。忠实憨厚的父亲，生前是一名口碑较好的农村信用社职工，勤勤恳恳，一辈子没有和别人红过脸，可惜命运不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母亲是一位温顺的农民，任劳任怨，从不拖累父亲。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父亲因多付给别人十几块钱，对不住帐，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直到那位诚实的农民把这多取的十几块钱送了回来，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这样的我。

1974年我继承父业接班参加了银行工作。原创：还是父亲那把旧算盘，还是父亲那张旧桌凳，但我知道我接过的是父亲的那份责任。因为我理解那种排列组合之间的沉重。是的，有一种忠诚叫责任，所有的忠诚叫责任。只有把忠诚理解为责任，具体为责任，才有可能在为人处事、工作事业中守本份尽责任。

为了这份责任，我得耐得住寂寞。财务工作是一份相对单调的工作。既得平易近人，还要两袖清风，无论是领导，还是一名普通的职工；无论是熟人，还是生人。数十年来我都是笑脸迎人办每一件事。每逢年初，得把全局干部职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办公业务项目经费，全部制定在预算里，工作目标里，分解到人，分解到月，年度预算，资金拨付，矿产资源费征收，台帐设置建立，需要的是耐心、细致。需要的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枯燥的数字，严密的程序，严格的纪律，这只有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去做，一项一项去安排，一次次去检查，一笔一笔去落实。为此和同龄人相比，显得我有些苍老，可为了这份工作、这份责任，我必须这样。

为了这份责任，我得耐得住清贫，经得住考验。财务工作接触的是钱，直接和钱物打交道，但是谁见钱眼开，财迷心窍，谁就会走上犯罪道路。我搞财务工作30多年，经手的钱不少，弄钱的机会也不少，但父亲的遗愿，母亲的教诲，都希望我做一个清正的人，一个廉洁的人。因此，我不能因为一贪心，坏了财务科的帐，坏了财务科的人，坏了国土资源管理的事业。几任领导，几十年理财，我都可以自豪的说，我对得起党，对得起领导，对得起全体职工，对得起和我打过交道的人。

找份工作来之不易，我十分珍惜，为了这份工作，为了这份责任，我得吃得起苦，受得起累。财务工作是一份费心费力的工作，不会有叱咤风云的气势，不会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是日复一日的辛苦，有的是一针一线的琐碎。在这里我应该感谢全局的干部职工不给我出难题，还应该感谢我们财务征管科的各位小妹。她们扔下了病重的双亲、繁杂的家务，扔下了春日的踏青、秋天的效游，扔下了丈夫的埋怨，扔下了娇儿的哭泣，和我一道忙碌在这平凡而枯燥的工作中。逢年过节，是我们最忙的日子，她们都能舍小家为大家，整日整夜泡在这烦碎的工作岗位。是她们对财务管理的这份责任，才有了我们工作的光荣的新起点；是她们对财务管理的这份责任，才会有更完美的明天。原创：

公开化范文篇10

一、工作职责

“公开办”应积极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1、负责审核县直各部门（含中央直属在景单位）和各乡镇推行政务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实施方案和公开承诺制度。

2、对县直各部门和各乡镇推行政务公开、办事制度公开的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保证县委、县府有关的指示、决定、任务落实到实处；对县直机关各单位和各乡镇推行政务公开、办事制度公开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向县委、县府领导和领导小组提供决策参考。

3、对县直机关各部门和各乡镇推行政务公开、办事制度公开的工作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受理人民群众、法人对县直各部门（含中央直属在景单位）违反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制度公开行为的举报，直接或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查实，提出处理意见。

4、根据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制度公开工作的需要，协调县监督部门及新闻单位的力量，保证监督工作的有效落实。

5、完成县委、县政府领导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需要监督的任务。

二、工作职权

为了履行好上述职责，县委、县政府授权“公开办”在工作中可以行使以下职权。

1、召集

可以召集县委办、人大办、县府办、政协办、纪委办、监察局、信访局等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召开碰头会，掌握情况，分析问题，确定监督重点。

可以召集县直各部门（含中央直属在景单位）的主要工作对象、服务对象的座谈会、评议会，听取对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制度公开情况的意见，进行评价。

可以召集有关各新闻单位，开辟《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制度公开》专辑，对严重违反推行政务公开、办事制度公开的人和事，进行重点采访和曝光，对成绩突出的人和事，进行表扬和宣传。

2、参与

可以列席县委、县政府重要的工作会议，及时了解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及对各部门的具体要求，以明确监督重点；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参加各部门、各系统决定重大事情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进行直接监督。

可以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对各县直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考核、考评、考察工作，掌握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制度公开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3、建议

在实施监督过程中，如发现监督对象有明显违纪、政纪、法制的现象，可以向纪检监察部门、司法部门提出深入调查的书面建议。

对数次违背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制度公开，但又够不上党纪政纪处理的当事人，可以向组织人事部门或当事人所在的部门党组织，提出调离原工作岗位的建议。

对不重视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制度公开或带头违背制度的部门正副职，“公开办”可以直接向县委正副书记及政府分管领导，提出找该同志谈话、面对面批评、大会点名批评等建议。

4、督办

对人民群众和法人反映某单位或个人违背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制度公开的问题，及县委、县政府领导有关这方面的批示，在核查的基础上发出督办通知书，单位或个人应按要求限期改正。

对县直各部门（含中央直属在景单位）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制度公开的范围和程度，可以提出规范化要求。当“公开办”认为某部门公开化的程度、范围达不到要求时，只要不涉及到人事任免、国家机密，“公开办”可以发出进一步公开的督办通知书；对部门承担的临时性、季节性而又是干部群众非常关注的重要工作，或人民群众在一个时期内反响强烈的“热点”问题，“公开办”也对其提出公开化要求，并发出督办通知书，部门应按要求进行公开。

三、工作原则

“公开办”在工作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坚持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理，以事实为依据，以规范的办事标准、办事程序为准绳，实施监督，力求做到公道、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