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政策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教育政策；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影响

教育政策是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不同途径和方向的选择，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从1985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到2006年这22年间，年均出台88.8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教育消费，特别对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来说，教育政策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

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基础教育教育政策变化。基础教育是提高整个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和素质的根本。因此，国家不断地集中精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和出台政策指导来支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投资责任的变化：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为了扭转了农村教育政策不力的状况，2006年起开始实行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

2、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变化。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一种非义务教育，且其常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时代对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来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二、教育政策变化与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一）农村教育消费变化状况

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江西省1995～2007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人均现金支出为例来说明农村家庭教育消费的变化状况。

1、农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文教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10%以上，最高达16.23%。对于广大农村家庭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

2、农民家庭教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学费支出成为教育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教育消费比较单一，消费支出主要为学费支出，学费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5%以上，特别在高校扩招和还没有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那几年，学费支出基本上占教育支出的80%以上，最高达84.94%。这一点说明农村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其他教育却很少。

3、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使农民受益。2006年开始在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7年均下降近2个百分点。

（二）教育政策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教育政策对农村消费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教育经费的政策，其变化特点若拿“90后”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读小学要钱，读大学不要钱，轮到我们现在是读小学不要钱，读大学出大钱”，这说明了基础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在收费方面的差异。由于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了学杂费、书本费，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仅400元至800元，对于农村来说负担也不算不大。随着中考和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或中职学习，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高职）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消费支出大增。以江西省调查为例，高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为2000~3800元，另外由于乡镇级的高中制学校较少，基本都集中到县城及以上，所以农村学生多数都是住校，因此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的支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偏高。

另外，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已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最大负担。从1995年至今，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4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15倍。40%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消费支出负担重，50%认为较重，只有10%认为轻。这道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单一供给向多渠道筹集转变，多种渠道的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使得高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教育政策使农村的文化水平大幅上升，科技文化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收益，农村生活水平日益得到改善，农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农村出现的教育消费型贫困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密切相关，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从表1数据可知2007年江西省人均可用于储蓄的金额最大为1102元（用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而1位大中专生1年的学费最低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中4人才能送1个大中专生上学。而因“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成为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教育消费型贫困”带给许多农民担忧的前景。

三、提升农村教育消费的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教育消费能力

虽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使农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民的教育消费质量和水平依然不容乐观，现行的高教收费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压力依然巨大。因此，积极关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台具体的支农措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强农民教育消费的信心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接受教育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其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但其收益却并不明显，这显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增加。各级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组织指导和管理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活动，搭建各种双选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补助或提供创业基金，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消费的投资回报，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

（三）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村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金融部门要在教育消费方面有所作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学贷款政策，及时了解掌握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实际需求，加强助学贷款品种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业务的新途径，对符合条件要求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支持。

（四）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农村学生，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

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投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项目，鼓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设立更多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村贫困的品学兼优学生勤奋学习，有可以为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减轻负担。

参考文献：

1、谢维和.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3).

2、苏黄兵,李金花.对农村教育消费状况的调查分析――以广西上林县为例[J].广西金融研究,2008(5).

3、程林顺.提升农民教育消费力的思考[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5(4).

篇2

[关键词] 语言教育政策；信息通信技术；马来西亚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南亚英语地位嬗变与国家文化身份重塑研究”（项目批准号：14XYY006）和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盟国家语言状况及广西语言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740003）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陈伟容，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广西 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 H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5）01-0048-0003

信息通信技术（ICTs）是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全球化进程影响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伴随着语言的传播，尤其是英语的传播。因此，信息通信技术对语言规划有重要意义，语言规划需要考虑信息技术因素。当前，很多英语非母语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挑战，即在语言教育中既要应用信息通信技术但又不减弱本地语言的地位。马来西亚正面临这样的挑战。马来政府曾提出“展望2020”（Vision 2020）的发展计划，其目标是在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在这一规划的影响下，很多技术被应用在语言教育中。

一、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概述

通过阅读分析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国内主要研究视角有：一是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如洪丽芬（2008）研究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变化对华人的影响，房建军（2012）探讨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规划及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二是从宏观角度研究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如陈兵（2012）论述东盟国家语言状况及广西的外语战略，江健（2011）分析了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特征及趋势；三是比较马来西亚语言政策与其他国家语言政策的异同，如陈兵（2009）对比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语言政策研究的异同。

通过分析以上的研究视角，我们对国内研究特点做了小结：侧重从宏观角度研究“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主要使用质化研究方法；侧重比较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异同；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与语言政策研究紧密结合；尚无关于“信息通讯技术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的研究。

论述国内研究概况后，我们对国外研究视角也做了相关的分析。首先是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区分研究，如Kaplan&Baldauf（1997）关于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政策的区分影响当前的研究（前者指政府职能之一，涉及社会各方面；后者特指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cf.Gill， 2005）；其次是研究不同阶段的语言教育政策，如Sua （2013）阐述从1950至1970年间华语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历程；分析语言教育政策变化及其原因，如Zaaba（2011）研究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调整及原因；语言教育政策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将新技术应用于语言教育所带来的新变化（这将在下一版块详细阐述）。

由此，我们归纳了国外主要研究特点：注重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实证研究；研究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样本分析法和侧重语言教育政策的跨学科研究。

二、信息通信技术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

马来西亚于1957年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亟需通过语言的统一获得身份认同和身份认同统一，以维护统一的局面。因而，马来西亚政府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巴萨马来语是国语，英语是第二语言或通用语言，其他广泛使用的语言是华语、泰米尔语和泰语等（陈兵，2012）。

在教育领域，马来政府颁布的《国语法案》规定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学用语逐渐从英语转为马来语，马哈蒂尔博士1981年出任首相执行的语言政策达到了马来化时期的；2002年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出现了逆转，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数理英化；但几年后又改为在小学阶段使用马来语作为教学用语讲授数理课程。这一系列的逆转体现了政府旨在用语言政策促进马来语的地位和作用（陈兵，2012）。

而从2007年开始，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强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马来政府更积极地践行“展望2020”的规划，以期在2020年跻身于发达国家队伍。在此影响下，马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技术推广活动，以将技术应用到语言教育实践中。

当前国内尚无学者对“信息技术在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实践”进行研究。而国外已有部分学者对新技术在马来西亚各个阶段的语言教育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分析新技术对语言教育实践的影响及其优缺点。其主要的研究视角有：新技术对中学教育实践的影响，如Akma（2014）研究马来西亚的新技术推广项目“每个学生一台上网本（the 1Malaysia Netbook programme ） ”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二是新技术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如Lye（2013）分析采用“技术教育学科知识模式”的机会和挑战，Ali（2013）分析英语作为教育用语成为普遍现象的影响；三是探讨应用新技术的优点和不足，Akma， Lye和Ali均提及应用新技术的优点和不足。

由此，我们总结国外对信息通信技术在马来西亚语言教育的实践研究特点如下：注重实证研究；多采用量化分析法和样本分析法以及关于“信息通信技术对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尚无宏观整体研究。以下详细分析这些政策对中学和大学语言教育的影响。

（一）“每个学生一台上网本”推广活动对中学语言教育的影响

马来西亚教育部于2010年在全国推行了“每个学生一台上网本”的活动，其目的是让更多低收入家庭拥有笔记本，并提高他们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意识和网络知识。

有学者认为这一举措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有积极影响，并认为这一举措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认可。拥有上网本后，学生能更便利地接触网络，接触到更多原汁原味的英语材料。此外，在语言教学（如听说教学）中应用新技术新媒体后，教学手段多样化促进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语言综合能力（Akma， 2014）。

但有学者认为这一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效果大小。因此，Akma Mohamad在2014年通过使用调查问卷和采访等方式，专门研究学生用上网本学习英语的情况。结果表明学生对这一计划仍然抱有积极态度并尽量利用网络学习英语。然而，由于相应的技术支持不足，电脑维修不及时，网络覆盖面不够等问题，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达不到预期计划。

（二）英语作为教学用语（EMI）在大学得到推广

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伴随着语言的传播，尤其是英语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英语作为学术语言的趋势也不断增强。为了应用新技术，提高学术领导力，马来西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逐步扩大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比例。

Ali在2013年对马来西亚公立大学的EMI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在公立大学EMI得到了更多的认可，是学生掌握英语和前沿学术知识的有效方法，甚至是必要途径。

Lye于2013对私立大学的“技术教学学科知识”（TPACK）模式进行了研究。 在这模式影响下，私立大学的教学人员人手一台配备了教学软件的笔记本，此外，学校里的教室全部安装了用于语言学习的音像设备。研究表明在此模式下，学生学习的合作性提高，反馈积极，这相应地提高了他们的语言学习。

三、信息通信技术在语言教育应用存在的问题与研究趋势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初步推测信息通信技术在马来西亚语言教育的研究趋势。在全球化影响下，马来西亚积极在教育领域，尤其是语言教育中大幅度应用ICTs来提高国民应用新技术的能力。马来政府和教育部推行的新技术活动，如“每个学生一台上网本”和“技术教学学科知识”（TPACK）模式等，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应用新技术和网络的能力，使得学生能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借助英语这一通用语言来获取最新的资源，并不断提高学术能力和学术地位。但使用ICTs也存在一些问题，如ICTs不断推广后，英语的地位上升，巴萨马来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地位削弱，如何确保学生熟练掌握官方语言――马来语并提高马来语在ICTs中的使用成为一个难题；此外，其他语言如华语和泰米尔语的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些问题值得马来西亚语言决策进一步考虑并适当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

因此，我们认为马来政府对新技术在语言教育投入力度将逐渐加大，利用新技术跻身于发达国家队伍雄心不变。其次，对信息通信技术在语言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呈上升趋势。最后，研究信息通信技术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具有可行性。

四、总结与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国内关于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分析语言教育政策的特征，比较语言教育政策的异同，侧重语言教育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且多采用质化分析法。

而国外研究虽然关注了语言教育政策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新技术对语言教育实践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使用样本分析法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新技术对某一个阶段的语言教育实践的影响，缺乏从宏观上分析新技术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的分析。

因此，从宏观上研究信息通信技术对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并采用量化分析法，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

此外，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已经积极将新技术应用于语言教育中，国外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新技术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而国内对新技术在语言教育应用的研究远远不足，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并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在语言教育中以提高竞争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kma， N.， & Abdul， N. The Use of 1Malaysia Netbook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4，118， 302-309.

[2]Ali， N. L. A changing paradigm in language planning：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policy at the tertiary level in Malaysia[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13，14（1）.

[3]Gill， S. K. Language Policy in Malaysia： Reversing Direction. Language Policy，2005， 4（3）， 241-260.

[4]Lye， L. 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Using the TPACK Model in Malaysia[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3，91， 294-305.

[5]Sua， T. Y. Decolonization， educ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Malaysia，1950-1970[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13，33（1）.

[6]Zaaba， Z.， Ramadan， F. I.， Niane， I.， Anning， A.， & Umemoto， K. （2011）.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 A Study of Policy Adjustment Strategy in Malay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5（2）， 157-165.

[7]陈兵.东盟国家语言状况及广西的外语战略研究[J].外国语，2012，35（1）.

[8]陈兵.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语言政策的对比研究及其启示[J].东南亚研究，2009，（6）.

[9]房建军.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规划及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25（4）.

篇3

双减政策与五五分流背后的底层逻辑

新近出台的双减政策是对教培行业从业人员的沉重打击，然而本该更有冲击力的普职比五五分流却没有让家长们人心惶惶。

教培行业是在市场需求下自然产生发展起来的，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取得合理收入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当各路资本大举进入，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在编教师数量，甚至于在职教师也纷纷介入的时候，课堂教学有益补充的性质就变了，社会服务的初心也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的年轻人要是都买不起房子结不起婚生不起养不起孩子了，这个国家肯定是没有未来的。

但是，打击教培机构，严管K12辅导，全面推行5+2就能真的彻底取缔课外辅导遏制鸡娃的军备竞赛吗？

当然不能。在当前中考普职录取比例严格限定在5：5的基本国情之下，所有家长都会希望孩子考上普高大学接受到高等教育，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上职高技校。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与上普高念大学相对应的是研究所办公室公务员事业编精英白领，而与职高技校相匹配的则是工厂工地技工普工操作工，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从社会地位到经济收入都低人一等。所以无论怎样减负，焦虑与需求都依然还在。然而有钱人可以高价请一对一甚至住家教师，教师或者水平足够的家长也还可以在家里辅导自己的孩子，真正受到伤害的只是那些家长水平不高经济条件也不充裕的普通家庭。

补课的确是有用的，特别是对于大多数的中等生，通过适当的指导训练，短时间内单科提高几十分不是难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员辅导也是一种教育公平，严格限制反而会加剧教育不公。而且，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中国目前的普高与职校录取比例并不是50：50，而是58：42。那么依然坚持5：5分流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不是与广大学生家长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驰吗？

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严重过剩就业难，另一方面大量的工厂店铺依然招不到人难以为继。

基于国际大环境和基本国情，中国必须长期坚持制造业立国和全产业链方向，在努力冲击高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多的留住一些低端制造业保证就业。所以，聚焦半导体大飞机空间站核聚变，是在绸缪未来占位卡位；留住富士康比亚迪的流水线以及沿海乡村的服装厂玩具厂，是保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中国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发展太快良莠不齐。1978年的大学录取人数是40万，到1998年不过108万，然而到了2018年，就变成了887万。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更是达到了909万人，以至于国家不得不扩招研究生来延缓就业压力，其实，让许多没必要考研的人盲目涌入考研大军也是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现在中国社会的所谓内卷，只是大学生的内卷，不是职校生的内卷。因为大学生太多了，才要向上挤压去考研读博出国留学；才会互相倾轧考公考编人满为患；才会向下挤压以至于清北硕士去当家政保姆，985硕士去卷烟厂当普工，更有7万硕士21万本科生送外卖的说法。当然，那些愿意去干普工去送外卖的大学生还是脚踏实地未来可期的，可怕的是那些身娇肉贵眼高手低宁愿啃老也不去工作的大学生们。据统计，中国16岁～24岁的年轻人中失业率为13.9%，不是没有岗位，而是没人去做。

06年我在济南见过一个农村的小建筑队，20几个人里几乎就没有40岁以下的，他们的孩子们就算是考不上大学，也没有愿意跟着他们再干建筑的。现在我在青岛莱西，身边有很多做服装鞋帽玩具的小工厂小作坊，里面踩电机的也都是中年妇女，极少见到30岁以下的女工。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始终都是缺人的，看看58同城，看看工厂超市餐馆的招工栏，只要不挑不拣，想要找份工作绝对是不难的。但是许多人即便是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屈尊俯就。这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向和体系出了问题。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大学，大多数学生初中毕业以后就只能去上职校技校了。所以双减政策无损根本，严格执行的普职比五五开才是从源头上卡住了大学的入口，保证了了职（技）校的生源。你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想要考公考编坐办公室当白领门儿都没有，只有去工厂车间超市餐馆才是顺理成章。够高！够狠！

看看人家德国吧。在德国那样的高度发达国家，小学生们在接受了四年的小学初级教育之后就要初步分流到三种不同的中学，在其后五年的中学教育过程中还要不断分流，最终只有四分之一的适龄青年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绝大多数学生都在校企合办的各类职校中学到了实用技术拿到了等级证书。而且各工种都有许多级别区分，上升空间广阔。正因如此，德国的制造业才长期占居世界的高端市场，德国制造也成为了工艺精良的代名词。

中国当下的双减政策，以及五加二托管，坚持普职比五五开，不允许公办初中接收复读生，不允许985211大学接收专升本学生，加强青年人的廉租房保障，严厉禁止996等等，都是国家整体调控布局的一部分。

篇4

【关键词】微博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影响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4-0061-01

微博是一个基于网络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登录网站、手机、即时通信软件（如QQ、MSN、飞信）等及时并更新消息，每条消息的长度限制在140字左右。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微博并不陌生，没有注册微博的人也少之又少，对于新鲜事物同学们既感兴趣又学习得非常快，那么对于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借助微博这个当前很火热的媒介来进行教育是与时俱进又非常有效果的。

一 微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1.微博的操作简便

对于操作便捷、效率高、办事快的传播信息的媒介，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可以建立学校账号，同学们进行关注，同学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对学校的政策进行即时的掌握。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手机是寸步不离的，没事就会刷刷微博，刷刷微信朋友圈，所以学校一些信息也可以用微博进行传播。另外，微博的操作简便，对于许多教师而言学习起来也非常方便，同学们可以关注教师微博，有事情还可以进行私信聊天，教师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学生的需求。

2.促进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

微博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信息和人际沟通的重要渠道，进而对其生活态度、思想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最终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利用微博可以使教师和同学们之间的沟通增多，还可以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微博之间的互粉，可以促进同学之间的关系，师生、生生之间的评论和私信都能促进师生之间的感情，可以增进了解，对于和谐校园的建设有一定的帮助。

3.良好的宣泄平台

微博作为消息的媒介，消息短小精练，不再是过去长篇大论的心灵鸡汤，让人失去了阅读的兴趣。微博可以是一幅图，可以是一首歌，可以是一个影视评论，可以是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同学们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想法。微博也可以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途径，把同学们心中的话语都表达了出来，以免心中积压，导致情绪无法及时宣泄。

4.提升了教育感染力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各种新的交流工具和载体不断出现。微博作为近年来风靡国内外的一种新的交流平台，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特别是受到追求时尚潮流的年轻人和各种社会名人的钟爱，学校利用这一因素，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不是很困难了，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在微博中，学生通过客户端进行学习。这种教育方法对同学们具有新鲜感和感染力，所以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二 微博教育的时代意义

1.具有时代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微博用户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大学生，因为在微博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短小又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量，可以关注自己喜欢的人和事物、自己的爱好等，喜欢的明星可以时刻进行关注，喜欢的食物、喜欢的发型、喜欢的运动、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籍，微博的涵盖范围非常之广。

2.微博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有微博的，微博的信息量之大，传播速度之快，转载量之大都是难以估量的。如果是重磅信息还会有许多人进行话题的评论，学校可以根据这一特性实时的进行话题的设计，引导同学们进行评论来对同学们的思想动态进行了解。

3.微博的优越性

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网络传播工具，具有传播快捷、操作方便、信息海量、成本低廉等特点，近几年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青睐。同时，它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舆情形成、发展和传播的新态势，也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问题，带来新挑战，促使我们密切关注和研究，并积极探索应对。

4.微博中的不良信息的对策

微博中的信息量比较强大，所以对于心智并不太健全的大学生来说，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积极的引导帮助同学们进行信息的选择性阅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人生品味。微博对同学们是否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就要看教师的正确引导方向和同学们的自主保护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培养同学们正确的思想趋向。

三 结束语

微博作为一种具有时代优越性的信息传播的媒介，具有这么高的影响力，高校教育应充分利用好微博的传播效果，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思想教育，对学生的心理动态及时进行掌握，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让同学们进行评价，不断掌握同学们的心理动态及时地进行思想引导。

参考文献

[1]王怀芳.微博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可行性分析[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2）

篇5

【关键词】高职院校，政治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G621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高职教育是社会提升与科技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工作岗位分解继续吧的成果，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位置无足轻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生命力的象征和表现。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1、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

当前，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等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导致其有效性弱化。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做到与时俱进，从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出发，把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去，结合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才能起到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等积极作用。

2、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理论的深化和完善，可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又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二者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的关系。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1、认识存在偏差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从战略高度来思考和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职院校领导同志不是太多，少数领导同志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仅仅是为了维护学校的稳定，仅仅是院、系（部）总支书记、辅导员和班主任、“两课”教师的事；一些管理人员和教师也未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片面地认为高职大学生本来就“素质差”，朽木不可雕，教育热情不高，责任感缺乏，于是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落到了大多数不能代课的年轻辅导员和班主任身上。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高职院校设立时间不长，办学历史较短，一般院、系（部）总支书记的学历层次不高，而且过去从事的多是中专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导致他们往往沿用中专模式来管理高职生。辅导员、班主任多是新分来的年轻大学生，有的还是从机关科室、总务后勤精简下来的人员，不说学历层次，连起码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都匮乏，更不用说探索、把握高职生的成长规律了。

3、管理不善

一是管理模式程式化。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或副院长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学生处指定具体方案，由辅导员、班主任具体实施，而授课教师、一般部门干部职工没有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二是教育方法不对头。管理的多，教育的少；批评教育的多，自我教育的少；单纯说教的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少。三是教育能力不强。仅以演说能力为例，对牛弹琴的多，抓住心理教育的少；居高临下的多，平等待人的少。

4、管理条件欠缺

这里讲的条件包括软件和硬件。软件主要指的是制度条件。比如，分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副书记或副校长没有或很少有切块管理的资金，他们组织队伍培训提高、对大学生奖优扶贫、开展党建活动等就会受到影响。再比如，一般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委员会都成立较迟或没有，也不如教学工作委员会那样健全运行，这样整个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统筹协调必然会受影响。硬件条件涉及院、系（部）总支书记、辅导员的办公条件“，两课”教师的报刊音像资料，专门从事心理咨询教师的办公室、访谈室等设施的方方面面，高职院校在这一块一般投入相对较少。

四、加强和改进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路与对策

1、转变观念，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在高职院校的地位与作用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高职教育不应成为“本科压缩型”，应有自己的培养特色。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领导科学决策、各部门精心协调，院系部负责、辅导员和班主任为主、教职工全员参与的齐抓共管的管理机制。建立高效工作队伍，保障资金投入，努力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健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2、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理论联系实际，不讲大话、空话

在学生的生活中备课。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教育过程中，只有当外部的教育因素触及学生内在的精神需求时，才能使受教育者处于一种积极的接受状态，从而产生良性的内化过程。因此，教师应走进学生生活，并立足于对学生实际情况去准备教学，做到深浅适度、有的放矢。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网络了解本地区、本省、全国乃至国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要特别留意与所授课程相关程度高的那些事件报道，这些资料可以作所授理论以现实的切入点在课堂上拿出来分析。理论与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才能让学生更容易理解。

（二）、培养学生的政治敏锐性

开展新闻大讨论或时事辩论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使学生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大事，使学生养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良好习惯，培养学生敏锐的政治素质。

（三）、以引导为主，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主要是采取学生易接受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为主，教师点拨或用富有感性的评价来吸引学生，告诉学生要找出学习的内容、重点、要求我们掌握的内容，把自己的理解和学生分享，同时让学生把自己的做法说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对于学生发表的不同意见，不能一概而论，通过导入方式，让学生自己探索答案。

3、加强学生道德情感教育

（一）、充分利用外显的教育因素和潜隐的教育因素

我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类型的现代德育课程体系，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德育课程主要由三类课程组成：即认识性德育课程、活动性德育课程和隐性德育课程。根据我国高职院校的实际，德育课程主要是以下三类：一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称之为“知识性德育程”；二是由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组织实施的德育实践活动，称之为“活动性德育课程”；三是由各学科中的德育渗透、校园文化建设、班集体建设等方面因素形成的思想品德教育功能，称之为隐性德育课程。这种模式可称之为“知行统一模式”。

（二）、合理利用学生的质疑心理

创设问题情境，能够对教育教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思想政治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么让学生盲从和屈从，要么让学生从心理上排斥、反感、拒绝认同。因此要让学生真正认同课程宣传的观点和理论，就必须让学生先进行大胆质疑，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通过各种不同观点的冲突、碰撞，逐步澄清学生内心的迷茫，从而对教材陈述的观点和理论有一个合理的、客观的认识。这样通过质疑让学生独立地、自主地对事物进行比较、分析、判断和选择获得的认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有理性的认同。

五、结束语

因而在学院的教育发展过程中，怎么针对高职学院的特色，这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辅导，积极探索加强和改善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一直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都是中国高校政治教育理论和教育工作者重视的焦点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宗新.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及其教育［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

[2]冀学峰.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

篇6

【关键词】幼儿中文识字早期课程与教学京港新三地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1-0002-07

许多英语系国家的相关研究表明，儿童早期读写技能差异较大，其中识字能力是读写能力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幼儿期的识字能力与小学成绩有密切关系(Scarborough，1989)。〔1〕因此，西方国家有越来越重视幼儿识字能力培养的趋势。研究显示，影响早期识字能力的因素来自家庭和学校两方面。家庭因素包括母亲教育、家庭环境(Snow，1991，1999)〔2，3〕及社会经济状况(SES)(Whitehurst & Lonigan，1998) 。〔4〕学校因素则包括课程政策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本研究着重比较北京、香港和新加坡三地的学前儿童，集中探讨三地课程政策与教学实践对幼儿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影响。

一三地幼教课程政策和教学实践状况

中文在北京、香港和新加坡三地的定位不大相同。在中国内地，中文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口语形式为普通话，书写形式为简体中文。香港特区则有两种官方语言，并以“两文(中文和英文)三语 (普通话、粤语和英语)”为社会用语政策。新加坡则有四种官方语言，分别为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在新加坡，英语是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学童的母语则被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尽管中文的地位在三地有区别，但比较三地的中文识字教学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原因如下：第一，三地的学前课程政策在明确性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新加坡政府对课程的政策非常概括,而中国内地则有政府的非常具体的课程政策。第二，三地的学前课程政策对正式开始早期识字教学的年龄有较大的区别。例如，中国内地的政策原则上禁止儿童在6岁入小学前接受正式的识字教学，新加坡的政策则强调学前课程须着重培养幼儿的学术技能。第三，非正式的课堂观察发现，三地的早期识字教学方法存在明显的不同。

1.北京的课程政策和教学实践

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内地的学校教育政策深受前苏联的影响(Hayhoe，1984)；〔5〕自80年代起则颇受美国教育政策的影响(李辉，李培美,2003)。〔6〕学前课程政策亦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相应的，大规模幼儿教育改革也随之展开，幼教界开始推崇综合课程，并对分科教学进行反思(李辉，李培美，2003)。〔7〕1989年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更进一步提出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以克服幼儿园教学中的小学化倾向。这些变化深受美国主流幼教思想的影响，基本理念与传统教学实践相去甚远。由于缺乏更详细的课程指引和师训上的准备，许多幼教工作者对贯彻《规程》颇感困难 (Wang & Mao，1996)。〔8〕因此，在1990年至2000年十年的过渡阶段，大多数幼教工作者虽然从思想上接受了这一理念，但在实践上却难以推行(李辉，李培美，2003)。〔9〕随着中国内地幼教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将幼儿园课程相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五个领域。从《规程》到《纲要》，中国内地政府的课程政策都不提倡幼儿园开展中文识字教学，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一些幼儿园在“教学实践”的名义下开始尝试幼儿识字教学。而多年来，有学者和家长也不断要求政府重新检讨有关中文识字教学的学前课程政策，但政府不提倡在幼儿园开展识字教学的课程政策仍然有效。

2.香港的课程政策和教学实践

1984年，当时的香港政府出版了《幼稚园办学手册》。该手册提供了一般课程目标、教学宗旨、课程设计、课程组织和内容指引，并对课堂时间、空间、基本设备和教学资源调配提出了建议。1996年,香港政府出版了《学前教育课程指引》。该指引提倡保教并重，鼓励以儿童为中心，强调儿童的全能发展。但政府担心幼稚园会过分重视教授正规的学术课程(Rao，2002)，〔10〕因此于1999年发出了一份有关幼稚园“应做”和“不应做”的守则 (教育署，1999)，〔11〕明确指出幼稚园应多举办有助于儿童全面发展的活动,兼顾儿童道德、认知、体能、社交和美育等方面的发展；要组织各种以儿童为中心的学习活动；使用母语作为教学语言；尊重个体差异。由于香港大多数人以粤语为母语，不少父母希望子女学习英语，于是幼稚园普遍的做法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教授，结果出现了儿童对两种语言的掌握都不理想的情况。因此，该守则在“应做”条款中提出将两种语言分开教学。在“不应做”的条款中也指出，学前教育机构不应要求3岁到4岁的幼儿写字；不应要求幼儿做机械的抄写练习；不应采用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应把课程设得太难。

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委员会提出提高幼教工作者专业能力的提案，并就改善幼稚园教育质量管理、改革监督机制、提高学前教育机构和小学的衔接以及促进家园合作等提出建议。然而，这些幼稚园教育改革文件没有就学前教育的课程本身作出政策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许多幼儿在幼稚园时期就已同时接触到中文和英文。而香港政府认为幼年期应为学习母语(即中文)的时期，因此在官方文件中，例如1984年、1993年和1996年出版的《学前教育课程指引》，都没有提及英语教学 (Wong & Rao，2004)。〔12〕但是，几乎所有香港的幼稚园都教授英文。许多父母视幼儿学习英文为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父母对早期中英文识字教学的期望促使幼稚园普遍采用集体教学、密集操练和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Opper，1992；Ho & Bryant，1997；Law，1999)。〔13-15〕

3.新加坡的课程政策和教学实践

新加坡自1966年开始，强制推行双语教育政策。具体地说，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以儿童的母语为第二语言(Cheah & Lim，1996)。〔16〕但是，随着对中国内地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华人占新加坡绝对多数的社会现实，中文逐渐受到重视(Li & Rao，2000)。〔17〕一般来说，新加坡的华人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幼儿阶段开始学习中文读写，并达到一个可能的水平。这种想法也普遍被新加坡幼儿园教师接受(Cheah & Lim，1996) 。〔18〕

新加坡政府对幼儿园的英文课程有政策规定，但没有对中文识字教学作出规定。于是，中文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就由幼儿园负责人自行决定。新加坡的幼儿园大多为私立幼儿园，竞争相当激烈。因此，以教授语言及读写知识，数理知识，艺术、音乐、电脑以及直接教授中文识字的课程在新加坡幼儿园非常盛行。有趣的是，幼儿园认为自己的课程已很注重幼儿学术技能的培训，而幼儿的父母和小学却希望幼儿园更加强化幼儿的学术技能。

综上所述，北京香港和新加坡均重视中华文明的传承，但在学前课程政策及对发展儿童中文识字能力的策略上有很大差别。在北京，幼儿园被禁止开展早期识字教学，以防不适当的教学方法和过早开始的教学产生负面影响。在香港，政府在课程政策上提出了中文和英文识字教学方面的明确建议。在新加坡，政府对早期儿童中文识字教学采取放任的政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文识字教学在北京、香港和新加坡三地地位的不同？本研究将着重分析三地不同的学前课程政策和教学方法对三地幼儿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影响。

应该说，课程政策和教学方法对幼儿的识字水平影响深远，但是其他因素，包括家庭影响、幼儿园与家庭的关系语言生态环境等，也对早期识字教育有影响。有关研究发现，父母、家庭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幼儿园与家庭的关系和阅读环境等都对早期识字学习有极为重要的影响(Whitehurst & Lonigan，1998；Snow，1999) 。〔19，20〕北京是单一的语言社会，香港基本上是一个华人社会，这为中文识字教育提供了很多支持。新加坡社会的主流语言是英语。从理论上讲，北京的儿童应比香港和新加坡的儿童有更好的中文能力。但本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儿童大半接受了研究者长达一年的追踪研究。第一阶段三地各有40名2岁幼儿和40名3岁幼儿（男女比例相同）接受测试。一年后，即第二阶段，三地240名幼儿中的198名幼儿再次接受测试。66名北京幼儿(34名3岁幼儿和32名4岁幼儿)分别来自西城区和崇文区四所随机抽得的幼儿园；62名香港幼儿(30名3岁幼儿和32名4岁幼儿)分别来自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所幼稚园和一所日间幼儿园；70名新加坡幼儿(38名3岁幼儿和32名4岁幼儿)分别来自淡宾尼、玉朗西、后岗和兀兰地区的幼儿园。三地12所幼教机构的服务对象基本为中等收入家庭。香港和新加坡被试幼儿的父母至少有一名在家里是说中文的。

以上样本的基本人口统计资料并无显著差异。而且，各地被试第一阶段的PPCLS 平均成绩，与没有参加第二阶段测试幼儿(n= 42)的第一阶段PPCLS平均成绩也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样本的流失没有对本研究造成明显的影响。三地幼儿的家长受教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即使控制了家长这一变量，幼儿的中文识字能力依然存在明显的社会差异(Li & Rao，2000)。〔21〕三地教师的受教育程度介于初中至大学之间。北京、香港和新加坡的教师接受教育的年数分别为12.82年、11.25年和11.15年；接受专业培训的年数分别为4.68年、2.27年和0.8年。就受教育程度和接受专业训练时间来看，北京的教师优于香港和新加坡的教师。

2.测量方法

（1）学前及初小儿童中文识字量表(PPCLS)。 该量表包括四个分量表：字图匹配(汉字识别能力)、听音指字(音形辨析能力)、指字认字(汉字再认能力)和认字说话(词汇表达能力)，PPCLS量表的总分可作为幼儿中文识字能力的指标。据量表制订者统计分析，PPCLS的信度和效度均达到要求(Li，1999)。〔22〕

（2）教室识字环境指数问卷(CLEI)。CLEI用作测试教师对早期识字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课室识字资源、早期阅读策略及师幼互动关系。此问卷包含30个项目，并皆为强制性选择项目。部分项目属李克特量表(Likert-type)格式。例如，就“现在您的教室有多少本中文书”这个问题，教师可选择以下五个答案中的一个：没有中文书；少于10 本书；10~29本书；30~50本书;超过50本书。又如就“多久才会更换一次陈列于教室的图书”这个问题，教师可选择以下五个答案中的一个：不适用；约每年一次；约每年两次；每月一次；每周一次。在第一阶段，240名被试幼儿的48位教师(三地各16人)完成了CLEI问卷。

（3）课室观察。第一阶段，研究者在教师正常教学的情况下观察了11个班级被试幼儿上中文识字课的情形。在北京和香港，班上所有的幼儿皆为中国人。在新加坡，班上大部分幼儿为华裔幼儿。研究者观察的重点是教师的教学策略，研究者持续记录课室内发生的事件以及课室的设施和资料。

3.测试程序

被试幼儿由接受过培训的教师进行PPCLS测试。第一阶段，被试幼儿接受PPCLS测试，教师完成CLEI问卷，研究者进行课堂观察。被试幼儿的父母也被邀请填写家庭识字环境指数问卷 (HLEI)(Li & Rao，2000)。〔23〕一年以后的第二阶段，被试幼儿由第一阶段为他们进行PPCLS测试的教师再为他们进行同一测试。因为本研究重点在幼教机构，因此对HLEI的数据不作深入探讨。

三研究结果

1.社会背景对中文识字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以地点、年龄、性别作为自变量进行了两项多元方差分析：一是以第一和第二阶段的PPCLS各分量表分数(汉字识别能力、音形辨析能力、汉字再认能力和词汇表达能力)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二是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PPCLS总分(即四个分量表分数的总和)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两项多元方差分析得出一致的结果。

多元方差分析发现，第一和第二阶段皆存在显著的年龄主效应：第一阶段〔F(1，238)=3.97，p＜.01〕；第二阶段〔F(1，196)=12.88，p＜.001〕。而且第二阶段的地点主效应〔F(2，196)=3.54，p＜.05〕及年龄和地点互动效应〔F(2，196)=3.54，p＜.05〕也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在 PPCLS 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以年龄和地点作为自变量进行了两项方差分析，因变量则为第一和第二阶段的PPCLS总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和第二阶段存在显著的年龄主效应：第一阶段〔F(1，238)=3.97，p＜.01〕； 第二阶段〔F(1，196)=12.88，p＜.001〕。年龄和地点互动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F(5，192)=4.02，p＜.05〕。随后的分析集中在同龄幼儿不同的社会背景上。我们以地点作为自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单向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第一阶段三地2岁幼儿组的得分并没有显著差异〔F(2，117)=2.30，p＞.05〕，而且第一和第二阶段三地3岁幼儿组的得分也没有显著差异：第一阶段〔F(2，117)=1.38，p＞.05〕，第二阶段〔F(2，99)=3.49，p＞.05〕。但是，第二阶段4岁幼儿组的得分则有显著差异〔F(2，95)=7.35，p＜.001〕。随后我们再以薛费检验进行分析，发现北京和新加坡的幼儿之间及北京和香港的幼儿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结果表明，显著的地区差异在4岁前已经出现。

2.课室识字环境

（1）教师对早期中文识字教育的看法。大部分香港(93.5%)和新加坡(81.4%)的教师认为早期中文识字教学可为幼儿上小学做好准备。但是多数香港教师(62.9%)称，他们开展早期中文识字教学只为“跟随幼儿园的课程方针”。多数新加坡教师(80.0%)认为，习用两种语言是新加坡社会生活的必需。香港只有少数教师(8.1%)认为，若要儿童获得未来学业和事业的成功，就必须让他们习用两种语言。三地参与研究的教师中，约60%相信越早向幼儿教授第二种语言，幼儿越容易把第二种语言学好。

（2）课室中文识字教学资源。三地课室内的中文读物数量有明显差异〔F(2，45)=58.98，p＜.001〕。81.8%的北京教师报称他们能为幼儿提供超过30本中文读物，但是所有香港教师和85.7%的新加坡教师只能提供不超过29本中文读物。三地教师更换课室内图书的频率也有显著差异〔F(2，45)=30.25，p＜.001〕。多数北京教师(87.9%)每月更换一次课室书架上的图书，而大部分香港(74.2%)和新加坡教师(67.2%)每半年至一年才更换一次。

（3）由教师汇报的教学状况。三地教师对中文识字教育的参与情况存在差异。几乎所有香港教师(98.4%)、大部分新加坡教师(71.4%)和少数北京教师(34.8%)报称教授5岁以下儿童阅读汉字的技巧。所有香港和新加坡的教师均教授4岁以上儿童书写汉字,北京教师没有报称曾这样做〔F(2，45) =38.53，p

大部分香港(83.9%)、北京(69.7%)和新加坡 (52.9%)的教师均有确切的时间为幼儿朗读中文故事。所有香港教师报称他们每次为幼儿朗读的时间少于15分钟，多数北京和新加坡教师报称他们每天要花15~30分钟为幼儿朗读中文故事。三地幼教机构花在为幼儿朗读中文故事的时间有显著差异〔F(2，45)=26.22，p

3.课室观察

现场观察发现，香港和新加坡教师多采用以教师为主导的直接教学方法，即以传统的方法教幼儿认识汉字，并要求幼儿练习书写刚学会的汉字。北京教师中也有尝试“新”的识字教学法的。

4.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促成因素

为了寻找能准确预测幼儿在第二阶段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促成因素，我们进行了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我们依次输入年龄、地点(虚拟编码为：北京：1；香港：2；新加坡：3)、教师教学经验年数、幼儿开始写字的年数和课室中文藏书量，结果详见下表。除课室藏书量外，所有变量均为有效预测儿童中文识字能力的因素。结果发现，年龄和地点分别能预测12.9%和5%的PPCLS得分变化。教学经验年数和教授儿童书写的年数合计解释了12%得分的变化。但课室中文藏书量对预测中文识字水平并无太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加入HLEI分数作为第六变量(Li & Rao，2000)，〔24〕以上模型就能解释61%的PPCLS得分变化。

四分析讨论

本研究重点是验证课程与教学对幼儿早期中文识字能力的影响。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年龄、地点、课程和教学方法会影响幼儿早期中文识字能力的发展。研究结果大致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1.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对幼儿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影响

年龄是预测幼儿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最有效因素。也就是说，年长儿童比年幼儿童有更好的中文识字能力。三地儿童的中文识字能力在2岁和3岁时没有显著差异，但4岁时却出现了显著差异。香港和新加坡的儿童4岁时的中文识字水平明显高于北京同龄儿童。

这里的差异可能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Li和 Rao(2000)的有关研究发现，尽管北京、香港和新加坡在学前课程政策方面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三地家长的参与程度也影响其子女中文识字水平。〔25〕然而，我们相信，课程政策、教学内容和方法是儿童早期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决定因素。

2.在课程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的地区差异

学前课程政策往往受更宏观的教育政策及其有关儿童学习理论的影响。各地的课程政策反映了各地对儿童什么时候开始阅读最适合在认识上的差异。

研究数据支持我们另一个较早的假设，即政府的学前课程政策和幼稚园实际采取的教学方法互相适应。中国内地的课程政策禁止幼教机构开展早期中文读写教育。香港的课程政策着眼于儿童的整体发展,为早期识字教学提供了建议和方法，暗示了对中文识字教育的支持(教育署，1999)。〔26〕新加坡的课程政策则既不禁止亦不鼓励早期中文识字教育，所以他们没有明确规定中文识字教育政策。

由于课程政策的不同，三地教师中文识字教育参与情况有明显差别。北京儿童很少在3岁前有机会在课堂上学习中文，而大多数同龄的香港(98.4%)和新加坡(71.4%)儿童却有机会在课堂上学习中文。不过，据我们现场观察，教师汇报的情况与实际情况有差异。例如，四所参与本次研究的北京幼儿园中，有两所用《听读识字》课本教幼儿识字。虽然教师不承认自己是在正式教幼儿识字，但据观察，他们的确是在进行中文识字教学。在香港和新加坡的现场观察也发现，两地教师经常以操练和实践的方法来教授中文识字。

总的感觉，北京幼儿园的教学现状与政府的学前课程政策大致相适应。虽然有的幼儿园也教幼儿认识简单的汉字，但并不要求幼儿书写汉字。香港的教师尝试以互动的教学方法促使幼儿的识字学习更具意义。新加坡的教师则更倾向于以教师为主导，直接开展识字教学。

3.课程及教学对幼儿早期中文识字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和地点等变量后, 教授儿童书写的年数变量是有效预测三地儿童中文识字能力的重要因素。教授儿童书写相对复杂的汉字也许能使其更明白汉字的三种正字结构(笔画、笔画格式及字体结构)的重要性；这一因素对儿童汉字再辨认能力的发展非常重要。香港和新加坡教师均普遍用直接教学法来教授中文读写技巧。有研究证实直接教学方法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的阅读技巧有正面影响(Crain-Thoreson & Dale，1992；Whitehurst等，1994；Evans等，2000；Sénéchal & LeFevre，2002) 。〔27-30〕

有研究断言，由于早期阅读技巧并不能在一般日常对话或丰富的阅读环境中自然习得，所以早期阅读教学是必需的(Sénéchal 等，1998；Whitehurst，2001) 。〔31，32〕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丰富的阅读环境指标之一的课室藏书量对预测儿童中文识字能力的发展无肯定意义。

本研究还发现，三地教师的教学经验是有效预测儿童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因素。在北京，有经验的教师也许更了解儿童识字能力发展，因而在幼儿园开展“识字教学”；而经验较浅的教师则遵循政府的课程政策不教识字(Li，2000)。〔33〕在新加坡和香港，有经验的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比经验较浅的教师更加有效。

本研究尚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第一，最初取样均来自中等收入家庭,而且样本不是太大。第二，没有就其他可能影响儿童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因素，比如儿童的阅读态度、儿童对阅读活动的兴趣及自信心等加以探讨。第三，一年的追踪研究未必能确认课程设计及教学方法对儿童未来发展的长远影响，有必要展开更长久的追踪研究。不过，本研究只是研究者探讨儿童早期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事实上，Li 和 Rao(2000)已发现家长对幼儿早期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影响。〔34〕本研究只是重点探讨了学前课程政策和幼儿园的教学实践对幼儿中文识字能力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明白教育政策是如何影响儿童的早期学习的。

参考文献：

〔1〕SCARBOROUGHHS. Predictionofreading disability from familial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89, 81(1): 101-108.

〔2〕SNOW C 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guages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hildhood Education, 1991,6(1): 5-10.

〔3〕〔20〕SNOW C E. Current societal expectation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nd implications for program quality〔C〕∥M L LOPEZ， L B TARLLO.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Conference:The fragile crucible: Developmental and policy dilemmas in defining and assessing the school readiness of preschool children.Albuquerque: NM, USA,1999.

〔4〕〔19〕WHITEHURST G J, LONIGAN C J. Child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literacy〔J〕. Child Development, 1998,69: 848-872.

〔5〕HAYHOE R.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M〕∥R HAYHOE .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London: Croom Helm,1984: 26-36.

〔6〕〔7〕〔9〕李辉,李培美.幼教改革三思而后行:从蒙氏教育与瑞吉欧教育热说起〔J〕.幼儿教育,2003,(9-10).

〔8〕WANG J, MAO S. Culture and th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996,123: 143-156.

〔10〕RAO N. EarlychildhoodeducationinHong Kong: Moving towards child-friendly policies, curricula and practices〔M〕∥V SOLLARS. (eds.) Curricula, policies & practic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ervices. Malta:P.E.G.,2002: 76-88.

〔11〕〔26〕教育署. List of dos and don’ts for kindergartens〔R〕.Hong Kong:Hong Kong Government, Education Department,1999.

〔12〕WONG N C M, RAO N.Preschool education〔M〕∥M BRAY, R KOO.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and Macau: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Hong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Kluwer,2004:15-34.

〔13〕OPPER S. Hong Kong’s young children: Their preschools and families〔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2: 21-27.

〔14〕HOSH, BRYANT P. Phonologicalskillsare important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7,33(6): 946-951.

〔15〕LAW F.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J〕.OMEP-Hong Kong Newsletter,1999,(11): 8.

〔16〕〔18〕CHEAH Y M, LIM S E. Literacy and biliteracy issues in Singapore〔C〕∥E F K LAI. (eds.) Reading Research Symposium 1996: Asian perspectives on biliteracy research:Facts,issues & action.Hong Kong:Hong Kong Reading Association,1996: 23-40.

〔17〕〔21〕〔23〕〔24〕〔25〕〔34〕LI H, RAO N. Parental influences on Chinese literacy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preschoolers in Beijing, Hong Kong and Singapo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2000, 24(1): 82-90.

〔22〕LI H.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reschool and Primary Chinese Literacy Scale〔C〕.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Conference.Albuquerque: NM, USA,1999.

〔27〕CRAIN-THORESON C, DALE P S. Do early talkers become early readers: Linguistic precocity, preschool language, and early reading〔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2,28: 421-429.

〔28〕WHITEHURST G J, EPSTEIN J N, et al.Outcomes of an emergent literacy intervention in head star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94,86: 542-555.

〔29〕EVANS M A, SHAW D, BELL M.Home literacy activitie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early literacy skills〔J〕.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00,54: 65-75.

〔30〕SENECHAL M, LEFEVRE J.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skill: A five-year longitudinal study〔J〕. Child Development,2002, 73(2): 445-460.

〔31〕SENECHAL M, LEFEVRE J, THOMAS E M,et al.Differential effects of home literacy experi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J〕.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1998,13: 96-116.

〔32〕WHITEHURST G J. Much too late〔J〕. Education Matters, 2001,(1): 16-22.

〔33〕LI H. Contributors to Chinese literacy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reschoolers in Beijing, HongKongandSingapore〔D〕. Hong K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Curricular and Instructional Influences on Early Literacy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Beijing,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Li Hui， Nirmala Rao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篇7

［关键词］后喻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144 ― 03

二战以来，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的急速变迁使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文化传递方式开始动摇：由于亲子两代人不同的适应能力，年长一代逐渐失去教化的绝对权力，而年轻一代却“反客为主”获得了新的文化权力。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基于这种变革提出了著名的“后喻文化”理论，从文化传递方式的角度将人类社会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1〕后喻文化，又被称为“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米德认为，在后喻文化的作用下，老一辈原本依赖的所有传统面临全面崩溃，以年轻一代为主导的新的文化传承模式代替旧模式是历史的必然。

社会学家将后喻时代文化反方向传递的现象称为“文化反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也开始步入了后喻特征明显的“文化反哺”时代。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年轻一代在获取知识的方式和速度上更加摆脱了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文化传递模式束缚，对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传统传教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后喻”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重视的时代特征。

一、 后喻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后喻文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同时也构筑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特殊的文化环境。文化传递方式的的改变不仅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制约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实践。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客体关系的调整

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影响，促使受教育者产生内在的思想品德矛盾运动，以形成社会所期望的思想品德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客体关系非常明确，无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态度如何，他的主体地位是非常稳固的，以教育者为中心的倾向始终存在。

然而，随着社会变迁对人的主体意识的激发，单向文化传承模式的悄然改变，处于后喻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也出现变化。教育者开始向受教育者进行文化吸收，受教育者也向教育者主动地进行文化影响。教育者开始放弃绝对权威和天赋教化者的角色，与受教育者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由权威主宰到平等对话，由控制屈从到理解尊重，由疏离对抗到合作共享〔3〕，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更加明显，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二） 教育者传统权威地位的消解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师是传教解惑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具体实施者。在长期的前喻教育模式下形成了教师在道德、知识、制度层面的权威地位。而在后喻文化背景下，知识来源渠道的多样化，使得教师对知识的垄断性占有和使用的状态被改变，教师的知识权威地位被动摇；多元价值观的共存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困惑，使得教师作为传递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媒介作用被弱化，传统教师权威的道德含义被重新解读；后喻文化的自由平等特征，使得教师传统的制度权威也受到挑战。教师权威的消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不利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代际传递，也不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冲击

对国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是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历程中，文化的影响主要以前喻的模式进行，这种“传统导向型的文化模式通过晚辈文化认同的内化，然后条件反射式地外化出来(其中缺少活化过程)，晚辈便模式化地获得了对本文化传统的绝对宗奉感。〔4〕”在后喻文化背景下，先赋因素被隐蔽甚至弃置使得历史文化传承的有序性被打破，在优秀文化成份出现流失的情况下，历史文化遇到了相比其他时代更多的审视和质疑。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化中，年轻一代追崇时尚和现代“快餐文化”的过程会消减对民族文化的热情，产生更多的怀疑、困惑和冲突。

（四） 话语的差异及青年文化的叛逆倾向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作为社会亚文化的青年文化在后喻文化氛围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年轻一代在与同伴的频繁交往当中创设了大量属于他们自己的专属语言，在这一背景下，大学生的话语体系具有明显的青年亚文化色彩，与以体现主流文化与价值观为己任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产生较大差异，青年一代话语体系的多样性、娱乐性、时尚性特征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严肃性、重复性、规范性特点构成强烈对比，在教育实践中常常难以衔接，造成交流的困难。同时，由于后喻文化是年轻一代对前辈文化的扬弃，从其产生就具有明显的叛逆特征，这种叛逆在当代大学生中表现为敢于质疑权威，不轻易相信与顺从，他们更注重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尽管这种叛逆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但它使传统的教育价值失去魅力，使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经常处于一种精神对峙状态，这无疑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二、后喻文化凸显现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缺陷

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一代的后现代思维冲击了传统的、理智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强调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差异性、非连续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在后喻文化的映照下，高校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存在空间区隔

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现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环境对社会环境的有意识选择。这种有意识的分隔使大学生不自觉地将他们的世界划分为生活世界和知识世界，在后喻文化特征还不明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世界与大学生实际的生活世界基本上是同质的。而在后喻文化特征明显的今天，活跃的青年文化拉开了两个世界的差异，大学生在学习的理论知识常常难以解释现实生活，让他们迷惑不已。社会现实与社会生活本应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大学生生活世界里的亚文化现象进行解释与引导，也应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然而现实却是面对汹涌而来的青年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却由于这种空间的分隔而难以回应。因此，打通两个世界，从大学生最熟悉的社会环境入手，对大学生生活世界的各种现象进行解疑释惑，应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须着力解决的前提。

（二）现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主体单一化倾向

现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客体（受教育者）”模式，是在教育者的选择下开展的，是教育者根据社会需要进行有关价值预设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这种教育活动除了理论形态的教育以外，也注重由受教育者参加的实践，教育者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动性，受教育者参与了实践活动，体验了教育主体设定的实践过程，获得了一定的实践效果。〔5〕这种教育实践模式在大学生社会环境同质化和文化传递单向式的情况下是有效的。而在后喻文化背景下，年轻一代由于对时代变迁的敏感性和对时尚文化的迅速捕捉而走在时代文化的潮头，以至于年长者常常叹息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面对这样的现实，教育者能否以文化的先占者自居本身就是个问题，而教育者如果依然因循守旧，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受教育者，坚守单主体的模式，把受教育者作为客体来看待，是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的。教育者先受教育，这是教育规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先了解大学生的生活世界，了解他们的真正想法，才能通过教育的力量，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的转化。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

（一）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大学生成长中的核心地位

信息时代文化传播的弥散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身处后喻文化背景下的当代大学生在文化选择和价值判断上无疑要比他们的前辈遇到更多的困惑。受教育者在新信息的占有量上可能远多于教育者，但这些文化信息并不一定合乎受教育者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同时，在多元价值观的侵袭下，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甚嚣尘上，反中心论、去政治化、娱乐至死精神成为青年文化的浊流。面对浸染其中的大学生，如果不加引导，很容易使大学生形成无深度、无权威、无信仰的“三无”意识，由此而使青年文化存在滑向反文化的可能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角色定位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决定的。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长期接受理论的教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着比较深刻的见解，他们在长期接受专业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素养与成熟思维，是未受过系统教育的大学生所不及的，理应能够担负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的角色，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文化信息，提高大学生分辨、处理文化信息，使后者不至于被泥沙俱下的文化垃圾所湮没。

后喻文化时代大学生的主体性意识强烈，但也容易带来片面追求个人价值实现而牺牲社会价值的倾向，在社会实践中表现为对个人利益的过分强调，单方面彰显个性，不择手段地获取个人利益等，从而导致社会利益受损。人的个体化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个体的社会化与个性的满足。认为，个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达到实现，个人与社会是分不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能够为大学生的社会化提供指导和帮助，也能够发挥引导大学生的合理性追求以实现其个性的满足的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体现了社会性需要和个体性需要的统一，在整合各方面利益和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后喻文化背景下，应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指导大学生健康成长、促进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作用。

（二） 转变观念，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向主体间性结构的转向

在后喻文化时代，传统教育模式受到挑战，教育者的权威光环被打破，与教育对象实现了人格平等。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来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还包括了受教育者一一青年大学生，教育者、受教育者互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现主体间性的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建构主体间性的教育模式，既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界有远见者的呼唤，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结构的建立，需要教育者不再居高临下，在观念上认识到受教育者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应该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沟通。教育者的角色地位是需要受教育者认同的，没有受教育者的认同，教育者是难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因此，教育者应该勇于抛弃由制度传统和社会地位所支撑的外在权威，虚心承认和接受受教育者的超越，以一种谦虚的眼光和平和的心态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对象，并通过对知识水平、教育方法和人格魅力的提升来重塑自己的内在权威，从而继续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同。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也需要得到认同，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本价值观念，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特殊需要和层次性，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目标、任务和方法有所选择，做到“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在大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日益凸显的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针对这一情况，在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发展个性方而达到有机的结合，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出最佳效果。

（三） 建立共同的话语环境，拓宽交流渠道

共同话语环境的构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的充实与更新。后喻文化时代正处于知识爆炸的年代，要对求知欲旺盛、掌握新知识迅速的大学生进行指导，不能在知识上与他们同步更新是难以胜任的。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建设上必须加强内容的更新，不断吸收最新的知识内容和理论研究成果，同时，要加强对青年文化的研究，吸收当代大学生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深刻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心理和学习特点，掌握青年文化的基本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潜心学习先进的思想理论、教育理念，系统学习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二是消除话语差异。思想道德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随着青年文化的空前活跃，消除话语差异已成为后喻文化背景下有效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必要前提。尤其在网络信息时代，网络语言被迅速创造和广泛使用，成为当代大学生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它不仅成为大学生文化的时代特征，也是展示大学生文化的重要载体，彰显出后喻文化时代大学生特有的思维习惯和言语方式，传达出属于这个时代、只有青年才能读懂的人文内涵。因此，教育者必须掌握运用青年话语的能力，才能更加贴近大学生，运用青年自己的话语来引导大学生思考，让鲜活的语言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目的和价值，走进大学生的心灵世界。

（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的针对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在后喻文化时代，随着大学生自主意识和利益观念的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重视受教育者的能动性，重视对受教育者思想政治需求意识的培养和开启。因此，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运用网络、多媒体等新兴媒体的技术平台与大学生进行双向交流。这种教育过程中信息的双向流动体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地位的平等，教育者通过教育对象的信息反馈，能够及时地调整教育方法，提高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面对正式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社会环境和大学生生活环境影响的挑战的现实，要善于将正式教育向生活化教育延伸，从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要求出发，把思想政治教育拓展到与大学生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在教学、管理、服务和校园文化活动中，形成正式化的教育载体。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审美、娱乐、陶冶情操的功能，发挥大学精神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通过创设丰富多彩、健康高雅、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同时，要善于捕捉生活化的信息,，善于把握大学生生活世界的真实状况，善于总结大学生思想实际的特点，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延伸到大学生的生活领域，以形成正式化教育与生活化教育合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周晓红. 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出版社，1987.

〔2〕 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88.

〔3〕 杨会良,等．后喻时代高校师生关系的擅变与重构〔J〕．教育探索，2011,（10）.

篇8

一、微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1积极影响

1.1.1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更加平等自由，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微信的使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避免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面对面交流的约束感和紧张感，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实现了网络关系的绝对平等，这种平等互动打破了二者间的心理界限，能够进行更自由的、更惬意的思想碰撞。大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充分表达自我、展示自我，教育者可以通过微信及时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主动关心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更易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在无形之中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1.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化。与传统媒体相比，微信这类新媒体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拥有巨大的信息源，信息更新的速度更快。通过微信师生可以迅速了解到国内外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微信把过去那些静止的、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动态的、具体的画面，让大学生从视觉、听觉上得到综合感官的刺激，无疑为思想政治教育拓宽了新的途径。

1.1.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发生了转变，提升了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微信的朋友圈功能可以使师生相互了解彼此的日常动态，以及对社会事件的看法，并可以即时通过消息、图片、语音甚至视频等进行互动，从而使他们的实践行动得到正确的引导，这大大激发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这些互动，学生不仅掌握了相应的理论知识，还可以与老师共同探讨相应的社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对策。从而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手段的转变，提升了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1.2消极影响

1.2.1微信的自媒体特性削弱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以往作为牢牢掌握话语权的专家与权威的角色逐渐淡化，变成一个在微信中发言的普通人，在微信上与学生具有平等地位。一旦教育者所宣扬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教育者又不能以其他方式来维护其权威角色与真理掌握者的形象，那么受教育者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便会逐渐挑战并削弱教育者的主导地位。

1.2.2微信中的信息较复杂，对大学生价值观造成影响。微信与互联网紧密相接，信息种类繁杂、良莠不齐，既有积极、进步的信息，也有消极、落后的信息。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对自身约束力不强，由于阅历浅，好奇心强，思想不成熟，对一些有害信息往往缺乏警惕性和辨别能力，容易受到负面的、阴暗的信息的腐蚀，会逐渐影响和改变他们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他们的认知偏差和价值偏离，从而影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践行，甚至对核心价值观产生怀疑和动摇而误入歧途。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1.2.3微信使大学生沉迷网络，导致人际关系淡漠。微信在吸引大学生、渗透大学生生活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侵占了他们的碎片时间，使他们渐渐忽视现实中的人际网络。如今，无论是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还是餐厅、运动场，低头族身影无处不在，每天去微信上的朋友圈里逛一逛，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对微信的过度投入和沉浸，容易加重大学生对网络社交的依赖度，与现实生活越来越疏远，甚至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隔断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妨碍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导致人际关系淡漠。

1.2.4微信的使用对伦理道德与社会法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比如，为了更容易被老朋友认出来，大学生往往会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照片头像等来申请账号。不少人更是喜欢将穿衣、吃饭、交友、聊天、应酬，甚至偷拍、偷录的内容上传到微信中。这在有意无意间超越了道德甚至法律的界限，给他人带来了伤害，也给自己平添了麻烦，甚至带来人身危害。另外，手机微信身份验证功能薄弱，一旦大学生的微信账号被盗，注册时的许多真实有效的信息就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而且微信对陌生人的定位精确，可以更容易有针对性地实施犯罪。微信的负面影响对社会法制与伦理道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应该引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的高度重视。

二、利用微信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2.1.利用微信构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网络平台。当前微信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敏锐地看到这一现象，改进教育方式方法，积极开辟微信教育阵地，打造校园学生微信群吧、微信论坛等新媒体平台，建构多层次、全方位的校园微信网络，充分发挥微信教育的功能，加强科学疏导和平等交流，随时随地了解学生动态，深入开展工作，抢占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思想文化宣传的制高点，确保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2.2.不断完善微信管理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微信这个超越国界的虚拟社区中，拥有高度自由开放的网络文化环境，网络欺骗、网络犯罪日益猖撅，这样的行为必然会对当代大学生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因此，要建立大学生的微信管理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制度，不断改进对大学生使用微信的管理水平，充分发挥高校与微信运营商的管理、监督职能，做好正面信息的引导和有害信息的过滤工作，阻止各种不良网络信息进入校园，真正建立起网络安全的防火墙。同时要尽快完善网络管理立法工作，完善大学生微信应用的外部法律环境。根据现实需要，对原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补充，并制定新的法规，以保证微信世界的和谐安定。

2.3.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应当与时俱进，在思想认识上，要提高对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平台的重视。要学习微信知识，了解微信的特性、功能及其传播优势，不断提高运用微信这类现代新媒体的运用技能，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微信技术结合起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解决好微信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更好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2.4.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力度。微信的多样化功能，固然丰富了当代大学生的业余闲暇时间，也使他们感受到了更多、更精彩的掌上娱乐。但面对微信这一有着双重影响的新事物，要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索养教育，提高大学生信息分辨和抵制不良信息的能力，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要引导大学生合理安排时间，不依赖、沉溺于网络而荒废学业，合理调节与控制自己的行为，拒绝做低头族，使其能够正确运用微信增长学识、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以及提升自身的生活能力和生活品质。

参考文献：

[1] 杨敏.微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12.

篇9

【关键词】新媒体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6-0047-01

所谓新媒体，指的是相对报纸、影视、电话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兴媒体形式，主要包含互联网、手机信息和移动电视等。新媒体高效便捷、时实性强、交互深入，深受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的青睐。新媒体的出现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变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它展开的难度。

一 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新媒体提升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快速、覆盖层面广泛，但对应的信息监管制度却并不成熟，它在服务大众的同时也为一些消极思想和误导视听的流言提供了传播的平台。这些不受控制的劣质信息混淆大学生的思想、思维，增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负荷和困难。

新媒体联通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丰富了人们对知识的认知途径，这是一种跨越，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冲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在它的冲击范围之内，在这种冲击下，高校不得不更新对学生的德育教育理念，以紧跟时代的步伐和学生问题的客观需求。但在新旧教育模式的交替更迭间，很多问题获得了滋生的机会，容易影响到高校的日常运作和学生的正常生活。同时，新媒体的出现对高校德育教师的素养，特别是媒体素养，提出了更高更细致的要求。

2.新媒体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便利

新媒体网络体系强大，在信息传导问题上有着传统媒体所难以比拟的巨大优势。对于高校而言，学生的网络心理特征为校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不少方向上的便利。借助网络，高校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学生们最真实的思想动态和所暴露的思想弊端，从而可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工作的实效性、保证对学生思想的正确引导。

二 如何做好新媒体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综合运用新旧媒体

不同媒体的特点不同，因而优势也不一样，所以并不存在一种能够绝对适用所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求的媒体形式，综合运用新旧媒体、突出它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互补性，才是展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办法。以手机传媒、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信息传递快捷、学生用户数量巨大，高校可以利用它们开设网络论坛，和学生们在线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而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优势则在于信息监管严格、公众形象较好，较能够赢得学生的依赖，高校可以通过它们宣扬优良思想、报道先进人物和事迹等。新旧媒体的分工合作和有机融合能有效提升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力。

2.强化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大量学生对微博、微信等应用的使用促使了一种虚拟校园文化的形成，它们也应当被视作是现代高校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或一方面，要积极予以引导和建设，这将会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非常大的助力。网络校园文化的建设需要先进的思想指导和优质的文化内容，为了较好地实现这一点，校方要加强对新媒体素养的制作并尽量使之生动有趣、能贴合学生的信息筛选特点。高校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认识新媒体的特点、功用和形式等，努力去了解它们对提高校网络文化感染力、增进高校与学生心理距离。

3.以新媒体为载体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手法

大学生群体已普遍接受和认可了新媒体的存在，新媒体完全可能发展成高校展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常用工具，用以加强校方与学生、教师与学生间的德育互动。所以高校方面要积极接触、主动开发新媒体资源，充分利用手机媒体、互联网等新媒体形式的载体功能。通过并用掌上互动、网络互动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以细致的关怀及科学的引导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对于在与学生交互中暴露出的问题，校方不应当避忌它的真实性，还要努力去适应学生在表达方式上的直接性，要以反思的精神诚恳地面对它们并设法解决它们。

4.加强高校德育教师的媒体素养建设

为了保证德育教师与学生的有效沟通，高校有必要加强德育教育的媒体素养建设。要组织教师们进行媒体技能学习，要求他们破除旧思想的禁锢，用学生们乐于接受、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他们相处。教师们要积极去了解媒体知识并运用到现实工作中来，这需要教师们细心学习、认真摸索。

三 结束语

新媒体虽然对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一定冲击，但也为它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提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紧跟时代、保持生命与活力，就一定要秉承着对新生事物和积极能量的包容态度，让它们为我所用、服务自身。

参考文献

篇10

A Study on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eChat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YIN Tingting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mobile phone， WeCha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people's life and the study， WeChat with its open， highly interactive and convenient， advantage， has changed people's lives.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ake full use of the WeChat platform，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boring way， can also provide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lso brings some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WeChat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WeChat；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1 微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

1.1 微信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微信是一款新型的聊天软件，其不仅能够发送文字和图片，还支持多人语音聊天，同时还提供了朋友圈、公众平台和摇一摇等功能，并且微信的功能在不断增多，除了可以用于交流沟通之外，还能够进行休闲娱乐，提供了一定的娱乐功能，此外，还具备微信支付功能。由于微信的功能非常强大，并且其是一款免费的软件，对信息的传播也是多样化的，图片、语音和文字等都是微信传播的内容，因此其在短时间在大学生中得到普及。微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单一、乏味的教学观念，更符合的大学生的需求。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要在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点上课，上课的范围也仅仅局限于教室，而通过微信平台，利用微信强大的功能，则改变了这一枯燥的教学模式和途径，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1]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通讯网络，就可以实现多人文字对讲或者语音对讲，从而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传播，利用微信，教师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思政教育更为便捷和快速，并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1.2 微信能够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非常开放和先进，对于新奇的事物非常好奇，追求个性发展，喜欢表现自己，因此大学生都非常渴望将自己的才能和观念等展现出来，并希望受到别人的认可，被别人所了解。但是大学生的这种需求，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是无法实现的，由于教学时间非常有限，教师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很多知识传递给大学生，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学生展现自我和发表自我。而微信是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教师通过微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念和看法，自由交流和讨论，为大学生提供了表现自我和展现自我的机会和平台，可以满足大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2]在微信平台中，大学生就可以自由表达和独立发言，体现了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改变了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被动学习知识的模式。

2 微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2.1 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造成了冲击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程中，教师通过说教的方式进行教学，虽然具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可以树立典型的榜样，还可以开展教育讲座，具有学术性，比较严肃。但是通过开展学术讲座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政教育的知识和信息都是在短时间对大学生造成持续和集中的传播，因此会打消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内容的积极性。[3]而微信的到来，改变了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难以发挥作用，在微信的冲击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实施。

2.2 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微信是一个聊天平台，但是其在传播信息方面具有多种优势，其传播的信息是开放和多样化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和传播者，因此通过微信平台大学生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由于微信传播的信息缺乏管理，信息质量难以保证，虽然有很多积极向上的信息，但是其中也包括一些消极、负面的信息。而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阶段，由于其还未进入社会，因此缺乏价值判断能力，容易受到不良思想和不良信息的影响，最终对大学生的思想认知造成一定的偏差。微信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引导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观念造成了阻碍。

2.3 使校园网络舆情难以控制

由于网络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先进，网络在大学校园得到了普及，变得无所不在，网络的出现使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变得更加便捷，但是与此同时，给一些学生也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微信提供的信息传递平台是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者，通过信息浏览大学生可以获取很多的信息，并可以对看到的信息进行有选择性的传递，因此，信息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传播、大范围传播，并形成统一的思想，很多人对某一个事物的看法都受到别人观念和看法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人由于没有深入到事物发生的过程中，因此观念被舆论导向。[4]在这种背景下，学校对校园的舆情控制更加困难，校园网络最初的传导教育功能以及信息渗流功能也逐渐弱化，使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困难。

3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

3.1 借助微信教学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微信的出现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学校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借助微信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借助微信进行知识和信息的传递。首先，教师可以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微信群，将每一个学生拉入群中，在学习之前，将本节课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到群里，要求学生做好预习工作，学生在刷微信时就能看到信息，并浏览教师发的学习内容，帮助学生做好预习工作，这对于提升教学质量至关重要。[5]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学习资源，定时推送优秀的教育资源，促进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思想政治方面的内容。教师还可以在朋友圈发送思想政治教育的作业，让学生通过评论的形式上交作业，教师再通过回复的形式对学生上交的作业进行评价，实现作业发送和上交、评价的一体化，从而大大提升作业的作用，帮助教师更好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还可以督促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对课上的知识进行巩固。在微信群中，教师也可以定期组织交流，对周围的时事热点以及发生在学生周边的现象进行交流讨论，每个学生都可以发表对事物的看法，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3.2 加强对微信教学质量的监督

将微信运用到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对传统的教育模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传统教学方式凸显出很多缺点，但是微信教学并不能取代传统教学，而是应该以一种辅助的教学形式应用到教学过程中，这就要求教师要将微信教学和传统教学有效融合在一起，发挥微信教学和传统教学的共同优势，弥补彼此的不足，从而真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对微信教学质量的监督，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微信，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不断提升教师自身以及学生的媒介素质，将微信的优势以及缺点告诉学生，并引导学生理性对待微信平台，从而发挥微信教学的优势，避免其劣势，扬长避短，通过合理应用微信技术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6]为了避免微信对学生造成不良的影响，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加强对学生使用微信学习的途径、方式和效果进行监督，了解学生使用微信的方式以及获得学习资源的有效性，监督学生通过微信学习取得的效果，对于学生的不合理使用应该及时纠正，引导学生正确运用微信，同时不断提升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通过微信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提升。

3.3 加强校园网络舆情控制

微信的到来使校园的舆情控制更加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高校应该建立官方微信公众号，利用这一公众号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控和管理。现阶段高校的网络环境非常开放，信息的传播能力非常强大，因此校方应该给予注重，不能让网络信息的传播成为危害学生的途径，而是要利用这一优势，建立校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对校园舆情进行正确引导，加强对校园网络舆情的控制，让微信成为大学生思想的正确指南。校园的微信共同平台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关注的事物和事件，对于不理智的舆情，可以加以控制，深入到事件发生的现场进行报道，避免学生出现过激行为。此外，通过微信公众号，学生还可以反映各类问题和诉求，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反映自己对校园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沟通，可以避免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发生，形成良性的互动，同时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将校园文化、学校的发展理念以及核心价值观念定期，加强学生对其的认识和认可。学校的其他部门也可以建立微信公众平台，不断强化自身的功能，为学生提供服务。例如就业部门可以建立公众号，在公众号上为学生提供就业方面的信息，让学生及时获取信息，从而发挥微信对大学生的思想正确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