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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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基本特征 建构策略

[作者简介]孙晓玲（1976- ），女，重庆人，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重庆 402160）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5-0009-03

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类型、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实施机构以及各级行政管理组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与基础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体系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教育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就高度重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法律或政策文件，依据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提出了不同的目标和内涵。在新的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职业教育体系面临全新的挑战。分析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特点和特征，对构建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现代性与发展性：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需要

现代性指职业教育要体现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满足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以增加人力资本优势，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及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性是指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容要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随时做出调整，是一个动态的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说，现代性是从横向的地域而言的，职业教育体系应该体现某一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技能人才的需要；而发展性则是从纵向的时间序列而言的，职业教育体系应体现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技能人才的需要。

（一）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特点和产业发展趋势，合理进行专业设置及专业布局规划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是其技术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变化最为快速的时期。同样，我国也正处于经济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使我国劳动力需求与人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方面做出反应，适时根据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来调整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实现职业教育的专业体系对接产业体系。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看，其专业设置及专业结构由无序走向有序，由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服务经济产业发展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然而，由于许多现实原因，如学生家长的职业取向不太合理、部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出于生源和办学成本的考虑设置过多热门专业等，一部分专业的开设并未与区域产业紧密结合。产业结构是专业结构调整的根本依据，各地区应该在对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产业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积极对接产业，合理统筹专业布局，调整专业设置，从而增强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度。同时，以职业岗位群为专业设置和区域专业布局调整的方向，也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提出的要求。

（二）根据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培养绿色技能型人才

在绿色经济理念之下，技能与工作世界将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关于“绿色经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义为“通过减少环境污染和防止生态资源短缺，来改善人类生活、提高幸福度和达到社会平等的经济”。随着绿色经济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绿色工作以及绿色工作技能等概念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延伸到了“绿色工作”。“绿色工作”是通过有关措施，减轻企业和经济部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劳工组织（ILO）一项覆盖全球21个国家、世界60%人口的关于“绿色工作技能”的调查显示，目前传统行业内的很多技能在未来都将发生彻底的改变。随之而来，为这些行业培养广泛的替代技能即绿色技能，就会逐渐成为一种需求。从内涵上来说，绿色技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更加绿色环保的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技术性技能，二是就业劳动者应对新兴技术性技能需求的基本通用技能，以及跨行业趋势的通用绿色技能。从政策来看，我国《“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众多新兴领域的研发创新和产业集聚，都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强大动力和源泉。这就要求职业教育体系在构建过程中通过课程结构设置等将绿色技能作为重要的培训内容，以培养适应绿色经济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二、终身性与开放性：满足所有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对自身技能积累的需要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终身性指我国职业教育应是面向全社会、面向人人的教育，它为所有不同背景的人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再学习、再教育的机会，共享教育资源，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职业教育需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性是指职业教育应该在办学主体、学制、学历、培养对象、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等方面开放，无论什么年龄、什么时间，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参加技能培训。开放性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向普通教育（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的开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终身性和开放性是互相联系的，终身性就意味着开放性，而开放性不仅包括对人人开放，更包括对人的终身发展开放。

（一）关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全过程，实现学历职业教育与非学历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

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是使更多的人找到适合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提供各种不同的成才道路，要求职业教育内容多元化，形式灵活化，从而满足个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需求。这就需要将职业教育融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包括从职业准备教育到就业或岗位培训，再到升迁、转岗、再就业培训等的全过程。当前，我国虽然从意识层面开始注重非学历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发展，有的地方政府从政策文件上规定职业教育参与非学历社会培训的规模与学历教育规模的比例至少应当保持在11的状态。但在实践层面仍然有很多学校达不到这一目标，依然改变不了学校本位的学历式职教体系。一定程度上讲，职业教育中非学历教育的完善程度是判断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标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参与非学历的社会培训的规模很小，且并未形成可以借鉴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等，其社会培训效果更是非常有限。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学历职业教育应当发挥其优质资源优势，整合资源，有效利用，参照行业权威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承担起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其他社会人员技能培训的重任，重点完善以“农村失地农民再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等为重点的社会培训，真正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真正实现学历职业教育与非学历社会培训的有机协调和一体化发展。

（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政府、行业、企业等多元办学的开放性格局

职业教育的准公共性使得我国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终身化时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性特征要求职业教育深化办学体制改革，以增强职业教育活力、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提高职业教育办学效益为目的，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的办学格局。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相对比较单一，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相当重视公办系统的职业教育，而对行业、企业、个人办学行为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共计有中等职业学校9762所，公办职业学校的学校数、在校生数和教职工数均占总量的90%左右，民办学校的比例只有10%左右。多元办学主体有利于引导职业院校之间有序的良性竞争，从而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另外，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等行业第一线的应用型技术人才，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式等必须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也就是说，职业教育面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主动适应、紧密融合、及时调节、满足需求。因此，要强化职业教育的开放意识，广开办学渠道，不拘一格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种应用技术人才。

三、衔接性与融通性：满足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教育协调发展的需要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衔接性是针对其体系内部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沟通、高等职业教育与技术本科教育的衔接等，主要体现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建设、教学过程、招生考试、教师培养、评价方式、行业参与等方面。融通性主要是针对不同的教育类型而言的，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是一个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相互融通的体系，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相互衔接，构建起两种教育类型之间的“立交桥”。可以说，衔接性主要指纵向层面的职业教育内部各层级的衔接，融通性主要指横向层面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体系的融通。

（一）多渠道发展技术本科教育，实现职业教育内部各层次和内容的衔接

从职业带理论看，职业带的右移将技术性人才类型进行了细分，包括技术员和技术师两个系列，技术员由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培养，而技术师则由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一直呈现出办学层次高移的趋势。层次的高移趋势是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切性变革，是对现代科技革命的主动性反馈，促使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期，要实现转型并成功跨越拉美国家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要求众多企业转变增长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决定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要素是技能劳动力要素，这为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要想使我国企业掌握国际尖端技术，提高其产品质量和全球竞争力优势，同时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就必须发展技术本科教育。然而，发展技术本科教育不能一哄而上，“一刀切”地实行升级或转型，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三点：第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如东西部区域间正面临着产业转移趋势，发展技术本科应该根据区域经济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而定；第二，发展技术本科教育应该以专业为单位，而不是以整个学校为单位，要严格把关专业发展质量，以专业发展质量为核心和重点进行考察，因为一所学校内部各专业之间必然存在质量差异和不均衡发展现象；第三，要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必须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与结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方面体现层级，并实现相互衔接。同时，改革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内容，也是促进其层次衔接的重要举措。

（二）建立职业资格框架（NQF），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体系的衔接和融通

多年来，我国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但职业教育对普通教育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尽管这一现状在观念意识上早已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的探索却鲜有进展。以行业、企业参与制定的全国统一资格标准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可以很好地实现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历证书的对等和互通，通过资格框架实现等价和体系间的流动。一般来讲，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的融通性可以通过两类策略来实现：一是建立职业资格与文凭等值融通的整体性框架。资格框架下的职业教育体系相对独立，又实现学生以能力结果为基础的横向和纵向流动。例如，英国国家资格框架（NQF）下基于课程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纵向衔接、普职等价、普职沟通。二是通过职业教育体系的内部组织来实现。例如，美国的职业生涯教育以及技术准备（Tech Prep）和台湾的职业教育体系等。我国应该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资格框架。在这一框架之内，既包含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也包括学术资格，逐步推动普职等值，以此不断改变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内部的不利地位，也有利于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的转变。在国家资格框架中，政府、学校、行业各司其职，各有重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各级各类国家资格标准，并按标准进行严格审批；职业学校、行业、社会培训机构与技能鉴定机构则具体负责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

四、公平性和公益性：满足低技能劳动者技能提升和生活改善的需要

职业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尽管职业教育经济属性决定了其会因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不同地区教育收益的不同，但教育公平要求确保所有人员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获得均等的公共职业教育资源。公益性则是指职业教育可以使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等群体共同受益。公益性的潜台词是“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是指满足社会或群体中全体成员或大多数成员的需求、实现他们的共同目的、代表他们的共同意志、使其共同受益的一类事务。从经济、社会、教育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个人就业和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能使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等全体受益。

（一）拓宽正规职业教育生源渠道，让所有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现阶段，虽然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源已经相对丰富，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有了较好的保障，但是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开放，还是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例如，根据我国目前的相关教育制度，如果一个人脱离了正规学校教育体系，那么将很难重新回到正规学校教育体系。由于适龄人口的不断减少，职业教育领域面临着招生困境，而拓宽职业教育生源渠道的做法对许多地区生源困境的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自2009年以来，许多省市相继出台政策，明确提出拓宽生源渠道，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向已就业者开放。例如，陕西省将返乡农民工等急需职业技能培训的人群纳入招生对象，拓宽中职生源渠道，扩大招生范围；河南省积极拓宽招生服务面，完善招收非应届初中毕业生的招生及教学制度改革，把招收往届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退役士兵、在职职工、下岗失业人员等纳入中职招生范围。未来，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面临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职业教育必须明确定位，调整培养目标，拓宽其生源渠道，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作为招生对象，让其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二）缩小职业教育受教育过程的差距，促进职业教育均衡发展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等不同，我国职业教育存在较为严重的东西部区域差距与城乡差异，这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态之一。东西部区域差距不仅体现在规模数量上，更体现在办学条件、经费投入、师资队伍、课程教学等诸多层面上。而在同一区域，城乡差异也较明显，高等职业教育几乎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只有少量的中等职业学校。与东部地区和城市相比，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享受的教育资源是非常不平等的。这种仅仅因为地域的不同而接受不同质量教育的状况是非常不公平的。在这一问题上，国家层面目前的做法是通过“政策驱动”，从招生层面推进职业教育东中西部合作办学，目的在于让东部地区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发挥其引领和辐射作用，带动并提升中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质量，进而促进全国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这一举措显然是有益的，但仅停留在招生层面的浅层次合作并不能真正推动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如何从政策、制度、环境等层面有效推进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避免让不同区域的学生接受不同质量的职业教育，是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并竭力解决的问题。

（三）对低技能型劳动者进行公益性培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流动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教育，根本目的是让人学会技能和本领，能够就业，成为有用之才。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工业和服务业聚集、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加快，职业教育在此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动力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就会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将有近两亿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第二、三产业。要实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只有对其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提高其技能水平，才能促进他们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并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和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以缓解快速增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危机。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模式都力争让全体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平等地选择和分享受教育机会、公共教育资源和相同教育质量。例如，德国联邦政府对国民做出承诺：谁都不会因为无钱而不能接受教育和培训。因此，我国需要从政府政策层面，坚持职业教育的公益性特征，应设立专项资金，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优势与潜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失地农民、新型农场主、城市失业人员进行公益性的职业培训，增强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生存发展能力，提高其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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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尧.职业教育学――原理与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石伟平.比较职业技术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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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调查过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城镇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全国的农村地区也基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全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也就是说，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地区居民的参保率并不是100%。因此，介于城乡居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差异，本文的样本取样，采用调查问卷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员均为当地委托的大学生团队。抽样调查所在地集中在华北的邯郸、华中的武汉、华南的南宁、华东的南京以及西部的兰州，共5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市区抽取两个区，每个区选取3个社区，共调查30个社区；每个城市的农村地区选取2个区(县)，每个区(县)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个村(社区)，共20个村(社区)。采用便利抽样，调查对象为有子女但现未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待遇，以及未参加上述社会保险且未满60周岁的群体。共调查了466户，其中有效样本数量为408份，有效率为87.6%。

1.2变量及定义目前，从养老金制度参与角度而言，形成了四类人群，一类是机关事业单位群体，这类群体目前享有退休金并由财政支付；第二类是城镇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第三类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群体；第四类是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员群体。因此，为了探究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待遇差别对于城乡居民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本研究设置了4个体现养老金待遇群体的自变量，即上述四类人群。控制变量主要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状况、户籍状况、家庭子女数、家庭经济条件、生活自理能力以及亲友探访频率等几个要素。考虑到目前政府已经基本保障了基础教育资源，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并在全国农村地区实行了义务教育阶段免费的教育财政保障政策，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考虑城乡居民代际间教育投资意愿的变量，因此将该因变量分为四个题项进行问卷调查：①不愿意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②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高中及以下阶段；③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大专及本科阶段；④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研究生及以上阶段。上述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见表1。

1.3检验模型与检验步骤鉴于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分类变量，在此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为提高检验的拟合优度，本文控制个人基本特征或家庭一些情况，考察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不同待遇对于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确定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频次和频率，采用似然比检验分析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性，剔除不显著变量后，重新进行相关性检验，直到所有变量均通过似然比检验。第二步：形成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矩阵，通过监测数据，对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求解，矩阵表达式如下。式中，x11、x12……xij分别代表反映个人基本特征以及家庭一些个体情况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其中没有反应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的为模型1，加入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的为模型2。i为样本数；j为解释变量的个数；m代表因变量Y的赋值(1～4分别代表“不愿意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高中及以下阶段”、“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大专及本科阶段”以及“愿意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到研究生及以上阶段”)。β0为常数项；βj是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体现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方向和程度。第三步，回归分析。将本研究设置的四个体现养老金待遇群体（自变量）以及学历、经济状况等体现个人影响因素的控制变量放入模型，进行Logistic模型分析，得到参数估计结果。由于模型的因变量中有4个类别，对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存在n个自由度；而对于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2，每一个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含有n，k个变量取值，整体自由度为n×k，最终根据自变量的相伴概率进行整体以及自变量显著性检验。第四步：进行模型整体的有效性检验。对变量及其相应类别做整体检验，以确定该组数据是否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原假设H0是该回归模型无效，且所有系数均为0。

2主要分析结果

经过Pearson卡方统计量的检验显示，Pearson值22.72，显著性为97.57，因此拒绝样本拟合情况在5%以内的原假设。为了检验自变量的显著性，本位首先采用似然比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I)可以看出，在所有自变量中，“性别”、“年龄”以及“户籍状况”三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均大于0.05），说明这三个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忽略，故除去这三个变量重新检验，结果见表2(II)。而表2(II)的结果显示，各变量均显著，因此，我们可运用有序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由于分类检验结果表较大，为了便于解释，我们分别给出组变量检验结果（因变量与自变量、控制变量相关性）和因变量整体相关性检验结果。表3回归结果显示，模型2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NagelkerkeR2分别为0.720，正确率为79.24%，说明模型2的拟合度较好。而模型1的Chi-Square值为270.106，Sig值为0.000，表明模型总体上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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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层级与地区分布从法律等级的角度分析，在法律层面我国尚无一部系统的民族教育法，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用两个条文对民族教育形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办学制度做了规定①。在行政法规层面，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涉及民族教育权益的法律规范有2部。在部门规章层面，由国家民委和教育部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1部。在地方立法方面，涉及民族教育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有51部，地方政府规章有10部。从上图对比可知，我国目前民族教育立法的主体为地方性法规，占立法总数量的78．46％，其次为地方政府规章，占15．38％。中央立法与各级地方立法比例数为1：15．25。在地方立法中，以省为单位，共有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颁布了相关立法。各地具体立法情况如下表：在上述立法中，如果以立法形式为标准进行分类，共有8个省份各级人大和政府颁布了14部《民族教育条例》。具体如下表：对颁布法律规定的地方行政级别进行统计，规范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民族教育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有44部，规范市、自治州范围内民族教育权益的法规有14部，规范县、自治旗范围内的有3部。结合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情况［1］，不难发现，一方面，从总体而言，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在全省人口中占比例较大的省份，其民族教育立法数量相对较多，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而少数民族人口在100万以下的省份，均未颁布专门的民族教育条例。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在100万以上的省份中，民族教育立法的数量与各省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未构成正比例关系。例如少数民族人口同为246万人的吉林省和自治区，立法数量却相差4倍。拥有236万少数民族人口，且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45．56％的青海省，尚无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专门性法律法规或条款。通过上述统计数据，不难发现，我国现行民族教育立法层级整体较低，94％属于行政法规之下的效力较低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从地方立法来看，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份之间，还存在严重的立法发展不平衡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数量的不平衡。立法数量最多的云南省已经颁布了7部相关法规和规章，而有1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只有一部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涉及到民族教育问题；二是，立法专业化程度的不平衡。目前，全国仅有8个省份颁布了专门的民族教育条例。其余的19个省份仅在综合性法律规范中规定了相关的民族教育条款。

（二）立法内容在立法内容上，现行的民族教育立法主要从“权益保障”“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三个方面做了规范。据统计，在已颁布65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有62部规定了民族教育权保障方面的内容，有31部规定了民族教育内容方面的内容，有56部规定了民族教育形式方面的内容。具体而言，按照内容多寡排序，涉及立法在20部以上的依次为“设立教育专项资金、改善办学条件”56部，“加强师资建设”49部，“符合条件的民族考生优先录取”46部，“设立民族班和民族学校”45部，“发展传统教育”43部，“补助贫困少数民族学生入学”36部，“开展双语教育”24部。综合民族教育内容和民族教育形式，我们还可以将立法内容划分为“平等接受教育权”和“民族教育特殊性”两个部分。其中，关于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规定主要是从“发展传统教育”“扫盲教育”和“补助民族贫困学生，保障民族考试优先录取”几项内容加以规定，占全部条款的73．23％，关于民族教育特殊性，则主要是从“开展民族文化、历史和民族团结教育”和“设立民族班、民族学校”等方面做出规定，这一部分内容约占全部内容的26．77％。结合立法机关的地区分布，针对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教育权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23部，针对散居少数民族教育权益的有10部，针对辖区内全部少数民族公民教育权益的有32部。此外，从条文数量来看，在综合性少数民族权益立法中，涉及民族教育权益的条文只有1条的有9部，占全部民族教育立法的17．64％，涉及条文为2条的有18部，占35．29％，涉及条文3条以上有23部，占45．1％。通过上述统计数据，可以得出下述三点结论：一是，我国民族教育立法规范的民族教育权益相对集中，立法内容基本涵盖了民族教育的各个方面。且对少数民族教育资源进行倾斜的立法原则贯彻始终，几乎所有涉及民族教育立法的条款都是对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体现；二是，民族教育立法的内容虽然整体较为全面，但落实到单一法律法规中，超过半数的民族立法仅有1或2款条文涉及到民族教育权益，规范的内容也通常只针对民族权益的某个方面；三是，在针对的少数民族族群方面，大部分的民族教育立法都是针对民族聚居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尚无专门规范和保障散居少数民族公民教育权益的法律规范。

二、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模式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我国现行民族教育立法的实证数据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

（一）立法内容的行政性特征1．我国民族教育立法政策色彩浓厚。对我国现行民族教育立法内容进行梳理，不难发现，许多民族教育政策被直接作为立法条文出现在民族教育法律法规中，且占有很大比重。例如，在各级民族教育立法中常见的“改善办学条件、开展民族特色教育”等条款。这些立法条文由于直接源自民族教育政策，更多地是以提纲挈领的方式规定了对民族教育权益保障的方向，现实可操作性有待商榷。2．我国民族教育立法可诉性不强。我国现行民族教育立法多是采用规范相关行政机关行政职责而非对少数民族公民个人授权的方式立法。这就决定了当相关行政机关时，少数民族公民个体很难就该行为提讼，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此外，据统计，在现有民族教育立法中，超过半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是概况性的规定违法者应当承担相应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具体违反了哪一项条款应承担何等责任则无任何条款列明，这就使得我国民族教育立法的可诉性大打折扣。纵观我国近几十年的相关诉讼案例，因为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被侵犯而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的极为罕见。

（二）立法形态的非均衡性特征立法形态的非均衡性是我国民族教育立法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其具体包含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保障对象力度不均等两个方面。1．我国民族教育立法地区发展不平衡。根据基本样本分析，全国目前仅有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颁布了涉及民族教育的法律法规，意味着在地方立法方面，尚有多个省份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将这一统计数据与立法条文数量和专门立法数量相结合，则仅有8个省份颁布了专门的民族教育条例，剩余19个省份颁布的相关民族教育立法中，涉及民族教育问题的条文在2条以下就占到了二分之一。与之相对，颁布的专门民族教育立法即有5部之多，云南省也有3部。可见，在地方立法问题上，我国目前民族教育立法出现了明显的不均衡。立法较为发达的省份已经初步构建出专门立法与综合立法、省级立法与地市级立法相呼应的立法体系，而部分省份尚无相关立法，或仅有1至2个条文涉及到民族教育权益问题。2．我国民族教育立法保障对象力度不均等。针对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公民教育权益的立法有23部，而专门针对散居少数民族教育权益的立法仅有10部。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在全国1．064亿少数民族人口中，约有0．343亿是散居于非少数民族聚居区［2］。可见，我国民族教育立法对于民族聚居区内少数民族公民的受教育权益保障力度相对较大，而对于广大散居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力度则要弱一些，出现了保障力度明显不均衡的问题，这也是完善我国民族教育立法体系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三）立法效果的滞后性特征1．立法时间较早，修订频率较低。据统计，我国目前民族教育立法中近一半是2000年前颁布的相关法律文件。在65部民族教育立法中，仅有12部对个别条款进行了修订。甚至有部分颁布于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立法至今未进行任何修订①，明显已经不符合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要求。2．立法内容不符合现行民族教育的发展规律。对于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应主要从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和民族特殊教育两个方面加以规范和保障。现行立法中，根据本文第一部分对于民族教育立法内容的统计分析，超过70％的内容都是关于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相关保障措施。这一立法特点符合我国民族教育立法之初我国民族教育的状况。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得到了基本保障，少数民族公民对教育权益的需求已经更多的从享受平等的教育权转变为对民族特色教育的要求。而我国民族教育立法由于其相对滞后性的特征，尚未加强对民族特色教育的立法力度。

三、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模式的完善

民族教育立法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在我国现阶段，结合我国民族教育立法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尝试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树立民族法制建设理念，逐步实现从民族政策向民族立法的转变。在我国，由于民族法制建设整体较为薄弱，多年以来，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治理和民族权益保障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民族教育问题主要是依靠政策加以规范和指引。在少数民族公民教育权益受到侵犯之时，其诉求也多是通过向行政机关反映问题、甚至极端（如上访等）方式表达。加强民族教育法制建设，树立法治理念，实现从政策治理向法治的转变，是完善我国民族教育立法体系的首要任务。首先，以规范和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个体权益为基本立法模式。传统的民族教育政策十分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优惠政策，却鲜有关注公民个体权益。在民族教育立法时，要尽可能地避免直接照搬民族教育政策，而应当根据立法要求，从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个体权益的视角，通过对少数民族公民个体受教育权的规范和保障，来实现立法初衷。其次，完善违法责任相关规定。明确侵犯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完善配套立法工作，切实加强民族教育立法的可诉性。

2．制定民族教育法，逐步实现从单一立法向各地区、多层次均衡立法的转变。民族教育法制建设需要完备的立法体系。鉴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分散于全国30余个省份、少数民族聚居与各民族杂居并行，且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经济建设水平的差异，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需求也不尽相同。这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系统的、法律效力较高的民族教育法，作为民族教育的基本大法、统领、规范并指引全国各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立法工作。此外，在民族教育法之下，还应逐步构建起符合我国民族法制建设要求的民族教育立法体系。一方面改变现有民族教育立法水平参差不齐，立法层级较低的现状，提升民族教育立法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另一方面，强化民族教育立法的均衡化发展。以民族教育法为基准，加强民族教育立法薄弱地区的立法工作，加大对散居少数民族和城市少数民族公民教育权益的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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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IPCC明确指出近百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所引发的温室效应造成的。长期以来，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商业部门、交通部门等，这种“部门”的碳排放研究忽视了个人消费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忽视了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生产活动终端需求的家庭的生活消费。目前，从研究成果来看，家庭的碳排放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如比娜(Bina)等运用CLA模型对美国居民消费行为和环境影响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超过80%的能源使用和CO2排放是由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满足其需求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根据社会学基本理论，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居民消费多以家庭消费方式展开。美国研究人员发现，1997年家庭消费行为占全美能源消耗的28%，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美排放量的41%;王彦等研究中国家庭碳排放，结果表明，家庭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比例由1995的19%上升到2004年的30%。由此可见，家庭碳排放对全社会碳排放的影响不容忽视。与此同时，“部门”碳排放研究不能解释家庭活动的碳排放结构特征、影响因素，也无法解释同一个城市或社区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等)差异而产生的碳排放的差异。因此，基于家庭消费视角的碳排放研究对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基本特征和家庭能源消费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国外学者帕乔里(Pachauri)借助家庭微观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杰克逊(Jackson)的研究表明，家庭规模、住房面积、成员结构、消费水平等家庭特征是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弗林格尔(Vringer)等发现，户主年龄在40－50岁的高收入群体，其家庭能源消耗最大。杨选梅等以南京为例认为常住人口、交通出行、住宅面积是影响家庭碳排放的显著因子。杨瑞华等对全国不同地域9个城市的家庭碳排放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对城市家庭碳排放特点和不同地域城市碳排放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碳排放量与家庭经济文化水平和家庭常住人口数呈正相关，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家庭的碳排放量高于内陆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城市。威尔森(Wilson)等研究了家庭成员的环境认知、能源消费行为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二是家庭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阿尔蒙德(Almond)等研究发现，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由于需要家庭集中供暖，其碳排放量特别高。卡恩(Kahn)通过使用1993年美国居住能源消费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居住郊区化对能源消费的显著影响以及其环境后果。黄茹等通过广州市3个不同区位类型社区家庭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郊区社区家庭碳排放量最高，市区社区家庭碳排放量居中，城乡结合部家庭碳排放最低。张馨等研究了城乡居民家庭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结果表明，从2000－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碳排放都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碳排放逐年增加而间接能耗碳排放有所下降。三是从时间序列分析家庭规模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蒋耒文等认为，相对于个人而言，家庭是消费的主要单位，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家庭规模变化导致的家庭户总量的变化有可能对碳排放产生明显的影响。陈佳瑛等就中国1978－2007年家庭模式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家庭规模与总户数对于碳排放具有较大影响力，家庭户单位体现出对人均单位未能包括的家庭消费行为模式的包容，因而可能成为更合适的居民能源消费产生碳排放的分析单位。王钦池认为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应该存在一个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家庭规模，称之为最优家庭规模。当家庭规模大于或者小于最优规模时，都会导致能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和碳排放量的增加。总体说来，家庭碳排放的研究视角从开始较多地集中在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家庭微观层面。随着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人们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城市生活能耗消费量将不断增长，导致城市家庭能耗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有必要对某一区域或省域的家庭碳排放特点及变化特征做详细调查研究，这样可以针对不同研究区域的家庭特征、低碳消费行为分别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社区及微观家庭成员的减排政策。本文将以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江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结构特征和区域差异性，并分别对调查城市家庭的基本特征、家庭成员低碳消费行为与家庭碳排放的相关性作回归分析，最后得出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2013年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调查”研究小组对江苏省城市家庭活动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按照江苏南北区域经济发达与不发达等特点选取了苏南的南京市、苏中的南通市以及苏北的连云港市，由于三个城市2012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与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最接近，且南京市是江苏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南通市是苏中地区三个市中人口最多的城市，连云港市2012年人均GDP排在江苏13个地级市的倒数第二位，因此，选取这三个城市体现了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典型代表性，可以代表不同区域的城市家庭碳排放基本情况。研究在每个城市选择三个社区(市区社区)，为了使数据收集更具广泛性和灵活性，并且提高问卷收集速度，在每个社区选择150户家庭采用入户随机发放和现场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要求每个家庭18周岁以上成员填写调查问卷。研究共发放问卷1350份，收回有效问卷1288份，问卷有效率为95.4%。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家庭基本特征、家庭低碳消费行为和家庭碳排放结构。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消费特征(居住面积)、出行特征、文化特征、经济特征(家庭收入)五个方面，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数、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家庭低碳消费行为包括家庭成员的每周购物频率、在外就餐频率、垃圾分类情况、空调温度调控、自备购物袋以及“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六项内容。家庭碳排放结构包括家庭能耗(家庭用电、水、天然气或罐装液化气)、交通出行(飞机、火车(动车)、长途汽车、地铁、公交车、小汽车、电动车)、家庭生活垃圾三个方面。

2．研究方法

比娜等提出了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onsumerLifestyleApproach，CLA)，该方法是从家庭外部环境、个人决策因素、家庭基本特征、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行为产生的后果五个方面研究家庭碳排放。该模型首先被用于美国家庭碳排放研究中，随后该模型被众多学者引用。此模型中消费者是指为满足其生活需要购买产品和服务的个人或家庭的实体;生活方式影响并决定了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该模型的目的是通过理解消费者的个体行为以便制定出更好的公共政策。由于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交织，并且其中一些因素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了解“消费者”变得很复杂。本文在此方法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绘制了基于家庭消费行为特征的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技术路线图。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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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 会计电算化专业 课程开发

一、会计电算化专业课程体系开发的基本要求

（一）适应高职教育的基本要求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首先应该符合职业教育实践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同时还要兼顾与高等教育相适应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的传授，要将学生培养为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能利用掌握的新知识、新技能和新工艺来分析、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构建要适应这个需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岗位需要和职业标准为依据，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既要注重其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又不能忽视理论知识的讲解。

（二）把握会计电算化专业的基本特征

计算机为主体的电子信息技术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催生了会计电算化这个专业，现随着网络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会计电算化专业又被注入了新的元素。与其他专业相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在企业信息化不断普及的今天，会计信息与其他管理信息的结合更加紧密，借助于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会计核算信息可以根据其他核算信息自动生成，企业对会计人才的要求也从能进行基本核算转变为能进行分析和决策。因此，会计电算化专业更强调学生财务业务一体化处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的培养。

第二，更强调知识面的宽阔性。会计电算化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学科，对从业者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会计作为一种以提供有用信息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管理活动，其专业知识本质上是对国家经济环境、财经政策、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掌握、解读和应用，学生只有掌握较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才能具备较高的解读、理解和运用能力。其次，现代化信息处理工具的使用是从事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前提，学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知识、网络知识和通信知识，并且需要将其与会计知识进行有效的结合。

第三，就业面广、就业岗位群宽泛。会计电算化专业的就业对象包括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团体、部队、中介机构；而且，不仅可在这些单位从事财会工作，还可从事审计实务工作、咨询服务工作以及会计信息系统开与维护工作，也可经进一步培养，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专业性质决定了会计电算化专业的就业面宽广、就业岗位群宽泛。

二、会计电算化专业课程开发的基本思路

（一）满足就业职业岗位群的任职需要

在进行专业课程设置时，应以岗位需求的职业能力作为配置课程和界定课程的依据，按岗位能力需求序化、整合课程内容。会计电算化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包括两类：一是会计信息系统应用人员，即企业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人员；二是会计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维护人员。两类人员的工作内容差别很大，职业能力要求也不尽相同，这我们在专业目标定位、培养规格确定、课程体系构建上必须有宽泛广度。同时又要坚持专业核心岗位群对教学方案的决定性影响，在课程体系的构建上要有所侧重。

（二）突出专业技能训练与实际会计工作相协调

应以岗位工作任务为基础、以岗位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以项目课程为载体，构建专业实践项目课程系统，把知识、技能与素质融为一个整体。因此，在制定实践教学计划时，既有基础实训，又有专业实训；既有基本技能训练，又有创新能力训练的实践教学环节；既强调对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整体训练，又注重对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按照实际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和工作情境组织实践教学。在这个过程中，以就业为导向，以综合职业能力为主线，将各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整体设计，建立与理论教学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互动推进式的实践教学体系。

（三）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

必要理论知识的掌握是技能提升的基础，因此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应并重，形成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的体系。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可以适当降低理论课的深度和难度，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有用性和应用性，在课时安排数上要适当压缩。首先，根据能力本位的要求，对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进行合理的调整。其次，按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课程的逻辑关系进行安排，使先修课程和后续课程的衔接更加合理。然后，适应行业发展和国家有关法规、制度的变化，对相关课程进行调整与优化。

（四）注重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种类型，高职教育在强调毕业即就业的同时，还要考虑学生毕业后职业成长和岗位升迁的需要。由于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专业素养不尽相同，需要将就业中所需要的任职资格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及内容融合到各门课程中去。可以参照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全国信息化工程师―ERP应用资格、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相关职业资格考试课程来设置教学课程，并在时间上与考证时间相衔接。

【参考文献】

[1]姜明霞、于冰.关于高职会计电算化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考.商情.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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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影在《外国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中撰文，结合各时期美国社区学院教育国际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发展动因，探究了其特征鲜明的发展历程和多元化的演变路径，总结了其教育国际化改革的经验，以期为当今我国一些地方性应用型普通高等院校教育国际化的目标设定和实践路径提供启示。

作者首先梳理了美国社区学院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探索与酝酿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表现为学院管理层对教育国际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的探索，在此基础上也有效地促成一些重要的国际教育组织和机构的设立；2.实施与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社区学院开始反思绝大部分学生缺乏对国际环境认知的现状，并积极利用美国联邦政府设立的助学金，开设国际教育课程，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帮助所在社区的经济发展适应全球化的国际现状；3.深化与推广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在此期间，美国社区学院通过设置多元化的国际教育课程、加大国际生招生规模、鼓励师生出国留学等方式推进教育国际化的深化改革和推广；4.制度化与规模化时期（2000年至今），新世纪，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多重功能进行重新认知和高度重视，标志着其高等教育国际化随时代的要求迈向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制度化和规模化的基本特征。

受政府政策性的引导和内部全球化学习需求的驱动，美国社区学院的教育国际化改革在新世纪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传承以往举措的基础上，其多元化演变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优化区域性校际联盟的合作，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2.促进国际教育课程的本土化，实现留学项目设置的多元化；3.加大国际生的交流力度，提升师生的国际视野；4.促进国际教育政策的战略化，增强毕业生的全球素养。

最后，作者基于美社区学院国际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1.强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意识，科学定位人才培养方案；2.完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与全球素养；3.构建教育国际化校际联盟，优化资源共享与师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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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概况；基本特征；对策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149-02

一次，佛祖释迦牟尼问身边的弟子：“给你一滴水，怎样才能让它不干?”弟子答不出来，佛祖说：“融入大海。”

是的，单独的一滴水，既经不起阳光的曝晒，又无法抵挡狂风的侵袭，惟有融入广阔的海洋，才能永不干涸。让每一个农民工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怀抱，这既是农民工归属感和爱的需要，也是我们党雨露阳光洒满每个农民工心田的体现。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3、近80%的人未婚。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民工有所提高。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基本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拘谨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会，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有更强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据公安部2007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受户籍制度制约和基于自身阅历及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在郴州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表示，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

四、对策与建议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户籍问题仍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坚决打击恶意欠薪行为，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发展的城市大家庭怀抱中。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劳务输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发展的城市大家庭怀抱中。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发展和前进，只有前进的音符和谐了，才能显示出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湖南郴州北湖区党校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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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了政策的系统性与动力性

从政策之间的外部关联性看，“特岗计划”是中央政府承担义务教育财政责任的具体体现。作为一项专项转移支付的财政手段，中央财政为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师资数量不足及结构性缺编的难题，专门设立了直接针对特岗教师统一工资的补偿性资金，旨在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它既与十几年来中央政府教育专项项目所坚持的“针对中西部贫困地区、集中解决义务教育急迫问题”的公共投资方向保持一致，又是中央对地方教育专项资金不断调整结构、寻求政策效益最大化的一种尝试与努力。在农村教育硬件改造基本完成、中小学生“上学难”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通过“特岗计划”着力解决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与农村教育质量问题，对于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从政策内部构成看，“特岗计划”不仅强调中央政府的财政杠杆撬动，还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体现；既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实施省级“特岗计划”，还坚持在“事权不变”的原则下保障地方在义务教育管理中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师发展政策，“特岗计划”涉及就职条件、招募计划制订、信息、招聘考试、人事管理、培训上岗、待遇津贴以及其他相关政策规定的协调与落实等。由此可见，该政策的系统性与动力性不仅体现在中央与地方财政投入与权责的协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该政策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教育制度、人事改革政策、教师绩效工资制度以及党团青年政策、社会就业政策之间的协调与整合之上。

二、发挥了政策的多重社会经济效益

“特岗计划”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由中央财政直接承担中西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国贫县”）教师岗位的薪酬，在全国范围内为这些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岗位招聘优秀大学毕业生。该政策旨在使这些地区的学生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同时又促进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深入基层、锻炼成长。事实证明，“特岗计划”的成功实施为农村学校补充了大批合格师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教师紧缺和素质不达标、结构性缺编的问题，提升了农村教育质量。特岗教师普遍年轻、学历高、理念新、学习能力强、干劲足、身体健康，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大大增强了农村学校的生机与活力。

“特岗计划”还具有极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政治效益。其社会政治效益包括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调动了地方政府在补充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等诸方面的积极性。而且，它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巨大的。第一，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表明，在生产物质条件基本满足的前提下，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特岗计划”作为对农村学校人力资源的一次大投资，必然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效益的整体增值。第二，从教育系统结构看，义务教育是一项优值品、外溢性物品投资，它的质量提升将惠及其他阶段教育的开展以及地方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义务教育中的师资队伍也同样具有优值特征和外溢性强等特征，他们对学生健康成长以及农村社会全方位建设的贡献影响深远。调查发现，特岗教师能较好地满足农村学校对现代教学技术的需求，提高农村学校硬件的使用率。第三，在山西、河南等地，自从一些学校有了特岗教师，一些本已转学到私立学校的学生开始回流到公办学校。学生的回流，明显减少了教育移民所产生的支出。

三、保证了政策的兼容性与可持续性

作为问题矫正类型的政策工具，“特岗计划”的设计与实施有其特定的障碍与壁垒，主要表现在两大难题上，即教师编制问题与地方吸纳能力问题。教师编制问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无编可进，这是由于农村教师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师资问题；一种是有编难进，这与地方财政的吸纳能力紧密相关。“特岗计划”依照“教育先行”的发展理念，可以为地方财政改善当地农村师资力量垫资预付，为缓解在编制框架内改善农村师资质量所形成的地方财政压力提供了三年的缓冲时间。因此，该政策在确保其动力特征之外，已经充分考虑到该政策在实施中与地方财政现状、人事政策的兼容与协调，确保此项政策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由于“特岗计划”立足从根源上改善农村教育生态，确保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该项计划的一系列政策行为都能得到有效控制，并通过及时反馈调整建立良序的农村师资队伍补充机制。这既反映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四个强调”：即强调省级政府的统一领导，强调教育编制的严格核算，强调人事部门的有力监管，强调财政部门的分渠道透明发放；有些省份还建立严格的程序，要求县政府在上报特岗教师招募计划时需要四个部门共同审核的签章，明确各个相关部门所负有的法律责任。还反映在政策行为的微观细节上的各种人性化设计，如为提高农村教师特设岗位吸引力，其报名和考试实行完全免费，或在特岗教师日常管理中多方跟进各种人性化的安排与关怀，以事业留人，以情感留人等。

四、强化了政策的创新性与机制重建

为了适应中西部农村教育发展环境中的特殊性，“特岗计划”政策必须摆脱原来强调严格的层级分工以及编制监控等功能的系统取向，而要强调教育创新中的关联性策略和机制灵活重建策略。这种从现阶段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去理解与处理中西部农村教育问题的新方式，就体现为该政策的创新性与创造性。

从其特定的功能变化上，“特岗计划”的政策创新与机制重建可以归结为“两个适应”与“一个实验”。“两个适应”既包括对中西部农村教育资源――尤其是教师资源购买能力相对低下的财经状况的适应，也包括对制约中西部农村师资结构性改善的瓶颈式难题――即对现行编制缺乏问题的适应。前者表现为一种典型的代偿机制。虽然由中央财政直接购买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教师岗位，但是设定了明确的三年界限，三年之后留任的特岗教师就转入正式编制，纳入到地方财政支出之中，这样就不会与现行财政体制产生冲突，不会给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带来影响。后者表现为一种预先使用三年后编制额度的预编机制，在不合格的教师出不去、没有空余职位编制的现状下，通过中央财政专项基金的支持，创造了一个“先进后出”的新机制，推算三年后的编制腾出名额，提前三年引进优秀师资，实现师资的更新与优化，为农村教育发展创造条件。

“一个实验”则是指借中央财政为农村教育购买教师岗位的机会，适时进行教师补充机制的改革与实验。它改变了在教师补充工作中的组织角色、常规、程序以及各种关系。“特岗计划”由省级部门统一组织资格审查与考试、公开招聘教师，大大提升了教师入口的把关层级，增强了选人、用人的公正性，对地方的教师队伍建设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已经促使地方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招聘工作模式发生了渐进式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整个教师补充体系的重新设计，是一次有指导的变革。

格拉斯（Grace,G.）认为，一项政策的形成依据最终取决于它的“内部矛盾，以及政策制定对社会与经济关系的形成与限制的影响”。[1]因此，“特岗计划”的进一步实施及其改进，既与其特有的功能品质相关，也与当前特定的政策背景相关。基于以上对“特岗计划”基本特征的分析，再结合该政策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状况下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对“特岗计划”政策未来几年内的可能走向做出预测。

1.宏观经济背景分析

当前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经济文化差距依然巨大。虽然最近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出城乡收入比为2.77:1，是自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回落到“3”以内，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指标，对于多数中西部农村地区，城乡二元格局依然坚挺，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还亟须进一步的改善。在未来数年之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然会在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均衡上发挥重大作用。而要真正解决中西部农村地区师资质量的问题，除了正在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之外，还亟须探索一些创新的可持续的补充农村教师、提高农村教师素质的机制。

2.国家政策背景分析

目前，“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依然是国家社会事业发展最重要、最核心的政策话语。努力缩小差距，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我国一个较长时段内的战略选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完善制度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2011年8月28日，总理在河北省张北县农村教师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健全农村教师正常补充机制，完善‘特岗计划’”。温总理的指示和相关政策精神为扩大实施“特岗计划”提供了政策依据，更为进一步改进与实施“特岗计划”指明了方向。

3.农村教育需求分析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11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国县镇以下的农村初中学校还有28 707所，班级348 091个；农村小学210 894所，教学点65 447个，班级1 667 992个。虽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经过撤并调整，总量有所缩小，但有些暂未撤并或无法撤并的学校对高质量师资队伍的需求依然强大。全国初中学校专任教师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教师总量还有47 566人，小学专任教师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教师总量还有1 219 716人，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农村中小学，可见农村师资队伍结构性改善还任重道远。如果参照中西部地区（不含）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543.5万人的数据，依照每年总量2%―3%的自然减员比率估算，每年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所需补充的教师数量为11万―16万人。因此，农村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未得到缓减。

4.行业工资比较分析

参照《2010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国地方事业单位平均工资为32 450元，城镇单位平均工资为32 244元，教育行业平均工资为34 543元，一些西部省份如青海、宁夏等都超出或接近于这一平均值，远高于特岗教师现有的工资数20 540元。因此，如果要提高特岗教师职位的吸引力，增强更多优秀大学生应聘特岗教师的就业意愿，就应该考虑特岗教师工作的特殊性与所在工作区域的艰苦程度，适当提高特岗教师工资水平，甚至应该略超当地教师平均工资数。

5.政策实施状况分析

“特岗计划”的政策实践需要关注到两个方面：一是该政策得到各级各层面参与实践的主体的普遍认同，二是政策的实践状况必然会与政策的文本规定保持一定的张力。各地对该政策的理解与执行会必不可少地打上当地、当时以及执行者思维模式的烙印。然而，毕竟“特岗计划”的政策优势在于提升教师补充工作的监控层级，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人才聚集与挑选工作，保证招考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有力规避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在开展教师补充工作中所可能存在的各种人为干扰，既确保新进教师的整体质量，也能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

综上所述，未来“特岗计划”政策将会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实施，甚至包括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所以，适当提高特岗教师工资待遇，在充分尊重地方政策实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农村教师补充的长效机制，并将它与新时期农村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教师政策，甚至包括总体性的各种教师政策整合起来，有利于在统整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制度重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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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虚拟现实技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Reality)的概念是1989年美国VPLResearch公司创始人JaronLanier提出的，迄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虚拟现实是一项融合了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传感技术、心理学、人类工程学及人工智能的综合技术。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中就能为学生提供生动、逼真的学习环境，使学生成为虚拟学习环境的一名参与者，这对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突破教学的重点、难点，培养学生的技能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虚拟现实技术的基本特征

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基本特征，不同的文献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沉浸性（IMMERSION）。虚拟现实技术是根据人类的视觉、听觉的生理、心理特点，通过计算机产生逼真的三维立体图像，使用者通过各种交互设备，便可将自己置身于虚拟环境中，与各种对象相互作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交互性(INTERACTION)。虚拟现实系统中的人机交互是一种近乎自然的交互，使用者不仅可以利用电脑键盘、鼠标进行交互，而且能够通过特殊头盔、数据手套等传感设备进行交互。使用者通过自身的语言、身体运动或动作等自然技能，就能对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考察或操作；构想性(IMAGINATION)。虚拟现实不仅仅是一个演示媒体，而且还是一个设计工具，为使用者提供探索的空间。通过现有知识和相关提示让使用者在环境中深化概念、萌生创意，进而发现更多的规律和有效的操作。

二、职业教育及其教学特点

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技师、高级技师仅占一4%，而企业需求不断增大，一般发达国家技术工人的技术等级结构为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以天津市技术工人的技术等级结构为例，高级工占27%，中级工占39%，初级工占34%。因此，只有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才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手段。职业教育的教学特点是强调技能训练，强调教学和训练过程的全程指导，强调培训技能的实用性等。

三、职业教育中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

职业教育主要培养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基于这种定位，职业教育偏重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的作能力，使他们能掌握一定的技能。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往往会因为实验设备、实验场地、教学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而使一些必要的实验无法进行。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

1．教学手段先进可重现操作过程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使学生直接进入虚拟现实所生成的环境中，与计算机环境进行直观交流，从而丰富感性认识，加深对教学内容和操作技能的理解，提高感知水平和学习动机。特别是对于操作过程，存在的问题和表现现象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行重现，便于学生观察理解和记忆。

2．降低教学成本避免真实操作带来的危险

以往对于危险的或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实验，一般采用电视录象的方式来取代实验，学生则无法直接参与实验，获得感性认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虚拟实验，则可以免除这种顾虑。学生在虚拟的实验环境中，可以放心的去做各种实验，不会出现意外。例如，虚拟的化学实验，可以避免化学反应所产生的燃烧、爆炸等危险。虚拟的数控加工实验，可避免原材料损耗和由于学员失误造成机床损坏和学员受伤。虚拟的汽车驾驶教学系统，可免除学生操作失误而产生的意外事故。

3．实验可以反复进行，从而提高技能水平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技能训练，而且可以反复进行。例如军事作战技能、外科手术技能、汽车驾驶技能、机械设备加工技能、电器维修技能等各种技能的训练。学生可以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直至掌握操作技能为止。例如，在虚拟的飞机驾驶训练系统中，学生可以反复操作控制设备，学习在各种天气情况下驾驶飞机起飞、降落，通过反复训练，达到熟练掌握驾驶技术的目的。

4．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职业教育中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使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与计算机环境进行直观交流，从而丰富感性认识，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而在虚拟现实环境中进行直观交流，使教学过程变得生动形象，能最大化的提高学生的感知水平和学习动机，提高教学效果。

四、职业教育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前景

网上互动虚拟世界是人类社会信息时代的发展方向， 是各个行业未来信息化的必然目标。而职业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专业特长构建虚拟现实实验室，不仅能促进校园信息化建设，而且能更好的挖掘职业院校潜能。虚拟现实技术与网络通信以及多媒体技术的结合，是传统信息技术的突破，使教学资源成倍增长。网上互动虚拟世界是人类社会信息时代的发展方向，是各个行业未来信息化的必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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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各国均将“智慧教育”作为国家信息化的战略重点优先部署，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发达国家均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智慧教育”的发展。

一、“智慧教育”的特征

“智慧教育”是指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处理、无线宽带网络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智能设备和互联网等为依托，以教育资源建设为中心，以各项配套保障措施为基础，以深入实施教育体制改革为主导，全面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智能化的现代教育体系。“智慧教育”是政府主导、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构建的现代教育信息化服务体系。该体系由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数字课件、公共服务平台和先进的云端设备组成开放校园。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借助电脑、数字电视、手机等各种云端设备进行主动、高质量和个性化的学习。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也可以通过该体系实现廉洁高效的管理。对照“智慧城市”、“智慧教育”的概念、内涵，可以清楚看到，“智慧教育”正是“智慧城市”建设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智慧教育”具备以下基本特征：“智慧教育”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教育信息化的手段，来实现教育信息与知识的共享。“智慧教育”具有“教育”的属性，同时也具有“信息化”的属性。

从教育属性来看，“智慧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与协作性。开放性打破了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使得教育社会化、终生化、自主化；共享性是信息化的本质特征，它使得大量丰富的教育资源能为全体学习者共享，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交互性能实现人-机之间的双向沟通和人-人之间的远距离交互学习，促进教师与学生、掌生与学生、学生与其他人之间的多向交流；协作性为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人-人、人-机协作完成任务的机会。

从信息化技术属性来看，“智慧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化。数字化使得教育信息技术系统设备简单、性能可靠、标准统一；网络化使得信息资源可共享、活动时空较少受限制、人际合作易实现；智能化使得系统能够做到教学行为人性化、人机通信自然化、繁杂任务化；多媒化技术使得信息化传媒设备一体化、信息表征多元化、复杂现象虚拟化。

二、国内外智慧教育建设成功经验

1.国内“智慧教育”建设成功案例

旨在加快湖南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步伐而着力打造的职教新干线，是基于云计算服务、覆盖湖南全省职业院校、以个人空间为基础的实名制、开放的网络学习互动交流平台。至2012年，“职教新干线”已建有机构平台161个，师生教学空间30余万个，发表文章660万篇，教学内容为主的视频25万个，其中录制的湘绣大师刘爱云、湘菜大师许菊云等技能大师的技艺视频2万多个。

佛山市南海区通过一个中心（云计算管理中心）、3个平台（云基础平台、资源平台和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设，打造云计算环境下的区域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简称南教云），主要有电子政务云、学校管理云、教育资源云、互动社区云、智能课堂（电子书包）学习云等。目前，教育资源总存量达25.6TB，自主创作的中小学新课程资源容量达39，500件，资源课程化率达到95%，在线使用人数日均两千多人次。从2009年开始，南海区在部分小学逐步试点电子书包项目。通过3年的实践，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模式试点班级里，学生成绩突出，自得学习之乐。在好效果的鼓励下，从2011年10月开始，南海在7所区直高中16个班级中正式试点，并于2012年推广到15所区直高中。到2015年，南海区所有高中、初中及小学将逐步普及使用“电子书包”。

2.国外“智慧教育”建设成功案例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雷汉姆小学开展了教育云计算项目。全校600名师生通过“通用云计算服务”来获取虚拟电脑桌面，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学习材料。弗吉尼亚州Passage中学允许学校学生在课堂上利用手机进行学习。学生为此备受鼓舞，发明了很多能够使用手机的学习活动，并写成博客或录制视频在网络上分享。一些教师也开始使用手机来加强互动，譬如课堂提问不再指定某位学生回答，而是通过短信的形式将学生们的答案投影到教室前方的屏幕上，也有英文教师带领学生在Twitter上协作创作故事。

2010年，日本总务省启动了“未来校园”项目。这是日本最大的国家级教育信息化项目，项目将建立其一对一电脑应用系统、互动性白板以及连接家庭和学校的协同教育平台，为所有6～12岁的学生提供电子课本和学习资源，并于2020年前，完成全国范围的普及和应用。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协同国家信息化战略委员会于2011年6月向李明博总统汇报了《智能教育推进战略》，其核心内容为：自2015年起将在一线学校正式实施“量体裁衣”式的智能教育，用纸张制作的传统教科书将在学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数码教科书。韩政府为此将投入2兆2281亿韩元（约合21亿美元）。根据战略要求，至2015年韩国将在所有学校建设以云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即将教育内容存放在网络服务器中，学生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智能平板、智能电视等各种数码终端灵活使用。韩国教科部计划自2014年起从小学课程开始制作数码教科书，至2015年扩展到小学、初中、高中的所有教学科目，推行初期将采取数码教科书与纸张教科书并行的方式。

三、“智慧南京”建设总体架构设计

智慧南京的总体架构为1+4：即一个综合应用体系加上组织领导、政策法规、信息共享和安全保障等四个支撑体系。

（1）综合应用体系是智慧城市顶层架构的核心。其内部可分为基础服务层、行业应用层、集成应用层三个层面，体现系统融合和信息共享的导向。

（2）组织领导体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组织领导体系包括组织协调、实施推进、专家咨询体系

（3）政策法规体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保障。从以下4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智慧南京政策法规的制定工作：一是强化依法管理。二是完善绩效考核。三是完善投入机制。四是出台信息化项目建设绩效评估办法。

（4）信息共享体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线。在市级信息资源体系数据的采集方面，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部门交换，二是自建自采。在智慧南京建设过程中，将广泛征集部门业务需求的基础上，梳理数据源，推进共享交换，逐步实现基础信息资源的大集中。

（5）安全保障体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在全市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总体架构下，智慧南京将遵循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从组织、管理、技术与运维等多方面入手，提升基础信息网络和核心要害信息系统的安全可控水平，保障核心要害信息资源的安全，形成可靠、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四、对南京市“智慧教育”建设的展望

根据“智慧南京”总体架构并结合国内外“智慧教育”建设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智慧教育”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支持，如智慧城市的统筹规划、教育政策的倾斜、硬件建设的持续发展、软件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推广等。只有各种规划、政策、措施以及资金投入等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才能够推动“智慧教育”的发展。为使南京市“智慧教育”迈出较大的步伐，我市应该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市“智慧南京”建设实际，有效促进“智慧教育”建设，真正使教育实现现代化。

1.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教育信息资源的汇聚、云服务模式的推行，都需要较高的带宽、较强的运算能力和较大的存储空间。因此，提高教育基础设施水平，推进教育数据中心建设，是发展“智慧教育”的先行条件。按照加快创建智慧城市的要求，全面建成“标准统一、全面覆盖、互联互通、智能服务”的市、区、校三级“智慧教育”网络，切实解决郊区、农村教育网络覆盖问题。同时应统筹规划建设全市教育数据中心。

2.推行教育资源云服务

云计算技术、云服务模式将对“智慧教育”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基于全市教育云服务平台，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教育部门业务协同。因此，有必要构建南京市“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是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的信息化服务平台，是“智慧教育”的大脑和枢纽，在整个“智慧教育”系统架构中起到匹配、整合、协调、联动各个应用系统和管理系统的作用。通过“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一方面可为各类教育应用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及应用服务，此外可将“智慧教育”各子系统高层业务数据统一抽取，形成报表供实时查询，以及各种指令与信息高效、完整的下达到各个应用系统末端，从而实现领导决策与控制的完美循环。公共服务平台也是“智慧南京”的其他模块，或其他的“智慧城市”与南京“智慧教育”的进行系统交互的中枢。市、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利用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网络化办公协同、教育数据采集分析，并实现全局的监督；全市学校可通过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独立的数字化校园环境，以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同时降低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和IT专业管理人员的投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可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便捷、低成本地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创新的教育服务，体现教育公平，实质性地提升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

制订和规范一批信息化教育管理、教学应用的制度、措施。逐步形成合理的信息资源开发与应用框架，以统一的规划和标准规范跨区域、跨学校的信息资源开发，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广泛共享。

3.构建智能化学习环境

构建数字化、网络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校园和教室，教育者可以通过多种媒介直观呈现教学内容，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知识盲点进入智能学习系统进行学习和体验。有条件的学校可推广数码教科书，减轻家庭为子女额外购买学习资料和参考书所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民众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降低学生对课外辅导的依赖程度。

4.加强教育信息资源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