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十篇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1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2

关键词司法制度司法监察司法复核

作者简介：张玄，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7.002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实际上是遵循着“外儒内法”的指导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引领，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又往往采用“儒法结合”、“外儒内法”的执行方法，可见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法治理念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我国古代的司法制度随着时代的更迭与朝代的更替而逐渐完善起来，许多司法理念在今天来看依旧具有先进性与借鉴意义。

一、古代司法制度的特点

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制度遗产，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比如我国古代司法制度中的司法复审制度、司法会审制度等。一直以来，我国都在强调要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要依法治国，在对我国司法制度加以完善的过程中，就可以合理总结与充分借鉴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

（一）法律教育健全

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下，尽管存在一定君主专制与贵贱尊卑不平等的司法弊端，但也存在一定等优势，比如早在秦国就开始强调“以吏为师”，注重法律教育，要求百姓对于法律的了解，要以当地的官吏为标准与基础。通过这种方式，秦国迅速实现了以法治国，在司法素质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秦之后，历代都要求開展法律教育，以确保有司“明法”，百姓“懂法”，从而保证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健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两汉时，儒术的独尊也给其他学说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法学领域，兴起了一种“引经注律”的风气，引用儒家经典来对法律进行注解，从而时法律的概念与内涵更加明确。除此之外，两汉时代还出现了“引经决狱”、“《春秋》决狱”的现象，这种现象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尊儒抑法”的特点，但也使得大批的法学家能够引经据典地聚众授徒，使得两汉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唐代的对于科举制的逐步完善，除了广为人知的“秀才”、“明经”、“进士”等科目之外，还包括“明法”、“明算”等科目，其中的“明法”就是对律学的考核，尽管“明法”一课并不受到重视，但作为常设科目之一，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法律教育的进程。

（二）“慎刑”、“无讼”

中国古代制度可以用“外儒内法”来加以概括，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以孝治国，而非以法治国，这种社会环境下，使得中国古代对于刑狱及司法极其谨慎，强调“慎刑”与“无讼”。“慎刑”思想是中国司法公正的重要理念，其主要内涵就是防止冤狱滥刑的产生，强调“慎刑恤罚”。在古代的司法领域中，“慎刑”理念主要体现为复审制度，而这种复审并非当事人提起的抗诉，而是司法机关主动了解案情，重新审查，以避免错案的产生，对司法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监督效果，古代“复审”制度主要包括虑囚、会审与死刑复奏。

而“无讼”理念来源于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长久以来的儒家思想教育下，古代的司法官员在开展工作时，并不主张及倡导适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强调以传统道德为基础进行调解，“无讼”理念的千年发展，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古人对于刑狱的审慎，认为刑狱与审判与人的生命及尊严有关，为此对于司法刑狱必须慎之又慎。西周建立的“五听”断狱方法，要求司法官员充分调用各种感官，从各种方面来了解案件的实际情况，以便于做出公正的判决。唐朝还建立了“出入人罪”，对司法活动进行考察，如果存在司法官员错误判决的情况，则对其进行追究，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与适用性，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

（三）健全的司法监察机制

中国近代以前，一直都有非常健全而完善司法监察机制，或者称之为古代的监察法治。古代的监察机制，不仅仅监察司法，而是承担着监察百官的重要任务，发挥着维护国家法纪、纠察不法、维护统治、平衡百官、颉颃有司的作用，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监察机构的权力不断增强。

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最早起源于秦朝的御史大夫，是秦汉“三公”之一，负责监察百官行为，弹劾违法犯罪等官员监察工作，还要讨捕奸猾、治理大狱，因此同时承担着行政监察与司法监察的重要任务；唐朝时期建立了“一台三院”制度，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与察院，在行政监察与司法监察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制衡与分权的理念；宋朝延续了唐朝的“一台三院”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司法监察机构的职权范围，同时呈现出来科道合一的趋势；元朝建立的中书省、枢密院与御史台，成为元朝军政监察的中枢机构，通过御史台来开展行政监察与司法监察。宋元时期，提刑按察司成为地方重要的常设司法监察机构；明朝废除了“一台三院”制度，将御史台转变为都察院，行政与司法监察发展到最顶峰，监察权力更加集中，都察院的监察御史等言官有了“风闻奏事”、“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直接皇帝负责。

二、古代司法制度的借鉴意义

（一）加强法律教育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强调“以吏为师，以法为敬”，强调对于普通群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在开展现代司法工作，健全现代司法制度的过程中，也需要加强对于普通群众的法制教育，进一步推动我国普法工作的开展。根据我国法制教育的现状，在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过程中，首先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学生的统一认识，将法制教育工作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门必修课程，并要求各级学校将法制教育工作纳入到校园目标管理机制当中，进一步明确法制教育的相关责任，并建立岗位责任制，以确保相关岗位的工作人员能够就法制教育工作加以有效落实时，合理推进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开展。

另外，将古代“以吏为师”与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相结合，除了法制教育之外，还应当进一步加强普法工作的开展，这不仅仅是古今司法工作的有机结合，更是我国会议的具体要求。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基于这一要求，在建立健全我国司法制度的同时，应当将全民普法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前提与基础，通过全面提高社会法治文化的建设水平，才能够更好地健全司法制度，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法治水平。

（二）完善复审机制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强调“慎刑”与“无讼”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对于刑狱的应用十分谨慎，并因此而建立了复审制度，比如死刑复奏制度。以明代为例，在明朝，对于司法案件当事人的审判，如果该当事人被判决未死刑，则通常为“秋后处斩”，这期间会经由县、州、府、省、刑科层层复核，最终由皇帝勾绝。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皇帝都会以今年比上年少勾绝了几个死刑犯而感到欣喜，是古代司法“慎刑”理念的重要体现。

借鉴我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基础上，对于当前司法制度加以完善，可以参考古代的司法复审制度，对我国的司法复查制度加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另外，还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司法复核机制，可以由下级法院对辖区内上级法院所做出的司法判决进行复核，以避免冤狱错案的发生，保证司法公正。

（三）健全司法监察机制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司法监察机制一直是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从御史大夫，到御史台，再到督察员，基本上历朝历代都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司法监察机制。在司法监察机制中，不仅强调通过司法监察保障司法公正，同时也对司法监察人员的遴选、考核与奖惩机制十分严格，强调遏制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以实现对社会稳定的有效维护。以都察院为例，在督察员中除左右都御史之外及其属官之外，还设置了司狱司，抓们负责对于刑狱的司察与监督。

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注重对于官员的监督与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古代官僚系统的有效运转，维护了司法的公正。对于古代司法制度的借鉴，还应当充分借鉴这种完善的司法监察制度，在国家监察机构之下，设立专门的、独立的司法监察机构，以专门负责司法监察审判活动，并在各省、市、自治区设立相应的地方司法监察部门，定期开展地方法院的司法监察工作，就司法工作开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监察，如果存在司法审判不合理与不合法的现象，则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追责。

（四）提高司法人员的道德意识及法律责任

如上文所述，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由于“礼法”的结合，一般情况下的司法官员们都存有仁德之心，同时在儒家的“无讼”理念下，司法官员们对于司法案件普遍优先选择调解措施，而非刑罚。这种理念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在中国古代道德至上环境下，司法人员的普遍道德水平，司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古代的司法制度下，强调对于司法官员的培养，包括道德培养与法律培养，秦朝李斯提出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敬”并不仅仅能够实现对普通百姓的法律教育，还能够有效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意识。

对于古代司法制度的借鉴，可以充分加强对司法人员的道德培养，通过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的道德水平，以确保在开展司法工作、进行司法审判时，司法人员能够从仁德的角度出发，尽量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减少司法处罚的判决，以进一步体现对于人道主义的尊重。另外，扼制了进一步防治冤狱错判问题的产生，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司法人员的法律责任要求，加强对于司法人员的约束与限制，以确保司法人员能够知法懂法、守法执法，确保司法人员能够心存对于法律的敬畏，在进行案件审理时，从多种途径与方法进行公正审判与良性，严格秉承现代司法体系中“疑罪从无”的推定原则。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3

关键词: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特点意义

家庭教育,即在家庭中实施的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子孙晚辈进行的教育,同时也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1]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教育形式,对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巩固与发展,促进古代各类学校的产生与进步,形成民族文化传统和家庭道德观念,乃至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社会对家庭教育重视的原因

(一)政治基础――孩子是未来的劳动力和兵源。

中国古代社会及家庭对孩子的重视,从文字记载上看,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周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各诸侯国互相吞并,而争雄称霸的主要条件是实行“耕战政策”,富国强兵。[2]此时劳动力和兵源就成为国家兴衰的重要问题,对孩子的重视即表现为“慈幼”思想,以及对其进行教育。

另外,中国古代的官学其存在和发展都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相连。王朝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使官学处于不稳定状态,“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状况普遍存在。与其相比,家庭教育更为稳定,其不拘泥场地,教育方式激动灵活,执教与受教者的亲属关系保证了双方长期紧密的联系。[3]

(二)文化基础――视“齐家”为治国的根本之道。

《周易・家人》这一卦的卦辞中较早提到了家教在治国的作用,其中提到“教先从家始”,“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中有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即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因此,确立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与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经济基础――家庭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世袭家传。

春秋战国之后,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式的家庭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因此,特别是在科技、传统手工作坊之类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是一种家庭谋生手段的传递与继承。管子就曾指出:“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因而得出结论:“故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此结论虽过于绝对,却充分说明了古代家庭生产、生活方式对年轻一代的发展有极大的制约作用。[4]

二、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及方式方法

(一)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1.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

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德育首位,以“孝悌”为核心,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而且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6]另外,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要继承家族传统振兴家门,因而孝悌之德的另一层含义便是要求晚辈自强自立,光宗耀祖。

2.综合知识的灌输及学术技能的培养。

关于这一点,主要是指蒙养教育与在此基础上的专经教育。所谓蒙养教育,即对子弟儿童时期的启蒙教育,包括吃饭、说话、缝补等生活技能,识字数数等基本知识,男女礼让等基本礼仪规范。其次就是进一步的专经教育,除传统经学教育外,还有很多世族家学内容,即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世袭家传的技能。

3.立身处事的教育。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历来重视对儿童的立志教育,认为立志是修身之基,是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在我国古代的家教历史中,诸多位有眼光的家长还均对其子弟进行了以耕读为主的处事方式教育。从事耕读者,边读书,边种田,进可以应科举以出仕,光耀门庭;退可以力田以为生,抚保妻子;可出可伏,可显可隐,实在是一种最稳妥不过的处世方式了。[7]实际上,更多的古代家长教子弟读书,倒不一定是为了做官,主要是为了教其做人。

(二)古代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1.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由于人的资质禀性不尽相同,兴趣爱好相差更远,因此要因其材而成全、造就人才。西楚霸王项羽就曾在其叔父指导下,学文不成改学武,终成一代帝王。如果不做区分,一律看待,势必会埋没人才。

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如西周时期,周代贵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儿童年龄安排教育的程序,《礼记・内则》就对此进行过介绍:“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

2.以身作则,潜移默化。

历代家庭教育重言教,但更重身教。老子所谓的“不言之教”,正是以自身的行为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教育。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中广泛使用了身教示范的方法,他认为家长的言行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子女大多是在活动中无意识地接受教育。

3.训诫引导,慈严结合。

凡善于教子弟者,并非只是一味的训诫,也很关注对子弟的循循善诱,在情感交融中申训诫大义。孟母“断杼”,曾子“杀猪”,都是因势利导,诱使儿子勤学向善。训诫与引导相结合,恰恰反映了为家长者严与慈的一致。

当然,我国古代家庭中也不免会存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思想。“凡怒子弟,小则骂,大则笞”。[8]更有甚者,将宋濂在《元史・王冕传》中所谈到的“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视为一种家教典范。[9]这是将大家长权威的训诫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我们在当今社会不予以提倡。

三、古代家庭教育的特点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拥有许多特点,其中不乏积极的先进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同时也存在一些落后的,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需要我们在现代家庭教育中予以摒弃。

(一)重胎教和童蒙教育。

《三字经・训古》中就曾提到胎教问题,孕妇“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尝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朱熹也曾针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力求符合其身心发展特点,制定了《童蒙须知》。

(二)重环境的作用。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环境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生动的例证。颜之推也曾强调:“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10]

(三)重“惜时”教育。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中国古代教育家重视对子女进行“惜时”教育,教导他们珍惜青春时光。[11]

(四)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强调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贯穿其中。

男尊女卑的思想首先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同时也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及男女在生产中的分工相联系。在当代教育中,我们一方面要摒弃这种传统封建思想,另一方面不要否认客观存在的男女差别。

(五)古代家庭教育有抹杀儿童天性的倾向。

家长们只知道以长者的模式规范他们,灌输承认的思想,而不去了解和研究儿童。这一点也是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此外,相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也有其独特的一些性质。比如说,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连贯性。西方世界,子女长大后父母便准其独立,对其一切不加干涉。而中国家庭则不然,只要父母或长辈健在,就要对子女负责到底。再有就是传承性。有些家族的家风、家教,甚至可以由先秦一直传到近代。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绝无仅有。[12]

四、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在作为学校和社会教育的辅助手段的过程中,培养出大量的杰出人才,同时也传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绚丽的一页,其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同时随之形成的各家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文献形式,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这几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所积淀的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形成的丰富理论,以及独特的教育方法和优良传统,直至今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中国现代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不可否认,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作为当时社会应运而生的教育形式,存在着不少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强调血缘宗法制度的陈旧思想。但就其当时存在的年代,其进步性不可抹灭,因此我们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参考文献:

[1]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局,1997:2.

[2]尹德新.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父母必读,1983,(12):34.

[3]姚红艳.浅谈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家学.中国成人教育,2007.6:104.

[4]李雅娟,王丽新.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初探.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4,(4):27.

[5]杨伯峻.论语・学而篇.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5.

[6]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2):100.

[7]张崇琛.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山东教育,(Z2):24.

[8]郑珍.母教录.中国古代教育名著选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26.

[9]马存芳.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方法探析.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8,(2):53.

[10]王利器.颜氏家训・慕贤.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128.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4

摘要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对中国古代体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概述以及详解，论述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社会活动和我国体育运动的关系，以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对民间体育的影响。

关键词学校体育中国古代思想体育游戏社会制度政治活动

一、原始社时期的学校体育

中华民族从打制和使用粗石器开始便产生了以传授劳动经验的原始礼仪为内容的教育。这种原始的教育没有专门的组织形式，大都是在劳动和生活的实践过程中进行的。像传说中燧人氏教民以渔、伏羲氏教民以猎、神农氏教民农作等，反映了远古先民的教育内容。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单是传授劳动的知识和技能，还要进行原始礼仪和道德习俗的教育。

二、中国古代六艺与中国体育的联系

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内容。大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小学以书数为众多，而射御则一以贯之。用现代的观点来分析六艺，“礼”是政治伦理课，包括整个宗法等级世俗制度、道德规范和礼仪。“乐”是综合艺术课，包括音乐、诗歌、舞蹈以及雕镂、建筑等造型艺术。“射”和“御”是军事训练课，“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与“数”是基础文化课，“书”是指书写文字，“数”是指计算、算法。其中与体育相关的主要是“射”“御”与“乐”中的舞蹈。

三、丰富多彩的体育游戏活动对体育的促进

中国古代体育游戏的发展伴随着古代中国文明的崛起、兴旺和衰落。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特点注定了体育游戏过于重视社会价值和教育性，忽视个人价值和娱乐性。对于中国古代体育游戏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体育、游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古代游戏形式多样，以一下几项为例：

（一）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蹋、踢的含义，“鞠”最早系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因而“蹴鞠”就是指古人以脚蹴、蹋、踢皮球的活动，类似今日的足球。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民间就流行娱乐性的蹴鞠游戏，而从汉代开始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宋代又出现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清代开始流行冰上蹙鞠。因此，可以说蹴鞠是中国古代流传久远、影响较大的一朵体育奇葩。

（二）技巧――古代的体操，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有一类独特的运动形式，这就是技巧。中国古代的技巧运动，源于史前人类自身的活动和生产劳动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进步，至秦汉之际，这一运动形式已经成为统一专制大帝国精神文化形态之一的“乐舞百戏”艺术的主要内容。这种技巧运动形式的主要项目有筋斗、倒立、柔术、戏车、戴竿、绳技等等，其中许多项目都需要高度的身体技巧。这些丰富的以展现身体的高度技巧为主的运动形式，经汉代以后，基本上确立了其在中国古代盛行的“百戏”艺术中的地位。

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体育游戏，与人们的生活相交融，影响着中国的一代代人，从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国体育史的丰富多彩。

四、中国古代思想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

我国古代强调整体健康的元气体育观，认为人是阴阳二气运行变化的产物，阴阳二气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基础。而儒墨两家有着不同的教育方法。

儒家私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学生主要由平民组成。孔子私学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从政人才。在教育内容上，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六艺的教育传统，时常向学生传授射箭礼仪和技法。此外孔子还经常和学生一起参加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如登山、钓鱼、射猎、郊游等。

墨家私学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家学派是“农与工肆”小生产者的代表，政治上主张“兼爱”、“非攻”，生活上倡导节俭，教学上反对礼乐，重视自然科学。对于体育教学，墨子也很重视，身体强健、思维敏捷者是墨子喜欢录选的学生。墨子在教学中很重视“射”的教育。据说墨家弟子300人，多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和能赴汤蹈火的武士。

五、政治活动：武举和战争对体育的促进

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

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清代情况大不相同，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顺应武举的发展，中国体育也随之得到发展。

可以说，古代体育与近现代体育还有很大的差别，在远古时期，那时的“体育”尚处于萌发阶段，很多活动界限不清，归属于原始文化的共同体；发展到后来的古代，体育逐渐成熟、逐渐独立，人们也获得了一些运动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认识，发明了有助于身心健康的方法，也有了一些自觉的体育行为，但是还是与近现代的体育有较大的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体育顺应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需求，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在不断地前进。

参考文献：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5

[关键词] 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价值取向

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就是民族政策的价值底蕴，是民族政策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一定的价值偏好。客观地说，每一项民族政策都蕴含着或者说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对于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来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才是民族政策的真正本质之所在，是民族政策的精神实质之所在。对于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或一种具体的民族政策来说，弄清了它的价值取向，也就把握了它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的政策倾向。

一、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的价值取向的相关概念分析

民族幼教政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民族幼儿教育目标，完成民族幼儿教育任务而协调教育内外关系所做出的战略性、准则性规定，直接影响着民族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速度、规模和效益，又间接影响着民族幼儿教育的质量。而价值取向属于价值哲学的范畴，是指特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应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

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的价值取向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为实现民族幼儿教育目标，完成民族幼儿教育任务而协调教育内外关系所做出的战略性、准则性规定所体现出来的特定主体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

二、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价值取向的分析

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光辉历程。随着内蒙古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民族幼儿教育事业以三十多年的教育改革思想观念革新为先导、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教育政策改革为推进手段，不同时期制定了相应的系列民族幼教政策，经历了从恢复到发展和创新的艰难历程，在经济转型和社会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内蒙的民族幼教政策演变体现出突出的特点，在积极恢复、调整之中发展、创新。集中体现了以下价值取向。

1、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发展

政策按地区层级来分，上至国家，下到省、县、乡（镇）都会有相应的不同的政策，如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政策，其制定首先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即，考虑社会时代的发展需要，始终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如，改革开放初期，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党的各项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并初见成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幼儿教育事业也亟待恢复和发展，为了满足广大蒙古族职工子女入园的迫切需要，同时为更多的幼儿接受良好的学前教育提供机会，1978年11月17日由呼和浩特市教育局牵头向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申请新建一所民族幼儿园的报告》，批准在呼市地区新建一所十二个班级规模的寄宿制民族幼儿园，同时在该园附设幼儿教师进修班，培训全区教养员，建筑面积26000m，需基建经费40万元，至此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幼教事业逐步建立起来，并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这个报告就是致力于国家的方针政策基础上制定的详细具体的地方政策，体现了国家主义的取向。

2、关注少数民族的发展特点

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同时，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政策还体现了尊重少数民族幼儿的发展需要这一方面。1986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工作条令》和《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改革实施细则》（内蒙教民字（86）12号）两项政策。根据纲要、条令的精神，自1987年起，开展了一系列全区牧区苏木中心校“两主一公”现场会议。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措施关注了少数民族幼儿教育的发展，从地区、民族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在充分尊重蒙古族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蒙族儿童的民族政策，并最终落到实处，促进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3、传承国家少数民族的文化

传承，是连接民族文化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历史之链。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各种的历史原因，在国家大一统的背景之下，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都中断了其传承的路径，少数民族的特色濒临了消亡的边界，蒙古族也不例外，这就需要国家政策给予倾斜和重视，其中也可以通过教育的途径来保留和传承宝贵的蒙族文化。如：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于1982年3月10日出台的《关于在蒙古族师范学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推广实施蒙古语标准音教学的通知》。1986年8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改革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第26条，对基本懂得民族语言，而且从幼儿阶段开始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学生，坚持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可以加授汉语言教学。同时也对幼儿园蒙文教材编制进行了规定。这些都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因地制宜的原则

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价值取向。因为其政策是考虑了内蒙古地区的环境、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因素以及蒙古族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站在民族特色的角度上制定的，特别是关于在农牧区创办幼儿园，如，《关于调整牧区小学布局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通知》（内教民字〔81）10号）、《关于贯彻落实全区牧区工作会议纪要的意见》（内蒙教民字（84）2号）等文件中均提到要建设牧区中小学、托儿所和幼儿园。还有90年代兴起的“草原流动幼儿园”浪潮，就是考虑了牧区居民的分散、流动性等特点而建立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缓解了牧区幼儿教育的困难。

三、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

1、社会发展的需要

政策往往是居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制定的，是致力于解决国家或地区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相应的，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重新确立，工作重心重新进行了明确并且实现了初步转移，内蒙古地区的幼儿教育事业也亟待恢复和发展，所以有关民族幼教政策的出台便很有必要。

2、国家政策的引导

地区民族政策或者微观政策是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规范引导之下，进行详细制定的，当然还要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如在《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试行）》（1992一2000）、1996年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及《幼儿园教育指导刚要（试行）》（2001年）等纲要的精神下，九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教师进修学校建设并取得明显的进展。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内蒙古地区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如，1999年11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的通知》、2002年8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旗县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实施意见》等。

3、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影响

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封闭的国门之时，也正是二战后世界形势变化最深刻的时期。国际社会认识到，为了培养出能够适应21世纪的合格公民，使他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而教育就必须从娃娃抓起，这促使人们对学前教育观、儿童观有了新的认识，不断扩大和加深了对儿童发展的理解，形成了更为科学全面的教育目标，在吸收借鉴国外的理论、经验基础上，学前教育的政策也更加完善，民族幼儿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改革开发以来，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事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与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的不断完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推动了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幼教政策是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不断实施并且完善发展的，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这种良性循环的运行中，民族幼教政策更加完善，内蒙古民族幼教事业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使内蒙古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邢利娅、白星瑞.建国后我国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学前教育研究，2008（03）.

[2]和建花.部分发达国家幼儿照看和教育体制及其新政策概述.学前教育研究，20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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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平.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我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调整.学术探索，2002（06）.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6

[关键词]东北地区　高等教育史　起源　历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6－0001－06

东北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征。研究东北高等教育史的代际问题，就要把握其地方性与专门史这两种性质，从地方史的角度探索东北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以专门史的方法探索东北高等教育的历史分期问题，从而为深入研究东北高等教育史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路，也为观察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现象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一、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及分期标准问题

探讨东北高等教育的起源，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古代有没有高等教育这个前置问题，如果有，它起源于何时，判定标准又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在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理论框架内讨论东北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

（一）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起源问题的两种观点

遍览高等教育史论著，针对中国高等教育起源问题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就有了高等教育，它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的“三代”时期；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起源于晚清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距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分述如下：

1　“三代”说。熊明安所著《中国高等教育史》将我国最早的高等学校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右学”。对此，著名教育史学家毛礼锐深表赞同，并在该书的《序》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如果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那么我国在公元前十五、六世纪就有了大学；如果从春秋战国各个学派的私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了许多私立大学了；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124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较为正式的大学。”这里的三种假设，实际上道出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起源的代表性观点，即“殷商说”、“战国说”、“西汉说”。不管何种学说，在“中国古代存在高等教育”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如台湾学者伍振鷟所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国立教育资料馆，1982），曲世培、张沛泓所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以及高奇所著《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等均采取了与此大致相同的观点。

2　晚清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大学纯粹是西方的“舶来品”，与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并不存在直接的承继关系。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说：“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与其同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两位先贤虽然承认古代“太学”与现代“大学”在精神上有一定联系，但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西方大学与中国古代太学之间的关联也只是人类文化层面上泛泛的“精神”联系。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观点更为鲜明，他说：“太学”可以从西周说到晚清，“大学”只能从晚清说到当下。这种看法虽不占主流，但其接触到了现代大学的实质，因而更具有学术性，也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判断中国高等教育史代际问题的理据

既然大学是“舶来品”，因而若以西方大学的标准在中国古代寻找高等教育的源头，显然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做法；若因此否认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存在，则对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这个论题下有必要确立一个原则，即在内涵上区分“大学”和“高等学校”两个概念，使“大学”回归其UNIVERSITY的本义，专指西方及移植于西方的我国高等教育机构；而使“高等学校”成为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泛指西方和东方、古代和现代的一切高等教育机构。这样可以避免由于话语系统的不同而导致观念的冲突，进而在更广泛的语境中讨论东北地区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这就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标准体系，使这个标准既有适度的超越性，在适用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同时也适应于中国高等教育，在适应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同时也适应于古代高等教育；又使这个标准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在既能区分西方高等教育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同时，又能区分古代高等教育和近现代高等教育。根据这一思路，笔者提出以下三条原则作为判断高等教育史代际问题的基本标准：

1　高等学校是研究和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这是一条功能标准，说明高等学校区别于其他任何机构的基本特征。对此，伯顿·克拉克认为：“一切文明社会都需要有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来满足它们探求知识奥秘的需要，同时它们也为知识的拥有者和探究者提供各种所需条件。”依据这一标准，克拉克成功地把古代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培养文官和科技专家的场所纳入高等教育范畴，而又通过这一标准把它们与古希腊大学、中世纪大学等区别开来。正因为“高深学问”之于大学有如此高的重要性，布鲁贝克才把它当作搭建其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在他眼里，“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换言之，凡是人们需要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蔡元培先生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蔡元培讲这番话的用意，是警告学生不要把上大学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或炫耀浮夸的资本，那是中国旧大学的通病；但他又以一个伟大教育家的直觉，道出了现代大学区别于旧大学最为本质的地方。当然，在高等教育史上，或许“高深知识”的“高深”程度古今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功能上成为定义大学的一条重要标准。对此，著名学者潘懋元更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与高深学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在不同社会文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所反映的高深知识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会有极大的差异”。“高深学问”标准的动态性和相对性，使其不仅可以拿来标识现代大学，也可以用来标识古代大学；不仅适用于西方大学，中国大学也同样适用。

2　高等学校是国家学制系统中的最高学府。高等教育之“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个多级的学校系统，就应当有高等教育，处于学制系统顶端的教育机构就是高等学校。照此推理，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高等教育。《礼记·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痒。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郊，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而对于周制，《礼记·王制》有更详细的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在这里，“上庠”、“右学”、“辟雍”就是当时的高等学校。至西汉，汉武帝“兴太学，修郊祀”（《汉书·武帝本纪》），诏令“郡国皆立学校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日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日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这是一个包括中央与地方在内的公立学校系统，其完备的学制体系一直沿用到19世纪中期的晚清才告废除。清末出台“壬寅一癸卯学制”，民初出台“壬子一癸丑学制”，时期出台“新学制”，新中国在195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制”，我国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从古代学校制度向现代学校制度的转型，并最终实现了与世界学制体系的接轨。由此可见，凡是比较成熟的学制系统，国家对高等学校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及学历鉴别都有严格规定；而在学制初创时期，或者新旧学制过渡时期，其入学资质、修业年限及学历认定等则要复杂、混乱得多，因而代际问题更容易发生分歧。

3　高等教育的时代性特征取决于学制结构的转换。所谓学制，就是国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组织系统和课程、学习年限的规定。比较教育学的研究一再表明，由于学制具有这些要素，尤其是修业年限具有简单的可比性，因此各国的教育体系都可以通过学制来加以对比从而找出对应关系。国际上通行的“学位互认”制度，就是利用了这一原理来实施的。我国近年来通过学位互认制度，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位互认协议，足见学制在不同国家之间具有很强的交互性。横向如此，纵向亦然。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只要存在学制系统，就可以进行纵向对比。关于这一点，近人在移植西方学制的过程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癸卯学制”的制订者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章程·疏言》中说过：“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则一。欧美日本诸邦，现行制度类于中国古昔盛时良法相同。《礼记》载，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之各国，则国学即大学，家塾党庠州序即蒙学、小学、中学，等级盍甚分明。”其中关于“国学即大学”的论断十分有见地，应当成为一条研究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代际问题的基本准则。

二、关于东北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

（一）研究东北高等教育起源的两种倾向

在既往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者视角的不同，因而在东北高等教育起源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　以汉民族高等教育为研究取向。在这种取向下，我们找不出古代东北存在高等教育的任何迹象；即使有，也只存在于辽东、辽南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诚然，中国历史是一部以汉民族为主体、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文明进步史，汉民族主导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因此不难理解，多数古代教育史论著均以中原地区的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很少论及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所谓“蛮荒之地”。即使是东北教育史著作，一般也以中央政权统治所及或汉族积聚地区为主。辽宁省在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中原地区，其教育发展水平在历史上也远高于吉、黑两省。比如殷商时期箕子适朝鲜，就在辽阳一带传授礼仪、田蚕、织作，作“八条之教”；西周时期辽西一带的孤竹国有“君子”伯夷、叔齐在，引出孔子“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的想法；辽南地区与中原关系密切，使孔子产生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理想。秦汉时东北设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尤以辽东郡接受中原地区移民较多而比较发达。据此不少学者认为东北地区最早的学校应当产生于汉代的辽东郡。以这种指导思想治史并照此推理，必然得出东北高等教育起源于辽宁的结论；而所谓东北古代高等教育史，则必然会成为一部“辽宁古代高等教育史”了，这显然是不科学甚至是荒唐可笑的。

2　以东北地方政权统治区和东北民族教育史为研究取向。有史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多半时期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所统治。因此，以东北地方政权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为研究对象也是顺理成章的。但一些著作试图切断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联系，或者把东北纳入其他国家版图来论述，这是无知甚至别有用心的。比如对于高句丽和渤海国，朝鲜和韩国一些学者将其作为当今朝鲜的前身加以研究；俄国一些学者则把渤海国、契丹族纳人俄国史来研究。除此而外，日本一些所谓的“学者”发表专著，如日伪时期出版的《满洲教育史考》（山田丰著，日本昭和六年和七年刊于《南满教育》）、《满洲教育史略》（1933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学务课编印）、《满洲教育史》（槝田道弥著，1935年大连文教社出版）等等，则将东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或日本附属国来论述，其观点是违背史实并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在我国学者中，陶增骈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东北民族教育史》一书，则以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所辖少数民族教育为研究对象。尽管这部著作并没有对东北高等教育史代际问题做出任何结论，但毕竟提供了清晰的研究线索和丰富的参考史料，只要按照本文所提出的三条标准来分析东北地方少数民族教育历史，就不难析出古代东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历史图景。

（二）东北地区高等教育的起源

据记载，东北最早的学校产生于两汉时期，但其是否为高等学校需认真辨别。汉武帝时设郡而治，并设立“郡学”以化民成俗。这一时期东北地区设有辽东郡，据此有研究认为辽东郡学应当是东北地区最早的高等教育。但根据前述标准，郡国之“学”在两汉的学制系统中处于第二级，因而不是最高学府。况且两汉设郡学并不能说明辽东郡就一定有郡学。对此《奉天通志》中说：秦汉“虽曾设郡统治，而庠序之教未遑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关于古代东北高等教育的源头，只能从更晚一些的北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辖时期中寻找。

实际上，我国自进入魏晋南北朝的纷乱时期之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起几个民族割据政权。这些政权建立后，在模仿中原王朝“王制”的过程中移植了其学制系统，创办了古代东北地区最早的一批高等学校。这反而使古代东北比其他许多地区更早地发展了高等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分述如下：（1）前燕设立的“东庠”。前燕（285－370年）的统治区域主要包括辽西及辽东北地区，其历代君主均推行汉化政策，实行汉化教育。对此《晋书·卷一百八·载记第八》记载：“平原刘瓒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鱿率国胄束修受业焉。”根据“国学即大学”的原理，我们可以断定前燕所创办的“东庠”就是古代东北第一所高等学校。（2）北燕创立的“太学”。北燕（407－436年）为鲜卑化汉人冯跋（？－430年）所建，都城昌黎（今辽宁朝阳附近），所辖地区为辽宁省大部及河北省一部分。《十六国春秋别传·卷十五·北燕录》记载：“七年，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简二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北燕创办的“太学”与中原政权的学制系统实现了接轨，这在古代东北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3）高句丽创立的“太学”。高句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是我国东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古代少数民族国家，其鼎盛时期控制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高句丽在其发展中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并模仿中原王朝建立了教育制度。1145年高丽王朝学者金富轼（1075～1151年）所撰《三国史记》就曾记载了小兽林王二年（372年）“立太学、教子弟”的历史事实。（4）渤海国建立的“胄子监”。渤海国（698～926年）是我国唐朝时期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东北地区地方民族政权，都城敖东（今吉林省敦化县境内）。渤海建国后，采取全面的“唐化”政策，效仿唐朝国家制度建立了学校教育体系。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及其高等教育体系大多不存在承继性，因而它们从整体上构成了古代东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共同源头。

三、东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历史分期

（一）东北地区的古代高等教育（三世纪至1840年）

从魏晋南北朝至清朝晚期，大约经历了1500年的历史。具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三世纪至907年），是古代东北高等教育的开创期，延续了大约600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高等学校包括鲜卑族前燕创立的“东庠”、北燕和高句丽创立的“太学”，以及渤海国创立的“胄子监”等，形成了古代东北最早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二个时期（907－1271年），即辽、金时期，是古代东北高等教育的巅峰期。有辽一代设置“五京”，并在“五京”设置“太学”，称为“五京学”，其“东京”就设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境内。有金一代延续了辽的做法而设立“五京学”，其上京、中京和东京就设在东北地区，而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在海陵王迁都之前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所设国子监是中央教育机关，会宁府也是中央官学的所在地。辽金设置“五京学”，在高等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它第一次把中央政权举办的高等学校设在首都以外的地区，有效推动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第三个时期（1271－1840年），即元、明、清时期，是古代东北高等教育的衰落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华北等地区，东北地区失去了设置中央官学的资格，从而在古代东北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一个大的断裂带。尤其清朝建国后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限制满族的汉化过程，更加阻滞了东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东北地区的近代高等教育（1840－1911年）

社会史著作一般将1840年至1949年称为“近代史”，把新中国建立之后称为“现代史”，多数教育史著作也沿用了这种分期方法。本文根据前述高等教育代际问题的三条标准，以辛亥革命爆发为界来确定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分期。

关于近代高等教育，还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清史稿》：“学校新制之沿革，略分二期。同治初迄光绪辛丑以前，为无系统教育时期；辛丑以后迄宣统末，为有系统教育时期。”第一个时期（1840－1898年），即所谓“无系统教育时期”，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戊戌维新运动，将近60年时间，全国一共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东北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是清政府1888年创办的珲春俄文书院，是一所模仿京师同文馆设立的专门培养俄语翻译人才的“方言学堂”。其他方言学堂还有1896年创办于齐齐哈尔的黑龙江俄文学堂，1898年创办于吉林的吉林俄文学堂等。最早的实业学堂是1883年创办于吉林的“表正书院”，它是由吉林机器局建立的，为东北地区最早的传播科学技术知识、训练操作西方近代化机器设备的“西艺”学堂；最早的武备学堂是1890年创办的“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它是李鸿章在创建北洋海军时创办的，聘请德国人福来舍为教习，专授学生鱼雷、数学、航海知识。这些学校虽然已经具备了高等教育的因子，但由于这一时期旧学制仍在运行，因而它只是东北地区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第二个时期（1898－1911年），包括戊戌维新至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于1898年改科举、兴学堂，创办了京师大学堂；1902年后，清政府相继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形成了“壬寅一癸卯学制”，东北地区也创办了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高等学校——奉天大学堂。至民国元年（1912年），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共创办10所高等学校。其中，辽宁省7所，除奉天大学堂外，还有两级师范学堂（1905年）、方言学堂（1908年）、仕学馆（1905年）、旗员仕学馆（1906年）、奉天政法学堂（1906年）；吉林省2所，包括外国语学堂（1907年）和法政学堂（1908年）；黑龙江省也有2所，分别是黑龙江法政学堂（1910年）和两级师范学堂（1908年）。

由于“壬寅－癸卯学制”打破了中国古代“学在官府”的传统体制，地方性高等教育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从珲春俄文书院创办到清政府，晚清时期东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兴学史实际只有短短20多年时间，但对于东北地区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整个东北除辽宁省部分地区外，大部分都被称为“蛮荒之地”。而早期“新式学堂”、教会大学等近代高等学校的创办，使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迅速接近甚至赶上了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

（三）东北地区的现代高等教育（1912年至今）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7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8

[关键词]当代书院；教育；道德；国学

[中图分类号]G649.29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35 — 02

中国古代书院缘起于唐朝，鼎盛于宋明时期，衰落于清末时期，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著名国学大师钱穆曾表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

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全国各地书院改为学校，至此书院教育模式归于沉寂。而后，书院又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否定，至此书院被彻底抛弃，但后来很多知识分子都意识到废除书院的做法太过偏激。可以肯定的说，书院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被排除是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然而书院教育在历史上沉默百余年后，到了现代社会，人们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它也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书院文化再次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

一、对当代书院的探析

（一）当代书院的含义

当代书院是以时间维度进行划分的，指1949年10月以后创办的，独立于官方文化教育体制之外，以国学精髓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代书院一脉相承的文化教育机构。当代书院大多是由民间力量创办的，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是对普通教育体制的一种补充。

（二）当代书院的特点

1.继承性。古代书院具有藏书、教学、研究、祭祀等功能，是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而当代书院诞生于现代社会，很难再和古代书院模样一致，但却继承了古代书院的精神。很多的教学、研究方法作为宝贵的精神资源被很好地继承下来，它的一些管理方式也被沿用。

2.民办性。书院在古代主要就是由民间创办的教育机构，而在当代，除了像岳麓书院等少数书院被纳入教育体制之内，大多书院依然是民办性质。当代书院走民间办学的道路，可以较少受到官方的干预，因而在教学方法、管理模式、教材选择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也能使书院保持较为宽广的学术空间。

3.多样性。当代书院虽然产生的历史相对短暂，但因其产生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又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巨大关注与支持，因此其发展迅速且种类繁多。如针对儿童的具有启蒙性质的书院；以复办的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书院；面向企业家进行国学培训的书院等。自称“书院”的机构可以说是多如牛毛，除了上述一些真正具备传统意义与功能的书院外，还有很多的商业公司、全日制中小学、书画创作机构、佛道修行机构等等。虽然很多的机构使用书院这个名号是名不符实，但也从侧面说明书院在大众心中的认同感。

二、当代书院兴起的原因探讨

传统书院在近代逐渐衰落，在历经百年的沉寂后，又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悄然兴起，又开始以不同的面目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复活”。当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组织形式重新展现在当代人的视野中时，击掌喝彩者有之，批评指责者亦有之。但不管怎样，书院这种民办教育机构已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现代生活。而当代书院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有其深刻的必然原因。

（一）当前教育制度的困境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收费不合理，学生负担过重，师生创新能力低下等问题都是当代教育体制面临的大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出一种更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所以单一的知识型考试制度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应试教育”成为当今教育制度困境的最大表现方式。

自古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教育，孔子就曾倡导“学而优则仕”的教学观念，鼓励人们通过学习礼仪文化去做官，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种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把读书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稳固实行，人们更是把读书考科举看成自己出人头地的最重要手段。万千的书生更是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而“跳过龙门”，从此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更是统治者明确地告诉天下学子要好好读书，将来会有好的前程，得到荣华富贵。而科举制度到了明清时期，愈加僵化，变成了八股取士，将读书人思想、言行紧紧地钳制在科举应试之下。

时至当代，当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与西方的“主智主义”思想相结合时，“应试教育”这个畸形胎儿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功利性的教育目的、单一的教学内容、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都是应试教育让人诟病的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片面追求升学率、过度看重智育、忽视对德育等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片面发展，严重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影响了学生个人的就业与发展。虽然教育部门进行了多种教育改革试验，倡导素质教育，希望改变应试教育模式，也明确了考试不是考核、评估教育成果的唯一方式，但应试教育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虽然这些问题大都表现在教育领域内，但很多却是一些根本性的社会问题，而且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但这客观上也给当代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留下了较为宽广的发展空间。当代书院以其灵活、个性化的教育方式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赢得了不少家长和学生的好感，也促进了书院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教育本土化的趋势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把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到了晚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末路，清政府腐朽无能，官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方列强也大肆入侵中国，军事上的惨败使得清政府开始求强求富，注重兴办洋务，兴办新式学堂。从清政府在传统的官学体系之外创办洋务学堂开始，到派遣学生留学欧美，再到改良书院、改革学制、废除科举，这一步步都在昭示着中国本土教育体系的逐渐瓦解。

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迷信和专制，把矛头直指孔孟儒家思想，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他们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宣传西方的文化思想。不可否认，新文化运动具有伟大的积极意义，它无情地批判了封建专制思想，批判了封建迷信和愚昧。但却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对本土文化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这就损害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新中国建立后，长达十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一次浩劫。在历经“破四旧”、“批林批孔”等运动的激烈否定后，书院人文精神产生了严重的缺失和断层。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文化思想再次大量地涌入中国，加之传统文化的断层处境，因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教育思潮在中国教育领域粉墨登场，而本国优良的教育传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不可否认，以发达的物质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确实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因而西方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育管理、教学方法等方面也被大量地引入国内。它相对于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确实有很多优势，而且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地位也更加牢固。然而，这种西方的教育模式搬到国内，却并非那么完美，相对于古代书院的人文教化，它显然有些缺憾。因而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用书院教育这种方式来回应西方文化教育的强势输入，他们希望用这种本土化的教育方式来“守住中国文化的根”，使中国传统文化能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三）社会道德的危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度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我们有很多思想文化和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研究。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上千年的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被破坏被割裂被践踏被抛弃，这直接致使当代社会中人们人性的泯灭、道德的沦丧，最大限度地追求一己私利而不顾人格，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若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就必须要找回那被破坏被割裂被践踏被抛弃的传统思想道德与文化。

当前，我国的现行教育体制对德行教育重视不够，且道德修养无法进行准确的量化，因而在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的教育体系中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流于形式，走走过场，起不到实际的效果。比之于古代的教育经验，儒家德行教育与科举应试教育具有不同的教育目标，这就使得为科举服务的府县学校不太注重德行教育，不能实现儒学德行教育的所有目标。而古代书院的兴盛，就与这一情况密切相关。科举制的兴盛促进了书院的兴盛，促进了德行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功能分化。联想到今天，现代教育体制的实行，也产生了同样的分化，普通教育体系以应试升学教育为主，而德行教化的功能，由当代书院来承担无疑是很好的选择。当代书院可以辅助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德行教育，补充其缺失的部分，而不是与其对立。

（四）“国学热”的推动

国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文明与智慧的结晶，是全民共同信守的文化理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在国际间竞争加剧的多元化时代，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的特色文化变得愈发重要，而对国学精髓的弘扬与传承更成为一种必然。因而人们在新时期对国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愈发“升温”，产生了一股“国学热”的文化氛围。

当前，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文化软实力水平相对低下，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因而迫切需要通过国学来提升和标示自己的文化身份。从崇洋到尊崇国学的转变，发映出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的增强。“国学热”反映出人们对传统文化关注的提高，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方式，是文化认同的增强。

但如何来传播和提升国人的国学水平，方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通过媒体宣传，举办各种学术论坛、学术会议，出版相关的国学书籍，创办国学培训机构等。而当代书院以扎根民间，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化传播方式无疑是进行国学教育持久而高效的方式，也可以说当代书院是进行国学教育重要的载体。虽然当代书院没有古代书院那么多的功能，但其依然秉承着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致力于国学教育。当前我国的普通教育体系偏重知识传授，缺乏国学教育，因而当代书院可以利用其国学教育优势，逐渐改善这一状况。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近些年来，国内受“国学热”的影响，很多地方和高校办起了不少的书院，这些书院的创办既受到了“国学热”的推动，又顺应了“国学热” 这股潮流。

总之，当代书院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并不是由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了解当代书院兴起的原因能使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书院存在的价值和社会意义。当书院这一古老而又充满特色的教育形式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要正视它的价值，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它，让它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价值，这无论对教育事业，还是与国与民都是一件好事。

〔参 考 文 献〕

〔1〕赵德利.文化沙龙与人文讲堂——书院功能的当代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

〔2〕钱民辉.教育处在危机中 变革势在必行——兼论“应试教育”的危害及潜在的负面影响〔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04）.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9

本课是高三二轮复习，涉及必修1的第一、二、三单元，即《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本课知识容量大，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追求有效、优质的课堂教学效果。即通过课堂教学，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实现历史学科教育的目标。为此，必须在教学设计中对教材内容进行大胆的取舍。

【学情与目标分析】

本课教学的对象是高三学生，学生已系统地学习了中西方政治制度。但是，对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演变、发展以及差异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高三二轮复习要避免简单重复，就应通过有意义问题的设置鼓励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质疑精神，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与历史判断能力。经过研究课标与教材，分析学情与资源进而确立以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理解希腊雅典民主政治和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制度的不同以及成因。

2.理解英国、美国和德国的政治体制并分析异同点。

3.掌握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古希腊罗马政治制度、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不同，并从中获取启示。

【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新课）

一、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

（课前用多媒体演示古希腊帕特农神庙、雅典卫城等图片）

师：我们上一节课已经复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今天我们继续探讨西方的政治制度，我们首先来回顾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至此，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中国古代秦朝开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古希腊则建立了民主制度？

生：（思考、回答）

师：从刚才的回顾我们可以获知，中国秦朝由于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地域广阔、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需要，因此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古希腊民主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古希腊商品经济发达、海洋文明为依托、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等因素造就的。接下来我们做两个例题。

例题1 某同学在撰写研究性学习论文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以下文章（书籍），据此判断，该研究论文的题目应该是（ ）

①《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②《希腊城邦制度与民主政治》

③《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与古希腊文明》

④《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古希腊文化》

A.有利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古希腊的政治文明

B.古希腊城邦制孕育了平等互利的观念

C.希腊政治文明与近代文明之间的关系

D.古希腊民主政治文明产生的条件

师：这四篇参考文章分别从地理、自然环境、城邦和宽松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阐述了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条件，D项全面概括了题目的信息，而别的选项都比较片面。

（设计意图：首先通过丰富的图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迅速进入学习情境，回顾历史知识，并且通过问题的设计让学生主动思考、解决问题，充分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进一步深化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二、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

师：古希腊民主制度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也说明了曾经长期以种族歧视著称的美国在民主制度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当今世界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间接民主制，即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表机关（即议会），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民主制度和组织形式，也就是“代议制”（板书：代议制）。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近代西方形成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师：针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我们思考以下问题。

1.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与德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何不同？英国的责任内阁制有何基本特点？

2.英、美、德国的政府如何产生？德国的皇帝与议会是什么关系？什么权力控制了什么权力？

3.英、美、德的权力中心是什么？

生：（思考、回答）

师：1.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特点是君主是虚，立宪是实；德国的君主立宪制的特点是君主是实，立宪是虚。也就是英国的君主没有实权，被议会制约；而德国君主具有实权，并控制议会。英国的责任内阁制的特点表现为以首相为代表的内阁向议会负责，这也说明了英国的首相掌握了行政权，但首相得向议会负责，因此，英国的权力中心还在议会。

2.英国的政府由议会选举产生，美国的政府由总统组建，德国的政府由皇帝任命。德国的皇帝控制了议会，即行政权控制了立法权。

3.英、美、德的权力中心分别是议会、总统、皇帝。

师：结合刚刚的复习，我们来做以下例题。

例题2 近代美、德、英三国曾分别于1787、1871、1875年制定和颁布了本国宪法，三国宪法的相同点主要有（ ）

①实行责任内阁制 ②成熟的资产阶级代议制

③议会都是两院制 ④促进了本国社会的发展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 C.③④ D.①②④

生：英国是责任内阁制，而美、德并不是责任内阁制，①选项不对；美、德、英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在发展中，不能称为成熟，②选项不对。因此这一题选C。

（设计意图：通过层层问题的设计，让学生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加强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并且培养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比较、概括等能力。）

三、政治文明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师：通过本课的学习，综观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获取哪些启示呢？下面请你们分组讨论，谈谈你们的认识。

生：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受到经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民主政治由国情决定，政治文明具有多样性。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断完善、循序渐进的过程。

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篇10

关键词：希腊；理性精神；艺术；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2-0092-02

一、关于本研究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现如今源远的理性精神依旧影响着当代的教育、科学、社会乃至更广更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掘古希腊先哲理性思想的珍贵价值，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领会西方的理论内核和理性价值，还可以从历史起源和逻辑起点的层面上提供“反观”自身理论发展的新视野，对当代中国理论与实践很有借鉴意义。

本稿通过在相关对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深入分析归纳的基础上进行内容整理，概括总结出与希腊理性精神相关内容。另外，作为研究尝试，通过对不同类但有着某种共同性的现象的比较，找出共同点，以便从一种已知的现象的特征去认识的启发、推测，而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认识作为科学的推论。在实际研究中，类比法往往被用来进行探索性研究，用来建立各种有待证明的研究假设。

二、古希腊地理人文

公元前12――前11世纪，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半岛，曾经辉煌一时的迈锡尼文明遭到毁灭性打击。迈锡尼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仍以王权为中心，等级森严，社会制度类似东方的君主制，更多的表现为集中和专制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人进行了广泛的海外殖民运动。殖民者的足迹踏遍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和整个黑海，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建立了许多殖民城市。殖民运动对古代希腊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迈锡尼王权体系的解体和海外殖民运动，使希腊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强大王权和血缘关系的束缚，从而使他们获得了较大的思想独立空间。

海洋面积占优势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希腊人积极向海外发展航海和商业，从而使他们有了比较开阔的视野和广阔的思想空间。再加上希腊半岛气候宜人，陶冶了人们热爱生活的情操。他们视野开阔，心性豁达，从不多愁善感，不把谋取幸福的希望寄托在身后的世界，也不企望神灵的垂佑，而是脚踏实地地营造当下的生活，把追求幸福的希望寄托于自身的努力。

城邦是古希腊独特的政治形式，生活在其中的公民是自由而平等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希腊人用他们卓越的想象力和无穷的智慧开创出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流派。雅典城邦的民主制，是几百年来雅典平民的不断斗争和杰出政治家的不断改革所造就的。公民们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尽管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略显幼稚，但却是真实而平易的。因此，与其说雅典的民主制是一种制度，倒不如说它是整个希腊民族的一种精神，是贯穿于希腊精神始终的一种民主、公平。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神话成为希腊美术最重要的特征。宗教与艺术同为上层建筑，都是人类深窥的情感启示。在宗教仪式中，通过艺术形象激发起人内心强烈的宗教情感和渲染庄严神秘的宗教气氛。希腊神话赋予宗教与艺术丰富的内涵，神话和宗教为艺术家提供了宽阔的想象和创作空间。总之，希腊神话、宗教和艺术三者的有机结合让人回味无穷。

古希腊人对人类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文化中的神话、宗教、艺术与其他各国文化相比独具特色。远古时期，西亚移民、土著居民与希腊人的祖先阿该亚人经过千年融合形成了希腊三大民族。希腊统一之前，各民族拥有各自的神灵体系，经过漫长的融合过程，特别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希腊诗人荷马用神话把这一堆庞大的东、西方民族的神灵，按照氏族的形式编织成神话故事，并确定了希腊人的主要崇拜对象是奥林匹斯天神。

三、古希腊人体艺术

古代希腊雕刻家米隆就是以鲜明的艺术个性成为第一个摆脱了古风时期的束缚，率先走入了古典时期的艺术家。米隆的代表作品《掷铁饼者》被誉为体育运动之神，他描述了一个固定的动作上表现出运动的连续性表现了一个青年在掷铁饼时的瞬间动作，回转的头部和扭转的身体被巧妙的处理为一种和谐的姿态；此外雕刻家出色的解决了人体重量落在一只脚上的重心问题，改变了雕刻中直立的程式，整尊雕像充满了连贯的动作感和节奏感，突破了艺术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传递了运动的意念，把人体的和谐、健美和青春的力量表达的淋漓尽致。开创了以他为代表的古典初期的雕像风格，这种风格集中于表现希腊公民的典型形象，并不着力于人物的个性刻画；而注重人体动作姿态来传达内在精神；然而这一时期尚未重视通过人物的面部表情来反映精神世界。所以，我们发现雕像往往体态激烈而面部处于平静状态，似乎态度始终沉着，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这种静穆的美感乃是出于当时对自然世界的总体认识，是在希腊的土壤里诞生，体现了古典前期希腊的精神。

随着雅典力量的衰退和建筑规模的缩小，加上雕刻家分散到许多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的希腊化的国家去，希腊在古典时期的象征至高无上权威的宙斯和城邦保护神雅典娜，在艺术中已不占主导地位，象征爱情的维纳斯则逐渐登上艺术的宝座，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在发现时是折断了两只手臂的，因此人们又常称其为《断臂的维纳斯》。一百多年来她一直被公认为希腊女性雕塑中最美的一尊，也是时间上最富盛名的雕刻之一，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维纳斯女神高贵端庄，气韵流动，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她的体态优美自然、表情含蓄深邃、肌肤丰腴圆润；披在两腿上的毯子的褶皱透露出人体的动态，给雕像增添了丰富的变化和含蓄的美感。女神的面部具有希腊妇女的典型特征，这正说明希腊的神是希腊按照自己的体型来塑造的。创造完美典型的神像，实际上是古代人对人的力量和美的肯定和歌颂。

除了维纳斯的题材外，希腊化时代另外题材的雕刻作品也不少，《拉奥孔》。意大利杰出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曾赞叹说“真是不可思议”；德国大文豪歌德认为，《拉奥孔》以高度的悲剧性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同时在造型语言上又是“匀称与变化、静止与动态，对比与层次的典范”。雕塑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拉奥孔是特洛伊城阿波罗神庙的祭司。拉奥孔警告特洛伊人，不要把木马里面装满希腊武士拉进城，以免中计。着触怒了雅典娜和众神，于是海神从海中调来两条巨蟒把拉奥孔和他两个儿子活活缠死。这是一个人与神冲突的悲剧。群雕鲜明地表现了拉奥孔和两个儿子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情况。拉奥孔双手擒拿住巨蟒，蟒蛇穿绕他的肋腹，咬噬他的腰部，为此他腹部肌肉剧烈的收缩，身躯急剧的躲闪而形成激烈的扭曲，头朝后仰，表情极度痛苦，青筋外露，眉宇紧蹙，嘴巴痛苦的张开着，似乎发出了痛苦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而希腊神话的最大特色是它包含着“神、人同形同性说”，即神都具有人的外形和性格，在他们看来只有神是最完美的人。

小结：

不难看到希腊最典型的艺术作品中形象比比皆是。在古代希腊，由于各城邦之间不断的战争，需要身强力壮、行动敏捷的人。因此，古希腊的教育理想是在美的体格中培育所谓“美”的灵魂。在当时，做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炼就强健的体魄，是最受人尊敬的。特别指出是，当时不论在练身场，还是体育比赛或者敬神的舞蹈中，男子都是赤身的。由于晒惯了太阳，身体经常和空气接触，又经过各种锻炼，人体的肌肉、皮肤变得非常结实、匀称而又色泽鲜明，显示了充沛的生命力，这就为人像雕刻家研究和表现人体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正是希腊人这种爱自由的天性人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与命运作斗争的勇气。他们所传达的都是一种不屈的抗争精神以及对人性自由的不懈追求。当理想遭遇现实，他们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破灭感，然而，这种破灭感不但没有阻止他们前行，反而激起他们对自由与理想更强烈的理性渴望。

四、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之源

（一）哲学家的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是西方伦理道德史上第一个道德教育家，其德育思想与哲学观点密切相关。他认为，教育的作用是发展人的自然禀赋，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具备善德和渊博知识的治国人才，教育的任务是培养美德、探求知识以及增进健康。他强调“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即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己有灵魂、有理性，应该能够运用思考能力，对事物作出独立的判断。苏格拉底分别沦述了当时流行的四种美德“智慧、正义、勇敢、节制”，认为每一种美德都离不开知识，知识是诸德的共性、诸德的本质，人之为善为恶，不取决于人的本性.而取决于人的知，从而得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基于此，苏格拉底创立了亦被称为“产婆术”或“精神助产术”的教学方法，整个教学过程归结起来，包括讥讽、助产、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苏格拉底“产婆术”教学法鼓励质疑探究，由此开启了西方启发式教学的先河。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其道德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著作《理想国》一书中。具体而言，他提倡学习教育应尽可能依据人之天性和成长规律分三个阶段进行，强调循序渐进，对不同对象实施不同要求的道德教育，选择不同的道德教育内容和手段，学前教育重在音乐文艺体育，初等教育重在品格培养，高等教育则要发展理性和责任，道德教育贯穿于音乐和体育的教育中，贯穿于全部教育的始终。他注重儿童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却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在实践方面，柏拉图尤其重视对儿童习惯的影响和培养，注重在德育过程中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在人的幼年时期和青年时期。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古希腊道德教育思想和德育经验的集大成者。他首次提出了教育必须适应人的自然发展原则，认为必须按年龄特征来划分受教育阶段，并最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必要性。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他认为，知识对美德是必要的，却不是惟一的条件，知识只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指导，美德的形成必须知行统一。

（二）古希腊教育

荷马时代希腊正处于从氏族制度向奴隶制度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对希腊教育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自有学校后《荷马史诗》一直是希腊人教育年轻人的重要教材；荷马时代教育所努力培养的道德品质也始终是希腊学校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荷马时代教育具有既重视个性发展又重视群体利益、既强调实干又注重雄辩和谋略的特点，为希腊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古风时代希腊完成了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建立了大大小小许多奴隶制城邦。这些城邦中势力最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极端片面的教育，虽然能把斯巴达的年轻一代训练成坚强勇敢、严守纪律的战士，却损毁了他们的个性。经过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雅典实行了奴隶主民主政体，这对雅典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雅典成了当时全希腊经济、文化、科学和艺术的中心。雅典的教育在目的、内容和方法上，都与斯巴达的教育截然不同。在教育目的上，虽然斯巴达和雅典都是要培养忠于祖国的公民。但二者对公民的理解是不同的，因而教育目的实质上也很不相同。斯巴达认为的好公民仅仅是能为祖国英勇作战的军人，雅典则认为，一个好公民不仅要能为祖国英勇作战，而且应该有健美的身体、高度的文化修养、多方面的兴趣、发达的智力、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还要有关心国家大事、节制、正直等美德，就是说，雅典的公民应该是身心和谐发展的人。

古典时期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进入鼎盛时期，经济、文化和教育达到了全面繁荣，是希腊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智者”的出现标志着希腊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希腊的学校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在雅典，形成了文字教师和音乐教师的分工，从而分别设立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还出现了一些由著名教育家创办的重要的教育机构，如由伊索克拉底创办的修辞学校、由柏拉图创办的学园、由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

小结：

古希腊的教育，在西方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以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为目的的自由教育理想以及多样化的教育制度，是古希腊教育对世界教育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现代西方教育的发源地，对全世界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希腊人在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较完整的教育制度，形成了较丰富的教育理论，为西方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因为理性精神贯穿整个古希腊文明，才使得这个时期孕育了希腊哲学、教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等这么多对后世极具影响的财富。

五、总结

如黑格尔所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古希腊人因创造出远远超乎于他们所处时代的成熟文明而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先驱。古希腊文明中为后世称道，也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可以说希腊精神的核心便是理性。而纵观整个古希腊历史，地理环境、城邦民主制度以及宗教神话信仰无疑奠定了其文化产生的基础理性追求是希腊文化的重要精神。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发展状况和其社会发展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从史前文明（如迈锡尼文明）开始，一直到荷马时代，是人类社会的萌芽时期，同时也是理性主义思想的萌芽时期，因为那时的神话与诗歌当中就已经包含了对宇宙万物的思辨起源。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城邦制的产生，也使得理性主义思想繁荣起来。随后出现的苏格拉底是整个西方思想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理性主义思想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达到了最高潮，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也处在最繁荣昌盛的奴隶制城邦伯里克利时期，随后希腊被来自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征服，城邦制正是宣告退出历史舞台，集权的帝国制时代到来，如此，失去了社会基础的理性主义思潮也随之而去，但是，诞生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思想和精神并没有消失。

通过以上的希腊人体艺术作品，希腊思想和教育概观，可以看到古希腊理性思想是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可以影响到每一个希腊城邦的个体的人。希腊理性精神是行与知高度一致的，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到社会中认知与言行的一致性或者说真实性。古希腊理性思想在西方作为基础精神内涵影响着西方，全球化的今天，唤起东方的共鸣的同时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参考文献：

[1]刘海藩，郑谦，何平，李牟等.现代领导百科全书-政治与历史卷.

[2]林佳莉.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崇高与优美.

[3]周学军.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4]张兴华.重返理性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