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风俗的意义十篇

传统风俗的意义篇1

反思口语交际课堂教学，思考综合实践活动，我们不妨尝试实践大语文观，把语文教学引出课堂，走向社会，走进生活，开展风俗采风活动，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口语交际，切实提高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

一、确立采风主题，把握风俗的脉搏

口语交际要求学生能围绕主题开展交流，而风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风俗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呈现，它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汇集于传统节日中，且丰富多样，随时节变化，有的甚至带有神秘的色彩，我们要下一番功夫去挖掘。

为了切实实践口语交际教学，确保风俗采风有序顺利进行，在活动前师生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要确立主题，围绕主题初步制订采风的计划，这得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去设计活动方案、制定活动规则。如在端午节采风，教师要引导学生共同商议采风事宜，开展活动。

1、讨论采风目的，确立采风主题。教师组织学生讨论：你了解家乡端午节有哪些习俗，这些习俗在实际生活中有什么现实意义――挖掘端午节的精神内涵。习俗内涵的探讨，结论可能众说纷纭，不妨让学生暂且记下自己初步的探究，便于他们在活动结束后做比对，最终明确风俗的深刻内涵。

2、设计采风方案，讨论活动方式。教师组织学生根据各自讨论的主题，分组设计采风方案，讨论采用哪些活动方式：在端午节假期亲自参与节日活动，开展现场采访，了解家乡端午节习俗的寓意；通过图书或网络等途径查询端午节的缘起和各地不同的习俗，进一步了解风俗的历史意义；观看电视等文艺节目，让学生深入体会端午节的时代精神等。

在采风活动中，教师的组织辅导作用不可缺少――引导学生讨论运用多种方式了家乡的风俗习惯。建议学生观看端午节的文艺节目，指导学生深入探究端午节习俗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学生最终不难得出爱国主义的主题结论。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思考节日的一些传统习俗：悬挂艾蒿、洗艾蒿浴、挂荷包等，这是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这与吃粽子纪念屈原的意义有着共同的意愿归属，认同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强则家事兴，美好的生活愿景才能得以实现。

二、文明礼貌交流，呈现风俗的魅力

民族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再加上时代科技的进步等因素，有的风俗出现了遗失的现状，有的风俗青年一代已经淡漠，尤其是中学生对此会兴趣索然，漠然视之，甚至认为是封建迷信而欲抛弃。开展风俗采风活动，让学生正视家乡的风俗习惯，重拾民族的文化传统，教师有目的的指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口语交际必不可少。

文明得体保障交流。民族传统的遗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挖掘去弥补。传统是在民间生活中一代代沿袭下来的，家乡的老人是传统习俗生活的历史教材，是我们风俗采风活动的主要对象，采风时要提醒学生谨记文明得体交流：一声礼貌的称呼，让老人眉笑颜开；亲切虚心的话语，让老人打开记忆的闸门；生活性的语言，让老人精彩呈现家乡风俗的多彩风貌。

耐心专注互动交流。文明得体的语言激起老人们往日生活的浪花，他们的娓娓道来，也许有琐碎的生活细节，学生听起来觉得偏离采访的主题，因不感兴趣而出现躁动，教师要提醒学生切忌敷衍了事，要耐心专注的倾听，从老人们细碎的生活往事中捕捉家乡风俗的影踪，更要随时做好记录。遇有难懂之处，可抓住老人们歇息的间隙适时询问，如喝茶、抽烟等机会，让他们更生动地描绘那些或精彩的或神秘的历史生活场景。

激起学生对家乡风俗传统的兴趣，是文明礼貌交流的关键。教师可以从语文的角度，让学生在风俗采风活动中探究民族传统的深刻寓意。如春节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家乡有腊月三十晚上在门口撒麸子和用草灰画大圆等习俗，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寿先生在三味书屋中悬挂一幅梅树伏鹿图，寓意“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福”“禄”的生动体现。结合此一说，你能从以上两种习俗中领会出人们何种美好的生活愿望？这些看似迷信的习俗，通过迁移，学生能发现在形式多样的风俗中寄寓着人们祈福盼丰收和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他们探究的兴趣自然被激发，定会乐此不疲。

三、合作反思交流，提升风俗内涵

传统的民族文化在生活中一代一代沿袭，我们在对比中能发现，不同时期的风俗具有差异性，在传统文化的承继中，有沿袭又有创新，常常赋予时代的特色，民族的传统才能得到代扬光大。我们开展风俗采风活动，要引导学生在批判中继承，通过形式上的改革创新，为风俗注入新时代的活力。

首先，引导学生创新风俗形式。“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断魂”之情中，我们不难读出对逝者的思念之意。家乡的圆坟、烧纸等活动，今学生有的会以封建迷信所为而难以认可，但风俗中追思先人的意义不能摒弃，如何让学生自觉加入到纪念的行列？我们不妨从风俗采风的活动中再回到课堂，引导学生合作交流，探讨新的纪念方式：结合时令启发学生，他们定能想到在墓前植树绿化，既美化环境又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结合保护环境和安全的观念，启发学生用敬献鲜花这种时代的新方式表达对先人的哀思……

其次，引导学生革新风俗内涵。清明节已经被国家定为法定传统节日，追悼先人是其传统的内涵所在。开展风俗采风活动，教师引导学生在关注传统的同时，

传统风俗的意义篇2

关键词：廉政教育；腐败民俗化；再习俗化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2-0072-06

近年来党中央对腐败问题高度重视，不断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为彻底从源头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有力推动和切实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党提出要重视廉政教育建设。推动廉政教育纵深发展，不能仅以国外经验为主，更要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宝贵经验。“一个和谐社会的政治措施要符合民心、民情，更要符合国情，而民俗对和谐社会来说正是重要的民心、民情、国情的标志所在”[1]。“民俗中包含了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经验，我们完全应该借鉴来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改善执政能力”[2]。从民俗中汲取营养应用于廉政教育，有利于适应本土文化、顺应民心、符合国情地推动廉政教育有序发展。民俗是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反射镜，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教育与民俗从表面上看似乎无甚相关，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廉政教育与民俗的关系：民俗学视域中的廉政教育、腐败的民俗化倾向、再习俗化在廉政教育中的作用，以期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民俗学视域中的廉政教育

（一）廉政教育的内涵

教育乃百年大计，斯宾塞认为“教育为未来生活之准备”。廉政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阶级根据一定的社会政治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廉政认知水平，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多形式感化、教化活动，对受教育者施加身心影响，以提高受教育者对廉洁从政的认识，并将廉洁意识转化为廉政行为的过程”[3]。廉政教育以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廉政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法制教育为重要内容，以道德教化为实践路径，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具体而言，中国当下的廉政教育，其直接教育对象为国家公职人员，通过普法教育和道德教化，间接地使全民参与进来，致力于形成全民崇廉尚廉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廉政教育与民俗的内在关联

钟敬文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4]。同时，民俗也是人民群众生活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所谓“传承”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共同创造、广泛流行，同时被当作某种规范加以保持的习惯。一般说来，民俗既包含经济的、社会的内容，又包括心智的、行为方面的内容。心智的民俗指民族生活中表现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现象，行为民俗则是群体心理和观念的有形化。这些心智的与行为的民俗，表现为一种习惯或定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变化，具有相对稳定与长久遗存的特征。[5]民俗与传统文化相互交叉，传统文化不全是民俗，民俗是傳统文化中以非正式、非书面、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生活文化。民俗也不全是传统文化，除了传统文化外，民俗还包括活在当下的、具有生命力的生活文化，这种生活文化带有传统文化的痕迹。民俗的主体是俗民，并且“俗民存在于全民之中，他们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文化特色”[6]56，所以俗民不仅是指平民百姓，官员、知识分子等也是俗民，他们同样也负载所有的民俗文化。人们创造了民俗文化，同时也受到民俗的约束。民俗借助各种各样的民俗事象发挥控制力，比如民间信仰、交际礼仪、村规民约、家风家训、行业规范等，都可约束和惩罚越轨行为，发挥控制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廉政教育与民俗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民俗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并且践行着廉政教育活动。陈勤建在《廉政文化与民俗》中提到乡村民约、行业规范、家风家训、道德良知等在现代廉政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纵观当下社会，可见腐败问题呈现民俗化倾向，其中主要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社会转型期道德控制失范现象，二是国家制度不完善，三是民众制度意识较为淡薄。廉政教育是解决腐败民俗化倾向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再习俗化在廉政教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干预性的再习俗化教育，通过净化、控制、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环境，延伸、补充、强化原有的道德观念、廉政思想、自律文化、制度意识、法制思想等，能够起到动摇甚至改变堕落官员贪腐思想的良好效果。

二、腐败问题的民俗化倾向

（一）腐败民俗化的主要表现

随着对廉政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腐败民俗化逐渐被重视，比如王爱平引用冈纳·缪尔达尔的观点，认为腐败民俗化是指“掌握权力的人，大都在搞腐败，而且成为一种习惯、风俗；人民群众对腐败的态度，不是反对而是默许、宽容、参与，即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信念、道德和文化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成为民众共同遵守、顺从的一种习惯、风俗，成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行为方式”[7]。所以，腐败民俗化一方面表现为官员的贪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民群众对于腐败的默许与参与，并且这种现象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一种“传统”。

我国的腐败民俗化问题历史悠久，集中表现为“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潜规则主义”[8]。比如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挪用公款、买卖官职、权钱交易等。官员的贪腐行为很可能会在官场内部形成一种风气，形成清官难做、打击贪腐难以推行的“痼疾”。一个贪腐风气盛行的官场，也从侧面揭露了其内部群体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指某一群体内部公认的、共同的、模式化的行为。行为模式具有同化作用，“在一定的文化氛围内，个体如果要采取与群体不一致的行为，其合理性与正确性首先就被自己所怀疑，于是遵循和服从群体行为模式的情形就产生了”。所以，新从政人员一旦进入风气不好的工作环境中，很容易会被不良环境所影响，诱引其发生违法行为，这对于廉政建设十分不利。

社会贪腐问题与一些传统不良风俗也有着莫大的关联。虽然贪腐多发生在政治环境中，但是一些官场里的风习也是以社会风俗为基础的。一些不良风气在民众思想里根深蒂固，并为很多人所认可和羡慕，甚至参与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一些官员则会以社会惯习为掩饰，大行其道地实施不法行为。比如中国人讲求“礼尚往来”，给人送礼办事的现象较为常见，家长给老师送礼，想让老师多照顾自己孩子；下级给上级送礼，借此套近乎，因此官员借以行不法之事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并且很多民众也默认这种“潜规则”，认为若不这样做，就是“失礼”、“不懂规矩”。还比如中国人的“人情网”，中国历来重视“关系”，那些有“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人，经常形成“关系圈”，分享公共权利，这种“人情圈”在政界、学术界、商界都是默认的“潜规则”。

（二）腐败民俗化的主要成因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道德约束处于失范状态，自律力量略显不足。“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由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新现代的过程”[9]。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而转型期的伦理道德也在经历着变化，并且当下“中国伦理道德总体上处于市场经济主导的状态”[10]。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主导的伦理道德表现为对“利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个人权利的肯定，这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基础上提倡的“舍己为人”、“克己复礼”等传统观念相悖。再加之西方意识形态的不良影响，中国转型期的道德出现失范现象，并且助力道德约束的民间信仰在当下中国地位也处于不明确的状态，也就更加无从谈起如何发挥教化作用。更重要的是如果官员的伦理道德缺失，后果将不堪设想。在一个部级课题项目研究中，“关于‘你对哪些人的伦理道德状况最不满意？’的调查发现令人沉思：政府官员高居榜首，达74.8%；演艺娱乐界位居第二，达48.6%；企业家居第三位，达33.7%”[11]。这个结果着实值得让人深思，本应是国家先进文化的引导者却在道德上让公众缺乏信任感。

制度既是一种社会结构，也是一种规则或者运作模式，体现了特定时空里群体性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一般包括法令和习俗。制度是组织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组织健康发展的基础。制度的不健全会引发组织的一系列问题，而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制度不健全也有着一定联系。“当前我国正处在两大体制转型期的社会环境，即经济体制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治体制方面由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的转变。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转变必然要求相应体制和制度的革新。制度变迁根源于环境的变迁，又总是晚于环境变迁。这就会导致制度制定机制、制度执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这三个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和失效，引起制度缺陷”[10]。我国是“人治的文化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12]，文化传统的滞后性在当下依旧影响重大。而这些所有因素带来的影响，就是现代社会对特权的认同以及现代社会建立起来的单位制度里潜藏着各种“关系圈”等非正式制度文化，容易引发侵占公共财产、维护私利等现象。

中国人崇尚智慧，以聪明为荣，讲求变通的心理，但制度意识较为淡薄。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以聪明为荣，更在意输赢，在很多情况下把作假、不诚信、违背契约精神作为大智慧来传承”[1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对聪明之人、能人、善于变通之人的故事传说，例如“兵不厌诈、田忌赛马、宋定伯卖鬼、诸葛亮巧取荆州”[13]等。很多人都认为变通则代表着聪慧、高人一筹，同样变通也代表着胜利的可能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变通也意味着对规则的不重视，缺乏契约精神，因而制度意识相对淡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假售假现象依然存在，各种盗版活动屡禁不止，还有一些依靠实施贪腐行为从而获得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反而被认为是“能人”。所以，在涉及成功、荣誉等情况时，如果社会规则不被重视，道德也没有起到约束作用，这恰恰说明了制度意识的淡薄。

三、再习俗化在廉政教育中的作用

（一）再习俗化的内涵

乌丙安认为，一个人会终生连续不断地经历着习俗化，一般而言再习俗化可能会因为环境变化和经历的影响而发生在任何时期。再习俗化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在原习俗化基础上的社会性习俗的延伸或补充，是一种继续并扩大习俗养成的活动；另一层是在原习俗化的基础上再接受与以前习得的习俗不同的异质习俗，在吸收与原习俗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6]109，并且“这两层含义并不是完全分离孤立的”[6]109。社会学里有“再社会化”的概念，它是指“一个人在一种与他原有经验不同规范与价值的环境里，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必须重新学习价值、角色及行为，它能导致与先前社会化过程不一致的新价值观和行为”[14]。再习俗化与再社会化二者有相通之处，共有五点：（1）当指代一种“改变的状态”时，两者都指面临与原环境不完全相同的甚至完全异质的环境，需要延伸、补充或者改变原有文化。（2）作为一种“措施和手段”时，指人们可以有目的地对一些特殊群体进行的干扰式的再习俗化和再社会化，传授相应的观念与文化，来延伸、补充、强化或者替代原有观念与文化。（3）作为“改变的状态”来理解时，这种情况下的再习俗化和再社会化既可以是积极的变化，也可以是消极的变化，而作为“措施和手段”来理解时，一般而言是指具有积极意义。（4）再习俗化与再社会化都是重要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人们价值观（例如道德）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个人的生命轨迹甚至社会环境。（5）在一些现实事件中，可能会同时经历着再习俗化与再社会化两种情况。

在实际应用中，再社会化多被应用于一些罪犯、精神病患者、退休老人等特殊群體，并为这些群体的问题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再社会化理论指导。同样，再习俗化也能够被应用于社会实践中。一般而言，每个人都会经历再习俗化，再习俗化可能会发生在任何时期，大多数人会因为生活生产环境的变化而开始了再习俗化。当他离开家庭和学校踏入社会谋生，是最常见的也是影响人们一生的再习俗化经历，乌丙安认为，“狭隘的再习俗化可以理解为青少年进入家庭以外广阔社会后的习俗化”。而处在与原来家庭、学校环境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异质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价值观等会发生延伸、补充或者改变。

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组织中，很多组织都会有自己内部的权力。而进入社会后的个体在工作的组织中，有很多人会或多或少地接触到权力，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通过给予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而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当然权力必定受到约束，但是在自律与他律约束机制都不健全的环境中，则容易发生贪腐。“人们在政治上的愿望除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外，还有对占有欲、好胜心、虚荣心和权力的渴求。欲望使人希望能尽可能多地占有财富以及权力，它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是无法被满足的动机”[15]。再习俗化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也在经历着延伸、补充或者变动，这个时期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很可能会改变个人的生命轨迹、他人甚至社会环境，而道德就是一种常见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带有褒义色彩的价值观。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接触权力后的再习俗化可能是个人道德观念与实践的转型期，也可能是道德变质的高发期。而对于从政人员来说，从一开始踏入政界到其从政生涯的结束，他们可能会一直面临着贪腐的诱惑。一些人经受住了考验，拒绝贪腐，坚守住道德底线，并未发生道德退化的再习俗化，在从政生涯里继续强化原有道德准则，但是有的人则会相反。

（二）再习俗化的主要内容

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他们会面临着道德变质的再习俗化考验，这对廉政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要加强干预性的再习俗化廉政教育，通过净化、控制、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环境，延伸、补充、强化原有的道德观念、廉政思想、自律文化、制度意识、法制思想等，以达到动摇甚至改变堕落官员贪腐思想的良好效果。廉政教育一方面要注重再习俗化教育的线性时间安排，重点加强新入职时、升职前以及日常思想教育等。另一方面，再习俗化教育也要重视对所有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政府工作人员的再习俗化廉政教育既要移风易俗，努力为廉政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也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从中凝炼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廉政教育理念并应用于再习俗化的廉政教育中。

1.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移风易俗，移的就是传统风俗里的不良风气，改变一些传统陋俗形成的行为模式，这既是重点也是难点。通过移风易俗，为廉政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比如重关系、礼尚往来等习俗不是说全盘否定，只是在一些情况下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一方面滋养了社会贪腐的温床，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因为很多民众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贪腐的推波助澜者。虽然廉政教育的直接对象是政府工作人员，但是民众的参与也极其重要。因此，加强道德教化和普法教育，提高民众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意识，帮助他们明辨是非，有效监督从政者，才能树立清正廉洁新风尚。

2.传承优良美德，唤醒自律意识。“义与利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义’即符合一定时代、一定阶级和社会团体利益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做到了就是一种正义；‘利’是利益。这二者关系，是古往今来每一个官员都要面对的问题，对二者的取舍也是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6]176。中国自古讲求“仁、义、礼、智、信”，面对利益的诱惑时，要重义轻利，克制欲望。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应当成为每个官员的行为准则。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在私利面前能够有足够的警觉心，秉持大义，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里的“良心”可以理解为做人的底线和原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中国人历来看重的道德品质。廉政教育应当宣传正确的义利观，强化道德良知。此外，中国传统的自律精神也体现在村规民约中，村规民约是灵活的、体现自主精神与地方文化特色的自律文化，它是基层社会群体维持秩序形成的自我管理的习惯法。乡规民约具有接地气的特征，能从细节上维护群体利益的自律文化，也是国家法律的有力补充。

3.加强行业规范教育，强化制度意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社会上各种类型的组织也有其自身的行业规范。比如古代的行会，有监督成员维护行业信誉的作用；手工业的学徒制，在传承中完成行业规范的传授与实践；行业祖师爷崇拜，在信仰上实施民俗控制。中国历来讲究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在古代行业规范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商业经济占重要地位的社会，其行业规范的影响辐射可扩及社会，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由行业规范形成的小范围制度意识在缺乏契约精神的社会中，显得力量十分薄弱。陈勤建认为，“行业规范不仅对个体施加影响，对群体也施加影响，促使群体拥有一种共同的心理，从而有利于廉政文化的形成”[16]116。当下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各行各業的商业组织推动着中国经济高速运转，行业规范维持着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潜移默化地强化了从业人员的制度意识。如果单从职业来说，政府工作也是一种职业，政府也有自己的行业规范——法律，这对于政府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但是一些官员却缺乏制度意识，钻制度空隙实施贪腐行为，制度不完善是客观原因，但是人的制度意识薄弱，做事不看制度，看关系、看利益则很大程度上与文化相关。所以，在廉政教育中，加强行业规范教育，强化制度意识尤为重要。

传统风俗的意义篇3

关键词：文化；雅文化；俗文化；雅俗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140―03

研究抵制“低俗之风”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先涉及到的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等相关的概念。鉴于这两个概念对本课题的基础性意义以及学界对其认识的颇多分歧，本文先就雅文化、俗文化的概念内涵展开论述。

一、剥削阶级的“雅俗文化观”

“雅俗文化观”亦可称为“雅俗观”，是人们关于雅文化和俗文化的根本观点或看法。它要回答什么是雅、什么是俗，什么是雅文化、什么是俗文化，雅和俗的关系、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关系怎样，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雅和俗等问题。“雅俗文化观”本身也是文化，它包含着人们关于雅文化、俗文化的内涵理解和价值评价；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来评价雅和俗，就会有不同的雅俗文化观。

在古汉语中，“雅”即是“正”，即正确、正规、标准、规范的意思。如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中的“雅”就是正确、基准、标准之意，“雅言”就是古代官方标准的、规范的语言。《尔雅》的意思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接近于官方的标准和规范。中国古代推崇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诗经》里有“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雅”收集的大多是孔子之前数百年间奴隶主贵族中士大夫们的诗作。这些诗作相传是由孔子精心挑选出来的上乘作品，之后一直是被奉为儒家文雅之士的经典。根据“雅”的原始涵义及文化传承过程中引申，“雅”逐步有了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雅”是儒家的文化经典，是代表圣人之言的真理性文化。其二，“雅”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的知识才华、文化涵养和精神风貌，是文明的标准、世人的楷模。凡同“雅”搭上界的人，都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因此，儒雅、文雅、风雅之士都要“举止优雅”，连走路的姿势都是“雍容雅步”。其三，“雅”是奴隶主贵族和封建主贵族特别是贵族统治集团的专利，它标志着剥削阶级贵族集团追求的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清净幽雅的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

古汉语中的“俗”含有民俗（民间风俗）、俗人（普通百姓）、庸俗、粗俗、俗语（群众流行语）的意思。同以儒家经典为雅、以社会权贵为“雅”、以远离劳动人民的悠闲清净为雅的“雅文化观”相比，古代社会“俗”的观念有三个方面的基本涵义：其一，“俗”是指民间风俗；“俗文化”就是指民间风俗文化。其二，“俗”是指向处在社会下层的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其三，“俗”本身带有没有文化、缺少修养的意思。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俗”字明显带有贬义的倾向，凡是同“俗”字搭上的词，如俗人、庸俗、粗俗、低俗等，更是贬义。它体现着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蔑视和对劳动群众的歧视。它同上述的“雅”观念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剥削阶级“雅俗文化观”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雅俗观”起源于以奴隶主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奴隶社会。它一开始就是奴隶主贵族知识分子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萌发的，明显带有颂扬剥削阶级、鄙视劳动者阶级的倾向。在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过程中，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体系逐步完备并成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后，“雅俗观”实际上成为剥削阶级的真理标准、道德标准和审美标准。它倡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劳心者为“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只读圣贤书为“雅”；学而优则仕，为仕则“雅”；它不仅引导人们把追求荣华富贵、富丽堂皇、清净悠闲、光宗耀祖、鄙视劳动等作为价值导向，而且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纲常伦理都赋予了“雅”的意义。因此，这种“雅俗观”实际上也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荣辱观”。它以升官发财、远离劳动、荣华富贵的“雅”为荣，以身处下层社会、与劳动结伴的“俗”为耻，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虽然在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中时而也有“民惟邦本”的思想，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仁人志士，有“体察民情”的举动，但总归是无力动摇剥削阶级的价值观体系，剥削阶级的雅俗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剥削阶级“雅俗文化观”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受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局限。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总体上说是唯心主义的。它不可能科学解释世界的物质本质，尤其是不懂得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不懂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道理，不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其二，受剥削阶级的阶级立场与核心价值体系的限制。剥削阶级的“雅俗文化观”同剥削阶级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本一致的，其目的是宣扬剥削阶级对人民群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对于培养贵族文化意识、巩固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强化社会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其三，受旧知识分子固有的歧视劳动群众、脱离劳动群众、高傲自大、自命不凡的局限。剥削阶级“雅俗文化观”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产物，是其人生观的自我写照；而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和统治集团有着天然的联系；高傲自大、看不起劳动者是他们的本性，要他们尊崇劳动群众的文化，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剥削阶级的“雅俗文化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以剥削阶级的“雅”为荣、以劳动人民的“俗”为耻的荣辱观，鼓舞着剥削阶级贪婪地享受着“雅致”生活，而不顾下层民众的粗俗和贫穷；助长了追求豪华富贵、讲排场比阔气的“大雅”之气，推高了整个社会“附庸风雅”之风，误导了无数青年人的理想追求；以至于可以称它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劣根”，至今还影响着不少人的价值选择和人生态度。

二、社会主义的雅俗文化观

所谓社会主义雅俗文化观，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雅俗文化观”，亦可简称为“新雅俗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结束了剥削阶级在中国数千年的统治，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发生了根本变革。然而，几千年延续下来的雅俗观的荒谬与危害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在意。我们分析剥削阶级雅俗观的错误本质，目的就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和改造剥削阶级的“雅俗观”，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根据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剥削阶级“雅俗观”同社会主义“雅俗观”之间也应当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两种“雅俗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揭示社会主义“雅俗观”的本质内涵。

第一，“雅”与“俗”是关于文化的外部表现形态的评价，而不是对其承载的文化精神先进与否的评价。试作如下分析：其一，“雅”和“俗”不等同于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更不能对应于富有和贫穷、高贵与卑贱；不能认为“雅文化”就是进步文化、有钱人的文化、的文化，否则又将陷入剥削阶级“雅俗观”的窠臼。其二，“雅文化一定是先进文化，俗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从逻辑上讲，这种观点混淆了雅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特征。它使得雅文化和俗文化失去了“两两相对”的意义，不仅可以推出“先进的俗文化就是雅文化”的结论；也会形成“雅文化低俗化”问题的逻辑悖论。从事实上讲，一切雅文化都是先进文化的命题也不符合实际的历史和现实。因为，利用“雅文化”宣传落后思想、为没落阶级服务的情况在历史和现实中并不罕见。其三，不能认为雅文化都是落后文化，俗文化都是先进文化；或者俗文化一定是先进文化，雅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由上可见，只有把“雅”与“俗”限定为对文化外部形式、外部形态的评价，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二，雅文化和俗文化概念的指向是社会文化表现形式的成熟和完备程度：雅文化是指成熟、完备的文化形式，俗文化是指不成熟、不完备的文化形式。

马克思在《导言》曾指出，人的思维着的头脑从哲学上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这一思想被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概括了人类精神把握世界的基本形式，这些基本形式就是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实践―精神）。我国学界对人类精神形式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类的全部精神文化可以划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两部分：社会心理是以感性认识为主的低水平的人类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形式是以理性认识为主的高水平的人类精神文化。在“社会意识形式”的层次，又分为哲学、宗教、科学、道德、艺术等诸形式。这些不同的文化形式基本对应着人类文化精神的“真、善、美”三个方面，因而是精神文化的基本形式。

哲学、宗教、科学、道德、艺术等诸形式所以被称为“形式”，强调的是它们各自稳定的形态和样式，包括各自的格式、规范和要求，特别是各自“语言”形式的专门化和规范化。比如，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和逻辑格式；科学是研究一定领域客观事物并揭示其规律性的理论体系，不同的科学门类都有自己的特殊语言和方法；道德是关于善恶评价的“实践―精神”，它有向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全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性；宗教有自己规范化的语言和仪式；艺术有塑造“美”的形象的特有手法；等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文化形式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有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是实现人类文化传承发展的主渠道。一方面，前人总是通过这些文化形式把人类已有的文化精华记录传承下来，后人只有通过理解这些不同文化形式和语言来解读人类智慧的密码、接受前人的文化信息，才得以继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后人要创造自己的文化，也必须依赖、通过这些形式；游弋于这些文化形式之外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人类文化有较大贡献。

怎样理解雅文化是成熟、完备的文化形式，俗文化是不成熟、不完备的文化形式呢？所谓文化形式的成熟和完备，是指某一精神的或物质的文化样本符合它所属的文化形式公认的规范和要求，代表这一文化形式在这个时代的较高或最高水平，即所谓的经典、传世之作。这里的“经典”不仅是指经典的精神形态的文化，还包括经典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如，中华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经典饮食文化、烹饪技术，经典的建筑文化、建筑技术，经典的中医文化、中医医疗技术，传承已久的手工艺文化、高超的手工艺技术，等等。所谓不成熟、不完备，是指精神的或物质的某一文化样本虽然包含相应的文化要素，但还处在自发的、初始的、比较素朴状态的文化形式。比如，合乎规范的文章和杂乱无章的文章，样态和结构规范的建筑物和不规范的建筑物，符合宗教规范的寺庙与乡村小庙，严谨规范的音乐舞蹈与随意发挥自娱自乐的音乐舞蹈，等等，前者属于雅文化的范畴，后者则属于俗文化的范畴。“雅”的这个涵义同古代“雅”的原始涵义是一致的，但是古代的“雅”只是限于书面文字的雅，限于知识分子的“雅”。

从这个意义上说，“雅人”就是指那些有较高专门文化素养、代表一定时代文化水准的人，包括精神文化生产和物质文化生产领域各行各业在内的比较知名的专业代表人物，这样的“雅人”就是所谓的文化精英。“文化精英”不仅是指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包括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俗人”就是普通人、一般人、平常人的意思，同样包括各行各业的人。这里的精英人士和普通人士都只是对“专业技术”方面的评价，与他们财富的多寡、政治权力的大小、思想觉悟的高低、道德品质的优劣没有必然联系。

第三，雅文化和俗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

传统风俗的意义篇4

民俗艺术学是以民俗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民俗艺术”自有其特征和规律。“民俗艺术”与“民间艺术”、“民艺”、“民间文化”等概念常常被人混用不分,似乎被看作彼此无甚区别的同义词。其实,尽管它们在名称上都有一个“民”字,在社会层次上都与下层之“民”相关,但因视角不同、内涵有别而各有其意。“民俗艺术”,系传承性的民间艺术,或指民间艺术中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它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艺术”,系相对于宫廷艺术、官府艺术等上层而言的下层艺术,作为一种空间性的概括,它强调创作与应用视域的下层性,而不强调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传承因素。其类型与作品既包括来自传统的成分,又包括各种民间的新创,甚至还包括庶民中非群体的个人创作,诸如邮票剪贴、种子拼贴、包装带编结、易拉罐饰物,等等。“民艺”,系日本传入的外来语词,它同“民谣”、“民具”、“民俗”等名称一样,意在强调主体为民的性质。

它不是“民间艺术”或“民俗艺术”的简称,而是从创作者与享用者的身份所做出的文化判断。如果一定要说简称的话,它倒是有“民众艺术”、“庶民艺术”的含义。至于“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或“民俗艺术”等是属与种的关系,艺术本属文化,它们相互间并非同一的,或并列的关系。民间文化包括民间风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宗教,以及其他的民间知识与民间创造。总之,“民俗艺术”的概念是从传承性、风俗性所做出的文化判断,而“民间艺术”的概念乃立足于社会空间的分野,至于“民艺”一词,则出于对创作与应用主体的身份所做的类型划分。当然,它们都具有“民”的性质,就具体作品而言有时彼此难分归属,这正是它们易被混用的原因,但作为概念,对它们的概括与把握需要有学理的支撑和区分。

二、研究体系

民俗艺术学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应构建自身的研究体系,以显现学科的严整,并推进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民俗艺术学的研究体系包括民俗艺术志、民俗艺术史、民俗艺术论、民俗艺术应用研究、民俗艺术专题研究等基本范畴。“民俗艺术志”,是对民俗艺术的类型、作品、传承、分布、现状、制作或表演等情况加以搜集、记录、整理、编写的基础性工作。作为民俗艺术研究的对象,它提供了实证材料和研究课题。“民俗艺术志”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靠田野调查和文献搜求,需要对作者、作品、创作过程、展演空间、发生背景、艺术组织、地域分布、传承情况等做出翔实的调查和科学的判断。“民俗艺术志”的研究,通常按国别、民族、地区、时代、类型、品种等进行,其选题诸如《中国民俗艺术志》、《苗族民俗艺术志》、《南京民俗艺术志》、《宋代民俗艺术志》、《民俗版画志》等。其研究范围能大能小,大到《亚洲民俗艺术志》,小到《ⅹⅹ村剪纸艺术志》、《ⅹⅹ镇印染艺术志》等,都能成为研究的选题。

“民俗艺术志”是民俗艺术学框架的基础,也是民俗艺术研究的起点。“民俗艺术史”,在研究对象上包括“民俗艺术发展史”和“民俗艺术研究史”两个基本领域。“民俗艺术发展史”主要着眼于时间坐标下的民俗艺术及其自身的传承、演化,从而让人们对某地或某类民俗艺术有纵向的全局的把握。“民俗艺术研究史”,则是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做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涉及研究组织、研讨活动、理论发展、出版情况、学术论争、研究成果等方面,偏重理论的归纳与总结。“民俗艺术史”作为民俗艺术学的基本框架,其存在能表明学科固有的历史积累和自身完善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民俗艺术论”,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部分,也是民俗艺术学体系中的核心。它的研究对象,包括概念、类型、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方法、背景等,涉及民俗艺术的各种内外部规律及其研究方法。“民俗艺术论”着重于理论的阐发和规律的概括,成为民俗艺术学体系建设中最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民俗艺术论”的完善与否,关系到民俗艺术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设水平和理论程度。“民俗艺术应用研究”,主要进行民俗艺术的市场研究,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研究,同时也包括保护、展示、培训、创研等领域的研究。民俗艺术存在于民间,本是民间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显著标志,长期以来它在乡村和城镇自然传习,满足着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民众的精神需求,美化着艰辛、贫乏的劳动生活,而在当今城市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俗艺术已成为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资源,获得了新的应用空间。

应用研究包括应用源、应用者、应用场的规律研究[1],就民俗艺术而言,就是扩大或改变其自然传承的定势,走向市场,走向新的空间和新的功用。“民俗艺术专题研究”,旨在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它以实证为基础,并要求从个案分析上升到理论概括。它没有刻意的“史”、“论”之分,其宏观的概括总是以微观的探究为先导。诸如“纸马研究”、“年画研究”、“皮影研究”、“傩舞研究”等,作为一个个的专题,既有相通的民俗传统和艺术背景,又各有自己的个性风格。专题研究就是要揭示民俗艺术的“类”的特点和“种”的规律。专题面广量大,虽不构成研究体系的主脉,但能推动学科向纵深发展。就上述体系而言,当今我国的民俗艺术研究还未能充分展开,民俗艺术学的建设还需要多领域地加以推进。

三、理论支点

理论支点是理论系统的支撑,或专指理论范畴中最具个性特色的部分。对民俗艺术学的理论支点,我们可以用“三论”来概括,即:“传承论”、“社会论”、“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传承论”的核心是强调民俗艺术的要旨为传承性文化现象。民俗艺术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发生和存在既不会突然偶见,也不会昙花一现,而是有着历史的脉络和代代相传的印迹。我们研究所关注的“传承”首先是有时序的,它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体现出古今相贯、承前启后的特点。“传承”作为动态的过程,本立足于时间的跨度,而“传承论”的理论乃是对民俗艺术传统的沿袭所做出的文化判断与表述。可以说,没有传承,就没有传统,传统依赖传承而发展。“传承论”包括传承人、传承地、传承时机、传承方式、传承路径、传承媒介、传承节律等范畴的研究,成为一个内涵丰富而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由于民俗艺术以传承为其最显著的存在特征,因此,“传承论”就当然成为民俗艺术学理论的重要支柱。“社会论”的着眼点是强调民俗艺术的群体属性和社会风格。

民俗艺术作为民间的传统艺术,不论在成果形式、题材内容、材料选择、工艺手段、功能取向、应用时空、信仰表达等方面,都有共同的基础———社会的需要与认同。民俗艺术从总体上来说,不是某个个人的独创,它不以个性风格相标榜,而是社群风俗的体现,集体创作的延伸,其间虽有个人的局部改进或创新,但仍顺应社会风俗的氛围,其社会性仍强于个体性。社会以地域的、民族的、行业的人群所构成,正是有共同的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才形成一个个各有传统的整体。民俗艺术作为民俗的产物,是一定社会文化精神的表达,也是其艺术审美的张扬。“社会论”着眼于民俗艺术的主体成分,包括制作者、表演者,赏玩者、享用者,以及营销者、管理者等艺术中介,研究其群体属性,从主体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支撑民俗艺术学的理论框架。“象征论”强调符号的意义表达,把民俗艺术视作各有隐义的符号系统。作为民俗艺术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象征把意象与物象、事象相联结,虽幽隐、迂曲,却自有其文化逻辑和解读方式。《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之说,并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命题。

由此可见,“形”、“器”相连,“象”、“意”相承,“器”以“形”显,而“意”以“象”隐。艺术象征往往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与哲理的统成。象征的本质是“将抽象的感觉诉诸感性,将真正的生活化为有意义的意象”(弗赖塔格)[2]2。作为集体意识的表达和解读,象征缘起于原始文化阶段,在文字尚未发明、语言尚未成熟的时期,它是有效的交流手段,它拓展了人类思维的想象空间,并激发了艺术创造的激情。正如黑格尔在《美学》第2卷所说,“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象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创造方式,其意义与本体间不呈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建筑在相似的联想和文化认同之上,从而创造自身的“密码”。民俗艺术与原始艺术有着渊源关系,象征仍是其主要的表达方式。因此,“象征论”亦构成民俗艺术理论的重要方面。

四、研究视野

研究视野是带有空间性的探索领域,它既能反映研究者的学识广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检测学科的发展程度。民俗艺术学作为新兴的艺术学科,其理论构建应包括研究视野的开拓与认定。我们可以从基本类型、主要环节、自身层次、存在属性、传承形态等角度,为民俗艺术学展开研究的视野。从基本类型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涉及民俗造物艺术、民俗表演艺术、民间口承文学等。“民俗造物艺术”,即木雕、石雕、编织、泥塑、纸扎等手工制作,它以有形有色的具象成果、传统工艺和风俗应用成为其存在的标志。“民俗表演艺术”,即民间小戏、民俗歌舞、傩戏傩仪、商卖吆喝、绝技绝活、民俗游戏、民俗礼仪等,它们依存于一定的民俗氛围,以动态的展演为特征。

传统风俗的意义篇5

摘要：近年来政府鼓励发展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各地的文史工作单位与艺术工作者，纷纷投入乡土重建的行列。传统饶富宗教色彩的民俗节庆注入了艺术创新、招揽观光、开发文化商品的经济性目的。民俗节庆也成为推展文化产业，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项目。本文以文化生态研究的观点，为扩大文化营销，提出民俗节庆文化活动项目策划模式，期待有助激发我国文化产业的潜能与活力。

关键词：民俗节庆，文化活动，项目策划

1、项目背景

我国民俗节庆承袭汉民族传统文化，并包括源自各地方宗教祭祀的民俗庆典和原住民祭典。传统农村社会的民俗节庆往往结合耕作季节，富有祈福、消灾、演艺、休闲的多种意义。尤其民俗节庆期间搭配敬神、祭祀、团聚而来的艺阵、团康和各式各样的神佛绕境、花灯、蜂炮、舞龙、舞狮、抬轿、踩高跷等民俗表演，在民俗祭典文化薪传的意义之外，更以缤纷热闹的气氛带动民气，成为象征地方特色，吸引观光人潮的重要活动。[1]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社会变迁促使农村生活与民俗节庆的风貌逐步改变。

分析民俗文化活动的现代意义，在其原始的怀古念旧与追溯民族情感，凝聚社会人心的集体认同意识之外，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文化活动藉着现代化的生产与再制造，扩充提供消费和服务的功能，已跳脱了早期对所谓文化工业的负面思考，并融入知识经济发展的洪流。随着全球化的竞争与挑战，民俗文化活动被视为有效展现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社会、国家的生活经验、艺术特质、人文风貌和宣泄真挚热情的标志。[2]它是彰显地方感及塑造独特文化地景的绝佳题材。

2、项目目标

从参与观察的角度来看，节庆活动（festivals）是当代各地民俗文化当中，同时拥有象征传统习俗精神，能够号召吸引较多民众参与，易于结合亲近的民俗氛围，创造因提供经验、产品、服务，而滋生的经济效益。时人探讨文化产业有必要深刻重视这一环。

本文以我国的民俗节庆文化活动为标的，循文化营销与文化生态研究的途径，藉此透视民俗节庆文化的构成要素和变迁趋势，并分析民俗节庆文化活动项目策划实营销推广，期待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潜能与活力的正向思考。

3、基本流程

民俗活动的源起具有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共享的文化意义，它是经由互动的社会过程而来，不仅单独存在于个人。也在群体活动的创造与累积的过程中，成为一种象征地方特色的知识总合。[3]

本研究的文化活动项目策划过程具体包括：（1）、构想执行，（2）、再制造，（3）、营销、宣传、流通、（4）、展示销售等四个阶段。我国的民俗节庆除了沿袭传统的动态基调，随着工商业生活步调的转变，加上推动社区营造而兴起的促销地方产业和发展观光的功能，成为文化产业的一环。以前述‘民俗节庆文化活动相关利益人模式’分析，民间参与的范围包括：呈现地方生活风貌、艺术成份、精神价值的文化制造者；具有执行传播，扩散宣传效果的文化营销业者；以及提供前来参与的顾客和消费者各种感观体验及休闲服务的文化服务业者三大类。进一步细分尤以下列各项最常见。（1）、宗教及公益团体：包括传统的寺庙、宗教团体，及当代非营利性组织的公益文教基金会，他们通常是民俗节庆的发起或赞助单位。（2）、地方文史工作者：无论是团体或个人性质之文化志工，对于协助节庆活动之企划、推动、考证与服务，往往提供绝佳的辅助。（3）、艺术工作者：包括传承传统艺术的戏剧、艺阵、表演以及寻求推陈出新或结合流行风尚元素的艺术创作者。（4）、地方产业供应者：原属地方生活主轴的地方产物提供者，如年货大街的商家、木雕艺术节的雕刻业者。（5）、衍生性文化产品制造者：如元宵灯饰的饰品制造商。（6）、营销及传播业者：包括媒体传播及当代承揽策展或执行活动企划的经纪公司。（7）、观光服务业者：民俗节庆活动的功能融入大众消费文化，增加了文化观光与知识经济的意义，食、衣、住、行等民生性质的消费服务成为节庆活动的重要项目。

本研究认为民俗节庆文化活动四个阶段不一定像工厂化生产流程那样一个接一个，有时候其实是既重叠又互动。事实上这些分工也存在于不同的执行单位之间，亦即垂直整合的合作模式是采取将原来个别执行的专长领域结合在一起，藉以提供较为完整的价值链。

4、营利模式

具有民俗传承与创造经济效益的民俗节庆活动，不但不在文化资产保存法严谨的保障范围，也非强化创意生产的文化产业项目。[4]而民俗节庆的文化活动涉及历史、宗教、礼俗、艺术、经济、营销、体验、服务等不同面向的学术研究与经营实务。因此，民俗节庆活动的价值链带动文化、观光、商业的实质效益是不争的事实。

5、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文化研究的命题在讨论文化意义产制过程中，以所谓文化循环的概念来观察，当代文化事业的生产、再现、认同、消费与管制的接合过程，每个层面都有其必然的影响力，各个层面的接合与连结会决定文化意义如何被接受或生产。

民俗节庆源起自俗民时节庆典，经过不断的积叠与创新，虽然可能因创新元素加入或怀抱不同的愿景而调整作法，但其根植于俗民生活的原始意义仍是维持永续绵延的原始动力。但时下许多新兴节庆活动的内容设计，往往标榜国际化、艺术化、大型化，成为追求商业效益的观光产业。[5]许多民俗产业曾创造一季数十万人潮参加的盛况。这种操作模式随着社会经济景气不佳，终于因亏损严重而宣布停办；与此相同，许多艺术节也经历类似的同样命运。因此，民俗节庆活动必顸投入更多文化行政的扶持与学术研究的基础，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6、相关结论

传统民俗节庆结合乡土神佛祭祀，融入艺阵、戏曲表演，是汇聚村民共享迎神、喜庆、群集娱乐的节日，也是乡土艺术展现的最佳平台。那是俗民文化最核心的一部分，具有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艺术的多层涵意。随着社会变迁与政府的文化行政提倡多元文化并蓄，透过富丽农村、社区总体营造、一乡一特色、鼓励文化产业化等政策的推动，当代我国的民俗节庆活动呈现一方面寻根复古，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新的民俗节庆发展出以艺术文化发展观光、为社区营造促销地方产业、维持民俗祭典又加入创新作法等三种类型。

当代文化产业研究强调承袭传统文化艺术，结合现代体验，发展兼俱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效益。不可忽略的是人文艺术的美感，社会发展的理性价值，无论如何添加创新元素，它仍是文化生态绵延不断的原动力。我国的民俗节庆活动在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的潮流中，将持续发展。期待透过文化活动项目策划合作，追溯民俗的传统因素，融入现代生活，共同开创兼具吸引世人关注，又能令人回味无穷的美感体验与享受。（作者单位：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邹全民.潍坊市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研究[D].山东大学 2009

[2]王惠建.旅游主题公园核心竞争力的识别和培育研究[D].湘潭大学 2003

[3]苏韶芬.关于旅游业如何开掘民俗文化资源的若干思考[J].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2）

传统风俗的意义篇6

关键词:印度电影；艺术创作；世俗化；宗教；民俗；情感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世俗化（Secularization）作为西方宗教社会学概念，是一种将神性俗化的理念，即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印度近现代社会与“世俗化”这个词息息相关：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社会带来世俗主义的观念，印度知识分子运用这个观念团结各教派共同对抗英国殖民最终取得了独立。印度独立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共和国政府和国大党旗帜鲜明地奉行世俗主义，《印度宪法》的序言中就明确规定要建立一个纯世俗的共和国，世俗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并称为印度的三面旗帜。可以说，世俗化对印度社会的近现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诸如平息宗教间矛盾、促进民族团结等等。印度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的代表，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状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电影中所展现的印度世情百态：民俗、宗教以及情感等方面都颇具世俗化倾向，它们既是对民族性的彰显，也是全球化趋势下对西方文明渗透的主动接纳与思考。

一、民俗的景观化

作为印度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民俗风情在印度电影中占着很大篇幅，这首先由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植根于民族的记忆深处、映射民族偏好，是民族情感、道德、文化的载体，是印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次，印度电影目前最大的市场是国内市场，印度传统文化的展示也是牢牢抓住本土观众的关键。再次，印度电影中的民族风情的传达是其在国际影坛上的特性展示，民族风情作为不可磨灭的标志大大提高了印度电影的辨识度。

在民俗风情表达中，歌舞无疑是印度电影的最大特色。本为印度宗教中的重要仪式，用以祭祀或祷告时向神致敬的歌舞在印度现代电影中转换了职能，主要用于表达主人公情感以及营造氛围。印度电影一般都会穿插“三段舞蹈，六首歌曲”，以载歌载舞的形式令时长3小时的电影充满印度风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度电影对歌舞进行了一些改良，诸如减少歌舞段落，甚至像在《教父》（Sarkar，2005）这样的影片中取消了歌舞，但是大部分影片还是保留了歌舞并借助现代科技呈现出一幅幅如梦如幻的景象。诸如《阿育王》（Asoka,2001）中巧妙运用烟雾、水下拍摄等技巧，《宝莱坞生死恋》（Devdas，2002)则借鉴了国外歌舞剧的舞台设计。

此外，独树一帜的盛大宗教节日习俗也是让人应接不暇的景致。如“十胜节”（Dussehra）作为印度教最盛大的节日，是为庆祝印度教教徒信奉的英雄罗摩与十首魔王罗波那大战10日最终获胜。《故土》（Swades，2004）中采用盛大的篝火晚会来表现这个节日，不仅有众人载歌载舞演罗摩的故事，还有纸扎的高大的魔王树立在场边，最后纸人被点火烧掉，以示魔王被消灭。出镜率更高的是“排灯节”（Diwaly），烟火与灯光亮彻天空驱走黑暗，同样是庆祝除魔降妖取得胜利，因为烟火与灯光的交辉，一般展示这个节日时，排场都非常华丽盛大，如《有时快乐有时悲伤》和《宝莱坞生死恋》中，都展示了富裕家庭最华丽的排场，盛装的人们、家中供奉的巨大神像，妈妈手里托着的银色的祈祷盘、精美的小点心。最出名的莫过于获得金狮奖的《季风婚宴》（Monsoon Wedding，2001）：全方位展示家庭成员在婚礼中的各种性格情态的同时也向观众展现了一场婚宴的准备与实施工作以及婚礼的排场。庞大堆聚的民族风情，从上层阶级到下层民众的生活全方位展示印度民俗的方方面面。令观众在领略印度民俗风情时感受到其传达出的一种印度民族热情、乐观、充满活力的整体气韵。

其实，印度传统习俗作为一个电影元素被展现出来，是许多印度导演的惯用手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影片的制胜法宝是：不是将传统风俗作为单个的景观呈现而是将其作为人物生活的场所，或是人物日常生活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些节日、人生大事等等，甚至颇受诟病的印度电影每演必有歌舞的形式，也被巧妙地以开家庭舞会，大型节日活动等新的形式来代替突兀的穿插。景观连接起人物的生活，人们在景观中生活并根据景观的改变而进行相应的变化，从而成为另一幅供人欣赏的景观。也就是说，“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②。在此，景观才是真正的主角。景观“把它的观众连结在一个集体的梦幻中，一个对他们自己的文化经验理想化的幻景之中”③。电影平抚了日常生活中的焦虑，观众通过电影得到情感的宣泄和释放，从而成就了电影的娱乐功能。也正因为景观的存在，以一种“复制外形以保存生命”④的方式去展现民族的原始风情、风俗习惯，集中传达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有效地保持了影片的民族风格。

二、宗教的祛魅化

传统风俗的意义篇7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移风易俗 历史进程 基本经验

风俗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方长期形成并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行为。中国传统风俗内容极其丰富复杂，精华与糟粕并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良风美俗对社会生活发挥着规范、教化和调节的作用，陈规陋习则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党自1921年成立后，就把移风易俗作为奋斗目标之一，始终领导人民进行移风易俗，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移风易俗的历史进程，总结基本经验，有助于进一步开展移风易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目标，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P663，给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革命。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风俗，其中的陈规陋习就成为党领导革命的直接目标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改造旧风俗，以革命性的内容完全代替或部分代替了旧风俗。

（一）实行妇女解放，确立男女平等原则。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的妇女解放，是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解放，革命就不会取得成功。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妇女彻底解放与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的权利”[2]P78，因此，“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2]P57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妇女方面移风易俗的重要成果有三项：一是废除了包括缠足、束胸、穿耳在内的损害妇女身体的陋俗。缠足在中国盛行千年，尽管自清末以来持续不断地开展不缠足运动，但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的乡村依然盛行，严重限制了妇女的行动。所以，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一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党始终把禁止妇女缠足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持续开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完全禁除了农村地区的缠足陋习，彻底实现了妇女形体上的解放。束胸、穿耳虽然对妇女身体伤害较轻，但同样被严厉禁止。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确立了男女一律平等的原则，妇女与男子一样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享受平等的权利，妇女参政、参战、参加生产、接受教育、参加社会活动成为根据地社会的主流，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三是革除妇女传统的服饰发式，以应对险恶的战争环境。大力倡导剪发运动，短发或简单的发式替代了传统的“结髻”；不戴首饰、不打扮，服饰款式删繁就简，使简单成为时尚，节约物资和时间，体现了妇女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昂扬的革命斗志。

（二）废除封建婚姻制定，实行一夫一妻制。1934年4月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确立了男女平等、结婚离婚自由、禁止童养媳、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近亲婚配、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等原则，废除了一切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确定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成为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开端。同时，取缔娼妓、废除蓄婢纳妾以及寡妇守节等习俗。与婚姻相关的聘礼、聘金、嫁妆、送亲、送礼、吃酒等陋习也一并废除。“爱人”成为配偶之间的新称谓，体现了男女在婚姻中的平等关系。这些法律和政策体现了党在婚姻领域的基本主张，在各根据地都得到普遍贯彻执行。

（三）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文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农村地区迷信盛行，信神信鬼、求神拜佛、占卜堪舆、烧香磕头、还愿打蘸现象非常普遍。庙宇祠堂充斥乡间，僧道、巫神、风水先生等肆意诈骗百姓钱财。农民迷信天命，甘于贫困，不敢反抗。土豪劣绅、地主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常常利用农民对迷信和神权的盲从进行反革命活动，对革命造成严重危害，影响根据地的社会安定。为广泛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各地普遍开展破除迷信、反对神权运动，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提倡科学文化，反对神权，破除迷信，取缔一切宗教迷信组织和活动，没收或销毁其财产及工具。通过发展包括从儿童到青壮年在内的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内容的教育体系，开展全民教育，推动了根据地群众精神面貌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形成一种具有崇高革命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的新社会。

（四）反对铺张浪费，倡导艰苦奋斗。党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始终坚持艰苦奋斗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享乐主义。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官兵每天五分钱的伙食到长征中的草根树皮，从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财政节省方针到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克敌制胜。1938年3月，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确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艰苦奋斗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针对党内可能因胜利而生长的骄傲和贪图享乐等情绪，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P1438—1439。正是依靠艰苦奋斗这一强大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艰苦奋斗也由此成为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

（五）革除社会陋习，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这一时期社会生活方面的移风易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禁赌、禁毒，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类运动丰富军民的精神生活。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一律禁止、禁止吸食鸦片，同时开展政治、生产、军事、文化、体育等各种主题与形式的运动，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例如，中央苏区广泛开展选举运动、扩红运动、反帝运动、反贪污浪费运动、卫生运动、轻骑队运动、节省运动、红五月运动、五卅竞赛运动、革命竞赛运动、妇女冲锋季，等等；陕甘宁边区常举行晚会、舞会、新秧歌运动、新歌剧运动和体育运动，等等。各类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利于激发群众革命斗志。二是改良卫生。各根据地通过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改变农民不刷牙漱口、不沐浴，随地吐痰、便溺、倒垃圾，人畜共居，喝生水等坏习惯，保障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根据地的稳定与发展。例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卫生运动列为施政纲领，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三是改造游民（陕甘宁边区称之为“二流子”）。游民多为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不务正业、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名声坏、社会地位低。各根据地通过宣传教育、分配土地和工作等措施改造游民，纠正社会对游民的歧视，使之成为对革命有用之人。最著名的延安时期改造“二流子”运动，仅用两年多时间就成功地把边区4万多“二流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此外，“同志”称谓的流行也改变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曾自豪地称赞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P718，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边区社会政通人和，稳定和谐，井然有序，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总之，持续不断的移风易俗使革命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得到了传播，不仅把广大妇女和农民从封建礼教与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保证了革命所需的力量，而且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风气，广大军民面貌焕然一新，加速了革命胜利的进程。

二

1949年，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变，它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伟大实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和国家更加重视移风易俗，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移风易俗的新途径、新方法，成效同样显著。

（一）实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妇女方面的陈规陋习实行移风易俗，主要成果有三项：一是经过50多年的立法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诸多专门法律以及地方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全面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益。二是1995年把男女平等列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务院将妇女发展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于1995年和2001年分别颁布了5年和10年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在实践中实现了促进男女平等的重大突破和飞跃。三是建立妇女组织和妇女机构。一方面建立妇女联合会，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纵横交错、功能健全的组织网络，促进妇女发展，维护妇女权益。另一方面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先后成立妇女工作机构，支持和保障妇女的权益。这些举措对革除妇女方面的陈规陋习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使妇女成为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名副其实的“半边天”，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

（二）改革婚姻制度，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婚育方面移风易俗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改革旧有的婚姻制度。《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充分体现了党关于妇女婚姻领域中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基本主张。为保证《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一系列指示，广泛开展学习、贯彻、执行《婚姻法》运动。短短几年时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摧毁了封建婚姻制度，形成婚姻自由、婚礼简化、男女平等的社会新风气，民主和睦的新家庭大量涌现，逐步建立起了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2001年再次修改的《婚姻法》，继续体现了维护妇女权益、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已成为中国婚姻家庭生活的主流。二是计划生育。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曾酝酿计划生育。随着人口的增长，70年代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和少生优生，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列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成立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这项被党中央称为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事，一方面通过广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新型婚育文化宣传活动，破除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施行《计划生育法》，照顾独生子女、计划生育夫妻及其家庭，使计划生育深入人心，蔚然成风。30多年来，全国少生4亿多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

（三）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科学文化。为持久有效地教育群众破除迷信，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科普组织，通过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破除迷信的能力。在这方面有两项成果值得特别记述：一是取缔会道门，反对迷信。新中国成立初期，会道门常常打着宗教旗号，传播迷信，蛊惑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危害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针对这一严峻现实，党和国家结合、减租、剿匪、文化教育、卫生、救灾、生产、时事教育等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开展了一场以反对封建迷信为中心的取缔会道门的运动。同时，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禁毒、禁赌、禁娼活动，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给游民分配土地和工作，铲除会道门生存的社会土壤，在短短3年时间里就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二是取缔“”组织，反对迷信。20世纪末及其操纵的“”组织活动猖獗，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进行、反人类、反科学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国家在坚决取缔“”组织、打击其犯罪活动的同时，广泛开展以崇尚科学、反对愚昧为主题的唯物论、无神论教育活动，揭批“”组织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反动本质，教育了群众，也成功教育转化了“”痴迷者，取得反斗争的胜利。

（四）革除社会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面移风易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春，党和国家组织了全民卫生防病的伟大爱国卫生运动，成功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争，城乡卫生面貌也得以改观。此后，《宪法》作出“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使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改革开放后，爱国卫生运动纳入了社会发展规划。1990年开始对城市进行卫生检查评比活动，开展创建卫生城镇活动；农村则着眼于解决水和粪管理这两个基本问题，推动了城乡卫生状况的改善，达到了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目的。二是殡葬改革。土葬是中国殡葬的主要形式，重殓厚葬、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1956年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为增加土地，倡导殡葬改革，推行火葬。同年4月27日，第一个在《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签字，、、康生、刘少奇、、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136人随后也在倡议书上签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的倡导社会习俗改革的签名活动，对殡葬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1997年7月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确定了“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殡葬改革方针，到2005年全国平均火化率达到53%[4]，网络祭奠、树葬、花葬、草坪葬、深埋、撒散、海葬等绿色殡葬也在各地推行。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党曾多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农村建设由此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两项要求就是引导农民移风易俗、转变观念、提高素质，逐渐消除许多农村存在的打牌、封建迷信、不赡养老人、言行不文明、红白喜事铺张浪费、不讲卫生乱扔垃圾等陋习。

（五）反对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持续不断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英模人物、普法、“五讲四美三热爱”、“三观”和“三讲”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确立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方针，开展“三反”“五反”和增产节约运动，倡导勤俭持家、艰苦奋斗作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公民的道德建设，注重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进入21世纪后，全国各地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广泛开展覆盖全社会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促进了全民自身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被中央誉为“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5]P18。针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现象，在2006年3月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基本内容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战略任务，将它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支持。

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在要求全社会“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的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此后，中央先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省市区按照中央的规定和要求及时下达了明确的实施意见，切实做到精简会议活动、简化接待活动、禁止公款请客送礼，相关支出明显减少。由于政府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厉行勤俭节约，带动了社会消费氛围的转变，不仅企业纷纷取消了奢华年会和宴请等商务活动，寻常百姓也开始崇尚节俭之风，勤俭节约。党风政风的改变带动了民风的转变，开始树立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风尚。201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公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分三个层次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远的意义，有利于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移风易俗，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总之，在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活动过程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强社会建设，不断开展移风易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演绎着“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但不能否认，移风易俗也经历了不少挫折，“”这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6]，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下，包括良风美俗在内的我国传统文化也遭受了巨大的劫难。

三

回顾中国共产党移风易俗全部历程，尽管其间有过曲折、失误甚至错误，但她不仅成功地进行了空前伟大的移风易俗实践，形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新风俗、新风尚，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继续推动移风易俗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移风易俗是党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基本主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具有战略地位。风俗事关社会的精神面貌和国家民族的兴衰，“广教化，美风俗”是自古迄今的政治目标，“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所取得的一切重大胜利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都离不开移风易俗。当今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远没有完成，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务异常艰巨。但许多人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却又保守着旧有的思维与习惯，甚至热衷于陈规陋习，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继续进行移风易俗，这对于保持社会和谐、激励人们奋发向上、防止社会肌体腐败至关重要，不容懈怠。

第二，移风易俗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立足长远，常抓不懈。“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7]P224中国的传统风俗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不会在一朝一夕消亡，它经常会以更新变化的形式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之中。风俗这种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稳固性和变异性特征决定了移风易俗的艰巨性、复杂性、广泛性和长期性，要实现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目的，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风俗的传承与演变规律，区分优劣，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革除陈规陋习，推陈出新，使民俗中许多事象逐渐从落后变为进步，从愚昧变为文明，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第三，移风易俗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风俗尽管难以改变，但还是能够移易的。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我们党移风易俗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移风易俗是切实可行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与时俱进，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各级领导要移风易俗，自觉转变思想作风，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冲破各种落后的条条框框和旧的思想观念的藩篱，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和汲取群众创造的移风易俗新鲜经验，开拓移风易俗新天地，不断赋予风俗以时代的新内涵，淘汰与时代相背的陈规陋习。

第四，移风易俗要循序渐进，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由于风俗直接产生于生活并存在于日常生活和交往活动中，习惯成自然，人们尊重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并自觉遵守。无论是良风美俗，还是陈规陋习，都不会也难以轻易改变。对于那些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求的传统良风美俗，要大力继承与弘扬；对于那些的确不合时宜，消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规陋习要因势改易，坚持用启发、说服、教育、疏导、示范的方法，循序渐进地加以改变；对于洋风洋俗要因势利导，防止和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洋风洋俗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对于一些落后、愚昧和腐朽的恶俗，要坚决予以革除；对于“黄赌毒”和黑恶势力，要坚决打击，净化社会风气。

第五，移风易俗要以思想道德领域和广大农村地区为重点，开展持久的风俗移易活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三农”问题是我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能否革除农村地区的陈规陋习，将直接影响“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所以，思想道德和农村是移风易俗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必须有针对性、持久地开展移风易俗活动，革除思想道德领域和农村地区至今仍然存在的陈规陋习，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注释：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3]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李学举部长在纪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倡导火葬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门户网站http：//.

[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横扫一切牛鬼蛇神[N].人民日报，1966-6-1.

[7]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3]郑师渠.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4]张玉龙，何友良.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苏区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5]徐文杰.早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

[6]徐永新，赵传梅.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J].江南社会科学院学报，2002（4），增刊.

[7]刘果元，李国忠.苏维埃时期移风易俗工作述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4）.

[8]江沛.华北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J].抗日战争研究，2000（2）.

[9]萧放.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传统风俗的意义篇8

    油画发展创新的前提是“传承”。“传承”包括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外来油画自身所具有文化特征、特别是油画语言特性的继承。“融合”内容应是借助当代多元文化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定,在被认识的过程中完成重建的目的。艺术是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一个成功画家的艺术灵魂就是要有一种主体性的文化精神力量,处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应对艺术有着不同的文化理想和追求,但是其主体文化精神是不变的,是根。油画作为一个外来画种,其引进的过程也是与本土文化进行不断融合的过程。如何对传统民俗文化从当下现实中寻觅更具本土意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主题,以创造更具民俗特征的赣南油画,更好的促进赣南油画艺术的发展。对传统民俗文化,林风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限于当时的历史局限,而是把中国艺术的发展同世界新艺术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无所谓派别,也无所谓中西。”他是站在传统民俗文化的立场上用自信的眼光平等地看待西方艺术的。所以,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研究、学习,以及对艺术语言当代性的追求,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应具备的品质,也是赣南油画艺术家所应具备的品质。我们要在融合赣南传统民俗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当下的赣南社会现实,把握变动的时代脉搏,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气息的油画作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油画一直试图确立自己的“本土性”,但长期以来在西方油画语言的影响下,举步维艰,而受当代艺术观念和世界性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使我们有了新机遇,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区域传统民俗文化艺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对于当代油画创作者来说形成“宽视野,深扎根”的创作原则是必然的选择。艺术家要想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作品,他就必须走出尾随他人的怪圈,深深扎根于自己最能发挥敏感性的文化资源之中,并按照个人的真实性情,最为纯真地进行艺术创造。艺术来源于生活,通过赣南传统民俗文化艺术资源,来强化油画作品的民俗性和地方特色,从而充分展示独有的艺术魅力。艺术家要做到深扎根,首先要对本民系中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做真切的现实感受,从而转化为艺术的精神能量,成为艺术创新的不竭源泉。由于现实生活既是民俗性的,又渗透着现代性,所以,对艺术家来说,这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艺术源泉。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强化真切的体验,才会使自己的艺术创造显现出特殊的艺术魅力。要下大功夫学习赣南传统的民俗文化艺术,清醒地认识这种传统民俗文化的长处与短处,熟悉、领悟民俗生活中的艺术精神,这是在艺术变革中保持传统民俗文化的血脉,不丧失民俗艺术特色的重要途径。传统民俗文化艺术中保留着属于我们文化遗传基因的特性,那是本民系先人审美文化创造成果。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许多东西已不适用,但其中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完全可能唤醒民族气质共有的特殊敏感性。每一种文化既有自己的长处,也会有自己的短处,如果一个艺术家完全抛弃属于自己优长的东西,而试图通过完全摹仿别人的优长来与其比高低,他注定是个失败者。明智的对策自然是扬己所长,补己所短。

    充分利用油画语言的特性,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油画艺术,传承客家文化,油画语言创新的着眼点应是首先确立自己的主题精神,强化自己的话语方式。从油画语言所固有的表现力与张力,切入赣南传统民俗文化层面,树立一个传承与发展,成为人类传统民俗文化共有的一部分,而不是依附,以赣南传统的民俗文化方式行事,做出对当代文化精神和文化理想的自主性反应。

    当然,民俗意识、民俗风格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不是可以任意外加进去的什么“佐料”,只要民俗精神不泯灭,油画及一切外来艺术样式总归要渗入民俗性,这几乎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的艺术创作都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都应与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层相连而呈现鲜明的民俗气派,民俗性应是一种必然的,无须改正的品质。油画语言所呼吁的文化是代表一定民俗特点的,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民俗文化表现力是画家对传统民俗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吸收后,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理想。在赣南传统民俗文化中创造新形式和对现代艺术形式的“本土化改造”,将西方近现代油画表现形式,通过自己的感悟、转化、发展和独特创造,努力建立起有赣南本土民俗文化特色的油画表现形式。以民俗化的绘画立场,致力于在绘画中追求赣南本地传统民俗文化的自觉和成熟,以富于智慧性的民俗化思考。充分认识到失去民俗传统文化品位、品性的绘画是没有生命活力的绘画。因此,我们以在民俗化基础上不断创新,在不脱离传统民俗审美意识形态下发展内在的、恒久的精神“生产力”。

    赣南民俗传统油画创作的代表之一,赣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江锋教授,自幼受赣南民俗文化艺术的浸润和熏陶,对赣南地区民俗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到的见解,擅长油画,在业务上始终专注于欧洲传统油画艺术语言的研究,勤于创作实践,其作品主要表现自己所熟悉的客家民俗风情,尤其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光色变化及鲜活的人和物状态等生活原始素材,并在艺术思想和创作实践方面有所拓展。代表作品有《客乡女》、《围屋情》、《山乡细路》等。

传统风俗的意义篇9

民俗文化是高雅文化的基础，民俗文化，又称为传统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质的东西，民俗及民众的日常生活。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就比如《水浒传》中的江湖文化、侠义文化都属于民俗文化意识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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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风俗的意义篇10

【论文摘要】京派小说家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乡村生活特有的风俗画，表现出浓郁的民俗色彩和素朴的民俗美。文学作品对独特的民俗色彩的展示，不仅是一种生活现象的展示，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本质的揭示。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到历史中，透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揭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特性。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民俗，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凤凰，废名的故乡湖北黄梅．汪曾祺的故乡江南水乡高邮，故乡的地域文化环境给了他们以柔美、清丽、隽逸的地域文化熏陶淳厚素朴的风土人情、婚丧嫁娶的习俗禁忌、饮食起居、歌谣谚语、节日娱乐等独特的民俗文化对京派作家产生了潜在影响。京派小说家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乡村生活特有的风俗画，其作品呈现出景物的美、意境的美、神韵的美，表现出浓郁的民俗色彩和素朴的民俗之美。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正是以x／，湘西苗汉各族特有的婚姻、节日等习俗的传神描绘，构成了他小说独有的情调，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些民俗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说的艺术魅力。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由湘西汉、苗、土家各族文化交织成的复杂而又多彩的民俗生活画卷。打开沈从文的作品，湘西美丽的山山水水和奇特的风俗人情便纷至沓来：碧水环绕的山城，元霄的爆竹烟火，如雷的鼓声，端午的龙舟竞赛，中秋的舞龙耍狮，月夜的对歌，点着火把走夜路，军民同乐，孩子的取名。迎婚送亲的唢呐声．办丧事的绕棺下葬等等，无不新奇别致。这些山花流水般绚丽神奇的风俗画面．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显示了湘西山城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情调，使人神往．令人陶醉。给《边城》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

时令节民俗，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随季节、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传承。在时序、季节的变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节El，在这些节日中，最易显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沈从文在《边城》中这样写道：“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个王字。大约上午十一点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到河边看赛船。”为了增加这节日的气氛，人们还“把三十只绿头长颈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让人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船和船的竞赛，人和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Il1这样的喜庆风俗是何等优美啊!由于沈从文的湘西风俗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湘西人民，特别是苗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心理，我们读着他的作品，不但随笔入境，而且止不住掩卷沉思，发现这神秘的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优美中含有粗野，柔美中含有忧愁，正是这优美、古朴、奇异的风俗和令人伤心的美，深深地感染了读者。端午节中的划龙船，这是一种湘西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保存的是自己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而这些风俗又渐渐演变成了一种传统．划龙船的民俗积淀着深厚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内涵，这种民俗一旦进入了文本就打上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四次写到了龙船比赛，仔细审视详略不同的四次划龙船，都会有不同的发现。作者较为细腻地描绘了湘西端午节赛龙舟中人们的装束、打扮到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被刻划得细致人微。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呐喊助威，那红火得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在月光下玩上个半夜，妇女、小孩子们额角上用雄黄醮酒写“王”字；赛龙船敲的高脚鼓“用牛皮蒙好，绘有朱红太极图”。深夜中老道拿着纸幡引路，孝子第二，杨马兵殿后，绕着寂寞棺木慢慢转着圈子。旁边有人打着锣钹．老道闭着眼且走且唱．用杂色纸花，撒向棺木，象征亡灵升上极乐世界的丧葬仪式。这一切痴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湘西沅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都在这龙舟竞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边城》里茶峒渡口的老船夫，免费招待烟茶，拒绝过客报答，总是待人以诚，存心与人为善；像《长河》里写当地人“赶场”进行交易时，成交以前必盟神发誓．成交后还得在附近吃食摊子上去喝酒挂红，“若发生了纠纷．上庙去盟神明心时，还必须用～只雄鸡，在神座前咬鸡头各吃一杯血酒，神方能作见证”。从这种传统的原始民风里，让我们看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浑厚、正直和朴素。写湘西女子有爱美的天性，但她们审美的标志如头发挽成一个大髻．缠上一匹一丈六尺的绉绸手帕，以及那打扮在身上的精心编织的、百种千般各具其妙的纹样和色彩的“苗带”，表现出一种特有的风情美。写湘西房屋建筑的奇特．如傍山作屋舍．临水建吊脚楼，村中多庙宇祠堂，这都与当地的地理条件和人们其俗信鬼而好祠等多种信仰分不开。作者从富有民族特色从而使他的湘西小说具有了丰厚的审美内涵。沈从文这些描写湘西风俗画的作品。使他获得了“湘西边区少数民族生活的画家”的赞誉。

汪曾祺常常称自己的小说为风俗画小说。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它保留着一个民族的童心，它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这样，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民族感情就浸润在风俗之中。所以，汪曾祺的风俗画不仅为人物营构了氛围，而且更反映出了特定环境中永不衰老的民族精神。它蕴涵着汪曾祺的美学认识：美的事物，美的情操，必须交融在美的艺术境界里，才能突显出来。他的小说与民俗确实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汪曾祺叙写自己从小所体验过的生活，内容广泛，涉及到风俗的很多方面，诸如礼仪、岁时、娱乐等，他的作品往往从而成为一幅幅饶有兴味的风俗画。如他的小说《陈四》，全篇4000多字抒写了迎神赛会的风俗民情，酝化出一种原始的、古朴的“欢乐”情调，酿造出一股朴野粗犷的文化氛围。后文仅用几百字点出了踩高跷的陈四就在这种蒙昧的氛围中挨打、大病、卖灯等等，人物被浸泡在浓重的古~I-N，习之中。如迎会的场面：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到那天，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就做好了准备：燃香烛，挂宫灯，在店堂前面和临街的柜台里面放好了长凳，有楼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烧好了茶水．等着东家和熟主顾人家的眷属光I临。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f一种很“面”的香瓜1、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各种卖吃食的都来了。老太太、大小姐、小少爷、老太太手里拿着檀香佛珠。大小姐衣襟上挂着一串白兰花。佣人手里提着食盒，里面是兴化饼子、糕，各种精细点心。远远听见鞭炮声、锣鼓声，“来了，来了!”于是各自坐好，等着。接着讲述了自己家乡的赛会与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绍兴赛会的不同，将赛城隍的各个方面写得淋漓尽致。

汪曾祺的笔下，并没有自然主义地表现风物本身，而是以风物为作品的细节，透过它与民情风俗相联系的现象。表现生活的广度．加深作品的历史深度，从而扩大了作品的容量。风土情，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千百年来民族历史的产物，民族文化的缩影。小说、散文中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正是民族特色的表现。再如《大淖记事》，文章一开篇就极力描绘大淖四时景物和风土人情．这里人的生活、风格、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与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日”的人完全不同，特别是他们的婚俗，大淖开化得很，“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在这样一种风俗的制约下，倘若巧云安分守己，巧云与十一子明媒正娶反而显得“离经叛道”了。入乡随俗．巧云妈的私奔和巧云与十一子的相好。正是在这种环境里．才显得自然生动，富有大淖气息。

在京派小说的文学视界里。农村和农民是中国古老风俗的创制者和传承者，乡风民俗具有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生命内涵，它们沉潜于民族历史的皱褶之中，弥散在乡村民众的气息之间。这种民间文化形态以持久坚韧而又诗意盎然的方式，规范支配着乡土中人自然淳朴的生命气质和人生形式，也成为他们行为的心理渊源和价值向导。正是在这样审美观照之下。废名的乡土小说在20世纪中国乡村文学的叙事中，散发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废名小说以美伦美奂的风俗描写展开对乡土家园的审美发现，其作品不论是以情取胜的《桥》，还是以理取胜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都以大量篇幅将乡土风情如艺术画卷般次第展开。在这一幅幅的艺术画卷中，风俗描写不是底色，也不是背景，而是承载其作品意义的骨架和血肉，《桥》中没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而即使没有小林、琴子这些角色，《桥》中的风物礼俗依然如画如诗。《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大量的风俗片段更可篇篇独立，皆成美文。废名站在20世纪启蒙话语对民俗文化彻底批判的对面，视乡风民俗为中国民问社会的集体抒情，从《桥》中尽言其美，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发现其用，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尽显乡风民俗之社会功能，从而使有世外桃源美誉的废名小说于审美价值之外更具有了独特的社会学价值。

民俗是同人们生活发生着最密切关系的文化事象．人们生活在民俗里，好像鱼儿生活在水里。的确，乡风民俗与乡村大地是水乳交融的。风俗是文化沉积的标记，人类以此追寻自己的文化根脉。对乡村中国民间风俗的复杂内涵及其社会功能的深入挖掘，不仅显示出乡村民间文化形态对于乡村人物精神世界多方面、多层次的制约与塑造，更将民间文化之于乡村中国的意义价值全面呈现出来，京派小说的民俗文化观也因此而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学意义。民俗文化的研究不但要放到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去考量．还要在文学系统中考察意象的发展及给文学带来的影响，研究审美意象在文学史中的变化、影响。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着特定地区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风尚，一方面通过对地方文化色彩的描绘．显示出一种鲜明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这种特定地域的民俗事象的描绘一旦融入社会历史与民族心理的特定内涵．就暗示和体现出更加深广和普遍的社会意义。这种地方特色不仅存在于不同作家群体关于不同地域民俗事象的集体表现之中，而且也深刻的灌注成作家特有的个性和风格。可见由此表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作家的创作个性及风格也各不相同。文学作品对独特的民俗事象的展示．不仅是一种生活现象的展示，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本质的揭示．这正是不同的文学大师笔下的生活显示出清晰的不同分野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看见北京风味的胡同院落、茶馆、店铺和那具有幽默感的京味语言，就会判定是老舍的作品；而看见具有浓郁湘西边地风情的吊脚楼、划龙船、端午节、奉神信巫等就会想到是出自于沈从文的手笔。

一个民族特有的风士人情、道德价值观、宗教信仰、节庆仪式、人生礼仪、生活习俗等，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作品民族化的程度，而文学作品是否有民族独特性则和它所展示的民俗化内容密切相关。民俗化倾向的文艺作品，只有从具体的民俗描写中．展示民族独特的风俗人情，才能构成其内容和形式的民族化特色。可见民族特色常常是由风俗习惯作为标志体系，京派作家一贯坚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上去观察人、研究人和表现人，所以，他们笔下的民俗没有停留在纯粹民俗事象的描写上，而是包藏和浸润着深厚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