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十篇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1

一、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概述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也是源自欧洲的舶来品。作为一门学科，民族音乐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德国学者弗里得里希克里桑德尔1863年在《音乐学年鉴》中正式提出音乐学这一概念，到音乐学的创立者之一的阿德勒在1885年发表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标》中最早定义比较音乐学，把非西方音乐比较研究归为体系音乐学之下属，并认为：比较音乐学由自己的任务：处于民族志的目的比较各民族的音乐作品，尤其是民歌，并根据它们自身的各种形式进行分类。[1]英国著名学者埃利斯1885年发表了著名的论著《论世界各民族的音阶》，民族音乐学实现了比较音乐学的草创，该学科也因此完成了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埃利斯也因此被誉为民族音乐学之父。埃利斯物理学家利用自己创立的音程音分测音法对世界各国音乐的音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音分体系影响深远。此后，德国学者施通普夫为首的柏林學派积极推动了比较音乐学的发展，这是比较音乐学发展的繁荣时期。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其后继者共同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直至二战爆发[2]。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重新恢复了秩序，音乐学者对音乐的研究也因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而进行了新的思考。1950年，荷兰学者孔斯特就提出了民族音乐学来替代比较音乐学，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该名称把比开始时计划的更为广阔的范畴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3]。花开两朵，民族音乐学的另一枝盛开在美国，而美国民族音乐学的思想源头和中坚力量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德国有关，譬如博厄斯、赫佐格等一批优秀的学者。此外，尤其要提及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他于1960年提出了Music in culture的研究理念，开启了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时期。

20世纪20年代中国音乐学者王光祈将民族音乐学传入我国，其《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被视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滥觞之作。而时至今日，音乐人类学已经成为国际民族尤其是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观念。以文化的视角或民族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已经成为不争的该科学的研究事实。作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1980年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讨论会在南京由高厚永发起召开，民族音乐学从此在中国被正式确立。此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丰硕的成果。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内容

就国内来说，民族音乐学即传统音乐学，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质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这一点虽然一些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只要大家翻开各类相关期刊论文，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争论国际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范畴、方法与思潮，不如把着力点放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办好以及如何干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国际相关领域的理论方法，我们也应该了解，但这种研究精力不应该消耗在这上面。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目的，吕骥先生曾提出了一份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提纲，多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思考。

吕骥先生首先指出，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音乐必须首先了解其形成的社会条件即生活情况，仅仅着眼于音乐的形式研究，并不能真正了解音乐。其言下之意就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只有从民间音乐的内容（即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表现这些内容的音乐语言）出发，才能真正了解民间音乐这些形式与技术在他们生活中具有的审美意义（包括美学意义在内）》[4]。此处，吕骥先生强调的是民间音乐，即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中国学者关注的领域。换言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内容其实是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

当然，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也在经历内部的发展，尤其在以美国音乐人类学思潮的影响下，其学科研究发展了质的改变。譬如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观念，以及另外一位美国学者M.胡德访华时带入了民族音乐学是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也关注音乐的文化脉络的学科理念，他的双重能力研究观念见地深刻，影响深远。

三、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模式

民族音乐学从音乐本体比较，发展到音乐文化研究，从知识领域观念，演化为人类行为的理念。民族音乐学经历3个主要阶段，即音乐本体研究音乐文化研究人类行为研究。民族音乐学学科理念的变化和发展，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上的变迁，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改变。就研究范式而言，民族音乐学研究有两大经典的研究模式，第一种是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其代表作《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提出并阐释的音响观念行为研究模式，另一种是美国民族音乐学赖斯在《对民族音乐学的重塑》一文中提出的历史性架构社会性维持艺人个体经验创造三维研究模式。至今，这两种民族音乐学研究模式仍是最经典、独特的研究方式。二者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方法论。

其中，梅里亚姆模式是一种场域性观察分析音乐事项的有效方法，它通过客观音响、表演主体行为及其音乐观念三者的分析，可以独立观察其中的特征和内涵，又通过三者的互动观察其中的关系内涵，从而有效解读出该音乐事项的音乐意义。赖斯模式则是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中考察音乐行为，它增加了历史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如此有效的避免了梅里亚姆模式的理论缺陷，既有宏观背景考察，又有微观主体关照。无论是梅里亚姆模式，还是赖斯模式，都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它们可以在思维和方法两个层面开启我们的研究视野。当然，世界上没有一种固定不变，抑或万能无限的方法论，但作为经典理论，梅里亚姆模式和赖斯模式，不愧为几十年来，全世界民族音乐学者共同认可的学科研究方法。

譬如，无论对于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音乐，还是汉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抑或传统戏曲艺术等，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模式去看我们的民族音乐的内涵本质，运作的内在机制，甚至文化认同。例如，考察安徽寿县地方锣鼓乐寿州锣鼓，我们就可以通过梅里亚姆模式的三维镜片来观察寿州锣鼓艺人的鼓乐观念、舞台呈现和音响特征，尤其是艺人主体行为与音响之间的微妙关系，究其原因并发现艺术的内在本质。其次，我们也可以利用赖斯理论模式的三维结构来考察寿州锣鼓的历史源头、演变发展以及嬗变过程，并在横向的当下社会学中找到其现实的生存的维持结构要素，如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民间鼓乐所具有的生存境地和背后的控因。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寿州锣鼓艺人的考察和分析，发现民间艺人的观念、行为与锣鼓乐的历史架构以及社会性维持之间的关系。如此的考察，的确能够让我们的研究更透彻、明了，研究的思维、目的更准确、明晰。

四、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现状

作为最早产生于欧洲的学科，民族音乐学在从初创、产生、发展与壮大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学科价值。随着时代以及科技的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十足的进步，可以说，当下，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至少在研究观念和学科理念上是与世界接轨的，与国际同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思维是不落后的，但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却似乎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先天的不足。譬如，我们的学科研究从更大范围来看，还是中国本土的民族音乐，尤其是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戏曲研究，还很少关注外族音乐、国际范围的民族音乐。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的民族音乐学充其量就是中国的传统音乐研究，而不能说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此外，我们中国的所谓民族音乐学发展，在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却都是在跟随西方学者或思潮在转，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如此，至今，我们的民族音乐学仍然未能提出过自己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或者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音乐学的一大憾事，更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的一大憾事。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2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3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迅速，而我国的法学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种法学院校、法学院系和法学专业的设置也不断普及和发展，师资力量和学生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地方性院校的法学教育发展尤为明显，开设了许多有关法律、法学的院系和专业，招生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在法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许多发展过程中所累积的问题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如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学专业生的就业相比其他专业要困难许多，法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使得法学教育陷入了专业是否取消或限制的讨论当中。

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不能安于现状，停滞不前，而是要思考解决办法和措施，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改革优点，加强法学教育自身建设，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一、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民族院校的法学专业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民族院校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其他院校大同小异，过于注重对法学理论的教育而忽略了对法学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民族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所学的知识与实际生活脱节，更与民族地区对法学人才的需求相悖，使得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困难。

第一，民族院校法学专业教育课程设置跟其他地方院校过于注重对法学理论的教育而忽略了对法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虽然，进行法学理论教育非常重要，但是，对于法学教育来说，不能纯粹的成为理论教育。而民族院校在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上，仍然是纯粹理论教育，这既脱离了法律的实践，也脱离了民族院校法学学生的现实生活。结果是这种模式之下培养出来的民族院校的法学学生，不能跟其他法学院校的学生比较的自身的优势，更不能顺利地融入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实践工作，导致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困难。

第二，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单一，欠缺自己的民族特色。目前民族院校的教学内容主要依赖于遵照国家课程标准传授国家规定的基本教学内容，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民族法学的教学内容欠缺，导致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学生所学的教学内容与其生活的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排斥。相其他的重点大学和法学专业、政法类大学，民族院校在法学专业的师资力量上比较薄弱，法学教育业不能够在理论的基础和发展上形成特色教育和实现突破；不能够成为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法学理论输出中心；不能够形成有效的法学理论影响力。因此，民族院校在法学教育上，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与法学专业教育相结合，才能克服和突破目前困境，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第三，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在教学办法，教学方式上没有充分考虑民族院校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特质等特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点，导致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教育立足于通识教育，没能与民族地区法学学生的职业生涯、职业规划紧密结合。要想教育得到发展，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科学研究，加强教育教学的正确、科学、现代化。笔者针对从上述民族院校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对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二、民族院校法学教育进行改革的思考

作为民族院校，应该在教学办法和教学过程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等其本民族特性。并基于这个特点设置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方式。所以，在专业课程的设置、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语言等方面应该显示出自身的特点。

（一）合理设置民族院校法学专业课程

民族院校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应当在全国统一的前提下，根据民族地区的现状、特点以及民族院校的实际情况，设置符合本地区需要的特色专业课程，这样使民族院校的法学学生充分了解民族地区的社会实践，从而把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互结合，使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逐渐发展成一种职业教育，与民族院校法学学生的职业生涯、职业规划紧密结合的一种技术教育。

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度，每个地区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每个地区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同样存在不同层次和类别。以社会对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专业教育应当在专业的设置、类别、层次以及特色上体现地域特色，使院校专业结构设置变的分工合理、各具特色。因此，民族院校法学的设置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布局，在全国统一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专业，从而实现专业结构上的优化布局。这种做法有利于民族院校在短期内建成自己的优势专业。

（二）合理设置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内容

民族院校的法学专业的教育内容，既要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设置基本的教学内容，同时又要结合民族地区法学人才的需求和生活习惯的区别，注重传授具有民族特色的教学内容。民族院校的学生生源大多数来自于农牧区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儿童由于从小就在具有民族文化的环境下成长，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其在心理、文化、语言、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本民族的特性。这种文化特质决定了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具有本民族特性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作为法学教育者的民族院校应该重视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和精神。而这些重视必然也必须反映在法学教育的内容和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法学教育的方式和思想上。他们更容易接受民族语言授课，所以民族院校的法学教学应结合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法学人才的需求，培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熟悉国家法律法规，系统掌握法学理论与实务知识；熟悉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熟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通晓民族语言；具有良好的司法职业道德，能在边疆民族地区法院等司法部门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这样才能更好的为自治区的地方建设作出更好的贡献。

（三）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在教学办法、教学方式上，应该充分考虑民族院校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特质的基础上找出适合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教学办法

1．使用比较法的教学研究方法

运用比较法研究教学方式，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某类教育现象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其教育的规律和特殊本质，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方式和方法。在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中使用比较研究的教学办法，比较国内外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比较各地方院校的法学教育教学的特点，总结出法学教育的普遍规律及其特殊本质，找出符合民

转贴于论文联盟

族院校自身的客观实际和民族院校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特质的正确的、科学的、全面的发展途径。

2．使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办法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办法是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也是老生常谈的教育科研方法，但现在的民族院校的法学教学中也没有发挥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办法应有的作用与价值。在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当中除了使用普遍的，典型的案例教学在课堂教学当中的应用以外，更应该要把国家规定的教学内容结合民族地区的民族生活习惯和民族院校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找出更让民族院校学生感兴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引导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学会运行法律资源、寻找法律信息以及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民族院校在法学教育上，应当学会扬长避短，才能在有效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3．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在教学方式上应结合民族特质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4

(一)本体观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

四、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前景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5

关键词：民族理论；案例教学；实践；创新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高校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教学中的难点与较多，有的现象很难从纯学术角度进行讲解，因而普遍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当今国际化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涉及民族、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现象，但《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整个知识框架却难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当代大学生有着更为开阔的眼界和知识面，思维活跃，富有较强的创新精神。《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授课对象，价值观念更为多元与复杂，理论解读和传授的难度无形之中被放大了。面对这样的授课对象，教师如何解释他们对民族理论和政策上诸多无法回避且又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之处。显然，在当前急速发展的形势下，传统的一言堂的理论说教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和说服力，在《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课堂教学中必须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法。近年来，大连民族学院在《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课堂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以民族工作中的鲜活案例，以案说法，以案说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

案例教学法是各学科实践类课程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理论课、尤其是政治理论课教学近年来也多有引入。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课程教学目标，组织学生收集、阅读、讨论、总结、分析在实践中发生的与相关理论问题可以相互印证的事实，以事实说理，进而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化学生对理论的认知和理解。《民族理论与政策》是一门思想政治类课程，其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了解、掌握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及其理论依据，以更好地服务于党的民族工作。这门课程的案例教学法就是要求选取国内外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抑或失败的案例，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该案例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及成败得失，探索现实中的民族问题及其成因，从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民族理论与政策》这门课程的内容及其教学目标决定了案例教学法的适用性。一方面，民族理论与政策涉及了历史、文学、宗教等诸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内容极其丰富广博，民族院校的学生对此方面的知识大多知之不多，加之中学阶段没有开设专门的民族方面的课程，学生对这一领域基本是陌生的。通过案例教学，帮助学生整合知识，进而运用知识参与讨论、分析，把知识融入到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在消化知识和掌握新知识的过程中，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在这样一个教学过程完成以后，学生会对民族与历史、民族与文化等关涉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关键问题有一种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就教学目标而言，《民族理论与政策》是一门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其主要任务是通过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观念终究是指导实践的，重要的是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正确地理解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民族现象，妥善地应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民族问题。在传统教学过程中，理论学习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认识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理论教学如果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转移，缺乏一种中间状态，理论脱离实际，那么，学生就会觉得枯燥乏味，缺乏兴趣，也就很难提升教学效果。众所周知，人们接受知识的基本规律是，对形象知识的接受效率远高于抽象知识。这也是各个学科在理论教学中普遍采用案例教学法的主要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在分析案例，探索解决问题之道的过程中掌握知识，提高能力，是《民族理论与政策》提升教学效果的必由之路。

二

《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的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不同的课堂反应，师生之间需要平等地互动。教师的主要角色是提供案例资料并组织学生进行对话交流。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案例教学以讨论为主要教学手段，而确定课堂讨论主题的问题上，一定要由老师和学生共同来决定，因为只有这样，老师和学生之间才能实现知识和思想的双向流动。作为一种启发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可以规避传统教学中的一言堂，使整个教学活动更加富有活力，课堂更加活跃，学生更加积极和主动，更乐意参与课堂教学。同时，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老师也能更好地发挥其思想引导和知识传授的作用。课堂中师生角色和关系的调整，使得学生始终处于学习的主动地位。而主动学习，永远是学生有效获取知识的不二法门。通常来讲，案例教学法的基本运作方式是，在课堂教学中，选取一个或者多个与本课程理论相关的、发生于实际工作与生活中的实例，让学生收集相关信息，完整描述实例的起源、发展、演变过程，然后，在课堂上，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温习了理论和知识，提升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民族理论与政策》课堂教学可采用的案例教学类型主要有两类。一是讨论案例、师生互动、合作研究。例如在讲授“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确立”一节内容时，可组织学生阅读“昭君和亲”、“辽东马市”等具体史料，让学生明确“这些做法客观上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间的未来，加强了民族间的各种交流，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受阶级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在民族关系中仍然起着支配性作用。”通过讨论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成败得失，学生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一种新型民族关系”这一论断。当然，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围绕案例讨论、发言，对同一案例，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解决方法。二是创设情境、课堂演练、分析点评。在案例教学中，一定要避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不是由老师讲案例，而是要由学生收集案例，分析案例，甚至重现案例老，其重点是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和思考，自己得出结论，自己完成从书本知识到社会实践的转化。在这个方面，大连民族学院《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例如，在西南大旱背景下，让学生扮演傣族角色，在是否以及如何欢度泼水节问题上各抒己见，教师就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持与改革话题引导与组织学生进行演练与讨论，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通过案例教学，师生合作完成一个知识学习与转化的过程，凸显了课堂教学的沟通与解惑功能。学生观看教学片、参与课堂讨论、进行主题发言等，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在《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的案例教学中，教师的主要角色是提供选题或者部分案例资料并组织学生进行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对话交流。在教学中，教师要尊重不同专业不同程度学生的个体差异，有的放矢地准备课堂教学材料，选取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案例材料，充分注意案例的政治导向、课堂效果、专业适应性，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三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6

关键词：民族经济法 经济分析 研究方法 必要性 可能性

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二重学科属性，一方面，它属于民族学的范畴，进一步讲，它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法学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从学科渊源上看，它是民族学、法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三者的综合与分化。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经济法学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 ”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 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 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

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

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 ②。

2、 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 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 ，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 仍 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 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 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

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 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

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

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7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着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8

【关键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

【作者简介】蓝波涛，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法学博士，讲师，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29-05

大学生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具有特殊的角色定位和历史使命，他们能否具有科学的民族观，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前途和民族命运。关系着我国民族建设和团结进步是否后继有人。而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民族意识的引导和发展。因此，要把对大学生的民族观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贯穿到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各个阶段。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关于民族存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所以，要加强对大学生的科学民族观教育。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引导其树立科学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新时期的时代课题

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由我国当前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尽管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但由于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等原因，民族问题依然较为突出。经济方面，东西部社会发展差距在逐步扩大，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距明显；同时，民族地区内部差距的拉大，民族地区城乡“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差异加大，现代化的大城市生活与落后的农牧区生活并存，先进的现代能源开发和航空航天工业与落后的天然游牧原始农耕并存。这造成了民族问题的突出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政治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得到加强完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互动趋势增强，但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分配和具体的落实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完善，民族认同自身存在一些问题，国家认同教育也相对滞后。文化社会方面，民族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文化卫生、医疗保险等社会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也取到了较大进步。民族特色旅游更是空前繁荣。但还存在一些不法出版物，进行民族分裂宣传。伤害民族感情，引发民族矛盾。这些现实民族问题的存在，再加之“”、“东突厥斯坦”等历史问题。被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所利用，不断地寻衅滋事，煽动和利用缺乏正确民族观的无辜群众，先后组织策划了2008年的“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的“7·5”事件等。民族问题被极少数敌对分子激化。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社会安定和民族的团结。除了敌对势力的煽动滋事。我国民众民族意识淡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些民众存在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自发民族意识。而科学的民族观是不会在民众中自发形成，这需要对民众进行科学民族观的教育和引导，把他们自发的民族意识提升到自觉状态，把非科学的民族观引导到科学轨道上来。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就是科学的无产阶级民族观，是无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科学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所以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道阳光射入无产阶级民族革命和运动的伟大实践领域，把人们的民族意识由自发状态转变成自觉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我国现有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而当前我国的高校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相对落后，对大学生主要通过“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和“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教育”课来完成的。所以，进行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研究是时代的课题。

新时期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意识，提升大学生的民族观的科学性。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研究就是探究“什么样”的民族观和“如何用”这样的民族观教育和武装人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民族观的科学理论。而这种科学的理论不可能在人们思想观念中自发形成，那么就需要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教育和灌输。“要对学生加强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以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确保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各民族人才。”脚这样才能把大学生自发的民族意识转变为科学的自觉地民族意识。就可以有效地提升民族观的科学性。二是促进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状态不能解决民族的现实问题，但科学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所以，“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掌握群众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可以通过人们的科学民族意识。自觉地抵制民族分裂主义、大民族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才能“使民族学生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从而自觉指导人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和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三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民族问题也就是社会问题。民族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民族的团结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可以使人们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保证民族团结，抵制民族分裂，贯彻民族政策。这样可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科学的、自觉的民族意识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关于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及其民族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南，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观是处在社会政治关系中的人。在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的根本观点。它是人们观察分析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民族观是民族客观现象的主观反映，它包括民族心理、民族认知、民族理论等范畴的总和。民族心理在民族观中居于最低层次，它是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自发的反映形式，表现为对待民族的情感、愿望和态度等。民族心理是以感性因素为主，还没有达到理性自觉地高度，但它对民族现象反映更为直接和生动，它是民族观的形成的心理基础。民族认知是在民族心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待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民族认知是人们在长期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生活中形成的，如对待民族事件的看法、对待民族团结的认识等，它们来源于长期的实践，自发地指导实践。民族理论是以民族认知为基础而形成的对民族现象的理性认识。它是部分具有理论能力的人在长期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活动中，在接受良好的民族理论教育的条件下。形成的关于民族问题较为系统、自觉和抽象的理论体系，是民族观的最高层次，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

民族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观的形成要受到世界观的指导，不是受到无产阶级正确世界观的指导，就是受到错误世界观的指导，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观，不正确的世界观会导致民族观的偏颇。反之，一定的民族观也会反映一定的世界观。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带来了唯心主义的民族观，认为民族是由上帝或者法律制度等客观理性创造的。如美国的启蒙学者波令布鲁克认为民族直接是由上帝创造的；德国的赫得把民族归结为神的意志；法国的卢梭则用法律制度代替了神的位置，认为不同民族源于不同的民族制度。而民族的天才、性格、嗜好、风俗等都是民族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些都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带来的唯心主义民族观。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才能科学地解读民族的起源和产生，正确地分析民族问题的根源和本质，进而形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后继者所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产阶级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形成。《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诞生。还有如《论波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都分析了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无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等问题。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坚持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民族理论为基础，结合时代的特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形成了列宁民族观、斯大林民族观、民族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等。使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当然，列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范畴的理论都必须是在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价值取向等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一脉相承，先后相继，本质一致。而存在主义、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它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却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立场、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相悖。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抽象的民族平等观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对民族这一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深入考察，分析了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规定了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策略。一是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民族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进行的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揭示了民族发展的运动规律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融合的发展过程。二是民族问题的理论。提出了民族问题的产生根源和解决的途径。有民族存在就会有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产生的，主要表现为国内民族剥削和压迫，国外的民族殖民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被压迫的民族也是不能自由的，所以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才能真正地解决民族问题。三是民族解放的理论。各民族的联合是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前提条件，而民族联合的本质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民族独立和平等是保证民族联合实现的基础。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革命实践中跨入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各民族共同繁荣。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促使大学生形成科学民族观的实践活动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大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民族观念、民族意识。从而自觉形成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行为的社会实践活动。民族观是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它是政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统治阶级要维护祖国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就必须使其社会成员接受他们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而这个任务只有依靠民族观教育才能够完成。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无产阶级民族观；是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观点和理论，提高人们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自觉遵守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促进大学生形成科学民族观的实践活动。一是大学生的民族观的形成具有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民族观是民族心理、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的总和，有其自身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它要在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引导下才能形成科学的民族观。而大学生的思想基础、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等内部因素是自发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有成熟的，也有不成熟的；有与教育目标相一致的。也有相矛盾的。教育的社会环境也是多方面的。社会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民族宗教活动等都会对教育对象的民族观形成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民族观教育既要加强对内在因素的引导。又要对外在条件进行整合和优化。二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是内化和外化的统一。教育对象的民族观是自发的，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教育，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转化为教育对象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知。形成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行为，才能真正地拥有科学的民族观。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科学理论的“灌输”和大学生接受和“内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正确民族行为意志的培养过程，是“内化”和外化有机统一的过程。三是民族观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大学生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行为。理论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关于科学的理论和意识，但它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民族观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广大的教育对象在形成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民族情况，能够合理地处理民族问题，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新时期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政治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表现形式。一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政治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观不仅包括国家政党观、民主法制观、自由平等观、公民人权观，而且包括民族观和宗教观，其中民族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观正确与否也会影响到国家政党观等政治观的其它内容。所以，民族观教育也是政治观教育的组成部分。二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体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是对国家认同的基础。不论是内地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汉族聚居区，都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形成科学的民族观，正确地看待民族问题，恰当地处理民族关系，才能树立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理念。从而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体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三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大学生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政治观念、思想观点和道德规范，从而促进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中民族观也是政治观念的一部分，所以，进行民族观教育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四、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新时期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有效实现教育需要其中的各个环节的协调。正如阿尔蒙德认为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活动的完成取决于其机构之间的一致性。所以，要协调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过程。实现生产者、教育者、教育环境和教育途径等各方面。

（一）民族观生成主体的协调。执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从事制定法律、政策等政治行为，是政治输出结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民族意识形态，是我国先进的民族政治思想文化的输出，就要求从事民族政治输出机构的政治活动之间的协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具体的民族实际，通过各种民族政策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志，“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党和国家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所以，正确地处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的民族政策。需要党和立法机关的有机协调；而民族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责。要民族政策能够切实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需要他们能够真正地了解我国的民族理论的精神，利用民族政策合理灵活地处理民族问题。这些民族理论的产生机关和民族政策的执行机关之间的有机协调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能够彻底得以贯彻的前提，因此，要求他们之间形成协调一致的合力，避免不同机构之间政令的冲突。

（二）民族观教育途径的协调。社会、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等都是对大学生民族观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只有它们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保证民族观教育有效实施。这些途径首先要坚持教育方向的一致性，各个教育途径只有形成统一的教育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传播。对民族政策的实施进行宣传。才能保证大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接触到的民族事实相一致。同时。还要注意教育内容和方法的互补性，即各个教育途径要依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教育内容。如系统体系化学校教育有助于进行理论教育；社会群体民族事件的接触和分析是实践教育的案例；生动形象的大众传媒可以提供蕴含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象作品。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特征;法治理念;培养方式

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理的准则，法治理念指导下更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2009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指导法学教育制度。要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入大专院校，真正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教材、进院校、进课堂、进头脑。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国家建设主力军的一部分，他们法治理念的培养意义重大。

一、透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特征

民族心理是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性格、兴趣、情感及生活习惯。心理效应上的多种归属感和复杂的认同感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既要自觉地归属于所在的学校或班级群体，又要归属于本民族的利益，后者归属尤为强烈。同一民族群体，对外部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原则，都会自觉保持一致的看法。

二、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理念应坚持的几项原则

1.民族宗教与法律规范紧密结合原则

正如伯尔曼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是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

2.法治理念培养与道德修养紧密结合原则

法律和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邓小平曾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为此，在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理念的形成中，先要教育他们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行为的人。这是法治实现的深厚基础，只有具备良好道德修养的人，才能自觉地、积极地守法，而不是消极地应对。

3.法治理念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原则

公民意识所唤起的自主、平等精神，能使公民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地位，从而激发他们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塑造尊重理性、弘扬正义、乐于奉献、勇于担当的公民意识，使这种公民意识成为一种社会洪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历史观的研究和教育“内化”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中，发挥法治观念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中的作用，明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的反动本质，自觉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理念培养方式分析

1.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心态调查是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理念的前提

法治的核心意义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社会主义法治心态是反映人们对法律知识水平和基于拥有的法律知识所形成对法律及其功效和价值的基本态度，并由此产生的依赖和信任。健康的法治心态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人们只有拥有了良好的社会法治心态，才能够对法律发自内心地产生依赖和敬畏感，进而使得人们对法律有着充分的信任、信心和尊重，法律的价值才能得以切实地体现，进而推动法治化国家的发展进程。因此，我们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心态进行调查摸底，以便于在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理念中有的放矢。

2.高校应进行民族理论通识教育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法治理念打好基础

认同感是第一要义，要取得认同感必须要去认识、了解、沟通、交流。因此，高校除了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品德方面的基础课程外，也应当把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民族理论课程应作为大学通识课程。让大学生充分了解各民族的悠久历史、各民族的灿烂文化，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深入认识，使他们开阔眼界，学会欣赏不同的民族风情，识大体、顾大局，渐行渐近产生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树立主人翁意识。

民族理论课的开设，应结合我国56个民族的民族特色更新教学内容，整合教学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充实师资队伍、改良教学环境，实现整体的创新和改良。这里民族理论教学理念“教师引导，学生自由式学习、互生‘爱慕’，共谋发展”;教学方法上，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交流活动;师资队伍建设中应积极引进各少数民族教师，开展民族研究;教学环境上，高校应把民族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同一位阶，同样重视，给予各方面的关注。通过民族理论课的开设，少数民族大学生获得了对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从而为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行、遵守国家法律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3.创新高校法制教育新模式

法制与法治二者存在区别和联系，从内涵上讲：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一种治国理论;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制度，法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制之上。法制教育是以普及法律常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培养人们维护和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为目的的宣传教育活动。所以要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治理念，必须创新高校法制教育模式，如何让法制教育入心入耳？

（1）教“法”要得法。任何一种教育，只有在给人以启示或警醒或力量时，才有主观追求的效应，任何走进学生心灵的教育，也只有与他们的生活相连或相关才有客观效果的影响。因此高校法制教育要采取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教育模式。案例教育应是主要的法制教育方式。

（2）教法要有的放矢。我国现行的法律共有200多部，高校要经过梳理，选择其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生活关联较为密切的法律法规加以重点课堂学习，这就顾及了学生择其学的需求。

（3）法制教育需要渠道多样化，重生活化法制教育模式。除根据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具体专业需求单独设法律课程课外，还应努力使法制内容成为学科课程的组成元素，通过班会、主题活动和教学实践活动来进行，把教育当成“一盘棋”，而不随意做加法。生活化的教育，有一种无痕的魅力。

（4）教育部门及高校应加强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校的意识与能力建设，建立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法治理念的榜样机制。高校要转变观念，着力推进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重点加强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以多种形式推进学校法治文化建设。如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学校、班级法治管理，推行“学生申诉制度”“学分惩罚奖励制度”等。高校与司法部门合作，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到司法活动中，为司法工作、司法部门出谋划策。

参考文献：

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篇10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发展依赖于对已有学术资源的整合。但这种整合绝不是盲目的，不是把学术史上的问题“拉郎配”式地加以组合、比较。它需要研究者能够站在一个新的学术支点上，提供对学术思想的丰富与拓展、对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改造有所借鉴的研究成果。新近出版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谭好哲等著，以下简称《现代性与民族性》）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整合文本。

该书直接切入的是两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及其民族性。《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书作者所做的就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性、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基于历史史实基础上的理论整合。这种理论整合的支点在于，论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与现代性关系做出了不同以往的判定。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现代性大多被理解为西方、现代，民族性往往被界定为东方、传统，两者处于对立的结构之中。与这种看法不同，《现代性与民族性》是把现代性与民族性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体两面，二者不是对立并举而是互为表里。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现代性的话题不是原发性的。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民族性问题有宿命性的关联。现代性作为一项社会规划工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生成。这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审美领域表现出来，就是民族性追求、自我认同。在这种视阈之下，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时代性价值追求，而民族性则是现代性问题生成的主体语境和内在动力机制。没有民族性之维，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现代性是民族性的现代性，民族性是现代性的民族性，中国现代学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一个民族性的现代性事件和现代性的民族性事件。

这一学术支点为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一种有创新性的思维向度和观察视野，它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自觉地区别于以往所有的个案研究和历史研究。《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书正是寻求一种“既能把握文论的总体特征，又能解析文论内在特质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与民族性关系这一视点的确立正是满足了这样一种需求：现代性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学理论从文学的本质观念到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追求，彰显着中国现代文论的总体时代特征，而民族性则涉及到中外文论关系、中国文学理论生成与发展外源与内发的动力机制等问题，与中国文论的内在特质密切相关。由此，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书中，学术史的梳理是在文论整体观念演进下的梳理，客观的史实笼罩于强烈的问题意识下，零散的史实归约于严密的逻辑性之中，论著赋予了相关史实以新的可阐发性；与此同时，对中国文论观念演进的勾勒又是在研究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抽象的观念奠基于具体的史实，观念演进的逻辑性植根于史实的实证性，这样在对中国文论总体特征进行归纳时，便避免了凭空立论，自说自话。

研究支点的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显现了论者独特的学术品格。这种学术品格用作者自己的话表述就是：“从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出发，勇于探索与叩问本土性问题”。换言之也就是立足中国语境，研究中国问题。这一品格体现在观念和方法论层面上，是作者对中国民族性观念的认同，与对中国民族思维方法的运用，即中和。作者提出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四个维度――中外融通、古今转换、审美与功利、自律与他律，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的三个问题视阈――美善中和的观念视阈、本民族与外民族的空间视阈、当代与传统的时间视阈，最终都统率于中华民族的“中和”观念之下。中和，讲融合，主对话，在作者看来这既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精华，具有民族性，又与西方当代哲学发展走向相一致。证之以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史实，什么时候遵循中和观念，理论就能蓬勃发展，而一旦背离中和走向极端，理论则有可能坠入衰敝。中和，这一观念之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现实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