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理论十篇

国际政治理论篇1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键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R.Holstietal.,UnityandDisintegrationinInternationalAlliances(NewYork:JohnWiley&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SeeArnoldWolfers,"Alliances,"inDavidL.Sills(ed.),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SocialSciences(New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注：GlennH.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Journalof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12.）。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Osgood）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注：RobertOsgood,AlliancesandAmericanForeignPolicy(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p.105.）。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伴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50页；HansJ.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inArnoldWolfersed.,AlliancePolicyintheColdWar(Baltimore,MD:TheJohnsHopkinsPress,1959),pp.184-212.）。他认为，同盟与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SeeWolfers,"Alliances,"p.270;andOsgood,op.cit.p.18,25.）。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奥斯古德认为一般可以分为4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超过第一项，因为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特别是防止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维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注：SeeOsgood,ibid.,pp.21-22.）。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将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的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分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靠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式来看却迥然不同，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大多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注：Arnold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EssaysonInternationalPolitics(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pp.182-183.）”同盟和集体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现在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险，从而能够在冲突到来之前便制定出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使在这样做时一国不得不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国（注：Ibid.,pp.183-189.）。沃尔弗斯认为，由于在实践中，“各国还没有准备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希望以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ArnoldWolfers,"Alliances,"p.270.）。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RobertL.Rothstein,AlliancesandSmallPower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8).）。

总的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注：Liska,p.12;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p.185.）”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一般比较谨慎。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还可以不起作用。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极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7.），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指70年代以来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主义改造而创立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主要内容，但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首先，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权力只是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主要通过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政治后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性，即单位层次上来解释，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解释，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注：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阐述，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分析、以及一些与同盟问题相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这些学者中包括当前在同盟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在分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两个概念（注：MichaelMandelbaum,TheNuclearRevolution:InternationalPoliticsBeforeandAfterHiroshim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chap.6.）。“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事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pp.466-467and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483—489and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VanEvera），参见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看风使舵”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ofAlliances,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p.32.事实上，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参见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Holstiet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2,pp.17-49.）。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M.Walt,"TestingTheoriesofAllianceFormation:TheCaseofSouthwestAsia,"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1988),pp.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U.S.GrandStrategy:AReplytoKaufmanandLabs,"SecurityStudies,Vol.1,No.3(Spring1992),pp.448-482.）。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H.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Stability,"p.128.）；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Br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In,"inMichaelE.Brownetal.(eds.),op.cit.,p.251,fn.9andfn.10.）；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注：RobertO.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sofNeorealism,"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1988),pp.174—175.）。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pp.251—252,p.256and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status-quobias），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p.262.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另外参见RandallL.Schweller,"Neorealism''''sStatus-QuoBias:WhatSecurityDilemma?"inBenjaminFrankel(ed.),Realism:RestatementsandRenewal(London:FrankCass,1996),pp.90-121.）。

3.“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gang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注：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67andpp.165—169.）。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0-141.）。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安全困境”理论（注：RobertJervis,"CooperationundertheSecurityDilemma,"World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4—147.）。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1914—1918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种范式并存的状况相对应（注：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种范式的比较，参见StephenM.Walt,"InternationalRelations:OneWorld,ManyTheories,"ForeignPolicy(Spring1998),pp.29-46.），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也主要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方面。冷战后国际现实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之间的差距，为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向同盟这块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领地进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围绕北约在华约解散、苏联崩溃、外在威胁显著减弱后非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却十分活跃这一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表了他们在同盟问题上的看法。

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只注重讨论同盟与权力、威胁、战争以及系统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研究。像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经与历史上只有一纸盟约的同盟有很大区别（北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它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而该机构又拥有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多样化的功能），同盟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因素才能对当前北约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注：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ofNeorealism,"p.174;andRobertB.McCalla,"NATO''''sPersistenceaftertheColdWa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0,No.3,(Summer1996),pp.445—475.）。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化对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制度化会造就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而由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会削弱原有威胁丧失给同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那些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生命力也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同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从而给各国带来现实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员总是倾向于首先对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样，并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新的规则，那么该制度便可以维持下去。

在同盟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关心的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曾举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美国并不担心什么，但北朝鲜哪怕只拥有5枚核武器也会令美国坐卧不安（注：AlexanderWendt,"ConstructingInternationalPolitic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73.）。他们认为，同盟理论只重视力量分布这类物质因素是不够的，像确定威胁和选择盟友这样一些结盟的关键问题必须从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注：MichaelN.Barnett,"IdentityandAlliancesintheMiddleEast,"inPeterJ.Katze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p.401.）。

在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由于引入了“攻击性意图”这样的主观因素而引起建构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比起先前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沃尔特的理论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攻击性意图”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胁”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沃尔特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注：TedHopf,"ThePromiseofConstructivisminInternationalRelation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p.186—187;andBarnett,ibid.,pp.403—404.）。还有的学者指出，沃尔特的理论在关于意识形态在威胁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假如人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影响威胁界定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沃尔特的结论便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本计算并不是外生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喜好的。（注：PeterJ.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PerspectivesonNationalSecurity,"inKatzenstein(ed.),op.cit.,p.28.）”

建构主义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一个学派，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的同盟研究还不多见，托马斯·锐生卡朋（ThomasRisse-Kappen）对北约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注：ThomasRisse-Kappen,"CollectiveIdentityinaDemocraticCommunity:TheCaseofNATO,"inPeterJ.Katzenstein(ed.),op.cit.,pp.355-399.）。在他的文章中，锐生卡朋把近年来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对北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诠释。其基本思路是：（1）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因为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和平国家。它们之所以把对方视为和平国家是因为其国内决策过程是由一套民主规范来管理。（2）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安全共同体。（3）互相视对方为和平国家和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使它们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碍国际合作的障碍，并形成像同盟这样的国际制度。（4）在这种制度中对各国间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规范应该反映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朋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注：Ibid.,p.371andp.397.）。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注：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JohnJ.Mearsheimer,"TheFalsePromise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3(Winter1994-95),p.47;and"ARealistRepl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p.91—92.），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40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注：StephenM.Walt,"WhyAlliancesEndureor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1997),pp.166-167.）。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可能会延缓同盟的解体，但与制度一样，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也是环境的产物，剧烈的外界变化会削弱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共有的认同。认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仍不采取独立行动的程度（注：Ibid.,pp.169—170.）。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建构主义者的同盟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提出质疑，如锐生卡朋选择北约来证明他的同盟理论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不那么自由的国家也留在北约当中（注：MichaelC.Desch,"CultureClash:AssessingtheImportanceofIdeasinSecurityStudi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165.）。

结语

同盟问题非常复杂。同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无论就现实来说还是就理论来说都是如此。

国际政治理论篇2

    关键词:大国崛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

    (一)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之父”,也是“经典现实主义之父”。他在其着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1948)中精确地定义了国际关系范畴,宣告了美国二战后外交思想范式转型的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利才能得以实现。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因此,权利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逐步崛起,演绎出新现实主义学派。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华尔兹认为,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1971)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制度、提供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提供公共物品等从而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新自由主义强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全球价值链将国家间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将全球生产系统连接在一起,一个产品的制造往往要在世界范围之内由多个国家若干个工序协调完成。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其专着《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时代”。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是,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2002年以来,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事实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取代政治关系和军事斗争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轴。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首先,在国际结构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新兴大国对现有国际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往往打破现有国际结构。

    其次,在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而且使国家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大国在崛起中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在认同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即,自身的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因此,必须构建与他人的利益认同。温特指出国家认同有四种类型,即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与集体认同。但是,建构主义强调“国家是否感到威胁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因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四)霸权周期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第一,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

    第二,霸权周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在它的控制之下处于稳定时期,政治和平、经济繁荣。但是,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霸权国家出现衰退,挑战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爆发战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状态,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经济进程完成一次大循环。

    在全球化体系下,霸权国运用得最多的是“接触与遏制战略”。其假设前提之一是霸权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下,不能解决所有国际难题;之二,霸权国依然能从与挑战国的接触中获得极大的利益,甚至还必须依靠挑战国解决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体系中的问题。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谨慎地“接触”、“合作”,在与挑战国接触中壮大自身实力,在竞争式的合作中战胜、压制挑战国,试图让挑战国永远处于与自己不对称的“合作”状态下,随时准备对挑战国实施遏制或打击。笔者认为,美国的“接触与遏制战略”,其意识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其心理是在这种战略实施行为中寻找一种与挑战国不对称的竞争合作状态,遏制或打击挑战国。因此,霸权国这一“内外兼顾”的战略特征造成其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

    (五)世界体系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世界体系的创始人,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这一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三个层次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发展规律及基本趋向,深刻揭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是由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世界经济整体结构。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核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是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六)文明冲突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文明冲突论由美国着名政治学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他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述了这一理论。1996年,他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着中,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和更系统的论证和阐述,进一步全面阐释和预测冷战以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和冲突。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国际和国内族群与宗教冲突,尤其是2003年不同文明集团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似乎再次证实了亨廷顿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多发生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断层线”的论断。他提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起国际纷争的“范式”。

    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冲突。

    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评析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由各民族国家组成的现实世界体系。然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各学派都难以单独对国际关系做出完整的阐释。因此,分析国际关系时,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等四种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国际政治理论篇3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 键 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 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No.3,　July　1984, 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 ）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 J. Christensen & Jack Snyder ）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　 passing ）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 Spring 1990), pp. 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　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The Perils of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pp.73-74.）”然而， 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 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 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　 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 ）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 ）、

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 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 R.　Holsti　etal.,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 NewYork:John Wiley & 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See Arnold Wolfers,"Alliances,"in David L. 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 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 （注：Gle　 nn H. 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 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12.）。 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 ）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

（注：Robert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p.105.）。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伴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35 —250 页；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 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pp.184-212.）。他认为， 同盟与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 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 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See Wolfers,"Alliances," p.270;and Osgood,op.cit.p.18,25.）。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奥斯古德认为一般可以分为4 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超过第一项，因为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特别是防止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维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注：See Osgood,ibid.,pp.21- 22.）。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将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的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分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靠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式来看却迥然不同， 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大多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 （注：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 pp.182-183.）”同盟和集体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现在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险，从而能够在冲突到来之前便制定出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使在这样做时一国不得不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国（注：Ibid.,pp.183-189.）。沃尔弗斯认为，由于在实践中， “各国还没有准备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希望以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Arnold Wolfers,"Alliances,"p.270.）。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 Discord 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and Small Pow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总的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注：Liska,p. 12;　Morgenthau,"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p.185.）”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一般比较谨慎。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还可以不起作用。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极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注：Walt,　 The

Origins

ofAlliances,p.7.），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指70年代以来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主义改造而创立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 ）的主要内容，但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首先，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权力只是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主要通过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政治后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性，即单位层次上来解释，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解释，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注：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阐述，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分析、以及一些与同盟问题相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这些学者中包括当前在同盟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　在分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　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

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 ）两个概念（注：　 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6.）。“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事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注： Glenn H.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Politics,"pp. 466-467 and 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 483 —489　and　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 参见Kenneth　Waltz,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 1979) , 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　看风使舵 ”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　 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 of　Alliances,　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 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

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 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 p.32.事实上， 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 参见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 Holsti et 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 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 ）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 ）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 2,pp.17-49.）。 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 1988),pp. 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 U.S. Grand Strategy: A　Replyto　Kaufman and Labs,"Security Studies,Vol.1,No.3(Spring 1992),pp.448-482.）。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 H. 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　Stability,"p.128.）；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 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op.cit.,p.251,fn.9 and fn.10.）；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注：Robert　 O.

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s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 1988),pp.174—175.）。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 兰德尔· 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 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pp.251—252,p.256 and 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 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 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　status-　quobias ）， 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 p. 262. 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 另外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in　Benjamin　Frankel( ed. )　,　Realism: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Frank Cass,1996),pp.90-121.）。

3. “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 ganging ）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注：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p.67 and pp.165—169.）。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p.140-141.）。 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安全困境”理论（注：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 "　Chain　Gangs　andPassed Bucks,"pp.144—147.）。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1914—1918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并存的状况相对应（注：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的比较， 参见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Foreign Policy(Spring 1998),pp.29-46.）， 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也主要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方面。冷战后国际现实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之间的差距，为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向同盟这块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领地进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围绕北约在华约解散、苏联崩溃、外在威胁显著减弱后非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却十分活跃这一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表了他们在同盟问题上的看法。

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只注重讨论同盟与权力、威胁、战争以及系统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研究。像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经与历史上只有一纸盟约的同盟有很大区别（北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它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而该机构又拥有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多样化的功能），同盟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因素才能对当前北约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注：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p.　174;and Robert B. McCalla,"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3,(Summer 1996),pp. 445—475.）。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化对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制度化会造就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而由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会削弱原有威胁丧失给同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那些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生命力也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同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从而给各国带来现实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员总是倾向于首先对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样，并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新的规则，那么该制度便可以维持下去。

在同盟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关心的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曾举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美国并不担心什么， 但北朝鲜哪怕只拥有5 枚核武器也会令美国坐卧不安（注：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73.）。他们认为， 同盟理论只重视力量分布这类物质因素是不够的，像确定威胁和选择盟友这样一些结盟的关键问题必须从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注：　Michael　 N.Barnett,"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J. 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401.）。

在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由于引入了“攻击性意图”这样的主观因素而引起建构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比起先前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沃尔特的理论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攻击性意图”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胁”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沃尔特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注：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3,No.1(summer 1998),pp.186—187;and Barnett,ibid.,pp.403—404.）。还有的学者指出，沃尔特的理论在关于意识形态在威胁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假如人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影响威胁界定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沃尔特的结论便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本计算并不是外生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喜好的。

（注： Peter

J.

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in Katzenstein(ed.),op.cit.,p.28.）”

建构主义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一个学派，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的同盟研究还不多见，　托马斯· 锐生卡朋（Thomas

Risse-　Kappen ）对北约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注：ThomasRisse- 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The　Case of NATO,"in Peter J. Katzenstein(ed.),op. cit. , pp.355-399.）。在他的文章中， 锐生卡朋把近年来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对北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诠释。其基本思路是：（1 ）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因为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和平国家。它们之所以把对方视为和平国家是因为其国内决策过程是由一套民主规范来管理。（2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安全共同体。（3 ）互相视对方为和平国家和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使它们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碍国际合作的障碍，并形成像同盟这样的国际制度。（4 ）在这种制度中对各国间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规范应该反映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 ）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朋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注：Ibid.,p.371 and p.397.）。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注：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 (Winter 1994-95 ) , p. 47;and "A Realist Repl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summer 1995),pp.91—92.），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40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注：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 1997),pp. 166-167.）。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可能会延缓同盟的解体，但与制度一样，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也是环境的产物，剧烈的外界变化会削弱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共有的认同。认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仍不采取独立行动的程度（注：Ibid.,pp.169—170.）。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建构主义者的同盟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提出质疑，如锐生卡朋选择北约来证明他的同盟理论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不那么自由的国家也留在北约当中（注：Michael

C.　 Desch, "CultureClash: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1(Summer 1998),p.165.）。

结　语

同盟问题非常复杂。同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无论就现实来说还是就理论来说都是如此。

国际政治理论篇4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 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 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 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 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主权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 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 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

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

国际政治理论篇5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国际政治理论篇6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 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 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国际政治理论篇7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依附论；中国

一、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作用

以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经济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并没有完成有关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系统论著。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已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大量论述，列宁、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国际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体系。（2）国际价值、国际贸易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3）资本输出1。

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继承了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并创建出了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依附论是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学者提出的，该理论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这些学者们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不平衡发展的，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中心―”的依附结构，发达国家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是这一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心的发达国家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依附关系。

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经委会主义是依附论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多斯桑托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的有关分析，为探讨殖民问题开辟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础”。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辩证分析，不仅“在中国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反映了不发达国家“极为深刻的一个特点”。因此，“对不发达和依附理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2

二、我国发展存在的依附问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也无可避免的遇到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的问题，即处在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一”结构中。在这种体系中，经济上，西方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政治上，西方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在各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权力；文化上，西方拥有强势的以自由主义为主的文化统治地位。总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就一种“依附”关系，“依附”是对二者之间关系最准确的描述。依附论者所开出的药方最主要特点是走以进口替代为主的“脱钩”路径成效并不理想，而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融入”战略而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可在“融入”中采取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从而实现现代化。这同时也说明“依附”与“发展”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相反在依附中，只要实行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可以获得发展中的红利，在发展中逐步实现资本积累、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脱钩”战略未必可取。

一般而言，“依赖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而言之，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特征的情形。这些影响往往源自国际交往一一跨越国际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3 。但这种相互依附、依赖或依存的各方之间，由于各方对对方所拥有资源的获取渠道以及所需程度不同，所以各方之间的依附程度也不同，因此，在相互依附、依存中，大多是不对称性依附和依存。

比如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附和依存，但中国商品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附性更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失去美国，中国商品在西方国家的市场就会极度缩小，而美国离开中国商品，却可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商品中寻找替代品。中美之间这种非对称性依附关系可以使美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时大多是中国做出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依附一方在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后可以变被动为主动4。

三、政策建议

面对这一困境，我国应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建设，同时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国际战略。

第一，我国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国际战略的目标。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中处于最上层，其技术的先进性处于世界技术结构分层的最高层，其社会结构也是最先进和开放的，世界体系的“中心”既包括高度发达的大国，也包括高度发达的中小国家。我国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作为基本的战略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我们应提升自己在国际技术领域里的分工，争取达到先进国家水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使其达到中心国家的标准。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而且要强化技术自主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介入国际经济合作。

第二，中国应积极参与、利用和改造现有国际秩序。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情况下，原本的“中心”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环境并没有改变。但由于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心国家也不得不重视中国这一日渐崛起的强大力量。当然，现有国际秩序存在着很多对中国不利的因素，中国只有参与和适用现有国际秩序才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既然与世界体系“脱钩”的道路行不通，那么不参与进去也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改造，参与的过程其实也是逐步改造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八国集团展开对话等举措都是明智之举。

第三，中国应把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结合起来。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提供机遇的同时，其国家经济安全也面临着许多风险。经济民族主义的任务是减少依附性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结果则是各国的相互依存愈益深化。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的难题。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中国应在开放的前提下以有效的举措规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1，加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越完善，它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就越多，同时也能抵御更多的经济风险。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维护经济安全的首要任务。2，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注重增强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3，营造良好的公共环境。中国只有提高民主法治、公共行政和国民教育的水平，才能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

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依附理论中，西方国家利用其有利的中心位置，在经济上剥削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经常干涉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与社会解构。总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是综合的。国际社会的这种结构被依附论学者认为是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虽然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但却一直在为“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而不断努力，解放后，中国首先完成了国内的整合，恢复了国内秩序；对外经过斗争和国内经济建设，取得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独立和的承认，此后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终于取得了经济建设和国家社会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今，中国更应积极融入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目标，以积极参与、利用和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为主要战略目的，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塑造者与领导者，担负起与中国身份相符的大国责任。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819、825页.

[2]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351页.

国际政治理论篇8

一、理论创新，匠心独运

国际政治理论是指导国际关系研究及各国对外政策分析的基础。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 研究兴起于西方，无论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后来的建构主义，其研究的立足点都是以 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借鉴 性研究，这是国内该研究领域中每一位学人当仁不让的职责。剧变后，特别是随着经济 全球化步代的加快，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视。如何将 文化因素整合进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众多学人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何从基础理论的视 角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 空间。作者建设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建构全书的基础。同时，作 者对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即国际政治领域中文化的涵义、文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 文化对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影响、文化与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文化对国际机制及国际规范的 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进行了梳理。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理论框架， 为我们分析文化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及国家战略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对于国际政治学研究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观点独到，视角新颖

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一方面指 出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渐显著；另一方面并没有一味强调文化因 素具有决定性地位，“文化只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因素，并非决定因素，它只有和其他因 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为“文化如同其他观念因素，尽管不失其相对独立的能动作 用，但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国际关系演变与发展的终极原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因 素”。由此可见，作者的理论分析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论证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 文化学导论》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观点。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用为一种‘软权力’，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显现出来。文化对国际政 治、国际关系即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变化，以文化对政治、 经济具有渗透性和导向性等功能为切入点，深入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内 涵、特点和作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如作者提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总 是与其文化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一个缺乏优秀文化的国家，无论其在社会制度如何优越， 物质生产水平如何发达，都难以保持持久的凝聚力”。“在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扩张意味着 某一国际政治力量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控制，无论何种扩张都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道德诠 释赋予合法性，都需要非暴力力量的支持。征服和控制对象不仅在于人们的肉体和国家政 权，而且包括对灵魂的慑服”。这可谓是独具匠心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对于人们 分析文化与国家合法性建设、文化与国家安全、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影响等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且对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国际冲突与合作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还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不 断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即文化世界化和文化民族化，客观地指出文化 的民族主义趋向不是文化建设的目的，而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的文化世界化也不应该是 文化发展的唯一目标。

三、体例完整，内容充实

国际政治理论篇9

一、“结构理论”与层次分析

一般来说，任何理解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或现象的尝试都会遇到所谓层次分析问题，因　为这一问题定义了国际体系的不同分层，而这里的每一分层实际上都代表了某些特定的　解释来源(自变量)所处的位置；所谓层次分析问题也就是关于研究者如何辨别和处理那　些不同的解释来源所处的不同类型位置的问题，而不同的分析层次则代表那些不同的解　释来源所处的不同类型的位置。(注：吴征宇：《关于层次分析的若干问题》[J]，《欧　洲》2001年第6期。)一般来说，层次分析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　对国际体系中的层次划分往往有不同答案，而实际上，层次分析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研究　方法。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首先将层次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专门加以提出并且　讨论的，是美国行为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戴维·辛格。(注：Martin Hollis & Steve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 Relations(London:ClarenPress，1990)，p.98.)而真正对层次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完善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　，则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而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也正　是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发展而来的。(注：Barry Buzan，Charles　 Jones，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93)，

p.22.)

1959年，华尔兹正是遵循层次分析的思维逻辑构建出其有关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　三个意象理论”，即第一意象试图通过考察人性，第二意象试图通过考察国家的内部构　成，第三意象试图通过考察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来解释国际事件。华尔兹得出的结论　是，若要获得对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正确认识，研究者不仅要注意到三种意象的作用　，更要将第三意象看作其他两种意象作用的背景：“第三意象说明了世界政治的体系基　础，但没有第一和第二意象，我们就不能了解决定政策的诸种力量；第一和第二意象说　明了世界政治的诸种力量，但没有第三意象，我们就不能估计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预测　其结果。”(注：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9)，p.238.)从本质上说，华尔兹提出的这三个意象(即人性、国　内结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实际上代表了对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三种不同的解　释来源(自变量)。1979年，华尔兹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正是以这一结论为起点　，以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的独立变量，通过对结构的准确定义从而将结构同单元层次变量　明确地区分开，并详细考察了国际政治结构(第三意象)的重要作用。华尔兹在书中强调　：“若是声称在采用一种系统方法或构建一种系统理论，研究者必须将体系层次和单元　层次明确地区分开；如果不能划清或保持结构和属性及过程间的区别，就不能分清不同　的原因，也不能分清原因和结果。”(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78.)从理论上讲，华尔兹对结构的定义在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定义确立了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独　立变量的合法地位，从而使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成为可能。

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任何一种体系必然包含“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元”，因而　任何一种体系原则上都包括两个层次，即体系炽次和单元层次，前者指“体系构成单元　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后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　。按照这一标准，华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种类型，即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前者　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集中于单元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现实是由　单元的属性及互动决定的；后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同样也处于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　论，这种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现实不仅受单元层次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单元排列方式的影　响。(注：Ibid.，pp.18，40，80.)对于华尔兹而言，由于简化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通过了解　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和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因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假设在国家　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因果关系，然而，国家的行为动机很少同行为　结果相一致这一事实明确表明，国际政治现实不仅会受到单元的属性及互动的影响，而　且也受到体系层次变量的影响，因而简化理论无法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做出充分的解　释，而只有系统理论才能使我们认清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诸种力量。(注：Ibid.，pp.67　-68.)从理论上说，正因为体系层次变量和单元层次变量都会对国际政治现实产生影响　，因而华尔兹认为研究者在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时面临的任务不仅是将它们明确　区分开，而且要考察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国际政治　系统理论必须同时包括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独立变量。(注：Barry Buzan，“The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in KenBooth &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London:Polity　 Press，1995).p.211.)正因为如此，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上应该是包含　了三个主要的自变量，即体系层次的“结构”和单元层次的“过程”及“属性”。

二、结构、过程、属性

“结构、过程、属性”是华尔兹理论包含的三个主要自变量，这三个自变量实际上也　就是华尔兹揭示的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三种主要力量，任何对华尔兹理论的系统研究都　必须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考察这三个自变量的涵义及相互关系上。

华尔兹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即那些以不同方式排　列在一起的单元，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且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正因为体　系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体系构成单元排列的问题，因而华尔兹认为结构的定义应省略一　切单元层次的特点，即“一种结构不能通过列举体系的实体性特征来界定，而应根据体　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来界定。”有鉴于此，华尔兹认为结构应当从　三方面加以界定：首先，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原则来界定，而这种排列原则　只有两种，即等级制原则和无政府原则；其次，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功能上的差异　来界定；最后，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来界定。(注：Kenneth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79，81，101.)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对　体系的两种组织原则(即等级制原则和无政府原则)的区分完全以是否拥有对武力使用进　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作为衡量标准，即等级制体系中存在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　公共权威，无政府体系中没有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而这点实际上意味　着：等级制体系中的单元间本质上是一种权威关系，无政府体系中的单元间本质上是一　种实力关系。(注：Helen Milner，“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R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5)，17，p.76.)华尔兹对两种体系组织原则的这　一区分可以说根本上决定了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方式：由于等级制体系中的单　元不必为生存而担心，因而它们之间可以发展出密切的劳动分工，并产生功能上的差异　；由于无政府体系中的单元需要为生存而担心，因而它们之间分工合作的程度很低，而　这就必然导致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似或相同。正因为如此，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政治结构仅　仅包括两个构成要素，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行为主体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92)，46，p.399.)

一般来说，华尔兹的理论虽然是赋予了国际政治结构以鲜明的实体性特征，但他界定　的国际政治结构本质上并非一种独立的行为体，而是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作　用的一系列约束性的环境；对这种国际政治结构的最为恰当的类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　家亚当·斯密曾用来形容经济市场对经济单元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而这种国际　政治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两种过程性的方式来实现的，　即单元的“社会化过程”和“相互间竞争”。(注：Martin Griffiths，Realism，Id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2)，p.82.)值得注意的　是，华尔兹虽然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行为主体间权势分布状况”统称为国际　政治结构，然而在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政治结构两条构成要素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　，由于华尔兹认为无政府原则和等级制原则将分别导致单元功能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因　而在华尔兹界定的结构的前两条构成要素间(即体系组织原则和单元功能规定)存在着密　切的逻辑联系，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延伸到结构的第三条构成要素(即单元之间的权势分　布状况)；其次，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无论怎样单元也无法将无政府国际体系转变为　等级制国际体系，因而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质上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国际权势分布状况　则是随单元之间的相对实力消长而变化的因素，这种变化也正是华尔兹理论包含的惟一　一种结构性变化。正因为如此，华尔兹定义的国际政治结构实际上应该包含了两个变量　，这就是体系的“深层性结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分布性结构”(国际权势分布状　况)。(注：Barry Buzan，Charles Jones，Richard Little，op.cit.，pp.51-54.)

由于华尔兹认为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明　确地区分开，因而华尔兹将精力主要是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华　尔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首先，国际政治结构是解释国际政治本质的延续性和重复性　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只要结构保持不变，它就会产生过程和行动上的相似性；其次，　国际政治结构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因素，因为以往的研究者将精力只局限于单元层次，　而没有认识到系统性的原因在发挥作用。(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175.)尽管如此，华尔兹在讨论简化理论时，还是对单元层　次变量做出了明确界定。对于华尔兹来说，简化理论是一种力图通过理解“整体各部分　的内部性质及它们间的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按照这一标准，华尔兹界定的单元层　次变量应该包括“单元的内部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属性”　和“过程”。(注：Ibid.，pp.18，79.)在理论上，“过程”指国际行为主体间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互动方式(尤其是那些经久不衰和反复出现的互动方式)历来是　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属性”是指国际行为主体的内部性质，这种内部性质　，尤其是它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实力，同样也必然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　，华尔兹虽然对单元层次变量的性质和作用很少提及，然而在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中　，体系层次变量同单元层次变量的作用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结构　效应的考察也正是建立在一种对“过程”和“属性”的假设之上的。(注：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三、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

体系层次变量和单元层次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有关华尔兹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　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地关系到我们对华尔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由于华尔兹的理论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其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因而　许多研究者往往将这一理论看成一种纯粹的“结构决定主义理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恰　恰歪曲了华尔兹理论的实质。华尔兹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的系　统理论，这一理论在强调结构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单元层次变量的作用，华尔兹同样　也意识到结构只能产生部分解释。1959年，华尔兹在讨论三种意象关系时就指出：“所　有三种意象完全是一个整体。个人、国家和国家体系在努力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如　此重要，以致任何一个分析家无论怎样重视一种意象，也很少忽视其他两种意象。而且　过分强调一种意象的作用可能歪曲人们对其他两种意象的解释。”(注：Kenneth Waltz　，Man，the State and War，p.160.)1979年，华尔兹在谈到结构作用时指出：“体系层次　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各单元千差万别，但行为却相似，而且行为结果发生在预期的范围内　。相反，单元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同一个体系中地位相似的不同单元，其行为却大　相径庭。”因此“认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本身就能说明国家会采取什么样对策的想法，　正是同简化理论的错误相对应的一种错误。”(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72.)1986年，华尔兹再次强调：结构对单元只产生“影响　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因为“结构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行为和结果，这不仅是由　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是由于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　塑造和推动同样可能被单元成功地加以抵制。”因为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约束　力在某种程度上能通过合理地运用实力、技巧和决心加以克服，从而实现某些看上去似　乎是难以达到的目标。(注：Kenneth 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328，343.)

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是体系层次的两种结构(即　深层性结构和分布性结构)和单元层次的各种因素(即过程和属性)共同促成的，因而在　任何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中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都应该是必不可少的：首先，体系层　次因素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单元面临的各种压力，但没有对单元层次因素的认识，我们就　无法认识到单元对压力做出的反应；(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p.72.)其次，由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对国际　政治现实都会产生影响，因而研究者在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时必须兼顾两种因素的作用；　(注：Kenneth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p.34.)最后，由　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在因果关系中的份量比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具体　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对单元层次因素的认识将提高一种理论的解释和预测的精确程　度。(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49.)从理论上讲，华　尔兹之所以将注意力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其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并不是因为他认为　单元层次的因素不够重要，而是因为以往的学者普遍都忽略了国际政治结构的重要作用　，因而他相信这样做不仅是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对以往的错误　可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注：Kenneth 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p.327，331.)从总体上看，华尔兹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其　为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告诉我们国际政治现实　是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因素共同促成的，然而，在这一框架中这两个层次的因素还未　能有机地融为一体，而是分别起影响作用的两种力量，它们在因果关系中的份量比也只　有在具体研究中才能确定，正是因为如此，华尔兹在考察国际政治结构的效应时必须将　单元的属性设定为常量。(注：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R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7)，41，p.338.)

一般来说，华尔兹理论的“决定论倾向”并不是表现为排斥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而　是在于它认为无论单元发生什么变化，它们都不可能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制约性影响，有　鉴于此，华尔兹的理论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决定论”，而这点也正是造成了　华尔兹的理论不断地遭受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注：Andrew Linklater，“Neo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Ken Booth &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 Today(London:Polity Press，1995)，pp.256-258.)从本质上说，华　尔兹理论的这一特点不应该构成为一条根本性缺憾，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一种国际政治理　论能够构建出一条使无政府状态中的单元摆脱其影响的途径，即使目前流行的两种专门　为超越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而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即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也没　能做到这一点。(注：关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的缺陷，参见：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pp.485-508.Dale Copeland，“The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0　)，25，pp.187-211.)从理论上讲，正因为华尔兹的理论以精湛的逻辑推理和演绎论证诠　释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所以才会有这一理论在现代国　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为这一理论向所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难以　应付的挑战，即人类究竟能否以及怎样才能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的竞争性逻辑　。

四、“无政府状态”的解释力问题

从本质上说，华尔兹理论的核心就是力图通过考察国际政治无政府特性来解释国际事　件，因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特性揭示了为什么单元层次因素虽不断发生重大变化，但千百　年来国际政治本质却仍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正是因为如此，华尔兹的理论才摒弃　了人性本恶的前提，转而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立论基点，从而异常明确地分辨出国际政　治中那作用巨大且较为持久的结构性因素。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华尔兹在阐述国际无　政府状态的性质和作用时，完全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作用绝对化，而这就导致了　华尔兹的理论在演绎逻辑上存在过分简单化的倾向，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虽然是国际政　治的一大本质特征，但不是惟一重要特征，如果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及作用绝对化　，实际上等于夸大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华尔兹来说，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之所以必须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根本出发点，是　由于“按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原则划定的结构，能帮助我们解释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　许多重要方面。”这就是假设的有用性，而这种有用性主要是取决于以此为基础构建出　的理论能否产生足够的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考察　完全建立在单元偏好是外生给定的基础上，即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单元是一种利己的　行为体，它们的主要行为动机是生存(生存指各单元保持其作为一种主权实体所具备的　各项根本属性)。(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6.亚　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28页。)然而，即使在单元偏好是外生给　定的情况下，国际无政府状态同样也难以对国际政治现实产生足够的解释力。一般来说　，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有两重含义：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指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　状态；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指一种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这两重涵义间的区别在　于：如果国际无政府状态仅仅指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那么就不涉及生活在这　一状态中的单元以什么作为保障生存的根本手段；然而，如果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种依　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那么就表明生活在这一状态中的单元用以保障其生存的根本手　段是武力。(注：Jack Donnell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54.)正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具有双重含义，因　而我们对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理论假设有用性的考察，必须也集中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　两重含义是否都能产生华尔兹预期的那种解释力这一问题上，而这点对理解和把握华尔　兹理论的应用范围特别重要。

在理论上，如果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定义为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那么以这一　定义为基础而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必然在各相关领域中具有高度的“可替换性”，即这　种理论适用于那些内容虽然不同，但同样是缺乏一个中央统治权威的各相关领域中(如　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等)。然而，这一定义的问题是：一个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不　一定使那些利己的、以生存为动机的单元以一种最终将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来行事，因　为这样一种状态不一定会危及单元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各单元是否以一种最终将导　致均势形成的方式来行事取决于其他相关的环境因素(如生存手段和竞争性质等)。(注　：Robert Powell，“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4)，48，p.336.)另一方面，如果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定义为是一种依赖　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那么生活在这一状态中的单元必然以一种将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　来行事，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由于各单元实力上的巨大差异，因而它们如果不以一　种将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来行事，那么它们的生存将面临严重威胁。然而，这一定义的　问题是：在一个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中，如果各单元维护其生存的最终手段是武力　，那么以这一定义为基础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失去了那种在相关领域中的高度“可替　换性”，即这种理论仅仅适用于那些必须以武力作为生存手段的领域，而不适用于那些　结构虽然相同，但基本不涉及武力使用的其他领域。(注：Robert Powell，“Guns，Butter and Anarch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p.123.)实际　上，华尔兹理论中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所以会产生单一的行为逻辑，其根本原因在于其　有特定含义，即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必须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在无政府秩序　中，自助原则是单元行动的必然准则。”(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02，111.)

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特定含义实际上是限制了华尔兹理论的适用范围，这　就对华尔兹做出的关于其理论在内容不同但结构相似的相关领域中有普遍适用性的声明　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对那些力图依据华尔兹的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　趋势的学者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由于国家在经济领域和　安全领域中的竞争本质上是一样的，因而冷战后各国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必须以确保在　经济领域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为基本目标；然而，罗伯特·杰维斯却认为：由于国家在经　济领域和安全领域中的竞争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各国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不必以　确保相对优势地位为目标。(注：Samuel 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3)，17，pp.68-83.Robert Jervis，“International 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3)，17，pp.52-67.)实际上，这　两位学者之所以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是由于他们对华尔兹理论的适用范围有着不同　的理解，而这点恰恰导致了他们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事实上，正因为华尔兹　界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有特定的涵义，因此任何对华尔兹理论的运用都必须注意：华尔　兹的理论是一种有严格适用范围的理论，而不是他本人预言的那样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理论。

五、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

华尔兹理论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强调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间必定会存在普遍的相　互猜疑和相互恐惧，对于华尔兹来说，这种国家间普遍存在的“霍布斯式的疑惧”连同　由此而来的“安全两难”局面，不仅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见格局，而且是造成主权国　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的一大生成机理。一般来说，任何一种理论在新的形势下的价值　和意义取决于它赖以构建的前提条件是否能继续存在，有鉴于此，华尔兹的理论在当今　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国际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本质是否已经或正在因那种以　高度的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全球社会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总的来看，相互依赖的确是我们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无论广度上还是深度上，过　去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我们时代这样处于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中。在那些自由主义学者的　眼中，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已经使世界政治本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那种由高度发达的相互依赖导致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已经或正在将人类统一起来，并已经　或正在取代那些历来分裂人类的各种因素，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人类的冲突和战争。

从理论上说，当代自由主义学者预见的真正的全球社会的出现意味着华尔兹的理论在　当今世界已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华尔兹理论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千百年来国际政治本质没　有发生根本改变，因而一种真正的全球社会的出现已超出了华尔兹理论的研究范围。然　而，不幸的是，当代自由主义学者眼中的全球社会仅仅意味着现代世界高度发达的相互　依赖已经或正在使人类的价值观及其对共同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具有相似性，然而，价值　观和认识上的相似性并不是一种对人类共同利益的保证，更不是一种让私利服从于整体　利益的保证，相反，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虽然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种相互依赖同样　是极不对称的，而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也是造成国际权势竞争的一大主要根源。(注　：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tle Brown，　1977)，p.23.)从历史上看，现代的“统一世界”曾经是西方人竭力创造的一种神话，这　一神话的目的就是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世界上许多不顺从的多样性的文　化，这一神话在20世纪曾一度被俄国十月革命的胜 利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而打 破。然而，伴随着苏联的瓦解以及苏式共产主义在 全球范围的失败，这一沉寂已久的自 由主义神话重新开始复活，并且呈现出逼人的上升 势头，但这一神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并没有多少实现的可能，因为当代世界在物质上和 文化上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长的同 时，同样也存在着一种日趋明显的分裂化趋势。( 注：Paul Kennedy，Preparing for th 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RandomHouse，1993)，pp.131-133.)

国际政治理论篇10

一、国际法理论发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基础。《联合国》是联合国基本法,国家行为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保证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大法,为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格劳秀斯、康德、凯尔森使国际法逐步发展起来,三位大师的理论深刻影响着《联合国》。

受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以民族国家对外的独立性(之上无管辖)、平等性(之间无等级)为特征。这种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尽管近十多年来“威斯特伐利亚”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民族国家至上无管辖、之间无等级仍然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康德是国际政治组织的始祖,康德的国际法理论及国际组织法影响着《联合国》的形成和发展。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对于战后国际秩序朝着通过国际司法程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向迈进起着深远的作用。《联合国》与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影响和制约

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是追逐权力的斗争。“他偏执的提出,‘国际政治的铁的法则是,法律义务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完全否定国际法的制约作用就有替强权主张之嫌,因而招致学界的猛烈批判。”但是从国际政治秩序和格局改变的视角看,国际法依赖国际政治是毋庸置疑的。国际法发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法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开创了通过国际社会的行动制定一般国际法规范的先例。”同时,该和约也是近代通过国际法大范围确认政治现状的开始,其所创立的三大原则:国家概念、国际法原理、实力均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

随着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事件的发生,国际关系格局改变,国际法随之发生变化。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战争与和平发》的国际法理论对国际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赛尔登的《海上禁锢论》创立到后来被推行的开放海洋说,20世纪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证明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重大影响,决定了国际法的产生、实施和遵循。

三、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