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传统手工艺的生存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这类非遗中的大多数并非仅靠传承人和技艺的传承就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销售而生存。

走生产性保护的路子，四川的保护措施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案例。

藏羌绣：不能失传的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适时的帮扶将对这些技艺的生产和传承起到意想不到的点化作用。

6月16日，文殊坊白云寺金马巷充满藏羌文化气息的“藏羌绣苑”内，3名身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妇女正在现场演示“纺线”、“搓线”、“牵”、“织”等藏织的制作过程，织机的咔咔声不时轻轻响起：一旁的长桌边坐着4名羌族妇女，也各自用五彩丝线在布面上绣着图案，悠缓的走线，轻快的笑语，使人仿佛置身于阿坝的藏寨羌碉之中。

“我们的技师一共有10名，5个藏族，5个羌族，都是从阿坝州理县、小金、茂县等地过来的，最大的都61岁了。她们都是第一次来成都，为的就是展现藏织羌绣的技艺，为家乡的妇女争取产品订单。”52岁的“藏羌绣苑”当家人、阿坝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传承人杨华珍说。

杨华珍的团队是2009年5月12日进驻“藏羌绣苑”，成为这里主人的。“藏羌绣苑”的主要功能是进行藏织羌绣手工艺品展览和技艺展示，为前来订货的客户提供样品，最后的成品制作则由家乡的农村妇女完成。

开店1个月，“藏羌绣苑”的藏织羌绣制品受到了热烈追捧，杨华珍接到了总额达30万元的订单。“还有许多人前来洽谈合作和培训的事情，这些天真有点忙不过来啊。”小店经营的火爆，杨华珍始料未及。

“其实我不想当什么传承人，只是觉得藏织这门技艺在我这一代失传了，实在可惜。地震以后，阿坝州很多妇女失去了房屋、土地，也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很想帮助她们，让她们凭借祖先传下来的技艺，不离乡离土，就能进行生产自救。”杨华珍动情地说。

就在杨华珍四处奔走，为阿坝妇女们开拓市场，争取产品订单时，中房集团、文殊坊管理公司找到了杨华珍，表示将无偿提供一处场所，帮助她们打开市场销路。

“这家店面从装修到展厅布置，甚至展示技艺所需要的丝线，都是中房集团为我们提供的，没有这个平台，我们根本拿不到这么多的活路做。在这里，我体会到了社会各界对藏织羌绣技艺价值的认同，也对这门技艺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好好珍膳。”杨华珍的话里充满感激。

“藏羌绣苑”开业以来，杨华珍拒绝了3批社会人士的捐款。“我跟他们说，我们不要救济，我们要的是合作，要的是订单。只有让远在家乡的妇女们进行生产，她们才能获得长久的收入来源。地震以前，古老的藏织技艺只有50岁以上的妇女才懂，手艺精湛的技师也很少。现在，我们能够培养更多年轻的藏、羌妇女参与到生产中，我们的技艺一定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借助文殊坊的经营平台，通过走向市场，地震灾区的一门濒临失传的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其实，通过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只要适时帮上一把，许多身怀绝艺的“杨华珍”们就能让传统手工艺焕发出惊人的活力。

漆艺：传承人的忧虑

后继无人，是许多传统手工技艺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该成为拯危救难的主力军，在推动传承人培养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浣花风景区非遗展示基地“锦绣工场”的漆器展厅里，摆放着成都漆器厂自1956年建厂以来的精品。其中，挂在展厅中央的一幅“大乐与天地同和”漆画最为显眼。它的主要作者是成都漆艺国家级传承人尹利萍。

年近花甲的尹利萍说，“制作一件精美的漆艺产品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年纪大了，以后也做不了多少这么好的精品了，所以过段时间我想把我的几件作品从展厅里拿回来，留给自己做收藏。”

留给自己做收藏，尹利萍的话中透露着淡淡的“大师迟暮”的感觉，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她对成都漆艺发展深深的忧虑。

成都有3000多年的漆器生产史，成都漆器是中国五大名漆之一，现在这门手艺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从事漆艺工作30多年，尹利萍最为担心的事情是找不到合适的培养对象。“漆器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设计、漆胚板、上底灰、涂底漆……一个学徒至少要学5年，才能掌握基本的工艺流程，而要在表现力极其丰富的漆器制作中取得一些成就，更是需要多年的磨练。”

漆艺学习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研习者要在长时间中忍受没有功利的寂寞，普通学徒一个月才七八百元收入，还要忍受对天然生漆的过敏反应，因此愿意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加之市场占有率小，社会认同度低，都造成了目前漆艺传人“断档”的状况。

据尹利萍介绍，目前包括退休人员在内的高级技师和工艺大师，还在“坚守阵地”的也就40多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20多年都没招过徒弟了。”

后继乏人，是当前绝大多数传统工艺都不得不面临的发展难题。非遗保护专家、成都民俗研究会副会长张世英认为，第二届非遗节的举办，让包括漆艺在内的很多传统手工技艺得到了民众更多的认知，创造了非遗保护更为良好的大环境，但是许多非遗项目自身“造血”功能比较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从资金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帮助传统技艺传承人进行长远规划，为传承人培养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保障。”

6月11日，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全国非遗保护、古籍保护暨文博事业杰出人物表彰、颁证、授牌电视电话会议四川分会场会议在成都召开。省文化厅教育科技处处长、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任丘在会上透露，国家财政部、文化部正在拟定为非遗传承人保护提供资金保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补贴最低标准为8000元人民币。

“这样的国家补贴虽然不多，但是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尹利萍说，“这是国家对我们这些传承人予以的肯定和支持，也是一种保护的形式。如果这样的鼓励措施再多一些，再有力一些，应该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并投身到非遗项目的学习和继承中去。”

蜀绣：“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

传统必须适应现代，并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才能焕发生机。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打破藩篱，以开放的姿态求新求变。

作为第二届非遗节分会场之一的郫县安靖镇，凭借非遗节的举办，大大提升了知名度。在7天的“绣天下”国际刺绣艺术节上，极具文化特色的蜀绣广场、蜀绣艺术馆，极宫四川民俗特色的抛绣球、吼山歌等活动，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00万

元。在今后几年，安靖镇将打造为“蜀绣风情小镇”，成为蜀绣工艺展示的窗口和示范基地。

非遗保护专家张世英认为，这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是，蜀绣与同属中国‘四大名绣’的苏绣相比，在发展上的差距还很大，苏绣的经验值得借鉴。”

由于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注重快速接轨市场、走向市场，苏绣已成为一个拥有“10万绣娘”、年产值10亿元、在全国拥有300多家经销点的庞大产业，并形成了系统的创作、绣制、营销专业分工的产业链。张世英说，蜀绣的发展也应该如此，除了走精品化路线之外，还应该与大众接轨，让产品走入更多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植根于生活当中，是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的。传统手工艺只有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6月9日下午，文殊坊麻将与茶文化博览馆举行了一场“民间传统工艺与现代应用主题交流会”，非遗传承人、现代设计师、学者和企业家会聚一堂，进行了一次发展传统工艺的思想碰撞。

蜀绣工艺国家级传承人杨德全在交流会上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以传统花、鸟、鱼、熊猫等图案为主的作品，也有富于现代气息的人物绣像和风景作品。“蜀绣在制作工艺和传承人培养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图稿设计、产品包装和营销上还没有紧跟时代需求，缺乏突破自身的能力。我们特别需要借鉴专业的现代设计团队的经验，通过交流合作，激活蜀绣的创新力。”杨德全说。

针对这一话题，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馆馆长许燎源认为，传统的手工艺在当代已失去了传统文化语境的多层次蕴涵，很多产品的形态只具备旧民俗象征的简单符号意义。“传统的工艺纹饰大多已不适应现代审美的情趣，如果不在产品设计上推陈出新，只是照搬固有的设计元素，就会形成‘有工无艺’的局面，得不到发展。”在许燎源看来，传统的元素一样可以现代化，传统技艺必须与现代设计、包装相结合，才能重现生机。

传统手工艺应该在生产技艺和生产形态上求新求变，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传统手工艺如果死守祖先衣钵，不求变化，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坐吃山空，逐步消失。”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林木教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不断地融入各种文化元素进行创新，不断适应当时社会和民众精神需要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交流会上，几位蜀绣、漆艺、藏羌绣传承人与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馆、文殊坊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共同建立“文殊坊艺术精品轩”，通过集聚各方优势，把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

四川省文化厅产业处副处长李慷表示，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方式，体现出企业家、艺术大师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民间技艺与现代设计和营销手段相结合，将极大地推动非遗传统工艺的产业发展。

链接

6月1日至13日，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13天时间，以“多彩民族文化、人类精神家园”为主题，设立成都非遗国家公园主会场及文殊坊街区、金沙遗址博物馆、郫县安靖、崇州和都江堰5个分会场。来自国际国内的120余史表演队伍和1000多个非遗项目参加了6大类370多项节会活动，吸引了520万人广泛参与，凸显了“文化的盛会、民众的节日”的办会宗旨，有力地推动了非遗保护，展示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篇2

标价360元的一壶两杯竹编茶具，一天能卖出好几套，邛崃竹编干脆临时在展柜前设起销售点;云南建水的紫陶、四川泸州的油纸伞、重庆的荣昌折扇、甘肃的庆阳香包等展品，都引来不少人驻足欣赏，“忍不住开启了买买买模式”、“每样都想入手”成为了许许多多观展者的共同心声;在“巴蜀工匠・非遗精品展”现场，一个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展柜上，贴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展品不卖，如欲购买，请移步文殊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成都银丝花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道安大师推出的各种精致的银花丝项链、戒指等首饰，令不少观展者“一见钟情”、“恋恋不舍”，询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似乎无法止息……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传统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名简称）“满血复活”成为了抢手货。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高不可攀”。6月10日上午，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举行，淅淅沥沥的雨任性地从成都的天空中飘洒至大地，观展者的崆槿此亢敛患酰他们举着伞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来自全世界的1100多项非遗项目，将从这一天开始直至6月18日，持续“烹饪”出一场场历史与文化的饕餮盛宴。在这里，小朋友们围着提线木偶、皮影、年画看得津津有味;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拜非遗传承人为师，有的体验做糖画，有的学起了面塑、竹编;老年人可以围坐在一起，欣赏“寻找天籁之音――四川省非物质文化声音档案”视听展。

非遗的“身影”，其实不仅仅在“非遗节”期间才能随处可见，日常逛街的时候，或许吸人眼球的“中国风”女包恰恰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工艺织就的;外出休闲旅游的时候，或许能偶遇巧夺天工的徽州歙砚，品味到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冲泡的佳茗……

那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动起来”、“传下去”，非遗传承人有何绝招？

让“活在当下”不再尴尬

当《小康》杂志记者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见到留着披肩长发、戴着特色民族头饰、穿着羌族传统服饰的沈艳燕时，距离“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的结业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对于培训的收获，这位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平武羌绣代表性传承人仍然念念不忘，“这次培训主要是开拓眼界、发散思维，让大家领悟民族艺术的传承不是一味守旧，也不是盲目创新。”

在这个由39名羌绣传承人组成的班级里，四川平武县明阳村大地社社长王晓兵是唯一的男学员，也是羌族少有的男绣郎。他十四五岁时就会羌绣了，但对于羌绣的文化价值却并不清楚，只是把它当作日常的一门手艺。参加完培训，王晓兵不但了解到各种针法，还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盛大开幕 2017年6月10日，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盛大开幕。

地地道道的羌族绣娘吴小蓉则领悟到，只需要稍许改变，传统羌绣便可以与现代时尚接轨。许多羌族女孩都是从记事起就会使用绣花针的，技法则是由家中的老人言传身教，以前，吴小蓉觉得作品的颜色越鲜艳越漂亮，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搭配，作品也不外乎被套、传统服饰、茶席等，通过这次培训，她才知道，传统羌族刺绣在现代服饰中也可以灵活运用，色彩淡雅的羌绣更容易被都市白领接受。

民族精神的DNA――这是中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誉。“如果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我们损失的不只是一门技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寄寓其中的宝贵智慧和精神血脉。”多年从事民俗与非遗保护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丰明认为，非遗虽然大多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它们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有一定的生命力，只有将其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然而就在三年前，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状况还显得有些“尴尬”。2014年年底，第七届潘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博览会邀请了包括面人彭、毛猴孙、风车王、皮影周等诸多非遗手工艺品的工艺大师和收藏专家，聊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些传承人普遍袒露出比较担忧的心态。风车王讲述道，他最开始学做风车，主要目的是为补贴家用，当时家境贫寒、工资不高，一家人帮别人糊火柴盒挣点外快，火柴盒的价格极低，糊好1200个还要打包送到买主那里，才挣六毛钱，可是当时糊一个风车轮子就能挣两毛钱。但是现在，很少有人玩风车了，能坚持制作风车，也只是为了自己心里的信念，要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但若要真正地传承，首要的事情――收徒弟，就是一大难题。

沈艳燕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忧。2008年的汶川地震，受损的不仅是她家乡的房屋建筑，还有那些早已濒危的羌族非遗技艺。由于羌绣技法几千年来都是通过家庭内部口传亲授，加之强震影响，更是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如何才能让“养在深闺、不为人知、后继乏人”的羌绣得以传承？仅靠沈艳燕的一己之力，肯定不行。

这样的状况引起了文化部领导的注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一部分以手工艺为主要生计来源的传统工艺项目传承人群，面临产品需求萎缩、收入不足以解决生计的困境，致使年轻人不愿学习和传承手工艺，传承后继乏人。”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召开的当日下午，第六届成都非遗节国际论坛举办，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发表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为主题的主旨演讲时提到，“为此，我们把努力实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活、丰富生活的统一，提升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传承活力与后劲，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

“研培计划”助力匠人妙手生新品

在文化部领导和工作人员们看来，能力建设直接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传承人群的传承与当代实践能力，包括对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深度，对相关遗产知识和技艺的掌握程度，进行再创造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在一些项目传承实践中获得相应经济收益的能力。

“帮助传承人群获得和增强这些能力，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着力点。”项兆伦介绍道。而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为“研培计划”），便是一项重要的举措。文化部和教育部一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大学的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通过对以持有者和从业者为主体的传承人群的短期培训，帮助他们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强化对相关遗产知识、技艺和流变脉络的认识与把握，了解时代变迁带来的审美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丰富艺术、材料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 匠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匠人匠心，每一位非遗传承人都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示着他们的匠心之作。

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首次设立的板块“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暨研培计划成果展”就是旨在总结2015年、2016年研培计划和传统工艺工作站的成果，让观展者近距离接触其中的优秀作品，集中向公众展现非遗传承人群对于“将传统技艺融入当代生活”的诸多思考。这一板块共展出作品680余套，遴选自57家研培计划参与高校和5家传统工艺工作站推荐的1500余套作品。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云南省代表性传承人田静的“承瑜”套件作品便位列其中。

从1996年开始，田静就在建水当地拜制陶的老手艺人为师了，后来，她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现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造型设计，毕业以后又回到建水跟随师傅学习。建水紫陶是云南省建水县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始于元末明初。用建水近郊五色陶土（红黄青褐白）制作成型，经过书画、雕刻、填刮、烧炼、磨光等工序，陶器色泽深紫，花纹雪白，叩声如磐。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于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上被列为我国四大名陶之一，与江苏宜兴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驾齐名。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水紫陶能传承近千年并名扬大江南北，与其制作、烧成技艺不无关系，在制作技艺上，建水陶保留了传统的手工制泥工艺，经过24道程序之后的泥才可以拿来制作陶器。

2015年年底，“非遗传承人群清华研修班”第二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拉开帷幕，田静全程参与了研修班学习。在研修期间，班里的21名学员利用半天时间在校园里进行了现场展演，当时的京城已是隆冬，又有雾霾萦城，但依旧挡不住参观者的热情。田静一边进行手工演示，一边为粉丝们答疑解惑，忙得不亦乐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承人共同学习、相互交流，除了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外，田静还和同班的陈俐宇发生了一场“美丽的误会”。

陈俐宇是河南太行山麓悠久的野王器髹饰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在一次展出中，田静发现了陈俐宇的一套化妆盒。“你让现代女性用这么好的东西，调制颜料，再化妆，可能性很小。”田静提议，“能不能用你这庙堂之上的盒子，给我放一些小茶食？”她的合作就此展开。

两人的技艺都具有丰富的内容，但为了让河南野王器髹饰技艺与建水紫陶烧制技艺这两种古法能够穿越时空、搭配协调、完美交融，陈俐宇和田静开始狠心“做减法”。器具形状的搭配是两个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陈俐宇的漆器为圆形，也是整套作品的轮廓主体，田静为了配合她，舍弃了建水陶中最经典的圆壶造型，打造了一把精致的小方壶。第二个让彼此感到“纠结”的是颜色的协调。野王器以华丽、高贵著称，这是建水陶很难具备的，为此，陈俐宇舍弃了漆器上的全部精美花纹，只留下野王器中最具识别性的红与黑色调，而为了迎合红与黑的色调，田静也舍弃了建水陶的特有泥色，选择了淡雅的灰胎。

经过两位“匠人”的妙手生“新”，一套由两种非遗技艺组成，淡雅、清新、脱俗的作品呈现出来。以前，野王器髹饰技艺并没有很好的市场，虽然陈俐宇全家都在坚守着这门技艺，但却只能靠做家具生意维持生计，相对而言，伴随着茶具飞入寻常百姓家，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的市场较为广阔。而当被田静形容为“美丽的误会”的合作展开后，野王器生机重现，原本放在壶承上面的建水陶茶具也增色不少，最让陈俐宇和田静感到振奋的是，经过创新和“再设计”，野王器髹饰技艺如今拥有了走向市场的可能性。

类似的案例在“研培计划”中不胜枚举。原本互不相识的徽墨、湖笔、曹氏宣纸的传承人，通过“研培计划”，受到了中国“整体性保护”非遗原则的启发，于是缔结联盟、开启了新征程――文房瑰宝重聚首，成品比以往的单品更具特色。钧窑传承人刘红生与徽州菠萝漆传承人俞均鹏也携起手来，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上，他们合作的花瓶引人驻足。

一个人能带动一批项目和一片地区吗？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因为“研培计划”，全国1万多名曾一门心思埋头于手艺的人走进校园，拓宽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并且对所持项目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对自己手艺的价值和潜力有了更强的自信。“2017年参与大学已达78所。到2020年，参加人数将超过10万。”项兆伦称。

无疑，对于非遗保护和传承而言，“研培计划”显得弥足珍贵，培训一人，带动的往往是一批非遗项目和一片地区的非遗传承人。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部署促进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振兴，也为“研培计划”提供了制度保障。

家住青海塔尔寺附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满曾经带着困惑走进清华大学，在他的家乡，“灰头土脸的手艺人总被瞧不起”，他见过太多的匠人一个个外出靠打工来赚钱，在机器能大批快速制造银铜器的时候，手艺人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

“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着力支持传承实践”也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去年，中国政府将给予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补助经费由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至2万元，不少地方也相应增加了补助。2009年以来，已支持各地建设了3000多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11000多处传习中心，命名了100多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了153个保护利用设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又规划了219个保护利用设施的建设任务。

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在青海湟中拥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素以形薄、光亮、轻柔、质纯等特点著称，使用敲、錾等技巧，通过浮雕、平雕、掐丝等表现手法，加以独特的技艺――鎏金，一锤一錾敲打出青藏高原独有的“奢华”之色。学习银器制作非常艰苦，没有七八年的磨练根本学不好手艺。从16岁开始，何满就跟随父亲学艺，手艺传到他这里已是第三代。

这些年国家政策对非遗保护的倾斜，让何满感受到融融暖意。参加“研培计划”后，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何满听艺术史的老师们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看了不少国内外艺术精品，他还和其他传承人一起参观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馆，在打开了眼界的同时，他从心底感觉到了“匠人”的伟大。

研培结束后，出自于何满手上的银铜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再局限于民族或宗教用具，而是贴近实用生活;他练就了40多年的鎏金手艺也不仅仅贡献于寺庙，新开发的拇指大小的转经筒挂饰广受青年喜爱。

如今，在何满的家乡，非遗受到了热捧，何满的儿子还在山西攻读硕士研究生，但已有了把所学用于非遗的念头;何满的女儿出嫁了，却产生了回家学手艺的想法;何满的徒弟们纷纷立志，表达了坚守传承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的愿望。今年3月底被选为“研培计划”咨询专家的何满，已经促成了年轻的湟中银铜器制作手艺人赴北京学习的事宜。

从2008年开始致力于羌绣传承发展的沈艳燕，原来只是想用羌绣来治愈汶川地震的创伤，结果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参加培训之后，沈艳燕想运用学到的知识，联合当地的人一起把羌绣做成一个文化产业，让大家的手工羌绣进入市场，带来收益，改善生活水平。羌绣有了名气之后，也不断有高校教师、艺术工作者走进羌寨，引导绣师们将作品更好地融入市场。沈艳燕希望，通过羌绣技艺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古老的羌文化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现代生活。

平武县平通镇益泉村村民任朝清就是在沈艳燕的劝说下，开始系统学习刺绣，成为一名绣娘的。在系统学习之前，任朝清平时就有刺绣和剪纸的爱好。现在，农忙之余，任朝清从事羌绣便能增加几千元的收入。沈艳燕把羌绣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旅游、农业等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以羌民俗文化、古羌梅文化、茶文化等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品牌，形成了“小针头带动大产业”的商业模式。家住锁江羌族乡的贫困户彭贵秀在沈艳燕的带领下学会了羌绣，成为云朵绣坊里的一名绣娘;豆叩镇银岭村村民赵熠雯外出打工返乡后，在沈艳燕的帮助下开办了以茶文化为主题的“羌韵雯绣”农家乐和云朵绣坊，游客在采茶、品茶的同时还能亲手绣茶花……如今，平武羌绣已带动200余户贫困村民致富，并带动了50多家农家乐的发展。

新生代传承人的非遗生意经

截至目前，全世界共有42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365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47项，优秀实践名册17项。其中，中国共入选39项，代表作31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国跻身为非遗大国，而随着近几年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工作的不断加强、完善，非遗“新生代”开始渐露锋芒。

去年3月27日，“研培划”试点成果汇报展在春意盎然的水木清华拉开帷幕，41名学员初尝收获，140套、300余件传统工艺精品亮相，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研究者、《中国画学刊》副主编，艺术独立评论人张书云应邀观展后，在《不负春光 传承正当时》一文中写道，“说到非遗传承人，常常会让人联想到白发苍苍的老者，而我看到参加清华学习的非遗学员不少是年轻面孔：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传人李力、蜀绣、钧窑炼制技艺传人刘红生、徽州漆器传承人俞均鹏等一批人为70后，他们现在正是非遗传承的主要力量;另有一些经历过高等美术教育的，江苏南通蓝印花布研究名家吴元新的女儿吴灵姝、南京剪纸第六代传人张钧、潮绣传人詹惠娜等一批学员为80后;年龄最小的是河南唐三彩传人高贺，是90后传承人中的佼佼者。”

几乎每一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其中有辉煌、亦有坎坷，而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执着坚守。

在泸州，年轻的小伙子毕原绅帮着父亲毕六福把油纸伞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被誉为“中国伞王”的毕六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州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的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方式是家族式的，一代代传下来，到毕六福这里已是第六代了。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的毕原绅原本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事业上顺风顺水，只是如果坚持做下去，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和家族的努力可能都白费了。于是，2009年年底，毕原绅回到家乡，用3年时间，跟着父亲系统地学习如何从选料到做成一把油纸伞。

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2010年，毕原绅牵头成立泸州市江阳区毕六福伞业有限公司，同时注册“毕六福”为油纸伞品牌，整合了油纸伞的制作、销售、推广、展示等环节，致力于提升分水油纸伞的知名度，传播油纸伞文化。在制作环节，毕原绅在传统花鸟、风景的图案基础上，尝试加入现代的喷绘、彩绘方式，以扩大市场。这位年轻人还尝试着采用“互联网+非遗”的全新商业模式，在网上卖油纸伞，并通过分析消费者的偏好，推出个性化产品。

篇3

【关键词】高校 艺术人才 培养 非遗传承 实践

一、高校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必要性

1.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目前，我国整个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千百年的民族传统遭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日趋危亡。作为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的艺术类高校，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方式，使高校艺术教育与“非遗”传播有机结合，进而推动“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学校师生提供艺术创作源泉和社会实践平台，实现“非遗”保护与高校教育资源彼此共享、相互促进，对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高校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艺术类专业人才的必然途径

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非遗”正在被逐步地推向市场。而“非遗”保护教育及相关人才培养体系的缺乏和不完善，成为阻碍“非遗”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作为守护精神家园、展示和传播“非遗”的重要载体，必须要将高校的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有机结合。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举措，实现“非遗”传承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培养出真正符合我国市场需求的创新创业型艺术类专门人才。

3.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节日缺乏了解。同时，高校艺术类学生还存在着人文知识匮乏、知识结构单一等实际情况。而我国“非遗”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巨大感召力，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通过高校艺术教育与“非遗”传承的有机结合，不仅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的提高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高校艺术人才培养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途径

（一）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校园文化建设对于优化校园成才环境、促进校园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非遗”传承的有关活动创新地融入到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1.良好的、富有传统风格的物质文化建设，能够起到培养民族精神、提升民众综合素质的作用。包括房屋建设等校园布局、标志性的建筑和雕塑、校园绿化美化、环境卫生和宣传栏、广告牌以及图书馆、实验室实训室等各种学校活动设施的建设。

2.富有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对艺术类高校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包括学校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等。校园制度文化具有规范性、组织性、秩序性的特点。对于规范学校成员的言行、维持学校良好的教学秩序、确立良好的校风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包括大学的传统文化精神，如群体思想意识、舆论风气、心理素质、人生态度、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具体通过校训、校歌、校徽的制定以及校史的完整编撰来展现。具有传统风格的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对于形成良好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4.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如组织“非遗”进高校系列讲座活动，成立学生“非遗”科技小组，开展大学生“非遗”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传统文化活动之中，使师生的专业能力得到提高、团队精神得到培养、道德境界得到升华。更好地突出了高校艺术教育的应用价值。

（二）创新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现代教育理论思想指导下，高校按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包括培养目标和规格、整个教育过程、管理和评估制度、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四个方面。

1.以“非遗”项目市场为导向，设定培养目标和规格。如培养目标中，要求掌握“非遗”基本理论知识，熟悉“非遗”项目研发过程，懂得“非遗”项目管理知识等。培养规格中，要熟悉“非遗”领域基本法规、政策，掌握“非遗”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非遗”前沿信息的基本方法。

2.建立科学的管理和评估制度。在制度建设过程，必须保证管理和评估制度的完整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公正性。管理和评估制度的规范性、组织性和秩序性，对于实现特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教育过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艺术类高校可在通识教育基础课群中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中加入非遗类基础课程，在专业基础课群的必修和选修课中加入非遗类专业课程和拓展课程等。教学方法要以学生为主，灵活调整，如根据非遗课程特点，采用聘请非遗传承人集中授课，教师分解指导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非遗项目的理解，掌握要点，同时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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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手工技艺 艺术传承

1. 手工技艺的保护形式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手工技艺资源十分丰富。按照各种技艺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应采取不同形式进行积极保护，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资料性保护，利用对有关文献资料及实物的征集整理，归档并妥善保存，这是所有对于列入不同级别的传统手工技艺名录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二是记忆性保护，现代技术将手工技艺尤其是生产技术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一些在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蕴含的比较丰富的技术，进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遗。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基于资料性保护并进行弘扬，采用文化记忆方式获得教育效果。三是政策性保护，传统工艺的生命力较强，虽然现代化浪潮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还是有很多手工技艺具有良好的经营潜力，发展前景广阔，因此通过避免恶性竞争等有效措施，使技艺得到有效传承。四是扶持性保护，一些传统工艺由于受到管理体制和观念等方面因素影响到其传承，需要有关部门提供必要的支持，才有希望由扶持性保护向自主传承转化。五是维护性保护，一些传统技艺见证了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技艺不断变化赋存状态，进而影响到对其的保护形式。基于此动态保护格局，需要对基层情况加深了解，采取有效形式，进而使预定目标才能实现。

2. 手工技艺传承方式

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主要采取口传心授、师徒相承的传承机制，大部分都是家族传承形式，但该方式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技术过度保密、人亡技艺失传等，都受到该传承体制的影响。但也要注意到，目前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传统工艺由个体、家族经营逐步转变为企业经营。受此情况影响，尤其是企业采取现代经营管理体制，艺术院校中新的技艺教育方式逐步取代了师徒相承的传承方式，成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多样化的习艺历程主要源自实际工作，也留不开培训班、各类学校的培养。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明显变化，传统手工技艺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传承最重要的是艺人传承，这为培养传承人指明了方向，具有指导性作用。

3. 手工技艺在艺术院校中传承的优势

在艺术院校中，手工技艺传承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目前在传统工艺传承中受经济利益驱动，传统工艺受急功近利方式开发过度，恶性竞争使其发展畸形化，进而造成工艺及产品品质对其声誉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学者不愿继续开拓传统工艺市场，刻意回避对传统工艺保护传承，自信心严重不足。尽管这种理念与倾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比较片面，与联合国保护非物遗公约中的有关内容的理解相悖，阻碍了其实践，进而产生比较严重的危害。确保非物遗的生命力，涉及到确认遗产各方面内容，通过研究、保存、弘扬、承传等措施使其得到振兴。这是目前对非物遗保护采取文件界定形式中最明确和完善的，对于保护传统手工技艺也是十分合适的。据此，保护不只是保存、维护，而是通过很多环节对其工作过程和体系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实现传统工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

振兴传统手工技艺具有多种丰富的内容方式，在历史发展中，传统工艺的产生及发展与社会需求和市场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起初，先民们主要满足生产生活实际需要，随着不断扩大的分工，一些手工技艺逐步发展为专业化和商品，在形式、格局、内涵等方面与社会经济、人文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具有影响作用。不可否认，目前还存在纯粹源于个人爱好的手艺制作，但传统工艺生存、传承离不开市场开拓这一客观事实，没有市场，手艺人难以生存，也影响手工技艺的传承及发展。艺人及其所在社区是手工技艺的主体，保护手工技艺离不开艺人的努力，政府扶持也是十分必要。

千百年来，民间艺人因不断改善的物质生活，其制品形式和纹样不断开拓，引发了需求的不断增长，使手工技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传统工艺的生存与市场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传统工艺的传承离不开市场开拓。在艺术院校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好教育资源优势，学习韩日等国传统手工技艺保护的成功经验，提高对民间智慧和首创精神的重视程度，坚决遏制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策略，才能使传统手工技艺得到有效传承。归根结底，都是对其生命力的保护。手工技艺振兴的前提就是传承，为其传承提高重要保障。有关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好职责，将保护传统手工技艺列入重要工作日程，通过制定保护法规、减税等扶持政策，才能对手工技艺传承及振兴产生促进作用。在政府规划指导下，手工技艺传承人应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使自身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不断创新，使年轻艺人在技术院校中得到正规化培养，这也有利于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及持续发展，进而对传统工艺价值内涵提高认识程度，树立保护非物遗传统手工技艺的意识，才能弘扬传统文化底蕴。

4. 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目前传统手工技艺同时存在家族及社会两种传承方式，这对于两种方式的同时存在具有互补性作用，也有利于传统工艺的保护。保护手艺作为一项重要事业，对于维护传统文化命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萌.传统手工艺合作社发展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5

[2] 李永刚.传统手工艺发展与现代技术结合的机制分析[J]，当代经济，2016.10

[3] 赵巧艳.非物质文化z产视角下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保护――以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为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4.5

[5] 刘春.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条件的解析――基于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的田野调查[J]，中国艺术，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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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手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有正规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目标的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则需要选择恰当的方式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成为学校和学生新的负担。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责任落在教育之上的时候，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合理纳入现有的教育体系和框架，是值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和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为此，我们以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素质教育之间找到其结合点，当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而“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

一、“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从空间分布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区域产生的，与该环境息息相关，该地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都从各方面决定了其特点和传承。地域性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实存在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与各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而言，“人”指在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区域上生活的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

对传承人群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地域，就是自己的家乡，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人家乡日常生产与生活甚至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时候，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教育对象(传承人)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定义，在教育对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所指，即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地域性，而在传承上则具有活态性，不仅具有特定的空间，还有特定的人群。对于传承人群的甄别而言，只有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区域为家乡的特定人群，才是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群；反过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而言，只有分布在特定人群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才具有格外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传承价值。这两者的统一，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存在与传承人群的结合点，就是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在于成功实现对其的传承和发展，而这必须以人为核心和基点。但在保护过程中，选择什么人，选择何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教育传承，是保护行为能够实施的必要前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又决定了教育传承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主体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其核心在于它是特定人群代代相传的活态的文化样式，它与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甚至就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或生活方式。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做好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等工作，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对其的活态传承和发展。显然，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非全社会都能参与，而应当由特定人群来完成。特定人群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地域性与延续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世代居住，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为家乡的人群，是进行教育传承的理想对象和恰当人选。

在教育传承过程中，那些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的传承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理解的优势。因为传承者是以自己家乡的文化遗产样式作为传承内容，所以对于作为该文化样式产生背景的当地文化传统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诸多微妙内容，都能够迅速领会和理解；对于各种习俗的特殊功能、意义，也都能够有准确、深刻的把握。二，语言的便利。传承者可以自如地运用自己的母语方言，与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随意交流。在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生僻的土语生词妨碍相互意思的表达，对于言语中通过某些句式的特殊运用、语气的变化等所表达的微妙情绪，传承者也都能够有比较准确的领会。三，文化认知的便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独特的文化样式，不仅具有特殊的表现形态，更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传承者在家乡多年的耳濡目染，使其能够了解和领会家乡文化传统中那些外人所难以明了的文化意味，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传承技艺、习俗等外在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传承与外在形态共生的那些文化意味和内涵，从而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壳化”。

在实践过程中，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进，传承人的权利与利益逐步显现出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仅能够得到文化层面的尊重，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选择过程，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各方利益的博弈与均衡。显然，在各种利益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效果至关重要，从文化权利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传承地域的人群共同的文化财富，其传承权只能是传承地域的传承人群所享有。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贯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属地性原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传承地域、传承人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避免了因保护介入而导致的教育传承与原文化空间的脱节现象，保证了教育传承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内容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地域文化差异非常明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刚刚启动、经费和人力都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实践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是在若干个具备了一定条件的学校特别是高校开展试点，在同一空间内的受教育者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域，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受教育者自身的地域文化背景而对其施以同样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则不免在保护一部分人群的文化权利的时候，却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群的传承权利，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在传承内容的选择过程中，是不是传承对象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有效而操作性极强的甄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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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传承渠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过程中，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引入，意味着教育内容的来源从以往的教育者提供拓展到了受教育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生活空间，教育者从单纯的施与者转变为引导者，而受教育者则从单纯的接受者转变为自主性极强的传承者。在学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中，教学内容的来源根据学生的家乡可以作出相应的选择。从尊重个人文化选择权利的角度来看，依照家乡来选择教育传承的内容，显然是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预期与文化事象演变规律的行为。

按照家乡选择教育传承的内容打破了“大一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在学生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教师显然不能够为来自各地的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学内容，这就为学生走出教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教室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学校教育体制内拓展和丰富了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

作为教育传承的主体，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效果只有传承人能够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其实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评价方式又是不一样的，这为实现对学生的评价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学生素质拓展的意义

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教育传承过程，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一)知识拓展

与学生在书本中接触到的体系化的知识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跃在民间的自成体系的知识与思想的综合体。它涉及到学生家乡自然与人文的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一门“活态的”乡土教材。通过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生在接受统一的知识教育之外，还能接触到家乡的地域文化，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不仅承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将与之相关的地方文化、地方性知识也一并传承了下来，而后者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和语境。

(二)技能习得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丰富的蕴藏，而其在各自社区里的存续状态和传承机制，则是我们尤其需要给予尊重的。少数民族和各地民间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传承方式，诸如师徒传承、家系传承等等，人们维系和保持自身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办法，还有它们在各自社区里发挥功能或展演、展示的活动方式等，都是适应其各自族群或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态而自然形成的。在教育传承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教学内容体现为一种技能：歌舞、戏曲、工艺等。作为技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还融合了地方性的知识、观念和价值选择，因此它是知识与技能的综合体。学生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通过学习，掌握这种极具地方性的技能。在学生的学习时期，这种技能只作为课堂知识学习的补充，而进入社会生活以后，特别是学生在家乡生活的过程中，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的习得，也让学生学会了一种生活或生产技能，从而为学生提供了职业选择的可能。

(三)素质提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延续民族传统，维护文化多样性，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在同一时空内承传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多种文化样式共同呈现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涵盖着风俗民情和民族特征，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有效延续。同时，来自不同地域、民族的学生在同一空间内进行传承活动，对学生树立民族尊重和融合的观念能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了解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对其他同学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解，由此而产生文化平等与融合的多样性观念，从长远来看，具备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公民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过程，对学生而言，是从知晓、了解、传承到热爱的过程，也是学生从精神层面回归家乡的历程，与空洞的说教不同的是，学生在技能学习的过程中，伴随着知识的习得，同时增进了对家乡的归属感和对民族的认同感，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说，就是增进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是一种效果明显而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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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徽州民歌；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J6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246-03

在《中国民间音乐概述》中，民歌的定义是：“民歌是人民在社会实践中为表情达意而口头创作的一种歌曲形式，通过口传心授在群众世代相传中不断得到加工锻炼，具有集体创作、口头创作，在口头传播中不断变异，并能表达人民心声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音乐卷》中对民歌的解释是：“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定义民歌为：“民歌（folksong）指民间口头流传的歌曲。”

徽州是一个地理概念，自公元1121年设立徽州府开始，所辖歙县、黟县、绩溪、休宁、祁门、婺源六县。徽州文化自南宋崛起，在明清达到鼎盛，清末以后衰退。徽州文化以学术思想、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为内涵，以学术、艺术流派为主体。徽州文化的内容广博深邃，经历了上千年的积累沉淀，至今徽州文化资源大量遗存。其中，徽州民歌作为徽州文化资源的精神化形态，反映着徽州的风俗文化、社会历史、宗教及人们的审美习惯，是老百姓千百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徽州民歌作为本地区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成功申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员。

一、徽州民歌保护和传承现状的分析

（一）徽州民歌的保护现状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国内音乐界一直认为徽州无民歌。这主要与徽州社会封闭、地理位置偏僻、语言难懂、专业人才缺乏有直接的关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全国开展了民歌的抢救运动。当时徽州地区的文化部门认为这是抢救和保护徽州民歌的契机，决定成立徽州民歌保护小组，由现任黄山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刘凡带队，走遍徽州的山山水水，不辞辛劳，采用一歌引一歌的交流方式，搜集了徽州各地民歌100首。他们将这些徽州民歌记录乐谱，将现场的录音转制成磁带。现在均存放在徽州博物馆内。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2004年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会议和200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之后，全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黄山市政府决定将徽州民歌作为黄山市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凡、汪继长等老一辈文化工作者重新梳理资料，填写申报书，负责指导拍摄申报片等工作，2006年，徽州民歌正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徽州民歌传承人的申报工作也紧锣密鼓的展开，操明花、凌志远成为第一批省级徽州民歌传承人。

文化部王文章副部长在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中提到：“‘保护’不只是意味着在书斋里对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也不是为了向博物馆提供一些展品，‘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徽州民歌从申遗至今，没有登上过大雅之堂。当年老一辈文化工作者的采集的一手资料已经发黄，磁带也已经退磁，急需要进行徽州民歌的再保护。

（二）徽州民歌的传承现状

经过笔者针对项目开展的田野工作发现，徽州民歌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两种：自然传承和家族传承。

1.自然传承

民歌的自然传承笔者的理解是在生产生活中，由于听得多，看得多，自然就学会了演唱，不存在人与人间的固定的教学关系，也没有固定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场所。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徽州民歌集中的歙县的南乡和黟县的龙池湾地区，男女老少皆是歌手。笔者随便问及他们的歌曲是跟谁学的，问答几乎一致：“不知不觉就会唱了。”事实上，徽州人在田间山头劳动就是学歌的大讲堂。每年采茶季节、插秧季节，全村的人在劳动中你唱一句，我接一句，一来一往，自然而来大家都学会了歌唱。另外，依照封建社会徽州当地的风俗，未婚女人不能与外人接触，已婚女人只能在家中相夫教子。因而，徽州民歌中的情歌、出嫁歌和表达徽州女人生活情感的歌曲只有从父母或公婆那里学得，无法进行其它的传承。

2.家族传承

家族传承是指包括父子、母女或其他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传承民歌的方式。这也是徽州民歌传承的主要方式。笔者以一次调研个案为例：徽州区瓦村余雪堂一家三口都会演唱多首徽州民歌，女儿余立瑛的演唱都是跟父亲余雪堂、母亲徐莲花学得。访问得知，平日里，一家三口一起做家务，一起出农活时都有歌唱。余立瑛告诉笔者，她现在会唱的徽州民歌中的儿歌《磨米磨沫》，就是她妈妈在她上学时一句句的教她演唱的，至今都没有忘记。这类简单的曲调通过耳濡目染即可学会，篇幅较大，曲调复杂的民歌还需要通过口传心授来教给后代。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徽州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很大的改变，居住在田间山头的徽州人开始来到城镇居住和工作，年老一代相继离世，年轻一代外出务工，民歌传承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两种传承方式的弱化和蜕变给徽州民歌传承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三）新时期徽州民歌保护与传承的具体对策

徽州民歌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当今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的、新媒体社会，如何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科学的举措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徽州民歌，让这一徽州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永放光芒，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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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民间文学；现状；传承与保护

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在此影响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取得新的文化话语权。“截止到2018年4月，国家已公布的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民间文学类项目共有175项，占总数的9.5%。”[1]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其中不乏有部分是出于功利性目的加入进来的，为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带来新的问题。

一、“非遗”视域下民间文学多元化发展特征

（一）“口传心授”的交互模式文字创造之后，大部分劳动者未能获得读书写字的机会，一段时间内，大众的交流、互动、创作和表演主要依靠口头语言。“群体中彼此间的知识经验的总结、反思、交流以及传播，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交互模式。”[2]在过去封建王朝统治制度的影响下，劳动人民内心情感的宣泄以及观念意见的表达往往没有适当的出口，于是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创作出歌谣、笑话、俗语等口头文学来调侃俗世，评论时政。但这类表达也有明显的缺陷，一是流传的时间不长久；二是传播范围受限。

（二）来源于集体的创作成果与作家文学存在显著差异的集体性特征，是民间文学的根本属性。作家文学是一个人创作出的，而民间文学所呈现的创作源泉则是一群人，一个集体性场合的劳动成果。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和传播者是同为一体的。一个文本的产生流传是依靠集体的力量，一段原始的歌谣最初可能只有那么两三句话，但在一代一代的传诵中，不同的传播者依据自己的理解不断丰富其内容，构造更为完整的故事情节，久而久之，流传下来的就是一则长篇叙事文。

（三）应时而变的文本信息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本质属性。受不同价值观念、知识经验的影响，个体在发出文本信息时，作出的选择不同，接收文本信息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民间文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你永远想象不到手中的文本到底存在多少种变化。“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个人在不同场景中讲述的文本会发生变异。”[1]讲述人在农忙、祭祀时的文本讲述，也是与其他时间段的讲述存在一些差别的。简言之，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去搜集相关素材，是学者们进行田野调查普遍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二、当下民间文学的生存境遇

（一）生存机制发生转变1.传承场域由全民参与转变为内部传承。人是维系民间文学作品生存命脉最为重要的元素，民间文学时刻秉持“以人为本”这一理念。现实情况却是，在很多传统文化村落，多以老年人为主要常驻人口，青壮年外出务工，少儿群体都走进课堂接收学校系统化、正规化传统教育，故事讲述的既定场域因此发生改变，甚至缺失了。“这与传统社会中民间文学全民性质的创作与参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3]2.传承情境由任性而发转变为摆拍式讲述。虽然目前民间文学仍以口头传播为主，但受到时间、地点、人际交往以及受众场所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民间文学的传承情境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些原本任性而发、任情而唱的民间文学讲述变成了应时而述、应景而讲的摆拍式讲述。”[3]在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素材采集的过程中，民间文学讲述人或传承人要面对镜头机械地重复着故事的讲述。为了塑造故事的真实性，还会找当地的一些群众来扮演听众，而讲述人则是在这种“被塑造”的环境下进行讲述。3.传承方式由口头传播转变为多维互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多媒体影音设备，甚至人人拥有的手机，都可以成为民间文学采录的工具，口口相传不再是民间文学仅有的传承方式。作为体验者来说，从口口相传转变为视听多维互动的感知体验，能够有选择地享受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学，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也或多或少扼杀了一部分口述传承的生机与活力。4.研究范畴由文本分析转变为田野作业。民间文学从本质上看属于文学一类，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学创作。如今民间文学的研究重视田野、远离文本，并希望“由田野作业获得人类文化的普遍性知识或特别地区的地方性知识。”[4]总体来看，文学研究应该是立足于作品文本进行分析，“田野作业和语境分析，只能是一种服务于民间文学作品的科学记录、合理阐释手段，而不能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本体。”[5]

（二）保护机制面临挑战1.传承人老龄化问题严重。必须承认，现阶段各民族民间文学都面临失传的危险。过去羌族地区流传着一句谚语“会说话就会唱歌”，但如今北川6万多羌族人口当中会用羌语进行自由交谈的已不到20人，会唱多声部民歌的就只有3个人了。2.保护传承目的存在功利性。“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5]在各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一些现象尤为引人注意。如盲目争抢其历史故事溯源地，用商业化手段去打造所谓的名人效应，甚至将GDP的增长与当地的“非遗”项目申报挂钩，并且在记录传承人讲述时，还出现故意杜撰部分传承内容、夸大传承影响等现象，这种局面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意在传承文化独特性的设立初衷背道而驰。3.呈现两极分化保护不均的态势。在现阶段“非遗”项目申报过程中，项目关注的保护对象呈现两极分化状态，“神话、传说在申报项目中所占比例较大，甚至还出现多地互抢发源地、竞争申报权及联合申报的白热化现象。”[3]这是由于神话传说中“非物质”抽象形式亟待通过名胜古迹、地方史实等实物形态的“物质”来表现，因此通过这类“非遗”项目在打造区域品牌文化、提升区域名人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就显得更为高效。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在工业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民间文学不得不一步步淡出老百姓的生活，仅存活于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和历史记忆当中。4.静态化、非活态性的保护。当下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大多是静态的、“非活态”性的，大都是将民间文学文本搜集整理、出版成册后储存在图书馆或博物馆内供世人阅览。这虽然是将这些珍贵文本保护起来了，却阻断了其在流传中的应时而变和不断革新，使得部分类型的民间文学只能仅存于民众的记忆中，这种脱离真实讲述场合而进行的非活态传承，对当今民间文学的生存以及持续发展并无多大功效。

三、“非遗”视域下民间文学传承与保护路径研究

（一）强化政府部门的主导地位政府应该强化主导地位，在政策和资金方面提供帮助，文化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民间文化监督管理部门，为民间文化研究与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氛围。“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艺术作品，即是由相关群体通过集体的努力而不断发展形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此过短的保护期可能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结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自身的特点来规定其保护期限。”[6]这就更需要从顶层设计方面来统筹制定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以期能够维护创作人或传承人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传承人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民间文学是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口传艺术，是一种“活着且流动的”文化。“文化部已公布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有77名，仅占总数的3.88%。有31个项目只有一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7]面对传承人匮乏的困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做好传承人保护工作和传承机制的建设。摸清传承人家底，做好“非遗”传承人的摸底登记，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激励力度和扶持力度，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主动吸纳和培养新一代“非遗”传承人。

（三）健全保护传承的“非遗”数字化体系传统的“非遗”保护工作主要是通过纸质的载体进行保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还可以借助现代影像和数字化手段。“截止到2012年，在‘中国记忆——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据库’中以数字化方式保存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44万则，谚语36万条，歌谣10万余首。”[8]数字化储存具有永久性、海量性、便捷性和快速性等优势，健全保护传承的“非遗”数字化体系，有助于“非遗”项目通过各种新颖的数字化手段被社会各界所认知。

（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传播方式在自媒体发展迅猛的今天，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借助网络来进一步扩展其传播范围。想要得到更为有力的传承与保护，需要“采取更加具体、生动、灵活及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形式，线上线下传播相结合，让依赖互联网且乐意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群体及‘非遗’传承人都处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共同致力于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传播与传承保护。”[9]

篇8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人类文明的瑰宝，其必要性不言而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人类漫长、悠久的文明历史中，产生了无数具有文化特性和民族文化渊源的口口相传的技能和民族文化遗产。这些鲜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证，往往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以及各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它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国际社会认知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反映当今文明的标志。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代表着我们优秀文化传统的民间艺术并没有进入我们的主流文化，有的存在于社会强势主流文化的边缘。在各民族发展历史中植根最深、影响最广，是民族情感的寄托，是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体现。它们通过神话、传说、故事和史诗形式记录着一个民族的喜怒哀乐和爱憎好恶，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文化形态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和社会和环境，就会开始慢慢地走向变异甚至死亡。有的民族民间文化因为人口增长、城市扩张、环境污染、圈地运动、生活习性、甚至自然灾害、战争等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日渐失去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并且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一位社会学家曾说：“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人类的感情，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闻名的财富”。所以，笔者认为：不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卫护共同的文化瑰宝是全人类的责任和义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通过决议，设定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国度性荣誉，在2003年10月，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对语言、歌曲、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必要规定。在探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现在一般都要将其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联系起来，比如民间文化艺术：昆曲、剪纸、风筝、印染、雕刻、刺绣、蓝印花布等。《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界定要比我们一般理解的宽泛得多。比如，和文化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有物质空间，如过去的皇城、庙宇和山。故宫是文化遗产，那么朝拜仪式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还有人类生活中社会实践的各种不同方式，只要它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一代一代传播下来的，都可以被纳入进来，所以它的范围很广泛。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到人和人的行为，所以要加入道德考虑和道德限定。有些仪式和习俗，比如西班牙斗牛，一直被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所批评。传统中药里的一些工艺比如使用虎骨、熊胆等，也是受到广泛批评的。所以在进行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首先进行清点，列出急需抢救的重点和有重要代表意义的遗产项目，建立由专家和会员代表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组织（或称保护委员会），评审有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协调有关工作。

一、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措施

第一项措施：摸清家底，是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草案》里，已提出保护工作的三个步骤，即设立“清单、目录、宝藏名录”。具体操作的要求是，首先制定一个清单，把本区域内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进去，这个清单要报上一级教科文组织和保护委员会，最高层次是国际委员会。二是上一级保护委员会和教科文组织，通过评审筛选，对名单中所涉及的具有较高价值的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特别的帮助，拯救那些受到特殊威胁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将一些有代表性的项目纳入《公约》的保护体系，编制宝藏名录。通过以上“清单、目录、宝藏名录”三个基础性工作，建立规范的保护机制，以此保证有适当的人力、物力、财力保护人类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推动所在区域的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关注和重视。

第二项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民族的土，必须培育“根系”，这个“根系”就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之国，几千年的文化连绵不断，许多古老文化原型在不同的时期通过积淀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叠层和变体。当今的学生们、特别是高校大学生们尚未来得及读它、了解它、研究它时，它们中的许多就已经消失了。这些民间的“瑰宝”一经消失，我们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社会就失去了民族的根系，失去了民族的身份。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根系，守住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底线和感情底线，大学生应承担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主要做法有：一是将民间美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式列入大学艺术教育，举办多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二是高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当作一个学科建设；三是高校作为大学生专业与综合技能的培养主阵地，积极参与作为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研信息的研究、开发、推广，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培养的责任；四是打破单一文本、学院式的学术模式，走进文化遗产地进行田野考察，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参与社会实践。据悉，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相类似的机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编入大学教育，填补了民间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

第三项措施：改善区域环境，对经济落后地区，应特别注意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与扶贫相结合

旅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主要的、较好的方式，这是各地区范围内的一个普遍做法。但在开发过程中，我们既要努力使居民从旅游开发中受益，还要尽量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受影响，让当地的传统习俗完整的传承下去。由于大多数文物古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地都处于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因此有关部门应注意协调，把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扶贫项目结合起来，政府提供直接经济援助，组织专门的知识技能培训，使居民能够尽快地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新环境。吸收当地居民参加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和管理工作，通过多种措施使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四项措施：在群众文化活动中，注重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主体的培育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我们应当树立人性的文化尺度，尊重民众文化传承的自发性、自主性和文化个性，为群文活动的蓬勃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那些源自祖先心音的活态文化存在的认识过程，是人性发现和理性传承的民族文化整合的过程。民众主体的培育，群文活动的参与，民间艺术的表现，是民间“瑰宝”根植于民族土壤的最直接的必要手段。

二、注重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立法模式

一是民族民间文化的普查机制。普查是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和资料的收集，其目的就是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的档案，在立法中将其中一些重要部分予以规范，包括政府的责任、公民的义务、普查的方式和要求。

二是民族民间文化重点保护和传承机制。这是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保护的核心。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其中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或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给与重点保护和重点抢救，培养传承人。在立法时，明确认定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标准，政府公布遗产名录，并指定遗产保护者的方法，即保护者享有的相应权利和荣誉，负有的义务等。

三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使用与开发机制。鉴于民族民间文化多产生于民间，主体具有不确定性，整理者、改编者、使用者滥用民族民间文化，侵害产生该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群体的精神和物质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因此，立法应明确，主体不确定的民族民间文化作品、智力成果应该归属于产生它的群体乃至国家。若有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开发、使用，应有不同的鼓励、保护和限制措施。同时对于国家相关法规限定需要保密的民间绝技的传承方式、范围均应予以限制，对于经审批允许改编、整理者，必须尊重原群体的精神、利益、权利，对于被认定为某地区甚至国家极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不管其内部的权利主体是否明确，但其地区或国家可以限制其境外买断著作权。

四是文化生态保护机制。划定文化生态保护比较完整的地区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原生态地保护在其所属地区环境中，使之成为“活文化”，不失为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式。立法中应明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管理方式，以及保护区内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破坏文化生态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五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保障机制。为了使上述工作依法科学有效的落实，必须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包括经费、机构、人员、税收优惠政策、专家咨询机构等，同时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可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全国性的或跨区域的民族民间文化重大项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组织对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专项保护，培育传承人，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

上述民族民间文化立法模式，主要是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强有力的法律责任条款，应与《知识产权保护法》、与《著作权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条文相衔接；通过法定程序，挖掘、保护、抢救、开发、利用这些民间“瑰宝”；通过提高认识，按统一步骤、标准，发挥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群文工作者的作用，注重开发与扶贫，树立人性化的文化尺度；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坚信，中国民间“瑰宝”会永远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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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族传承；非遗保护；高职教育；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社会实践

作者简介：邵晨霞（1972-），女，江苏常州人，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与服饰文化、非遗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9-0086-03

2014年《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中提到：“彰显苏南文化风采，要充分发掘苏南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文化内涵，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作为今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1]。近年来，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而家族传承又是非遗传承的主要途径。所谓家族传承，是指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中间进行技艺的传授和修习，过去的手工技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传承和延续的，然而，现在这种家族传承却面临人才缺乏而传承困难的窘境。

一、家族面临传承人才匮乏困境

2008年常州留青竹刻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常州的留青竹刻从业人员总共有几十人，其中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家族传承、家族对社会招收的学徒、留青竹刻爱好者。在这些人员组成中，家族传承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常州有三支家族传承着留青技艺。家族传承对留青技艺的保护与延续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容置疑的，如果没有家族的传承，技艺又如何能延续百年不断而流传至今？然而，从家族成员参与家族的实际人数来看，家族传承正面临人才缺乏的困境，在非遗的传承中，传承人是非遗传承链中最重要的承载者和传道者，他们是精湛技艺的掌握着，是文化遗产“活”的宝典。因此，传承人的数量及质量将直接影响着非遗的生存与发展态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就存活在这些杰出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的高峰。”[2]

如果没有了传承人，传承链就会中断而产生后继无人的现象，如果本来从事非遗的人数就少，再加上下一代接班的人数又在减少，只要每一代传承基因消失5%，过不了几代技艺就会灭绝。留青竹刻由于学习时间长，经济效益产生的时间也长，对于年轻一代的传承人来说，耐不住寂寞，看不到近期经济收益，是他们不愿传习非遗的最主要原因。家族作为一个传习所，不仅是技艺传授与交流的地方，也是积蓄人才的蓄水池，如果这个蓄水池积不到水源，技艺就会干枯衰竭。高职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高职校非遗人才的培养可通过家族成员走进课堂传授“核心技艺”、设置课程内容与编写“留青”教材、参与工作室项目及拓展社会实践活动等一系列途径来实现。

二、职教家族“非遗”人才培养的对策

高职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实践应用型人才，而常州留青竹刻是一项对实践操作能力要求很高的技艺，这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相符。传统的学徒制是一种古老的职业教育形式，在职业学校产生以前，这种以父子相传或师傅带徒弟、“做中学”的学徒制逐渐成为技艺传承的主要形式，成为几千年来手工业发展薪火传承的主要方式[3]。2013年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出台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在高职院校中培养非遗传承人，不仅可以解决家族传承人才紧缺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高职学生的职业选择。

（一）家族成员走进课堂，传授“核心技艺”

著名鉴赏家王世襄对留青竹刻的定义为：“留青乃用竹之青筠，留作微微高起之花纹，而以去筠之竹肌为地。竹筠洁如玉，竹肌有丝纹。竹筠色浅，年久呈微黄，竹肌则年愈久而色愈深。盖利用质地及色泽之差异，分为纹与地也留青刻画本，极饶变化。因青筠可全留、可多留、可少留、可不留。留愈少，竹肌之色愈外泛，故可假全留、多留、少留、不留，而生褪晕，分层次。明晦獾，因景而施，于是变幻诡谲，而色彩纷呈矣。”[4]留青竹刻作为一门小众艺术，并不为诸多人所知悉，在历史上的竹人名字也难见经传，而且历史上的竹刻作品多不署款，留青竹刻也是如此。过去，手工技艺只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承的保守思想，源于手艺人“安身立命”的本能反应，不立文字，选用“口传心授”，是手艺人出于自身生存考虑而采用的不得已的措施。然而，要“活态”地保护非遗，就得打破原有家族观念，多招收学徒，传承“核心技艺”。所谓核心技艺，学者邱春林说：一项传统工艺的特色有时被材料的独特性所决定，有时被神秘的工艺流程所决定，有时被奇异的风格样式所决定，有时则全凭手艺人高超的技艺、技巧而决定。在材料、工艺、技巧、装饰背后，还存在着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那些能够跨越百年甚至千年而不衰的手工技艺背后，一定有人文价值的支撑，邱春林把这种决定某项手工技艺的特色以及形价值的技艺称为“核心技艺”[5]。留青竹刻的核心技艺包括刀具的磨制及“青筠五色”技法的表现，留青竹刻的刀具市场上没有现成的出售，只能靠艺人自己打磨，不同的刀具表现不同的技法；常州的留青竹刻以写意为主，写意注重竹筠的褪晕处理，画面生动、感染力强，通过到与竹所产生的自然肌理，表现出不同的墨韵。家族成员走进课堂，将核心技艺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成为精湛技艺的掌握着，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二）设置课程内容，编写“留青”教材

早在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始教学活动。”[6]《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7]然而，留青竹刻至今没有一本教材。最早写关于竹刻书是民国时期竹刻家金西写的《竹刻小言》，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却是史上第一本竹刻的专著；之后，王世襄又在金西的基础上写了《竹刻艺术》、《竹刻鉴赏》等书，而留青竹刻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简单介绍了一下，而要传习留青竹刻，必须要有一本专门的教材。教材的编写可以参考家族传承培养人才的固有模式，常州的徐氏竹刻传承人数最多，而且作品的精品数也多，根据徐氏竹刻第三代传承人徐雪草回忆，他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开始学习留青竹刻了，学习具有固定的套路。首先，学习挑选竹材；其次，学习中国传统书画；再次，学习刀具的磨制与技法的表现；最后，进入自己创作阶段。因此，在高职校应设立相应的课程教学，如国画线描、国画花鸟、国画山水、国画人物、书法篆刻、刀具磨制、雕刻技法、美术史论等。此外，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也是很重要的，要成为大师型的传承人才，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学校教育在非遗文化传承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传习与培养，使高职学生提升综合素质，掌握专业技能，成为传承链中的接力者，以保障家族以及民族技艺的延续。

（三）参与工作室项目，拓展社会实践活动

工作室是家族传承“非遗”的主要场所，常州的几大留青竹刻家族都建有自己的工作室，这也是一个传习所，是培养后代传承的场所，后代在这里汲取营养，耳濡目染，锻炼技艺，成熟成才。工作室主要做两类作品：一类礼品，一类精品。高职学生可以参与到礼品的制作中去，礼品的制作并不复杂，定价也较低廉，高职学生通过做礼品，一方面可以了解市场需求，一方面可以有经济收入。此外，学校还应组织学生参观一些展览会，例如由江苏省工艺美术协会组织的精品展、江苏省文联举办的工艺美术博览会等，博览会除了展示留青竹刻作品外，还有玉雕、陶瓷、刺绣、木雕等，高职学生通过接触其他门类的艺术品，开阔视野，活跃思维，提高审美。2015年常州的徐氏竹刻在溧阳南山竹海旁的古松山庄建立了“采竹教育培训基地”，为采竹提供了场地，留青竹刻的选材很重要，因为选材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最终效果。选材以江南地区常见的毛竹为主，一般选用3-5年龄的阴山竹，此类竹子竹青竹簧厚而坚实，所制器物牢固，而且竹青厚也适宜表现多种刀法和画面效果，选3-5年龄的竹子还应以节疤小而平、节距长而竹筒圆、色泽洁净的竹子为佳。竹子砍下后，要随即用山泉水清洗，并且立即放在锅中加明矾煮，新砍的竹子不会马上死，立刻煮熟就是将其纤维素收缩、凝固，如果不及时处理，没死的竹子还在呼吸，进行氧化，而它那时还在消耗营养，竹子的品质就会变差了。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参与和实践活动，能够引导高职学生参与到其中，并从中感受与体验留青竹刻艺术，也增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寓教于乐，使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更趋于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特点是什么呢？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是进化，靠传承而进化，在传承中进化[8]。由此可见，“传”与“承”是多么重要，没有传承又何谈进化？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特点，就是“口传心授”。如果没有了传承人，传承链就会中断而产生后继无人的现象，因此，要活态地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在家族以外广招弟子，高职校充足的生源能够让家族传承吸纳更多的人才，只有参与的人数多了，才越能够出精品，也就越能够保护和延续好留青竹刻技艺。

参考文献：

[1]孟繁玮.手工养民――吕品田谈“振兴传统工艺”[J].美术观察，2016（4）：5-9.

[2]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工作手册[Z].2005：11.

[3]唐利群.传统师徒相授与现代学徒制融通的湘绣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5（50）：179-180.

[4]金西，王世襄.竹刻艺术[M].北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38.

[5]邱春林.守住核心技艺――以大理白族扎染为例谈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方式保护[J].美术观察，2009（7）：11-13.

[6]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http：///index.php/styles/item/99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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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保护传承；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35-02

随着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备受世界的青睐。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高校更应该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保护传承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各种文学作品、技艺、工艺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场所等世代相传的非物质表现形式，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学者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归纳了非遗文化“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个特点。各地区非遗文化的合理传承开发，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使非遗传承人能够保有持续弘扬甚至创新的动力，进而使本土非遗文化成为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现状

云南是祖国西南边陲多民族大省，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与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3年开始，云南作为全国试点省份，开展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普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持续开展非遗申报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诗玛、东巴造纸技艺、傣族泼水节、布朗族弹唱、普洱茶制作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10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列其中，有几十个文化部命名的国家级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同时，《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成为驰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怀秀、李怀福姐弟、香格里拉组合等，也成为云南原生态文化的代言人，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遗文化传承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云南不少传统民居、服饰、语言习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贵的非遗文化亟待保护。

2.非遗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于保护实践，各州市对非遗重要价值的认识不一致、不到位，传承人才队伍参差不齐，非遗学科带头人和专业骨干匮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遗申报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诺族、德昂族等文化遗产亟待发掘和非遗申报。

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之间还缺乏有力的合作机制，非遗传承和保护形式较为单一。除了各级文化馆、艺术院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阵地外，还应发挥博物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遗保护及传承机制多元化提高传承保护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遗传承保护的使命及文化责任

教育和文化传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在。当年，西南联大的闻一多、钟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贵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非遗保护需要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正是高校的优势所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高校学者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很强的思辨能力，通过选择、批判、传承、传播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宣传文化保护传承的责任意识，同时对传承非遗传统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创新的职能。

四、高校在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经验优势，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步伐。

2.建立非遗文化保护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非遗人才培养机制，以老带新，培养更多有志于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专家和学人。

3.构建高校、地方政府与传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动教学模式。安排一名专业教师与一个非遗传承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程或讲座。由传承人现场表演，传授艺术创作技艺、呈现创作过程，由专业教师从学术角度讲授其起源、发展及流变，归纳艺术价值。这种通过口传身授、声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论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传播弘扬非遗文化，也是对非遗传承人一种长期良性的保护。云南财经大学2016年就邀请一批非遗传承人如杨文忠、毕向红等到校开展系列“活态”非遗传承活动，受到财大广大中外学生的好评及政府管理机构的关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园文化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以及国家民族传统节日，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巡展”、非遗系列讲座、学术论坛、“非遗”专题展览和地方戏曲、曲艺、民俗游艺活动等演出，同时收集精品，通过走出去及网络传播的形式扩大传播影响力。以此提升学生及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深化大学生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缤纷多彩的校园文化。

5.搜集、整理有关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化资源，创建非遗名录信息资料库和研究资料专题数据库，以云平台资源库形式用网络传播的渠道，将云南非遗文化传向世界。同时，还可利用大数据，对非遗媒体活跃度、关注度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应策略，为非遗的活化传播寻找方法和路径。

6.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于引导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非遗文化的价值认同，移动互联网媒体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在非遗文化传播统一规划体系下，通过网站、QQ、“三维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加大非遗文化的移动互联网传播和互动交流。

7.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加强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多渠道为非遗传承和弘扬提供持续的经济保障。

8.加强高校与博物馆、文化馆、专项科研机构的联合，形成资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遗保护既需要理论，更需要现场实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遗传承保护应在确定系列课题后，“走出去”主动融入非遗地进行基层田野调查。云南财经大学通过“布朗族弹唱”“傈僳族民歌传承”等非遗田野调查课题研究，正在积累相关实践经验。

10.非遗的传承传播应在继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断创新，融入当代民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大众的喜爱和维护，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立相关研究传承机构。基于此，云南财经大学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更加体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中。

五、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并使非遗文化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是我们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价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引入高等教育体系，将丰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源、教学手段及方法，也对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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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宁.地方高校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研究[J].大众文艺，2014，（5）.

[3] 李桂云，缪悦.学校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