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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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法基本原则 理论基础 现实根据 依据

法律原则是一个部门法存在的根本，任何部门法如不能归纳、出若干自己的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严密、周全的理论和相应的体系。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定社会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其核心是如何税收法律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 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建设中的主要理论，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作以探讨。

一、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有人认为“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税）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 。”也有人认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是规定或寓意于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 。”

对于税法的基本原则的，我国学者观点不一，论述颇多。1986年刘隆亨教授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和西方税法基本理论，将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社会效率原则介绍到我国，研究如何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六原则说等四种，即使所主张的原则数目相等，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仅相同 。徐孟洲教授根据价值取向将税法基本原则区分为税法公德性原则和税法政策性原则。税法公德性原则涵盖以下内容：（1）保障财政收入原则、（2）无偿征收原则、（3）公平征收原则、（4）法定征收原则、（5）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税法政策性原则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而刘剑文教授将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 。还有学者认为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税收民主主义原则 。税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意见归纳起来有十几项之多：（1）财政原则、（2）税收法定原则、（3）税收公平原则、（4）税收效率原则、（5）社会政策原则、（6）实质征税原则、（7）合理征税原则、（8）平等征税原则、（9）普遍纳税原则、（10）简便征税原则、（11）税收重型原则、（12）宏观调控原则、（13）无偿财政收入原则、（14）保障国家主权和利益原则、（15）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16）税收民主主义原则、（17）税收公开原则、（18）保障财政收入原则等等 。

我国学者以上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难免存在以下嫌疑：（1）以偏盖全，将某一具体法律制度当成税法的基本原则；（2）未能正确界定税法基本原则之定义，将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3）混淆了税法原则和税收原则之概念。

二、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那么，到底那些原则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呢？我认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定主义、合法性原则等等，它是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 。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 。我国学者认为，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纳税人有权拒绝。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等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 。它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方面：（1）课税要件法定原则 。课税要件是指纳税义务成立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税制要求，包括纳税人（纳税主体），课税对象（课税客体），税率、计税、纳税期限、缴纳方法、减免税的条件和标准、违章处理等。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件的全部内容都必须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或当事人随意认定。（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对课税要件法定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课税要素、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3）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它要求税收稽征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核查；税务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即要作到“实体合法，程序正当”。（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是指税法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司法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禁止类推适用。在税法域，溯及既往条款将会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而类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以次为由而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在根本上阻滞税收法律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现代税收法律主义所吸收。（5）禁止赋税协议原则，即税法是强行法，命令法 。税法禁止征税机关和纳税义务人之间进行税额和解或协议。

2、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对此可参照西方有“利益说”与“能力说”。“利益说”依据“社会契约论”，认为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则依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即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来确定，没有受益就不纳税。而“能力说”则认为征税应以纳税能力为依据，能力大者多征税，能力小者少征税，无能力者不征税。而能力的标准又主要界定为财富，即收入。我国实际中通常用的是“能力说”，按纳税人的收入多少来征税。税收公平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 ：（1）税收立法公平原则。它是公平原则的起点，它确定了税收分配的法定模式，没有税法之公平，就没有税收之公平；具体又包括（1）纳税地位平等原则，（2）赋税分配公平原则，它可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只能力相同的人应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能力不同的人应纳不同的税。（3）税收执法公平原则，也称为平等对待原则，即税务机关在运用税法时必须公正合理，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应给予相同的对待。

3、税收效率原则。指以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税收收入，并利用调控作用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税收的效率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大方面。税收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率之间的比率而衡量，即表现为征税收益与税收成本之比。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程度，征税必须使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税率。 三、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对上述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之判定是依据以下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而得出的结论：

1、 基本原则法理之构成要件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

法告诉我们，一项原则是否能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至少要满足此条件：（1）该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能够作为该部门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得到，即该原则在该部门法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性。（2）该原则必须具有贯穿性；原则能贯穿该部门法的总则与分则，能贯穿于该部门法任何具体制度。（3）该原则具有独立排他性；该原则须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相互区别，不被其他原则所吸收。（4）该原则须具有能反映该法本质特征的专属性，反之则不能作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5）该原则须具有合宪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的“母法”，该原则的确立须依据宪法，原则的内容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也只有符合上述法理规定的几个条件后，才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现实根据

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应。任何一国的税法基本原则通常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下构建的，其核心是税收法律关系应适应一定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各项经济活动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进行。税法，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决定税法，税法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客观。经济决定税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确定税收负担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充分发挥税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税和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必须强调税法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而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税法的灵魂，它必须能够反映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税目、税率、课税依据、课税对象、税收的开征、停征、负征、减免、退税、计税以及纳税的程序都必须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规定，这些均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次，党的政策也强调执政为民、依法行政，而社会主义市场本身是法制经济，法追求的价值即是公平、正义、效率；因此，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要求税法也难体现正义的精神，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涵盖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最后，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需要国家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管制，需要完善的法制对它进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所以，体现国家意志的税法理应是贯彻这种意图，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更应理当其中体现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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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含义，就必须联系民法的原理，原则和规则来加以区分。如对原则一词的词义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不管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或拉丁语中，原则的核心意思都是根本准则。原理是原则的上位，原则是规则的上位，这样看来从原理到规则的概念外延是由大到小，依次递减。如，民法自治属于民法原理，即民法的根本原则，平等、公平、诚信等属于民法原则，即民法的基本原则。下面着重阐述民法的基本原则与民法具体原则和民法规则的含义与区别。

1.三者的概念

关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拉伦兹指出“：整个法秩序（或其大部分）都受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1]。知名学者李开国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体现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的根本要求，贯穿民事立法、司法、守法始终，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和衡平作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是民法精神实质之所在”[2]。虽然他们观点和表述有所差异,但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的灵魂,它是贯穿于民法始终的根本规则,它像一只无形的大手调整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当民事法律具体规范落后于社会发展时，它将填补漏洞，从而克服法律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任何对民法规范的解释,任何对民事行为的合法性的判断,只要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违反民法,就是无效的。所谓民法的具体原则,是指在民法域具体法律关系领域内的规则,它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在该法域具体法律关系领域内的展现。比如，公平原则在合同法领域表现的具体原则是等价有偿原则和显失公平原则；而在侵权法领域表现的具体原则是公平责任原则，完全损害赔偿原则和损益相抵原则。民法的法律规则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民事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即法律学界通常所说的民法法律规范。

2.三者的异同

民法的具体原则与基本原则一样,不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模式,但具体原则与基本原则相比，不具有基本原则那样的普遍性、最高命令性和高度抽象性。民法的规则与基本原则相比,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标准,指示人们在具体的情况下应当为什么、不应当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否则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也即规定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后果。而基本原则则不同,它并未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模式，也未指明法律后果。不过,法律规范是以基本原则为指导的，它将基本原则具体化，并将之与一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从而实现基本原则的命令性。正因为此，在具体适用法律时总是先根据具体事实寻找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仅在无具体法律规范适用时由法官依据法律的具体原则、基本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谈民法的基本原则离不开民事法律关系，而民事法律关系，指根据民事法律规范确立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是指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必要因素或条件。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这三要素是任何国家研究民事法律关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由三要素出发，笔者认为任何国家关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包含共性的三个基本原则，主体上是民事主体平等原则，在内容上是公平原则，在客体上是意思自治原则。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国民法有着其他国家民法共同的基本原则,也必然有不同的原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没有共同的基本原则,就不能称之为民法;没有不同的基本原则也就谈不上中国民法。我国基于传统,非常强调国家政策的作用，把它作为法律补充原则。下面从共性与个性两个角度谈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共性原则

1.民事主体平等原则

该原则是民法的核心原则。它是民法得以成为民法的前提和基础,是民法为私法的依据,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标志。平等原则在现行法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3条：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其次是《合同法》第3条：订立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平等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论其在民族、性别、年龄、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限制和剥夺。第二，不同的民事主体参与民事关系，适应同一法律，具有平等的地位，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也不例外。第三，民事主体产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时必须平等协商。第四，民事权利平等受法律保护。

2.公平原则

公平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社会正义的表现之一，一个社会要做到公平主要体现在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上,也就是说公平在于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行为与报偿相称。公平是人们对社会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表现出来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起到净化社会环境，支撑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法与公平有着天然的联系。法的产生必须以一定的公平观为依据,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法,是为了维护自己认为的公平关系,法是一定公平观的具体体现、标准,公平观是法的思想基础；而公平也离不开法律,一定的公平观,一定的公平关系只有体现为法律，才能得以实施和保障。《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而《合同法》第5条再次强调：“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3.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3]。意思自治原则又称自愿原则，是指根据自己的意志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它具体体现为结社自由、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遗嘱自由等方面。它是民法的重要指导原则，是其他民事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奠定了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基础地位，民法的主体制度就是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法律赋予并且保证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有行为能力制度。而法律行为和制度则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展开，是实现意思自治的工具和手段。意思自治原则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它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律范围内广泛的行为自由，这些自由包括做与不做，选择内容、相对人和行为方式，处分权利及救济方式。其二，它允许当事人通过法律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此为民法的任意性调整方法，也就是说它不确定具体的行为准则来要求各个民事主体照此行事，而是划定一个界限和范围，允许民事主体在此范围内自由行事。其三，确定国家机关干预与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的合理界限，只要民事主体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家不得干预。当然意思自治是有限制的，这就要求当事人在意思自治时要诚实信用。正基于此,有些学者把诚实信用当作意思自治的应有之义[4]。而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又要求权利不得滥用，即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反面规范[5]。总之，由意思自治原则我们可以引出诚实守信和权利不得滥用两个原则。

（二）个性原则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民法也不可能穷尽民事活动中的所有行为，因而就需要有补充原则来弥补民法调整的空白。所以,我国把国家政策作为法律的补充渊源,即在法律没有规定时,民事活动应遵守国家政策。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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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平等互利

 

一、引言

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应有其基本原则，没有基本原则的法律不可能作为法律存在。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理应有其基本原则存在。但在国际经济法学界，国际经济法具体包括哪些基本原则，则是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主张：一、.国家对天然财富与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经济合作以谋求发展原则及公平互利原则；二、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以及有约必守原则；三、国家主权和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及履行国际义务原则。

本文认为上述学者均从一定的角度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了较好的分析和说明，但也存在一些缺陷或不足之处。有的把具体原则当做基本原则，有的把国际公法领域的基本原则拿来当做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的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不够全面等等。

为了进一步探讨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以更好地指导国际经济法向前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各学术前辈。

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原则” 一词来自拉丁语的 “principium”,有 “开始、 起源、 基础、 原则、 原理、 要素” 等含义。在英语中 , “原则”一词的对应词是 “principle”,它具有如下含义: “(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真理或学说 ,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和来源; (2)确定的行为规则、 程序或法律判决 ,明晰的原理或前提 ,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 ,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 ,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 ,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分” 。在汉语中 , “原则” 中的 “原” 字是“源”的古字 ,有 “根本、 推求、 察究、 原来、 起初” 之意。 “则” 是规则之意。 “原则” 的现代意义是指观察、处理问题的准绳。通过以上几种语言的语义分析可以看出 , “原则” 有其他规则的来源、 依据或基础之意。这样 , “原则” 的核心语意应是根本准则。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指导性的法律原则。本文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三大原则：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

三、国家经济主权原则

所谓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指的是每个国家对本国的全部财富、自然资源以及全部经济活动，都享有并且可以自由行使完整的、永久的主权，其中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经济主权原则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构成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本国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利，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这是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总体现。据此，各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经济制度，并按确立和发展这种经济制度的需要，一方面独立自主地制定各种内国的和涉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另一方面，独立自主地对外缔结或参加各类国际经济条约，开展对外经贸往来，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压制和威胁。

（二）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各国境内的自然资源是该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永久主权宣言》明确规定：“承认各国享有根据本国国家利益自由处置本国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尊重各国的经济独立。”“建立和加强各国对本国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主权，能够增进各国的经济独立。”基于这一原则，《永久主权宣言》特别强调：“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而实行的国际合作，不论其方式是公私投资、交换货物、交换劳务、技术援助，或是交换科学情报，都应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独立发展为目的，并且应以尊重这些国家对本国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主权为基础。”

（三）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

《宣言》和《》 一再强调：东道国对于本国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权，并且突出地强调对境内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管理监督权。基于此，外国企业或公司在东道国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一切有违该国法律和政策的活动必须被禁止。这种规则的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在于国家的属地管辖权。

（四）各国有权对境内的外国资产进行征收或国有化

对于境内的外国资产，各东道国只有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时才能对其进行征收或国有化。因为它来自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东道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征收外国资产，否则对外国资产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外国投资主体在东道国的投资，从而最终影响东道国本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东道国在本国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对外国资产进行国有化或征收，只是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东道国必须给予充分及时的补偿。

上述是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内容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出经济主权在一个国家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中国学术期刊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主权原则是平等互利原则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的基础和核心。

四、平等互利原则

所谓平等互利原则法学论文，指的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富贫，在国际人格上一律平等。任何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关系中不容许要求任何特权，不容许要求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能以损害对方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更不能以牺牲或榨取对方为目的，只能以互利为基础。实践表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互利，也只有真正实行互利才能贯彻平等原则。

在国际经济领域，平等互利原则不能只从商业意义上理解，例如，在特定国际经济交往中双方获利，而应视为与主权、独立和经济自决等密切相关。

这里之所以提到平等互利原则而不是公平互利原则，那是因为本文认为平等之中就已经包含了公平。没有公平就谈不上平等。公平互利是平等互利中的应有之意，理应包含其中。因此对于坚持公平互利原则的观点值得商榷，本文认为坚持平等互利原则的观点更合适。

五、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

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指的是国际经济法主体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应展开最广泛的合作，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经济已经渗透都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与一体化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需要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才能实现这美好愿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哲学领域中的真理。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其物质基础在于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可估量，因此开展全球经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此举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

对于全球合作原则或国际合作原则的提法，本文认为不妥。全球或国际合作的范围比全球经济合作的范围要广得多，例如，全球合作包括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的合作。因此全球合作或国际合作原则范围太广不能适用于国际经济法领域，本文认为只有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更能适用于国际经济法这一独特的法律部门。

对于有约必守原则能否成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本文持否定态度。有约必守原则是国际公法领域中的一项古老的原则，如果把此原则拿来当成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话，就会出现矛盾。因为之所以是基本原则，指的是在某学科领域中起指导性基础性作用的原则，因此某一基本原则只会属于某一学科，不会存在某一基本原则同时适用于两门或更多学科中。基于此，本文认为有约必守原则是国际公法中的基本原则，而不能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中的基本原则。

六、结语

国际经济法的上述基本原则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其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平等互利原则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是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内在要求。平等互利原则强调作为单个的国际经济法主体间的平等，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则着重于所有国际经济法主体在全球经济领域中的合作。二者各有其侧重。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这三大原则共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系。

参考文献：

[1]王贵国:《理一分殊——诌议国际经济法》，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2]王传丽：《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页。

[3]陈安：《国际经济法学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0—151页。

[4]张晓东：《国际经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7页。

参考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编。

[6]参见《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第一部分，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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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诚实守信原则

[中图分类号] D920.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068-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32

[本刊网址] http：//

研究行政法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行政法的发展是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制约史。在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进步可以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发展变迁体现出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历程

早期，我国行政法学者主要从“行政管理原则论”的角度出发研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后来逐步发展到“行政法治原则论”，最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成熟行政法基本原则。

（一）行政管理原则论

早期的行政法管理原则论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认识比较粗浅，其主要是将行政法基本原则和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等同起来，这种思想主要是来自前苏联的行政法学。早期我国行政法学者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精简的原则”、“民族统一平等原则”等之类的行政色彩明显的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凸显的是行政的原则，而不是法的原则。学者们持这样的观点，主要原因是对行政法的性质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误将行政法看做是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为何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行政管理原则等同起来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也我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人们普遍缺乏对规制和限制行政权力的重要性的认识。

（二）行政法治原则论

行政法治原则论已经是行政法发展的一大进步，此时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已经具有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雏形。行政法治原则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和政府行使权力时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这不是一种行政的原则，而是管理行政行为的法律原则，正是现代法治国家在行政领域需要普遍奉行的法律准则和行为准则。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欧美行政法学界，欧洲大陆也盛行这类观点，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主要包括“行政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程序正当”、“行政公开”等一系列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深刻的体现了民主法治国家的法治精神和观念。我国在受此类学说的影响下，也逐步形成了以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为主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学说。我国行政法学界在此时期内，比较统一的将行政法基本原则概括为“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

（三）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我国行政国内法学者认识到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并不足以满足我国行政法的需求，该基本原则观点受到了抨击和批评。学者开始多角度的探讨行政法基本原则，比如从效率角度提出“行政效益原则”，从权限来源角度提出“行政区法定原则”，从程序角度提出“行政程序优先原则”等，这些观点成为了我国行政法学界比较主流的观点，并且对于行政我国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有着重要作用。这是欧美行政法学说在中国不断扩大的结果，也是中国法治意识提高和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结果。

二、详述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行政法始终，反映了行政法的本质，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原则。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来源于国家的立法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除此之外还来源于行政法学界理论。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及学者的论述，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高效原则。

（一）合法行政原则

合法行政原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其二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1.有明确的法律授权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基础，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活动都要有立法的明确授权，有授权才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取行政措施，才能做出减损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相关权益或者增加他们的相关义务。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没有立法性的授权，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上述相关措施，否则该行政行为违法。

2.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意味着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任何决定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没有法律依据或者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的行政行为都是无效的，该行政行为违法。另外，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还要求行政机关要积极地行使行政权，积极履行法定的作为义务，行政机关不执行或不实施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同样也会也会构成违法，这是不作为的违法。

（二）合理行政原则

合法行政的原则主要包括公平公正原则、考虑相关因素原则、比例原则三个方面的内容。公平公正原则即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要平等的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考虑相关因素原则即使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尤其是考虑与立法授权目的相关的各种因素，同时对于无关的因素则不予考虑；比例原则即使要求行政功能机关在采取行政措施和作出行政裁决时应当采取适当的手段，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要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为相适应，以求达到最好的行政效果，包括必要性与适当性两个方面的内容。合理行政属于实质行政的范畴，要求实施行政行为的人能达到最低限度的理性，即具有一个普通正常人所能拥有的合理与适当，合理行政原则是社会道德在行政法中的体现。

（三）程序正当原则

行政法中的程序正当原则与一般诉讼法中的程序正当原则相似但又有区别，它比其他程序正当原则拥有更特殊的内涵，是现代行政法的主要原则之一。这里的程序正当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一般规则，主要包括回避原则、行政公开和公众参与三方面的内容。

1.对于回避原则，其内容与其他法律中的回避原则类似，但主体略有区别，其是指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足以影响行政行为的公正性的原因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予以回避。

2.行政公开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的内容、程序、范围、结果等方面的内容，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都应当向社会公开。行政公开主要是为了加深行政行为的透明程度，促进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行政权，这是法治政府的重要内涵之一。行政公开原则也是为了加强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活动的监督，促进提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3.公众参与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重大行政决定时要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尤其是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要权益时应当充分保障其发表意见的权利，听取他们的陈述和申辩。

（四）高效原则

高效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履行法定职责的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定时限要求，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不得无故拖延和不作为，这容易造成行政的不公与侵权。一切不作为或者超越法定时限和不合理的迟延的行政行为都是违法的。

三、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足

行政法基本原则发展至今天，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限制、约束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趋势已成为必然，行政法实现了由行政管理模式向行政法治模式的转变。然而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中还有许多不足，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具体来说，虽然行政法的重点在于约束和限制行政权力，但是行政法仍需要赋予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行为的正当职权，行政机关在进行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事务过程中，没有相应的执法权力和手段对其进行保障则会导致政令无法得到有效施行，会使行政管理陷入困境。行政效能方面的内容应当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中体现出来，缺少这部分内容将导致基本原则体系的不完整，这是目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一大缺陷。

当前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没有将行政机关的责任纳入基本原则体系，这将削弱行政违法的力度，使得行政法的其他规定流于形式。当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正当行使行政权力时，具体行使行政权力的机关或者是他的主管机关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将违法行政行为的责任明确到具体的行政主体才能真正有效地减少行政违法行为，真正起到规范行政行为的作用。

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没有深入挖掘行政法基本原则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说行政高效的根本是在于利民、便民，但行政法基本原则中的高效原则中却并不包含便民利民的内涵；或者是行政公开不但要信息公开还要求公开的信息真实有效，而基本原则中并未涉及到行政机关亦需要遵守诚实守信原则的内容。

四、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重构

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但在体系的完整性方面和细节的设计方面尚有欠缺，因此在当前积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今天，重构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完善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意义十分重大。重构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并不是要完全过去的原则体系而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而是在原有的体系之上，对其进行完善和细化。关于重构现代行政法体系，笔者有如下设想：

其一，保留设计的比较合理和完善的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以及程序正当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将高效原则改为高效便民原则。高效便民原则包括行政功能效率原则，包含原高效原则原有之义，另外还包括便利当事人原则，即在行政活动中应当采取便利当事人的方式来进行，不得增加当事人的程序负担。例如提供便利的交款渠道，或者是设置集中办理行政业务的政务服务中心等。在行政活动中当将便利当事人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有之义。

其二，增加权责统一原则。权责统一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行政效能原则，该原则解决了行政权力来源的问题，为保障政令有效，提供相应的执法手段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是指行政责任原则，从行政法基本原则出发要求行政机关承担其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能够更好地保障性对相对人的权利，同时也能通过增加责任的方式来要求行政机关积极、合法的进行行政管理活动。

其三，增加诚实守信原则。行政法中的诚实守信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信息公开时，不论是向其他行政机关，还是向一般的社会公众、企业或者组织提供信息都应当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全面、有效的信息。另外诚实守信原则还包括另一层含义――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这要求行政机关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和变更已生效的行政决定。若是行政决定可以朝令夕改，那么行政机关的权威信得不到保障，也会是行政行为失去公信力，因此保护公民信赖利益十分重要。

五、结语

行政法的进步和发展意味着现代人们对行政法治的追求，对服务型行政的追求，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过程中，注重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内容。目前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政策性文件和学者理论研究中，只有理论研究的不断完善和进步才能使得完整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在立法文件中得以体现，才能促进行政立法的进步，进而规范我国的行政秩序，改善行政环境。

参考文献：

[1]章志远.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2]杨彬权.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重构[J].法制与社会，2007（4）.

[3]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J].中国法学，2003（4）.

[4]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J].中国法学，2003（3）.

[5]许璐瑶.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再认识[J].商业经济，2013（1）.

Discussion on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WANG Ying

（Faculty of Law， Henan Police Academy，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篇5

我国现行刑法总则部分（第3、4、5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已经明文规定为刑法的基本指导原则，成为刑事立法、司法活动必须遵行的基本原则。缘此，这三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

然而，笔者依然有所质疑。

是否可以因为刑法基本原则已落户于刑法典中，或因为之前之后曾经大规模地讨论过，现在就可袖手不问了，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否真的业已解决？诚恐不然。

首先，刑法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只是“已然”，未必是“必然”或“应然”，这自然是由法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先天不足造成的。其次，法学理论研究不是仅仅作为某部法律规范的“法窑”而存在的，而应为整个法学进步的引擎，既务实又要有前瞻性。再次，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发展，立法和司法环境也在改变。

故此，笔者认为旧题重拾亦是有以。

谈到刑法基本原则，我们无法回避另一相关概念，即法的原则。

本文着意从法理的角度分析了何为法的原则、法的原则的分类，以求理清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的关系。以此为阶，本文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以比较的眼光对刑法基本原则进行研讨，即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对比分析中，找出刑法基本原则的各方面特性，以此进一步检验已有的及新近的提法，并力求对以后刑法基本原则可能出现的提法准备辨认手段。

「关键词

法的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 宪法基本内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 刑法平等适用原则

Abstract：

In the General Rules （item3， 4，5）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 equal status from criminal law principle， crime and penalty by law principle and crime equaling penalty principle have been laid down in clause clearly as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s， and the three so turn basic principles which must be obeyed in the course of law making and performing， because of this， it seems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three as the basic principle in the criminal law could not be removed.

However， the author believes it to be inconvincible.

Could we be relaxed and lie comfortably just becaus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has resided in the criminal law or it has been explored by lots of people before or after it was laid down in clause？ Or the problem has really been solved？ I‘m really afraid not.

Firstly，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 has been fixed in the criminal law is just “so ” but not really “must be so ” or “should be so ”， which is naturally caus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law such as “behind-lagging” and “not-all-in” these born flaws. Secondly， the theory study of legal science doesn‘t just exist as a “kiln” of any branch law， it should be the motor of forward moving of the whole legal science， and need be not only practical but foreseen. Thirdly， the whole society is developing， and the legal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as well.

As a result of that， the author believes it is reasonable to remention the old object.

Mentioning the basic principle of law， we could not escape another related concept， which is legal principle.

In this article， it is attentively analyz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jurisprudence what is legal principle and the classifying of legal principle， in attempt to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of legal principle and basic principle of law. On the basis of that，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in eye of comparison， meaning detecting all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criminal law principle by comparison of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to that of constitution and that of civil law， and further checking the old and newly-coming concepts of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trying to prepare checking methods for the possibly coming concepts of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in future.

Key words：

Legal principle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Basic principle of constitution Basic principle of civil law Equal status from criminal law principle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见，争论纷纭不休，到现在依然持续，未能达成普遍共识。

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分歧，要而言之，多集中在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认定的依据，以及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等方面，后二者尤其为论争的焦点。

其实， 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到今天尚不十分明确，与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有重要关系。笔者以为，刑法基本原则虽然属于刑法学问题，研究着眼点却不宜囿于刑法学这一端口。欲将其彻底澄清，就须全方位地进行多维捕逐。

故此，笔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韪而试从各个角度诸如法理学、刑法学、比较研究等对该问题详作推敲。

一。 基本法律原则法理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国内外学者的认识颇为纷纭。依照英国法学家沃克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法律原则就是：许多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前提，不断地、正当地适用于比较特别和具体规则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确地解决的案件的一般原则。可见，这主要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所作的诠释。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原则即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1] .我国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2] .从而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包含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这才使得法的原则具有“内容的明确化程度较低”[3] 非常抽象、较为稳定、覆盖面广[4] 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对法律基本规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备这样基本功能：（1）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对法律制定和法律规则理解具有指导意义。（2）可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3）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以上这些，究其实质，乃是法的原则的内容施加于立法、司法活动的状况。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则可以做出如下分类：（1）按原则产生基础的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国家关于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理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律原则最通常的涵义。（2）按原则的覆盖面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3）按法律原则内容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法律原则和程序性法律原则。实体性法律原则指规定实体法律问题的原则，其功能为调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性法律原则是程序性问题的原则，具有调整程序上权利义务的功能。[5] 当然，法律原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还可以做出其它的分类，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意厘析的问题主要是法的原则和基本法律原则这两个基本概念，即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法的原则是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显而易见，法的原则是立足于“法”而非“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它属于整个宏观法领域，可以说是万法之本，基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法律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共处的问题，因为其本身即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并不会增生出任何新的涵义。而通常所谓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具体法律原则而言的，不过，就目前理论界的认识而言，实际上普遍存在将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混谈的问题，甚至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涵义时也模糊不清，所谓“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6]、“对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准则”[7] 之类阐述，都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更无从确定与法的原则的分界。

实际上，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是不能等而一视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的研究背景，严格地说，是迥然有别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则是着眼于具体法律部门进行探究时的用语，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等等说法；也正是基于此，这一概念才有“具体法律原则”这一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宏观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具体法律原则。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此外，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法的原则所能作用的范围显然大于基本法律原则；在稳定性和抽象性上，后者也显然逊于前者。

不过，这两个相形迥异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二者存在共性与个性上的联系。其一，离开法的原则，基本法律原则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则正是法的原则在部门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样，撇开基本法律原则而言法的原则也是空谈，因为法的原则之所以存在于法学领域，正是人们对各种部门法的各种规律认识的更深层次归纳提炼，各部门法是其存身的载体。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围上亦有相竞合之处，即很多情况下，二者都要依托于法的概念和规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其三，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的原则有助于或会影响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且有些情况下，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的原则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则探究

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纭，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8] ；也有学者主张，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9] ；也有人将刑法基本原则定义为“正确、科学地进行刑事法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贯穿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过程、体现在刑事法律活动各个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动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或准绳”[10] 或“在制定和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11] .

上述几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更侧重从法律适用角度予以阐释而外，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出入，其实只是具体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笔者拟参酌以上观点稍作补充而将其定义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贯穿于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始终的根本性准则。

不难看出，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之所以众说不一，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标准的认识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表现于法律部门中的情况，故而它只能为部门法所特有；它有别于具体法律原则，故更为抽象深刻；法的原则是对法律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因此体现于部门法中必然是部门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有意识掌握的产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必将对法律规范的制定、适用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刑法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以下根本特性：（1）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为许多部门法所共同具备，否则不属于刑法基本原则。（2）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则，是刑事法律活动根本依据。（3）它贯串全部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的全局，指导整个刑法立法、司法活动。（4）它是刑法领域中的规律的总结根本价值追求，而不属于具体现象或某方面活动规则。

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则的特性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为判断标准时必须满足全部要求，否则不能确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刑法基本原则包含那些具体内容？按照法学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似乎已成公论；有的学者还提出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奉之为刑法基本原则必不可少的内容。

转贴于

依笔者愚见，虽然学界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前三项内容多持认同态度，从学理上讲，也不敢苟同。因为学者们之所以终于认可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规定为理由，落入“律学”的故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虽然这一内容已被我国刑法典奉为基本原则规定于条款之中，它的问题依然明白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根据其涵义，显然是宪法基本原则活剥下来而置于刑法之中的结果，尽管其长期适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可以作为刑法的一个基点，但这毕竟是不审慎的，从法理而言，如此搬用并不符合立法科学，故不可助长。据笔者看来，若改作“刑法平等适用”或许更能为刑法所接受。

至于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刑罚个别化能否树为刑法基本原则，笔者愿就此试作分析。罪责自负的涵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12] .对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体分析。先看其是否贯穿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通常，如果一种原则存在于刑法规范之中，也就会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因为刑事司法活动必定要遵循刑法规范的规定，但将二者换位则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规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为二者的遵循关系是单向的，不能颠倒逆转。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规则、原则和概念。一种原则如若贯彻于刑法规范的全程，定然会对刑法规则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从前提、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面作用于刑法规范；从而不难明晓，刑法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对象也须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论年龄大小、行为能力有无等状况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并非“有罪的人”。以此为绳墨，不难看出，罪责自负不能符合。因为罪责自负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是“罪”而无涉于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且其针对的也只是认定为有罪的人，不然也谈不上“自负”，也就是说，若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等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涉及，因无行为能力人（如十四岁以上十六岁以下者）很多情况下是不会治罪的，何言株连不株连等等问题。有人认为罪责自负是贯穿于法律适用全过程的原则，依笔者所见，连这种观点也是不确的。因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责”也可能不负，比如身患绝症的被判为有罪的当事人。也就是说，罪责自负甚至连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也会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惩罚与教育结合，其实也“只有在非刑罚处置措施和量刑与行刑的规定中有充分体现，换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义而非根本意义，既无实在法所赋予的实然性，也难于成为理念法的内容，因此也不具有应然性，它实际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杀’‘两少一宽’等政策一样，不具有全局性意义。”[13]也谈不上基本。

刑罚个别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指，有学者认为“即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之效。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犯罪人诸方面的‘个人情况’，因而，为了正确适用刑罚，就必须对犯罪人进行‘人身调查’，即对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情况’进行调查。”[14] 后来，有人提出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待遇的制度，即刑罚的执行，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罚改造方式。”[15] 总而言之，甚至可以视之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演化或支原则。因为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必然可以要求对其客观方面、定罪量刑情节予以具体全面考量，也就是对之更加引申细化。

唯主客观相统一尚有可讨论的价值。“我国刑法从犯罪概念到犯罪构成原理、从犯罪构成规定到犯罪形态的规定、从社会排险行为的判断与处置到对罪犯的量刑与行刑，无不体现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对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也是刑事司法从愚昧走向科学、文明的结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应然结果，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必然结果。”[16]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认为仍须讨论，是因为这一原则也难脱引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说。

下面，笔者拟对上文业已论定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讨 .

从法律体系上看，刑法属于具体部门法，宪法则归于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畴，与之可相对照的是私法范畴的民法。故以下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与民法基本原则两方面进行对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比较

宪法基本原则略述

人民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宪法通行的原则，故本文只就此立论。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一切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而非主权在君或主权神授。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已经不是单纯针对神权、君权意义，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民主权说，将人民定义为权力的来源，是对人民根本地位的确认。基本人权原则系由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演化而来，主要强调人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发展、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等权利。法治原则亦称宪法至上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其内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弃基于特权、特殊身份等对人的人格及基本权利采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当今社会，该原则更为发展丰富，具备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含义。

二者之比较

首先，性质之比较。

在性质上，宪法基本原则更具根本性、政治性、优位性。因为宪法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本大法建构的础石，故而更为根本，堪为宪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则只是宪法治下的刑法部门的根本准则，之间明显存在层级差异。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确定的根据和蓝本，其基本原则起着全方位统摄的作用，故而有着极强烈的政治色彩；刑法基本原则较之则当然逊色。再者，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了一国社会的总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发挥作用无疑都须遵循，可以看出宪法进原则相比之下更为优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作为行为人某种或某一系列行为的参照标准进而影响其行为；宪法基本原则常常不直接作用于人的一般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基本原则大多关乎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其次，效力之比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别是极为显豁的。效力，从法理上讲，指的是法律制度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约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调整内容、制定过程的重大和严格，地位自非同一般，这就使得作为其根本内容和指导方针的宪法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门法律的制定实施均须以之为根本准绳。刑法基本原则作为部门法的重要部分，其约束力面积和程度远不及前者。因此，从效力上看，宪法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明显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内在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17] ，属于一种可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较，一则，宪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一般只具单重性，亦即刑法基本原则通常只具有保护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损抑。 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一般都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于人民、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等权利、保障法治实现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则却具有双重功用，它的实现既有保护一方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可能，同时也有损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可能；对同一方当事人而言，既会造成积极后果，也会造成消极后果。二则，在功能的实现方面，宪法基本原则主要诉诸立法，刑法基本原则则既可以立法为径，也可以司法为径；之外，宪法基本原则还可以灌注

于其它部门法以实现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三则，二者在宏观的结果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宪法基本原则所涉多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与效能所系也为大端，一旦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为重要后果；而从整体观之，刑法基本原则并不及于社会的根本方面与极重要领域，故其功用表现出的社会效果自难及前者的高度。

最后，价值之比较。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价值乃是客体（如法的原则）相对于主体（主要为人）的有益性以及从而产生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认识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所向具有更强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控制政权，其目标和价值观最易于渗透于宪法基本原则的创设和采用上；刑法基本原则于此则远没有这样鲜明，这正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无国界的印证，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认识和理念所旨。第二，在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处于根本地位，是其它价值目标的生发点和归宿，并且一致地体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的趋势；而在刑法基本原则价值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义和人道，且张扬公权力，突出公权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其它价值目标皆隶属这两方面。第三，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强调宪法的一般价值。宪法基本原则所提及的“人”“公民”等价值主体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个集合或是全体人，是在法哲学意义使用的，过滤掉了人的个体性征；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以此为价值罗盘，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与适用衔接的，而适用则是与具体案件、具体行为人打交道的过程，故而必当注重区别人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由之矢中公平、正义等价值之的。

不过，作为法的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之处，却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属部门法的基本准则，都体现了法的原则；除此而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则必定对位在普通部门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方面有所作用，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讲，则有刑法基本原则反作用于前者；但后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宪法基本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无论在性质上、效力上、功能上还是价值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认识到二者的联系的同时，不论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认定还是适用上都应予必要的注意。

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比较

民法基本原则略述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和学者们的一致看法，民法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诚信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按照《民法通则》第3条的规定，平等原则即“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从根本上讲，这一原则乃是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反映在民法这一部门法中的一脉，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要求和基准线；不过，这一原则，依笔者拙见，似宜表述为“民事活动平等”，从而免去“剽宪”之虞。意思自治原则，按照《民法通则》第4条的表述，乃是民事活动应以民事主体自愿为基础，也可以说，民事活动主体应当有自由表达自己内心想法并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愿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他人非法干预与控制。这一原则可以看作平等原则的深化，是民事活动以自我为主导的突显。从《民法通则》第4 条知，诚实信用原则也是调控民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与前两原则相比，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较强烈的义务性色彩，是对当事人的主观“安全性”和可信度的要求，反映出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民法通则》第6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一规定常被视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内容和具体要求。从该条的规定看来，这一原则具有较为浓重的公法味道，置之于民事法规之中显然有些不合。

二者之比较

性质之比较

在各自所具有的性质方面，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区别是不难厘分的。

首先，就法的范畴而论，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有显然的“公”与“私”分野。

刑法基本原则属公法范畴是学界的大体一致的认识，而且在公法领域，刑法原本被视为标本，具有典型意义，作为刑法骨架的刑法基本原则的公法性质尤其难以抹杀。其中，在受制约的主体上，总的说来，可以分成公权力参与方和普通社会成员参与方，而且如所周知，公权力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都处于主导，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民法基本原则“私”的性质使得民事法律关系的“民”的成分较为显著，一般社会成员普遍地成为其主要参与者，公权力的重要性完全游离于民事关系之外。在对权力的确认与设定方面，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倾向性也如分泾渭，判然可见。按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刑法在赋予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权力（利）上存在不对等性，公权力机构具有诸多一般主体不具备的优势权力；而体现民法基本原则的主体权利（力）却没有如此分界，一般都是以对等设置为主，公权力极少介入民事活动中。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范畴之别还表现在，刑法基本原则作用于刑事法律关系之调控时表现了对社会效益的注重，起到的是保障社会公正、秩序、人道的主要作用，从整体上看，较少及于经济效益；而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恰恰强调了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的重要性与合理性，主要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从而根本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

其次，二者的性质差异也表现在对权力与权利折射的强度上。

刑法基本原则曲折地显示了其以公权力为重的方面，从而俾使刑法规范具有极强的强制性与制裁性、威慑力，往往不受制于个人的意志。尽管近些年随着刑法的发展及刑罚体系的改进，刑法规范也渗入了较强的民主与人道主义的色彩，但这总体上不会改变刑法基本原则的尚权力特征。与此相对照，民法基本原则却正是以权利为主导的模式，故而具有推重个人意愿与公平、自由、平等的特色，体现的是对正当合理追求个体权益之实现的倡导与弘扬；在民事纠纷排解方面，民法基本原则也重在通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主动、自愿实现；在合同或契约之下，公权力常常不发生影响，这就最大限度地将个人权利空间释放并还之于民，是以更其肯定了民事权利的神圣地位。

价值之比较

就法的原则的概念而论，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法律规范的根本规则，通过民事法律规范，民法基本原则撑起了它的根本价值体系。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平等、自由和效益。民事法律关系不论从其主体、客体还是内容上看，都是私人关系的典型，集中说明了私人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重要并为核心要求。就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方面而言，此概念所指系具有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及类法人组织，从法域上讲都是不具有公权力资格的主体，不存在纵的强制与接受强制的服从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为物或权利，而且都排除禁止流通物、限制流通物和个人无权处置的权利，这从客观对象的角度说明处理上的自由在民事法律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可处理的自由度乃是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实现的源起与中心，亦即权利义务的源起与中心，而民事权利义务主体为实现其各式权利（义务）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利益， 必定要重视义务履行及权利实现的成本，以最大限度争取所谋求的利益。这些根本内容反映在民法基本原则层面，也就成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具深远意义的方向标，且对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有决定性作用。

至若刑法基本原则，如笔者前面已经论述，公正、人道、秩序才是其根本价值所在，也是刑法之根本价值点。不言而喻，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以公正、人道、秩序为根底，亦是由其调控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注定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罪的有无、大小、轻重及制裁、保护并及如何制裁、保护皆关乎一个“度”也就是正义和公平的问题；而一旦涉及当事人则必有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即人道这一根本问题，所有这些总体上又有涉于社会的整体安定有序的问题，即秩序。故此刑法基本原则必以公正、人道与秩序为价值起点。

不过，二者在价值体系上虽各有侧重，仍然难免共存相交之点。正义、秩序作为全部法律部门的共产和原点，亦为刑法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的“公价值”，因为法的存在意义也不能越出此界而自成天地。

功能比较

“我们一旦认定法律原则是不同于法律规则的独立的各种准则，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它们就在我们周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18] 刑法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国内法中具有最显著影响力的部门法基线，必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功用可能。二者参观互较，可得出以下要点：

其一，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依托的形式上看，分别之处是较显眼的。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主要托体于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一般与习惯无涉；而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不但在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中可寻其踪，而且也会寓于习惯之中，如行业习惯、公序良俗等。这也反映出二者“刚性”方面的差异。

其二，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的发挥渠道看，也别有道理。刑法基本原则发挥其功能，鉴于其较大的强制性和低明确度，一般不直接通过个人的蹈循遵依以竣其事，常须以立法和司法为中介；民法基本原则，因具较大明确度和可操作性，甚至可以作为行为人的行为尺度；而立法、司法途径则与前者共之。

其三，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与道德平面的高下看，情况也是不同的。刑法基本原则是对社会重大恶性的节制或惩罚，同时这种被节制与惩罚的恶性易于违背道德甚至常去之甚远，而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仅是止住这种重大恶性，使之不至于为害或再为害，因而去道德的“向善”之要求自然是长途。民法基本原则却不然，它有明显的“善”的要求，如诚实信用之类，故而，从整体上来看，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最能触及道德或护垒道德，因此最具道德“水拔”。

其四，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与经济利益的及身的程度看，二者也截然分道。刑法基本原则处理的是“罪”与“罚”的相关问题，最终达到的是预防犯罪、惩罚犯罪者、保护受害者，所以一般不直接与利益的得失增损挂钩，与经济利益关联尤寡；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则当然与经济利益脱不了干系，这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私法性质这种法律基因所决定的。

经过这样一番研究比较，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无论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还是从学理上看，都可以成其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有无视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的差异而生硬搬用之弊，为突显其刑法特色，依笔者所见，可将其改作“刑法平等适用原则”。而主客观相统一，其地位固然重要，笔者以为，将其列为刑法基本原则视野并不与前文所论要求相冲突，只是嫌其与罪刑相适应有明显的重叠之迹，因为“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理应含有与主客观相关要求结合的内容。

三。结语

刑法基本原则所系重大，在整个刑法规范制定实施的过程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欲将这一问题彻底澄清，对任何人而言皆非易事，因为无论是刑法本身还是刑法环境乃至整个法宇宙都在时刻不停地经历着各式各样的发展变化，这就使得该问题的探究的难度愈加增大，相应地，对人们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笔者以为，随着社会发展和刑法学进步，刑法基本原则也会有所演变，新的刑法基本原则定然会出现，这也是法与社会相协调并进的要求。但是对于刑法基本原则的“补给”也须审慎，新出现的原则究竟属于刑法基本原则与否以及该如何判断，均应经过科学的分析；况且，一个科学的刑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不能也不应当频繁更迭或“刷新”。

故此，对刑法基本原则系统、反复地探究是有其必要的；而且，如此上下求索也必，将有助于科学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体系玉成，进而促进整个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见Black‘ Law Dictionary， West Co .1983. P1074.

[2] 《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79页。

[3] 《法理学》 葛洪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8页。

[4] 《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74页。

[5] 《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75页。

[6] 同上。

[7] 《法理学》 葛洪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9页。

[8] 《刑法学》 张明楷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21页。

[9] 《刑法学》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5页。

[10] 《刑事法总论》 陈兴良主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128页。

[11] 《刑法教科书》何秉松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30~31页。

[12] 《基本原则的新解读》：贾凌、曾粤兴，刑事审判网，2004年3月15日。

[13] 《基本原则的新解读》：贾凌、曾粤兴，刑事审判网，2004年3月15日。

[14] 《论刑罚个别化原则》，周振想， 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15] 《刑罚通论》，马克昌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508页以下。

[16] 《基本原则的新解读》：贾凌、曾粤兴，刑事审判网2004年3月15日。

篇6

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逻辑前提

在中职学校法律教学中,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教学探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法理学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原则与规范、概念一起构成法的基本要素,原则是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1]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它是经济法精神与价值的反映,是经济法的本质与宗旨的具体体现。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经济基本法,因此这里提出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只是法理学上的概括与探讨。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逻辑前提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当前经济法学界“垦而未尽”之域,学界提出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即使在权威性著作中,也很难寻到相似之处。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公私利益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2]有的学者认为是: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原则,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原则,维护国家经济原则;[3]有的学者认为是:社会主义共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国家全面领导、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原则,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决策和管理的原则;[4]有的学者认为是:国家经济利益优先保护的原则,国家的经济目的优先实现的原则,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原则,责权利统一的“责”字当头的原则。[5]这一方面说明学界从不同的角度为之而努力,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有的认识属于非本质的认识。有的学者甚至在非常系统的经济法教材中却没有经济法基本原则这一内容。[6]

笔者认为,要研究和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明确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几个逻辑前提。

1.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法学范畴的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法律性,[7]所以不能把经济规律、经济政策、经济学基本原则直接移植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2.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是经济法所特有的,而不是法律所共有的。有的学者将“维护国家经济”列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有待商榷。维护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所有法都应该遵循的原则,而不只是经济法遵循的,是共有的。

3.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一般原则,而不是经济部门法的原则。从体系来讲,它应贯穿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和各项经济法的法律制度之中,而不是一个部门法,更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所以不能把部门法原则当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4.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精神、价值取向的反映,它贯穿于经济法的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及经济法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起纲领性作用。

从逻辑上讲,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必须符合这几个前提。鉴于此,笔者认为学界有必要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进行整合、重构和创新。

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1.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本位原则。

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本位原则是指经济法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必须把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作为其核心理念,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家职能发展的必经阶段,同时也是对经济关系调整的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市场经济由于其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必然造成“市场失灵”,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往往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市场机制的缺陷日见显露,使得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难以实现。而传统的民商法由于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关注的只是个体经济利益,因而时代呼唤一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国家逐步采取了“国家干涉”、“宏观调控”等新的做法和理念,以“有形之手”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实现社会化条件下的正义和公平,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所以“经济法产生实质就是基于调整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需求,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对个体利益加以合理限制”。[8]

2.协调机制的制衡原则。

协调机制的制衡原则,是指经济法在协调国民经济运行中,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引导,两者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协调统一。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即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的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运行的最佳模式,市场把生产者和经营者置于自由竞争的境地,为人们施展经济才能创设了广阔的空间,容纳了更多的生产力,使得资源能够从低效率利用向高效率利用流转,推动了经济大发展。但市场经济是非理性经济,由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它常常失去自律性,出现“市场失灵”,所以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必需的,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效率,是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点是利用国家权力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干预并非没有缺陷。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国家在干预经济活动中,常常会干预过度、滥用干预权,出现、腐败和“政府失灵”。如何解决这两个“失灵”,就是协调机制制衡原则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

宏观调控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都属于国民经济运行机制范畴,保障两者的有机结合是经济法的内在要求,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市场经济对法的客观要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必须保障两者的协调统一。这是因为:经济法的实现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宏观调控要求经济法来规范。[9]也只有这两者相互制衡,才能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促进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

3.权、责、利统一的范式原则。

“范式”是科学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它基本含义是:一方面,它代表一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仰、价值、技术等所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表示这个整体中的一种元素,被作为模型或范例使用的具体的谜题解答,能够代替明显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其他谜题解答之基础。[10]权责利统一的范式原则是指经济法主体的权力、责任、利益统一于主体一身,是主体的法治信仰、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对经济活动的后果预测。这里的“权”是指经济法权利,即与自身义务相对应的依法享有的经济权利;“责”是指经济法责任,即违反经济法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利”是指经济法主体的经济利益。在这三者中,责任是前提,权利是基础,利益是动力。责权利的统一是经济法所特有的,是其内在的规定性。这一点与民法只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立统一有根本的区别。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三大原则鲜明地表现了经济法所追寻的目标、价值。社会整体利益本位原则是我们在经济法理念的核心内容,是经济法实现实质公平正义和社会效益的体现;协调机制的制衡原则是经济法的主导原则,是经济法的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宏观标准理念,是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责权利统一的范式原则是实现良好经济秩序的根本保障,它调动了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规范了主体的经济行为。总之,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本位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协调机制的制衡原则是经济法的躯体,权责利统一的范式原则是经济法的血液,它们相辅相成,协同一致,致力于实现经济法的自由、公平、正义、效率。总之,在中职法律教学中,我们必须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经济法教学重点之一,贯穿于经济法教学的各个环节。

参考文献:

[1]张文显著.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1.

[2]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0:73-74.

[3]刘瑞复.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1-117.

[4][5]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编.经济法理论学术论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50-272.

[6]杨紫.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8]陶广峰.经济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2-33,34.

篇7

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精神指导

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行政法学研究的面向需要有所改变，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的兴起以及晚近“软法”现象的萌芽，便是理论对现实的呼应。在二者兴起至僵化的变迁中，笔者观察到这一现象：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可以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基础。

（一）研究困境与相互需求。

新世纪的国内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陆法系“确定性”之要求，与正在全面渗透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明显，早期为缓和这一矛盾而兴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质疑的“软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弥补”、“进化”的路径上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严格规则主义”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念，难以摆脱国内法律文化的约束，“法律解释体制上的禁锢？？

以及真正意义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现阶段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实践结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仅仅只是从一些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而学者基于这一观察提出的“赋予法官解释权”、“建立判例解释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涉及到司法改革这一沉重话题，成为现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寻找可以规避司法改革的缓冲方法成为必须。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内在要求与晚近兴起的软法理论品格恰好契合，与司法改革相对的是，软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并不需要司法作为保障，软法机制更多依靠“自愿规则”得以运行，它不需要强制力的介入，它强调的不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倘若利用软法机制诠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绕开“司法改革”的藩篱。

2.对于软法而言。尽管批判逐渐减弱，理论界亦开始对其渊源、运行机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软法理论本身深化的趋势却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1）它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国家和司法实践方面也少有支持；（2）“软法理论通常以彻底的主观主义的立法观念为预设前提。依这种观念，国家可以制定任何它们所希望制定的规范，软法规范也是如此”，[2]这暴露了软法机制的最大缺憾――精神指导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为难的是：“软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决于的统摄，但“”这一话语固有的不确定性，却使得于此之下构建“精神指导”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领域内寻找到一个具体替代机制便是当务之急。在众多理论游说中，笔者观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应性，正如学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则承载着人权、民主、法治基本价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们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软法制定、实施的指导精神，一方面可以对软法偏离法治原则、违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现象予以源头上的治理，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话语的不确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动的合法性保障。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欲实现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之间的互动，前提条件是二者在本质属性上应为一致，只有确立了此种前提，才能保证互动的合法性，才能保证互动不是由“法律规范”流向“其他社会规范”，不是变相的侵害人权。申言之，本质属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论调应该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皆应属于法的范畴。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法的关系，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一般认为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后者――软法与法的关系。事实是，现阶段软法为法的本质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担忧，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认为缺少“强制力”这一基本因素的软法论调，很难取得传统概念上的认同。于是，针对这一问题，软法学者从法社会学角度做了细致的推演，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4]比如行业自律规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认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构或裁定大量人类行为的模式或者尺度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处理单一的个别情形的瞬变且具体的指令构成的。”[5]（P250）无论如何让渡于灵活性之目的，软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法的范畴的，是不同于道德和习惯的。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从而是人们的行为规则；软法不是对人们的内在心理，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从而这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软法是一定人类共同体通过其成员参与、协商方式制定或认可的，从而其内容具有相应的民主性、公开性、普遍性和规范性。[6]软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软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时需要注意，这一互动事实并不以本文为起点的，事实上，在过去发生行政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的隐性精神指导。

一般认为，软法渊源主要包括：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专业标准以及弹性法条。[7]（P189-201）笔者认为，在既已存在的软法规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则”时常扮演软法规范制定的精神指导角色：（1）要求软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具备相应程序，如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草案讨论等等。“卫生部办公厅的征求《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对于“征求意见”本身为硬法制定的必经程序，但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这一软法制定中亦有相应体现；（2）在软法规范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内容。

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等。”其分别体现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当原则；（3）作为软法实施的过程指导。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闸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闸分局二〇〇七年法制工作意见》中就规定：“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软法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参照软法规范执法，要遵守“告知”、“送达”等程序，这实质上是“行政正当原则”对软法实施的渗透。

（二）软法作为“基本原则实践操作”的缓冲方法——以“禁止过度原则”为例。

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如果否认软法机制的存在，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合法性支持，于是它会主动将软法机制作为其链接实践的缓冲方法，这里我们选取行政均衡原则之子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为例加以说明，“禁止过度原则”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我们所说的软法缓冲亦是在此二者中发生：（1）、就“必要性原则”而言，其要求如果国家还可以采取其他具有同样效果但使公民负担更轻的手段的话，则现行手段即为不必要（nichterforderlich）的。[8]（P42）对此以软法视角加以理解，即在实现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目的时，可以采用典型行政行为的方式，同样也可以采用非强制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之软法方式，即软法手段可以作为“禁止过度原则”链接实践的考虑方向。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洵中有7个加油站没有营业执照，当地工商局并没有依照传统做法加以取缔，而是运用行政指导的方法要求停业整顿。最后，有5家加油站完善了手续，恢复了营业，得到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9]（2）、就比例性原则而言，其要求行政主体“若有必要采取行动，其行动手段应该尽可能柔弱，其严厉程度应与其要达到的目的相称或成比例，而不能轻易而随意地动用严格法手段”。[10]（P138）应当尽量运用“合作”、“协商”等软法手段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软法手段固有的灵活性、协商性等特点，可以使得过程和结果之间的比例达到最优，如近日“江苏省无锡市强拆1241个报刊亭，导致市民无法买报”，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①三、精神指导的限度与缓冲方法的扩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予以精神指导的限度。

从学科分野的角度来说，行政法基本原则才真正属于公法的视野，而“软法”仅仅只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公法关注与类的价值、等级秩序、正当程序、规则与标准、体系的一致性、制度实践的方式与稳定性。而新公共管理则关注灵活性，它假定国家太大、花费太高。”[11]（P142）罗豪才先生在总结软法存在非理性状态时也这样说道：“软法先天的非理性其实只是潜在的、微弱的”[12]（P79）这提醒我们：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追求的价值存在明显的紧张，我们一方面需要以基本原则为指导，将软法纳入社主义法治轨道；同时也要察觉软法与传统公法之间存在的差异，尊重软法本身的属性空间，软法“外在”的非理性，并不等于基本原则的精神指导可以无孔不入。相反，我们要尊重软法灵活、协商、主动纠错等方面的价值，只有在软法违背自由、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时才予以干涉。如果我们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过于苛刻，会直接影响到软法本身之灵性，那么互动的实质便成为对软法的否定了。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缓冲方法的扩展。

必须承认，上文所述的抽样分析仅仅只是对实践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执法主体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应当允许软法其在合理范围内延伸，扩大对实践的操作。

1.软法对“行政法定原则”的扩大诠释。随着二战德国形式主义的法治国走向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法治国的工具主义思想早已融入了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思想之中，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已是行政法定原则的必然趋势。然而，“实质主义法治”的外延究竟有多大，“实质”之意是否包括政策？是否包括行政惯例？是否包括专业标准等等？如果说否定这些软法渊源，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而依照上述软法渊源所作行为便有悖于“行政法定原则”呢？从传统理论上来说，这一推论是成立的，但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2006年三月，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公安局出台了一个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出租、客运车辆驾驶员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行为奖励办法》（简称《奖励办法》），文件规定驾驶员如果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可以根据立功程度相应扣减其交通违章处罚记分，从传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一规定和行政法定原则相违背的，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违章必须扣分，《奖励办法》本身有悖《立法法》。但事实上该行为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做法。这便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基点，从软法角度扩充理解行政法定原则的内涵。笔者认为，于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法定原则”，其行为依据不仅包括“硬法渊源”，在软法渊源完全具备基本的理性要素时，应当将“软法渊源”纳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实践对“行政法定原则”的理解。

2.软法对“行政正当原则”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对行政控制模式的选择上，“行政正当原则”以其过程监控为优势而倍受青睐。按照传统理解，行政正当原则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三项内容，具体表现为听证、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笔者认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当原则，由于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分割，实质上是很难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如每年举行的价格听证会以及《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论中，“硬法”调控下的法的程序结构是反应型的、防卫型的、封闭型的，相对人所谓的“参与”，实质是“协作”，而不是“合作”。②协作的实质是相对人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被动地、机械地完成行政机关的程序要求，从而使行政机关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诉讼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强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补充对“行政正当原则”的认识，在传统基础上加入“软法理念”，加入软法实施机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学习和批评程序”、“自我评估程序”等等，从而将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构建为“前摄型的、事前的、开放的、宽容的”合作结构[13]（P138），变“协作”为“合作”，变“单向度的社会控制”为“合作式控制”，变“僵化程序”为“开放协调”。

3.软法对“行政均衡原则”的实践保障。“行政均衡原则”一般包括平等对待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上文已经将平等对待原则进行抽样分析，故而此处不獒。笔者从软法角度对余下两项子原则的实践路径予以重新探讨：（1）平等对待的原则。在平等对待原则的逻辑框架中，存在着制定法与习惯法界分，从而构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内容。笔者选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谓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其主要意义在于“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未有明确、具体规定情况下，应受行政惯例的约束。”[15]（P218）可以看出，其实践路径并不涉及“硬法”内容，更多是依靠软法渊源中的“行政惯例”。故而，在软法话语未出现时，学者对此慎言道：“在公众将行政机关视为自由的威胁而非权益的保护者，是异己的力量而非信赖的对象的情况下，引入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社会效果是值得怀疑的。”[16]（2）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本质上属于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17]（P228-231）其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与道德之间存有密切联系，对其实践操作的终极手段依靠的亦是行政主体的道德感悟（如诚信政府）。尽管有学者提出以“民主机制”、“法制化”、“司法审查”三位一体模式，从外部环境上建构诚信政府，落实信赖保护原则。[18]（P276-285）但却难以在“行政主体主动性”上有所作为，究其原因，在于硬法模式下法律与道德的清晰界分。然而，这一不足在软法机制中却是可以避免的，软法规范是自我实施的，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认可、讥讽、信誉等来执行”，它大部分“可以转化为个人道德，人们出于负罪感和羞耻感而自觉遵守它。”[19]（P265）因此，采用软法机制的作用，可以使行政主体出于自身的道德律，主动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四、结语。

总之，“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是公法领域内两个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发现仅仅是对既定实践的事后考察。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其对于软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总结和成长起来的行政基本原则，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导，提高软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扩大软法理论研究的范畴，更好地实施“公共治理”；同时，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而言，可以运用软法无须“以司法作为保障”、“充分体现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体的主动精神”等优势，拓展基本原则的内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则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释：

①2009年2月25日，无锡市城管局在没有经过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以“未经合法审批”为由做出决定，关闭、拆除市区1241个报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强烈不满。参见“江苏省无锡强拆1241个报刊亭，市民无法买报”[N].现代快报，2009-2-25.

②协作和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协作是强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强制；合作是建构性的，而协作则是构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而协作仅仅是发生在这些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总体上被动的行为。参见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社会科学研究，2008，1，49—5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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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J].中国法学，200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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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韦德·麦克兰奇兰。公共服务法与新公共管理[A].迈克尔·塔格特主编。行政法的范围[C].金自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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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原则；经济法；法理；学理梳理

中图分类号：DF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4-0105-05

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与发展过程中，众多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但众说纷纭，至今学界未能形成基本共识。之所以出现此种状况，一方面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薄弱性有关，另一方面是在经济法基本原则提炼的路径上仍欠缺法理的阐释。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系，已成为现代经济法理论发展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法律原则的法理内涵

法律原则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自德沃金与哈特论战后，法律原则论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法律原则是沟通法的价值与法律规则的桥梁，为法律规则的形成、法官自由裁量及法的构建理论提供了合理性。

(一)法律原则的概念

对于法律原则的概念，国外学者从不同方面给出了定义。德沃金认为法律原则广义上指“法律规则之外的其他准则的总体”，狭义上指“这样一个准则，它应该得到遵守，并不是因为它将促进或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形势，而是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麦考密克认为“法律原则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贝勒斯认为“原则是说明详细的规则和具体的制度的基本目的的……法律原则是那些由法官作出判决时使用的原则，或是由发展立法以供法官使用的人们所使用的原则”。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法律功能角度给法律原则下定义的。沈宗灵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舒国滢认为“法律原则是为法律规则提供某种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的、指导性的原理或价值准则的一种法律规范”。张文显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根据国内外学者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法律原则是一种准则、法律规范；从功能上，法律原则是为法律规则或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原理或价值准则或出发点，是发展立法所使用的原则，甚至可直接用于判决；从内容上，法律原则是法的某种基本价值或其他道德层面要求的载体。

(二)法律原则是政治道德原则和法价值的承栽者

德沃金与哈特论战已成为法学界之经典。德沃金以“自由裁量权”为切入口，创建了“法律原则论”解决规则穷尽时“疑难案件”问题。面对疑难案件，德沃金认为“在缺乏明确规则以解决的案件中，某一方当事人同样具有某些足以保障其获胜的权利；即使在疑难案件中，发现当事人双方的权利而非溯及既往地创造新权利仍是法官的义务”。此时，权利即是“来源于政治道德原则的法律原则”，是“法官们用来解释他们对先例推理的那种人们熟悉的概念，深埋于普通法背后或根植于其中的那些原则的概念的形而上学的陈述”。德沃金提倡的“权利命题”断定，“公民具有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和义务，公民具有反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并且这些权利在现存的法律中得以承认。而政治道德原则就是以平等尊重与关怀的权利命题为内容的。那些通过先例验证的，体现法之内在精神品格的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就是法律原则的来源。法律原则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体现了道德情感，使法律具有了道德权威(力量)，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平等对待，使法律获得了正当性和有效性，也使法律随着道德和政治权利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了开放性。在此意义上，法律原则是政治道德原则的承载者。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类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法的价值由内在价值、外在价值、评价标准等组成，但一般意义上仅指外在价值――自由、公平、正义等。在一个具有理性的政治道德社会中，权利具有的政治立法性使法律代表了正义、公平和自由，从而区别于其他规则具有受人尊敬的权威，成为真正的法律，与法之价值具有内在契合性。而法律原则来源于政治道德，来源于“权利”，因此，法律原则体现了法之内在价值，正如阿列克西所说，“法律原则是立法者将其确定的基本价值规范化或法律化，体现了法的主旨和精神品格，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趋势”。而这些“权利”命题在法律上的追求就表现为法律职业群体或公众形成的适当的观念，如自由、公平、正义等。因此，法律原则同样来源于隐藏于法律规则背后的精神，来源于法的价值，是法的价值承载者。

(三)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出发点

在快速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面前，法规永远是保守的，然而正是法律的确定性让人们感受了法的规范价值和约束力。没有确定性，法律法规将失去一切，甚至其本身。法规的确定性与适应性永远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规则必然会出现穷尽空白。此时，秉承着法的内在品格的法律原则，不管是实定的还是非实定的法律原则都将成为法官适用法律或创造新法的依据和根源。法律原则成为法律规则发展的根基、促进法律体系协调统一的扭结点、指导法律推理和司法裁决的依据。法律原则为法的适应性和确定性提供了保障，使法能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原则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经济法原则相对于法律原则是具体法律原则，相对于经济法的部门法的具体法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根据原则间的种属关系，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具有法律原则的属性，应该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和价值的承载，反映着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法规则和具体原则的出发点，是隐藏于经济法具体原则背后的原则，贯穿于经济法运行始终，具有最高层次的效力。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法理梳理

改革开放30年来，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仍未达成基本共识。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梳理

为了更直观，更好地分析各位学者提炼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将其列表，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分析(见表1)。

李昌麒以经济法调整对象为轴心提炼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将其概括为：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适度干预、社会本位、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寻求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经济法的首要价值目标，在追求和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中，国家干预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国家干预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有利于促进经济民主和经济公平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达到维护经济安全和实现

可持续性发展的目的。

史际春和邓峰坚持由经济法价值到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路径，将经济法原则归结为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和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经济法具有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不是在国家与私人极端对立下维护任何一方利益的工具，不是国家单纯用以矫正社会不公、保护经济弱者的手段，而是以实现个人、国家、社会调和与实现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维护公平竞争是社会化市场的内在要求，将其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从而引导经济主体的行为。

张守文先生通过系统一网络的方法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及其与经济法宗旨、理念的关系，通过SCP(行为一结构一绩效)的方法，将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确定为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和调制绩效原则。从结构角度说，规范的形成特别是公法性质的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都密切相关，涉及到国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因而“国民同意”即“法律保留”是经济法规范的应有之意。从行为角度说，国家对经济的调制行为是经济法应当规制的重要问题，确保调制的适度是其中的核心。从绩效角度说，经济法的社会性要求强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经济法宗旨要求。

刘水林从经济学的视角中，总结出效率是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其认为经济法产生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经济机制。这种机制运行结果完全取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政府作用于市场机制的最有利评价方式就是社会经济效率，同时，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不只是工具而且是目的”，公平也成为国家组织经济的目标，且公平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现高效率的手段。经济法作为达到组织经济目标的制度设计，应当以效率和公平为导向。

(二)共识性经济法基本原则

1　适度干预原则。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遵循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性和保护自由竞争目的的原则上，依据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力，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的干预。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为了规避垄断带来的经济无序性、负外部性、无效率性，国家干预逐渐兴起和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家全面干预主义导致了“滞涨”的出现，西方国家通过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适度干预”，如克林顿政府的“第三条道路”。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与变迁过程正是经济法产生与发展以及相关理论孕育、确立、成熟的过程，也是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的形成过程。“经济法规制的目的，概括地说，是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适度干预原则体现国家通过宏观和微观措施，克服“市场失灵”实现有序竞争的秩序、经济效益、经济公平、经济民主、可持续发展等经济法价值。

2　社会本位原则。“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就是指这个法律部门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基本立场。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法律形式来平衡和解决这些矛盾就构成了法律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状况，并成为一个法律部门区别于另一个法律部门的重要标志。”“社会本位实际上是说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应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以尊重个体利益为基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旧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人的利己本性使得自由竞争秩序混乱、社会公共利益被危害，导致恶性垄断、权力寻租、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重大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以个人为本位的私法只能在微观上对社会整体利益做出有限的调整，无法解决全局性问题。为调和社会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的矛盾，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应运而生。社会本位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标志。社会本位原则成为经济法特有的原则，承载着政治道德原则和经济法的价值：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效益、经济自由、实质公平、自由竞争秩序、可持续发展等的要求。经济法社会本位原则反映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内在要求，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成为解决经济法法规间、具体原则间及法规与原则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学理评析

我国众多的学者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提炼作出了大胆的尝试，从总体上看，都试图凸显经济法之公平精神和效率价值，一些提炼方法也值得借鉴，如由价值到原则的研究思路、以SCP方法提炼经济法基本原则等。然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仍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理论研究的拓展。

1　将法的一般原则视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权利(力)、义务、责任相统一是法的一般原则，不管是经济法、行政法还是民商法皆如此。既无无义务之权利(力)，也无无权利之义务。权利、义务、责任相伴而生。虽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是经济法应当确立的准则或本身必须具有的特征，但并非经济法的特有本质，其他部门法皆有之，即其所涵盖领域大于经济法领域，因而，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不能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2　经济法具体原则混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维护公平竞争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是市场监管法的原则，直接体现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阻却，体现“有形之手”对“无形之手”的干预，从而实现经济权力(权利)与经济权利平衡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原则作为经济法的具体原则，虽体现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但无法涵盖经济法的整体内在品格。同时，维护公平竞争亦有经济学原则之嫌。经济学经历自由放任、国家干预到混合经济的转变，一方面在于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从而追求进一步的经济效益。

3　将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相混淆。如将经济法基本原则提炼为经济民主、经济安全、经济效益等。经济法价值从广义上讲是经济法对人的一切意义，包括工具性价值(功能、作用等)和目的性价值，其内容表现为实质正义(公平)、社会效益、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安全等。虽然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价值、基本精神的承载，但其回答的是“法是什么”，经济法价值却是关于“法应当是什么”，两者迥然不同。因此，将经济民主、经济安全、经济效益等价值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有失偏颇。

4　将经济学原则或其他非法律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资源配置帕累托有效原则。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资源的合理组合，科学配置从而产生出最佳效益的资源利用原则。甚至可以说其虽有原则之名，却只是一种资源利用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法律规范之特征，更没有反映经济法的内在品格。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有效原则，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效率最优原则。效率最优原则对经济学来说是其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其价值和宗旨所在。因此，其不宜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路径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特性引导并决定着经济法基本

原则的提炼路径的形成。要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路径，必须明确经济法基本原则具有的特征和提炼方法。

(一)准确把握经济法基本原则内涵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法的原则的一种，具有原则应有的高度，反映法的内在精神，是法的价值载体，贯穿于法律规则始终但又同法律规则相区别，具有综合性、抽象性。首先，它必须是法的原则。不能将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原则提炼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等。其次，它必须是一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原则的一种，是经济法理念的体现，具有普遍适用性和高度概括性，是在特定经济关系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准则，同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原则相区别，即凡与经济法无关的原则都不应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再次，它必须是经济法原则中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贯穿于各种经济法律规范之中，集中体现经济法内在价值，是国家干预、协调经济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具有最高的统摄性。因此，不可以将经济法的部门法原则提炼为基本原则，如将宏观调控法原则、市场竞争法原则提炼为基本原则等。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提炼的政治道德和法的价值考量

人们拥有着追求平等尊重和关怀人的政治道德理念，而政治道德理念只有内在于整体性法律理念才有效。法律原则来源于政治道德原则，是政治道德理念的法律理念化，沟通法与政治道德。政治道德原则是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判断，是法的价值的合理性来源，如企业的社会责任伦理、公平交易伦理、经济行政责任伦理、可持续发展伦理等社会伦理，正是经济法作为新兴法律部门应有品格的道德来源，也是经济法基本原则存在的有效性、正当性体现。在经济法基本原则提炼过程中，政治道德成为必须考量的路径。

“除了声望、财富、荣誉等，理性人也要求诸如自由、隐私、机会平等这类价值。这些价值关联到对法律原则性质和结果的评价”。德国学者比德林斯基更将法律原则定位为法理念与既定法具体规定之间的媒介，认为原则对于获得超越法律评价标准具有法定性的意义，因为通行的社会评价必须“通过法范畴的筛选”，为此，“一则须‘向上’审查其内容是否的确具体化为特定社会中的法理念，二则须‘向下’检视其可否为实证的具体规定之指导思想”。法律原则是法的价值的具体化，相应地，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价值的具体化。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作为对民法规制的修正，其价值在于维护社会实质公平、有序竞争及社会整体利益。提炼出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准确反映经济法的价值，同时得到经济法规则的反映和检验，否则，则不是经济法基本原则。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建设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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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政府监督

我国环境法律规范内容非常庞杂，各种部门环境法律法规繁多，在法律的实施中容易产生一些偏差。例如，过分重视一些环境技术法律规范，可能导致“法律役于技术”①的歧途；其次，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相比，具有高科技背景与决策风险，涉及广泛的利益冲突与决策权衡；各政府部门为了各自利益也暗中较劲。此外，还有一些现实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在现阶段可能并不适宜用法律来调整。在这些情况下，脱离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片面地运用具体的法律规范，可能会减损法律适用的效率，甚至造成法律的滥用。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担当着支撑环境法的重任，在目前环境法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对于其基本原则构建应该审慎和明确，笔者也呼吁应尽快在学术界达成关于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共识，以推进环境法的发展进程。

一、协调发展原则

即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指的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②《环境保护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实际上，我们可能无法完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完美结合，但至少，要努力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我们强调的是彼此协调、共同发展。只要它们之间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我们在制定规划和具体操作的时候能够落实得好，强调共同利益，协调发展还是可以实现的。在落实协调发展原则时，在决策领域，应当加强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各级决策部门应当在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过程中，必须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加以全面考虑、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在我国，必须将协调发展原则确立的目标和方式，将环境保护切实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其他有关规划；同时，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手段，发挥市场调控机制的作用。

在此当前主要采取的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具体是指将环境保护的重点放在事前防止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之上，同时也要积极治理和恢复现有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安全和人类的健康及其财产安全。该原则要求在保护环境时要做到以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将消除污染的措施提前到开发建设之初。从源头上切断环境污染的产生，从根本上避免和减少环境污染的事后治理。

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原则是指在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对于因开发资源而造成资源的减少和环境的损害以及因利用资源和能源而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等的养护和治理责任，应当由开发者和污染者分别承担。开发者保护，即对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组织或个人，有责任对其进行恢复、整治和养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密切相关的，开发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的利用并保护好环境和自然资源。强调这一责任其目的是使资源开发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维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而所谓污染者治理，是指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组织或个人，有责任对其污染和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治理，并承担治理费用。实施该原则可以明确污染者的责任，推动排污者积极治理污染。我国环境法也对此原则作了各种强制性的规定，比如，《环境保护法》第28条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

二、公众参与原则

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是指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保护他们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利。《环境保护法》第6条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同时也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公众、团体和组织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将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都对公众参与作了相应规定。

公众参与可能需要社会态度和个人行为的根本性改变。许多国家都在通过地方政府和社区团体鼓励环境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结果经常是更广泛的民主趋势，但是机构和法律上的参与通常只限于一些领域。公众参与的主要目的在于制约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确保政府公正、合理地行使行政权利。现阶段，我国环境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落实地并不尽人意，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比较薄弱。我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文规定公民环境权，这就造成实践中单位和个人在参与环境管理和决策时对损害环境的行为进行控告、揭发、检举、时于法无据。

这项原则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环境法的民主与法治要求，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在环境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当中，公众的环境利益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而公众相对于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处于弱者地位，如果没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就必然失去发展的动力，就会流于形式，也根本无法保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在环境领域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只有客观公正的遵守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才能多做有利于环境的贡献，更好的实现环境法的立法目的。

注释：

①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5，第6页

②参见周珂著。环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33页

参考文献：

[1]柯泽东著。环境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5。

[2]周珂著。环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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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我国房地产业的崛起，以及给公众和我国的经济体系带来的巨大阵痛，我们认为，目前房价的大幅回落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原则。在我国的房地产领域，房屋开发只能经由房地产开发商，城镇居民不能自己建房，不能组建住房合作社，很明显违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这一基本原则。

二是违背了商品经济社会公平交易这一基本原则。在房地产领域，不公平交易大行其事，如政府为高价拍卖土地，以公共利益为幌子，低价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政府与开发商之间，政府处于土地出让的卖方垄断地位，土地作价则根据官商关系因人而异，形成形形的土地定价；在炒楼者和消费者之间，炒楼投机者轻易可以通过囤积房屋加价出售。

三是违背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一致性原则。中国的开发商虽然也付出了“辛勤劳动”，但是他们的私人劳动并不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强制性的房地产开发制度让开发商成为房屋建设的甲方，并借此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其结果很难被群众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