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文化的理解十篇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1

摘 要：当前，一些中小学的孝道教育在目标定位、内容建构以及教育模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要真正实现孝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必须重视孝道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在内容上与学校德育全面衔接，在教育模式上更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孝道教育 传统文化 德育

作者简介：陈建浦，男，浙江省浦江中学，中学高级教师；沈卫华，女，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如今，面对社会变革、制度变迁、全球化挑战下的道德困境，传统孝文化的德育价值再次受到中小学的青睐。许多学校为缓解学校德育的困境，尝试挖掘传统孝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将孝道引人中小学教育，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为在目标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教育模式方面尚未真正体现现代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只有突破了这些局限性，孝文化潜在的现代教育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一、孝道教育既要实现道德教化功能，更要重视文化传承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伴随多元文化的冲击，学校德育实效性低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面临巨大困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传统道德力量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其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化起点和基本内容的孝道，更因其独特的德育价值受到重视。这是因为作为“德之本”的孝，其最初的涵义是敬亲养亲，是一种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之上的人伦道德。它既符合人类的自然天性，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又符合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需求。同时，孝道作为中国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信条，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在各地有丰富的地方资源。将其引入学校德育有利学校开发和利用本土化的德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破解学校德育远离学生生活的难题。另外，孝的内涵经过不断的理论改造与创新，范围从最初的家庭道德向社会道德、政治道德乃至人类道德拓展。这一独特的文化特征有利其与学校德育的全面对接，从而在学生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的提升以及理想人格的养成等方面全方位地发挥作用。因此，为破解学校德育的困境，许多中小学纷纷把孝道教育纳入到学校教育中，希望借助这一中国传统道德的力量，提升学校德育的效果。

然而，现代学校开展孝道教育的目标又不应止于此，孝文化本身的传承以及以此为切人点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启蒙是其更重要的目标。学校教育历来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应当承担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尤为沉重与迫切。这是因为全球化的浪潮在促进文化交流与创新的同时也对民族文化带来不少的冲击：异域文化的强势入侵消解着本民族的文化个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被破坏，年轻一代对民族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核和文明土壤，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识，是国家走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也是个体的精神家园和自我认同的精神之根。在中小学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意义重大，它有助于保护、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促使年轻一代树立文化主体意识。而孝文化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特征决定了以它为切入点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孝文化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德行标准、政权维护的思想工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民族文化的演进和传统政治的进程。它不仅是我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基础与核心，儒家思想的仁、爱、智、信、义都可以从孝文化中找到渊源，而且也是释、道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可以说孝文化是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绕不开的内容。同时，经过几千年统治政权的推广与强化，孝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层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认知和生活基础，这为孝道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学校应该通过推行孝道教育，帮助学生认识中国传统孝文化，并以此为起点了解和认同以孝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来源、精髓和时代特点，形成文化理解力和创造力。

因此，学校德育需要孝文化，孝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又要借力于学校的平台。学校开展孝道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借助孝文化的德育资源来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也要以此为切人点，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当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互通共赢时，传统孝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才得以真正全面地体现。

二、孝道教育内容的构建应与学校德育衔接，注重规范性与系统性

孝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的一些内容已不符合时代精神，甚至与当代的主流价值观相背离。这就需要对传统孝道进行现代诠释，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语境的表达，才能使学校孝道教育真正发挥德育价值与文化传承的功能。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学校对孝道的现代解读往往比较随意，各行其道。大部分学校把孝道教育等同于亲情教育、感恩教育，使孝道仅局限于私德范畴。另一些学校则是从孝道思想中随意截取部分内容，组成几个相互独立的主题，突击搞几次活动、作几场讲座，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这种对孝文化碎片式的解读和随心所欲的肢解使学校的孝道教育零碎而分散，缺乏有机统整，不利于学生全面系统地认识与理解孝文化，更难对它产生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孝文化的德育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孝道教育与学校德育无法全面融合，优势互补，难以产生持续的教育效果。因此我们认为，传统孝道思想的现代改造必须在系统梳理孝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与学校德育全面融合。

传统孝观念经过历代儒家的理论拓展和统治者的实践强化，已发展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内涵极为丰富。这就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整合，让学生理解孝道的产生与历史发展，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影响。孝道思想包括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等多方面。在教育实践中，我们既要关注孝的爱亲养亲的内涵，更要关注如何引导学生将这种具体性的爱亲向一般性的爱人转化，进而爱社会，爱整个人类，爱世界万物，把孝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类价值结合起来。这样，孝道的德育资源才真正全面地得到开发和利用，而且还能帮助学生系统全面地了解传统孝道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以及现代意义及未来趋势，完成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对传统孝文化的教育价值进行现代诠释，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全面融入学校德育实践中。首先，这种现代的诠释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与我国学校的德育目标保持一致。由于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承载的是一个国家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是学生核心价值观构建的重要源泉，因此把传统文化与政治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共同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因为几千年来，历代正统学说对孝观念的道德教化价值进行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挖掘、拓展与完善，才使它得以从最初祭祀祖先的宗教伦理逐渐演变为家庭伦理乃至政治伦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提升个人修养、维系家族、凝聚社会，衍续文明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传统孝道只有被赋于顺应时代需求的解释和理解，才能在当下发挥其潜在的德育价值，才能面向未来绵延不断。所以，学校的孝道教育必须寻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内在统一性，把孝道教育与青少年德性养成结合起来，并结合时代文化特征与学生心理需求给予符合现代语境的表达。其次，针对孝文化内容庞杂的特点，为了使孝道教育更好地融入学校德育实践，我们可以采用“模块”的理念，把逻辑关系紧密、教育目的和手段相近的内容整合成主题化、综合化的德育模块，如规范教育模块、人格教育模块和立志教育模块等，并根据学生认知规律，整体规划，分阶段有序推进。其中规范教育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让学生学会关心自我、自然和社会，具体包括生命知识教育、自我保护教育、生活规范教育、学习习惯教育、遵纪守法教育；人格教育是促进学生自身人格的不断完善，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具体内容有心理健康教育、责任感教育、感恩教育、诚信教育、人际关系教育、挫折教育；立志教育是激发学生的奋斗精神和形成学生的生命自觉，促进学生在传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学会发展，内容有“三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意志毅力教育。这样，孝道教育既可以全面地渗入学校德育，从而经常化、系统化、规范化地推进，又能为学校德育注入新元素，使之更具开放性与生命力。

三、孝道教育的模式应强调平等地对话与交流，鼓励反思性建构与批判性思考

孝道历经千年传承，文化资源丰富，经典读本层出不穷，民间孝德故事更是不计其数。孝道教育也因此离不开经典教材重温，传统民间孝德故事学习，古代优秀德育思想借鉴。但是现代孝道教育要在当今学校教育中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蜕变，迸发活力，彰显新价值，除了正确的目标定位、现代化的内容改造以外，在教育模式上也应充分体现现代教育理念，其实质是关注现代教育理念中强调以生为本，重视学生主体性和独立性，与学生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而不是如当前许多学校开展的孝道教育那样，教育者凭借权威地位，以“独语”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有关孝道的知识与外在的规范体系，辅之以机械的操练与模仿，形式大过实质。

第一，在教育中应改变单向度传递信息的德育模式。学校德育要借力传统孝文化提升实效性，不能只满足于对孝文化知识以及伦理规范的浅层认知。孝道教育的旨趣远不是孝知识与外在规范体系的传递，而是在于孝文化精神内涵的影响，目的是要让学生不仅从认知上，更重要的从情感上、信念上对孝文化的精髓产生认同感与亲近感，在道德情感与动机上认同孝文化中所蕴含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并自觉地外化为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只是单向地向学生传授孝德知识，释义古代经典读本，讲述古代民间孝德故事，未必能真正打动学生内心，使学生产生心灵共鸣。事实上，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有各自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对孝道有自己的认识与理解。由于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孝文化的落后性和消极性进行过猛烈抨击和彻底否定，孝文化远离学校教育，许多学生对孝文化的认识主要源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往往与“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等同，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伴随外来文化的夹击，孝文化在这些学生心目中的形象经常是保守而封建的，落后于世界和时代，应该被淘汰。这就需要教师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正视学生内心的这些认知与情感上的冲突，通过平等对话，双方敞开内心，共建彼此信任。在此基础上，教师深入学生的内心，了解学生对孝文化的前认识。对于那些有悖于现代价值观念的内容如绝对的长者本位、服从权威等思想，不是一味地回避遮掩，而是应当允许学生质疑，甚至主动创设问题情境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和分享，观点的碰撞、反思与修正，形成视界的融合，使学生充分认识孝文化的两重性：认可孝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当今社会的价值，理解和悦纳其中具有继承价值的如孝亲敬长、珍惜生命、忠实诚恳、承志立身等思想；对孝文化的局限性应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观察，不能因其局限性而非理性地全盘否定而是应该探索如何突破这种局限陛。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式，能让他们在对孝文化全面认识与理性反省中，萌发文化主体意识，完成对孝文化在知、情、信、意上的反思性重构，激发自身在孝文化传承与创新上的责任感，并赋于孝文化以新的理解和内涵。这个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一起实现孝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也是学生发展道德判断力与道德情感的过程。

第二，孝文化教育的形式与取材要回归学生生活。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充分考虑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成长需要。这是德育以生为本的具体体现。但是传统孝文化的载体一一古代经典读本以及民间孝德故事，大多以古文的形式出现，对学生来说艰涩难懂，年代久远，与自己的生活距离遥远，不易勾起兴趣，更难引起共鸣。这就需要在教育中充分了解和研究学生，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找到传统孝文化与学生文化、学生生活实际的结合点。通过开发本土特色的校本课程、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孝德知识与观念、构建“孝文化”的隐性课程、开展主题和形式多样化的德育实践活动等各种途径来推进孝德教育。让抽象的孝文化转化为学生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在理解、体验和践行三个层面上引发学生道德思考和情感共鸣，最终达到文化熏陶、人格培养、提升道德素养的目的。在教育内容的取材上，应避免哗众取宠、一味追求眼球效应、脱离学生生活的形式主义做法。教育案例、活动主题、隐性课程资源等都应尽可能地源自于学生亲身经历或耳濡目染的生活经验，尤其是能反映学生实际生活和真实世界的冲突与矛盾，能帮助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资源。如举办“助力高考”、“草坪养护行动”、“光盘行动”等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活动；开展“孝义之星”的评比活动，利用校园文化长廊、黑板报、升旗、集会等形式和场合宣传他们的典型事迹；充分挖掘和利用有地域特色的孝文化资源，带领学生实地参观访问。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内心体验和深层感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传统孝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增强文化受益感。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2

[关键词]伦理规范；社会转型；孝文化；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G122；B8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6.009

孝作为一种传统文化，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被称为“百善之首”，也是中国社会伦理的脊柱。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曾说过：“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1]孝文化是家庭关系有序的保障，是调整氏族内部关系的重要工具，千百年来，它极大地巩固了中国独特的血缘宗法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同时，血缘宗法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牢固地位，也使孝成为中国道德伦理最重要的内容，并逐渐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准则和自我规范。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社会转型促使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及社会伦理规范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基于此的社会思想文化自然也会发生转变，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需要重构。1980年以来，孝文化逐渐引起学界及社会的重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孝文化进行了研究。总的说来，国内学者从实证角度分析研究孝文化的较多，而从社会转型角度研究孝文化的较少。关于社会转型，学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本文拟从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出发，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社会转型对孝文化自身引发的问题及孝文化历史演变进行厘定，对孝文化进行历时的分析和共时的考量，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构适应时代需求的孝文化，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孝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一、孝文化的产生及演变

刘德忠[2]认为，孝观念的产生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关系，这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感情，氏族社会就是靠它来维系的；二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家庭中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男耕女织是其基本的生产方式，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活动中，社会需要有一套相应的道德规范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孝文化就是顺应这种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孝文化最初是伴随着父系社会与父子关系的确立而产生的。西周时期，统治者在权力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孝就是保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的伦理法则。《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3]；《说文解字》对孝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4]；《辞海》对孝的注释是，“善事父母曰孝，对祖先也称孝”[5]。可见，善事父母、尊老敬老、崇敬祖先、传宗接代是“孝”字最初的含义。

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确立，中国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以血缘宗法的家庭为社会组织个体的国家体制，而家庭和家族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原本只限于保障家庭内部稳定的孝就被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孝纳入到了儒家思想之中，认为推行孝道就是“为政”，因为“孝慈则忠”，子孝于父可使臣民忠于国家和君王。这样，“孝”作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就被融入了社会伦理，融入到以小农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社会体系中。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从实践上把孝的概念政治化，出现了 “汉以孝治天下”的情形，孝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统治的工具。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关于孝的代表作就是《孝经》。随后，孝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不断被强化，并被掺杂入一些统治者的意念而逐渐扭曲。

肖群忠[6]认为，孝文化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前者是基于人类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的敬爱之情，是人类情感的需求，体现的是一种永恒、广博的价值取向；后者内含于孝文化之中，具有封建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封建统治者不断将其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和愚昧化，从而使全社会形成愚孝，以利于其统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孝文化逐渐被异化。在宋朝，程朱理学通过对孔孟孝道观念的阐释将孝的理念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把忠、孝混同起来，并且对孝的含义进行了改造，将“善事父母”改造为父权思想，并将其与忠君思想进行捆绑，提倡把“忠孝”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孝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逐渐走向极端化、愚昧化，最终形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愚孝思想。

在封建社会，孝文化从最初的产生、发展与完善，到最后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逐渐走向极端化、愚昧化，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的“孝”的异化。孝作为宗族社会的伦理规范，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一方面，它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的需要，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尊老敬老的道德观念，强化了社会成员的家庭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在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把孝与“忠君”思想捆绑在一起，使之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其愚昧腐朽的部分严重束缚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束缚了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力，并由此滋生出许多腐朽的封建糟粕思想与传统，从而窒息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刘梦林：社会转型与孝文化变迁研究二、社会转型对孝文化的影响

随着欧美诸国相继完成产业革命，世界科技获得巨大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提高，中国社会也进入了快速转型时期，这些都促使中国孝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三次巨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些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之间产生了激荡与交融，而长期以来被中国人视为伦理文化支柱的孝文化则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孝文化基本上是作为封建文化的糟粕而被批判的，孝作为一种文化，其普遍意义被忽略了。[7]因此，社会转型对中国孝文化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1.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

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市场，大量的新兴科技被引入中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遭到冲击，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产生基础的孝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孝文化开始缓慢瓦解。一方面，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已无法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更多的家庭成员走出家庭聚居地，走进城市与工厂，孝文化生存的基础单位（家庭）受到资本主义伦理的破坏，传统孝文化对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约束力被弱化。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民主、独立、自由的思想观念被奉为拯救中国的精神宝典，传统的旧道德观念受到质疑与批判。特别是以来，有志之士把主要矛头直接指向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及专制主义，开展了“打倒孔家店”“破四旧”等各种反封建的运动，儒家思想体系被全盘否定，封建社会的宗族制度与孝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工人和农民是受封建思想压迫最为严重的阶层，也是孝文化生存最为广阔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在工农阶级中的广泛传播，全面地解放了封建愚昧思想对中国人民的精神束缚。在这一时期，孝文化最根本的尊老敬老的孝道观念虽依然存在，但被封建统治者所异化的愚忠愚孝观念受到了彻底的否定。

2.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在立法上明确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确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平等互助的社会交往模式受到提倡，这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了新的定义。其次，经济体系的转变使“父权压迫”失去了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力图使我国尽快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科技的进步促使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而青年人接受新兴科技知识的能力较强，这使得家庭权威向青壮年阶层转移，传统的“父权压迫”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铲除了思想压迫滋生的土壤，但同时也削弱了孝道的约束力。再次，多次文化革命冲击着传统孝文化的思想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被窃取，国内开展了一系列对旧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的批斗，建立了以马列主义、思想为主导的新型思想体系。但是，随着的开展，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思想斗争走向极端化，不仅封建的腐朽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我国的传统孝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多重作用力的共同作用下，孝文化的生存空间和作用发挥被再次压缩与替代，传统的孝文化体系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加速崩解的态势。

3.改革开放后

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增长被提到国家发展目标的首位，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发展被排在了第二序列。这一时期孝文化的发展是危机与机遇并存：一方面，社会转型给孝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一定满足后，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给孝文化的重构提供了机遇。制度上，孝文化产生的基础――家庭――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家庭呈现内部结构单一、规模较小、关系密切、大家庭数量骤减、家庭与家庭之间关系淡化等趋势。而且，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关系虽然密切但代沟加大，沟通不畅。尊老、敬老、养老观念的淡化与传统家庭伦理的混乱等现象，使得“啃老”“空巢老人”现象普遍出现。经济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民养老压力开始从国家转移到个人身上。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养老服务的产业化，社会养老成本不断增加，现代养老面临着经济压力加大的困境。文化上，在经过近代社会的疯狂批判与带来的思想冲击之后，传统文化表现出疲软无力的状态，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丰富的物质满足的同时，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领域悄然兴起，这无异于又给虚弱不堪的传统孝文化狠狠的一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逐步迈向老龄化，老年人群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处理老年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现代社会养老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孝文化由于其文化根源的特殊性，在解决家庭关系与社会情感问题方面具有极强的功效性，因此重构现代孝文化无疑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重构新型孝文化的路径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有促进的一面，还在精神文化层面影响着社会的风俗、风气，对缓解当前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现状，孝文化要得到发展，就必须适应历史发展的新情况，与时俱进，实现其现代转换。具体说来，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溯本求源，明确孝的本质内涵

要重建新型孝文化，我们就必须溯本求源去探寻“孝”的本真含义。因为，只有继承传统才能推陈出新，构建起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特征的新型孝文化。新型孝文化提倡尊老爱幼、关爱他人，处理人际关系坚持平等互助、诚信宽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坚持公平和民主原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平等的。孝的概念产生于家庭，它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必然要回归于家庭。社会是由家庭所构成的，家庭中的伦理道德规范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基础。孝的本质是爱和善，是对父母之爱的回报，是对家庭成员血缘感情的维护。当代社会的发展理念虽更为重视平等与自由，但对父母的尊敬依然是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对待孝文化，我们要抛弃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传统的不一定都是腐朽的，也不一定都是无法与现代社会发展相融合的。我们要正确对待传统，理性地分辨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去之糟粕，真正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2.弘扬孝文化，加大宣传力度

弘扬优秀的孝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孝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是形成和睦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措施之一。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8]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作用，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当代社会依然有着很重要的功用。政府应加大对孝文化的宣传，通过公益广告、敬老基金、社会表彰等多种途径，在全社会对尊老敬老的淳朴孝道予以褒奖。201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公益活动，每一个孩子的故事都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他们对孝道的不同诠释，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孝的核心内涵是爱，是子女对父母的爱的回报，人们从父母那里学会爱、感受爱、传递爱，从爱的传递中学会承担责任。这种责任一开始是对父母的责任，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这种责任会演化成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国家的责任。应强化青年人的养老意识，强调其责任，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正能量的传播，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3.加强对青少年的孝道教育，通过科学的互动方式传承孝文化

开展孝道教育与优秀道德文化宣传活动，对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学校是青少年获得知识与社会意识的主要渠道，学校教育不仅包括知识教育也包括道德教育。西方社会的“亲子课堂”即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家庭情感建设途径，它通过亲子互动的形式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直接接触，利用团队合作的方法增强家庭成员的凝聚力，因为家庭成员情感的建立不仅存在于言语中的爱与尊重，更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互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浮于言表，情感互动匮乏，这不利于孝道文化的传承。单一的语言教育无法使青少年对于孝道情感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学校可通过有计划的教学与互动，加强青少年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正向沟通，引导并帮助青少年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念。

4.健全法律制度，为孝文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孝文化具有二重性，它既关乎道德层面，又关乎法律层面。对父母的尊敬孝顺，是孝文化对子女提出的要求；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子女赡养父母义务的执行，则是法律对社会伦理道德与公平的维护。法律赋予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父母给予子女的是关爱而不是恩情，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是尊敬而不是报恩。互尊互敬，才是和谐社会的家庭相处之道。社会转型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扶与不扶”“老年人养老”等，这些问题既属于道德问题，也涉及到法律问题，而如何处理这些特殊的社会问题，是新型孝文化发展的关键。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时，要做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以德为教，以法作保，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们要加快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以保证在处理涉及老年人问题时有法可依，以保障老年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举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四、结语

新型孝文化可唤醒人们对长辈的尊重与敬爱，强化家庭成员间的紧密联系，对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养老问题、婚姻家庭问题有积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阶段，新型孝文化的构建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307.

[2]刘德忠.简论孝的社会功能[J].黑龙江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3）：88.

[3]尔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6.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8.

[5]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78.

[6]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37-338.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3

关键词：孝 孝文化 特征

一、孝及其起源

（一）孝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孝经》中所阐述的孝是天经地义之事，由此可见，孝的地位至高。另外，孝也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梁漱溟、钱穆、谢幼伟等一些学者对于孝及孝文化的研究之深，并且认为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孝的文化，甚至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认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经’”[1]。另外，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集道德观、人性观、社会观、发展观于一体的首要观念。孝包含了儒家伦理的亲、尊、长的基本精神，并且其内在反映出来的道德内容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发展均具有特殊意义。

（二）孝的起源

任何思想的起源一定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连。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恩格斯也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所以，探寻“孝”的起源，一定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孝”的真正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多数学者认为，孝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氏族公社末期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代，而其被充实或正式形成孝文化则是在夏商周奴隶制社会[4]。笔者较为认同一种说法，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是孝道形成的直接原因。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是通过实践来实现和向前推移的。孝道，作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基础内容，它的形成与完善也是同人类的需要息息相关的。

二、孝文化及其特征

（一）孝文化

肖群忠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这样界定孝文化概念，孝文化是指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孝意识、孝行为的内容及方式，及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和广泛的社会性衍伸的综合，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宗教、哲学的形上价值理想，它们仍然属于狭义的精神文化或道德文化范畴，但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社会性延伸则已属于文化的范畴了[5]。在这一层面上对于孝文化进行界定，可以看出孝文化的一些特征以及孝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演变。

（二）孝文化的特征

“家国同构”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框架，在这一背景下，孝文化经历数千年的沉淀与演进，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传统文化。就其特征而言，主要体现为：第一，血缘性。“孝”是一种基于自然性的血缘关系的原初情感。《礼记·祭义》云：“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有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6]”这些经典中所流露出的不仅是生命的根源意识，更在辩证中展示出人类超越于动物的情感所在，这也正是“孝”观念的发生学意义所在。第二，伦理性。孝，属于家庭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涉及的主要是父与子、长与幼之间的关系，后来衍生为君臣等级关系。《孝经·开宗明义》已经阐述了“忠孝合一”的观点，在伦理这一特征上，孝的延伸已经超越了家庭关系，上升到社会关系中。于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慢慢发展出“愚孝”、“愚忠”等问题。第三：义务性[7]。作为传统孝文化的经典，《孝经》通篇所讲的都是孝的义务，从天子到诸侯遍及庶民，每一个等级中存在不同的行孝义务。甚至于最高的天子，也要履行“孝子”之义务，在孝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是义务的主体，而非接受的客体。几千年来，孝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不仅没有失去光彩，其积极作用反而愈加明显，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孝文化的义务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可以说，孝的义务性不仅在于规定了某一个家族内部的伦理道德规范，同样，这一特征逐渐成为社会个领域内的道德规定。第四，教育性。孝文化之所以能在传统文化的宝库中经久不息，并历练为经典文化，这与其教育性是分不开的。孝的教育，使孝道观念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弘扬和推广，孝的精神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上至父母双亲，下至子女孩童，孝的教育不仅起到了因教及德的作用，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孝文化也是一种在实践中发展的文化。在当代中国，重读“弟子规”、“谁是最美孝心少年”、“孝子评选”等活动的兴起，同样印证着孝文化的这一特征——教育性。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各有不同，同样，对于文化特征的把握亦有区别。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在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更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孝”文化。正确理解和清楚分析孝文化的特征，对于理顺孝文化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作用。“孝”应当成为当代社会每一个人心中最普通、最受用、最具教育意义的意识。使其在规范大众思想、解决家庭矛盾，乃至处理局部社会问题中发挥起积极作用。

注释：

[1]（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三联书店，1956：165.引自：肖群忠.弘扬孝文化，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序）[M]. 转引自：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人民出版社，2012-0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14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60：125.

[4]杨振华.“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D].武汉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05.

[5]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人民出版社，2001-07：3.

[6][7]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人民出版社，2012-07：26，30.

参考文献：

[1]孝经[M].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孝；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问题逐步显现出来，由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社会各界对于养老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渐升高。由于养老问题与孝道紧密相连，于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传统孝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其中，早期专门研究传统孝文化的学者占据大多数，近年来，对于传统孝道观念当代价值的研究兴起。本文中，笔者对这些成果进行了逻辑的梳理，现概括如下。

一、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传统孝文化的研究有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对孝的起源的研究。肖群忠教授在《孝与中国文化》中首先提到了孝的起源与演变，他从历史文化角度及现象入手，对孝的起源进行分析。他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从实践上使其政治化了，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的情形，孝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魏晋隋唐时期，玄学、佛教盛行，这体现了道、佛对儒家的冲击，在儒、佛、道对立交融的过程中，该时期的孝文化体现出崇尚与变异的特点，魏晋仍以“汉以孝治天下”相标榜，但已出现了一些援道入儒的新特点，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而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唐代时期，从总体来看，甚至不太重视孝道。宋元明清时期，孝道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除元朝外，宋、明、清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孝道在理论上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专制化，在实践上则体现为愚昧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愚孝”。近代中国，一些仁人志士开始怀疑批判封建家族制度与孝道，但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以及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软弱性，往往又出现徘徊和对旧的礼教传统的复古。i到了现代，前后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对待孝道；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尤其是“”时期，孝道是被否定的；近些年又重新对其进行辩证分析，进而扬弃。

肖波先生在《中国孝文化概论》中探讨孝文化的起源时认为，孝文化起源具有原因和条件两方面特点。就其起源的原因来讲，可以分为：生命个体性起源；社会性起源；信仰性起源。其中，生命个体性起源是因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具有本能性。社会性起源则是由于孝是一种伦理层面的规范，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ii所以，这种联系必然会反映到生活中，于是，孝文化的社会性起源也就不难理解了。信仰性起源存在两方面崇拜，一是生殖崇拜，二是祖先崇拜。再者，从孝文化起源的条件来看，有特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中国个体家庭三个条件。肖波认为，孝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具有基础性的精神内涵，它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它和人类社会发展相统一。正如黑格尔指出的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孝文化总括性地涵盖了人伦本源的孝伦理和政治化了的孝道德，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iii

第二，在孝的内涵方面的研究。朱岚在《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中对孝的内涵作出概括，她认为，中国传统孝观念内涵丰富，从行孝对象及行孝内容来看，有四层含义，分别为：对在世或已故父母的孝敬；对先祖先公的追念祭祀；对君王天子的孝；继承先祖德业、立身扬名，以耀族荣宗、光前裕后。张云风在《漫说中国孝文化》中谈到孝的内涵时指出，孔子在《孝经》中全面阐述了孝的内涵，包括孝的地位与意义、孝的阶段与层面、孝的标准、孝的作用，孝子施孝方式等等。iv并且，他认为，“善事父母”是孝最重要内涵，但是，由于“孝”涉及道德品行的各个方面，包罗万象、蔚为大观，所以，将其固定于“善事父母”还是不够的，还应推广为“泛孝论”。

第三，传统孝道的反思与现代价值方面。曾仕强教授在他所著的《孝就是道》中对于传统孝道的反思与现代价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二十四孝”的故事所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其内容要与时俱进，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时代去理解。这些故事中，一些故事迄今为止仍具有深远的意义，要用心体会其中的道理。另外，对于孝的现代价值的理解，曾仕强教授认为，现代人有时过分自我，彼此疏离，需要孝道和谐来调适。更重要的是，道是要实践的，人能弘道，但是不能等着道来弘人。

另外，对于孝的反思与当代价值的问题，大部分学者都是在继承传统孝道观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的集成，并对其负面作用进行反思，从而弘扬其正向值。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者、教授利用传统孝道解决现实问题，以挖掘传统孝道的当代价值时，很统一的对养老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关于孝文化的若干思考》、《社会变迁中的养老和孝观念研究》、《孝与折衷主义：中国城市养老的实证研究》、《中国传统孝文化探析》、等。杨振华《“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指出孝的德育价值意义；陈旭《传统孝道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价值研究》揭示了孝道与和谐家庭的关系；方程《传统孝道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审视》在孝道的历史与现在中把握其意义。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随着历史的变化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孝道文化，如何正确把握孝道文化的内涵及意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孝道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二、国外研究状况综述

对于“孝”的研究并非国内学者的专利，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孝道，国外不乏一批学者钻研儒家文化，研析传统孝文化，可以说，孝、孝道、孝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是世界性课题。外国人同样讲究“孝”，西方人则更多的将目光放在感恩教育上面。他们眼中的孝文化与中国传统孝文化一同构成了世界孝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西方一些国家中，早在古希腊时期，孝道就被视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但是，由于价值观的不同，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一样，把传统孝道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价值体系来弘扬和教育人民。所以，在西方，除了《圣经》这本经典以外，对孝的相关阐述不在多数，而西方哲人们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养老问题中，所以西方社会养老理论发展速度较快，而孝文化研究发展缓慢。虽然这些成果没有全面地阐述孝的前身及后延，但是却对我国自身研究孝及孝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则同样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儒学研究上。

一方面，日本对待儒家学说的态度，是将儒学渗透于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求以儒学规范行为，并将其融入到人际关系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直以来，日本的民族行为极为明显，传统孝道文化贯穿于日本发展，逐渐变成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但是，同它的积极意义相比，这种极端化的思想给其它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能被掩盖的事实。

另一方面，韩国对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至深。我国传统孝道在韩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韩国同我国一样，将孝道观念作为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血缘关系情节深厚。然而，虽然两国对于孝道的认同相似，但是在孝道的实践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韩国对于孝道的发展与我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韩国目前所推行的孝道仍具有一定的封建统治色彩。

以上就是对国内外关于传统孝文化的研究状况的浅略综述，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可以为日后对传统孝文化的研究打下基础，厘清孝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好的发挥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i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ii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24.

iii 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5

[关键词]传统孝道；二重性；孝道式微；孝道立法

[作者简介]张明义，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湖北十堰442000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123-03

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始意义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延续生命。最早的汉字“孝”，则出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当时“孝”字仅见于卜辞一处，用于地名。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殷商时代的“孝”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孝”字，与当代“孝”字含义完全一致的“孝”。根据现有资料，较早的见于《尚书・酒诰》篇，其中有言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伦理学大辞典》对“孝”的解释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有三层含义。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母。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而在现代生活中，孝道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祭祀祖先没那么勤勉庄重了，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孝道的现代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对传统孝道是采取弘扬重建还是怀疑批判的态度，都必须予以深入思考。在此，笔者略陈己见，以资探讨。

第一，对先秦与后期儒家的孝道应予以区别。孝的问题是儒家整个伦理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思想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同时，孝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强化定型的轨迹。先秦儒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苟子等人的进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毋庸置疑，先秦孝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维护宗法社会服务。就先秦孝道而言，确实存在着重葬祭之礼、讲究爱有差别、过分强调父母长辈的权威和尊严、肯定“无违”和“父子相隐”等片面愚昧落后的缺陷，这是应当认真分析并将之加以剔除的。但不可否认，与后期孝道相比，先秦孝道更具平等性、相互性、合理性，其中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促进人际关系和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以及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二，对传统孝道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孝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长期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愚孝”被当作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故而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在新文化运动暨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思想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则对孝道持肯定态度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孝的伦理可以为今所用，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综合创新，弘扬发展。建国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又遭到了全盘否定。因此，传统孝道在社会文化和民众实践中，呈现出继承、弘扬与挫折并存的历史命运。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要看到孝道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并存，精华和糟粕共生。所谓人民性，指的是孝乃基于人类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亲人的亲爱之情、敬忠之行。这是一切仁心善德的基础，也是人类对亲子关系普遍规律的合理认识。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那么这种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作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具有继承性。而封建性，是指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诚然，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有维系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但讲孝不等于“封建”与“落后”。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但是孝道精华也不能抹杀和抛弃。我们在评价传统孝道时，一定要对这些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孝道式微”应持理性的认识。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啃老、虐老、遗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孝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持理性的认识，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其一，传统孝道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其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华文明也是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传承性决定了先人认同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因此，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获得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生产技能、智慧，对于年幼晚辈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出于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农业社会尊敬老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根基。现代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中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换言之，我国古代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角色敬重也就转移了。其二，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已经日趋微弱。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的伦理道德已不再强有力。人们学业、事业的成功，除主观因素外，家庭因素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同时，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部分功能弱化，部分功能转向社会。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小生产功能向社会大生产功能

转移，家庭教育功能向幼儿园、学校及社会教育功能转移，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家庭生活照料功能向社区服务功能转移，老年人养老方式也从单纯依赖血缘网走向依赖社会网。由此，传统家庭血缘网络结构的分化减少了人们对传统孝道的依赖程度。其三，传统家庭观念与尽孝观念已经日渐淡化。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现代人趋向于事业认同，以个人成就为价值取向，家庭意识逐渐弱化。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慢慢淡化。同时，现代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方式，使家庭成员就业区域扩大，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拉大了亲属问的生活距离。多数子女与老人分居，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中尽孝。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在尽孝问题上，许多年轻人认为，目前社会资源流向已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人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不少老年人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代际重心转移，要求子女尽孝的时代已结束。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6

关键词：传统孝道二重性孝道式微孝道立法

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始意义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延续生命。最早的汉字“孝”，则出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当时“孝”字仅见于卜辞一处，用于地名。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殷商时代的“孝”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孝”字，与当代“孝”字含义完全一致的“孝”。根据现有资料，较早的见于《尚书·酒诰》篇，其中有言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伦理学大辞典》对“孝”的解释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有三层含义。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母。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而在现代生活中，孝道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祭祀祖先没那么勤勉庄重了，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孝道的现代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对传统孝道是采取弘扬重建还是怀疑批判的态度，都必须予以深入思考。在此，笔者略陈己见，以资探讨。

第一，对先秦与后期儒家的孝道应予以区别。孝的问题是儒家整个伦理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思想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同时，孝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强化定型的轨迹。先秦儒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苟子等人的进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毋庸置疑，先秦孝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维护宗法社会服务。就先秦孝道而言，确实存在着重葬祭之礼、讲究爱有差别、过分强调父母长辈的权威和尊严、肯定“无违”和“父子相隐”等片面愚昧落后的缺陷，这是应当认真分析并将之加以剔除的。但不可否认，与后期孝道相比，先秦孝道更具平等性、相互性、合理性，其中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促进人际关系和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以及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二，对传统孝道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孝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长期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愚孝”被当作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故而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在新文化运动暨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思想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则对孝道持肯定态度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孝的伦理可以为今所用，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综合创新，弘扬发展。建国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又遭到了全盘否定。因此，传统孝道在社会文化和民众实践中，呈现出继承、弘扬与挫折并存的历史命运。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要看到孝道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并存，精华和糟粕共生。所谓人民性，指的是孝乃基于人类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亲人的亲爱之情、敬忠之行。这是一切仁心善德的基础，也是人类对亲子关系普遍规律的合理认识。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那么这种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作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具有继承性。而封建性，是指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诚然，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有维系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但讲孝不等于“封建”与“落后”。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但是孝道精华也不能抹杀和抛弃。我们在评价传统孝道时，一定要对这些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孝道式微”应持理性的认识。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啃老、虐老、遗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孝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持理性的认识，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其一，传统孝道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其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华文明也是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传承性决定了先人认同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因此，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获得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生产技能、智慧，对于年幼晚辈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出于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农业社会尊敬老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根基。现代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中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换言之，我国古代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角色敬重也就转移了。其二，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已经日趋微弱。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的伦理道德已不再强有力。人们学业、事业的成功，除主观因素外，家庭因素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同时，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部分功能弱化，部分功能转向社会。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小生产功能向社会大生产功能转移，家庭教育功能向幼儿园、学校及社会教育功能转移，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家庭生活照料功能向社区服务功能转移，老年人养老方式也从单纯依赖血缘网走向依赖社会网。由此，传统家庭血缘网络结构的分化减少了人们对传统孝道的依赖程度。其三，传统家庭观念与尽孝观念已经日渐淡化。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现代人趋向于事业认同，以个人成就为价值取向，家庭意识逐渐弱化。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慢慢淡化。同时，现代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方式，使家庭成员就业区域扩大，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拉大了亲属问的生活距离。多数子女与老人分居，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中尽孝。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在尽孝问题上，许多年轻人认为，目前社会资源流向已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人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不少老年人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代际重心转移，要求子女尽孝的时代已结束。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7

关键词：儒家；孝道；孝经；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孝不仅在中国文明中有其广泛的文化综合意义，它不仅是一种亲子间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规范，而且包含着诸多文化意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一、孝之含义与孝道理论的完成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孝为会意字，像小孩搀扶老人。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 孝之初始含义有二，其一：尊族敬宗。其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至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孝的含义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就是西周春秋之尊族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之初义，向善事父母的转变。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意识、家庭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经过儒家的阐释发挥，使“善事父母”最终成为孝的核心甚至唯一内容。

孔子是儒家孝道理论的开山鼻祖。孔子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所生活的鲁国又是周公旦后人的封地，保存着大量的周文化典籍，所以，他是在周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西周传统的思想和制度极为赞成和拥护，因而对周初以来所大力提倡的孝道，当然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对西周传统孝道有重大发展。

孔子为传统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人性的根基，解决了孝道存在的哲学前提。孝被孔子还原为一种朴素的家庭伦理意识，它的人性基础既不是具有很强宗教意味的祖先崇拜，而将注意力转向了广大人群所共有的人心之仁，从而为孝道的合理存在找到了更普遍更坚实的根基。

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曾子可以说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孔门中曾子不仅以其孝著称，而且在孝道理论方面无疑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曾子思想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至孝派。

曾子对孝道理论进行了全面泛化和深化。首先，曾子强调指出孝是人们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它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天性之中。这是曾子关于孝道理论的基本点。曾子强调发自内心的诚恳的孝。其次，曾子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在传统的儒家中，仁、义、礼、信、忠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曾子则以孝为中心，将这些内容都和孝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将这些都纳入了孝的体系之中。第三，曾子还论述了社会各阶层之孝，及孝之等级等一系列问题。曾子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4]并且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二、孝的伦理思想在当代现实意义

（一）孝道具有社会普遍意义和人类共同适用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该随之变化，许多传统道德面临着时代的冲击与抉择。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历史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虽然传统的孝道多有时代局限和具体实践上的种种不足，但毕竟涉及人类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任何时候都是道德全民性和稳定性的体现。所以，孝这种伦理道德，是合情合理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社会风尚的体现。因此，它不仅作用于过去，而且作用于现在乃至将来。

就孝道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性来讲，我们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赡养父母是最基本的孝。第二，敬重父母是最高尚的孝。第三，孝并非唯命是从。把孝道引向对父母的唯命是从，是古代孝道的最大弊端。在今天讲求法治和民主的时代，要想使孝道生机勃勃，必须把民主和法治的精神作为行孝的前提。当然，孝道不必与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相对立，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对父母和亲人的孝，往往容易与民主和法治的精神产生现实的矛盾。所以，要想使传统的孝道美德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必须把一份民主和法治的责任心放在首位。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弘扬孝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与此同时，人们也耳闻目睹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置亲情于不顾，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和老人，致使许多家庭为此而破裂，影响到社会安定。有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出现，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一个人要想保持与父母兄弟的亲情，要想尽好孝道，必须保证事业的发展和成功。只有各方面都实现了事业成功，尽孝尽悌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在行孝的过程，明确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非常必要的。父母长辈既不要无原则地提出要求，子女晚辈也不要无原则地推诿和搪塞，这就需要借鉴市场经济的规则和信用。如果各方都不讲规则，都在随心所欲地理解和实行孝道，最终将是孝道的灾难。所以，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使尽孝尽悌与市场经济的规则形成良性互动，既可以保证孝道这一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也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弘扬孝道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国家的基本细胞。基本单元稳定，社会才能和谐；细胞健康，国家这一机体才会强壮。而要保证家庭和睦稳定、生机勃勃，克尽孝道就是基础的基础。

中共中央在2001年颁布的关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这样的要求，就把家庭美德与家庭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以及家庭问题同国家的安定和谐等关系统一和一致起来，非常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建设。

（四）新时期的孝道必须积极地应对现实问题

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理解孝道的积极意义并不难，难的是把传统的孝道美德与现代的精神理念相结合，有效地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

既然孝道是要解决晚辈与长辈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当代，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如何让全社会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既是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家庭和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发扬善事父母、孝敬老人这一传统美德，对于亿万家庭的安定、乃至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有其重要意义。其次，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赡养老人的责任无疑会变得越来越沉重。面对这种形势，从父母到子女，必须对传统的孝道加以新的理解和诠释，以新的孝道理念指导人们的行为，满足人们的精神要求。再次，我国现在有5000多万青壮年民工在城市务工，他们如何对待远在家乡的父母才算是尽孝，他们的父母长辈如何得到孝养，都需要我们以继承传统孝道美德为基础，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作出适时的合理调整。

提倡孝道并不意味全盘继承，现代孝的规范是对传统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抛去封建因素，尊老、敬老、养老仍然是我们应具有的传统美德。

【参考文献】

[1]康殷.文字源流浅说[M].北京：荣宝斋，1979.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8

关键词：孝道；审美文化；现实关怀

孝道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一直影响着整个华夏民族，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人把孝视为立身之本，安国之基。“孝”字最初见于殷商卜辞。在甲骨文中,孝字的上部是个老人,弯腰弓背,而孝字的下部是个孩子,伸出双手,托着老人,作服侍状。《说文解字》对孝作了生动而准确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善事父母就是在物质上奉养父母。由此可知，孝是一个具有审美文化属性的概念，它体现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和谐相处，符合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

一、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历史演进

汉代孝道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孝道观念萌芽于父系氏族社会，伴随着父系制家庭的出现以及对父子关系的明确而产生。到了周代，封建制度确立，宗族制度随之产生，因此出现了五伦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孝道观得以作为一种伦理观念正式形成。周朝统治者很注重孝道，主张在家孝顺父母，在朝廷忠于君王。《礼记.坊记》中载：“修宗庙，敬祀事，使民追孝也。”春秋战国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确立起来，“父慈子孝，兄爱弟敬”遂成为一种无形的规则。百家争鸣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建立了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并将孝作为“仁”之本，对其进行大力宣扬。孔子十分重视母女之间的关系强调要尊重父母，孝敬父母，在父母跟前敬孝，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儒家经典《孝经》是孝文化的典范之作。到了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孝道文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孝廉”成为汉代选拔官员的重要准则，为广大学子僻出一条入仕之道。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道的一个朝代，自汉惠帝以后的汉代皇以“孝”为谥号，如孝文帝，孝武帝等。《孝经》在汉代特别受人重视，孝道观在汉代大兴，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伦理道德。汉代孝道文化虽然从目的上来讲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它的内核却具有审美属性，它引导人们积极向善，有利于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它将百姓紧紧团结在统治者的身边，也体现出了汉代的大美气象。

二、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利弊

汉代孝道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审美文化，它既有反映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的一面，所以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1.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利处

汉代孝道文化在定程度上可以引导人们孝敬父母，尊重兄长，构建和谐社会等。这是它有利的一面。汉文帝是历史上非常贤明的皇帝，汉代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从他开始的。汉文帝不但治国有方，而且他还是一个有名的大孝子。他十分尊敬自己的母亲，并且坚持以仁孝治理天下。文帝平日里很忙，要处理各种事情，但即使这样，他都每天向母亲请安，一有空就陪伴在母亲左右。后来他的母亲病倒了，文帝请来最好的医生诊治。他常常在完成公务后，亲自去母亲寝宫，长时间的守护在母亲床前。看到母亲憔悴的面容，文帝更是食不甘味，夜不能眠。他亲自为母亲端水送药，一心想着让母亲尽快好起来。就这样，汉文帝身为一国之君，将母亲侍奉了整整三年，在三年时间里，他很少宽衣解带，生怕母亲突然呼唤时，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母亲身边。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汉文帝还学习医学知识，所用汤药的药效、剂量，都牢记于心母亲每次服药前，文帝必会亲自先尝，才放心地端给母亲。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汉文帝的治国之道，宣扬他的仁义和孝道，将其列为二十四孝当中的第二孝。

2.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滞后性

汉代孝道文化虽然在加强个人修养，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汉代孝道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扭曲之势。汉代的孝文化片面的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不提父母对子女的慈。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个性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主动权被抹杀。他们夫妇情投意合，生活幸福，但焦母却全然不顾二人的感情，将没有任何过错的儿媳妇赶回娘家，无情的剥夺了两人的婚姻自由，而且为了传宗接代还要为儿子介绍东家贤女罗敷。刘兰芝的哥哥为了家族利益，不考虑兰芝的想法，就逼着兰芝嫁给太守之子。双方家长的专制行为最终酿成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殉情的惨剧。在文中，焦母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意对待儿媳，而儿媳却不能反抗。勤劳的兰芝被婆婆冠以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恶名。兰芝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也只能忍受被遣回家的悲剧命运。《孔雀东南飞》深刻的揭示了畸形婆媳关系的罪恶。

三、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现实关怀

反观汉代的孝道文化，从本质上说还是为了面向现在，面向未来。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经济与科技的渗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它成了描述文化总体性的一个重要概念，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当代社会，它呈现出了一种五光十色，生动直观，视听兼备的艺术文化形态。在当代社会，它代表了一种五光十色，生动直观，视听兼备的艺术文化形态，具有感性化，形式化，消费性等特征，这不得不说是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人们过于注重视听方面的，滋生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对事物的判断力下降，致使孝道等传统文化的地位不断下降。子女对父母的重视程度大不如以前，于是出现了新时期的“孔雀东南飞”。子女长大后一个个都飞走了，剩下孤零零的父母守着空荡荡的家。更有甚者，子女不愿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对其拳脚相加，把父母扫地出门。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弘扬孝道势在必行。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推崇孝道的朝代，反观汉代孝道文化，就是为了批判性的继承它，建设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新孝道观。新的孝道观要注重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双方之间多多进行沟通和交流，子女主动孝敬父母，赡养父母，父母尊重子女的个性自由，给子女一定的选择权。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子女犯错，父母当有意识的引导其改正错误，父母犯错，子女可以委婉的指出，提醒父母改变做法。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仅应该建立在礼数的基础上，更应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汉代孝道审美文化虽然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它所包含积极的、美的因子却一直影响着人们。孝道，成为了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今社会，批判性的继承汉代孝道文化有重要的意义。相信在正确的孝道观的指导下，《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不会重演，父母无人赡养的惨状不会再出现，中国社会能够真正达到和谐。（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晏培玉.对于孝文化建设之难点“婆媳关系”的思考［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68～71.

［2］涂爱荣.中国孝道文化的历史追寻［J］.学术论坛.2010,9,156～159.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9

【关键词】孝道；当代大学生；教育；策略

孝道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原发性概念，孝是人的所有品行中最伟大的。而当今正处于思想活跃、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受到社会、家庭和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印象，对孝道的认知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对孝道的认知直接关系到今后主流社会文化的建设。因而，教育工作者十分有必要对孝道进行全面认知，分析其演进和功用，找出提升当代大学生孝道水平的策略。

一、在大学生中开展孝道教育的社会意义

（一）实现大学生人格的自我完善

孝为入德之门，德为成事之本。本质上，孝即感恩之心，只有知道感恩才能克制内心偏执、利己、刻薄之念，以公正、客观、包容之心对待工作和生活，避免负面心态和情绪对自身造成过多影响，通过孝这个内因不断地主动完善自身人格。

而在当前阶段，对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当代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优越，不了解父母工作之辛苦，加之高考压力，生活中心无旁骛，缺乏对父母关怀和理解的主动性，而进入大学后，脱离父母管束，自由空间迅速增大，个体独立性增强，对父母的感恩意识也因空间距离而弱化。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进行孝道教育以完善学生人格的黄金时期，也是关键时期。

（二）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随着现代人际交往增多，现代新孝道倡导知恩图报教育，将孝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亲情、友情，进化为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谐相处的整体氛围，这种氛围不仅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也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安定的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支柱。

（三）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耐挫力

“身体发肤，受之亲而爱之不敢忘，则不为不善以亏其体而辱其身，此所以为孝之始也”。当今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要求大学生要珍惜生命，善待自己，这与儒家孝道思想的要求是契合的。所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要充分挖掘孝道思想的精华并将其充实到德育内容中去，让每一个大学生都明白对自己生命的珍惜、珍重与善待的重要性。爱自己就要爱他人，要推己及人，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自己对父母的孝心、爱心转化为学习和工作的动力，转化为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生在遇到挫折和委屈时不使用极端的手段，才能避免在校园惨剧的发生，提高自己的心理耐挫力。

二、加强大学生孝道教育的几种途径

（一）营造孝道教育校园环境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是大学生学好专业技能和思想道德提升的基础，能够“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其影响之深远甚至能惠及学生一生。

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全面统筹，合理布局选题，多部门协调，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采用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使学生产生亲切感，易于接受。而孝道连接了学生和家长，顾及了学生自身情感和切身利益，易于获得学生的参与和认可。同时，还应认识到，孝在本质上即感恩，而良好的校园孝道文化，在当前时期，亦有利于调节师生关系，更有利于调节部分学生和家长之间的认知冲突。

（二）发挥榜样先锋模范作用

大学生正值人生道路选择的重要时期，思想尚未真正定型，单纯反复式说教的德育极易受到学生的抵触，而榜样的作用则不可小觑。

而在榜样的选择和表彰方面则可以创新工作方式，如通过网络投票、布告张贴等方式，广泛宣传，评选“孝道之星”、“感动校园”之类的孝道榜样，邀请榜样学生的家长到学校参观交流，进而调动学生的广泛参与性。其目的则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其他学生通过这个过程了解了别人的孝道事迹和方式，通过身边的榜样对比自身，建立孝道意识。

（三）开展丰富的孝文化主题活动

除进行前述榜样评选活动之外，孝文化主题活动还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力求生动活泼。

这些主题活动如感恩节、重阳节、妇女节、父亲节、母亲节、父母生日推出主动打电话给父母、送温暖到敬老院活动等；建立孝道相关社团协会，深入开展社区活动；举办孝文化的主题讲座，或由学生自己收集孝道相关材料，并汇总报告；孝文化主题班会；举办感恩歌曲演唱比赛，观看亲情电影；收集、展示成长照片并评选；学生请假、探亲由班主任提示注意孝道；在学期开始、结束时期，开展全校性的孝道宣传；与通信运营商联系，开通针对学生的“亲情号码”，并以孝道作为广告宣传切入点；种植“感恩树”、“成长林”，等等。

（四）针对孝道认知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孝首先是一种私德，由于个人成长环境不同，个体在孝道认知方面有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因而进行孝道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和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这在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笔者在学生工作中发现，部分学生的孝道认知有偏差，主要是由子女和父母的“代沟”引起的。如父母对子女的孝心评价采用传统孝道标准，独生子女问题也加大了父母对子女的情感依赖，而子女个性强，在孝心具体表现方式上与父母期望有显著差异，因此造成子女和父母的情感冲突，此时则需要教师有针对性地辅导，以求得子女和父母的沟通与谅解。男女学生群体在孝道表达方式上也有显著差异，这也要求采用差异化的孝道教育方法。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10

论文摘要：当今孝的观念和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生了显著的交化，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孝道思想在应对这种社会变化的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佛教中孝道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影响和价值。《盂兰盆经》作为影响力很大的佛教经典孝经之一，其中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和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传统的孝道思想仍然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这种影响力在逐步减弱。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挖掘中国宗教思想的宝藏，为中国传统孝的思想提供更多的、有益的理论补充。佛教中“孝”的合理思想对当前我国社会重新树立新的孝道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主要浅析佛教经典孝经《盂兰盆经》中的孝道思想。

一、 当今社会孝道观念的变化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封建宗法制度盛行，家族和家庭对社会和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族长和父权往往分别是家族和家庭的中心。由于社会的封闭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对家族和家庭有很深的依赖。但是，在当今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日趋开放，人们有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人不再是无法冲破家族和家庭束缚的孤独的人。因此，家族和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下降，甚至消失，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传统的孝道观也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发生了质的转变。

随着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推行，两代人思想的隔阂加深，甚至出现了沟通的障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具体表现为：1．不再笃信家长的权威。由于当今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孩子知识的获得不再是简单的通过家族或家庭的言传身教而往往是通过社会来获得。家长对孩子知识的权威性有所下降，这也就直接影响了家长在孩子生活中的地位，由此，造成了孩子对家长的质疑，甚至不尊重。2．社会流动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隔代和多代家庭的结构出现了瓦解，夫妻二人世界的生活成为社会的主流。由隔代或多代一起共同生活发展到夫妻和孩子一起生活，这直接影响了孝的观念和意识的传统。

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西方思潮冲击着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孝道观。西方具有与东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古希腊罗马时期，幸福论者将个人的快乐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德行论者强调普遍的理性、知识和禁欲。因此，不论是德行论者还是幸福论者对于所谓的“孝道”都是十分淡漠的。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以信仰取代感情，以神性取代人性，在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社会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孝道受到无情的压抑。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崇尚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虚假 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掩饰下，往往孝的观念淡薄。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西方的同时，西方的一些观念也在影响着中国。

二、《盂兰盆经》中的佛教孝的思想

1．孝与众生、大众的教化。在《盂兰盆经》中充分体现了大众的力量，如《佛说盂兰盆经》中说：“时佛敕十方僧，皆先为施主家咒愿”，“当须十方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在这里它借助了六合众僧的形式突出了广大众人在宣扬孝道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里，可以通过借助全体群众的力量来宣扬孝的思想，提倡孝的风气。风气的提倡和孝道的宣扬离不开教育，佛教很注重教化的作用，佛经本身就是教化的工具，《盂兰盆经》是佛在祗陀太子的花园中为大家讲解的。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宣传孝的手段很多。但关键并不在于各种手段和如何宣扬，关键在于孝的思想是否能够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中，孝的提倡本身就是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既联系了我们日常百姓的小家，又联系了我们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家。

2．孝与人性、敬畏心。在《盂兰盆经》中并没有回避人本性中自私的一面，通过目连尊者母亲的行为突出表现了人性的自私。目连尊者母亲得到食物时“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揣食”这一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人的吝啬不舍、只为自己、自私的本性。而得到的报应是“食未人 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 佛教中强调因果循环和因果报应，正是目连尊者母亲种下的吝啬的“因”，从而导致了恶报的“果”。佛教正是利用人们对地狱的恐怖，使人产生敬畏心，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灵的目的，使人能够尽心行孝。在当今社会中，虽然我们大力提倡孝的风气，进行孝的教育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对不孝恶行的惩罚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足以震撼人的心灵。

孝观念的建立，是在孝的风气提倡之上的。而风气的提倡往往是利用人本性中善的一面，挖掘人善的本性，往往是从如何抑制人恶的一面开始的，而恶的抑制不是简单的说教可以达到的。因此，佛教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现实的地狱来惩罚人们的种种恶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不孝的行为，并建立相应的系统化、法律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惩罚体系。

3．孝行与孝心。佛教经典中在宣扬孝行的同时，更注重孝心，强调行和心的统一。中国佛教孝道认为，不仅要以“敬”报答父母恩，而且要 以“德”报答父母恩，更重要的是要以“道”报答父母恩，只有理、行同修，才能达到真正的大孝。并提出父母去世时“三年心丧，临丧宜哀”的主张，以显示告诫佛徒不忘世情、慎终追远的孝道思想。《盂兰盆经》中也间接反映了这一思想，在该经中目连尊者并不只是在行为上祭拜过世的父母，而是从内心里牵挂着已经过世的父母，通过佛祖的指点，最终解救生在饿鬼中的亡母。

在当代青年中，尊老、敬老、养老的观念逐渐形式化，子女往往只是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老人，忽视了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老人更需要得到的是子女和晚辈的“精神赡养”，也就是子女除了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外，还要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

“精神赡养”应该是我们当前社会所重视的孝道核心思想。孝行和孝心二者真正的统一，才是我们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孝道。

4．孝与身心的和谐。佛教追求脱离现实的苦海，追求永恒的快乐，这种快乐的追求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通过自己帮助众生带来更多的快乐，达到身心的和谐统一。这一点从《盂兰盆经》中可以体会得到，如“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涂之苦，应时解脱，衣事 自然”。这是讲有孝心的儿女们，为了报答父母恩情，发心供养大德高僧，使现生已经去世的父母以及六亲眷属，都能够解脱痛苦，自然快乐。孝道本身作为一种善的行为，使别人获得快乐的同时，自己也会获得快乐和身心的愉悦。

三、《盂兰盆经》中孝道思想对社会的广泛影响

盂兰盆会是中国佛教每年七月十五举行的一种仪式，在民间有一定广泛的影响，其根据来自佛经《盂兰盆经》。盂兰盆会作为佛家一种独特的对去世父母行孝的方式，很受推崇孝道的中国人的欢迎，并与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融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民俗节日流传于中国各地，并逐渐演变为佛家最盛大的仪式和节日之一。

另外，由于《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再加上中国人有着重视孝道的文化传统，因此，目连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目前最早的文学性文本可能是从敦煌出土的《目连变视孝道的文化传统，因此，目连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目前最早的文学性文本可能是从敦煌出土的《目连变文》演变而来。历代戏曲中以目连传说为题材的剧目包括：宋代的《目连杂剧》、元代的《行孝道目连救母》、明代的《目连救母劝善记》、清代的《劝善金科》等，民间创作还有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目连僧救母》鼓词等。有人称目连的故事为“中国的《神曲》”。只是到了近代和现代，目连救母的故事影响力才逐步减弱，但是在广大农村和佛教徒中还有一定影响。

四、《盂兰盆经》中孝道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从学科意义上讲，必须对孝的思想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以达到科学的认识。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生理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没有从宗教学，尤其是佛教的角度进行详细的研究。《盂兰盆经》作为佛教经典的孝经之一，具有广泛的影响和理论代表性，因此，本文对《盂兰盆经》中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从哲学意义上讲，对佛教中所宣扬的孝道的研究补充和发展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的空白。西方哲学从理论方面动摇了人们传统的孝的信念。传统孝道是朴素的，不需要什么具体的解释和论证，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坚持追究一切现象的最终依据，一切都必须做出科学的说明，并使之接受逻辑的检验。

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否认有认识真理的可能或真理的存在。他们认为道德既不能被认识，也不能被确认，伦理学中不存在认识问题，不存在道德的客观标准，所谓道德仅仅是个人任意性的选择。这样，就完全堵塞了对孝道的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在论及人类社会时，主要强调阶级关系，并没有涉及孝的思想。因此，我们需要在研究传统的儒家孝道的同时，对佛教孝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丰富西方哲学伦理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佛教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拥有众多的信徒，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如何积极利用佛教在广大信徒中的影响力，发挥佛教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佛教对社会积极作用的突破点。

当前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给了我们这方面的启示，社会的和谐是我们当前研究首要的关注点，而以孝的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家庭和谐是人 自身和谐得以实现的基础。佛教中孝道思想对家庭和谐和人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因此，本文通过研究佛教经典《盂兰盆经》中的孝道思想的影响并分析其内涵来诠释当前社会中孝道问题，从而，通过佛家经典研究从另一个视角来关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