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范文10篇

孝道范文篇1

关键词：传统孝道二重性孝道式微孝道立法

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始意义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延续生命。最早的汉字“孝”，则出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当时“孝”字仅见于卜辞一处，用于地名。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殷商时代的“孝”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孝”字，与当代“孝”字含义完全一致的“孝”。根据现有资料，较早的见于《尚书·酒诰》篇，其中有言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伦理学大辞典》对“孝”的解释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有三层含义。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母。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而在现代生活中，孝道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祭祀祖先没那么勤勉庄重了，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孝道的现代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对传统孝道是采取弘扬重建还是怀疑批判的态度，都必须予以深入思考。在此，笔者略陈己见，以资探讨。

第一，对先秦与后期儒家的孝道应予以区别。孝的问题是儒家整个伦理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思想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同时，孝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强化定型的轨迹。先秦儒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苟子等人的进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毋庸置疑，先秦孝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维护宗法社会服务。就先秦孝道而言，确实存在着重葬祭之礼、讲究爱有差别、过分强调父母长辈的权威和尊严、肯定“无违”和“父子相隐”等片面愚昧落后的缺陷，这是应当认真分析并将之加以剔除的。但不可否认，与后期孝道相比，先秦孝道更具平等性、相互性、合理性，其中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促进人际关系和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以及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二，对传统孝道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孝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长期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愚孝”被当作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故而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在新文化运动暨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思想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则对孝道持肯定态度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孝的伦理可以为今所用，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综合创新，弘扬发展。建国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又遭到了全盘否定。因此，传统孝道在社会文化和民众实践中，呈现出继承、弘扬与挫折并存的历史命运。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要看到孝道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并存，精华和糟粕共生。所谓人民性，指的是孝乃基于人类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亲人的亲爱之情、敬忠之行。这是一切仁心善德的基础，也是人类对亲子关系普遍规律的合理认识。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那么这种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作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具有继承性。而封建性，是指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诚然，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有维系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但讲孝不等于“封建”与“落后”。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但是孝道精华也不能抹杀和抛弃。我们在评价传统孝道时，一定要对这些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孝道式微”应持理性的认识。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啃老、虐老、遗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孝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持理性的认识，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其一，传统孝道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其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华文明也是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传承性决定了先人认同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因此，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获得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生产技能、智慧，对于年幼晚辈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出于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农业社会尊敬老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根基。现代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中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换言之，我国古代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角色敬重也就转移了。其二，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已经日趋微弱。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的伦理道德已不再强有力。人们学业、事业的成功，除主观因素外，家庭因素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同时，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部分功能弱化，部分功能转向社会。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小生产功能向社会大生产功能转移，家庭教育功能向幼儿园、学校及社会教育功能转移，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家庭生活照料功能向社区服务功能转移，老年人养老方式也从单纯依赖血缘网走向依赖社会网。由此，传统家庭血缘网络结构的分化减少了人们对传统孝道的依赖程度。其三，传统家庭观念与尽孝观念已经日渐淡化。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现代人趋向于事业认同，以个人成就为价值取向，家庭意识逐渐弱化。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慢慢淡化。同时，现代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方式，使家庭成员就业区域扩大，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拉大了亲属问的生活距离。多数子女与老人分居，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中尽孝。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在尽孝问题上，许多年轻人认为，目前社会资源流向已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人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不少老年人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代际重心转移，要求子女尽孝的时代已结束。

孝道范文篇2

关键词:孝;论语;孔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美德之一。其实,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孝”字从老从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轻人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在远古的氏族和部落社会之中,“孝”的意义是很广的,是指对本族中年长者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1]。随着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长时间的发展,“孝”也由对族中老者的尊敬变成对父母的关爱,成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甚至在今天,对生者的“孝”更为受到重视。但是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时期更为接近,那就是“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士的标准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之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维持人际关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子弑父、臣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整饬社会秩序,重建孝道伦理的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这句话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有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说这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另一本儒家经典《孝经》中还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乱即为不忠,孝悌者鲜犯上而无作乱,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我们现在常说“孝顺”一词,似乎孝敬就代表着顺从长辈或者权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来顺受?很多人因此产生误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实,仅就这一点,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从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的准则呢?孔子的回答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孝”之外,孔子还用了另一个道德的准则“义”来规范它的实行。如果上级或者长辈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执行。可以看出,“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同样的一段话。鲁哀公问孔子同样一个问题。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就是孝。孔子说子贡是“小人”。孔子指出“子从父”不能说子“孝”,臣从君,也不能说是臣“贞”。孔子说:“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总而言之,“孝”是子对为什么要从“父之令”的审慎的把握。把握的标尺就是“义”。“孝”由此就成为小辈或者臣子依据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根据一定的认识论方法处理与君和父的关系的一种品性。在这种解释思路下,“孝”不是无原则的服从,“孝”是学道的表现和成就,是对自己内心最高价值准则的服从。“孝”不是对长辈和上级的单向的义务。

其次,孔子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远大于物质的供养。关于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对于不同弟子的提问,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其中的要义都是一致的。他认为一般人所说的养就是孝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就是家里豢养的动物,都能在物质上被给予很好的照顾,那么给父母的物质供养就不足以成为孝与不孝的分界线。能够区分的只有抽象的情感。所以色是难的,要做到面对父母的时候,不厌烦而有愉悦之色,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如果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父母就是天天食鲍鱼吃燕窝也不会开心的,父母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看到这两句,心中感慨颇多,孔子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指导意义更大。在古代,交通不便,疆域窄小,出趟远门并非易事,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今天,除了农村那些出不来的人,还有多少人愿意固守家园,守护自己的父母?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身不由己,繁忙的工作,又有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每当我们推说加班加点而没空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记得孔子的教诲?那首《常回家看看》在大江南北的走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点,我很佩服孔子,他洞察到了人内心的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在父母眼里,子女的陪伴和关切比物质的丰盛要重要得多。所以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是的,既然是孝子,那他在物质和言行上的态度就不会受到父母的微词,唯有疾病,是天灾,很难由人力控制,是父母和孝子都没有办法的。这种疾病,不是自身的不注意造成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所以自然的病症成为父母也是孝子最无能为力和担忧的事件。另外,孔子还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皆弟之言。”对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看法,向来都被认为有主观的成分,但是人们不会对孝子父母对孝子的看法有怀疑和不好的评价。孝道作为人伦之一,那个时代是大家很重视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认的孝子,那么他的言行对社会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此时,就连父母家人也变成了“孝”的监督者,他们的言行是有公心且可供参考的。由此可见,孝在当时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再次,孝道对政治能够起到作用。除了间接地从孝到忠,孝道还可以淳化社会风气,教化大众,安定社会。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在家族里对长辈的孝敬,对兄弟的爱护,可以维护一个家族的正常次序,这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当然是为政的一个方式。孔子还解释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他看来,倡孝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德行来影响政治,作用于社会与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因此,孔子及儒家主张用孝教化百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经•广要道章》)对人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这样社会就会稳定,形成“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局面。《孝经》可谓儒家经典,虽然直接吸收孔子的思想不多,但《孝经》对孝的思想的阐发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又生发开来的。特别关于孝和政治的关系,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想法。先秦儒家孝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使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国社会舞台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汉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格局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我认为,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孝廉的政策应该就是儒家孝学说影响巨大的有力证据。举孝廉之人,直接为官,看来孝真是与政治不可分割了。到了元明清时期,很多文人创作的戏曲和小说更是体现了用孝来教化大众的思想倾向。比如《琵琶记》、《任孝子立地成神》等等。

最后,《论语》中提到,孝不仅是生养,还是死葬,不仅是对人生前的尊敬,更是对死后亡灵的尊重,慎终追远,这才是孝的完结。比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的“违”应指的是违背礼节。就是说不管长辈是否在世都必须按照礼节来侍奉他们。对于死去的人,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杨伯峻将“道“解释为父辈合理的东西,引发了学者的争议,有人认为,三年不改,难道超过三年就可以把合理的东西改掉吗?我觉得这是钻牛角尖,孔子说过,顺从并不是孝,这里应当采取杨的解释,即在父丧的三年之内,尊重父辈遗留下来的合理的教义,三年之后,可以添加或者根据具体要求进行修订,但是对合理的东西至少保证三年的不变化。没有什么对错只之分,只不过时移事易,对待不同的事件一定有不同的正确防范。对于丧葬的礼节,孔子认为并不是越隆重奢靡越是孝。正如前面所说,孔子重视的是心,而非物质。同样在论语中,他说:“礼,与其奢也,凝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儒家在强调“哀戚”的神色,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忧伤,就是对死者最大的祭奠。同时,儒家又认为这种悲哀之情是有节制的。要“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要有三年之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而对于丧祭之事,孝子必须恭敬严肃,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表达了在祭祀时对先辈要虔诚。

可以看出,虽然在《论语》中,只有十九处明确地提到了“孝”,但是那些关于祭祀、关于忠、仁的阐释也是跟孝不可分割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孝”乃是研究孔子甚至儒家思想绕不过去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论语》到《孟子》、《荀子》和孝经,以及后世诸多的儒学经典,都清晰地记录了“孝”的发展轨迹。无怪乎有学者认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孝的文化。当然在谈到孝道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过分绝对、片面地愚孝和死板遵守儒学教义对民族精神的伤害,对于每一种思想,我们都应当审慎和警惕,保持客观的研究姿态。

参考书目:

(1)鲁行经院学报范玉秋林雨2002年第5期论《孝经》对孔子“孝”的思想的发展

(2)东岳论丛2005年5月第26卷第3期黄开国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3)《孝经译注》汪受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李淑霞论孔子思想中的诚信与孝悌问题

孝道范文篇3

论文摘要：当今孝的观念和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生了显著的交化，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孝道思想在应对这种社会变化的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佛教中孝道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影响和价值。《盂兰盆经》作为影响力很大的佛教经典孝经之一，其中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和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传统的孝道思想仍然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这种影响力在逐步减弱。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挖掘中国宗教思想的宝藏，为中国传统孝的思想提供更多的、有益的理论补充。佛教中“孝”的合理思想对当前我国社会重新树立新的孝道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主要浅析佛教经典孝经《盂兰盆经》中的孝道思想。

一、当今社会孝道观念的变化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封建宗法制度盛行，家族和家庭对社会和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族长和父权往往分别是家族和家庭的中心。由于社会的封闭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对家族和家庭有很深的依赖。但是，在当今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日趋开放，人们有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人不再是无法冲破家族和家庭束缚的孤独的人。因此，家族和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下降，甚至消失，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传统的孝道观也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发生了质的转变。

随着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推行，两代人思想的隔阂加深，甚至出现了沟通的障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具体表现为：1．不再笃信家长的权威。由于当今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孩子知识的获得不再是简单的通过家族或家庭的言传身教而往往是通过社会来获得。家长对孩子知识的权威性有所下降，这也就直接影响了家长在孩子生活中的地位，由此，造成了孩子对家长的质疑，甚至不尊重。2．社会流动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隔代和多代家庭的结构出现了瓦解，夫妻二人世界的生活成为社会的主流。由隔代或多代一起共同生活发展到夫妻和孩子一起生活，这直接影响了孝的观念和意识的传统。

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西方思潮冲击着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孝道观。西方具有与东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古希腊罗马时期，幸福论者将个人的快乐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德行论者强调普遍的理性、知识和禁欲。因此，不论是德行论者还是幸福论者对于所谓的“孝道”都是十分淡漠的。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以信仰取代感情，以神性取代人性，在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社会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孝道受到无情的压抑。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崇尚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虚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掩饰下，往往孝的观念淡薄。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西方的同时，西方的一些观念也在影响着中国。

二、《盂兰盆经》中的佛教孝的思想

1．孝与众生、大众的教化。在《盂兰盆经》中充分体现了大众的力量，如《佛说盂兰盆经》中说：“时佛敕十方僧，皆先为施主家咒愿”，“当须十方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在这里它借助了六合众僧的形式突出了广大众人在宣扬孝道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里，可以通过借助全体群众的力量来宣扬孝的思想，提倡孝的风气。风气的提倡和孝道的宣扬离不开教育，佛教很注重教化的作用，佛经本身就是教化的工具，《盂兰盆经》是佛在祗陀太子的花园中为大家讲解的。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宣传孝的手段很多。但关键并不在于各种手段和如何宣扬，关键在于孝的思想是否能够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中，孝的提倡本身就是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既联系了我们日常百姓的小家，又联系了我们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家。

2．孝与人性、敬畏心。在《盂兰盆经》中并没有回避人本性中自私的一面，通过目连尊者母亲的行为突出表现了人性的自私。目连尊者母亲得到食物时“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揣食”这一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人的吝啬不舍、只为自己、自私的本性。而得到的报应是“食未人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佛教中强调因果循环和因果报应，正是目连尊者母亲种下的吝啬的“因”，从而导致了恶报的“果”。佛教正是利用人们对地狱的恐怖，使人产生敬畏心，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灵的目的，使人能够尽心行孝。在当今社会中，虽然我们大力提倡孝的风气，进行孝的教育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对不孝恶行的惩罚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足以震撼人的心灵。

孝观念的建立，是在孝的风气提倡之上的。而风气的提倡往往是利用人本性中善的一面，挖掘人善的本性，往往是从如何抑制人恶的一面开始的，而恶的抑制不是简单的说教可以达到的。因此，佛教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现实的地狱来惩罚人们的种种恶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不孝的行为，并建立相应的系统化、法律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惩罚体系。

3．孝行与孝心。佛教经典中在宣扬孝行的同时，更注重孝心，强调行和心的统一。中国佛教孝道认为，不仅要以“敬”报答父母恩，而且要以“德”报答父母恩，更重要的是要以“道”报答父母恩，只有理、行同修，才能达到真正的大孝。并提出父母去世时“三年心丧，临丧宜哀”的主张，以显示告诫佛徒不忘世情、慎终追远的孝道思想。《盂兰盆经》中也间接反映了这一思想，在该经中目连尊者并不只是在行为上祭拜过世的父母，而是从内心里牵挂着已经过世的父母，通过佛祖的指点，最终解救生在饿鬼中的亡母。

在当代青年中，尊老、敬老、养老的观念逐渐形式化，子女往往只是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老人，忽视了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老人更需要得到的是子女和晚辈的“精神赡养”，也就是子女除了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外，还要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

“精神赡养”应该是我们当前社会所重视的孝道核心思想。孝行和孝心二者真正的统一，才是我们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孝道。

4．孝与身心的和谐。佛教追求脱离现实的苦海，追求永恒的快乐，这种快乐的追求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通过自己帮助众生带来更多的快乐，达到身心的和谐统一。这一点从《盂兰盆经》中可以体会得到，如“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涂之苦，应时解脱，衣事自然”。这是讲有孝心的儿女们，为了报答父母恩情，发心供养大德高僧，使现生已经去世的父母以及六亲眷属，都能够解脱痛苦，自然快乐。孝道本身作为一种善的行为，使别人获得快乐的同时，自己也会获得快乐和身心的愉悦。

三、《盂兰盆经》中孝道思想对社会的广泛影响

盂兰盆会是中国佛教每年七月十五举行的一种仪式，在民间有一定广泛的影响，其根据来自佛经《盂兰盆经》。盂兰盆会作为佛家一种独特的对去世父母行孝的方式，很受推崇孝道的中国人的欢迎，并与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融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民俗节日流传于中国各地，并逐渐演变为佛家最盛大的仪式和节日之一。

另外，由于《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再加上中国人有着重视孝道的文化传统，因此，目连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目前最早的文学性文本可能是从敦煌出土的《目连变视孝道的文化传统，因此，目连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目前最早的文学性文本可能是从敦煌出土的《目连变文》演变而来。历代戏曲中以目连传说为题材的剧目包括：宋代的《目连杂剧》、元代的《行孝道目连救母》、明代的《目连救母劝善记》、清代的《劝善金科》等，民间创作还有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目连僧救母》鼓词等。有人称目连的故事为“中国的《神曲》”。只是到了近代和现代，目连救母的故事影响力才逐步减弱，但是在广大农村和佛教徒中还有一定影响。

四、《盂兰盆经》中孝道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从学科意义上讲，必须对孝的思想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以达到科学的认识。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生理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没有从宗教学，尤其是佛教的角度进行详细的研究。《盂兰盆经》作为佛教经典的孝经之一，具有广泛的影响和理论代表性，因此，本文对《盂兰盆经》中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从哲学意义上讲，对佛教中所宣扬的孝道的研究补充和发展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的空白。西方哲学从理论方面动摇了人们传统的孝的信念。传统孝道是朴素的，不需要什么具体的解释和论证，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坚持追究一切现象的最终依据，一切都必须做出科学的说明，并使之接受逻辑的检验。

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否认有认识真理的可能或真理的存在。他们认为道德既不能被认识，也不能被确认，伦理学中不存在认识问题，不存在道德的客观标准，所谓道德仅仅是个人任意性的选择。这样，就完全堵塞了对孝道的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在论及人类社会时，主要强调阶级关系，并没有涉及孝的思想。因此，我们需要在研究传统的儒家孝道的同时，对佛教孝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丰富西方哲学伦理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佛教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拥有众多的信徒，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如何积极利用佛教在广大信徒中的影响力，发挥佛教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佛教对社会积极作用的突破点。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给了我们这方面的启示，社会的和谐是我们当前研究首要的关注点，而以孝的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家庭和谐是人自身和谐得以实现的基础。佛教中孝道思想对家庭和谐和人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因此，本文通过研究佛教经典《盂兰盆经》中的孝道思想的影响并分析其内涵来诠释当前社会中孝道问题，从而，通过佛家经典研究从另一个视角来关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孝道范文篇4

“忠孝”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普遍道德，“神仙”是道教追求的一种终极理想，在许多人看来，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干。然而，在道教发源地青城天师洞，一块“忠孝神仙”的金字巨匾，堂而皇之地悬挂门庭。在道教众多的教派，尚有以忠孝为本的净明忠孝宗。于是，当我们认真审视道教的教理教义时，便发现儒家的伦理道德早已深浸入道教的思想学说之中。正因为如此，要学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具，焉论神仙，这已成为道教界的一个共识。这里，就道教的孝道思想做一探索。

考察道教孝道思想的来源，无疑来自儒家。儒家继承西周以来的传统礼制，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建设，其中即包括对孝道的肯定与发扬。“孝”的思想，其产生约当于西周时期。从金文及《周书》和《诗经》等文献中，可以看到已有大量关于“孝”的内容，表明“孝”的伦理观念已经形成。《说文解字》日：“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说明“孝”乃是一种家庭伦理，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规范作用，被视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为人们自觉力行。

中国古代文化属伦理型文化，在中国这样的宗法制社会中，其伦理的核心就是忠孝人伦，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以忠孝为本的思想上面。孔子在《论语》中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认为治国必先齐家，因此将忠孝说成“为仁之本”是合乎逻辑的。

从历史角度上看，孝道是在个体家庭出现以后，作为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而产生的。其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在世的上辈的敬爱、服从和赡养，二是对于已故上辈和先祖的敬仰和追念。应当说，这个伦理概念主要是针对现实的世俗生活。但是，在其发展意义上，却远不止于此。其中的第二个方面，即对于已死之先辈的“追孝”态度和方式，导致了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显然，也正是这点首先沟通了儒家与道教的内在交流，这对于道教神学与伦理学的建设是很重要的。因为“宗教”一词本身，就同祖先崇拜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祖先崇拜的目的，就是以先辈为伦理范型，昭示于人，要求人们循蹈其迹。

然而，两家追求的终极理想毕竟有较大的差异。在解决“仙道”与“人道”内在的矛盾时，就必须以某种价值观为基础。对此，道教所提出的调和方法，就是要求慕道修仙之人，首先必须履行社会共同的“人道”价值。《无上秘要》卷l5说：“父母之命，不可不从，宜先从之。人道既备，余可投身。违父之教、仙无由成。”先当“仁爱慈孝，恭奉尊长，敬承二亲”。《洞玄安志经》亦说：“夫学道之为人也，先孝于所亲，忠于所君，悯于所使，善于所友，信而可复，谏恶扬善，无彼无此，吾我之私，不违外教，能事人道也；次绝酒肉、声色、嫉妒、杀害、奢贪、骄恣也；次断五辛伤生滋味之肴也；次令想念兼心睹清虚也；次服食休粮，奉持大戒，坚质勤志；导引胎息，吐纳和液，修建功德。”如此则仙道可成。这样一来，就将儒家忠孝仁信的思想与道教养生修仙之间的关系有机地融合起来。

应该看到，道教自创建之始，便开始吸收儒家的忠孝观。《太平经》就劝人们遵守忠君孝亲，认为最大的罪过是不孝，“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孝善之人，人亦不侵之也；侵孝善之人，天为治之。”对父母应尽孝，对君王则应尽忠：“为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夫孝子之忧父母也，善臣之忧君也，乃当如此矣。”葛洪认为只求金丹而不修道德，长生不死仍是办不到的，所以他反复强调了行善立功是成仙的一种前提和保证。

《抱朴子内篇·对俗》说：“立功德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就明白指出，为道者必须先立功德和善行，而最重要的善行就是按照儒家忠孝仁义的原则来立身处世。

其后，在众多的道经书中都一致强调孝道对修仙者的重要性。《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说，凡修道之人，“其能壮事守善，能如要言：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太上大道玉清经》卷一则直接糅合儒家道德说教，并假元始天尊之口训日：“第一戒者，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而那些“不孝父母师长者，死入地狱，万劫不出。纵l-I=人中’．…一受人凌刺，常居卑贱。”于是，儒家的道德说教作为正面引导，道教的地狱苦难则作为反面的恐吓威慑力量，在道教伦理内协同发挥作用。

《太上洞玄灵宝智能罪根上品大戒经》更大量包容儒家道德说教，提出：“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人弟子言，则恭于礼；与人奴婢言，则慎于事。”这种说教，可以说是包容了社会人伦各个方面，较之儒家经典的有关论述，并不逊色。

实际上，西汉之际的道家已经开始援引儒家以正人心。如《道学传》载西汉道家学者成都人严遵，“修道自保。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弟言，依于顺；各因其发，导之以善。蜀中化之，从其言者过半也。”北魏寇谦之则在《老君音诵戒经》中，假太上老君之口，针对当世之道德堕落说：“我今以世人作恶者多，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运数应然，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其中所体现的伦理观与儒家忠孝等观念在内涵上并无二致。

然而，道教对孝道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一般做人必备的精神层面上；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将导致自我价值的上升，取得其自主命运的能力，从而在追求神仙理想的过程中终得圆满。对此，《太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说：“道者性所有，固非外而烁；孝悌道之本，固非强而为。得孝悌而推之忠，故积而成行，行备而造日充，是以尚士学道，忠孝以立本也，本立而道日生也。”这里将“忠孝”视为“道”的根本，只有讲忠孝才能“立本”，大力强调忠孝的社会作用。

经中说：“忠孝备而可以成本，可以立功，立功之道无阳福，无阴骘，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所以上合于三元，下合于万物也。下士呼符水治药饵已人之一疾，救人之一病而谓之功?非功也，此道家之事方便法门耳。吾之忠孝净明者，以之为相举天下之民齐于寿，措四海而归太平，使君上安民自阜，万物莫不自然。以之将三军之众而神于不战以屈人之兵，则吾之兵常胜之兵也。以吾之忠，使不忠之人尽变以为忠；以吾之孝，使不孝之人尽变以为孝，其功可胜计哉!”从而将“忠孝”从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实践方面。

在后来道教的善书中，即反复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如《劝世归真》日：“人生在世，莫忘忠孝二字。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乃万古不易之理也。吾劝世人，或为忠臣，或为孝子，则不愧为人矣。”《太上感应篇集注》亦说：“父母为五伦之首，孝亲乃人道之先”。“立善多端，莫先忠孝，即成仙证佛，亦何尝不根基于此。”

孝道范文篇5

关键词：传统孝道二重性孝道式微孝道立法

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始意义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延续生命。最早的汉字“孝”，则出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当时“孝”字仅见于卜辞一处，用于地名。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殷商时代的“孝”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孝”字，与当代“孝”字含义完全一致的“孝”。根据现有资料，较早的见于《尚书·酒诰》篇，其中有言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伦理学大辞典》对“孝”的解释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有三层含义。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母。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而在现代生活中，孝道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祭祀祖先没那么勤勉庄重了，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孝道的现代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对传统孝道是采取弘扬重建还是怀疑批判的态度，都必须予以深入思考。在此，笔者略陈己见，以资探讨。

第一，对先秦与后期儒家的孝道应予以区别。孝的问题是儒家整个伦理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思想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同时，孝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强化定型的轨迹。先秦儒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苟子等人的进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毋庸置疑，先秦孝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维护宗法社会服务。就先秦孝道而言，确实存在着重葬祭之礼、讲究爱有差别、过分强调父母长辈的权威和尊严、肯定“无违”和“父子相隐”等片面愚昧落后的缺陷，这是应当认真分析并将之加以剔除的。但不可否认，与后期孝道相比，先秦孝道更具平等性、相互性、合理性，其中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促进人际关系和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以及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二，对传统孝道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孝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长期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愚孝”被当作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故而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在新文化运动暨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思想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则对孝道持肯定态度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孝的伦理可以为今所用，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综合创新，弘扬发展。建国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又遭到了全盘否定。因此，传统孝道在社会文化和民众实践中，呈现出继承、弘扬与挫折并存的历史命运。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要看到孝道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并存，精华和糟粕共生。所谓人民性，指的是孝乃基于人类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亲人的亲爱之情、敬忠之行。这是一切仁心善德的基础，也是人类对亲子关系普遍规律的合理认识。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那么这种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作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具有继承性。而封建性，是指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诚然，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有维系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但讲孝不等于“封建”与“落后”。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但是孝道精华也不能抹杀和抛弃。我们在评价传统孝道时，一定要对这些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孝道式微”应持理性的认识。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啃老、虐老、遗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孝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持理性的认识，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其一，传统孝道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其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华文明也是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传承性决定了先人认同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因此，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获得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生产技能、智慧，对于年幼晚辈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出于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农业社会尊敬老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根基。现代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中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换言之，我国古代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角色敬重也就转移了。其二，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已经日趋微弱。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的伦理道德已不再强有力。人们学业、事业的成功，除主观因素外，家庭因素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同时，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部分功能弱化，部分功能转向社会。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小生产功能向社会大生产功能转移，家庭教育功能向幼儿园、学校及社会教育功能转移，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家庭生活照料功能向社区服务功能转移，老年人养老方式也从单纯依赖血缘网走向依赖社会网。由此，传统家庭血缘网络结构的分化减少了人们对传统孝道的依赖程度。其三，传统家庭观念与尽孝观念已经日渐淡化。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现代人趋向于事业认同，以个人成就为价值取向，家庭意识逐渐弱化。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慢慢淡化。同时，现代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方式，使家庭成员就业区域扩大，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拉大了亲属问的生活距离。多数子女与老人分居，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中尽孝。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在尽孝问题上，许多年轻人认为，目前社会资源流向已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人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不少老年人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代际重心转移，要求子女尽孝的时代已结束。

孝道范文篇6

论文摘要：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家人文伦理的基石。本文首先阐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接着又对孝道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孝是一个优弊共存的“杂糅体”，即有其适应时展的合理性因素，又有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弘扬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在《论语·学而》中，“孝”被作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不仅体现在父母生前，最难的是保持到最终。“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发挥，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懒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战国后期的墨家认为：以爱亲利亲为己任，就是孝，孝不必图回报。此外，《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孝”，战国时还产生了《孝经》，这些文献表明孝道的框架在先秦已经完成。《孝经》把孝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相结合，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孝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影响、最富特色的规范之一。

二、对先秦儒家“孝道”的辩证分析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有其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先秦儒家孝道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有其不合理性因素，对此我们应作辩证分析。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自然规律发展的要求。当子女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时，父母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但这种感情害怕时间一长，由于受到多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儒家提倡孝这一文化道德规范，以维护人类的这种美好感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的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人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结构和良好品质呢?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儒家把孝不仅仅限于父子关系，而且要求尊重家族中的一切老者尊者。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他们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和老人，要求人们不但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尊老的确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又有其不合理因素，先秦儒家把“孝”作为仁之本，把“孝”看成“诸德之首”，使“孝”这一伦理范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强化，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

1．“无违”之孝道。使家庭伦理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父子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威人格倾向传统孝道讲究“父慈子孝”，但一向讲“子孝”的场合多，讲“父慈”地方少。“子孝”要求儿子对父母尽义务，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无条件地绝对顺从父母，父亲死后还要尽三年之丧，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2．“忠孝合一”的观念，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道德力量。“孝亲”本是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最初与忠君并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以宗法式家庭形式组织社会，建立了以皇帝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封建家天下。在这种封建等级制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尊。对封建家长的绝对尽孝，扩大到国家就是对君主的绝对尽忠。这样，孝亲与忠君便密切联系起来。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思想，还提出：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为了忠，必须讲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求人们“舍孝尽忠”。在当代民主社会，封建皇权统治已不复存在，但对孝具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特性与历史应保持清晰的理智，防止其流毒影响。还有一些观点，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这些封建性糟粕，不管当时还是其后，都应予批判与否定。

三、先秦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IZl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其实，家庭养老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传统的孝文化。传统孝文化中养老敬老的规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传统伦理的“孝”成为处理亲子关系的规范和最高准则，成为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文化价值机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孝观念最初是基于对人们家庭生活的维护，以一种家庭伦常的形态而出现的。从现代家庭来看，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较之古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依然需要调节，所以说孝依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

从现实情况来看，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是生生不息的爱心，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先秦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孑L子所倡导的“孝悌”之道，“弟子，人则孝，出则悌”。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这对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oo3，(9)

[2]肖群忠．《伦理与传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孝道范文篇7

【论文摘要】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论文关键词】《论语》孝道孔子

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家、国、天下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立足于最小的一点——家，从自我做起，弘扬孝道，孝敬父母。弘扬孝道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响应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的具体做法。

孝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晚辈对长辈的伦理道德。《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尚书》上对孝的解释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孑L子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就是说年轻人在父母身边就要孝敬父母，离开家里就要敬爱兄长。“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圆可见孝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的内容有：一为养，即赡养父母。二为敬，即孝敬父母。三为安亲，四为终身孝敬。此外《论语>中多次提及的丧葬及其丧葬的礼节问题也被孔子认为是孝敬父母的延伸。

“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是基础，所以尽孝道的首要条件是赡养父母。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喔说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是件难事。遇到有事，子女去操劳；有好吃好喝的，让父母享用，仅这样就可以认为是孝了吗?从孔子的疑问中就可以知道，孔子认为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要孝敬父母肯定要做更多，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论语》中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阎释，即“敬”。

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说了，现在称作的孝，是仅仅能供养父母就行了。然而就是狗、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对父母的一片孝敬之情，那赡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驳斥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孝”的概念，认为孝不仅仅是能够供养父母，还必须要敬，要对父母有一片孝敬之情，孔子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敬”。羊羔跪乳，乌鸦反哺，那是一般动物的本能，而人类如果只停留在这种初级阶段，把妥善安置父母的衣食住行问题作为孝顺的最高境界，就未免愧对于“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称谓了。孑L子认为在养父母的同时必须对父母“敬”。子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ft恃奉父母，(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应该婉转地规劝，如果父母没有听从的意思，仍然应当恭敬的侍奉，不要冒犯他们，尽管内心忧虑，对父母却不怨恨。

在孔子及儒家看来，孝敬父母不仅要“养亲”、“敬亲”，还要提倡“安亲”。所谓“安亲”．就是说子女在父母生时立身行道，不犯刑律，不做冒险的事，不做不义的事，以免父母为自己的过错和安全担惊受怕。《论语·里仁》提到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是孔子提及的安亲的重要内容。131(p17)

子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在世时，因为儿子不能享有独立行动的权力，所以只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之后就要看他的行为，如果他能长时间地遵照父亲生前的道德规范而没有改变的话，就可以称他是孝子了。孔子总结性的指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孑L子构架了一个生命的轮回的框架，子女不改变父母生前奉行的准则，继续继承他们的事业或者是遗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是虚指．指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生。因此这是一个自觉性太强、时间又长的过程，是需要很多毅力的，所以笔者觉得这是孔子所认为的敬父母的最高标准了。这也是终身孝敬的难能可贵之处。

子日：“(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不但重视对父母的养、敬、安和终生尽孝，还特别重视对父母的丧葬极其礼记。孔子说“丧事不敢不勉”即说办丧事不敢不尽礼。但他又提倡丧礼的朴素节俭，他明确指出更应该做好的是在父母生前尽的孝道，孝敬父母。这在《论语·八佾》中体现出来，林放问礼之本。子日：“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指出，就一般礼节仪式而言，与其过分奢侈，宁可朴素节俭；就办丧事而言与其在仪式上大操大办，不如内心真正悲哀。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孝道问题上又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曾经写过《孝经》。曾子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主张父母的葬礼要谨慎对待，祭奠祖先要敬重、真诚，这样做就能够使社会道德风尚日渐淳厚。曾子将孝道与社会的道德风尚结合起来，高瞻远瞩，把对孝道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那么《论语》是如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尽孝道的问题呢?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时，孔子说道，《尚书》上说“孝呀!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只要把这种品德应用到政治上去，那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只有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看来孔子认为不一定只有做官才算是参与了政治，将孝的品德应用到政治也是参与了政治。孔子以德治国的主张从这里也可略见一斑。

尽管孔子认为将孝的品德运用到政治上就是参与了政治，但是现实社会中必有很多人是在朝廷做官的，就不能日夜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了。那么怎样处理这个忠和孝的关系问题呢?古人眼里的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孝指的就是在家侍奉父母，听取父母的心声，即小孝；广义的孝指的是在在朝廷里忠于君主，没有贰心，即大孝。孝道在政治范围内延伸成了忠君爱国。孔子以“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以小孝和大孝的关系巧妙的处理了忠和孝的关系。

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子认为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而喜欢冒犯长辈和上司的情况是很少有的；不喜欢犯上却喜欢作乱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给封建帝王“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以很充分的理论根据，孝道在政治范围的延伸就是忠君爱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在孝道的基础上得到了最为广阔的延伸，“父父子子”最终演变成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统治阶级要求臣下忠于君主的目的在倡导孝道的光鲜外表下达到了。不过作为迎合统治阶级统治的孝道也是得到了提倡的，孝道在主观意愿之外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起来。

《论语》从物质上赡养父母、精神上尊敬父母、终身孝敬、对父母生前身后事之以礼、如何处理“忠”和“孝”的问题上都做了精深的阐释。对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问题作了一个概括，涉及了如何孝敬父母的方方面面，也解决了在孝敬父母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各种矛盾问题。例如：尽礼与节俭的问题、传统社会中“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孝道范文篇8

（一）孝道是做人的根本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通悌。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人身来自父母，兄弟情同手足，孝悌是人的天然职责。正如孟子所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因此孝悌最能体现人间的真情。所谓真，是指父母、兄长即使伤害了自己，也不会与他们计较，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他们对自己的付出和关照。有这样的心念，无论家庭内部有多大的矛盾，都能化解，使家庭成员和睦相处，这就是所谓的齐家。能齐家的人，走向社会，必定会友爱同事，尊敬长上，当然不会做乱害国，如此即是国治。家齐、国治，天下自然就太平。所以孝悌做好，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一个人仁德的实现。因为，仁的本意就是爱人，从爱父母兄长到爱同事领导，再到爱不相识的人，这种浓浓的爱发端于家庭，并可以扩展至国家天下。因此，孝悌是仁之本。

（二）孝道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对孝悌的认识实在太精辟了。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如果每一家庭中，儿女都能孝顺父母，兄弟之间相互友爱，这就是和谐家庭。千万个和谐家庭岂不就构成了一个和谐社会？然而，当今社会，老人得不到赡养，兄弟为争家产反目成仇。法庭上，亲人相互间起诉已经司空见惯：父告子，是为了要点养老费。弟告兄，是为了争家产。还有的儿女，婚后不妥善处理夫妻关系，草率离婚。离婚后，又把孩子甩给老人来抚养，让老人为儿女行倒孝。同时，离婚后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影响孩子健康成长。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这些事情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就是社会的大问题，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处理。倘若，人的心目当中有孝悌之念，怎能忍心伤害父母和兄弟呢？又怎能把自己的婚姻当儿戏呢？

（三）孝道思想是分层次的

孔子因材施教，对不同修养的人，孝顺父母的标准也是不同的，主要分为养父母之身和养父母之心，在《论语》中都有不同的体现。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貌是人与人之间最优美的距离，孝养父母也是最基础的。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言外之意是人得疾病，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父母再忧虑我们疾病以外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德行上有所亏欠，父母不仅羞愧难当，更会痛惜孩子离开人生正道，那就是大不孝了！其实，即使是身体，也不能轻易损伤，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从内心对父母的敬爱之情是孝的第一原则。没有恭恭敬敬的心，那我们对父母的供养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勉为其难地去做，还谈什么孝呢？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带着难看的脸色，服侍父母，说明子女对父母没有足够的耐心，更主要的是对父母缺少挚爱之情。

二、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笔者认为，主要因为感恩教育的缺失，而感恩教育源于孝道教育，因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感恩教育是人一生的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家庭感恩教育的失败

现在，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他们都是各自家庭的“小皇帝”和“小公主”，一个人享受了太多的溺爱，长辈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也为他们建立了唯我独尊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们从小就失去了和这个世界互动的意识和能力。作为长辈，一味忙于挣钱，忽略了对孩子的真正关心和陪伴，只是以大量的物质弥补对孩子的愧疚，久而久之，孩子的感恩意识严重缺失，以物欲为尊。从小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绝不仅仅是对父母简单的尽孝，更多的是培养一种和这个世界的互动的意识和感受外界给予的能力。

（二）学校感恩教育的缺失

大部分高校在教书育人方面，只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少得可怜的道德教育也往往是过大的空洞的教育，过多的大理论，缺乏说服力。一些高校过分注重英语四六级考试，而忽视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致使部分大学生既不理解本国文化，也不了解外国文化，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基。部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冷漠，这些都与高校感恩教育缺失有很大的关系。

（三）社会教育的负面影响

全社会都在追求经济利益，缺乏道德教育，社会舆论导向侧重以物质条件评价一个人的地位高低，一切关系以金钱交换为基础，甚至包括像父子这样的亲情关系。大学生置身于这样的社会氛围当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失去了对父母、老师和其他人的感激之情，反而认为一切给予自己的都是应该的。

三、汲取孝道思想，提高大学生感恩教育实效

（一）家庭教育是基础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真正的教育就是模仿，因此古人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父母要做好孩子的榜样，给孩子留下感恩的种子。父母首先在家提倡孝道，孝顺自己的父母，让孩子潜移默化地模仿，即所谓润物细无声。其次，父母要把道德教育放在知识技能教育的前面，重视孩子自身品质的提升。

（二）学校教育是关键

各级学校应该高度重视孝道感恩教育，增设国学孝道课程，并重视实践教学。针对高校，建议在两课教学中增设传统文化孝道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只有真正孝顺父母的学生，才有可能爱校和爱国。在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孝道感恩教育，可以通过国学社团让大学生自我教育；也可以通过团日活动，开展孝道思想和感恩意识大讨论；还可以通过青年志愿者活动学以致用，把孝道思想和感恩意识落实到生活当中去。

（三）社会教育是保障

孝道范文篇9

关键词：传统孝道养老思想作用合理性

一、中国古代孝道思想就有许多安老、养老、敬老的思想和实施方法。

《尚书·酒诰》中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孔子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提倡：“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已归矣。”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敬老、尊老、养老的伦理观念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第一，“尊老敬长”的社会伦理道德精神。传统孝道中，“尊老”、“敬老”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现在称谓、礼仪和史制等各个方面。如在称谓上，称长者“父老”、“父兄”；在礼仪上，古代敬老，行有行礼，坐有坐礼。在养老制度方面，“选其耆有高德者”充任乡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或国家政府设立“父老”官。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就认识到了“亲亲”和“敬长”(奉养父母、尊敬长辈)的重要性，认为要治理天下，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向百姓提倡“孝行”。孔子把家庭范围内的“孝悌”思想推及到社会上，用以处理社会人际之间长幼关系。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孝经》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记》对孝推祟很高：“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文”。这就视尊老敬老为天地间最大的行为准则。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思想逐渐形成“尊老爱幼”的社会道德准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使在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物质供养与精神赡养的统一。对父母的衣食物质等方面的供养和精神上的亲近、尊敬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是对不同阶级和不同制度的社会者适用的“起码”的道德底限，也是“孝”本身所蕴含的。孝首先是奉养，奉养是孝的基础，是孝最起码的表现，没有一定的奉养就谈不上孝。孟子在谈到世俗之孝时曾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危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里所列五项中直接提以奉养父母者即有三项。奉养是孝的第一要义，但并不是说只要奉养就是孝。《孝经·纪孝行章第十》：“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至其敬，病则至其忧，养则至其乐，丧则至其哀，祭则至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普通百姓尽孝道，应当“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而不能只注重物质，不注重精神，如果没有爱的精神，“虽日用三牲，尤为不孝也”。孔子倡导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因此，孔子认为奉养是最低的要求，真正的孝养应该达到敬养的层面。对老人只养不敬，并不是真正的孝；物质供养、精神供养，关键在内心的敬养，心养才是真正的孝。

第三，强调家庭对赡养老年人的职责与义务。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家庭经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态。这种具有血缘性、农耕性的封闭式家庭生产、生活方式，使古代中国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都主要依靠家庭这一载体来独自完成。而以家族为中心的生存(生产、生活和交往)状态，必然地要构成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特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如家庭结构与供养问题等就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和稳定延续，人们一直视数代(三代以上乃至多代)同堂为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因此，祖孙三代以上共居的家庭结构，占中国传统家庭总量的绝大多数。在数代同堂的家庭中，老年人退出劳动生产、完成劳动经验的传授和家庭财富的代际交接后，终生同子孙生活在一起，接受他们的赡养。如果子孙另立门户，则为社会道德和法律所不容，如《唐律·户婚》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自唐以后直至清代的法律，对于别籍异财、供养有缺的，都视作犯罪行为。

二、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传统孝道作为伦理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中国传统家庭养老中起着规范和约束作用，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怀，在解决中国历史上养老难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孝道具有保障的功能。传统孝道的养老思想是一个物质之孝与精神之孝的辩证统一体，它既包括物质上奉养和精神上敬养两方面。传统孝道主张让老年人衣帛食肉，物质供养不仅量足而且质好。比如，在吃的方面，《礼记·王制》规定，从父母50岁开始就要为他们特别准备精粮，不能再和自己一起吃粗粮；到了60岁每餐饭就要准备肉食；到了70岁，还要有精美的副食品佐餐；到了80岁还要经常给他们吃珍贵难得的食物，以补充营养；父母90岁的时候就要随时随地给老人提供食物和饮品。传统孝道对于在精神方面的养老也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它有利于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慰藉。奉养是孝的基础，没有一定的奉养就谈不上孝，但并不是说只要奉养就是孝。“孝亲”就要“养亲”，“养亲”还得“尊亲”、“敬亲”。子女不仅要在物质上供养老人，还要在精神上供养老人。血缘之亲不是只表现为物质性，它更表现为精神性情感性，表现在内心的敬爱上，那才是真正的骨肉相依、血浓于水的血亲关系，那才更有人情味。

(二)传统孝道调控和规范家庭成员行为以维护家庭稳定、促进家庭健康发展的功能。在家庭中，所有的成员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发展，会要求其成员在养老上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形成一定的家庭养老规范，使家庭成员在养老上明是非，辨善恶，趋向共同的价值观，以保证家庭得以在社会秩序中良好地运行发展。但是，人都是有个性的，家庭也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父母与子女作为两代人，由于在年龄、辈份、性格、文化、理想、志趣等方面总是参差不齐的，因而代沟是不可避免的，两代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兴趣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维系家族的发展，人们在生活中提出父严、母慈、夫和、妻顺、兄友、弟恭、子孝等道德范畴，其中以孝为最核心的道德，并用孝来规范、调节、约束家庭成员的行为，否则，家庭就会从矛盾冲突走向彻底破裂。由此可见，传统孝道不仅能够通过调控和规范家庭成员之行为，维护家庭稳定，还可以通过孝敬，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互爱互助、温暖愉快的亲情关系，促进家庭的健康发展。

(三)传统孝道具有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功能。传统孝道能促进家庭和睦、稳定，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怀，因此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能够促进和形成民族尊老爱幼、友爱待人的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养老、尊老，父慈子孝，孝为仁之本，孝以礼为先，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以及仁、义、礼、智、信等等。这个以事老、尊老为主要内容的孝道的延伸，其精神力量的影响必然会在客观上起到净化社会风气、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优良社会道德风尚的作用。

(四)养老行孝制度是保证家庭团结、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每个时代都会有老人问题，都要为老人的特殊问题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扶助。而对父母的衣食物质等方面的供养和精神上的亲近、尊敬，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是“孝”的内在要求之一。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一个社会要想稳定和发展，根本前提是家庭要稳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和睦。父慈子孝，甘苦与共，其乐融融，社会安定才有基础。诚然，老年人的问题是社会问题，越是人口老年化的社会，这个社会问题就愈益严重和突出。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既依赖于社会、国家，更依赖于家庭。传统孝道思想主要包含敬老和养老。对父母的奉养，即对父母的救济。这是成就孝子德行的首要条件。当父母生命的延存受到因为物质财富的缺乏而引发威胁时，子女对父母的养护需要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当父母生病而需要照顾时，子女的悉心照料或许比医疗中的某些药物更起作用。可见，子女对父母的照料产生的作用是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家庭养老行孝，既履行了家庭职责，同时也履行了社会职责。

三、传统养老敬老的孝道德观念历久不衰，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说明它在当今社会仍有着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把人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把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改善人的生存状况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养老敬老的观念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老一辈人的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鲜明体现。

其次，这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的。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太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社会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养老的任务。家庭还是生产单位或消费单位的情况下，子女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是不可回避的义务，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养老的问题完全由社会来解决，但孝亲、敬老依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羁绊，而子女之孝、亲友之情、人伦之乐是任何时候、任何法律或行政行为所无法代替的。与西方社会人情冷似冰，亲情淡如水相比，中国人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实令世界称羡不已。

第三，是由我国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今天，在农村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中国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由于存在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就形成了“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即对城市企业劳动者实行社会保障，对农民采取另外的形式。在二元社会结构下，我国还尚未建立起对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同时，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式使得农村老人的养老基本依靠家庭和本人，家庭老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

第四，倡扬和践行孝道的社会现实基础仍然存在。①从家庭结构看，虽然核心家庭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家庭形式，但二世同堂仍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模式。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父母一般仍然跟子女住在一起。而且，即使是父母与子女分居的核心家庭中，不同代际之间仍然有广泛的经济、生活联系，这是中国核心家庭与西方核心家庭的区别。重视亲情，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孝敬父母是家庭伦理的重要内容。②倡扬和践行孝道是解决老龄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己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05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达到11％。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指望社会保险和养老院来完全解决沉重的养老任务是不现实的。人口的严重老龄化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形成尖锐的矛盾。缓和代际危机，解决老人养老问题，除了提高经济水平，逐渐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增加社会性服务外，最重要的还是发挥传统孝道伦理的现代价值，继续鼓励和实施传统的反哺式循环养老模式，即家庭养老。而不能像西方那样用接力式循环模式，把老人推向社会。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交替。尽管社会养老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然而，市场经济的波动性以及新体制的不稳定性使社会养老将难以取代家庭养老，预计在今后半个世纪，家庭养老将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孝道在维系家庭养老中依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赡养父母既是子女的道德义务，也是老人安度晚年的伦理保障。

第五，是养老本身的要求。经济上赡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是养老的三个基本方面。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老人也需要儿女对他们的精神赡养。精神赡养的主要内容包括与老人进行经常的精神交往，子女对老人的尊重和理解，子女给老人提供的各种娱乐和学习条件，子女的和谐相处以及在学习、工作上作出成绩，使老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等等。总之，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明确地提出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调整好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孝道范文篇10

记得去年春节时，鄙下曾写了一篇文章《骂得好》，说的是某个人因为自己“打标分”输了钱，竟说哪有钱给父母？而被人骂为“忘八”。因为他忘记了做人的最基本道德，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八宝——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钱没钱“打标分”怎能把有钱没钱孝顺父母混为一谈，这实在是混帐话，混帐逻辑。当然这只是不孝道中的一种不孝，更还有一些有钱也不孝敬父母的，但性质都是一样的。

其实，天下的父母是最能理解和体谅孩子的。无论你是多大的官，还是世间潦倒人，无论你是百万富翁，还是穷困贫子，在父母的心里，你都是父母的骨肉心血，你富了父母的也不想贪，你贫穷爹娘的也不嫌弃。唯一的一点就是孩子有孝心即是最大的安慰也。你有钱就多给，这也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钱少少给，父母也不会责怪，也不会有怨言。没钱哪怕买个小礼品、哪怕是爹娘爱吃的一块饼、一条鱼甚至一粒糖，也是孝敬之心，父母也是高兴的，我想天下的父母都是如此宽仁也。再退一步，你实在没钱也没关系，因为孝敬父母，并不完全在于钱物礼品，方式方法有多种多样，关键在于你的孝道是否真心、诚心。

周朝时有个叫老莱子的人、乃楚国人，因他年高还常做儿戏娱亲取乐，人都称他为老莱子。他虽家徒四壁、一生穷困，但他一生也极孝顺父母，他年七十余岁，父母还双全在堂。他平日说话之中，从不说老，意在若是自己说老、岂不显的父母老了。他年纪虽大，还像小时候一样要讨父母欢喜，时常穿着一件五彩斑斓的衣服，在父母面前戏耍、有时候手执着拨浪小鼓假意跌倒睡在地下，装作小孩子啼哭的声音而引诱父母的嘻笑。这老莱子虽然不能买山珍海味孝敬父母，但他知道，“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的道理，父母年纪老了，怎当得忧愁、烦恼。人要时常高兴快乐自然健康长寿，所以老莱子虽然自己也已经是个老人，但他为了取悦父母而做一个“老顽童”，凡父母欢喜的事就尽力而为，实在是难得也。所说的：“承欢膝下，片时换千金”就是这个道理也。汉时韩伯愈，他母亲最严，但儿子有些小过失，不肯宽恕、必要责打。这伯愈平日每逢母亲责打时，只是好好承受。一日打他，他忽然涕泪悲泣。母亲遂惊讶问他：平日打你，并不曾悲泣，今日为何这般悲苦？伯愈跪答道：母亲平日打我身上觉疼，今日不似往日疼，是母亲气衰了，叫我怎不悲苦？安徽省金椒县马厂镇有一个老人叫王李氏，2002年已100岁，老人家一辈子都想上北京城天安门一走，无奈家境并不富裕，难以成行。而她的已年逾花甲的儿子王守成为了实现母亲的愿望，不顾自己年高，在2002年8月徒步背着百岁的母亲，千里跋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北京。人们闻之后都为其孝道感动，天安门国旗班的战士破例特意预备了一把椅子给老人坐，升旗结束后，国旗班的战士全体肃立向这两位老人行军礼，并合影留念，此事在京城传为佳话。

这几个例子教育世人，孝顺父母不一定要有钱给父母才是孝心，而最重要的是做子女的要有孝道、要真心爱父母、让他们欢悦、心喜、享受天伦之乐，哪怕你没钱没物，也应给精神上的奉献，那老莱子都七十几岁了尚能如此，我等相比又有什么话说呢？同时告诉世人，天下第一快乐事，首数父母俱存。要知道父母恩深终有别，父母之年，日日减少、年年不多、渐至哀老，近在眼前。如若父母百年之后，想尽孝道都来不及、后悔都太迟了。所以做儿女的应该在父母有生之年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孝顺父母，从物质上、从精神上、从生活上、从心底深处去关爱自己的父母。

天大地大不如父母的恩情大，父母为儿女所付出的心血、付出的千辛万苦、难以用语言表达，而我们做子女的又怎能不尽孝道呢？再说了，看天下的父母，又有几个是看在钱财份上对待子女的呢？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常回家看看，哪怕是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是替爸爸揉揉后背捶捶腰，老人不图儿女为家作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只图个平平安安！这就是天下父母的真情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