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十篇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1

关键词：五四文学精神；孝文化；弑父；审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050-05

孝，是一个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善事父母”、“尊祖敬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例如，“移忠作孝”就是孝的重要附加内涵之一。孝，有理论（孝思）与实践（孝行）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合起来就是孝道——孝的道德准则、礼仪规范、行为标准。孝道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孝文化”。孝文化即关于孝的观念、规范以及孝的行为方式的总和。孝，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从先秦的《诗经》到清代取材于“二十四孝”的杂剧，富含孝文化内涵的名作层出不穷。文学作品的孝文化内涵建构，主要来自演绎孝观念、表彰孝事迹、搬演孝史实与孝故事等“创作行为”。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文学与孝文化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作品中孝文化内涵的丰薄与时代背景密切关联，诸多时代因素影响到作品孝文化内涵的多少。在诸多因素中，五四文学精神对文学与孝文化的关系的影响最大。在小说创作领域，五四文学精神对孝的否定主要表现为“非孝”和启蒙——反对封建专制文化的“非孝”直接反对孝道，以根除“国民劣根性”为主要指向的启蒙审视、挑剔“父性文化”，间接地对孝道进行了颠覆。于是，非孝催生出批判父亲或父辈的“弑父叙事”，启蒙导致审视父亲或父辈人格精神的“审父叙事”的盛行。这两种叙事范式直接影响了新时期前期小说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一、“非孝”与“弑父”

康有为、谭嗣同等是率先对孝道发难的学者，其洪波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吴虞、、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先驱首先在理论层面向孝道发起进攻，紧接着鲁迅等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包括孝道在内的封建礼教及专制文化进行全面讨伐。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小说”到巴金的《家》，再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五四文学精神流脉不断，它们揭示封建文化与封建道德的腐朽、批判宗法文化、揭示封建家长制的弊端，成为一股创作潮流。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孝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例如，孝从伦理出发，强化了封建社会的“家国同构”特征。从而在伦理层面巩固封建统治；移孝作忠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三纲五常等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愚化民众、钳制民众思想、戕害妇女，等等。于是，对孝道的批判和对孝文化弊端的揭示，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叙事行为，“非孝”成为五四文学精神的内涵之一。刘保昌认为：“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非孝”，在小说创作中有着十分具体的表现，由否定父权文化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揭示封建道德的腐朽及宣扬民主思想与个性解放，是五四小说的普遍叙事策略。既然孝文化的起点是“尊父”、“从父”，那么五四小说就从批判父辈入手，于是“弑父”就成为一种创作倾向。

“弑父”叙事的主要表现是通过塑造专制、冷酷的父亲形象而否定父亲的精神人格。例如，《伤逝》中的“父亲”和“叔子”、《家》中的高老太爷、《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捷三等人物就是“父亲”的代表。利用封建特权压迫子辈、压制乃至戕害叛逆的子孙，是这些“父亲”的共同行为，专横、冷酷、虚伪、腐朽是“父亲们”的共同性格。在作品中，这些“父亲”是一种具有特殊能指作用的文化符号，他们往往是家族文化或父权文化的象征。“弑父”叙事的另一表现是塑造封建卫道者形象。这些封建卫道者一般为中老年男性，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是思想落后腐朽、极力维护封建礼教与旧的社会秩序。《祥林嫂》中的鲁四老爷、《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风波》中的赵七爷是这类人物的代表。这些封建卫道者既是落后保守的父辈的隐喻，又是封建文化的象征。《礼记》反复强调：“父为至尊”，因而“弑父”就是对孝的亵渎。“弑父”叙事事实上在两个层面向孝道发起进攻：作家们既以挑战的形式表达对孝的不恭，又直接将传统的孝道置于被审视被批判的位置，揭示孝道的负面影响，因此，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空缺。

五四文学精神是新时期前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价值支撑——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工具化”或“武器化”的颠沛流离之后，回归到文学的轨道上时，作家们寻觅到的第一种思想资源就是五四文学精神，于是五四文学思潮未竟的事业得以延续。事实上，在新时期前期文学面对的现实与五四文学面对的现实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五四文学精神成为新时期（尤其是新时期前期）“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精神支撑。五四小说的思想资源被新时期小说“共享”，五四小说的思维方式、叙事手法等许多创作因素被新时期小说所传承，也因此，由“非孝”思潮烘托的“弑父”叙事在新时期得以延续，从而影响到新时期小说与孝的关系。

五四文学精神的“回归”使“父亲”再次处于被批判被谴责的地位。由于时代的原因，新时期前期的“弑父”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既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又是被批判的对象。评论家们达成一种共识：导致许茂个性的畸变的主要因素是“”的倒行逆施，但许茂自私、冷酷、粗暴、专制的个性与传统文化不无关系。对于四姑娘许秀云等九个女儿而言，许茂不是应该孝敬的父亲，而是专横冷酷的暴君。在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中，父亲遭受了更猛烈的攻击：“我”认“黄河”为父亲，而“我”的生身之父则是丑恶委琐的“狗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弑父”文化意味逐渐变浓，父亲或父辈的隐喻意味日趋浓郁。张炜一直严厉批判父亲或父辈。从《我的田园》、《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到《古船》，父亲或父辈几乎一直是被鞭笞的对象。李芒、老得、隋氏兄妹等子辈，要么“无父”，要么与父亲或父辈尖锐对立。在子辈的眼中，父亲或父辈往往是专制、狡诈、歹毒的代名词，是恶魔的化身。《古船》中的四爷爷赵炳具有典型性。“毒人”赵炳是专制文化的象征，作品通过对这一特定人物的真实描写而揭永丫打上红色烙印的宗法文化的腐朽性与反动性，控诉了专制主义的罪恶。赵炳之所以40年来在洼狸镇为所欲为，靠的是专制性的政治实权，来自于革命身世的精神地位，还有宗法特权与专制政治结合之后生成的。赵炳是洼狸镇人共同的父亲，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称呼他“四爷爷”，但这一尊称中隐含着虔诚、敬畏、惧怕、痛恨等不同的情愫。饱受的少女隋含章最后握着利刃刺向亦人亦神亦兽、大儒大雅的“干爹”赵炳，这一行为富含深沉的隐喻意义。显然。四爷爷赵炳不是被孝敬的父亲，而是被批判的靶的。

张石山的“弑父”显现出更浓郁的文化韵味。其《仇犹遗风录》系列小说总字数多达50万，他“把纯朴的远古文化、风俗民情与现代生活的骚动集于一体”，作者尽情地渲染了族长锁爷的神圣和“奶奶”的威严，但这种渲染将封建专制的罪恶暴露无遗，众多青年女子的婚姻悲剧无情地颠覆了子辈们对锁爷和“奶奶”的尊敬。

一个东方农耕大国的社会转型决定了“弑父”叙事的普遍性，各种类型的“弑父”充斥于新时期文学之中，这种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弑父”独具特色。新时期小说的“弑父”，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的开拓。大致相同的思想资源，决定了新时期“弑父”叙事与五四“弑父”叙事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方式。同五四“弑父”叙事一样，父亲是具象化的父权，而父权又是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法文化的缩影，但叙事对象的变化也带来叙事内容的变化：新时期“弑父”叙事主要指向“近史”（主要是特定的当代史），父权及封建专制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段的表现、现代子辈的精神磨难，是叙述的重心。但新时期“弑父”叙事与五四“弑父”叙事有着大致相同的叙事效应：“弑父”意味着对孝或孝道的拒斥。事实上，依托于五四文学精神的新时期小说延续了五四阶段的非孝思潮。“非孝”对孝或孝道的否定，必然会导致部分新时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的空缺。

“弑父”有着重要的政治学文化学意义。封建道德认为，“小孝”是孝亲、顺亲、敬老及“报本返始、慎终追远”；“大孝”是移孝作忠——忠君，所谓“以孝事君者则忠”。历代中国封建君王都强调由社会个体的“小孝”升华到“大孝”的重要性，把孝或孝道当作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专制集权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正是利用了封建文化“由小及大”的建构策略，由对父权的颠覆而达到否定整个封建文化及专制主义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弑父”更侧重于其文化目的——先驱们将“立人”、“发见人”摆在第一位，希冀通过对封建礼教的颠覆而改变封建子民的生存现状，而新时期文学的“弑父”则带有更明显的政治目的，将清算历史、反思历史、针砭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因为一个刚刚结束的时代留下了太多由政治所致的创伤与记忆。因此，与五四文学的“弑父”相比较，新时期前期文学的“弑父”少了一些演绎、表演、张扬的成分，多了几分痛楚、滞重与沉郁，被“弑”之“父”的现实内涵远远大于历史内涵。也因此，新时期前期小说与孝文化的距离更遥远，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新时期小说几乎根绝了容纳孝文化内涵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看待这一问题。首先，新时期前期小说“弑父”的叙事指向特定的政治文化学目标，而不是偏向伦理文化的孝道；其次，“弑父”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叛逆行为，就是对孝或孝道的反动：第三，新时期前期小说的“弑父”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文学/文化行为，它对包括孝文化在内的整个封建文化进行了颠覆。总之，在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新时期前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空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启蒙与“审父”

启蒙，即以理性光芒启迪蒙昧者，开启大众的蒙昧心智。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承担了启蒙的主要任务。众所周知，启蒙者的主要思想资源是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与人道主义精神，在外来文明之光的烛照下，父辈的精神痼疾与人格缺陷显露出来，某些被父辈视为圭臬的东西变为糟粕，因此，启蒙者获得了评判父辈的话语权，“审父”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流行的叙事心态。鲁迅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以文化先知的身份审判传统文化，其审父叙事具有典型性。在鲁迅小说中，九斤老太等人物的精神被男性化，阿Q、闰土、七斤、华老栓等人物的人格被“父性化”，这些灵魂麻木的“国民”成为剖析的对象。由人物个性透视国民性。深挖“国民”的“沉默”与封建专制文化的内在关联，这种叙事模式为后来的国民性审视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范本。

在新时期前期，当文化精英们自诩为文化先知，担当起“二次启蒙”的历史重任时。他们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们的文化思路。当然，作家们向五四文学皈依，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对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的反思，呼唤“启蒙”，而“启蒙”必然会导致作家们皈依五四文学精神。正如沉风等人指出的：“在70年代末，自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者的文化人继承了五四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放精神、创造精神、反叛精神极大地鼓舞和启迪了当时的文化人，‘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人道、博爱精神，又一次重现在文化人的精神旗帜上。”

同“弑父”一样，新时期前期的“审父”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乔典运的《冷惊》是“审父”的代表作。王老五是“窝窝囊囊的庄稼人”，他样样不如人，可今年种的韭菜却长得特别好，他既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卖，但菜却被别人偷割了。王老五气昏了，壮起胆子骂了几句话，可没想到新上任的李支书找上门赔礼道歉，说是他老婆偷了韭菜，临走还硬塞给他五元钱。王老五害怕了，他认定李支书一定会狠狠地报复，就诚惶诚恐地上门赔罪。乡里来了干部，王老五就认为是李支书找来整他的；村里丈量土地，他认为这是设计把他的好地换掉；治安员在路上没跟他说话，他认为这是“整人”的前兆。王老五惶惶不可终日，精神错乱，最后病倒了。解铃还得系铃人，王婆哀求李书记上门把王老五“整一下”。李书记上门骂了一通，王老五如释重负，恢复了健康。作品的主题分支之一是揭示“中国农民中的一种消极落后的心理”和他们对权力的“本能的恐惧”。显然，这一主题分支的思想支撑与五四文学的“审父”叙事关系密切：作品揭示了封建专制文化对父辈的驯化及父辈在特定时代背景中表现出来的驯顺、麻木、委琐，在老农王老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闰土等人物的影子。

很多作品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审视父辈，部分作品的“父子互动”情节引人注目。《永不回归的姑母》、《苦寒行》等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王祥夫的中篇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以“我”的眼光观照“老鬼父亲”、“邪恶的大爷”（伯父）等父辈，谴责了父辈在一个饥饿与政治高压相伴而行的时代的所作所为，通过父辈们对姑母的出卖而展示了父辈的自私、愚昧及人格的委琐。“我”是历史的见证人和道德的审判人。何士光的中篇《苦寒行》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揭示了父辈病态人格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病态人格与世代相传的懒散生存方式的关系。这一作品虽然花费许多笔墨描写子辈朱老大的懒散无能、盲目自大、麻木愚昧，但同时也揭示了父辈朱二爷的行为方式对子辈的影响，例如，朱二爷不断逃离那个家徒四壁、躺在床上能透过房顶看见星空的家，朱老大也像父亲一样不断逃离；朱二爷经常在破旧的小茶馆里玩纸牌，朱老大的口袋里也经常装着一副“花花塌塌的纸牌”；朱二爷有了钱就摆阔，朱老大一有钱就花掉。梨花屯的夜空经常飘荡着母亲们妻子们“穿透着人的心肠”的“呼唤”，小茶馆里不断进发出“来自远古”的“喧笑”。梨花屯人的麻木、怠倦、慵懒等禀赋代代相传，人们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他们的灵魂在“苦寒”中麻木、猥琐。

同“弑父”一样，“审父”也消解了子辈对父辈的敬畏与恭敬。然而，被“审”之父不同于被“弑”之父，因为被“审”之父一般没有太大过错，不是被谴责被批判的对象。尽管被“审”之父值得同情，但他们都不是被尊敬的对象，而是被愚化的封建子民的缩影或代名词。他们的品格或禀赋决定了他们成为被评判、被考究的对象，他们的人格特征与禀赋消解了他们的“父范”，因而也阻遏了作品中孝文化内涵的生成。例如，在那些有着“父子互动”情节的作品中，子辈或因父亲的委琐而低看父亲（如《永不回归的姑母》中的“我”对父辈的态度），或因父辈品格的传承带来子辈的窳败，以致父辈威仪与尊严尽失，从而不再享有受尊敬的资格（如《苦寒行》中的朱二爷），因而指向父辈的“孝敬”不可能发生。新时期是一个充满反思与反叛、日趋理性的时代，这个时代拒斥盲从与愚孝，“子不言父过”、“为长者讳”等孝道教条至少在文化层面对子辈不再具有约束作用，因而父辈委琐的人格不能激发子辈的孝敬之心。

事实上，“审父”涉及到一个人类学层面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父辈的反叛关联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前喻文化权威的丧失与后喻文化地位的急速提升，导致子辈对父辈的失敬，也导致新时期部分小说的孝文化内涵缺失。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前喻文化来自数千年的文化积累，带有“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前喻文化是在前辈教育后辈、后辈模仿前辈的语境中生成的文化，后喻文化是在后辈为前辈示范、前辈向后辈学习的语境中生成的文化。前喻文化使长辈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知道的最多，并且对许多事情完全能够胜任”。然而，时代在飞速发展，随着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年轻一辈迅速地接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知识，因而他们“在对神奇的未来的后喻型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在崭新的时代里，前喻文化的传统性、经验性受到了后喻文化的科学性、实证性、新颖性、现实性的挑战，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父子冲突是两种文化冲突在文学中的投影。新时期小说承接了五四小说父子冲突的基本模式，但内涵发生了变化：在五四阶段，父子冲突主要在文化观念层面发生，但新时期的父子冲突则融入了经济因素，因为在这一阶段，工具理性日益张扬，而工具理性张扬的主要动因是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段时间内，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小说有一种典型的父子冲突模式：面对经济的变革，父辈彷徨犹疑，裹足不前，而子辈却大刀阔斧，勇往直前。《鲁班的子孙》（王滋润）、《苍生》（浩然）、《土地》（田中禾）等作品是演绎两种文化冲突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是：揭示老辈农民的保守、狭隘，肯定新一代农民的开拓精神，将年轻人脱离土地的行为看成是冲破习惯势力的羁绊之举。这些作品的基本结构模式是：父辈阻挠子辈开拓——子辈坚持探索——子辈获得成功，父辈最终妥协或认输。例如，在《土地》中，父亲福成老汉信守“金饭碗，银饭碗，都不如泥饭碗”的人生信条，认为苦做节俭是立身之本，但高中毕业的宝宝接受了新潮的发家致富理念，坚持外出经商获得成功，最后福成老汉不得不承认儿子道路选择的正确。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父子冲突模式，是“审父”叙事的特殊表现：通过父子冲突而展示不同思想观念，从而展示父辈的守旧与落后。在父子冲突结构模式中，前喻文化的优势尽失，后喻文化的权威性消解了父辈的至尊地位。对孝进行了无情的颠覆：由对文化的承载者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有用性的否定，进而否定承载者的权威及其所承载文化的地位，从而消除对父辈的崇拜之情与恭敬之心，亦即消除了“孝敬”之心。

三、余论

新时期的“弑父”与“审父”存在一种泛化现象：将中青年人物父性化、父亲化——赋予中青年人物以农耕父亲气质或封建专制的家长人格，将人物当作父亲或父辈进行批判或观照。“农耕父亲”一般具有在封建专制主义语境中生成的委琐人格和同于农耕经验的智力水平与认知能力，保守、狭隘、愚昧是这些人物的共性；“专制家长”大多持有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僵化思维方式，享有依傍于宗法文化的权威，固执、暴戾、专横是这类人物的共同性格特征。《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家祥、《桑树坪纪事》中的金斗、《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等人物是父性化、父亲化的典型。毫无疑问，“弑父”与“审父”泛化在更大范围内阻遏了孝文化内涵的生成。“弑父”与“审父”的泛化现象还包括“母亲”的男性化与父亲化：赋予“母亲”以男人的粗野、雄放，让“母亲”行使父亲的职责，扮演封建专制家长角色，使“母亲”成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化身。刘子成的《青纱帐，母亲》中的“母亲”、周大新《紫雾》中的老五奶奶就是“母亲”男性化、父亲化的典型。例如，在《青纱帐，母亲》中的“母亲”“拎着大烟袋，甩着解放脚”，是“黑土地上大当家的”。正统观念极强的“母亲”“以爱的名义”粗暴地扼杀着年轻人的幸福。“母亲”的男性化与父亲化，在更深层次上阻遏着新时期前期小说与孝的结合。

五四文学精神也是新时期后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依傍，但在文学语境的变化（如大众文化的勃兴）、形形西方文化思想的涌入、其他本土思想资源的出现、文化精英们启蒙激情的淡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五四文学精神对小说创作的作用力开始降低，影响的范围也不如先前集中，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以“弑父”叙事或“审父”叙事作为主要叙事方式的文本出现的频率降低，在更多情况下，“弑父”或“审父”作为叙事元素与其他元素组合，或者融入其他叙事方式之中。然而，无论出于哪一种情况，“弑父”与“审父”都会阻遏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我们有必要说明，在整个新时期阶段。出现了由不同思想或理念支撑的、形形的“弑父”或“审父”之作。例如，西方哲学观念促使余华的先锋作品对“父慈子孝”天伦进行颠覆。“新写实”的创作理念决定了王朔《我是你爸爸》等作品对父辈的恶谑，女权主义思想激励陈染等作家挑战父权，还有五花八门的前卫观念支撑“我”揭示“我爷爷”、“我父亲”羞于启齿的隐私，这些创作行为也影响了孝文化与新时期小说的结合，然而，其影响范围、作用力度、作用时间的持久远远不及由五四文学精神支撑的“弑父”与“审父”对孝文化内涵生成的影响。因为，五四文学精神源远流长，与之相伴的是一个农耕国家的现代转型，这种精神与那些短暂的风潮、时髦的理念有着本质区别。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2

关键词：大学生；孝道教育；意义

一、大学生孝道的界定及其内涵

（一）大学生孝道的界定

孝德作为一种重要伦理道德规范，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这些对于大学生道德品质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提倡的大学生孝道，包括养亲教育、敬亲教育、感恩教育和孝道观教育。具体而言，我国目前所要建立的大学生孝道是要适应现代社会以及当今青年思想观念的新型孝道，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生们更好地接受和实施。从时展的趋势来看，对父母尽孝更注重对父母精神上的赡养，是在自己理解的孝道原则的基础上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自觉自愿的践行自己的孝心。

（二）大学生孝道教育的内涵

作为儒家文化的精神核心，孝道文化贯穿了天、地、人、父、子、孙这个纵向链条，是人际、社会横向联系的出发点，①讲求的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②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③。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学生孝道，简单地说，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从物质的层面讲，指的是子女赡养父母的行为，时子女对父母衣食住行需求的满足；二是从精神层面讲，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爱敬之心的体现，对父母真诚感情的流露；三是从法律层面来讲，指的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和回馈，是子女对父母必尽的责任和义务。

二、大学生孝道教育的现状

大学生是当代青年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被公认为是高素质的青年群体，他们的言行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对同代人的行为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据笔者调查，从整体上看，当代大学生的孝道主流是健康向上的，对传统孝道有诸多的继承，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孝观念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三、对大学生进行孝道教育的意义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家庭美德建设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也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敬爱父母，尊敬老人，既是家庭美德建设的起点，也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切入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孝敬父母在整个道德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和出发点。

（一）加强大学生孝道教育，有助于完善大学生自身的人格品质

《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则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在中国人看来，“孝”是一切美德的根本，一切道德和善都源于对他人的P切和爱戴。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孝道教育要顺应历史潮流，把孝德中的忠孝仁爱、谦和礼让、诚信守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大学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公平竞争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团结协作意识，培养大学生的仁爱之心、包容之心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二）加强大学生孝道教育，有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社会成员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但由于人的个性差异、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在父母的溺爱中长大，有相当一部分人人仁观念模糊，对父母缺乏孝道、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缺乏尊师意识。针对这种现象，如果从孝道教育入手，加强大学生对父母对老师对学校对国家培养之情的孝心，强化他们的家庭伦理观念、责任心和关爱之心，就可以树立其社会责任心，学会尊重父母、尊敬师长、关爱同学。

（三）加强大学生孝道教育，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孝经》论“孝”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忠”涵盖在“孝”之中。在封建时代，要实现孝的最高要求“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很大程度上必须与事君、忠君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建功立业，获得荣誉，光耀双亲。正是这种基于孝的忠孝文化，我国历史上涌现了无数舍身忘家而报国的英雄人物，他们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孝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结晶升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中国历史之中一直比较顺畅地发挥着统导作用与向心凝聚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桂梅.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向及现代价值[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2]魏红卫.孝道教育――高校德育的切入点[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2月26日.

注释：

①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3

论文摘要：我国孝文化内涵丰富，经历了不断变化，对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有借鉴意义。本文指出对待孝文化应抛弃糟粕，吸取精华，进而丰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尤其是青少年中，发扬孝文化，宏扬传统美德，促进现代家庭社会的和谐发展。研究孝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完善与发展。

一、我国孝文化的来源及涵义

    (一)孝文化的涵义

    我国孝文化历史悠久，形成发展过程复杂，内容不断变化。据记载，孝字最早出现于《尚书·尧点》，“克谐以孝。”《尚书》以后的文献中对孝的记载很多，最早对孝作出解释的是汉代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提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善事父母可解释为奉养和服从父母。孝在西周至春秋之前，其初始是尊祖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善事父母一经产生便成为了孝的基本涵义。狭义的孝即孝的基本含义，是指子代对父代和祖先的情感和相应的行为表现。这里的情感和行为是自发的、朴素的。广义的孝既是指作为家庭伦理的孝，也指被泛化到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孝孝的基本含义是对父母的赡养和顺从，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父母子女之间的伦理规范。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含义却远远超出家庭伦理的范围，它有一个由家庭逐步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过程。孝文化是指一切有关“孝”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等的总和。“中国孝文化”是指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孝意识、孝行为的内容与方式，及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和广泛的社会性衍伸的总和。当代孝文化是对传统孝文化批判性的继承。

(二)孝及孝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

    “孝”应是由周人先提出，在周展。西周时期，“孝”扩张为伦理政治范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周代的“孝’，字从“考”、从“子”，强调父子相承，表现了男子在生育中的独尊地位。在周代孝的发展步入了成熟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观念。春秋战国之际，“孝”的含义有一个重大转变，这就是由西周春秋之尊祖敬宗，向善事父母的转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接过了“孝’，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孝”之所以能得到儒家的看重，是因为儒家学说的思想基础就是原始的男性生殖崇拜文化。儒家经典论及“孝”时，几乎都以“善事父母”为核心。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以“孝治天下”而著名，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并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孝观念渗透到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孝道发挥着对家庭和对社会的双重功能，以及协调两方面关系的功能。可以说，汉代的孝道思想，通过对前代孝道思想的继承、改造，完成了由奴隶制型向封建制型伦理观念的转变。如果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看作是由传统家庭人伦思想向社会政治思想在理论上的完成的话，那么以“孝治天下”成为汉朝统治者实现这种转变在实践上的完成。《孝经》的推广、传播，成为实现这种转变在教育上的完成。

    魏蜀吴晋等王朝仍“以孝治天下”相标榜，孝治为各朝治国之本。统治者以封建法统对忠君孝亲加以维护，法律规定“存留养亲”、“冒哀求仕”以强制力量鼓励、约束人们尽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昌盛时期，伴随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封建宗法专制的加强，封建经济和文化得到高度的发展，统治者继续用政治手段强化孝道。隋场帝继续实施“举孝廉”的制度。唐代还通过法律手段来强化孝道。

    宋明时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北宋中期，张载、“二程”大力阐发孔孟孝道观。张载对孝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人都是天地的子女，百姓万民都应看作兄弟，万物应看作朋友。君主是天地的长子，大臣是长子的管家人。孝的原则被说成宇宙的最高原则。一切违反孝的行为都是不忠的。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家长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君权神权合一，宗教与政治合一，从而完成封建社会宗教神学体系。理学强化维护忠孝之封建纲常给社会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的忠孝意识和民族气节，宋元时期确实得到发扬。另一方面理学给孝道加入了很多分裂人格、窒息人性的观念，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父子、君臣、夫妻关系由最初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提，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后被演绎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愚忠思想。这说明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孝的内涵被严重异化。

    辽宋夏金元时期儒家“忠信孝梯”道德观念逐渐深入各民族中。辽太祖建孔庙，金章宗命臣下学《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并以孝义作为任用官吏的标准。元代重视孝道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在孝道的宣传上有所成就。在民间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二十四孝》流传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扭曲了人们“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自元代之后，由于“二十四孝”的广泛宣扬和提倡，不近人情的愚孝行为，在民间社会也时有发生。

    五四时期对孝道的基本态度是批判，批判主要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对于反封建和思想解放，发挥它的历史启蒙作。批判的同时，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对建立现代新型父子关系提出了关于父子平等、解放子辈、变恩为爱、变权为责等建设性意见，这些关于新型代际和父子关系的新的伦理观，奠定了现代代和亲子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解放，男女长幼平等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后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系统地清理了“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实行拨乱反正，继承和发展了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学说的正确认识。进入了真正科学认识与评价儒学的新时代，对重建新型孝道开始了探索。

    二、当前孝文化的缺失

    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多样交融碰撞之际，不少人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有些青少年缺乏孝敬父母的观念意识，有些青少年缺乏感恩的心，有些青少年缺少孝敬父母的实际行动。道德失范成为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所谓道德失范，主要是指在社会过渡或转型时期所出现旧有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日趋崩溃，而社会所需的新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导致社会的道德真空状态。照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看来，养老的问题必然落在子女的身上。然而正是在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目前社会中存在种种不孝的劣行，如不奉养父母，老人孤苦伶仃，无家可归;剥夺父母，不仅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严重违法现象，在全国各地仍不时发生。近几年来“遗弃双亲”、“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数千年来始终以孝文化著称的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竟出现了这种儿女随意遗弃年老父母的与孝文化大相径庭的现象，确实让人吃惊。

    三、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为现代家庭美德建设提供丰富的内容

    赡养父母是现代家庭美的要求，然而在一些家庭中，有的成年子女以反对封建孝道为借口，虐待父母，遗弃父母，这是极端错误的。封建社会曾把赡养父母涂上一些神秘色彩，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剥去“孝”字上的虚伪的外衣，发扬亲子间真诚的爱。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父母有扶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尊亲敬亲是现代家庭美德的基本内容。随着当前我国现代家庭格局的核心化、小型化发展趋势，养老敬老问题更加突出。敬亲，并非顺亲。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亦不例外。我们今天讲尊亲敬亲是以平等为前提的，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做为晚辈，不是绝对的服从长辈意志，而是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感情。为人子者不仅要在物质上自愿地赡养父母，而且基于多数老人有自己的物质保证，更应注意精神上的赡养，给予父母更多的关心和敬重，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在现代家庭中，做子女的应该使父母得到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慰藉，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终。“精神赡养”是“孝”的较高层次的内容。敬爱父母应该是子女发自内心的一种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老人最需要的是子女对他们的精神赡养。因此，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子辈对老年人最大的人文关怀。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了，敬老孝亲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家庭美德。

    (二)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丰富了公民和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提高公民自身思想道德素质，为构建与培育当代孝文化良好氛围提供载体。儒家孝道强调孝是道德之本，是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和关键，认为个人道德的提升除了外在的教化外，还应在实践中通过自律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首先，公民通过“内省”提高自我修养。有助于推动现代家庭美德建设，以培养合作精神和责任感。要求以儒家孝道来规范家庭成员，让家庭中每个人特别是子女知道自己对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父母不溺爱子女，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包下来，要让子女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让他们知道自己对家庭同样负有责任和义务。，当孩子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就能与他人合作，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敬老尊老也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

    (三)发展孝文化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4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行为规范之首。随着“中国梦”的提出，传统的“孝”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它不仅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了我国的文化特点，更是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本文将从“孝”文化的发展历程出发，再结合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的“孝”文化教育缺失现象来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加强青少年的“孝”文化教育，传承其精华，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关键词：“孝”文化;精神;教育

“孝”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进程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一、“孝”文化溯源

中国的孝文化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诞生、发展和壮大的，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

在原始社会，殷商和西周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时期，也是传统孝文化的形成和确立时期。“孝”字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殷人把祖先视为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崇拜，却没有更多的理论内涵

[1]。

到了封建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孝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伴随着充实的同时也存在有异化的行为。秦代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严惩不孝”作风，立法严厉;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道思想的朝代，实施仁政，孝治天下之，除此之外，还把《孝经》列入学校的必修课程，在这一时期，孝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繁荣。魏晋至隋唐五代十国七百多年间，孝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弱视和强化的阶段，但各朝代的统治者仍会坚持孝道精神，为后世之所用。宋元明清时代，理学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与此同时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一定约束性和绝对性的影响，孝道进一步沦为统治者的实施独裁政治的工具，逐渐失去了其最初的含义。

近代社会，尤其是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入，人民的自主意识和主观认识不断增强，一等人文学家又开始站在人性的角度上重新审视传统孝文化的内涵和作用。

总之，孝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尽管依然存在一些异化的现象，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在促进国家、社会、家庭和谐等方面固然发挥着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孝”文化教育缺失现状及弘扬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而促使我们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孝”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传承。针对目前我国文化发展的现状，“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我们的目标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逐步提高其世界影响力。而青少年作为未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主体，必须要全面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之“孝”文化的内容及其精神内涵。

（一）青少年“孝”文化教育缺失现状

青少年作为个人性格、品质形成的重要时期，需要各个层面给予正确的指导帮助才能形成正确的人格素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青少年依然存在着很多与社会常理不符合的行为，“孝”文化缺失现象更为严重。

1、青少年缺乏“孝”道意识

中国自古以来对礼仪都十分重视，所谓“百善孝为先”，孩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违背常理的现象。当前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关爱，容易在思想形成以自我为中心，不尊敬不关心父母，不理解父母的艰辛，甚至嫌弃自己贫穷的父母等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最主要的就是青少年的思想认识问题，理所当然的享受父母的给予却不知回报;对父母的付出不能抱着感恩的心态，正是心中缺乏“孝”道思想才导致了他们缺乏责任感的行为。

2、青少年缺乏“孝”道行为

人类有思想，而思想就要转化为行动，才是思想存在的主要目的。曾有对杭州下沙高教园区1000多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无记名投票，进80%的学生与父母联系的主要目的是要钱;22%的人从来甚至很少在佳节之际打电话问候父母;甚至还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3]。在生活中，有多少人经常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有多少人帮助父母端过洗脸水？有又多少人会为父母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等等这些现象都体现了在青少年在生活中缺乏对父母实施孝道的行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感恩，又何谈的服务社会和国家呢？

（二）弘扬“孝”文化的必要性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的伦理观念维系着家庭的稳定，国家的和谐和稳定又建立在家庭和谐的伦理基础之上，而维持着家庭伦理观念的纽带正是“孝”字。

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也变得越来越频繁，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多级且复杂的阶段。而青少年的思想尚不成熟，对于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和价值观缺乏判断力，所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有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还有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向心力，作为“百善孝为先”的孝文化更是不可缺位。学习孝文化孝亲立身、仁爱关怀、感恩谦虚的精神，培养自身的责任意识，在中国特有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氛围里，这种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主流文化对于弘扬尊老爱老传统美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安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孝”文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培养青少年良好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增强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地成效。但是，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依然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教育内容编排的系统性不够完善;学生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相脱节，教师的传统文化素质有待提高等等问题，都急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倡导和谐理念，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撑[4]。

对于传统孝道，我们应该继承什么，放弃什么，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审查，了解它的具体内容思想内涵，再把它放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去估量它产生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实在在将孝文化运用到实际中去[5];结合当代国情从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思考如何将孝道文化放入“中国梦”的建设中，如何将孝道文化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

三、青少年“孝”文化教育对策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科技竞争的时代，是发展教育的时代。国家根据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提出了现代素质教育，要求既要重视个体的素质教育，又要重视群体的教育，还要致力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这就更需要将作为民族传统美德的孝文化的融入到现代教育中去。

（一）增强社会孝文化传播

随着市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物质生活的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功利化让人们渐渐失去了道德的底线，为了扭转这种现象，就需要扩大“孝”文化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在传统的儒家孝道文化影响下，人们往往从人性伦理的视角出发，赡养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市场经济的驱动导致利益渐渐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在这种大环境下，主流意识不免受到负面影响，造成个人情感意识的淡薄，社会的孝道伦理观念正在逐渐退化。

中国正在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而实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面向全体教育的同时，旨在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因此，社会应积极扩大对孝道文化的宣传，把对孝道伦理教育的认识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普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措施保证孝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使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行为习惯。

（二）加强学校孝文化教育

学校是学生除家庭教育之外接受教育的第二场所。在学校，学生所要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要学会如何做人。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机制下，学校往往更加重视学生智育教育，而容易忽略了德育教育，学生很难得到全面发展。虽然在课堂里也会涉及到孝道教育，但是仅仅体现在口头上，学生却因为缺乏实践而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把对青少年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一项战略要务，适当地在教材中增加与“孝”文化相关的内容，结合校园的博物馆、图书馆、校史馆等，充分发挥文化的育人作用。在实现学生道德美化的同时让学生积极开展“孝”文化的实践活动，还应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监督机制，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课程建设中去，作为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他们的健康发展关乎着祖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学校教育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接受教育的平台，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使其拥有健康、高尚的人格，只有拥有着感恩之心和良好道德素质的人，才可能做出一番成就。

（三）重视家庭孝文化传承

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场所，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首先要身体力行，为子女树立一个榜样，做到尊老爱幼、感恩怀德。在家庭中，父母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诠释“孝”的重要意义，尊敬爱护自己的父母，多带着孩子一起去看望老人，久而久之，在充满孝文化的家庭氛围中，他们也会养成尊老爱幼、知恩图报的好习惯。同时，家长对孩子理智的爱也是孩子形成“孝”道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凡事都要适可而止，父母对孩子太过溺爱，孩子就容易养成自私任性的性格，孩子向父母请教不懂得地方，父母应耐心解答;孩子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父母应及时指出，要严慈并济，才能形成一种和谐平等的亲子关系。在家庭中，父母不仅要关心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更多的是要给予他们信任和尊重，这种尊重与信任正是孩子学习“孝”文化的力量源泉，是孩子懂得感恩的真实表现。

（四）提高个人孝文化认识

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现代教育中推行传统“孝”文化的道路上，只有抓住了“自己”这个内因，再结合家庭、学校、社会的外因作用，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自古以来，《论语》、《孝经》、《弟子规》等等都是广为推崇的诵本。在呼应“中国梦”的前提下，青少年应多多诵读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徜徉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让儒家孝文化来净化我们的心灵。在当今物质生活较为充足的环境下，我们也应该积极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伴随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和一颗感恩之心，才是我们学习和工作的力量源泉。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些与现代文化不太适应的地方，因此我们对待孝文化要批判式的继承，对于糟粕，要勇于舍弃;对于精华，要发扬光大。同时，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更是少不了传统孝文化的指导作用，需要把各个层面的力量团结起来，把孝文化的精神动力内化为个体行动，构建和谐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推动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李翔.试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其价值[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10，19（5）：4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Z].2014-3-26.

[3]安明霞.和谐社会呼唤大学孝道教育[EB/OL]. http：///xwzt/2010zt/xgxy/xwhlw/201008/t1402275.shtml，2010-08-31.

[4]陈思敏.和谐社会背景下理性解读和传承“孝”文化[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10（3）：358-360.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5

关键词： 孝文化 当代法律 融合途径

一、孝文化与当代法律融合的必要性

孝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经济基础，在新时代孝文化存在许多与当代法律相抵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表现：第一，孝文化强调父母的权利和权威，忽视子女的权利。这与当代法律强调的权利义务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不相符。第二，孝文化强调父母在人身权、财产权和婚姻方面对子女的绝对支配地位，这与当代法律强调的婚姻自由理念及财产所有权归属精神相悖。第三，孝文化中替亲代刑、加重刑罚及亲亲相隐的规定与现代刑罚原则和精神相抵触。因此，我们有必要用现代法律的精神和规定重新审视古法孝文化，达到孝文化与当代法律相融合并相互促进的目的。

二、孝文化与当代法律融合的具体途径

（一）实现孝文化与法律规范的互助

一方面实现孝文化的法律化，把孝道行为规范到法律，用法律的高度规范调整人们的行为，这也是我国现代立法的价值取向之一。当孝伦理上升为法律时，它就是一种对全社会的硬性要求，孝因而得到强化和强制实施。另一方面要实现法律规范的伦理化。许多起规范作用的法律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道德水准的提高逐渐退出法律领域，当这些法律规范被违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时，它们就会从法律体系中抽离出来，变为道德伦理规范。比如，当子女应定期回家探望老人、子女赡养老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其实就变成了人们内心的一种信念，变成全社会的一种伦理规范，不再需要法律的规制。

（二）实现“孝”信仰与法律信仰的互通

第一，实现传统“孝”的信仰的转化。传统的孝的信仰形成和发展的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决定在当代继续维持传统的孝伦理已不可能，而传统孝伦理中鲜活的成分应当让其发挥作用，增添亮色。家庭伦理关系应该是和谐、平等的，在家庭关系中，要自觉剔除那些与当代法律相冲突的思想和观念，树立新型的孝的观念和信仰，不仅应该关心父母的物质生活，更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帮助父母建立与新社会的连接，紧跟新时代的步伐，与现代生活建立紧密联系。

第二，现代法律信仰的生成。法律信仰的生成，从外在的强制方面，要完善孝道方面的立法，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法律信仰的生成才有依据。通过法律剔除现代孝道伦理中不合理成分，使我国的立法体现我国孝文化的精神，并把诸如和谐、关爱等孝的基本观念融入法律精神中，一方面规范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把法律规定内化于心，促成法律信仰的生成，达到现代法律与孝文化的融合。对于个体内在来说，要自觉用法律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行为，对法律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产生深切体会，把孝道内化于心，进而培养一定的法律情感，最后达到法律信仰的生成。

（三）实现孝文化功能与法律功能的互补

孝文化与法在功能上互补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第一，以孝文化精神指引立法。现代社会的依法治国，不仅要求有完备的法律作为依据，而且要求法律本身具有合理的道德价值。以孝为核心内容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伦理道德的支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因此，孝文化需要与法律互动，将人们公认并接受但法律尚未规定的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范，并随着道德的变化对已制定的法律进行必要修改、补充和完善。

第二，以孝文化精神规范执法者的执法。法律的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执法质量与执法者的道德素质和水平有很大关系。这就要求执法主体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这样才能够在履行自己职务的过程中忠于职守、廉洁公正。孝文化不仅能对人的内心形成一定的约束力和塑造力，而且能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孝文化蕴含的公平、和谐、自律及推己及人的内涵能激励执法人员以更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工作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执法行为，从而使法律和孝文化的精神在人的主体身份上达到融合。

第三，以孝文化精神制约守法者的心态。大多数社会成员守法，并不单单是因为法律具有强制性，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他们对法律遵守的义务感和对违反法律的羞耻心而守法。孝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能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且能调节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甚至社会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人生追求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追求和谐关系，对于调节人们的道德心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孝文化内化于人们的心理，当个体置身于更大的环境范围内时，能用孝文化的精神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地遵守法律的规定，使孝文化的精神和法律的精神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6

【关键词】孝经；孝道观；道德价值；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61-4

《孝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孝经》不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同时也是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今天审视孝道观念的眼光显然已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但是从道德价值、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孝的观念与对孝的提倡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两千多年来，孝作为儒家道德体系的中心之本代代传承，随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我们今天再度认识《孝经》的思想与内涵，对于发扬这一传统精神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孝经》之孝的观念概说及历史地位

孝最初是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尔雅》说：“善事父母日孝”。《说文解字》解释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可见孝的原始涵义是赡养父母。

周朝制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是当时主要的流派都讲孝道。其中儒家明确提出了“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等观点，将“孝”提到很高的地位，成为德行的根本。在以“以孝治天下”为基本国策的汉朝的统治下，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有力武器。孝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一种民族道德观和文化心理沉淀下来。

《孝经》作为一部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著作，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糅为一体，适应了古代农业经济和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需要，由于“孝道可通与治道焉”，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非同一般的尊崇和提倡。

汉朝自惠帝开始，诸帝谥号中都有一“孝”字，他们采取的措施大多都能从体恤民情出发，尤其以汉文帝为著。“以仁孝闻天下”的文帝曾颁诏废除秦汉之相坐律令和肉刑，“德厚侔天地，利泽旌四海，靡不获福焉。”汉武帝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育的主要教科书，形成制度。东汉诸帝要求天下人都讲诵《孝经》，经常褒奖孝行卓著者，以孝道作为王朝的国策。

唐代从李渊开始，就提倡《孝经》。《全唐文》中记载李渊曾下诏称“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唐高宗下令以《道德经》和《孝经》为上经作为贡举者的必修课。唐玄宗于天宝三年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唐朝人撰写的八史都辟有专门的《孝义传》、《孝友传》记载孝子的事迹。此后宋、元、明、清的统治者皆不遗余力地倡导孝行，推崇《孝经》。

孝行、孝道、孝治的观念在中国逐渐成熟，渗透整个社会和政府体制之中。中国是一个古老而特殊的伦理道德观发达的社会，孝道的提倡增进了人际关系的融洽，加固了社会与家庭的稳定，同时也增强了国家政体的稳固。汉、唐是我国历史上双峰并峙的黄金时代，由于非常尊崇和倡导《孝经》，同样拥有令后世倾慕的良好的社会风范。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有重要的启迪。

在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孝成为人伦道德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思想价值不容忽视，同时也说明《孝经》中的某些基本精神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类的共性在某些地方有契合之处，其对理想人格的锻造和心灵的自我享受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二、《孝经》之道德价值观在政治上的影响

《孝经》在开篇《开宗明义》中就首先提出了“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这“至德要道”就是“孝道”。儒家认为天子的行为是诸侯、卿大夫和士庶的榜样，而天子又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他的德行对王朝的兴衰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天子章》提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让天子的德行感化百姓，作为统治者，道德修养不仅是德化个性品质，更重要的是德化自己的政治作为。

在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支配下，政治活动的秩序就是要靠道德与理知成就高的人来担任政治领袖建立的。儒家思想认为道德与理知的资质能够产生政治秩序。受了这样价值观影响的知识分子自然觉得，作为知识与道德领域之内的精英，他们负有责无旁贷的政治与社会责任，他们必须用他们的知识与道德的资源在社会中建立政治秩序。而且他们要求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是大圣大贤，相信道德力量的强大，只要居高位的能成圣成贤，下面的百姓自然景从，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王以身作则，率先躬行孝道，那么他的光辉榜样就能教化臣民，效仿他自觉地行孝。于是天下父母能得到子女的敬养，而君王则得到普天之下百姓的爱戴。

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和政府体制的规范化操作，决策者的决定受制于各个环节的协作配合，不再具有专制权力，但领导的个人魅力仍不可忽视。在操作过程中，其品质与德行依然是成功的重要砝码。所以“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诸侯章》）对今天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来说仍然是有用的，是约束贪欲膨胀的有益箴言。

中国古代的政治秩序与道德、文化秩序是高度整合的。《孝经·三才章》提出“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从博爱、道德义理、敬让、礼乐、好恶等五个方面来教化民众，不用严厉的态度就能使民众服从，不用严刑峻法就能使社会得到治理。《谏诤章》提出“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天子、诸侯、大夫因为有诤臣，才不失天下、封国和家庭。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难做到的一种伦理诉求，但是不能否认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以上这些都是《孝经》中颇为出彩的地方。作为官方提倡的教科书，虽然目的、动机是基于维护封建统治，但是它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和宗法社会中上下的紧张关系和情绪。

三、《孝经》孝道观在伦理社会中的正面指向

人是半群居的动物，人性介于社会性和个体性之间。正因为人性不完全是社会性的，我们才需要伦理学来规范人际关系，需要有道德准则来教诲行为。崔大华先生认为，就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实质而言，它要求人有两个自觉：一是人作为“类”的自觉。这就是人类有伦理，人应该履行伦理。这种伦理的本质是道德上相互的、对等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政治上的隶属和屈从。正所谓君爱臣忠，父慈子孝，抛弃了义务和责任，道德的约束也就消失，道德行为也就丧失。故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二是人作为个体的自觉。“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应磨炼自己的道德，皆可完善自己的道德。由充分的道德觉醒而产生的对他人、民族、国家，推而及于万物的真诚的责任感，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陶冶出的圣洁的心灵。

孔子一生倡导“仁”，并以孝作为实践仁道的根本。在《论语·学而》中“孝”与“悌”就被视为

“仁之本”。孝者本于父子之情，重在亲亲；悌者本于长幼之序，重在尊尊。易言之，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人性的第一具体指谓是“孝”，第二具体指谓是“悌”，简单说就是孝是一个人行为最起码的要求。儒家的道德价值，至少在具体层面，是衍生于对家庭伦理的特殊关怀，而孝道正是最重要的德行，并且是一切德行的起点。

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整套与氏族血缘有关的宗法血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起着重要的作用。孝道的衍生与提倡保证了具有稳固本能基础的最大社会集团单位一一家庭的稳定。这正是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的出发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开宗明义章》）孝之始终，皆于父母。孝是人伦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家庭伦理的核心观念。赡养父母，维系家庭的和睦友爱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在古代社会，这样的稳固总是基于为家庭争得荣誉和奉养父母。因此在《庶人章》中提出了“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任何文化体系就其属于经验世界的部分而言，都有其特殊内容。因此“孝行”的道德价值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就有不同的方向。比如西方文化注重亲昵与平等，而中国文化则重“敬”。孔子把“敬”看作是人侍奉父母和动物哺养后代的根本区别。“以孝事亲”的本质应该体现在精神上的关怀，它要求子女对父母要有爱戴和尊敬之心，也就是“以敬尽孝”。“敬”的内容极其广泛，最基本的要做到不辱。行事为人要谨慎规范，不使父母因自己而受到羞辱。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父母不爱不敬的人会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会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质，可以说爱敬父母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孟子在《尽心章句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己及人，孝由家庭伦理扩大为一种社会伦理，由“亲亲”推广到“爱天下之民”，把对父母的“亲亲”之爱扩充到对待他人和社会的一种博爱精神。

《孝经》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为“大乱之道也”，而“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广要道章》）。因此，“孝”与“不孝”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评判他人的道德标准。历代孝子、孝行受到人们隆重的嘉奖和尊重，而且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这在社会树立了榜样，促进了社会风气向仁爱宽厚方向发展。但是孝在当代中国的道德结构中不可能再处于泛孝和首孝的地位，因为传统社会是家族社会而今天是公民社会，不过可以把孝的教育作为一切道德教育的启蒙和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就是其中一例。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根据这个标准来看，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未富先老，成为中国人口战略转变过程中需要重点对待的大问题。”如何善待这些老人？如何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这已经是摆在我们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面前的重要问题。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人口大国，不可能由政府承担起所有的养老义务，其中一部分重要责任，必须由青年人来分担。因此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爱幼美德仍然是必须的。

四、《孝经》之孝道观的缺陷及批判性继承

“孝”的观念需要完善，也需要扬弃，需要注入与时代相符合的元素，从而转化为新型的伦理道德观。

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有自己内在的矛盾和缺陷，因而在近现代一直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形成以后，—直是在宗法的、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和发展，并和封建政权发生了密切的结合。这样，就在它主张一个人应当行履他的义务责任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的，衍生了许多这一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等级思想观念。相互的、对等的、人格平等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实际上蜕变成了单方面的政治上的隶属和宗法上的屈从。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7

关键词：孝；孝文化；感恩教育；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078-02

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享受着上两代人的百般呵护与娇宠，养尊处优，经不起风雨，甚者存在人伦倒悬之势，似乎父母千方百计满足子女天经地义，而子女该怎样关心、孝敬父母则几乎不在考虑之列。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的大学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孝文化价值并进行感恩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一、吸取中华孝文化的精髓，加强感恩教育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本源。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孝”的内涵。从字面上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老”，下面是“子”：老是指上一代，子是指下一代，上一代与下一代融为一体为“孝”，这就像是一个儿子背着一个老子，上一代想着要如何栽培好下一代；孩子是念念不忘把奉养父母的责任扛在肩上，时时想着父母，如何让父母更快乐，生活更圆满。从“孝”的人性起源看，孝即爱，是小辈对长辈感情自然的流露，仅仅理解为报答和责任是不够的；孝源自于血缘之爱，它与亲情相连，与父爱和母爱一样是自发的，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若是在法律强制、舆论监督下的“孝”，那只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关系，那它已经变了味，不再是孝了。由此，孝是爱，是来自血缘的亲情；孝是平等，出于内心自发的感恩。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最深、包容最广、绵延最长、最有渗透融通力的文化系统。孝文化具有人民性与封建性、精华与糟粕、历史性和继承性的两重性，其历史作用也表现出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据此我们对孝文化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孝在当代社会，不再具有泛孝主义的地位，而只能重新回到其作为家庭伦理的地位上来，现代孝文化具有人格平等性、义务并行互益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等特点。从行为上说，孝文化的精华包含了诸如文明礼貌、尊敬父母、友爱兄弟、家庭和睦、尊师敬贤、尊长爱幼、同情弱小、扶危济困、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不畏困难、奋发有为等美德范畴。从内容上来说，孝文化包括了敬、信、诚、慈、善、恭、和、让、礼、谦、宽、贞、廉、直、俭等美德范畴。这些美德范畴，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涉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三个方面，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孝文化不仅从属于封建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孝文化，孝文化的精华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孝文化宣扬的人性的真、善、美等优秀品质，早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之中。

诚然，孝文化也包含了一些封建性糟粕，主要表现为“愚忠”和“愚孝”，如：帝王也，一国之君独神明；百姓者，芸芸众生皆愚昧等。封建伦理道德就是为这种不平等服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荒唐观念，即使在中国现代家庭也并未绝迹，比如说家长制、法人制中的家长制现象等。中华民族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方法论讲是无知，从动机论讲是自私。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倡导“自由、平等、博爱”；鲁迅先生在杂文《二十四孝图》中抨击了封建孝道的虚伪、自私和残酷；巴金先生以他不朽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对封建家长制、吃人的礼教，喊出“我控诉！”。今天，这三位中国可引以为荣的、思想觉醒者的声音依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必须从中吸取孝文化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并赋予“孝”以时代内涵，来对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二、当今不孝现象的原因剖析

2013年2月15日，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朱砂镇陈寨社区闫砦村大学毕业生周新永活剥生母致死，周新永如何从一个天之骄子堕落成了杀人恶魔，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大不孝行为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当前一些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对别人的关心无动于衷，把父母和他人的付出看成是理所当然，毫无回报的意识，缺乏责任心，漠视宝贵的亲情、友情、师生情，感恩缺失现象较为普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反思家庭教育。当下确实存在着不孝的现象，究其原因恰恰不在那不孝者身上，而在我们寄予无限同情心的老一辈自己身上。追溯他们的家庭教育生活：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文化修养，以及他们夫妻间、与长辈、与孩子间如何表达爱，还有平时的学习生活习惯、与邻里关系等等，就会得出结论，正是他们自己造成了孩子的不孝。这样家庭的孩子，要么从小没有得到过来自父母的赏识、表扬、肯定、鼓励，有的只是批评、讽刺、打骂、呵斥；要么从小得到来自父母的溺爱、娇宠；要么，从小离开父母无人管教，听之任之，缺乏亲情。

试问这些家长：你自己没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不懂得爱孩子的方法，从没以榜样示范过如何去爱亲人、爱老人，孩子又如何能懂得感恩？你抽烟、、脏话连篇、从不看书看报、恶言恶语对待老人等等；你的粗暴、溺爱、娇宠是爱孩子？他能懂的一切还不是从你身上学来的！

因此，仅仅指责下一代不是办法，既要从上一代封建、专制、愚昧、落后上去找原因，又要从我们自身教育方法上找原因。孝是用父母至少长达十年的，爱的榜样感动和影响出来的！是出于自发的血缘之情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这样对待他们的孩子，让我们下下一代，从小生活在文明平等民主的环境中，经常得到父母赏识、表扬、肯定、鼓励，成为聪敏文明、自信、快乐的孩子，长大成为懂得爱，懂得孝敬的人。

2.反思学校教育。高职院校的学生是高招中最后一批录取，文化基础普遍较差；而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宠爱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责任感普遍不强；中小学教育又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对于孝文化教育是形式大于内容；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重技能学习，轻基本理论学习；重专业学习，轻人文素质的提高；重做事教育，轻做人教育；重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重共性教育，轻个性教育。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扼杀了学生的感恩之心，学生很难有孝心。

由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西方腐朽价值观、生活方式的侵蚀，使得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功利性。大学也一样，高校扩招、教育产业化，其实质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基本丧失了教育的初衷。教育模式就是把学生培养成职业人，而非社会人，他们只对结果和目标感兴趣，而对探求真理的过程缺乏热忱与向往，也缺乏内在学习动机和创造力。于是，他们就缺乏人情味，缺乏社会属性，也就自然缺乏孝心。

当前，高校越来越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孝文化教育和感恩教育，如：母亲节或父亲节孩子给父母亲写一封感恩信、感恩征文活动、给父母亲洗脚等活动。但形式和口号大于内容，如何把孝文化教育渗透在学校教育计划和教育体系中，对学生分阶段分层次系统进行教育，使孝文化教育常态化、系统化、科学化，这才是最重要的。

三、以孝文化教育为基点加强感恩教育

感激父母前辈的养育之恩，这是孝文化教育的基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讲究孝道，孝敬父母，就是要求子女做到在物质上体谅父母，在精神上慰藉父母，在生活上关心父母，在态度上尊重父母。而在物质生活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老人最需要的是儿女对他们精神上的抚慰，即子女给予老人的关心、尊重和理解；子女和老人和谐相处，家庭和睦；子女遵纪守法，乐于助人；子女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成绩等。对于大学生而言，必须引导大学生给予父母前辈精神上的安慰的同时，要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勤工俭学和创业实践，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学好专业本领，顺利实现就业，回报家庭，奉养家庭，回报社会；加强人文修养，完善人格，做一个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

感激老师先贤的教导之恩。老师是大学生政治上的导师、学业上的引路人；先贤是大学生人生成长之路上的“明灯”。引导大学生感激老师、先贤的教导之恩，尊重劳动付出，回报教导恩情，弘扬传统美德。

感激学校社会的关爱之恩。引导大学生养成乐于助人、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良好习惯，积极参与校内外公益活动，积极加入“义工”行列，牢固树立职业生涯理念，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为母校争光，为社会做贡献。

感激大自然的哺育之恩。引导大学生树立“天人合一”理念，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和合之意”、“感恩之情”，树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共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感激革命先烈的奉献之恩。引导大学生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学习先烈事迹，弘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激励大学生不忘先烈、自强不息、刻苦学习、成人成才、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感激党和国家的培养之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繁荣的经济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感恩教育，引导大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导大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孝文化作为共同的文化纽带，培养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由于在古代社会孝亲意识衍生出忠诚精神，由对家庭的爱上升为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杜甫“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豪情，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气节，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宏愿，鲁迅先生“不在沉默中爆发，就会在沉默中灭亡”的呐喊，都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写照，是孝道的升华。

参考文献：

[1]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8

论文摘要：养老敬老是中国传统孝道的基本内涵，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农村养老问题尤为突出。社会现实要求人们重新考察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弘扬孝道的合理内涵对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孝道的内涵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我国古代解决养老问题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敬亲、奉养、侍疾、善终。用孔子的话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通俗地说，孝就是‘养老、敬老、尊老、亲老、送老”。

一是敬亲。中国传统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敬”和“爱”，没有敬和爱，就淡不上孝。孔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吝也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供养，关键在于要有对父母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发 自内心的真挚的爱。没有这种爱，不仅谈不上对父母孝敬，而且和饲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

二是奉养。中国传统孝道的物质基础就是要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生则养”，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纲领。儒家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这一点非常重要，孝道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

三是侍疾。老年人年老体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把“侍疾”作为重要内容。侍疾就是如果老年父母生病，要及时诊治，精心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

四是善终。 《孝经》指 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中国人往往把身后事看得很重，在丧礼时要尽各种礼仪。

传统孝道中的养老思想十分丰富，其中既有传统美德的凝结，也有旧文化的积淀。在当代，提倡孝道并不意味全盘继承，应对传统孝道进行科学的认识与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抛去封建因素，但无论如何，尊老、敬老、养老仍然是我们应具有的传统美德，在孝道逐渐弱化的今天，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一定保障作用。

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

养老 问题的实质是由谁来提供养老资源嘲，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养老模式仍然是以“崇老文化 ”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依靠家庭成员提供全部的养老资源，以道德力量行孝为支撑，但随着工业化的加快，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传统孝道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农村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种种挑战。

㈠“土地养老”功能的弱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冲击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土地是农民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谋生手段，也是农村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可以说土地是家庭养老的基础。但是在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对传统家庭和伦理道德的冲击日益强烈，人们对小家庭的偏好和对大家庭的淡漠成了普遍现象，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维持农村家庭养老的可能性受到冲击 在当前中国农村，成年后的子女大多会与老人分家，分家后如果距离远，与老人的联系是非常有限的，而依靠土地获得经济收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活到老干到老则是现在许多农村老年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甚至有很多年过 7O岁的老人还在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如果没有子女的帮助，一旦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不能从土地上获得收入，生活风险和困难程度将会很高。

㈢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传统的 “养儿防老”功能得以发挥，主要是基于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子女经济支付能力、子女闲余时间的多寡和文化伦理等因素。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血缘亲情社会，它以父权系统和孝道观念为主要特征，在这种社会里的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大家庭中，家长无疑居于统治地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作为子女必须孝敬父母，服从家长，克尽孝道。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以及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趋势愈来愈显著，使家庭结构形成“四二一”格局，即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甚至更多老人，同时出现了社会学家所说的“重幼轻老”的代际倾斜，改变了“父慈子孝”、“尊老爱幼”的传统代际关系模式。社会资源从老一辈转移到年轻一代手中，哺育和反哺育这一环节出现了断裂现象，一家人的希望完全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而漠视对父母等老一辈的关心和照顾。

㈢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流动显著增强。人口流动的加剧，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打工或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应该说这对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提高了家庭养老的经济支付能力，能够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但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也带来了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在生活上的时空分离，长期以往，父母与子女的感情纽带有可能会变得松弛，由此带来的是子女孝道的下降，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外，农村青壮年大批涌向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民工潮”，而家里却往往只留下妇女、小孩与老人。妇女一方面照顾小孩，一方面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活就无法及时的了解到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情况和健康状况，所以很难保证对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及时性和连续性。

㈣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转变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交通、通讯也越来越发达，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广，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年轻人在外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信息的影响下，崇尚年轻、张显个性、追求利益等价值观念也潜入到了农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生活方式的变更使许多人不再依赖家庭，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看重家庭和个人的责任，而更注重追求自己的成功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他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逐渐淡化，传统孝道观所极力推崇的尊老敬老、养老的价值观念也日渐淡薄。另外，思想的开放，年轻人更加注重追求个人价值，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已经丧失了它的“根据地”，不再流行。孝道的弱化，使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即家庭养老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传统孝遭对于解决农村养老问曩的现实意义

敬老、养老观念的淡漠使子女经济上不愿赡养、生活上不愿照料老人，更不愿从精神上慰籍老年人，农村养老问题存在巨大危机，处理不好还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在目前家庭供养老人出现困难，而社会化养老制度又未形成的情况下，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强化养老尊老的习俗，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所以在新时期弘扬传统孝道文化的积极因素仍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㈠有助于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 千百年来，安度晚年、老有所养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老有所养”、衣食无忧是老人生活最基本的保障。我国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上赡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因此这三方面也是子女行孝的基本方面。换句话说，孝顺父母既包括态度上尊敬父母，也包括在行动上善事父母，即从经济上和日常生活上做有利于父母的事。当前中国的老年人口70％以上还生活在农村，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保障能力还比较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必须依靠家庭成员的扶助而安度晚年。他们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生活上的照料，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孝经》指出：“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亲”。既阐述了孝之天经地义的地位和孝为道德之本的重要，又提出了孝的具体行为方式，要求为人子的做到敬爱父母，奉养双亲，生病当医，死则当哀，祭则虔敬。“孝为百善之首”，中国人以“孝”为人伦之本，通过行孝实现未成年人和青壮年人对已衰老的成年人的尊敬、奉养和一种对弱势方的关怀，让农村老人的衣食住行能得到保障，生活能得到照料，精神上得到慰藉，使他们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在实际生活中，面对着滚滚而来的银发浪潮，有些社会问题 日益凸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在一些青年人心中，老人是包袱、累赘。由于一些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滑坡和法制观的淡薄等原因，在家庭中老人的地位也变得无足轻重，更有一些不肖子孙，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打骂老人，掠夺老人财物，干涉老人婚姻，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此类令人发指的情况农村尤甚于城市。为此联合国召开的世界老龄大会发出了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呼吁，要求人们公平友善的对待老年人，和老年人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2004年 3月“预防长者 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 25万人 自杀，200万人 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 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倍～5倍 在我国老年人自杀原因中，家庭矛盾引起的急性人际冲突是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很多人不懂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有些人不愿意或者无力与自己的子女打官司，自杀成为他们无奈和也是最后的抗争。

以上情况，触目惊心，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对那些违法犯罪的不孝之人绳之以法，自然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但在家庭矛盾中，更多的情况缘于道德范畴，只有大力弘扬孝亲敬老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做儿女的自觉尽到责任，才是更为积极有效维护老人合法权益的办法。

㈢有助于农村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 “孝慈之道，又通于政治上、社会上人与人之关系。从本质上说，孝文化所涉及的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处理。孝文化可以直接调节家庭关系，促进实现家庭和谐。然而，由于人们各自的生活条件、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存在着差异，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家庭之间、长幼之间、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因此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重要工作。弘扬孝文化的功能和目的之一就是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调节人际关系，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把人们对父母之爱，延伸到“敬天下为人父者”，使孝的内涵由孝敬父母扩展到尊重长者、关爱老人，继而发展到“继先祖之志为孝”。必须用道德来调节家庭关系，使敬老、尊老、养老的伦理观念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

总之，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经济实力有限，还不足以完全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的时候，对传统孝道进行批判的继承，对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潘剑锋．论传统孝道中的养老思想[J]．学术交流，2007，(4)．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9

关键词：辩证 看待 传统孝道

一、传统孝道观的演变和发展

在中国早期社会，最初意义上的孝道仅仅局限于宗法和家庭伦理的范畴。直至后来儒家把孝道从家庭推向了社会，把孝移到“忠”上，将忠孝视为一体，从而使孝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扩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孝道成了同时维系家族和社会道德的纽带。到了汉代，孝被政治化，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且“举孝廉”，孝道成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再到宋明时期，孝道更是被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加以扭曲，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愚孝在当时成为道德的楷模。

传统孝道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传统孝道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对宗法的无限追求。如对延续生命、传宗接代、祖先的崇拜等。第二，善事父母，孝道的最基本的伦理意识和规范。包括对父母的事生和事死。事生是指养亲、敬亲、顺之以行、谏之以礼；事死则是指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及继志述事、大孝终身慕父母。第三，修身、忠君、敬老。此乃是由孝道衍伸出来的社会道德伦理意识和规范。

二、传统孝道的内涵

依据孔子对孝的要求，子女要时刻把父母放在心中，对父母要常怀关爱之情，这是孝敬老人的最低要求。当我们成家立业之后，父母亲开始衰老，甚至生活上难以自理。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儿女的照料。因此，这个时候子女要保证父母物质生活的需求，做到有吃、有穿、有住，生活不受饥寒，有病能及时得到治疗。“明礼之人，必有爱心”。父母作为自己最亲近的人，爱父母是自然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如果连父母都不供养，老人吃饭都成问题，哪还能谈得上“孝道”？“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养亲尊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内容，是我国古代的各家各派，都十分重视修养问题。《礼记》云：“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孝顺的行为可以分成两个等级：最高一等的是言语、行为和内心都能尊敬父母，其次是能给他们养老送终，表明了养亲尊亲是我国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原则，也是继承和推崇传统孝道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养亲尊亲在古代思想家的著述中多有论述，并且作为一种规范、礼法与我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伦理。孝道从内容上可包括敬、信、诚、慈、温、善、顺、和、礼、让、谦、亲、宽、明、直、俭等，若从行为上说，“孝”则表现为尊敬父母，友爱兄弟，妯娌和睦、尊师敬贤、尊长爱幼、公而忘私、扶贫济困、热爱人民、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等。

三、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孝道

“养亲尊亲”既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又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在家庭关系中，惟有从养亲尊亲出发，才能达到家庭中“人恒爱之”的彼此相爱的和谐关系。注重传宗接代的传统孝道，它形成了认祖归宗的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血缘关系的维系，形成孝顺长辈、恪守孝道的风气。使得父母老年有保障、在维持家庭地位、扩大家庭规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外延，渐次积淀和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普遍的伦理道德，对构建中华传统人本主义理论体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它毕仅是农耕经济时代的产物，又是延续了数千年宗法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历史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过时的内涵。这种双重性影响又往往纠葛在一起，好比一把双刃剑，难以断然割裂，必须历史的辨证的分析。

从孝的内容来看，孝道中的孝养等是传统孝道的精华，它既为中国历史上一切思想家所推崇，也为普通老百姓所熟知和践履，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通过践行孝道，使个体的道德达到完善；从家庭来说，实行孝道，可以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从整个社会来看，孝道的思想可以规范社会的行为，建立礼仪的一些制度，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凝聚社会，达到天下一统，由乱达治。孝道思想为封建社会维持其社会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为中国的一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孝道作为封建道德的基石，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带有鲜明的封建主义色彩。首先，封建孝道具有愚民性。中国历史上的孝道文化强调“三纲五常"等愚弄人民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统治者也正是在孝道思想的掩盖下，实行封建愚民政策，利用孝道思想的外衣为其封建统治服务。其次，儒家孝道思想中“君臣、父子”的关系以及“礼制"中的等级观念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表现为上对下、尊对卑的单向性服从，虽然也有尊老爱幼的思想，但长永远在上，幼永远在下。无论是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充斥着扼杀平等的价值观念。再次，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在封建社会后期演变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扼杀创新力量，强调对圣贤的思想理念的守成，在文化上就是文化守成主义，不思进取，给中华民族文化蒙上落后的色彩，而且，根深蒂固，即便是在今天，仍然难以肃清其保守性的影响。

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孝道精华的同时还有看清其不足之处。它有其与封建社会政治相联系的封建性糟粕，即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如对父母的绝对服从、传宗接代、厚葬久丧、移孝作忠等，这是我们应该抛弃的。

参考文献：

[1]孙希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M].中华书局，1989.

[2]郭庆祥，《中庸》[M].东方出版社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论语・里仁》

[5]《曾子事父母》，《大戴礼记解诂》卷四

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涵篇10

【关键词】孝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和谐社会

一、孝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内涵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云：“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历揽古今，无论是孝感动天的禹舜，还是亲尝汤药的刘恒；无论是百里负米的仲由，还是芦衣顺母的子骞，无不体现着敬亲养老的高尚品质，无不流传着感人至深的孝道佳话。

纵观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孝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11世纪以前，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孝”字最早见于商代卜辞“孝”。《尔雅》谓“善事父母为孝”。朱熹在《论语集句》中认为孝乃“善事父母”之谓。 许慎在《说文》中谓：“善事父母者，从老、从子，子承老。”由“老”与“子”的上下结构会意字而成，即青年人扶着老年人，引申为老少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简言之，孝文化是涵盖一切关于孝的思想观念、理论制度、行为规范、文艺作品及相关民风民俗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弘扬中华传统孝文化对于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时期孝文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追求个性解放，及我国教育制度的缺失，人们伦理道德观念开始减弱，家庭养老观念开始淡漠，传统孝德遭到了中断和失落。家庭养老出现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近年来家庭赡养纠纷增加，有的甚至发展到刑事案件。老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那些高龄、多病、无收入、无配偶，生活在农村的老人的赡养问题更是困难重重。而对那些自身有经济收入，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而言，他们更多的是感到子辈对自己的冷落，感到的是精神赡养的间断。子女对老人往往是使用多，关心少，缺乏情感交流，使老人倍感孤独、凄凉。那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不仅仅表达了儿女的心声，也是寂寞父母的念头，它更包含了子女对父母孝之“缺失”的普泛性存在。

“孝”观念日趋淡化并非仅仅是从道德层面谴责就能解决问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如今，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年轻人所占比重越来越少而年长者越来越多，“4-2-1”家庭结构日趋普遍，同时，社会的养老保障体制远未健全，年轻人养老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避责任，据调查显示： 56%的人认为孝与不孝与经济有关。另一方面，具体的阶层也存在具体的困难。在城市中拼搏的年轻人正面临越来越多生存压力，在生存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的情况下，孝心等道德层面的问题自然被排在了后面。在农村，城乡二元分化对立的社会体制，也增加了农村人养老困难。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如何开展孝文化

首先，要讲孝道，树立起尊老、爱老、敬老、养老，事亲行孝的理念。要充分认识孝文化对于保持家庭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真正树立起百行孝为先，孝为德之本的理念；要真正形成弘扬孝文化，遵守“孝”这一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自觉意识，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要让每一位公民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赡养父母、孝敬老人的责任，并时时刻刻坚持讲孝道，坚持身体力行，尽心尽力而为。

其次，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孝文化宣传教育，形成孝敬父母、尊重老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充分发挥舆论的教育和导向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孝文化，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使遵守孝道， 崇尚孝文化日益深入人心。要通过对孝文化的大力宣传，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氛围，使孝文化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人人践行。

第三，高度重视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孝文化教育，使之养成孝敬父母、尊重老人的良好习惯。弘扬孝文化，广大青少年是关键。要把“孝”的教育纳入学校德育教育体系，在学校基础教育中开展孝文化教育，通过多种教育方式，唤起广大青少年的“孝心”。孝道教育的目标就是使敬老养老观念由家庭推广到社会，并通过社会教化与社会教育结合，有效地营造一种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鼓励人们把孝敬父母的道德情操推己及人，尊敬、爱护和关心天下所有的老人，推动家庭和谐与社会进步。

第四，要理直气壮地反对一切不孝行为，对于触犯法律的虐待老人者，要依法坚决给予惩处。目前，社会上的确存在一些不赡养父母、不孝敬老人的行为，甚至时常出现虐待老人的恶行。对这些恶行，社会应该进行强烈的谴责。加大养老社会化的工作力度，积极推进养老社会化进程。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养老方式，加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力度，建立更加合理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鼓励人们把孝敬父母的道德情操推己及人，尊敬和关心天下所有的老人，形成良好的孝文化环境。.

第五，要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孝文化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新精神。时代是不断发展，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孝文化总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丰富多彩、生活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所以，必须在保持尊老传统，弘扬中华孝文化优良传统的同时，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赋予孝文化以时代的特征。在当代弘扬孝文化，应该注重人格平等性、义务双向性、情感性、精神性和自律性等。

总结

综上所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趋势下，精神文明的建设也要顺应时展的潮流，在内容上不断的充实，形式上不断的创新。而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孝文化的弘扬出现了淡化的新问题，人们的孝德观念日趋下降。因而加强弘扬孝文化，进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