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十篇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1

文化外交是主权国家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对外

文化交流活动。它是沟通各民族、国家人民心灵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本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文化外交是时

展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外交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

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1]（p.465）回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多来文化外交战略发展、演进的历程，

对于进一步深化新世纪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和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战略地位：从依附性到本文由收集整理独立性的转变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构

成部分，发挥着经济、政治外交难以取代的地位。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初，

中国政府就高度重视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注重加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

交流与合作。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明确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

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

都要学。毛泽东把其称之为“古今中外法”。他说：“我想把它叫做‘古今

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

国，就是己方和彼方”[2]（p.400）。在毛泽东看来，“近代文化，外国要

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这一点”[3]（p.81）。因此，他提出了要向外国学习的

要求。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中也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

、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

…外交的做法也要变，要打破旧的格调，各驻外使馆应重视贸易和文化工作

。”[4]（p.255）这是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相反，中国的

社会主义不是诞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与

经典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落差”。用毛泽东的话说，国家不

仅贫穷落后，而且“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而“没

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

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5]（p.399）。所以，中国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

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p.1437），就必须积极发展同世界各

国的文化往来。这是中国摆脱“一穷二白”的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建设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便处于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的冷战的世界环境中。一方面，奉行冷战思维的世界两霸美国和苏联为了

争夺世界主导权，处于激烈的“零和”博弈之中。他们或直接对抗，或通过

分别以自己为首领的“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的集团形式对立。美苏的

对抗对世界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交恶

，迫使中国在国家安全威胁敌人的名单上添加上了除美国之外的苏联社会帝

国主义。与世界两大超级国家敌对的直接后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

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认识，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威胁，促使新生的中国把

加强军事力量，捍卫新生政权的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内

容和外交的主要任务。

因此，战争与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化外交是紧紧围绕政治和军事外交而展开的

，军事外交处于龙头地位，牵引着国家总体外交的展开[7]（p.129）。以致

于无论在外交观念、战略规划上，还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外交变成了单纯

的政治外交或安全外交。这一时期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喉舌”，文化外交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外交的战略

需要而进行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而言，文化

外交处于次要的地位。文化外交不仅因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逐渐失去了

文化的特性，也由于文化的外延与政治的边界的重合而导致了文化沦为政治

的附属品[8]。作为国家政治关系的延续，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文化交流无时

无刻不是同中国的军事外交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外文化交流反映着军

事外交关系，是中外军事外交关系的晴雨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外交，或

是服务于联合苏联，打击“美帝”的需要，或是服务于中美合作，抗击“苏

修”的要求，没有独立地位可言。当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同盟

友好互助条约》，结成战略同盟联合抗衡美帝国主义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也

是最热络的时期。而当中苏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即军事外交关系紧张时，文化

关系也是受波折和影响最大的领域。中美文化关系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

期，当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考虑，以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的

思维方式看待中美两国的关系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就不存在。而到了20世

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两国在面对苏联这一共同敌人巨大威胁的情况下，出

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考虑，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此后，进入了两

国文化外交从无到有的转折期，和走向交流机制正常化的健康期。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化软实力作为国际政治

中除了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之外的“权力的另一面”而出现在

国际关系较量的舞台上。“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

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

和凝聚力之中。”[9]（p.558）针对这一变化，中国政府紧紧围绕“文化为什

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主题，在对世界文化发展和

自身文化经验审时度势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的力量，科学分析文化软实

力的实质，逐渐形成和树立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文化外交战略和政策。

首先，科学定位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

府对对外关系中过于突出政治因素，忽视文化独立性的弊端进行了深刻反思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

“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

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10]（p.213）

。鉴此，邓小平要求把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

标之一，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具体到对外关系上，就是明确提出

经济上实行开放的同时，文化上也要实行对外开放：“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

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

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11]（p.43）根据邓小平这

一思想，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

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

只能停滞落后。……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

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12]（p.1177）中共十五大报告

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

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要“开展多种

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

”。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

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将扎实推进

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的要求和任务。这表明，中

国对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深入的认识，文化外交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得

到了国家的积极认同，文化外交已经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的高度。

其次，文化外交机构的设立。为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优势，增强文化外交“

四两拨千斤”的战略作用，确保文化外交的正常进行，中国政府还积极探索

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文化外交的新机制。2004年外交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对外

文化交流事务工作的机构——公共外交处。2010年外交部新闻司又将“公共

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2010年8月，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

会正式成立。此外，为增进中外人民理解与合作发挥平台和桥梁作用，上海

、天津和广东等省市先后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这些主管文化外交机构的设

置，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外交在国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为更

好地推动国家对外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总之，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文化外交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逐渐增强起来

，在对外交往中越来越重视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已逐步从原来依附于政治和

军事外交的地位中走出来而发展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在

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外文化工作作为我国总体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个支柱。

”[13]

二、外交理念：从意识形态性到超意识形态性的转变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文

化概念。它是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框架，具有“在可以商量的限度内

决定政治活动与政治信仰可能采取的形式”[14]（p.19）。二战后，世界陷入                           

美苏冷战的泥淖中。美苏之间的冷战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

霸权，但其实质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翰·伯

顿描述说：“在世界主要分水岭的两边，都表现出某种传教士的狂热。两种

意识形态都为双方宣传的使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互相攻击信奉不同意识

形态双方的意图。苏联和美国都相信，理性、意识形态、道义、历史以及法

理规范都在自己一方。双方都是布道者，都同样受到理想主义的驱使。”

[15]（p.242）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以“有我无他”的二元对立理

念和立场看待彼此，都把推翻、消灭或埋葬对方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长期置身于

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国际政治生态中，因此，意识形态因素这只“无形的手

”也曾左右着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对外关系上，毛

泽东不但将文化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绝对等同起来，而且还无限拔高意

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总是属于

一定的阶级的，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说：“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

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

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16]（p.440）“在现在世界上，一切

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

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17]（p.865）因此，中国的对外交流本质上都反映着意识形态的要求，在处理

国际文化关系时，基本上都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尺和依据。换言之

，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中国文化外交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方面，中

国把“以苏为师”，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学习作为中国对

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和优先方向。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曾说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

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

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就是说，应

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8]（p.87）在“

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中国不仅在经济、军事方面全面倒向苏联，而且

在文化方面也积极实施“一边倒”政策。在大力进行人文、教育交流的同时

，还把积极学习“俄语”作为学习苏联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大批资本

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拒斥与“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往来的同时

，还极力输出“中国革命”，声援和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

族解放运动。

战争与革命年代，由于中国文化外交长期存在着“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

”等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处理方式导致了两大消极后果。一是加剧了与资本

主义国家的对立。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发达

国家学习，为此就要寻求共同利益，超越对立的方面。但由于中国的对外文

化政策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因素，导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封闭，从而丧失了

学习资本主义，发展自己的时机。正像邓小平所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

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

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

技的进步，是按天来计算的。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迫使我们

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

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10]（p.232）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给中国

的社会主义造成严重影响。“以苏为师”虽然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发展，但这种无视国情，单向移植和生吞活剥苏联模式的弊端，给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造成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诚如1977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籍科学

家时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19]

（p.44）

历史充分证明，这种外交工作与意识形态挂钩的做法，不但授人以柄，固步

自封，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困境中而难以自拔，也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国只有“超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实行全方位的文化开

放战略，才能在充分吸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

立起社会主义的坚固大厦。其实，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认识到，用社会主

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的时代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主义

阵营已经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不合乎今天的世纪，因为不但社会主义

阵营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20]（p.48）。所以，他根据

国际形势的变化，从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出发，要求中                           

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必须以本国的国家利

益为最高准则，同时尊重和考虑他国利益：“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

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

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

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

决。”[11]（p.330）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利益原

则的指导下，中国开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桎梏，积极发展对外

文化关系。一是发展全方位的对外文化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放弃

了过往只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片面做法，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一切国家、政党建立、发展文化关系：不

仅积极发展同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关系，而且还勇于发展同不同意识形

态国家的文化关系；中国不但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的文化往来，而且还积极

开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发展同国外执政党的文化交往，还创

造条件开展同非执政党的文化关系。当今中国的文化外交真正实现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二是积极同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文化对话。中

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分歧是政治文化理念问题。冷战后，西方国

家在借助多种管道向中国进行政治文化的输入和渗透的同时，还不断拿民主

、自由和人权等政治文化做幌子，施压中国，力图使中国向他们所希望的方

向演变。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并没有因为同这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同而

与之相对抗，而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和主张，坚决反对它们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调整和改善同美国、西欧

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与它们展开积极的政治文化对话。以人权问题为例

，针对人权问题已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信念和共同认同符号的现实，中

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人权的交流、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同中国有重大分歧的

西方国家和组织开展政治对话。截至2012年，中国与欧盟进行了31次人权对

话。同美国举行了4届人权与司法研讨会。截至2011年，中国已参加了27项国

际人权公约。

三、交流形式：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变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为达到一定战

略目标而采取的以文化软实力影响他国价值选择和国际行为趋向，并最终采

取有利于本国的态度、政策和行动的一种文化交流、沟通活动。因此，成功

的文化外交，不仅要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而且还要有丰富多样的外交手

段作保证。多样性的文化外交手段，不但是实现文化互动，并产生国际影响

力和认同力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魅力，决定“

以文化人”实现的程度的重要手段。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由于当时的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敌视的政策，加

之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文化战略，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文化外交存在着

形式单一、交流范围有限等问题。一是以对外文化宣传为主。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因此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就把对

外文化宣传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首要工作来抓，不仅建立了大量的宣传机构

，而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但如此，这种对外文化宣传，突出

的特点是“以我为主”，以支持“世界革命”为主要目的。不仅对外宣传主

体比较单一，而且内容单调，形式机械、呆板，缺乏相互间的文化互动与融

通。二是文化交流对象有限。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主要是与

中国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与中

国拥有共同命运和民族解放任务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而非世界上所有的

国家。三是交流形式单一。发展并加强与国际多边组织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文

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双边文化交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二战后由

于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在一些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重大决定上常常为

美苏两霸所把持、操弄，且常被两个超级大国用来作为对付中国和发展中国

家的工具。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对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多采取排斥、抵

制的态度。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置身于联合国这一战后最重要

的国际组织之外，还长期游离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gatt）等国际性组织之外。不仅经济政治上没有来往，文化上也“独

善其身”。因此1978年前的中国文化外交主要是以双边交流的形式展开的。

无论是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往来，还是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

化交往皆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鉴于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

国力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文化外交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扩大影

响力的“主战场”这一国际政治现实，中国政府以史为鉴，在广泛借鉴世界

发达国家文化外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设“文化大国”的战略需要，                           

以孔子学院的世界建设为契机，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与他国的大规模文化交

流，并在文化开放中不断丰富和充实文化外交的内涵，优化文化外交的方式

和方法，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和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地宣传、推介中国。中

国文化外交逐步实现了从过去以单一方式为主到多样化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外交主体多元化。长时间以来，由于外交被狭隘地理解为一种主权国

家的政府行为，加之认为“文化为外交服务”，“外事无小事”，因此中国

的文化外交长期以来完全是由政府担当，一手操办的。二战后，“国家已经

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主体了”，“非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大众运

动等非国家主体日益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使得国家以往发挥的绝对作用

大大减弱”[21]（p.172）据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注重发挥政府文化外交主

导作用的同时，还积极动员和发挥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在对外文化交

流中的作用，努力打造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官民并举、相互配合的对外文化

工作新局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以中央为领导，“中央-省

-市”三级联动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

第二，不断拓展外交内涵和形式。文化外交是一个双向文化交流过程。改革

开放后，面对国际范围精神文化力量的相互激荡和影响，中国政府在坚持文

化“引进来”的同时，还积极探索文化“走出去”的新方式和新方法，努力

把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展示给世界。一是大力开展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

文化的载体。自2004年11月，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举行挂牌

仪式始，截至2012年，已在10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90所孔子学院和500多所

中小学孔子课堂。2005年6月又在中国网（china.org.cn）开设了孔子学院

，以英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等6个文版的形式宣传中国。二是建立海外

中国文化基地。作为中国政府推广传播中国文化的基地，中国文化中心承担

着在驻在国“举办文化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开展教学培训”三大功能。

1988年7月和9月，新中国首批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分别在非洲的毛里求斯和贝

宁建成并对外开放。截至2011年9月，正式运营的海外文化中心已达9个。此

外，我国还与14个国家签署了互设文化中心政府间文件。三是进一步举办形

式多样、题材丰富的文化周、文化年活动。如，在1999年中法文化年的基础

上，中国政府又先后组织有关单位成功举办了英国“中国文化年”（2003-

2004）、俄国“中国文化节”（2003-2004）、爱尔兰“中国文化节”（2004）、

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国艺术节”（2005）、美国“中国文化节”（2005）活动。

从200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国家年”、“中印文化年”、德国汉堡“中

国文化节”、西班牙“中国文化节”、意大利罗马“中国文化节”等双边文

化活动也陆续上演。2004年推出了“中华文化非洲行”活动。这些活动不但

丰富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内容，还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极大地促进了国

家间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积极开展国际多边文化合作。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国认识到自身的命

运与世界的整体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不再以世界革命者的身份

对抗国际体系，而是以负责任的大国意识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发起的多边文化合作活动。自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

产公约》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截至2009年，我国

成功申报了世界遗产38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7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

产4项，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22]。二是举办国际文化高层论

坛。2004年6月中国苏州举办了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发表了《世界遗

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2004年10月中国又参加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五

届亚欧首脑会议，在会上，中法两国共同提出了《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

宣言》。同年10月还在上海召开了“国际文化政策论坛”第七届部长年会。

2005年在广东佛山召开了亚洲文化部长论坛及第七届亚洲文化艺术节等。三

是举办大型国际文化体育活动。2008年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奥运会。2010年

又举办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同年在广州还举行

了亚洲运动会。这些活动向世界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形象，架起了中

外人民友谊和相互理解、沟通的桥梁，极大增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亲和力和

吸引力，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出了一个更好的国际文化环境。

第四，文化交流规模、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

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1000多个文化组

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文化交流领域除了涉及文学、艺术、图

书、广播、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博物馆、文化保护等方面外，

还涉及政治文化交流、军事文化交流。交流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都是前

所未有的。如2003年10月，中国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给法国带去了                           

200多个各类的交流项目。这对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法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语境下，中国政府对文化外交

战略的大幅度的调整，是中国外交哲学战略思维不断与时俱进的结果。它表

明中国政府的国际视野和外交能力已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和新境界，同时也

标志着中国政府已完成了由革命党角色向执政党角色的彻底转换。经过战略

调整后的中国文化外交，不仅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和发展动力，同时还极大地提

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树立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2

关键词：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课程模式

高职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介于高等教育和中职教育之间的教育形式，对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高职教育为社会培养不同的职业岗位人才，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众多行业专业人才对于外语的使用逐渐成为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例如，涉外旅游、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行业，不仅要对于语言的掌握，而且更加需要对于外国文化的精通和理解；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加强高职学生的日常英语能力，培养高职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培养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容和意义

在我国经济发展逐渐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高职教育培养的应用型人才逐渐在对外技术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职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的辅教育模式，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注重对外文化的培养；对于对外文培养而言，本文主要从英语课程教育和对外文化教育的意义两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高职英语课程的教育

高职教育不论对于培养优秀的技术型人才还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外语言学习具有很大缺陷，特别是对于英语教育而言，高职教育的外语水平现状岌岌可危，根据英语等级考试通过率的相关调查显示，高职学校的英语等级通过率出现严重问题，为了能够促进高职对外文化交际发展，如何突破英语教育瓶颈问题成为当前高职教育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与普通高等院校相比，高职学院的生源英语水平较差，生源素质水平也是参差不齐，课堂教学效果更是不尽人意；因此，加强高职跨文化教育改革成为促进高职教学发展重要内容。

（二）跨文化交际对于高职学生的重要意义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承担着学生语言基础能力训练的重要任务，对于学生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大学英语和国外文化课程教学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加强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和人情习惯的能力，从而为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国一直奉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文化交流政策，本着“温厚、智慧、交流”的原则进行对外交流，因此，要成功的实现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要求学生在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的基础上，还要对国外的文化和风情具有敏锐的感觉和容忍，这样的要求对于高职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课程模式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对于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教学只采取基础性教学模式，很多高职院校没有对《跨文化交际学》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课程计划，这样的单一的教学模式对于中国很多学生而言缺乏情景训练，不能够培养学生对外交际和交流的能力，面对这样的教学窘境，如何让学生在外语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提高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促进母语和非母语的综合性学习

跨文化交际不仅是指不同的语言交流，而且是在语言交流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交流和分享；高职英语课程教育从教学模式上存在弊端，因此，加强高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要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入手，将母语和英语进行有机的结合，将我国优秀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化进行相互的研究和探索，从而提高国际文化的交流；此外，教师要在不同的教学课程中对学生进行语言引导和影视介绍，通过适当的方法培养学生对于外国文化的兴趣和爱好，提高学生对于外国文化的了解。

（二）创设情境模式，提高学生跨文化交语言能力

交际的重要方式是语言的沟通，因此高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课程改革要从课程形式上进行创新，加强语境教学的重视程度；高职老师要积极通过影视、幻灯片等形式创建形象、真实的语言交际情境，为学生提供国外文化的教学氛围，从而提高学生的对外文化交际能力；高职学校要积极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和外语学习平台，为学生创造一个形象化、现场化、生活化的教学模式。

（三）充分利用网络教学，提高对外文化交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高职院校逐渐的建立了网络教学的平台，能够进行语言类教学的交流，英语教学课程要充分利用这些网络教学的优势，加强学生对于外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提高综合能力，与此同时，高职院校还要积极开展文化交流的活动，积极促进中外交流的机会，为促进对外文化的交际改革做出贡献。高职对外文化交际教学模式的改革，要从英语教学和国外文化教学两个方面进行，为了促进高职院校的文化教学模式，要积极开展“基础认知＋创新技能培训”等模式改革，从课堂教学氛围出发，激发学生的外语学习兴趣和对国外文化的理解，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感知能力，全面发展文化素养和交际能力，为以后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曹洋，冯琦琳．基于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项目化课程设计及实施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4，35．

［2］颜静兰．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口”与“补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3．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3

关键词：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方法

一、前言

作为文化交际的关键载体，英语学科是我国大学课程设置中的重点组成部分。“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是英语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概念，教师在向学生授课时，要充分重视学生交流意识的形成情况，采取适宜方法启迪大学生的主动交流意识，同时积极调整英语课程的整体构架，使外语教学真正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促进中西文化的完好交融。

二、“跨文化交际”概述

（一）定义解析

从宽泛层面讲，“跨文化交际”囊括了多种不同文化间的跨越式交流，这种交际不仅涉及民族内部和外来文化间的实际交流，还涉及不同语种体系间的相互交流。总体而言，跨文化交际包含了多种交流要素，是一个系统化的文化概念，集中体现出各民族面对“异质文化”时的欣赏、兼容态度[1]。跨文化交流技能可分作四大类别：一是语言能力，即语言知识及其运用技能；二是社交能力，即按照具体情境转变语言交流策略的技能；三是语篇能力，即搜集、组织语言素材的技能；四是策略能力，即使用各种手段消除交际障碍，同时顺利进行交际的能力。此外，判定跨文化交际是否成功的要素标准是:有效、适度。“有效”指人经过了奋斗、努力后获得相应的成果回报，在语言交际中体现为交流顺畅、完成交际任务。“适度”指展开交流的双方都遵循一定语言原则，彼此维护对方的权益不受到侵犯[2]。在大学英语的具体教学中，教师要把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与交流技能”作为重点目标，以拓展大学生的文化交流视野，促进其全面化、综合化成长和发展。

（二）培养原则分析

1.相关原则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技能培养涉及多方面知识，每一类交际知识的学习及掌握都会对与其相关的知识内容形成影响。跨国界交际方面的语言意识培养，是一个情境、文化、语言等交际因素相互交织联系的引导过程。为此，教师在看待学生培养问题时，应运用联系性眼光展开交际意识培养研究，以对学生技能学习形成良性影响。2.适度原则教师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技能实施培养时，需要坚持适度、适量原则。即学生接受现有交际知识、语言技能的同时，应符合自身学习基础、语言认识能力，教师不可一味灌输新的语言交流内容，以免学生难以快速、有效地理解相关知识。这种原则对语言训练的总体进度、广度及深度有相应要求。3.综合原则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涉及多方面、多学科相关内容，对学生综合技能、整体素养等方面提出的要求较高。教师在教学实践当中，应当集中整合各类相关知识，并运用适宜方式展开综合性课堂训练，以提升专业学生对综合知识的总体整合技能。4.实践原则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实践教学中，任课教师需坚持教学内容的适用性、实践性，即让学生在掌握了相应内容后，能够将其运用于实践交际当中，而非仅仅停留于书本学习的层面之上。此外，实践教学需达到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最终目的，让学生感受到自身在教学课堂上的主体性，并设置动态性、拟真性的交际教学情境，帮助学生尽快进入教学氛围。5.系统原则语言教学是一个相对连贯、持续进行的行为过程，教师在掌握了各个学生的总体学习状况之后，应在此基础之上拟定系统而科学的高效教学方案，剔除重复、无用的教学内容，实现“低耗时、高效率”的课堂教学效果。

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具体方法

（一）借助多种方法启迪跨文化交际意识

在向大学生开展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讲授教材中的相关知识外，还要采取适宜方式拓展学生的课外交际能力，注意为学生打造英语交流舞台，尽量营造出接近真实的训练氛围，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活动当中。例如，教师可把现代的前沿技术引入内容讲解中，借助幻灯设备、录像机、网络技术等创设英语学习环境，制作符合课程主题的幻灯片，并用“听说法”、“交流法”解说相关的英语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当讲解到特定的背景知识点时，教师要将相关的背景知识、文化典故穿插到教学中，使英语课程呈现出立体化、系统化的特点，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所接触的英语知识，并形成深刻的思维印象，便于日后交际中熟练运用相关知识[3]。

（二）加强培养学生的非语言交流能力

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单项教学，学生想要全面掌握英语交流技能，还要掌握非语言类的交流技能。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运用一定的非语言方法开展教学，以提升全体学生的语言意会能力[4]。例如，在句子“Hesatthere，hishandoverhismouth，hisarmsandlegscrossed”的讲解中，教师首先要说明“armsandlegscrossed”（双手、双叉）、“hishandoverhismouth”（用手将嘴捂住）这两个动作的实际含义，一些学生可能将这样的动作理解成“沉思”的姿势，然而，这两个动作传递的真实信息为“我现在不想交谈，请离我远点儿”。又比如，在英语交流中，交谈双方的关系十分和谐时常常对面而立，双肩为平行状态;如果双方的交流不愉快，则可能无意识地做出转身动作，以避免面对对方。学生在学习相关内容时，如果不熟悉这些非语言交际信息，通常难以准确抓住交流内容，因此，教师要多引导学生关注这方面的交流内容，以提高学生的非语言交流技能。

（三）深入讲解英语交流词汇的内涵

英语交流词汇中常常蕴含着多重含义，如果简单地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很可能错误理解语言交流的真实意思。因此，教师在词汇教学中要重点讲解隐含的文化意蕴，向学生细致讲解英语交流中出现的各种英语习语、典故及谚语。由于英语文化内涵和汉语有很大差异，一些词语的褒贬含义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学生理解起来也较困难。加之，英语交流的文化外延与汉语语言也有不同之处，因此，教师要结合特定场景、特定语境展开词汇讲解[5]。例如，“ambitious”在英语中取褒义，翻译作“有雄心、有抱负的”，而在我国却将该词理解成贬义，取其“有野心的”之意。又如，“dog”在英语国家人眼中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而在中国却认为带有贬义。基于此，教师向学生授课时，要注意讲解清楚英语词汇的隐含意义，全面解析跨文化的不同内涵，避免学生形成错误的交流意识[6]。

（四）引导学生探索英语文化的背景知识

中、英文化在本质上存在较大差异，两者在历史背景、文化根源、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不同，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中突出体现了外域文化的个性特征。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研究英语文化中蕴含的宗教知识、风俗人情、价值意识等层面的相关内容，以系统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的自主交际意识，实现有效、适度交际。例如，在运用探究法讲解英语知识时，教师提出“西方国家的人们相互见面时，为什么先谈论天气问题？”，学生可运用以往掌握的交际知识分析该问题，之后，教师可总结西方国家的见面问候方式，让学生自觉形成“见面先向对方询问天气情况”的习惯。由以上分析知，跨文化意识与交流技能的培养依赖于背景文化的深入研究，学生只有掌握了跨国家、跨文化的具体背景知识，才可深入了解英语文化，也才能够培养起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意识[7]。

（五）借助先进技术开展语言实践教学

现代新型技术进入教育领域之后，教师的原有教学观念有了较大改变，很多教师积极探究教学革新方面的相关问题，使得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教学实现了新颖化教学，提升了学生对课堂讲解内容的探究兴趣。例如，教师借助校内网上论坛、QQ、微信、个人E-mail等交际工具和班上学生展开英语聊天，如此既可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又可提升其运用英语知识的实践技能。在网上聊天中，教师遇到刚刚上线的学生，可以用英文问候:“Howareyoudoing?”，学生自然联想到之前学过的英语交流常识，回复道:“I’mdoingfine!”诸如此类的网上交际可让学生培养起日常使用英语的良好习惯，进而逐步达到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的终极目标。

四、结语

语言交际在英语学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的语言技能，最终都将投入日常的实际交流当中。大学英语课程的实践教学，应将关注点放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上，在增强学生运用英语知识能力的同时，积极提升其思维能力、文化素养和人格魅力，使广大学子的文化眼界得到进一步拓展，保持对异域文化的探究热情，形成多元化的文化鉴赏意识，进而增强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技能。

参考文献

[1]张奕雯.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探究———评《现代英语教学理论与应用探究》效[J].当代教育科学，2015，17(17):58.

[2]张志华.跨文化视角下英语文学作品中隐喻翻译的策略研究———从跨文化的视角切入[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31(8):61-62.

[3]莫颖.信息技术手段在高校“项目式+模块”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中的应用[J].海外英语（上），2015，10(4):10-11.

[4]徐慧娟，曹军，蒋道华.跨文化英语教学模式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大学英语教学新思路[J].宿州学院学报，2013，28(12):117-120.

[5]郑鹤彬，张琼玉.基于跨文化视角的英汉互译归化异化策略———以《茶艺英语》课程教学为例[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28(1):116-117.

[6]陈薇，汪学立.建构主义理论视阈下的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构建———南京邮电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建设例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6):153-156.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4

关键词:东盟;地缘文化;建构主义

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 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批判理论颠覆了传统理论对文化的忽视。后现代主义理论指出,权力制造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连接关系,知识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权力关系。批判理论打破了主流理论的思维定式,揭示出主流理论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缺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多文化的,西方文明是独特的,但不是普世的,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差异是今后国际冲突的根源。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把价值标准、市场经济和西方文明定义为软权力的因素,提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吸引力胜于军事强制力,推进了人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建构主义则认为:信仰、规范、观念等文化内容,建构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本文拟从地缘文化的崭新视角分析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中国的对外战略。

一、地缘文化与国际关系

近来,地缘文化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学者普遍认为,地缘文化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手段,其表现有三:

第一,地缘文化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缘文化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确定国家实力、制定对外战略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化因素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自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地缘文化一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频繁出现的概念,地缘文化以“软实力”的形式越来越在一国的综合实力的构成中占有重要位置。如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就曾明确提出,“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①。

第二,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地缘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从而地缘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地缘文化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目标。这是早期研究文化与对外政策关系的学者所普遍强调的,即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决定这种文化载体在对外政策中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念。冷战结束以后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的国家的认同。文化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文化的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文化的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文化的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其次,地缘文化影响决策者并通过决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是由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性的人来制定的。地缘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能够成为这个国家利益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代表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则反映了地缘文化需求。他们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有意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的地缘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再者,地缘文化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而后者则制约着这个国家总的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最后,地缘文化影响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执行和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拥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特色。

第三,地缘文化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对立和冲突的动因之一。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破解,社会理想的诉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逐渐被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②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一切价值判断、行动准则及其正义性,莫不以文明形态的亲疏远近为依归,这差不多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则。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利益政治的过滤器,文化实体借助政治实体实现自身伸张,政治实体把所归属的文化价值的伸张视为自身的利益。也有的学者指出地缘文化既不是国际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主要条件。地缘文化只为国际政治活动提供背景材料和活动舞台,诚然,关于地缘文化与国家间关系问题,仍是一个刚刚展开的论题,但是地缘文化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对立和冲突的动因之一,已经被大部分学者接受并认可。[ LunWenData.Com]

二、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7种文明划分,还是贝克“当代文化的空间分布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③ ,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并且和更大区域的东亚社会联系在一起。在相当普遍的认知当中,儒教已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近年来,学术界提出过“东亚经济圈”、“华人经济圈”、“汉字文化圈”之说。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在其主持的现代化进程研究的系列成果中进一步阐述了东亚发展中的文化因素,使得东亚研究进入一个新领域,即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再认识。实际上,华人经济圈也好,汉字文化圈也好,都不同程度地蕴藏了中华传统儒学的历史基因。在东亚的发展过程中,在置身于这种发展的社会的人的思维中,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的确需要正视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基因的存在。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事实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东亚崛起的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哲学上受儒学思想影响,在行为上均表现出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西方价值观束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离开其发源地的本土之后,在新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突出了“和为贵”的儒家宽宏风范,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一体,迅速形成的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南洋儒学等,犹似移枝嫁接,成为同宗的不同品系,而且这些品系都是当地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不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幽灵(个别国度里确有幽灵式的存在,当然也只是在非主流社会的人群中悄然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为所在国的思想和文化财富,而在表现形式上则可以完全不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思想文化。因为真正优秀的文化,是可以而且应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为人类的进步、繁荣作出贡献的。据此,笔者认为:第一,无论是儒家文化圈,还是汉字文化圈,都体现了一种超乎国界的价值内涵,只要甩掉政治的和民族的偏见,这种价值便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应有的体现。第二,只要真正认识到这种价值,经历过数千年的磨砺、荡涤洗礼的古老的中华文明便会在任何新的环境中焕发青春。第三,为了体现上述价值,承传优秀的古典文明,为了我们所在国度的更快发展,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通过汉字了解儒家思想精髓和文化内涵,是我们崇高的义务和历史的责任。经历了数百年贫穷、落后,饱受天灾人祸、战乱入侵和西方列强歧视蹂躏的东亚各国(曾以掠夺他国充实自己的日本例外) ,正在或已经走出曲折的迷途,转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由于他们共同的历史背景,加上分布在南洋各半岛、群岛上的数千万具有汉字文化传统的侨民及其后裔,使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愈见加强。应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优势。日本早已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地区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并有意识地移植儒学思想精华。可见,在世界范围内,汉字及其所依附的文化之发扬光大,遇到了难得的机遇。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超国界的中华文化,推进了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反之,经济的发展必可带动文化向深层次演进。只要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华文化传播、华文教育、华文文学等事业,就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渐渐繁荣、兴盛起来。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不仅需要可支配的物质资源作支撑,同样需要文化的支持和道统诠释赋予的合理性。回溯历史我们看到,西方列强无不采用文化手段推行其殖民或霸权政策,牟取国家利益,例如“文化殖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扩张主义”、“文化霸权”等形式的政治扩张,无不是西方列强在推行强权政治时所制定的文化战略形式,西方的强权扩张因此披上了“神圣的”文化外衣。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外交也是如此,截然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战略,但是文化战略在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文化战略成为地缘战略中一个特殊渠道和特殊领域。鉴于文化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地运用各种文化因素,制定合理的、符合当今国际关系特征的对外文化战略,积蓄文化“软权力”,并以我国具有巨大影响力和优势的儒家传统文化,用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展示我国先进文化的风采;同时也应以坦诚的胸怀去吸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富营养,“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文化的自我保护与自觉扬弃相结合才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④。

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地缘文化战略东亚各国目前也非常注重文化合作,例如东盟在建设经济共同体的同时,也正致力于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2008年12月正式生效的“东盟宪章”明确规定东盟共同体将由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组成。东盟公民通过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的共同体意识而相互交往,通过共同的地区认同结合在一起。为此我们必须制定东亚地缘文化战略,这是我们各项文化战略的一个方向。

(一)实施外向型文化发展战略

坚持以走出去为主,以当代为主,以进入国际主流社会为主,大力实施中华文化外向型战略。目前,我国与已建交的145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了七百五十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这是指全球范围而言。东亚地区,是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地区,东亚的历史、文化、政治,甚至东亚经济现代化都深受我国儒家文化影响,因此在东亚地区,我们更应该贯彻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广泛地开展战略性文化交流,增进与东亚各国的互信和了解,尤其是宣传并取得东亚各国对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了解和支持。近几年的“中国热”是中华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充分体现。“中国热”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良机,也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有效途径。目前,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威胁论”,我们除了用和平发展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回应这些无稽之谈外,更应该注重用文化交流的手段,用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展现中国人民宽广博大的胸怀,用洋溢着东方神韵的哲学和智慧表明我们历来珍爱和平的愿望,化解无知和偏见带来的矛盾,把我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信息传达出去。面向东亚各国主流社会,面向东亚各国公众,把一个真实客观、和平发展、朝气蓬勃的中国介绍给东亚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文化交流滴水穿石、润物无声的功能,才能让东亚各国正确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并喜爱中国。

(二)积极推动多形式文化外交

第一,设立专门文化推进机构,根据东亚各国的特征,战略性地制定有效的政策。以中央为指导,地方为生力军,驻东亚各国使领馆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为前方阵地,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意识。中央方面可以以签订各种协定的方式,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和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和档次。例如, 2005年5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将加强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研发和信息共享。《备忘录》还规定各国应鼓励和支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培养文化领域的人力资源以及加强文化企业的合作。这个《备忘录》的签订对中国意义重大。

第二,推行对东亚地区文化外交,重视、推进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公关活动。“文化外交”的突出使命就是在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作用。2007年,中国在东亚文化交流又有大手笔,例如“2007 中韩交流年”和“2007 年日本中华年”,很好地宣传了中国灿烂文化,增进了与相关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况且,中国在东亚各国,尤其是日、韩两国的文化年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各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历史文化传统相似,不畏巨浪东渡扶桑的鉴真和尚,日本一批批的“遣唐使”,以及吟诵着唐诗的新罗文人,都证明了各国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不朽业绩。中国目前致力于建设的“和谐世界”,可以说既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必然结果,也传承了东亚文明中“和合文化”的传统。“和而不同”,不仅是中日韩文化外交的原则,也是中国东亚地缘文化战略的指导原则。文化交流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将极大助推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融合。中国的文化战略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引导东亚各国共同致力于东亚区域合作。

教育交流是文化外交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以日本为例,目前,日本在华留学生数量不到两万人,中国留日学生八万人左右,教育部表示将制订一系列政策促进中日学生、教师进行交流学习,并鼓励中日双方共同培养留学生,为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合作,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互信、互利的合作,从官方和民间双重角度促进中日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为中日关系朝着持续改善的方向稳定发展而添加新的动力。这同样适用于中国与东亚其他各国的教育交流。

第三,普及汉语、传播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提高汉文化的影响力。现在汉语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并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外交和贸易领域的通用语言,有比肩英语的趋势。2004年起,我国教育部开始在境外建设汉语推广机构“孔子学院”,通过与国外的大学或者教育机构合作的方式,主要在国外招收学习汉语的人。这些孔子学院目前遍布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东亚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促进了汉语和汉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东亚各国逐渐认识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汉语的重要性,积极开展汉语教学。中国政府应泰国政府的请求,将协助其培养和建设高水平的泰国籍对外汉语教师队伍,派遣中国教师去泰国学校工作,并且免费提供教材。

(三)提高文化贸易规模与水平

国内外学者一般把文化贸易分为硬件贸易和软件贸易两种。一般来说,硬件指用来生产、储存、传播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态载体,如摄影器材、视听设备、影视器材、舞美设备、游戏和娱乐器材、艺术创造和表达的工具等,软件则指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动画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视听艺术、表演艺术、载有文化艺术内容的光盘、视盘和多媒体、娱乐、会展等,本文所指文化贸易主要侧重于软件方面。

中国目前的文化贸易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和水平都比较低。以2007年为例,我国出口总值为26 616亿美元,出口商品的种类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化工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服务贸易的出口总值为333. 4 亿美元, 占出口总值的0. 01% ,这其中电影和音像的出口总值为0. 3亿美元,仅占整个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0. 1% ,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就世界总体看,文化贸易强国多为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过去二十多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迅猛增加。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美国、日本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东亚各国除了日本、韩国文化贸易能力较强以为,其他各国的文化贸易能力都比较低,但是市场广大,因而潜力巨大。

加快发展对东亚的文化贸易,对于我国东亚地缘文化战略和我国东亚整体地缘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对东亚文化贸易,有助于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促进东亚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一般商品和文化特殊商品的双重属性。对于国家的对外文化贸易,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外交、外宣功能,传播了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就要求中国的文化企业不能只在国内发展,更要走出去,首先瞄准东亚市场。这就要求我们做大做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同时,提高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人员的能力,学好用好世界贸易基本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自我崛起争取国内发展空间,使中华文化在东亚乃至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党关于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为我国在东亚的文化战略提供了契机,文化交流的任务是一方面紧紧围绕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和对外整体工作大局,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关系,巩固友谊、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共谋发展;另一方面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基本方向,支持和鼓励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参与东亚国际竞争。

(四)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一般是指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利益得到维护,个性化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择得到尊重,“个性文化”得到独立自主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鲜明的民族、国家和制度烙印的“个性文化”大体上可分为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类。所以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即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安全。针对文化安全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护我国文化安全:第一,在对东亚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这是增强国家文化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战略要点。”第二,正确对待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异质文化。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目的就是互相学习先进文化,增进了解和信任,并非以意识形态划分交往对象和领域,因此应当正确地对待非社会主义文化和异质文化。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应该宽容地对待异质文化的价值观、理念、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尊重东亚各国人民的选择和追求,建立平等对话、沟通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的矛盾与冲突。[ Www.LunWenData.Com]

注　释:

①王晓德. 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 J ].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5, (12) : 28.

②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 周　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5

关键词：大学英语 跨文化交际意识 培养 方法

一、前言

作为文化交际的关键载体，英语学科是我国大学课程设置中的重点组成部分。“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是英语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概念，教师在向学生授课时，要充分重视学生交流意识的形成情况，采取适宜方法启迪大学生的主动交流意识，同时积极调整英语课程的整体构架，使外语教学真正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促进中西文化的完好交融。

二、“跨文化交际”概述

（一）定义解析

从宽泛层面讲，“跨文化交际”囊括了多种不同文化间的跨越式交流，这种交际不仅涉及民族内部和外来文化间的实际交流，还涉及不同语种体系间的相互交流。总体而言，跨文化交际包含了多种交流要素，是一个系统化的文化概念，集中体现出各民族面对“异质文化”时的欣赏、兼容态度[1]。跨文化交流技能可分作四大类别：一是语言能力，即语言知识及其运用技能；二是社交能力，即按照具体情境转变语言交流策略的技能；三是语篇能力，即搜集、组织语言素材的技能；四是策略能力，即使用各种手段消除交际障碍，同时顺利进行交际的能力。此外，判定跨文化交际是否成功的要素标准是：有效、适度。“有效”指人经过了奋斗、努力后获得相应的成果回报，在语言交际中体现为交流顺畅、完成交际任务。“适度”指展开交流的双方都遵循一定语言原则，彼此维护对方的权益不受到侵犯[2]。在大学英语的具体教学中，教师要把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与交流技能”作为重点目标，以拓展大学生的文化交流视野，促进其全面化、综合化成长和发展。

（二）培养原则分析

1.相关原则

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技能培养涉及多方面知识，每一类交际知识的学习及掌握都会对与其相关的知识内容形成影响。跨国界交际方面的语言意识培养，是一个情境、文化、语言等交际因素相互交织联系的引导过程。为此，教师在看待学生培养问题时，应运用联系性眼光展开交际意识培养研究，以对学生技能学习形成良性影响。

2.适度原则

教师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技能实施培养时，需要坚持适度、适量原则。即学生接受现有交际知识、语言技能的同时，应符合自身学习基础、语言认识能力，教师不可一味灌输新的语言交流内容，以免学生难以快速、有效地理解相关知识。这种原则对语言训练的总体进度、广度及深度有相应要求。

3.综合原则

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涉及多方面、多学科相关内容，对学生综合技能、整体素养等方面提出的要求较高。教师在教学实践当中，应当集中整合各类相关知识， 并运用适宜方式展开综合性课堂训练，以提升专业学生对综合知识的总体整合技能。

4.实践原则

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实践教学中，任课教师需坚持教学内容的适用性、实践性，即让学生在掌握了相应内容后，能够将其运用于实践交际当中，而非仅仅停留于书本学习的层面之上。此外，实践教学需达到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最终目的，让学生感受到自身在教学课堂上的主体性，并设置动态性、拟真性的交际教学情境，帮助学生尽快进入教学氛围。

5.系统原则

语言教学是一个相对连贯、持续进行的行为过程，教师在掌握了各个学生的总体学习状况之后，应在此基础之上拟定系统而科学的高效教学方案，剔除重复、无用的教学内容，实现“低耗时、高效率”的课堂教学效果。

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具体方法

（一）借助多种方法启迪跨文化交际意识

在向大学生开展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讲授教材中的相关知识外，还要采取适宜方式拓展学生的课外交际能力，注意为学生打造英语交流舞台，尽量营造出接近真实的训练氛围，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活动当中。例如，教师可把现代的前沿技术引入内容讲解中，借助幻灯设备、录像机、网络技术等创设英语学习环境，制作符合课程主题的幻灯片，并用“听说法”、“交流法”解说相关的英语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当讲解到特定的背景知识点时，教师要将相关的背景知识、文化典故穿插到教学中，使英语课程呈现出立体化、系统化的特点，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所接触的英语知识，并形成深刻的思维印象，便于日后交际中熟练运用相关知识[3]。

（二）加强培养学生的非语言交流能力

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单项教学，学生想要全面掌握英语交流技能，还要掌握非语言类的交流技能。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运用一定的非语言方法开展教学，以提升全体学生的语言意会能力[4]。例如，在句子“He sat there， his hand over his mouth， his arms and legs crossed”的讲解中，教师首先要说明“arms and legs crossed”（ 双手、双叉）、“his hand over his mouth”（用手将嘴捂住）这两个动作的实际含义，一些学生可能将这样的动作理解成“沉思”的姿势，然而，这两个动作传递的真实信息为“我现在不想交谈，请离我远点儿”。又比如，在英语交流中，交谈双方的关系十分和谐时常常对面而立，双肩为平行状态；如果双方的交流不愉快，则可能无意识地做出转身动作， 以避免面对对方。学生在学习相关内容时，如果不熟悉这些非语言交际信息，通常难以准确抓住交流内容，因此，教师要多引导学生关注这方面的交流内容，以提高学生的非语言交流技能。

（三）深入讲解英语交流词汇的内涵

英语交流词汇中常常蕴含着多重含义，如果简单地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很可能错误理解语言交流的真实意思。因此，教师在词汇教学中要重点讲解隐含的文化意蕴，向学生细致讲解英语交流中出现的各种英语习语、典故及谚语。由于英语文化内涵和汉语有很大差异，一些词语的褒贬含义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学生理解起来也较困难。加之，英语交流的文化外延与汉语语言也有不同之处，因此，教师要结合特定场景、特定语境展开词汇讲解[5]。例如，“ambitious”在英语中取褒义， 翻译作 “有雄心、有抱负的” ，而在我国却将该词理解成贬义，取其“有野心的”之意。又如，“dog”在英语国家人眼中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而在中国却认为带有贬义。基于此，教师向学生授课时，要注意讲解清楚英语词汇的隐含意义，全面解析跨文化的不同内涵，避免学生形成错误的交流意识[6]。

（四）引导学生探索英语文化的背景知识

中、英文化在本质上存在较大差异，两者在历史背景、文化根源、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不同，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中突出体现了外域文化的个性特征。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研究英语文化中蕴含的宗教知识、风俗人情、价值意识等层面的相关内容，以系统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的自主交际意识，实现有效、适度交际。例如，在运用探究法讲解英语知识时，教师提出“西方国家的人们相互见面时，为什么先谈论天气问题？”，学生可运用以往掌握的交际知识分析该问题，之后，教师可总结西方国家的见面问候方式，让学生自觉形成“见面先向对方询问天气情况”的习惯。由以上分析知，跨文化意识与交流技能的培养依赖于背景文化的深入研究，学生只有掌握了跨国家、跨文化的具体背景知识，才可深入了解英语文化，也才能够培养起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意识[7]。

（五）借助先进技术开展语言实践教学

现代新型技术进入教育领域之后，教师的原有教学观念有了较大改变，很多教师积极探究教学革新方面的相关问题，使得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教学实现了新颖化教学，提升了学生对课堂讲解内容的探究兴趣。例如，教师借助校内网上论坛、QQ、微信、个人E-mail等交际工具和班上学生展开英语聊天，如此既可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又可提升其运用英语知识的实践技能。在网上聊天中，教师遇到刚刚上线的学生，可以用英文问候：“How are you doing？”，学生自然联想到之前学过的英语交流常识，回复道：“I’m doing fine！”诸如此类的网上交际可让学生培养起日常使用英语的良好习惯，进而逐步达到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的终极目标。

四、结语

语言交际在英语学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的语言技能，最终都将投入日常的实际交流当中。大学英语课程的实践教学，应将关注点放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上，在增强学生运用英语知识能力的同时，积极提升其思维能力、文化素养和人格魅力，使广大学子的文化眼界得到进一步拓展，保持对异域文化的探究热情，形成多元化的文化鉴赏意识，进而增强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技能。

参考文献

[1] 张奕雯.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探究――评《现代英语教学理论与应用探究》效[J].当代教育科学，2015，17（17）：58.

[2] 张志华.跨文化视角下英语文学作品中隐喻翻译的策略研究――从跨文化的视角切入[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31（8）：61-62.

[3] 莫颖.信息技术手段在高校“项目式+模块”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中的应用[J]. 海外英语（上），2015，10（4）：10-11.

[4] 徐慧娟，曹军，蒋道华.跨文化英语教学模式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大学英语教学新思路[J]. 宿州学院学报，2013，28（12）：117-120.

[5] 郑鹤彬，张琼玉. 基于跨文化视角的英汉互译归化异化策略――以《茶艺英语》课程教学为例[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28（1）：116-117.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6

关键词：文化政策 美国政府非官方机构

冷战后的国际舞台上，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当下，美国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也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文化倾向上，完全地倒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阵营中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在文化政策、经济和军事方面对中国开始出现非常复杂的变动。尤其在对华文化政策中，从文化影响、文化封锁再到对台政策相继出台。

在面对新中国政府实行的“一边倒”的国家政策时，当初的美国并不愿意放弃对新中国的文化影响。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反倒积极寻求对华持续实行文化影响的新途径。当时，美国政府在意识到中国政权即将更迭的前期，就开始对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文化引导。在现存的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记录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对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十分重视，因为，美国政府深切地意识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几乎完全断绝的中美外交环境下，在美留学生的中国亲属，将是美国政府为数不多的与中国大陆保持联系的方式之一。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注意到，当时的苏联也在中国大量签放对中国青年学生到苏联留学的申请。美国政府当然明白，这就是苏联正在加大力度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灌输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留美学生将来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那么，如果这些滞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存在对于美国的思想倾向的话，将来这些回到中国的留学生势必成为抵消苏联对中国文化影响的重要力量。

一、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华政策

除了通过“人权苛责”对华输出西方人权理念之外，美国还通过文化教育项目对华传播美国文化。美国政府在进行文化教育援助项目的过程中，属于非政府组织的基金会作用相对较为明显。此类基金会不但能够为经援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并且还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相关机构属于非营利组织机构，基金会在过去发展的这些年检，已经有了自身相对完善的体系制度，对于20世纪的美国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数量或是规模，影响都较为深远。基金会不但在美国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在进行对外交流方面位置显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人权苛责”和“文教经援”外，操控国际舆论，为中国发展设置障碍也是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重要路径。其中，通过非政府组织对华进行“自由度”评估，是美国对华舆论压制的重要手段之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文化封锁政策。

根据文章上述内容可以得知，非政府组织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例如“文化教育援助”、“x举监督”等，对于美国与中国关系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但它们能够在美国与中国战略合作中发挥作用，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有一定的自身优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与政府形成了合作关系。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参与对华文化外交的非政府组织，它们所拥有的志愿精神与服务意识以及相关的专业技能，不仅能够弥补政府外交能力的不足，更可以在一些敏感领域充当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具体执行者。因而，在对华文化外交方面，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如何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及文化发展的自主性，成为当前中国急需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也给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及文化安全的构建带来深刻的启示。

中美在朝鲜交战以后，中美敌对关系让美国迅速将原本的对华文化接触政策转向实施对华文化封锁政策。美国政府开始鼓励中国留美学生无限期留在美国，这一举措被视作美国政府对华文化封锁政策中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重要手段。至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半页，美国政府不给予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权利，甚至滥用法律手段禁锢滞美中国留学生。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强调，在美国接受到原子能、火箭技术以及武器设计专业教育的中国留学生都不被允许返回中国。

二、美国政府利用非官方机构文化活动不利影响

冷战时期，美国主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文化交流途径向中国传播，乃至反华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因此，冷战期间中美的教育文化交流途径很少，而且政治化的色彩比较浓，导致两国文化敌对。

冷战年代，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以宣扬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模式、以诋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模式为主要的内容，美国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传播、交流，改变中国公众的意识形态，从而促成中国社会制度的改变。

三、美国政府利用非官方机构实行文化政策开拓与华外交的新局面

纵观美国外交文化史，非官方性质的组织机构从来与美国政府的相关外交行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某种层面上来说，非官方机构在多国家间的多边事务的涉猎历史，要比美国政府的历史还要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进行非官方机构间的文化外交试探，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的国际事务文化外交的试点工程。

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美国的明间非官方机构就在华进行国非常成功的非官方文化项目案例，那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21年在中国北京建立了协和医院，这一国际文化事务的成功是世界公认的。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针对帝国主义文化实行清除政策。新中国见过以前的国民政府与西方的非官方机构合作的教育项目和一些西方投资人建立的相关企业和事务也同样受到清除，而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的相关项目。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美国的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其他一些同样性质的非官方文化组织也开始从中国撤资。新中国建立之后，中美关系开始面临一系列波折和比较艰难的时期，尽管如此，美国非官方机构凭借其与政府机构的性质差异，仍在为美国政府与新中国政府的外交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为双方后来的外交破冰制造条件和必要的通路。

总的来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福特、洛克菲勒两大基金会基金会在欧洲的丹麦、德国、法国、英国；亚洲的日本、印度、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都建立的不同层面的中国问题研究学术中心，其总投入更是超过三千万美元。在跌宕起伏的岁月后，中美关系逐步买入正常化。

回首那段历史，可以看出在中美关系不断恢复的历史进程中，美国福特和洛克菲勒这些基金会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可以说，美国基金会在中国文化项目发展上的积极投资让他们在中美关系上发挥了战略价值，其发展之远见也值得后世学习。

再看五十年代美国的代麦卡锡主义，其不仅是在美国本土催生的仇视社会主义心理，在这种单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推动下，也对当时中国政府实施的文化及外交一边倒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麦卡锡主义是中美文化交流中断的主要原因；而60年代的美国又深陷越南战争、而那一时期的中国也深陷"”泥潭。中美两国间极端的意识形态敌视，使得中美官方文化交流严重缺乏合适的政治氛围。在如此的外交困境下，当时的美国政府更加侧重于在政策上需要，以服务政治作为其开展对中国文化的关系。此时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文化政策上更加注重文化在中美关系中的宣传功能和国家软实力的建构。

而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冷战外交环境下，非官方的文化组织，尤其是基金会组织，其基于理想主义的思想和慈善精神的特殊性，反而使得这样一些非官方组织可以轻而易举地介入美国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事务中。从经验来看，以上这些非官方文化机构更钟情于实现宗教使命和文化改造功能。由此美国那些长期与中国保持良好文化关系的民间文化组织在此时则存在更大的外交空间，因而可以采取有别于美国政府的并且更加灵活的行动、不可否认这些文化组织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发挥着比政府机构更为积极的作用。也同时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明确的文化政策导向，其作用反倒是一些政府机构不可替代的。

非官方的文化机构，由于自身的社会属性，让他们可以摆脱作为政府外交工具的角色，相对的从某些层面上这些非官方的文化组织在两国的外交关系中还具备一定的立性，他们以此可以在中美政府双方的立场中维护自身的声誉，也就凸现其特殊的使命意识。

这不仅让笔者想到了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首任代表盖思南（Peter F.Geithner）对于非政府机构的一席话。他在中国履职多年的总结中，就非政府组织在中美两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比政府机构存在更多的优势，并总结出以下三点优势：

第一：渠道广；第二：灵活性强；第三：目标长远。

客观上看，非政府文化机构虽让在处理两国关系中扮演了相对积极的外交角色。但是，从社会意义上来看，非政府文化机构也常常具备一些改造社会主体价值观的意识倾向。这也是相关政府对非政府文化机构有所忌惮的主要原因。

目前是一个提倡大数据和全球化的时代，非官方组织的数量之多和活跃程度之高都将是前所未有的，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必将构成冲击，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程度必将提高。

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从对比的角度，历史地总结了美国非官方组织在开展对华文化教育活动中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目前的中国正在积极开展一带一路的重大国际性合作项目，必然需要更为妥善地处理国际外交关系。本文对美国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分析和利用非政府文化组织资源对外交关系的促进，对推进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事业，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潘海英.美国文化与外交政策关系研究[D].吉林大学，2010.

[2]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09，（02）.

[3]杨勇.从孤立主义到新孤立主义――论美国保守派的主流外交思潮在冷战后的发展与前景[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06）.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7

[论文摘要】简单介绍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阐释了它与外语教学之间的关系，以厦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如何构建建构主义理念并付诸实践，目的在于有效地优化外语教学过程，全面提高学生外语语言能力。

当今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正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理念不断涌现，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格局。其中，建构主义理论和任务型教学法在外语教学中影响最为深远巨大。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也称结构主义，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最早提出者是瑞士的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他认为，个体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以发展，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个性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可见，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认知个体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在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科尔伯格、斯滕伯格、卡茨等人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对认知过程中如何发挥个体的主动性做了认真的探索。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去建掏知识的过程，是原有知识经验与所要建构的知识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认知结构的同化与顺应的过程。学习者有自己已形成的对社会各种各样的认识，有自己的知觉经验，有已形成的认知结构。

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新旧经验相互冲突不断产生问题。学习者要解决问题，就要分析当前的问题，综合运用原有的知识经验作出合理的推论，形成自己的假设和方案，进而解决问题。由于这种认知矛盾是学习者内部产生的，问题是自己提出的，而不是由教师或其他人在外部提出的，学习者更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因此，知识的获得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

学习者在建构知识的过程中，由于认知冲突是产生于个体内部的，学习目标是学习者的内部需要，这与教师在外部提出的教学目标是相矛盾的。解决办法就是教师设计出具有一定弹性的任务或问题，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学习目标，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

二、构建建构主义外语教学理念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针对传统教学体系中的理论性与操作性缺陷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法，其核心观点是：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思维时空，使其主动构建自己的认知结构，培养其自身的创造力。将建构主义的认识观纳入外语课堂的教学之中，对优化外语教学过程、促进素质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说来，构建学生外语语言素质的三个要素是：基础语言能力、文化体系与交际思想观。

1．加强外语基础语言能力。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教学过程要充分展示知识的形成过程、能力的发展过程及思想的内化过程。在外语课堂教学中，外语教师应当将新的语言知识的教学与原有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要有意识地加强知识的形成过程，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主动性，促进学生的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转化。

外语的基础语言能力一般是指学习个体掌握并在特定语境中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它还属于纯语言的范畴，但它是语言素质建构的根本。长期以来，外语课堂的传统教学往往是围绕孤立的语言点、句式结构或是语法知识来展开活动的，各层次学习活动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大，学生很难形成较宽的知识网络，在实际运用时很难得心应手。事实上，语言学习并非是单纯的“输入”与“输出”过程，对于即将“输入”的知识，教师应合理界定它与原有知识的关系，引导学生选择其记忆方法及使用渠道。如果教师一味挖掘新知识的内涵，那么新知识只能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运用过程便显得很呆板。

2．构建文化体系。文化体系是指学生对外语语言背景及内涵理解的量。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反过来又影响文化的存储与传播。教师应认真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没有文化背景的语言缺乏生命力。

由于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强调语言形式、忽视功能意念的翻译法、分解法在一定范围内影响我国外语课堂的教学。语言被看成一个封闭的符号体系和应用工具，教与学双方常常忽略语亩的文化背景和交际功能而过于注重语言形式与结构的操练，文化障碍使交流出现屏障。构建文化体系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有效地渗透外语国家的文化，通过加深对文化和语言的理解逐步构建个性化的知识网络，达到提高学生外语语言素质的目的。

3．培养交际思想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建构自己知识经验的过程，即通过新经验与原有知识经验的互动。来充实、丰富和改造自己的知识体系。学习者通过沟通与交流。可以看到问题的各个侧面及其解决途径。因此，教与学的关键是学习者是否有机会、有热情充分参与交流。学生面临的各类考试在刺激学生努力学习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正确的语言教学思想，而正确的语言教学思想是学好语言的关键。交际思想观要求教师与学生树立以培养口头与书面交际能力为目标的语言教学思想。

外语交际能力包含基本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信息运载能力与语篇能力四个方面。其中基本语言能力是训练最多的，而社会语言能力、信息运载能力以及语篇能力训练量很少。教师应利用教材，注意运用信息沟(informationgap)等多种形式加速语言知识到语言能力的转化，真正做到“语言一交际一语言”的良性循环。

三、付诸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于外语教学实践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和媒体，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由于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1)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对教学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学设计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分析。还要考虑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的情境的创设问题，并把情境创设看做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一。(2)协作：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协作对学习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假设的提出与验证、学习成果的评价直至意义的最终建构均有重要作用。(3)会话：会话是协作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环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必须通过会话商讨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的计划；此外。协作学习过程也是会话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思维成果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因此。会话是达到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4)意义建构：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所要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大脑中的长期存储形式就是前面提到的“图式”，也就是关于当前所学内容的认知结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外语教学实践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指导性。

1．教学目标。新的语言知识不是孤立出现的，不存在与已授知识无关联的新知识。外语课的教学应以解决结构不良问题为目标，即以不计模式、分析情境、组合原有经验来建构具体的解决方案。教师在备课时应多从分析新旧知识的关联来确定合理的教学目标，确保学生获得新经验而非纯粹的新知识。

2．教学手段。知识产生于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过程之中。学生的学习活动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积极的建构活动。那么，外语学习的课堂应成为进行有意义语言活动的自主空间。教师应提倡一种“独立思考、主动交流、互相合作、合理推断、努力理解”的课堂气氛。外语学习离不开语言知识的输入，但无动于衷地机械接受最多只能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一个个独立的词汇、语法仓储室，只有在思考与运用中学习才能使学生形成真正的、有用的知识。

外语教学手段是沟通与交流。传统语言教学也强调交流，但目标是单一的，即通过师生交流形成统一结论。建构主义的交流追求高水平的沟通，学生之间围绕某个主题展开讨论，随着交流进而形成认识。交流是以学生的想法为基础，而不是教师在控制。

3．教材。在认识意义上，活动和感知比概括更为优越。既然建构主义的外语教学手段是沟通与交流，那么其教学材料当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情境。外语教师应以情境为语言教学的出发点，把知识经验的形成作为指针，把教材作为引导学生解决问题的材料。情境与教材相关，应使学生通过情境中的交际自然达成对教材的认同。

4．教法。外语课的教学是以解决结构不良问题为目标，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与传统教学相似，但次序不同。传统教学是先讲原理、先学后做，而建构主义的外语教学则相反：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教师应精心设计好有价值、有代表性的问题，让学生去思考、解决，学生可以讨论。可以得到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并查阅资料来作出判断，教师再进行提炼和概括。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更新与升华。

5．教学调控。传统教学的调控者是教师，学生围绕教师的预设来进行活动。知识在教师的预设中逐步呈现，最后完成教学任务。学生的主体性基本体现在教师预设的空间中。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8

关键词： 大学英语 课程教学 文化导入 内容和方法

随着语言教学的发展，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使得人们对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文化导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愈发深刻。在分析和了解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基础上，为了推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不仅仅是大学英语教学中要不要融入文化教学，而是融入什么、怎样融入的问题。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古德因纳夫（Goodenough）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通过后天社会习得的知识。［1］”而语言正是人类后天在社会语言环境中习得的一套知识系统，因此，我们说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其中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曾经说过：“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2］”每一种语言都与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对应，一个民族语言的结构、交际模式及篇章修辞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民族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制约。

交际离不开语言，语言离不开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性、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审美趣味，并由这些构成了该民族的文化内核。因此，学习另一个国家的语言的时候，学习者不仅要熟悉该语言的规则和交际规范，还要学习该民族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交际者没有清醒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或对另一方的语言文化不甚了解，而以自己惯用的文化规约去理解对方的话语，或无意识地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另一方，结果就会造成交际障碍。就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而言，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和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对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文化内涵的感悟。可以说，学习英语的过程就是对大学生进行英语国家文化意识培养的过程，是他们接受英语国家文化熏陶的过程。

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容

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结构特点，学习一种语言，学习者首先要熟悉和掌握其语言知识。然而，语言是用来进行交流的工具，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还需要掌握一定的交际文化，才能更好地完成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任务。因此，学习者既要掌握语言的结构特点，又要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根据语言的上述特点，我们初步把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容主要分为语言文化和交际文化两大类。

（一）语言文化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意义，所以，语言文化包括结构文化和语义文化。

结构文化是指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语言中词语、句子、篇章在结构上体现的文化特点。在句子中，英语句子注重形式联系，注意结构的完整性，使用连词、关系词比汉语多，在复杂的英语句式中，一个句子有时带几个从句；而汉语句子则比较注重词序和语义关系的表达，它并不追求形式上的完整。在叙述和说明事物时，汉语习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去描述，而英语和汉语正好相反。如，英语在描写地址时的顺序是：门牌号、街道、镇、县、市、省、国家，而汉语中的描写顺序则刚好相反。英语姓名写的顺序是先名后姓，而汉语是先姓后名。还有，在描写日期的顺序上，英语是月―日―年或日―月―年，而汉语是年―月―日。

语义文化是指语义系统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有少数词语在英语和汉语言中有着相同的意义，我们称之为文化偶合现象。例如，蓝图（blue print）、披着羊皮的狼（wolf in sheep’s clothing）、三思而后行（think twice before leap）等。然而，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文化中存在更多的却是意义不相同的词语。例如，败家子（black sheep）、落汤鸡（a drowned rat）、胆小如鼠（chicken-hearted）等；还有许多动物的附加义（或比喻义）在英语和汉语文化中也有所不同，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动物是“龙”，在汉语言文化中，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古代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在民间，还有一句话叫“望子成龙”，就是说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番作为。但是，在英语言文化中，龙是一种能喷出火的邪恶怪兽。此外，成语典故、名言名句等是人们在长期的观察、劳动、生活、娱乐等文化活动中积累的相沿远久、约定俗成、具有独特意义的词语，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要充分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需要与特定的语言文化背景相联系。

（二）交际文化

语言在交际中才有生命，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学会使用语言。交际文化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所包含和体现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交际文化直接影响交流的顺畅与质量，它明显地体现在个人使用某种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之中，交际能力反映个人掌握一门语言的整体素质。如交际中话题的选择、在特定场合中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语言的表达方式等。在汉语言文化中，人们见面通常会以嘘寒问暖的方式开始交谈，最常见的是“吃过饭了吗？”“你去哪儿啊？”，而且交谈的话题经常涉及年龄、收入、婚姻、等。然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常以天气为话题进行交流，交谈中极少涉及年龄、收入、婚姻、等被视为隐私的话题。在接受别人赞美的时候，中国人常常是很谦虚地回答，不好意思当面接受别人的夸奖；而在英美国家，人们对别人的赞美会很开心地表示谢意。在特定场合中，语言的使用与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中的许多结构和用法是无法单从形式上加以分析和解释的，这些都需要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多学习与该语言密切相关的交际文化，使交流更自然、更流畅。

三、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文化导入的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在传授语言文化知识的同时，要加强交际文化的培养和渗透，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更好更深地理解所学的语言，也才能够更灵活地运用这门语言。教育部2004年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今后在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3］”。根据这一目标，本文试图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两方面入手，分析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文化导入的方法。

（一）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文化内容

首先，在讲解词汇的过程中渗透文化知识。词汇有基本意义和隐含意义之分，隐含意义带有民族文化的内涵。在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在理解掌握词汇基本结构和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词汇的附加意义，也就是词汇中隐含的文化内涵。

其次，在课文学习中，加强文化背景知识介绍。针对每篇课文的主题，教师要提前做充分的准备，也可以提前将学习任务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查阅，然后再和大家一起分享和讨论学习成果；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人们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文化教育等加以补充介绍，有意识地在各个教学环节穿插和补充文化内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更好地感受文章所要传输的思想。

最后，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发展成果，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根据教学需要，给学生播放相关的英文电视短片、电影等音像材料。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电视电影最能反映这个国家的社会情况，给学生播放英文电视电影是帮助他们了解和学习英语国家文化的最直观、最便利的手段，同时也给学生营造了轻松的学习氛围，增强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二）在课外活动中丰富文化知识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之外，课外活动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导入文化内容的一个重要途径。课堂学习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丰富文化知识。

首先，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教师应鼓励学生多阅读英文书籍、报刊，包括《英美概况》、《西方哲学史》、《西方节日习俗》、《21世纪报》、“China Daily”等。学生还可以利用网络在线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资料，对于不能理解的词语和句子，可以有选择地加以记录和查阅，也可以与同学、教师讨论，尤其是多与外籍教师交流。在长期的阅读和交流中，既训练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也使学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丰富了文化内涵。

其次，倡导学生举办各类形式的英文活动。例如，英语小品表演、英文知识有奖问答、英语晚会、利用西方节日与外籍学生和老师一起举办庆祝活动等。在与外籍教师交流的过程中，在参与和举办活动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体会英语语言文化。

总之，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我们应该树立文化意识，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利用各种途径渗透文化知识，提高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

参考文献：

［1］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9

中外艺术交流跨文化语言障碍跨文化交际能力语言是人类进行信息交流的主要手段，也是人类进行抽象思维和描述世界的工具。语言是社会性的东西，它由一个文化的共同体所使用。不同文化的人具有不同的语言体系。语言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帮助人类创造新的文化。语言是文化大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独立存在，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中对跨文化知识有足够的重视，全面提高语言能力，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流。语言离不开文化，不同文化的语言必然带有民族文化的烙印，蕴含民族文化的内涵。跨文化交流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交流，而且是两种文化的交流。文化是人的生存环境。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着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金毅提到，文化是人类自身组成的集体根据自己的美学或哲学观点在认识与改造自然、社会、人类自身及其符号系统过程中所创造与积累的全部成果。每一种文化有一定的语言模式和一定的行为方式，因此，对外来刺激的感受和意义及赋予意义的方式方法会因文化的背景不同而不同。语言是人类广泛运用的、最重要的符号。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及赋予符号意义的能力使他同动物区别开来。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卡西尔指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艺术方面的交流一直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最有效的工具，但是由于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象征物的东西差异、交流者的语言功底、对人文风俗的了解及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上表达的差异，会存在一定的跨文化语言交际障碍。吕俊先生曾写一本书，名为《跨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主要论述了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跨文化交际障碍。这本书的名字取得很妙。巴比塔（Babel Tower）是圣经用语，出自《旧约・创世纪》，意为无法实现的空想。洪水大劫后，诺亚的后裔要在示拿平原上建成一座直通天庭的塔。当时人们共用一种语言，互相交流，人多智广，工程进行得很快。上帝对此惊愕不已，于是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进行交流。于是通天之塔在一片哀叹中半途而废。（梁晓东，陈运香，张志强，2001：28-29）这个圣经典故表明了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语言文化交流障碍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跨文化交际首先碰到的就是语言不通的问题。即使学过外语，能够用第二语言同说这种母语的外国人进行交际时，仍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障碍仍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者没有掌握说第二外语的技能；二是对语言差异知之甚少，或是忽略了语言差异而造成了语言障碍，结果难以沟通。

所谓语言差异是指不同的文化个性所呈现出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语言层面上的反映。交际者对这些差异缺乏敏感性，又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导致了交际失误的频繁出现。如著名英国作家萧伯纳笔下的卖花女一样，当她在语言学家息金斯的帮助下，学到了一口纯正的伦敦方言而摒弃她原来那一连串的土话后，虽很快跻身于上流社会，然而她还是出了许多文化方面的笑话。尤其是在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中应注意对目标国家文化习俗、喜好宗教的研究。对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不深入进行研究，就很难学会对方的语言，就会影响沟通的效果。如在英语文化中，颂扬比比皆是，尤其是艺术工作者们经常会收到掌声和鲜花。面对别人的赞许，你必须学会说：“Thank you！”而中国文化中，谦虚是一个人的美德，对恭维与溢美之言的反应，操汉语的人往往用“否认”或“自贬”的方式。我们往往听到中国优秀的艺术工作者面对赞扬时说“Not at all（这不算什么）”。线性思维的外国友人们就会真觉得你的表演或作品“不算什么”――这就造成了跨文化交际障碍。

针对以上不利因素，要解决中外艺术交流中存在的跨文化语言障碍、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知己知彼，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既了解本族文化，也了解目标文化，及时发现双方差异所在，尽量避免由于文化的不同造成的误解，从而提高交际质量。而在跨文化交际中，至少一方会使用外语，这就要求从事中外交流的艺术工作者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而这恰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在文化习俗上，在价值观念上，在中国可以随便询问对方的工资、年龄及婚姻等问题，而在西方打听这方面的问题将被视为对个人隐私权的干涉。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习惯采用归纳思维方式，而英美人则习惯采用演绎思维方式，比如中国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往往先陈述事实，而英美人则开门见山直接表达观点。中西方文化差异使跨文化交际产生障碍。只有不断增强文化差异意识，加深对不同文化的了解，才能突破交际障碍，实现顺利交际的最终目的。

2.寻求共同点。共同点越多越容易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沟通的桥梁也就越多。

3.学会移情。移情是指站在他人的角度、立场看问题。交际中不应该拿某一个文化体系作为固定的衡量标准，只从本族文化出发，臆断对方文化的优劣，而应该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用他人的文化背景考虑问题，并且对文化差异造成的分歧采取宽容的态度，以此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及由此带来的交际失败。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篇10

论文摘要：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冲击着中国的进出口业，由此导致的就业竞争对商务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从跨文化交际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商务英语教学的改进方案。

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不仅威胁了美国经济，也殃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其负面效应对中国经济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尤其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外贸行业受到的影响则更大。严峻的经济形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如何在日趋白热化的就业竞争中胜出?这对商务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商务英语课程特点与教学现状

改革开放后，中国众多高校纷纷开设“经贸英语”、“商贸英语”、“商务英语”以及“外贸英语”等课程，培养既通晓外语又精通国际商务的复合型人才。有的院校如上海对外贸易大学还开设了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另外，出版了一系列商务英语教材，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级商务英语教材，与其相关的商务英语考试和培训已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但是，我国多数讲授商务英语的英语教师由于受专业知识的限制，往往用讲授基础英语的方法进行商务英语教学，以词汇和语法教学为主；而多数讲授商务英语的商务专业课教师由于缺乏语言教学的经验，教学中以翻译为主。这两种教学模式只是在形式上把英语与专业结合起来，其基本模式是：分析商务英语中某些句子的语法现象；逐句翻译成汉语以解句义。这种“语法～翻译”教学法虽然解决了学习者初涉商务英语时所遇到的“既看不懂也记不住”的难题，然而课堂中缺少师生双向交流的机会，学生接受的是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教师难以帮助学生获得以英语为媒介进行商务交流的能力，未能体现“以目的为导向、以学生为自我学习中心”这一商务英语特点。因此，“语法一翻译”教学法不断受到商务英语教学界的排斥。近年来，随着认知理论研究的深入，以跨文化交际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视角改进商务英语的教学成为可能。

二、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商务英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英语+商务知识”的单一模式往往使学生误认为会说英语，懂得商务知识就能够进行跨国商务活动了，而实际上商务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而按照本国文化所表达的含义去行事，就会引起文化冲突，从而导致商业活动的失败。正如胡文仲先生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一书中所说的“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交际是以跨文化为特征的。因此，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也就被视为现代社会人才必备的重要素质。

(一)商务英语与跨文化语言交际

商务英语所面临的文化高度敏感的社交场景，对从事商务英语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不单是语言的传播者与研究者，还应兼具商业运作方面的知识，能观商海风云，能洞察世事人情。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文化的研究、传授与语言的学习同等重要。在真实的商务交际环境中，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对汉英双方文化的学习、了解与运用，并非靠一点指南，报刊杂志的报道，以及一点外贸必备技术手册就能实现。在正规的商贸洽谈和日常商务活动中，其情景与任务等背景，决定了它所使用的风格和内容与其他环境中，如学术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特征不同。在商务交际环境中，商贸谈判与日常商务活动所涉及的言语内容和风格也截然不同。因此要研究商务英语交际环境中的语言特征，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符号与含义，并从语言和它所承载的符号与意义等层面进行研究，剥离出语言上附加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文化习俗等。

(二)商务英语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语言行为，只是跨文化商务交际行为的一部分；其外的所有交际行为，即非语言交际行为，同样忠诚不二地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j。只有将语言体系与体语体系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交际体系。跨文化的研究，不能遗漏这一文化特质。跨文化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比，找出英语与汉语文化的异同，增加对文化的了解，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交际前就应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预见并避免可能出现的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在交际中创造双方共同接受的交际氛围，使商务英语交往和跨文化交际得以进行，提高商务交往的有效性。"

(三)跨文化理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指导意义

商务交际的语言与非语言特质，决定了商务英语在教学大纲的编制、教材编撰、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各环节中，必须遵循三个原则。首先，要重视语言教学的规范，尤其是在商务背景下的规范表达。其次，要重视文化信息、社会环境的解释，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再次，展开对非语言手段的信息，即体语系统的学习与探讨。

文化是商务活动的杠杆和润滑剂，商务英语教学首先必须按商务英语专业特点设置跨文化教学相关课程，如“英美概况”、“商务礼仪”、“企业管理”、“营销策略”、“英美法律和谈判”等课程，在文化渗透的同时进行知识渗透。其次，教学法上，单纯的翻译教学法显然无法适应现代商务交际的需求，教师应当多渠道讲授商务文化，如商务英语报刊、电视广播、商务网站、有声磁带、光盘、软件模拟等，都可以带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他们了解最新的商务信息和商务动态；通过观摩、探讨、表演模拟、案例分析、英语角和晚会等，为学生创造多种形式的文化与语言环境；邀请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举办讲座，把商战实例与文化差异结合起来分析、探讨；在外贸公司建立实习基地，使学生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再次，要使用国内外优秀教材。目前我国书市上的商务英语教材种类繁多，但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语言老化，练习单调，内容严重滞后，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所以，建议引进国内外优秀教材，这样学生既学习了英语，又获取了专业信息。授课可以采取全英语授课或中英文结合(双语)的方式。总之，商务英语的教学，必须将商务知识与跨文化交际知识相结合，运用合理科学的教学方法、最新的优秀教材，经过多渠道商务英语的视听接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商务英语人才。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视角下的商务英语教学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概述

建构主义又叫结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结果，是目前西方日渐流行的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注重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一一建构的方式获得的。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这种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习者不再是外界刺激的简单接受者，而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材不仅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且是学习者意义建构的对象；教学媒体不仅是教师的教学手段，而且是学习者的认知工具。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指导意义

从语言载体的角度看，商务英语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如同其他的专门用途英语(ESP)，商务英语作为一种特别的语体，强调的是在特定环境下的特种交际，是与某个特别工作或行业相关的特定内容。商务英语和普通英语(EGP)的不同之处在于教学目的和教材内容不同。EGP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习者熟练掌握英语这门语言，而商务英语教学虽然也重视结构和功能等语言基本方面的训练，但其教学重点却在商务环境。建构主义理论特别强调“情境”这个主要因素在意义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它所强调的教学原则在实际的商务英语教学中都可以被一体现，它所倡导的对学习有着重要影响的四个主要因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都对商务英语教学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用它来指导与构建商务英语课堂教学，有助于引领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有助于教师圆满完成商务英语的教学任务，有助于实现商务英语的人才培养目标。

综观目前的商务英语教材，多是各种信用证、承兑交单等术语，询盘、回盘的句型等语言交际的基本范式，较少系统地研究英语国家商务文化整体范式。在学校课程设置上，一般涉及普通的英语和基础商务知识。教学内容局限于几本外贸英语本科教材，“教为主、学为辅”的教学模式仍占主要地位，教师仍然是课堂的核心和控制者，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未得到真正的贯彻。因缺乏真实或仿真的语言材料，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而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意义建构才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目标。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灌输者。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有意减少外部控制，增加学生的自我控制。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放弃职责，而是教师要全方位监控整个过程，及时给予纠正与引导。在商务模拟仿真情景活动开始前，教师要对学生的任务精心设计，并让学生明确本堂课的训练任务，讲明练习的要领。在模拟情境中，教师要提示学生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并确保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并有足够的训练机会。在交流过程中，教师要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主动去搜集和分析有关的信息资料，对问题提出各种假设并努力加以验证；教师要善于抓住要点，找准切人点，引导学生由浅人深地对商务英语进行探究式学习。作为学生主动意义建构的促进者，教师应该把握时机，提出适当的问题，把学生的思考和讨论引向纵深，加深他们对问题的理解，逐步培养他们对新知识的自我建构能力，切忌把答案直接告诉学生。在教学中要采用小组协作式的高效率学习模式，引入“同学评价”的形式，使学生在交流过程中成为一个细致耐心的“听众”——老师的“听众”和同学的“听众”，促进知识的合理建构。总之，教师熟练的外语表达，对商务案例的体悟，无疑会为学生提供一种对比，让学生能更为深刻地从另外的角度去巩固已学的商务知识，从而进一步培养在模拟商务环境中的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