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十篇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1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传统环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经合组织)中发展迅速，已经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也备受青睐。《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1］说明环境经济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一种辅助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成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须依赖环境经济政策。

目前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法学领域，鲜有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诚然，在环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哲学、伦理学研究对环境经济政策有着意识形态的根本导向作用，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却迟迟未有进展，主要是因为它尚未引起伦理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他学科领域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艰巨，环境经济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的环境管制模式，导致部门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导致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计算，掩盖了环境经济政策内在的伦理诉求。实际上，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价值支持，而伦理学要发挥其实践哲学的作用，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将其理念渗透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

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产生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出，经过他的学生庇古的发展，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外部性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两种。外部性发生的前提是市场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无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会出现大量“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过度使用公共资源而产生“公地悲剧”，而肇始者不但不用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还有可能从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这一危害和补偿的成本被无偿地转嫁给他人和社会，这是负外部性的表现。而正外部性表现为私人行为存在溢出效应时，无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无法要求他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其劳动成果被他人和社会无偿使用。

环境问题就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为环境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在环境问题上总是负外部性过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环境者获得利益而保护环境者利益受损，使得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总是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环境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正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宗旨，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核心，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机制的环境保护体系。具体地说，环境经济政策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3］(P8)。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既有环境政策性质又有经济政策性质。［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环境影响的经济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必然对居民的消费行为造成影响，进而产生环境影响，但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有运用到货币、财政工具的环境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以调节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为目标的环境政策才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如行政性的环境收费或罚款也涉及到财政问题，但也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按照OECD的观点，当某种手段的应用足以影响到经济当事人对可选择的行动的费用进行评估时，该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经济”之名。［4］(P253)从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可以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可以纳入环境政策范畴的经济政策和可以纳入到经济政策范畴的环境政策，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仅指环境政策内部的经济手段，是环境管制手段的一种。［3］(Pv)环境经济政策的广义与狭义实际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狭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基础和初级形态，而广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高级的、较完备的形态，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指导环境经济政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环境管制的角度来看，与环境经济政策并驾齐驱的环境管制手段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个是间接管制，一个是直接管制，各自的优势领域有所不同。经济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励创新，刺激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动力，从而解决效率问题，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但由于是间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符合设计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现扭曲。例如环境税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却没有作出适当的税率调整，就会使得环境税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针对问题，效果立竿见影，适合管理突发性环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虑环境保护范畴，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3］(P50)如果我们看待环境经济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将会被低估，其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环境经济政策:人类又面临一个文明的岔路口，选择的关键词是“生态”。生态文明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文明范式的转变，其中经济的生态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或迟或早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朝着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以经济激励为调节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抓住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环境的动力根源。同时，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将会推动经济制度的生态化，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减少“市场失灵”，这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辅助手段，还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现在我国关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种环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认这是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要想使环境经济政策发挥最佳效用，我们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环境管制手段上，还需要更广阔、更宏观的视野，来引导现阶段的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真正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才是我们选择环境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p#分页标题#e#

二、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起步较晚，还处在介绍、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阶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的行政色彩浓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还没有摆脱“零敲碎打”的尴尬局面。要想摆脱这种视野上的障碍和实践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能和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平行接轨，共同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必须具备明确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从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仑特兰夫人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来，可持续发展就迅速成为各国制定发展路线的基本准则。我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发展伦理观，即我们当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大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没有既定的标准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动力两种力量的妥协。妥协要求国家在某一时间背景下权衡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源保护，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抉择。”［5］(P135)我们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来研究制定阶段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将其推进。因此，环境经济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既要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环境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环境经济政策的特有理念。

环境经济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出现的，因此初期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该强调环境保护的功能，坚持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理念，这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立足之本。这是因为:首先，只有把环境保护这个基础发挥好了，充分体现出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优越性，才能使它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从辅助手段上升为重要支柱，使环境经济政策的地位得以巩固，才能谈得上实现其作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宏观杠杆的远景目标。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来管理环境是古已有之，而运用市场手段来保护环境却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场机制和运行目标中注入环境保护理念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博弈过程，不仅要把环境保护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场手段中，还要用环境保护理念重新诠释和改造整个市场手段。因此在现阶段，环境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牢固确立自身地位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创造性地发挥环境保护理念。具体而言，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利用市场，如环境税费、环境保险、绿色信贷等，二是创建市场，如环境权交易。前者是在传统的经济手段中增加新的环境保护功能，而后者是创建全新的环境市场。它们不仅是传统经济手段在功能上的改变，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因为这些原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传统手段，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业规则，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经济手段“绿色化”，就必须对这些经济手段的本质和基本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发掘其在环境保护上的固有优势，改造其不生态、反生态的落后理念，并以环境经济政策的整体理念引导之，实现“内生”和“外灌”的结合。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环境经济政策与其传统制度的融合，这关系到环境经济政策能否从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获得支持的问题。例如在税收制度中引入环境税。而环境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税，即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税收改变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虽然环境税也具有一定的筹集资金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环境税作用的深入，环境税收收入会出现累退现象，这与传统税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环境税与传统税制，还需要对税收的本质、税收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其他环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进而言之，环境经济政策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若干实践原则。原则就是把理念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性的、规范性的指导思想，是沟通理念与实践的桥梁，是指导环境经济政策具体制度安排的行动指南。OECD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已成为环境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随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费原则”。根据中国的环境保护特点，我国又提出“受益者付费原则”和“破坏者付费原则”。这四项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体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环境服务、生态补偿和资源开发领域，基本上能涵盖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衔接性、协调性的原则，容易导致各个领域各自为政。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具体的环境经济政策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单一的环境经济政策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与其他政策的配合。而这些政策手段之间又往往存在着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销、相互冲突的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政策体系的混乱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环境经济政策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发衔接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促进各项子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尤其是要处理好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的作用。由此可见，环境经济政策及其下属的各项具体政策手段，都面临着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内部协调，并与传统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相协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环境经济政策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并有效地运用，这也正是环境经济政策对伦理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抓紧研究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理念，不仅是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理念到制度的国际协调，因为国际协调既能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又能应对共同的环境问题，防止污染转嫁和生态掠夺。

三、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它代表了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即环境伦理学不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更加关注现实的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6］因此，环境正义成为环境伦理学观照环境保护现实的基本途径，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环境正义原则有着共同的诣趣，从而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首先，环境正义有两个基本维度:种际正义和人际正义。种际正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人际正义从时间维度又可分为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际正义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代内正义是当代人内部的正义。代内正义是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关键，因此“‘环境正义’更主要的是强调同时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7］环境经济政策正切中了经济利益这一要害，运用经济杠杆作为分配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的手段，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环境经济政策认为引起环境不正义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是环境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实现。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上最大的优势在于运用市场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并促进技术的革新。它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基本原则，一方面能够减少由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环境不正义，促进人际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帮助经济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使人类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进种际正义的实现。其次，市场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始终存在缺陷，必须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但政府自身的失灵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政府失灵的表现有两种:决策失灵和管理失灵，这两种失灵会导致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政策决策失误和政府权力寻租问题，从而对市场机制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使环境问题加剧。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彼此互补的作用，既重视公平又重视效率，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从而维护了环境正义。此外，政府手段还能够起到补偿正义的作用，因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通过政府的作用，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环境经济政策的宗旨与环境正义原则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环境经济政策自身存在着局限，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p#分页标题#e#

首先，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最优污染水平”方法，即一个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它是在测算好环境容量和资源存量临界点的前提下，制定一个污染排放值，并为环境物品制定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调节人们的环境行为。这一理念应该说是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它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还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很多环境问题都具有潜在性，我们无法完全预知现在行为的未来影响，无法准确测算出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工业化进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继续增长，虽然局部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结构性的污染总量还在不断攀升。而“最优污染水平”实际上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权衡，在发展任务非常迫切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还是很有可能让位于经济，从而使环境正义的总体实现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间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对环境治理不能发挥直接作用，很可能会因为市场因素或技术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环境税为例，环境课税是越接近污染源头越有效，因此在生产环节征收环境税应该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税收征管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准确的污染水平，因而就会采取对管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税对象设为容易计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产品。这样一来是可以解决征收问题，但是又会产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对投入物征税，它对于在生产环节采取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不公正，会降低他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环境经济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学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减少污染，还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产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转嫁，从而产生新的不正义。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2

20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在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由总需求的波动引起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给西方社会以严重的冲击，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非但没有遏制经济衰退，反而使西方社会出现了停滞与通胀并存的局面，传统理论对之束手无策。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下简称基―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他们自己具有原创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s，缩写为RBC）。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波动的根源 基―普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周期波动根源于实际因素（如技术冲击和政府购买），从而排除了需求因素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当出现快速的技术进步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导致实际工资暂时高于标准工资，工人发生劳动的跨时替代，技术进步则使投入的劳动和资本产生更大的产出，经济的增长路径会向上跳跃，形成新的均衡增长路径。当出现技术退步时，经济出现衰退，经济增长的路径会下移。

波动的传播 根据基―普的理论，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即在不同的时间段优化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该理论假设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在现有的禀赋约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如果技术进步是暂时的，则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高于标准工资，理性的劳动者会在工资提高的时段多工作，在工资降低的时段少工作。该理论还同时指出，劳动供给对实际工资的暂时变化富有弹性，而对实际工资的永久性变化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工资水平的永久性提高并不会诱使劳动者作出在一个时段多工作而在另一个时段少工作的决定。

理论的政策含义

政府无须干预经济 RBC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技术冲击时所作出的最优反应。因为技术的冲击是随机并经常发生的，所以产量的随机游走轨迹表面上看像围绕长期平滑曲线的波动，实际上则是一系列技术冲击所引起的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趋势的偏离。每一次技术冲击都会导致经济形成一个新的增长轨迹。基于以上看法，RBC理论认为政府试图减少经济波动的努力是错误的，会降低社会的福利。正如普雷斯科特所指出的：“这种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为保持稳定所费的努力可能有负效果，经济波动是对技术进步速率的不确定性的最优反应。”

货币中性是RBC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 RBC理论认为，货币服务既是私人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又是银行部门生产的产出，其数量随着实际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地上升或下降。当实际经济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内部货币时，银行体系就能创造货币对此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是内生的，而不是货币政策作用的结果。从RBC理论的逻辑来看，是技术冲击导致产量的波动，这样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货币因素引起产出变动的可能性。正如基―普1990年指出的：没有证据表明基础货币或M1导致经济周期波动。因此，货币不仅是中性的，而且也是超中性的。

动态不一致性 基―普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与经济行为人之间交互式的复杂关系，指出了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所谓动态不一致性问题，是指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当时经济行为人的预期、当时的经济模型的结构参数等）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这又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在新的约束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原来宣布的政策不同的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最优政策之间的不一致，就是动态一致性问题。动态一致性问题的一个经典例子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基―普认为：不同时点上的决策之间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是极其不利的。在1977年发表的《规则而非决策：最优方案的动态不一致性》中，他们考虑了在一个长期规则的基础上执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但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当经济面临非预期的冲击时，刚性的规则束缚了政府的手脚，使政府不能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于是他们后来的研究集中于讨论改革政策制定机构，以增强经济政策的可信性。今天，他们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例如新西兰、瑞典、英国以及欧盟）改革了它们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通过立法，授权独立的中央银行执行事先宣布的物价稳定政策。

总之，基―普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改变了政策设计的重点，将其从只是单纯地考虑孤立的政策措施转移到审视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

理论的分析方法

基―普倡导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简称DGEM）促进了动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这种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假设（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以及向前预期的条件下，在一个动态的时间框架内，研究消费、投资、产出、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如何实现一般均衡。DGEM的提出，意味着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二分法被打破。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研究范式强调“理性人”的假设；而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主要依赖与“理性人”的假设毫不相干的IS―LM、AD―AS模型，宏观经济模型并非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参数之上（这些参数直接影响着单个家庭和厂商的行为），导致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下降。与之相反，DGEM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之上，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到宏观经济学，使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

理论的局限性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3

人民币升值问题凸现贸易政策调整的紧迫性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监控体系

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对完备的有关市场开放的法规体系和组织机构，在公开性、透明度原则基础上，规范国外资本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开放经济下宏观市场运行的预警体系，从动态上有效监控我国市场开放的运行。这方面，不论是倾销和反倾销的应对，还是贸易、资本流动的异动监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我国的“入世”，客观上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参考资料：

1.文贯中、郑志海等，《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余永定等，《中国“入世”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赵承壁，《国际贸易统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

5.林珏，《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6.强永昌，《战后日本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7.江林，《世界各国（地区）现行贸易政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4

一、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5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1－0049－04

我在《高中历史教学调研听课有感》一文[1]中，针对授课教师分析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的原因，仍然单纯沿用旧的思路――强调“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导火线”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看法。我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提出：“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国的高关税政策；货币政策的失误。大萧条的原因很复杂，上述三个原因虽不能解释一切，但很能说明问题。”尹海峰老师在《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由批判教材引起的思考兼与胡军哲老师商榷》一文[2] （引用尹文均出于此，不另注），认为大危机爆发的原因，还是应该“采用所谓的传统史学观点，即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尹老师认为改为‘生产经营个体的自主性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更好），直接原因是‘分期付款和市场虚假繁荣’，导火线是‘纽约股市的崩溃’来分析，更易与现实相联系，与学生生活经验相衔接，学生更易于理解”。实际上，尹老师的分析也是目前大多数中学教师的做法。就历史教材来看，无论是旧人教版，还是新人教版，都是沿着这一思路阐述的。我在教学中发现，如果仅对照这些抽象的结论来分析1929年大危机爆发的原因，连我自己理解都有困难，何况是中学生？！

新课程教学强调“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教师不能囿于教材已有的知识与结论，而要尽可能了解一些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就1929―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国内外学者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3]：

其一，资本主义制度根源说。这种观点是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为基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和认识，国内的多数学者认为，美国30年代大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不断加深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①。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学历史、政治教学已将这一学说“发扬光大”。

其二，有效需求不足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是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首次从这一角度解释了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他认为其根源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源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需求和国外（净出口）需求四个部分构成。据此，凯恩斯提出了解决经济危机的具体办法：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有效需求，使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达到均衡。

西方一些学者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对美国大危机时期社会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考察。在大危机时期除了政府支出外，构成总需求的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净出口都有明显的下降。1929―1933年，美国的消费支出从772亿美元下降到458亿美元；同期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从162亿美元下降到14亿美元；1928―1936年，美国的净出口从10亿美元缩减到3300万美元[4] （pp.580，585，586）。长期以来，在理论上赞同总需求不足论的学者大有人在①。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公共事业支出等，就是全面实践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其三，经济政策失误说。1963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经济史学家施瓦茨出版了《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一书。该书用了整整1/6的篇幅专门讨论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经过翔实而周密的论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提出，美国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出现，是由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他们认为，30年代的大萧条在一开始只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经济收缩，同以往的经济萧条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当危机之初一些银行出现倒闭，极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之时，美联储本应及时干预，恢复公众的信心。但是，美联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股市投机产生了过分的担忧，从而采取了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结果，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从1927―1928年的3.8％，下降到1928―1929年的0.4％。美联储这一政策的突然变化，对已经开始的经济衰退无异于雪上加霜，使一次本来并不严重而且完全可能延缓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危机②。除此以外，经济政策的失误，还表现在美国的高关税政策。由于美国实行高关税政策，导致进出口贸易锐减，加剧了产品的相对过剩。

其四，证券投机过热说。不少学者认为，2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出现的投机狂热是导致30年代大危机的原因。20年代对经济繁荣的乐观估计，使美国社会各阶层，包括下层的工人和农民，纷纷加入了投机者的行列。从2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投机狂潮。20年代初期，美国股票成交额每年平均为3亿股，1926年上升到5亿股，1928年超过9亿股，1929年达到11亿股[5] （p.701）。同时，投机狂热也促使股票价格飞速上涨。到1929年初，证券市场的投机狂热已经失去了控制。到10月23日，终于出现了狂抛的热潮。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机来临了。

上述各家学说对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原因的解释，证据充足有力。让我们从中明白：原来，除了历史教材上所说的以外，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还有这么多角度！如果还能找到一些与之相关的材料，这些学说的内容就会更加丰富生动。多一个角度，便长一分历史见识。这些角度，都可以作为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大危机爆发原因的良好素材。

实际上，在以上说法中，“资本主义制度根源说”已对我们影响很深刻了。中学政治课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基本相同，认为这一对矛盾会导致产品的相对过剩。不过，我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分析这一问题时，常有学生提出：“老师，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吗？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吗？”“现在看来，这种说法虽然没错，但也有一些不太恰当之处。”“实际上，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有市场经济就会时不时地爆发经济危机。”[6]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也会出现经济危机。由此可见，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已与时代背道而驰了。我们在历史教学中是不是可以尽量回避一下这个问题？或者说不一定非得要强调意识形态呢？“有效需求不足说”“证券投机过热说”与教材知识密切相关，教师在教学中适当运用，学生也是不难理解的。“经济政策失误说”，学生没有接触过，它虽然牵涉到复杂的经济学知识，但的确是大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况且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因此，我认为教师应该要找一些相关材料，引导学生去思考这一问题。如果回到历史的“现场”，大危机的爆发还应该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因此，我在教学中，除提及以上观点外，重点分析的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国的高关税政策；货币政策的失误”这三点。下面再加以简要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873―1897年间世界货币体制逐步转变为以黄金为唯一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由于各国流通货币以黄金为基础，从而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筹措军费，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并禁止黄金自由流通和出口。一战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金本位制，战后虽恢复了金本位制，但极不稳定，30年代大危机是战后国际经济失调的结果；一战冲击了世界贸易格局和贸易体系，促使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同国际贸易有限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一战还加速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等不平衡发展，增加了战后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埋下了大危机的种子。另外，凡尔赛条约虽然终结了战争，但几乎没有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在美国国内，短短三年间，国债就从13亿美元增加到240亿美元，其中的一大块（几乎一半）是给同盟国的贷款。战争期间，美国借给欧洲国家共计100亿美元，在20年代，许多国家开始分期还款，这一“还款意愿”的确有助于稳定美国的金融。但是，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芬兰除外）都拖延还款，不久又干脆拒绝偿还。显然，这使美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一战后，美国政府逐步采取高关税和贸易保护措施以保护国内市场。如，1921年制定了《紧急关税法》。该法把肉类和主要农产品的关税提得很高，使国外农产品进入美国几乎成为不可能。1922年9月，美国国会又颁布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该法不仅再次提高农产品的税率，还恢复对钢铁的关税，提高纺织品的进口税等，并且还扩大了关税委员会的权力。尤其是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确定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关税。这部新法律规定对3218种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其中887种商品的关税大幅度提高了。高关税导致欧洲大陆有普遍的反美情绪，并且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及拒绝偿还战争贷款。“在国外，《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被解释为一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的宣战书。它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有25个国家在1932年加入了这场报复行动，从而令美国的外贸出口量减少了一半”[7] （p.24）。因此，我们教科书（旧人教版）上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一场关税大战，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其道理就在这里。

货币政策的失误。美国新经济史学派杰拉尔德・冈德森在1976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史新编》一书[8]中，对30年代大危机中美联储（相当于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失误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第一，实行高利率，抑制了投资。1928―1933年，美联储一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种紧缩银根的政策对抑制股票的“过分投机”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效果，却使私人投资大幅度减少。第二，美联储没有采取措施制止银行破产，使货币供应量减少。从1929年到1933年，由于相当多的银行倒闭或停业，美国货币供应减少了1/3。货币供应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体系的瓦解，是30年代大萧条深层原因之所在。假如美联储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如通过买进大量债券，或积极鼓励各成员银行通过再贴现进行借贷，必可大大加强银行系统的清偿能力，各个银行也就可以使用源源不断的流动资金去满足储户的挤兑要求，从而有效地遏制金融危机的蔓延。然而，面对金融危机，美联储根本没有起到“消防队”的作用，本该去“救火”而没有去“救火”，它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货币政策，实质是“大撒手的货币政策”，相当于没有货币政策，任凭银行倒闭。第三，美联储在美国1931年9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后，把贴现率从1.5％提到3.5％，收紧了对银行的放款，进一步削弱了银行的清偿能力。上述三个方面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高三学生都能够很好地理解与接受。

长期以来，不少中学历史教师习惯于把课本变成一条条方便学生记忆的结论。当回答历史背景类的问题时，套用公式“背景=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当面对历史原因类的问题时，套用公式“原因=主观+客观+经济+政治+军事+……”；当遇到经验教训或启示类的问题时，则套用公式“启示=国情+领导+群众+思想+策略+……”等等[9]。同样，在分析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也形成了固定的公式“经济危机=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导火线”。平心而论，这些“公式”是广大一线教师教学智慧的结晶，首先应该得到肯定。但如果对历史问题的分析一概套用这种僵化的公式，则势必会束缚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求真求实。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应该尽量通过丰富的史料，回到历史“现场”，探寻历史的本来面目。我通过大量阅读与思考，试图为学生多找到一些引发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的真实原因，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接受的是新史观，还是旧史观的指导。因为，求真求实，新、旧史观皆同。因此，海峰老师谈到的“出现了将新史观与传统史观不自觉地放在对立面，非此即彼，将传统史观等同于落后的史观，甚至等同于错误的史观，然后全面否定”，在这里似乎多余！海峰老师还谈到：“胡文实质上将偶然性作为了大危机的主要原因，从而否定了教材侧重必然性的分析。”关于这次大危机的发生，我从未否定过其必然性。但哪些因素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危机怎样爆发？程度如何？能否缓解等，恐怕就得取决于众多偶然因素了。事实上，很多历史事件并不是按照预先轨道发展的。“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10]。历史分析要注重偶然因素，这就确实与新史观有关了。不过，我所强调的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的三个主要原因都不应属于偶然因素或细微因素，而是思考这一问题的三个重要角度（实际上，还有其它角度）。多一个角度，便长一分历史见识。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都很重要！

感谢海峰老师撰文，让我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深入思考的机会。新课程改革推向深入的关键是，广大教师要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素养。而阅读专业杂志，认真学习、汲取同行的研究经验便是一条捷径。尹海峰老师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同行出现，我也十分乐意与这样的同行交流。

【作者简介】胡军哲，男，1974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及高三历史教学。

参考文献：

[1]胡军哲.高中历史教学调研听课有感[J].中学历史教学，2011（1―2）.

[2]尹海峰.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由批判教材引起的思考兼与胡军哲老师商榷[J].中学历史教学，2011（9）.

[3]韩毅.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反思[J].史学理论研究，2009（1）.

[4][美]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著，罗涛等译.新美国经济史（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

[5][美]菲特,里斯著，司徒淳,方秉铸译.美国经济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6]王加丰.我们怎样看待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9（4）.

[7]彭鑫著.谁拯救了美国――大萧条中的罗斯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8）.

[8]转引自关绍纪.从经济政策的角度阐释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6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财政政策 新趋势

在我国经济的新常态背景下，国家对经济结构体系进行不断的优化，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大程度上发挥我国经济运行的有效功能，减缓我国的就业压力。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加大对财政政策的研究，分析财政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体系的影响，找到我国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体系中的着力点与立足点，促进我国财政政策发展的新趋势。

一、经济新常态

在我国经济新型的发展阶段，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的形成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变化引起的，新常态的内涵就是新型的国家经济政策与发展思路。新常态指的是我国经济一种内在的发展趋势，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种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果对经济的新常态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将会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带来影响，出现无从下手的现象。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更是一种新的压力。

新常态一词最早是出现在美国一个探讨经济领域复苏的论坛中，用来总结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复苏的过程。在2014年，在河南进行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后来又在APEC的开幕上阐述了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是通过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遇到的新形势、新特征、新思维、新举措以及新动力等角度，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管理理念、背景以及措施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会出现许多难题，而这些难题的形成原因，有的可能是因为较长时间的积累造成的，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压力，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应该看到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经济还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趋势

在2013年，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十二万亿，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在2014年，根据以往公共财政收入的工作报告，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有望超过十三亿。可是2012年以前，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一直是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自2012年以后，从以上的分析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已经开始走下行通道，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逐渐降低，特别是在2013年，中央银行的财政收入是稳定在最低的增长速度上面，有的甚至都没有达到最低的预期标准。在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逐渐变慢的过程中，2014年的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进入了新常态，由原来高速的增长速度变为低速的增长速度。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看到财政积极的一面，不可以失去信心。国家需要制定适合经济在新常态下发展的财政政策，改善我国经济的财政收入状况。财政政策是一个从短期的需求管理下，推进经济结构体系发展的改革，我国财政政策的新趋势，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由积极的财政政策思想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思想，重新对财政政策进行定位。

因为宏观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再适合现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所以需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小我国财政收入的财政赤字，并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姿态，调动更多的可用资源。在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还要树立并且落实科学发展观，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要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国的财政政策需要向经济体制方向进行拓展和改革，采用新型的税收制度，推动我国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改革，也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财政政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服务功能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要做好公共服务功能的建设，推动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公共财政制度的先导。为了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能够更好的发展，要做好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水平。

三、结束语

因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所以要树立和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在新常态下财政政策需要确定新的发展趋势。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必须要做好服务全局的准备，努力提高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也要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将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结构体系的改革以及公共服务与长时间的改革目标连接起来，做好财政政策的全面优化。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新趋势，会在我国经济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做好财政政策的落实工作，可以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7

关键词：高度成长期；新兴产业；成长产业；财政政策；产业构造的高度化

日本内阁府于2011年2月14日公布上一年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9%，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统计局当年1月公布的数据，58786亿美元。日本居美国、中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三。这也是1969年以来，日本经济首次退居世界第三。对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文章，以及诸如“此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描述的报道不仅常见于报端，亦可在专业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在内的GDP并不能真正反映国国家之间富裕程度，国际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指标是人均GDP，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35亿、而日本人口仅为1.2亿，很显然“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一分之一，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的事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也不可能有质的改变。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长达30年的高速成长，但是从产业经济・经济开发的视点看，中国的三次产业构造状况以及产业发展水平都远未达到先进发达国家水平。而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在战后东京尚为一片焦土的状况下以及长崎和广岛在遭到灭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之后，仅花了十年的时间就达到了战前经济水平。日本在经济复兴之后，经历了长达18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并于1969年，GDP就超越了当时的前苏联和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一排位直至2010年，长达41年之久。在这过程中，日本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特定产业法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到1973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被称为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是加入西方富人俱乐部的唯一亚洲国家，而在学术界，日本又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都源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

本论文试图以高度成长期时的日本财政政策为切入点，探讨日本财政政策如何为经济服务，又是如何促使日本产业政策展开的。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在战后复兴的高度成长期时，基本上是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并逐步对外开放的经济模式，同时它也是不同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一种自由原则，但是一定程度又为国家所操控的“混合经济”。在资金供给、技术供给以及劳动力供给处于短缺状态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着较多的政策手段，并可以通过资源的投入和分配，引导资源的使用途径，控制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形式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制订远景经济规划并予以行政指导外，已具有操作性的基本政策体系在经济复兴期已具其形，高度成长期时，政府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灵活有效的行政手段，诸如政策税制、政策金融、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政策，这些都使得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具备了可能性。本论文也正是以日本的财政政策为论述的焦点，以期其在高度成长期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又如何使得当时作为核心产业的重化学工业得以快速成长的机理得以解明。日本的财政政策是如何产业升级和产业构造的高度化的，这些都是被期待着得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现今同样处于高度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十二五”规划，中国产业的创新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财政政策及其财政政策手段的涵义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作为财政政策的手段，它是指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

在这其中，税收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和增减税种来调节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来调节个人收入和财富，实现公平分配。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一般性支出。它包括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这两类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有不同之处。购买性支出从最终用途看，它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文教科卫等财政支出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开支，政府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方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转移性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特别是调节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的手段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是国债和政府投资。在这其中，国债是国家按照信用有偿的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实施时，除了与其他财政政策手段协调外，还特别要与货币政策相协调。政府投资是指财政用于资本项目的建设性支出，它最终将形成各种类型的固定资产。政府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指那些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外部效应大、产业关联度高，具有示范和诱导作用的基础性产业、公共设施，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主导产业。

三、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财政政策

（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

关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划分方法可能因视角不同而有所区别，本文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视点出发，把从日本昭和二十年开始的战后经济复苏，直至今日平成二十三年之“3・11”大地震后的从“震啸核”后经济重建为止的六十六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复兴期（1945-1955年）、高度成长期（1955-1973年）、安定成长期（1973-1985年）、泡沫经济期（1985年-1991年）、低成长期（1991年-现在）。财政政策目标是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所要实现的目的，它的确立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异。作为财政政策核心内容的财政政策目标，在日本高度成长期是如何实现的，围绕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总结对于现今尽管有着诸多不同，但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经济来说，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

日本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之上，经历了十年就达到并超过了战前的生产能力。从1955年到1963年和从1964到1973年的日本实际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远远领先于其他先进发达国家，并于1969年以GNP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骄人业绩快速成长起来，这意味着在1955年，日本就开始了从战后复兴向高度成长的过度过渡。

（二）高度经济成长期的产业发展及其财政政策

至1955年为止，日本在完成战后复兴的同时，也确立了它经济自立的基础。从那以后，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等产业部门直接导入欧美最先进的技术，另外在石油化工，钢铁行业设备的现代化、大型化、生产的规模化也都在加速进行。本文中的生产的规模化主要是指生产的规模弹力性如果大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经济性，即每单位的生产成本随着工厂或企业的规模的扩大而成比例地降低；如果小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不经济性。钢铁和化工等的重化学工业部门，规模的经济性效果比较明显。日本政府也对冶金钢铁、石炭、电力、肥料等已经步入合理化轨道的产业，活用税收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融资等财政政策手段予以支援。

由于外资法的实施，先进的外国技术得以顺利引进，这样战后日本经济自立的基础也逐渐趋于稳固。1955年以后，因为日本政府活用财政政策手段，使得随着技术革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新的需求创造，这是战后日本得以高度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财政政策的乘数效果的一个明显例证。另外伴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各企业单位以及各经济自治体不仅使得设备投资得以大规模进行，亦通过乘数效果扩大了民众的消费需求，而由此又促成了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这样就形成了投资引起再投资的生产扩大的模型。但是这一模型并不意味着生产扩大可以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以池田内阁在1960年发表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契机，以及以高度成长为前提的消费行动模式在日本国民的思维中逐渐形成定势，由内需的急剧扩大引起的输入激增使得国际收支恶化，为应对国际收支恶化而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又造成了经济不景气。在高度成长期，这种由内需扩大到国际收支恶化再到金融紧缩从而引发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不断出现。从1965年秋到1970年夏，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输出扩大和经济景气的回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电子机械、汽车等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此以后，日本的国际收支也由于贸易收支的巨额赤字而赤字化了。民间的设备投资也变得活跃，除了钢铁部门的超大型高炉建设外，石油化学、重化学工业等行业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重化学工业使得日本的输出迅猛增长，避免了国际收支赤字，为日本经济整体的高度成长得以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政府通过提出适当的目标以及税制上的优惠政策，使日本产业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得以快速实现，在1970年日本的生产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已达62%，同年的输出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更是达到了76%。另外，日本政府为了培养新兴产业，发展成长产业，采取了包括财政手段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措施。如为发展当时的石油化学工业，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为确保该行业的运作资金，允许他们从日本开发银行融资；法人税的减少和进口机械的关税降低；设备折旧周期的缩短；鼓励引进外国技术等。

四、结束语

在高度成长期，日本政府对于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等，则较少采用减税和从财政投融资方面予以援助的手段来强化国际竞争力，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已是处于良好发展状态之中的高收益产业。当然在高度成长期，为促使产业经济的发展，除了财政政策手段，还有其他原因，但财政政策手段在高度成长期对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无视的。对于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来说，尽管有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不同的产业发展状况，但是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的财政政策在推动日本产业构造的高度化、促使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时所起的作用却是多有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兴太郎合.日本的产业政策[M].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

2、小野五郎.实践的产业政策[M].通商产业调查会,1992.

3、福川伸次.产业政策[M].人事院公务员研修所,1998.

4、小滨裕久.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M].日本评论社,2001.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8

关键词：周易运行经济学；政府干预；自由经济；通货膨胀；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01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005-02

周易运行经济学按照中国传统的《易经》运行规律，得出与西方经济学有别的中国经济学体系。作者同时使用周易运行经济学解释了政府干预和自由经济的关系、通货膨胀、经济周期，信息运用等经济学问题，并预测了国别经济未来的走势。

一、从“太极两仪”图说到政府干预

太极两仪分立后，太阳表示总需求太阴表示总供给，整个“太极两仪”图指整个经济，既宏观的经济。而在太阳重心之中的那部分阴就是政府在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政府在经济上的政府行为在经济运行上起着节制总供给从而达到调节总需求作用。这里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被分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由政府出台，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出台。周易运行经济学的政府行为是指宏观经济政策，既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行政政策。

政府的这种政府行为是逆经济运行的。政府的行为按政府的需求和供给可以被划分为政府的需求和供给。政府的需求包括：税收、国债和行政政策中有利于政府需求的政策；政府的供给包括：货币发行和控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和行政政策中有利于政府供给的政策。政府的需求中的税收和国债等的实现都是由市场提供给政府的；政府的供给中货币发行和控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等的实现解决了市场自行无法解决的超额供给和供给不足问题。

因此，政府在调控经济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时，一定要遵循这个规律。经济政策制定一旦出现失误，在传导机制的作用下，因为有乘数效应，会造成成倍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发生经济危机。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如果市场上出现超额总供给，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供给（如增大转移支付，扩大政府开支等）刺激总需求增长，来达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也可以通过增加政府的需求（如增税，发行国债等）来减少市场的总供给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后者的做法很明显不利于总需求和总供给规模的扩大，所以是不推崇的做法。

如果市场上出现总供给不足，政府可以通过减少政府需求（减税等）来刺激总供给增长以达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也可以通过减少政府的供给（减少转移支付等），从而减少总需求来达到平衡的目的，很显然，后者的做法不利于供需总规模的扩大，所以也是不推崇的。

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是周易运行经济学的基础，进而总需求和总供给规模的扩大就形成了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速度快慢取决于总供需规模扩大的速度，只要总供需保持平衡，快速的增长不会引起通货的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20世纪美国的“新经济”都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说，政府的经济干预是可以无限扩张的，只要能保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并且只要能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政府的无限经济干预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信息的无限对称。也就是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取决于对宏观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信息的掌控程度和分析运用程度。如果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过多的干预了经济，就可能对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引起经济的危机。

由此看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争论也就不再是问题。同时，政府对经济信息的有效运用与否是“太极两仪”时期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就是指物价总水平的普遍和持续的上升。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1）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过多；（2）需求引致；(3)成本推动和结构性失衡引起。这几个原因都和市场上生产的产品不足有关，其本质就是总供给不足。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的条件下形成的物价总水平是正常合理的水平。由于总供给的不足，造成总需求相对旺盛，从而造成物价上升。而物价上升又会引起生产成本上升，进而总供给更加不足，物价持续上升，经济就跌入了恶性循环里去。

关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过多的原因如果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后，政府只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回笼货币抑制总需求，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即可（注意：排除政府为了还债而新发行的货币）。虽然这样能使通货膨胀率下降，但是对于已经形成的总需求打压，不仅会造成失业人数增加，还会造成经济的衰退。

周易运行经济学不提倡上述紧缩经济政策的做法，建议采取刺激总供给的方法，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这样不但不会发生失业剧增，还可以将通货膨胀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此时刺激总供给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失效了。如果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刺激总供给，但是也增加了市场上货币的流通数量，使通货膨胀更进一步加剧，风险过大。所以，此时，就该由有利于总供给增长的行政政策出面来解决这一难题。例如，适当限定生产原料价格刺激企业生产，促使总供给上升。由于对生产原料限定低价，必然引起原料供给不足，企业的供给仍然无法扩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补偿性的生产原料的限价。对生产原料的限价引起企业的供给上升，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并且其规模扩大，政府的税收必然在原定规模上有所增加，而增加的这部分税收就是作为生产原料限价部分的补偿费用。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对生产原料限定价格不宜过低，否则就会引起生产过盛，进而政府的补偿费用也无法支付。

虽然经济可以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持续高速增长不等于持续高速的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基础的不稳定，资源环境的过度破坏和污染。所以建议在经济运行中应当“在全面发展中求合理，合理发展中求速度”，要质量和速度兼顾，更应当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三、经济周期

1873年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其持续时间之长，对经济打击之重，仅次于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都是价格下跌，破产和失业严重。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受到严重损失。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原因都是由于总供给过盛而造成的。1873年的经济危机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工业化完善后发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完成后，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在总需求还没来得及反映时，总供给发生了过剩。从而造成物价下降，企业利润下降，最后企业倒闭，工人失业。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迅速被提高，再加上生产扩大，技术装备优良的垄断的崛起，总供给在信息的不对称下生产量过大，导致了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从而引起了这场经济危机。因此在“阴阳对立”时期，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 因此，所有引起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化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农业收入的变化、战争等都是经济波动的原因。

“太极两仪”时期的经济周期的形成主要看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加工和政策出台的正确与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日、意对军备的扩充就是通过政府的供给形成国防需求，从而达到与总供给平衡，可惜它们在走出经济危机后不应该发动战争，结果造成了比经济危机危害更大的世界性战争灾难。美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由于对凯恩斯的政府调控理论的实践，为走出经济危机找到方向，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需求增加，为美国走出经济危机提供了平台，二战帮美国走出经济危机，还帮助美国扩大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规模，使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强国。

四、周易运行经济学对经济的推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人类无限的需求刺激下，科学技术还会飞速进步，进而会大大提高生产力，使经济的运行发生本质的变化。根据太极两仪图的演变规律来看，太阳太阴大到一定程度后，太阳重心中的那部分阴会不断扩大，太阴重心中的那部分阳也会不断扩大，最终由太阳、太阴重心部分的阴、阳取代原来的太阳、太阴，并且在新的太阴太阳的重心部分也会衍生出新的一部分阴和阳。

将这一演变规律印证在经济运行的发展变化中，如果在一个国家之内，政府的国有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平分经济市场，也就是自由经济和政府干预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并且当国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内部也会出现用于节制国有经济的事物。如果是在国际范围之内，就应该出现一个国际经济组织来协调平衡整个世界经济，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会慢慢形成一些新的经济元素来制约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实施。

太极两仪时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运行形成的关键因素便是国家垄断和信息对称。国家垄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充分展现了它强劲的生产技术和高效的创新能力。现在国家调控不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的原因是：(1)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规模还未达到；(2)目前市场经济体系下能合理完成资源的配置，而国家垄断缺乏信息指导，反而无法合理分配；(3)国家垄断在具体的理论体系和操作上还不成熟，不适于现在应用。

信息对称是另外一个促进国有经济形成的关键原因。信息对称有几个优点：(1)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2)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3)使社会生产更加有效率；(4)使企业、政府在决策时，大大降低了失误的概率。

所以说解决国家垄断和信息对称是实现国别经济运行的关键，要实现它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由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下形成的寡头垄断，最后在时机成熟时，政府再将其收为国有，从而进入国有和市场并行的经济时代。

参考文献：

[1]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4.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77.

[3]余斌.关于两种教条主义的进一步分析[G]//吴易风,等.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45.

[4]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9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但依然存在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地方性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经济政策是区域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运用的重要手段。通过政策手段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本文就湖北省在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政策对其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为例展开讨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是现代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区域经济差异过大会导致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怎样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制定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而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是不可忽视的课题。对于湖北省来说，要实现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仅仅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肯定不够的，与此同时还要结合本省的自身情况，巧妙借助民间力量，切实可行地制定出针对地区的专门政策，实现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区域政策的概念及产生原因

从理论上讲，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发展。其内容很多，主要是区域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景观和自然保护政策等[1]。其产生原因有以下几点。

11经济原因

区域经济政策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的原因，其存在的最主要以及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问题，尽管区域的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现象，但一旦超过限定值，呈现不断扩大的增势将会破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平衡。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值之内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和竞争动力，更好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配套设施平衡、有序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间的互利互补，共同发展。

12政治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矛盾常常会通过国家的政治生活反映出来，并以此来强化区域性的政治集团，因此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为了平衡政治集团利益或为获得更多的当选选票，国家会运用区域经济政策来满足政治集团要求，用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

13社会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是否能协调发展是区域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区域间的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也会过大。在相对发展缓慢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以及福利水平都会相对较差，而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社会福利则远远高于其他区域。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区域间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及时得到解决则会引发社会整体的动荡，危害十分巨大。对于这种原因造成的社会问题，政府一般会采取一些社会性的策略去解决，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通过区域性的经济政策。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福利，以此来缓和各区域之间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平以及稳定。

14环境原因

如何合理开发并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但是在区域的开发过程中，总会出现滥用滥采、浪费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时有发生。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家需要借助区域经济政策来调整各区域之间的资源开发，用以保护和调整环境，协调各区域间的资源整合，为整个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区域政策所具有的特点

21地区差异性

差异性是区域经济政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区域经济政策最为本质的体现。由于每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现状不一样，遇到的经济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对于不同的区域都需要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特点来设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针对性的政策才能更好地解决各区域的自身问题。

22整体综合性

产生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单一原因造成的，都是多方面的整体综合性原因，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式和手段，以此为原则来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来全面解决问题。

23区域协调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冲突和矛盾，要想使区域经济高效、合理、快速地发展，就要在协调性的原则下，在相对平衡的发展中协调好各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协调好各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24发展阶段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其区域经济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要采取与其相匹配的区域经济政策。

3区域政策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的作用

31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适合当地区域的区域政策可以更好地引导区域内的各项资源特别是有限的资源向更具备先导性和前瞻性的产业行业流动。拥有一定政策导向的区域政策会对区域内的人力、物力、财力起到很大的吸引作用，更有利于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该区域内各项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最优使用。

32发挥资本聚集作用

拥有导向性的区域政策对资本产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也促使了资本在区域之间的迁移。以企业为例，就一般状况而言，在发达地区越难获得颁发的营业执照，企业就更倾向于向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迁移，当相对欠发达地区实施的企业优惠政策越多，这一差异更明显。换而言之，适宜的区域性政策能够促使同种行业、同种类型的企业向某一个区域集中，逐渐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当产业相互聚集的同时，也能够推动该产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促进产业更新换代，缩减产业成本，加快信息交流，同时也会加大其对外部区域的影响。

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是中国近代制造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当年的“汉阳造”声名赫赫乃至传播海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重工业化企业在城市内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无法避免的一大问题，如何将重工企业集群并迁移到适宜地区发展是不可忽视的。自“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不仅对东部的升级和西部的开发极其有利，对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湖北省已经初步地形成了以钢铁、汽车、建材、化工为主要门类的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也基本形成。

33地区自强作用

地区自强作用是指区域政策在促进产业集聚与资源增值的过程中，地区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效能，例如，由于区域政策的产业集聚作用，大量的企业势必需要一系列为之服务的非生产型与生产型行业，从而使得这些行业也在本地区获得高速发展。行业的发展会引发区域人口的大量增加，而人口的增加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为之服务的产业获得相应的发展，从而促成区域综合实力的增强[2]。

以湖北省为例，在2006年时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在全国百强城市排名仅列第16名，与东部的发达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有所下降。通过实施合理的区域政策，并提出全新的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打造武汉市全新的城市形象，并提出“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口号。武汉正在实现快速的发展，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湖北通过自身的优势条件逐渐达到了区域的自强。

34就业创造作用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10

关键词:日本经济;战略失误;经济发展;借鉴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以股价、地价等资产价格暴涨为标志,日本经济泡沫凸显,致使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12年的衰退。为克服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和执行了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结果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衰退的漩涡,反而使经济衰退的组成矛盾进一步激化。

一、日本经济衰退的成因

自1998年开始,由于日本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的情形,故在衡量的过程中,将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把GDP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为实际GDP标准。这样,从图I中可以看出实线图例表现出三个典型的凹槽,即1991～1993年的衰退期,1996～1998年的衰退期和2000～2001年的衰退期。本文也将其分别称为衰退初期、衰退中期和衰退深化期。

从三个衰退期各自的经济表现来看,形成原因具体包括:

(一)衰退初期

日本经济的衰退初期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表现上看,衰退初期的成因是总量上的,是由于经济泡沫的消失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但实际上,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却是结构上的,是由于日本赶超型战略成功以后忽视经济结构升级,从而使大量生产资本从实体经济中退出进入股市和房市所导致的。因此,衰退初期的成因实际是产业结构老化下的泡沫经济破灭。

(二)衰退中期

导致衰退中期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出口增长乏力和投资不足。大量的对外投资又对本国的出口产品形成替代,加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减少了海外市场的整体需求,出口增长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极为有限。从投资不足来看,1995年,日本投资总额增长11.6%,而1996年投资总额增长率仅为2.1%,1997年进一步下降为负1.2%。

(三)衰退的深化期

200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其影响面更广,原因更复杂,主要表现:

1.通货紧缩。自1999年开始,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主要包括货币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货币层面主要是指日本政府发行的大量货币无法进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层面则主要是指日本国内需求大量转移,从价格较高的本国产品转向需求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下降。

2.产业“空洞化”。在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制造业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国际转移,在没有新产业补充的情况下,日本国内生产日益“空洞化”。

3.“雁行模式”的解体。自1970年以后,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日本开始着手安排东亚地区的生产秩序,形成以技术差距为基础,以产业链衔接为纽带的“雁行模式”。无序的海外竞争给复苏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4.高失业率的冲击。从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史上,除个别原因外,日本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而2000年日本的失业率突破5%。

二、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表现

日本经济衰退的十年也恰恰是日本政府频繁更迭的十年,历任政府都想着手解决经济衰退,并推出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在战略构建和实施过程中都存在一系列的失误,从而非但未能消除经济衰退,反而导致了经济矛盾的更加复杂化,使经济衰退进一步深化。

三、日本经济战略失误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借鉴作用

我国政府在近几年的一系列改革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今后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涉及的面更宽,措施更复杂,影响也更为巨大。汲取和借鉴日本经济战略中失误的教训和经验,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措施应该稳妥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近期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环节越来越多,调控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改革的难度也在增大。因此,仍应坚持在统筹各方关系的基础上稳妥的推进,在渐进的基础上飞跃。

(二)改革政策要协调

日本经济改革的巨额成本,固然有其经济自身的客观原因,但是其经济发展战略政策手段间搭配的失误以及政策效果间的相互抵消也是改革成本虚增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计划经济调控手段在整体经济调控中比重的下降,我国政府也应重视各项市场调控手段间的协调。

(三)改革手段要本土化

经济发展需要对宏观进行准确预测和判断,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调控须按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准则,应以国际经济大环境为背景,采取适合本国经济长远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战略及对策,才能避免失策。

(四)内外政策应保持灵活多样

在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应兼顾各个政策的有效性,不能一味地追求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工具要多样化,并谨慎行事,不能过早用尽。不宜采取零利率政策,避免相互间的矛盾,应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稳定性金融政策的协调发展。

(五)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技术创新均由市场来调节

政府为企业及时预测和创造相应的环境和条件能使企业支配资源能力有限时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迟早会导致企业对政府的强烈的依赖性,无法在激烈竞争的世界经济大潮中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六)“后发优势”并非“永久优势”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日美经济实力的大逆转再一次证明了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美国发展模式更富有生命力,而“后发优势”和“赶超型战略”只是暂时优势,发展中国家在享受技术、产品、制度等“后发优势”时,不能单纯地模仿,应适时地调整产业发展目标,开辟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温来成.政府经济学[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

[2]安岗.日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分析[J].日本研究,2004,(3).

[3]金仁淑.日本经济十年萧条的政府失策及其启示[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