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十篇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1

关键词：创新驱动 政策边界 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09-02

一、研究背景

为了推进我国经济转型，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创新的要求，我国自2006年开始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近年来创新政策强度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投入等支持政策力度不断提高。然而，我国的创新状况却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模仿为基础的微创新仍然是主要的创新模式；政策主导下的“成果转化”模式反而导致科技、市场脱节问题；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高度依赖外来技术引进，将我国限制在国际创新产业链的下游；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成果无法实现市场获利，反而在柠檬效应的影响下，将资金、人才等资源驱逐出创新市场。为何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创新发展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考虑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动态转换并没有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相适应，从而导致在创新政策强度加强的情况下，创新绩效的提升差强人意。本文着力于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角度，研究我国在未来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政府创新政策边界进行适应性转变，从而将政策扶持创新的效率提升。

二、创新驱动转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

创新本身所具有风险大、投入高、外部性强等特征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创新政策的必要性，国内外学者就政府创新政策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的逻辑进行了大量讨论，并且提供了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基本描述框架。根据目前有关政府政策边界的理论研究，政府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可进行如下界定：政策边界就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干预市场的程度、范围边界（喻德来，1990）。不但包括政府政策作用对象的边界和范围，还包括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边界、达成目的的手段边界。因此，对政府政策边界的描述，需要从政府政策实施对象、实施目的和实施手段等方面进行界定。本文对我国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描述，主要从政策实施对象、政策实施目的和政策实施手段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创新政策边界应随产业化发展进程相吻合，因此，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创新产业化处于不同阶段的各行各业，并且根据创新产业化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各国学者的研究而言，技术创新阶段以及技术创新进行产业化的初始阶段是需要政府创新政策提供支持的。首先，创新技术出现的初期，由于技术应用的缺陷，以及产量未能达到规模经济，消费市场的认同度还较低，这些可能会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创新技术及产品，可能会在产业化初期遭遇困境，例如陈清泰（2010）所提到的激光、半导体等行业，以及张世贤（2005）分析的医药技术行业等。而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为政府实施政策支持提供了空间。其次，技术创新并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实现（张世贤，2005）。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中也着重指出，技术创新不同于发明创造，还必须经由企业家推出市场并获得超额利润。20世纪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外部性的战略新兴产业，需要非市场化手段的支持，才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二，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目的。在选好政府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前提下，应该针对不同政策作用对象，设定适当的政策目的和效果。对于仍处于技术创新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政策实施的目的应该是尽量弥补技术创新外部性、风险性和分散性带来的问题，从而确保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对于处于创新产业化初始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创新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弥补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而提供政策支持。

第三，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手段。针对技术创新的创新政策，应该以保护技术创新价值的市场实现为主，具体手段可包括：法律和制度等规制手段，以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法律手段为主；技术创新补贴等财政资金支持手段，主要包括外部性较强的基础科研项目，以及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等。针对创新产业化初期的创新政策，主要针对创新外部性、分散性和风险性，提供相应的税收、金融、财政政策支持，帮助其形成规模经济。

三、创新驱动转型中的创新政策困境

第一，我国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未能依据经济转型的现实进行适应性转变。由于创新所具有的风险性、外部性和分散性，在创新发展初期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但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培养创新发展的过程，创新政策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干预手段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才能有效地创新政策的实施效率。目前，我国正在处于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有政策体系中，创新政策不再适用于创新驱动型经济。过去30年，我国一直依靠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劳动力优势实现经济规模的增长。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的经济政策以快速实现经济赶超和规模积累为目的，创新主要依靠模仿或引进成熟技术来实现，相应地，政府的创新政策边界也以服务于整体经济赶超为边界。但是，当我国进入到从赶超型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创新逐渐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政策的边界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第二，现有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下，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实施目的存在着偏离。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革命性新技术正在产生群体性突破，并且不断催生信息产业、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之间的融合。但是，我国创新仍然以模仿、微创新为主，它们所产生的新技术不但无法引领新产业的发展，更无法引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然而，为了布局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我国从创新战略到创新政策上都做了相应的布局，努力实现从资源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转型，为了实现该战略转型，创新政策的强度不断增加，从法律、制度规制到产业政策、企业政策等都做了全面布局，但是经济的创新绩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表现都差强人意，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当初政策制定的目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第三，政府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着激励不相容。政府创新政策强度的不断增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效率的改善。然而，从微观企业的行为而言，企业集体行为产生的结果与政策激励之间出现了不相容。尽管政策通过各种方式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但是我国的市场对于真正进行创新的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激励，具体表现在各行各业中泛滥的柠檬市场现象、假冒伪劣泛滥等问题。换句话说，在强烈的创新政策激励下，企业并不具有创新的激情，而往往选择模仿、假冒伪劣的方式参与竞争，从而导致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集体行为激励之间的不相容。

四、政府创新政策新边界动态转换的实现路径

（一）推动创新政策边界动态变迁

创新政策边界应该随着创新发展的动态变化而进行变迁。首先，从政策边界的内容来看，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范围应该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行业，尤其是落后产能行业、产能过剩行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分门别类地进行创新政策布局；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阶段不同，动态调整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及时纳入新兴需要保护的行业，并且及时剔除不再需要依靠政府扶持的行业。其次，从政策边界的目的和手段来看，依据创新政策实施对象范围的动态调整，以及实施对象发展阶段的动态研究，创新政策的目的和干预手段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谨防政府干预的失当、缺位或过当。

（二）对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纠偏

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对于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政治学、寻租经济学等角度研究。但目前对于政策偏离问题的治理，较为主流的两种研究角度是分离理论（decoupling）以及激励相容理论。借鉴相关理论的现实性含义，本文认为对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偏离现象进行治理，应该从解决政策激励和个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角度着手。

首先，通过具体化创新政策减少制度利基带来的政策实施者和采纳者之间的行为结果的分离。这主要借鉴Wijen（2014）对政策实施者与采纳者之间的分离行为的解释，认为由于政府政策包含利基，从而导致政策与实践的分离，尤其是当政策模糊时，制度利基增加，从而会加重分离。其次，通过政策试点和政策分类实施的方法，调整政策效果与集体利益行为之间的冲突，实现制度设计与企业集体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机制设计理论的提出者赫维茨（2007）则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概念解释政策的偏离问题，是因为政策激励与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之间的不相容，才导致政策目标无法达到。而在我国，由于地域、产业发展的差异性，普适性的制度设计更容易衍生政策偏离的问题，应该通过多试点的方法，对产业、区域等进行分类划分，并且区别性地实施创新政策。

（三）培育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环境

要想改变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激励之间的不相容，需要创造两者激励相容的条件。借鉴当前有关激励相容条件的研究内容，本文建议从政策红利的角度，最终得出政策激励和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的条件，并由政府着手通过环境改善的角度，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实现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激励相容。

根据激励相容理论的内容，激励相容环境的培育，需要满足两大条件，即政策激励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其中，激励的一致性是指政策设计中，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接受者的利益目标之间应该一致。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政策目标和企业创新目标要体现出一致性。激励的公平性是指创新政策的框架内，政策接受者从政策中获得的激励与其实现政策制定者要求所应该付出的努力是对等的。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创新政策所创造给个体企业的政策红利正好能够帮助企业在当前的状态下实现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

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能够准确地设定政策目标和内容，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不同行业创新发展的特征、不同企业创新的特征，对行业创新绩效目标、企业创新目标进行非强制性的部分指导。其次，在指导性建议的基础上，政府可给与实现个体以额外的创新激励，如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创造创新合作条件等。

参考文献：

[1] 陈清泰.在培育新兴产业中的政府作用[N].科技日报，2010.10

[2] 张世贤.阀值效应：技术创新的低产业化分析――以中国医药技术产业化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5（4）

[3] 张静.电信基础设施共享政策的激励相容性分析[J].中国通信，2008（4）

[4] 张永安，李晨光.创新科技政策及其三阶段周期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4）

[5] Dodgson， M.， & Bessant， J. R. （1996）. Effective innov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

[6] Kim， L.， & Nelson， R. R. （2000）.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Patanakul， P.， & Pinto， J. K. （2014）. Examining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innovation. 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5（2）

[8] Wijen， F. （2014）. Means versus ends in opaque institutional fields： Trading off compliance and achievement in sustainability standard adop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9（3）

（作者单位：李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张晓慧，清华大学经济所社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084）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2

自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中央银行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从现实情况看，其货币政策操作力度是相当大的，然而却与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不旺、经济增长缓慢的政策实施效果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究竟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还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新形势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存在时滞？一时间，人们禁不住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如果仅仅从近几年货币政策的表现就断言货币政策无效，似乎有失偏颇。因为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1984年以前，我国的金融政策一直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下，因而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后，其职能和地位得到日益巩固和加强，货币政策也日渐成为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为治理因社会总需求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可以说，这是我国中央银行首次成功地运用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其效果是显著的。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又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我国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发挥得不够，属于弱效应（这似乎验证了凯恩斯学派早已有过的解释：货币政策的紧缩功能强而扩张功能弱）。为此，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弱效应的辩证分析

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弱效应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的，必须辩证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体系残缺与滞后、政府对金融业过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因为西方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体系完善、机制健全），而应更多地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换言之，同样的货币政策，在西方国家能够带动经济的复苏，而在我国却可能无明显效果，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其次，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我国也不例外。但物价应稳定在什么范围之内，虽然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然而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量化标准。换言之，目前理论界认为的货币政策弱效应是基于不同的监控指标体系之上得出的结论。再者，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意义就在于货币当局通过改变一定的经济参数，达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的选定和传导机制的确定等内部制约因素以及经济开放度、现行汇率制度、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现状等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都有着制约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内部因素的制约

（1）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程度。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中央银行自成立起就始终摆脱不了政府的影响，受制于政府的行为；中央银行自主选择货币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独立性较弱。表现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自身的目标偏好，又要考虑政府部门的目标偏好，因而形成了实为多重目标的单一目标——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国货币供应具有的内生性[1]与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证了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地随意控制货币供应量。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货币变动都是中央银行意愿决定的，这里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学家常提到的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过程。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银行极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标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弱的独立性，导致货币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发挥。

（2）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要完全实现这四个目标，达到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会严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目标”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虽然也选定为单一目标，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却包含着两层含义。由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因而中央银行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同时，更偏重于经济增长。但在目前我国通货严重紧缩的情况下，究竟应该偏重于经济增长还是保持币值稳定，都会产生“囚徒困境”，[2]削弱货币政策效应。

（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货币政策是不能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而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说，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灵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就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体表现在：

第一，凯恩斯学派的传统利率传导途径不符合我国国情。凯恩斯学派认为，利率是整个传导机制的核心，即决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畅通的关键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基本上还是实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实体经济对利率弹性也呈现出非预期化特征。因此，用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途径来发挥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在我国缺乏金融市场支持。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到供过于求的状况，则货币资产的持有者会将多余的货币用于购买各种资产，从而增加产出。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公众多余的现金余额支出变动来影响支出和收入，从而达到国民收入的增加。这需要有充裕的货币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资产的支持。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即使公众有能力也有愿望对其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也缺乏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因此，用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托宾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传导途径在我国存在现实阻滞。托宾的q理论认为，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价格上涨，q值相应上升，企业也相应增加投资，从而总产出增加。因此，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的关键，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规模、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场各子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相当滞后，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还处于规范发展阶段；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几乎完全被割裂，通过股票价格提高形成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也不是很明显。因此，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存在现实阻滞。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通过信贷途径。但据李晓西等同志的研究报告，[3]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六方面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二是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四是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五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六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

2.外部因素的影响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面临着许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

（1）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货币政策效应与经济开放度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与国际收支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从而使经济运行方式和货币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即：货币政策对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经济开放度；经济越开放，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越小，而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越大。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快，在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国外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跨国银行的大量进入，跨国银行可从我国银行业手中抢占大量的业务和市场，影响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影响；也使得我国现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由于我国现行的钉住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弹性，因此无法及时地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我国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因此会出现所谓的“储蓄、投资和通货紧缩”悖论，即越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反而会增大；第二，钉住汇率降低了套利风险，会造成短期资本外逃，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受到阻滞；第三，钉住汇率无法及时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变化，影响进出口增长，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

（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讲，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脱离了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与中介目标的“三性”（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差距拉大。因此货币供应量是否仍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成为现实问题。具体说来，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应定义和计量的难度，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金融创新改变了各层次货币总量的决定因素，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讲，金融创新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贴现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讲，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有弱化作用。[4]

（4）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层含义：一是指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二是指资本市场本身的非规范发展。由于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高收益，造成了虚拟货币需求猛增，相应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刺激，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而资本市场的非规范发展，使得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导致货币政策无法顺利传导致实体经济，同样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在当前中国股市的发展状态下，通过股市上扬促进经济增长只能是一个幻想。[5]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外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受到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多。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尽可能地使货币政策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内部制约因素还是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最终都落在了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协调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调整对策：

1.我国加入WTO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外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外部平衡开始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的经济因素。因此，在强调稳定货币币值这一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应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选择汇率目标区作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安排，这是我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另外，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物价水平监控指标体系。

2.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总量性指标逐步过渡到价格性指标已是世界性的趋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利率弹性的增大，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既可消除金融创新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又可消除外资银行业务扩展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但在目前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调整的策略：即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并将外汇存款和外资银行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同时参照短期利率指标，逐步过渡到以利率为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3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 区域发展 产业政策

现阶段，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新型工业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与实质。

新型工业化的实质与内涵

新型工业化究其实质就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突出表征的工业化，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总体而言，与传统的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以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发展背景。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正在引起全球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革。“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体现了现阶段我国工业化的全新发展环境，是在新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背景下的新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为发展动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在于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科技不断进步以及促进科技成果在工业领域的广泛运用。它强调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来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可以说，新型工业化的实现过程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广泛地综合运用的过程。

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为发展条件。目前，我国城乡尚有数亿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同时，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因此，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作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既符合我国城乡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现实国情，也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以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目标。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以数量扩张和规模扩大为主线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这些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多是以消耗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由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地方就在于，我国是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工业化，是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人口发展和资源的有效利用的质量型和低成本的工业化道路。

适应新型工业化要求进行区域产业政策创新

从新型工业化的实质与内涵来看，新型工业化是把传统工业化、后工业化和信息化三个阶段的任务“三步并作一步走”的新的工业化过程，也是一个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过程。这对产业政策促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东、中、西部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正视这种差距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指导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不可能等同或一致。因此，各地区必须立足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积极进行区域产业政策创新，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来满足新型工业化的内在要求。从内容上看，产业政策可分为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四个方面。因此，进行区域产业政策的创新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产业布局政策创新。区域产业布局是指地区产业及企业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或配置状况。影响和推动地区产业及企业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或区位选择的政策，即为区域产业布局政策。它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地区产业及企业的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经济的效率与平等目标的和谐统一。从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在新型工业化时期，区域产业布局政策的目标不应单单局限于促进地区产业及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以取得空间集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平衡发展，还必须采取适当政策以促使地区产业及企业在本区域内部的“适当分散”，以实现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原因有二：其一，在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集聚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并不能无限制继续下去，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会出现集聚不经济或规模不经济的情况出现；其二，从区域经济的整体考察，产业及企业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势必造成边缘地区、相对落后地区发展机会的丧失，使其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

产业结构政策创新。实施区域产业结构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该区域形成“主导产业带动作用明显、配套产业协调发展”的良性发展格局，使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合理化并向高级化发展，从而使区域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主导产业更替，培育和发展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主导产业。在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应立足于本地特色和要素禀赋特点，而不能盲目追求高技术产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传统产业仍然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如果脱离区情，不适时宜地放弃传统产业的发展而片面追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配置到那些在相当长时间还不易形成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中去，就会导致资源消耗过大、发展成本过高，过早地丧失比较优势，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此外，产业组织政策还应注重发展主导产业的配套产业部门，使各个紧密相连的产业部门在地域上有机的结合起来。

产业组织政策创新。区域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是促进企业在本区域内的合理竞争，实现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协作的有效结合，形成适合产业技术特点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组织结构。因此，产业组织政策不应片面追求产业及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因为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特点。对于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固然应该形成以少数大企业（集团）为竞争主体的适度垄断性市场结构；而对于规模经济效益不显著甚至规模不经济的产业，区域产业组织政策的导向则应该转向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形成企业数目较多，规模适当，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协作的竞争性市场结构。

产业技术政策创新。区域产业技术政策是基于各地区自身特点而确定的，旨在引导和促进区域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其技术基础一般也呈现出一定的梯度差距。因此，区域产业政策应着眼于促进先进适用技术在不同产业上的引进、应用和发展，使之不仅能迅速改变该地区在技术上的落后状况，而且能大幅提高该区域重点产业的经济效益水平。在实施产业技术政策时，要摒弃过去“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发展模式，而应坚持引进技术和自主开发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加快制定、实施技术原始创新的鼓励和促进政策，加快组织实施重点产业的前沿性技术研究、科技攻关项目，着力提升产业研发水平和产品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加大对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

区域产业政策实施应注意的问题

新型工业化时期，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有赖于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的创新，区域产业政策的实施则应注意以下问题：

正确处理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关系。地区是国家的局部，区域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和与全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区域产业政策既要反映区域自身的发展特点，还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总体要求。因此，单从地区的角度来说，区域产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必须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进行，把保证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促进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作为区域产业政策的首要任务，在全局的发展中谋求局部的发展。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4

一、经济转型对审计评价模式的挑战

经济转型要求政府转型，作为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区县党委和政府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主体力量。也是主要担当者和第一责任人。此刻，审计工作也被赋予了重大使命。对辖区内区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围绕领导干部职责最大限度地规范评价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减少审计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科学地研究和设计审计评价指标，是开展区县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基础性工作。从上世90年代至今，经济责任审计从审计方式到审计内容到审计评价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初的财务收支为主的真实合法性经济责任审计，其审计的内容和范围已难以适应当今形势发展的需要，也难于对区县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进行全面评价。在在私人物品短缺，经济总量不足，以土地财政、地方举债为特征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下，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多侧重于经济发展，主要是经济投入、招商引资等简单数值提高的评价。如今，中央已作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策，努力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将投资为主转为消费为主，经济可持续增长。审计机关迫切需要在总结以往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基础上，主动融入新一轮改革之中，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构建适应经济转型要求的区县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及审计评价模式。通过设置一套科学合理的区县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客观、真实地量化反映区县党政领导干部在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过程中职责履行情况。使审计机关也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二、审计评价指标需以公共服务为导向

为了推动经济从外需型转变为内需型，我国推出了城镇化战略；为了推动政府从经营型转变为服务型，需坚持公共服务导向。两者在推进中相互促进。笔者认为，经济转型期审计评价指标的设计思路上，以地区满足城市居民对更多、更好公共服务需求，让广大农村居民更多地感受到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财政阳光。审计评价既对地方领导发展绩效开展定性评价，也通过大量定量评价，用数字说话，检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在指标的设置上，遵循依法审计、突出重点、权责对等、审计手段能够实现、分开设置（基本指标、选择性指标）原则。在各项评价指标的配比上，采用纵向指标与横向指标相结合，以横向指标为主；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以定量指标为主；微观指标与宏观指点标相结合；任期内经济指标与可持续发展指标相结合；经济责任评价指标与计划统计、财政财务指标相结合；评价指标的标准化、规范化与实用性、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重点关注新一轮改革的目标与县区党政领导干部职责之间的逻辑关系；辩证的运用相关指标，分析负债、环境、资源等可持续发展情况，客观评价经济状况；通过发展教育、增加就业、促进医疗、实现住房保障等民生建设的投入和实现情况，评价社会建设能力；通过重大经济决策事项，评价决策能力；通过经济管理与监督状况的实现情况，评价管理能力等；最终评价落脚点是“人”，反映领导干部本人的某些特征。

三、评价指标设计以履行经济责任为主线

评价指标设计，紧紧围绕地方“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目标和各区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职责开展。关注发展战略实现、重大经济决策、经济监督与管理、财政财务收支、遵守经济法律法规与政策执行、个人廉洁自律等。

1.发展战略实现情况评价指标

着重对发展主体的质量、效益和人民幸福程度的综合评价。从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公共服务质量。设置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管理、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五个维度评价指标。

第一，经济发展指标。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结构优化程度、政府财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后劲、区域发展质量等方面评价。如：通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评价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宏观经济发展总水平和地区发展能力。通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评价指标，评价地方政府推动科学发展、实现基本现代化的能力与水平。通过对比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评价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总水平。通过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指标，评价居民消费水平，城市化水平，评价城乡二元结构调整。通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总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等创新驱动的现代化指标实现，评价是否建立“体制创新-企业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的良性循环机制等等。

第二，民生改善指标。民生改善的意义，不仅产生扩大内需的效应，也会间接地支持扩大内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立。指标设计主要是围绕十提出的，“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点重点”“要统筹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关乎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发展目标。从区县政府推动教育、卫生事业优质均衡发展，进一步提高就业保障、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工作水平的视角，关注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难题，评价民生重点难点问题逐步解决情况，评价立足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幸福都市建设，如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地区GDP比重、创业带动就业人数、城市（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城镇保障房供给率等具体指标。

第三，社会管理指标。在迈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突出能够满足群众较高层次生活需求的供水、供电、交通、通信、安全等消费业发展。审计评价指标设计，从地方政府是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在公共支出中普惠民生，是否促进和谐南京、平安南京建设，是否提供公共财政储备，是否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等方面考虑。如：社区公共设施配套率、城镇居民小区技防入户率等。

第四，文化建设指标。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不仅其自身具有显著的经济影响，还能通过新知识的产生和转移、推动其他部门的发展。文化产业以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强关联、广外溢等诸多优势，对经济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文化产业发展已逐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推动区域经济稳步发展的首选，极大地促进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不断彰显。审计评价指标设计，着力于南京市具有独特城市历史文化的世界古都的特色，不仅看地方政府在财政、税费、土地等多方面优惠政策的扶持情况，还要评价创意人才产业的发展情况，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情况等方面考虑。如：文化产业占GDP比重、新增市级文化产业基地、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等。

第五，生态建设指标。新一轮改革重要经济手段，就是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缓解近年来日趋严重的环境矛盾。意味着要彻底摈弃“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式、不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转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的集约式、可持续发展模式。评价指标指标设计，关注加快生态经济，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积极发展低碳技术，推广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改善生态环境，努力构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态产业格局等方面。如：主城污水处理率、村庄环境整治达标率、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等。

2.重大经济决策事项评价指标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重在决策责任，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经济决策不周造成的危害性往往不亚于问题，将会直接影响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近年来，经济责任审计不断深化，特别是中央两办《规定》，将重大经济事项决策作为重要审计内容，进一步强化对经济决策权的监督。审计评价指标设计重点从三个方面设计：一是决策制度建立健全情况。如是否建立工作规则、议事规则等经济决策管理制度；决策制度的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决策制度是否完善等；二是在转型发展中，政府重大建设项目、国有企业改制、土地征管等经济事项决策的总体情况。三是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的内容。关注合法性，如重大事项的决策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是否存在不符合法规或明显有失公平的条款等等；关注决策程序和执行，如工程项目是否切实按照相关制度规定的程序向社会公开或按规定进行招投标，闲置资产处置是否按规定程序进行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公开拍卖等，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经济决策事项是否按照“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集体决策”的程序执行等等；关注决策执行的有效性，如决策执行过程中有关监督和保障措施是否有效，决策事项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预期目标是否实现。对于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误造成的决策项目效益低下、国有资产（资金、资源）严重流失或者损失浪费、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等问题，是否严格按照有关决策管理制度的规定，实行问责和责任追究。

3.财政财务收支管理评价指标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财政转型创新，才能为实现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审计评价指标设计，一是关注财政收支规模是否稳步提高，税收比重是否稳中有升；二是公共财政投入结构是否得到优化；三是预（决）算编制、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非税收入管理等财政改革进展是否稳步推进；四是财政管理理念、方式和效果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是否做到讲究绩效和责任的观念，做到“花小钱，办大事”“少花钱，多办事”等等。

4.经济监督与管理评价指标

对领导干部经济管理权的审计监督，也是经济责任审计重要内容之一。重点评价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政府性债务、政府重大建设项目、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等方面，是否具有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重点、分清主次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从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的视角，评价地方政府灵活筹集资金，解决发展中财政吃紧问题。从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视角，重点关注国有资产结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资产使用单位的合法权益的维护。从全面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和城市竞争力的视角，评价地方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重大功能性项目的建设与管理。

5.遵守经济法律法规与政策执行评价指标

贯彻执行经济法律法规、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方针和决策部署，是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最高党性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需要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强化执行力。审计评价指标设计，从贯彻政策执行层面，评价贯彻落实财税、金融、土地（下转第52页）（上接第48页）管理、物价、环保、民生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情况；从本地域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否有力践行科学发展的要求，评价是否有力促进率先实现现代化目标实现；从执行中出现偏差，评价是否及时得到纠正等等。

定性评价指标采用填表调查的方法，对以下问题，依据事先确定的标准或职业判断做出结论，分出好、良、中、差、最差等五个等级。A.出台地方性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是否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不符的情况。B.是否有严格落实国家财税、金融、土地管理、物价等待宏观调控政策，有无片面强调地方和局部利益，存在拖延、推诿、变通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行为。C.各类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扶持政策是是否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是否存在违法规定的情况、是否有欺诈等非法行为、是否有冒领国家转移支付和政策补贴专项资金行为等；经济决策中是否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行为等。

6.个人廉洁从政评价指标

党政领导干部个人廉洁从政，是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推动地方科学发展，推动新一轮改革重要保障，也是正确行施权权力，履行好职责的基础。评价指标根据党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定内容确定。如廉洁从政规定执行、举报事项、廉政责任制度建立及执行等等。进行审计评价时，可以选取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的有关重要指标。评价领导干部本人在公务活动中遵守廉政规定情况；在财政财务收支、重点建设项目等经济活动中，有无违法乱纪以及贪污受贿、行贿、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核实群众反映较大的与领导干部决策挂钩的事项；关注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机关委托需要审计的事项。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5

【关键词】新时期；发展状况；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开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我国经济就在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并逐渐赶超一些欧洲国家。但是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国内还没有形成浓厚的氛围，相关的配套改革和措施没有协调发展，同时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没有掌握好开放力度，从而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从1998年开始，为了转变这一尴尬的局面、为了让改革开放政策在更为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我国政府开始全国范围内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今，该政策已经在我国实行了14个年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近年来，由于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现行政策已经出现了一些滞后的弊端，改革和调整势在必行。

1.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财政政策的绩效评价

（1）取得的成绩

根据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的时候主要以扩大投资力度以及扩大消费和促进出口为主要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宏观目的，政府动用了所有的经济手段以及经济力量。而这些政策在当时确实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并且也为我国后期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有效带动了投资的增加。增加投资本身是该财政政策主要目的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府向社会增发国债，以转移企业支付，为投资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受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有很多的项目都是在政府出资或者政府补贴的形式下得以开展的。从我国坚强地挺过了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相较于98年以前的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的颓势，自从采取这些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向了上坡路，并开始逐渐增长。

第二，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产品出口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形式，通过将产品销售到更多其它国家可以让世界认识中国，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中国本土的经济增长。而为了促进出口量，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比如调高了出口产品退税率。出口产品退税率的提高可以说是提高了我国产品在世界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更加有利于我国产品在外国的销售。

第三，居民收入有所增加。在一系列财政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外贸行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制造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这些都为我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解决了一部分地区的就业压力。同时，由于政府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我国有能力为一些下岗职工提供一些保障，比如最低保障线的补助以及提高退休养老金等。通过各个方面的积极政策的促进，我国居民的收入在一定的程度上来看还是有所增长的。

第四，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国民经济有所好转。这两个方面的转好发展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我国从实施财政政策以来，通过增发国债带动了国内需求，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其次，在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低迷期以后亚洲经济环境逐渐复原，并且亚洲各国都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这一良好环境既拉动了我国的出口，又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广做好了铺垫。

第五，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本轮财政政策实行的初期，我国将国债投资主要放在对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以提高公共环境为主要目的，重点是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整治。但是随着该政策逐步推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善，我国政府开始将投资方向转向了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以及开发上，并通过加大技术支持以及奖励力度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不仅如此，政府也开始注意到平衡发展问题，已经对西部开发的问题引起了重视。

（2）存在的问题

虽然说从实施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较为显著的改善。但是这一局面不能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现状，也不能从全方位来反映该政策的利与弊。站在投资与消费角度而言，该财政政策并没有带动我国投资与消费的增长，从而也就没有在我国形成足够良好的内在动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我国投资力度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扶持，所以没有从根本上遏制投资增长逐年下滑的趋势；其次，虽然我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并没有有力地促进我国消费环境的形成；最后，政府对项目的支持源于国债发放数目的增加，让这一做法给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2.对财政政策的反思与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国际愈来愈激烈的经济竞争环境，现行的财政政策已经逐渐显现出其越来越多的弊端，并对该政策的持续推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新时期下，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制定部门，不能只着眼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更要把注意力放在全世界的经济变化上，应该从全球范围内定位我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因此，在新时期下应该对我国现有的财政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一，国债投资与社会投资相结合，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增加。

采取单一的融资模式可能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隐患，所以在原有基础上应该更多地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模式以增强我国经济模式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可以加大民间资本的投入，以减少政府对投资力度的参与度，增加参与者的多元化身份，以保证投资项目进展的平顺性。同时，在投资结构上也应该进行一些改革，现在的社会更加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更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所以政府应该更多地将投资方向转向于高新科技的研发上。政府投资既要体现宏观政策的引导性，又要让利于民，让民间资本在更多的经济领域唱主角，从而改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第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与刺激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

从金融危机开始至今，世界各国都对自身的经济体系进行了反思，我国也不例外。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主要表现在国内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上。为了更好地促进各社会阶层的消费需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包括通过提高收入以提高人们的购买能力，从而拉动内需；完善现有的保障体系，主要包括退休养老金的提高、医疗保险体系的覆盖率以及社会低保的最低标准。这些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力度还远远不够，提振居民消费信心的措施还缺乏。

第三，财政政策的实施与税制改革相结合。

过去为了促进出口量以及提升制造业水平，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所以在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以及居民生活保障基础上，继续进行减税政策不太可行。因此，应该对我国的部分税收政策进行改革，这方面要从我国整体税务情况着手。首先，应该对不同领域的税务采取不同的税务政策，以支持相关政策的推广，例如为了体现“科学发展观”应该对存在严重污染的行业进行增税业务，以控制它们的发展；其次，由于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在我国内地开办企业，由于先前针对这些外资企业设置的税务政策是以鼓励扶持为主，较之国内企业有很大的优惠，这样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发展显得越来越不公平，也严重制约了本土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应（下转第208页）（上接第205页）该尽快地实现公平税负和公平竞争。

3.小结

其实，由于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情况不断出现，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长期有效和长期正确，必须要根据经济的实际发展而主动调整，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少走弯路，才能让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目前，在新时期下我国的财政政策应该与时代主题相结合，充分体现“创新”精神。这里所说的“创新”不光是进行政策上的调整，也包括经济结构上的转变、经济体制上的改革，以及行业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民间广泛投资的信心和多种渠道的通畅，这是一连串的动作和系统化的工程。只有兼顾了这些，才能保证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实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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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东黎.宏观经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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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体富.关于宏观税率与税制结构问题额思考[J].税务研究,1997(2).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有效性

货币政策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

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

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

(一)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假设货币供给为外生的基础上,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发生变化,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仅仅导致名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名义产出、价格水平等),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

货币政策操作是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率、汇率、信贷、资产价格等)对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按照通常的逻辑,金融体系发展越是完善,就能更迅速和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有效。不过,从现实的观察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会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但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比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这会极大地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日渐疏远,更是让货币政策的传导落入了失灵的境地。当然,在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的各种条件中,除了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

(三)评价中央银行选择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当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手段等,评价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要看其是否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互相协调、互相配套,是否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个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讨论,涉及的是基本经济理念之争,即:市场是否有充分的弹性吸收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并迅速恢复到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将产生实质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失衡的修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有能力修复各种冲击,那么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反倒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弹性在不断增强,应对风险的修正能力也大幅提高,从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后,保守的“中性货币政策”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职能重心的转变,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转向在长期内为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功能发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从多目标逐渐转变为长期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

上述三方面都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决定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度、金融制度安排与变迁乃至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都有其特殊性,这势必对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而需要从多方面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自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以信贷总量和现金总量为中间目标的。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但由于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投资和生产周转资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信贷总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指标,为各经济主体所高度关注。

而最终政策目标的选择则一直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摇摆,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稳定币值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币值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开放经济模型下的政策目

标,稳定币值的含义包括稳定国内物价和保障本币汇率的稳定两个方面,我国由于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因此汇率稳定没有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其实际含义是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防止通货 膨胀或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 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早期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到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 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 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 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 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 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保持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中的作用。综合来看,近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以上,CPI年均增长控制在3.2%以内,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控制在17%左右,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与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效果相比较,近年货币政策效果有不断减弱趋势,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均衡的观点。主要体现为: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避免物价走低;货币政策促进投资乏力;连续降息刺激消费微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货币政策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并且一般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着,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而解决结构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总量扩张往往无济于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解决。

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增强是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主要是货币乘数与准备率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货币乘数出现不确定性, 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能力有限。近年来,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造成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的不健全,势必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储蓄与投资转化受阻,使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最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量是外生的,即货币乘数是确定的,这样中央银行才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制约。

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存在较长时期的外部时滞问题。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因此,中央银行对这段时滞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因传递媒介行为的日渐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再像传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影响那样剧烈,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接迅速。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中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障碍。货币政策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除了内部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外部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内外部均存在障碍,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使传导机制阻滞;企业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使传导机制被制约;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削弱了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货币市场和票据市场的不成熟制约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承受本外币值稳定的双重压力,面临治理通货紧缩和预防经济过热的两难选择,需要解决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又面临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加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缺乏,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央行货币政策主张、实际操作与现实经济互动效应的实效性,不仅受到政策体系外部相关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政策自身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传导效果。因此,在确定今后央行货币政策主张与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在充分考虑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政策自身高度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其次,要通过合理选择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通过疏通和提高传导机制的实效性,强化金融货币变量与实体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度,进一步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为此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要坚决淘汰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坚决制止低效率的重复建设,认真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科学、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中央银行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预测研究。针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问题,央行要加大力度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性研究,从而保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相协调,避免货币供应量大幅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要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功能,结合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灵活运用,要注重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1.陈飞,赵昕东,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2(10)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7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一：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

一、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即以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的经济为主体，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进行着改革，各个企业的内部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企事业的部分职能和权力非常不一致，公有制的企业被归纳到市场体系中运行，即使对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放宽，但是因为不能拥有完全的生产资料，使得国家对公有制企业的各种决策还有一定的干扰作用，所以增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对我国的经济制度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措施

(一)明确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方向

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设立一个目标，根据目标制定相关的政策，目标的创新对市场宏观经济的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是评定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国民经济运营是否达到目的的重要依据。

1.要有效地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

市场经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各个企业的经济管理目标也有不同。例如，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那么制订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使经济经济的增长速度得到一定的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较慢时，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使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加入WTO后，我国对宏观经济管理有了新的目标，就是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多方面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2.要从经济管理的主体方面着手

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要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地提高，经济管理就要合理地控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平稳的趋势。

3.在与外国的经济交易上

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进出口的比例一定要合理;二是对进出口环境的优化，进出口环境的改善为我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易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想

要实现经济管理目标就要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采用一些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利用在经济上的不断创新，借助媒体的广泛宣传，发挥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作用，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1.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更需要法律的维护。想要使我国的经济正常运行，使社会主义经济稳步增长，就必须依靠法律。

2.要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法律是最重要的依据，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上的事务是所有法治国家采取的主要手段。3.科技对经济建设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有也了进一步的发展，想要与世界经济同步发展，就要重视网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网络上创建经济管理机构，加强网络经济管理体系的升级与建设，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制度上有更好的发展。

(三)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

创新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的主体创新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机构是观经济的主体，依法行使经济管理体系对其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整体上的创新，另一个是执行人员的创新。

1.组织上的创新

就是对政府所有部门的职责改革，以及对政府各个部门的办事能力和规模的协调。目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管及维护，不再下发更多的指令来干预市场的管理，使市场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所以说，好的管理体系对宏观经济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2.想要更好地实现政府在宏观管理体系中角色的转变

就要实行行政和企业分开的原则，正确认识政府的职能，更好地完善政策和决策系统。3.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工作，确定各部门的最低权限，不能出现交叉管理的现象，最后形成一个步调统一、分工明确的政府组织。

三、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改革开放和WTO的双方面促进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的日益激烈，直接导致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复杂多变性，经济管理的观念和手段一定要创新，网络体制的广泛使用更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必须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的整体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根本转变彭夏康;广西质量监督导报1997-06-15

2、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宏观管理关于中德第六次经济发展与管理研讨会的报告魏礼群;利广安;计划经济研究1993-02-24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

一、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概述

1.历史演变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在1938年经济危机后得到了持久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都摒弃了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模式，并逐步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本文将从以下两个阶段来具体分析：

1.1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都受到了重创，因此政府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方面的宏观管理策略以刺激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实行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以及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和出口，从而达到拉消费、促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价格的稳定，这也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德国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突出，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次，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对应的，西方国家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总需求，美国在这一时期就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消费，保障就业。最后，综合手段并行使用，同时保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管理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西方国家都十分注重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也是调节社会需求、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调整外汇汇率和出口价格等方式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1.220世纪70年代至今

由于长期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停滞乃至负增长的局面，凯恩斯主义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前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地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因此，这一阶段的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减少货币的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局面。其次，实行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长期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国家的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等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因此，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摆脱收支赤字的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最后，适当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在价格变化、汇率调节等方面实行间接控制，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

2.模式比较

虽然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从共同点上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宏观经济的管理内容和方式上有一些共性，具有预测性和灵活性。例如，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实质上只是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来作出相应的预测，并将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与市场行情结合起来。其二，西方国家大多采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即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财政支出以及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市场资源的配置。其次，从差异性上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极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即政府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减少对经济主体的干预。再如，欧洲国家向来注重社会福利的建设，强调政府社会职能的实现，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西方各个国家因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在具体的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上也存在着某些差别。

3.特点分析

通过上文的叙述和分析，笔者总结出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几个特点：首先，全局性和利益性。一方面，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管理手段都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整个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都是以追求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目的。其次，法制性和系统性。一方面，西方国家注重经济管理手段的规范化，一般通过法律来具体施行;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很多西方国家都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来维护好市场秩序。

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实践

1.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美国素来有崇尚自由的传统，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力度也相对较小。美国通常在出现经济危机后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一定范围的间接调控，例如罗斯福新政。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就签署了金融改革法案来扭转忽视监管的政策导向。笔者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相对于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政府对市场的管控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农业等领域。其次，重视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减少军用物资的投入来改变财政赤字的窘境;再如，二十世纪初，政府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最后，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产业比例，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2.德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德国向来是一个追求严谨的国家，因此，其一般采取较为中和的经济管理手段，既保证经济的自由和竞争，也促进德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充分保障市场在严格的秩序中自由竞争。德国有着十分完善健全的财政监督机制和银行监管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市场运行的混乱和无规则，也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重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德国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能够有效地根据市场运行情况来制定科学的货币发行计划，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最后，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契合点，如德国现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的跨区转移制度等。3.法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法国是一个开放自由、包容性较强的国度，因此，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也体现出多种经济学派理论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形成了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的双重管理模式，通过政府采用多种手段来整合配置社会资源。其次，施行指导性的计划，例如法国近年来的经济刺激计划等。最后，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同的政府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经济管理手段和模式。

三、结语

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每一个国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政府应当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来制定科学宏观的管理策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8

从20多年的财政实践看，我国倚重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波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变化，原有政策惯性对历史路径的依赖开始受到冲击，政策所产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趋明显。必须抓住新时期财政发展的重要转机，进行财政政策目标层次、选择视野、运用艺术的积极调整和完善，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式”发展。

（一）财政政策目标层次需要提升，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潜力。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以来情况较为复杂、决策较为艰难的时期，经济运行中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不均衡、不和谐等因素潜伏的风险，将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使得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突破财政政策的现有目标层面并使之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成为抉择财政政策取向的关键所在。从长远发展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不能拘泥于平抑经济波动的短期效应层面，而应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注于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均衡性，通过大力支持研究与开发，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增加公共投资、增强适应开放经济的主动性，既提高社会发展的和谐水平，又改进经济发展的速率和效率。

（二）财政政策选择视野需要拓展，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

在当前财政政策实践中，政策选择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临时应急措施多，长期制度建设少；单一、僵化的措施使用多，多元、高效的工具集合少；原则与抽象概念多，可操作、有实效的内容少。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中多次运用政府主导型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破坏稳定的市场预期和社会和谐，导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关财政政策的选择多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又往往习惯于运用行政性的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因此，需要拓展财政政策选择视野，在改革中逐步丰富和发展财政政策手段，不断完善和创新其实现方式，在政策制定和操作上降低“随机性”而增强规则性、强调“协同性”而淡化“依赖性”、注重“丰富性”而避免“单调性”。

（三）财政政策运用艺术需要锤炼，以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既有成果。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机制僵滞、运转不灵的问题，这在政策措施的综合运用以及时机选择、力度把握等方面表现较突出，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轨道。有必要对财政政策运用艺术进一步锤炼。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须建立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运行机制，缩短决策时滞，改善并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和实施效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次数多、幅度小、时滞短、过程稳的模式，适时适度微调，不断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

（一）运用财税政策，驱动产业结构整合协调。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要求，进行倾斜性投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支柱型产业，支持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先增加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衰退产业加快退出的步伐。

2.强化财政投资导向，放大市场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应。财政通过贴息、加速折旧等方式，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扶持在行业和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有效竞争与规模经济的矛盾，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

3.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充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逐步扩大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征收的办法，实行统一征收，按比例分成，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重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产业的税收优惠调节多元化，注意运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信贷等间接优惠方式。对需要限制和压缩的产业增加税收抑制力度，通过加成征收、税收附加、征收消费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式，促使其转产或减产。

（二）整合财政政策资源，促进自主创新链条和谐演进。

1.对有利于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公共教育活动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尽快建立一个以客观变量为基础、纵横交错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框架；利用税收优惠、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财政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教育部门；利用有关财税政策激励企业采用更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投资方案。

2.实施有利于拓展技术自主创新空间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增加财政对科研的直接投入，使科技投入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同步；调整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结构，支持科研院所启动重大科研计划，强化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努力培养前沿优势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型创新；通过设立各类科研基金和落实专项经费，支持企业和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体系，支持高新技术园区与科研院所的融合共建，支持行业技术中心、中介组织等技术创新基础平台建设。

3.通过制定相应政府采购政策，放大科技自主创新的市场效应，保证研究创新链条的延续。对企业自主研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制定和实施优先购买的政府采购政策，利用政府采购的规模优势和政策导向功能，提高投资研发活动回报率，提升企业自身研发的成本补偿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创造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三）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1.改革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将目前矿业企业无偿和有偿取得的双轨制统一改为有偿，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机制，强制规定企业销售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矿山的环境恢复、生态补偿以及资源枯竭后的转产。同时，提高目前矿产资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税费标准。

2.建立一个明晰的污染治理机制。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责任，明确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责任。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研究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使企业从生产理念、工艺设计、产品设计上走循环之路。

3.继续调整并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支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包括企业利用“三废”等取得的收入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给予投资抵免税的优惠政策；控制资源产品的出口，降低乃至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

4.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设立清洁生产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清洁生产的规划、培训、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冶金、纺织等污染相对严重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建设。同时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标准制定、资源勘察和示范工程等。

（四）发挥财政政策功能，统筹区域经济和谐发展。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保障能力。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如增加扶助贫困人口、农民工转移培训、九年义务教育补助、社会保障费补助等方面的投入，并从项目立项、政策优惠、资金扶持上给予重点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环境，逐步增强其自我保障能力。

2.调整财政投资重点，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财政投融资应侧重于投向交通、通讯、能源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投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基础设施，以积累中西部地区竞争力；投向具有发展基础、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业链培育、技术创新和服务等等，以培养中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投向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支持经济转型，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增强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能力。

3.调整区域税收政策，减弱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趋势。逐步弱化以区域优惠为主的税收政策，清理直至取消对东部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量避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强化；实施熨平经济发展梯度的税收优惠政策，配合以财政贴息、注入资本金、风险投资、贷款担保等方式，对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经济扩张给予更多扶持，驱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合理公平的税费环境，避免市场封锁和资源竞争等区域摩擦，鼓励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发展。

4.调整转移支付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合并简化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以“因素法”为依据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中西部地区享有均衡的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省份之间或地域之间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实现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横向财政援助。

（五）完善财政政策手段，实现人民福祉和谐增进。

1.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机制。支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清理各类不合理的津贴和补贴，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建立特许经营权制度，征收特许经营权收入，将垄断收益纳入财政收入，有效调节因行业性质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健全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征收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落实增值税转型，完善资源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2.实行向民生倾斜的财政援助政策。本着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增进福利的基本目标，使财政支出向社会事业倾斜，特别是向当前十分薄弱的领域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三农”等方面倾斜，如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力度支持“三农”；促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困难问题的解决；支持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服务能力；增加公共教育的投入，为公民提供平等致富、公平竞争的机会等等。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9

从20多年的财政实践看，我国倚重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波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变化，原有政策惯性对历史路径的依赖开始受到冲击，政策所产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趋明显。必须抓住新时期财政发展的重要转机，进行财政政策目标层次、选择视野、运用艺术的积极调整和完善，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式”发展。

（一）财政政策目标层次需要提升，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潜力。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以来情况较为复杂、决策较为艰难的时期，经济运行中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不均衡、不和谐等因素潜伏的风险，将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使得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突破财政政策的现有目标层面并使之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成为抉择财政政策取向的关键所在。从长远发展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不能拘泥于平抑经济波动的短期效应层面，而应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注于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均衡性，通过大力支持研究与开发，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增加公共投资、增强适应开放经济的主动性，既提高社会发展的和谐水平，又改进经济发展的速率和效率。

（二）财政政策选择视野需要拓展，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

在当前财政政策实践中，政策选择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临时应急措施多，长期制度建设少；单一、僵化的措施使用多，多元、高效的工具集合少；原则与抽象概念多，可操作、有实效的内容少。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中多次运用政府主导型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破坏稳定的市场预期和社会和谐，导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关财政政策的选择多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又往往习惯于运用行政性的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因此，需要拓展财政政策选择视野，在改革中逐步丰富和发展财政政策手段，不断完善和创新其实现方式，在政策制定和操作上降低“随机性”而增强规则性、强调“协同性”而淡化“依赖性”、注重“丰富性”而避免“单调性”。

（三）财政政策运用艺术需要锤炼，以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既有成果。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机制僵滞、运转不灵的问题，这在政策措施的综合运用以及时机选择、力度把握等方面表现较突出，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轨道。有必要对财政政策运用艺术进一步锤炼。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须建立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运行机制，缩短决策时滞，改善并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和实施效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次数多、幅度小、时滞短、过程稳的模式，适时适度微调，不断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

（一）运用财税政策，驱动产业结构整合协调。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要求，进行倾斜性投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支柱型产业，支持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先增加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衰退产业加快退出的步伐。

2.强化财政投资导向，放大市场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应。财政通过贴息、加速折旧等方式，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扶持在行业和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有效竞争与规模经济的矛盾，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

3.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充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逐步扩大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征收的办法，实行统一征收，按比例分成，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重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产业的税收优惠调节多元化，注意运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信贷等间接优惠方式。对需要限制和压缩的产业增加税收抑制力度，通过加成征收、税收附加、征收消费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式，促使其转产或减产。

（二）整合财政政策资源，促进自主创新链条和谐演进。

1.对有利于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公共教育活动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尽快建立一个以客观变量为基础、纵横交错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框架；利用税收优惠、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财政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教育部门；利用有关财税政策激励企业采用更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投资方案。

2.实施有利于拓展技术自主创新空间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增加财政对科研的直接投入，使科技投入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同步；调整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结构，支持科研院所启动重大科研计划，强化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努力培养前沿优势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型创新；通过设立各类科研基金和落实专项经费，支持企业和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体系，支持高新技术园区与科研院所的融合共建，支持行业技术中心、中介组织等技术创新基础平台建设。

3.通过制定相应政府采购政策，放大科技自主创新的市场效应，保证研究创新链条的延续。对企业自主研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制定和实施优先购买的政府采购政策，利用政府采购的规模优势和政策导向功能，提高投资研发活动回报率，提升企业自身研发的成本补偿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创造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三）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1.改革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将目前矿业企业无偿和有偿取得的双轨制统一改为有偿，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机制，强制规定企业销售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矿山的环境恢复、生态补偿以及资源枯竭后的转产。同时，提高目前矿产资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税费标准。

2.建立一个明晰的污染治理机制。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责任，明确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责任。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研究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使企业从生产理念、工艺设计、产品设计上走循环之路。

3.继续调整并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支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包括企业利用“三废”等取得的收入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给予投资抵免税的优惠政策；控制资源产品的出口，降低乃至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

4.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设立清洁生产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清洁生产的规划、培训、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冶金、纺织等污染相对严重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建设。同时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标准制定、资源勘察和示范工程等。

（四）发挥财政政策功能，统筹区域经济和谐发展。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保障能力。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如增加扶助贫困人口、农民工转移培训、九年义务教育补助、社会保障费补助等方面的投入，并从项目立项、政策优惠、资金扶持上给予重点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环境，逐步增强其自我保障能力。

2.调整财政投资重点，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财政投融资应侧重于投向交通、通讯、能源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投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基础设施，以积累中西部地区竞争力；投向具有发展基础、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业链培育、技术创新和服务等等，以培养中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投向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支持经济转型，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增强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能力。

3.调整区域税收政策，减弱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趋势。逐步弱化以区域优惠为主的税收政策，清理直至取消对东部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量避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强化；实施熨平经济发展梯度的税收优惠政策，配合以财政贴息、注入资本金、风险投资、贷款担保等方式，对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经济扩张给予更多扶持，驱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合理公平的税费环境，避免市场封锁和资源竞争等区域摩擦，鼓励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发展。

4.调整转移支付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合并简化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以“因素法”为依据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中西部地区享有均衡的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省份之间或地域之间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实现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横向财政援助。

（五）完善财政政策手段，实现人民福祉和谐增进。

1.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机制。支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清理各类不合理的津贴和补贴，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建立特许经营权制度，征收特许经营权收入，将垄断收益纳入财政收入，有效调节因行业性质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健全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征收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落实增值税转型，完善资源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2.实行向民生倾斜的财政援助政策。本着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增进福利的基本目标，使财政支出向社会事业倾斜，特别是向当前十分薄弱的领域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三农”等方面倾斜，如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力度支持“三农”；促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困难问题的解决；支持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服务能力；增加公共教育的投入，为公民提供平等致富、公平竞争的机会等等。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10

关键词：环境经济政策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环境税收政策　环境收费政策

0　引言

目前，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命令控制型(Commnad&Contro1)环境政策。但是该政策的实施需要庞大的执行队伍和高额的执行成本。为了降低执行成本，同时获得理想的效果，许多国家在环境管理实践中，更注重运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因此形成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即“环境经济政策”。

环境经济政策具有两种基本功能——行为激励和资金配置。行为激励功能表现为通过经济手段，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外部不经济的环境费用内部化，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原有的经济刺激模式，纠正其破坏环境的行为。资金配置功能包括依据法律、行政授权，实现和聚敛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资金的重新分配及资金的使用。

1　当前环境经济政策的现状

1．1国际环境经济政策

当前，国际上较为常用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环境税收政策、环境收费政策、押金制度、市场建立等。

1．2我国环境经济政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环境保护事业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完善，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排污收费政策、投资鼓励政策、投资禁止和限制政策、财政和税收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政策、资源综合利用政策以及排污权交易、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试点等。

2　环境经济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虽然种类较多，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发挥显著效果的政策仍然有限。同时还缺乏一些重要政策，如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

2．1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是我国环境管理中最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以经济激励的手段，使排污者通过各项措施减少排污和遵守污染物排放标准。收费制度在促进国内企业治理污染和削减污染物排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排污收费的标准过低，激励作用有限

排污费的收费标准应当等于排污所造成的边际损害成本，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污染减排，并为企业治理污染提供经济激励。但在实践中，我国的排污收费水平一般都无法达到这个效益水平，甚至远远低于污染物的平均削减成本。以致丧失了排污费应有的政策功能。

(2)环境管理资金不足的问题

有效的环境管理必须建立在环境监测、监理监察、科研和教育培训的基础上。但在实践中，由于地方财政的原因，这使得一些地方的环保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2．2排污权交易

(1)排污总量的确定

构建排污权交易体系必须以实现污染总量控制为前提。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同时，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总量控制的尖锐矛盾，使得排污总量的确定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难点。

(2)排污权初始分配存在障碍

目前新建和已建污染企业之间排污权初始分配不平衡。已建的污染企业，排污总量指标分配是无偿的，新建企业的排放总量指标分配需有偿取得，这对于新建企业显得十分不公平。

(3)排污权交易市场不规范

我国乡镇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分布零散，但其造成的工业污染在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中占到或超过半数。但国内目前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这一基本国情就决定了我国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信息费用过高，环境保护部门监测与执行费用也会过高。

(4)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一些地方政府误认为限制排污就等于限制生产，出于对本地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默许一些企业偷偷增加排污量。这种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排污权交易市场不能有效运作。

3　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建议

(1)改革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收资标准

国务院《决定》为排污收费制度改革指出了方向。针对有关排污收费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该政策的实施效力，建议按照排污收费标准不低于污染直接治理成本的原则，重新调整排污收费标准，逐步使排污费真正能够满足治理和消除污染的要求，彻底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

(2)开征产品环境税，建立环境保护基金

借鉴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经验和我国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建议对于一些在生产或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危害较大的产品征收产品环境税，如高硫煤、一次性产品等。同时，应加快环境保护专项基金的建设，将征收的各种环境税统一纳人环境保护基金进行管理，并将其用于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及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等重点领域。

(3)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明确对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国家购买的责任，明确区域生态保护的收益地区应向保护生态的地区提供补偿的原则，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专项收费、区域之间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协议补偿等方式实施生态补偿。

(4)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试点

为了落实国务院《决定》提出的“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要求，必须大力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和试点。当前，最为紧迫的是要做好环境资源的实物量统计。没有实物量数据，价值量核算、绿色GDP核算都无从谈起。

(5)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国家应积极推动建立绿色采购制度，实施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推进绿色消费。对环境友好的生产行为等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在税收政策上要明确实施办法和操作程序，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

(6)建立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我国应建立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保总局的四项新政构建了新的环境经济体系。运用市场的力量来治理污染。从全面的环境治理来说，环保总局将联合相关部门以最快速度就绿色财税、绿色保险、绿色证券进行研究并出台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