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科学现象十篇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1

超越是对现实的超越。“审美即超越”，这意味着审美活动发生于超现实或非现实的世界里，必须摆脱现实世界，才有审美的到来。“超越”与“还原”，固然都含有“摆脱”的意思，问题在于摆脱什么，到哪里去？按照叶秀山的倾向，审美就是返回到生活世界，再也没有比生活世界更现实的世界了。美学的研究方法，除了现象学的“还原”，还有“非对象性的思维方法”。这仍然是在“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对照中揭示出来的。“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和本源，如果说“科学世界”是人为抽象出来的“客观世界”、“见物不见人”（借朱光潜语）的世界、概念的世界，那么“生活世界”则是人的世界、意向性的世界。“意向性”是现象学的重要术语，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现象学研究无非就是意向性研究。因此，一般说来，使用意向性理论的美学，方可称之为现象学美学。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把文学作品视为“纯意向性客体”，即是例证。尽管通读《美的哲学》，不见“意向性”这一术语，但“意向性”理论的要义——主客体的契合相关性、不可分割性，却始终被牢牢把握，着意强调。叶秀山指出：“物理、化学、生物学科，都以主客体理论上的分立为特点，将自己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客体’，或观察，或实验，以概念体系去把握其特征、规律，但‘美学’和‘哲学’则把自己的‘对象’作为一个‘活的世界’，即‘主体’是在‘客体’之中，而不是分立于客体之外来把握的。”（第5页）叶秀山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把这种研究方式称为“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生活世界”作为“前科学”的世界，首先意味着它是“前主客二分”的世界；“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世界”，又意味着是“主体在客体之中”的世界。审美或艺术发生于生活世界，这决定了美学的研究方法不可能是主客分立的经验科学方法，而只能是由现象学所揭橥或开显的“非对象性的思维方法”。至此，断定《美的哲学》中所体现的叶秀山美学属于现象学美学，已然不成问题。但这只是初步的归类。如同每个现象学家对现象学的理解都有所不同，现象学美学也有形形。英加登，海德格尔，杜夫海纳，这三大家的现象学美学均有各自的面目，不可一概而论。叶秀山把美学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得以将他的美学纳入现象学的语境。“生活世界”的概念是胡塞尔率先提出的，但在《美的哲学》中，叶秀山对这一概念却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象学美学。

真•善•美

“生活世界”是意义世界。准确地说，作为基础性、本源性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一切“意义”和“价值”的源头。自康德以来，便确立了真—善—美的价值三分法。康德把“真、善、美”三种价值分别追溯到“知、意、情”三种心灵能力。于是，美学历来被划入“美”的价值域，等于把整个价值世界切割出“美”的一块来作独立研究；审美和艺术历来被扎根于情感能力之上，似乎当真有一种纯粹的、片面的“情感的人”。康德的思路是“先分后合”：“真、善、美”的统一，才有完整的知识；“知、意、情”的统一，才有完整的人。前者在黑格尔美学中被充分化，后者在席勒美学中被明晰化。中国的实践美学延续了康德—席勒—黑格尔的美学研究范式，呼吁“劳动创造了美”，并把审美的根源归之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中尤其是情感的对象化。如此，审美的原则必然是主体性原则。但是，内在于现象学的视域，这种真、善、美的三分法显然太执着于科学性、知识性、概念性的区分，仍需加以还原。也就是说，必须回到本源性的“生活世界”中，美学研究才有可能呈现新的气象。叶秀山说道：在这个生活的世界中，真、善、美的经验，并不像后来那样分成了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制度性、学理性的分立学科，但它们之间所显现出来的联系和区分，却是基本的，我们就是要从这种基本的联系和区分中来研究、思考有关“美”和“审美”、“艺术”的基本特征，以便弄清何以人们能确定地说“××是美的”以及在说“美”时的真实“意谓”。（第7页）将“真、善、美”或“科学、宗教、艺术”之制度性、学理性的分立学科都加上括号，回到生活世界去讨论美、审美和艺术问题，这意味着使美学研究从“学科”返回到“问题”。就此而言，叶秀山的现象学美学颇有几分“前美学”的意味。学科固然基于问题而成立，不过学科一旦成立，就同时设定并限制了对问题的思考方式。我们知道，美学这一学科是依据主客分立的认识论模式、作为“感性认识”的科学而建立起来的，天然地携有认识论的基因。德国古典美学和中国实践美学都试图摆脱“审美是感性认识”的传统视角，然而未竟其功，依然透出浓郁的认识论色彩。现象学家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开启了“前美学”的艺术理解。《艺术作品的本源》的简短“后记”，可视为这种艺术哲学新思路的宣言。譬如，海德格尔呼吁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极力反对“美学把艺术作品当作一个对象，而且把它当作感知的对象，即广义上的感性知觉的对象。”[4]大体上，所谓“前美学的艺术理解”，有三个特点：1.力求摆脱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2.试图突破“真善美”的三足鼎立格局；3.从“学科”返回到“问题”。这就是所谓“返本以开新”。叶秀山的以下说法与海德格尔一脉相承：“现在成问题的是：在理论上研究哲学之前，人如何‘思’，如何‘想’？如何理解‘没有哲学’的‘思’？‘没有哲学’是指‘没有抽象概念系统’或‘不想建立一个抽象概念系统’、‘不是做学问’，不是‘做学问’而‘想’‘问题’，这正是日常人人都会、都能、都有资格而总是在做的事，因而是最基本的事。从这个意义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不是哲学家’的‘思’比‘哲学家’的‘思’更基本，‘不是艺术家’的‘诗’比‘艺术家’的‘诗’更基本。”（第29页）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前美学”的艺术之思比美学更基本，因为那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的事。“想问题”，乃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学科是死的，问题是活的；学科是知识论的，问题是存在论的。人有一个世界。人与世界的最基本的关系是“有”的关系，亦即“存在”的关系。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人首先“在世界之中存在”，与物、与人打交道，而后才认识这个世界。存在先于认识，生活先于思想。叶秀山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科学家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研究，他在做科研之前，就已经在生活着了，因而有着比科学研究更原始、更基本的生活经验。因此，本源性的生活世界并不是纯知识的世界，自然也不是纯情感的世界、纯意志的世界。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分析性的世界，而是一个“混杂”的、综合性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非知识和科学所能囊括。意义或价值固然可以区分为真、善、美等等方面，但那已是经过知识化、概念化的处理了。在生活世界里，真、善、美并不呈三国鼎立之势，壁垒森严，泾渭分明。“就生活的本源性的世界而言，真、善、美并无学科上、概念上的区分”（第13页），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可以把艺术作品视为真理的发生场所。叶秀山也说：“‘真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基本的经验世界’，自然地、天然地可以作为审美和艺术观。”“把‘真’世界显示出来，就是美。”（第35页）真、善、美三种价值或三种意义在生活世界里有着源始的同一性，无待于后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或某个自由的王国里将它们重新“统一”起来。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源始的同一性，那么所谓“真善美的统一”不过只是概念式的、思想性的抽象统一罢了。从而，所谓“真善美统一”、“知意情统一”的“完整的人”就仍然是概念的人，抽象的人，片面的人。反之，生活世界中的人，本来就是完整的人。回到生活世界，我们还发现，审美的原则并不是由康德所确立、由实践美学所发扬的主体性原则，而是生活世界的原则，是存在性的原则。叶秀山说：“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人”外加于“世界”的，不是在“世界”之“上”或之“内”，看出了一种非“世界”的、“精神”的（或叫“人的本质”的）“意义”被“对象化”了；“世界”的意义是“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是“世界”本身向人显现出来的。“万物静观皆自得”，这里的“静观”不是概念的、对象性的，而是审美的、非对象性的，但“自得”乃“万物”自身秉承自身的“德”（得）性，而不是见到了“人性”。花之红与花之美确实不同，但不必非将“花之美”比附于“美女”，或想象为“美女”之“对象化”。“花之美”就在“花之红”中，只是“花之红”只向“人”显现为“美”。“美”并非“人”“赠”与“世界”的某种“属性”，相反，“美”却是“世界”“赠”与“人”的一种“礼物”，只是“红粉赠佳人”，“宝剑赠烈士”，“美”只“赠与”配欣赏它的“人”。马克思说，音乐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毫无意义，音乐只对“知音”展现其意义。所以，审美的世界，是一个基本的经验的世界，是有知的、有教养的经验世界，但却与主体是不可完全分立的。（第34页）这段话尽管也运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其思路也落入实践美学之窠臼，事实上，它道出了现象学美学与实践美学（及德国古典美学）的根本区别。人在世界中，人生天地间，人在天覆地载之中。生活世界中有万物，有自然，它们本身自有的意义，无待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自然的人化”。只是，万物和自然的意义，仍需由人来“静观”、去“领悟”。这正是海德格尔的观点：惟有“此在”方能领悟存在。柳宗元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这话颇有现象学意味。王羲之有兰亭，柳宗元有永州。平淡无奇的永州小石潭，可以成为柳宗元的审美对象，那是由于柳宗元观出、悟出小石潭的意义。王羲之和柳宗元并没有“创造”兰亭和小石潭的美，只是发现、领悟了它们的美。“静观”和“领悟”都是“交往”的一种方式，正如“劳动”也是一种交往的方式。所谓“劳动创造了美”，在现象学的语境中，应当理解为通过劳动这种交往活动，使万物之美、自然之美得以呈现出来。例如，通过建筑这种“劳动”，使石头的支撑性、坚硬性充分地显现出来。

科学•艺术•宗教

生活世界中不仅有“自然”，而且有“社会”。生活世界是人的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我们不仅与物打交道，更与人相交往。按照新康德主义者如卡西尔的说法，人的世界也就是文化的世界或曰符号的世界。据此，我们在生活世界中与之打交道的“物”，也主要并非自然之物，而是文化之物。如亭台楼阁、钟鼎砖瓦、笔墨纸砚、锅碗瓢盆。因此叶秀山认为，应当把“文化”引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之中。早在写作《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之时，叶秀山就把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列为专章，置于胡塞尔之前。此举可谓相当突兀。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原本就蕴含着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强调须将新康德主义的符号世界加括号，才得以抵达生活世界。但是在《美的哲学》中，叶秀山主张扩展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将文化世界纳入其中。这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文化世界有两层：在新康德主义的文化世界或符号世界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性、原始性的文化世界；前者是自后者分化出去并加以制度化、学理化的，但是就像飘在高空的风筝，它们的线头系于生活世界之手。现象学回到本源性、原始性的世界，并不像古代道家那般回到“混沌世界”，也不像前几年中国的大部分“寻根文学”那般寻到“本能世界”。本源性的世界已然是文化的世界。生活世界中有着基本的文化形式。“基本文化形式”之所以“基本”，是由于它不离“基本的生活经验”，经验尚未被符号化、制度化、学理化。实际上，“基本生活经验”也就是“基本文化形式”。那么，基本生活经验是什么样的经验？简言之，就是交往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实际的、活生生的，既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例如，人与人的交往，不全是思想的、心灵的、精神的，而是同时包括了政治的、经济的、实践的等等，综合了身、心两方面的活动。生活世界之中的“人”，并不是笛卡尔式的纯精神性的“我思”。与笛卡尔哲学的另一个不同是，基本生活经验并不是“自我”的经验，生活世界也不是由“自我”建立起来的世界，基本的生活经验首先是与他人的交往的经验。“‘经验’首先是‘我’从‘他人’那里‘学’来的；‘经验’，是‘他人’‘教’‘我’的‘经验’。”（第56页）“我们生活的世界，首先是‘他人’的世界。”（第43页）生活世界是“我—你—他”的世界。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并且按照胡塞尔的倾向，主体间性的世界先于主体性的世界[5]。人呱呱坠地那一刻，便已处在他人的包围之中。在生活世界里，他人先于自我，并且他人往往是不能够“对象化”的。他人并不是另一个自我。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他人始终维持着“他在性”，始终是一个“谜”，始终对我保守着他的“秘密”。这是基本的生活经验。艺术守护着基本的生活经验。“将‘他人’‘对象化’，是一种概念的、科学的、定义的态度；将‘他人’‘绝对化’，则是一种神话的、宗教的、信仰的态度；而艺术、审美则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态度。人类的文化形态，包括了科学、宗教和艺术三种形态，而艺术则是最为综合、最为基本的一种形态。”（第62页）因此，我们必须沿着“我”与“他”关系的视角，在与科学、宗教的对照中凸显艺术的面目。《美的哲学》的第三部分就是专门做这工作的。科学的原则是主体性原则。康德把科学的主体性原则表述为“人为自然立法”。这里的“人”，显然不是小写的人，不是个别的和具体的我、你、他，而是大写的人，是“大我”。“大我”就是“普遍的我”。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2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思维向度

Abstract:Marx''''secologicalethics,elucidatedinEconomicsandPhilosophyManuscriptin1844,hasadoptedthedoublethinkingdimensionsandtheoreticalcontext:humanityorienteddialecticsandvaluecriticisminthelightofsocialethics.Hisecologicalethicsiscloselyrelatedtohisdefinitionofthenatureoflaborandhumanaswellashisexplorationofcommunism.InMarx''''sview,communismcannotonlychange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societyunderprivatepropertycondition,butalsochangethatbetweenhumanandnature.Onthisbasis,Marxfurtherexploredtheoperationofecologicalethicsfromtheperspectiveofmaterialproductionandindustrialpractice.

Keywords:youngMarx;ecologicalethics;thinkingdimension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给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其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多重思维向度。

一、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生成的背景与思维向度

《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和多重思维向度。其中蕴涵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的综合与多重思维向度的交织、碰撞，既包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又有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印记。

首先，马克思在阐发其生态伦理观的过程中，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一是马克思从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思维向度，揭示了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他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马克思在《手稿》的《异化劳动》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0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劳动消除的共产主义应当把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核心内容。二是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样工人所直接拥有的感觉就单一化、片面化、贫困化了。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把被私有财产片面化了的人的感觉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其次，马克思认为，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解放人、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都必须依赖劳动。因而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在理论的阐发中，马克思主要采用的是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话语。一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类本质出发，阐发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二是马克思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和动物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特性的比较中，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思想。他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生产的方面对人的本质与动物的本质作了以下精辟的分析与比较：“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他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从上述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劳动具有广义的伦理内涵：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生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同时人还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不仅包含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和伦理功能，而且也蕴涵了劳动的伦理价值。这成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内涵

首先，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揭示了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进而奠定了其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他认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上说来，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因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自然界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里，马克思不仅从意识与实践的视域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说明，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对待自然，因为自然既是人的“精神食粮”，又是“人的无机身体”，因此对待自然的态度便是对待人的态度。由此推论，若是践踏自然无异于践踏人的生命。因此，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尊重人及其生命。

其次，马克思从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视域，进一步阐述了其独特的生态伦理观。他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作出了以下的伦理推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再者，马克思不仅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和伦理（应是）话语，而且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其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

一是马克思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以上述的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然而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通运动的一部分，正象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心理学”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指认识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心理学（认识论）没有包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工业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科学。

二是马克思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继续以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论述了自然科学与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而，它“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首先，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他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2］128由此，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其次，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论证道：“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因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同一个说法。

三、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建构的启示

尽管马克思的《手稿》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多，但《手稿》中所阐发的科学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仍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作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对当代仍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和理论与实践价值。在当代，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实践的方面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人-自然-社会这一超大系统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们面对环境污染、化学废料和生态圈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的严峻事实，重温马克思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论述，很受启发。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曾指出：“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够不断地发现各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他用自然作手段来战胜自然；他的聪敏的理智使他能够以自然对象对抗威胁他的自然力量并使之失效，以此来保护和保持自己。然而实际上自然就其普遍性来讲是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控制的，它也不会屈从于人的目的。”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人-社会-自然的系统之中，并且把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22因而重新认识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并确认人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在推进这一系统协调运转的道德责任，将马克思描绘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图景变为现实是当代全球性重要的实践课题之一。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自然伦理观的论述，对于我们建立科学伦理规范体系、确立生态道德范畴和制定发展科学技术规划都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引导作用。就科学伦理规范体系而言，自然伦理观是其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为科学伦理学揭示，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人事之法天”到“人定胜天”的历程后，经过反思，现在正向着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在这一过程中，其关键就在于必须按照马克思在《手稿》所说的那样，“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此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正如马克思所推断的那样，“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即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

其次，在生态伦理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于科学迅猛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当代更有其深刻的人文意蕴与价值。在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异化的形式与当时的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功利性即“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以及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的单一性——求真密切相关。当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它更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潜能，因而在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上，必须注重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协同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必须由原来单一的求真型向求真、臻善和达美的三维型结构转化，从而形成以求真为动力、以臻善为目标、以达美为指向的三维价值目标体系使自然科学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为了实现当代科学的伦理价值目标，在理论层面上，必须处理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道：“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他还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科学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进而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当代生态伦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伦理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爱华.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67.

［4］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11.

［5］陈爱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向度［J］.学海,2006(3):143-149.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3

一般看来，生活世界只是胡塞尔通向超越论的现象学的一条通道而已，甚至有人认为与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同时展现的另一条通道——即通过对经验心理学的批判而进入超越论的现象学的通道——相比，生活世界只起到很有限的作用。[1]显然，这种认识并没有看到生活世界对胡塞尔超越论的现象学所具有的全部可能意义。生活世界使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得到新的转换和发展，先前的现象学诸理论在生活世界的新的描述中几乎都焕发出了胡塞尔在创立现象学之前那种梦寐的神采，并且通过对生活世界存在论系统的描述，胡塞尔进行了一项极富有价值的哲学建设——现象学类型学。

要想阐发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意义，一种力图从整体上对生活世界的出场、层次与特征等方面重新加以阐明，依然是首先需要完成的一项任务。

一、生活世界的出场、层次与特征

在《危机》中胡塞尔阐明了他引入生活世界的动机——“对实证科学的明显成就加以阐明的需要”，[2]在摆脱这种动机后，生活世界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实证科学包括纯数学和精密自然科学以及很多援引自然科学精密性典范的具体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哲学史的事实说明，近代哲学正是由于跟随着自然科学发展起来，才取得了对经院哲学的突破。所以，那些近代哲学家们要么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要么就把自然科学追求精确化、客观化的逻辑引入到自己的哲学研究中。可以说，实证科学已经取得了在各个领域的支配权。然而，正是实证科学的成就掩盖了它自身存在的缺陷，即它是一种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并以精确化和客观化作为其主导原则的科学。因此，实证科学恰恰使科学丧失了对生活的意义。要想阐明实证科学的成就与缺陷，把科学从纯粹的事实性科学层面提升出来面向生活，就必须突破实证科学的行程逻辑来进行。这样，胡塞尔引入了生活世界。一进入生活世界，胡塞尔发现自己的现象学正在被带入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新领域，他本人更需要来重新思考和理解他的现象学。无疑，胡塞尔对自己早先的现象学中存在的“笛卡尔式的”唯我论色彩是不满意的，虽然他引入了主体间性，并为之殚精竭虑，但终因缺少一个宽广的领域作基础而未获致良效。对生活世界的研究，给他的现象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日常生活世界和纯粹经验世界是生活世界的两个层次。日常生活世界是针对科学世界来说的第一层次的生活世界。作为前科学经验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世界是其上的构成物。纯粹经验世界是相对于日常生活世界而言的更原初层次的生活世界。虽然日常生活世界较科学世界具有预先给予性，但是它仍然带有某些知觉经验的特征，还要再进行一次悬搁来通向纯粹经验世界。纯粹经验世界是日常生活世界之前的纯粹直观的世界，它比日常生活世界更为根本，使世界本身的多样性和相对性得到最为彻底的澄清。因为在其中我们总是能始终一贯地指向生活世界的先验本质形式，并且通过主体的视角作自由地改变，可以“指向给予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它们的相关联的本质形式”。[2]（221）与日常生活世界相比，纯粹经验世界更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在这里才能完成生活世界存在论的任务。

生活世界具有非课题性、奠基性、直观性、主观性和历史性等五个基本特征，[3]但具体到日常生活世界和纯粹经验世界两个层次上，却有所不同。非课题性不是那种由前提预设驱动的逻辑行程中的课题性的探讨，而是课题性之外的一种普遍有效的描述。奠基性是指生活世界作为前科学的世界而具有基础性，日常生活世界为科学世界奠立基础，纯粹经验世界提供最终的（因而也是先在的、最初的）依据。但是这种依据不是逻辑行程中的逻辑开端，而是前逻辑的一种回溯，一切思想必须回溯到这里才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生活世界是直观的世界，是一个“原则上可直观东西之全域”，[2]（154）直观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意味着非抽象思维的、日常经验的、毫无困难的，在纯粹经验世界中则意味着经过超越论的悬搁达到的指向生活世界本质形式的纯粹直观。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观性是主观相对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生活世界会随着经验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对性。纯粹经验世界的主观则是主观绝对性，同样是经过超越论的悬搁才达到的绝对自明的必真性的规定。生活世界的历史性不是现实的社会历史性，而是指向现象学内在的、自由权能的变更。每一次变更都造就一个新的境域、新的地平线，在不同的地平线中，形成不同的世间的给予方式。所以生活世界是一种流动的境域、流动的地平线，地平线中又包含着更广阔的地平线。生活世界“以流动的经久的方式包含着我们的全部目标”。[2]（174）

二、生活世界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新境界

通过上述阐明，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世界已经把胡塞尔现象学带入了流动生发的自由境地，即超越论的现象学这个新型研究领域。同时，现象学的描述方法也进入到了更为有效的阶段。这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悬搁理论进展到超越论的悬搁阶段；主体间性被奠立在一个宽广的基础上，并发展为胡塞尔面向人生问题的现象学方案；意向性诸理论获得拓展和提升，与生活世界一起构建出生活世界存在论系统，即现象学类型学。

（一）生活世界与超越论的悬搁

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中最初发明的悬搁对现实的存在，诸如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有关存在的任何理论和课题化的东西等是不作任何判断的。但是起初的这次悬搁并没有追溯到原初自明的领域，因为“他没有认识到，在对关于实在一般论题进行悬搁时，在对世上一切对象进行括弧时，对世界本身的信念，对于先于每一种实体断定的世界之地平线—意向性的信念并没有被悬搁”。[4]从对生活世界层次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起初的这次悬搁只能进到生活世界的第一层次——日常生活世界。日 常生活世界仍带有明显的知觉经验的特征，还不是纯粹自明的领域，所以这次悬搁尚无法保证生活世界存在论任务的完成。要想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进入到纯粹经验世界层次，这就需要对这次悬搁作有意识的改变。这种有意识的改变就是再通过一次新的独特悬搁，即超越论的悬搁。

超越论的悬搁是对自然态度的彻底改变，即对科学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预先赋予人的一切有效性的彻底克制和转变。所以，超越论的悬搁是要把世界上一切对象连同对世界本身的信念一起消灭。在这种克制和转变式的消灭中，任何东西都已经不再可能，我们已经一无所求。显然，世界被我们消灭了，但我们却并不因此而浸入虚无，恰恰相反，我们进入到了某种持续不断的意指中。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世界，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纯粹经验世界——“纯粹并且仅仅作为这个世界的世界，并且是正如它在我们的意识生活中具有意义和存在的有效性，而且总是以新的形式获得这些意义和存在的有效性那样的世界。”[2]（179）通过超越论的悬搁，我们克制和排除了日常生活世界，将目光指向它的先验本质形式之中。也即是说，在经过超越论的悬搁之后，出现了两种现象：第一是“世界之消灭”，第二是“剩余之展现”。“消灭”的是日常生活世界，而“剩余”的不是别的，正是指纯粹经验世界这个现象学研究的新领域。

（二）生活世界与主体间性

胡塞尔在生活世界中重新描述了主体间性问题，即把主体间性扩展到通过意向性关联起来的主观间共同性之总体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一个主观相对的世界，因各个个别的主观而呈现出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它们彼此毫不相干，主观间共同性使每一个主观之间能够相互关联并相互修正。因为“主观性只有在主观共同性之中才是它所是的那个东西——即才是以构成的方式起作用的自我”。[2]（208）主观间共同性所涉及的不是个别的主观，而是主观的意向性总体之成就和通过这些成就结合起来的主观间共同的生活世界。事情本身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并不是孤立的，我们同时与其他人有联系，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自己来获得被设定的直观的世界，我以他者为前提，他者由其自身出发又有他者。总之，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观间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具有各自主观地相对设定的世界，这些主观相对设定的世界在相互关联和修正中意向性地统一于大家共同生活世界的持续不断的显现。所以，生活世界不是一种被各个具有相对性的主观分割开的众多领域，而是通过意向性的中介内在统一起来的主观间共同体的世界。正是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的意义之域，别的世界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这样，胡塞尔就通过把生活世界描述为主观间共同性的生活世界而将主体间性问题的探讨向前推进了。作这样的探讨，胡塞尔并不单单是想用它来解决理论问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他面向人生问题给出的现象学方案——即在意向性生活中个人人格理性与共同体人格理性共同实现和完善。

主观性必须在由意向性的中介内在关联起来的主观间共同性之中才是以构成方式起作用的自我，故而，这个主观性就不是指向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人的存在，它乃是人的人格存在。个人的人格生活的真正实现并不是一次性就得以生成的，它还需要从起初的那种具有偶然性、个别化的生活出发上升到普遍的自身沉思诸阶段，然后再上升到意识中自明的理念。只有在自明的理念中，我才能总是现实地具有世界，并且“将自身形成为真正的我，自由的、自律的我，这个真正的自由的自律的我力图实现它生而固有的理性，力图实现忠实于自己本身，能够作为理性-自我而始终与自己同一这样一种追求”。[2]（321）这种理性已经不能再允许自己下降到日常生活世界或科学世界，不能再允许自己被分作理论理性、实践理性或者审美理性来探讨自身，它已经不可能再有别的任何形态，而只能按照超越论的现象学原则对自身进行理解。于是，在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给出了他关于人的“定义”，即“人最终将自己理解为对他自己的人的存在负责的人：即他将自己理解为有责任过一种具有必真性的生活存在”。[2]（324）追求必真性生活就是个人的人格理性真正实现和完善，而个人的人格形成和完善是与共同体的人格形成和完善共同进行的。“个人的人格的理性必然只能作为共同体的人格的理性而达到越来越完满的实现，反过来，共同体的人格的理性也必然只能作为个人的人格的理性而达到越来越完满的实现。”[2]（321）　所以，真正的人便是一种过着意向性生活的人。意向性生活乃是对人们在世界上的持续的正常生活状态的打破和根本性的转变，在它之中生成的东西不是别的，也只能是人格理性本身，并且这种生成是一种永远的生成，而不是一次性的达到。这才是一种转变为朴素平淡的日常生活后的清醒的生活，在其中，我们总是会清醒地意识到：纯粹经验世界作为地平线的确焕发出了无限可能和勃勃生机，并且这种焕发并不是偶然的一两下，而是经常的普遍的必然的。

以生活世界为主题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对主体间性问题的新考察超越了有限世界，在胡塞尔看来，只有它才能真正地面向人生危机，面向无限可能的世界。

（三）生活世界与意向性

先期的意向性只构成意向相关对象，再由意向性连带出“自我”、“我思”、“我思对象”这些带有“笛卡尔式的”唯我论色彩的诸范畴。毫无疑问，胡塞尔的志向绝不是仅仅限于对简单的现象学材料进行分析借以达到一种为科学经验奠基的现象学。先期的这些描述仍然使他拘泥于传统哲学，没有走到确定无疑流动生发的自由境地，所以他才对这些思路不满意。要想使意向性得以延伸和拓展，并获得提升，必然就要进展到对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中，而这种分析只有进入到生活世界才是可能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生活世界问题其实是蕴含在胡塞尔的思路之内的。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生活世界问题在“胡塞尔研究现象学的最深层次——内在时间意识的自我构造显然是考虑到它的”。[4]（185）另一方面，生活世界要使它本身及其中的事物得到合法性 保证，又必须要与意向性关联起来。于是胡塞尔将两者对接起来，但对接并非是两者之间简单地相加，毋宁说是一种互相“发明”。生活世界使意向性摆脱掉孤立性，提升为总的指导标题；生活世界因意向性的内在关联而有效，从而成为总标题下的第一层次，即“成了第一个意向性的标题，成了追溯显现方式的多样性及其意向结构的指标，主导线索。”[2]（208）

胡塞尔首先把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切入到流动的历史的生活世界，然后再从历史的多样性的生活世界追溯到超越论的自我这个绝对自明的领域。一旦达到超越论的自我，就能给予现象学内在的、自由权能的变更，超越论的现象学因此也就能面向无限可能的世界。超越论的自我具有必真的不变项，它指向生活世界先验的本质形式；同时超越论的自我又可以借助于自己固有的时间化特征来延续和构成自己，形成生活世界的历史性。这样，生活世界就成为一种具有不变结构的变项：它的不变结构即是存在于所有相对的、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中那种先验本质结构形式；它的变项，与现实历史世界的诸种联系已经被消除，指向只由思想上可能的东西构成的生活世界，因此才总能随意重复这个世界不变结构的自明性。这种随意的变更即是来自于超越论的自我这一自明领域的内在的、自由权能的变更，它“将不变项作为统一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原初自明的东西，能够以明确的语言确定的东西，作为总是被包含在流动的、生动的地平线中的本质，一再的表明出来。”[2]（454）事实上，当我们进入超越论的领域以后，只须将目光指向自明性，并根据它来自由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就可以了，而不必每次都从头经过超越论的悬搁来达到自明性。流动的历史的生活世界总是包含着这种先验的自明结构形式，因为只有这种自明性才能保证它的有效性，从而成为意向性总标题下的第一意向性标题。这样，意向性在生活世界这里就获得一种新的提升，并与生活世界一起构建出生活世界的存在论体系。这个体系是以意向性作为总标题、生活世界作为主导线索的一种主观性的“极的系统”，即现象学类型学。

三、生活世界存在论系统：现象学类型学

胡塞尔认为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哲学建设，而且是关于哲学自身的唯一真正建设。[2]（536）实质上，超越论的现象学是在生活世界的研究中得以创建的，而生活世界研究的成果正是建立了一种生活世界存在论系统，这种体系就是现象学类型学。所以，不是别的，正是现象学类型学展露出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整体风貌和生活世界的谜底。惜乎，这一点还没有的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关于现象学类型学，有一种观点认为胡塞尔是“首先，提出一个包罗万象的生活世界概念；而后，利用现象学还原将其世俗内容逐项排除，突出先验自我，再以先验自我为立足点，推导出一个包括各种世俗经验的和历史因素的世界整体，从而形成生活世界的存在论体系。”[5]这种理解关注到了现象学类型学，并对其基本理路作了探讨。然而，这种探讨却失于笼统，没有深入地探究生活世界所取得的实质意义，所以无法把胡塞尔与笛卡尔区分开来，实质上这仍是把胡塞尔现象学类型学看成对笛卡尔主体哲学的一种照搬。虽然胡塞尔的现象学来源于笛卡尔，但他的现象学与笛卡尔的主体哲学有本质不同，所以不能笼统地作这样的理解，必须将二者进行仔细分析。

从总体上看：第一，现象学类型学的自我不是笛卡尔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是预先设定的；第二，因为自我并不是预设的，所以它本身根本没有在课题性探讨中的那种逻辑行程，也就不能“推导”，它是一种纯粹意识中的自由变更与意指；第三，自我不能“推导”，所以更不能“推导出什么”，“一个包括各种世俗经验和历史因素的世界整体”不是推导出的，而是在纯粹意识中转换了的生活世界，这种转换因指向生活世界给予方式的具体性和多样性而具有世界整体性。

具体而言，胡塞尔在根本上已经转换了笛卡尔“自我-我思-所思”，即他把主观的“极的系统”分为“自我极”、“在综合地结合之中显现的主观的东西”和“对象极”。“自我极”则经过持续的悬搁之后重新将包括经验、判断等等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它自身之中的纯粹经验领域。其中最一般的东西是自我所固有的时间化，自我在它的时间样式中构成自己，成为有延续性的自我。这里的自我已经不是笛卡尔那样的一个知性实体或形而上学主体的预设自我。说笛卡尔的自我是预先设定的，是因为他的自我从表面上来看，的确是经过悬搁之后才得到的一种客观的东西，然而笛卡尔的悬搁并没有认真进行并且一直持续下去，只是决心要做而已。所以，自我不过是“事先抽去纯粹物体后的剩余物”，[2]（100）它依然是被预先设定的。胡塞尔的“自我极”不是世界的残留物，而是将世界的全部有效性放到括号之中的绝对必真的规定，它使事物的各种特性包括存在方式和在知觉中原初显现的一切东西都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并通过自由的变更和意指，连续地作为持续存在着的东西而发挥功能。自我作为纯粹经验具有绝对的唯一性，处于一切构成的中心地位，是一切地平线的地平线。通过自我指向的世界及其中的事物就是在“综合地结合之中显现的主观的东西”；“对象极”指被诸多样式的显现包含在自身之中的“存在者”，这种包含并不是真实的，而是意向的。由此可见，胡塞尔的“极的系统”没有现象与本质的两行，没有二元上的分立，只有一。这个一即是现象学类型学，它是在向对一切构成最终起作用的超越论的自我的还原中，通过生活世界追溯显现方式的多样性及其意向结构的过程中，即当生活世界成为第一个意向性的标题时指示出来的。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4

   【内容提要】本文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提出生活世界具有主体性特征和人性化特征。通过考察胡塞尔的科学学说及其对“科学危机”的提出和解决，作者认为重视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想。面对当代的技术危机和生活危机，作者从维护生活世界的角度提出了几点看法。 

     【正文】近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近现代社会具有“生活－科学－技术－生活”这样一个巨大的双向动态循环结构。这一结构承继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而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近现代的社会运转中日益凸显并逐步取得规范社会发展走向的支配地位。在这一开放的循环圈中，生活既是科学与技术的发源地，又是其归宿。这一循环保持动态平衡已成为近现代社会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这一循环的内部失衡往往导致近现代社会特有的危机：科学危机、技术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在千年交替之际，人类社会再次步入大变革时代，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重塑着社会结构。反思生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代都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 

     

1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概念最先由胡塞尔提出。胡塞尔设置了三条通往其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分别是心理学的道路，笛卡尔的道路和经由生活世界的道路。可以说，生活世界学说的提出是其先验哲学体系自身完善的需要，即以生活世界为起点最终走向先验的绝对意识。但是，不可否认，生活世界学说的提出也是他出于浓烈的现实关怀而作出的对当时欧洲科学危机的回应。他企图通过返回生活世界而找回科学的意义基础，以此来解救欧洲的科学危机、文化危机和人性危机。 

     胡塞尔未曾给出过“生活世界”的确切定义，为此我们只能通过考察他对这一概念在各处的运用来把握其内涵。在这方面，张庆熊先生和倪梁康先生各自作出了有益的归纳。 

     张庆熊先生认为胡塞尔是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概念的。(1)“狭义的生活世界概念”，“它指日常的、知觉给予的世界”。(2)“作为特殊的世界的生活世界概念”，“人们各自的实践活动的地平圈是人们各自特殊的生活世界”。(3)“广义的生活世界概念，指生活世界统一各个特殊的世界”。[1] 

     倪梁康先生对“生活世界”的定义是，“在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我们个人或各个社会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他归纳出生活世界的四个特征：(1)“生活世界是一个非课题性的世界”，我们把它的存在“看作是一个不言而明的前提，不把它当作课题来探讨。”(2)它是一个“奠基性的世界”，“客观科学的态度”和“哲学的反思态度”都奠基于“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之中。(3)“它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4)“它是一个直观的世界”。[2] 

     下面我们将借助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为着我们的目的对人们的日常存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挖掘。在此，我们尝试把生活世界定义为日常生活世界。众所周知，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过着一种社会生活。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条件是其进行社会生活的生物性基础；同时，人的自然存在、自然需求及其满足都被打上了社会的和文化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的日常生活中区分出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层面。日常生活的自然层面是指人作为一个进行着感知的生物性个体的存在和活动；而日常生活的社会层面则是指人作为一个感受着和实践着的社会成员的存在和活动。日常生活的自然层面构成社会层面的地基，并对后者发挥着潜在的制约作用；社会层面位于自然层面之上，并将后者融入自身之中。不言而喻，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区分是人为的，下文将证明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的分析和讨论而言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从自然层面来看，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知觉给予的、直观的世界，是一个依存于我们的五官感觉的、具有形、色、声的世界。这个物体世界在空间上是三维的，在时间上是一维的。正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生命活动得以进行。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与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物体相类似的自然存在物，把我们的心灵和意识视为这个世界内部的一个领域。虽然这个世界内的事物对我们显示为流变的，但我们仍能够断定它是一个内部由因果性联系的统一整体，是一个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无限的整体。胡塞尔把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态度称为自然态度，把这种图景称为自然主义世界图景。[3] 

     若我们转换视角，从社会层面看日常生活，即把日常生活从其自然世界的背景中取出而置入其社会的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则日常生活将呈现出一番迥然不同的面貌。我们将会看到，知觉给予的世界被社会化的内容所充实。日常生活总是在知觉直观的世界中由社会化了的人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条件（包括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为日常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而文化条件（包括传统、习俗、道德、观念）则为日常生活提供了行为规范；历史的、具体的日常生活正是在由社会基础和文化规范所结成的背景框架中进行的。 

     顺着上述两个层面深入分析下去，我们将发现，无论是生活世界的自然层面还是其社会层面都指示着生活世界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所具有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即(1)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的世界；(2)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性化了的世界。下面我们对生活世界的这两种特征依次进行讨论。 

     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的世界，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首先从自然层面来看，个人作为一个心物统一体，是其知觉世界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本身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的人的身体的存有方式是与这个世界相适应的”。[4]随着身体的活动和移动，知觉世界内物体的外观将随之改变，知觉世界的内容也将发生改变。从社会层面来看，个人作为意志主体、情感主体和理性主体，在生活中追求着需求的满足和理想的实现。随着个人生活活动领域和交往对象的改变，随着其活动范围的扩大，个人生活世界的面貌将发生变化，其生活世界的“地平圈”(horizion)也将得以拓展。日常生活构成个人关注的直接对象和首要对象，我们对更大范围的世界的兴趣和了解是以我们的个人生活世界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 

     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性化了的世界。在自然生活中，我们并不是把自然界仅仅看作一个冷冰冰的物体世界，而是以一种人格化的态度将其视为我们的生命活动得以在其间进行的亲切的“周围世界”。这个“周围世界”虽然具有一定的流变性，但从整体上来讲，它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和有效的世界。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以人格化的态度同他人交往，生活中充满了喜、怒、哀、乐。被我们时时体验到的社会环境也提供了我们安居乐业所需的稳定性，构成为我们日常栖居的场所。总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我们将我们的人格外化于对象之中，使一切事物都笼上了一种人性化色彩，使它们笼罩在人性的氛围之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主体性征和人性化特征乃是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考虑到生活世界与人之存在的密切关联，可以说这个特征同时也揭示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如若生活世界的这两个特征遭到削弱和破坏，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人自身的存在。 

     

2　科学世界 

     科学是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抽象的过程。胡塞尔认为，它“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使物成为纯粹的物体。”[5]我们认为科学世界由科学活动、科学理论和科学所描画的世界图景构成。在胡塞尔看来，科学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图景：真正的世界是数学化和理念化的自然，是一个自在的物体世界。它受严格的因果规律支配，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公式和物理公式来规定它和说明它。 

     科学最初从生活世界中产生，最终达到一种科学的世界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通过考察胡塞尔关于对科学所作的散乱论述，笔者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主要的三种。 

     首先是生活世界的直观自然向数学化自然的转变。胡塞尔认为对自然进行数学化的始作俑者是伽利略，他把传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运用于物理现象，首先对自然物的形状进行几何化和直接的数学化，继而通过物体的性质与形状之间的联系，对自然物的物理性质进行间接的数学化。这样伽利略便得到了一个数学化的自然。“整个自然被当作一个具体的因果世界，并成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数学的对象”，[6]成为一个可以通过公式来把握和解释的对象。 

     其次是生活世界的不精确性向科学世界的精确性的转变。生活世界（就其自然层面而言）的基元是自然物（感知物），而科学世界的基础是物理物。自然物是知觉对象，物理物（如刚体、电子）是理智对象。物理物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抽象和更加精确的规定，是寻求以因果方式来说明自然的科学的基础。 

     胡塞尔认为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就已经直觉到世界是一个由因果性样式联系的整体。我们作出预言并对世界存在一定程度的适应和支配，但这个世界还仅仅是一个“大致有规律的和充满着无穷偶然事件的系统”。[7]而在科学世界中，世界是一个“始终由绝对严格的法则制约的自然”。[8]科学思维取代了盲目思维。我们通过把握严格的因果性法则预见现象，“预先算计到周围事物的可能的反应并以自然的方式来支配它们。”[9] 

     再次，可感知的、离主体近的生活世界转向不可感知的、离主体远的科学世界。生活世界中可直观的事物是科学的出发点，而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理论构造，它的对应物不能直接进入知觉领域。物理学家的经验是我们关于物的常规经验的深化，物理世界超出了一般的感性领域，而达到了一个比知觉水平更深的层次并构成着一个更加深层的统一体。<#10#> 

     经验的生活世界本质地具有主观相对性，因此，胡塞尔认为对于科学而言即使在现实中作为事实被直观地给予的东西，也还缺乏“客观性”。只有通过一义性的规定可感知感性的周围世界，才能克服主观解释的相对性，实现主体实际意义上的“客观性”。然而，当人们谈论“客观性”的时候，往往“不考虑经验这种客观性，认识这种客观性和实际地、具体地造就这种客观性的主观性”。[11]因此，我们认为对生活世界进行客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远离生活世界主体的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非人性化处理的过程。 

     必须承认，胡塞尔对科学的认识是深刻的和富有创见的。但是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我们与他是有分歧的，这就是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在他看来，科学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际体，即科学在诸多主体间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我们认为，虽然就科学作为人类的一项集体事业而言，科学的客观性的确立必然是一种主体际性的活动的结果，科学的客观性必然以主体际性为前提和中介，但是科学的客观性的含义并不仅在于此。我们承认科学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它内含着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因素，但我们同时认为科学真理透过其人化的表达形式，反映着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在事物。 

     

3　科学危机 

     我们认为从科学诞生之日起（甚至早在科学从生活世界中产生的过程中），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活跃的互动关系。生活世界作为科学世界的诞生地和原初动机，始终对科学世界发挥着规范和制约作用；而科学世界一旦诞生，就立即像一切获得了自身独立性的事物一样，对其“母体”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深刻地改变着生活世界。科学危机的实质乃在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危机。 

     一切理论的兴趣都来源于实践的兴趣。生活活动的需要导致和引导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例如，几何学就是在土地测量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充满意义的活动，然而在对生活世界中的直观事物进行几何化和数学化的过程中，实际的意义被掩盖起来。科学方法与程序的技艺化（技术化）“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必然的过程”，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技术思想中的迷失，导致了科学符号操作的表面意义与本来意义的分离，使科学活动沦为一种与棋类活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游戏活动，使科学方法变成一种“通过计算的技艺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12]胡塞尔因此称伽利略“即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13]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和物理学的自然，却掩盖了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感性直观的自然，掩盖了“理论的本来的、原始——真正的意义”。[14]毋庸置疑，这种科学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意义基础的失落将导致科学的意义危机。 

     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原初明证性的王国”，它作为科学世界的“证明的源泉在起作用”[15]。生活世界中的经验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相对性，但它们仍然“是一切客观知识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理论归根到底起源于最初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质朴的和直接的观察。我们在构造科学世界的过程中不能把直观事物予以排除，因为感觉世界是科学的起点，我们一旦排除它，就等于排除了科学世界所赖以依存的基础。“原则上不可知觉的”、“不可经验到其存在的”科学世界最终要返回到经验的生活世界中接受主体的检验和证实。因此，如果把直观的生活世界视为完全主观的，进而贬低生活世界和日常经验的地位，贬低“科学以外的涉及日常存有的真理的意义”，[16]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科学世界自身。这种态度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引发了科学的基础危机。 

     对于胡塞尔而言，科学危机的又一种表现是科学的价值危机。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一个力图放弃评价以保持价值中立的世界。经验自然科学寻求的只是事实，“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7]尽管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自然的控制以及社会的繁荣，“但是就我们的深层需要来说，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18]生活世界的价值需求与科学世界的价值无涉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紧张关系，这促使我们去怀疑、去反思科学的价值问题。 

     我们已经把胡塞尔所谓的科学危机归纳和细分为三种危机，即科学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面对危机，胡塞尔采取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走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在生活世界中，胡塞尔发现科学的意义是由生活主体的实践赋予的，而科学的基础则是由主体的实践经验提供的。于是，通过把“本身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义形成的，前于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19]他就解决了科学的意义问题和基础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既把自身设定为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20]同时又自许为“第一哲学”。这种哲学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有，把认识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诉诸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在先验意识中的地位进行恰当的说明，以及通过诉诸哲学理性来回答生活的意义问题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指引，胡塞认为我们最终能够克服科学的价值危机。 

     显然，胡塞尔并非从正面入手解决科学的价值危机，即并非使科学本身承担起回答生活价值问题的任务，而是把自然科学视为一种普遍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普遍科学（即“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将为一切价值问题提供理性的答案[21]。可见，他解决科学危机的途径乃是用理性哲学来弥补科学在价值问题上的无能。 

     通过考察胡塞尔对科学危机的解决，我们接触到了他的一个富有启示的思想，这就是要抬高生活世界的地位，将其视为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实在的世界”，视为一切意义的源泉和一切活动得以产生的母体。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突出人和人的日常存在，重视人的比较全面的需要。 

     

4　技术危机与生活世界危机 

     科学危机，尽管是就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而言，仍然属于科学一方，与此相对的、属于生活世界一方的是生活世界危机。生活世界危机必然是科学——经由技术的物质力量——对生活世界施加现实反作用的结果。从科学到生活世界，中间经过了技术的中介；同样，从科学危机到生活世界危机，其间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技术危机。就笔者的见闻所及，胡塞尔未曾谈论过技术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若比附于科学危机的话，技术危机或许应该包括技术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但技术危机作为一个被广为谈论的话题，它在当代具有其特定的含义。我们认为技术危机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而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一系列困境与难题。胡塞尔很少谈论技术危机，这恐怕是由于在他那个时代技术应用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的缘故。近数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广泛应用，科技造福人类的丰功伟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与此同时，技术应用的恶劣的负面效应也是触目惊心的。这使得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得不郑重地反思来自技术的危机。 

     我们把技术应用造成的问题粗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技术应用给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和整体发展所带来的难题。众所周知，这一类问题包括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近年来兴起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就是人们为认识和解决这一类问题所进行的努力。第二类问题是指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的内部环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构成生活世界危机。本文所要着重分析和讨论的正是这种危机。 

     技术应用（或社会的技术化）造成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就其积极方面而言，人在通过技术手段拓展周围世界的同时，扩展了自身的主体性，增强了控制世界的能力和驾驭自己命运的力量，在物化世界中实现了自身。就社会本身而言，技术改变着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分工与经济结构，并将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从文化方面来讲，技术应用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改变人们的既有观念，重塑社会价值系统并促动社会行为规范的转换。技术在大尺度范围内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虽然是持久的，但毕竟是间接的，它的最直接和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表现在小尺度的生活世界中，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绝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技术对生活世界的作用全是消极的，必然细致分析技术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和在什么程度上对生活世界造成了损害。我们认为生活世界危机的实质在于社会的技术化破坏了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即损害了生活世界作为主体世界的人性化世界所拥有的特征。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技术具有某种非主体化与非人性化色彩。这表现在技术设计偏重于追求效率与功能，不惜把人纳入技术系统自身之中，使其成为系统运转的一个环节（如生产流水线），从而把人置于从属地位。即便是作为现代技术之代表的计算机技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比如它只能允许用户在预先设定的有限的功能菜单中进行选择，从而使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在机器面前的被动地位。技术应用削弱人之主体性地位的另一种表现在于，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被连接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然而与此同时，人却没有相应地越变越“大”。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和万象纷纭的世界，更多的人感到像是处身于一部已发动起来的庞大的世界机器中，而自己越活越“小”。技术化同样消解着生活世界的人性化特征。以通讯技术为例，它虽然扩大了人际交往的空间，但这种以技术为媒介的方式增加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间接交流，人所直接面对的只是技术器具，面对面的、生动的和全方位的交流本是生活世界人性化的一项基本要求，现在却被生活的技术化所抹煞。 

     既然生活世界的危机源自技术化对它的损伤，那么危机的解救之道自然存在于对生活世界的重塑与维护之中。要维护生活世界，首先就要辨识出生活世界的核心部分，正是这些部分构成了生活世界主体化和人性化的根源，构成了任何技术化都既不能替代又不能抹煞的永恒之物。我们认为这种永恒之物就是人的生命存在。 

     人既是一种身体的存在，又是一种心理的存在。人的身体存在规定着人的存在和生活。比如，技术能改变人之衣、食、住、行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却不能改变衣、食、住、行这种需要本身，并且技术本身也产生于这种需要。人的身体存在于构成一切活动的基础，它作为活动的承担者起着制约作用。因此技术应以人的身体存在为中心，接受身体存在对于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以及对技术应用的限制作用。从心理层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以自我身体认同为基点的独立的社会心理主体。他的意识生活的中心是其个人存在。自我注视与自我关注是他与人交往和在其环境中开展活动的起点，并使他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主体性要求。这包括要求有一个稳定、有序和人性化的环境，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技术环境。而在当今技术的现实应用中普遍存在的却是技术对人的强制现象，这导致了对人身心正常需求的压制和扭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异化并引发了生活世界的危机。 

     技术应用带来的问题只能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纠正和解决，但这种发展不是放任技术漫无目的地发展，而是必须将其置于严格的价值规范下。如果说为了消除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必须发展节能技术（或新能源技术）、绿色技术（环保技术）和生态技术，那么若要解决生活技术化造成的主体性和人性的丧失问题，就必须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技术，进行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生产。以人为中心是指在设计和应用技术时要顾及到人的身心双重需要，力求使技术适合人的身体存在并满足人的心理需求，从而避免强迫人去适应技术，避免技术变成一种对人的专制力量。 

     在这方面，计算机技术的最新进展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自从计算机发明以来，传统的信息处理环境是以计算机为主体的，是人围着计算机转的，人不得不去‘凑合’当时的计算机所能提供的条件”。[22]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步使计算机的功能更接近人的思维规律，更缩小人与计算机之间的隔阂。灵境(virtual reality vr技术（或译为模拟现实技术）将促进从“机器是主体”向“人是主体”和“机器围着人转”的转变。它将“使原来只善长于处理数字化的单维信息的计算机也善于处理适人化的多维信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人机环境，人不仅能从外部去观察信息处理的结果，而且能通过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形体、手势或口令，参与到信息处理的环境中去，从而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23]。钱学森同志认为“灵境技术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项技术革命。它将引发一系列震憾全世界的变革，一定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件大事。”[24]另一方面，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不仅具有支持人机交互的能力，还能支持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它将把计算机引入到群体协同工作的环境中，以计算机为中介来帮助人与人的协作。高效的人与人交互界面将是一个多媒体的界面，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借助文字、语音和图象等媒介进行比较全面的交流。[25] 

     我们相信，随着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人必将寻回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并恢复先前弥漫于生活世界的人性氛围。技术时代的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26]我们应该认识到日常生活世界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实在和真实的世界，是一切意义的源泉，是一切工具性活动的最终价值指向。一切技术都应维护和强化生活世界的主体性和人性化特征，从而维护我们生命栖居的永恒的家园。 

 【参考文献】 

     1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p119-120。 

     2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p131-132。 

     3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380。 

     4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0。 

     5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71。 

     6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44。 

     7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8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9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10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411-p415。 

     11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116。 

     12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57。 

     13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3。 

     14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3。 

     15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p135。 

     16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4。 

     17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5。 

     18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494。 

     19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70。 

     20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和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p63。 

     21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和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p106。 

     22汪成为：《灵境技术与人机和谐仿真环境》，《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7年第一期。 

     23汪成为：《灵境技术与人机和谐仿真环境》，《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7年第一期。 

     24王寿云、汪成为等著，《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p191。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5

【英文摘要】Science''''sessencewassetupattheearlystageofscienceactivities,thismetaphysicalessenceistherationalprerequisiteforthedevelopmentofscience.Essence''''ssettingupinsciencehasahistoricalchange,meanwhile,thischangeindicatesthattheexplorationforthismetaphysicalessenceencountersdifficulty.Butphenomenologyprovidesthepossibilityforovercomingthisdifficultyandreinterpretingscience''''sessence.

【关键词】科学/形上本质/历史性变化/困境/现象学/超越

science/metaphysicalessence/historicalchange/difficulty/phenomenology/transcendence

【正文】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理性精神与科学方法的确立，科学显赫的社会功效日益得到彰显，现代科技正在空前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自古希腊科学始，被设定的科学本质被人们崇为神明，许多形上的因素被注入了科学的本质之中。然而，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和人类认识的不断拓展，科学的形上本质及其设定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看待与评价科学的形上本质，是科学哲学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众多的维度与视域中，现象学为人们重新对待科学及其形上本质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并为人类走出科学的形上本质的困境奠定了基础。

一、科学本质的设定及其历史性变化

科学本质的设定是人们开始对自然的认识和从事科研活动的形上冲动，它是科学发展的强劲而持久的动力。这种形上冲动作为前提，由来已久。这种预设的本质前提时常不被提起，因为它太“自然而然”了。追溯科学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本质设定及其历史性变化，无疑是理解科学及其形上本质的重要基础。

（一）古希腊：科学追溯本原

1.诸神作为规定性

原始人类的神话自然观，基于自然界各种现象的人格化，以神灵的故事和传说，表达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看法。神话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一体化，人在自然之中，而不在自然之外。同时，自然作为人格的存在是有意志的，天地万物，均有灵性。神话自然观的核心是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的观念，世界各民族均经历了这一阶段，概莫能外。古希腊是科学思想与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在古希腊早期，希腊神话的人神相异同构和完备的诸神谱系是近代科学对象性与逻辑性的雏型。神话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和逻辑，神话思维的特殊性表现在其明显的象征性，它是原始类比逻辑的基础。神话自然观对科学思想具有支配性的作用，诸神作为规定性，决定着自然现象的解释。自然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另一主体。那时，尚未形成主客体的设立与被设立之关联。

2.元素与原子作为万物之始基

古希腊科学思想的形成受到了神话自然观的规定，同时也受其局限。古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地与神话自然观相分离的过程。以后，人们开始把自然设定为对象，探求自然的始基(arche)。始基在古希腊原意为开始、发端、起源，后来逐渐演化为原则和根据。基于此，古希腊力图去寻找宇宙之秩序。这集中地体现在元素论者和原子论者的思想之中，其核心在于把宏观层面上的可观察性质还原为更基本的微观层面上的量变。一般的看法是，在各种自然现象中，存在着不变的实体，即某种原初物质。在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那里，万物的始基是水。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始基是“无定形者。”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认为这种始基是“火”。恩培多克勒认为万物的始基是土、水、气、火等四种基本元素，这表明认识已开始从一元论转向多元论。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把元素论发展成了原子论，设定原子这种不可再分的终极单位为始基，原子是永恒的与不灭的。

3.事物的本性是数

毕达哥拉斯学派与先前的学派不同，开始从抽象的数及其和谐来探求万特之本原问题，在他们看来，一切事物都有量的属性，都可以计数。作为本性，数揭示了万物普遍具有量的规定性，这表明从数去解释万物的一种努力。他们的纲领是，数是万物的本原。“因此，在他们看来，数是某种本质上不同于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或者阿那克西米尼的气的东西；它是某种与物质相对立，并且，虽然与物质密切联系着但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某种限定物质并给物质以形式的东西。”[1](P37)这种自然观把数与事物分开，使之成为独立于事物并先于事物而存在的东西，加以绝对化与神秘化。宇宙的秩序是由数及其比例关系决定的。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关于数的思想对近现代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近代以来，一个知识门类只有发展到了揭示和把握了对象的量的规定性与关联性时，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科学。

4.作为最后根据的目的论

这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一种重要观点。目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因素，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特征。目的论自然观把这种目的性推广到自然界，认为自然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服从于某种目的。苏格拉底提出了神学目的论，认为自然和人都是由神安排的，神赋予了人体各部分功能和心灵，人就是要通过认识到自己心灵进而认识神的伟大。柏拉图的理念体系是一个目的论的体系，认为最高的理念是善的理念，灵魂、精神事物按等级有序地达到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等四因说把自然看成以自身目的为目的，他持内在目的论观点。他在生物学领域里，贯彻了内在目的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自然具有内在目的。自然的一切创造物都是目的性的。“然而，在亚氏的生物宇宙中，超自然的神并没有任何地位。生物的一切合目的性的结构、机能、程序和行为都是自然内部机制作用的结果。”[2](P18)古希腊目的论对中世纪神学目的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世纪：神学作为科学的规定

在欧洲中世纪，神学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成为它的一个科目，人们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禁锢，哲学和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经院哲学把神学限于体系化和研究启示的真理，哲学经由基督教的“教父哲学”成为经院哲学。奥古斯丁用“神创论”来解释自然，并用之代替其它自然哲学。科学思想的发展受到了神学与的规定。人们普遍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秩序和美，上帝作为科学的规定性，决定了科学的思想及其阐释。“而《圣经》则把所有的事件，不论其多么无足轻重，都直接归于上帝。自然事物不过是上帝的工具而已，自然秩序的建立不是依据其内在的逻辑，而是依赖于上帝对他的创造物的关注。”[3](P20-21)在宇宙观方面，人们普遍坚信地心说的思想，这是受制于神学目的论的。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既是对的传承，也是一种修正，因此这种感情不再设定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涉宇宙的和谐秩序与规律。

（三）近代：实体、客观本质与严格决定论

从近代起，科学步入了科学方法论的自觉时期。古典归纳主义主要代表弗·培根的代表作《新工具》集中体现了他的方法论思想。他力主逐级归纳上升的科学程序，企图通过排除法和“发现表”去发现事实间本质的相关。笛卡儿也相信科学知识的确实性，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类似于金字塔的东西，最低层是关于经验事实的东西，顶端则是一般原理。笛卡儿力图为十七世纪的新科学提供一个总的哲学框架，主张操守理性原则，从而为人类开辟出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笛卡儿认为，在自然界中，物质是唯一的实体，物质的微粒是广袤而无思想的实体。近代以来的实体原则，设定自然现象存在着与主体无涉的，通过理性才能认识的客观本质，“而与近代科学有关的实体原则是由泰勒斯开创、后来在原子论者那里得到发展的实体原则。”[4](P124)该原则认为，在现象的变化中，实体是不变的。但究竟何为实体？纷争不已。同时，近代认识论还承认在自然现象的关联中存在着严格的决定论。当然，近代思辩的、超验的形而上学研究受到了休谟、康德和以后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实体原则、严格决定论和形而上学受到责难。

（四）现代科学本质的不确定性与重返形而上学

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思想，在进入现代以后，一方面，仍然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影响；另一方面，也遇到了挑战。量子力学无疑突破了严格因果决定论。相对论也极大地突破了牛顿经典的或绝对时空观的思想，相对论的方法基础是概念逻辑，但爱因斯坦仍然不想放弃决定论的理想。在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基本思想，仍然来源于古希腊。没有原子论自然观的思想，也就没有现代的粒子物理学。当然，现代的系统自然观无疑又是对先前思想的高度综合。爱因斯坦后半生受决定论与形而上学冲动的支配，一直致力于统一场论的建立，力图从一般结构和唯一决定性的作用定律中导出自然界中的一切力。逻辑实证主义在认识论方面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尤其是证实原则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线不可能变成他们预想的那么清晰。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历史主义的出现，人们已不再简单拒绝形而上学的主张。相反，人们开始把形而上学的因素吸收进科学哲学理论，从而使形而上学进入了科学。

二、终极形上本质的探求及其困境

进入现代以后的科学，其背后的传统也日趋复杂，一方面，近代形成的科学传统仍然存在，并渗透到科学文化的各个层面与维度；另一方面，科学传统正发生着急剧的变革。一直是科学发展巨大动力的对终极形上本质的探求的努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这种终极本质究竟存在不存在？又应如何去理解与探求呢？有待于人们去认真思考与解答。

（一）有终极的实体始基吗？

自古希腊始，科学就以探求自然界的始基为己任，虽然对于究竟什么是实体，看法不一。有人把实体当作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柏拉图则认为实体是形式的和永恒的。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是永恒存在的实体。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实体就是物质，而变化则是实体的运动。但对于微观世界，粒子物理学所探讨的粒子，并不基本。有最终不可分的粒子吗？如果可分，那么究竟如何去认识层出不穷的粒子及其属性呢？“场”的概念提出后，科学对实体的探求并未完结，只是这种追根溯源的探究显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关系实在论对实物实在论提出了挑战，直观的客观性，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冲击。随着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建立，把事物性质的探求的客观性纯粹设定在主体之外，已经站不住脚了。这种纯客观性的理想正在为关系实在论所代替。蒯因基于批判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需要，阐发了迪昂的论点。在蒯因看来，包括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整个知识和信念系统，都象一个场。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不是个别陈述，而是整个系统。蒯因把逻辑实证主义所反对的本体论问题恢复为科学的正当问题。在他看来，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会有“本体论的承诺”。科学的数学化是近现代科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数学化的理想基于绝对的证明，而这个目标却极难实现。正如克莱因所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绝对的证明只是个目标而不是现实，是一个我们所追求但很可能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它可能只不过是一直为人们所追寻而永远捉摸不定的幽灵。”[5](P328)这里，涉及到数学的精确性与思想的深刻性的矛盾问题。

（二）本质与现象的分离及其问题

近代以来的科学基于笛卡儿的认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以二元论为代表的经典认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科学与哲学的一般基础发生了动摇。近代以来，科学的本质观设定，在纷纭繁杂的自然现象背后，存在着不变的本质，科学的任务在于透过现象探究本质。本质主义认为，世界可分为现象的世界和现象背后的实在即本质的世界。科学关联现象背后的有关本质的理论，进而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可观察的现象。本质主义相信，人们能够发现这种真正的科学理论，并成功地最终确立其真理性而克服一切怀疑。由于本质及其复杂性，再加上本质与现象区分的相对性，以及二者相关的层次及其关系的错综复杂性，这种严格区分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也就是说，在近代科学时期，这种二元分离的格局已难以适应科学与哲学发展的需要。哈贝马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困境，他认为：“形而上学把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所依据的视角，和对存在者的整体性的期待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对现象加以概括的基本结构，仅仅和解释理论的有效性范围相吻合，而不再存在于整体性的相关领域中。”[6](P34)这充分表明，基于二元论的形而上学预设的根本失败。这种二元分离已成为科学与哲学新思想的巨大障碍。

（三）世界和宇宙有终极图景吗？

科学思想史也就是科学不断地追寻世界和宇宙的图景的历史。关于世界和宇宙的图景，宗教与神学也提供了其看法。上帝创世说一般都认为上帝在创造中为自然安排了秩序、合理性和爱。虽然，有其难以确证的方面，但这种观点在其特定视域中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在于“这种创世说直接导致了一种观念，认为宇宙具有规律，这种规律可以被人类发现。”[7](P62)近代以来，科学把世界和宇宙的图景纳入到理性的基础之上。纵观科学史，有如机械论图景、进化论图景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产生也为认识世界和宇宙提出了有效的图景。人类运用科学对世界和宇宙的图景，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构想，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认识。“因为人类科学的伟大就在于，人在科学中学会了用他自己和他的整架物理的和心理的机器，越来越广泛地计算，就像是用一个与别的事物处在严格的因果关联中的陌生事物一样；就在于人会用这些方法给自己描绘出一幅世界的图像。”[8](P33-34)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科学能为世界和宇宙提供最终的图景吗？这是极其困难而又有待于人们去不断回答的问题。人类在科学与理性方面，有无最终的根据？科学哲学中的预设主义认为，科学事业中确实存在某些不会被修正或抵消的东西，但预设主义遭受了巨大的冲击，预设的东西不断被。实际上，作为科学研究前提的假定、科学方法、推理规则和元科学概念不能完全独立于科学的发展，而是随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正如怀特海所说：“科学比宗教更容易发生变化。任何科学界人士在现代都无法不加修正地采用伽利略或牛顿的信念，甚至连自己在10年以前的全部科学信念也不能不加以修正。”[9](P175)终极图景的存在及其寻求都是困难的，然而，作为动力，却一直促使科学不断地在探索中发展。

（四）存在者的追问和存在之被遗忘

存在问题是现代思想的根本问题，这基于科学对存在的遗忘。科学一直把具体的存在物即存在者作为自己的对象，科学真理乃是关联于存在者的真理。存在是一个比存在者更为重要却被遗忘的概念。古希腊巴门尼德摒弃了个体事物间质的差异，以及同数有关的多、可分性、流动性等，提出了一个最抽象的，既无质的差异又无量的区分的存在范畴。巴门尼德将真理与意见作出了区分，在巴门尼德那里，真理直接关联于存在。巴门尼德将“存在”与“非存在”相对照的概念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如果把“存在”相应于光明的和火热的要素，而“非存在”相应于黑暗的和阴冷的要素。在巴门尼德看来，“因此，当‘温暖的’（‘存在’）占优势，思想就具有更多的真理。”[1](P53)而意见相关于对立面的统一。近代以来，科学的探索一味地沉溺于对存在者的追求，并把它作为形上本原，从而遗忘了作为存在者之根本的存在自身。“存在的遗忘在此意味着，思想在它那方面遗忘了存在，因为它不知道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本体论的区分。”[10](P59)海德格尔在沉思科技的时候，对此流露出了忧虑。由于偏离了最原初的努力，科学只是揭示真理的一种方式，并未切中本性的真理，也不能增进对存在的理解。

三、科学形上本质的现象学超越

进入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被当作真理的唯一形式，并支配着人类的思想。胡塞尔则意识到现代科学正在陷入一种危机之中，这危机最终是人的生存困境，而他的现象学正是力图实现对科学困境的超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许多现象学思想家为人们超越传统的科学本质观，作出了极有价值和意义的不懈努力。

（一）对实体原则与对象性思维的批判

实体原则与对象性思维是传统科学观的内核。近代以来，实体问题成为颇有争议的主题之一。在这里，实体一般被规定为能够独立存在的、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和万物之本原的东西。近代笛卡儿从主体出发去解释实体，认为实体是独立存在而又为我们知觉到的属性所赖以存在的主体，即物质和心灵，它们各自独立，又都依赖于能自己存在而不需要其它事物帮助的实体，即上帝，上帝才是真正的实体。斯宾诺莎继承与改造了笛卡儿的实体理论。以后还有不少哲人对此提出过自己的观点。近代以来的对象性思维基于一种主体对客体的设定，主客体分立的二元论，对象性思维成为科学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性虽指向某对象，但这种指向却不同于近代主客体背景上的对象性思维，它内在于纯粹意识，在意向性关切的纯粹意识中，不再有外在对立。胡塞尔的现象学力图从根本上消解这种对象性思维，扬弃了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对科学思想的束缚。科学力图为生活世界量裁一件理想的衣服，即所谓客观科学真理的衣服。在胡塞尔看来，“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在，而这种方法本来是为了在无限进步的过程中用科学的预言来改进原先在生活世界的实际地被经验到的和可被经验到的领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预言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11](P62)其实质在于，近现代科学混淆了方法和存在，这是受实体原则与对象性思维的影响而发生的。

（二）本质与现象分离的终结

在经典认识论中，本质与现象是二分的，以主体设立客体为前提。这里的本质指事物内在的、相对稳定的方面，它隐藏在现象后面并表现在现象之中。现象则是事物外在的、易变的方面，是本质的表现形式。与之相关联的是近代以来的符合论的真理观，但这些思想在现代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和难以克服的困境。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回到事情本身”，在他看来，不存在脱离现象之外的本质，现象即本质，进而提出了自己对科学本质的独到见解。胡塞尔并不否定科学，而是力图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以此来避免欧洲科学的危机。胡塞尔现象学思维方式对哲学对象性思维方式的破坏是根本性的，这既不是为了消解科学的确定性，也并非要取消科学的理性，而正是为了确保绝对确定性的理想不至于毁灭，现象学方法力图为科学理性与确定性提供足够的保证。在现代与后现代思想中，突显于近代的本质与现象的分离不再有意义，为走出由这种分离带来的诸多困境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关切存在者的存在和存在自身

古希腊以来，尤其是进入近现代科学时期，科学一直把追求与探索存在者作为己任，但存在者的存在和存在自身却往往被遗忘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存在者的知识，存在问题却被遮蔽起来。基于科学自身的特质，科学并不能很好地追问存在，也并非追索存在者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它最切近的可能存在方式。”[12](P14)海德格尔揭示了科学在探究存在问题上固有的不足。科学主义往往把科学视为最佳的甚至唯一的探知存在者的方式，从而在科学思想上产生了迷误，陷入了困境。科学关注存在者，但这种关注最多的是理性上的，难以切近存在者的存在之维。因而，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回到存在，才会使人类理智走出此困境。海德格尔并非否定科学，而是力图为一切门类的科学建立一个更为根本的、与此在相关切的基础存在论前提。

（四）回到生活世界与诗意居住

在胡塞尔的本体论中，他极力强调生活世界的本体论意义，这是一种实质本体论，这对于理解自然科学的深层问题至关重要。科学来自于生活世界，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既有不少的区分，又存在许多的关联。同时，科学对生活世界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谈到实证科学的局限性时，胡塞尔说：“实证科学赠予我们以极为丰富的、得到科学‘说明’的各种事实，而这些事实却不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因为它们原则上——连同整个科学——都带着一个谜的维度，对这些谜的解答将成为我们的终生问题。自然科学并没有在任何一点上为我们解开当下现实的谜，解开我们生活、活动、存在于其中的现实之谜。”[13](P63)在胡塞尔看来，他的先验现象学具有“奠基”的作用，它为一切科学、数学、历史和宗教奠定基础。作为前科学世界，这里的生活世界一般指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具体的周围世界，它是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海德格尔晚期的世界是天地人神的嬉戏与合一，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有相近之处，但海德格尔更强调对存在自身的切近和四元的语言性。生活世界不仅是科学而且还是人类所有实践的基地与领域。科学的归纳与规范并不能改变生活世界并使之失去原有的根本意义，而是基于生活世界。胡塞尔把现象学作为纯粹的意识科学，在他看来，科学力图探究的终极的理性基础，只能存在于纯粹意识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客体的对象世界里。人们正在忘却原本是科学世界根基的生活世界，因此应该重返生活世界。当然，回到生活世界不是外在地，而是内在地，这是人类走出因科学而带来的困境的必由之路。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实现诗意的居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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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桂起权.科学思想的源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3]［荷］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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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9]［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0]彭富春.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11]［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6

关键词：康德 维特根斯坦理性

在近现代哲学史上，有两本哲学著作在处理哲学问题时，采取了相似的划界方式的做法，它们分别是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前者通过给理性划界，而后者试图给语言划界。“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中的核心，同样“语言批判”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核心。

一、划界的根源

两者首先都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人类思想或语言的认识能力，进而获得关于事实世界和形而上学的知识。十八世纪后期，康德发起了一场思维革命，即以考察人类的理性能力为出发点，以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批判”为基础来建立新哲学。对人类理性的批判就是要寻找或判定在人类认识能力和理性能力中有什么是先天的、普遍必然的因素， 以及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条件、范围和界限。通过批判，康德得出结论，人类认识能力只能局限于经验领域，我们的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经验现象背后的物自体。康德的理性法庭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做出了裁定，“理性的一些思辨知识只要有可能，都是限制在仅仅经验的对象上的”[1]理性有能力认识经验界限之内的事物，而没有能力认识经验界限之外的事物。进入二十世纪初，维特根斯坦时代的哲学仍面临传统形而上学诸多问题和纷争，维特根斯坦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也是从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开始的。他认为，人类的语言与世界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能够反映实在，甚至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故我们要想认识世界可从考察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入手，具体方法就是运用逻辑工具进行语言句法分析。维特根斯坦由此得出结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一切原子事实(可用命题来表述的一切经验现象) 都是偶然的，真正的实体是不依赖于所发生的事情而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构成原子事实的一切简单对象、对象由之结合成为原子事实的逻辑形式等。我们只能知道它们，却不能对其进行思想和表述。对于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同样可以采用逻辑分析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分析其句法，我们发现，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上，它们作为哲学的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说：“因此本书是要为思想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因为要为思想划一条界限，我们就必须能够想到这条界线的两边（这样我们就必须能够想那不能想得东西）。因此这界限只能在语言中来划分，而处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就纯粹是无意义的东西。”[2]

二、划界结果的比较

维特根斯坦的“可说的”领域与康德的“知识”领域大致是指同一领域。康德的“知识”是关于现象的知识，是先天感性直观即空间与时间、先天知性概念(范畴)和先天原理运用于经验对象的结果。这一领域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对象。同样，维特根斯坦的“可说的”领域，即命题可以描述的世界、事实领域仍然是时空中的领域：“空间、时间和颜色(有色性)是对象的形式。”[3]“对象”即实体，是不变的实存者，对象的配置构成事态，事态的存在即是事实。比康德更进一步，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仅空间和时间而且“颜色”也是对象的形式。在康德那里“颜色”、气味之类的规定应当属于后天的经验感性材料，与空间、时间不在同一层次，而维特根斯坦却把颜色作为对象的形式规定，可见维特根斯坦的“事实”具有更多的经验、感性色彩。此外，与康德相同，维特根斯坦也把时间和空间看成是事物存在的条件：“正如我们根本不能在空间之外思想空间对象，或者在时间之外思想时间对象一样，离开同其他对象结合的可能性，我们也不能思想一个对象”。[4]“每一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个空间的事物。[5]”对此，康德这样说过：“空间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之基础的必然的先天表象。对于空间不存在，我们永远不能形成一个表象，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空问中找不到任何对象。因此，空间被看作是现象的可能性条件，而不是一个附属于现象的规定，而且它是一个先天的表象，必然成为外部现象的基础。”[6]“时间是为一切直观奠定基础的一个必然的表象。我们不能在一般现象中取消时间本身，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从时间中去掉现象。所以时间是先天被给予的。只有在时间中现象的一切现实性才是可能的。这些现象全都可以去掉，但时间（作为这些现象的可能性的普遍条件）是不能被取消的”。[7]可见，维特根斯坦的“事实”、“实在”、“世界”与康德的现象世界一样都是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物。“可说的”领域和“知识”领域都是自然科学的领域。康德认为，纯粹数学的全部命题和自然科学纯粹部分(基础部分)的全部原理都是由先天综合判断构成的，即关于这两个领域的知识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又适用于经验对象。他的任务是要说明数学和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为它们作出哲学论证。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可说的”领域或用命题表达的领域也是自然科学的领域：“真命题的总体就是全部自然科学（或各门自然科学的总体）。”[8]维特根斯坦还把自然科学与哲学分别开来：“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9]“哲学为自然科学划定可以在其中进行争论的范围。”[10]科学问题都是有意义的，是真正的问题，其答案可以言说。但是，神秘的事项如人生问题其答案不可言说。哲学要为语言划出界限，同时也是为自然科学的领域划出界限。

三、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

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理性批判或语言批判的后果都最终导向了伦理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康德说过：“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为信念腾出位置”[11]；维特根斯坦曾讲：“哲学将通过清楚地表达可说的东西来指谓那些不可说的东西”[12]。维特根斯坦与康德都是企图从认识论出发推论出本体论，神秘领域与本体领域维特根斯坦在其著作中谈到过各种“不能说”、“神秘的”的东西。“世界存在”是神秘的：“世界是怎样的这一点并不神秘，而世界存在着，这一点是神秘的。”[13]“世界如何”属于现象、知识领域，是可言说的领域，“世界存在”却是事实存在的根据问题，它属于不可言说的神秘领域即本体领域。在康德那里，世界的现象是不神秘的：它是外物刺激与我们的主观形式结合的产物。但是，由于人只有感性直观而不具有理性直观的认识能力，所以无法认识在先验意义上是实在的非表象性的物自身，即与人类感性无涉的具有自身独立构造的无条件者，而只能把它设想为理性的理念调节和范导我们的知识。“不是物质，而是不可知，才是物自体最本质的含义”[14]

维特根斯坦与康德都和休谟一样坚持了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划分。事实、现象、实在属于知识领域、科学领域，当然是语言能够有意义地表达的领域，但是道德伦理、人生意义以及宗教和审美则不是知识领域，它们属于价值领域，现象界的“语言”和“知识”在这里没有作用了。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伦理学显然高于认识论，他对人类理性能力进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论证其道德形而上学提供基础。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同样将自然、科学领域与伦理、审美领域分割开来，认为后者是神秘不可说的领域。但这个领域并非无足轻重的，它是全部语言和全部思想的基础。他也认为，哲学并不提供有关事实的科学研究，它是由逻辑和形而上学组成的，而其中前者乃是后者的基础。在有些场合，他把《逻辑哲学论》看作一本伦理学著作，“这本书的观点是一种伦理的观点”[15]，认为“伦理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16]，它们都属于神秘不可说的领域。

伦理学研究人生的意义、绝对的善与价值，这不是事实、经验、科学的领域，命题、图像不适合这一领域，伦理学不是科学。但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一领域始终怀有敬意，认为它高于事实、科学的领域。康德也认为，实践高于理论、道德高于知识。康德在也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精神想要一劳永逸解决形而上学的想法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17]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的演讲《关于伦理学的演讲》最后讲到：“伦理学是出自想要谈论生命的终极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这种伦理学不可能是科学。它所说的东西对我们任何意义上的知识都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但这是记载人类心灵的一种倾向，我个人对此无比崇敬，我的一生绝不会嘲弄它。” [18]

另外，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伦理观都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康德的伦理学著作中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定言命令，即绝对命令则把行为本身看作是自为的客观必然的，和另外目的无关。[19]定然命令宣称行为自为的是客观必然的，既不考虑任何意图也不考虑其他目的，所以被当做一种必然的实践原则。[20]维特根斯坦说过：当列出一个“你应该……”形式的伦理规范时，人们首先的一个想法是：如果我不这样做又怎么样呢？可是很清楚，伦理与通常意义下的奖和惩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关于行为后果的问题必定是不重要的。――至少那些后果不是重要事件。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必有某种正确的东西。确实应该有某种伦理的奖励和伦理的惩罚，但是这些必须救包含在行动本身之中。[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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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三联书店，2007，251

[15]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M]，吴牟人，张汝伦，黄勇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210

[17]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1982,163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7

困扰笔者的一个问题是生命现象或生物学陈述是否会对物理学定律发生证伪事件，引起物理学理论的修正？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理论陈述与观察陈述之间必须存在着可能的演绎关系，而生物学陈述中的一些成分与物理学陈述在演绎关系上的不相关，似乎是当前对生物学自主性认识的根本所在。这种认识基本是这样的：①生命科学具有独立于物理科学（包括化学）的规律或定律；②生命科学的解释框架不同物理科学的演绎解释框架。本文试图对生物学自主性提出一个新的理解，它与物理科学的理论构建密切相关，并由此解决演绎逻辑上相关与否的问题。

1　生物学自主性在以往理论结构上的表现

（1）生物学理论的公理化尝试

生物学具有独特的内容，可建立一个与物理科学并行的演绎体系，这种观念导致了对生物学进行公理化处理的尝试。伍德格尔（J．H．Woodger）早在1937年就试图对孟德尔遗传学定律进行公理化处理，但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七十年代，在生物哲学界发生了达尔文进化论是否属于科学理论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威廉斯（M．B．Williams）在1970年给出了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完整公理化模型理论〔1〕，它包括两个初始概念、进化的两个公理、有关适应和选择的五个公理、适应度的操作定义，由这些可推导出达尔文理论的一切概念和关系或定理〔2〕。

威廉斯的体系只是直接从宏观上对进化的原始概念和公理的认定，脱离了微观的遗传学机制。还原论者认为，仅仅将进化论改造为演绎体系是不够的，还应当在物理科学与这个演绎体系之间建立起逻辑演绎关系。因此，鲁斯（M．Ruse）建议，群体遗传学应是进化论的演绎基础〔3〕，首先应阐明从群体遗传学到进化论的演绎关系，而公理化处理后的群体遗传学体系，其逻辑公理则是孟德尔遗传定律。然后，再将孟德尔定律作为演绎结果从分子生物学中导出。

在下文的分析中将会看到，分子生物学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并且它与经典遗传学之间存在着逻辑蕴涵上的脱节。这是生物学自主性的一种表现，其根源来之于演绎体系的构建之始，即演绎的公理和原始概念直接来之于生命界，从而独立于或自主于以无机界为研究对象和直观经验来源的物理科学。这种构建过程的合理性在于，人类的直观经验有两大类或两个来源，除了无机界之外，还有生命世界的生命现象。人们无法漠视生命这一独立于无机界的现象或实体的存在，因而它们也成为人类直观经验的基础。

（2）分子生物学中的功能性解释

事实上，在诸如分子遗传对经典遗传学的还原，那一部分不能还原的独特内容，以功能预设或目的性预设的形式出现。

对孟德尔遗传学稍加考察，便可发现，它首先直接从遗传现象和数据中设定了一个生命实体即遗传因子（后来称为“基因”），接着给予了这一实体两个承诺：第一，它们既可以彼此分离，又可以再组合；第二，它们自身带有某种生物学性质，这种性质是使生物体显示某种性状的原因。在孟德尔遗传学或以此为基础的公理化体系中，不必给予这两个承诺以解释，因为遗传因子在此是最基本的实体。但是，当分子遗传学从实体上将基因与DNA片段相对应，或者说将前者还原为后者，随之而来的则必须从DNA分子行为上给予这两个承诺以解释，并且只有演绎的解释，才能达到理论还原的要求。

然而，分子生物学对经典遗传学的所谓还原，只达到了对第一个承诺的还原，可以从DNA分子的性质和行为来解释遗传因子或基因的分离与组合。而关键是第二个承诺，无法对此给予从DNA分子到遗传性状的上行演绎解释，例如，在将性性状与蛋白质相对应的解释中，DNA碱基顺序代表了基因即遗传信息，而遗传信息是从生物学功能角度来定义（而不是从DNA分子的性质及行为来定义），涉及到与细胞器和其他生物学成分的关系，涉及到与细胞器和其他生物学成分的关系，涉及到转录、合成、生长、发育等一系列过程，即它是从生命整体角度来定义的。DNA分子的行为与性质并没有蕴涵遗传信息的概念，因此，DNA决不等于基因。在这里，体现了功能性解释的特点；基因的含义有一部分是从这一实体或DNA分子在生命整体中所具有的功能这一方面来定义的。人类直观经验之一的生命现象在此以功能预设的方式参预了理论的构建，所以，生物学在理论上的自主性，并没有由于分子生物学所谓的还原而消失。内格尔（E．Nagel）、罗森伯格（A．Rosenberg）等人把功能（或目的性）解释看成生物学自主性的依据和根源。

2功能性（目的性）、演绎性和理论构建

由于功能预设的存在，使得生物学解释框架不同于物理科学。那么，在生物学理论中，是否能实现一种从功能解释模式框架向演绎解释框架的模式转换，在消除功能预设的同时，又不破坏分子与生命之间的联系呢？模式的建立与科学理论的构建过程相关，通过其构建过程的分析，对于模式转换问题有着莫大的启示。

演绎性解释框架模式如下：

（1）L1，L2，……，Lr

解释性陈述或前提

（2）C1，C2，……，Ck

━━━━━━━━━━━━━━━━━━━━━━━━━━━━

（3）E

解释对象

其中，L1……Lr是规律般的全称陈述，C1………Ck是关于初始条件的特称陈述，E是描述单个事件的特称陈述，也就是对要给予解释的现象的陈述。如果E能够作（1）中的全称陈述和（2）中的初始条件的特称陈述的演绎结果，则它就得到了解释〔4〕。这种解释框架实际上就是要对自然现象寻求一种因果性解释：如果条件C1、C2…Ck存在，则必有现象E出现。

一个严密的、完美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使用这种解释框架，这已成为一种模式。从物理学到化学，基本上已达到了这种要求。而生命现象的特殊性，如趋目的性，使我们在传统的生物学理论中仍到处采用目的性或功能性解释，特征是以未来的一种既定状态作为当下行为的依据，或以生命现象为整体背景，以组成部分（如分子）对整体所具有的功能作为组成部分的行为依据，因而我们常采用这样的语句：“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如何”，或“……具有使达到某种目的功能或作用”。功能的依据不能仅仅从组成部分本身的性质给出，必须依据整体的状态才能得以解释。〔5〕因此，这一框架与人们寻求自然界因果关系的精神不相吻合。

演绎体系的建立，主要在于规律性全称陈述的建立，即定律、原理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解释的对象先是作为经验基础参预了定律的构建，例如，对无机界实体及其性质的认定，依据于宏观的经验现象和数据，然后，回过头来演绎解释其他现象。既使遇到新的观察事实，它与规律性的全称陈述的演绎结果不符甚至相反，也可以通过修正或证伪的途径，或修改、或重建规律性的全称陈述。证伪，也是“解释对象”参预构建“解释前提”的途径之一。由此保证了演绎性解释框架在物理科学中的有效性。

解释对象，将其看成一个集合，其中某些“元素”作为经验基础参预了理论构建，从而内化于解释的前提。这样的解释前提，再去解释其他“元素”时，可能会发生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演绎的结果与新的解释对象相符，从而得以证实和支持；第二，演绎结果与新的解释对象不符，发生证伪，因而要对理论进行修正，新的解释对象就此参预了理论构建；第三，解释前提的演绎结果，与新的解释对象无关，既不证伪，也不证实。

第三种情况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以此为经验基础，构建新的解释前提。这是物理科学体系中并非存在唯一的解释前提的原因。重要的是，生命现象对于物理科学中的解释前提来说，也正是处于既不证实、也不证伪的境遇。但，第一，它没有参预构建新的解释前提，第二，它也没有作为解释对象：生物大分子行为的结果，只局限于物理、化学领域内，生命的特性似乎游离于分子行为之外。作为解释对象和参预解释前提的构建，二方面具有潜在的统一性，而生命现象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在解释之先作为一个其作用类似于解释前提的目的性或功能性预设。当然，它并不与解释前提等同。事实上，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代表了与演绎框架不同的目的性或功能性解释框架。下图表示出分子生物学理论中同时采用的两种框架之间的关系：

━━━━━━━━━━━━━━━━━━━━━━━━━━

┃ 解

生

解

┃

┃ 释 ━━━━━━━━ 物 ━━━━━━━━ 释

┃

┃ 前　演绎或因果关系

大　演绎或因果关系

对

┃

┃ 提

分

象

┃

┃ C1

子

E

┃

┃

行

┃

┃

为

┃

┃

C2

┃

━━━━━━━━━━━━━━━━━━━━━━━━━━

┃赋予生物学意义

整体的生命现象（目的性或功能预设）

方框内是演绎解释的框架，解释前提C1是指以微观实体为起点构成的物理科学解释前提，它来之于物理科学的理论构建过程；解释对象E是指用物理和化学手段将生物体进行处理后，形成的无机环境背景下所显示出的现象，如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图、试管中的化学现象；生物大分子行为C2是指诸如DNA、蛋白质等行为过程；目的性或功能性预设来之于对宏观生命现象的认定，它不是作为解释的对象，而是赋予生物大分子行为以生物学意义，赋予DNA碱基变化以“变异”的意义，赋予血红蛋白与O2、CO2的结合与分离以“呼吸”的意义，即生物大分子的活动或行为都必须指向生命整体，以其为最终目标。在这种框架中，生物大分子的行为只是一种形式或“载体”，负载着生命现象所赋予的意义，这是分子本身并不逻辑地蕴涵着有关生命特征的概念的原因。

人类对于生命现象的直观经验，在此以目的性或功能性预设的形式出现，这提示我们，生命现象要融于物理科学的演绎体系，其本身要参预物理科学的解释前提的构建，从而使其从这种预设的形式转换为某种内化于解释前提中的成分。

我们从化学还原为物理学的历程中受到一种虚幻的鼓舞，从而忙于将生命还原为已有的物理科学定律，这是一种狭隘的还原主义。化学现象之所以可以成为物理学解释前提的演绎结果，是因为物理学的解释前提不仅仅属于物理学，而是二门学科共同享有。 量子化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化学从理论上成为物理学演绎体系的一部分的标志。这一度使人相信在生物学中也可以发生类似事件。但是，从理论构建历史中可以发现，生物学与化学，二者在同物理学的“亲缘”关系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用来作为化学现象的解释前提的微观物理学同化学本身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只要罗列一下原子结构、量子力学的形成历史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早期化学

原子论

元素论

量子化学 ──

│

元素周期律─电子运动理论

│

│

原子结构论─ 量子力学 ───

①道尔顿所创立的原子论，首先是化学理论，为近代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动机则是期望用经典力学的观念来解释化学；

②元素及原子一开始是化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一个化学概念，以后成为物理学研究的对象；元素周期律是化学体系中举足轻重的理论；

③原子论、元素周期律导致了原子结构理论的诞生，以及成为电子运动理论诞生的契机；

④玻尔创立量子理论的基础是原子结构模型、氢光谱及巴尔末公式；而量子力学首先对分子最成功的解释正是对氢分子的说明，因而诞生了最子化学；

⑤量子力学、电子运动理论是量子化学的理论基础。

因此，用来演绎解释化学的那部分物理学理论，首先是从化学走出来的，微观物理学便“天生”具有了解释化学的胎记。这种历史性的构建过程，保证了它们的概念、命题、现象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蕴涵关系和证伪、修正关系。

对于生物学来说，只需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物理学、化学的理论构没有采纳生命界的任何生命现象的特征，或者说生命现象没有参预物理学、化学的理论构建。至少在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或自组织理论建立之前是这样的。

3广义还原与生物学自主性的新含义

在狭隘的还原主义看来，仅从无机界现象中构建起来的理论诸如实体的性质、行为、运动规律等，相对于生命世界来说，无可怀疑地有着先天的真理性，是永恒的基石，对它的证伪、修正或完备性的补充，只能在对无机界的研究中进行，而生物学、生命现象只能动地等待着解释和还原。针对于此，我们应持有一种广义的还原主义，将物理学理论或演绎的解释前提体系看成一个对生物学、生命现象开放的理论体系。系统理论的奠基人贝塔朗菲、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无不受到生命现象的启迪。正如贝塔朗菲所建议：考虑到有机体具有整体性，会发育、变异、生长，为了描述它们，我们必须运用调节、控制、竞争这些传统自然科学（主要指物理学、化学）没有的新概念。〔6〕另一个著名事例是耗散结构理论诞生于热力学理论对于生命自组织性的不完备性。

生命界的各种现象中，是否存在着对现有物理学、化学定律证伪的事件，是否能象黑体辐射现象对经典物理学进行证伪从而赋予基本粒子以一种全新的行为和性质，到现在为止还不得而知。现在的情况是生命现象对正统的物理学既不证实也不证伪，而系统理论、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等新兴学科，正在吸收生命现象的特征，并与正统物理学相联系。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认为“生物学能否还原为物理科学与能否用物质的原因阐释生命现象”是两个问题〔7〕，那是不妥的。将两个问题截然分开的根源在于把物理科学所研究的物质运动规律封闭于无机界，同时认为生物界中的物质运动规律独立于物理、化学规律，也就是独立于无机界。但是，只要承认生命来之于无机界，就无法把无机界的运动规律与生命界运动规律绝对地划界，因而也就不应在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理论之间人为地划出一条不可通约的鸿沟。物理学的还原地位是先天的，这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即使生命界存在许多现有物理学所不能解释的现象，甚至出现与现有物理学规律相悖的现象，也不应成为生命运动规律独立于物理规律、生物学独立于物理学的理由。生命界存在物理学不能解释的现象（或与物理学定律无关），说明物理学的内容还不完备，有待于充实、丰富和发展；如果相悖，说明二者至少有一方是错误的，要么修正物理学，要么修正生物学规律，要么二都有待于修正，以达到逻辑上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理学和化学规律在生命体中的作用的“范围被限制”了，物理和化学规律在生命体中并不具备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我们必须深化这一观念，对此做出更清晰的解释和理解，而不能在此止步不前，更不能将这种“范围被限制”作为生物学规律与物理学规律之间存在一条天然的逻辑鸿沟的理由。只要我们追究这种“限制”（即生命的有序性、组织性）是如何从无机界产生的，并将封闭于无机界领域的物理科学解放出来，那么生物学就可以广义地还原为物理科学。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新物理科学，所取得的成果使我们看到将生命现象纳入演绎框架体系的希望。这虽然只是初步，但科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引进新概念来解释不曾解释的现象。

在此，可以提出生物学自主性的新含义，这种自主性并非表现为生物学必须具有独立于物理学和化学、并且不能从后者获昨解释的规律，而是表现为生物学及生命现象作为物理科学的构建基础之一，参预物理科学的理论构建；物理科学自身也不应拘泥于无机界之中，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对于整个自然界是完备的物理科学体系。反过来说，仅将无机界作为理论构建的经验来源的物理学，其对于生命现象的不完备性，体现了生物学对这种物理学理论的那种过去所理解的自主性。

4　非线性还原

将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统一于一个演绎解释的框架之中，是还原的需要，因而也是广义还原的需要，以反映从分子到生命的逻辑过程。不过，这是一个非线性的逻辑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不能把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中的“归结”一词，其意义是模糊的，含有“演绎解释、还原、简单地组合或机械地相加”等诸多含义。我们认为，“不能归结”的提出，有着历史背景，是针对十八、十九世纪机械的、线性的还原论进行的批判。机械自然观认为，生命运动是低级运动形式的机械组合，相应地，生命体是一种机械装置，用今天的术语说，生命是生物大分子及其行为的线性迭加，二者之间是一个线性的逻辑关系。现代自组织理论已揭示出，生命的自组织过程是一个从分子到生命的非线性动力过程。与理论之间的广义还原相应，本文提出实体上或本体论上的非线性还原。现代物理学发现，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是非线性关系，而线性关系极为少见。无机界同样存在着非线性的自组织过程，这说明自组织性并非为生命界所独有，而是生命界与无机界的桥梁，而物理学所研究的就是这种发展过程的动力学原因，描述它们的逻辑过程，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这是物理学处于先天的还原地位的理由。如果说物理学内的演绎框架体系是由于对无机界运动或现象的统一解释的需要，那么，在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之间建立一种非线性逻辑演绎关系，则是对无机界与生命界统一解释的需要。因此，演绎框架的合理性并非只存在于物理科学与无机界之间的关系中，并不仅仅是建立物理科学体系的标准。这种合理性同样存在于物理科学、生命科学、无机界、生命界之间的关系中。

5 总结

生物学自主性的根源在于：生命现象是人类直观经验来源之一。它以不同的方式参预了理论的构建：在威廉斯、鲁斯那里，直接针对着生命世界构建一个公理化体系，如果将理论封闭于生命世界中而不向无机界拓展，可建立一个自足的演绎体系，与物理科学演绎体系相并列，这是自主性的一种表现；在以分子生物学还原经典遗传学的过程中，它以解释之先的目的性或功能预设的形式参预了生物学理论的构建；本文受到新兴学科的启示，提出生物学自主性表现为这种经验来源及理论（或陈述）直接参预物理科学的构建过程。

阿亚拉（F．J．Ayala）曾提出，可以把还原论区分为三个层次：本体论还原、方法论还原，理论的还原。对此，本文提出了在理论之间的广义还原，本体上的非线性还原；方法论上，物理科学应是对生物学、生命现象开放的体系，生物学、生命现象应直接参预物理科学的理论构建，这并不是指利用物理、化学手段将生物体破坏，在试管中还原为无机背景，因为这已推动了生命现象作为直观经验的价值。生命现象参予物理科学理论构建的价值体现，离不开生物学理论作为必要的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Wiliams，M．B．（1970）．Deducing　the　Consequence　of　Evolution：　A　Mathmatical　Model．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9：343－385。

〔2〕Rosenberg．A．（1985））．The　Structure　of　Biological　Science．（Cambridge：　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

〔3〕董国安：论生物学自主性，《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10期，第48页。

〔4〕〔5〕李建会：功能解释与生物学自主性，《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9期。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8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多种学说或观点，如所谓的“冲突说”、“相互关联说”、“认识的不同状态说”、“完整知识说”等等（注：“冲突说”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是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1875年英国科学家j.w德雷伯(j.w.dra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相互关联说”认为，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情，各自满足人类的不同需要。许多科学家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识的不同状态说”是孔德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理智的内在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了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连续的阶段：宗教充当了人类知识的必然出发点，而科学则提供了量终的认识状态。“完整知识说”是19世纪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他认为，实证科学、哲学、宗教的综合，即所谓的“完整知识”，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最终结果”。）。这些观点虽然彼此间在基本内容和原则上相距甚远，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仍都局限于科学与宗教“对抗”或“非对抗”的二元关系模式，没有考虑或者完全排除了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与“非对抗”模式都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都能解释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总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不能解释。对抗模式基于中世纪宗教对科学的迫害，如实地描述出西方近代史上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史，但它很难合理解释现代条件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对于杰出科学家，如刻卜勒、波义耳、牛顿可以同时是虔诚的宗教徒，甚至出于宗教的目的而研究科学这类现象，也很难解释清楚。非对抗模式却恰好相反：如果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并为“关于事实即追求真”与“关于价值即追求善”的关系，或者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作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它们在历史上就不应该也不会表现出如此尖锐的矛盾冲突。这说明，过去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有一种简单化倾向，这种简单化造成了一种二难境地：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了一种人们熟知的常识，而另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理论上缺乏研究的神秘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2

首先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相互作用。所谓“世界图景”，“是指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2]。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理解和表现的关于人的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二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卒质的信念。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关系，而且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必须作出具体分析。科学与宗教都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都提供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而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宗教解释则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人们所持的“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质的、理性的、发展的和自我批判的科学解释与直观的、象征性的、信仰的、情感的、非批判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立。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过于简单化。它将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上述关系等同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后者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做法，一方面将宗教解释与宗教同一，另一方面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象、范围和宗旨同一。实质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其存在和解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它力图终极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因为科学解释以经验规律为解释项，只能立足于已知自然规律基础之上，而宗教则由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指向了对未来和无限的解释。因此，从宗教自身来说，宗教存在的根据，不仅仅是或者不首要地是提供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系统或整体图景，除此之外，它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和原则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因此，宗教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直接的虚幻的解释被否定，虽然不能像俄国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它“丝毫也不牵扯宗教本身”[3]，但也不能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得出否定宗教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科学史上宗教解释不断被否定，而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刻卜勒、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信念的存在价值这样一些和科学发展有关的事实。

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涉及对自然界本质的看法。现实的科学活动以由人的历史性而来的“前理解结构”为基础。前理解结构是人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获得的他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本质力量。毫无疑问，和哲学信念一样，对自然的宗教信念也是这种作为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前理解结构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常常被字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激起一种顶礼膜拜的情感。这种对自然的合理结构和未然秩序怀有的类似于宗教的深深敬畏和赞叹的心理状态，爱因斯坦称其为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在人类的科学活动中起到前提和预设的作用，是“科学家研究的最有力、最高尚的动机”[4]。虽然宇宙宗教和恐惧宗教、道德宗教相比，没有人格化的上帝，没有教义和组织，也没有一套祭献的仪式和规矩，但它却反映了一切宗教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即根植于深深敬畏和赞叹中的信仰。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爱因斯坦才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5]。这实质上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们强调科学与宗教，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关系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历史上宗教的发展，特别是宗教从包罗万象的、坚持自己与真理同一的“原始宗教”，演变为只能从人的终极意义和宇宙的终极存在方面寻找存在根据的所谓的“高级宗教”，很大程度上得于近代科学独立以来科学解释对宗教解释的否定以及人们常识的科学化。正如怀德海所说的：“宗教的发展主要就是清除前一代人用幻想的世界图景来解释它的观念时所产生的复杂成分而把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解放出来”，“科学的进展必然会不断地修正宗教思想，因而对于宗教有莫大的好处”[6]。

3

其次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都蕴含着与各自的存在和价值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科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事业，它诉诸的是可检验的事实，在自然客体的存在状态与人类本质力量的耦合关系中把握自然规律，理解自然现象。因此，科学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散式思维、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它运用的是体现人本质力量的实验方法，能够理性分析的数学和逻辑方法，能精确把握本质并导致运用的定量方法等等。而宗教则以信仰为核心，它是从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第一原则出发来解释人和世界，一切活动都以强化人对所谓的“神”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宗教思维本质上是非批判的收敛式思维、非逻辑的整体性思维，它运用的是直觉的、整体的、思辨的、象征的、隐喻的、“奇迹”的方法（注：“奇迹”是宗教教义中描述的现实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它能把“宗教表现出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转变为客观明确的实际感受”，实质上是“表达力量和神秘观念的变化方式”（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9.）。）。因此，可以说，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科学与宗教代表了

人类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将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关系简单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在起源上就和类宗教的思维方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是神话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按照人的行为和目的去说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由于自然界的人格化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这种原始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神话诗思维和神话诗解释方式本质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说：“如果我们跨越文字时代，深究人类思想最深的层次，就会发现在人类思维早期就已出现了宗教的因素。”[7]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来说，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神话诗思维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首先，它作为最原始最朴素的人类智慧，同时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即对那些模糊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说明。在自然的神话诗解释中，通过将不可理解的现象类比于人类已有的经验，自然现象具有了可理解的形式。在想像构思的结果中，行为、起源、原因、结果、意图均采取了概念化的形式。这种对异己现象的反应，“不再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事件得到理解，反应是深思熟虑的”[8]。其次，这种神话诗思维和解释方式，蕴含着被视为科学思维和科学解释逻辑基础的因果关系的原型概念，它为未来的科学思维与科学解释提供了概念框架。随着“一神教”的惟一的“神”的观念的产生，神话诗思维进一步分化出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而脱胎于宗教思维的哲学思维则为科学思维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形式。

从共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都是人理解自己、创造有意义的世界所必须的。这种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地为了自己的存在，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客观地认识外部自然界；同时，有自我意识的人为了实现和创造自我的意义世界，意识到不仅要外向地认识外部自然界，而且要内向地认识自我。而宗教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恰是人内向地认识自我所必须的。正如在人的活动中“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9]，宗教的思维方式、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艺术的思维方式等等也伴随着并补充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正由于多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人才创造了丰富的属于人的文化世界。

4

再次是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等的规范。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各自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精神价值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一方面随着科学理论的扩散和科学思想的渗透，科学中蕴含的实证精神、定量的分析态度，科学表现出的简单性、系统性、统一性、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规范不断社会化，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价值规范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r.k.默顿将之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的这些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它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断普通化、社会化和常识化，成为人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对科学价值规范意义的确认，既要超越“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与价值无涉”的观点，也要避免科学主义立足于科学，要求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的做法。与科学一样，宗教也力图通过自己特有的规范结构及其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扩散，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但与科学不同的是，宗教特别是现代所谓的“道德宗教”，被认为首先或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与宗教的价值规范被认为是直接同一。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其思维的向度是未来和无限。在如何对待生命和人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时，宗教常常通过教义与仪式，力图要求和教导人们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社会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但“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到达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旅途。在使人获得新的生活体验时，宗教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价值”[10]。因此，理性化的科学的价值规范与情感化的宗教的价值规范，不论是具体内容还是思维向度，都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方面，但它们都是在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创造的，都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的超越。它们的常识化，共同构筑了现实的人的社会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人的价值是多元的，我们既不能像中世纪那样对人及其生活进行单一的宗教理解，也不能像科学主义所要求的，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在人类的整体文化中，如何在既坚持科学在人类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及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合理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价值规范以及它们在社会价值观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当然，价值规范是不能脱离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它们统一于特定的概念框架。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不断转换，而价值规范本身就是由依赖于一定思维方式所进行的价值判断构成的；从另一方面说，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取舍与选择又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规范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性，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时，不能将之归化为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层次的关系，而必须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关系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整体的把握。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模式”和“非对抗模式”，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归结为其中一个层次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取决于它们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相互评价和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科学与宗教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及受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多元的逻辑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1]　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

[2]　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54.

[3]　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47.

[4]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2.

[5]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7-28.

[6]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80-181.

[7]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

[8]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62.65.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9

          1          

 

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哲学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分析，还是从其社会历史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自然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2          

 

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科学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理论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方法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分析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现代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自然规律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理学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哲学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历史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发展、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目前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影响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3          

 

    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内容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总结，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4          

 

    科学理论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发展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规律。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现代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研究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内容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中国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科技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计算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哲学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再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必须从总体上正确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同科学实在论对现象知识进行客观化与本体化阐释的理性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在现代哲学中，始终还涌动着一股对理念知识予以客观化和本体化阐释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主义以理性为尺度抛弃康德“自在之物”走向现象世界的同时，人文主义则以非理性为尺度把它又重新捡了回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之流”、鲍恩的“人格”等，都是从康德的所谓“自在之物”中演化出来的。它们抛弃子虚乌有的彼岸世界，以非理性取性，在此岸世界中继续着自己的超越之旅。这是古希腊理念论与中世纪实在论的现代翻版。至于马利坦复活的所谓“存有”、海德格尔在非理性直觉、领会和体验中所把握到的“存在”，更是把思辨的理念知识客观化与本体化的典型。

自然界的科学现象篇10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2首先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相互作用。所谓“世界图景”，“是指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2]。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理解和表现的关于人的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二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卒质的信念。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关系，而且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必须作出具体分析。科学与宗教都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都提供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而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宗教解释则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人们所持的“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质的、理性的、发展的和自我批判的科学解释与直观的、象征性的、信仰的、情感的、非批判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立。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过于简单化。它将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上述关系等同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后者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做法，一方面将宗教解释与宗教同一，另一方面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象、范围和宗旨同一。实质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其存在和解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它力图终极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因为科学解释以经验规律为解释项，只能立足于已知自然规律基础之上，而宗教则由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指向了对未来和无限的解释。因此，从宗教自身来说，宗教存在的根据，不仅仅是或者不首要地是提供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系统或整体图景，除此之外，它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和原则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因此，宗教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直接的虚幻的解释被否定，虽然不能像俄国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它“丝毫也不牵扯宗教本身”[3]，但也不能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得出否定宗教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科学史上宗教解释不断被否定，而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刻卜勒、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信念的存在价值这样一些和科学发展有关的事实。

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涉及对自然界本质的看法。现实的科学活动以由人的历史性而来的“前理解结构”为基础。前理解结构是人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获得的他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本质力量。毫无疑问，和哲学信念一样，对自然的宗教信念也是这种作为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前理解结构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常常被字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激起一种顶礼膜拜的情感。这种对自然的合理结构和未然秩序怀有的类似于宗教的深深敬畏和赞叹的心理状态，爱因斯坦称其为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在人类的科学活动中起到前提和预设的作用，是“科学家研究的最有力、最高尚的动机”[4]。虽然宇宙宗教和恐惧宗教、道德宗教相比，没有人格化的上帝，没有教义和组织，也没有一套祭献的仪式和规矩，但它却反映了一切宗教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即根植于深深敬畏和赞叹中的信仰。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爱因斯坦才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5]。这实质上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们强调科学与宗教，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关系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历史上宗教的发展，特别是宗教从包罗万象的、坚持自己与真理同一的“原始宗教”，演变为只能从人的终极意义和宇宙的终极存在方面寻找存在根据的所谓的“高级宗教”，很大程度上得于近代科学独立以来科学解释对宗教解释的否定以及人们常识的科学化。正如怀德海所说的：“宗教的发展主要就是清除前一代人用幻想的世界图景来解释它的观念时所产生的复杂成分而把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解放出来”，“科学的进展必然会不断地修正宗教思想，因而对于宗教有莫大的好处”[6]。

3其次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都蕴含着与各自的存在和价值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科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事业，它诉诸的是可检验的事实，在自然客体的存在状态与人类本质力量的耦合关系中把握自然规律，理解自然现象。因此，科学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散式思维、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它运用的是体现人本质力量的实验方法，能够理性分析的数学和逻辑方法，能精确把握本质并导致运用的定量方法等等。而宗教则以信仰为核心，它是从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第一原则出发来解释人和世界，一切活动都以强化人对所谓的“神”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宗教思维本质上是非批判的收敛式思维、非逻辑的整体性思维，它运用的是直觉的、整体的、思辨的、象征的、隐喻的、“奇迹”的方法（注：“奇迹”是宗教教义中描述的现实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它能把“宗教表现出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转变为客观明确的实际感受”，实质上是“表达力量和神秘观念的变化方式”（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9.）。）。因此，可以说，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科学与宗教代表了人类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将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关系简单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在起源上就和类宗教的思维方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是神话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按照人的行为和目的去说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由于自然界的人格化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这种原始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神话诗思维和神话诗解释方式本质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说：“如果我们跨越文字时代，深究人类思想最深的层次，就会发现在人类思维早期就已出现了宗教的因素。”[7]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来说，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神话诗思维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首先，它作为最原始最朴素的人类智慧，同时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即对那些模糊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说明。在自然的神话诗解释中，通过将不可理解的现象类比于人类已有的经验，自然现象具有了可理解的形式。在想像构思的结果中，行为、起源、原因、结果、意图均采取了概念化的形式。这种对异己现象的反应，“不再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事件得到理解，反应是深思熟虑的”[8]。其次，这种神话诗思维和解释方式，蕴含着被视为科学思维和科学解释逻辑基础的因果关系的原型概念，它为未来的科学思维与科学解释提供了概念框架。随着“一神教”的惟一的“神”的观念的产生，神话诗思维进一步分化出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而脱胎于宗教思维的哲学思维则为科学思维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形式。

从共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都是人理解自己、创造有意义的世界所必须的。这种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地为了自己的存在，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客观地认识外部自然界；同时，有自我意识的人为了实现和创造自我的意义世界，意识到不仅要外向地认识外部自然界，而且要内向地认识自我。而宗教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恰是人内向地认识自我所必须的。正如在人的活动中“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9]，宗教的思维方式、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艺术的思维方式等等也伴随着并补充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正由于多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人才创造了丰富的属于人的文化世界。

4再次是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等的规范。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各自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精神价值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一方面随着科学理论的扩散和科学思想的渗透，科学中蕴含的实证精神、定量的分析态度，科学表现出的简单性、系统性、统一性、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规范不断社会化，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价值规范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R.K.默顿将之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的这些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它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断普通化、社会化和常识化，成为人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对科学价值规范意义的确认，既要超越“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与价值无涉”的观点，也要避免科学主义立足于科学，要求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的做法。与科学一样，宗教也力图通过自己特有的规范结构及其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扩散，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但与科学不同的是，宗教特别是现代所谓的“道德宗教”，被认为首先或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与宗教的价值规范被认为是直接同一。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其思维的向度是未来和无限。在如何对待生命和人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时，宗教常常通过教义与仪式，力图要求和教导人们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社会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但“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到达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旅途。在使人获得新的生活体验时，宗教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价值”[10]。因此，理性化的科学的价值规范与情感化的宗教的价值规范，不论是具体内容还是思维向度，都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方面，但它们都是在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创造的，都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的超越。它们的常识化，共同构筑了现实的人的社会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人的价值是多元的，我们既不能像中世纪那样对人及其生活进行单一的宗教理解，也不能像科学主义所要求的，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在人类的整体文化中，如何在既坚持科学在人类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及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合理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价值规范以及它们在社会价值观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当然，价值规范是不能脱离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它们统一于特定的概念框架。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不断转换，而价值规范本身就是由依赖于一定思维方式所进行的价值判断构成的；从另一方面说，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取舍与选择又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规范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性，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时，不能将之归化为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层次的关系，而必须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关系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整体的把握。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模式”和“非对抗模式”，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归结为其中一个层次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取决于它们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相互评价和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科学与宗教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及受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多元的逻辑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

[2]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54.

[3]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47.

[4]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2.

[5]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7-28.

[6]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80-181.

[7]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

[8]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