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精神文化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文化神经科学”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交叉学科，主要研究文化与人类大脑的相互作用，研究文化经验如何与生物学因素(如基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作为文化神经科学发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从2005年开始在朱滢教授和韩世辉教授的带动下开始了关于自我概念心理表征的文化神经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工作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自我概念的神经科学理解，另一方面也把社会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引入神经科学，发展了文化神经科学的新方法。这些研究发表后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为推动文化神经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期刊邀请韩世辉教授和他的研究生撰写此文，希望能把文化神经科学研究介绍给心理学同行，也希望这些研究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带来启发。

摘要　人类自我概念的心理表征在心理学和哲学有深入的研究，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东西方文化自我概念的结构差异。近年来神经科学借助脑功能成像开始研究自我相关信息过程的神经机制，并探讨是否存在文化特异的自我概念的认知神经表征。跨文化神经成像研究表明自我概念在知觉水平和人格特征表征方面都存在文化差异，本文综述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跨文化和文化启动神经成像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自我概念表征文化差异背后的神经机制。这些研究推动了文化神经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　文化，自我，脑成像，文化神经科学

分类号

B849：C91；B845

自我概念是否存在及其心理表征的机制一直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自我是什么?自我在人类大脑中是如何表征的?有趣的是，东西方文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极为不同。‘在西方文化中，一些哲学家强调独立于社会情境的自我认同，而东亚文化下的哲学家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更注重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所起的作用(zhu&Hart，2008)。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一个与他人界限分明，相互独立的行动主体——在社会组群间或环境间的迁移不发生明显改变。而东亚文化则认为自我则是与社会相联的，流动性的，情境化的，只能从与他人间的关系得到理解(Nisbe~，2003)。自我哲学观的文化差异对于旨在探究人类社会行为及其心理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

Markus和Kitayama(1991，2010)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关于文化与自我概念的理论模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由寻找普遍法则转变到探索文化多样性。他们认为强调自我认同的西方文化观促使产生“独立型自我”，这种自我具有自我倾注的特点，对自己的注意多过他人(包括亲密他人，如母亲)。相比之下，东亚文化对基本社会联结的重视则更易产生“互依型自我”，此类自我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同样关注自我与亲密他人。此外，不同自我概念对涉及自我的一切认知加工过程都会产生影响(Markus&Kitayama，2003)。Markus和Kitayama的理论不仅推动了考察不同文化中认知差异的行为研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脑成像研究来探索社会认知(如自我概念表征)神经机制存在的文化差异。这些脑成像研究结果进而促使了一门新学科一文化神经科学的产生。

本文回顾了文化神经科学对自我加工过程的两个主要研究部分。自我面孔识别代表了知觉领域中的自我加工过程。对自我特质的记忆则涉及心智领域中的自我信息加工。对自我面孔识别和自我特质回忆的跨文化比较中既有行为研究，又有脑成像研究。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人脑实现自我表征的方式，以及个人文化经验对这种表征方式的影响。

1　自我面孔加工神经机制的文化差异

从William James(1890)开始心理学家就认识到自我可被分为不同的成分，包括个人的物质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不同文化环境下，由于他人对自我的认知方式存在差异，自我认同也会因之发生改变。在知觉领域中，面孔识别是一种凸显自我一他人区分的心理过程。识别自我面孔的能力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得到了巩固。婴儿在出生第二年就可以在镜子前表现出自我导向的行为。自我面孔识别能力被认为是自我意识的一项重要成分。

自我面孔加工在成年被试使用在视觉搜索任务(Tong＆Nakayama，1999)以及外显(Keenanet al，1999)或内隐(sui，Zhu，&Han，2006；Ma&Han，2010)面孔识别任务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一个主要发现是被试的反应时间对自我面孔比对熟悉或不熟悉的他人面孔要短。造成这种自我面孔识别优势的知觉和认知机制可能有多种。例如，Tong和Nakayama(1999)认为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反应了对高度学习的面孔更为牢固的表征。此外，Ma和Han(2010)提出一种社会认知机制在自我面孔优势有重要作用。他们假定自我面孔识别以及随之产生的自我意识会激活自我概念中的正性属性，从而易化对自我面孔的行为反应，进而表现出自我面孔加工优势。自我面孔识别的这种正性联结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研究的证明。研究发现，自我概念威胁启动(启动任务要求被试判断一组负性形容词是否适合描述自己，从而在被试的意识中产生与负性属性联结的自我)降低了自我与正性属性间的联结，并以此减弱了行为反应中的自我面孔优势效应。因此，高级社会认知机制同样会影响自我面孔识别过程。

然而，自我面孔识别优势对社会情境高度敏感。为检验真实生活情境中破坏正性自我联结的社会威胁是否也会减弱自我优势效应，Ma和Han(2009)要求中国研究生被试分别对混有自己导师(高威胁条件)或其他实验室老师(低威胁条件)头像的自我面孔图片进行朝向判断。由于自己导师的负性评价会比其他老师对自尊造成更大的威胁，他们预期自我面孔优势效应在高威胁条件下会比低威胁条件减弱得更多。结果发现在低威胁情境下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对自我面孔比其他老师面孔反应快)依然存在，但在高威胁情境下反而表现出一种自我面孔加工劣势(对自我面孔比自己导师面孔反应慢)。Ma和Han(2009)还发现，被试对自我面孔与导师面孔的反应时差异与其担心导师负性评价程度的主观评分相关。此结果表明社会情境对自我面孔加工相关的行为表现具有很大影响，具有影响力的上级的存在会通过改变自我概念来调节自我面孔加工。

由于西方文化与东亚文化下的社会环境存在很大的不同，一个重要问题是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个体，其自我面孔的加工机制是否也有所不同。根据Markus和Kitayama(1991)的理论，西方文化重视自我认同，所产生的独立型自我倾向于更多将注意投向自己而非他人。而东亚文化强调基本的社会联结，所产生的互依型自我通常会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并且对他们倾注的注意与对自己同样多。根据这种观点，可以预期自我面孔识别的机制在西方与东亚文化间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西方文化下的独立型自我会对自己的面孔分配更多的社会显著性或更强的正性联结，这导致他们在自我面孔与他人面孔同时呈现时，更容易注意到自己的面孔，并对自我面孔有更深层次的加工。相比之下，由于东亚文化中的互依型自我更强调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们对自我面孔加工的关注程度可能不及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因而行为上表现较弱的自我面孔优势效应。

此假设在近期的一项跨文化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中得到了验证。Sui等人(2009)采用相同的实验刺激和范式记录了不同文化组被试进行自我面孔加工时的行为和脑电反应。实验中向英国被试与中国被试呈现自我与朋友的面孔，并要求他们判断面孔朝向。尽管两组被试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均短于他人面孔，这种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在英国被试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两组被试反应时上的差异与脑电活动的组间差异呈正相关。英国被试判断自我面孔时在大脑额、中央区引发的负波N2，其幅度要大于判断熟悉面孔时引发的N2幅度。而中国被试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相比于判断自我面孔，他们在判断朋友面孔时引发的前部N2成分幅度更大。由于前部N2与面孔加工深度相关，并有利于个体化过程(Kubota&Ito，2007)，这种文化特异的N2活动说明，相对于中国被试，英国被试对自我相关信息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因此，独立型自我构念可能会使得自我面孑L相对于他人面孔的社会显著性增强，这导致了西方被试在行为表现与神经机制上均表现出自我一他人之间的分离。而东亚文化促生的互依型自我构念则演化出不同的认知神经机制，对熟悉的他人面孔赋予了比自我面孔更多的社会显著性。

自我面孔加工的认知神经过程与自我构念的关系在后续的脑成像实验中得到了进一步研究。早期的一项正电子断扫描(PET)研究发现，相比于观看陌生面孔，被动观看自我面孔或进行外显的自我面孔识别任务会激活左半球梭状回以及右半球的缘上回和下丘脑。外显的自我面孔识别任务还与右侧额叶皮层的中部和下部，右侧的前扣带回，左侧额中回，以及左侧的脑岛前部等区域的活动相关。后续的功能磁共振(fMRI)研究同样确认了右侧额叶，右侧枕一颞一顶联合以及梭状回在自我面孔识别中的作用。这些研究确定了自我面孔识别的神经基础，同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文化特异的自我构念是否会调节与自我面孔识别相关的神经活动?

为了检验自我面孔识别认知神经过程的不同模式与自我构念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Sui和Han(2007)使用自我构念启动程序激活个体的某些文化知识，以此研究自我构念在面孔识别文化特异性神经活动中的作用。自我构念启动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个体的知识中可能具有两种文化系统，每种知识模式会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被激活(Hong，2009)。Gardner等人(1999)发现，被试在做完寻找独立型(“我”)或互依型(“我们”)人称代词的任务后，他们在各自社会文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自我构念会发生改变。Sui和Han(2007)在实验中检验了这样的假设，即，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会使面孔加工的认知神经过程更接近于西方被试模式(行为上表现为强自我加工优势)，而互依型自我构念启动则使这些认知神经过程更近于东方被试的模式(行为上表现为弱自我加工优势)。在不同的自我构念启动程序之后，他们在被试进行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朝向判断时对其进行了扫描，以此检验文化启动对自我面孔识别神经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在反应时上，自我构念启动对自我与熟悉面孔加工过程的影响有显著差异。被试受到独立型自我启动后，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要快于熟悉面孔。而接受互依型自我启动后，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则慢于熟悉面孔。这个结果于先前的理论相符，即独立型自我关注自己多于他人，而互依型自我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Markus&Kitayama，1991)。更重要的是，Sui和Han(2007)还发现短时间自我构念启动(该研究中为三分钟)就可以调节自我面孔识别相关的神经活动。接受独立型自我启动之后，相较于熟悉面孔，对自我面孔的识别会激活右侧额叶的中部和下部。而接受互依型自我启动之后，自我面孔识别引发的额叶活动表现出明显下降。这表明文化特异的自我构念与文化特异的自我面孔加工机制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较之互依型自我启动，自我面孔识别引发的自我意识在独立型自我启动条件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增强。

综上所述，行为和脑成像的研究均表明，文化对自我面孔识别的认知神经机制会产生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与文化心理学的观点相符：东亚文化下的互依型自我对社会环境以及自我与他人间的社会联系更为敏感，而西方文化下的独立型自我则在面孔识别中增强了自我与他人间的区分。

2　自我人格特质加工神经机制的文化差异

人们形成自我概念的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其社会行为与心理健康。自我人格特质这一相对较抽象的自我概念的神经表征如何?近年的脑成像研究对这个问题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兴趣，对自我信息加工过程背后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是探讨自我人格特质在大脑中的表征区域。此问题的研究者大都采用自我参照任务(Rogers，Kuiper，&Kirker,1977)，要求被试对自我和一个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进行判断，通过比较在这两种判断过程中的大脑活动来确定与内省自我特质相关的神经活动。研究发现，思考自己的人格特质会引发诸如内侧前额叶(MPFC)和楔前叶等多个脑区的激活。这些脑区在自省过程中分担的功能可能有所不同。具体而言，MPFC被认为主要负责对自我相关刺激的编码(Northoff et al.，2006；Hanand Northoff，2009)。对加工高自我相关与低自我相关形容词时的神经活动进行比较，会发现MPFC区域活动增强(Moran et al，2006)，MPFC活动强度还与自我相关词语的记忆水平正相关(Macrae，Moran，Heatherton，Banfield，&Kelley，2004；Man＆Han，2011)。

社会心理学认为自我概念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在社会交往中形成(Hogg，2003)，因此可以预期，自我概念的神经表征可能会受到社会经验的影响。事实上，研究发现个体间关系确实会对自我与他人的神经表征产生影响。例如，在一项研究中，Mitchell等人(2006)首先让被试阅读关于两个陌生人的描述，两个模特分别被描述为持有自由的或保守的政治态度，这样为每个被试产生一个与自己在政治观念上自己相似和不同的任务。在fMRI扫描中，被试分别推断两个目标对一组态度相关问题的观点和好恶，并对同样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结果发现，与自我参照过程相关的腹侧MPFC在推断与自我相似目标时出现激活，而推断与自我不相似的目标时则更多激活背侧的MPFC。

尽管Mitchell(2006)的研究表明，心理推断的神经相关受到个人经验的调节，但自我和他人在MPFC上的表征如何受到文化经验的影响仍不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Zhu等人(2007)在西方被试和中国被试进行自我、母亲和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判断时对他们进行了fMRI扫描。实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被试自我和母亲的神经表征会是否在腹侧MPFC上出现重合，而西方被试的自我表征和母亲表征则在MPFC上是否表现出分离。结果表明，较之公众人物判断，中国和西方被试在进行自我特质判断时均出现MPFC活动的增强。然而，对亲密他人的神经表征在两组被试间出现了差异。对于西方被试，MPFC活动强度在母亲判断与公众人物判断间并未表现出差异，自我特质判断引发的MPFC激活则高于母亲判断任务，表明了自我表征和母亲表征在MPFC上的分离。中国被试对母亲的神经表征模式与此十分不同。母亲判断任务在中国被试脑中引发的MPFC激活要显著高于公众人物判断任务。此外，母亲判断任务与自我判断任务涉及的MPFC活动在强度上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表明中国被试自我和母亲在MPFC上的表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和重叠的。这些脑成像证据表明，表征与自我有关的亲密他人在神经基础上存在文化变异，并从神经科学角度对东西方文化下自我构念差异的心理学模型进行了验证(Markus&Kitayama，1991)。

在随后的研究中，通过对双文化背景的被试进行文化启动，自我及亲密他人的神经表征与自我构念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说明(Ng，Han，Mao，&Lai，2010)。研究假定在香港长大的中国被试，由于同时受到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表征自我与亲密他人的神经活动在接受中国文化启动后会接近典型中国被试的模式，在西方文化启动后则与典型西方被试的特点更为类似。Ng等人(2010)发现，在受到中国文化符号图片的启动后，这些西方化的香港被试在自我与母亲特质的判断任务中均表现出MPFC活动的增强；然而，在接受西方文化符号的启动后，MPFC活动在母亲判断任务中出现了减弱，而在自我判断任务中则有所增强。因此，对于双文化背景的被试，这种与亲密他人相联系的自我所具有的动态认知神经表征会因文化启动的不同而变化。而这种自我表征的暂时性动态变化是与自我表征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相一致的，都反映了文化价值与文化实践长期累积的影响。

然而，MPFC活动在特质判断任务中的文化差异并非对所有亲密他人都显著。例如，Heatherton等人(2006)发现，对美国被试，与特质判断相关的MPFC活动在可以区分自我与好朋友。相比于字母判断任务(大写vs小写)，判断自我特质会使MPFC的活动出现显著增强，而判断好友则不会。与此类似，Wang等人(2012)在研究中让中国被试对自我、母亲、父亲以及好友进行特质判断。他们发现，中国被试的MPFC活动在母亲判断任务中，强度与判断自我特质时相当。而判断父亲和好友特质的时候，MPFC的激活强度则小于母亲判断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与判断公众人物相比，判断好友并不引发更强的MPFC活动。这些结果表明，尽管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与母亲的神经表征重合于MPFC，但不同的亲密他人，如母亲、父亲、好友，在MPFC上的表征权重并不相等。

自我概念在一般性或情境化自我判断过程中的神经表征也会受到文化影响。Chiao等人(2009)在日本被试和欧裔美国被试完成一般性和情境化自我参照任务时对他们进行了扫描。前者要求被试对“一般意义上，这个句子是否适合描述你”类似的问题进行反应，后者则要求被试回答诸如“当你和你的母亲在一起时，这个句子是否适合描述你”之类的问题。她们根据被试在Singelis(1994)自我构念量表上的分数将其分为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两组。结果表明，个人主义组的VMPFC激活在进行一般性自我描述时显著高于情境化自我描述，而集体主义组的VMPFC的激活则在情境化自我描述时更强。此外，MPFC激活强度在情境化与一般性参照任务间的差异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量表分数之差呈正相关。Chiao(2010)还使用文化启动的方法研究了一般性／情境化自我特质判断相关的MPFC激活与自我构念之间的关系。启动程序由“苏美尔战土的故事”和“找出与家人朋友的异同(SDFF)”(Trafimow，Triandis，&Goto，1991)两种任务组成，这两种任务均被证明可以对自我构念产生影响。亚裔美国被试在完成一般性／情境化自我判断任务时接受fMRI扫描。半数被试在扫描前接受个人主义文化价值的启动，另外半数则接受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结果表明，受到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启动的被试，其VMPFC与后扣带皮层(PCO)的活动强度在一般性自我判断任务中显著高于情境化自我判断任务。而接受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的被试则正好相反：情境化自我判断任务比一般性自我判断任务引发了更强的VMPFC和PCC的活动。因此，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对于一般性自我与情境化自我在MPFC上的神经表征具有显著影响。

自我概念的神经表征同样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强调人类个体对于上帝的依赖，并主张抛弃作为受造物和罪人的自我，以便更彻底地臣服于上帝(Burns，2003；Ching，1984；Lin，2005)。此外，为了在上帝之爱中生活，人们必须承认自我的“虚无性”，并为实现自我超越而进行精神追求。这些观念对自我造成的可能影响是模糊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基督徒有关自我与上帝关系的信念可能会对其认识自我的方式产生很大影响。为了考察基督教信仰和实践对自我加工认知神经过程的影响，Han等人(2008)招募了基督徒与非宗教信徒各14人完成对自我和公众人物的特质判断任务，并进行fMRI扫描。实验主要关注基督教特有的精神诉求与实践所产生的两种心理学后果。首先，基督教对否定自我以追求精神生活的新年可能会弱化个体对自我相关刺激的编码加工。其次，强调从上帝的角度评判自我可能会强化对自我相关刺激的评价过程，并会在对自我特质的内省中涉及他人视角。如果这些假设成立，可以预期，相对于非宗教信徒，与自我相关刺激编码相关的腹侧MPFC活动在基督徒之中会被减弱。此外，基督徒在进行自我相关刺激的评判时会激活心理推断的相关脑区。事实上的确如此，结果表明，尽管非宗教信徒的VMPFC参与了自我特质加工，此脑区在基督徒被试进行自我特质判断时并未出现显著激活。由于VMPFC被认为是参与编码自我相关刺激的脑，此结果与上述第一个假设相吻合。有趣的是，基督徒在进行自我特质判断时会激活与推断他人心理相关的背内侧前额叶(DMPFC)。这支持了第二个假设，因为DMPFC被认为参与对自我相关刺激的评价和再评估(Northoff et a1，，2006，)，以及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断过程。这些结果表明，在特质判断任务中，基督徒被试使用背侧MPFC区分自我和他人，而非宗教信徒则利用腹侧MPFC完成这一过程。因此，宗教文化同样可以调节自我人格特质表征的神经基础，但调节方式与东西方文化对自我神经表征的影响方式有所不同。

篇2

As a conception of Pan Sculpture, it is with significative and methodology meanings. Its culture point embodies in its variety factors, such as tolerance and difference acceptance, as well as that of art spread. It satisfies the spiritual demand of different culture level when advancing the sculpture art language.

“泛雕塑”作为一种艺术的概念乃理想来看，它具有当代社会意识以及方法论的意义。就语词的概念和内涵来说：“泛”（“宽泛”或“广泛”）是与“局限”或“限定”相对而言的。在人类的艺术历史和经验中可见，形成一个时代或区域的艺术形式、审美态度及其文化观念的“限定”与“宽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可能来自社会、政治、宗教及各种文化领域的作用。我以为，“泛雕塑”的提法及其概念的运用，首先得益于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的变革和发展，得益于雕塑界寻求艺术创作的繁荣、自由以及雕塑与社会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多样性诉求的对应，以利于其自身和社会文化的积极发展。概括地说，“泛雕塑”概念及其艺术实践的当代意义和文化支点，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泛雕塑”概念在雕塑的艺术语言及自我认同上（包括其造型的表现手法、叙事方式和形式类别）可以力争其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发展，如在雕塑作品的形式、题材、材料、创作方法、展示方式方面主张更为多样的并存和创造性的发掘；在艺术审美及精神诉求方面，主张宽容和接受差异；在雕塑艺术的创作和传播方面主张打破传统的概念，主张各种形式和资源的灵活运用，把“架上”雕塑和户外雕塑，叙事性雕塑与表现性雕塑，纯观赏性雕塑与可介入性雕塑，纪念性（或唯美性）雕塑与实验性及综合性雕塑（如现代装置、综合材料及景观雕塑等）的界限予以突破或综合。使得当代雕塑在平面艺术、影象及多媒体艺术发达的环境中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和特性，在推进雕塑艺术形式语言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不同社会文化层次的审美与精神需求。事实上，始于上世纪初以及60年代前后的西方现代雕塑历史中的现成品艺术、集成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综合材料艺术、观念艺术及地景艺术的形式和文化观念中，就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泛雕塑”的创作景象和现当代艺术精神。可以说，我们在西方艺术家杜尚、沃霍尔或奥登博格以及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等众多人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观念的探索中，都可以领略到新艺术的多元价值及其艺术的创造意志。而在后现代语境下关注和理解“泛雕塑”的理念，则会有利于我们把传统概念的“学院”式的雕塑创作，政府扶持的专业创作机构的创作以及体制外的创作力量及成果加以发掘和出新，在多元并存、相互交流和激励中丰富本时代的雕塑形态与内在精神。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泛雕塑”的概念可以在艺术实践的方法论上丰富雕塑的时代内涵和社会精神。“泛雕塑”有利于使雕塑在创作理念、创作方法以及在介入社会和公共环境方面赢得更为广阔的资源和展示的空间。我们认为，“泛雕塑”的理念有利于发展艺术的不同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方向，使得雕塑艺术不是机械地复制已经被记录的雕塑史，而是能够更为自由地、主动地去创造属于当代的雕塑史。由于“泛雕塑”理念在艺术题材、表现形式、媒介材料、展示方式以及在艺术观念上提倡多样性、多元性和创造性，因此，对于雕塑介入各种开放的公共空间，反映社会多元文化的形貌，适应文化和生活环境特性的不同需求方面都有着显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主张公众参与和服务公众社会的当代公共艺术，在提倡艺术形式和社会互动方式的开放性和探索性方面――都为“泛雕塑”形态的存在与介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为“泛雕塑”在艺术的“边界”和艺术的社会意义等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姿态。应该说从公共环境的美学品质及公共精神的体现一直到城市家具及公共设施的艺术创造，或从艺术家个人经验的展现到社会群体及地区文化精神的表现方面，都需要开放的和多样性的艺术形式与实施方式的介入。

篇3

关键词：服装；消费文化；层次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074-01

一、引言

消费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这种大规模的物(商品)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服装作为消费社会中的物的一种，其遮体保暖的物质属性已日渐衰弱，与此同时，服装所承载的精神属性日益得到重视。兼具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服装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

二、文化的内涵

我国历史上，与“文化”有关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不过当时的文化概念是分开来理解的。在《易·賁卦·象传》中，“文”与“化”同时使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作为一个词的出现是在西汉以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小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按照汉人这时的理解，“文化”就是“以文教化”的概念。《中国大百科辞典》中对“文化”做了如下定义：“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活动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比上述定义更全面、更综合的定义是《中国小百科全书》中对文化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所创造出的所有事物之总和。一般意义上的亦即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以及人类其他精神活动及其产物。”该定义依照“广”与“狭”的二分法，综合了文化的宽泛理解与指代明晰理解，指示了多数学科关于文化特征的基本认识。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给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这样一来，文化不仅包含了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同时也涵盖了特殊的生活方式、某一特定文化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把文化范围扩大到全部的日常生活。尽管每一种界定都试图从不同视角来说明“文化”，但综合国内外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从文化的广义概念出发，可以将文化归结为：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

三、关于消费文化

消费经济学主要创始人尹世杰认为：消费文化就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是人们消费生活方面各种创造性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消费文化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消费环境。二是消费品，包括劳务产品。三是人们的消费活动。杨魁、董雅丽指出，“消费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的各类消费相关因素的综合，简单来说，消费文化包括三个基本层次：消费品、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至此，根据前文对文化的定义的研究，可以对消费文化做如下的界定：消费文化是对一个特定社会或社群的消费活动的反映。消费文化包含三个层次：表层—物质层，包括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里层—行为层，涉及生活方式、消费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获致和传递）；核心层—价值层，涉及基本价值观念、消费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心理需求等。

四、服装消费文化的界定

服装作为人的第二皮肤，不但有着功能性的物质属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范畴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精神属性了。服装的属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物质属性是服装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服装又反映着人类的观念、制度形态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反映着特定时期特定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习俗传统、主观意愿、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因此，结合前文对消费文化和服装属性的阐述，可以认为：服装消费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对一个特定社会或社群在服装选择、购买和使用活动的反映。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是表层，即物质层，在服装消费文化中就是指消费者在服装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物质形态的服装和非物质形态的后续服务等；第二层次是里层，即行为层，包括生活方式、服装消费行为模式；第三层次是核心层，即价值层，包括基本价值观念以及服装消费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心理需求等。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字】奥林匹克精神法律正义权利

【正文】

奥林匹克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追求的是人类实体意义上的个性，而法律是对于人类权利的保障，因此，法律有着人类形式意义上的共性。两者之间看似的对立的，实际上两者之间互相补充，大同小异。

《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对奥林匹克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奥林匹克运动是国际性的运动，它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世界上文化间的各种差异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来自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以及观众生有不同的肤色，穿着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不同的宗教仪式，用不同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种族的和文化的差异，又常常由于各国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而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世界上所有的体育文化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于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尤为引人注目。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就是要形成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可以摆脱各自文化带来的偏见,在不同文化的展示中，看到的不是矛盾与冲突,而是人类社会百花齐放、千姿万态的文化图景,从而使文化差异成为促进人们互相交流的动因,而不是各自封闭的藩篱;使矛盾成为互相学习的动力,而不是互相轻视的诱因。也只有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才能打破各自狭窄的眼界,以世界公民的博怀,去认识和理解自己民族以外的事物,领悟到各个民族都有着神奇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学会尊敬其他民族,以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自己,虚心地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不断丰富自己,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国际交流真正得以实现。

其次,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奥林匹克运动以竞技运动为其主要活动内容，竞技运动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比赛与对抗。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但是,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娱乐功能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竞争才有意义,各国运动员才能保持和加强团结、友谊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才能实现它的神圣目标。

从以上两点就可以看出，虽然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追求体育的竞技，但是首先还是参与其中，并且公平公正地参与其中。在平等的竞技中展现个性。而法律则是首先维护公民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笔者将从三个维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奥林匹克精神与法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自从2000多年前，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种健康向上的体育竞技在神圣的奥林匹斯兴起，它就成为古代希腊人奉献给人类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今天，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体育竞技的范畴，它成为全人类的文化盛会和文明遗产，它的丰富内涵和它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我想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奥林匹克是一种竞技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更快、更强、更高”的自我挑战精神，同时它也是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体育竞技精神。奥林匹克包含的这种自我挑战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构成了当代人类自我完善和社会交往的基石。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都会对法律概念作出不同的界定，这些界定之间只是角度不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但是，不同的界定对不同社会的适应和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传统的法律概念是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作出的，即法律就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概念（以下称为法律的阶级概念）从阶级角度分析，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法律的阶级概念也有其局限性和明显的缺陷。

因此，我更同意将法律界定为“国民的誓约”，即国民（国家）为了和平相处和发展需要就相处和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达成的合约和承诺（以下称为誓约法律概念）。实质来说，法律就是利益的分配机制，规定如何分配和运用社会资源、利益。誓约法律概念在建设法治社会中有什么优势？

首先，誓约法律概念有利于鼓励国民积极参与立法活动。因为法律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就社会资源如何分配进行的约定，所以它涉及到每个人自身的利益，需要每个人自己参与。定性为誓约，首先要求国民就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协商约定，协商就需要参加，将立法活动当成国民自己的事情。建立立法与国民利益息息相关之共识。

其次，誓约法律概念有利于树立法律的平等观念。在誓约的建立（签订）过程中，有利于体现和落实平等观念和意识，因为契约的基础是平等，而不是特权，特权就不能进行协商。同样，通过广泛的参与、协商，立法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避免法律成为少数人掠夺的霸占社会资源的工具，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的正义。

再次，誓约法律概念有利于法律的推广执行。对自己参与协商（委托他人代为参与协商）而制定的法律，就是一种誓约，遵守自己的誓约不仅是一种法律义务，更是一种道德要求，实现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法律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使国民就社会资源分配达成的一种誓约。它以平等为前提，要求每个国民积极参与（定约）并信守自己的誓约。而不应该大多数人规避和反抗的是少数人统治、掠夺资源的工具。正确、积极地界定法律，有利于法律发挥应有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奥林匹克精神和法律的比较，我们看到两者都是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在追求中存有不同的形式。它们两者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积淀而成的。

二、奥林匹克精神与法律对正义的理解

奥林匹克精神中有对于正义的理解，那就是保障所有人民公平参与。《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通常它包括参与原则、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友谊原则和奋斗原则。"参与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一项原则，参与是基础，没有参与，就谈不上奥林匹克的理想、原则和宗旨等等。"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句格言最早是美国一位主教提出来的。1908年伦敦举行第4届奥运会时，顾拜旦引用了这句话。后来，顾拜旦在1936年奥运会演讲时也说过："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奋斗。"这一原则已被世界各国运动员和广大群众所广泛接受。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国际体系.它是完全独立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任何来自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因素对其进行于涉。他还为此创建了一个独立的国际奥委员，规定了国际奥委会的主要职责是，用其忠诚和献身精神来保证奥林匹克理想和原则的实现。通过这种方式奥林匹克精神的自主独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保证。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所有能使人变得更好的原则，都包容它明亮的光环里。奥林匹克精神的初级活动形式是奥林匹克运动，它是永恒的。它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运动水平高低，面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一切运动和竞技项目，旨在参与。奥林匹克精神蕴含了公正、平等、正义的内容，承认一切符合公正原则的优胜，唾弃和否定一切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公正原则使奥林匹克精神具有了极大魅力。

参与权就是奥运精神中普遍的公平正义权的保证。这与法律当中的正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将正义的观念从法律中解

脱出来是有困难的。在一般人眼里，正义和法律的概念不断的被交叉混同，而且纯粹法学反对将法和正义相等同，主张将二者当作两个不同的问题来处理。而我个人更倾向与使二者融合，我并不赞成过分清晰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法律抛弃正义，便丧失其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同样，正义脱离法律，就丧失了载体，仅仅只能成为“价值判断”，没有实际用途。我非常推崇凯尔森的观点，即正义作为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也许为法律科学所排斥，但如果将正义理解为“合法性”，那么法律科学中就应当包括正义概念。

人们评价一部法律是否符合正义标准（合法性）时，往往是立足于这部法律是否能将社会关系调整得令所有社会成员都满意，但事实上，能够满足每个社会成员需要的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可以说：每个人的需要不一致，需要间的相互冲突也难以避免，那些合乎正义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能达到的也只能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满意。

还应当提及的便是自然法学派提出的绝对正义的概念，自然法学派主张法的二元论，认为法应分为实在法和自然法，在不完善的实在法之上，存在着完善的，绝对正义的自然法。但理性的人应当知道：这种绝对正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如同世界是可知的，人有无穷的认知能力，而世界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借用凯尔森的话“正义是一个人的认识所不能接近的理想。”

法律需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在人们寻求法律帮助时，在法律制裁罪犯时，公平是否得到维护，正义是否得到匡扶，这是法律正义性（合法性）认定的标尺，也是法律生存的土壤，法律立足正义，才能使正义的概念在法律的基础上得到升华。

三、奥林匹克精神与法律同样是对权利的保证

奥林匹克运动以竞技运动为其主要活动内容，竞技运动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比赛与对抗。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但是,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娱乐功能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竞争才有意义,各国运动员才能保持和加强团结、友谊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才能实现它的神圣目标。正如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奥林匹克精神正是对全民参与的维护，从而保证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竞争。维护公民实体的参与，实际也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象征性的保护。当然，奥林匹克运动中，由太多的义务、规则、和违规性的惩罚措施，但正是这一系列的义务和规则才维护了实体地位的平等，维护了实体的权利。

在权利、义务之间，法不以义务为目的，恰恰相反，它应当也必须以权利为目的。

首先，在法产生意义上,法是以权利为目的的。早期的人类无所谓权利和义务，也无所谓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步产生了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尤其是在逐步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权利义务的分别愈益明显。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人较能实在地享有权利，甚至实在地享有较多的权利，在社会中的被主导者与社会主导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因权利的分配产生冲突，就是在社会主导者或者被主导者内部，也有权利分配上的分歧和矛盾，社会的权利之战愈演愈烈。为了保证社会在一定秩序范围内持续下去，社会主导者就利用以暴力为后盾的规则，来确认一定的权利分配办法，划分社会权利，于是，法就产生了。

其次，在权利、义务相较上，法是以权利为目的的。第一，权利较之义务，其性质更能满足人的需要。各种权利都能直接成为满足权利主体相应需要的现实，各种特定的义务只能通过对特定权利的保障，实现了特定权利以后，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因此，权利可以直接成为人的需要的客体，义务却不能。第二，权利较之义务，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权利与义务是等量的和对应的，在形式上，法保障权利实现或保障义务履行都可以殊途同归，实际上却大谬不然。由于种种原因，保障权利的法比保障义务的法更能得到人们的自觉遵守与执行。第三，权利较之义务，其扩展更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表征。

简单地说，法似乎应主要规定权利，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法要具体规定所有权利和每一种权利却是十分困难的。由于权利、义务在社会生活中是对应的、一致的，法可以通过规定义务的方式来达到规定权利的目的，因而，通过具体规定义务来规定权利就十分必要而可行，它比直接规定权利更有益于人类权利的保障和发展。法以规定义务为主，并不意味着要减少权利或削弱权利，相反，它正是为了普遍地扩展权利和保护权利。因为，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法不禁止即为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就是可行的。这样，权利不但未被减少或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法对义务的规定实际上成为了对权利的确认和保障。

法为更好地追求权利而主要规定义务，为更好地实现权利而适当规定权利。法不论是对义务的规定，还是对权利的规定，其价值目标都只能是为着权利的确认和实现，而绝非义务。

综合以上的三点，奥林匹克精神和法律是异曲同工的，同时人类的文化遗产，同是人类精神的积淀。它们都是维护人类公平正义和权利平等的。奥林匹克精神和法律尽管都是两千年前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两千年千，人类的科技迅猛发展，但是人类的心智一直还是有着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捧和向往。从笔者对两者的比较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探求出结论。

【参考论文】

《法以权利为目的》卓泽渊载于《检察日报》2000年03月02日

《法的本体价值论纲》刘金辉载于《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

《法的价值归宿》卓泽渊载于《检查日报》2000年1月4日

【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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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室内设计传达文化内涵中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室内设计中存在诸多问题，虽然设计种类千奇百怪，但大多大同小异，没有特色，缺乏个性，不能凸显出文化内涵，在人文精神方面落后于国外国家，给人带来视觉疲劳，不能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要求，更不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的不断提高，应该满足人们对舒适，个性，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室内环境的要求，体现出室内设计的艺术性与功能性，最终表现出丰富内涵和文化品味。

2解决上述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要正确认识设计概念，它是设计师根据他所需要设计的因素，经过多方面的思考分析所做出的构思，体现其对空间赋予的文化内涵。它具有人文性，人本性，多元性，多变性，创新性，整体性的特性。2.1从设计师的角度。从设计概念入手，设计师就首先需要对设计市场充分了解，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找出属于自己的设计方向，对设计潮流进行创新，其次多看多观察和积极向别人学习对自己的设计水平的提升也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了解市场，了解环境是提升水平的必要途径，其次设计师还要多方面的收集，解剖资料，认识分析优秀设计并加以学习，对自己的客观情况资料加以剖析，为自己的设计铺平道路，吸收精华元素，注入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最后设计者还需要对文化内涵进行深一层的把握，体现出文化内涵带给人的生活的感受，审美的品味，把特定的意象创作作为一种目的，从而实现人的心灵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在实际应用设计概念时，还需要全面铺开进行重点的选取，设计概念一经确定，就需用形象元素来构成，这时就需将设计元素铺开，再挑选重点元素，其次还需要提炼设计符号，选取具有典型特征的地方作为建筑符号，表现出审美特性，做到设计的成功，最重要的要属于设计概念与建筑空间的结合，做到将建筑和设计融为一体，从而显现出浓厚的人文氛围，做到高明的设计.2.2从居住者的角度。室内设计中文化内涵的传达有诸多方法，这次从居住人的角度来看，首先，室内设计便是传达文化内涵的载体，其中包括室内的织物布置，因为织物布置可以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传达出不同的文化内涵，还包括工艺品的选择布置，例如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绘画，书法作品便是最好，最直接传达中国文化内涵的传承品，工艺品的放置还需注意其与人的视线关系，体现少而精的原则，最后还需要注意绿化物的布置选择，绿色本是生命的颜色，它本身能使人心情愉悦，绿化物的品格特征直接体现了主人的修养道德，并且还是室内文化内涵的真情流露。2.3从地域性古建筑符号角度。室内设计中文化内涵的传达，除了从设计师，居住者的角度来看，还需要从地域性古建筑符号进行深一层的了解，地域性古建筑符号其中可以分为被赋予美好寓意的以雕刻，剪纸和壁画为主的图案类符号，还包括以生土建筑体系，毡包式建筑体系为主的建筑结构符号，同样这些符号也充分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以及由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决定的建筑色彩符号以及建筑材质符号，这些符号在运用时，还遵循满足功能为第一原则，其次为符号的使用，在将符号植入时，可以是分割时植入，模拟和重构符号，体现文化特征，在界面装修时进行植入以及色彩符号的植入来充分表达各地方的民族特色。

3结语

作为新一代的中华儿女，将文化内涵体现在室内设计中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应当肩负起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责任，将文化内涵在室内设计中充分体现，可以激发更多的，更具有创新意义的设计灵感，大大提升我国的设计品味，将室内作品赋予文化内涵，此时的室内作品才更具有生命力，从而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具有文化内涵的室内设计，使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能够使人得到充分的满足，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优秀的文化。

作者:瞿燕花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参考文献

篇6

【论文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艺术理念的现代标志设计进行了分析以及着重解析了“中国印”2008奥运会徽的设计，以此为侧重点论述了把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融入现代设计里，必定会使中国的平面设计更具世界文化性。

1、中国图案纹样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体现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通过劳动和生活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存，中国特有的传统图案有如龙凤纹、如意纹、四神纹、合头鱼、人物……各类图案，还包括自然崇拜所留下的日、月、星、山、水、树木以及佛教中的莲花、佛手，少数民族的更是多而美丽，这些图案纹样都具有各自美好的寓意，表达了人们的审美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传统图案都经过了历史的积淀，反映出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许多在这个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标志，以它体现出的鲜明特点、文化内涵深受人们的喜爱，广而流传。

在许多航空公司的标志中，我们都立刻提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一只腾飞的凤凰，它的灵感就取材于一出土青铜器的神鸟的造形，无论在远古还是现代，凤凰都是中华文化中美丽的祥瑞之禽，是华夏文明的象征，传达了航空业“展翅飞翔”的理念。同样是以凤凰为主轴的还有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台标，它是借用了彩陶上的凤鸟图型，并使用了中国特有的“喜相逢”的结构形式，反映出一种厚实的文化底蕴，而凤鸟那对旋转的翅膀极富动感，体现了现代媒体的特色，像这种取其“形”的设计当然不等同于简单的不看对像的照搬，而是对传统造型的再创造，这种创造是设计师在理解的基础上，用现代的审美观念对其传统元素的改造、提炼、运用，使其更有特色，更易被现代人所接受。

2、中国书法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书法是通过象形文字来传达概念的，每个汉字都同时兼备词和图像的功能，将概念和表达，语义和图标融为一体，展示出令人惊叹、复杂而丰富优美的视觉语言，而西方艺术却没有可与之比拟的东西，中国书法五种主要书写体篆、隶、楷、行、草均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各具个性的视觉美感，其中篆书用笔“骨气丰匀，方圆妙绝”，结体“平稳端严凝重，疏密匀停”，极具古雅的装饰之美；隶书笔画方中带圆，撇捺舒展，结构均衡，华贵典雅；楷书结构平正，严整规矩，沉着稳重，端庄秀丽；草书奔放遒劲，潇洒飘逸，连绵回计中时，要看内容的需要，再选择适合的书体，如“喜之郎”的标志，它就是以草书字体造型，它的结构组合、大小安排、笔画处理均显出草书艺术自由洒脱，表达了欢快、喜悦、活泼和感受，孩子们很喜欢并接受了这个品牌。

3、中国印章在现代标志设计的体现

提到篆刻在现代设计中的阐释，我不得不提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2003年8月3日，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在北京天坛祈年殿，一时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我认为“中国印”的设计是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设计中最完美的体现，所以，我要在这里主要谈一谈“中国印”的设计。

说起以往的奥运会，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想起当时的象征——会徽和吉祥物，举办一届出色的奥运会，首先要创造一个非常出色的会徽。而这次“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之所以会被选中，我们首先要从它的图形设计的概念讲起，经过我对一系列资料的详细了解，原来“中国印”图形设计有它5个方面的概念，分别为“印信”概念，“象形文字”概念，“奥林匹克”概念，“龙”的概念，以及“红色”概念。下面我分别详细的阐述一下这5个概念的不同涵意。

3.1“印信”概念

作为奥运会徽主体图案的“印章”早在三千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了，是渊源深远的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印”以此来寓意北京将“举办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是对大家的庄严的承诺。 　印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透明部分的“京”，喻意“公正”、“友谊”的原则及君子风范，同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并将发扬广大，以它崭新的面貌走出世界，给人们以诚信中国的感受。

3.2“象形文字”概念

象形文字是汉字的起源，具有我们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觉特征的象形文字，它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和古老文明，而“中国印”我们可以称之为符号艺术，它这种会徽的造型运用是集中国传统艺术特征与现代设计语言于一体，“中国印”中的“京”字，用中国传统的金石，篆刻及书法……艺术风格，又与运动会主题相结合，重新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崭新的、舞动的“京”字。

3.3“奥运匹克”概念

“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现代艺术的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的人是一种迎接胜利的人物形态，形象很欢快，在蕴含中国文化的同时，充满了动感。

3.4“龙”的概念

提到龙，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华文明及民族精神的崇高象征，而会徽中的“京”字巧妙在与“龙”字相结合，就形成了现在这个被赋予龙文化的形态，从文化的层面展现出了运动的风采，使奥林匹克精神有了更美好的寓意。

3.5“红色”概念

红色历来都是中国的代表性色彩，中国的国旗主体色就是红色，代表喜庆、庄严、传统的文化特点，红色本身具有热情、向上、阳光……自然属性又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吉祥，庆典的特征，红色在这里就象征着奥运圣火与运动的激情，它也是北京呈献给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盛大的节日。

以上这会徽的5个图形设计概念和字体设计加在一起成就了一个让我们为之骄傲的“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也明确的传达出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独特的个性，鲜明的设计理念，创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奥运精神最完美的结合。与会徽图形设计组成为完整会徽的还有它的字体设计，BEIJING2008字形是兼承了中国书法传统，采用的是汉简书写、简洁、流畅，还要和奥运五环混然结合，而且用汉简风格书写英文字母的方式独具特色，这一英文书写是中国独创的。

说到这，我们都能感受到我们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强调感受大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精神上的和谐，这恰巧与西方艺术的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中国的艺术要想走向世界，成为独树一帜的艺术体系，我们中国的艺术从业者就必须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给予东西方艺术最恰当的结合。我坚信有一天中国平面设计也会繁荣兴旺起来。

参考文献：

[1] 钟明善.中国书法史.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83，7.

[2] 王凤义.商标图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5.

[3] 林西莉.汉字王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0，10.

篇7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国际间的文化对话,使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和多种研究成果得以充分地展示和交流,从而形成新的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研究。但是,一些思潮的兴起,又给民族精神研究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需要对其中蕴含的深层理论问题加以廓清,而这离不开对当代诸多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的反思。就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出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可以明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约8000字

论“民族精神”概念内涵的规定性

李煌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对于“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学界争议颇多。但是通过仔细分析,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只是表面的,它们之间不仅不冲突,而且正好构成了“民族精神”这一概念在内涵上的七个规定性,即历史性、核心性、时代性、开放性、特质性、共同性和广泛性。这七个规定性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共同价值核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约4500字

对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层解析

孙文营(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往往通过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表现出来。但理解民族精神,不能仅从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层面分析,还要把握影响其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的深层原因。概括来说,民族精神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把握:民族世界观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民族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情感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民族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理论探索》2009年 第3期,约4000字

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

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篇8

关键词：视觉经验；空间意识；形态转换；媒材架构

在现今全面而明确的当代文化背景下，中国当代雕塑实现了自身观念表达和语言突破，它的力量在于改变了我们的视觉经验和思维方式，冲击着我们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和当代观念的疏理，呈现出现代文化特质的语言由形式到情绪及心态的置换。它在本体语言的实践过程中建构出有别于任何时代的雕塑观念和模式，体现出中国当代雕塑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跨越和转化过程中的价值及意义。

一、观念与现代文化背景

当代雕塑观念的性质和变异来自于时代的作用和产生于社会动能。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因素是具体的可变的和发展的，而所导致的现状与结果显然是质化的，就目前对中国当代雕塑的现状研判当然是复杂而难以疏理纯粹的。但同历史状态与现代状态相比较它又是清晰而明确的，它所产生的热能和特质对当下文化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其在文化背景影响下所产生革命性质及呈因。

1、观念性重构

当代雕塑在当下社会生活和文化状态下，反映出自身语言建构的人文精神内涵、个体批判、情感张力及理想境界等层面的问题是多方面而全方位的。它具有全新的领域又与旧的传统势力交叉和揭示着新的现实内涵及时代意义。其本体模式的概念蕴涵不断更新的自我完善的实践特性，更着重当下文化观念的关注和开拓，从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中引发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使其自身不仅是一个纯文化形式和反判精神的重构，而更多是对现实作出的观念反映和暗示其社会各个形态之间的关系，由此来定位当下雕塑发展的切入点，支付理应的精神形式和有效的文化手段。最大限度地以自我特有的规定性和特殊性本体语言建构起一个新的视觉图式，而不把这种行为变成观念下的借口和修辞。它集中地反映了现今当代雕塑的语境和对观念所持的态度。

2、语言性重构

当代雕塑在其本体语言和文化特质上，主要反映在瓦解有史以来的文化经验和恒定的权威图式。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新发生和产生的模式属于现在和未来同样也属于过去，相互间的预先和统一推进了文化的进步。反映在实践的架构中，当代雕塑对空间形态和媒材都给以现代品质的定位，创造性地架驭当代视觉的去现元素，以其高度的理性语言表达诠释了精神化、复杂化和扭曲了的时间与空间关系。以冷峻的抽象意念，丰富了当今文化潮流的视觉思维，所展现的并非为天然的符合生理习惯的观看方式，而从雕塑的形态中所获得注意力是一种精神行为，而非直接的物化性结果，它是潜意识和矛盾的色彩，多向的或是不可名状的。这是对当下社会文化及状态情结的直接反映和出自内心的说解，从形式上讲有背离大众化及生活化的典型内容和常理视觉，而本质上它深层次地触及到了当下公共精神的思考，阐释了对流行图像所持有种种态度及追问，它是解放的和富有超越性的。

3、边缘性重构

当代艺术概念日趋宽泛化和边缘化，多元性质和新图式文化势如破竹。淡化艺术边界和消解个体语言表征，以及“新视觉文化”概念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强大。当代雕塑面对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思考和新的应对的选择是很明确的：只有翻山越岭，拓宽思维空间和范围，不囿于某种特定的模式去捕捉文化的“当即性和境遇性”，关注自身的呈现方式和找寻有效地进入流行图式的途径。这里面充满了很强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评判，而时至今日，当代雕塑观念和语言已转化为参考者和评判者、推进者和塑造者，从而进入本体视觉艺术创作和疏理所存在的种种态度和价值评判尺度，以新的视野和包容性去重新凸现自身视觉文本。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和焦点是解决和关注新的思潮后所触及的当代社会和当下生存状态，否则，所有的辉煌都将成为一种放纵和物欲横流的陈设，这是当代雕塑正在警觉和思考的问题。

二、空间与现代文化形式

中国当代雕塑概念是一个从“原始秩序”中开始到“当代话语权”的彻底转移的发展过程，其实现了从“传统”的靠近到“观念”的转变。它沿于西方雕塑模式，经历了20世纪初叶“西方雕塑移植”，50年代“苏联模式”，60年代“红色经典”，80年代“美术新潮”和当下的“现代主义”的质变架构阶段。它完成了继文艺复兴米开郎基罗到罗丹期间的西方古典主义雕塑语言的继承，又开始了塞尚的后现代主义至今的新文化艺术的创建。它的后现代主义语言革命集中在中国社会变革和时代文化进步的20世纪末叶，在此阶段中其自身本体空间与形态语言的架构上的存在基础、发生机制和造型观念反映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价值取向特征

对于本体语言的结构发展，当代雕塑不是以人们惯常的逻辑思维和既定的概念来诠释，它超越了经验的传统造型和形态上的视觉习惯，摆脱了描述的再现性限制，向心理直接诉说。它对客体的有效认识形式往往是深刻的，因为其最大程度地克服了语言视觉的局限，提升了雕塑空间和形态归属的新的标准和语言价值，使物象的距离和乌瞰的透视得以锐化和强调，产生新的视觉表征，并直接了当地进入对深层次的建构和把握，得以在形式上重新排序和定位。它跳出了建构上原有的传统规则的束缚，以任意时间、区间和地点上去获得必要的感知和思维，创造有价值性的形式体认元素，给人提供一个新的观看方式和角度，在这种特定的视觉嬗变中，走进一个崭新的空间领域。而这些特点正是客观外界赋予艺术的使命和艺术本身应有价值所在，它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当代艺术语言层面的属性。

（二）形态建构特征

当代雕塑形态领域突破了新的造型观念，以其促进空间语言结构的优化调整，而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给以自然以情感的方式加以强化，并把存在于本体的异化因素和概念解构出新的释放。视觉效应所面临的对象是以读者重新阅读后的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其行为本身是以积极主动的，而不是被迫和强加的，这样使所派生出来的空间语言在意义的表达上更为充实，并得以拓展，发挥了空前的潜能，从而完成了与形体相宜的满足，这是人类的必然本，是通过想象和情感体验把握对象的隐秘内涵的心理过程。

这种形态和观念，把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品质植入于具体的造型空间中和化解于形态里，形成了现代主义的语言风格，使其视觉性和空间性，以及寓意性和哲理性得以无限的展开和强化，构成了清晰的当代文本结构，引导人们去解读当下观念、状态和把握未来。

（三）语言模式特征

当代雕塑通过对空间形象和造型态势的从新操作和衡定，把语言形态的每一个瞬间都提解到“神性和意化”的高度加以凝视。因为空间在这互动中渗透出无穷的间断结构，视觉印象印象越来越偏离客观存在的属性，伴随着对形象认知的推进，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无物之象”的视觉框架，使空间形态表现出明显的牵引力和作用性，突现出欲脱不得的视觉交合而实现了精神与物质概念的矛盾转换，完成了为思想产生的影响和促动。而其又不能明晰它的归属结果和衡量其存在的复杂性，以及似乎难以言表的文化现象，这也是对于当代雕塑新的空间语言不能众口一致和不可从一而终的原因所在。这需要更多的实践及时间磨合来判定其历史价值和文献定位。

三、媒材与现代文化态势

当下雕塑语言不但从观念和形态上改变人们思维认识和视觉目光，并通过媒材的组织方式创造出有效地解说新经验下的图式革命，颠覆和摆脱了延续和继承了千百年来贯穿始终的传统媒材形式（石材和金属）。进而否定了最具有创造力的20世纪中叶的享利•摩尔在传统媒材上进行“空间洞穴”式的革命，以及布朗库西在此基础上不断敲击和打造新的造型和视觉感知。因为从他们在传统媒材基础的“破坏性”上看，远远不能解放今日的观念和思想，在当下人类新文化背景的冲击下，显的分外苍白和无能为力。而其辉煌也是属于历史的，而真正历史是属于进步的，这个铁律和逻辑在今天更显得突出而直白。

而启示当代雕塑语言真正“解脱和逃离”这种久攻不破的革命声音，似乎同是来自于20世纪中后叶的杜尚和劳申伯，也许他们的精神更彻底一些：“最后的选择是放弃”，以“现成品”和“集合物”替代了传统媒材而从新“打造材料”介入的时代命脉和现存观念。他的意识和意义并非是真正放弃一种形式，而是在艺术背后的一种思想。他们的思考把艺术观念和雕塑方式推高了一个世纪，并影响了整个当代艺术的步伐，从而也结束了一个时代。中国当代雕塑从这种精神中得到了一种启示，在接下来的实践和创造中又不断延续了这种精神。

雕塑媒材是本体语言建构的根本需要，它是空间和形态所依付和支撑的要件，也是立体造型视觉艺术的“母体”部分。只要能传播视觉和表达观念的（而非功用的或是物质属性呈因），并着实存在于三维空间的，能够做到作为人们“审视”的层面和有效的“创造或选择”，就是属于雕塑及人类生命和创造的一部分，它明显的时代特质是富有观念的和可以不断架构而突破的，以及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这也是时代文化进步科学发展所预于我们的选择和力量。而中国当代雕塑拓宽了得以表达时代观念的语言形式和架构出了这种精神，成为一种最新最亮的文化。

中国当代雕塑把以往传统角度中各个看似并不相关甚至是对立的门类相互统一，而又不是停留在所谓当下“泛雕塑”概念中媒材形式层面上的创作，它崇尚在多元视觉中彼此对应和参照，同时在其矛盾和碰撞中产生相互的价值和体现出形态启示、视觉感召和图式的现代表达。而在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由于不断受到来自于意识形态、政治及经济背景和文化因素，它的呈现方式和结果是复杂的，矛盾和持续性的。而重要的是在当代雕塑语言本体的媒材架构上，它全然以全新的物化语言去直接引发一种与现代社会和精神状态，而所有的材料转换和语式突破都集中在表现新的艺术文化思想的建构上，而且并非是为召示某种媒材造型方式而去主观操纵，否则对传统文化观念和语言疏离的初衷以及对新的观念定位都是虚设和无意义的。中国当代雕塑每一次富有革命性的创造与当下情景息息相关，并释放出极大的能量和以全新的方式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新生，这就是文化的进步及当代艺术赋予给人类的视觉文化的品质和力量。

参考文献：

[1]（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2]（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州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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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鲁道夫•阿思海姻.《艺术与视知觉》腾宗尧译，成

都，四种人民出版社，1998.

篇9

谈到安全文化，首先应该考察一下什么是“文化”。

1．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可以有多种理解。从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定义将文化扩展到除了自然以外的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的这一广义定义并没能给予我们一个对文化的明确的概念，因此利用广义文化的定义，我们几乎可以把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任何事物（包括精神和物质）统统纳入到文化的范畴中。但是文化的涵义更多的还应该属于精神的范畴。笔者认为，由人类创造或改造的物质与文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把这些物质看作是文化的“载体”，即任何一件由人所创造或制作的物品，其身上无不承载着制造（作）者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或技艺修养等文化的涵义。

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文化”这一词汇时，一般并不是指广义的文化，而往往特指人类精神方面的事物，如文学、艺术、教育等。譬如人们常说的“从事文化工作”中的文化即为这种含义。相对于广义文化的概念，这种含义的文化可以认为是一种狭义的文化。比这种狭义文化的概念更狭义的文化概念仅指一个人的知识水平或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提高文化水平”、“学习文化”等。

2．安全文化的概念

由于对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目前对安全文化的内涵也有多种表述，同时在使用安全文化这一概念时，也极易产生混淆。

相对于广义文化，我国有人将安全文化定义成“人类在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为保障身心健康安全而创造的一切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姑且将这一定义所描述的安全文化称为广义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的首创者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则对安全文化给出了相对狭义的定义：“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的总和，……”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核设施安全咨询委员会（HSCASNI）对INSAG的定义进行了修正，认为：“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于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这两种定义基本上把安全文化限定在人的精神和素质修养等方面，我们将其称为狭义的安全文化。

在国内许多有关安全文化的论文或宣传材料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诸如“提高全民安全文化素质”、“倡导安全文化”、“普及安全文化”、“学习安全文化”等字样，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将安全文化看作一种人们对安全健康的意识、观念、态度、知识和能力等的综合体，而不是广义安全文化的概念，这与狭义安全文化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提出广义安全文化的观点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促进实际的安全工作来说，则不宜使用广义安全文化的概念，而应该使用狭义安全文化的概念。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从分析安全文化的本质入手。

3．安全文化的本质

“安全文化”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其英文为“SafetyCultrue”。而“Cultrue”一词，中文一般译为“文化”，但是该词还含有“教养、陶冶、修养、培养”等意思。按照INSAG和HSCASNI对安全文化所做的定义来看，将“SafetyCultrue”翻译成“安全修养”或“安全素养”似乎更确切。

实际上，我们不是为了安全文化而安全文化，促进安全文化发展的目的应该是为人类创造更加安全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条件。而安全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实现离不开人们对安全健康的珍惜和重视，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安全健康的要求。人的这种对安全健康价值的认识以及使自己的一举一动符合安全的行为规范的表现，正是所谓的“安全修养（素养）”。安全文化只有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紧密结合，通过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不断提高人们的安全修养，才能在预防事故发生、保障生活质量方面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笔者认为的安全文化的本质，或者说是大力倡导推行安全文化的根本目的。狭义安全文化的概念就反映了这个本质。

广义安全文化的概念包含了人类所创造的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企业安全生产实践或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必然会推论出安全文化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结论，并由此产生出安全科学技术、安全法规制度、安全设施设备、安全宣传教育、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理论知识等统统都是安全文化的范畴的观点。这种观点即使没有错误，对于推动安全工作也没有多少好处，因为它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感情上的抵触或工作上的茫然。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应该使用狭义的安全文化的概念。

本文下面的论述中如不特别说明，凡用到“安全文化”一词，均指狭义安全文化。

二、安全文化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地位

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即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这里物的不安全状态是指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能量等的客观存在而可能导致事故和伤害发生的状态，不包括纯粹由于人的行为导致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如违章堆放的物料、私自焊接使用的压力容器等。物的不安全状态是事故发生的根源，如果没有物的不安全状态存在（即达到了物的本质安全），则人的行为也就无所谓安全还是不安全。因此，安全工作首先要解决物的不安全状态问题，这主要是依靠安全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来实现。但是，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科技水平发展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经济上不合算。

正由于此，控制、改善人的不安全行为也是十分重要的。控制人的行为一般采用管理的方法，即用管理的强制手段约束被管理者的个，使其符合管理者的需要。企业安全管理应该是在安全科学技术与安全工程技术基础之上，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制度、规程等，约束企业职工的不安全行为，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使职工学会安全的行为，以保证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随着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尽管有了科学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但对于搞好安全生产来说，还是不够的。科技手段达不到生产的本质安全化，需要用管理手段补充；而管理手段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管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被管理者的监督和反馈，对于安全管理尤其是这样。被管理者对安全规章制度的漠视或抵制，必然会体现在他的不安全行为上，然而不安全行为并不一定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相反可能会给他带来相应的利益或好处，例如省时、省力等。这会进一步促使他的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并可能“传染”给同事。不安全行为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大量不安全行为的结果是必然发生事故。在安全管理上，时时、事事、处处监督企业每一位职工遵章守纪，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这就必然带来安全管理上的漏洞。安全文化概念的应运而生，正是为了弥补安全管理手段的不足。

安全文化之所以能弥补安全管理的不足，是因为安全文化注重人的观念、道德、伦理、态度、情感、品行等深层次的人文因素，通过教育、宣传、奖惩、创建群体氛围等手段，不断提高企业职工的安全修养，改进其安全意识和行为，从而使职工从不得不服从管理制度的被动执行状态，转变成主动自觉地按安全要求采取行动，即从“要我遵章守纪”转变成“我要遵章守纪”。

当然，由于安全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明显的、根本的效果。有人甚至指出，倡导安全文化的效果可能要在2~3代人的身上才能显现出来，必须从孩童时期抓起。另外，安全文化的推行，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安全技术措施和良好的安全管理基础之上。无法想象，一个企业生产条件恶劣，事故隐患丛生，安全管理混乱甚至没有，不安全行为随处可见，而仅仅通过安全文化的建设即可使不安全的生产面貌发生有效的改变。

三、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

前文已经指出，安全文化可以补充安全管理的不足，就象安全管理可以补充安全技术的不足一样。因此，安全文化绝不应该是一种空中楼阁，而应该紧密结合企业的安全生产实践活动。如何建设企业的安全文化事业，许多专家学者和企业安全管理干部都进行了论述，笔者在此仅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1．坚持以同志“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为指导，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与时俱进。

安全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其发生和发展的条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安全生产规律的认识。早先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安全价值观、安全行为模式等，必然会对以后的安全文化产生影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总结、宣扬现代的安全文化与安全素养，摈弃陈旧的错误的安全文化，从被动型、经验型的安全观转向效益型、系统型的安全观。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更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安全文化理论和方法，不断完善自我。

2．以良好的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为基础，创造提高安全素养的氛围与环境。

企业职工个人安全素养的提高，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往往还要依靠群体效应的引导，这与人的“从众心理”有关。企业的领导应该为职工创造一种“谁遵守安全行为规范谁有利，谁违反安全行为规范谁受罚”的管理环境，持之以恒，使职工将遵守安全行为规范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而不遵守安全行为规范的举动变得与群体格格不入并遭到排斥，令行为人感到由于自己的不安全行为被同事们轻视，则职工整体的安全修养必将大大提高。

提高安全修养的工作氛围应该以班组建设为基础。

3．将安全文化融合于企业总体文化和各项工作之中。

在企业中开展安全文化建设，不应该把安全文化看作特立独行的事务，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部门和开展单独的活动，而是应该在企业的总体理念、形象识别、工作目标与规划、岗位责任制制定、生产过程控制及监督反馈等各个方面融合进安全文化的内容。在企业中也许看不见听不到“安全文化”的词语，但在各项工作中处处、事事体现安全文化，这才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实质。

4．加强各类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职工综合知识与技能。“”版权所有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土壤是职工，职工受教育的程度、知识水平的高低、业务能力的强弱等基础文化素养，与安全文化工作的实施密切相关。因此，进行企业安全文化的宣传教育，要结合职工基础教育和其他教育，做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活动经常。

篇10

校园文化建设的宗旨就是通过对人的影响和约束作用，能够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进而为德才兼备的人才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条件。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受到企业员工的认可，带有企业特征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宗旨、制度还有员工行为方式的一种文化，是企业整体形象的代表。本文主要阐述了校园文化概念和企业文化的概念，并对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药剂工作；药学服务；转型

0 引言

职业院校的办学宗旨就是为地方经济提供服务，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以就业为指导，以服务为宗旨的职业院校的立校之本就是校企合作，而校企合作还需要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方面进行，其中校企文化就是精神层面合作的主要内容。校园文化不仅能够对师生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陶冶师生的情操，同时还可以增强师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归属感以及对教学目的和准则的认同感，进而使其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凝聚力，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良好素养具有积极作用。而企业文化则主要包括了企业形象、企业制度、企业行为、企业精神还有经营理念等内容，它对于员工未来的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职业院校校园文化概念和企业文化概念的分析

1.1 校园文化概念

校园文化是一种具有时代特点和学校特色的一种群体文化，它是一所学校特定的精神，是学校的灵魂，同时也是学校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得以传承的精神实质，体现的是学校的教学理念，代表的是学校的整体形象。校园文化的主体是学生和教师，它的主要方式是课外活动，主要包括有体育、军训、学术报告还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汇演等，它的基本形态是文化的多学科、多领域广泛交流还有师生特有的生活交往，例如集体舆论、人际关系等，这些都是它的内涵和特点。

1.2 企业文化概念

企业文化是与企业的文化、经营和管理相关的一种群体文化，它是企业的精神支柱，是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综合体现。企业文化的基础是企业的物质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的主要作用是将企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渗透到企业的各个层面，对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约束、引导等作用。

2 职业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相同之处分析

2.1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都存在价值性

职业院校的人才教育与企业发展的人才培训对于人才的需求不同，一般来说他们都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学生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进行有目的的培养，使其能够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员工、师生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的功利性、道义性等方面的评价就是职业院校和企业这两者价值观的充分体现。其中职业院校需要对学生的在校表现、学习成绩等的价值进行评价，并对教职工从办学目标、教学宗旨、教学质量等方面进行教学考核和评价，这不仅是对学生个体人生道路的引导标准，同时也是全体教师追求的符合学校办学理念的整体意识。由此可见，校园文化所追求的价值目的是通过唤醒每一个成员的群体意识，使他们都把自己的工作当成实现群体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产生集体荣誉感，将自身的利益与职业院校的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使每个人的奋斗目标都一致，进而最大程度的发挥推动作用。对于企业来说，它主要是对员工的存在、经营目标、经营理念等进行价值评价，并通过各项制度和标准的制定，使员工的奋斗目标都与企业的发展目标有机的统一起来，使企业的发展目标会逐渐成为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追求目标，进而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2.2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都存在制度性

校园文化是学校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规范，而企业文化则是企业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规范，它们都在给予师生和职工一定权力范围的同时，对学生和教职工的个性和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约束性。虽然职业院校和企业的内涵不同，不过其制度都需要对行为个体进行规范和约束，在文化的建设中都具有凝聚、激励、引导、约束、调适等作用，由此可见，两者都具有制度性的特点。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职业院校和企业在制度建设中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这在实际的管理中主要体现在他们最大限度的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并且在管理方式中处处体现着人性化的特点，这对于调动师生和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校和企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职业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分析

3.1 两者在文化建设价值的取向上存在差异

职业学校属教育机构，是以育人为主要目的，因此它的一切活动均围绕培养人才进行，它的校园文化也作为教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教育性和学术性。而企业由于其以盈利为目的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任务就是经营，它追求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 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和经营性。

3.2 两者孕育文化的环境存在差异

环境不同，其所产生的文化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校园文化是个体个性和行为的总和，是一种鼓励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的文化，其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种社团组织活动等为学生提供更为开放和宽松的氛围，在这种环境下，师生的个性能得到充分的张扬，对于个体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企业文化则主要是一种“团队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求员工的个人的愿望与企业的愿望保持一致，将团队的目标作为个人的目标，将个体统一到企业的方向上来，在这种环境下，员工的个性发展必然会受到限制和约束。

3.3 文化的功能性不同

教育功能、研究功能还有奋斗功能是校园文化的三个主要功能，其文化氛围是推崇师生的奋斗精神。而企业文化的主要功能则是经营功能、管理功能、扩张功能还有竞争功能，它更加注重集体的力量和团队的合作，而对个人英雄主义加以压制。

4 总结语

职业院校是学生从学校进入社会的一个重要桥梁，通过对职业院校的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特质之间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两种文化，进而使职业院校在文化建设中能够更加有侧重点，使自身的特质能够与企业文化有机的衔接起来，实现学校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帮助学生在进入企业进行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加的顺利。

【参考文献】

[1]赵亚蕊.浅议构建具有企业文化特质的中职校园文化[J].新一代（下半月），2012，（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