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案例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物保护案例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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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博物馆 发展 三坊七巷

近几年，一种新型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在我国各地正逐渐升温。以“保存生活记忆，传承文化精神，服务社区民众”为主旨，社区博物馆是对我国的区域文化进行整体保护和发展的一种博物馆实践。中国具有发展社区博物馆的历史文化环境，在各地历史街区，结合历史文化遗产，建设中国特色的社区博物馆前景广阔。

一、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

1.概况

三坊七巷是福州市南后街两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条坊巷的简称。此街区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基本保留了唐宋的坊巷格局，保存较好的明清古建筑计159座，其中包括全国重点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被誉为“明清建筑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1]

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是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是以“地域+传统+记忆+居民”的模式重新组织保护与展示的新型博物馆。[2]

2.建设现状

根据笔者对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进行的实地调查，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设现状如下：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次考查的6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林觉民、冰心故居、光禄坊刘家大院、严复故居、二梅书屋、水榭戏台、林聪彝故居和小黄楼。情况如下：

这些保护单位现大部分已被改建为展馆，用来展览一些与该保护单位建成时代或者曾住者相关的展品。文物保护单位的改造基本保持原有的格局，现代设施较为齐全，但部分改建造成整体观感的破坏。其中现居住的多为景区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非原住民。

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次考查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7处，分别是王麒故居、郭柏荫故居、谢家祠、鄢家花厅、黄巷46号、安民巷居民住宅、状元第。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部分用作展馆，部分维持原风貌只做参观，也有部分古建筑被用作办公、居住或商业用途。

博物馆、展览馆。此次调查走访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苑和周文哲艺术馆，其展馆展示形式是展板介绍和实体展示相结合，展览苑的出入口有管理人员发放门票，限定入园人数，园内各隔间都有工作人员值班，游客参观、拍照，秩序井然。

二、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对当地原住民、景区工作人员、游客的走访、采访，笔者发现了一些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如下：

（1）三坊七巷的保护未能做到将原址很好地保留下来。

（2）新加入的现代元素以及景区内部及周围的部分建筑破坏了三坊七巷古街的整体观感。

（3）部分古建筑用于办公和商业用途不利于建筑本身的保护。

（4）具有当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未能得到很好地弘扬。

（5）三坊七巷保护和开发过程中未合理解决现住民的居住问题。

（6）社区博物馆的建设和宣传力度不够，影响较小。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从本次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入手，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1.对景区进行整体的建设开发

建议开发景区时，对各展区的开发进行整体规划，整体规划应包括展馆的规划、社区的规划，尽可能的保护修复建筑的原始风貌，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2.中心展区尽量“去现代化”、“去商业化”

一些临街的古建筑四周都是现代商店，部分商业活动进驻了省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建议政府部门在进行整体规划各展区时，能够尽量做到“去现代化”和“去商业化”，尽量保证中心展区的建筑历史风貌被完整保存。

3.建立相关场所，汇集民间艺人在其中进行展示

建议开辟专用场所供当地特色民俗艺术家进行民俗艺术展示，这样不仅可以使当地的民俗艺术得到宣传，而且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同时又能使这些民间艺术得到保护和延续。

4.引导居民自发参与保护活动

建议政府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引导居民在文物保护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参与到社区博物馆建设中来。例如：可设展区让居民展示自家的传统收藏及文化遗产，可鼓励原住民担任讲解员为游客们讲解坊巷生活和历史文化等。

5.完善居民住宅基本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实地走访时发现，三坊七巷部分原住民在保护区修复后迁回，部分居住的基础设施存在问题。建议三坊七巷社区促进会等社区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居民的困难，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6.在建设和管理中进一步体现社区博物馆理念

社区博物馆的建设应该更加注重突出人在其中的作用，注重对原住民的人文关怀和社区建设，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和融汇“社区博物馆”的理念，并使游客感受到活态的博物馆。

四、结语

现阶段我国社区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仍缺少较为成熟的案例和经验，三坊七巷作为我国首座完整概念上的社区博物馆，它的建设和发展模式对其他社区博物馆试点的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启示。希望我国的社区博物馆建设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发展，在实践中根据各地实情进行建设和完善，取得更大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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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游憩地空间模式；遗产整体性保护；八旗粮仓

[中图分类号]TU984.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8-0063-06

遗产保护是当今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研究课题中的重点研究方向。研究、规划界在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古迹、建筑物、街区等分类研究的同时，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古城首次提出“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的概念，继而出现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研究方向[1]。遗产整体性保护，是在过去较为单一的遗产建筑物保护的基础上，提出将建筑物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形成“整体上”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城市，从而进一步探讨遗产保护及开发问题。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经历了以历史建筑为保护对象，以历史地段为保护对象，再以历史城市为保护对象的发展阶段[2]。在遗产整体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研究内容亦不再局限于单体建筑物与周边环境的结合，多个建筑物之间的整体性关系研究，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方向。

在当今城市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与实际保护工作相结合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与实际运作资金的保障难以落实。而对于更为宏观的遗产整体性保护而言，政府城市规划方向与政策是保证其保护工作落在实处的主导因素，但与此同时，旅游开发商及国有企业转型推动下的遗产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也是在大城市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无法忽视的一条道路。结合政府城市规划、文化街区发展规划等来探讨北京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探讨遗产整体性保护与独立旅游开发商或企业转型推动下的遗产旅游开发相结合的可能性的文章数量仍较少，相应的街区例子也较少。作为城市遗产保护道路上，不可忽视的方向，对此领域的深入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即从遗产地多个遗产建筑物之间的整体关系的角度入手，针对北京城内通过历史文化脉络整合而形成的“多点状”遗产游憩地，探讨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与北京城存在的“多点状”遗产游憩地空间模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其中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依靠国有企业转型带动的遗产游憩地开发为例，分析在企业转型和开发商推动这样的开发方式下，基于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城市遗产游憩地“多点状”空间模式的发展潜力与价值。

1 基于遗产整体性保护的遗产游憩地开发空间模式讨论 对于北京这样拥有浩如烟海历史文化遗产的地区来说，在重点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同时，如何使得近千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政府、旅游开发商及民众的重视，是现在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在北京城日益发展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市中心拥有高密度商圈及寸土寸金的城市地价，在此空隙中存留的文化遗产，除已划分的大面积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和重点公园、寺庙外，多为分散在街道、胡同中的零星建筑物遗产。许多单体建筑遗产地，即便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北京目前已拥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8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30处，文物遗产数量之多，使得这些独立建筑物仍无法得到相应的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能最大程度地发掘城市中心地带空隙处遗产建筑物的历史文化特点，如何将多个零星建筑物根据内在文化因素或地理因素有效的整合在一起，从内涵和规模两方面将其提升，将是推动旅游开发，从而带动遗产保护的关键。故，在具体分析遗产地保护与开发的案例之前，首先需要探讨的是，最适合在城市中心开展，与遗产保护相结合的遗产旅游地空间布局模式是怎样的。

这里需要明确一个与旅游相关的概念，游憩。在旅游地理学中，游憩的概念与旅游有所差别，游憩一般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游憩可以恢复人的体力和精力，它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从在家看电视到外出度假都属于游憩。[3]目前具体游憩地开发的研究成果中，内容涉及游憩地类型、游憩地选址、游憩地商业开发、游憩地与周边配套设施关系、游憩地空间形态等多个方面。本文讨论的城市中心空隙地中基于遗产建筑物的旅游开发，应属遗产游憩地开发，而不是大规模景点的旅游开发。遗产游憩地自身并不直接产生资金收入，而是通过配套设施与周边文化产业的建设，带动资金流入与区域经济发展。这样的形式不仅适合在商圈密集的城市中心开展，也更符合小型遗产建筑物的旅游发展定位。

明确了“游憩”作为开发方式以后，遗产游憩空间布局模式的选择便成为重中之重。游憩空间是由游憩物质空间和游憩行为空间组合而成的空间体系。按照范围大小，城市游憩空间由小到大可划分为：室内游憩空间、社区游憩空间、城市（或集镇）游憩空间、地区游憩；按照游憩者的心理，也可以将城市游憩空间分为游憩隐蔽空间、半隐蔽（半公共）游憩空间和公共游憩空间几种。[4] 单体游憩物质的空间形态，分为点状、线状和面状，而涉及具体的游憩景点，往往不是单一的形态，而是点、线和面状形态结合在一起，如线状的街道、河流两旁点状建筑，面状的公园里面包含线状、点状甚至面状的空间形态[5]。

基于游憩空间形态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理论建设上，汪芳等提出了五种城市游憩空间模式：单核模式、多核模式、带状模式、网络模式和综合模式[6][7]。这些游憩空间模式是单体游憩空间形态的组合形式，适用于城市或者大区域游憩空间组合的整体研究。在游憩地空间模型的建构以及案例分析中，线状模式（或带状模式）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关于线状水系游憩地的研究，如对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研究[8]、松花江水系旅游开发保护问题的研究[9]等；关于线状街道游憩项目的研究，如关于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丰富研究成果、关于北京胡同旅游现状和再思考的丰富研究成果等。而在线状模式的基础上，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环城市游憩带的研究领域，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0]。

在大量的线状形态城市游憩以及面状形态旅游景区的研究成果之外，点状空间的游憩项目，研究相对较少。而在城市游憩地的研究领域中，对于自然景色游憩开发研究的重视则要远远的超过对人文遗产游憩开发的研究。目前，将文化遗产保护空间与游憩空间结合起来的研究不多[7]。而将遗产保护空间、游憩空间与点状遗产地整体性开发结合起来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此处提到的点状遗产地，笔者认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单体建筑物。在大型城市中，位于楼宇之间的小型街区游憩地，虽然在物质空间形态上属于面状，但其区位特点，使得它们在密集的商圈中具有“点状”分布的特点和形态。可以将此种游憩地视作特殊的“点状”空间形态。以此区分那些较大规模的面状形态旅游景区。在当今北京城中心地区，拥有高密度商圈与大量不受重视遗产建筑物的现状下，遗产游憩开发应跳出单点式传统空间模式，将遗产地从内涵和规模上均提升一个层次，才可引起开发商、企业和政府的重视。而文化内涵的发掘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通过小规模遗产地自身的条件很难完成，而“多点”资源整合的道路则是其发展的突破口。

面对新时期城市繁华地区游憩地开发的新要求：占地面积相对小、游憩地特点突出、有效地融入到周围城市商圈，如何做到保证这些“点状”游憩地个体独立、拥有配套设施与周边产业，又融入到游憩开发的点状游憩地空间体系中，从而进一步发展成“多点状”布局，并相应进行遗产地的整体性保护工作，呈现一种新颖的既照顾到城市空间容积率问题，又考虑到遗产地内在文化联系——“形散而神不散”的“多点状”模式，是基于遗产整体性保护前提下，适合于城市中心区发展的一种遗产地空间模式。

而在“多点状”空间模式的基础上，企业转型和企业开发商带动下进行的遗产整体保护模式，也是新时期城市遗产保护群和游憩开发的新方向。本文接下来即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在企业转型推动下，基于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多点状”遗产游憩地开发模式的特点、发展潜力及价值。

2 遗产游憩“多点状”空间布局模式的实例分析2.1 八旗粮仓遗址现状

清代北京地区八旗粮仓在布局上分为两个部分，主体部分位于城区及其周边，另一部分位于通州，史称京、通二仓。由大运河运来的漕粮在通州卸货，除一部分留在通州的粮仓外，其余部分则悉数经由通惠河运至内城东城墙一带，再由陆路运至京城各仓。清朝中期乾隆年间，北京地区已成规模的固定粮仓有15座，其中通州2座，城区及其周边（京仓）13座。

京仓13座，有11座位于内城东城墙内外，其中城内7座，分别为：海运仓、北新仓、南新仓、旧太仓、兴平仓、富新仓、禄米仓；城外近内城东墙4座，分别为：太平仓、万安仓、储济仓、裕丰仓。除东城墙内外的11座粮仓外，另有2座——本裕仓和丰益仓，位于京城西郊。东城墙内外的11仓主要用于京旗人员俸米的存储和发放，西郊的2仓负责西郊外三营（圆明园驻防八旗、蓝靛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八旗人员俸米的存储和发放。自清初京城设立八旗粮仓以来，京仓的布局和设置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在变化，至清中期趋于稳定。至清代中期，内城东墙内外11仓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图所示：

清代京城的这些官仓，与前朝最大的不同，是它们代表了一个全新的群体——八旗军队。清代八旗粮仓，作为体现了旗人直接利益的官署，在布局、设置、守卫、管理诸方面承载着八旗制度和八旗文化的历史变迁，蕴含着清代由盛而衰的历史印记。而同时，八旗粮仓，作为京杭大运河历史建筑遗产的重要代表，其遗产的整体规模也体现了京杭大运河当年的历史风貌。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当今北京城内建筑遗产中，是十分珍贵的。

而当今，八旗粮仓的保护状况并不乐观。将乾隆时期北京城东部的11座粮仓分为北部、中部、南部和东墙外4个部分，依照现在的建筑保存状况，开发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位于北部的北新仓和海运仓，位于中部的南新仓和位于南部的禄米仓。北部的北新仓和海运仓地区，虽然与南新仓仅有东四十条大街之隔，但环境相对安静，以住宅区为主。原海运仓现为海运仓小区；原北新仓所在地现有住宅小区、机关院落和东直门医院等。它们的西北方向是北京著名的餐饮文化街“簋街”。在原北京内城的这三座粮仓中，位于中部的南新仓所处地段最为繁华，近东四十条大街，东临二环路，二环以东即北京工人体育场地区，再往东是繁华地段三里屯地区。南新仓地处现代气息浓厚的街区，历史人文气质独树一帜。南部的禄米仓，现存仓廒位于禄米仓胡同71号和73号，新兴职业装备生产研究院中。与其他两个地方不同的是，禄米仓所处环境拥有更浓重的历史文化气息。禄米仓胡同东口北侧，是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古刹智化寺。智化寺是北京现存唯一仍保持着明代风格的佛教寺庙，寺内有“中国古音乐活化石”美誉的“智化寺京音乐”。

经过实地考察，将北京内城八旗各粮仓的现状和开况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见，在原北京内城的7座粮仓中，现仍有仓廒遗存的是北新仓、南新仓和禄米仓。这三座粮仓均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些仓廒中，南新仓是唯一一个进行过遗产游憩开发的项目。南新仓遗址现存9座仓廒。1984年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北京市一商集团在原北京市百货公司的南新仓所在地成立了北京南新仓商贸有限公司。2005 年，北京市一商集团筹建了南新仓文化休闲街，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11][12]。现在，南新仓文化街已经成为集娱乐休闲与文化保护为一体的特色旅游街区。

但除了南新仓9座仓廒的保护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外，其余2座现存粮仓的仓廒保护情况却不容乐观。据文物局资料显示，北新仓应存留7座仓廒，禄米仓应存留3座仓廒，但实际的保护情况令人担忧。两处粮仓现均有一座完整仓廒可见。禄米仓一座仓廒废弃在禄米仓胡同国家军需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新兴职业装备生产研究院）院内，旁边正在修建新的厂房和仓库。而北新仓的一座仓廒隐藏在北新仓胡同12号院的小区中，仓体成为小区围墙的一部分，仓廒旁边靠墙修建了停放自行车的车棚和公共厕所。根据文物局资料，北新仓除了这座仓廒外，还有其他仓廒在北新仓胡同甲16号院里。原北京内城的其他4座粮仓，现已无仓廒遗存，但它们也不是无迹可寻。海运仓今存海运仓小区的名衔，小区北边和西边有两座后建的牌坊，上书“海运仓”。中部区域原与南新仓连在一起的另外三仓：富新仓、新平仓和旧太仓，对照今天的地图，北面兴平仓的仓门在今天北门仓胡同与扁担胡同的路口处；西面富新仓的仓门在今东四七条与朝阳门北小街的路口处；南面旧太仓的仓门在今南门仓胡同。该区域内的北门仓胡同、东门仓胡同、南门仓胡同等地名是珍贵的地名文化遗产。

从现状来看，北京清代八旗粮仓遗址的保护，尤其是北新仓和禄米仓的保护现状，存在诸多问题。这2座清代八旗粮仓遗址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任其废置，与其自身价值不相符。

2.2 八旗粮仓遗址的游憩开发价值

北京仍有仓廒遗址的清代八旗粮仓——北新仓、南新仓和禄米仓，均位于城市商业区，它们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仓廒本身的物理特点等，使之具有很高的游憩开发价值。为了使得北京城中心地区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建筑物得到重视，采取“多点”整体性保护和开发的道路，将从内涵和规模两方面使这些建筑地得到提升。而八旗粮仓的情况在这方面具有极其突出的优势。

第一，八旗文化在北京现有遗产旅游开发主题中独树一帜。在游憩开发价值问题中，最核心的是遗产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否可以在众多遗产地中脱颖而出。北京现有旅游文化中，皇家文化和老北京市井文化是最重要的两个主题。皇家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资源中最突出的主题，故宫、北海、王府、颐和园、十三陵、天坛等均是皇家文化的代表，北京城作为元、明、清古都，其皇家文化的底蕴渗透在北京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与此同时，代表老北京文化另一面的市井文化亦是北京文化中突出的主题。其中以原南城宣武、崇文区为主要地区，例如以大栅栏地区老字号店铺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天桥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士子文化，以宣南地区会馆、名人故居为代表的会馆文化，以牛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和饮食文化等。而占据了近300年历史的清代八旗文化，在现有旅游文化资源中却很少得到体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给予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极大的影响。八旗军队入关定都北京后，随着清朝政治统治的强力推行，八旗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京城乃至全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八旗制度和八旗文化的兴衰史是清王朝兴衰史的重要部分。当今社会，历史文化类产品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尤其是与清朝历史相关的文化热潮，为以清代文化，特别是以八旗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开发提供了大量的游客基础。而八旗粮仓，作为八旗制度和八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拥有的游憩开发价值，不言而喻。在今后的发展中，如果抓住八旗文化这个重要方面，北京清代八旗粮仓遗址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必定会在北京乃至全国独树一帜。而言及八旗，必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单一官署和营房，都不能从根本上体现出八旗文化的魅力与精髓，而现存的八旗粮仓，不仅仅是北京城市区范围内仅有的几处八旗文化的物质遗存的代表，它多个粮仓的存留，也直观的体现出八旗整体性文化的特点，是十分珍贵的。

第二，位置上的优势使各粮仓遗产地间易形成整体性规模。在众多遗产资源中，发掘遗产点历史文化内涵特点的同时，规模的提升也是重要部分。八旗粮仓位于的今东四十条周边，是北京城中心城区最繁荣的商圈之一。单一遗产地的开发，很难不湮没在三里屯商圈、工人体育场商圈、簋街商圈等浓厚的现代商业氛围内，南新仓文化街区知名度难以得到提升即反映了此问题，南新仓在下一步的规划中，致力于扩大规模，进行北延和南扩。“北延”是将平安大街北侧的南新仓大厦区纳入文化街范围，进行古建风格改造，并通过古建风格的过街桥相连接。“南扩”就是将东门仓胡同的南段进行改造，南扩后，将与东四地区的胡同、奥林匹克社区公园连为一体[13]。但在如此拥挤繁华的街区，单一粮仓街区的扩建仍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八旗粮仓的规模效应。整体性保护与开发便成为了必然，而通过上文八旗粮仓线状的描述可以看出，东城区的这几个粮仓，具有先天的整体性开发优势。几个粮仓之间的距离近，但整体覆盖面积较大。北新仓、南新仓和禄米仓均有仓敖遗存，覆盖自北向南八旗粮仓的三个主体部分。而海运仓和旧太仓，仍保留的地名文化也对整个八旗粮仓区域文化起到辅助作用。在北京中心城区，这样一个在空间上存在于各大商圈空隙中、在内涵上有相互联系、单体占地面积小、整体覆盖面积大的遗产资源，非常难得，拥有很大的游憩开发空间。如西城区主打的后海鼓楼地区胡同游，虽然是线状游憩地开发的代表，但其街区上分散、整体上集中规模大的特点也是整体性游憩项目成功的典型。八旗粮仓整体性遗产保护与游憩地开发，将形成与胡同游东西呼应的遗产游憩开发项目，成为北京中心城区旅游文化新热点。

2.3 八旗粮仓开发模式探讨

2.3.1 “多点状”遗产游憩模式

八旗粮仓的现有开发，停留在遗产游憩地的“点状空间”开发阶段，南新仓的遗产游憩项目独树一帜。点状游憩地在拥有优势的同时，也有它的劣势。面状游憩地和线状游憩地，占地面积和覆盖范围均较大，利于形成文化氛围、打开知名度。但点状空间游憩，在提升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的问题上，会出现一些问题。

根据八旗粮仓的开发价值优势的分析，可以看到适合八旗粮仓的遗产游憩开发模式正是本文探讨的“多点状”游憩空间模型。“多点状”模式，是一个依靠多个遗产地共同的文化内涵主题作为主线，表面上分散，实际通过配套设施、周边产业开发等措施，形成覆盖面积较大的遗产文化旅游区域的模式。不同于以往中心景点为主体的主流模式，也不同于北京城内其他以线状街区为对象的整体游憩地开发模式，是一种较为新颖，却有巨大发展空间的遗产游憩地空间模式。

八旗粮仓的现状，虽然除南新仓外，其余仓敖均处于废弃状态。但南新仓文化街区的成功开展，首先肯定了粮仓文化在北京遗产游憩开发中的可行性。其次，南新仓文化街区由于在提升知名度以及提高客流量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导致的对规模扩大的需求，也说明其发展“大规模”古代粮仓文化的必要性。南新仓不仅是古代北京城的一座皇家粮仓，更是清代京城八旗粮仓的整体的一部分，人们在这个遗产游憩地不仅应该可以了解到古代的南新仓，更应该可以了解到整个清代京城八旗粮仓的历史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同理，在今后的开发中，其他粮仓游憩地，也应同样做到“以小见大”，从一个粮仓了解到整个八旗粮仓的整体性和其他各仓分布情况及特点，并通过配套设施建设，如连接各粮仓的交通（可参考胡同游的三轮车形式），与周边产业开发，如八旗文化相关产品等，从实际层面，将八旗各粮仓的内在文化主题联系在一起。

这样，城市中心地带的“多点状”遗产游憩模式，将在八旗粮仓这个北京市级文化遗产地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将出现以南新仓为龙头，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为一整体，旧太仓、海运仓等其他粮仓为辅助的清代八旗粮仓建筑群，进一步更好地从实际层面推动粮仓建筑遗产的保护，提升街区文化氛围，形成新的旅游文化圈层。

2.3.2 企业转型带动遗产整体保护模式

本文开始即提到，为了解决北京城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无法得到相应重视的问题，在政府根据规划重点保护重点遗产地的同时，必须重视通过旅游开发，吸引开发商及企业转型来完成文化遗产保护的这条道路。而吸引开发商及企业的途径，即是上述通过提高内涵及规模，形成具有特色文化主题的遗产群的方式。而在八旗粮仓保护与开发的例子中，南新仓文化街区的开展，除了为人们提供了“多点状”游憩空间模式的发展可行性，也为人民提供了国有企业成功转型并通过商业运作后，完成了遗产建筑物保护工作的成功案例。

南新仓的游憩开发，与北京城内大多数旅游开发不同的一点是，它是一商集团独立进行的开发项目，是一商集团企业转型的成功尝试。一商集团利用处于半废弃状态和存储杂物的几个仓廒建筑遗产，抓住历史文化的主题，将南新仓遗址改建成文化休闲街区。经营之初，南新仓文化休闲街就采取“整体定位、统一形象、集合招商、整合营销”的方式，主打文化创意牌。北京普罗之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皇家粮仓”内投资建立了高档演出场所；2007年开始，昆曲厅堂版《牡丹亭》进驻演出，受到多方好评[12]。南新仓文化街区的修建从根本上提升了街区文化氛围。从北京城市未来发展和旅游新方向的角度来看，一商集团此次转型的定位十分准确。南新仓所在原北京市百货公司，在日新月异的市内高档商场陆续建立之后，不具备明显的商业优势。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文化品位的要求随之提升。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商集团抓住了机遇，把握住历史文化与创意产业在未来城市大力推广、发展的方向，建立了文化街区，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而更重要的是，南新仓文化街区的设立，对市级文化遗产南新仓仓敖建筑物的保护工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得仓敖保护工作在真正意义上，落到了实处。南新仓虽为几座粮仓中保存最好的一座，但在开发文化街区之前，9个旧仓廒的保护并不到位，它们斑驳残破的墙体也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南新仓文化休闲街区的筹划和建立，对原有仓廒进行的保护和复建，基本遵循古建筑保护的原则：仓廒的外观形制，基本与古代时期一致；仓廒内部的砖墙和梁柱结构最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由于仓廒内部空间租给投资的商户，商户的现代装修与原本的砖墙、梁柱之间，均用玻璃隔开。仓廒外墙，原保存状况相对完好的下半部分，仍采用清代原墙；上半部分，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重建，砖墙采取新的现代砖石，外层以仿旧形式装饰，上下风格一体。这样的保护开发方式，做到了保护文物和经济投资开发并重。当今大城市中文物保护的现状，使得人们必须通过这样双赢的方式，使文物保护的资金得到落实。而修葺好的古建筑，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街区品位氛围的提高提供了载体。南新仓文化街区对于古建筑保护方面的工作，有着突出的贡献，值得其他遗产游憩地在开发过程中借鉴。这也从实例的方面，说明了企业转型与开发商游憩开发，对于遗产建筑物保护的重要作用。

“多点状”整体性开发的利处及意义，上文已有分析。而单纯对于遗产保护工作来说，整体性开发模式有利于遗产保护的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保护成本。遗产保护是一项需要时间投入和财政投入的任务，包括从制订规划到人力物力投入，再到计划实施以及维护等多个环节。八旗粮仓整体性旅游开发可以使其他粮仓在南新仓的带领下，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同样水平的保护。对南新仓文化街区皇家粮仓9个仓廒的遗产修复和重建工作，可同样应用于北新仓和禄米仓在文物局有登记记录的10座仓廒上。南新仓文化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积累的遗产保护与再发展的经验，应用于其余粮仓时，保护工作会更加完善和顺利，工程成本上也会相应地有所节约。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遗产整体性保护与遗产游憩地开发模式的探讨，以及以八旗粮仓为案例的具体分析，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尝试为解决北京大量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地的保护需要得到重视这个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大量研究成果中提到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道路。但要将此双赢道路激活，吸引开发商及企业，其开发模式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位于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单体文化遗产建筑物，即使自身拥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鉴于它们湮没在繁华商圈中的地理位置、难以形成规模的自身面积、难以引起注意的单体文化特点，使得单纯考证它们的历史价值与呼吁文物保护，成为无法落在实处的纸上谈兵。

本文中通过遗产整体性保护与游憩地“多点状”空间模式开发的研究，结合实例，认为如果抓住多个遗产建筑群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形成有特色的文化圈层，将形成一个适合在大城市中心繁华商圈空隙中发展、内涵上相互联系、单体占地面积小、整体覆盖面积大的“多点状”遗产游憩资源。这些点之间，不是物理空间上的拼凑，而是拥有内在文化联系的资源整合。之后形成的“规模”资源，与之前的单体遗产建筑物资源相比，在文化内涵和遗产规模上均有大幅度提升。形成的特色文化圈层，对其自身游憩的发展亦具有推动作用。这样的模式，从资源整合的角度，将散落在各处的文化遗产地有效的串联起来。同时，企业转型这样的模式扩宽了市区游憩地开发的发展道路，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推进遗产地的保护。而这样由企业转型或开发商推动下的“多点状”游憩地的开发，将与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相结合，使整个区域，无论是在游憩开发还是遗产保护方面，都进入到崭新的阶段，亦是城市繁华中心区旅游开发的一个未来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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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记忆场所；文化遗产；文化认同；多样性；保护

Abstract：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cities are los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long with urban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recently. One of important reasons is that the value of many scattered memory places are underestimated and lack of enough protective utilization accordingly， which are rich with collective memory and strong emotional attachments to ordinary people， but are normally not registered in the lists of cultural relics. Therefore， the essay attempts to introduce memory place， a new concept of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revitalizing strategies through literary reviews， comparison，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which contribute to cultural identity-making. It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nception of memory place and build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studie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memory plac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identity； diversity； conservationts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1-64（5）

引言

当今，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变迁（Urban Transforma tion）为世人瞩目，在国际视野中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最直观注释，被称为“影响21世纪最重大事件之一”。[1]与此同时，我国城市的快速变迁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约翰·弗雷德曼（John Friedman）2010年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等发展中城市变迁的最大挑战是：全球化自由资本与地域性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社会文化情感与物质空间结构之间的矛盾。[2]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尤其在当下的中国，许多中小城镇正面临着全球化与城市化双重驱动下的变迁；在这巨大的变迁中，尽管一些知名度高的文物、历史建筑与历史地段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利用，然而保护名录之外的大量现存的、蕴涵着社区情感与集体记忆的历史性场所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长期栖居于此的人们找不到历史记忆与情感依赖，地方文化认同面临着被消解、被同化的危机。[3]通常，文化认同是个体在所属文化群体与其场域内形成归属感、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美国跨文化学者、历史场所保护协会成员爱德华·豪尔（Edward T. Hall）在《超越文化》一书中就明确阐述了，文化认同、自我认同的过程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与场所。[4]而在现实的实践与研究中，文化认同依存的语境被国际化、抽象化或者虚拟化了。因此，如何有效保护利用这类维系地域文化认同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了城镇变迁中的紧迫课题。

1 记忆场所的内涵与相关背景

记忆场所（memory place）是指保留和繁衍集体记忆的地方，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记忆遗产中代表性的场所。[5]广义的记忆场所，包括登录（文物保护名录）中以及未登录的城市、建筑、景观遗存（址）；狭义的记忆场所是指国家/民族层面的纪念性建筑，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保护名录之外现存的、蕴含集体记忆的历史场所。从客体特征来看，记忆场所主要包括历史性建筑、景物（object）、场地空间（space）及其承载的仪式性活动（event）与历史故事；从空间分布规律来看，记忆场所的类型大致分为单元性、线性与网络性；从主体来看，记忆场所有国家民族的、地域城市的、社区村落的，乃至家族的；从功能属性来看，这些记忆场所可以是象征性的、仪式性的，也可以是日常性的或者偶发性的等。例如，学校、礼堂、会馆、茶馆、手工作坊、老码头、墓地、公共池塘、巷道、运河水道、有特殊意义的树木等等。

现有的文献表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第一个比较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记忆场所”这一概念的内涵。他在研究历史与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对于文化认同的建构有非常大的贡献，并在1978年提出了“记忆场所”（memory place）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来更好地拯救残存的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6]。尽管，皮埃尔后来研究的落脚点与最初的出发点发生了偏离，最后的研究成果还是聚焦在民族与国家层面上的纪念馆/纪念物等——将记忆场所神化了，但是，皮埃尔关于记忆场所的观念超越了社会历史学、环境心理学、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模式，正影响着欧洲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

记忆场所的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一贯倡导的文化遗产评价标准“突出的普遍性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是一脉相承的；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不断拓展和细化了这一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强调了对各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包容[7]，例如各种群体或者人类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代表性场所、成为一种传统的土地使用的突出实例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地区文化顾问理查德·恩格哈特（Richard Engelhard）在相关的报告中指出，当今在世界遗产运动的推动下，建筑遗产的保护对象正由精英使用的纪念物转向普通人群使用的空间场所[8]，这充分显示了对普遍性价值的重视。我国清华大学吕舟教授指导的史晨暄博士对30个版本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及背景文件进行了详细解读，指出了我国对国际标准的转变把握不够准确，并呼吁把世界遗产保护运动的目标和国内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 [9]。

事实上，记忆场所这一新的文化遗存现象正挑战着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传统博物馆式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10]

2 相关概念与其研究意义

记忆场所主要涉及基于时间的“记忆研究”与基于空间的“场所研究”两个维度。从心理学一直到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关注着这两个维度，并且不断在推进两者的整合研究。事实上，人类回忆过去的能力与习惯往往是与关联在一起的物体、空间场所与事件结合在一起的。笔者在“情节：空间记忆的一种表达方式”一文，从中国汉代的画像砖与古埃及的壁画等历史案例分析中，将空间与记忆整合为“空间情节”这一概念，进而塑造文化认同。[11]

英国思想家约翰·罗斯金早在1849年出版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中就指出，诗歌与建筑是人类遗忘的两个强大征服者，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前者，对于传承与传播城市文化与其历史主题具有强大作用，同时对于维系群体的文化认同具有积极意义。[12]

意大利建筑师罗西（Aldo Rossi）将城市视为人类集体记忆的一个容纳时空、物质、事件的场所载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城市建筑》一书中指出：城市空间肌理（texture）和纪念物（monuments）等城市结构（fabric）集中体现了每一个城市精神与文化身份。同时，他试图用类型学的方法将集体记忆与个人经验、原型与变体统一起来，重构地域城市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13]博伊尔（Boyer M C）等学者近来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形态演变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关于城市集体记忆的 “理性主义的类型学”研究范式开始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批判：类型化的集体记忆蜕变成一种英雄主义的倾向。[14]相比集体记忆来说，记忆场所是更富有生命力，是具体化了的认同；它不仅见证了变迁中的历史与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的叙事与传播。正如诺拉认为，集体记忆研究的起点是记忆场所。

地理学家段义夫则明确提出了“恋地情结”的概念[15]，场所成为了感知的价值中心；后来的人文地理学者进行了详细阐述：对于地方的认同首先是物质环境的认知认同（cognitive）；其次是行为的参与认同（behavioral）；最后是情感与意义的体验认同（affective）。[16]他的理论一直影响到当今建筑学者对于公共空间的场所依恋（attachment）的度量及其评价研究。

无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还是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研究，比较关注存在于日常生活话语体系中的普遍性场所（ordinary place），并未聚焦在历史性场所这一范畴之中。而文化遗产权威话语体系中的建筑遗产（listed building heritage）、成规模的历史地段、建筑群（historic sites）以及文化景观遗址（culture landscape）①等，比较关注的是少数精英类的历史性场所（designed historic place），而两者之间集体话语体系中大量与大众生活习惯、集体记忆相关的历史性场所——记忆场所成为了研究的薄弱点（图1）。从文化谱系和历史关系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文化遗产，在民族国家层面有些无法找到符号化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的根源， 却在某一个具体的场域、族群、家族、组织等的记忆场所谱系中可以找到其文化根源的线索。当代西方学者正在将记忆场所拓展到纪念性空间、城市历史、遗产旅游等领域，也就预示着文化遗产研究范畴的嬗变。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已将失去的、濒危的文献记录类的非物质记忆遗产纳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又称世界记忆工程MOV、世界记忆档案） ①，但是尚未发现将实际存在的属于普群体的“记忆场所”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中的正式文献、、法规、宣言等，因此记忆场所作为一个文化遗产的新概念提出有其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第一，相比那些权威认定的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来说，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离散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这些场所的保护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michael Ian borer）2010年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时间，场所和城市更新》一文中所言，尽管这些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邻里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也是人们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17]

第二，传统的建筑文化遗产比较关注遗产自身固有的、使用性的科学、艺术、历史等价值，而记忆场所关注的是遗产外在的、非使用性的社会文化价值②；这些场所的保护利用有利于地域文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继承。一个历史性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就是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另一部分就是故事（story），两者与场所的文化认同感的建构紧密关联，缺一不可。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遗产本体的物质形态，但是我们需要置身于故事语境之中去了解过去，了解自己，并需要了解新技术对集体记忆的影响。[18]

第三，传统的建筑遗产（尤其是“历史地段”）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集中式的完整意义的历史地段；在国际文物遗产保护的相关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评估遗产价值和保护状况的三项重要指标：历史性（historic）、完整性（integrated）、原真性（authentic）；而现实中存在的更多的是碎化的、游离在城镇空间之中的记忆场所，往往难以纳入传统观念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范畴里。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许多城镇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的标准实施认定与保护，那么现仅有的历史遗存大多是在严格的遗产保护范围之外③。比如二、三线城镇中合作社时期的大礼堂、手工艺作坊、茧站、近现代历史码头遗址，充满了集体记忆与社会情感，难以简单确定其是否符合传统的“三性”标准与原则。记忆场所的视角将弥补以往建筑遗产研究的空缺，拓展了历史地段保护的内涵。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这一概念对于国际历史遗产保护思想与观念的转变是具有开拓性的。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既有历史场所，使得民众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建立了关联，在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并且建立文化、社会与身份认同。

3 国际上关于记忆场所的相关研究与实践

记忆场所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遗产现象，不仅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通过综合文献检索，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3.1 从不同角度不断探索各类记忆场所的挖掘认知理论

德国民族学家格拉纳·贝恒斯（Daniel Grana Behrens）将皮埃尔的思想延伸到了地方社会层面，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了存在于墨西哥高庭昌印第安社区中的各种记忆场所[19]；美国学者博格特（Michele H Bogart）、英国学者马丁（Martin G P）、法国学者凯瑟琳·霍来尔（Catherine Horel）、捷克学者安德莉亚·波克鲁杜瓦（Andrea Pokludova）等将记忆场所的理论应用到城市历史与其公共生活的解读与考察中等[20]，分别通过公共记忆与地图信息等对17世纪至20世纪不同时期中的纽约城市公园、伦敦诺丁山社区、芝加哥历史街区等城市空间的历史故事解读与信息挖掘，来考察社区记忆场所的可识别性以及认同性，同时揭示官方记忆、贵族记忆与风土记忆对于场所认知、保护之间的异同关系等[21]。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尽管记忆场所有其多样性、隐匿性，但是通过恰当的途径可以挖掘不同群体的记忆场所。

3.2 以案例与实证为基础的记忆场所活化研究

集体记忆往往附着在物质性的载体之中，然而这些记忆场所已远离它们的语境，这就需要通过多种路径与方法，来建构语境激活人、场所及其隐含的故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设计师或者建筑师来说，在进行历史地段更新时必须意识到使用者的情感依赖与文化认同，要善于激活既有的记忆场所，并鼓励使用者重新定义场所功能和赋予既有场所新信息的能力。芝加哥大学凯伦·提尔（Karen E. Till）以犹太人女子小学、现为运动场的公墓等案例为实证研究，指出主题策划与艺术展示等策略可以再现各种社区的历史故事，唤醒场所变迁中那些被遗忘的集体记忆，建构社区居民与记忆场所之间的情感关系与文化认同。这些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不同的叙事载体（物质与非物质的要素）来建构日常生活场所中的集体记忆。荷兰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从多媒体艺术角度总结了一系列“沟通集体记忆”的策略，例如通过故事圣坛、社区网站、交易场所网、艺术作品、通讯技术等现代技术再现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记忆，这些灵活的策略为居民提供重现“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的渠道；他呼吁保护过去的历史不被剪裁，尊重与认可每一个群体的记忆场所，使之远离科学或者社会的偏见。[10]

3.3 相关的保护实践与城市战略

欧美一些国家意识到了记忆场所对于城市空间人文精神塑造的价值与作用，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保护策略与技术措施，如通过表达与接受那些经常被排除在外的团体、群体的参与来强化传统文化遗产的包容性，将记忆场所纳入到区域性的文化远景之中。在实际操作中，通过机构组织、公共项目策划对各类多层次的记忆场所网络进行系统诠释与传播。例如，由地方权威、图书馆与博物馆组成合作联盟，创建历史水道码头等主题性记忆场所的信息网络平台，让市民与游客共享集体记忆；再如，伦敦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向导电话”服务项目，即市民或者参观者通过移动电话拨打特定的号码来了解相应场所的历史文化信息。类似的项目被引进到了美国纽约等地[10]。

此外，国际上一些案例虽未以“记忆场所”的概念来进行保护实践，但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例如，我国香港地区2006年在拆除具有集体记忆的旧中环天皇码头时，遭到了多个民间团体与许多市民的强力反抗；该事件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建筑遗产与历史地段的界定，同时启动了“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并将“如何让社区受益”作为保育活化的一个原则。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建筑场所，使得市民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建立了关联，在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并且建立身份认同。尽管记忆场所这一文化遗产的新概念并未出现在相关的官方文件中，但是在学术界、民间的讨论中体现了对记忆场所保护的强烈夙愿。

结语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记忆场所的保护对于建构文化认同感的积极作用已经获得了国际学者与社会的共识。同时国际上关于挖掘、拯救与活化记忆场所的技术途径与策略是灵活多样的。但是，记忆场所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定位，依然成为许多学者争论探讨的焦点。

在我国，对于“记忆场所”这类资源缺乏界定，更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以及灵活有效的保护利用方法。面对全球语境中地域文化认同危机，笔者建议厘清记忆场所的内涵与外延，尽快建立记忆场所的评价体系与保护机制，科学引导我国城镇快速变迁中多样化文化资源的保护[22]。

注释：

① 相关概念的解释参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编《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http：///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mow/

② 这一部分价值在建筑遗产或者历史地段的评价考量中往往被忽视，例如我国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评价指标体系》等对遗产价值的定位和划分，主要针对遗产的科学技术、建筑美学、历史价值进行定量分析。

③ 文物申报或者保护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弄假成真”、“弄真成假”现象，与僵化的文物保护条例“三性”原则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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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事件旅游；河南省

欧洲作为人类艺术文明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事件旅游的发源地。事件旅游是指以各种节日、盛事的庆祝和举办为核心吸引力的一种特殊旅游形式。根据事件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节庆类、商务类、博览类、体育类、特殊类。创建于1869年的法国奥兰治国际歌剧节是欧洲最古老的艺术节，最初以表演法国乃至欧洲的戏剧成名。20世纪30年代起，艺术节事真正开始大规模地创立举行。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是各种艺术节事的蓬勃发展阶段。它们中有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柏林国际艺术节、维也纳国际艺术节、伦敦城市艺术节等。艺术节事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走上一条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若问欧洲最美的国家大家都会认可是瑞士。那么最美的城市是哪个呢？相信不少人会选英国的爱丁堡。爱丁堡作为苏格兰的首府，因未受战争破坏素有北方雅典的美名，而每年在这里举办的各种旅游节庆活动，更是为这个城市增加了无限魅力。如今成立于1947年的爱丁堡艺术节已成为世界影响最大的艺术节，门下从国际艺术节、边缘艺术节、军乐队分列式，再到爵士艺术节、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汇成一个雅俗共赏的全球艺术嘉年华，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因此成为爱丁堡城市的象征和标志。趁着8月艺术节的热潮，爱丁堡的众多艺术精品倾巢而出；观光游客人数达到顶峰；旅店的老板们笑得合不拢嘴；酒吧得以合法延长营业时间，而新开张的酒吧也特别多。游客如果不提前预定很难找到住宿的地方。在多雨的季节人们不惜冒着大雨欣赏在爱丁堡城堡举行的军乐表演，全爱丁堡的人都因此而忙碌、疯狂。

河南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古迹众多，山川风景秀丽，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第一，馆藏文物全国第一，世纪考古新发现全国第一，历史古都全国第一。河南省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文化艺术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性地位。到2015年，河南旅游要争取一年接待海内外游客4亿人，旅游收入达到4800亿元，占我省同期GDP的13%左右。旅游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5位，跨入中国旅游经济强省行列。成功地策划和组织事件旅游，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占领了都市旅游竞争的制高点。据统计河南省90%的事件旅游在郑州举行。郑州的少林武功、开封的东京梦华、洛阳的古都兴废、安阳的殷墟甲骨各领，郑州获“古都”认证，携手洛阳、开封、安阳可以形成一个“古都三角形”，联合开发中原旅游市场，潜力巨大。郑州事件旅游种类比较齐全，博览展会类、文体赛事类、商务活动类、节庆活动类一应俱全，博览展会和文体赛事所占比重较大。其中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河南省共有415个项目签约，其中外资项目87个，总投资101.7亿美元，合同外资97.1亿美元；内资项目328个，总投资2362亿元，合同省外资金2251亿元。但是郑州事件旅游还未体现出大规模、国际性的特点，国际性的旅游事件活动只占13.5%，全国性的也只占30.8%，过半旅游事件活动都属于地方性中小规模。

河南比较有名的事件旅游产品有洛阳牡丹花节，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等。总体来说，河南事件旅游活动的举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相对于河南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来讲，在时间的安排、类型的分配、活动的策划、基础设施的改造等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缺乏新意是目前桎梏旅游节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作为文化艺术传播的先驱，可以在举办事件旅游方面提供为河南事件旅游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提高国际知名度

爱丁堡艺术节的举办成功的为爱丁堡在国际上扩大了影响，促使和激励艺术向更高的层面开拓，向苏格兰民众展示国际文化，向国际游客展示苏格兰文化。仅2009年就有380个相关网站媒体报道了和爱丁堡艺术节相关的内容，其中国际出版社达70个。每年8月艺术节期间是爱丁堡一年中鲜花开放最为明媚的时刻，凉爽的夏季湛蓝的天空中漂浮着雪白的云彩，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入绿树成荫的花园城市爱丁堡。据有关资料显示，对于85％的旅游者来说，艺术节是他们8月份到访爱丁堡的唯一或者最重要的原因。爱丁堡城堡是爱丁堡向世界展示的一个标志性景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期间，爱丁堡城堡附近的古色古香的旧城区“皇家一英里”就成为了其室外活动开展的主要场所。因此也成为常规形态的历史城区和节事活动之间的一条通道。这是一个对于所有第一次来这个城市的旅游者而言的必到之处，尤其是入境旅游者。由于不买票参观，游人也可以从建筑外部观赏，因此就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度假。

二、拓展消费

近来有研究报告指出艺术节为爱丁堡带来2000万镑的经济收益，并且创造了四千多个工作机会，爱丁堡所有宾馆入住率达到91.3%。2009年，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举行的两周内，直接收入为960万英镑，收入23%来自门票收入，27%来自赞助捐赠和其他收入，50%来自爱丁堡市议会和苏格兰艺术委员会。支出同样为960万英镑，其中75%用于节目演出费用，12%用于票房营销，4%用于资金筹备，9%用于财政管理和IT开销，实现了收支平衡。有39万人参观艺术节期间的各项演出，其中海外游客占15%。

三、新型的网络营销

由于每年都有专业的资金支持，爱丁堡艺术节专业网站的内容丰富实用，更新及时。网站精美生动，内容主要包括演出门票预订，节目预告及视频展示，节庆商品购买，艺术节年鉴和游览地图，博客和广播链接等。在精心的网站设计和维护之下。仅2009年，从艺术节的发起日3月25日到最后一天9月6日，爱丁堡艺术节网站点击率高达37万次。45%游客通过该网站购票。

四、多元艺术形式焕发勃勃生机

2009年，来自全球的180个表演组织和超过2200位表演者参与了爱丁堡艺术节。在此期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爱丁堡军乐节、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使幽静空灵的海滨古城变得一派生机盎然的狂欢景象。在古堡绿树的映衬之下，从著名的王子街到“皇家一英里”，到处可见穿着奇装异服的艺术家和游人合影，除了苏格兰传统的风笛，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乐团在街道上随性表演，欢声笑语随处可见，人们尽情的享受着艺术节带来的欢乐。

总结

相比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河南事件旅游在艺术形式的丰富性，群众的参与性，国际多元文化性以及事件旅游层次丰富性（以各种不同小的节庆组成一个大的节庆活动），资金筹措市场营销的技术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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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旅游环境是指在旅游活动特定的区域或范围内各种因素的存在状况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就范围而言，它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和相关的旅游依托地；就内容而言，则主要包括旅游资源状况以及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自然和社会文化两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人们总把旅游发展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偏重追求其经济效益，而相对忽略了普遍存在的旅游对环境的影响。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质量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旅游对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不仅会阻碍旅游业本身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带来相关的负效益。本文首先描述了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考察了旅游环境保护的种种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学者关于旅游景点发展演变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旅游持续发展和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以及旅游环境质量的全面管理和保护设想，以期寻求发展与保护这对矛盾对立面的完美与和谐的统一，使旅游得以持续发展。

一、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

众所周知，旅游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环境；而另一方面，由于旅游环境的脆弱性，旅游发展又给旅游环境带来破坏和影响；因此，对旅游环境不妥善管理和系统保护，势必影响到旅游发展的持续性。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旅游对环境的破坏。

旅游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可供观赏的山川湖泊、名泉瀑布、名胜古迹、森林资源，动物资源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损害和污染。旅游对环境的破坏问题已得到旅游界的相当重视，在此本文不予赘述。旅游对环境的危害一方面来自游客的破坏，大批游客拥入，致使基础设施紧张，旅游旺季造成的游人在某一景区的高度集中破坏或影响了该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旅游对环境危害的另一来源则是外来投资商及当地旅游部门的大规模开发活动，这种破坏在第三世界旅游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更甚，消极影响更大。究其原因，旅游开发和发展对环境的损害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首先，旅游部门只顾眼前利益，对旅游资源做过度性、掠夺性的开发；其次，是对景区环境的粗放式管理，对旺季游客过分集中的现象缺乏科学的、合理的疏导或价格调控等管理手段；再次，旅游发展过程中，景点开发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病态膨胀的趋势日益明显。

因此，如何一方面发展旅游，一方面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旅游赖以持续发展的环境成为旅游界急需迫切解决的课题。

2．旅游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旅游主管部门与实业部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均已形成共识，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国自1973年始先后频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如《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对外开放地区环境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文物保护法》，以及1992年巴西联合国环发大会后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等等规定都不同程度地与旅游环境保护有关，初步形成了一套环境行政管制体系。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旅游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环保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精诚合作、联手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不尽令人满意之处。

对旅游环境有效保护的制约因素可作如下几方面的归纳：

①旅游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健全

国家有关部门虽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的旅游业尚没有自己专门的旅游环境保护法，我国政府1985年才将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旅游业在我国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环境保护虽然在立法上作了许多工作，但在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方面却缺乏健全管理。旅游区大多数基础建设项目，没有按规定程序办理有关环境保护手续，有的虽然办了，但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把关，流于形式。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指出：“对未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计划部门不办理设计任务书的审批手续，土地管理部门不办理征地手续，银行不予贷款；凡环境保护设计方案篇章，未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办理施工执照，物质部门不供应材料，设备；凡没有取得‘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证’的建设项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办理营业执照”。然而事实上，这些措施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30、31条规定：“刻划涂污和损坏国家保护文物尚不严重的，由公安部门或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赔偿损失。”其中何谓“尚不严重”，罚款赔偿如何界定，都无具体明确的规定，容易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加之一个时期以来，旅游区没有权威性的环境保护机构，往往一个旅游区分属几个部门主管，形成旅游部门、环保部门多头领导，各自为政，互相扯皮，条块分割的现象，不利于旅游环境保护具体工作的开展。

②重产值、轻环境

虽然中央反复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对基层企业领导者和经营决策部门来说，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一直是个两难选择。在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发展中，以牺牲长期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短期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③环保经费紧张

各级财政拨给的保环专项经费和业务费用相当有限，加之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许多该收的环保费没有按规定如数加以征收，再加上污染治理欠帐太多，导致许多环保治理项目没有资金保证，环保工作无法实施，形成恶性循环。许多旅游区的环保部门除了有一两台陈旧简陋的监测设施外，多数无钱添置其他基础性设施和配套设施。对于旅游区内排污情况难以进行常规分析，环境规划、环境趋势预测往往也因没有监测依据而无法进行。

④旅游开发、发展过程中生态意识不强

我国许多风景优美的旅游区座落在偏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仍处在半封闭、半开放的发展状态中，过着原始的伐薪取暖、辟地种田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其居住地被开发成旅游点时，居民们或破坏生态或猎杀动物以供纪念品交易，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旅游经济收入。居民低弱的生态意识也反过来影响了旅游者的生态意识，旅游区内随地乱扔纸屑、果皮、对文物乱涂写等不文明行为很是普遍。

⑤旅游区客容量超负荷问题远未从理论上和管理上得到解决。尤其是知名度较高的景点和景区，旅游旺季时，长期“人满为患”。关于客容量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本文拟在第二部分作详细论述，在此故略。

前文提到的旅游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诸类问题加剧了旅游与环保的矛盾，使保护主义者和实业部门的冲突，游客和目的地居民的冲突以及居民之间的冲突更加恶化。

二、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周期循环模式

旅游人数、旅游区客容量与环境质量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密切关系；旅游人数大于或等于景点饱和承载量时，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则大些，反之，则小些。旅游环境质量变异涉及游客行为、心理、社会文化、居民参与程度等许多不可控因素，因此，可能在某个微观的具体时间断面上，呈现出无规则的特征；但是从旅游景点的宏观历史发展看，游客到达人数与景点演变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周期循环规律。下面本文想借助RichardW.Butler博士的旅游景点周期循环演变模式，通过分析游客人数与景点发展的关系，来提出相应的景区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的设想。

1．旅游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

Butler博士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旅游地理系教授兼主任，在长期从事安大略省北部乡村旅游景点发展演变的研究之后，于1980年在《CanadianGeographer》刊物中发表题为“TheConceptofaTouristAreaCycleofEvolution:ImplicationsforManagementofResources”一文，并由此提出了旅游景点历史演变模式，按时间发展和游客到达人数，Butler把一个旅游区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六个过程：即，开发、参与、发展、巩固、萧条、重现活力（或衰亡）等（如图1示）。

根据进入游客的数量，旅游者类型特征以及旅游设施的发展状况，这六个过程又可归纳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含开发与参与两部分，吸引的游客以少数先锋型旅游者为主，如探测旅游者、嬉皮士、流浪汉等；少数当地人参与旅游活动；该阶段旅游人数少，设施设备简陋，游客或搭帐野营或借宿当地人家中，此时的旅游发展仍处在自由无序状态；旅游对环境尚不构成威胁。第二阶段包括发展，巩固和萧条三大部分，其主要特征是大量游客涌入，景点吸引各种类型的旅游者，尤其以大众旅游者为多，中、高档宾馆数量不断增加，旅游设施设备趋于齐全；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游人大量涌入对环境的威胁日前明显。第三阶段是产品的更新开发阶段，此时的旅游者仍以大众旅游者为主，在数量上可能呈上升趋势、也可能呈下降或衰亡趋势，但无论游客数量的多寡，齐备的旅游基础设施已饱受折腾，旅游环境质量和景点的吸引力已明显下降，旅游人该地区文化和环境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经过管理上的弥补措施，如关闭大修、开发新产品，恢复环境吸引力等，该景区的旅游发展尚有回光反照的可能；否则该景区就从此走向衰亡了。

2．景区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

从对前一部分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一个景区的历史发展演变、景点的质量和吸引力都与该景区的环境保护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一个景区的旅游环境保护，也应和该景区的发展演变相对应，呈周期循环保护状态（如图2）。

A.环保开端a．开发e．萧条

B.系统保护措施实施b．参与F．再现活力

C.持续保护c．发展g．衰亡

d．巩固

在景区的开发，参与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游客和当地居民卷入的人数少，远未达到旅游区的容量，旅游发展未有系统管理的存在，该阶段旅游对环境的破坏虽不明显，但已存在，因此应作为景区环境保护的开端（A），有关部门应对该阶段已存在的环境破坏现象做及时的观察和研究，以便科学地、合理地预测和估计该景区今后旅游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景区设施建设，以及大量游人介入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程度，范围和有效保护的重点难点，为该旅游区今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环保依据。强调环保开端阶段在一个景区发展中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该阶段的环境破坏常常因其“微不足道”而被忽略，而后却给人带来“为时已晚”的遗憾。

当景点经历迅速发展，巩固到萧条阶段时，系统的旅游环境保护措施应及时跟上，这是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的第二阶段（B），该阶段游客对景点的需求呈急剧上升趋势、游人大量涌入，旅游区容量常常处于临界范围内，设施呈紧张状态，加上相关的开发和建设，旅游发展对景区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若不妥善保护和管理，环境质量和景区吸引力就会一落千丈；因此，该阶段及时系统的实施环保措施是景区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保证。

景点的发展在历经了萧条阶段之后，可能由于旅游实业部门更新产品、加强营销手段、提高产品质量，而重现活力；也可能由于各种努力的失败而从此走向衰亡。但无论如何，对一个景区周期循环的环境保护，不会因景区衰亡阶段的到来而结束；因此，该阶段对景区环境的持续保护（C）是景区旅游得以持续发展的实现。

上述提到的旅游区环境保护完整周期的三个不同阶段，可能会因不同类型的旅游者需要差异、旅游心理和行为、以及地方文化和居民参与的不同程度，而在微观上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从旅游景区发展演变的整体而言，旅游景区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的三个阶段能从动态的角度、宏观地描述景点历史发展演变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动态的角度、把旅游环境周期循环保护划分为环保开端、系统保护措施实施和持续保护三个阶段的提法，和从静态的角度，把旅游环境保护的实际状态划成不足状态，饱和状态和过度状态之说，在管理方法论和具体措施实施上，可以相互弥补、相得益彰。

（附图{f90304}）

图2景点演变、承载量与环保关系

3．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存在的理论问题

Butler的旅游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自1980年提出后，西方许多学者曾多次把它应用到旅游景点或旅游产品历史发展演变的实际案例分析和研究中，并在理论上和经验数据上对原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发展（Hovinen1981，Lundgren1983，Meyer-Arendt1985，Keller1987，Strapp1988）。在众多的文献中，1987年DouglasPearce对西班牙阳光海岸的考察研究发现，景点幼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衰老期等四个阶段之发展演变与游客数量、旅游环境、景点的城市化和产品资源的商业化不无密切关系；而在这诸多影响旅游景点吸引力的因素中，游客人数的多寡和环境质量的好坏，对延长景点的寿命，起着最直接的使用。与地中海沿岸的其它景点相比，成年期游客的大量涌入和旅游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使西班牙阳光海岸迅速进入了衰老期，加上环境保护措施没有及时跟上，致使该旅游地永远失去了回春的机会。类似的景点发展演变在我国也很普遍。邵学文在《旅游区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旅游学刊》1990）一文中，从Butler的旅游景点发展演变模式出发，针对江苏省淮阴市旅游区的特点和现状，分析了该市旅游区的发展过程。该文作者把旅游区的各个景点按性质和特点进行分类，阐述了各个景点在开发、成长、成熟、停滞、衰退或回春等五个阶段所呈的状态，探讨了近十五年来作用于景点演变发展的外在和内在因素。

把旅游景点环境周期循环保护构想嵌入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乃是对景区旅游环境宏观管理的尝试，是对景点旅游环境质量的一种全面管理和保护设想；但它仍然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即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的定量界定问题。景区容量临界范围没有定量界定，不利于对景区超容量接待现象在管理上进行宏观调控。例如，衡山绝顶祝融峰，总面积477平方米，按人均占用8平方米，每人游览15分钟，每天开放12小时计算，日合理环境容量为2862人次，而实际上每年旅游旺季（7—10月），日均游人为4600人，人均占地仅5平方米；游人最多的时候竟高达一天3．1万人次，人均占地仅0．73平方米。厦门的鼓浪屿日光岩，游人的平均占地经常不足2平方米。我国的许多旅游景区，这种超容量运转现象极为严重，致使景点内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环境也受到严重污染，大大地降低了景点的吸引力，缩短了寿命。

虽然不同旅游区游客超载情况因地而异，各地旅游景点控制超载的措施各有高招，其中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如黄山对旅游旺季游客超载现象通过交通调控、外部调控、经济调控，景区调控等管理手段，收到可喜效果；但依笔者陋见，对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问题，旅游学界，旅游规划开发部门以及环保科学界还有必要从单位时间内进入景区人数、单位空间内游人占有游览面积及其与景区的实际游览总面积比例关系的角度，调查研究、获得经验数据、并对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作出定量的界定，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为各地旅游区解决环境超载问题提供可循的依据，以宏观地实现对旅游景区环境质量的有效保护。据笔者涉猎，对旅游景区容量临界范围的统一标准定量界定问题，在西方旅游发达国家的旅游研究文献中尚不得见，笔者相信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在解决景点超载问题以及对旅游环境实现有效保护方面，将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故在此把问题提出，求教于方家。

三、关于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思考和建议

旅游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旅游发展得以永续的前提和保证。保护和恢复我国旅游环境的良好状态，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要通过综合治理。

1．健全旅游环保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旅游环境保护和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相比，所涉及的面更广，因素更复杂，因此，有关立法部门应尽快制订和颁布《旅游法》、《旅游环境保护暂行规定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便和已有的制度配套完善。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依法守法来保护和治理旅游环境，建立强有力的旅游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完整的管理体系，来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并监督和管理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做到有法必依。

2．加强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宏观管理

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应多谈“防”，少谈“治”，突出“防胜于治，防先于治”的管理思想，使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宏观地贯穿旅游规划、开发，发展和巩固等各个阶段，规划时，应通过科学合理的环境预测和估计，对环保的点、面可能造成破坏的程度和范围以及景区超载情况的有效调控等问题进行宏观管理，应切实避免旅游开发与发展中重产值、轻环境的短期行为，避免“亡羊补牢”式的管理手段。

3．提高环保意识、实现主客参与管理

旅游环境保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管理部门，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全体参与；因此，通过法制观念教育、全面观念教育以及长远观念教育，来提高全民族乃至入境游客的旅游环境保护意识，对于持续发展旅游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旅游开发和发展似乎没有完全掌握和充分尊重居民对发展旅游的认识，缺乏对居民直接参与旅游开发和发展的鼓励。

4．增加环保经费

环境保护是全民族的大事。在目前国家财政吃紧、困难较大的情况下，各级有关部门应采取多渠道、多途径筹资办法，以保证充足的旅游环境保护经费。比如，在旅游环保管理上，收好、管好、用好各种排污费；对景区开征适当的旅游资源维护费；此外，地方政府要积极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不断增加经济后劲，以保证逐年增加旅游环境保护的投资。

5．加强科学研究

旅游科学是一门以应用型见长的交叉学科，旅游环境保护涉及到的学科面很广，因此，在景区的开发和发展工作中，应开展多学科、深层次的调查研究，以便更科学地对旅游环境进行综合保护和治理，使旅游得以持续发展。

6．抓住时机、大力开发生态旅游

篇6

【关键词】利益；公共利益；城区拆迁；公共利益界定

一、问题现状

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性或明确界定的缺失，导致现实拆迁实践中拆迁人多以公共利益为由为其拆迁行为进行抗辩；同样由于公共利益明确界定的缺失，也可能导致司法部门在处理城市拆迁纠纷个案时通过其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来纵容政府的制度性寻租行为，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无法在推进公共利益获得全民共识这一方面获得正当性与权威性；但也同样由于公共利益明确界定的缺失，“钉子户”也就有了正当的社会生存空间。“公共利益”如何界定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议题和公共管理议题。城区拆迁中的经济发展、道路建设、土地规划等都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实现，近几年在全国各地城拆中不断出现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冲突问题，多次引发事故纠纷，拆迁旧城区是为了圈建新地，开发商业中心，带动人流与消费，购物娱乐点的繁华带动了地铁路线、公交站点的设立。而在拉动GDP的同时，对于被拆迁人的利益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害，比如居民的住房，比如商贩租赁的店铺，一个是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一个是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一旦政府强制拆迁，都会引起被拆迁人的不满，使他们遭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如何让被拆迁人更好地理解公共利益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重大意义，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得到平衡与协调，从而使被拆迁人作出让步，积极配合拆迁工作，并保证被拆迁人得到合理应得的补偿与保障。种种问题都亟待解决，使得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合法性、合理性。

二、城区拆迁中的公共利益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

萨洛夫认为，公共利益可能是一种伦理的约束，或被认为是 “理性”政治智慧的最高准则，或是大多数选民的共识或目标；公共利益也可能是某种混合物，是某种狭隘利益的均衡；公共利益的最终产物大多数时候还体现为某种“私利的总和”。

哈蒙则从过程的角度，把公共利益界定为“在民主的政治体系中，由个人与团体间的政治活动造成的不断变动的结果”。从实务层面看，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讨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从实体出发，厘定公共利益的法律边界；另一种是从程序出发，通过民主决策程序确定公共利益概念，但这两种途径都难以精确测量和界定公共利益。

（二）城拆中界定公共利益的原则

基于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城市拆迁，其拆迁带来的利润分配必须与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分配情形保持一致。基于上述理解，城市拆迁中的公共利益可界定为“一定的城市区域范围内不特定大多数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福祉、并为确保城市拆迁进程和谐运转所必需的整体利益”。

界定城拆中的公共利益要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受益主体不确定性原则。公共利益不能排除社会大众享用的机会，不能封闭于某个特定的“圈子”。受益主体具有不确定性，一个国家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受益主体，这种间接的受益应当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地方官员随意解释的。如果只有特定的主体成为受益人，那么就不能称得上是公共利益。

第二，公益明显原则。公共利益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体现在明显地维护国家安全、增加就业；明显地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明显地促进科教、改善环境；明显地提高生活水平、改变城市面貌；明显地有利于文物保护、增加公共福祉等方面。

第三，公益考量的全局性原则。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征收决定一般由县市人民政府作出，而县市人民政府对公共利益的判断往往从地方的角度。但是，在一个地方属于公共利益，在另一个地方未必属于公共利益。

第四，公益的长期性原则。政府作出征收决定是对物权保护的突破，因此，政府征收属于谨慎之举，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应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其判断应当具有长远性。对有限资源的利用应当考虑子孙后代，不能竭泽而渔。但长期性作为公共利益判断的原则并不排除其具有的时效性，同样一个项目，在此时为公共利益，在彼时就可能不是公共利益。

（三）城拆中公共利益的特征

城区拆迁中的公共利益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公共利益是一个随历史发展的动态名词。在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内涵会在不同城市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而不同。譬如，过去不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但随着民本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个人利益也将在城市拆迁中受到重视，并最终得到承认。

第二，公共利益具有广泛共享性。城市拆迁中的公共利益是社会公众的或大多数人共享的拆迁利益，其社会共享性表现为城市拆迁公共利益涵盖地域的广泛性和受益对象的广泛性。城市拆迁中的公共利益应该符合一定拆迁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特征，也就是说“公共利益”实际上它是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具体目标。

第三，公共利益具有可实现性。公共利益是直接的实质利益，即公共利益是现实存在的或者通过努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实现的既得利益，而不是虚无的或纯精神领域的抽象利益，更不是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或社会的集体利益。

第四，公共利益具有可还原性。城市拆迁中的公共利益最终可以还原为一定类型、一定公众群体的私人利益。换言之，如果城市拆迁脱离了绝大部分公众群体和社会主体，或跟任何人都不相关，该公共利益是不可能具有正当性的，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可还原性内涵，当然也就不是公共利益。

三、案例分析与问题

（一） 大连东关街旧城区

东关街一带租住老旧房子的外来人口，以西岗街为界，主要分布在东关和英山两个社区。两个社区总户数过千，按每户三口人计算，总计三千多人。在一片老街老巷是否该存留、长枪短炮争相留影的怀旧声中，这样一种现实存在不应该被忽略，那就是：自二十年前开始至今，这片老街，老大连原住民渐次搬离，千余住户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来来往往，汇聚成一脉特殊的街巷气象。

处于"鞍山路―英华街―宏济街―繁荣街―长江路―西岗街合围地块"的东关街区域，建于上世纪20年代，主要是中国式二三层住宅，街巷狭窄，人口密集，建筑破旧不堪，房屋狭小密集，建筑面积45O以下房屋占总房屋数量80%，公共旱厕，公用自来水，无集中供暖；目前大量外来人口在此居住，环境脏乱差，汛期雨水倒灌，居住条件很差，冬季火灾频发，社会秩序较乱。个别楼还是危房。室内外电线、电路老化，居民冬季主要使用煤炉和电取暖，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由于东关街区域地处市中心繁华商圈，毗邻火车站和汽车站，其破旧现状已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和城市形象。

（二）东关街旧城区改造

2011年9月，经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统一调整，将附近部分老旧住宅纳入该区域改造规划，东关街旧城区改造项目确定储备用地面积为9.57万O。该区域内现有待征收房屋2139户，建筑面积91781.97O。其中住宅2018户，建筑面积67552.49O，平均每户建筑面积33.5O，不足45O1606户，占住宅总户数的80%，补助面积达28863O；非住宅121户，建筑面积20770.98O。

2015年备受关注的东关街旧城改造工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9月19日取得批复，9月30日开始登记。东关街旧城改造工程附近居民关心的大事儿，大连市委、市政府以及西岗区委、区政府都非常重视，今年9月19日正式取得了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关于东关街旧城改造工程的批复，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于9月28日正式成立东关街旧城改造工程动迁指挥部，经过2天的培训，于9月30日正式开始登记工作。

东关街旧城改造工程分六大区域，现有房屋2310户，建筑面积112350平方米，一是新开路、鞍山路、市场街、长江路、日新街、无名街（唐御宫洗浴南侧）合围；二是繁荣街、英山街、市场街、华胜街、平和街、长江路合围；三是长江路、西岗街、平和街、庆胜街合围；四是长江街、英华街、宏济街、生福街、庆胜街、西岗街合围；五是西岗街、鞍山路、长江街合围；六是宏济街、同庆街、无名街（前城国际北侧西起西岗街与宏济街交叉口东南角、东至同庆街）合围、同庆街10号。

（三）东关街房屋拆迁中对公共利益的界定

在对东关街旧城区房屋征收拆迁中对“公共利益”的判断应同时兼顾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内容的可操作性

由于公共利益具有极大的弹性，对其判断是一项高度技术性且政策性极强的智力活动。在房屋征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执法者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判断，给政府官员和法官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为了解决实际操作和法律适用的简便性问题，对公共利益应当列举一些项目作为大致范围。列举应当尽可能全面完整，依据国外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东关街旧城区征收拆迁中的公共利益应当包括：国防设施建设需要；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事业发展的需要；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文物保护、市政公用等事业发展的需要；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为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实施的住房建设的需要；危旧房改造的需要；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建设的需要；学校、幼儿园、医院、敬老院等公益及福利事业建设需要；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第二，排除解释的随意性

由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存在兜底性的、开放的内容，在实践中难免存在扩大性和随意性解释，滥用征收、拆迁手段，进而损害被征收人利益。实践中打着“公共利益”旗号，以土地储备为手段，“倒卖土地”，牟取土地非法利益情况普遍存在。为此，对公共利益的限定和排除的规定是必要的。因此，在东关街旧城区改造中，法律在规定公共利益时应当明确规定排除条款。排除条款也应当采取列举方式。比如，牟取土地非法利益即动机不正当；破坏环境；违反比例原则；明显超出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修建临时绿地；为非国计民生的企业的利益等应当被排除在公共利益征收范围之外。

总之，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或拆迁许可之前应当考量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采取列举、概括加排除，方能准确适用“公共利益”手段，准确适用《物权法》，以避免滥用征收权，即使确属“公共利益”的征收，也应当给予充分补偿。市场经济国家，土地同样成为市场交易的标的物，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交易时的市场价给予补偿。实现《物权法》关于物权保护的目的。

四、城区拆迁中实现公共利益时需要的途径

（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整合：程序正义

篇7

一、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

众所周知，旅游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环境；而另一方面，由于旅游环境的脆弱性，旅游发展又给旅游环境带来破坏和影响；因此，对旅游环境不妥善管理和系统保护，势必影响到旅游发展的持续性。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旅游对环境的破坏。

旅游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可供观赏的山川湖泊、名泉瀑布、名胜古迹、森林资源，动物资源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损害和污染。旅游对环境的破坏问题已得到旅游界的相当重视，在此本文不予赘述。旅游对环境的危害一方面来自游客的破坏，大批游客拥入，致使基础设施紧张，旅游旺季造成的游人在某一景区的高度集中破坏或影响了该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旅游对环境危害的另一来源则是外来投资商及当地旅游部门的大规模开发活动，这种破坏在第三世界旅游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更甚，消极影响更大。究其原因，旅游开发和发展对环境的损害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首先，旅游部门只顾眼前利益，对旅游资源做过度性、掠夺性的开发；其次，是对景区环境的粗放式管理，对旺季游客过分集中的现象缺乏科学的、合理的疏导或价格调控等管理手段；再次，旅游发展过程中，景点开发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病态膨胀的趋势日益明显。

因此，如何一方面发展旅游，一方面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旅游赖以持续发展的环境成为旅游界急需迫切解决的课题。

2．旅游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旅游主管部门与实业部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均已形成共识，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国自1973年始先后频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如《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对外开放地区环境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文物保护法》，以及1992年巴西联合国环发大会后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等等规定都不同程度地与旅游环境保护有关，初步形成了一套环境行政管制体系。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旅游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环保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精诚合作、联手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不尽令人满意之处。

对旅游环境有效保护的制约因素可作如下几方面的归纳：

①旅游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健全

国家有关部门虽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的旅游业尚没有自己专门的旅游环境保护法，我国政府1985年才将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旅游业在我国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环境保护虽然在立法上作了许多工作，但在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方面却缺乏健全管理。旅游区大多数基础建设项目，没有按规定程序办理有关环境保护手续，有的虽然办了，但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把关，流于形式。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指出：“对未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计划部门不办理设计任务书的审批手续，土地管理部门不办理征地手续，银行不予贷款；凡环境保护设计方案篇章，未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办理施工执照，物质部门不供应材料，设备；凡没有取得‘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证’的建设项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办理营业执照”。然而事实上，这些措施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30、31条规定：“刻划涂污和损坏国家保护文物尚不严重的，由公安部门或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赔偿损失。”其中何谓“尚不严重”，罚款赔偿如何界定，都无具体明确的规定，容易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加之一个时期以来，旅游区没有权威性的环境保护机构，往往一个旅游区分属几个部门主管，形成旅游部门、环保部门多头领导，各自为政，互相扯皮，条块分割的现象，不利于旅游环境保护具体工作的开展。

②重产值、轻环境

虽然中央反复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对基层企业领导者和经营决策部门来说，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一直是个两难选择。在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发展中，以牺牲长期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短期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③环保经费紧张

各级财政拨给的保环专项经费和业务费用相当有限，加之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许多该收的环保费没有按规定如数加以征收，再加上污染治理欠帐太多，导致许多环保治理项目没有资金保证，环保工作无法实施，形成恶性循环。许多旅游区的环保部门除了有一两台陈旧简陋的监测设施外，多数无钱添置其他基础性设施和配套设施。对于旅游区内排污情况难以进行常规分析，环境规划、环境趋势预测往往也因没有监测依据而无法进行。

④旅游开发、发展过程中生态意识不强

我国许多风景优美的旅游区座落在偏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仍处在半封闭、半开放的发展状态中，过着原始的伐薪取暖、辟地种田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其居住地被开发成旅游点时，居民们或破坏生态或猎杀动物以供纪念品交易，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旅游经济收入。居民低弱的生态意识也反过来影响了旅游者的生态意识，旅游区内随地乱扔纸屑、果皮、对文物乱涂写等不文明行为很是普遍。

⑤旅游区客容量超负荷问题远未从理论上和管理上得到解决。尤其是知名度较高的景点和景区，旅游旺季时，长期“人满为患”。关于客容量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本文拟在第二部分作详细论述，在此故略。

前文提到的旅游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诸类问题加剧了旅游与环保的矛盾，使保护主义者和实业部门的冲突，游客和目的地居民的冲突以及居民之间的冲突更加恶化。

二、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周期循环模式

旅游人数、旅游区客容量与环境质量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密切关系；旅游人数大于或等于景点饱和承载量时，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则大些，反之，则小些。旅游环境质量变异涉及游客行为、心理、社会文化、居民参与程度等许多不可控因素，因此，可能在某个微观的具体时间断面上，呈现出无规则的特征；但是从旅游景点的宏观历史发展看，游客到达人数与景点演变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周期循环规律。下面本文想借助RichardW.Butler博士的旅游景点周期循环演变模式，通过分析游客人数与景点发展的关系，来提出相应的景区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的设想。

1．旅游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

Butler博士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旅游地理系教授兼主任，在长期从事安大略省北部乡村旅游景点发展演变的研究之后，于1980年在《CanadianGeographer》刊物中发表题为“TheConceptofaTouristAreaCycleofEvolution:ImplicationsforManagementofResources”一文，并由此提出了旅游景点历史演变模式，按时间发展和游客到达人数，Butler把一个旅游区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六个过程：即，开发、参与、发展、巩固、萧条、重现活力（或衰亡）等（如图1示）。

根据进入游客的数量，旅游者类型特征以及旅游设施的发展状况，这六个过程又可归纳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含开发与参与两部分，吸引的游客以少数先锋型旅游者为主，如探测旅游者、嬉皮士、流浪汉等；少数当地人参与旅游活动；该阶段旅游人数少，设施设备简陋，游客或搭帐野营或借宿当地人家中，此时的旅游发展仍处在自由无序状态；旅游对环境尚不构成威胁。第二阶段包括发展，巩固和萧条三大部分，其主要特征是大量游客涌入，景点吸引各种类型的旅游者，尤其以大众旅游者为多，中、高档宾馆数量不断增加，旅游设施设备趋于齐全；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游人大量涌入对环境的威胁日前明显。第三阶段是产品的更新开发阶段，此时的旅游者仍以大众旅游者为主，在数量上可能呈上升趋势、也可能呈下降或衰亡趋势，但无论游客数量的多寡，齐备的旅游基础设施已饱受折腾，旅游环境质量和景点的吸引力已明显下降，旅游人该地区文化和环境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经过管理上的弥补措施，如关闭大修、开发新产品，恢复环境吸引力等，该景区的旅游发展尚有回光反照的可能；否则该景区就从此走向衰亡了。

2．景区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

从对前一部分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一个景区的历史发展演变、景点的质量和吸引力都与该景区的环境保护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一个景区的旅游环境保护，也应和该景区的发展演变相对应，呈周期循环保护状态（如图2）。

A.环保开端a．开发e．萧条

B.系统保护措施实施b．参与F．再现活力

C.持续保护c．发展g．衰亡

d．巩固

在景区的开发，参与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游客和当地居民卷入的人数少，远未达到旅游区的容量，旅游发展未有系统管理的存在，该阶段旅游对环境的破坏虽不明显，但已存在，因此应作为景区环境保护的开端（A），有关部门应对该阶段已存在的环境破坏现象做及时的观察和研究，以便科学地、合理地预测和估计该景区今后旅游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景区设施建设，以及大量游人介入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程度，范围和有效保护的重点难点，为该旅游区今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环保依据。强调环保开端阶段在一个景区发展中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该阶段的环境破坏常常因其“微不足道”而被忽略，而后却给人带来“为时已晚”的遗憾。

当景点经历迅速发展，巩固到萧条阶段时，系统的旅游环境保护措施应及时跟上，这是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的第二阶段（B），该阶段游客对景点的需求呈急剧上升趋势、游人大量涌入，旅游区容量常常处于临界范围内，设施呈紧张状态，加上相关的开发和建设，旅游发展对景区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若不妥善保护和管理，环境质量和景区吸引力就会一落千丈；因此，该阶段及时系统的实施环保措施是景区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保证。

景点的发展在历经了萧条阶段之后，可能由于旅游实业部门更新产品、加强营销手段、提高产品质量，而重现活力；也可能由于各种努力的失败而从此走向衰亡。但无论如何，对一个景区周期循环的环境保护，不会因景区衰亡阶段的到来而结束；因此，该阶段对景区环境的持续保护（C）是景区旅游得以持续发展的实现。

上述提到的旅游区环境保护完整周期的三个不同阶段，可能会因不同类型的旅游者需要差异、旅游心理和行为、以及地方文化和居民参与的不同程度，而在微观上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从旅游景区发展演变的整体而言，旅游景区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的三个阶段能从动态的角度、宏观地描述景点历史发展演变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动态的角度、把旅游环境周期循环保护划分为环保开端、系统保护措施实施和持续保护三个阶段的提法，和从静态的角度，把旅游环境保护的实际状态划成不足状态，饱和状态和过度状态之说，在管理方法论和具体措施实施上，可以相互弥补、相得益彰。

（附图{f90304}）

图2景点演变、承载量与环保关系

3．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存在的理论问题

Butler的旅游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自1980年提出后，西方许多学者曾多次把它应用到旅游景点或旅游产品历史发展演变的实际案例分析和研究中，并在理论上和经验数据上对原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发展（Hovinen1981，Lundgren1983，Meyer-Arendt1985，Keller1987，Strapp1988）。在众多的文献中，1987年DouglasPearce对西班牙阳光海岸的考察研究发现，景点幼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衰老期等四个阶段之发展演变与游客数量、旅游环境、景点的城市化和产品资源的商业化不无密切关系；而在这诸多影响旅游景点吸引力的因素中，游客人数的多寡和环境质量的好坏，对延长景点的寿命，起着最直接的使用。与地中海沿岸的其它景点相比，成年期游客的大量涌入和旅游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使西班牙阳光海岸迅速进入了衰老期，加上环境保护措施没有及时跟上，致使该旅游地永远失去了回春的机会。类似的景点发展演变在我国也很普遍。邵学文在《旅游区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旅游学刊》1990）一文中，从Butler的旅游景点发展演变模式出发，针对江苏省淮阴市旅游区的特点和现状，分析了该市旅游区的发展过程。该文作者把旅游区的各个景点按性质和特点进行分类，阐述了各个景点在开发、成长、成熟、停滞、衰退或回春等五个阶段所呈的状态，探讨了近十五年来作用于景点演变发展的外在和内在因素。

把旅游景点环境周期循环保护构想嵌入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乃是对景区旅游环境宏观管理的尝试，是对景点旅游环境质量的一种全面管理和保护设想；但它仍然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即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的定量界定问题。景区容量临界范围没有定量界定，不利于对景区超容量接待现象在管理上进行宏观调控。例如，衡山绝顶祝融峰，总面积477平方米，按人均占用8平方米，每人游览15分钟，每天开放12小时计算，日合理环境容量为2862人次，而实际上每年旅游旺季（7—10月），日均游人为4600人，人均占地仅5平方米；游人最多的时候竟高达一天3．1万人次，人均占地仅0．73平方米。厦门的鼓浪屿日光岩，游人的平均占地经常不足2平方米。我国的许多旅游景区，这种超容量运转现象极为严重，致使景点内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环境也受到严重污染，大大地降低了景点的吸引力，缩短了寿命。

虽然不同旅游区游客超载情况因地而异，各地旅游景点控制超载的措施各有高招，其中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如黄山对旅游旺季游客超载现象通过交通调控、外部调控、经济调控，景区调控等管理手段，收到可喜效果；但依笔者陋见，对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问题，旅游学界，旅游规划开发部门以及环保科学界还有必要从单位时间内进入景区人数、单位空间内游人占有游览面积及其与景区的实际游览总面积比例关系的角度，调查研究、获得经验数据、并对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作出定量的界定，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为各地旅游区解决环境超载问题提供可循的依据，以宏观地实现对旅游景区环境质量的有效保护。据笔者涉猎，对旅游景区容量临界范围的统一标准定量界定问题，在西方旅游发达国家的旅游研究文献中尚不得见，笔者相信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在解决景点超载问题以及对旅游环境实现有效保护方面，将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故在此把问题提出，求教于方家。

三、关于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思考和建议

旅游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旅游发展得以永续的前提和保证。保护和恢复我国旅游环境的良好状态，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要通过综合治理。

1．健全旅游环保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旅游环境保护和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相比，所涉及的面更广，因素更复杂，因此，有关立法部门应尽快制订和颁布《旅游法》、《旅游环境保护暂行规定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便和已有的制度配套完善。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依法守法来保护和治理旅游环境，建立强有力的旅游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完整的管理体系，来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并监督和管理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做到有法必依。

2．加强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宏观管理

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应多谈“防”，少谈“治”，突出“防胜于治，防先于治”的管理思想，使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宏观地贯穿旅游规划、开发，发展和巩固等各个阶段，规划时，应通过科学合理的环境预测和估计，对环保的点、面可能造成破坏的程度和范围以及景区超载情况的有效调控等问题进行宏观管理，应切实避免旅游开发与发展中重产值、轻环境的短期行为，避免“亡羊补牢”式的管理手段。

3．提高环保意识、实现主客参与管理

旅游环境保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管理部门，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全体参与；因此，通过法制观念教育、全面观念教育以及长远观念教育，来提高全民族乃至入境游客的旅游环境保护意识，对于持续发展旅游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旅游开发和发展似乎没有完全掌握和充分尊重居民对发展旅游的认识，缺乏对居民直接参与旅游开发和发展的鼓励。

4．增加环保经费

环境保护是全民族的大事。在目前国家财政吃紧、困难较大的情况下，各级有关部门应采取多渠道、多途径筹资办法，以保证充足的旅游环境保护经费。比如，在旅游环保管理上，收好、管好、用好各种排污费；对景区开征适当的旅游资源维护费；此外，地方政府要积极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不断增加经济后劲，以保证逐年增加旅游环境保护的投资。

5．加强科学研究

旅游科学是一门以应用型见长的交叉学科，旅游环境保护涉及到的学科面很广，因此，在景区的开发和发展工作中，应开展多学科、深层次的调查研究，以便更科学地对旅游环境进行综合保护和治理，使旅游得以持续发展。

6．抓住时机、大力开发生态旅游

随着生态意识的普遍提高，旅游者本人将成为旅游环境保护的重要角色。由旅游者直接参与环境保护的乡村旅游，绿色旅游等等生态旅游形式是当今公认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旅游与环保矛盾不能共存的理想的旅游形式，是世界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我国有许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适时适地地开展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有利于旅游环境保护意识的整体提高。

总之，旅游发展不应把自己同旅游环保敌对起来，环境有效保护是为了更好，更持续地发展旅游；相信在全民环保意识日渐提高的今天，通过有关部门对旅游环境的宏观保护和综合治理，我们的旅游资源一定能够得以持续利用，旅游业一定会真正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项“朝阳产业”。

参考书目：

1刘汉洪、彭旺元：《南岳衡山“旅游公害”及其防治对策》，《旅游学刊》，1991，6（1）：35—38。

2刘振礼：《旅游环境的概念及其他》，《旅游学刊》，1989，4（4）：37—39。

3刘继韩：《对承德避暑山庄旅游环境保护的意见》，《旅游学刊》，1994，9（2）：42—43。

4罗斯·道林（Ross.K.DowLing）：《从环境适应性来探讨旅游发展规划》，《旅游学刊》，1993，8（6）：50—53。

5傅文伟：《发展旅游与环境管理》，《旅游科学》，1992，（3）：11—15。

6谢彦君：《永续旅游；新观念、新课题、新挑战》，《旅游学刊》，1994，9（1）：21—26。

7楚义芳：《超载、旅游污染及其控制》，《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1，（1）：58—61。

8黄成林：《黄山旅游旺季游客超载调控措施研究》，《经济地理》，1992，（3）：38—41。

9谷上礼、刘汉洪：《环境保护与旅游业的发展》，《旅游通讯》，1994，（2）：8—11。

10BryanH.Farrell＆DeanRunyan,EcologyandTourism,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1,18(1):26-40.

11Butler,R.W.TheConceptofaTouristAreaCycleofEvolution:ImplicationsforManagementofResources,CanadianGeographer,1980,24(1):5—12.

12DavidG.Simmons,CommunityParticipationinTourismPlanning,TourismManagement,1994,15(2):98-108

13EdwardInkeep,EnvironmentalPlanningforTourism,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87,14(1):108-135.

14Hovinen,G.V.ATouristCycleinLancasterCounty,Pennsylvania;CanadianGeographer,1981,25(3):283-286.

15JohnAp,ResidentsPerceptionsonTourismImpacts,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2,19(3):665-690.

16JuanitaC.Liu,PaulineJ.Sheldon＆TurgutVar,ResidentsPerceptionoftheEnvironmentalImpactofTourism,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87,14(1):17-37.

17KellerC.P.StagesofPeripheralTouristDevelopment-CanadasNorthwestTerritories,TourismManagement,1987,8(1):20-32.

18Lundgren,J.DevelopmentPatternsandLessonsintheMontrealLaurentians.IntourisminCanada:SelectedIssuesandOptions,P.E.Murphy,ed.pp95-126.WesternGeographicalseries,Vol.21.Victoria:UniversityofVictoria.1983

19Meyer-ArendtK.TheGrandIsle:LouisianaResortCycle,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85,12(3):449-465.

篇8

1.1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虽然被逐渐提高,但是在其发展中也面临着几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第一,旅游需求的变化。在大众旅游时代,人们的旅游需求更多的停留在“表面经历”的阶段,追求的是“到此一游”的效果。随着旅游者阅历逐渐的丰富,旅游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到旅游景点观光的游客,而是已经进一步泛化涵盖了旅游者、休闲度假者、商务旅行者等各类消费群体。旅游活动也不再局限于观光游览,而是进一步泛化涵盖了景点游览、城市旅行、文化体验、度假休闲等多元复合的各类消费形态。深度体验的旅游需求需要旅游目的地不仅仅只是展示自然人文景观,更加需要挖掘出旅游目的地的丰富文化底蕴,实现从提供单一观光产品到复合型休闲产品的转变。旅游需求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旅游诉求的改变上,同时也体现了旅游方式的改变。随着各项基础设施及旅游接待设施的逐步完善,信息、金融、通讯服务更加便利,自助旅行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热衷,传统的以旅行社制定线路的团体旅游显然已经处于被动的地位。第二,旅游资源观的限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资源禀赋型产业发展模式成为了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传统的旅游资源二元结构论将旅游资源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种类型,催生了一批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文化名城。直到现在,这种二元结构资源论仍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政府官员、开发商的思维,山水风光和历史名胜仍是开发商投资开发的首选。2003年颁布实施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主要是针对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进行分析。该标准是旅游资源开发和规划中对资源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开发者对旅游资源的认识。第三、旅游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偏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上预订、网上交易、微博及微信等新型营销模式正改变着旅游者的旅游方式、消费模式和获取旅游资源信息的途径。旅游企业应根据旅游者需求的变化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变原来的企业经营策略、管理方式及营销模式,实现与客源市场的无缝对接。

1.2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思路

第一,针对目前旅游产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的现状分析,提出了从产业融合视角出发的解决途径。基于旅游产业融合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研究主题。

第二,理论基础及文献述评。首先对产业链理论、产业关联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的内涵、发展及与产业融合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为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文献述评上主要对产业融合理论本质进行剖析,同时对旅游产业与农业、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融合的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综述,基于理论研究的缺陷,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的必要性。

第三,构建旅游产业融合的概念模型和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基于对旅游产业融合概念的梳理和辨析,从产业融合的本质原因出发构建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基于概念模型提出了三种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并对不同融合模式的融合机理进行分别阐述。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是旅游产业融合概念内涵的重要全释方式,能够体现旅游产业融合的本质特征。但是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来源于概念模型,因此需要应用到实践中进行检验。

第四,旅游产业融合模式检验。为了进一步证明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科学性,本文选取相关案例对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融合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而更好的指导旅游产业融合的实践发展。

以旅游产业与农业的融合为例,对旅游产业主动融合模式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产业关联和产业融合的理论关系,对旅游产业与农业间的投入率和融合度进行测量,从而辨识旅游产业对农业的主动融合模式。基于融合模式的确定对旅游产业改变农业产业链的过程和内涵进行阐释,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对不同融合阶段下的新业态进行分别解析。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研究述评

2.1理论基础

2.1.1产业链理论

产业链整合是产业链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产业融合正是产业链优化整合的重要途径。产业链整合体现为产品整合、价值整合和知识整合三个层面。产业融合中新产品的产生体现了产业间不同要素整合成新产品的过程,产业融合中产业链的改变主要体现了主动融合产业通过核心价值要素的应用和推广对被融合产业产业链中各个组成部分价值整合和知识整合的过程。本文主要基于产业链理论对旅游产业不同融合模式下主动融合产业对被融合产业产业链的改变过程进行分析。

2.1.2产业关联理论

产业关联理论是基于产业间投入产出的量化考察国民经济各部分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从而实现了产业技术经济关联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的结合。

魁奈的经济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产业关联理论形成的基础。列昂惕夫是产业关联理论的最杰出贡献者,于1936年发表文章《美国经济体系中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构建了投入产出的分析模型,标志着产业关联理论的初步形成。1941年列昂惧夫的着作《美国的经济结构1919-1929》的出版标志着对产业关联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运筹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产业关联理论在二战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逐渐提出了动态的投入产出模型、引入了最优化思想的投入产出分析及扩展了地区间的投入产出分析。

王琪延,徐玲提出产业关联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具有一定关联性的产业才能寻求进一步的融合发展。产业关联虽然不是产业融合的充分条件,但是产业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体现了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本文对旅游产业与农业的实证研究中主要是基于产业关联和产业融合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同时基于投入产出分析对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融合度进行测算。

2.2研究述评

2.2.1产业融合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扩散,部分信息技术产业间的边界逐渐模糊或消失,并产生了新的产业形态。这种现象早期发生在以媒体、电信和信息服务为代表的产业之间,后来扩散到其他服务业,并逐渐开始向农业和工业渗透发展。产业融合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产业创新,使原来基于产业分工的产业

经济理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受到了政府及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已经幵始对数字融合及技术融合的现象进行研究探讨,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逐渐发展到对产业融合的深入研究。21世纪后我国学术界开始针对产业融合进行研究,并迅速扩展到对不同产业的融合现象进行分析,目前产业融合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纵观国内外己有的研究成果,产 业融合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融合概念、模式、原因、过程及影响效应等方面。产业融合理论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基础,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构建及融合模式的提出主要基于对产业融合理论本质内涵的分析。由于产业融合理论目前尚不成熟,并不能作为理论基础进行简单介绍,因此本文对涉及到产业融合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述评,对产业融合的本质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为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产业融合作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己经被讨论了三十多年,但是产业融合的概念表述及内涵界定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对产业融合的概念界定了不同的内涵,甚至有学者将技术融合、三网融合和数字融合等同于产业融合。具体来讲,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将产业融合的概念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三章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及模式构建.........30

3.1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总结及问题辨析.......30

3.1.1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总结........30

第四章旅游产业主动融合模式研究——旅游业与农业融合...........50

4.1旅游产业对农业主动融合的实证研究........50

第五章旅游产业互动融合模式研究——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67

第七章三种模式下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建议

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应用到具体融合现象的分析证明了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理论的科学性。虽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具体的融合产业,但是研究结论也反映了三种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能够更好的指导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产业融合在微观上改变了融合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产业链构成,为旅游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创新发展,宏观上改变了融合产业的产业结构,提升了地区或国家的竞争力。在旅游产业融合这一新型的产业创新方式之下,我国应该如何制定相关的政策,从而促进旅游产业良性、快速的发展成为旅游产业发展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目前,政府在旅游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制定上,宏观发展上主要是大力提倡旅游产业与一、二和三产业的融合,而不同地区对旅游产业融合的确切产业对象选择上,一方面主张旅游产业与所有产业进行融合,另一方面主要是依据国内的相关成功经验,促进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动漫产业和农业进行融合。这种旅游产业融合的政策导向并没有体现旅游产业融合的特征,没有针对旅游产业与不同产业进行融合的不同特征及旅游产业在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现状提出相应的融合发展政策指导。因此,本文基于旅游产业不同融合模式特征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第八章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旅游产业融合模式进行研究。本研究的核心内容集中在3-7章,第三章主要是基于定性研究方法构建了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并提出了三种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研究内容主要基于实证分析方法将旅游产业的主动、互动和被动融合模式理论应用到实践中的融合现象进行检验,第七章是基于对不同融合模式特征的总结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建议。主动融合模式研究中,主要基于产业关联与产业融合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并检验了旅游产业对农业的主动融合模式,分析了主动融合过程中旅游产业对农业产业链的改变过程和改变结果;互动融合模式研究中,主要基于产业间锅合与融合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并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融合模式进行验证,同时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产业间及产业内行业间的融合度进行了测算;被动融合模式研究中,主要是基于产业集聚度与融合度的理论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并验证了信息产业对旅游产业的带动融合作用。本文的前章的研究内容己经解决了本文的研究问题,本章主要是对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研究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8.1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是对旅游产业融合概念理论问题及旅游产业在不同融合模式下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的过程和状态问题进行研究。根据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总结主要结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