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十篇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1

传媒翻译中西方文化跨文化交流差异与交融跨文化交流作为国际化发展的必要载体，迫切需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互通，因此出现了传媒翻译。从传媒翻译的角度来看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可以窥见语言文化的发展特点和国际交融，以及由此隐含的政治等实质性目的。这对传媒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减小文化差异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传媒翻译的现状及特点

传媒翻译普遍存在于社会媒介环境中，起着不同语言间的桥梁作用，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信息性。同时，由于各国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传媒翻译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其中，中国英语、英语外来语以及翻译异化现象为鲜明特征，是促进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方式，而在语言表达上，传媒翻译中大量存在着委婉语、隐喻的运用，以减少文化摩擦和冲突，提高文化交际质量。

（一）中国英语与翻译异化

1.中国英语与传媒翻译

中式英语是自然产生于英语发展过程的语言变体，是英语语言体系中新纳入的重要分支，对国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中国英语是更重于官方规范化的语言，有别于备受争议的中式英语，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美国时代周刊是全球性的刊物，其上就频繁使用中国英语来阐述有关于中国的话题，既保留了中国特色，使海外华侨有了一定的归属感，更趋向于接受美国式的价值理念，也对西方人形成了文化的好奇心理，促使他们接触中国文化。权威媒体上出现了“nail houses钉子户”，“hepingjueqi和平崛起”，“qigong气功”等诸如此类的词汇，拓宽了中国文化的流通渠道，形象生动地解释了词汇的原意。故而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英语是借助传媒的力量对有差别的中西方文化进行社会性的阐释，赋予英语词汇以中国特色烙印，是中西方语言与文化的融合。

2.传媒翻译的异化

翻译异化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丧失鲜活性的语言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迫切需要更加与时俱进的表达方式。传媒翻译中的翻译异化主要有音译、直译、直译加解释等策略。“Hexieshehui和谐社会”即采用了音译方法，“a matter of face”面子问题采用了直译方法，而“eat bitterness树大招风”则采用了直译加解释的方法。异化的翻译不再具备纯正的英语特点，完全引入或杂合的语言表达方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被异国文化所接纳，获取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也由此实现了各国文化间的交流。

（二）传媒翻译中的英语外来语

与外文媒体中引入中国英语一般，中文媒体也同样以开放的态度看待外来语的引入，在翻译中保留了其原有的表达方式。除了传统词汇，还出现了英语缩略词汇、汉字加英语词汇，以及音译词汇等，英语外来词的一词多义特点广泛存在。例如，NBA、PK、3D、WTO，这些单词被频繁使用，已成为由公众认同而固定下来的表达方式。英语外来语的纳入极大地发展了汉语文化，增强了传媒词汇的丰富性，使词汇更加活泼，也为全方位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然而在看到这些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人指出了英语外来语对汉语的冲击力，以全英文字母缩写来替代冗长的汉语表达，是对汉语言的弱化，容易造成这些外来语的泛滥及滥用，并不利于沟通，因而对此持反对态度。

（三）传媒翻译中的委婉语与隐喻

1.委婉语的概念及功能

委婉语是为在交流过程中减少摩擦冲突而使用的一种语言策略，在传媒翻译中常用以达到尊重、掩饰的目的。委婉语往往温和而无侵犯性，即使所要表达的含义是具有触犯的，也通过正面词语的使用避免了对令人不愉快的事实的表达，而其曲折礼貌的用语也避免了直截了当的强硬对话，对话语者的情感与权利给予了保护。委婉语在传媒翻译中主要表现出两个重要功能，文雅及掩饰。在传媒翻译中，对他国语言的曲解容易造成文化沟通的困难，以及国家冲突等更严重的后果。因而在媒介报道方考虑到自身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地位，会趋向于选择文雅的委婉语实现国家间交流的目的。The great divide在中文翻译中应为分水岭的意思，但也能够表达离婚的意思，比起众所周知的单词“divorce离婚”就有了委婉的意味，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对人权的尊重。而掩饰功能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通过模糊公众的视线来淡化社会的阴暗面，掩盖社会问题和矛盾。例如，用“industrial dispute工业争端”来表达劳资争端，而不直言矛盾真相，用“watergate affair水门事件”来表达类似的政治事件或丑闻。这些翻译策略都是掩饰功能的体现，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2.传媒隐喻的特征及作用

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亦是一种特殊而普遍的语言现象，与文化紧密相连。隐喻的出现，增强了传媒信息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也使跨文化交流在真实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有利于文化的实质际。此时的传媒翻译需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认可程度，为便于公众的理解，对于一些隐喻表达的翻译需给予特别的关注。而隐喻通常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若不追根溯源则极易误解语义。例如，“hot air吹牛”，不加以考虑就会译为“热空气”，这就丧失了本意。此外，传媒翻译中出现的隐喻还有价值观导向作用，借此宣扬自身的文化思想观念。在政治、娱乐媒体报道中gate一词广泛出现，这就与其西方的文化背景有关，由此产生的表达方式就是灵活运用隐喻方法的表现。

二、传媒翻译中体现的中西方跨文化交际

传媒翻译作为一种审视工具，是跨文化交流的有效观照。其中渗透着各国文化的差异特点，旨在强化受众的跨文化意识，减小差异性带来的不良影响，以促进多领域的交流发展。而当传媒翻译活动陷入权利话语环境，语言就成为了控制社会和权力的媒介，体现出语言文化霸权主义，又受到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在以各种传媒为信息生产与传播媒介的大众传媒时代，各国文化都在传媒环境中得以体现。而传媒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方式，为公众提供了真实的语言环境，也使得各语言文化的持有者努力构建各自的文化身份。并不只作为忠诚叛逆者的媒体工作者要树立起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国际社会公众也同样需要这一能力。自传媒翻译的相关特征中可以分析归纳出跨文化交流的特点，这有利于拓展交流领域，推动国际社会发展。

三、结论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通过研究传媒翻译来进一步认识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具有深层含义。传媒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沟通方式，是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模式的鲜明反映。从传媒翻译可以看出，语言文化主体间的差异性以及跨文化交际的特点，把握传媒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努力构建平等的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马文丽.传媒翻译中的中国英语.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22（04）.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2

一、突出英语教学中语言交流的功能

部分学生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常常说学习英语知识没有意思，认为学习英语知识就是为了应付英语考试，如果英语课程不是中考的必考课程，他们表示不会花心思去背诵英语词汇、句型和语法知识。学生感觉学习英语知识没有乐趣，是由于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感受到学习乐趣的缘故，初中英语教师要在教学中强化英语学科语言交流的功能，让学生对学习英语知识产生兴趣。以一名英语教师引导学生写英语信件为例。引入：有一名学生不喜欢英语写作，常常以应付的态度对待英语写作。他的英语教师发现他喜欢交笔友以后，就引导学生：他以前交的笔友一直是国内的笔友，现在他想不想交国外的笔友，了解其他国家朋友的文化背景、生活常态呢？学生经过教师的引导，对写英语信件产生了兴趣。教学过程：这名教师帮学生找到了一个也想交笔友的外国朋友，这名国外朋友写信给这名学生，国外的朋友在信件中谈到了关于战争类的问题。

二、引导学生掌握交流的技巧，培养学生交流的技能

如果学生在学习英语知识的时候，发现交流有很多障碍，使得自己的意识无法正确传达，就会产生交流的挫折感，从而不愿意持续交流。为了让学生愿意进行交流活动，教师要帮助学生掌握交流技巧，使学生能够迅速地与他们交流。依然以那名英语教师引导学生写英语信件为例。

三、重视交流的文化，帮助学生意识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3

论文摘要:时效性是口语翻译的最突出的特点。外事翻译工作是一项需要较高综合素质的工作。外事翻译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外语基本知识,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才能胜任此项工作。

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国际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空前频繁。由于“地球村”的成员们在政治、经济逐渐相互渗透和影响,因此,作为交流媒体的语言文字必然率先有所发展。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语言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由于历史沿革、种族差别及地域环境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世界各国、各民族风俗各异,都有着自己本民族的特点和语言文化。彼此语言不通的人们,在相互交际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一种媒介,这种即不缩小又不扩大交流双方原意的媒介,就是翻译。

语言文字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亦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工作即是一种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也是符合逻辑的文化信息传递。通过翻译人员周密、严谨的运作,能够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

由此可见,翻译行为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和纯技能方面的表现,而是翻译人员主观综合运用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不同语言文化系统转换能力的具体体现。

从翻译工作的范畴来看,一种是现场口语翻译,另一种是文字语言书面翻译。尽管两种翻译工作有许多共同点,但因为工作环境及要求的不同,所以也有各自的特点,现仅就口语翻译的工作特点及要求试做简单的论述。

一、口语翻译的主要特点

工作性质的特殊属性,决定口语翻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时效性 口语翻译的最突出特点是当场立即收效。由于时间的限制、交流双方所处场合的限制、不容口语翻译人员对措词进行/！/斟酌、推敲,要求在特定的时间内,必须将双方所表述的语言理解透彻,头脑里反映出的信息,即刻要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这就要求口语翻译人员应思维敏捷,具有瞬间记忆的能力,善于在短促的时间里,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表述方式,把握两种不同语言的反复转换。

2.口语翻译的标准 翻译的标准是根据其工作性质、特点决定的。我国现代翻译家严复先生曾提出文学作品的翻译标准为“信、达、雅”。现时期口语翻译的标准,可归纳为“准确、顺畅、快捷”六个字,体现为现场口译质量与速度的统一性。就一般的翻译要求来讲,口译最基本的要求是应该做到立即把双方交谈的事情和讨论的问题表达清楚,而不是慢慢腾腾,词不达意。口语翻译的过程,总是围绕固定的程序运作。即“听懂—记住—构思—表达”的过程。这个程序就是口语翻译自身的内在规律。

成功的口语翻译,不仅能够促进沟通与交流时的信息传递,并且能够协调、平衡洽谈双方的关系。在交谈过程中,可以使得双方不觉得他们之间的思想、观点乃至情感的交流由于通过中间媒介而受到很大影响或是阻碍。而是经过翻译人员的沟通,双方觉得近乎于直接对话。友好交谈时,双方都感到诚挚欣慰,情真意切;思想交锋时,则是各自的观点清晰,实质无误,重点突出,有利于最终解决问题。

由于工作特点的不同,对口语翻译除了最基本的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语言感受能力要强。也就是说,经过长时期的、大量的语言实践训练,培养出一种能力,能正确理解双方的原意,找到思路,找对感觉,达到与交流双方的思维同步,与现场气氛相适应的意境。口语翻译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A.语言造诣和言语的表达能力

B.较强的逻辑思维和良好的记忆力

C.快捷的反应和应变能力

D.知识面要宽

综上所述,口语翻译人员应掌握口语工作的特点及其内在规律,充分运用语言基础,熟悉口语翻译的基本要点,设法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两种语言翻译技巧、专业知识和语言文化知识,提高随机应变能力,发挥口语翻译的适度再创造,及时、严谨、简炼地传递双方信息。

二、外事工作对口语翻译的要求

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发展,知识领域不断更新的新形势,对外事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尤其是口语翻译人员,更要顺应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要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现场即席翻译工作中,场合重要,时间性强,从翻译过程到其结果,是对翻译人员综合素质的检验。没有相当丰厚的文化修养内涵,没有比较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是难以胜任的。

总理生前对外事人员提出“三过硬”的要求,即思想政治过硬、外语业务过硬、一般知识过硬。

外事口语翻译人员,要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直接参与对外交往,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接待外宾来访,都离不开翻译的工作。因此,对口语翻译人员有较为严格的规范的要求。

1.基本要求 由于工作性质的需要,外事口语翻译人员必须观察敏锐、思想深刻、头脑快捷。对所面临的事物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良好的判断能力。同时要善于结合实际工作的特点,根据人物身份、活动内容和现场气氛的不同,在掌握翻译内容的思想性质基础上,充分调动自己的智力,恰当地运用翻译技巧,促进中外双方的沟通与交流。

2.综合素质的要求 外语翻译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学科。外事工作要求翻译人员外语基本功扎实,中文写作流畅通达,熟悉外交礼仪,这仅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今时代,需要外事口语翻译人员熟知国家的对外交往大政方针,既要懂政治,又懂经济、懂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既具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还要略知自然科学知识。

只有具备扎实的外语基本知识,又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才能胜任所担负的翻译工作。

翻译不同于创作,但具有创作的性质。原文是翻译的基础,是前提。翻译人员有认真反映原文的义务,而没有改动原文的权力。但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因此,翻译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口语翻译过程中,要重视翻译技巧的运用,不应当机械地照搬原话,过多地拘泥于逐字逐句的“死译”,应当抓住语言的基本思想和逻辑关系,找出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才能使翻译的语言—文字流畅、意义准确,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得心应手。

在日常的口语翻译工作实践中,要熟练掌握、灵活运用翻译的规律和技巧,将工作上的严肃性、认真性和翻译手法上的灵活性、创造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认识不断指导实践,不断 总结、求新,达到全面而准确地理解,正确而恰当的表述。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4

关键词：文化外交战略 软实力 国际交流员项目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5-0058-64

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其内容日趋丰富和多元化。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是其文化外交战略的一个体现，对提升日本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项目是日本“招募国外青年进行外语教学指导项目”（The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简称JET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作为日本文化软实力输出、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举措，为充实日本的外语教育，促进地方国际化的发展，在日本总务省、外务省和文部科学省的联合推动下开始实施JET项目。26年来，该项目招募的各国青年活跃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20个政令指定城市、市町村。成立当初，参加者只有来自4个国家的848人，现在则已发展到了62个参与国，规模总计超过了55000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交流项目之一，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该项目由外语指导助手、体育国际交流员和国际交流员三个职种构成，与其他两个职种相比，国际交流员一职有着独特之处，要求必须具有良好的日语沟通能力，他们主要供职于日本各县厅和市役所等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在JET项目中发挥着独树一帜的作用。

一、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性质

（一）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一，国际化的需求。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债权大国、投资大国、金融大国，企业界率先步入国际化进程。大量日本企业进驻亚洲、美国及欧洲等国，日本式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在受到肯定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和反感，一种谋求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愿望越发得到重视。其次，日本面临着实现“共生”和“共存”的社会问题。在国内，一方面，外国劳动力和留学生等外国人口大量涌入；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不仅存在着极少数的阿依努族和琉球族，还有很多战后被强制移居日本的朝鲜人和韩国人，面临着需要消除等级差异这一社会问题。在国际上，由于日本国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去国外旅行的人数猛增。提升国际形象，增进日本国民对异国文化理解等现实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最后，日本的地方自治体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国际民间交流活动。以中日关系为例，自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上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流频繁。1984年9月至10月期间，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1985年，500名中国青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这些举措也从一个侧面促使日本加快迈向国际化的步伐。

第二，“回归亚洲”的经济战略需求。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经济成长低迷期。为了振兴经济，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日本逐渐将战略中心从欧美转移至亚洲。日本经济新闻社1991年第四季度的调查表明，2000年前，日本企业在亚洲最主要的投资国家中，中国位居第二。这一时期的亚洲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巨大的市场有助于日本经济的振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地方间经济交流成为必然趋势。

第三，改善中日两国国民友好关系，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中日两国分别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着许多利益共同点。众所周知，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国，良好的国家关系对于实现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意义重大。良好国家关系的基础往往在民间，它离不开两国国民间感情上的和解和融洽。因此，推动民间交流可以有效缓解两国间的历史积怨和感情隔阂。

第四，实现文化软实力输出的文化外交战略的需求。“软实力”是由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等体现出来的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它能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后，越发认识到提升本国软实力对于增强国际竞争力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话语权的重要性，并积极从软实力的角度思考、规划国家战略。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任职期间（1982年-1987年）曾提出：“日本要积极参与创造新的世界文明，充分挖掘日本传统文化，使其成为科学体系，并向世界各国宣传，使日本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性国家”。从中足以看出日本欲从文化吸收型大国转为文化传播型大国这一软实力文化输出的战略雄心。日本欲通过其软实力输出的文化外交战略，推行日本的价值观，以减轻国际上的文化摩擦，增强国际社会对日本价值观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为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加分。为了减少中日两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各种途径培养一批外国人成为知日派和亲日派，通过他们使日本文化得到积极宣传和输出，最终实现其文化外交战略。

（二）实施概况

据调查统计，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JET项目在中国推行的国际交流员项目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JET项目成立之初，招募范围仅限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英语国家，1989年扩展到德国和法国，2005年扩展到全世界。最初招募人数只有848人，到2000年扩大至6000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国际交流组织。从表1可以看出，日本JET项目的实施重心最初在欧美。从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直将欧美作为实现自己各种战略利益的重心，日本JET项目也自然顺从了这一重心原则。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逐渐将重心转移至亚洲地区。据财团法人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北京事务所的统计，截至2010年，已有986名中国青年通过JET项目成为国际交流员，占日本对华JET项目总人数的90%以上，是日本对华JET项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主力军。以2012年-2013年任期的国际交流员为例，日本JET项目对各国的招募人数中，最多的是美国，有2334人；其次是加拿大，有477人；第三为英国，有432人；而中国仅为78人；近邻的韩国为64人。其中招募国际交流员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102人）、中国（69人）和韩国（55人），而加拿大国际交流员人数仅19人，英国国际交流员人数仅12人。

通过图1可以看出，就各国JET项目的总人数而言，中国要远远低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但是中国国际交流员在JET项目总人数中所占比率则远远超过这些国家。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国际交流员从事的都是外语指导助手工作，没有一人担当体育国际交流员。从这点可以看出，与以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为首的欧美国家相比，日本JET项目主要是出于提高本国中小学生和国民的外语水平的目的，语言教育交流要多于国际交流的目的。而由于历史、地缘等关系，以及与近邻中国在各个方面的交流频繁，其国际交流需求胜于语言教育交流需求，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在日本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对28名原中国国际交流员的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学历高，其中本科学历占42.9%，研究生学历占53.6%。二是绝大多数毕业于大中专院校日语专业，所占比例为92.9%。这既满足了语言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文化适应的障碍。其中，认为非常胜任国际交流员的占53.6%，比较胜任国际交流员的占46.4%；认为能适应日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环境的占96%，不难融入日本社会的占75%。三是职业背景较为单一，多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总人数的78.6%。其中，公务员占27.3%，高校教师占72.7%。四是任期短，按规定，最高任期可达5年，但是中国国际交流员的任期绝大多数为1年，这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员相比，任期明显要短，这与绝大多数中国国际交流员都属于在职公派，不适合长期留任有一定关系。由于中国国际交流员在专业素质、职业背景和任期期限等方面的招募要求限制，导致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在中国的知名度、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以“草根民间交流”为手段的文化外交战略

国际交流员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地方公共团体开展国际交流事务、协助开展各种交流活动，以增强当地居民对跨文化的理解等。国际交流员的工作涉及行政事务和民间交流两个方面，不仅承担着促进两国地方政府间合作交流和民间友好的职责，还是宣传母国文化、展示母国形象的“活广告”，因此被誉为“草根外交官”。总之，国际交流员从事的工作是非官方的、不涉及政治层面的民间友好交流活动，属于“草根”性质。国际交流员项目也被称作“连接日本地方和世界的草根交流项目”，被定位为“草根民间交流”项目。

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通过让中国国际交流员进入日本地方政府部门，从事中日两国地区间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或辅工作，增强中国国际交流员对日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好感，培养一批亲日派和知日派。该项目是日本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输出日本文化，改善国际形象，实现其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工具，完全被纳入在其文化外交战略框架内。

二、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实施特点及成绩

（一）实施特点

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影响之广泛，与其先进的理念和完善的体制密不可分。该项目的实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实现输出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不同于“走出去”的传统国际交流模式，而是以独特的“请进来”的国际交流模式让中国国际交流员们直接进入日本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工作，直接与日本国民接触，亲身感受日本文化。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的国际交流模式更加层次化和立体化，文化软实力的渗透性也因此更强。

第二，体现地方国际化的先进理念和极高的社会参与度。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年代，致力于地方国际化的理念更具深远意义。全球化是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的文化为主体的全球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可以说该项目的性质和特点正迎合了全球化的内涵和需求。据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的统计，2012年度，该项目涉及了日本38个县市级的相关部门，具有参与面广、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特点。

第三，具备科学完善的结构体系保障。这主要体现在：（1）多层次的组织保障体系。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直接由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执行管理，同时又得到总务省、外务省、文部科学省等三个中央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有效确保了国际交流员项目的顺利进行。日本在中国设立财团法人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北京事务所，确保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各个环节的顺利运作。（2）完善的业务培训和咨询体系。中国国际交流员在正式赴任前，分别由日本驻华大使馆和财团法人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组织赴任前研修，在任期中组织业务能力相关的研修，开设日语学习讲座。除此之外，还专设电话热线和邮箱，解决国际交流员工作和生活烦恼。（3）原国际交流员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包括日本在内的17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52个名为JETAA的民间组织，2006年时达到了21000人的规模。此外，还创办了一份名为《JET Streams》邮件刊物，成为加强国际交流员项目与原国际交流员们联系、交流的信息平台。

（二）积极作用

第一，该项目加深了中日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促进了民间友好。问卷调查显示，所有原中国国际交流员都认为国际交流员的经历加深了自己对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理解，认为对日本增加了好感的占到了82.1%，回国后与当时任国际交流员的地方机构有工作往来联系的占到了85.7%。

第二，促进地方间的交流合作。近年来，中日两国间经贸往来关系密切，商务考察活动频繁。迄今为止，日本已有388个市、町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国际交流员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中国国际交流员通过接待来自中国国内的访问考察团，参与中日双方会谈的筹备工作，在拓宽日本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吸引中国游客、协调沟通商业谈判、举办中日双方物产展销会等方面都发挥了促进作用。

第三，提升了中日两国人民对于彼此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促进了两国文化软实力的碰撞和互动。中国国际交流员们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展示、提升中国的正面形象，充当起民间外交家，而且还在学校、市民馆、国际交流协会开设国际文化理解讲座、国际交流活动和汉语讲座，与当地普通国民面对面交流，有效地展示并输出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两国文化软实力也因此在草根层面真正互动起来。此外，中国国际交流员们还协助编辑杂志刊物，定期在官网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文化和感想，拓宽了两国国民间思想交流的渠道。据长崎县县厅官网统计，从2004年7月-2012年8月，已有14名中国国际交流员在官网上发表了30余篇介绍中国文化的相关文章，提高了日本国民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度。

（三）不足之处

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该项目所发挥的现实作用和预想之间产生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选拔对象受限制，在中国国内知名度不高。日本对于中国国际交流员的招收方式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员一般通过社会招考的方式来招募，而中国国际交流员的招募更注重职业背景。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通过单位直接选派的占25%；通过省、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选拔的占64.3%；通过社会招考的仅占10.7%。选拔对象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或高校。由于招募范围的局限性，造成该项目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都很有限。

第二，现实作用的局限性。其原因主要为：（1）文化差异导致的鸿沟。中日两国分别属于大陆文化和岛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差异极其容易造成文化阻隔感，在相互理解上产生困难，甚至是误解。国际交流员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感受着这种文化阻隔感，也会在这种文化阻隔中深陷茫然。据调查，85.7%的中国国际交流员认为工作中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工作方式和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国际交流员作用的充分发挥。（2）受到中日国民间的好感度恶化的负面影响。两国国民间的好感度与国际交流员项目所发挥的现实作用密切相关，导致两国国民间好感度恶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日本国内的错误舆论导向致使日本国民厌华、嫌华情绪严重。至今为止，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和暧昧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仍然在作祟，模糊的战争史观使一部分政客和民众的战争加害意识淡薄，对于邻国带有厌烦感情和抵触情绪。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面对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日本一股政治势力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加剧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排斥情绪，民众感情更加恶化。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加剧两国国民间的厌恶情绪。小泉纯一郎首相任职期间（2001年-2006年），中日关系冷淡。2004年10月，日本内阁府《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对中国“没好感或不太有好感”的人达58.2%，比前次调查上升10.2%，调查结果都创下至2004年为止的新高。同年9、10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舆论调查也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很不亲近”和“不亲近”的人占53.6%，比2002年的调查上升了10.3%。自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和一小撮右翼分子肆意歪曲历史，蒙骗日本民众，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据2013年8月日本非营利活动法人“言论NPO”公布的第9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持负面印象的比例均超九成，创2005年首次调查以来的新低。中国受访者中对日本持“不好的印象”的比例高达92.8%，日本受访者中对中国持“不好的印象”的比例也高达90.1%。

第三，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历经20多年后，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本身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包括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国际交流员的工作能力、扩大其工作领域和工作内容；如何扩大选拔对象范围；如何扩大该项目的后续效应等等。

三、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是日本实现其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战略机制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认为其对中国的启示可以归纳如下几方面。

第一，积极推动并建立“草根民间交流”模式，探索更多自下而上的国际交流新途径。民间交流是构筑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所在，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之所以能取得瞩目成绩，在于它20多年来始终着眼于民间交流，积极为民间交流提供平台，促进了国民间的感情沟通、相互理解和认可度，从而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中日两国地方政府间的友好交流。

第二，“草根民间交流”组织运营的科学先进理念不可或缺，提升社会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是关键。文化传播离不开各种组织运营形式的载体，作为民间组织运营的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其成功离不开政府、地方和民众三位一体的参与。文化隔阂的消除，文化使者能力的提升，参与度的提升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各个层面的力量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运营模式中的先进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克服其局限性，扬长避短。

第三，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也可以积极推行外国文化“请进来”模式。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成功还在于它的远见卓识和开放的姿态，让中国国际交流员直接进入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与日本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为“请进来”的民间大使发挥文化外交作用提供舞台，在潜移默化中将其文化理念、价值观等传播开去，达到了提升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加快文化“走出去”模式的步伐，以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报告又将“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进一步强调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整个文化要求中的总领性地位，突出了它的战略性地位。因此，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应该有多方位和更深入地探索。推行外国文化“请进来”的文化外交战略，可以提升中国国民对外国文化的理解，促进相互交流，不断扩大民间友好的基础；同时还能表明中国宽阔的胸襟，最终提升中国的正面形象与国际公信度。

结语

相比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关系，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更加需要加强民间的交流和合作。虽然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仍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其在对提升日本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了切实可行的作用。因此可以预测，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未来不会轻易废止，尤其不会减少对中国国际交流员的招募。在国家关系层面上，中日两国政府共同面临问题等敏感问题，民间交流也因此严重受挫。那么，在政府外交很难有起色的情况下，民间交流关系的修复才显得更加急需和紧迫。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间交流模式的参考。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5

推进“双百”工程

为了进一步增强南京外宣工作的整体实力，动员和激发社会各界、各方力量重视外宣、支持外宣、参与外宣的积极性，提升南京的国际影响力，从2009年起，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启动了“南京对外文化交流双百工程”，即在全市征选百家对外文化交流基地、面向海内外征选百名南京对外文化交流使者(南京民间对外交流大使)。活动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士及海外华人也踊跃报名。整个征选活动历时5个月，首批入选了45家基地和100名使者。入选的基地有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山陵、明孝陵等；有能充分反映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的云锦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有南京独特的艺术品牌，受到境内外人士普遍欢迎和喜爱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南京民乐团等；有文化特色鲜明、时代感强，集商贸、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1912文化休闲街区等；有具备开展对外交流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南京外国语学校和南京大学等；有产业特色鲜明、产品创意度高、信誉度高的文化企业红山创意园等。入选的使者涵盖了社会众多界别和层面，有在宁外国商社、外企等涉外机构高管，文化企业、文化园区、文博场馆负责人，艺术家、记者、海外南京人，慈善基金会、国际组织的中方工作人员等，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及广泛的海外联系渠道。

首批基地和使者充分发挥了各自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为宣传推介南京的城市形象做出了贡献，2010年lO月，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专门举办了《走向世界――南京对外文化交流“双百”工程成果展》。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多来，基地和使者分别在美国、英国、日本等10余个国家2()多个城市策划组织了“五国十城”――今日南京摄影展、跨越半个世纪的情缘――乌克兰油画大师精品展、南京国际爵士音乐――世界音乐节、“为名城喝彩、为青奥加油”――车行欧亚大穿越、秦淮河塞纳河――中法双城摄影绘画艺术展等40余项跨国家、跨文化的对外文化交流主题活动。有的基地和使者组织的活动，甚至辐射影响了国外主流社会。对外文化交流使者吴汝俊，是著名的旅日京剧表演艺术家、京胡演奏家，其创立的“吴氏新京剧”在日本深受日本民众和鸠山由纪夫、海部俊树、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日本政要的喜爱，在日本主流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2010年3月，借其主演的新京剧电影《孟母三迁》在南京首映之际，他邀请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女士、美国二十一世纪电影公司制片人中村真一先生、日本玉竹音乐出版社社长武名誉子等日本政界、文艺界的名流来南京参观访问。安倍昭惠回国后在其博客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南京之行，并表示有机会一定会进一步促进南京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促进融入工作

目前，外籍人士在宁常住人口已有1.6万，每年短期来宁工作、旅游、讲学等境外人士超过百万。为了使来宁的外国人尽快地认同南京、融入南京，继而成为南京城市形象的推介者、传播者，南京市新闻办精心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以在宁外国人为参与主体的，融展示、交流、服务为一体的对外文化交流主题活动，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南京的和谐与开放。在继前几年南京成功地打造了“在宁外国人文化活动四季歌”(即春天植树、夏天赛龙舟、秋天“新南京、新生活”大型咨询会、冬天“今天老外到我家”)外宣品牌活动之后，2009年，我们成功策划并组织了以“促进文化融合，共建和谐金陵”为主题，以参与、互动与观赏为目的，以竞赛、展示与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同乐金陵――在宁外国人文化参与系列活动”。活动包含“赛中华才艺”、“秀生活技能――百名老外包粽子大赛”、“首届南京国际文化交流日”等，受到了在宁外国人和广大南京市民的一致好评，也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南京国际文化交流日活动，“汇世界风采、览五洲风情、展金陵风貌、品美食风味、传博爱风尚”等五大板块真正成为了一个汇聚世界多国文化、展示异域风情的国际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吸引了数千名外国友人到场参与活动。“同乐金陵”――在宁外国人文化参与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受到了江苏省委外宣办的肯定，2010年，江苏省与南京市新闻办联合将其打造成为了面向全省外国友人的“同乐江苏”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活动的规格，丰富了活动内容，扩大了活动的影响。

此外，南京市新闻办还着力做好在宁外国人的信息咨询服务工作，以媒介宣传为手段，打造“四个一”外语媒介服务体系，即一个英文新闻网站、一本多语种外语刊物《MAP》、一个报纸英语栏目《Local News》和一个电视英语栏目《英语随身看》。通过“四个一”外语媒介体系的建立，为在宁的外籍人士提供丰富资讯，寓宣传南京、展示形象于立体信息服务之中，城市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在媒介传播中不断得到提升。

开辟新“窗口”

南京历史文化资源丰厚，科教人文优势突出。拥有大批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名胜景区、博物馆、艺术院团，有大批产业特色鲜明、产品创意度高的文化企业，有众多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优势资源，更全面地展示南京良好的城市形象，南京积极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多层面的城市形象传播的有效渠道。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6

。

二、文化异同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特点

1. 文化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差异性”特点

英汉两大民族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很大不同是因为在民族宗教、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历史背景等方面的较大大差异所致,这必然反映到语言中来。由于目的语缺失这些食品概念,翻译时找不到对等词,这时就要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把异国文化导入到目的语文化中去,消除文化交流障碍,这充分体现了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差异性特点。

2. 文化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共通性”特点

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很多中国特有的食物名称的翻译遵循了权威与约定俗成的表述为依据,久而久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中,彼此对于对方食物名称的称谓就不再陌生,并被接受,在语言的交流活动中就不会产生歧义与障碍。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它体现了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共通性特点。我们所熟知的“中国通”,加拿大学者大山就有以下对于食物名称的流畅翻译,代表了权威性与通俗性。如,

兰州牛肉面 (Lanzhou beef noodle) ,

臭豆腐(smelly beancurd),

北京烤鸭(Peking duck),

月饼(moon cake),

作为媒体人的大山对这些外国文化所未有的食物名称的翻译有很大的受众面,可被广大国内外人士所接触认可,通俗性很强,从而使西方对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日渐熟悉,更多地减少了交流障碍。

3. 文化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貌似共通实则差异”的特点

可是,由于文化习惯和语言习惯的不同,两种语言中代表权威与约定俗成的翻译貌似对等,其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

三、文化异同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策略

基于英汉两种文化差异,在针对汉语食品名称翻译过程中就形成了不同的效果与特点。但,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它是信息的传播过程,只要不影响译文的准确表达,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1. 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直译策略:英汉食物中,有很大一大部分的食品都是由共同的食物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只是在风味、美感、色泽和名称上有明显区别,其本质类同,很容易被目的语文化读者理解,对于这类食品名称的汉英翻译采用直译较佳。

2. 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音译加注策略:一部分食品只为中国所特有,在色、香、味或者食品原料与加工程序上基本不同于目的语国家,这就要求对这类汉语食品名称进行音译加注翻译,这样一来,既传达原文含义又介绍了中国文化。

3. 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意译翻译策略:一部分中国食品和外国食品原料相同,但加工与制作方法有很大差异,导致了文化翻译的语言障碍和文化交流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汉语食品名称翻译,必须深刻理解,把它的内含意蕴翻译出来,切不可生搬硬套,逐字硬译。采用意译法揭示其本质内涵语义,使译文概念具有整体流畅的效果,并且在语义传递过程中准确达意。

翻译不能使译文语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该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统揽全局,把握语意,采用意译翻译策略进行语言的添加和注释转换,实现再加工,使目标语群体理解其含义。

4. 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转换形象翻译策略

基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上的相通性,有大量的对等相似词语的存在,使语言中相同主题的食品名称的翻译采用文化意义对等的词语转换进行表达,这就为转换形象翻译策略奠定了基础,使得译文翻译生动而准确。

四、结束语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是通过语言来衔接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自然密切。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文化异同对翻译的影响,对文化的关注也日益密切。我们要在翻译活动中对汉语食品名称的文化背景知识要多理解,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汉语食品名称的文化异同问题做出准确的阐释,从而促进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达到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英)普洛克特(Procter,P.).剑桥国际英语词典【Z】.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钟林元.China Today(精选本).《今日中国》杂志社,2006.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杨自俭.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 郭 可. 当代对外传播【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7

[论文摘要]英语的全球化引起了英语广泛的本土化，产生了中国英语这一英语变体。中国英语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并且它在一定意义上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意识以及促进现代英语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随着英语在全球的扩张，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1inguafranea)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英语不再是属于英美诸国的专利而是属于世界，这一国际通用语在不同领域和地区的广泛使用，使之有机会与其他语言和文化长期接触，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本土化(nativization)。而本土化又必然衍生出大量不同的英语变体(variety)。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对外交流的机会日益频多。英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中国英语”(ChinaEnglish)这一变体。但是中国英语在中国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英语教学中，教师们也非常注重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介绍，再三叮咛表达要符合英语习惯，切忌说中国式英语。本文通过区别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不同，说明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性，并且对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意识及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区别

在中国，首先提出“中国英语”fChinaEnglish)概念的是葛传槊先生。他在1980年谈到ChineseEnglish和ChinaEnglish的区别时指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如科举(impeiralexaminations)、四书fFourBooks)、八股文(eight—leggedessay)、(MayFourthMove—meirt)、赛先生(Mr．Science)、德先生(Mr．Democracy)、双百方针fTwohun—dredpolicies)、四个现代化(fourmodernization)等。”葛先生认为上述英语都不是英语本族人的惯用词语，应当称作ChinaEnlgish，而不是有“洋泾浜”意味的ChineseEnglish。汪榕培于1991年提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它是英语的一种变体。

中国式英语(ChineseEnglishorChinglish)是指中国英语学习者与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它是介于中国学习者不规范语言和规范目的语之间的“中间语言”(interlanguage)。中国式英语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只重视语法、词汇、句型等英语结构性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对英语本族语者的思维表达方式的学习和培养。这样一来，他们在使用英语时，必然受到汉语思维及其表达方式的影响，表达出来的英语自然就不符合英美人的思维和表达习惯。中式英语带有明显的个体特征，这主要是由学习者个体的语言能力欠缺所引起的。像中式英语中的词汇冗余、搭配不当、滥用副词等现象，除了母语的负迁移作用以外，与个人的语言能力欠缺不无密切的关系。随着学习者语言能力的不断提高，语言实践的不断丰富，中式英语的现象将逐渐减少直至消亡。

二、中国英语的存在必然性

在英语全球化的扩张中，英语的本土化造就了今天世界英语多元化的格局。除了英国和美国外，几十个国家和几百个民族都在使用英语。这些英语被Kachru分为了三类：内圈英语(theInnerCircle)，外圈英语(theOuterCircle)和扩展圈英语(theExpandingCircle)。内圈英语是移民的产物。作为传统英语基地的内圈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均把英语确立为母语并为圈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英语语言规范。殖民统治促使英语在外圈国家扩张。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等，把英语作为第二或辅助语言来使用并加速被视为规范的内圈英语的本土化进程。像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扩展圈国家，把英语作立为外语学习和使用。外圈和扩展圈的人们会把本土文化融人到英语中去而造就大量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英语变体。一旦这些变体被当地民众广泛使用，人们会进一步将其标准化并加以推广。

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都是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母语对第二语青或外语的习得所产生的影响，语言学上称之为语言的迁移作用或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认为，语言的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对第二语言习得起促进、推动作用的迁移是正迁移，而当母语与第二语言的某些特点相迥异时，学习者若借助于母语的一些规则作为拐棍，则出现负迁移现象。由于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两者分属两种不同的语系，二者之间的差异远远多于它们的相同之处，母语的负迁移现象就成为了必然。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也充分解释了中国英语出现的必然性。皮亚杰提出了“格局”或“图式”(schema)~J9概念。他认为，格局就是个体用来适应和组织环境的认知或思想结构。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eommo—dation)是格局的建构和发展的两种主要方式。皮亚杰认为同化(assimi-lation)就好像消化系统将营养物吸收一样，是个体把刺激纳入原有的格局之内，同化不能使格局改变或创新。当刺激进入大脑时，个体就根据已有的格局对它同化。但是同化并不能总会成功，因为个体所具有的格局是有限的，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要么建构一个新的格局，要么对原来的格局进行修正。这两种作用方式被皮亚杰称为顺应。因此，顺应就是新格局的建构或对旧格局的修正。通过顺应，原来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变化了，新一轮的同化和顺应又开始了。依照皮亚杰的观点。同化和顺应都有一个度的问题，两者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平衡。如果同化的成分多了，那么顺应的成分就相应的少了，这样一来学习者就没有能力发现事物的区别。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如果同化的程度多了，也即意味着受汉语的影响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所学的英语就带有中国腔，“中国英语”就这样出现了。‘

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词汇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汉语中许多词汇特别是中国文化有的事物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如“太极”、“气功”、“孔子”、“武术”等。所以，无论是美国英语、英国英语、加拿大英语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英语都没有能力能够生动准确地表达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事物。为了促进对外交流的发展，为了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不得不采取音译、意译等手段使这些词语进入言语交际，从而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再加上汉英两种语言在发音、语法方面的不同，中国英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英语的一种变体，但这是中国英语学习者所共有的一些特征，是有一定极限的，在交际方面并不会造成困难和障碍。中国英语很好地表现了中国文化背景和特点，也能够充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用英语交流及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

三、中国英语的中国特色

交际中两种语言的交流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的交流，中国英语本身就有其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色，它表达的是中国特有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在原标准英语中还未找到现成的对应表述形式。中国英语的文化特点主要表现在词汇、语音、语法和语篇、表达等方面。

在词汇或短语方面，中国英语主要通过音译，意译的手段从汉语中已经大量引入并且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引入表现中国特有的事物的词汇，这一方面是中国英语最为突出的特色。据统计，进人英语标准词典和其他工具书的汉语借词(Chineseborrowing)有上万个，这些汉语借词已经在英美国家被广泛使用，融人了英语词汇当中。通过音译引入的词汇如表示武术类的阴阳(YinYang)，功夫(Kungfu)等等；表示茶叶的乌龙(oolong)，铁观音(twankay)等等；表示食物的豆腐(tofu)，荔枝(1itchi)等等。

通过意译引进的中国特有词语一般是通过翻译手段借用英语表达方式。如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词汇：儒家思想(Confucinaism)，五经(FiveClassics)，(CulturalRevolution)，中草药hineseherbalmedicine)等；反映中国时代变化的词汇：两个文明Twocivilization)，一个中国政策fOneChinapolicy)，铁饭碗Oronricebow1)，流动人口(lfoatingpopulation)，菜篮子工程(vegetablebasketproject)，经济特[~(Specilaeconomiczone)，一国两制(Onecountry，twosvstems)等等。这些词汇不但不会影响对外交际，还会使外国人深感耳目一新，对中国的文化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方式。

中国人的语音、语调同英语本族语者的语音、语调总是存在差异。汉语有四个声调，而英语中没有声调的区别，只存在单词的重音和句子语调的区别。在重音、音渡、弱化、同化和连读方面，对于中国人是难点，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使用者的发音也很难达到本土的英语使用者的水平，更不用说普通的中国英语使用者。以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为例，播音员或主持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读冠词、介词和连词，缺少同化和连读等现象。这种语音上的差异一般不影响正常的对外交际。

语法方面的特点，首先是句式的英美用法并用，如：Haveyoua…?和Doyouhavea…?其次，中国英语习惯把修饰语前置，例如把状语放在动词之前，定语放在被修饰词之前，所以中国英语单句偏多，句法结构也比较简单。此外，中国人的时空顺序是从大到小，英语民族是从小到大，所以汉语和英语表达时间和地点的方式正好相反，这一点在中国英语上也体现出来。

语篇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中圄人埔英语写的文章中，其行文与与篇章结构往往带上汉语的特点，这主要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在写作中的体现。如果是由汉语的文章直接译成英语，其特点就更为明显。但这种差异也不会影响对外交流。

在语言的表达上，中国人习惯见面就询问对方的隐私如去向、年龄、收人、婚姻状况等等，以表示对对方的关心。中国英语在打招呼时用的“whereareyougoing?”，“Haveyoueatenyourmeal?”就比谈论天气是多么的好更能显示中国传统的互相关切尊重的习俗。在受到赞美“YourEnglishisverygood”时，中国英语习惯表达“Oh，no，myEnglishisquitepoor”，而不是“Thankyou!”，这正是中国传统的谦虚的美德。而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会人乡随俗地理解和习惯中国人的这些表达，这就表明这种与文化或风俗相关的表达方式是可以接受的。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8

1.各级政府对教育国际化提出新要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

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要求，浙江省也对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积极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第二，建设一批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专业、课程和研究机构，积极支持中外大学间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扩大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提高交流合作水平。浙江省要求高校开设的全外语和双语教学课程占课程总数的比例，到2015年，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平均达到6%，高校交换生和短期交流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到2015年，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平均达到4%，到2020年分别增加到8%。第三，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加强教育国际交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和教育服务。支持国际汉语教育。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第四，提高浙江教育的国际吸引力[3]。实施“留学浙江”计划，提高来浙留学的学历生规模和比例。其中浙江省高校留学生规模2015年要求达到在校生数的2%以上（优势专业或重点学科的留学生规模达到在校生总数的5%以上），2020年达到4%以上（优势专业或重点学科的留学生规模达到在校生总数的8%以上），其中学历教育留学生占留学生总数的50%以上；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占10%以上[4]。

2.农林院校教育国际化的途径

综合各级政府对教育国际化提出的各项指标和要求，国家和省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也给教育的国际化提出了明确的方向，给高等院校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高等农林院校除了要遵循国内外教育国际化研究经验，加强国际化教育评估，促进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的不断完善,推进国际化教育的发展。积极探索农林院校国际化教育发展途径，依据国家和浙江省的教育国际化规划要求，积极拓展学分（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历、文凭）互认、交换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留学生（培训、本科、研究生）以及孔子学院等多种教育国际化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对各类项目进行分析评价，从中筛选重点发展和优先发展项目，探索切合农林学院实际的教育国际化发展途径，尤其是农林院校的国际化教育发展还有很多的制约和障碍，还需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制度的保障策略。下面将从几个方面展开。

2.1确定战略重点

非洲大陆是地球上最后一块没有得到充分开发的大陆。建立与非洲的战略合作是我国政府国际合作的战略重点之一。我们应该抓住机遇，结合国家对非洲农业与资源合作战略和自身的学科专业特色，把非洲作为农林院校推进国际化和开展国际合作活动的重要区域和开展农林技术对外合作的主战场。通过农林业战略性研究和示范，拓展研究领域、提炼研究特色；促进中非农业、林业合作持续扩大和发展；帮助中国企业了解非洲农业及林业贸易投资机会及相关优惠政策；为我国与非洲的农林业合作和发展提供政策、技术和战略支撑。

2.2凸现优势学科特色，加强农林特色专业的国际化课程建设

结合各自专业特点，大力开发全外语授课课程和双语课程。以农林、园艺、资源和环境，生态文化为特色和优势，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身心健康、知识丰富、本领过硬，具有生态文明意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同类高校在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提高专业和课程建设水平。积极探索建设国际化专业或面向国际招生的专业。加强与国外高水平高校的合作，逐步建设若干个符合国际发展方向的特色专业。

2.3努力推进国外“孔子学院”建设

建立具有生态文化特色的汉语国际推广基地，扩大农林院校的特色文化，提升农林院校在国外的影响力。通过建设境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海外孔子学院，开展汉语言教育和农林特色的“茶文化”、“竹文化”、“江南园林文化”等中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推广工作。

2.4推进留学生工作，积极发展留学生教育

扩大留学生按照“扩大规模、提高质量”的原则，明确留学生教育的发展重点。扩大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学生交流规模，提高攻读学位留学生培养水平。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各级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计划的同时，设立农林院校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改善生源结构。完善外国留学生学籍管理、学业指导、心理辅导等方面的工作体系，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居住环境。创新留学生招生方式，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国外开展招生活动。

2.5扎实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积极申请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本着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教育思想、办学理念、管理经验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宗旨，积极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与世界知名高校、国外高校强势学科以及同类高水平高校的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例，学校结合自身学科特点，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森林科学专业、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农林学院合作，形式多样，可以本科交换生2+2、研究生4+2等形式加强合作交流，提升农林特色专业的国际化水平。同时，也积极申请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3.农林院校教育国际化的对策与措施

3.1强化国际化思想意识

进一步强化国际化教育意思，学校领导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并且，作为高校国际化教育负责人需对本国文化特性和环境有深刻的了解，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对教育的要求，国际和高等教育勉励的机遇及挑战，有清楚的认识，有较为广泛的国际联系和选择合适合作伙伴、并从多方面筹措经费的能力。提升国际交流合作在学校工作中的地位,走国际化发展之路,全面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要从上到下全面贯彻国际化教育内涵建设，强化全校教职员工的国际化意识;各二级学院(部)作为工作主体要将提升国际化水平作为主要日常工作来抓,切实发挥各二级学院(部)在国际交流合作中的作用[5]。

3.2注重生态文化载体建设

着力将农林院校建成集教学、科研、休闲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生态化、园林化、人文化、数字化的国内一流的名校园，结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设规划，加强校园生态文明教育设施、服务载体建设。打造生态文化展示线路。进一步完善标识系统建设，加强校园人文内涵标志的设置与命名，设计制作具有生态文化内涵、农林特色的雕塑群、纪念亭等人文景观，营造浓厚的育人氛围。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设立留学生文化中心、规划留学生公寓、设立阅读浙江阅览室、设立中、西方饮食中心、对留学生开放体育设施，加强体育锻炼，培养留学生在我校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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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供条件保障

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各类资助项目及政策支持,拓宽经费渠道，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满足留学生及外籍专家、外籍教师生活条件及学习工作条件的需求,确保各类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及外国留学生教育的教学条件建设;确保国际交流合作的经费投入,为国际合作交流提供经费保障。[5]适应教育国际化的快速发展需要。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凝练科研特色，提升对外合作的对接能力。加强外文图书资料建设和外文网站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功能，为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必要的资源条件。实施外语能力提升工程。开展面向教师和学生的外语培训，着力提高师生的外语水平和语言交际能力，为师生国际化打下语言基础。加强外语课程建设，建设一批双语、全英语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为留学生学历教育提供课程平台。加强外语课程建设，建设一批双语、全英语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为留学生学历教育提供课程平台。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9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文化交往正从低政治范畴向高政治范畴转变，同时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从硬权力政治或实物政治向软权力政治或文明政治过渡，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文化外交作为一种常态化的以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外交形式地位日趋重要。同时，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交流是以改变目标国政府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为目的的，由此，传播效果理论中的劝服理论在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三方面的传播技巧的论述将会对我们有效实施文化外交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文化外交 劝服理论 软实力

一、理论概述

1、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一种政治化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在这里我们借用拉斯韦尔的5W模式来阐述文化外交的内涵：文化外交的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客体是目标国的政府及其民众，因此与国际民众间进行文化交流的民间外交有所不同；其传播的是带有主权国家民族烙印的文化内容；传播的渠道是不同国家政府间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或者通过国际媒介集团进行的信息散布；文化外交希望达到的短期有意图效果是对内加强民众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对外加强本民族文化的国际感召力，从而为本国发展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文化外交中所希冀的对内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是在国际中提升文化感召力在国内的回弹效果，是提升民族身份认同感的效果结晶。长期有意图效果则是借助文化使本属于一国私有的精神内容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共有化，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2、文化外交与劝服理论的关系

文化外交本质上是为了达到目标国对行为国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感性与理性上的双重认同，从而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利益。文化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鉴于文化的个性特征，文化输出行为若想在目标国产生认同，就涉及目标国政府及民众态度改变的过程。态度改变是通过劝服来实现的。文化不同于经济、军事实力有强弱之分，因此，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是一个平等自愿的过程。作为政治性的跨文化传播要想使得文化影响力合法化，这种劝服行为就需要有超越权力和利益诉求的合理性。

二战期间卡尔·霍夫兰所主持的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实验研究，被认为是态度改变系统研究的开端之一。随后卡尔·霍夫兰返回耶鲁大学主持的耶鲁传播研究项目，从信息来源、信息内容、受众三个方面探讨了“辨别哪些条件可使这类或那类劝服性传播的效果有所增强或减弱”的劝服艺术，霍夫兰的研究对我们思考如何在文化外交中运用劝服手段以达到预期效果具有启发意义。

二、劝服理论对文化外交的启发

1、信息来源：传播者的可信性

由于意识形态的殊异，标榜客观公正的国外媒体在涉华报道中会存在一定的“妖魔化”倾向，跨国媒体的文化传播是文化外交举足轻重的渠道之一。要实现国家软力量的提升，在新闻传播领域还要在两个方面用力：首先，借力于外媒改变对华报道的语言色彩；其次，通过构筑自己的全球传播网络，以知名度和美誉度掌握话语权，“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避免“洗牌作弊”降低“媒介期待”。在借助外媒平台传播中国文化时，要直面敏感问题，避免“洗牌作弊”降低“媒介期待”。诚实是信任的基础，文化外交作为带有政治利益的文化交流形式，势必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洗牌作弊”，但是在信息化时代，传播者的泛化已经使得政府对于目标群体的政治传播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挑战，任何一意孤行的意识形态化文本都会遭到解构。2009 年11 月，中国商务部购买了为期六周的广告时段，在CNN 中播放《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宣传片，商务部推出此片旨在展示中国产品融合国际科技、联手国际企业共同制造的在世界市场上的融入性，①但收效甚微。避开“中国制造”被污名化的成因不谈，仅是一味的宣扬已取得的成就，不仅不能消除受众的刻板印象，反而会使受众降低对信息源的“媒介期待”，损耗传播者的可信性，影响劝服效果。

（2）防止“意识形态”引发“心理防御”。在构筑国际话语平台时，文化传播要弱化意识形态色彩，防止“意识形态”引发“心理防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外交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对立有可能会产生话语体系的对抗，导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内容的可信度降低。由此，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弱化意识形态色彩，以文化本身的魅力焕发感召力。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哈丁格指出，在德国的孔子学院里，其活动多聚焦于语言学习、艺术展览、信息交流等文化领域，并有意避开较为敏感的中国问题，避免因为意识形态的殊异而产生的“负外部性”。这便提供了一条有效维护传播者可信性的可操作的行径。约瑟夫·奈提出“间接权力增殖论”的观点，将文化看作是一种“间接权力”，并具有“权力倍增器”的功能。因此，弱化了显性意识形态功能的文化产品不仅能跨越意识形态鸿沟增强可信度，还能为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提供合理性证明。

2、传播内容：具说服力论据的组织文化外交的形式是跨国的文化交流，内容是文化产品，包括有形产品（文学、艺术、影像等）和无形产品（人员交流、文化教育、信息咨询、讲座等），在传递诸如此类的对外文化关系内容时，要想达到好的传播效果，要针对目标国的文化背景对传播内容采取相应的编码策略。

（1）情感诉求胜于理性诉求。以理想主义为理念基础的文化外交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外交逻辑，它更强调道德原则、价值观等精神因素。文化外交中以对象国民众作为目标受众的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想通过塑造在民众中的国家形象来影响决策层的外交政策，因此理想化的情感诉求比理性化的内容呈现更能拉近与对象国民众的距离。“高大全” 的政治形象传播，一直以来是我国进行政治传播的主导思维，但是在面对跨文化的政治传播时，由于西方更强调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因此，强调“草根”故事性的劝服更能获得西方受众的认同。比如2011 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国家形象片人物篇，以“精英领袖”群体呈现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形象塑造影响力有限。同样是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中小女孩放开爸爸的手跑回去关掉水龙头等更具故事性的情节，反而更能在低语境文化中主导受众的解读，让人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精神。

（2）“入乡随俗”的编码策略。文化外交是一种政治性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之一是编码者和解码者处在不同的文化码本中。因此，在编码的过程中需要参照解码者的文化背景。作为平等自愿的文化外交不是输出国对接受国的强制性单向传播，良好的外交形式是建立在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文化外交应该建立在尊重他国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避免跨文化传播中的触礁，在互融中求生存，在共享中谋发展。建立在输出国与接受国文化沟通基础上的跨文化交流，能够有效跨越国家和文化界限，“民族化内容，国际化叙事”更能得到目标受众的认同。

3、受众：关于劝服中的人格因素

（1）“对话”拉近距离。传统外交的单向灌输的“独白”方式不适用于跨文化交流，相比较于“独白”，文化外交更需要的是“对话”。卢因的群体动力的实验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宣讲在认知层面上效果明显，充分的沟通与讨论更能引起参与者态度的变化进而影响行为。“夫人”外交作为一种软性外交形式，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价值观传输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第一夫人” 彭丽媛除了拥有著名歌唱家这一艺术家身份，同时身兼“世卫组织亲善大使”、“控烟形象大使”、“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等公益身份，这使得彭丽媛在颇具政治性的“第一夫人”的头衔下更是一位具有亲和力的全民偶像。彭丽媛作为“中国第一夫人”，在随访过程中经常参加社会性活动，例如2013 年6 月彭丽媛在卡莫纳总统夫人陪同下观看特多文艺表演，并同特多演员一起演奏中国歌曲。同时，彭丽媛在参观特多智障儿童协会时，还为智障儿童准备了蕴含中国文化符号的熊猫玩具。这些颇具意义的公益活动和文化交流都在对外交流中柔化了中国形象，促进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

（2）“合作”增强劝服力。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借助外力不可或缺。二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要经由一部分舆论领袖进而影响大众的态度行为，发展出一个不断扩散的“受众扇面”。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需要吸引到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因为相较于文化外交人员，他们与当地民众有着更为相似的人格特征，也更能把握受众的需求和兴趣点。以孔子学院为例，作为我国对外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机构，孔子学院采取的是一种协作的文化外交方式，孔子学院与同样致力于促进语言和文化传播的其他机构相比，有三种组织形式：由中国独立管理；在当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北京总部授权合作方。其中以第二种形式最为普遍。②并且在4000 多教职人员中，来自中国的教师和当地的教师人数各自占到50%左右的比例，这样协同运作的方式使中国政府能在投入资金与所得回报之间获得最高的性价比。

结语

冯斯·琼潘纳斯和汉普顿·特纳将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外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核心文化。③在文化外交活动中，我们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通过传递如语言、艺术、信息等可以感知的外层文化为切入点，试图弘扬本民族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等中层文化，以树立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意识，从而以文化外交为辅助实现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目标。劝服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实现战略目标在实施文化外交的过程中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文化特性运用适当的传播技巧。文化交流在我国自古有之，但是要在高政治范畴内提升软权力的影响力，我们还需要赋予文化外交更多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①邱凌，《国家形象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J].《现代传播》，2011（12）②Falk Hartig . Cultural diplomacy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as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Australia .Communication, Politics& Culture.June 1，2012

③张开、杨光辉、王艳丹：《全球传播学》[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

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篇10

【关键词】文化外交；中俄关系；文化影响力；政府文化外交；民间文化外交

当前世界政治和外交格局的急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引发了人们从新的起点、新的视角去观察、探讨国家关系和世界政治。在这些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中，一部分是通过民间的渠道实现的，另一部分则是在国家官方途径下开展的，而且这部分比重在不断扩大，以至文化外交成为国家间外交关系的一种形式。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国家交往活动日益频繁，而文化外交在两国的交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

一、文化外交的影响力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以一定的形式影响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然而它又来源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外交与文化的关系也一定相似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外交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在于文化，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在于文化。今天人们则把文化和外交结合起来，形成所谓“文化外交”，并且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当代世界政治外交发展态势来看，文化外交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即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禀赋。

第一，文化影响力是一国开展文化外交的自然条件。一国文化外交是否能顺利达到预期目标，首先在于该国的文化影响力，它是该国的文化资源禀赋的表现形式。每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丰富多彩的独特文化，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文化被传承下来构成该民族或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基本要素。

第二，一国开展文化外交的实力支撑是综合外交实力。要想把文化影响力优势转化为成功的文化外交实践，还要依赖于一国经济实力、政治实力以及军事实力的支持。文化影响力优势仅仅为国家成功实施文化外交政策提供了软实力条件，而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等则是一国的综合外交实力，是一国的硬实力条件，对一国文化外交政策的运作具有绝对的支撑作用。

第三，外交执行力是一国开展文化外交的制度保障。达成文化外交的特殊目标，离不开高效的外交执行力这个制度的保障手段。如果外交上视线不清晰、判断不准确、决心不坚定，就是有再好的地理位置、再充足的食物、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再多的人口数量和再高的人口质量等外交优势，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二、中俄文化外交的基础

中俄两国不仅要重视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更要重视在政治、外交和文化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中俄两国人民交往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历史源远流长，交流碰撞中形成较多的相互认同和信任。从近些年中俄文化交流从而发展成为文化外交的历程来看，表现出许多特点。

第一，政府高度重视，用制度设计推动文化外交的顺利发展。20多年来中俄文化交流中政府始终唱主角，在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一直起着主导作用。1992年12月签订《中俄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2012年12月4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合作分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俄举行。中俄双方在总结两国文化交流合作现状基础上一致认为，中俄国家间文化交流继续保持规模的同时，两国文化界人士的交往应不断深入，地方和边境地区文化交流要进一步发展。

第二，多方参与，使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中俄文化交流是具有广泛意义和全方位的：从内容方面看，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艺术交流，还包括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广告媒体、教育学术等领域的合作。2013年8月7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承办的第四届中俄文化大集在黑河世纪广场盛装开幕，举办数十项文化经贸活动，受到两国民众喜爱的双边文化活动立足黑龙江省和阿穆尔州，聚焦黑河市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辐射中国和俄罗斯全境。

第三，搭建和完善平台，使交流合作落到实处。为促进和发展两国的文化交流合作，使各项协议落到实处，两国共同努力，为已签订的相关协议提供各种条件，搭建和完善各种平台。2013年7月8日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北京与俄罗斯国际文化合作事务特别代表米哈伊尔·施维特科依会务，明确指出两国应充分发掘文化交流潜力，将人文交流纳入法制轨道。积极推动两国在文化产业领域开展合作，以文化促贸易，实现两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两国应加强政府层面交流，深入交流思想领域、政策制定、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中俄两应致力于扩大交流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交流质量。

三、中俄文化交流的战略走向

2013年3月23日晚，主席同俄罗斯汉学家、学习汉语的学生和媒体代表的会见，以一席亲切的开场白拉开帷幕。说，“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通观文化交流的功能和中俄近年文化交流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中俄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也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文化交流的纵深化有待进一步挖掘。中俄文化交流范围不断扩展，已由传统文化领域向科技、教育、传媒等领域蔓延，形成良好态势。但就中俄文化交流中先进文化因素、历史沉淀因素、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看，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力争多吸收，多利用。

第二，中俄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有待克服。尽管中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内容广泛，势头良好，但不可否认的一个局限性是两国文化交流合作始终存在不平衡现象。早在20世纪之前，中国只有很少的俄罗斯文化作品被介绍来，但中国介绍到俄罗斯去的文化作品则数量巨大。到了20世纪苏联时期，情况正好颠倒了过来。进入21世纪，再次表现出来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因此，中俄文化交流的这种新的不平衡急需打破，要使更多的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实现新的平衡。

第三，要积极培养中俄文化交流中的管理人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俄语没有像英语那样走入中国中小学生的课堂，俄语教学被严重忽视，从而形成了参与两国文化交流的基础性阻碍。

第四，要扩大民间文化交流规模，提高其文化层次。近年来基本上都是半官方或是官方性质进行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两国边境传统民间交流，较少受到政府的支持。对于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积极采取改进措施。

四、中俄文化外交合作的新契机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各国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及发展道路、制度体制、经济社会模式及其成果的有效外交方式。今年是中国全面落实中共“十”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中俄关系大有可为、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一年。一系列的双边活动和事件为两国的文化外交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新契机。一是元首互访。应普京总统邀请，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对俄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将为中俄关系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开启新的契机。二是务实合作。除了进一步对接中俄毗邻地区的开发战略，推进双方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上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在双方的共同努力和两国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中俄一定能够不断地挖掘两国关系的巨大潜能，推动双方文化领域的全面深度合作并取得更多实际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外文化工作责任在肩，文化外交更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第四届中俄文化大集构建跨境文化合作新模式[EB/OL].文化部网，2013-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