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争论十篇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1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基本问题即是通常所指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围绕人类哲学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中都存在，并且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它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始终，决定着哲学发展不同走向。在历史上各派哲学家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因此可以说任何哲学体系都必须面对，要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回答，并以此为支点来展开和解决哲学的其他问题。

一、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性论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对人类一切活动经验的最高概括。以此为基础，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何者为世界本源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根本对立哲学派别。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思维能否认识或能否正确认识现实世界，即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存在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两种不同的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总的纲领性认识。

二、哲学史上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

(一)古希腊时期哲学中自发的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围绕什么是世界的始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米利都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无限者”或“气”；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认为世界本原是“数”和“存在”；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本原是“火”。苏格拉底的“概念论”、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实际上都是要在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中寻找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而由于在古希腊时期人们认识范围的局限和智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只能将更多的目光投向自然界，那么古希腊人把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看作是当然的、具有普遍的真理。他们确信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存在，因而还没有明确提出精神和自然界、意识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他们着重讨论的是“一与多”、“动与静”、“有与无”、“一般与个别”等问题。他们对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认识都是不自觉的。因此，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潜在形式”，还处于朦胧阶段，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二)中世纪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的观点。

中世纪时经验哲学盛行一时，“哲学成为神学的牌女”。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遂而哲学开始集中气力论证基督教的教义，效忠于封建神学。神是一种客观化的精神实体成为最高实体。“在经院哲学内部围绕共性问题展开讨论产生了“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其争论的问题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个别哲学家怀疑上帝的存在，针对神的最高权威提出责难。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始终深藏在神学的灵光中。

结果造成了哲学基本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一典型的“神学形态”。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注意力已开始由本体论逐渐转向认识论。

(三)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观点。

经过中世纪以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质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可见，本体论问题一直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但在哲学上，从培根、笛卡尔开始，则把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移。这时的哲学着重研究人类认识的能力及实现认识的途径。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认识论的对立。“作为整个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中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从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矛盾，以及认识内容与认识形式的矛盾去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集中地考察了主体的认识能力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因此他从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去论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又从思维的建构与反思的对立统一中去展现思维的矛盾运动，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就是关于精神与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人类对个体关系如何的问题。整个哲学史其实只是在这个问题上绕圈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西方近代哲学所达到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西方近代哲学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的“完全的意义”。

整个近代哲学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上去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但这在理解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陷，即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直到19世纪中叶现代西方哲学出现的“语言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后，在原有哲学基础上不能再继续前进的德国哲学宣告结束。现代的哲学转向深化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内涵同时丰富了其内容。“恩格斯则用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基本问题逻辑地归纳了哲学史发展过程，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局限，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三、我国学术界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

众所周知1886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后，争论就接踵而至。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我国学术界一长期以来争论不休。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来代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另一种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有好几处都是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表述哲学基本问题的。而如今，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却都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等同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但事实上，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就注意到了“存在”和“物质”这两个概念的差别。

(二)哲学基本问题是否有两个，一种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应当有两个，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另一种意见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能是一个，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

(三)哲学基本问题能否概括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不能与主客体关系问题相等同。因为主客体关系主要表现在认识的反映和被反映上及实践的改造和被改造上。思维与存在关系比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要广泛得多。另一种认为哲学基本问题范围随着实践的深人要扩大，内容要深化，提出把主客体关系列人；哲学基本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理性看待哲学的基本问题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各执其理，但要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以理性地看待。马克思认为，“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触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才是真正的哲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所以说，哲学主题可以变化，但哲学基本问题不会变化，不同阶级不同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不一。”如远古的本体论，中世纪神学形态掩盖下的认识论转向，近代的主客二分观。到了现代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等。所以说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会表现不同的主题。

“我们应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历史擅变中去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坚持历史的观点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从总体上把握各种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思路。恩格斯刘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是对哲学发展史也是对人类思想史的科学总结。”人类历经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实践中围绕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激烈争论的。这个争论推动了哲学史的向前发展。而哲学基本问题贯穿于哲学发展史中心，所以说一部哲学史其实就是围绕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人类认识的发生与发展史。思维与存在关系间问题的提出正好契合了这一点反映出历史的必然。这也为进一步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冒从虎，张庆林，王勤田，欧洲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1985。

[3]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一[M]，商务印书馆，1983。

[6]刘云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09(11)。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2

关键词：斗争哲学；辨析；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A84 B0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175－08

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否定“斗争哲学”的思潮。有人认为的“斗争哲学”在政治上“阻碍了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在文化上“妨碍了艺术的发展、科学的繁荣和文化的进步”，在经济上使“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甚至“斗争哲学”是“中国农民革命传统的‘痞子’精神的反映，是以流氓无产者为取向的特殊意识形态”!对此，很有加以辨析之必要。

一、没有说错：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曾经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

的这些话错了吗?没有!

1.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纲领决定了它必然要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作斗争，争取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解放，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决定了它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忠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并实现自己的纲领，就必须坚持斗争哲学，同一切阻碍实现自己目标的敌对势力作长期的斗争。

的论述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其实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首先向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展开血腥的斗争。在共产党诞生前，他们已经向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斗争了几千年。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

2.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它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而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在谈到共产党的哲学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明确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在阐述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时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他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了“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共产党要忠于自己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始终保持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批判和革命的态度，同一切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批判和革命的理论及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的本质的充分体现。

3.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然要同各种敌人和困难作长期的斗争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在全世界实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不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如果离开了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就连通往理想社会的唯一大门都进不去。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除了坚持斗争哲学之外，别无他途。

4.在党内斗争中发展，是共产党发展的规律

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除了要同外部敌人作斗争外，还必须始终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为此，就必须不断地同自己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机会主义和腐败现象作斗争。恩格斯指出：“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总是在不断地清除自己身上的污垢中得到发展的。同时，同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

此外，党要在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还要利用各种机会，“对本党的全部机构和工作”进行“根本的、内部的、深刻的改造”。这种根据实践需要而进行的自我改造，也是一种斗争。

总之，说得一点没错：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只要共产党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就要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作斗争。直到阶级完全消灭之后，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条件，这种带有政治性质的斗争哲学才会让位于非政治的以组织社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斗争哲学。

有的人为了否定的“斗争哲学”，极力歪曲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说什么 “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关于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是“关于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吗?不!

诚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然而，我们却不能把共产党的哲学归结为“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这是因为：

首先，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党的哲学”，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有可能。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这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已不复存在，哪里还有什么“共产党的哲学”呢?

其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斗争来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自由，自由都是具体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有的只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而没有劳动者不受压榨的自由。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命题呢?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旧式分工“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因此，工人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实现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就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进而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只有在“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人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的情况下，人们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离开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只能是空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也提出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然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放弃斗争，“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民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当然，他们所设想的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只能陷入空想。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哲学”。因为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是多方面的，矛盾的性质不同，其斗争的方式也不同。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哲学”，是对共产党斗争哲学的误解和歪曲。

二、“斗争哲学”的含义不容歪曲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斗争哲学”的人们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斗争哲学”本身，而是被他们歪曲了的“斗争哲学”。他们对斗争哲学的歪曲，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法：

1.把“斗争哲学”的“斗争”从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歪曲为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并且把它推向极端，是一些人否定“斗争哲学”的第一种手法

歪曲斗争哲学的人们，把的斗争哲学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矛盾=斗争=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显然是对斗争哲学的曲解。

什么是“斗争哲学”所说的“斗争”呢?

斗争哲学所说的“斗争”，即“矛盾的斗争性”，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斗争”，它包含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但又不能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

矛盾的斗争性，是“揭示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倾向或趋势的哲学范畴。它是与事物矛盾所具有的矛盾的同一性相反的基本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述矛盾的斗争性的。他在著名的《矛盾论》中就把矛盾的斗争性表述为“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与有长期的哲学交往，可以说深得哲学的要旨。他也这样来阐述矛盾的斗争性：矛盾的斗争，是指“广义的相互斗争、相互排斥，不是光指打架”。这就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斗争哲学”所说的矛盾的“斗争”，是哲学意义的广义的“斗争”即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

似乎早已预料到有人会把矛盾的斗争误解为“阶级斗争”，在《矛盾论》中，他在阐述“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后，专门写了一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明确指出：“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对此，艾思奇解释道：“对抗这个概念比敌我的概念还要宽泛些”。有些对抗矛盾，例如炸弹爆炸就无所谓敌我问题。对抗在自然界也是存在的，敌我矛盾则是社会现象。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也不都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时也发生对抗。他强调：“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其矛盾运动的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决不是一说到斗争，就全包含着杀人流血或暴力冲突的意思”。说得好，“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或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事实上，也没有把矛盾的斗争性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已经处在一个“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的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在这里，哪里有把矛盾的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又等同于党的斗争哲学的影子?一些人硬要把它等同起来，并且强加给，这难道不是对斗争哲学的歪曲吗?

2.歪曲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否定“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些人否定斗争哲学的第二种手法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指出：“正确掌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解决矛盾的主要关键”。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否定斗争哲学的人们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反对斗争哲学，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列宁和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

反对斗争哲学的人提出：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发展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等基本原理是“理论误区”。在他们看来，“在现实的、具体的矛盾中，斗争性和同一性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他们都不能是，也 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把它限定在“有阶级存在的时候”。怎么能说他“不经过任何逻辑推理就得出”“党内斗争必然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的结论”呢?

的确说过“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样的话。但是，对于这句话，我们也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只能从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理解。因为在看来，“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这就是说，中国的八亿人口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为左、中、右的，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斗争。此言何错之有?

对的所谓“设置对立面”的理解也是如此。反对斗争哲学的人把“设置对立面”当作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阴谋”。这是完全错误的。

不错，在反右斗争中，是用过“引蛇出洞”这样的策略。然而必须看到，树立对立面，是创造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不仅仅是用来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要正确对待苏联经验和我们党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批评一些同志“忘记了历史经验，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他说：“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他还说：“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在这里说得很明白，“树立对立面”，是在比较中优选方案的一种方法。

1958年5月，在对刘少奇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作修改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里也说得很明白，树立对立面，是让人民接触毒草，在比较中提高鉴别能力的一种方法。

此外，还把“树立对立面”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他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树立对立面”的方法在政治生活中运用。他提出：“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对“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制订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树立对立面”的方法在文化生活中的运用。他提出“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使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这是“树立对立面”的方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他提出用“掺沙子”(在干部队伍中增加民主人士和工农兵成分，在本地干部中增加外来干部的成分)的方法改变干部队伍结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则是“树立对立面”的方法在组织生活中的运用。如此等等。怎么能够把“树立对立面”仅仅归结为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法呢?

只要我们从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就不难看出，否定斗争哲学的那些所谓论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4.把他们无中生有地伪造的观点强加给，然后加以攻击，是反对“斗争哲学”的人们的第四种手法。

否定斗争哲学的人说：“‘斗争哲学’强调斗争，否认同一，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强调斗争，否认同一”吗?不!他在《矛盾论》中十分明确地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不是别人，正是，多次批评了斯大林和苏联哲学界否认对立面之间存在同一性的观点。他说：苏联《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否认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他还详细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之间的同一性，有力地批判了《简明哲学辞典》对矛盾同一性的责难。他尖锐地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是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犯错误”。

“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吗?不!一再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不是别人，正是，在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敌我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的时候，写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情况，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在理论上，即使在“”中，也从来没有放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

总之，那些否定斗争哲学的人们，其手法是卑劣的，其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斗争中，我们仍然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斗争哲学。

三、构建和谐社会就不需要斗争哲学了吗?

如同有的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对立起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否定思想一样，也有些人把所谓“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对立起来，用所谓“和谐哲学”来否定斗争哲学。

否定斗争哲学的人认为：“‘斗争哲学’强调斗争，否认统一，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对抗方法激化矛盾，是违反辩证法的，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不相适应的，必须加以扬弃”。无独有偶，在人民网上，我们也看到了题为《告别斗争哲学，建设和谐社会》的文章；即使在赞成斗争哲学的同志中，也有人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斗争哲学已经不需要了。于是提出了“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是我党执政理念的转变”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既然构建和谐社会，那就只能讲“和谐哲学”，不能讲“斗争哲学”了。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3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 正 文 】

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 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 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 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 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4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写作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5

关键词：俄罗斯 科学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转向

abstract: as worl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condary shape",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s rise not only correspond to we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lso is soviets philosophy oneself developing, and as a domain of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general philosophy of soviet ideological trend overall since the 20th century 60's.

key 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ical turn

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延续于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后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领域，其早期研究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丰富“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间”、“时间”等范畴([1],p.310)，也就是集中在“本体论”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标志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兴起。

1962年5月，基辅举行了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п.в.科普宁(п.в.копнин)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2],pp.3,5)

1964年，п.в.科普宁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对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同时，他还对科学研究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作了比较。他指出，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础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但它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有自己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的专门理论知识领域。可以说，这是对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中一个特殊的方向。”([3],pp.42,41)这个特殊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科学认识本身为对象、旨在探索科学发展机制和程序的专门领域，它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п.в.科普宁这一构思是非常大胆的，它构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一个雏形。

1965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论文集囊括了科学基础、科学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堪称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则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史的共同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突出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重点发言，他再次强调：“研究认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的哲学家不可能绕过发生在本世纪科学中的巨大变化。因此令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客观世界中新认识了什么，还有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识的结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思维本质的范畴、以及既有知识对未来认识的追求。”（[4],p.28）这次会议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遂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主流。

1981年，苏联哲学界召开了第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а.п.亚历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开幕词中就给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跨越科学探索和思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加关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5],p.26）这实际上是从官方立场承认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认识论转向”的最终完成。

二、“认识论转向”的哲学根源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出现“认识论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排除苏联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其自身哲学的发展，正如孙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也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一般哲学思潮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辩证法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潮，它的基本论题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把认识论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这种思潮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p.12)。而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就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但是在这一关系问题上，某些俄罗斯学者持否定态度。1997年，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н.ф.奥夫钦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联合发表了《祖国的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其中就涉及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

首先，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问题上，作者并不否认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曾在这一传统下工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它所预设的把一切现象(包括认识)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作者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为这一学说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来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苏联的科学哲学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性。应该说，该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当年п.в.科普宁也正是持有同样观点，才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内部开辟一个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他们解释说，老一代的苏联哲学家曾经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逻辑与方法的任务，企图弄清和再现《资本论》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则意识到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为辩证地再现科学思维的完备基础，他们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径，即分析科学认识本身、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际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也不能充当方法论的背景，更不能充当更加宽广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科学认识的前提。([7],pp.252-255)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须知，探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经是斯大林时代以后苏联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м.м.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а.а.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宁等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工作，也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苏联哲学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地位，从而把认识论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如果否认苏联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价值，就将使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失去理论前提。当代俄罗斯哲学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认“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8],pp. 1,2)。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哲学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苏联国家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割断其哲学史的联系，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几乎继承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部创作队伍和研究内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范畴上的优惠，而是在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转向。

三、辩证唯物主义内部对话与哲学的认识论本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为苏联哲学营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气氛，使苏联哲学工作者结束了为斯大林-日丹诺夫肤浅哲学做诠释的历史，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同时，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战前后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就与老一代的“正统派”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之争。

本体论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罗任(в.п.рожин)、в.п.图加林诺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鲁特凯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们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种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p.484)——把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0],p.519)并根据这个定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总四分”的结构，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

认识论派则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诺维也夫、п.в.科普宁以及б.м.凯德洛夫等。他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表述：“……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p.364)于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

认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正统派”的批判。1957年，в.п.图加林诺夫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自认为识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反对整个世界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一些哲学界反对存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还没有根除与此相关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为认识论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不同形式的贬低。”([11],p.60)他认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和世界观。

由此可见，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问题，它关涉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科地位、进而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性质问题。由于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场争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部对话”，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东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共同发表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设出发，认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相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并建议把这一科学称为“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体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具体研究这些规律（诸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表现特点([12],p.140)。

认识论派则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1964年，б.с.格里亚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联合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统一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素有方面和基本观点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之间明显的专业化不是由哲学分化引起的，而是有具体科学分化和哲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引起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像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仅仅是对一个确定的哲学研究的门类的评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类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哲学思维必须紧随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它就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13],pp.47-48)

б.с.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着重划清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具体科学、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则确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那么就应当（在不排除科学研究的理论）具体科学所提供的认识材料为基础。一般来说，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1)对具体科学的哲学解释（如事实、规律的发现，建立新理论）；2)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的认识论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成为这些问题的具体材料是科学的一般结构，研究过程的结构，科学认识方法的性质，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科学分类原则等等。”([13],p.47)这实际上就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与此同时，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必须承认，在涉及自然界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应该以解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途径不断丰富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因此，在科学的现展阶段，哲学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规律：它事实上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材料来完成的。”([14],p.56)他们不反对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界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图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生物体中发射形式的发展、人类起源的前提等问题都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那就混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而在反对复活自然哲学方面，п.в.科普宁最为坚决和彻底。他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各种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洞察物质结构奥妙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15],pp. 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哲学的本性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些表述竟然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m.石里克的观点出奇地相似!

通过以上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认识论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哲学 ，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哲学的看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苏联学者开展现代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唯物辩证法的现论问题》，对本体论主义与认识论主义的争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把它完全归结为本体论；但是社论又称：“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本性和条件、科学认识对现实的关系、科学认识真实性的条件、科学认识的起源等。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条件、科学中新知识形成的前提和结构等的总的依据的，它起着科学认识的总的基本方法论的作用。”([16],pp.12-13)这实际上是站到了认识论派的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库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发表文章《“自然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对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骤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自然哲学’观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之中呢？”

他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在实现建构‘自然体系’的自然科学方案时所遇到的某些客观原因；第二，由于企图截然划清和确定综合科学知识的自然哲学纲领和自然科学纲领之间的明显界线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则性困难；第三，对于以哲学方式和以自然科学方式考察自然这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当有力的论据，因此这两种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由此他认为：“自然哲学的问题群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长存不灭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煞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复活过时的思辨自然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倒退’。”在这里，ю.в.库沙科夫就指出了本体论者和认识论者在“自然哲学”问题上进行长期争论的实质，即双方都没有对“自然哲学”的现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在评价古典自然哲学结构时，往往都默认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实现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实现的。([17],pp.48,50)

ю.в.库沙科夫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自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说原来的自然哲学是一种以建立总体自然观为主要使命的“本体论化的自然哲学”，那么这种具体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律的意义以及方法论依据的自然哲学则可称之为“认识论化的自然哲学”。苏联学者没有顾及这一区分，而采取了彻底抛弃自然哲学的态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认识论派坚决反对旧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有苏联哲学向认识论的急速转向，也不可能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坚决拒斥，也不会有科学哲学的兴起一样。因此，在科学哲学兴起的途径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了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予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范畴和理论，而是深刻的哲学背景，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对科学认识论的肯定。

承认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哲学实现于17世纪，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它表明，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对知识进行反思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曾极力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科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苏联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认识论迟早要登上它的舞台——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就十分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而苏联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科学哲学研究格外关注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从而在西方科学哲学之外开创了一个大异其趣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则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苏]в.е.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贾泽林等译,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2] копнин п.в,диалектичекая логика и науч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2, №10.

[3] [苏] п.в.科普宁:《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j],《哲学译丛》,1964年第8期.

[4] п.в.копнин,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ая теория познан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71,№3.

[5] всту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1,№6.

[6] 孙慕天:《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1期.

[7] мамчур е.а.,овчинников н.ф., огурцов а.п. .o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 :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 ные итоги . м.: росспэн,1997.

[8] 弗拉基米尔•让诺维奇•凯列:《论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 [苏]康斯坦丁诺夫:《苏联哲学百科全书》[z],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11] тугаринов в.п.,о структуре и функциях маркси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естник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57,№7.

[12] платонов г.в. (москва),руткевич м.н. (свердловск)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природы как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науке.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3,№3.

[13] грязнов б.с., ермолов а.я., коршунов а.м., никитин е.п.о месте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 структуре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4,№5.

[14] панцхава и.д.(москва), пахомов б.я.(бийск) ,предмет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еия в област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4,№3.

[15] [苏]п.в.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m],王天厚,彭漪涟译,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6

传统哲学充满了神秘色彩，长期被禁锢在神圣的书斋里和大学的殿堂上。艾思奇是一名敢于创新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著作，用人们熟知的事例，用通俗化的语言来揭示哲学道理，让人们感觉哲学并不神秘，容易接近，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二、《大众哲学》的主要贡献

（一）《大众哲学》开辟了哲学大众化的道路

哲学长期以来被蒙着神秘的面纱，披着梦幻般的外衣，广大的人民群众总是感觉哲学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力求能够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而要想改变世界，就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力求达到哲学和无产阶级的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艾思奇非常喜欢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履行哲学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工作。他的《大众哲学》，语言通俗，列举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深入浅出，容易理解。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厚爱，发行量非常大，影响非常深，开辟了哲学大众化的道路。

（二）《大众哲学》通过哲学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上所有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都有普遍指导意义，但是他们两个都是西方人，生存的环境和年代都有别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哲学不仅要与群众的现实生活结合，更要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与群众的斗争实践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4]“艾思奇在他的著作中，总是力求用哲学来说明人们所关心的社会现象，解答实际问题，帮助人们端正思想。”[5]《大众哲学》就是运用中国化的语言风格、通过中国人熟知的事例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

（三）《大众哲学》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

无论是哲学的通俗化，还是哲学的中国化，最终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能担负起改革世界的任务，就必须与革命的实际行动结合，成为指导革命行动的观点，必须‘把握大众，成为物质的力量’”。[6]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与群众的斗争实际相结合，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过程中列举了中国抗日斗争的题材，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接受哲学原理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抗战形势，看清了中国的前进方向，理解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最后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道理。

三、《大众哲学》的现代意义

（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实践的正确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他来自西方，从西方传到中国，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过程。《大众哲学》就以中华民族的传统语言习惯，列举中国人身边熟悉的例子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期能够取得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的一个个胜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在中国的土壤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国的第一代领导人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联系起来，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思想、的“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正确方式。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60周年，现在仍然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政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实际。

（二）《大众哲学》具有永恒的学术价值

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很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又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知识，为当时的斗争形式服务。为了便于人民群众能够更好更快地学习马克主义原理，《大众哲学》就运用了通俗化的语言风格。通过列举身边生活中的例子，将抽象的哲学知识形象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实化，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指导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在现代，哲学不一定要走通俗化的道路，但是一定要找到正确的传播方式，用现代的人民大众所能接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化，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实化的结果，抓住了中国现在的具体国情，理解了人民群众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能够凝聚人心，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的工作者，要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适应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它来继续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艾思奇的高尚人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7

出于上述政治和理论斗争的需要，列宁历时8个多月，在日内瓦和伦敦写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本书批驳了以马赫主义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从正面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第一，强调物质第一性原理，揭露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马赫主义企图取消哲学基本问题，用“经验”等所谓的“中性”名词掩盖唯物与唯心的根本对立，最终必将倒向唯心主义。

第二，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列宁指出，人的认识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之所以有限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客观事物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认识：之所以无限是就认识的本性和发展趋势而言。人类可以认识无限发展的世界。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人类认识大致要经过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实践的不同阶段。

第三。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批驳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真理观。列宁论述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马赫主义否认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第四，阐述了哲学上的党性原则，批判马赫主义的无党性哲学。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的党性是阶级性在哲学上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为资产阶级和宗教服务的。无党性哲学的实质，“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谀奉迎而已”。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8

【关 键 词】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

【作者简介】艾　博，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主义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基础理论。

王　力，法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研

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及马克思的资本哲学研究。

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的热点，不管马克思如何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颠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一生的。从1836年底马克思由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起，马克思就开始接触到黑格尔哲学；1837年马克思致父亲的信则标志着马克思已经转向黑格尔哲学，直至1843年，马克思一直是黑格尔哲学的追随者。1842年4月到1843年3月，马克思通过《莱茵报》批判普鲁士法的过程中，认识到支撑普鲁士国家的法哲学是揭露法律弊端的深层力量。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通过清算黑格尔国家哲学，开始否定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摆脱黑格尔的纠缠，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然而，这一过程是漫长的，马克思并未完全脱离黑格尔的思想迅速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1844年初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通篇都凸显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娴熟的运用。

一、《导言》的批判逻辑体现着

辩证法的力量

《导言》全文的论证逻辑充分体现出辩证法的否定特性。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但由于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宗教的虚幻本质，接下来的任务是争取和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1]，因此转向了对政治的批判，进而直指德国制度；由于德国制度的滞后性，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与时代的同步性，马克思继而转向对德国旧哲学的批判；但仅仅对哲学的批判还不足以实现人的高度革命，要实现人的高度革命，只有把对哲学的批判转化为革命的实践，即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得以完成；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无产阶级。至此，“精神武器”（哲学）与“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实现有机的结合，德国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1.由对宗教的批判到对德国制度的批判。在《导言》的开始，马克思首先提出：“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这里对宗教的批判，不仅仅指具体的信仰或是具体的教会机构，而是把宗教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和束缚人的思想观念进行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观念形态是对现实世界的颠倒，使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感觉和本质丧失。本来是人创造了宗教，而宗教虚构的创世场景和许诺的来世幸福又反过来奴役人，使人的现世苦难变得合理化，所以，马克思要“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3]，把被宗教颠倒了的世界翻转过来。而以对宗教批判为前提是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4] 。

然而，对宗教的批判早在青年黑格尔派就已经开始，并由费尔巴哈基本完成。这就逻辑地把批判的对象由天国转到现世人间，“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 。马克思开始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德国政治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主要针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即“副本”进行批判，因此在《导言》中，马克思加强了对德国制度即“原本”的批判，尽管当时的德国制度已落后于以英法为代表的主流资本主义制度，“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它依然是批判的对象，因此要“向德国制度开火”[6]，目的是揭穿德国社会沉闷黑暗的现实，激起人民反抗的勇气，最终颠覆德国制度。“可是，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7]。与英法的制度相比，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制度是时代的错乱，德国毅然拿英法已经废弃的如保护关税等制度当作宝贝，只有“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8]。因此，马克思由对德国制度的批判转向对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批判再度升级。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9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哲学；和谐哲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1605（2007）05-0004-04

作者简介：杨豹（1968- ），男，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伦理思想。

一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

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其所著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中把马克思的理论归结于一种冲突的范式。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也常常把马克思的理论称之为“斗争哲学”，以至于现在人们对“斗争哲学”还耳熟能详。

1945年，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阐述道：“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1959年8月，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又指出：“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有所不同罢了。”

的确，“斗争哲学”高度地概括了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他早年就曾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讲“斗争哲学”，其意思十分清楚，都是与改造社会以及革命斗争紧密相联系的。“斗争哲学”就是质变的哲学，就是革命的哲学。

作为斗争哲学的对立方而提出的和谐哲学，是指事物量变的哲学，是社会和平发展的哲学。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就是中庸之道。尽管中庸之道有将量变绝对化的明显局限，但用它来说明在一定质中的量变，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恰如艾思奇在1934年写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中所说：“若把中庸当作事物存在的原理看，那就用今日的哲学标准来衡量，它仍然可保持其一面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量变和质变之分，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量变，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螺旋上升过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它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由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由量变到质变，再到量变的螺旋上升过程。

由此可见，和谐哲学和斗争哲学的共同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各有其合理性。就其内容看，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各有不同的作用。革命战争时期，研究斗争哲学是取得革命政权的重要保证；和平建设时期，钻研和谐哲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无论斗争哲学，还是和谐哲学都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民生活的安和乐利。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历史沉思

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历尽艰辛，正如李瑞环所说：“否定和谐思想的斗争观念和习惯，很难被摒弃。”［1］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致力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事实造成了人们普遍强调斗争哲学，因为斗争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是质变的哲学。正是在斗争哲学的指引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同时，也在无形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和谐因素被“长期遮蔽”，人们错误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斗争哲学之间划上了等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哈林提出了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平衡。“没有平衡，社会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是要灭亡的。”［2］211一方面，他强调经济关系的平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保持适当比例，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组织一切，无产阶级不可能强制地用自己的计划去代替有自己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小农”［2］211。另一方面，他强调工农业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峰，工业才能持续保持最大的速度”［2］211。同时，他重视城乡之间的平衡，认为“这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然而，布哈林的这些远见卓识因不合时宜而遭到了彻底的批判。批判的理论依据就是斗争哲学。因为他的思想是“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否认内部矛盾的斗争是发展的源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同样的历史发生在中国。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擅长于斗争哲学，忽视从对立的同一面化解矛盾，轻视和谐哲学，以至于在社会已经发生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1957年，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还要长期存在。1962年，发出了“阶级斗争”的号召。在看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3］。又将斗争哲学简称为“一分为二”。1963年，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了“合二为一”的思想，认为“合二为一”也可从“一分为二”的另一方面来表达对立统一。1964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为一”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理论依据就是斗争哲学。他认为“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杨献珍提出合二为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他还进一步阐述道，“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由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思想遭到政治批判。正是在斗争哲学被奉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宗思想的背景下，人人相斗，人人自危，社会动荡，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从社会生活中退隐。同时，邓小平总结道：“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4］他反对进行意识形态的抽象争论。这可以称之为“和谐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雏形。“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施，就是这种哲学的成功运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05年2月，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专题研讨班上，又将和谐社会进一步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显然，党中央在新时期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性质，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哲学思想――“和谐哲学”。“和谐哲学”是一种量变的哲学，就是在保证一定质的基础上展开量的变化的哲学。换言之，它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加快发展，统筹兼顾，高效管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开创出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三和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特色

过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斗争哲学，忽视了和谐的方面。这一方面在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成功实践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没有进行专门的整理。因此，有必要洞察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和谐特色。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矛盾冲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的严重的异化状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和无处不在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恩格斯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谈不上分工。相反，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5］人与人之间揭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公开的利益冲突弥漫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激烈冲突与对抗的产物。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严重冲突。为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人们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展开了人对自然的全面战争。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农业文明是人对自然的顺应，而工业文明则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但这种征服，“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6］383-384最终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对抗，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它是人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只能通过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劳动当作追逐私利的手段，工人成了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劳动成了工人为谋生而不得已从事的痛苦活动。因此，人与人的冲突，实质就是人的本质异化。所以，马克思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认同这个劳动的关系。”［7］277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之一。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的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获取财富，人们无情地掠夺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对人类实施报复。因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异化了。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不和谐和无处不在的矛盾中，洞穿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要获得人的自由与解放，就要把人类从人与人、人与自然异化等冲突和矛盾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建立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充满和谐的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297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的本质彻底复归的社会。一句话，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充满和谐的社会。

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排除使用阶级斗争的可能，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他们在晚年更倾向于合法、和平的方式实现。到了1871年以后，资本主义逐渐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政治民主不断扩大，工人的各种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抗逐渐缓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合法、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1872年，马克思就说过，“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8］恩格斯比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更多的变化，资本家已经不再使用坑蒙拐骗的方法赢利，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很大改善，阶级的对立日渐减少。他曾更为明确地说：“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6］510，“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6］524由此可见，革命的手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方式，和平的手段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社会改造的重要方式。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在量变中可以逐渐达到质变。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矛盾和斗争，其目标就是要实现和谐的共产主义，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斗争仅仅只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种方式，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地理解为斗争哲学的方法是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丰富和谐思想的学说，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色。

四和谐哲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跨过半个世纪之久，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早已不复存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绝对不相容的对抗性矛盾，而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尤其是迈进21世纪，世界进入全球化、多极化、一体化的时代，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和发展仍是主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长期和平共处。以“和谐哲学”取代“斗争哲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不仅是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正确判断，也表明我党在执政治国方面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哲学理念。尽管我国在现实社会中还有许多矛盾和斗争，但矛盾和斗争是第二位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和谐。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当是当今中国社会关系的主流，和谐哲学就是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哲学，它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和谐哲学有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远发展。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谐哲学能够提供方法论，整合一切积极因素，化解一切消极因素，保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各个方面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妥善处理不同阶层、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构建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另一方面，和谐哲学有助于认清国际形势的大方向。尽管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国之间竞争激烈，西方敌对势力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从未放弃“分化”、“西化”的图谋，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也蠢蠢欲动，但和平的因素远远大于战争的因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题。把握和谐哲学有利于积极营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保持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

时代呼唤和谐哲学。尽管和谐哲学还不是十分完整的现成理论，但它是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以和谐为核心，它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78.

［2］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11.

［3］.著作专题摘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18.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0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哲学的基本争论篇10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亦称讲坛哲学或教科书哲学，或曰层面的哲学或官方哲学，也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党的文件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部规定的大学必修课程，大学教师讲授它但并不相信它，大学生它是为了取得文凭论文。二是论坛哲学，即在报纸、杂志、专著、学术会议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花样繁多，观点各异，其中占优势的是实践唯物主义。三是实践中的哲学，这种哲学既然还没有形成自觉的体系，它可能是实用主义或实践哲学，也可能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其他哲学。

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基本上不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这种看法过分低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我国哲学界、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的地位。我本人在大学中学习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后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诚然与全国解放有关，但我信奉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主要还是由于我认为它是，或者退一步说，它总比各式各样西方哲学更科学。我不相信广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师们在讲坛上是在违心地宣讲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学工作有问题，有缺点，学生们的学习热情由于种种原因有所降低，教学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不相信广大的大学生们根本不相信辩证唯物主义。我这里说了两个“不相信”是因为我没有作过调查而只是根据我的真实思想作的推测，这个真实思想就是坚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而科学的观点总是可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的，不相信甚至反对科学的人毕竟是少数。

那么，应该怎样估计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呢？我认为承认哲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专业，有一批以哲学工作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他们叫做哲学工作者或哲学家。但是，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哲学那样意见分歧，学派林立，甚至一个哲学家就有一个哲学体系。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哲学那样得不到多数专业工作者的认同。但是哲学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是得到多数人认同的，尽管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内它仍然是一个小小的学派。前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失败后，在这些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但在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整个国家生活的指导哲学。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哲学界开展了大量哲学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没有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没有受到质疑与挑战，这是一种正常状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与不但无害，而且有利。从表面上看，它的社会地位似乎降低了，但它的学术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是提高了。特别是邓小平与党中央真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它的充分表现）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地位。尽管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肩负着回答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所提出的问题，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从而修正、充实、完善、发展自己，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科学形态的任务，但它作为整个国家生活的指导哲学的地位并未动摇，它在课堂上、论坛上和实际生活中仍然居于主导的地位。离开它另辟蹊径的毕竟是少数，因此，那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降低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现状当然是会改变的，我认为其前景有三种可能：第一，这种状况基本不变，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在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过程中保持着它在整个国家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各种哲学观点争鸣齐放，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在同各种哲学观点的比较、争论和论证自己的过程中日益完善着自己，终于出现得到多数哲学家认同的能够基本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现阶段水平的比较完整严密的崭新的科学体系。第三，出现出现过的情况，不但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沦为众多哲学学派中的一个小小的学派，众多的哲学家们或者热衷于传播和研究西方哲学，或者是热衷于恢复和发扬传统哲学，或者热衷于独创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命运将会是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多元化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将保持下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体系将在比较与争论中日益完善，它的真诚的信奉者将日益增加，最终出现一个比较完整严密而又得到绝大多数哲学专业工作者认同的崭新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即上面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我作出这种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点根据：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众多哲学中是最强的，它有资格称为一门科学，或者说，它的基本观点都是经过人类的实践史和科学发展史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千百万次的验证的，是打不倒推不翻的，谁否定它们，谁就会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或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现在否定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们的言论与行动都必须以承认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承认其对象不以自己的意识为转移，否则他们的生活只能是白日做梦了。80年代曾出现过一股否定反映论的思潮，其实否定了反映论，也就否定了否定反映论的言论，因为既然认识不是反映，他人不能反映你的观点，你也不能反映他人的观点，你的否定反映论的发言和文章岂不是在自我封闭的主观世界里打转吗？有人说，这种唯物主义不过是直观唯物主义观点，早已过时。也有人说，这不过是常识。诚然如此，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在坚持这种观点的基础上前进，而不是以错误的观点来取代它。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基本观点也是打不倒推不翻的。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只会使它不断完善和发展，而决不会削弱它，更不会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些建设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又以丰富的深刻的完善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50年来，特别是20年来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这是有目共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不断地形成、完善和成熟，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已基本形成并在不断完善和发挥作用，各个领域的文化建设都呈现出兴旺发达之势。当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问题还很严峻，只要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同心同德，努力奋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可以建成的，我国的现代化是可以实现的。在这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将发挥其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也是不可战胜的第三、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极强的吸纳一切合理因素来发展自己的生命力。它传到中国后，就吸收了很多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和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哲学因素，开始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目前许多学者都在从事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因素，提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因素的工作，这只会使它进一步中国化和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本是从西方传统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哲学体系，是在吸收西方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的创新，在其后的中当然还要继续吸收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它对同的西方哲学当然也应采取批判与吸收的态度。前苏联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经一度对西方哲学采取单纯排斥的态度，这当然是不对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已逐渐抛弃了这种错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要发展，还离不开吸收当代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一般认为当代西方有两大哲学思潮，即人本主义思潮和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或宇宙观），人本主义不拒斥本体论，但否定本体论，因此，这两大思潮都反对唯物主义，这是不可取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它们在人和人类社会、认识、科学、技术、语言、逻辑、非理性等领域中的积极成果和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对它们的成就视而不见。应该特别指出，20世纪自然科学包括上半世纪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下半世纪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自组织、分子生物学、生态学、宇宙学等都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它们形成了一股哲学思潮，其气势较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并不逊色。这股哲学思潮的具体同辩证唯物主义甚为接近，能向辩证唯物主义提供许多新的论证和新的内容。

第四、20多年来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争论包括质疑、挑战、攻击和辩解、论证、发挥并没有损伤它，而是使它更加完善、更加严密、更加丰富、更加强壮。20多年来关于马哲史和原理的争论大规模的有十多次，小规模的不计其数。规模较大的有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主体性与主体性原则的讨论、关于价值论的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关于哲学体系的讨论、关于哲学的讨论、关于人学的讨论、关于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权的讨论、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讨论、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讨论等等，此外，在伦、美学、自然辩证法等领域也有多次讨论。这些讨论和争论的结果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伤害它的筋骨，而只是或者纠正了它的体系中的某些偏颇，或者加强了它的体系中的某些薄弱环节，或者充实了它的体系的具体内容，总而言之，是发展了它。它好似一块钢铁，经过烈火的焚烧和巨锤的敲打，并没有被粉碎，而是更纯粹、更坚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