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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根本特征十篇

时间：2023-10-24 17:37:23

哲学的根本特征

哲学的根本特征篇1

论文摘要:哲学创新与创新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哲学创新必然要求对创新进行哲学研究,形成创新哲学。创新哲学是哲学的新分支,是研究创新的一般现象,揭示创新的一般特征、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哲学。

一、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它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包括它自身,因而它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同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哲学和思辩哲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现代哲学的中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创新的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正如江泽民在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就在于它的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以往旧哲学的彻底变革和根本超越,是创新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当时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而后又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洗礼,但他们在革命活动中超越了前人,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彻底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合理内核—唯物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哲学的终极,而是哲学在更高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新开端。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未为其哲学设置一个终点,把它变成封闭、僵死的体系,而是敞开通向真理的大门,为这一学说的再发展留下了无限广阔的天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150多年以来,自身一直地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他们的哲学作了发展,他们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的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实践和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又不断地从批判旧东西中发现新东西,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在谈到辩证法的本质时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具有这种辩证法的本质,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学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教条。 “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着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应的定义”那只是一种“误解”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创新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这种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和二根本要求。

二、哲学创新必然形成创新哲学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是说,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而真正把握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哲学从总体上反映把握时代的基本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时代精神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哲学创新就是要根据时代的不断变化,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理应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时代是工业经济的时代,那么新世纪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是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的产物,是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是知识创新的结晶。在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和知识处于基础地位,起决定作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乃至整个知识的创新,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是创新经济。

事物的根本特征是标志着该事物得以成立的根本点,是本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主要点。创新作为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知识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主要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虽然也有创新,但创新数量少、速度慢、周期长,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力的投人,知识创新不是主要因素,不构成这些经济的主要点、根本点。而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创新的周期相对较短,创新步伐越来越快,产品更新换代具有加速度的性质。上个世纪80年代技术产品的一般寿命为30年左右,90年代则为20年左右,世纪交替之际则更短。有些高新技术产品的寿命甚至只有几年、几个月,就需要更新换代,计算机领域的产品更新周期已降为6个月左右。着名的摩尔定理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微软公司,正因为它不停地提供社会需要的新产品,才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内,搜取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知识经济需要不停地开发、不停地创新。要是没有创新,科技就不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会出现,知识经济也不会存在和发展。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知识经济的根本所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国家主席江泽民才在近年来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正因为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对创新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课题,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关注新时代的呼声,把握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提炼新的时代精神,为时代提供理性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创新,就必然要把创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创新哲学。

三、创新哲学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

创新哲学与哲学创新是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指哲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前进。创新哲学则是关于创新的哲学,是以创新为对象的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对创新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科学,是对创新的哲学审视。因而它是哲学的一个新分支,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创新哲学是研究创新一般现象,概括创新一般本质,揭示创新一般规律的科学。任何科学的建立,都必须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它基本的问题。创新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创新现象,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各种创新都具有的共同现象。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创新学是一致的,它同创新学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此从这意义上讲,创新学也可以说是创新哲学。但它同创新学也有层次上的一定差别。创新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创新的内在机制,说明创新的一般规律,着重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哲学则强调对创新现象的哲学审视和批判,对创新一般知识进行反思,提供创新的精神和理念。因此创新哲学是创新学的理论基础。

创新哲学研究的一般创新问题,是各种具体创新现象都:具有的共同问题,如创新的本质和特征、创新的根源和基础、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创新的类型和结构、创新的要素和机制、创新的过程和变化规律、创新的主体和客三体、创新的能力和素质、创新的意识和思维、创新的原则和方法、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创新心理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形成理性的范畴,就是创新哲学的基本通任务。

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冬创新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提供创新的一般理念。创新是一个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相关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影响创新的进程和效果。人的身体于和心理,特别是人脑这个复杂系统,是创新的主体,直接决定创新的进行和成败。人的心理素质如何,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怎样,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怎样,是创新哲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创新有哪些内在要素,它们有哪些内在联系,性质和作用怎样,都是创新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创贡新哲学也要研究创新的条件和环境,没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任何创新都不能进行。创新哲学特别要研究创新的根源和基础、创新的地位和价值,关注创新的伦理意义,突出创新对人类的影响、对自然的影响,审视每项创新的终极意义。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创新,要进行哲学批判,揭示其利弊,为人们制定其应用的伦理原则提供理念。

哲学的根本特征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82-02

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都争议不断。有的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的是实践性，不涵盖辩证性与历史性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主。还有部分哲学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辩证性和历史性，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认可实践唯物主义这一说。对于以上定义，笔者比较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且其实践性本质特点中还包含了辩证性与历史性的特征，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也说得通。

一、旧唯物主义的缺点

旧唯物主义又称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不懂得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只限于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注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反映论。由于马克思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的不足而形成的，因此在掌握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前，应先分析旧唯物主义的缺点。

（一）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必然会导致机械性的缺点

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的理解以直观形式为主，而这样一来就使得事物的本质得不到体现，难以获取事物内部的能动性及事物能动性的变化和发展情况，只掌握了事物的外部现象。在事物运动过程中，只能获悉直观感受下的机械运动情况，认为运动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形成起来的，使得原本多样化的运动形式变得机械化，而且围绕机械运动来揭露各种不同的现象。尤其将人的所有生理现象纳入到机械运动范畴。比如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学者拉美特利将人的身体比作机器，指出人的一切活动都属于机械运动，且通过实例证明自己的说法正确性：当人站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身体会机械性的往后退；寒冷的天气人的身体毛孔会机械性的闭起来，防止寒流涌入体内。可见，唯物主义的机械性缺点并非偶然形成的，而是因其直观性缺点最终所致。

（二）旧唯物主义未结合实践来直观世界，必将导致唯心史观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历史存在的根本在于存在有生命的个人，个人自觉和动物分开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非凭自己思维而进行，而是个人清楚的知道开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的重要性。个人最初的劳动实践，是人类社未来发展的引领，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各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领域，这样一来，就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和物质生产发展史间的一致性，人类口中津津乐道的世界历史体现的就是人通过自身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由此可以证明，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个领域中，实践占据重要位置，若不结合实际情况来考察历史，忽略历史发展中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实践关系，忽略自然科学和工业，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与自然、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相脱离的以抽象为特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旧唯物主义之所以难以涉及社会历史方方面面，是因为旧唯物主义忽视了实践对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只是通过感性的形式直观客观世界。所以其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过程中，仅仅将人和社会作为直观的对象来认识。这样直观到的人就非常的抽象，是感情领域中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由主观感受到的社会历史仅仅是各类偶然事件的积累过程，不能突出实际存在的必然联系。由于旧唯物主义未结合实践来直观人类社会，因此无法清晰的明确人类社会就是实际的物质过程，最终朝着唯心主义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应以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旧唯物主义的缺点，而直观性忽视了实践的作用与意义是旧唯物主义最突出的缺点，该缺点必然会导致机械性、唯心史观等缺点的产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由于旧唯物主义存在机械性、唯心史观等缺点，因此落实科学实践观，从实践角度出发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扬弃旧唯物主义缺点，实现具有实践本质、辩证本质及历史性的唯物主义已刻不容缓。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突出的一种本质，其内部蕴含了辩证性特征、历史性特征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决定了辩证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从实践的角度看待真实存在的世界，实现了能动性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人类实际开展的活动就是能动的改造现实存在的世界。在此基础上理解真实的世界，那么就将真实的世界作为了人类能动的改造领域及结果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自然社会中的人存在自然力和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联系实践来看待客观世界，通过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有效促进了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能动性间的统一，并基于此产生了实践的辩证法。其次以实践的角度为出发点理解世界，可以清楚的获悉世界并非是长期不变的事物的全面综合，而体现的是全过程。人类实际活动过程中，在对外部世界施加作用的同时，外部世界也会通过自身存在的能动力量对人施加作用，对实际存在的人的活动方式进行制约，决定了实践活动的成与败，让人们充分的了解客观世界原本就存在的能动发展的规律。同时，实践活动还使人们得到了了解客观世界本质特征与客观必然性的渠道。由此可见，人类要想理解真实世界，就必须注重实践这一“平台”，人们通过该平台全方位的认识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规律，并积极主动的体现真实世界中潜在的辩证法。通过统一实践辩证法和真实世界中潜在的辩证法后，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全方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集唯物论和辩证法为一体的目标，使得唯物论与辩证法达到了统一性，而一切的统一性都离不开实践观。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实践性特征下了解世界的必然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决定了历史的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而要想切实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首先就要从实践理解历史的角度获悉社会生活的本质。只有结合实践理解人类社会，才能清楚的获悉社会生活实况和历史发展中所遵循的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强调以实践为出发点来理解事物、实际、感性，因此就获得了了解历史的途径，进而正确认识唯物史观。除此之外，应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意识，清晰了解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类实际活动间的联系性，突出人类的本质特征，从而对不断变化的历史观中的重大课题予以有效处理。从揭露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依旧强调以物质实践角度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现象，通过深入分析物质实际情况及其内部矛盾，可及时准确的获悉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规律，从而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不难看出，实践性本质特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突出阶级性

在传统哲学中，总是将人类的理论思维活动看的比较重，而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却关注的较少，将看待与认识世界作为了核心任务，无法主动地站在哲学的角度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传统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直接强调了其不仅要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世界，还要以实践的角度来改变客观世界。以哲学的方式改造客观世界最根本之处在于建立符合于世界的哲学思想，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获悉具有符合世界的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通过共产主义社会带领人类走向解放。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就是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所以马克思非常清晰明确的提出了将无产阶级作为新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了主要的精神武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和阶级性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淋漓尽致展现。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解放思想主要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指导，消除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陈旧思想观，加强对各类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力度，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革命批判的本质；实事求是强调的是始终站在客观实际的角度，从中找寻其本质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一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其次，与时俱进强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现代社会，注重规律性，强调创新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品质，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的功能。解放思维与实事求是都必须符合与时俱进。

此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彼此间存在渗透、促进的关系，将这三者紧密联系可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构建一套涵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内的机制，从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本质特征、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的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得到了统一，唯物辩证中自然观及其历史观得到了统一，客观科学性与革命性得到了统一，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实践性，始终以实践的角度为出发点对事物、现实、感性科学合理的理解，因此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消除了将直观性、机械性、唯心史观作为本质特征的旧唯物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特征得到了全面体现，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之间存在互通性，有效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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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根本特征篇3

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罗嘉昌认为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主要参考文献：

①吴国盛：《自然科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同上。

③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1996年。

④张华夏：《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载《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同上。

⑥朱葆伟：《机体与价值》，同上。

哲学的根本特征篇4

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

希腊哲学在现代人心目中无疑拥有世界性的价值，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哲学冠有“希腊”二字而认为它只是地方性的。若我们对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地方性思想。

希腊哲学源起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古代希腊。希腊哲学思想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 黑格尔说:“在希腊生活的历史中，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时，以及有追溯的必要时，我们可以不必远溯到东方和埃及，只在希腊世界和希腊生活方式内，就可以追寻出: 科学与艺术的发生、萌芽、发达，直到最盛的历程，以至衰落的根源，都纯粹在希腊人自己的范围之内。”②

黑格尔的观点是典型的“西方( 希腊) 中心论”，与历史事实不符。在古希腊所在的地中海区域并存着多种古代文化，希腊文化并不是最古老的。希腊文化的后起决定了其来源有非希腊的一面。“希腊古典世界并不是一切事情的开端，相反，希腊人是在东方其他早期民族尽力投出的飞标所达到的地方拾起了这支飞标; 这是一个白温克尔曼和赫尔德以来就得到承认的真理。表明这一点的，部分是在希腊文献本身中已有的对埃及古代文明的回顾，部分可以从宗教诗中，尤其是从赫西俄德的诗中读到。”③

关于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公元 3 世纪时即有“希腊哲学始于蛮族”的说法，即认为希腊哲学的起源是非希腊的。持有这一说法的古人看到其他民族的思想家有与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相同之处，于是就认定这些非希腊的思想是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来源。波斯人的袄教僧侣、巴比伦人的迦勒底学派、印度人的苦行僧、凯尔特人的神圣一族、埃及人的祭司，等等，都被他们抬出来作为“希腊哲学始于蛮族”的证据。④

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是个“希腊中心论”者。他反对“蛮族起源说”，认为“这些作者忘记了，他们归之于蛮族人的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获得开始。”⑤他批评“蛮族起源说”的方法是: 承认这些非希腊人的观点与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指出这些非希腊的思想还不是“哲学”。“那些将哲学的源起归于蛮族的人又抬出了色雷斯人奥菲斯，称他———这个人距今年代久远是毫无疑问的———为哲学家。现在考虑一下他说的关于神的一些东西，我几乎不知道是否应当称他为哲学家。”⑥

第欧根尼•拉尔修说: “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的是毕泰戈拉; 因为，他说，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很快，人们就把研究称作智慧，称其专职者为贤者，以表明他达到了精神完美的境界; 而从事研究的人就是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⑦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约公元前 484 － 425 年) 用过“哲学”这个词，但它在文中的意思是“智慧”或“教诲”。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公元前 471 － 400年) 也用过这个词，意思也是“智慧”。⑨ 由此可见，哲学这个概念的最初涵义是不确定的，哲学的最初表现形态是“智慧”和“知识”，最初的“哲学家”是“贤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第一章记述的是包括泰勒斯在内的各位希腊“贤者”，而非哲学家。

考察希腊哲学的起源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讨论希腊哲学的策源地。希腊哲学并非源于希腊本土，而起于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城邦，带有种种地方性特征。

希腊哲学的策源地是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而不是希腊本土的阿提卡半岛。早期哲学家大都来自希腊人在伊奥尼亚地区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而非后来被政治家伯里克利称作“全希腊的学校”⑩的雅典。“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有着双重的源起: 一方面它开始于阿那克西曼德，另一方面则开始于毕泰戈拉。”阿那克西曼德的家乡是伊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瑏瑢 毕泰戈拉出生于小亚细亚沿海的萨摩斯岛。瑏瑣塞诺芬尼生于科罗封。瑏瑤赫拉克利特是爱菲索人。”巴门尼德是南意大利的爱利亚人。



早期哲学家拥有的知识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五花八门的、缺乏理性论证的。阿那克西曼德“发明了日晷指时针，将它安装在拉栖代蒙的日晷上，用以测定冬至夏至和昼夜平分点; 他还造了一个计时器。他又是第一个画出陆地和海洋轮廓的地图的，并且造了一个球体。”瑏瑧 毕泰戈拉去过埃及，通晓埃及文字，当过埃及僧侣，向他们学到了许多数学知识。瑏瑨塞诺芬尼是个吟游诗人，主要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活动。瑏瑩赫拉克利特“长大后宣称自己什么都懂。”瑐瑠恩培多克勒对各类自然现象作了大量观察和解释，在天文、气象、生物、生理和医学等方面有过许多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掌握的科学技艺夸大到近乎江湖奇术的地步，并公然以“不朽之神”自命。总之，这些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充满着地方性特征，他们的观点对世人来说是新颖的、无法理解的。

第欧根尼说: “哲学的起源之所乃是希腊，它的名字拒绝使用其他说法。”这一说法的要旨不在于否定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而在于强调希腊哲学的原创性。确实可以认为，承认希腊思想来源的非希腊性并不会导致对希腊思想原创性的否认。希腊哲学确实是古希腊民族的原创。罗素说: “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瑐瑣那么，希腊人为西方，乃至于为全人类提供的这种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逻各斯”( 道) ，就是理性，就是理性思维。希腊哲学的诞生就是将希腊各城邦的那些原有的地方性“智慧”上升为一般的“逻各斯”的过程。

哲学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的人们对世界总体的认识。这一认识内容本身决定了哲学必然采用理性思维( 逻辑思维) 的方法。理性思维在西方始于古希腊，始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早期思想家处在人类认识从前逻辑思维向逻辑思维发展的过渡阶段，在他们那里，非逻辑思维仍占主要地位，逻辑思维则处在萌芽状态。“伊奥尼亚思想家有关宇宙和自然本身起源的思辨起源于一种以荷马、赫西俄德和‘奥菲教的诗歌’等希腊思想为代表的、古老的宇宙论传统，一种与埃及的神话体系和近东文明有相当大亲和性的传统。”瑐瑤这些思想家的思维成果更像智慧，而非理论，把它们放回广阔的智慧语境中加以理解更为妥当。

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哲学家有过一个很奇怪的评价。他说: “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还不是哲学家。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他们是更伟大的思者。”瑐瑥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论断。哲学兴起之前，还有思想。希腊思想的“第一个开端”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早期思想家那里。人们通常称他们‘哲学家’或‘自然哲学家’。但海德格尔认为他们不是哲学家，而是“思者”。不过，否认希腊早期思想家是哲学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希腊哲学的诞生与发展不起作用，因为没有过渡和预备也就没有真正的开端。如果我们认定哲学的本质特征是理性思维方式，那么在爱利亚学派那里，这一特征已经明显表露。这是寓于希腊哲学“地方性”特征之中的“世界性”。

理性是人类文明中现有的最高成就，它的发展过程和迄今为止的文明史过程同步。“哲学思维并不从某个零点开始，而是必须用我们已经拥有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瑐瑦研究希腊哲学的学者喜欢把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称作“逻各斯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之为西方近性主义的前身。以此为希腊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那么巴门尼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希腊思想发展到巴门尼德这里，已经迈入了理性思维的门槛，其主要表现是形式逻辑在思考中的不自觉的运用。在巴门尼德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这一临界点。他的《论自然》从形式上看是诗歌，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散文。大量的抽象概念，连篇的假设、推理、证明。从假设存在的单一、不动的属性开始，推论出存在的各种标志，演绎出一系列的结论。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是真正的“概念的劳作”( 黑格尔语) 。古希腊哲学从他那里开始真正迈进了理性王国的大门。

希腊哲学的主要思想成就

希腊哲学兴起于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辉煌于雅典。公元前 500 年，伊奥尼亚诸城邦起义，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从这时起直到公元前 4 世纪 40 年代马其顿统一希腊，这是希腊城邦制度从繁荣到衰落的时期，被史家称作古典时期。“希腊古典时代大约只有一个半世纪，但这阶段的哲学发展在历时千年的全部希腊哲学史上却占着最显著和最辉煌的地位。”瑐瑧在这一时期，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从殖民地区转向希腊本土，雅典经历了希波战争的考验，成为希腊民族的文化代表。与此相应，希腊哲学的中心亦从海外殖民城邦向希腊本土转移，向雅典汇聚。

阿那克萨戈拉是把哲学引入雅典的关键性人物。他本是伊奥尼亚的克拉佐门尼人，瑐瑨 成年以后去了雅典，在那里待了 30 年。希波战争的胜利为雅典赢得了全希腊的尊敬，给她带来了空前繁荣，但此时的雅典公民思想却仍旧很保守，无法理解阿那克萨戈拉带来的原产于伊奥尼亚地区的科学知识。比如，阿那克萨戈拉宣称太阳是一块红热的金属，雅典人对此大惑不解，有人控告他不敬神，连伯里克利也无法保护他，最后被逐出雅典。

公元前 5 世纪下半叶，希腊出现了一批自称“智者”的职业教师。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希庇亚、安提丰、塞拉西马柯、克里底亚是其中的知名者。他们以雅典为活动中心，收费授徒，传授修辞、演说、辩论、诉讼的技能，传播城邦治理和家政管理的知识，提高了雅典公民的文化素质。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提出许多新观念，对雅典的现实生活产生广泛影响。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作“智者运动”，也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一次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从智者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从宇宙转向人，从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有吸引力的理性问题转向更迫切的人生事务和行为的问题。”瑑瑠希腊哲学“走上了人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 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意志力。”

经历了这种启蒙和哲学转向以后，希腊哲学成形了，涌现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理论化、体系化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成为希腊文化经典，是希腊哲学的代表性成就，对后世，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影响。

西方学者对柏拉图的溢美之词无数。伯奈特说: “柏拉图曾经是我们文化中的一切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东西的源泉。”瑑瑢 这一评价着眼于文化，柏拉图是西方文化之源头，就好像中国文化中的孔子。怀特海说: “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瑑瑣这一评价着眼于西方哲学的传承，认定由柏拉图开创的理性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流。波普尔说: “柏拉图著作的影响( 不分好坏) 是无法估计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在任何时候不是非柏拉图的。”瑑瑤这一评价着眼于柏拉图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对后世西方哲学所起的定型作用，你再怎么反柏拉图，也摆脱不了理性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 是后人对西方哲学自发端以来逐渐形成的理性思维方式的概括。本质主义认定并相信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隐藏在其外在形态之中的本质( essence) ，从而把揭示事物的本质作为哲学认识的根本目的，把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称为真知识，其他知识则是意见或谬误。

追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起源，许多人将它归于亚里士多德，而实际上应当归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说: “在青年时代，柏拉图开始熟知克拉底鲁，也赞同赫拉克利特的意见，即一切可感事物都在不断流变，关于它们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他在晚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苏格拉底却致力于伦理学，对整个自然则不过问，并且在这些问题中寻求普遍，他第一个把思考集中于定义。柏拉图接受了这种教诲，不过他认为定义不是关于可感事物的，而是另一种存在者。由于可感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不能有一个共同的定义。这样，他把这另一种存在者称作型相。”瑑瑥亚里士多德的阐述符合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寻求一般的定义就是寻求共相。柏拉图看到普遍的定义不能归于可感的事物，因为它们是变化的; 普遍的定义只能归于另一类存在者，这类存在者就叫做型相; 可感事物的变动不居表明它们不真实，而事物的名称、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 型相是事物的共相和本质，型相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彼岸，恰恰相反，型相就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柏拉图是第一位专心思考这些事情的西方哲学家，而且他的型相论就试图解释这些事情的存在。”

柏拉图的“型相实在论”是古希腊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它之所以能发挥长远的影响，不在于柏拉图提出了“型”和“相”这样的本体，而在于他确定了一个求真和求实的基本思维模式。任何有时空限制的在者都不是本质，驱除了时空的限制方能达到本质。只要我们像柏拉图的“型相论”一样设定一切“存在者”均有真实程度之别，并将最真实的“存在者”规定为追求的目标，那我们就是柏拉图的学生。抛弃了“型相实在论”的思维框架，就等于彻底放弃理性思维，而诉诸于其他。作为西方哲学最根本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由柏拉图奠定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思维达到了一个高峰，“希腊哲学达到完善”。瑑瑧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分析，那么这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亚里士多德铸就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建立，是希腊古典时期哲学自觉反思人的理性思维而结出的硕果，标志希腊科学理性精神的升华，奠定了西方分析理性的传统。”瑑瑨创建系统的逻辑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领域，并且它掌握了各种知识的早期发展线索，同时对这些线索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详细阐述。它对每个知识领域都有同样的兴趣并给予了同样的理智上的评价。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全面地满足了知识发展的需要。”瑑瑩得益于推理和证明，亚里士多德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这样具有严密公理化的数学演绎系统。天文学已经从对天体现象的零星观察进入对天体的系统研究，提出有关天球模型的假说。生物学的经验性知识快速积累，逐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知识。物理学知识虽然仍以自然哲学的形式表达，但已具备理论物理学的科学价值。可以说，希腊古典时代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为逻辑学的诞生准备了大量思维材料，而逻辑学的创建又为当时的科学知识系统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独立的学习精神得到了彻底的发展。由于他广泛的科学成就，他成为希腊科学的化身，并因此在两千年的时间中充当‘哲学家’的代表。”

亚里士多德在纯粹的哲学理论中也有重要贡献。“本体问题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核心。”瑒瑡他最先把“本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进行分析和论证，并提出有一门专门研究本体的学问，即“本体论”( ontology)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哲学是“第二哲学”，本体论和研究终极因的神学则是“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神学就是他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a) ，尽管他本人没有用过“形而上学”这个词。

柏拉图的“型相实在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是古希腊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成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楷模。他们的思想仍然是希腊的，仍然是地方性的，但却具备了世界性的价值。而在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中，这种世界性的价值日益彰显。

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 322 年逝世。这个年份是整个希腊哲学两大部分的分界线，“亚里士多德之前”( 含亚里士多德) 是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早期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之后”是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 Hel-lenistic philosophy) 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统称“晚期希腊哲学”( Later Greek Philosophy) 。

学界长期存在着“重希腊、轻罗马”、“重古典时期、轻晚期希腊”、“重哲学、轻宗教”的倾向。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重视“古典时期”，忽略长达八百年的晚期，重视“纯希腊”的东西，忽视希腊哲学走向东方，走向整个地中海世界以后的情况，重视“纯哲学”，忽视哲学与宗教在罗马帝国文化环境中的内在联系、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哲学在罗马帝国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古代基督教哲学家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超越。产生这种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不了解古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不了解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嬗变。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出发看问题，从希腊哲学的世界化角度去看待晚期希腊哲学，我们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判断。

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步伐传遍整个亚历山大大帝国( 希腊化时期) ; 第二步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传遍整个地中海世界( 罗马帝国时期) ; 第三步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进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直至欧洲文艺复兴( 西方中世纪) 。

“希腊化时期”( Hellenistic era) 的时间边界很清晰。“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 30 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瑒瑢希腊文化在这一时期传播至北非和亚洲，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原有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汇。它虽然仍属于希腊文化的范畴，使用希腊的语言，承袭希腊的传统，但与古典时期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走向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从雅典转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希腊一体化与地方多样性相结合，消极没落的个人主义和眼界开阔的世界主义并存。

与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特征一样，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特征也是罗马一体化与地方多样性的结合。屋大维于公元前 27 年拥有了“奥古斯都”的称号。从此时算起，到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帝国的历史长达 5 个世纪。再往后，则有东罗马帝国( 拜占庭帝国) 长达 1000 年的延续。帝国建立之初，罗马帝国文化实际上处于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状态，而以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为主干。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文化融合，帝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的整合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统一的罗马帝国文化基本形成。再往后，罗马帝国文化由盛转衰，而基督教文化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上升为帝国文化的主流，完成帝国文化的转型，经过帝国晚期的动荡，向中世纪文化过渡。

希腊哲学是“希腊精神的嫡子”。瑒瑣广义的希腊哲学不仅是指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而且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在内。晚期希腊哲学是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产物，它已不是纯粹的“希腊哲学”。把握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方能准确认识晚期希腊哲学。“从希腊化至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 通称晚期希腊哲学) ，从学说内容至哲学家的活动和学派的建立，以及哲学的影响都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本土的成果。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相会，早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

把握了地中海世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总体状况，描述希腊晚期哲学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基本框架。首先，我们看到希腊古典时期的哲学对晚期哲学有重大影响，晚期哲学是古典时期哲学的延续，晚期各个哲学流派的表现形式受到古典时期哲学体系的制约; 其次，晚期哲学受时代变迁的影响，哲学的社会功能突显，因此，各种哲学普遍具有伦理化、实用化倾向; 再次，处在一个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的时代，晚期各种哲学必然要反映时代的变化，要对当时的宗教浪潮作出回应，因此在观念交流与精神融合的过程中，哲学与神学的界线消融。希腊哲学经过晚期的发展，多样化、非希腊化了。斯多亚学派对伦理学的重视及其世界主义、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怀疑论对不可信与不可知的探索、新柏拉图主义中哲学与宗教的合流，所有这些有关晚期希腊哲学发展的具体问题都需要我们对哲学有比较宽泛的理解，不能把晚期希腊哲学问题仅限于所谓本体论或形而上学。

公元 529 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希腊哲学的发展在外在形态上走向终结，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和论证方法并没有死亡。它们被基督教思想家系统地吸取并加以运用，成为建构基督教神学教义体系的根本方法。奥古斯丁在融合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方面做得最为成功。他用基督教的教义精神重整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理论，终于把基督教哲学扩展到自成家数的阶段。他是西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大都继承这一路线，其融合古典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的努力贯穿于整个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让理性服从信仰，但并没有驱逐理性。所以，整个中世纪虽然没有独立的希腊哲学研究，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在经院哲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

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希腊哲学的遗产在地中海世界大部分佚失，但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却得以保存。“当哲学正象科学和艺术一样，在西方由于日尔曼民族的统治而枯萎的时候，它就逃奔到阿拉伯人那里去，并且在那里达到一种美好的繁荣; 并且正是从他们那里，首先有些哲学方面的东西来到了西方。”瑒瑥公元 8 世纪时，阿拉伯世界开始对希腊哲学著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扩展了阿拉伯词汇，形成了与希腊概念相对应的哲学概念。“阿拉伯人主要地是通过落到他们的统治之下的叙利亚人得知希腊的哲学。叙利亚人是有希腊的文化教养的，并且形成了希腊国家的一部分。在叙利亚，在安提阿，特别是在贝鲁特和以得撒，有很大的学术机关。叙利亚人构成了希腊哲学和阿拉伯哲学之间的联接点。”瑒瑦到了公元 9世纪末，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中心。阿拉伯人积极主动地掌握希腊文化的遗产，并且创造性地将其推进。

阿拉伯人对希腊哲学的兴趣集中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阿拉伯人之获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件事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最初乃是通过这条道路，西方才知悉了亚里士多德。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和亚里士多德的章句的彙编，对于西方各国，成了哲学的源泉。西方人曾在一个长时期里面，除了这些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译本和阿拉伯人的评注的翻译之外，半点也不认识亚里士多德。”瑒瑧以翻译希腊哲学著作为基础，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哲学家对希腊哲学进行研究。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文艺复兴后的西欧才得以重新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宝藏里把希腊文献发掘和迎接回来，使之在欧洲重新得到研究和发展。希腊哲学在阿拉伯文化中的传播过程告诉我们: 希腊哲学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它也属于东方，属于全人类。

希腊哲学的世界化历程

把握了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历史事实以后，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否丧失了它的地方性特性?

我们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确实丧失了它的地方性特征，但是希腊哲学经历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以后依然是希腊哲学。为什么? 因为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并没有丧失其基本特征，希腊哲学锻造的理性思维方式没有被后人抛弃，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没有被后人遗忘。而且正是由于古希腊哲学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它的世界性价值才体现出来，才令后人“感念古代的崇高成就，始终不忘希腊思想为人类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瑒瑨“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瑒瑩

哲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与宗教同处民族文化的核心层面。希腊哲学一旦发育成形，它就越过民族文化的藩篱，在地中海世界传播开来以后，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就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拉丁文化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一站，整个地中海世界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二站，阿拉伯世界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三站。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希腊哲学继续向全世界各个地区传播。希腊哲学在其向其他民族、其他地域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地方性，甚至失去了他的民族性，乃至于最终将会失去它的希腊名字，但它的基本精神已经化为更新中的其他文化的基因。

什么是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黑格尔有过一个总结。他说: “正如希腊人在生活上安于家园一样，哲学也是畅适自足，哲学上的畅适自足，亦即人在精神上的畅适自足，怡然如在家园。如果我们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就应该对他们的哲学特别有家园之感，———不过哲学并不只是在希腊人那里有如故乡，因为哲学本身正是人的精神的故乡; 我们在哲学里所从事的，乃是思想; 乃是我们内在的东西，乃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思想的发展，在希腊人那里，是从他们最原始的素质中启发出来，发展出来的; 我们不必远求于外在的机缘，便可研讨希腊哲学。要了解希腊哲学，我们必须亲身流连于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瑓瑠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希腊哲学的特征是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希腊哲学“地方性”特征的消失正是其“世界性”特征增强的同一过程。

哲学的根本特征篇5

关键词：俄罗斯哲学；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z011)04-0023-02　收稿日期：2011-07-05

研究任何一个客体对象的基本方法是要充分了解其现实依据，挖掘其理论渊源，对研究对象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考察，甚至还要研究其出现之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各种可能。只有在充分占有各种资料和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发展进程之后，才可以对研究对象的内在特点、外在关联、有机结构、类型特征、独特之处等问题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因此，研究俄罗斯哲学的类型同样要遵循这一基本做法，并且应着重分析体现俄罗斯哲学独特性的并已深深地嵌入到系统整体中的一些思想观念。

俄罗斯哲学的开端是和罗斯受洗相关联的。平静自然的多神教泛神论被基督教取而代之，从而出现了精神与物质、善与恶、神的源头与魔鬼的源头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循环往复的思想被末世的、终结的观念所代替。昔日被世代相袭的观念所支配的多神教教徒变成了新教徒，他们开始听从于个人道德责任的召唤，整个生活与外部世界相关联，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服从于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时，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视野都在不断扩大。

这一时期，古罗斯思想的重要特征开始形成，并深深地浸入到以后各发展时期。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泛伦理化或伦理本体化

这一特征表现为竭力把所有的社会和自然现象都纳入到道德伦理范畴之内。我们在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外族入侵俄罗斯被解释成国家道德腐化，上帝施以的惩罚。甚至疾病侵袭、王朝衰落、帝国灭亡都用同样的原因进行解释。

2.历史哲理性

古罗斯人不仅努力描写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且还力图挖掘其产生的内在根源，由此也形成了对历史进行哲学阐释的历史哲理性，这也是俄罗斯传统中比较稳定的倾向。这一点在都主教伊拉里昂的《法与神赐说》中有明显体现。在该书中将世界历史的意义解释成为新约的神赐代替了旧约的法规，而且，11世纪的思想家还将基督教普济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解释历史。

3.人本主义

这是与上述特征密切相连的另一特征，古罗斯思想家对人、对精神、使命、存在的意义尤为关注。这一特点在《费奥多西佩切尔斯基传》中体现得较多。

4.柏拉图主义

其存在形态是皈依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与哲学、语言学、神学融为一体，这是俄罗斯思想的又一本质特征，我们不仅可以在基里尔・图洛夫斯基、马克西姆・格雷克、约瑟・瓦洛茨基、西梅翁・波洛茨基等一些中世纪的人物身上看到这一特征，而且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鲍威尔・弗洛连斯基、谢尔盖・布尔加科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身上也可以明显体会到。他们其中每一个人都集三种角色于一身：语言艺术大师、深邃的思想家、神学家。语言学是人文知识的基础，如果不理解和掌握语言，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人文创造活动。只有掌握语言艺术的大师才能以形而上之思去追问存在的始基或者仰望星空去探索最高的宗教价值。

5.索菲亚性

与罗斯受洗的同时还形成了俄罗斯文化和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即索菲亚性，这鲜明地体现在俄罗斯索菲亚哲学中。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思想的索菲亚性不仅限于口头形式存在，而且也通过教堂建筑、宗教艺术、圣像画术、赞美诗写作等非口头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且后者比前者更加深入人心、更加令人难忘。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重新审视那种只是以口头形式存在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对俄罗斯思想和文化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还需扩大研究范围，以最大限度地弄清所有口头的和非口头的文本。

索菲亚的形象是由各种不同形象交叉错合产生的：有智慧女神雅典娜，有对艺术、技艺、哲学庇护的圣徒，有寓言书中用七根柱石修建教堂并召唤一切渴求内在知识的人走入其中的圣母。

哲学的根本特征篇6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表征危机；能指；所指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1420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1A1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W007）

作者简介：蒋晓娟（1974），女，湖南邵阳人，硕士，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

杨向荣（1978），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在西方思想史上，语言学的转向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可称为语言的转向，主要以分析主义哲学以语言问题取代传统哲学问题和存在主义哲学重新反思语言和存在等范畴为代表。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主要是指现代语言学家对语言及其相关范畴的重新阐释，以及运用语言学理论作为研究其他人文学科的参照系。“语言学转向”不仅对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西方文学研究产生了强烈冲击。“语言学转向”的现代性后果则是语言的能指功能被进一步强化，而所指功能被遮蔽。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使语言被强化为“牢笼”，而各种对语言表征功能的质疑也引发了当下语言“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 crisis）声音的出现。

一

作为表征问题的“语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和生产，因此，语言是进行意义生产和文化生产的主要载体。维特根斯坦、索绪尔、海德格尔所引发的“语言学的转向”，从一种说法看就是人们对于意义所产生之处的看法发生了转变。[1]（P57）意义所生产的究竟是语言还是世界？是世界在说语言还是语言在说世界？这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也使语言变成了哲学所关注的焦点。传统的语言观把“语言”看成是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一种“再现”，一种状物写意、从而能在人际进行交流的符号象征，我们称为“表征”。

语言所表征的既是客观的现实世界存在，同时也是主体主观意义的世界，因此，语言自从诞生日开始就具有两大任务：一是摹仿再现客观世界，二是表达人的主观思想情感，而表征正是这两大任务的执行者。表征既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同时也是个体主观意义的世界，而这些都需要通过语言而得实现，如在柏拉图的《克拉蒂勒斯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观：一种是把语言看成在本原上与世界、与思想经验最终合一的“逻各斯”；另一种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惯例，词语由其他的词语衍化而成的，17、18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也认为语言是世界的表征，与所指事物有内在的同一性，在他们看来，语言既是媒体，又是“表征”。语言学转向之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将西方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这种语言与其所指最终合一的语言观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并将其视为批判的目标。

表征一方面与语言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化及其意义密切相关。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它是文化意义传播的主要载体，只有通过语言才可以发现意义和进行交流。而语言之所以能被发现和产生交流意义，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表征系统来完成。第一个系统使我们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意义与符号之间的建构相似性，这些符号被组成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意义的各种语言中。在这个意义上，表征意味着通过语言的符号组合向他者说出有意义的话来表达这个世界，如霍尔所言，表征是某一些或一类文化的意义的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也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意义依赖于我们思想中形成的可以代表或“表征”的世界，是我们能够指称我们头脑内部和外部两种事物的各个概念和形象的系统。[2]（P1517）可见，表征一方面涉及符号与所表征物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有着密切关联。

在这种表征中，文化其实已被定义为一种过程，一种实践，以及一个社会或者集团之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文化意义不仅仅在我们的头脑中，同时它也组织和规范着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实际的效果。表征之所以产生，主要通过意义来进行，如霍尔所言，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建构出来的，它并不内在于事物中。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它是指意实践，即一种产生意义、使事物具有意义的实践的产物。[2]（P3）可见，意义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表征方法所生产出来的，尤其是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意义在大众传媒和全球通讯手段中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使得意义在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生产出来。但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意义所产生的主要“媒介”是语言，语言的表征意义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使得社会生活秩序化和能够得以控制的一系列的生活规范以及标准。基于此，对“表征危机”的讨论就应当从“表征”系统中的语言本身入手。

二

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哲学范式的转换，在这次转向中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维特根斯坦早期写作《逻辑哲学论》，就旗帜鲜明地主张：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对思想进行逻辑解释。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是一种逻辑解释活动，而解释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完成。泰赫指出，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以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方式对语言展开批判的。因为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语言仍然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但同时又认为这面形而上学的镜子不仅已经破碎，而且将破碎的镜子拼合起来的努力也已失败。[3]（P8）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偏离了早期的观点，转向了对“语言游戏”的研究，希望通过“语言游戏”向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发起挑战。他在《逻辑哲学》中写道:“我将把这些游戏称之为‘语言游戏’，并且有时把原始语言说成是语言游戏。给石料命名和跟着某人重复词的过程也叫做语言游戏。我将把由语言和活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4]（P7）维特根斯坦的批判矛头直指由于语言误用而导致概念混乱的传统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所产生的荒谬的形而上学难题，是由于传统哲学家对日常语言的滥用或者误用所引起的。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开创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突显了语言的自主性，也使得西方人文学科逐渐把研究重心转向了语言。

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求助于科学的语言逻辑不同，海德格尔则从语言言说的形而上学维度对西方传统哲学展开了批判。海德格尔认为，主体以语言的方式认识世界，世界因此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是存在的家”[5]（P46）。这话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存在”是“语言”这个家的主人，“语言”这个家是由“存在”所决定和建构；另一方面，“语言”这个家一旦建立，它就成了“存在”的栖身之地和庇护之家。在第一层意思里，“语言”是作为工具使用的，在第二层意思里，“语言”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在看护和约束着“存在”，语言因此获得了本体论的特征。在海德格尔看来，把语言理解为表述或交流的工具并没有抓住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在于其本体论的意义。对此，海德格尔认为，说话的是语言，而不是主体，主体只是在他向语言进行反应时才说话。“人言说只是因为他回答语言”[6]（P183），这就是说，主体创造语言，赋予它特定的意义后，语言就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人类的思想言行。主体认识了语言，就可以通过它去认识世界，世界通过语言得以体现，是语言将世界具体而明确地呈现给主体。主体掌握了语言，也就等于掌握了通向世界的有效通行证。而且，主体的“言说”是对语言的倾听与应和，说话人本身受到语言的一定制约；另一方面，主体的“言说”其真正含义往往会超越主体在“言说”时的主观意图，所以主体的“言说”不是按主体的意图行进，而是主体跟着“言说”时所呈现的真正含义行进。在这个意义上，决定“言说”的是语言，而不是主体。这样一来，主体与语言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不是主体在各种活动中创造并使用语言，而是语言使主体的活动成为可能，显现出意义。主体不再是语言的主人，恰恰相反，语言才是主体的主人。在海德格尔看来，主体说语言，在语言中获得自身存在的证明，而这是通过诗的途径来达到的。相对于其他语言形式，诗是最纯真的语言，最纯粹地表现了语言的“言说”。诗是语言的作品，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正是诗的本质和功能，因此，语言和诗在存在本体论意义上便具有了同一性。

“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上的伟大革命，同时，“语言学转向”也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界和诗学界的重大革命。促成这一转向的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表征世界的方式是符号，每个语言符号都包含能指与所指两个方面。能指和所指是语言学上的一对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看作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有声意象的统一体，有声意象又称能指，概念又称所指。“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7]（P102）能指是语言文字的声音和形象系统，而所指则是语言的意义内涵系统。人们试图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内涵及意义叫所指，而语言实际传达出来的形象叫能指。此外，索绪尔还认为，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任意性。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语言中的词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语言的音义结合、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天生注定的，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社会交际而约定俗成的。词的语音和语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某一个意义不一定非得用某种声音代表不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从某个语言的生理或物理特性看不出它要与某个概念意义结合成语言符号的道理。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真正对象是就语言并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在他看来，现代语言学是一种共时语言学，研究对象是同一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7]（P173）我以为，对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提供了两方面的理论支撑：一是把语言和言语加以区分，强调语言学研究的任务不在于个别人的个别的语句，即言语，而在于所有言语行为者都必须共享的规则和系统，即语言。第二，把语言看成一个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系统，认为语言的音义结合、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天生注定的，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社会交际而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的理论域中，词的语音和语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某一个意义不一定非得用某种声音代表不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从某个语言的生理或物理特性看不出它要与某个概念意义结合成语言符号的道理。卡勒认为，索绪尔突显语言能指而遮蔽所指的做法，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无疑是一场致命性的打击。[8]（P166）确实，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彻底颠倒了传统的语言观，不仅实现了现代语言学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革命性转型，而且他的理论与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语言观的颠覆相互呼应，共同促进了“语言学转向”的最终完成。

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索绪尔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表征语言观。这样一来，语言所具有忠实传达人的意思的可靠性动摇了，人们开始怀疑，对于这种不可靠的语言媒介所再现的世界，是否仍然具有合理性？于是，语言的“表征危机”出现了。

三

自“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对“语言表征”的质疑也相应变得突显。传统的形而上学语言观把语言当作反应自然的一面镜子，而“语言学转向”打碎了这面镜子，使人们对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失去了信任。塞尔登写道：“文学文本‘再现’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头脑里的或社会的东西、这种观念似乎已经不证自明。但结构主义及其后继者对这――基本假说提出质疑，认为话语绝不是再现的，因为语言系统的作用并不是象征客体，而是产生‘差异’（例如声音之间的差异）。尽管语言有这样的限制，我们还是相信词语能够再现我们愿意‘当真’的事物或观念，也就是把事物或观念重新‘呈现’给我们。”[9]（P1）可见，语言既是世界或哲学观念的真实表征，同时它也可能成为世界或哲学观念歪曲表征。

而且，自“语言学转向”之后，很多问题都被划定到具有符号象征的语言上来，对于客观存在的世界已不再关注。这种性质的变化被划定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现代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对人们产生意义的时代；而所谓后现代，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文本的世界、语言的世界、象征的世界。西方许多后现代思想家的思考都是存在于语言层面的，他们的语言表述是一种“语言游戏”，受语言自身所左右，而这种表述与社会的实际存在是否一致是值得怀疑的。

对语言的表征危机，盛宁将其概括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绝对地将语言看成与世界隔绝的独立的符号世界，认为语言一旦被索绪尔划分为“能指”和“所指”，就再也不能倒回去了，如德里达主张“文本以外一无所有”。另一种情况是相信语言是一个自足自律的系统，强调语言的界定世界、建构现实的功能，如法国人阿兰・罗伯格里耶就主张“真实”与“虚构”有鲜明的界线。第三种情况是相信语言呈现了世界，同时又相信语言最终并不触及世界。这种看法对于后现代的文学创作和语言学转向以后的西方后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 P（6263）盛宁的观点很具代表性，顺着盛宁的观点，我以为，所谓语言的表征危机，就是人们对通过语言媒介对于世界的把握产生了某种怀疑，怀疑这样所把握的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幻象”，怀疑语言媒介再现世界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可见，“语言学转向”粉碎了传统哲学的镜式语言观，语言不再是一面反映现实的静止镜子，而是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而且，“语言学转向”也颠覆了西方传统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传统哲学将语言视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而“语言学转向”则使这面镜子不可避免地破碎了，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如盛宁所言，文学既可以作为世界或某种哲学观念的表征，但同时也可能是世界或哲学观念的歪曲。文学这面镜子并不忠实反映它所面对的事物，它本身就完全可能是一面哈哈镜。那么，我们凭借语言这个很成问题、很不牢靠的媒介去解释世界，其可靠性和合理性又如何呢？[1]（P61）也就是说，人们在充分认识到语言在再现事物、表达意义方面的局限之后，开始自觉地关注起语言自身的不稳定性和语言在状物表意时的不确定性。语言的表征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而这，不能不说是“语言学转向”留给我们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

[1]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THIHER,A.Words In Reflection:Modern Language Theory and Postmodern Fiction[M].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4.

[4]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戴晖，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7]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STURROCK J，ed.Structuralism and Since From Lévi Strauss to Derrida[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9] [英]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Oustanding Signifier and Covered Signified

――The Representation Crisis under the Linguistic Turn

JIANG Xiao-juan1，YANG Xiang-rong2

（1.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Guangzhou Maritime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 510725,China；

2.Literary and News Departmen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哲学的根本特征篇7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考点1哲学与世界观、方法论的关系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世界观是人们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同时又是方法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理论。

考点2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凡主张世界的本质是物质，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都属于唯物主义派别;断言意识是世界的本质，坚持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的。则属于唯心主义派别。凡是主张思维与存在之间有同一性，即主张思维能够正确认识存在的哲学，都属于可知论;凡是主张思维与存在之间没有同一性，即主张思维完全不能或不能完全正确认识存在的哲学，都属于不可知论。

考点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1)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2)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生提供了牢固的自然科学基础。

(3)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其中的黑格尔哲学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

考点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的完备的理论体系。

(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基础上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无主阶段哲学。

考点5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导意义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主阶段政党制定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

哲学的根本特征篇8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　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　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　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　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　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　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　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　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　、“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　”[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　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　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　“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　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　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　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　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　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　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　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　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　。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　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　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　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　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　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　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　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　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　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　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　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　，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　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　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　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　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　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　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　，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　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　，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　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　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　、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　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　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　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　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　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　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　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　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　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　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　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　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　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　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　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　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　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　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　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　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　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　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　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　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　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　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　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　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　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　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　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　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　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　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　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　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　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　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　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　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　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　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　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　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　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　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　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　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　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　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　，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　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　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　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　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　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　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　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　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　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　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　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　，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　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　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　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　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　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　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　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　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　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　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　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　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　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　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　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　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　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　”、“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　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　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　，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　，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　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　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　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　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　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　、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而，尽管形形色色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　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　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　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　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　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　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　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　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　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　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　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　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　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　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　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　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　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　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　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　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　。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　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　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　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　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　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　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　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　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　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色色的　“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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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78.

哲学的根本特征篇9

一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一门历史科学。黑格尔曾经对历史科学有过这样的理解，历史科学区别与一切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在于历史研究所要完成的任务———历史的本质在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所以在历史研究当中对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对它的题材的理解就会造成片面性的责难，这就致使“历史本身必然成为一个游移不定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历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以贯之的理解，而历史观的相对稳定性是需要经历一个特殊的过程才能获得的，这就为哲学史的研究增加了困难。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也是一门哲学研究，我们常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研究无疑就是对哲学思想的把握，而哲学本身的思想性、深邃性和个性化特点也为哲学史研究带来困难，“如果对于哲学有了不同的概念，那就只有真的哲学概念，才能使我们理解那些根据哲学的真概念从事工作的哲学家的著作。因为在思想里，特别在思辨的思想里，把握哲学内容是与仅仅了解文字的文法意义，和仅仅了解它们在表象或感性范围里的意义很不相同的。”①因此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即使我们自以为清晰地把握哲学家的论断、命题和意见，且尽力地通过命题思索前提并推断解构，但是否我们就把握了哲学思想背后之意义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恰如黑格尔所说的“动物听音乐”———只能听到音调却无法感受音乐的和谐性和美感。西方哲学史更是“舶来品”——— “西方”的文化，它与我们与生俱来、熏染其中的中国文化的巨大反差使我们难以体味西方人的历史情境、感受西方人的思考方式、移入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中。“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是继母土和多立克样式、哥特样式的精神童年之后的理智时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中介，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②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是一种精神气质上和历史生成上的文明冲突，这就为文明冲突中另一文明的把握制造了困难。

如此一来，西方哲学史研究本身的诸种困境必然要以循序渐进、不断探索、与时俱进为其研究的基本特征，事实也是如此。纵观西方哲学史传入中国并进入研究领域的百余年时间，可以发现西方哲学史研究走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这一逻辑进路又与研究者的研究范式乃至思维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从外在的历史观点看来，便会以为理念发展的阶段似乎只是偶然的彼此相承，而根本原则的分歧，以及各哲学体系对其根本原则的发挥，也好像纷然杂陈，没有联系。但是，几千年来，这哲学工程的建筑师，即那唯一的活生生的精神，它的本性就是思维，即在于使它自己思维着的本性得到意识。”③黑格尔所说的理念发展的阶段正是现实世界变化的内在根据，所以这一变化可以概括为人的思维形式决定外在历史的变化，这一观点虽然有较为明显的“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痕迹，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内在关联，即人们在生活领域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行为方式又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当然黑格尔没有看到现实生活本身对于思维方式的影响）。以此观点看待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百余年历程就会发现，不同时期人们在生活领域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决定不同时期研究范式的关键因素。

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可以概括为肯定式研究范式。这一“肯定式”方式首先与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的时代特点使西方哲学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某一历史时期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良药秘方，肯定性自然成为对待西方哲学的必然态度。这一“肯定式”也与外来文化的接受过程紧密相关，一门历史科学，“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但是像这样一种空泛的要求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根据这概念就可以决定那些对它是最重要最适合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据事变对于这概念的关系就可以选择那必须记述的事实，以及把握这些事实的方式和处理这些事实的观点。”④因此对待一门舶来科学必然要从肯定性的接受概念、判断、命题、论证入手，才能谈得上研究，否则也就无法介入一门科学。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肯定式”研究范式也与人们的认识方式紧密相关，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是人们遇到未知事物的习惯性逻辑思维。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神话，在象征着人力图依靠自身把握命运的最初努力的神话“俄狄浦斯”的神话中，英雄在力图改变自身命运的过程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人是什么，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继续探求人的命运，人是什么是一切未知之谜的前提之谜。这一神话揭示了人的认识过程的必然逻辑。西方哲学史研究也是如此，在最初作为新鲜事物出现之时，“是什么”这一“肯定式”的认识过程是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必然进程的。

如此一来，在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在研究范式上就体现为“肯定性”特征，因此在叙述方式上也体现为某种程度上的肯定性———以原著翻译实现西方哲学史面向中国社会的敞开、从历史的轨迹把握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注重对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当中前后继承关系的理解、以西方哲学特有的提问方式和思考方式警醒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为以后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西方哲学史的开始展现在中国社会面前，同时更以贯通的方式为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精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如果说肯定性研究范式是西方哲学史研究起始阶段的必然思考方式和研究范式，那么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思维领域的革命必然使否定性取代肯定性成为新阶段对待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合理态度。“否定”这一概念在亨利希看来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为实体化的陈述形式；其二为异在和它自身的他物。事实上以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来看待“否定”的双重定义，两者必然体现为内在的一致性：自身的他物并非在自身之外的他物，而是自身之中的他物亦即自我否定，这一自我否定必然导致在叙述领域当中的新的陈述形式。因此西方哲学史研究方式的否定性并非对西方哲学史本身的否定，而是作为区分、规定的否定性环节，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推动以往西方哲学史当中潜在的因素彰显出来。否定式研究范式对于西方哲学史研究意味着对自身研究的反思，体现为某种自否定的自由精神，力图通过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突围，表达某种生存论的欲望和冲动，“在人类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而把世界变成人所要求的现实的实践批判活动，它既是精神批判活动的现实基础，又以精神批判活动为前提。在观念上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并在观念中构建人所要求的现实的精神批判活动，构成实践活动中的理想性图景和目的性要求。”⑤，这是西方哲学史研究在新阶段发展的原动力。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来说，肯定本身就是否定。所以真正的肯定并非是x＝x，这是一种自我同一式的肯定；真正的肯定也非x＝－y，这是一种外在的对立；真正的肯定是建立在自我否定基础上的肯定，否定是肯定的必然环节。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哲学史研究必然要经历“否定性”研究范式阶段以道道对自身研究的肯定。

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第二阶段体现出否定性的研究特点。这一方面符合思想本身的否定历程，也符合时代本身和认识本身的特点。这一阶段中国摆脱了简单按照西方人、西方社会的思路改造中国的基本思路和基本主张，力图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洋为中用，始终强调是“中用”，“是什么”的问题已经进展到“为什么”，表达了中国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任何领域研究的重要且关键的因素，在西方社会中从最初的“纳西索斯情结”到之后的“认识你自己”无疑说明自我意识觉醒是哲学乃至哲学史研究的关键。中国哲学界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也是如此，没有鲜明的中国式自我意识，那么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只能是人云亦云的照搬照抄，只能是对西方文化的简单还原，只之其表，不及其里。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使西方哲学史研究真正立足于中国现实，体现出中国风采，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结合中国社会现实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开始有了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也使哲学史研究真正有了哲学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中国式风采为始终以有助于实现中国社会前途和命运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灌注了核心的哲学观和历史观———哲学史研究始终是服务于社会现实才使得哲学史呈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或“思想中把握的时代”，西方哲学史研究以此带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目光，对西方哲学史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典型地再现了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精神，并真正使西方哲学史具有了内在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指导。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才具有了“活”的灵魂。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也真正使得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精神深入中国社会，批判性和反思性应该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前一阶段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过程中仅仅局限于对思想的肯定式把握使思想流于无张力的线性逻辑，“被无限耽搁的实践不再是对自我满足的思辨进行的法庭，毋宁说它是权力执行机构为徒劳地堵塞任何批判的思想而使用的借口，尽管变化着的实践需要批判的思想。”⑥而这一阶段的研究使西方哲学史所具有的这一特点较为鲜明地呈现在国人面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否定”式研究范式在为中国式的“大团圆”、“大一统”式思维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价值，启发了中国人乃至中国社会的思维，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以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为切入点，力图将其中的思想以革命性与反动性、先进性与落后性、个体性与阶级性因素以更加深刻的方式挖掘出来，以此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启示。中国社会体现为“斗争”的基本特征，这一斗争的方式不但体现在人们的行为领域中，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领域，于是西方哲学史研究以批判反思性的目光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个体性、阶级性的理解，力图从哲学基本问题入手挖掘西方哲学史上不同思想家的思想特点。这一研究范式一方面体现对西方哲学基本精神中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继承和把握，以辩证性的目光审视西方哲学史具有时代性和思想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之“否定”性的把握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过分外在，而没有更多集中在自我否定的思想层面，如此一来思想上的否定就成为了政治意义上的“斗争”，而“斗争”对于思想的发展是不利的，西方哲学史的否定性研究范式在新时代条件下必然要求向着更高层次的肯定回归。

三

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肯定———双重否定的结果———应当象黑格尔在力图解释一切活动和自身运动的源泉时那样，能够作为本体论范围内的观点发挥作用，那么其前提就是：产生双重否定的肯定本身事先就已经作为本体论原理建立起来了。”⑦因此真正的否定应该是自否定，否定如果仅停留在外在对“他物”的否定关系，就只能是外在的、形而上学的，只有把它看做是否定自身的内在关系，所以真正的否定应该是x＝－（－x），也只有这样的否定之否定才能在否定中获得可能的限定，才能使否定性运动起来从而向更高的肯定性回归，“它是建立起来之有，是否定，但这个否定又把他对他物的关系折回到自身中去了，而且否定是自身等同的，是它自身及它的他物之同一，而且只有这样一来，它才是本质性。”⑧否定之否定是事物运动的更高阶段。

西方哲学史研究历程也符合这一规律，如果将西方哲学史研究和编撰看做现实人的实践活动，那么这一实践活动在现实化之前首先作为思想性活动存在，思维活动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恰恰符合这一思想性活动的发展逻辑和基本规律。当西方哲学史研究有了中国式思维，以鲜明的自我意识解读西方哲学之时，“－X”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也业已形成；如果这一“－X”代表批判性和反思性思维的话，那么仅有这种思维还是不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一方面应遵循西方哲学作为“历史性叙事”的自我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要对自我发展轨迹做出合理化的、中国式的理解和解读，更为重要的在于如何实现西方哲学史研究与中国现实发展的接轨，即如何通过对西方哲学思维之优势的肯定性继承，如何通过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否定性之批判，最终活动批判之后的肯定，也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我们“还能做什么”。这才能给予西方哲学史之意义，而不仅仅是空泛的研究外在于我们生活世界的某种思想，真正将西方哲学史研究置于中国语境，将西方哲学史转化为世界性的、人类性的思想，只有人类性的才是中国的。

哲学的根本特征篇10

关键词：西学东渐；西方哲学中国化；叙事逻辑；理论特征

作者简介：谢昌飞，男，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讲师，从事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孟丹丹，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研究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38-07

今日提西方哲学中国化并非巧立新意，而是继承于西方哲学东渐的整个历史进程。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与始自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以来的西方哲学东渐有着一定的区别，更本质的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立足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来研究西方哲学。本文尝试梳理从西学东渐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体现出来的叙事逻辑变迁。

一、西学东渐的“救亡图存”叙事逻辑

按照恩格斯一个国家理论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文化需求的程度的观点，西方哲学进入中国，是在一次次国家危难和历史选择面前推向历史前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文化的选择。“事实上，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最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建立了联系。这样一来，欧亚大陆那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社会，在历史上开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1]（P1）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从一开始就并非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国情需要、发展需要或文化心理需要而主动选择的，而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海外扩张、教会力量急于摆脱内部困境、巩固天主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异质文化闯入中华大地的。殖民扩张和宗教扩张咬合在一起，“不只为了寻求财宝和权力，而且一心要传扬征服者先辈的西方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美洲的发现，东印度航路的开辟――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方面占有领先地位――还有通往中国的陆路交通的恢复，正好与宗教生活的振兴同时到来，点燃了基督教徒的热情，希望促使新世界和最古老世界的人民皈依基督教，于是一个新的传教活动时期开始了”[2]（P274-275）。利玛窦等传教士以及“十六、十七世纪东来的欧洲学者，便有资格成为学术的输出者”[3]（P157）。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作为希腊哲学精神、希伯来宗教精神和罗马法治精神的混合体，影响着西方哲学发展的同时，也伴随该过程使基督教及其哲学精神走进中国，把哲学、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地理、水利、建筑、音乐、绘画等传入中国。虽学科门类、层级划分等并不清晰，亦不深入，但是作为异质文化的引入和广泛传播确实为东西方文化交融和对话开了个好头。

1807年，马礼逊受英国伦敦传教会的派遣，只身来到中国开辟新教区，成为西学再度东渐的重要标志。他们传教的目的是试图用基督教的教义归化中国。但当其行为受到清政府的限制时，收效有限。文化侵入的路子行不通，战争便成为另一种选择。当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地方传播宗教、建立学堂、开办学校，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时，西学东渐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部沿海等主要城市。中国人再一次迫切寻找救亡图存之路。此时中国人已抱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态度对待西学，表现出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的初步态势。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就曾明确表态：“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4]（P67）但因为还怀有“文化民族主义”心理，所以学习之路磕磕绊绊，收效甚缓。伴随此时洋务运动的兴起，引进西学中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练兵养兵之法时，有学者便提出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除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外，更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接纳西方的议会制度。西学东渐进入到制度层面。如冯桂芬写作了《校庐抗议》，王韬写作了《|园文录外编》，薛福成写作了《海外文编》，马建中写作了《适可斋记言》，郑观应写作了《盛世危言》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所转变，诚如梁启超所言：“求文明而从形式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它路可以别通”，“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真泻，沛然莫之能御也”。[5]（P62）陈独秀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中也讲道：“最初促吾人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流离之景。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6]说明社会进步最终要依赖人们精神的启蒙和“全人格的觉醒”。对之有所觉醒的还有严复、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他们普遍认为要想使“植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中日渐枯黄的本土哲学之树”，“表现出复苏状态”，就要“运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哲学的概念与观点，或者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与原理融会到中国哲学中来，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走上了变革和转型的阶段”。[7]（P6）西方哲学的引介和传播得以开展，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均有所涉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被介绍进中国。“但总的来说，作为既具有中国特点，又从性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系统的哲学学说尚不成熟。”[8]（P377）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哲学已发展成为西学东渐的主要对象。西方哲学成为西学东渐的生力军是与反思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克服封建文化传统的阻力和试图以西方科学与民主之精神来拯救广大群众的文化使命相伴随的，因此宣扬近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以西方先进理念改造中国的努力未变。此时的西方哲学东渐，更是与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社会局势密切相关。在国际矛盾和国内矛盾双重夹击的基础上，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探讨空前热烈，关于社会性质、社会历史分期、现代化和唯物辩证法等问题的争辩沸沸扬扬。许多与此相关的哲学思想便被进一步引入与引发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和学习。如贺麟就曾指出当时之所以将黑格尔的思想引入中国，“与其说是个人的兴趣，毋宁说是基于对时代的认识”[9]（P377）。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都是政治方面，正当强邻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的时代。……黑格尔的学说于解决时代的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9]（P200）。同时，基于对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思虑，“我们要现代化，对于西洋哲学的认识，遂有一种特殊的需要”[10]（P2）。

所以，西方哲学东渐始终是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国情相联系的，是与“革命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历史结构相呼应的。无论是最初接受西方的文化输入，还是迫于外敌入侵、民族危难而向西方学习，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引入和传播都是处于“他者”地位，文化心理上处于一种革新和保守的冲突和碰撞中。黄见德教授曾经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中指出，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哲学舞台上开展的中西哲学交流”的双方，“一方是西方近代现代哲学，一方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比起中国传统哲学来“显然属于高一层的哲学形态”，“一为落后，一为先进”，“这两种哲学形态的冲突”是“两种不同发展程度，或不同时代差别的文化与哲学”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同性质与层次的哲学冲突”。[7]（P8）因此，西方哲学东渐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侵入，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国情需要、发展需要而对传播内容有所甄别与选择。

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建设”叙事逻辑

与西方哲学东渐始终与“救亡图存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时期相对应不同，西方哲学中国化则始终与“现代化建设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历史结构相联系，是在民族独立、国家兴盛的现实基础之上，中国学者引进西方哲学，主动创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何为当代中国哲学？金岳霖曾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中国哲学”这个名称存在一个困难问题。他说：“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1]（P5）这就存在一个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包括对已进入中国并内化为中国哲学一部分的西方哲学）的再认识、再阐释和再建构的问题。所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被中国人吸收、借鉴、改造、创生，最后彻底融入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哲学不断吸纳、消化、融合外来哲学，与之合二为一、共同成长的过程。汪信砚曾经表达过“‘西学东渐’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误读”[12]的观点，其实，若不认真区分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区别与联系，亦是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误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界对西方哲学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基点，以我们自己的价值选择和利益诉求为落脚点，以中国视域审视与研究西方哲学为思想方法，以中国视角理解西方哲学以回应现实问题，已成为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现实生活世界。呈现出与“东渐”有所不同的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态势，我将其称为“西方哲学中国化”。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P11）这就表明一种理论是否能够实现民族化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回应民族或国家实际的需要。西学东渐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其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回应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不同问题――面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抑或回应中国如何走向富强的问题，在反思、批判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民族到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顽疾”时，提出解决问题、医治病灶的“良方”。区别在于西学东渐强调发挥西方哲学重视理性、崇尚科学、超越自我的内在精神，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文化革新，以文化救亡图存实现整个民族的救亡图存，西方哲学中国化力图以文化现代化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

正如顾海良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化’是以‘化中国’为前提，以‘中国化’为它的结晶，‘中国化’又为新的‘化中国’提供升华的理论基础”，而这一中国化归根结底就是将西方哲学融入中国社会新文化形态当中。改革开放后，当我们用西方式的概念论证理论，抑或我们自觉不自觉用西方式理论反思当前社会现实，这就表明西方哲学已经与中国文化实现了对接，并实现“中国化”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化中国”。此时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胸襟更加开阔，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明晰，那就是基于中国最大的实践――现代化建设，但凡现代化全面建设需要了解和引进的思想理论，尽力吸收和引进。并且，在传播和消化的过程中，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创造性地发展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史上其他流派和观点的阐释中，也越来越带上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解释原则，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愈发具有本土化、中国化味道。这样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主动追求甚至是主动催化西方哲学向“中国的西方哲学”转变的过程。

三、西学东渐的进化论特征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建构论特征

如果说西方哲学东渐带有一定程度的“进化论”特征，与此相对照，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则带有“建构论”的特征。这里所说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指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和消化的过程中，已经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理论需求创造性地研究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的流变、人物、思想观点等的挖掘与阐释中，越来越带有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解释原则，使西方哲学在中国愈发具有本土化、中国化之味道。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出主动追求、主动催化、主动创生西方哲学向“中国的西方哲学”转变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东渐带有一定程度的“进化论”特征，那么，西方哲学中国化则具有“建构论”特征。“进化”针对物种的“创造”或“特创”，建构则有“建造、制作、构成”等含义。[14]二者的区别在于进化论带有非目的性，是不可预测的，建构论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是可预测的；进化论侧重自然性，建构论强调人为性；进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建构的机制是社会商谈。[14]总之，进化论偏重强调事物顺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新陈代谢，建构论偏重强调事物根据主体的目的需求而不断更新换代。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中国化更体现建构论的主体性、主观性、主动性和目的性。

西方哲学东渐进化论特征一方面在于进化论始终在西方哲学东渐的发展路径中处于显学地位。已故著名学者陈旭麓曾经指出：“‘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要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15]（P206）因为“进化论包容了戊戌前后至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展示了它的第一大潮的气魄――首先以浩大的声势和宽广的流域席卷了作为近代中国之中心的政治思想舞台，而且说明了它是在现实中扎下根的世界观――为从不同立场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人们提供了总观点、总态度”[16]。特别是《天演论》的翻译出版，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梁启超评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并且说自己的名字就是为纪念天演论的精神而起的。据统计，自1898年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发行过30多种不同的版本[17]（P364），对其进行各种现实的介绍与传播。1902年至1903年，马君武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中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两章，并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为题，出版了单行本。1902年，《新民丛报》第1期刊登了梁启超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传略》一文，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生平和思想。1903年，李郁翻译了《达尔文自传》第3卷。1915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唐钺书撰写的《达尔文传》一文，介绍了达尔文个人及其学术思想。1920年，马君武翻译出版的达尔文进化论巨著《物种起源》的第一个全译本，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现在国人面前。蔡元培先生写作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着重强调了严复对推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中所做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理解社会发展，将进化论吸收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加以介绍。

另一方面，西方哲学的东渐始终在国家危亡和文化危机面前，适应了国人急于摆脱民族危机的心理需求。而进化论的精神之一就是“偏重强调事物顺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新陈代谢”，进化论能够在西方哲学东渐中成为显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3]（P11）因此，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是一个跟随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体现出进化论“适应环境”的适应性、渐进性和“符合论”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呈现为“建构论”的特征。只有不断确立起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才能真正“融入到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层面，实现对其中国化的自身修正”[18]。建构论重视主客体之间在一定情境下的互动与对话及其产生的影响。我们在此意义上试图努力将西方哲学中国化具有的现代建构论特性加以说明。

在此借用孙正聿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的阶段划分理论，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哲学研究视为具有教科书的特点。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哲学研究呈现出向苏联哲学学习的“一边倒”情况，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全部哲学的样板。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以作为全国党校和高校通用的哲学教材。1961年，由艾思奇署名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问世。艾思奇主编的这本哲学教材，“”前使用了5年，“”后又使用了5年，影响之广，可见一斑。这一态势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的哲学建构论特性开始显现。即面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哲学时，对其的传播和推广开始强调与中国社会具体“情境”的融合，对其内容与体系的编排与结构化处理也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主观性和目的性。这样的哲学认识就不同于西方哲学东渐时期单方向的引进，而具有了建构论所强调的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性。

20世纪80年代的十几年间称为“教科书改革的哲学”，此时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建构性特征更加浓厚。从事实上看，生、李真所著的《简明欧洲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所著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陈修斋、杨祖陶所著的《欧洲哲学史稿》，全增嘏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所著的《欧洲哲学通史》等西方哲学史著作和诸多国外学者的哲学翻译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对教科书哲学整齐划一的知识模式的转型。从理论上看，中国学者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也还哲学本来面目”的真切愿望重新研究西方哲学。而在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中，“实践”、“主体”、“价值”、“历史”、“选择”等范畴纷纷涌现。这些范畴正是建构论主要精神的体现。首先，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哲学研究以“重构”为主要任务，承认知识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对既往认知进行反思和批判，重新构筑与新的历史情境和主体需求相协调的新认知。这是我们对西方哲学态度上的一种转变――西方哲学的为我所用，此乃为创建亦或建构；其次，态度变，研究主体必然变――此时西方哲学的研究多关心哲学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对人认识的主体性、主动性和人实践的能动性、目的性等问题在西方哲学史教材与著作的创造中加以进一步发掘与提炼；再次，主题新，内容丰富――此时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呈现出各有侧重、遍地开花的繁荣景象，“通史说”、“专史说”、“范式说”纷纷出现，“人物史”、“学派史”、“思想史”层出不穷，彰显了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个性化特征和多样性色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体现为“后教科书哲学”的时代特征。此时的西方哲学研究以“哲学”为核心范畴，以“对话”或“会通”为主要取向，强调在已相对全面掌握具体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反思和批判的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既有中西马的对话，又有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所以后教科书时代的西方哲学研究将哲学看作“一门创造性的学问”。[19]（P2）创造性的学问更符合时代的潮流，对话性的研究更能够实现文化的交融，这一点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季羡林指出：“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由于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才能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才能形成今天世界上万紫千红的文化繁荣的景象”。[20]（P314）楼宇烈、张西平指出：“凡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不会是‘独语’的文化，唯有‘对话’才能促进思想的发展，唯有宽容才会有文化的繁荣与昌盛。”王晓朝也指出：“文化的交融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17]（P2）所以，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思想的阐释更加多元化，更加带有明显的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解释原则，更加追求将西方哲学“改造”为能够融入中国人文化血脉之中的西方哲学。也就是说，从追求“西方哲学”到生成“中国的西方哲学”。2004年，八卷本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的诞生，可以说是后教科书哲学时期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在第一卷前言中就写道：“中国介绍、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迅速发展的时代，东西方哲学文化的交流、对话和碰撞日益频繁”，“需要用自己的头脑去‘阅读’和‘理解-思考’”，“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对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可以做出我们自己的创造性的阐释，可以在同等的哲学层次上与西方的哲学有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各说各的话”。[19]（P1-2）对话精神正是建构论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正是在古今对话、中西对话、作者与读者对话的意义上，才有可能将西方哲学本土化、中国化，将“西方哲学在中国”建构为“中国的西方哲学”。

为此，我们称之为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沿着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向发展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哲学中国化“强调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论、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潮为中国人所知晓、所理解、所接受、所辨识，不断成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元素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被中华文化包容、改造、吸收和诠释的过程，是中国人立足于中国式思维和中国式立场不断去解读西方哲学的过程，是中国人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实现的过程”[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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