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感想十篇

儒家思想的感想篇1

关键词 儒家孝道 大学生 感恩教育

孝道，作为中国道德要求的基础扎根在中国文化的骨髓中，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笔者认为必须分清孝道的政治价值和其本身所蕴含的伦理价值间的差异。在当今功利化思想泛滥、个性要求日益鲜明的社会转型期，复兴孝道的伦理价值对加强大学生的感恩教育且有重要意义。

1 儒家孝道思想的演变和遭受的冲击

1.1 孝道思想的演变

儒家孝道的本质内容和表现形式在春秋战国已基本成型。周人将“孝”这一人伦道德的精神寄托在祭祀祖先的宗教活动中。《国语·鲁语上》云：“夫祀，昭孝也，各致斋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但当时“孝”的这种形式是专用于周天子、诸侯和宗子的，因为他们是有继承君位资格和权力的宗法体系中的嫡长子。这样，“‘孝’作为宗法道德规范获得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维护奴隶主统治的有力工具”。虽然孝道的核心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遭受到了冲击，但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家庭成为社会牢固的细胞，“孝”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秦汉时期出现的《孝经》成为以后儒家孝道的经典之作，影响着中国人以后数千年的道德生活。《孝经》开卷就借孔子表明了孝的至德地位，“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汉代随着儒家统治地位的确立，孝道和忠君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孝”亦由家庭伦理道德上升为社会公众道德和国家政治道德，具备了浓厚的封建政治色彩。此后的千年时间里，儒家孝道思想越发走向了政治化和专制化。但是将原本用来规范家庭伦理的孝道思想异化为政治手段，“将非血缘的利益关系硬说成是父子兄弟的人伦关系，一方面会掩盖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孝道本身的意义”。

1.2 近代社会变革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冲击

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结束，封建社会下的家族结构遭到了重大打击，以儒家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道德传统也受到了激烈的冲击。

（1）辛亥革命了君主专制，宣扬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思想本源于西方，对封建思想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儒家孝道因而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2）“以个人为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加强也是宗法孝道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中华民国的建立对中国人民影响最大的是思想层面的，激起了普通大众对个体的重视，对自由民主的追寻。儒家孝道作为存在几千年的“老古董”被认为是反现代性的东西，应该扫入历史的尘埃里去。

（3）“孝”的道德行为要求与封建等级制度紧密相连，父母子女的关系也严格受到“长幼尊卑有序”的限制。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彻底变革，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模式随之改变，“长幼有序”让位于“民主平等”。

（4）在长达十年的时期里，孔子成为彻底的“反动派”，儒家思想被批判到了极致，孝道也一并被彻底遗弃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让沉淀了千年的中华民族优秀伦理道德规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和摧残。

孝道，在产生之初是一种对生命的畏惧和敬意，原本的含义是强调对长辈亲人的爱和尊重。儒家孝道真正追求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和谐融洽的社会目标。只要家庭还是最基本的社会目标，孝道思想就不应该被遗忘。

2 大学生感恩教育低效的现象分析

（1）自杀率逐年攀升。近年关于大学生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大学生自杀现象引发了社会高度的关注。自杀是导致15～34岁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自杀研究专家发现：一个人的自杀会给与自杀者有密切关系的五至七个人带来无尽的愧疚自责和终身的生活阴影。自杀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缺乏回报父母的感恩意识，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下转第100页）（上接第55页）

（2）对父母亲情态度冷漠。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父母宠溺孩子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孩子把父母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更有甚者做出杀害父母的大逆行为。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里一旅日留学生因学费问题在机场刀刺母亲，致使母亲当场昏迷。这名留学生在日5年从未打过工，学费和生活费都靠母亲每月7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支出。这样极端地背德现象虽然是少数，却深深地责问着当代大学生感恩教育的效果。

（3）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社会是家庭的延伸，一个对父母缺乏感恩意识的人，其也没有社会责任感。一个面对他人的帮助都如此冷漠的人如何能成为家庭的支柱，如何能肩负起社会和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校教育的片面、家庭教育的缺失等。一味谴责85、90后大学生是“失落的一代”是无济于事的，而要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正面的能量改变感恩教育低效的局面。

3 汲取儒家孝道思想精华，提高大学生感恩教育实效

（1）复兴文化魅力，在传承中实现自我教育。中国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虽有一部分封建专制的糟粕，但这丝毫无损它的光芒和价值。例如《孝经》，虽字数不足两千，却影响了几千年来人们的家庭道德关系。当代社会一些道德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斩断了现代和传统的文化连接而造成的。没有历史的厚重，就没有对家人、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大学生责任意识、感恩意识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文化断层的表现。在当代大学生感恩教育中复兴传统道德力量，在文化的感召中增强大学生对传统孝道思想的认同感，在潜移默化间实现自我教育。

儒家思想的感想篇2

关键词：日本儒学，中国儒学，伦理观，比较

日本儒学的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的伦理观相比较，充满人性，更富于感彩，这与日本文化相对于理智来说更重视感情或许有关。

一、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诚”的思想比较

（一）中国儒学中“诚”的思想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和相良亨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形成了以“敬”为中心的儒学和以“良知”为中心的儒学，但未曾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是日本儒学伦理思想的特色，它的形成标志日本风格的儒学的诞生。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也曾指出，近代日本人强调把诚实，即“诚”作为主要道德。

然而，纵观中国儒学发展史便可知，日本学者的上述结论是不妥当的。因为在中国早就存在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孟子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这里的“诚”是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意思，颇有感彩。这或许是“诚”的本义。不过孟子又接着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把“诚”高扬为自然界和人际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了。此后的《中庸》的儒学和宋代周敦颐、明代王夫之的儒学，都是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天道唯诚，然后有物；一切物的存在，皆决定于天道之诚。这里的“诚”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成了宇宙的本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由上述内容来看，不能说中国没有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我以为中日儒学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形成了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而在于两国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对“诚”这一范畴的理解有所不同。

（二）日本儒学者对“诚”的理解

江户时代初期的一些日本儒学者不大谈“诚”。如林罗山和山崎黯斋接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以“敬”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木。但是不久后，他们的主张就受到其他日本儒学者的批评。古学派的山鹿素行开始提出“圣人所立之道皆以人无息之诚而致”，（《谪居童向》）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是“诚”而不是“敬”。他说：“所谓诚乃天下古今人情不得已之渭也。”（《谪居童向》）即认为人们从内心涌出的不可抑止的情感就是“诚”。他的伦理观与中国宋明理学和日本以“敬”为中心的禁欲主义伦理思想不同，对表现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他认为父子亲情、男女都同样是人的“不得已”之情，也就是“诚”。

在日本儒学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的以“诚”为中心的伦理思想，与中、日两国以“敬”为中心的伦理思想相比较，它较少禁欲主义色彩，表现了对的宽容。它与中国的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思想相比较，则更少抽象的的形上学性质，明显地富于感彩。中国儒学把“诚”从带有感彩的道德概念，逐渐高扬为远离人世的冷漠的宇宙本体；而日本儒学则把“诚”又从本体论的最高范畴还原为具有人情味的概念。

（三）日本儒学中“诚”的来源

日本儒学对“诚”的解释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形？我以为这与日本民族尊重感情的文化传统有关。这种文化传统在《记纪》歌谣、《万叶集》为代表的和歌、《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物语文学中都有明确的表现。古代日本人对浪漫恋情与，并不象中国人那样采取克制态度。在伦理思想方面，古代日本人重视“清明心”，中世日本人强调“正直”，也表现了日本文化重视内心感情之纯真的传统。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将“诚”解释为内心的纯真不二，实际是古代、中世日本人的“清明心”与“正直”的延长。在佛教和中国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思想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固有文化自身，罕见使肉体与精神势不两立的禁欲主义传统。因而日本人传统地较之理性原则，更为重视内心感情。

二、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仁”的思想比较

（一）中国儒学中“仁”的思想

本尼迪克特在《与刀》中指出“仁”在中国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十分恰当的。“仁”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就是“有德者王”的思想。这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即认为王位是天授予有德者的，从而居王位者并非无条件，要求居王位者应是有德之人，主张政治与道德的合一。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论语。为政》）而对为政者的最高道德要求就是“仁”。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有德者王”思想又是与“放伐”“革命”思想相表里的。即认为君主失德而不能“行仁”如桀纣时，不仅会遭天怒，臣下也可放逐或取而代之。孟子肯定“汤放桀，武王伐纣”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与之相关，正如本尼迪克特也已指出的，中国儒学认为君臣关系定不只是巨下单方面的绝对忠诚义务，“忠”是有条件的。孔子说：“君使巨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说：“君之视巨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巨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主张君臣关系应以道义为基础，认为臣下一味顺从是“妾妇之通”，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些主张虽未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但为君力设置了道德的制约圈。

（二）日本儒学中“仁”的思想

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就欠准确了。随着儒学传入日本，日本人最初是接受了“仁”的思想，以及与“仁”相联系的“有德者王”思想、“放伐”“革命”思想的。日本人也不是从最初就提倡对于主君的绝对忠诚的道德。

7世纪初制订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的第六条就要求官吏“忠于君”、“仁于民”。在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宣扬“有德者王”思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描写的仁德天皇就是“仁君”的典型。十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和政论家三善清行写的《意见十二条》也讲“上垂仁而牧下，下尽诚以戴上。”看来“仁”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人政治伦理的主要内容。

儒家思想的感想篇3

关键词：川端康成；儒家思想；审美愉悦；道德诉求；理想追求

川端康成是上世纪中期日本最著名的作家，他的《雪国》、《古都》、《千纸鹤》三部小说于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Anders Osterling评价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从而把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引向世界，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40多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川端康成文学作品的研究风起云涌。纵观国内外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他的日本民族美意识特征、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上，川端康成文学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关联研究却很少。

中国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最早的记载见于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和第一部文学著作《古事记》中。隋、唐以降，中国儒家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佛教等中国传统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思想以多种方式孕育了日本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川端不断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着精神食粮，传统文化的养分深深渗入了他的血液。他在《我在美丽的日本》里说：“《源氏物语》是深深地渗透到我的内心底里的。”说明他从文学典籍中间接受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川端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日本文学，“可以说学习日本文学本身， 从广义上看就是置身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影响之中。” 川端16岁为止一直和精通易学的祖父相依为命，从小耳濡目染了儒家六经之首——《周易》，对其文学创作中融入儒家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感觉派解体之后，他全盘否定西方文学的影响，全盘吸收以儒教、佛教和神道教为综合体的日本传统文化。和日籍华人围棋名将吴清源的交往中，在吴清源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影响下，写下《名人》等充满儒家思想的报告小说。

因此，川端康成直接或间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创作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融入了儒家文化精神，使其作品蕴含丰富的儒家思想内涵。川端被称为“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除追求日本传统的物哀、风雅、玄幽等审美情趣[7]外，儒家美学思想也是川端康成文学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两方面来剖析其内含的儒家美学思想内涵：从人物形象上看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审美愉悦，表现了儒家美学与伦理学一体化思想的道德诉求；在主题表达上抽象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儒家中和为美思想的理想追求。

1 人物具象篇：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审美愉悦

儒家美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标准是“尽善尽美”，强调美与善的高度统一，注重以人为本的审美理念。孔子在《孝经·圣治章》第九章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主张自然万物中最有灵性的是人。《周易·贲卦·彖传》也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意思是细察人类的各种美好的风尚和精神，用以教化天下人民，由此说明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人文精神。《论语·里仁》开篇就写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提出社会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与仁者相处，会变得有智慧。这里的“仁”，指的是人格美，包括性格、道德、艺术等方面的修为，是人性的内在审美。儒家美学倡导人在自然与社会中加强人格修养，追求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文与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 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川端康成从传统文化和自身经历中领悟了很多儒家美学之人格美的精髓，重视以“善”为立足点，尊重生命和人性本能，强调人生甘苦中的多种体验。他将这些审美意趣在文学创作中加以放大诠释，提升了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审美愉悦。在人物塑造方面，他具象出儒家人格美的个体，表现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对人性自私的超越和对于坚强生命力的赞美。

川端康成表现人物形象时注意表现人物性格的个别性、内在性和整体性，通过意识流等手法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使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个性十足、内心丰富的统一体。他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对人物的外形一笔带过，但却用了浓墨来书写人物的内心、精神及情感。作品的人物形象大致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人物形象是形神丰满的凡尘俗世中的肉体与精神俱美的女主人公，她们是川端着力刻画的美善统一的人物代表，是承载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生动的人物具象。这类女主人公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地位卑微，却有对生活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川端从小父母双亡，有强烈的孤儿情节，从未享受过女性的温暖与爱，他在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被爱的渴望，所以他把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具象出来，通过女主人公来向世人倾诉自己的感情需求。川端笔下的女主人公一般都有美丽纯洁的外表，有强烈的母性、善良的性格、敢于为爱牺牲和与命运抗争的善的本质。《雪国》的驹子、《千只鹤》的文字，《舞姬》的品子、《花的圆舞曲》的星枝、《母亲的初恋》的雪子、《伊豆》的熏子、《东京人》的敬子，《招魂祭的一景》的阿光、《古都》的千重子、《山音》的菊子、《河滨城镇的故事》的房子等都是这类代表性人物，她们身上既体现着外在的美又有着以善为基础的内在美。

第二类人物形象是第一类人物形象中抽离出来的非现实的灵魂附着体，似乎属于女人公的精神影子，以似虚似幻的形象演绎女主公的精神之美，“具有终极超越意味的空灵境界，体现出一种恒远的审美意识，简言之就是象征彼岸‘灵’的境界”，从而突出表现女主人公的灵魂之善美。《雪国》中的叶子是女主人公驹子的心灵之影；《千只鹤》中的雪子是凡尘中的文子的灵魂之伴；《古都》中的苗子是同胞姐妹千重子的精神之侣……她们都是为强调和补充女主人公的精神之美而存在的，在她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儒家美学思想的善的本质。

第三类人物形象是文中的男性形象或其他配角，通过这些人物的内心自白或行为处事的对比，或衬托川端康成文学中的女主人公的外形与心灵之美，或赞扬人性之美，从而达到领悟和肯定生命的美与善的目的。《雪国》的岛村就是“塑造驹子的一个道具而已” [13]98 ，《千只鹤》中的菊治等的寂寞空虚反衬女主人公的美善统一的积极品格；《睡美人》中的山口、《山音》中的信吾、《湖》中的银平、《一只胳膊》中的“我”等男性形象都是为了表现人性的本能，否定人性中的丑陋，反衬生命和人性中美的部分；《名人》则是川端文学里面唯一一部以男性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秀哉名人在围棋告别赛中表现出的锲而不舍、勇于进取的精神正是儒家调和论的精神之美……

川端康成以儒家美善统一思想为主线塑造了以上三种人物形象，使主人公的具象描绘清晰明了，讴歌了女性的美丽和在艰苦环境中对爱与温暖的执着追求的乐观向上、善良隐忍的精神风貌。这种美不仅属于日本女性，同时也是全人类之美。川端通过儒家美善统一原则塑造的人物形象提升了儒家美学的审美愉悦，表现了儒家美学与伦理学一体化思想的道德诉求。

2 主题抽象篇：儒家中和之美思想的理想追求

儒家思想的天地转化观认为，万物随时处于变化、对立的状态之中，却又向着各自的方向转化着、互补着，以期达到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状态就是儒家思想的中和。万物如能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得其所，万物也生生不息。中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万物相互协调而达到的一种理想化状态。汉代董仲舒认为：“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意指中和作为天地之道，使四季轮回，生命繁衍不息，表现出矛盾对立统一却又和谐共存的特质，而万事万物具有不偏不倚、相反相承的特质时，宇宙万物都是美的。这种美的状态就是儒家美学思想的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一种普遍的和谐关系、关系形态或结构。”中和之美思想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不仅表现在艺术领域，还表现在人的道德修为等层面。中和之美思想以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为目标，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最高理想。它包括自然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和谐之美。

川端康成对美有着独到的领悟：“美，一旦在这个世界上表现出来，就决不会泯灭。”他认为美只存在于少女、孩子和频临死亡的男人身上，这三者都是弱美形象，和儒家主张的“温柔敦厚”、“阴柔为美”的中和之美思想是一致的。他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将感受到的各种美的事物以中和之美的原则以永不泯灭的形式注入其作品之中，对宇宙之美做了完美的注解，进而完成人与自然、社会与人的美的和谐互动，对生死转换的体验也提升到了美学的高度。

川端康成在作品中常表现出孤儿情结的无以为家的漂泊感，在爱与死亡间游离是人类共同的宿命，而以女性为表征的大自然则成为人性回归的精神家园。他用充满悲而美的语言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和人性，在万物的中和之美中寻求到生与死的凄美哲学体验。川端文学里严峻的生死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鸿沟，可以说他的文学的两极性就是生的赞歌与死的彩绘。因此，川端文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生的中和之美——爱与温暖的家园追寻；死的中和之美——死亡的美学思考。

关于生，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严肃的话题。川端自幼丧失多位亲人，从记事起就不停地参加亲人的葬礼，被戏称为“参加葬礼的名人”。体弱多病的他几乎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小就对生的不易了然于心。他潜意识中极度渴望爱与温暖，于是他把这种渴望写进作品中。在生的中和之美——爱与温暖的家园追寻过程中，大多把女主人公安排在优美宁静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川端认为自然对人而言“从中可以看见自然的生命， 领悟人生的哲理， 吸取宗教的精神。” 川端康成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以及对这种感受的深邃的艺术表现，构成了儒家中和之美的独特审美视角。他“以其细腻而敏锐的笔触， 在自然与人生、自然与人情的描写中， 不仅展现了作家自身对人生复杂而深邃的精神感受， 而且， 也把日本文学对日本人精神实质的展现， 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川端在自然中感受人生的同时，用重彩描绘的是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中的女主人公们对生活和爱情的执着追求。在她们身上，川端倾注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和人生理想。她们依据不同的情况和时间，在爱情中或进或退，在人生道路上或停或向前，都符合儒家中和之美思想中的依时而中的时中思想。在自然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互动中完成爱与温暖的家园的追寻之梦。

关于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法逃避的宿命。川端在累累白骨中度过大半生的个人体验使他对死比一般人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敏感的生存意象和死亡体验驱使他沉醉于生与死的艺术境界，重视生命及其死亡的伦理意义和价值，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美学思考。川端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而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死亡美成为川端文学的独特审美形式之一。生的对立面就是死，物极必反是儒家天道观下的中和思想的表现。生与死的对立在川端眼里变成了相互衔接的流动的两极，在相互转化中完成宇宙间生命交替与延续。他强调的是死亡的伦理意义和美学价值，在其中找到一个适中的切入点来表现到极致。如《雪国》中的叶子之死就是为了保留其精神的纯洁与完美；《睡美人》中的老人之死是为了让沉睡少女的美丽在死亡的老人心中永恒；《千只鹤》中的文子的死是想让在世俗眼中的少女通过死回归美学与伦理学高度统一的美善行列……将唯美的追求与生命的终结、真实的人生与死亡的虚无互相矛盾着的对立体在作品中达到理想的和谐统一，以中和之美的姿态超越一切有限的现实苦难，使生命走向无限的永恒。

川端康成在表现生的赞歌与死的彩绘的主题时，其情感、美学思想、价值观、灵魂深处的渴望和大自然、社会相呼应，让生命和人性的情理反思、生死意象的表层中蕴涵着生命和灵魂的挣扎与拯救意义融入宇宙万物中，达到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中和之美的最高境界。从而在主题表达上抽象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儒家中和为美思想的理想追求。

川端康成善于“发现存在的美，感觉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觉的美”，在文学创作中将日本传统美意识融入人物形象塑造中；运用传统和西方意识流等手法，切断时间空间而再构造，细致描绘出人物内心的情感，多层次地表现人物感情的柔美。其作品包含了东西方多维度的美，如一首华美绝伦的变奏曲，含蓄隽永、优美雅致。儒家美学思想就如川端作品众多美中的一朵尚待世人欣赏的奇葩：在人物形象上塑造了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审美愉悦，表现了儒家美学与伦理学一体化思想的道德诉求；在主题表达上抽象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儒家中和为美思想的理想追求。儒家美学思想演绎了川端康成文学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美的和谐互动，升华了生与死的凄美哲学体验，阐释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和人性的美丽与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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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感想篇4

【关键词】博山窑儒家文化民间陶瓷艺术文化内涵审美理念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76－03

博山窑亦称“淄博窑”，是中国古代名窑之一，以琉璃和陶器见著。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美学思想以及民间艺术独特的造型审美观念，它所表现的是多层面、立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始于汉，北朝时烧制青瓷，有青黄、青褐等色，制作粗糙。唐代盛烧黑釉瓷，釉质晶莹滋润、色黑如漆。宋代烧制白瓷、黑釉陶等，黑釉陶以“雨点釉”和“茶叶末釉”名传于世。而后各种陶瓷器物的质地、造形、装饰手法，基本与宋代的窑村窑相似，大部分是碗、盘、杯、罐、枕、盏等民间生活用品，造形一般都朴实厚重、富有变化。釉色以黑釉、青釉为主，也有白釉以及用化妆土剔刻纹饰或白地黑花纹胎等装饰。其中工艺成熟的青瓷叠花，以浅浮雕方式将各种图案纹样巧妙地印制在碗、盘器皿的内部，釉色明快，线条清晰，具有简朴健美、流畅活泼的装饰艺术效果。从明到清，是博山窑的昌盛时期，博山藉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原料、燃料资源，制瓷技术的积累和进步，又因“饮食之器，天下之大用”从而发展成为陶瓷业的中心。博山窑民间陶瓷带有粗厚色浓的特点，让人们从中感受到自然和谐统一的内蕴，传递着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儒家文化思想。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文化性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民间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它是一种立体的民间文化载体。这些民间陶瓷艺术作品，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摄人心魄的博山窑陶瓷文化大型史诗。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凝聚着民间艺术创作的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儒家文化美学思想；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同时，给人的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立足于儒家文化思想，用“和谐”理念指导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创作，让这一承载着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的古老载体再次得以传承与发扬。

一、儒家文化思想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核心理念

儒家文化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窑陶瓷艺术审美理念具有整合作用

儒家文化思想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理论基础，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儒家文化思想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广泛吸收了其它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也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审美思想使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美学思想等精神文化方面得到整合。使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和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完美融合，形成一种独具魅力的陶瓷美学思想，也树立了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艺术风格，内容上的真实、健康以及臆想的以物寄情，反映出浓郁的儒家思想的人文特征。

儒学是以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为人之本的人学，儒家始终是围绕社会理性与个体感性的关系来思考审美问题。儒家文化认为强调美的实质是社会理性，只有社会理性化育出来的感性、积淀而成的感性，才称其为美。儒家美学思想的根据在于人，在于人的伦理人格，当这种伦理人格具有了一定的感性形式，能够给人一定情感体验的时候就构成了美。儒家文化审美的基本观点是美的本质——理义；美的形态——中和；美的功能——成德，这是儒家美学体系的主体结构。博山民间陶瓷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儒家美学观点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到陶瓷艺术创作的审美观念中，其审美形式充分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如博山窑黑、酱釉类作品（模印鱼纹罐、福寿纹扁形酒壶、黑釉猫枕、双鱼形扁壶、龙首葫芦形模印纹扁形壶）。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是儒家美学思想各种美的形式在民间所表现的形态，其作为一种与生活紧密相连的造物形式，它直接充实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反映了人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它不仅表现在功能与审美的一体化，其审美形态创作思维模式，艺术风格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博山窑陶瓷艺术审美本质具有质朴的语言风格，有着儒家之美的审美诉求，在取材、加工时遵照自然规律的态度，不过分修饰，不做作，流露自然本色，质朴、纯真的心灵是民间陶瓷艺术形成风格特征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根源。这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陶瓷艺术的根本整合作用。

2．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陶瓷艺术审美理念具有社会作用

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在满足传统艺术审美情趣的前提下，还肩负着对社会需求的功能性满足和对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的责任，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作品外表形式的粗犷、简洁或是细密繁缛总是与百姓内心的纯真一致。它所显示的是民间陶瓷自身的内在特征，是率真心灵的自然流露。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是象征化的以物寄情，艺术表现题材、纹样、色彩等成为特定观念内涵的替代物，而具有儒家思想审美象征寓意的“符号”在民间艺术作品中最为普遍。其寓意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字：“福、禄、寿、喜、财、吉、和”，寓意手法为“谐音”、“象征”，常见的动植物题材图案纹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而被赋予象征寓意，如：龟、鹤、龙、凤、梅、竹、松、柏等，还有像连（莲）年有余、吉（鸡）庆有余（鱼），三阳（羊）开泰、喜（鹊）上眉（梅）梢等，都是取谐音，讨吉利。作为自然界的视觉色彩也同样具有寓意吉祥的象征意义：黑、白、赤、黄、青五色被视为“正色”，与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灵（龙、凤、龟、麟）并称，也可反映出人们与客观现实的实践关系以及蕴含的儒家文化思想内涵。因此，儒家美学思想在民间艺术中的人文导向，就是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实现。在博山窑民间艺术中常常赋予作品以吉祥寓意，无论从元素内容到精神功能，从立意到实用主题分配，从本身的表义内涵到陶瓷之间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陶瓷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儒家传统文化底蕴。儒家文化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博山窑陶瓷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也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作为博山窑民间陶瓷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合的烧造方式，并力求保持一个合乎儒家文化审美情理的制陶工艺流程。儒家文化中的“礼乐”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同产生于自己意识之外的“文化存在物”之间的沟通，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便是“有秩序”，“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也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在博山窑民间陶瓷中既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严格的遵循了这些儒家思想文化的理念，同时儒家文化思想对博山窑陶瓷艺术审美特征起了决定性的社会整合作用。

从儒家文化审美思想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关系中，看到了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审美的不断自我完善和升华，最终成为自然情趣与儒家文化思想相融合的产物，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审美理念中看到了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社会人伦观的体现；看到了儒家文化思想对其审美理念的整合作用和社会作用。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陶瓷艺术博大精深的文化力量，体会到了儒家文化思想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审美的核心理念，积淀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还将为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二、儒家文化思想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中的美学思想特征

1．儒家文化精髓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美善相乐之美

儒家文化审美思想为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审美进行了文化奠基，架构了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美学方向。儒家美学经常把美善密切联系在一起，要求艺术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所以“礼乐相济”、“美善相乐”，便是儒家审美的中心话题。善是对人性的普遍要求，善而达到美的程度，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称之为“美德”，美德是带有理想成分的人格精神。善表达的是人的内在美，也是理想人格的最终体现；美则是其形式表现，只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是最高境界。（《乐论》）在“美善相乐”的境界中，心志与行动，情感与理智，生理与心理，个体与社会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乐”是一种审美属性，“善”而达到“乐”也就具有美的性质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也是荀子所说的“美善相乐”的高尚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美善合一，给“善”赋予具体的生动的美感形式，需要一种艺术风格的美来贯彻，强调一种质朴自然、平淡有味的风格美，反对华丽纤巧，刻意造作。博山民间陶瓷艺术含有自然而然的韵味，强调将给人精神愉悦的感性形式与内在伦理道德的理性要求和谐统一。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充分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文化思想的造型审美特征，注重美与善密不可分，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感。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形式，除了对美的追求外，都表现出对善的强烈诉求。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是通过具有深刻象征寓意的造型、图案、色彩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注重的是传情达意的形式美。它通过造型与色彩、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将生活、艺术、社会文化、民俗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儒家文化思想中“美善相乐”的追求。例如，“黑花青黄彩带盘花鸟纹合碗”呈现出一幅变形较甚的“喜鹊登枝”纹图案，后来在某些县乡成为邻里乡亲为新人“送饭”的专用器皿；“白底黑花蝙蝠纹碗”是件白釉黑彩纹大碗，手拉坯成型，内底留色圈，外壁绘大写意蝙蝠纹，蝙蝠形象抽象概括，如撇兰竹，只三两笔便成，表现出画工的大胆和自信；“青花黑彩花开富贵纹酒坛”全器满绘梅、兰、竹、菊及牡丹等各式花纹，层层叠叠，绘制用心，这是博山陶瓷审美意趣上极贴近民众心理的产品，这种“美善相乐”之美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道。

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重视审美对象的象征意义，立足于寻找有意味的外观造型，在外观造型和色彩设计的创新过程中，力求从传统器物造型和民间色彩中寻求灵感，这样既能满足大众对美的特殊要求，又有助于建立和丰富设计风格。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崇尚能够陶冶情操、催人奋进的审美精神，对高雅与高尚之美的形式情有独钟，创造了儒家文化思想“美善相乐”的崇高之美。

2．儒家文化根植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自然朴素之美

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体现了就地取材、朴实无华的艺术特色，是儒家文化平民化、生活化的标志，给人以强烈震撼，具有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器物的材质能给人的欣赏带来美妙、丰富的心理和审美感受，因此历代的能工巧匠，在对器物的表面进行加工处理时，既注意保持材料的自然质地和纹理，又巧妙的通过多种工艺手法，丰富材料质感和纹理的变化，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材质美。它浓郁的山野民俗气息，给人以“自然”、“评说”、“平易”的意味，集中展现了当时民间生活风貌在博山窑民间瓷器传统审美理念中，只有自然、朴素之美才是美的最高境界，例如：陶艺作品“青釉双鱼变形壶”是用粗陶制成的鱼的形式，一股浓重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寓意着“年年有余”，和民间的吉语风俗融合在一起，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人性的渴望与眷恋，带来一种愉悦的审美感受。面对以民间传统文化为主题创作的作品，博山窑陶瓷民间文化中的凤戏牡丹、喜鹊登梅、鲤鱼闹莲、莲生贵子等象征阴阳相生的手法，多表现为一种繁衍、生殖、联姻的思想，在陶艺作品中强化那种对生命繁衍的意象崇拜。陶艺作品《阿福》充分体现了民间艺术中写意创造的根本，以写意传神为宗旨，形成一个具有民间喜庆、吉祥色彩的娃娃形象，这也是儒家文化根植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特征和体现。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从用料到造型，无一不体现质朴的风格特征，由于对材料自然特性的格外尊崇，朴素反而使它们更具有生命力，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有崇尚自然的传统，体现到造型设计上，就是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到民间使用者的地域特征、生活习惯和审美需求，崇尚自然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设计创新的源泉。

自然、朴素是指万物的非人为的本然状态，而雕琢是指人为进行的装饰，儒家文化思想崇尚自然与朴素的审美原则，它认为一切美皆出于自然朴素，认为美是事物本身未加修饰的自然纯粹之形态，让质地本身放光彩，才是真正的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审美是重内容、轻形式，追求朴素适宜之美的审美特性，保持事物的本质特征，就是儒家文化根植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自然朴素之美。

3．儒家文化与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和谐统一之美

和谐统一之美的追求是贯穿中国美学自始至终的特点，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儒家学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始终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之中。董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其实这些理论思想实质上都是在统一“和谐”原则下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严格遵循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之美。儒家的“天道”“人道”合一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天道”指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人道”指人应遵守的社会规范，儒家学说认为不仅要实现社会内部的协调，而且社会应与自然相和谐，儒家的文化思想内涵对博山窑民间陶瓷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

在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中表现为追求“人——陶瓷——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民间陶瓷艺术与自然的有机美，要求博山窑陶瓷与民间的自然空间环境融为一体，主张在形式和功能上有机结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观念在博山窑民间陶瓷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①顺应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之美，在于大自然之美，人类能“得天地之美”，就是要顺应自然，按照四季之变和万物生长的规律，实现人体之美和生命之美。博山窑民间陶瓷从选材制作到民间应用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将深沉的对自然谦逊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其他文化都未能超越的造型、纹饰及图案。博山窑陶瓷在和谐统一之美的创作方面，无论是形式还是技艺，都有新的探索、新的汲取、新的时尚、新的变化。彩绘方面更出现了色彩艳丽、对比强烈、成本低廉、迎合当时兴起的市民阶层喜爱的新手绘。博山窑陶瓷最醒目之处莫过于它浓郁的山野民俗气息，集中展现了当时民间自然、自由、和谐的生活风貌。活蹦乱跳的游鱼、悠闲自得的牧童、负重如牛的农人樵夫，以至育儿的婆婆、纳凉的瓷枕、烟花柳巷的三寸金莲、水烟袋等全都表现着百姓生活的实况和大众对和谐之美的向往。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于百余年间山乡村落生活的历史长河，似乎能听到犬吠蓬户、鸡鸣于埘、女喧溪岸、蛙噪池塘，看到男耕女织、婚嫁迎娶、豆棚瓜架、请神送鬼。那横扫千军的线条笔画，无所顾忌的色彩对比，坚如磐石的块面结构，简约传神的形象描绘，处处洋溢着一股冲天豪情。从画面看，它虽然没有南方窑系的精致俏丽、妩媚淡雅，但是其宏大的气度、遒劲的风格、恣肆的想象及天马行空的笔触，却是同时期其他窑系所不能望尘的。这构成了博山艺术和谐之美的特色，并使之傲然屹立于世界陶艺之林。董仲舒的以自然为美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博山窑陶瓷艺术的发展，同时儒家美学思想对自然的关注，对天地自然形态之美的追求也无不影响着博山窑陶瓷。②师法自然：即模仿自然，巧妙地吸取自然的形式，使博山窑陶瓷艺术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作为陶瓷装饰主要装饰手法的陶瓷绘画，利用中国绘画的成就，在陶瓷表面开辟了不同于颜色釉的另一种美的境界。祥瑞题材是一种民族心理的表现，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都热爱生活，追求幸福与和谐。因此，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自古及今，一直是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一个重要题材和基本的文化特征。儒家文化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和的关系，赋予花、鸟、虫、鱼、兽等以祥瑞寓意，这便是儒家文化思想亲和关系的特征表现。要欣赏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就需要了解传统文化和儒家美学思想精神，否则，很难把握博山窑民间陶瓷艺术的审美特性。

儒家思想的感想篇5

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以文明史观审视历史的今天，本部分内容在高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题型上，选择题与主观题并重；内容上，儒家思想的内涵和演变是考查的重点，其中明清思想为重中之重。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结合当前全球祭孔、开办孔子学院、《论语》热等现象理解儒学与国家建设的联系；二是结合和谐社会构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等热点问题，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三是注意纵向和横向分析、比较。如纵向梳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横向比较明清民主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异同等。

【考点梳理】

一、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形成

1．源头：百家争鸣

（1）背景：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文化繁荣。

（2）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道家学派老子和庄子，提倡“无为而治”；墨家学派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学派韩非子，主张“法治”；儒家学派孔子、孟子、荀子。

（3）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透析：①百家争鸣的出现反映了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开始形成的时代特征。②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包含辩证思想。三者互补，在发展中表现出融合趋势。汉武帝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均采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统治模式。

例1.（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8题）当代某学者谈及自己为人处世的宗旨时说：对己学道家，意思是清静寡欲；做事学法家，意思是按原则办事；待人学儒家，即（）

A．爱无差等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D．存天理，灭人欲

【参考答案】 B

2．形成与发展：孔子、孟子、荀子思想

（1）创始：孔子。①主要思想：“仁”（核心）；德治；有教无类。②地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至圣”。

（2）发展：孟子和荀子。①孟子：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发挥孔子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被称为“亚圣”；《孟子》在南宋被列为四书。②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了“君舟民水”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恶论；天人关系上，提出“天有行常”、“制天命而用之”。

透析：①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关系：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刻影响，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家思想不断吸纳、融合各流派的观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②孔子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体现人文主义精神。③孔孟提出的修身、治国等思想，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如“克己复礼”等，带有理想主义成分。而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并非美好，在强调自我修养的同时，更注重“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带有现实主义倾向。

例2.（2011年广东文综卷，第12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土地的分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的这段话认为 （）

A．轻徭薄赋是实施仁政的手段

B．均贫富是实施仁政的障碍

C．解决土地问题是实施仁政的前提

D．贵民轻君是实施仁政的途径

【参考答案】 C

二、西汉――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1．原因：（1）政治大一统的需要；（2）董仲舒对儒学的发挥；（3）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

2．表现：（1）董仲舒新儒学――“天人感应”、“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兴办太学并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3．影响：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透析：①汉代儒学的兴起是与时俱进的结果，适应了“大一统”的需要。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并非只是继承与发扬儒家思想。③孔子强调“礼”，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要求严格。孟子则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将孔子的政治主张理论化。董仲舒宣扬“大一统”和“君权神授”，则把封建统治神圣化了。④战国到秦汉，思想界发展的趋向是由自由走向专制。

例3.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谶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材料中董仲舒宣传的思想是 （）

A．天人感应B．天行有常

C．上天无道 D．君权神授

【参考答案】 A

三、宋明――儒学发展为理学

1．程朱理学

（1）代表人物：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理学集大成者）。

（2）内容：“天理”是万物的本原；“理”体现在社会上就是儒家伦理道德，即三纲五常。把握“理”，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

2．陆王心学

（1）开创者：南宋陆九渊。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2）集大成者：明代王阳明。求“理”就是进行内心反省，“发明本心”；修养的关键在于“致良知”、“知行合一”。

透析：①宋明理学在哲学逻辑的层面上提升了伦理道德信仰，是民族价值观的重建；宋明理学在解释孔孟儒学的过程中表达出了不同于孔子信条的箴言。这些说明了儒学从佛、道中汲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成为新兴的儒学。讨论的问题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②陆王心学在天理和人性修养上承接了程朱理学；将外在物化的天理置换为内在的心心即理，心中致良知。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

例4.（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13题）理学家王守仁提出“致良知”说。这里的“良知”是指 （）

A．人心固有的是非善恶标准

B．圣人独有的是非道德标准

C．通过学习获得的良好知识

D．存在于外部世界的规律

【参考答案】 A

四、明清――批判继承儒学

1．明朝：李贽。认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标准来判断是非，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

2．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文化上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发议论、不切实际的学风，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儒学再度活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析：①明清民主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政治根源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君主专制强化。②明清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使儒学思想更趋于实事求是，更切近国计民生，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例5.（2011年北京文综卷，第15题）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其主要原因是该书 （）

A．将人性与天理对立起来

B．质疑孔子的权威性

C．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

D．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参考答案】 D

【综合提升】

1．以文明史观视角归纳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原因

①春秋战国：冷落。原因：孔子、孟子等提出的“仁”、“仁政”主张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战乱时代因无助于统治者称霸和实现统一而受到冷落。

②西汉：独尊，确立正统地位。原因：董仲舒把儒、道、法和阴阳家思想糅合改造，适应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儒学政治制度化、宗教化，其道德修养功能逐渐削弱并被道教和佛教取代。

③宋明：创新，发展为理学。原因：为回应佛、道的挑战，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一部分儒者以儒学为思想源流，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的“义”、“理”，并把儒家伦理上升到神圣不可抗拒的天理的高度，恢复了儒学道德修养的功能，并使其与政治功能一致，儒学重新回到官方正统地位。然而正因为这样，作为官方正统儒学的理学成了明清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但是它的修养方式“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化和非人性化，使其遭致批判。

④明清：批判继承。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反对封建束缚；专制统治走向腐化；宋明理学日益僵化；西学东渐，近代科技传入中国。

⑤维新时期：利用。康有为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为变法提供历史依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⑥新文化运动：冲击。北洋军阀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儒家思想成为民主与科学思想的矛头。

⑦改革开放后：地位上升。原因：儒家思想在世界影响广泛；民族文化遗产被重新认识。

【规律总结】 ①一定的思想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如汉武帝独尊儒术是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反过来，新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又促进了西汉社会的稳定、政治的集权和经济的发展。②儒家思想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甚至有的思想本身就是专制主义政治的组成部分。③儒家思想历经演变，但其内涵和核心始终如一，即“仁”和“礼”，它涵盖了做人的全部规范，本质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④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成为主流的原因：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历史统治者的重视。启示：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例6.（2011年海南单科卷，第7题）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这主要是基于他们（）

A．对先秦诸子学说的阐释

B．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继承

C．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启发

D．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叛逆

【参考答案】 B

2．以文明史观、唯物史观的视角全面认识儒家思想

（1）积极影响：①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中国文化的象征。

（2）消极影响：倡导的“三纲五常”的道德戒律，束缚了人们的意志和人格，导致保守、封闭的民族性格，不利于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形成；宣扬的封建礼教和束缚妇女的戒律、愚忠愚孝等的教条应加以批判和否定。

（3）对儒家思想的正确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4）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倡导的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以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

【规律总结】 ①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观念、法家的“法治”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法治思想有本质区别：恩赐与自主、专制与民主。②儒家的一些思想对于今天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都大有裨益。③可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否定和抛弃其糟粕；有些内容可抽去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

例7.（2011年安徽文综卷，第12题）安徽境内历史遗存丰富，人文景观众多。下图中体现儒家伦理思想的是（）

A．①④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参考答案】 B

隐性知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演变：①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办学之先河。②西汉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③唐朝科举制度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专业教育开始确立。④宋朝教育制度更为完备，私人讲学的书院兴起。⑤明朝各级学校的教育体现出君主专制的强烈色彩。⑥清朝在教育上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书院逐渐成为官办学校。

例8.（2011年新课标版全国文综卷，第26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与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最为接近的是（）

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B．民为邦本

儒家思想的感想篇6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中国政治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理论基础

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指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始于汉初。”因此，汉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在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里面的反映。

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立法思想的儒家化。汉朝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建国之初采取黄老之学，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汉初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黄老之学在带来生产力的恢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弊端，如农民逃避赋税导致的中央财政资金不足；对地方疏于管制而导致的诸侯地方割据。有鉴于此，董仲舒提出了改造后的新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这种思想适应了汉朝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同时迎合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血缘关系和三纲五常的心理，因此成为了官方学说。

(二)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法律原则与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原则。

(三)法律形式的儒家化。汉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法律儒家化的结果是很多儒家经义和精神直接或者间接的渗透到了这些法律表现形式当中，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法律注释著作和《春秋》经。

(四)法律内容的儒家化。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过程和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汉承秦制，汉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而其他法律形式则很明显地体现了儒家化的色彩，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是从汉朝建立一开始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发展和被统治阶级认可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进入到了一个从注重“神事”到注重“人事”，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儒、法、墨、道是其中的主要学说。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秦国在采用法家思想的指导后迅速壮大，并且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从而成为秦朝建立后的当然指导思想。但是，暴虐的统治致使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统治者在建国后不久便采纳了儒家思想。那么，汉代法律为什么会被儒家化呢?

1.各种学说自身特点及其时代的适应性

经过秦朝时期大规模的徭役、秦末农民战争、楚汉相争，汉朝前期的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而法家思想是一种重刑主义思想，强调对人民行为的控制，因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不能充分发挥。道家宣扬的黄老思想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强调无为而治。墨家思想主要集中于“兼爱”的世界观和“尚同”的法律观，其中“兼爱”又是其核心。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是指不分贫贱大家相爱，就是爱一切人，区别于儒家的爱有差等。

排除法家、道家、墨家后，剩下的一大家就是儒家了，而历史也恰恰选择了儒家。儒家思想强调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在人。

2.新儒学的出现和统治者的推崇

董仲舒适应时代的需要，改造了传统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从而把政治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

我国从西周开始便是一个宗法社会，其起源于原始社会血源宗族的氏族组织，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被确认为传统的习惯法，目的在于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汉承秦制，其法律制度承袭了秦律的主要内容。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来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由丞相萧何借鉴李悝《法经》和《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九章律》，构成了汉律的核心。《九章律》继承了《法经》中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同时增加了户律(关于户籍、婚姻、赋税方面的规定)、兴律(有关徭役、防备防备方面的规定)、厩律(关于畜牧、驿传方面的规定)，总共九篇，故称《九章律》。鉴于汉初朝廷大臣不讲礼仪的情况，叔孙通受汉高祖之命制定《傍章律》，规定朝廷礼仪。以上是武帝之前汉朝主要法律的制定情况，武帝之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倾向越趋明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

1.儒家化在立法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汉宣帝曾经下诏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宣成二帝在位时还颁布了诏令赐予高龄老人王杖，并赋予其一些特殊的的权利。这些诏令都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尊老怜幼原则，是把儒家道德法律的表现。

其次是法律形式和内容的儒家化。汉朝的法律形式不仅包括了作为祖宗成法的汉律60篇，还包括皇帝的诏令、比(判例法)、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汉律60篇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儒家化不甚明显，但是其他形式的法律则体现了儒家道德的渗透。

2.儒家化在司法方面的表现

“春秋决狱”是指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在当时的实践中，无明文规定者，以礼为准绳；与礼抵触者，依礼断处。”春秋之义

的核心是“原心定罪”，对于动机上不符合儒家道德的行为必须严惩，对于动机上符合儒家道德的违法行为则可以从轻论处。

按照汉代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冬季才执行重刑，春季则赦免罪犯或者允许罪犯出钱赎罪。章帝于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定其律，元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此诏令强调了生杀应该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出发，要顺从天时，不能违背天道，否则会给国家招致灾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参与有限制参与理论、全面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几种学说。限制参与理论认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应当以政治精英为主，公民则只能有限参与或者被限制参与。全面参与理论则是指全体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多元民主理论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权投票选举和被选举，建立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政党等利益集团，但是国家政治却是多元利益集团和寡头精英共同施加影响的结果，排除了个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中国传统社会作为礼法社会、等级社会，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界线也十分明显，因此实际上参与国家政治的仅仅是作为统治阶级存在的官僚贵族，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属于限制参与的范畴。

(二)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认同的影响

“权力关系的形成不可能只靠暴力的推行，只有获得权力客体的内心服从，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权力关系。此外，民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可形成一种群体压力，这种群体压力不仅能够强化他们对权力主体的服从意识，而且对那些意图反对权力主体的个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把儒家传统道德如入到法律中的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国家法以至于整个制度的认同感。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制度。

1.价值观认同

社会成员对于一国政权的支持和认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儒家思想观念符合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所要求的重视血缘关系的理念，同时经过改造的儒学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弘扬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等级秩序和家族观念的要求，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

2.制度认同

制度一旦形成，其中就蕴含着价值认同和行为评价，如果社会成员认为规则缺乏合理性、是不公正的，就会在实际生活中抵触它，反之则会自觉遵守。儒家化后的法律由于遵从了儒家的传统道德，因此在实际运用时更有效地符合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内心信仰，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认同。

(三)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整体利益至上的政治观念

儒家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在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这种整体注意思想反映在中国的政治方面，就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并且客观上权力集中相对集中。强调整体的理念反映在立法权方面，表现在立法权属于皇帝一人，地方行政机构不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限的划分反映了整体占主导的思想理念。

(四)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等级秩序建立的影响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易经》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又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是指礼所赋予的特权一般民众不享有；“刑不上大夫”是指刑罚针对的主要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大夫以上的贵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以及后世的“八议”和“官当”制度毫无疑问是对官僚贵族的袒护，犯罪适用与民众不同的审判程序，并且可以用官职来抵罪，显然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平等的。法律上的这种设计实际上认可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而使等级观念深入人心。

(五)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官本位政治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喜欢并且向往做官，从中国法制方面来找原因，就在于法律赋予了官员太多的特权。汉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很多偏袒官僚贵族的法律诏令入律，前面所述及的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八议”、“官当”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贵族官僚的利益。法律上的偏袒促进了官僚贵族在其他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进而形成了官僚贵族高高在上的政治形象。

(六)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影响

儒家思想讲究“仁”，“仁者爱人”，不仅要爱自己，还要善待别人，延伸到国家领域就是不仅要爱自己的国家，还要把爱推及友邦，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在维护本国民族利益的同时，也一直倡导“亲仁善邻”的思想。

儒家思想的感想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语文教学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影响力极深的中国古代文化。语文教学常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思想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把握，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观。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子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时期之后，中国文学都受到其影响。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的来源之一。

一、认识儒家文化对语文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

从这里看，孟子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的思想对孟子影响更深。这说明教师和学生之间应有思想的影响，教师所教学的目标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由《论语》里面中的诗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看出教师和学生也存在一定关系。

除此之外，论语里面的诗句，在语文教学中频繁出现，有的成为千古名句，对学生的影响极其深。重要的是，教师要了解儒家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对学生因材施教，让学生健康成长。

二、多背诵，了解儒家经典名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儒家经典名句，需要学生积极地思考。基于儒家文化和古典文言文的特点，学生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儒家名句的学习需要积累，特别是需要不断背诵常出现的名句，对特殊的名句要细品，并把名句的意境体会深刻，不断积累同儒家文化相关的知识，形成良好习惯。

三、儒家名句的积累品读

教师以校园文化为背景，用儒家思想精粹引导学生关注人生、感悟生活，完善自我人格。在语文教学中，以《论语》读本和选修课为抓手，巧用课堂，拓展探究，分类归纳，适当地把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思想精粹引入到学生的作文训练中，以提高学生作文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对于儒家名句的教学，教材要做到以下几点，积极帮助学生学习：巧用课堂，拓展探究；理解背诵，学以致用；分类归纳，丰富积累。

四、儒家文化在教学中的传承

文化是有价值的东西，对人的精神会产生影响。在教学中，教师要用儒家精神激励学生发奋图强。思想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源泉，只有好好把握文化的内涵，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教师要号召学生积极学习，把优秀文化传播下去，并传播出去。

五、儒家文化的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好多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受到儒学的感染，特别是一些哲理性的问题。总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儒家思想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是值得学生学习和体验的。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的感想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 法律 道德 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26-02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作为最古老的国度，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儒家伦理道德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蕴，深深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制的建设。对于伦理道德与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各家各派说法不一，笔者认为，伦理道德与法制建设是对立统一的，在推进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价值，同时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平稳、健康地发展。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及历史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一种文化的形成必然需要特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出现与形成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奴隶制、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君主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它既是一种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一种社会整体思想潮流的折射。“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耕型的自然经济，与这一基础相适应的是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国家行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到民间礼仪俗规，传统社会的各项制度无不具有农业宗法社会的文化特色。”[1]这段话深刻地解释了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出现形成乃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并成长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仁，礼治（德治）达“仁”

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一直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中最完善、最严格的思想体系，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礼治”是达到仁的途径。仁有多重含义，但其最根本的就是“爱人”[2]。爱人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最根本的基本原则，以此建立一个家庭关系和睦，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一般人际关系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的礼制社会。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而这个基础是在改良了西周的礼的基础上的礼治——即以道德为主，以制度为辅[5]。由此可见，在以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制度虽然不可缺少，但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礼”。

2.民贵君轻”理念

“民贵君轻”理念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史书记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6]我们可以从许多的古代实践中得出这一结论。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8]。“民贵君轻”理念能够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甚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然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实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民本思想的出现却为仁义之君开创太平盛世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导。

3.“人治”思想

“人治”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荀子对其阐述的最为完善，他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9]的观点。荀子认为：法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因此，法的良恶主要取决于制定法的统治者“人”的好坏，所以说“君子者，法之原也”[10]。即使有了良法也需要由有德才的人来执行，否则法就成了一纸空文。同时，荀子认为，法是一成不变的，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家大事、社会琐事，法为了保持其权威性和稳定性，就需要人来弥补其不灵活的缺陷。由此，荀子主张“人治”而非“法治”，这也成为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又一重要内容。

（二）法制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经过孟子、荀子的补充和完善成为体系，至汉代董仲舒吸收阴阳、法、道等诸家学说，建构完成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自此“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自西汉中期被采纳为官方学说以后，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袭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11]在此基础之上，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秦始律》确定“准五服以治罪”；《新律》“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的“八议”制度，至《北齐律》的“重罪十条”，直到唐朝的《唐律疏议》这部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法制儒家化最终完成。

（三）伦理道德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影响

研究儒家思想，我们不能以现代的人权、公平、公正的价值标准去苛求，而是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下来研究、分析、评价它的影响。

儒家思想主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走向，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主要构成，而法制的儒家化也就成为了这种大势所趋下的必然。法制的儒家化，也确实在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出现，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促成了“开明专制”局面的出现。

1.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

以儒家思想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主导地位自秦至清不曾动摇过。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以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为基础的伦理法。这种法“以礼为本，礼法并举”，同时主张个人应该加强道德修养，以“爱人”之心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思想不仅仅适用于贫民百姓，同时更适用于封建统治者。在执行方面，以“礼”为指导的伦理法突出教育的作用，执法以教为首务。法律条款的确立也要体现人的伦理道德。这种“礼法并举，刑教结合”的制度极大地缓和了专制制度下的残暴，缓和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使社会趋于稳定。

2.人民生活安定，呈现出“开明专制”的气象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的另一重大影响则是：儒家的伦理道德通过“以礼入法”的形式宣扬了“重民”思想，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重视百姓。也正是在这种“重民”思想的指引下，才会出现“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等太平盛世的局面。另一方面，儒家的礼与教虽然没有赋予百姓选举、罢免官吏的权利，但实际上也使百姓享有了“议政”的权利。百姓可以依据礼教评判官吏的善恶，甚至皇帝的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提升了封建制度下百姓的幸福感。

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现代的启示——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法律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一种在特定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文化理念我们应该将眼光放在这种文化对于现世的实际意义上。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最大贡献在于：引发人们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历来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争论的问题。西方法谚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美国庞德说：道德乃是潜在的法律。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曾经出现了自然法学学派和分析法学学派。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国家制定法律必须反映人类的普遍道德。分析法学派主张：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笔者赞同张文显“法是道德的政治支柱，道德是法律的精神支柱”的观点。

第一，“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民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这句话说明了道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道德不仅包括个人道德，还包括社会道德。因此，只有当法律体现和反映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期望时，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尊重和信服，才能广泛地被人们遵守。

第二，虽然法律与道德有诸多的不同，如表现形式、违反的结果、调节形式、调整的对象等。但是，他们在内在价值标准和最终目的上应该是一致的。道德的出现早于法律，因此，在统治者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道德规范作为法律内容的重要来源之一。法律和道德的最终目的都是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由此说明，法律与道德既是统一的，又是相辅相成的。

三、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几点建议

研究一种事物，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研究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应如此。

（一）活用民本思想，维护人权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法治建设需要民本思想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笔者认为，法制建设应该从以上几个方面落实“民本思想”的实践。

1.立法以民为本，感知人民意愿

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以及和平和安定。民安，则社会安，社会安则国家安。法律作为国家维护社会安定和利益的利器，必须充分考虑人民的心理需要。根据人民的现实情况制定符合民愿的法律，这样，法律才有可能贯彻执行下去。民心所向，才能和平安定。

2.司法、执法要公平正义，维护人权

这要求在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政府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培养政府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依法公平、公正地为民办事。与此同时，还要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工作时按照程序进行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权。

（二）德法结合：以道德标准指导法律，以法律制度维护道德

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争议从未平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使这两者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法律与道德的优势，建设新的法制社会。法律道德化，意为在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之中，工作人员一方面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依法办事，公正执法；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道德标准，以道德的教化、仁爱感化、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恩怨，教化犯罪人，进而达到社会安定、和谐。道德法律化，是指将儒家思想中被大众认可并且深入人心，具有社会认同性的道德标准通过习惯法或者其他形式固定为法律标准，这样法律就具有了道德的“温暖”，而不再是冷冰冰、枯涩的法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进而，使人人自愿遵守法律，而不是因为恐惧被制裁而被动地遵守法律。

四、结语

我国的法制建设必然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要吸取西方的先进法律制度，同时更不能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不仅仅是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其更具有非常之高的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2002年版159页.

[2]论语·颜渊.

[3]论语.

[4]论语·雍也.

[5]曾宪义，王利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0页.

[6]孟子·尽心.

[7]荀子·王制.

[8]贞观政要·君道、政体.

[9]荀子·君道.

儒家思想的感想篇9

儒家思想柔性精神中国舞蹈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遗存，是我国丰富的文化中蕴含民族精神最明显的一项，并且有着各个区域之间的舞蹈都具有着共通的神韵和风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式。在中国舞蹈文化的发展中，儒家文化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儒家文化思想的“柔性精神”对中国舞蹈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

一、在舞蹈中追溯文化源流和背景的重要性

在对舞蹈的学习中，对其文化源流和文化背景的追溯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舞蹈是一种以肢体语言来传达精神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对舞蹈理论的探讨也是不容忽视的；理论探讨，是使舞蹈者领略舞蹈内涵的重要依据，能够使舞者对舞蹈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从而将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虽说历年来出现了很多争议，但是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对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在儒家文化中，无论是仁、义、礼、智还是忠、孝、廉、耻，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柔性思想。

从儒学文化的基本理念来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阐述，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精神都是围绕着伦理本质和守诚观念来展开的，追求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和以“仁”“礼”等思想构造出来的社会秩序，以上所提到的内容，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这种柔性精神可以说贯穿在了整个儒家文化思想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柔性精神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主线，并且在中国古典舞蹈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古典舞中所展现出来的外柔内刚、刚柔相冲，以气韵为中心，就是儒家柔性精神的具体展现。通过将柔性精神结合到舞蹈中，从而使舞蹈的表现达到线条柔和，同时也包含了内在的力量，使我国古典舞蹈能够表现得更加唯美。可见，中国的舞蹈文化离不开中国儒家文化中柔性精神的影响，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要对舞蹈中存在的柔性思想进行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对提高舞蹈的表演效果有积极的影响。

二、舞蹈与儒家思想

舞蹈，是一门综合了多种艺术而产生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凡是能够借着肢体动作来抒发内心情感的都可以称之为舞蹈，当人们的情感达到极致的时候，已经无法用语言或者其他形式来表达的时候，舞蹈就成为了最好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舞蹈源自于生活，并且能够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项组成部分，占有显著的地位，儒家学说经过历代 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同时，在我国舞蹈文化中，儒家思想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从我国舞蹈的发展中看，无论是舞蹈的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的含义，无一不透露了人对美的意境的追求，同时也展现出了深层次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我国的舞蹈文化从起源上就与儒家文化有着某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随着儒家文化的深入而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由此可见，研究中国舞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三、柔性思想在中国舞蹈中的教育理念

在对舞蹈的演绎中，所要突出的不仅仅是肢体动作的美，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撞击所产生的美，而这种美就是中国舞蹈中所突出表现的柔性之美，是一种以和谐、均衡、协调统一为特点的一种美的感受，是舞蹈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形态，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相结合的产物，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使人感觉柔和、愉悦、舒适，从而给人以美的感受，使舞蹈的本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中国古典舞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舞是在各个民族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创造和整理，并且加上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舞蹈。在我国古代的文论与画论之中，就有所谓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之分，这二者同样也适用于古典舞的艺术表现中，在柔性的飘逸动荡中，将内在的气韵和生命力充分的展现出来，如掌上舞的赵飞燕，在对古典舞蹈演绎的过程中，将柔性之美表现的可谓达到了淋漓尽致。正是将这种柔性之美恰如其分地融合在舞蹈的演绎中，才能使舞蹈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实现其艺术价值。

柔性之美对中国舞蹈文化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古典舞蹈，在民族舞蹈中，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中，也存在着对柔性美的标准，如人们常用描述自然形态的那种柔美来形容舞者高超的舞蹈技巧和优美的舞蹈动作，柔性美在舞蹈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其中，并且对民族民间舞蹈同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可见，中国舞蹈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将柔性精神合理的运用到中国的舞蹈文化中，能够在很大意义上将舞蹈美充分地展现出来，给人以美的感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舞蹈中，“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特征，鉴于其对中国舞蹈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柔性精神充分地融入到舞蹈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把握舞蹈学科的核心思想，并将其思想内蕴贯穿在教学的过程中，使柔性精神在中国舞蹈中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李玉.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舞蹈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2012，（11）

[2]黄葶.中国舞教学中的柔性精神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10，（9）

儒家思想的感想篇10

[关键词] 儒家 古琴 中正　敦厚

在中国那博大精深、绵延不绝的古文化成果的漫流中，古琴道艺术以其特有的别韵风姿存在于其中，着实不愧为动人心弦的一脉。而作为古中国最精端文化代表的东方哲学思想如悬日明照、似幽泉润泽，在孕化万般“物态神情”之品种的过程中它既育发了中国特有的古琴艺道，同时它也寄载于这一“琴道”之象摇荡播发着它那心灵宇宙的精博之气。古中国哲学的两大思想支柱――儒、道二家以其卓然相异的思想倾向诱导着人们的基本思想行为。前者都倡导着积极入世，以成就着人们的道德生命和社会理想：后者指导着人们遁然出世，以造化人们的自然生命的个体理念。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潜移默化地牵引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灵魂，它诱发和逼使每个人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无疑这一切必然会在古琴艺道的发展过程中或浓或淡地撩拨出儒、道精神的印痕。这些无论是在古琴的构制、艺道践行还是人们对古琴道的心理期待、品评言论等方面都已给我们留下自由体悟其中审美哲理的广阔空间。对此我们特从古琴艺道与儒家哲学思想的关系着眼予以阐发。

儒家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社会哲学思想其思想基准则是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其思想核心则是尚仁爱、美人伦、重教化、善道德，其强调人须积极入世参政、改造社会、完善自我等。因而，这便导致了在儒家人的眼里艺术的根本是善，美只是占据其次，亦即内容大于形式，故而古有“德咸而上，艺成而下”，“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把审美当成道德的附属物，一切艺术之美都必须经过儒家仁爱的尺标和道德的度量方能过关。于是乎，儒家的至善、中正、温厚、庄齐等就成了所有艺术必备的乐道内涵，此为典型的儒家道德型的艺术观。所以，《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白虎通_道：“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川，《琴操》有言：“昔伏羲作琴，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这一切都强调的是以道德正人心，以防人伦，所以，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于是儒家从中庸之道出发，倡导非过度、求中正，超俗追雅，中和不过为美。正是在此思想背景下，古琴世道不能不担负起儒家推行雅乐的社会重任，进而转做成宣传儒家教义的艺术“道具”，因此，促使着古琴世道脱尽浮化以求得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艺术风格。这一风格在琴道上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古琴艺术器具的构制体现出了儒家哲学的精神气质

古琴的构制绝非人的偶然所定，而是根据当时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研制构造的，因而，无论是在古琴的外形造设、色彩的渲染、结构比例的设计等方面，都有意或无意地遵循着儒家的精神中规中矩的营造而成的。正如《五知斋琴诸・上古琴论》所云：“昔者伏羲之王天下也。仰观俯察，感荣河出图，以画几卦，听八风以制音律，采峄山孤桐，合阴备阳，造为雅乐，名之曰琴”，又曰“古先圣贤造琴，其状不一，而制度尚象则有定式”，也就是说：“其”琴制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年岁之三百六十五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有上下，象天地之气相呼吸也。其底上日池，下日沼。池者水也。沼者伏也，上平则下伏，前广而后狭，象尊卑有差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龙池长八寸，以画几风。风沼象四寸，以合四气。其弦者有五，以按五音，馅饼感五行也。大弦者君也，缓和而隐。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迨至文武加二弦，所以雅合君臣之恩也。在这段话中如果说包含着浓厚的天人和一的思想，其实不如说更主要强调了君臣有别、尊卑有位、高下有序的儒家道统思想，甚而说在营造整个古琴框架的理念与方略上都没有超出儒家的“循规蹈矩”、中正和平的审美原则要求。由此可见，古琴作为生成一定艺术美感最直观的工具材料，在儒家这里也必须抓住这一器乐的物质基础不遗余力的构制出符合儒家思想的视觉化的艺术造型和艺术品牌。

二、古琴乐道在形式美上所呈现出的儒家的精神气质

中国古代的先辈们在定制音乐方面讲究天、人、神的统合之理，因而也就十分考究古琴乐理方面的形式规矩。于是，便有了五音、七律、十二律等乐理指归。当发现了“乐音”与“人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时，便开始充分考虑着乐津的制定之“天音”同社会人伦之“情愫”的对应和呜的关系问题，从而从音乐的实践中搜寻出了儒家哲学思的另一面光亮。例如，在《书经・舜典》中有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而在《国语・周语》中另有道：“凡神人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合，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平有七律”。在这里“七律”遵循着天地人“三统”思想，即借以天施、地化、人事之“纪律”达其众物以和之。这样也就有了后起的繁复多情的十二律吕，我们由此可以听到《吕氏春秋・大乐》所言的：“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到期此其终而发现了天乐与人乐、地哀与人哀的主客一体的妙理。为此嵇康发出了如此断言：“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也正是为了达成“大乐与天地同和”、“天地合气，万物资生”的这一哲学思想的价值实现，先民们当时对古乐理有效地讲究着宫、商、角、徵、羽的“音标”，营制着音乐形式美的基本条件。古琴世道自然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孔子在齐国耳闻韶乐竟然有了“三月不知肉味”、而“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感慨。

古琴乐道中所遵循的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儒雅之风主要体现在其无半音五声音阶的运用上。古琴艺术为了实现其音乐性的积极地根据儒家的五正音，即宫[do]、商[re]、角[mi]、徵[sol]、羽[la]五音来营运其音节的铺排艺术，也就是把五正音以外的半音也称偏音，其即指变宫[xi]和变徵[#Fa]二音和于五音之中，于是形成了七声音阶的局面。由于根据三分损益法的方法所推的结果是其“二变音”均为用三除不尽的数，即为一种奇数，这样依据儒家的中和雅正的思想准则和要求那是越出规矩的“左道旁门”的事情。如果说在书法上有“心正则笔正”的说法，那么琴道也应该讲究个“乐正则琴正”的道理，如此这般，琴曲在其形式上就不得不舍弃二变音而存留下那纯正的“五音阶”将五音阶作为琴乐旋律的主干音，而把其余的二变音及其偏音当作辅助音或经过音，以起到装饰全部音程或旋律的修饰音阶。这样在实现儒家乐理雅正等要求方面就可以做到以五音营造出中正和平、温厚端雅的美感来。与此同时，为了伴陪于主干音程，再以非整 数的半音陪衬于其中，在原有的端正雅正的音律上添加一些逶迤不定、动荡、变化的音色，使得在雅正之欢悦、端庄、肃穆、庄严等氛围里偶尔根据需要跳荡出几分悲凉、哀怨、愤懑等奇险之情。尽管这种音调把的反差带来了音色的一定丰富性，可受着儒家在审美上那严整规范的精神制约，因而其很难被儒家思想及门人所心悦诚服的接受。这些形式要素在表达审美情感方面各有其不同的定位，例如《太古遗音・琴议篇》中说道：“夫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者，使人方正面好义。闻角者，使人乓而爱人。闻徵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者，使人齐整而好礼。”此外，琴曲在完成雅乐的时候，以右手弹奏散音为主，而左手可灵活地制造滑音以幻化出细小微妙的音程旋律之美，即便如此，也不能有失儒家中正端雅之嫌。

古琴音色也是观顾和体现儒家文化思想的又一个音乐形式美的因素。古琴的基本乐调是高雅隽永、娴静韵致、意趣缅邈。古有琴道三声之说，即按声、散声和泛声。此三声在审美意味方面各有其特色。其按声显得肃简洁净、坚实有力，其散声显得明澈虚阔、浩荡浏亮、畅达放纵，其泛音显得轻盈甜脆、清明浮华等。在古代的《三声论》中对此有一段精道的解说：“夫泛声应祉，不假抑按，自然之声，天声清也。律应气于地弦，象律官入地之浅深，而为散声之次弟，是为地声也，地声浊也。按声抑声于人，人声清浊兼有者也。……人声按于弦上，犹人履地而动作于地上也；天声附于弦上，犹天之尊高于上，而变化于太虚之间也。天声出于地声之上，人声出于地声之下，是谓天地人，此言其分也。人声虽在弦下，而指按弦上，是谓天地人也，此言其势也”，又有《太古遗音》道：“至于运指之间，天声人声，变用无穷，随意而生。悉旧于应和之地，此所以为后天之功用欤。”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这种技艺性极强的艺道处犹需分出个天、地、人与散、按、泛三等六情来。至于如何在指间玩味出个艺术情趣来，那就不能不严整有机地参照儒家的那套“法规”以正其音，不能乱弹琴，才能真正演奏出符合儒家美学思想的动听曲调。

三、古琴艺道内在寓意与儒家精神理想的切合

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温柔敦厚，而其核心是儒家的仁爱、礼智。而获得这一人格品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充分领略那具有和谐优雅的音乐“文本”，方能得其堂奥。这正如孑子在《论语》中所言：“乐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从之，纯如也，激如也，绎如也。以成。”只有在这种和谐、清晰而丰富的乐音的享用中达至儒家人格的“和顺积中，而瑛华发外”的精神圆融之美。难怪当年的孔子赞叹曾点由鼓瑟以展现出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人格理想和艺术境界。作为古典音乐的精粹代表一古琴世道对此有着不可替代的“丰功伟绩”。如古人徐青山在《溪山琴况》中道：“诣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于是制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在《太古遗音・琴制尚象论》中曰：“琴者，禁也。禁诸邪而存正。故琴为圣贤之乐，动天地而感鬼神。琴之妙理，莫大乎是”。这里所说的和谐柔美不仅是一个琴之形式美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内容确定的要题。古儒贤哲张扬着“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的乐礼和合一家的仁政思想，因此，逼使古琴瑟之乐必然要在其内在机理上与儒家完全实现吻合，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演奏出古琴之乐的美好旋律。

我们还可以在古琴的曲式和曲目中探视出其载负着的儒家社会哲学理想。古琴曲的曲式主要可以分为曲、引、操和弄四个种类。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绝非依据乐理结构进行的，而是以琴曲所表达的社会内涵予以制定的。在这一方面，古代的《琴论》对之有一段最为精辟的议论，其曰：“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这里的畅是指兼济天下，追求和畅之乐，有作品表达天人共畅的“神人畅”；操，是指独善其身，讲究个操守修炼，君子的独慎的美德，少有玩弄私密暗欺之类的事情，古代曾传有孔子的“绮阑操”上面有“自伤不逢时，托词与香兰”的句子，以寄托忧郁雅致之情，还有主要叙说了伯夷叔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的“菜薇操”；另有赞美由这个人拒绝天子高位的高风亮节的“箕山操”。引，是指进德修业，因物起兴，以借诗抒怀，大多属于个人遣兴之作，其多属道德修养之作，如贞女引、烈女引、伯妃引等作品。弄是指和畅乐泰，其属于抒情小品，担当的是抒发性情和畅之胸臆，作品主要有“梅花三弄”等。以上这些无不同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国、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道德人格以及求善取美的根本原则保持着一致性。古琴为了趋合适应这一要求，其大部分曲目的风格都接近抒情上的淡泊雅致，以文雅之曲目为主而少有慷慨悲壮的武曲出现。因为文曲归属儒雅，而武曲与儒家的这个标准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