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十篇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1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围绕“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为目标，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求真务实、全力推进，把我镇所有村（居）建设成稳定、安全、和谐的村居，让群众满意；以“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各村民小组的组织协调作用，调动广大家庭参与平安村（居）建设的积极性，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以消除家庭暴力、减少家庭犯罪为重点，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通过平安村（居）创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二、总体任务

大力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健全和强化村（居）综治组织，达到有人抓事、有人管事、有人干事的要求；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促进各类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狠抓社会治安防范工作，充分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有效防范各种案件发生；加强重点管理和重点整治工作，重点抓好“两口一屋”和重点人口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理到位；加强对生产销售违禁物品的管理，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积极开展治安突出问题和治安乱点整治活动，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深入开展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办事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自觉性；组织全镇所有村（居）开展平安创建活动，调动各方面人员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提升平安创建的质量和水平。力争在两年时间内使我镇所有村（居）达到平安创建标准。

三、平安村（居）的基本条件

1、无重大刑事案件，一般性刑事、治安案件与上年同期比下降；无、非法宗教和封建迷信活动；无重大治安案件和灾害事故；无宗族宗派势力，无乡痞土霸；无重大公共安全事故；无集体越级上访。群众对村（居）社会治安状况满意度高、安全感强。

2、村（居）领导班子强，综治组织人员健全。建立健全“两会一队四室”，即：村（居）治保会、调委会；村（居）治安巡逻队；建立村（居）矛盾纠纷调处室、普法和法制宣传室、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室、“两口一屋”服务管理室。

3、治安防范工作扎实，可防性案件控制有效。以村（居）治保调解员、综治信息员、民兵和治安积极分子为骨干，充分整合各种防范力量，广泛开展经常性和季节性相结合的看更放哨、看护村庄活动。建立健全覆盖全村（居）的治安防范组织网络和联系方式。

4、建立“六个一”。各村（居）两委都要建立一间值班室（警务室、司法行政工作室）、一套值班床被、一部值班电话、一张值班表、一套通播正常的广播设备、一本值班登记表。村（居）两委坚持每天轮流值班巡逻，加强对辖区内村民组治安防范工作的督促检查。

5、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作制度并做到制度上墙。建立村（居）治安防范工作制度、村（居）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村（居）矛盾纠纷调解制度、平安村（居）创建标准、“两口一屋”管理工作制度。

6、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完善民主管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完善村（居）规民约、村（居）民自治章程，推进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完善村（居）务公开的形式、时间和基本程序。

7、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深入。坚持每周一排查制度，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调解率达100%，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不发生民转刑案件，老上访户稳控有力，不发生群体越级上访。

8、积极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村（居）普法和年度工作计划，深入开展法律宣传和教育，教育内容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干部群众法制观念明显增强，法律素质和学法、用法、守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依法治理工作深入推进，各项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9、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积极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平安创建宣传深入，群众对平安创建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达95%以上。

10、各种档案台帐资料齐全完善。一是台帐健全，建立矛盾纠纷排查登记、矛盾纠纷调处登记、治安巡逻登记、“两口一屋”登记、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登记等台帐。二是各种档案健全，按照“分类齐全、完整规范”的要求，各平安村（居）都要建立健全六大类十七项档案资料。六大类分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类、社会治安防范类、普法和依法治理类、基层平安创建类、综治和平安创建组织制度类、重点管理和重点整治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类共四项，分为矛盾纠纷受理登记、案件调处卷宗、联调会议记录、领导包案等；社会治安防范类共三项，分为治安防范组织网络、治安值班巡逻记录、检查督促记录；普法和依法治理类共三项，分为普法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普法资料、村（居）规民约和村（居）民自治章程；基层平安创建类共三项，分为各类平安创建实施方案、有关命名文件、申报检查和评比表彰材料；综治和平安组织制度类共二项，分为治保、调解、平安创建、普法、帮教安置、“两口一屋”管理组织，平安创建标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治安防范工作制度、“两口一屋”管理制度等；重点管理和重点整治类共二项，分为“两口一屋”管理资料、高危人群管理资料，违禁物品管理和特种行业管理资料，治安突出问题和治安乱点整治资料。

11、经费保障有力。除镇政府投入的补助经费外，各村（居）必须保障平安创建所需的经费。

四、申报、考核及审批程序

平安村（居）无名额限制，凡符合条件的村（居）在2010年均可申报，由镇综治办组织考核。对符合条件的向社会公示，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均无异议，由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并报县综治委。所有村居必须在2010年底申报结束。平安村（居）创建考核评分标准附后。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2

乡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成员单位会议，分析矛盾纠纷形势，研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建立会议制度，研究矛盾纠纷调解方案，分析当前矛盾纠纷形势。

二、排查制度

坚持执行村、单位每月排查、乡每月排查一次社会矛盾纠纷，重要时期，实行每日排查和“零报告”制度，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突出问题，要及时组织开展集中排查和研判，提出工作建议，制定调处方案。

三、分流制度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办公室对群众要求调处的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受理，然后根据矛纠纷的性质、类别，按照“属地管理”、“分级管理、归口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有权分流指派到有关部门和单位。对调处办公室指派的矛盾纠纷，有关部门的单位要按照分流指派的任务和要求，强化调处责任，落实调处措施，确保调处效果，并及时反馈调处结果。

四、移送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

调处办公室对所有接访受理的社会矛盾纠纷，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视情况分流或直接组织调处：

1、涉及优抚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婚姻中介、殡葬管理等矛盾纠纷，由民政办会同当事人所在村（居）负责调处。

2、涉及保险、劳动争议、工伤等矛盾纠纷，由劳动保障所会同党政办、当事人所在村（居）负责调处。

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由农经站会同土地所、当事人所在村（居）负责调处。

4、有关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反映滥占滥用耕地等矛盾纠纷，由土地所会同当事人所在村负责调处。

5、城乡建设规划、城乡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矛盾纠纷，由规划所会同当事人所在村负责调处。

6、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市场监督和管理等矛盾纠纷，由消费者协会分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调处。

7、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纠纷，由计生办和有关部门、相关村负责调处。

8、涉及企业产权改制、安全生产等矛盾纠纷，由安监站和有关部门、相关村负责调查。涉及上访的矛盾纠纷，由办牵头有关部门负责调处

9、涉及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由有关部门负责调处。

10、涉及治安方面的矛盾纠纷，由派出所会同司法所、综治办与当事人所在村负责调处。

11、其他民事矛盾纠纷由司法所和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12、上述单位对所属矛盾纠纷必须进行3次以上面对面的调解工作，确实调处不了的，由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办公室抽调人员协调调处。

13、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由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办公室直接调处。

五、联动联调制度

1、涉及到多个部门或跨村的矛盾纠纷，由调处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联合调处，相关单位应按照调处办公室要求抽调人员按时参加联合调处工作。

2、对调处办公室指派分流的矛盾纠纷，相关单位要及时指派领导和具体负责人按时间要求进行调处，不得拒绝推诿。

3、矛盾纠纷调处实行领导包案负责制，各级领导对调处办公室指派负责的矛盾纠纷应当负责指导、督促或亲自参加调处工作。

4、调处办公室调处矛盾纠纷时需要有关部门配合支持的，有关部门要积极参与，不得拒绝参与。

5、矛盾纠纷确因部门决策不当或行政行为不当引起的，相关部门要立即纠正，防止矛盾纠纷激化。

6、调处办公室实行矛盾纠纷调结报告制度。

全局性的重大矛盾纠纷，由乡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调处办公室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调，集中力量进行调处。从而形成分工负责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属地管理和集中调处相结合的“大调解”格局，做到信息联通、力量联动、纠纷联排、矛盾联调。

六、督查回访制度

1、定期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2、对分流指派给有关单位的矛盾纠纷进行跟踪了解，提出调处意见。

3、走访当事人，了解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听取群众对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对未调结的矛盾纠纷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以上的继续调处和控制工作。

5、定期通报有关单位对调处办公室分流指派案件的调处情况。

七、档案管理制度

1、工作档案包括：（1）调处网络组成人员名册；（2）会议记录、培训记录、业务学习记录；（3）矛盾纠纷受理、分流、调处情况登记薄；（4）矛盾纠纷调解卷宗；（5）年度工作计划总结、两次以上矛盾形势分析报告；（6）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相关材料；（7）其他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

2、直接调处的矛盾纠纷调处结束后，应及时形成卷宗，做到一案一卷。卷宗包括以下内容：（1）卷宗封面；（2）卷宗目录；（3）调解申请查笔录；（5）证据材料；（6）调解笔录；（7）调解协议书；（8）回访记录；（9）附卷材料。

3、调解的简易矛盾纠纷，未制作书面调解协议书的，应填写《矛盾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统一归档。

4、应当根据要求及时认真填写月报表、半年报表和全年报表，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各类统计报表应按时间、年限分类装订成册，建立统计档案，妥善保管备查。

5、矛盾纠纷调处材料应在调处结束后一周内整理归档。每年3月底前完成上年度档案的整理存库工作。

八、培训制度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调处办公室负责对本辖区调解人员进行培训。使广大的调解人员明确职责，掌握与调解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调解的方法与技巧。按照“为人正派，办事公道，有群众威信，懂政策法律”的要求，选配好调解人员。调处办公室工作人员要实行公开上岗制度。超级秘书网

九、考核制度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调处办公室建设情况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根据实际际制定对成员单位及工作人员的考核办法，对调处工作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对因调处工作不力导致矛盾纠纷上交或激化的单位严格按照综治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要求，进行处理。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3

一、目前我区旧住房改造工作的现状

旧住房综合改造主要包括：旧小区平改坡综合改造、旧住房成套改造、旧小区综合整治等。基本情况如下：

1、旧小区平改坡综合改造。自年平改坡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我区经过了试点探索期、工作推进期和全面提升期三个阶段。-年共计完成平改坡综合改造232.19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97万户，现尚余可实施平改坡综合改造的旧住房542.45万平方米。

2、旧住房成套改造。-年我区共计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3.43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889户，现尚余可实施成套改造的旧住房400多万平方米。由于受法规政策的制约和居民矛盾等因素的影响，成套改造工作曾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年初，市政府下达了《市旧住房综合改造管理暂行办法》（沪府发[]37号），我区成套改造工作开始有了新的进展，今年，日晖二村和肇嘉浜路669弄5号改造项目将相继启动。

3、旧小区综合整治。本着“对民负责，为民服务”的精神，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努力解决居民在住房方面的“急、愁、难”问题，-年共完成旧小区综合整治228.7万平方米，受益居民约4.1万余户。

二、政府推进改造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1、代表、居民的强烈呼声与改造速度反差较大。去年，政府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平改坡综合改造数量由前年的20万增加到60万，在改造速度方面了一个大台阶，但是全区还有542.45万平方米旧住房需要改造，按每年60万平方米的改造速度来讲，还需要9年多时间。需要成套改造的旧住房还有400多万平方米，由于受多方条件制约，改造速度更慢，任务更艰巨。代表、居民的强烈呼声与改造速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2、旧住房综合改造经费比较紧缺。主要表现在平改坡改造方面，往年，我区平改坡改造经费来源主要是“三、三、四”格局，即市房地局有30%的资金补贴、区财政出资30％、平改坡改造受益人出资40％。今年起，市房地局停止了对各区县进行平改坡改造30%的资金补贴，而区财政预算事先没有考虑这部分的财政支出，要让平改坡改造受益人再大幅度地增加出资比例也有困难。有些小区本来维修基金不足，经费困难更大。

3、居民对旧住房综合改造意见难以统一。一是一些旧住房是否实施改造居民意见不统一，使政府难以列入改造计划；二是居民对旧住房实施综合改造的方案和计划意见不一致，使工程难以实施；三是施工过程扰民的矛盾也较大，影响工程进度。

4、节能降耗的新规定为改造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本市“十一五”规划确定了到年万元GDP能耗比“十五”期末下降20%的核心约束性指标，其中建筑节能15％。区委、区政府也明确要求我区在深化推进住宅节能工作要力争走在全市的前列。这些新要求增加了旧住房综合改造工作的难度。同时，在改造中使用节能材料，在一定程度也会增加旧住房综合改造的经费压力和居民的经济负担，居民支持配合有一定困难。

三、我们的几点建议

1、积极整合条块资源，加力推进改造速度。政府要善于整合和借助各方力量，加大和加快旧住房综合改造的速度。一要借助“块”力量加以推进。目前，各街道对旧住房综合改造工作积极性非常高，要充分发挥街道的作用，在人力和财力得到支援和帮助；二要借助“条”力量加以推进。目前，市房地局对部分旧住房改造项目还有一些资金补贴，要争取并用好市房地局的有关经费补贴；三要借助重大活动加以推进。每年我区都要承办全国或全市的一些重大活动，如今年的特奥会、女足世界杯等，政府要把这些重大活动中市容环境整治等资源整合起来，共同推进旧住房综合改造工作。

2、加强对新情况的调研，尽快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随着旧住房综合改造的不断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如今年起市房地局停止了对各区县进行平改坡改造30%的资金补贴、在旧住房综合改造中推行节能降耗的新要求等，政府主要职能部门要在各相关部门的协助下，组织力量，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一要加快制定符合区情的3－5年旧住房综合改造工作计划；二要加快构建持续推进旧住房综合改造工作的运作机制；三要加快形成改造经费来源的新的格局，确保经费按时足额到位。

3、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健康有序地推进改造工作。旧住房综合改造工作关系到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政府在推进改造工作中要在确保重点的基础，兼顾面，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政府制定工作计划与考虑代表、群众呼声的关系；二是改造的重点地区与一般地区计划安排的关系；三是财力较好的街道与财力较差的街道改造计划分配平衡的关系，确保旧住房综合改造工作健康有序地推进。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4

    论文摘要:文章针对社会经济转型中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对英国、美国、日本、印度等不同国家所采取的不同措施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加快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所启示。

    一、英国;新型社会保障与政府利益协调相结合

    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农村社会问题的严重化，贫困问题、老年问题成为英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济贫法制度难以有效地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以英国建立了一种更有效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即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国家干预，扩大公共福利支出和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等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又提出建立累进税制和低工资制达到均匀贫富的目的。之后，英国为了化解社会矛盾，不同程度地推行了社会福利政策。英国政府通j韦了“国家保险法案，’.“国家健康福利法案”、“国家医疗法案”，对健康、老年、失业保障等都做了规定。此外，福利措施还包括扩大教育设施和新建住房等方案。建立弱势群体公费医疗、多子女补助和养老金制度。英国建成了“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通过法律，逐步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覆盖到了农村，使从事独立经营的农民与具有雇佣关系的工人和职员一样，都能够享受所有社会保险，并且确保农民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利益服务。此外，英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有效促进充分就业的措施，在政府专门成立了由财政大臣担任主席的就业政策委员会，统一制定全国的就业政策;提出“消减福利开支，提倡劳动福利”的口号实施再就业“新计划”;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政府新设立了学习与技能委员会，为失业人员免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建立就业服务机构，并对就业困难人群提供特殊服务;提高最低工资，扩大对低收人家庭的税收优惠。

    另外，对于矛盾冲突，英国政府主要发挥仲裁与利益的协调作用，平衡彼此的关系，尽量采取措施防止矛盾激化而危机社会的稳定，通过对矛盾冲突发生所表现的新的社会动向，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出台相应的政策举措，通过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挑战和冲击，对政府有关政策进行反思，纠正偏差，采取措施进行补救。政府设立申诉委员会，人们可以就本人或其他人共同关心的事务向申诉委员会申诉。公民申诉可以对政府具体的管理和政策提出异议，可以为制定法律提供参考，还可以使议员们听到民意反映。英国农民或民间农业组织组成各种农业利益团体，这些团体重视整体产业的利益和农民的政治、社会权益，并将会员的具体意见适时反映至立法及行政机关，在政府与农业企业和农户间扮演着协调、沟通的角色

    在农业发展发面，从20世纪初到现在，英国的农业发展中变化最大的就是过去由大地主、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转变为目前的以自营农场为主导的经营形式。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倾向于保护自营农场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权利，促使了自营农场的快速发展。颁布的法律、法规包括1906年的《农业持有地法》,1941年的《农业法》等。之后，英国先后对《农业法》进行了修订，继圈地运动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农场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从政策的制定上，支持大农场的发展。1967年，经过修订的《农业法》规定，对合并小农场，促成了自营农场逐步地走上大型化、规模化和商业化的道路。

    二、美国:福利性国家政策与国家法治相结合

    上世纪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包括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恢复工商业和农业，改革银行业和控制投资业务。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根据该法律，美国采取了重大举措建立公共安全网，为美国公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在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也正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成为“福利国家”。在消除社会不公、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条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起到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安定的重要作用。福利国家改革时期也是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阶段。美国主动利用基本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

    美国重视社区建设和社区内组织的发展，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社区服务，政府每年对社区建设工作都要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每项计划包括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和目标要求等等，大多都有数量指标:如每年对老旧社区的改造数量，新社区福利机构、文化娱乐设施、教育培训中心的设置标准，解决社区居民就业、贫困、医疗、老年、青少年与儿童等方面的各类社区发展计划、廉价住宅计划、济贫计划等等。社区工作在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调所导致的社会冲突以及依靠社区服务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化服务需求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还建立了民政监察官制度。民政监察官(又称申诉专员)通过对公民投诉中立和独立的调查，为公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救济途径。民政监察官开展工作必须遵循独立、公平、保密以及制度完整四个原则。此外，在市长办公室设置政府受理公民诉愿的服务热线。市民服务办公室接到投诉后，以市长办公室的名义与有关部门或社会团体、中介组织联系，协调解决公民要求解决的问题。市民服务办公室的网站和电话全部向社会公开，工作人员接到电话、信件投诉后，一般48小时内便会做出回复，如果是走访投诉，当即予以回复，形成畅通的诉求通道。

    三、日本:农业保护政策与发展组织相结合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日本农民能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分享利益，主要得力于日本政府在税制、补贴和控制进口等方面采取的农业保护政策。在日本农村最突出的是土地矛盾。日本城市化起步阶段的农地制度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权，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其结果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失地农民增加，引起依赖土地保障的农民极大不满，农村矛盾异常尖锐。之后，日本在赋予农民永久土地所有权的同时，通过立法对农地的流转实行全程管制，还规定非农业生产者不得拥有土地，离农农民必须出售其持有农地。既发挥了农地制度的激励功能，又有效地保护了自耕农的土地权益。

    日本由于片面追求发展工业，引发了工农收人和城乡差距拉大等倾向，导致了农村人口急剧流向城市，地域间差异扩大，传统的村落形态迅速崩溃，乡村人口迅速减少，即所谓的农村“过疏问题”。首先是农村地区的生活与社会基础弱化，出现萧条凋敝景状。其次，以青年层为中心的大规模的人口离村，形成了乡村社会人口构成的老龄化。第三，乡村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功能愈来愈难以维持。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日本政府于1967年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出台谋求经济产业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发展、适应国际化经济发展趋势、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环境污染等一整套政策措施。在农业及农村方面，该计划则强调全力推行综合农业政策，将新农村建设置于推进农业及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位置。这被日本农业界称之为“第二次新农村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又发起了造村运动，其出发点是以振兴产业为手段，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振兴逐渐衰败的农村。

    日本农村存在着各种自治性组织和社会团体以维护农民权益。根据1948年制定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建立的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是日本最大的农业和农民团体。日本农协分为全国农协、地方(都道府县级)农协和基层农协三级组织。例如，在高速工业化时期，日本农协通过其力量促使政府不断提高对粮食的收购价格，促使政府加大对农田基本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人，保证了农民收人的不断提高，进而保证了日本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

    另外，日本农村社区居民自发建立了一个团体服务制度——住区协议会制度，它是地地道道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它的功能是协调促进，这种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农民自愿加人并直接参与民主管理，使政府能听到农民的呼声，使政府的计划更符合当地地区的实际。

   四、印度:福利性就业工程与民众科学运动相结合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都存在着严重的人口负担和劳动力过剩的压力;也都同样存在着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这样的基本国情;都同样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

   2006年印度出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每年要为农村每个家庭提供100天的就业机会，工作是非技术性的手工劳动，如修路、架桥、平整土地、开凿运河、兴修水利等。工资每天不低于60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该法案首次赋予农民就业的权利，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法律保障。就业工程分阶段分地区逐步实施。首先要在全国200个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展开，5年内覆盖全国。分析人士称，印度有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该工程是印度向福利社会迈进的第一步，将有力缓解农村人口大量向人口拥挤的城市过度迁移的紧张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40多年来推进民众科学运动(简称kssp)。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是“自下而上造就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典型。大量参与运动的人，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退休科技人员、农村妇女、青年、教师和医护人员。大家一起发展乡村图书馆与出版事业，进行全邦扫盲运动。尤其是1996年以来实行的“人民计划运动”.要求邦政府把相当于总财政的20%到25 %，交由村民讨论需要发展什么，如何排优先次序，自行筹划地方发展项目。邦政府新修订的乡、镇地方自治法，规定乡之下成立村自治组织，每年法定召开村大会;乡议会不能直接使用发展项目经费，必须由村大会提出项目方案，提交乡议会会同专家小组审批;所有档案、受益人名单、项目详情和数额、乡议会收支账目，都要公开，人们有权查阅和复印，并监督贪污腐败。“人民计划运动”为社会生活的参与提供场地，通过建立丰富多元的社群关系，使互相认同和鼓励的力量不断滋长，让大家之间不同之处成为创建更丰富充实的群体关系的推动力，而不是制造矛盾的分化力量。

    五、国外农村矛盾化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经过上述对国外农村矛盾化解机制的阐述，我们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化解机制现状都有了一定的了解，纵观各国尽管模式各不相同，但是从中可以归纳出一些特征。通过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农村矛盾化解机制有所启示。

    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尽管它们在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人均收人和经济政策上等方面的存在着各种差异，但通过社区化解农村矛盾，推进农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却体现出一些共性要素，具体措施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例如强调制定政策、法律法规化解矛盾。不难看出，通过农业立法政策扶植农业在发达国家(尤以日本、美国为代表)的农业经济起飞与农民问题基本解决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国家不遗余力地为本国农业发展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与保护。注重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财力物力的支持。日本、英国、均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业财政补贴、农业信贷等具体领域给予充分的支持。支持本国农民合作组织。国家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国家对农民组织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法律上明确的权益保障。具体的特点如下:

    1.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完整，社区管理中公众参与积极。发达国家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都比较完整。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次负责对社区的管理工作进行指导，提出社区建设的方针原则，派出专家对工作方向进行指导。第二个层次负责社区各个方面的建设工作和各种机构的设立.比如建立各种教育机构、医疗设施、基础设施以及环保设施等。在第二个层次下面还有各种具体的分支机构，分管各项专门工作，比如治安工作、环卫工作、社区青少年教育工作等。在西方发达国家，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已是一种传统，居民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都有较高的积极性，区内居民的要求与政府沟通，在涉及到社区的重大问题时，向政府做出建议以维护居民权益，社区中的居民完全以“社区人”的角色处于社会中，积极为自己的权益进行各种工作。

    2.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利益代表组织机制。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也是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迅速完善的时期，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期是城乡矛盾等社会问题最为突出，对社会保障需求最旺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社会保障供给能力最强的时期。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也是农村矛盾化解的重要方式。另外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农村社区发达的地区，注重社区内组织的发展，比如美国的美国农场局联盟，全国农场主联盟，日本的农协等，依靠组织体系，得以组织和动员农民，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的整体利益。

    3.从各国矛盾化解的经验来看，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通过对社会投入，倡导充分就业为核心，适度限制福利支出的增长，达到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发展、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中和的社会管理与经济增长目标。改革福利国家制度，变消极的福利制度为积极的福利制度，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消减福利方面的支出，而是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方面。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5

一、基本情况

（一）完善组织领导机构，着力提升治理效能

南丰街道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要求，街道党工委牵头总抓，街道级层面成立深化矛盾纠纷多元调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街道综治中心，由街道党工委书记任组长，党工委副书记任副组长，统筹推进街道域矛盾纠纷调处管控工作，合理配置纠纷化解资源；村级层面，依托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15个矛盾纠纷多元化处置工作组，充分利用“综治联络员+网格长+网格员+村民”自下而上的四级网格体系，随时排查、化解、上报矛盾纠纷，积极配合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依托街道村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全面建设覆盖全街道15个村的专业化信息员队伍，全面掌握信息并科学评估各类可能影响街道村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每月定期排查，从源头上促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道，有效地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时期。2021年以来，排查出126件纠纷，解决率100%。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矛盾纠纷化解，促进信用体系建设

南丰街道坚持“整防结合，预访为主”的工作方针，大力加强农村综治基层网格化队伍建设，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处力度。一方面落实“一把手”职责，街道党工委书记全面掌握解重点人员的基本情况和诉求，坚持特殊时期每天住街道，24小时全程指挥调度；另一方面落实领导包案职责，为所有潜在不稳定人员逐一落实包案领导和包案干部，明确包案工作任务，落实责任到岗到人，层层压实包案领导和包案干部职责。强化形式分析研判，完善工作应急预案，确保重要情况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通过周密的安排部署，明确工作任务，做到发生突发情况能够从容应对，及时果断处理。对于重点群体、重点人员失控，并且事前未提前向主要领导汇报预警的包案领导和包案干部，严肃追究责任。今年以来，未发生一起因调处不及时、不得当而酿成的恶性案件，真正做到了将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二）提高综治服务水平，营造稳定社会环境

依托综治中心设立矛盾纠纷多元化处置分中心，由派出所、司法所及信用办等多部门派员入驻，建立综治中心、街道派出所、司法所“三位一体”的联动调解工作机制，以此作为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平台，包括接待大厅、矛盾纠纷调处室、网格化管理办公室等，在诉调对接、警调对接、信调对接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有效整合各部门资源力量，提供“一站式”服务，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在全街道15个村（居）内各挑选1名老干部或现任干部担任调解片长，每天在街道综治办坐班，负责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及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以基层调解片长为重点，实行律师定期坐班制度，大力推进律师参与矛盾化解，提升矛盾多元化解水平，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强化普法宣传机制，通过坐班律师、调解片长入户宣传，播放法治宣传广播、普法宣讲等形式，引导群众合法有序地表达意愿和诉求，开展农村普法讲座5场，包括农村干部1000人现场收听，形成浓厚法治氛围。同时，为加强矛盾化解基层力量，打造一支专业的化解队伍，南丰街道选优配强兼职调解员，在15个村（居）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三）深入基层调研摸排，防止信访矛盾激化

南丰街道高度重视、精心部署，认真做好调查摸底行动。详尽制定摸排调研方案，在全街道范围内组织开展全覆盖、无盲区、无遗漏、摸底式的摸排调研活动。在摸排调研过程中，建立规范台账，并针对摸排出来的问题制定矛盾化解方案，在全街道形成分工负责、合力化解矛盾的良好氛围。摸清底子，心中有数，从源头上为信访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本街道范围的涉军、涉教、涉农、失独家庭、环境整治、征地拆迁等重点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重点排查。同时，对一些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到省进京上访的重点人员进行了排查。在排查过程中，要求有关工作人员深入到农村、企业和有关领域，对有关问题进行全面了解。做到了本辖区内各类矛盾问题底数清、情况明。

三、存在问题

（一）村民调员整体素质低，工作不规范。大多数调解员缺少系统的法律知识培训，对一些适用农村的法规政策吃不透，加之平时又不加强调解业务学习，其调解能力显而易见；一些人民调解员工作方法简单怕麻烦，遇事往上推，调解成功率低；制作的调解文书不规范，口头调解协议多，书面调解协议少，缺乏严肃性。

（二）对调解员的业务培训重视不够，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由于经费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民调人员培训从培训对象、内容、时间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有效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四、下步打算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高民调队伍整体素质。要不断加大对民调人员的培训力度，制订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将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纳入计划，确保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

（二）规范调解工作，逐步实现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的衔接。要建立纠纷调解逐级批转上报制度。发生纠纷先在村调解；村（居）调委会调解不成的，再书面批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从而使每一级调解组织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互相推诿扯皮。

（三）注重工作方法，为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注意挖掘总结民调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对民调工作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充分发挥其典型示范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6

（一）灾后重建中的主要土地供求矛盾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土地供给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在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两者的权衡上，保障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这就使得非农用地必须走以集约化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道路，而城乡统筹是解决城乡发展中土地利用矛盾的根本路径。成都地处成都平原，保护耕地与发展建设用地的矛盾一直就很突出。全市1.239万平方公里面积，平原占40%多，山地约占37%，丘陵和水域占20%多。近年来，成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用地指标紧张，城镇建设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这次汶川大地震，使成都山区20多个乡镇整体损毁，需要整体搬迁或异地重建，90多万人住房损毁，需要异地重建，近600多户企业厂房垮塌，需要占地重建，再加上为解决就业需要建设新的产业用地，初步测算需要增加用地数百平方公里，使成都的发展空间和用地矛盾进一步突出。“5.12”汶川大地震后，重灾区面临灾民安置、居住房重建、产业恢复等一些系列紧迫任务，而这些任务顺利完成的基本条件之一仍然是土地供给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在土地供求矛盾本来就很紧张的情况下，灾后重建的土地供求矛盾会变得更加突出。此次大地震后需着力解决的土地供求矛盾主要有：

1、农村灾民居住房屋重建用地矛盾

汶川特大地震对成都市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中，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和大邑县等地受灾严重。截止6月3日不完全统计，全市因灾倒塌房屋102.97万余间，受损房屋339.6万余间。主要受灾区域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灾后农村居民安置与居住房屋的恢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在农村灾民居住房屋的修建过程中，如果均能在原址重建，则不存在居住房屋建设的用地问题，但实际情况是，除了一部分能够在原址重建的房屋外，大量房屋原址由于山川地形的改变而已经灭失，或者原址本来就处于地震灾害或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区域，而必须另行选址或异地重建，这就使得居住房屋重建中的土地供给矛盾突出起来。因为，在现行土地政策中的“占补平衡”原则下，一些已经消失，或完全不能复耕为农业用地的居住房宅基地，将无法获得在新址重建的房屋建设用地指标。另外，一些涉及跨区域的异地移民安置重建还涉及对接收地的用地指标补偿的问题。这些情况都将使居住房屋重建的用地矛盾突出起来。而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直接影响灾后重建的进程。

2、农村产业恢复中的用地矛盾

此次大地震使成都受损农田及农作物播种面积达63.52万亩，损毁林地40.8万亩；67座水库出现不同程度险情，渠道损毁100公里，受损832公里，550座提灌站受损，约30公里防洪堤毁坏；172处乡村供水站受损，受损管网达2400公里，69万人饮水受到影响。一些农田由于地形地貌的改变而无法复耕，一些山区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化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而必须在相当时期内进行封山修养，以逐步恢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些情况都构成农业产业用地的实际损失，因而必须对原有农业产业用地指标分配进行调整。同时，在地震中失去承包地的农户也必须重新得到新的承包地，以解决他们的长期生计问题和获得生产自救能力，这势必会引起农村原有土地承包格局的调整，有可能引起新的土地分配矛盾。

解决因土地损毁而产生的农业产业恢复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问题，仅仅依靠对损毁土地的修复复耕是不够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损毁土地已经不具备修复复耕条件，这部分土地是农业用地的不可逆转的损失。因此，还必须着眼于对现有农业用地的集约化的利用，通过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率来弥补这种损失。而建立“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区”将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通过建设“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区”，不仅能通过资本、技术等与土地资源的高度融合而提高土地产出效率，为灾区农业产业的恢复发展提供基础更高的平台，同时，建设农业产业科技园区过程中的土地经营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及其中涉及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调整方式等都将为更大范围的城乡统筹中的农业产业发展提供经验。

3、城乡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的用地矛盾

此次大地震对灾区的基础设施的破坏是极其巨大的，成都全市供水设施受损417处，供水管网受损8748.1公里；国道、省道及县乡道路多处阻断，道路受损2535.5公里，505座桥梁开裂受损，小渔洞大桥垮塌。在农村，大量的生产建设的基础设施也遭到相当大程度的破坏，有67座水库出现不同程度险情，渠道损毁100公里，受损832公里，550座提灌站受损，约30公里防洪堤毁坏；172处乡村供水站受损，受损管网达2400公里，69万人饮水受到影响。一些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需要重新选址，比如道路、桥梁等的改建，一些设施出于增强抗灾能力和提高设施运行功能的考虑，可能需要扩大用地规模和范围，如水库、水渠的加固、扩建等。这些都构成了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中新的用地需求，在相当程度上是原有用地指标调剂所无法完全解决的。

4、工业产业恢复与发展的用地矛盾

据初步统计，成都全市工业企业受损4057户，经济损失276亿元。因企业停产造成间接经济损失129亿元，重灾区的停产损失为60亿元，波及区的停产损失为69亿元。相对来讲，由于成都工业企业大多集中在城市或城郊地区，其土地灭失的情况并不严重，工业产业的恢复主要是厂房、设备等修理重建，因而既有工业产业的恢复重建的用地矛盾并不突出。但对于重灾区而言，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工业产业的发展是维系灾区重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灾区工业产业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才有可能为重建中提供持续的不断增强的财政支持，才能为灾区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提供有利的条件。而灾区的工业产业的发展需要获得相对较大的工业用地指标规模，这也会产生新的灾区工业产业恢复与发展中的用地矛盾问题。

（二）城乡统筹是解决灾后重建中土地供求矛盾问题的根本路径

如上所述，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农村灾民异地安置或移民安置、城乡基础设施产业恢复与发展、工农业产业恢复与发展等都会涉及到用地矛盾问题，而城乡统筹是解决这些土地问题的根本路径。首先，在成都市在推进城乡统筹中提出的“全域成都”理念及采取的系列措施，为在全市范围内协调解决灾区灾后重建中的用地矛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集全市之力支持灾区的重建工作提供了体制和机制保障。其次，成都市较早推行“三个集中”也为解决农民安置、协调工农业用地矛盾等问题提供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成都市从开始实行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核心是推行了“三个集中”，其中，在使农民向社区集中过程中，成都市通过政府统一规划、政府出资修建等措施，兴建了一批高质量的农民集中居住住房，特别是在成都一些城区修建的农民集中居住房的质量

、安全性和环保等指标甚至超过了城市中的一些商品房，这些农民集中居住房在此次地震灾害中均经受住了考验。这说明，政府对农民的集中安置对于建造农民安居房屋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成都市在修建农民集中居住房方面规划、资金筹集、修建等方面的经验将对农村灾区安居房屋的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并进一步发挥作用。二、成都在全市乃至全省灾民异地安置与工农业产业恢复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成都是四川的省会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在四川全省首屈一指，在灾后重建中理应在全省的抗震救灾中充当主要力量的角色。在灾民异地安置方面，成都有能力为其下辖受灾区市县的灾民的移民提供条件，甚至也有能力为全省范围的灾民异地安置提供相应的条件。成都市在工农业产业发展方面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将在成都市乃至全省的工农业产业灾后恢复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此次大地震涉及范围、破坏程度等在我国都是空前的，成都市不仅面临着其下辖的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等区市县的繁重的灾后重建任务，还需要为四川其他重灾区提供重建支持。仅靠成都自身的力量独立解决灾后重建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则明显不足，一些问题，如灾民异地安置中的用地指标调剂、基础设施重建与工农业产业恢复与发展中新增用地指标的落实等问题，还需要依靠党中央国务院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城乡统筹来加以解决。在解决重建过程中的用地矛盾问题上，中央在统筹城乡中的土地政策对成都的适当倾斜是十分必要的。

三、成都市在统筹城乡中的土地政策需求

1．建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核减成都市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允许成都市在市域范围内实行集体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的原则，统筹安排使用集体建设用地。

2.增加产业发展用地指标。加强产业发展是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加强产业发展规划，合理引导产业发展，才能保证灾区人民的安居乐业。建议国家在资金和土地两方面支持成都建设产业集中发展区，如设立20平方公里的“部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以促进灾后现代农业的新发展；设立25平方公里的“部级产业转移中小企业发展示范园区”，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增加就业岗位，缓解灾后的就业问题。

3.提供灾民异地安置和城镇体系重建用地。这次大地震使不少城镇需要整体搬迁或并入安全城镇，一些县级城市需要重新规划新城建设，部分灾毁严重的乡镇需要异地重建，接纳灾害移民和生态移民的乡镇需要适当扩建。据初步统计，成都市需新增城镇建设用地100平方公里，其中都江堰新城40平方公里，重灾乡镇易地重建40平方公里，接纳灾害移民和生态移民的城镇扩建20平方公里。

4、供给灾区功能规划和产业调整用地。建议国家支持成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工业集中发展区整合，为工业集中区、工业发展战略后备基地、农林牧产品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等的用地指标，帮助成都发挥特大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带动整个四川省的灾后发展。

四、进行灾区移民安置的政策需求

由于此次大地震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四川沿龙门山脉断裂带的山区，包括四川阿坝州的纹川县、绵阳的北川县、成都的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等，以及相邻的陕西、甘肃的部分县市，一些山区的地形地貌发生严重改变，自然与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经不适宜于居住，因而需要对上述地区的灾民进行异地安置。目前还没有针对地震灾区移民的专门条例可以遵循，国务院于9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可以成为地震灾区移民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针对地震灾害的特殊性，在《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内容的基础上，对地震灾区移民的政策应该进行如下调整：

1、尽快制定《地震灾区移民安置条例》，使灾区移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建立国务院地震灾区移民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全国范围地震灾区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震灾区移民安置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移民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震灾区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在目前情况下，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行政管理机构可以承担起地震灾区移民管理工作的职责。

3、地震灾区移民规划大纲应在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的指导监督下，由省及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根据（1）以人为本，保障移民的合法权益，满足移民生存与发展的需求；（2）顾全大局，服从国家整体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3）节约利用土地，合理规划工程占地；（4）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5）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的原则编制施行。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7

党建扶贫工作是机关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党建扶贫工作调研报告，希望对你有用!

贵州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黔西南又是贵州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贫困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地区。20xx年5月15日至21日，中直党校20xx年春季班第四支部在冯源副校长、组织员朱磊老师的带领下，赴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开展调研。调研组成员来自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中联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中直机关工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光明日报等11个单位，共14人。调研组通过座谈交流、高层访谈、数据采集、对比分析、实地考察、入户调查、体验生活等方式方法，先后到兴义市、贞丰县、册亨县、望谟县、义龙实验区等地，重点围绕“党建工作助推扶贫攻坚问题研究”课题开展调研。

一、贫困人口基本情况

1. 贫困人口数量

根据20xx年农村人口摸底，黔西南州拥有13.42万贫困户共43.23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75%，低于全省贫困发生率0.29个百分点。在黔西南州8个县市区(义龙实验区除外)中，晴隆县的贫困人口最多(2.63万户7.94万人)，贫困发生率最高(25.65%)。望谟县的贫困人口数量居第2位(1.92万户6.64万人)，贫困发生率居第2位(21.21%)。普安县的贫困人口最少(1.17万户3.53万人)，兴义市贫困发生率最低(7.36%)。

2. 基本收入情况

贵州贫困线为人均可支配收入3120元，黔西南州拥有13.42万贫困户43.23万人。根据20xx年农村人口摸底，黔西南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9元，低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8元。在黔西南州8个县市区(义龙实验区除外)中，兴义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9083元)，望谟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5914元)，其次是册亨县(6079元)、晴隆县(6277元)。

3. 基本福利情况

全州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村村通油路、组组通公路。大病保险参保人数为284.55万人，占总人数的81.8%。20xx年，人均基本医保险补助标准提高到410元。每户贫困户享受3年0利率0担保5万元贷款。农村低保年补助标准是2593元。村民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基础养老金标准为70元/月。80岁以上老人实行每人每月补贴50至200元不等。

二、党建助推扶贫攻坚基本举措

1. 党委挂帅，统领攻坚

围绕“扶贫攻坚”第一要务，黔西南州委突出党委统揽全局的核心作用，州委书记及几大家主要领导挂帅，构建“1+3+3”党建助推扶贫的发展体系。具体是以大党建为统领，实施大扶贫、大山地旅游、大数据为战略行动，以大统战、大法治、大安全为保障，调动各方、协力攻坚。州党委牵头，成立脱贫攻坚“指挥部”，将全州9个县市区划分为5个“战区”，州党委政府联合下发《战区一号令》，上下凝心聚力，坚决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截至目前，22万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中已有19万登记同意搬迁。预计至2018年可完成22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产业扶贫和政策托底脱贫21.23万人，较全国进度提前2年完成脱贫任务。

2. 五共四化，齐心攻坚

全州1210个村社组建了1210个“5人小组尖刀队”：包村县干部任村支部第一书记、乡镇班子成员、村常务干部、知识青年大学生、致富带头人。推行与民“共商、共识、共建、共享、共担”的“五共”流程工作法，建立“村支平台化、村庄公司化、村民股份化、村务社会化”的“四化”工作机制，把基层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愿望变成党委政府“最初一公里”的决策，将村民的“被动幸福”化为与群众达成共识的“主动幸福”。望谟县蔗香镇从寨老和老上访户上找突破口，引导群众自愿成立24人组成的服务队，将发展规划与群众充分沟通，让群众知道收获与风险，调动群众自发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共同解决问题、共同监管项目，从共识到共建，充分讨论半年后，仅用3个月便打造出移民风景区。村民感慨道：“来到这里，感觉就像出了国一样!”踏踏实实和老百姓过日子，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四位一体，奋力攻坚

应用大数据手段，建设完善“智慧党建云”平台，坚持“目标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干部激励机制、干部召回制度”的“四位一体”管理模式，综合运用“日建台账、每周督促、每月调度、季度约谈、半年会诊、年度考核、综合评分”机制，成立正处级新单位黔西南州民意调查中心。民调中心由乡村能人、贫困群众代表、民营企业家等体制外为主人员组成，聘请54325人参加民意调查队伍。民调中心不同于统计局，而是1个跨部门大数据中心，数据分析报告直通州委书记、州长，与组织部用人机制相衔接。在组织部召回调岗的干部名单中，部分就来自民意调查中心，减分召回干部，加分激励干部。抓住干部就抓住了关键。州直部门小杨，最近心情不顺，单位反映他不干事、作风懒散。民调中心报组织部后，小杨被作为第1批干部召回，全年绩效工资1.2万元扣掉了7成以上，即将被转岗到下级单位。害得丢面子还丢票子。小杨后悔道：“过去纪律观念不强，上班自由散漫，现在动真格了，不认真干只能垫底。” 召回制度建立不到半年，全州共有近2000人被召回。优良的作风，在全州凝聚起“齐心奋进、扶贫攻坚”的强大正能量。

4. 调动各方，确保攻坚

在党委领导下，整合集中党建办、小康办、创建办、扶贫办、移民局及各个部门，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与脱贫攻坚包村党支部以“一对一”方式结对攻坚机制，汇聚妇联“娘子军”、共青团“创业军”、非公企业“志愿者”以及离退休老干部回乡驻村帮扶等力量，发挥全社会共帮共扶的作用。教育部门对贫困村开展“雨露计划”工程，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普通高中“两助一免(补)”、中职学校“两助三免(补)”、普通高校“两助一免(补)”政策，计划到20xx年教育脱贫2.23万人，到2018年教育脱贫6.7万人。黔西南州与国家开发银行贵州分行、农发行贵州分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创建“党建引领银政合作共谋发展”实验区。通过推进“星火计划、科技扶贫”试验区建设、开展智力支边、争取宁波对口帮扶、建立军民融合脱贫攻坚团等方式，20xx年完成扶贫生态移民搬迁6.4万人、水库移民搬迁1.1万人，实现65.95万贫困人口脱贫，75个贫困村退出，70个乡镇、5个县“减贫摘帽”。

三、扶贫攻坚热点问题研究

20xx年1至4月的民意调查热点统计结果显示，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有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易地扶贫搬迁后的就业困难、异地扶贫搬迁后生活不习惯、原宅基地房子的拆迁问题、支农惠农资金发放不及时不到位、用水用电难、乡镇村干部作风散漫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的问题是各县基层群众反映最多且每月持续排第一的热点问题。该问题具体表现在：

1. 部分乡镇村将少数不符合条件的群众纳入精准扶贫对象。如安龙县笃山镇某某户在镇街上有两层平方，家里有轿车，家庭比较富裕。贞丰县北盘江镇某某户开小卖部，孩子跑大货车，还有小轿车。

2. 部分乡镇村存在未将符合条件的群众纳入精准扶贫对象。如普安县江西坡镇茶场社区某某户自身残疾，老伴无劳力，有两个小孩读书，还要赡养二老。义龙实验区新桥镇高普陇村某某户，由于精神方面问题至今未嫁，与父母同住，家庭生活困难。

3. 部分乡镇村未召开群众大会。在对9个县市区进行抽样调查中发现，每个县都存在部分村社未召开群众大会与群众共商。其中，望谟县最严重，有6个乡镇34个村社存在这类问题。晴隆县相对较少，但也有2个乡镇3个村社存在此类情况。

4. 部分乡镇村未公示精准识别对象。在对9个县市区进行抽样调查中发现，每个县都有10个以上村社存在此类问题。其中，贞丰县最严重，有14个乡镇的70个村社未公示精准识别对象名单。安龙县相对较少，但也有5个乡镇16个村社未公示精准识别对象名单。

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的问题看似仅是扶贫工作中的一个小环节，但却举足轻重，是一切扶贫攻坚前提和基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干群关系和基层组织的公信力，直接弱化扶贫政策的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到精准扶贫的精准性，影响到2020年贫困人口脱贫任务的完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的问题折射出基层工作复杂的矛盾，如富人戴贫困帽与贫困户被脱贫的矛盾，贫困科学划线与贫困指标受限的矛盾，一些村社贫困户指标不够用与另一些村社贫困户指标用不完的矛盾，从贫困户指标倒推出部分条件较好的农户进入扶贫系统与科学扶贫精准扶贫的矛盾，贫困人口识别在理论上计算复杂但执行上简单粗暴的矛盾，扶贫攻坚要求统计精准与村民外出打工导致统计困难的矛盾，个别村社干部权力过大与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的矛盾，国家扶持资金有限与异地扶贫搬迁资金不足的矛盾，个别村社干部把贫困户作为自己拉选票的砝码与扶贫攻坚工作监管乏力的矛盾，等等。

打蛇打七寸。在这些矛盾中，个别村社干部权力过大与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的矛盾是党建助推扶贫攻坚问题的主要矛盾。正是因为个别村社干部权力过大而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导致“富人戴贫困帽、贫困户被脱贫”的现象发生，导致贫困户指标倒推出部分条件较好的农户进入扶贫系统，导致贫困人口识别执行上简单粗暴的问题，导致个别村社干部把贫困户作为自己拉选票的砝码，导致基层群众反映驻村干部到村扶贫，但从未见其人等等现象发生。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解决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问题，不破解个别村社干部权力过大与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的矛盾，将导致“大党建”统领停留于口号、“五共”流程工作法留于纸面、“四位一体”只是形式，个别村社成为无人管的边缘地带，直接影响到党建助推扶贫的最终成效。

四、党建助推扶贫几点建议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策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抓党建就是抓干部，特别是关键的干部。没有关键的人，就做不好关键的事。在这场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决定了这场战斗的成败。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如何将“大党建统领”贯彻到村社支部，如何将“五共”流程工作法和“四位一体”管理模式落到最基层，充分发挥村社“5人小组”的尖刀作用，特别是选好用好村支书，是克服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问题，破解个别村社干部权力过大与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之间矛盾的关键，这关系到党建助推扶贫攻坚的工作大局。

1. 以“两学一做”为契机，在扶贫攻坚中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最基层党组织延伸，向最基层党员拓展，特别是在处理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和利益时候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应结合扶贫攻坚的业务工作，把党规党纪放在首位，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党组织和党员，特别是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将教育活动拓展至村社“5人小组”、村支部和村社党员中，着力解决基层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使基层党员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对党忠诚、树立清风正气、勇于担当作为，在扶贫攻坚战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8

1.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矛盾调查现状分析

在2011年环境保护规划院的调查结果中显示，我国“十二五”期间以及未来十年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仍持续发展。而这一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率的提高以及城市的发展将提高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与影响。该调查研究课题组指出，未来五年，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城市规划、环境规划的矛盾越发尖锐。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源能源的快速消耗以及城镇规划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城镇规划经济效益与环境规划的矛盾将日益突出。

2.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主要矛盾探析

2.1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经济性矛盾探讨

在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主要矛盾中，经济矛盾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城市规划过程中将对老城区进行改建、对新城区用地进行规划，这一过程将促进城市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进而带动房地产上下游经济。而且城市规划还将对城市道路、城市道路景观等进行改造，带动相应经济的发展。而环境规划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提出了土地的合理使用、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重点。这一过程中将影响城市地产的发展，进而影响城市地产相关经济的发展。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经济矛盾导致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两者不能有效的协调统一，进而影响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有效实施。针对这样的矛盾，现代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部门应针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环境保护理念进行共同商讨。在城市规划中考虑环境保护理念，在环境规划中考虑城市发展经济性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点。将城市宜居水平、环境保护理念等应用于城市规划中，以此实现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协调统一。而且，随着现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城市道路规划中应积极运用环境规划理念对城市道路进行规划、扩建。通过科学利用城市道路两侧绿地提高城市的绿化水平，促进城市环境的改善。另外，针对城市周边湿地、上下游工业园区规划设立，城市规划中还应注重湿地保护与工业园区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运用环保理念进行城市规划、运用经济理念开展环境规划，以此减少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间的经济矛盾。

2.2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土地使用矛盾分析

在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主要矛盾中，土地使用矛盾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现代城市扩建需求要求城市周边土地为城市建设服务，为城市房地产建设服务。这就造成城市规划中将城市周边耕地、湿地划入了城市建设的范畴内，造成了城市周边环境受到影响。这与环境规划的主要目标相矛盾，造成了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不能协调统一的现状。湿地、耕地的征用使得城市雨季储水、蓄水能力下降，造成城市水患的频发。但是城市建设以及城市人口的增加要求城市必须进行扩建。这样的现状使得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在土地使用上发生了分歧，造成了矛盾的产生。针对这样的情况，现代城市规划中应针对耕地、湿地对城市气候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开这类土地的征用。通过老城区改造、高层建筑应用以及周边土地的合理规划等实现城市扩建与规划。而环境规划中也应根据系统的调查分析城市周边环境，将城市规划需求纳入环境规划的分析因素中。在保护湿地与周边环境的基础上指导城市规划的土地征用方向，实现城市建设与扩建需求。在现代环境规划中，应针对城市发展需求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需求进行科学的规划。将城市周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规划，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而对于可能影响生态环境、水环境的建筑、企业应严格控制其审批。通过科学的规划土地使用减少建筑过程、企业排放以及休闲娱乐对水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3.如何实现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协调统一

针对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协调统一需求以及主要矛盾，现代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应从相互需求的分析与考虑入手，进行各自规划工作的开展。以环境保护理念指导城市规划工作，并针对城市环境规划需求以及城市宜居水平提高需求进行城市的规划工作。以这样的工作方式与流程实现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协调统一。而环境规划中，应将城市规划与发展需求作为基础，进行规划工作。对于城市周边湿地、耕地等，应从环境保护理念出发、从城市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入手，合理进行环境规划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协调统一。另外，在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过程中，应由双方部门组成共同的课题小组进行分析与探讨，并制定一项长期的规划发展计划。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开展各自的工作，实现城市建设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发展。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9

一、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据调研资料中不完全统计，淮滨、光山、浉河3个县（区）1至4月份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56件，调成1821件，调成率98.1%，其中防止民间纠纷引起的自杀16起，防止群体上访36起、361人，防止民转刑32起，制止群体性械斗68起。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其主要经验和做法是：

（一）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对稳定工作构成压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主导性因素，能否及时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县乡两级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定期排查调处，党政主要领导同志不论工作多忙，都定期接待群众上访，并坚持以人为本，深刻体会群众的困难，舍身处地的为群众着想，千方百计为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单位、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合作，从而使大量的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初始和未萌阶段。

（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

健全人民调解机制、坚持各项制度是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到之处的县乡都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他们一是建立健全了乡（镇）、村、村（居）民小组三级调解组织。

乡（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由主管综治的副书记兼任，成员由综治、司法、公安、法庭、民政、土地、计生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和聘请懂法律、责任心强的同志组成；村级调委会一般是由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和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族长组成，村党支部书记或村长任调委会主任；调解小组是随湾就片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位成立，实行亲帮亲、邻帮邻、长者教育年轻人等方式，促使群众自觉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稳定和谐。调研的3个县区共有乡（镇）调委会64个，村调委会876个。

二是建立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信息网络

在村、村民小组分别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点，选配信息员。如光山县城关镇共成立信息网点85个，选配纠纷信息员85人，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纠纷信息反馈网络，及时捕捉纠纷信息，以避免重大的纠纷因信息反馈不及时导致矛盾激化的现象发生。该县20__年共排查矛盾纠纷604起，调解和调成率均为100%，无重大矛盾发生。

三是坚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各项制度

第一是坚持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村级每10天、乡镇每半月排查一次，节假日集中排查。在排查工作中坚持“三个结合”，即日常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一般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条条排查与块块排查相结合。确保“三早”（情况早知道、工作早到位、问题早解决）。

第二是坚持分级负责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分级负责，归口调处”的原则，明确责任，逐级调处，及时报告调处结果，防止工作推诿、扯皮、懈怠等造成不良后果。

第三是坚持“两所两办”（

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办）联调联处制度。对涉及跨地域、跨行业、多部门的复杂矛盾纠纷，由分管领导及时召开联调会议，共同制定调解方案，各部门密切配合整体联动化解矛盾。 第四是坚持领导接访日制度和领导包案制度。即村（居）两委对本行政村内，乡镇主要领导对辖区内，县直单位领导对系统内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实行包案调处。县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对涉及全县的主要矛盾、重大问题带头落实调处措施；对可能引发，有越级上访苗头的矛盾纠纷，亲临一线组织指导，妥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第五是坚持督办督查制度。根据每月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情况，抓好一般矛盾纠纷的调处、落实，强化对重大矛盾纠纷的督查督办，并实行跟踪回访，对处置不合理或群众不满意的，继续调处并做好思想工作，防止矛盾激化。

（三）因情施策，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对各种矛盾纠纷分门别类，因情施策，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分类调处。

一是坚持预防为主，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如光山县城关镇在工作中坚持“三个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法律与人情的统一、现实性与超前性的统一）。他们不断总结现实矛盾调处的经验，对诸如拆迁、殡葬制度改革等可能出现的矛盾纠纷正确预测，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浉河区在调解工作中坚持“两让”（强让弱、辖区采取内让外）和“三到位”（调解到位、协议书到位、监督到位）。淮滨县在调解工作中坚持“三个依靠”（依靠基层组织广大基层干部、依靠法律规定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和充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

二是用足用好政策。对企业改制、城建征地拆迁、城市管理、计划生育、退伍军人安置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纠纷，一方面深入群众中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把落实政策作为关键措施，靠落实政策取信于民，抓落实政策稳定人心，用落实政策化解矛盾。

三是严格依法办事。对涉法上访案件重视初信初访，在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的同时，协调法检两院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对涉法人符合法律援助的，政府及时提供法律援助，以法律手段解决矛盾。如浉河区法院今年前四个月提供司法援助4件，减免诉讼费80000余元，避免了两起涉法案件的激化，既减轻了党政机关的压力，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家庭、婚姻、邻里、赔偿等方面的纠纷，淮滨县三空桥乡的经验主要是依靠村和村民小组的调解组织，采取说服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注重以情感人，做到了小矛盾不出组，大矛盾不出村，就地化解。该乡十几年来无命案发生，近几年也无越级上访、无群体性治安案件，20__年被评为全省综治先进乡，受到省综治委表彰。

二、当前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及成因

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面广量大、触发点多、突发性强、升级快、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形式多样化的态势。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主要类型有：

（一）企业改制引发的矛盾。在国有企业转制的过程中，突出表现为下岗职工的安置、拖欠工资、医疗费、拖欠以前的集资款、工龄买断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如20__年浉河区造纸厂50多名职工到区政府上访，反映破产后补偿不到位等。

（二）由于街道改造、城市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近几年，城市建设较快，由于历史的原因，面临着诸多矛盾。表现在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开发建设单位拖欠征地款、补偿费或逾期不能安排回迁或变更迁住、或违犯合同条款等。

（三）因城市管理引发的纠纷。一些下岗职工、个体户或失业人员出于生计，不懂得通过合法途径寻求生活出路，而是违章违规，其行为被制止或受到处罚后，于是对有关部门有意见甚至产生对立情绪。

（四）干群关系引起的纠纷。有些基层干部，或越权，有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在依法行政或执行政策过程中走样，破坏了党员干部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五）灾后重建引发的纠纷。这些纠纷多发生在沿淮河的县乡。如淮滨县20__年曾因灾后重建迁址及补偿问题引发了农民30多人集体到县政府上访。

（六）计划生育和帮贫扶困引发的纠纷。近年来，由于计划生育和帮贫扶困工作中引发的矛盾时有发生。如在收取超生子女社会扶养费工作中，一方按政策收取，另一方借种种理由拒不上交。在执行低保政策时，一方面因资金限制低保名额有限，另一方面家庭的确困难符合低保条件的人过多。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农村五保户供养，艾滋病人的救助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七）退伍军人、干部的安置引发的纠纷。事业单位人员富余、企业改制、加之直管部门的拒收造成退伍军人安置困难、上岗困难、政策落实困难。干部有些遗留问题的解决尚未达到个人满意等都是引发矛盾纠纷的因素。

（八）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引发的纠纷。多发生在落选村干部个人与村集体的债务纠纷。如欠发的工资、村干部以个人的名义分摊的集体债务等。

产生以上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措施不配套。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亟需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整，但现在有些政策相对滞后，与基层的实际情况不太吻合。

（二）依法治理措施乏力。一些部门和行业依法管理无力，执法监督不严，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损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和群众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要么不懂法，要么不依法办事。反映在干部身上表现在不依法行政，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处理事情有失公正。表现在群众身上为遇事不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是意气用事，动辄上访闹事。

（三）有些党政领导不够重视。表面上看有些党政领导对调解工作重视，但实际上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工作只流于开会、发文件等，没有很好地抓落实，对事关大局的矛盾纠纷领导同志不出面、不协调，忽视了抓早抓小和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以至于矛盾激化，影响了社会稳定。

（四）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缺乏战斗力。虽然乡镇

、村、村（居）民小组三级调解组织已经建立，横到边，纵到底覆盖全市的调解组织网络已初步形成，但由于当前矛盾纠纷涉及的当事人多、部门多，往往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难以解决；另外，基层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权限、方式和效力都很有限，调解人员的素质与当前复杂的矛盾纠纷很不适应，加之调解组织无经费，调解人员无报酬，长期以来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调解队伍不稳定，制度得不到落实，作用很难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很薄弱，导致许多问题由小变大、积少成多。如浉河区仅20__年就因各种原因调整了100多名基层人民调解员。 （五）涉法上访案件的增多。个别案件在司法机关没有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处理，是涉法上访案事件发生和增多的直接动因。个别群众对司法机关处理程序、方式和结果的偏面认识，以及对工作上的错误观念，使得本应在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却通过上访渠道而大量流向党政机关。

（六）上访成本低。一方面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如果到法院解决，要交纳诉讼费，判决后如果债务人不履行，申请强制执行还需要再交执行费，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不少群众上访只需出单程路费，到省赴京上访还有专人接待、吃住费用全免，成本很低。加之近几年由于控制上访，加重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使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期望较高，这也是造成有些地方上访量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三、意见和建议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排查调处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现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党政领导在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矛盾纠纷调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的同时，要认识到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人民调解组织在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中的重要作用。把人民调解工作当作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要严格落实领导目标责任制，强化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热点纠纷，各级领导要亲自出面协调处理，防止因处理不及时、方法不当引起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酿成或刑事案件。

（二）在调解工作中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调解的过程就是法制宣传的过程。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及人民调解员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坚持在调解工作中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广泛开展“法律进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增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观念，自觉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法制教育使广大基层干部掌握法律知识，增强其学习、贯彻、执行政策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从而减少由于素质低、工作失误引起的纠纷。

（三）整合力量，构建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办等都具有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应结合实际，把这些力量整合起来，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构建新的机制。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主管领导牵头，定期召开会议，听取各部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安排布置任务。二是建立矛盾纠纷预测预防制度。各部门根据工作中掌握的情况，深入分析和科学把握当前矛盾纠纷的特点、规律，对可能引发不安定因素的苗头及时通报信息，提前进行调处化解。三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制。在每年年初的工作目标中，明确各部门在矛盾纠纷排查中的责任，并签订目标责任书。

（四）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巩固和完善乡、村、组三级调解网络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居民矛盾调研工作计划篇10

一、城市社区组织体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1、“社区”概念的提出及我国城市社区的特征

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55～1936)认为，社区是指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社区建设，就是指街道社区，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依靠社区的力量，利用社区的资源，解决社区问题，发展社区事业，以改善社区的人居环境，党建资讯网，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与社会协调而又可持续的发展。

为什么以街道行政区域为区划来划分社区，其理由在于：首先，以现有街道所辖地域为一个社区，在人口、面积、社会成员组成等自然条件方面都比较符合构成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实体的基本要求。第二，现有的街道党政组织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管理协调组织框架体系，为开展社区工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三，虽然社区工作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机制，但在起步阶段，必须要有政府的扶持和指导，同时基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连续性要求，必须有一个政府与民间相对应的接口，即街道社区。

2、当前街道行政管理与社区发展的矛盾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发展未曾走上正轨，经验积累与理论研究甚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城市长期以来按行政体制划分辖区，加上条块分割，虽然客观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在“空间”已形成并保持运作，但任务往往是被行政上大一统的、带有运动色彩的非社区发展性任务所代替。形成我国城市社区“成熟性不足的问题”。二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社会事务的行政干预过多，单位对职工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本应由社区承担的职能又承揽过多，形成了我国城市社区“功能不足”的问题。客观地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单一化、行政化为其主要特征的社区组织体系曾是我国城市社会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出大量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需求、社会组织间的相互关系都日益趋于多元化，现有的街道行政管理方式已显得越来越不相适应。目前街道实际所承担的工作职能从经济、城管、民政、党群到精神文明建设、人民武装、综治司法、综合行政管理等，大到人大换届选举、街道集体资产管理，小到住户下水道疏通、公用电话管理，粗略统计达77项之多。从目前街道实际承担的工作职责看，街道行政管理体制与社区建设的要求相比，存在以下四对矛盾：

(1)街道行政管理主体与社区内利益主体的矛盾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组织管理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一元化”的组织管理结构。在城市基层“街道”社区中，“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构，代表政府对辖区内的行政事务、社会事务实施管理，是社区组织管理的主体。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社区中出现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首先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原来依附于政府的企事业单位从行政系统中脱离出来，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社区成为它们的真正立足点。其次是单位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分离，单位不再是个人利益的唯一载体，“单位人”正在逐步地转化“社会人”。再次出现了很多新型的区域性社会组织，如物业管理公司等新的利益主体。显然，“街道”组织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行政资源已不能对社区事务实施全面、有效的管理，从社区组织结构的角度看，这是一元化的管理主体与多元化管理需要之间的矛盾。

(2)街道行政管理方式与社区内社会服务功能需求的矛盾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合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结构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企事业单位功能的充分发育和社区功能的相对萎缩，最显著的表现是“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企事业单位不仅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生活、服务、管理单位，成为具有行政、经济、社会等多元功能的相对独立的“小社会”。而街道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在整个社会管理系统中仅处于细枝末节的地位，它的基本对象局限于老、弱、病、残；管理和服务功能也仅仅是楼道卫生、调解邻里纠纷等，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社区的功能发育极不完善，大伯大妈提着喇叭喊“楼上楼下，火烛小心，门户关好”是一个典型的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组织功能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明确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功能，剥离了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承担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功能；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能也从政府中分化出来，这些转移出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则直接地落在了作为城市社会基础单元的“街道”社区中。而且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扩大。显然，社区多元的功能需求与计划经济体制下“街道”作为行政组织履行行政管理方式是极不适应的，也就是说，先天不足的街道是很难履行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分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功能。

(3)街道行政管理职能与社区内人们精神需求多样化的矛盾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单一化、行政化的组织管理模式所以能够不发生大的变化，这除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单一的社会需求所致。过去我们实行的是一条“重积累、轻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需要基本局限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方面，生活水平低下，社会需求单一。单一行政化的社会组织系统基本上可以满足这种低水平、单一化的社会需要。

改革开放结束了我国社会生活在低水平上长期徘徊的局面，社会生活正显现丰富多彩的局面。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使人们的社会需要内容由单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闲、娱乐、康复、心理咨询等综合需求发展，需求水平上由低层次向低、中、高等多层次发展，社会服务的需要对象由特殊群体向全体居民发展。很明显，群众中普遍存在的高层次的需要，如社会政治参与的、职业志愿的、志趣的和高情感的需求，仅仅依靠“街道”组织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4)街道行政组织纵向隶属关系与社区内各种组织横向联系的矛盾

计划经济体制下，社区内各组织不同的行政隶属关系，分别属于“条条”与“块块”两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并且直接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他们之间的关系由计划加以调节，不存在也无须存在直接的相互间的联系。如街道党委和街道办事处与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人民医院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条块，有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互相之间无直接关系，形成一种“条块分割”的局面。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使社区内“条块”组织的关系出现了变化，而且有一部分职能重叠，在横向联系中往往冲突多于合作，相互间直接联系不够，分工不明确，“街道”行政组织虽然很想使社区内各组织间相互配合，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处于“看得见，摸得着、管不了”的困难处境。如何将各“条条”的职能迁移到社区工作中，通过权限、职责的理顺，确立社区内各组织与街道行政组织的关系，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应该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上述诸种矛盾的出现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城市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并将显得越来越突出，其结果必然会促进行政单一化的街道行政组织管理体系的分化，并逐渐形成新型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我们应该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确立城市社区组织体系改革的思路。

二、城市社区组织体系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从事社区管理的城区、街道和居民区干部及一些社会学工作者进行了积极探索。1991年，我市一些城区就提出“以社区建设统领全区各项工作”的思路；1992年“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同年杭州市委将街道党委改为街道党的工作委员会，同时明确居民区党支部对居委会起领导作用；1995年杭州市委组织部下文，要求在全市街道中开展“凝聚力工程”活动；1997年，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社区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发挥社区管理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工作思路，在全市30个街道和10个城乡结合部乡镇组成了街道(乡镇)城管综合监察队，在523个居委会均配备了1－2名专职工作人员。但如果仍然按原有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方式，仅仅凭借有限的行政手段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是很难适应市场化社会新的情况，必须适时推进杭州城市社区组织体系的改革。否则，以上多种措施也难收到较大成效。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笔者通过对我市5个城区30个街道的调研，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寻求社区组织体系的突破口：

(一)组建社区管理委员会，联结街道与辖区内各组织的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一方面街道的行政功能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需求，进行适时调整；另一方面，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现象，除了行政功能的合理发挥，社区社会功能的发挥也是社区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城区湖滨街道在这方面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创造。去年4月，原湖滨街道与涌金街道合并成了新的湖滨街道。行政区划的调整，使街道面积增加了，人口增多了，如何把街道、居委会干部和辖区各职能部门、地区单位的力量凝聚起来?如何让居民群众自觉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成了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需要解决的新课题。街道首先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成立了湖滨地区社区管理委员会，下设城市综合管理，社区治安综合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个办公室以及资产管理、社区服务两个中心。由“一委三办两中心”负责统一协调、指挥城管、监察、环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建文明社区和社区服务等各项工作，实现了街道工作职能的转变。湖滨街道在社区内建立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探索，应该说，是一个极富新意的创举，它切合社区发展所强调的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社区新概念，迎合了社区组织发展的大趋势，有利于加强对基层社区事务的民主化管理，可以作为社区组织体系改革的新尝试。

我们可以从湖滨街道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委员会的组织机构。社区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党工委或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团三种法人代表以及社区居民代表组成。在委员会中，各方代表地位平等，集体进行管理决策，其中，党委、政府代表由党工委书记或街道办事处主任和其他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主要起沟通制衡作用，负责向上级党政部门反映社区的民情民意，同时向社区传达政府对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的意见与要求，并对社区管理进行行政督导，社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一般由政府代表担任。

社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能为：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监督调控，其具体权限和义务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确定社区管理的任务和要求，制定社区内部的管理规章；决定召开“社区代表大会”，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和社区管理工作任务书；确定社区内各职能部门和各种组织的分工和职能，审议其管理计划，实施方案和重大管理措施，并监督实施；协调社区内各部门关系，代表社区参加对外交流；协调社区内各部门落实各项工作；接受政府部门指导和监督，定期向上级政府部门报告社区发展情况；从事社区财政预算等。

探索中的这种社区组织管理新体制，实质上是我们传统的共建机制的进一步深化，是一种能够更好地开发与利用社区本身资源为社区发展提供财力、人力和智力的更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