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率论文十篇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1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居民储蓄率 关系 抚养负担

问题的提出

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10年GDP排名位于全国第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省也保持着较高的国民储蓄率，2010年已高达58.39%。江苏省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城乡居民存款储蓄额已达23334.8亿元，占当年总GDP的56.33%；企业部门储蓄额为19148.59亿元，占当年总GDP的46.22%；政府部门储蓄额569.95亿元，占当年总GDP的1.376%。从统计数据来看，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对江苏省高储蓄贡献较大，企业储蓄所占比例较小。

现有的关于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学术界对其有不同的解释，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等。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省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0230180人，占13.01%；15-64岁人口为59861916人，占76.10%；65岁及以上人口为8567807人，占10.89%。国际上将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 7%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根据该标准，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在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快。那么江苏省的高居民储蓄率和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呢？本文对此进行验证。

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理论介绍

现有的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Me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一般而言，在年轻时期，家庭收入低，但因为未来收入会增加，因此在这一阶段，往往会把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有时甚至举债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这时家庭中基本上没有储蓄或有很少的储蓄。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需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这时需要依靠年轻时的储蓄来消费，从而社会储蓄率又会下降。1976年，Medigliani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扩展，认为储蓄率会随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下降，随劳动者人口比例上升而上升。

LCH理论是从微观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的关系，Coale and Hoover（1958）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人口转变过程的“抚养负担假说”（Dependency Hypothesis，DH）。该假说认为，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和上升的生育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上升，导致社会储蓄随之减少。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经济活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减轻，社会储蓄也增加。最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表现为巨大的老龄抚养负担，这将削弱储蓄力度并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以生命周期理论和抚养负担假说为基础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Loayza等（2000）在Schmidt（1996），Higgins（1998）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赡养负担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Kraay（2000）通过不同国家截面数据的估计，认为老年抚养负担比对社会储蓄率存在显著的负作用，而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汪伟（2009）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得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负，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正，且均显著。李魁（2010）通过采用全国30个省市1990-2006的面板数据，主要运用二步系统GMM法进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老年赡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正的影响，但是效果不显著。王麒麟、赖晓琼（2012）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usman检验，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城乡差异。

总体来看，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利用面板数据对储蓄率进行整体的研究，较少将其细分，并且具体到省际的研究也较少。本文研究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江苏省关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提供对策建议。

数据、变量选取

由于本文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选择江苏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US）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储蓄额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额与各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变量里，本文选择少儿抚养比（FC）和老年抚养比（FO）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假定N、L、O、C分别表示总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14-64岁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数量（65岁以上人口）和少儿人口数量（0-14岁人口数量），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用C/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抚养的儿童数量，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用O/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从微观上来讲，人口自然增长率同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关系，所以引进江苏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用NR表示。

以上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年鉴整理得来，由于考虑到各种数据指标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数据区间选取为1995-2010年。

实证分析

由于时间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稳性，为保证建立的回归有意义，应先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关系，选取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城镇居民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储蓄率（US）分别与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人口自然增长率（NR）的协整关系。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结果可知，上述序列除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原序列平稳外，其余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从上述ADF检验结果可知，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负担比、老年抚养负担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符合协整的必要条件。分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自变量进行OLS估计，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CS=50.39658-1.586298FC+ 0.302968FO+2.728209NR （1）

t= 2.5987 -7.0439

0.294812 2.8644

R2 =0.9029， F=33.3552，DW=2.0091

US=-2.866137+0.970690FC+ 0.896333FO-4.244340NR （2）

t= -0.154251 4.498764

2.9103 -4.6510

R2 =0.9057， F=22.3758，DW=2.40739

上述模型回归效果比较理想，然后对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平稳性检验，仍然采用ADF检验。若平稳则可证明上述变量之间是协整关系，具体结果见表2。

通过对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E1的t检验值为-6.971217，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E2的t检验值为-3.87219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两个残差序列均平稳，意味着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指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根据上述协整方程，分指标情况看：第一，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为为正，并且影响效果显著；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均为正，但是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第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负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正的影响，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比，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1.586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约0.303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的影响，少儿抚养比下降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0.971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上升0.896个百分点。第三，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正的影响，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2.728个百分点；但对农村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4.244个百分点。第四，从常数项来看，城市居民存在更多的自发性储蓄行为，农村居民相对来说自发性储蓄比较少，这个可能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高低有关。

（三）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证明城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存在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之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各个影响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指标的短期行为和长期变化结合起来。先对各自变量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回归分析，纳入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回归模型（3）和（4）：

DCS=12.46441+0.540489DCS（-1）+0.577721DFC+1.568364DFC（-1）-1.743938DFO-1.686220DFO（-1）+11.89308DNR-10.45389DNR（-1）-0.919043ecm （3）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58373），（2.965464）， （3.050599），（2.391702），（2.944830）， （2.952219），（-2.378873），（-2.763881， （-3.109256）

R2 =0.8919 F=21.29877

DW=2.553747

DUS=-14.39142-0.121804DUS（-1）-0.527489DFC-1.25919DFC（-1）+ 1.685201DFO +0.950451DFO（-1）+ 5.010568DNR-1.647784DNR（-1）- 0.591880ecm （4）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78498），（-2.332162）， （-2.402645），（-1.987975），（2.539363），（1.890086），（2.373466），（-2.063968）

R2=0.9124 F=21.419295

DW=2.018500

以上数据说明上述两个模型拟合度较好，变量之间无明显共线性。误差修正项为负，说明均衡误差对短期波动收敛于长期均衡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当城市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出现不适应时，误差项能够在其中起到迅速调节作用。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判断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老年人口负担与城镇居民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少儿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由表4可知，少儿人口负担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比与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五）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反映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可通过绘制脉冲响应图来衡量。

由图1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约从第1年持续到第20年，影响最大的是前10年，在第15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2可知，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达15年，影响最大的是前8年，在第10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3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样是个长期的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前5年，从第7年后影响开始逐渐减弱。

江苏省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即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使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农村居民储蓄下降，这可能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有关。江苏省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229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911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2倍。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少儿负担减轻了，在消费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能够储蓄的钱相对增加。老年抚养负担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模糊，城镇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对完善，而且老人有更多的再就业机会等原因，使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太大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除去日常生活消费开支外，能储蓄的钱相对较少。少儿负担的减轻，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增强。虽然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正在逐步贯彻实施，但各地还是存在差别，同时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年限长于城镇，所以农村老年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仍然存在正的显著影响，预防性养老储蓄在农村还是比较普遍。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不同效应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成熟。

结论

本文对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江苏省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少儿人口抚养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绘制脉冲响应图，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时间年限长于对城镇的影响时间年限，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相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来说更加深远。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特别要鼓励城镇居民消费，用消费拉动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完善和贯彻实施农村养老保障政策。

参考文献：

1.Anselin，L.，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2.Loayza，N.，Schmidt-Hebbel，K.and Servn，L.，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Review of Economincs and Statistics，2000，82（2）

3.Kraay，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0，14 （3）

4.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09（7）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2

关键词：国民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

中图分类号：F83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2-0009-06

一、引论

高储蓄（储蓄占国民总收入即GNI的比重，可以用GNP表示GNI，文中所说的储蓄均是指储蓄占GNP比重）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近年来，中国国民储蓄有增加的趋势，从结构上看，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深入分析三者在国民储蓄中比例及动态关系，有利于深化对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认识，并且为国民储蓄的调节提供依据。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代表性研究，李扬、殷剑峰（2007）通过资金流量表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仍然显著高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但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企业部门的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政府部门的储蓄率经过20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21世纪开始迅速增长。Louis Kuijs（2005）也运用资金流量表得出主要结论：中国的高储蓄率更多靠企业和政府来推动。何新华、曹永福（2005）也有类似的分析，得出结论：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这些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不足：（1）从研究数据来源看，更多依据“资金流量表”，但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存在显著不足（下面将具体分析），从数据来源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早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是1992年，因此很难根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储蓄情况。（2）当前的研究没有将两个问题明显区分开：一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二是国民储蓄率呈现上升趋势的原因。上面列举的研究中对上述问题看法不完全一致，例如到底是居民储蓄高还是企业储蓄高。（3）事实上统计数据中反映的高储蓄是直接从GDP（GNP）核算数据中得到的，从数据的一致性看最好从核算数据来推算国民储蓄的结构。笔者认为，资金流量不适合用于测算中国的国民储蓄，本文运用支出法对GDP核算数据进行研究。

二、国民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与宏观收入分配的测算及内涵

为了说明问题，笔者首先对按照GDP核算数据与按照资金流量表得出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以1997―2007年数据为例），为了表达方便，笔者将之称为“方法一”与“方法二”：

根据表1可以看出：（1）方法一的数据是根据2004年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进行系统修正以后的数据，因此数据口径比较一致，而“方法二”（即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是根据不同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得到，在2004年之前与之后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从表1中的数据笔者发现，“方法二”中政府消费数据在2004年之前远远小于“方法一”中的数据，由于政府消费数据变小，因此“方法二”可能高估了政府储蓄，两者的差距在2004年后突然消失，同时2004年之后的企业储蓄大幅度上升，进一步说明笔者的观点，反过来证明了资金流量表仅仅在2004年之后的数据才能满足研究问题的要求，（2）从研究问题看，通常我们所说的高储蓄现象主要来源于从GDP核算数据中消费比重低、投资比重高，为了使研究中数据具有一致性，应该使用GDP核算中的政府消费数据。（3）2004年之前固定资产折旧占GDP比重数据小于根据资金流量表得到的企业储蓄占GNP比例，这说明2004年之前资金流量表中关于企业储蓄的统计存在不足，因为企业储蓄应该大于折旧，笔者注意到2004年企业储蓄占GNP比例大幅度上升，说明关于资金流量表中企业储蓄的统计更接近实际。综上所述，依据资金流量表来测算储蓄是不合适的。下面笔者根据GDP核算数据与财政支出数据来对政府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进行重新测算。

首先笔者对计算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均是占GNP比重）的方法做一说明：选择GNP的原因在于GNP是一个收入概念，包括了国外净要素所得。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里测算的是居民、政府、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最终情况，即各部门最终的可支配收入。（1）居民储蓄：根据国民经济核算表的居民消费数据以及住户调查得到的居民消费倾向，测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居民总的可支配总收入，从而得到居民在国民收入中最终分配的份额，相应就计算出居民储蓄占GNP的比重。（2）政府储蓄：政府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收入-政府消费=政府储蓄。（3）企业储蓄：GNP-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企业储蓄，企业储蓄包括国有企业储蓄。具体结果见表2。

根据表3的数据可知，中国的高国民储蓄首要原因是企业储蓄，1986年企业储蓄就上升到第一位，其次是居民储蓄，最后才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比重高，似乎与我们的经验不符，但人们通常看待企业储蓄，很可能忽略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部分，如将折旧扣除，应该是“净储蓄”，但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的“高储蓄”是“总储蓄”意义上的现象。数据还表明，固定资产折旧占GNP比重（与折旧占GDP比重数据相近）相对较高，一般发达国家折旧占GNP比重在10%左右①，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据明显高于10%（尽管有周期性因素影响）（见表4），这说明在中国较高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相当比例用于弥补固定资产的损耗，这实质上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映：即投资大，但创造的增加值小，固定资产投资折旧在产出中的比重相对较大。

上述测算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从现实来看，政府储蓄的内涵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笔者计算出的政府储蓄高于通常的测算，因为笔者将政府性基金也加入到预算外资金中，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要求，从1996年起，将数额较大的政府性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政府性基金包括车辆购置附加费、铁路建设基金、电力建设基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公路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等13项。

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的边界则不完全清晰。在西方国家一般将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总和叫做私人储蓄②，在一个纯理论框架中，假定企业被家庭所拥有，假定消费者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所描述的消费行为安排一生的消费，显然消费行为取决于一生的收入与财富总量，企业的红利到底分配多少给家庭对消费者消费选择并没有影响，其隐含的意义是企业储蓄与家庭储蓄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企业储蓄增加会被家庭储蓄的减少完全抵消，私人储蓄保持稳定，这被一些国家的数据所证实，例如，二战后美国的私人储蓄保持了稳定。从中国实际看，企业储蓄的情况较为复杂。首先，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尽管从数量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占优势，但国有企业多分布在一些自然垄断产业，利润量在企业储蓄中占据较高比重，显然，居民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一般不会将国有企业视为自己的财产，因此，中国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的可替代性大大减弱。中国国有企业储蓄可以从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情况得到一些信息（见表4），显然从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储蓄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国有企业储蓄已经成为企业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有企业储蓄还是远远小于私有企业储蓄。

从中国现行统计数据中无法直接找到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因为直到当前，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既没有所有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数据，也没有完善的居民收入总量数据。相比之下，笔者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和消费数据来推算消费倾向，又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消费数据反过来推算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但这里推算出的储蓄存在如下问题：少数极高收入家庭（拥有私有企业产权的家庭为主）在住户调查时会怎样回答家庭收入？一般来说，高收入者存在隐瞒自己收入的动机，因此可以设想该群体在回答自己的收入情况时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户调查数据看，以2007年数据为例，最高10%家庭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为36 784.51元，显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这为笔者说明刚才测算出的居民储蓄的准确意义带来了难度。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从现实情况看，还是能够基本反映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笔者认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如果将居民区分为普通居民以及拥有私有企业产权的少数高收入者，根据居民的消费推算出的收入只能反映出普通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情况，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必须将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去除，而从定量的角度看这些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到底占居民消费多大比例没有统计数据，因此从定性角度看，上述测算的居民储蓄还包括了部分少数高收入群体的储蓄，即少数高收入者的储蓄分布在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两部分数据之中。

笔者给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说明：

根据线性分析结果趋势，笔者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无趋势和截距项），得到结果见表4。根据该分析结果：残差序列滞后一期的t检验值-3.50＜ -1.95，说明残差是一个平稳序列。

根据该分析结果，笔者得出结论：中国国民储蓄率呈现出确定性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即从1982―2006年国民储蓄率共上升12.5个百分点。

（二）居民储蓄率（HSR）的分析

HSR单位根检验表明，无论选择哪种类型检验形式，均说明居民储蓄率是一个非平稳序列。如果选择带漂移的单位根检验形式，截距的t检验并不显著，因此HSR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这说明HSR不存在时间趋势。显然，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有居民所得份额和居民平均消费（储蓄）倾向，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笔者给出如下分析：

HSR=HIR×APS

HSR表示居民储蓄在GNP中的比重；HIR表示居民收入占GNP比重；APS表示平均储蓄倾向。根据该式可以作如下计算:

?驻HSR=?驻HIR×?驻APS+HIR1（APS2-APS1）+APS1（HIR2-RHIR1）

=?驻HIR×?驻APS+HIR1?驻APS+APS1?驻HIR

笔者可以忽略?驻HIR×?驻APS，

?驻HSR≈HIR1?驻APS+APS1?驻HIR

根据表2的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变化发生在1990年之后，而农村居民储蓄倾向发生在1997年之后。这样1990年之前，中国居民储蓄率变化为APS1?驻HIR，因为APS1＜0.2，而居民所得份额变化在5个百分点左右，因此这段时期居民储蓄率变化小于1个百分点。而1990年之后显然HIR1?驻APS＞0，而SPS1?驻HIR＜0，两种因素相互抵消，因此居民储蓄率总体上保持了稳定。

（三）国民储蓄率确定性趋势上升原因分析

这样关于NSR的趋势变化只能从另外两个因素来找。显然，政府储蓄率GSR表现出显著的特征是以1994年为分界点，政府储蓄表现为先稳定下降、后稳定上升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因素具有不相关的特点。从企业储蓄看，1994年之前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而1994年之后则表现出随着经济周期而大幅度波动的特征，例如，1993年、1994年经济处于过热时期，企业储蓄率非常高，到2002年以后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以后，企业储蓄也快速增长。因此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因素对企业储蓄的影响，根据刘树成教授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年至今的五轮周期。③

将经济周期因素剔除，笔者可以认为1994年以后企业储蓄率保持了稳定。根据上述经济周期的分析，显然，1994年与2006年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两年从周期角度看经济处于“繁荣”期，1996年与2002年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两年经济处于“平稳”期。从表3数据看，1994年与2006年、1996年与2002年的储蓄率十分接近。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从政府收入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放权让利”，政府财政收入不断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带来了政府的高收入。企业收入的变动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以后）则呈现出大幅度上升，这与改革初期“放权让利”增强企业经营自密切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则表现出总体相对稳定特点，这更多与经济周期相关，这说明1994年以后随着“放权让利”的结束，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企业储蓄越来越遵循一般市场经济规律。通过这些分析可得出结论：（1）居民储蓄不是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趋势变化的原因；（2）1982―1994年，国民储蓄率变化的关键原因是政府储蓄率在“放权让利”改革中不断下降，企业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将两者放在一起考虑，1996年与1982年（这两年从周期看处于“平稳”期）的数据共相差6.3个百分点，可以说明这段时间的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1994年后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不完全与前一时期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储蓄率增长较快，而企业储蓄率总体保持了稳定；从数据看，1994―2007年政府储蓄率共上升了9.7个百分点，可以完全说明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

（四）从宏观经济运行实际看国民储蓄率的变化

从统计数据我们得出上述结论，但上述的结论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从表2的数据发现1982―2006国民储蓄率上升了17.6个百分点（可以认为2007年、2008年宏观经济有一定程度过热，另外，根据刘树成教授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1982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尤其是2002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国民储蓄率就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与上面得出的“国民储蓄率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即从1982―2006年国民储蓄率共上升12.5个百分点”存在一定矛盾。上面笔者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出了国民储蓄率上升了12个百分点，实质上隐含了假定2003年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正常状态，而2006年则是经济过热，单从统计数据上看，2002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的大幅度增加会被认为是一个周期性现象。但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高增长和低通胀，宏观经济总体上并没有过热。这样，2002年以来国民储蓄率大幅度上升除经济周期因素以外，还有趋势上升因素。这就涉及到如果笔者从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国民储蓄率的变化会与单纯从统计学分析的结论存在差异。统计分析方法本身并无问题，但统计分析掩盖了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与1992―1994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本质差异，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是13.1％，而2006年是11.6％，更为重要的是2006年与1994年相比价格指数相差巨大，显然1994年宏观经济是在过热状态下运行，而2006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见表7）。

可以认为1997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从1998年中国进入通货紧缩阶段，一直到2003年才走出通货紧缩。根据刘树成教授对经济周期的分析，2003年以后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对较快，消费率也开始下降，与前一轮不同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而1991―1992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一旦提高，通货膨胀立即出现。历史上1992年、1993年均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率，显然投资大于储蓄。因此，笔者认为，2003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显著特征是宏观经济多数年份处于均衡状态运行。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9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幅度大于1994年以前的变化。如果根据宏观经济均衡发展理论，2006年与1996年国民储蓄率的变化为10.6个百分点，期间，政府储蓄率的变化为4.8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有4.6个百分点变化（居民储蓄有微弱影响）。按照这种方法，笔者得出的结论与前面结论差别在于199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因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均构成国民储蓄率变化的关键因素，两者的上升带来了国民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首要原因是企业储蓄，中国过高的企业储蓄实质上体现了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从宏观分配角度看，中国普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分配份额偏低，企业收入偏高，因此增加普通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所得份额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初次分配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约为40%，而发达国家一般达60%以上④，因此加强职工工资正常上升机制建设，在企业与居民之间建立更加有利于居民的分配体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当然这只是长期意义上的政策。（2）中国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主要应该由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来解释，居民储蓄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保持了稳定。1994年之前随着政府“放权让利”改革，政府储蓄不断下降、企业储蓄快速上升，居民储蓄保持稳定，结果是国民储蓄率呈上升趋势；199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均呈上升趋势。从短期政策操作看，政府必须控制政府储蓄的快速上升，主要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用于消费。

注释：

①见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②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觉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③根据刘树成教授的研究，见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编：《2005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0页。

④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6的数据。

参考文献：

［1］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

［2］Louis Kuijs，“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D］.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633，2005.

［3］何新华，曹永福.解析中国高储蓄［J］.世界经济统计研究，2005，（2）.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3

[关键词] 利率；居民储蓄；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 F832.2 [HT5H][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12）05-0048-07

[作者简介]王成进（1979-），男，十堰市非税收入管理局副局长，金融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潘 强（1983-），男，十堰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讲师；余小敏（1986-），女，十堰市养老保险局会计。

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膨胀和泛化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虚拟经济的膨胀和泛化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虚拟经济对微观经济主体决策行为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决策的影响，需要对主流经济学关于利率变动影响居民储蓄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行重新认识。

一、虚拟经济下的利率影响居民储蓄的机制

1.虚拟经济影响利率与居民储蓄关系的理论基础

在对虚拟经济本质探讨中目前已经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刘俊民[1]认为，实体经济按照成本定价，而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的价格系统，是以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刘晓欣[2]提出，由于积累方式由实物积累向“价值化积累”转变，虚拟价值的利润来源与货币供应量有关，用货币因素来解释虚拟经济的本质和特性；成思危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活动模式，是寄生于实体经济的系统，具有复杂性、介稳性、寄生性和高风险性。本文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虚拟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最本质原因，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物质产品的潜在生产供给能力的大幅提高，使得人们在扣除物质消费后还有相当的收入剩余，另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内容，从以物质消费品为主转向物质消费品、精神消费品并重。虚拟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指示器，是精神消费品、物质消费品潜在供给能力的“包容器”[3]。这样，虚拟经济的发展就和人们的收入、消费密切联系起来，虚拟经济的膨胀和泛化也将影响到与居民收入、消费紧密相连的“利率—居民储蓄”关系。

2.虚拟经济下利率影响居民储蓄的具体机制

虚拟经济膨胀和泛化的背景下，利率的变动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直接影响居民储蓄。由于当前我国还存在相当一部分居民仍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需要同时考虑利率变动影响投资、特别是民营投资从而作用于居民收入、储蓄的间接影响。

（1）利率变动的财富效应。在美国人的财富中有82%以上是金融资产。劳动者以银行储蓄、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工具等形式持有家庭财富，这些虚拟财富不仅具有保值的功能，还具有增值的功能，能够给持有者带来一定的收益。

利率的变动会通过影响居民财富的账面价值从而影响居民储蓄。利率变动的财富效应的核心问题就演变成利率变动如何影响虚拟资产的账面价值。传统理论认为，利率上升将引起以股票为代表的虚拟资产的价值缩水。本文认为，需要对这一“常识性”结论进行深入分析。由于利率代表资金的使用成本，与资金的收益率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实体经济的收益率相对稳定，实体经济部门“不差钱”、流动性泛滥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而虚拟经济部门则受资金供给的影响较大。短期内，虚拟经济部门的持续高收益将吸引资金流入，增加资金需求、推高利率水平。因而在短期内利率上升伴随的将是虚拟资产的价值上升而非缩水！虚拟资产的价值上升通过财富效应增加储蓄水平，这一点与Friedman[4]提出的股价波动引起的资产组合效应颇为相似。长期中，利率的上升将使得资金成本上升，虚拟经济部门的吸引力下降，资金流出虚拟经济部门，虚拟资产价值缩水，通过财富效应使储蓄减少。因而需要区分利率波动的长期和短期财富效应。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一个命题：

命题一：利率变动的财富效应表现为，在短期中利率上升使储蓄增加，在长期中使储蓄减少。

（2）利率变动的替代效应。随着虚拟经济的膨胀与泛化，人们广泛而又深入地参与到虚拟经济中，Binswanger[5]的金融窖藏（Financial Hoarding）理论生动形象地揭示了现代经济中存在着一个与实体经济相伴而生的“金融蓄水池”，它与实体经济互动，可以缓冲实体经济领域中的货币供求冲击，而自身也可能对货币供求产生强烈冲击。刘骏民、伍超明[6]提出了现代经济中的货币流通公式：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基本物质消费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储蓄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更好地消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已得到有效满足，这时候再以消费、特别是物质消费为储蓄或者投资的主要目的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新制度经济学的“价值准则”提出 转引自胡代光，等，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和演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高度工业化后，当产品已经相当丰富，甚至消费品已经多得成为人们的一种累赘的时候，……，始终把经济增长当作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使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学科。”本文认为，一方面，人们在物质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可能更加注重诸如娱乐、休闲等精神文化消费品带来的效用，继而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品的品质要求会不断升级，引导此类精神文化消费品的生产供给无止境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储蓄、投资的目的已经不再仅限于未来消费，从人们长期、大量持有虚拟资产的现状和趋势来看，虚拟资产投资已经演化或异化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行为，其目的就是保值增值。

基于这一认识，利率变动将通过影响虚拟资产和储蓄之间的相对收益率来影响居民储蓄。具体而言，当利率上升时，如前文所述，往往伴随着虚拟资产收益率的上升，在短期中，将增加虚拟资产的吸引力，储蓄流入虚拟经济部门。这与我国2007年股市短期快速上涨、居民储蓄“大搬家”的事实相符。而在长期中，随着利率水平的上升，储蓄相对于虚拟资产的收益率上升，资金回流入储蓄，储蓄增加。因而本文得到第二个命题：

命题二：利率变动的替代效应表现为，在短期中利率上升使储蓄减少，在长期中使储蓄增加。

（3）利率变动影响实体投资的间接效应。凯恩斯认为，利率变动将通过影响投资从而影响国民收入，最终作用于居民储蓄。正如前文所述，在当前全球资本过剩和流动性泛滥的大背景下，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已被现代经济学所忽略。但对于中国的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金融市场缺陷、投资工具匮乏，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一方面储蓄高企，另一方面却又存在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李恩平[7]的研究表明，利率减小有利于储蓄资源流向民营经济部门从而增加投资。利率变动影响投资从而作用于储蓄的机制在中国似乎成立。但本文认为，这一影响应当不大，理由如下：一方面，由于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储蓄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富有阶层手中，在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中获得工资收入的工薪阶层基本上属于低收入阶层，利率变动、投资变动对总的储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高增长，利率水平相对于高投资收益而言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而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可能不大。鉴于此，本文得到第三个命题：

命题三：利率变动通过影响投资从而作用于储蓄的机制在中国不明显。

二、实证分析

1.变量、数据与检验方法选择

本文选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7天）作为名义利率的衡量指标，记作NR。考虑到通胀率的影响，将NR扣除通胀率（CPI）后作为实际利率的衡量指标，用RR表示。

居民储蓄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作为衡量指标，选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资的衡量指标，分别选择工业增加值、GDP作为居民收入的衡量指标。居民储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GDP均采用增长率形式，分别记作JMCX、GDZCTZ、GYZJZ、GDP。

本文选择股票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衡量指标。通过比较上证指数、深圳成指与流通市值的相关系数（见表2），本文选择深圳成指作为股市波动的衡量指标。以深圳成指的收益率作为虚拟经济收益率的衡量指标，记作SZCZ。

本文分别选择月度指标和季度指标作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衡量口径。在样本区间选择上，考虑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造成股市的非正常的剧烈波动，本文选择2000-2007年作为实证检验的样本区间。数据来源于高校财经数据库、巨灵金融数据库。

检验方法上，本文使用EVIEWS 6.0软件，分别通过单位根检验、相关性检验、因果关系检验、VAR检验等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2.实证过程

（1）短期效应（月度变量）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实证的第一步就是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ADF单位根检验，并依据AIC和SC最小原则反复检验，各月度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居民储蓄与名义利率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76；居民储蓄和实际利率相关性不显著；工业增加值与实际利率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593；固定资产投资与实际利率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55。

由于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本文继续使用戈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如下因果关系：

结果表明：名义利率是居民储蓄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居民储蓄对名义利率的变动敏感；居民储蓄是实际利率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居民储蓄的变动可能会通过影响资金供给从而影响实际利率；工业增加值是居民储蓄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工业增加值可能会通过影响居民收入从而影响居民储蓄；深证成指是居民储蓄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表明虚拟经济的变动已经对居民储蓄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则是实际利率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对实际利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继续使用VAR脉冲响应函数检验各变量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来自深证成指、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的单位冲击都对居民储蓄产生了一个负向作用，虚拟经济的膨胀、名义利率或实际利率的增加都会降低居民储蓄；其中，深证成指的冲击维持了4期，到第5期衰减为0，名义利率的负向冲击在第2期达到最大，大于深证成指的冲击，第3期迅速衰减为0，实际利率的负向冲击明显小于深证成指和名义利率，衰减趋势与名义利率相同，这表明虚拟经济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小于名义利率的影响而大于实际利率的影响，但影响持续的时间比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要长。

（2）长期效应（季度变量）检验。首先检验各季度变量的平稳性，各季度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居民储蓄和固定资产投资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29，和名义利率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73，和实际利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76；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利率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04；深证成指和GDP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45；深证成指和实际利率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36。

在相关性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各季度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存在如下戈兰杰因果关系：

结果表明，GDP、名义利率、实际利率、深证成指都是居民储蓄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这表明，经济增长、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虚拟经济都对居民储蓄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继续使用VAR脉冲响应函数检验各季度变量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来自深证成指的单位冲击对居民储蓄产生了负向作用，这一冲击在第5期达到最大，约持续9期后衰减为0，这表明虚拟经济膨胀会使得居民储蓄持久减少，这一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来自名义利率的单位冲击从第5期开始对居民储蓄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到10期后开始逐渐衰减，来自实际利率的单位冲击对居民储蓄产生了较弱的正向作用，大约持续4期后，转化为负向作用，这表明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大于实际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可能存在忽视通胀率的“货币错觉”；来自GDP的单位冲击对居民储蓄产生了较为持久的负向作用，在第4期达到最大，约持续10期后逐渐衰减为0，这表明GDP的增长并没有增加居民储蓄，相反还减少了居民储蓄。

三、结论和启示

随着虚拟经济的膨胀和泛化，人们越来越多地持有虚拟资产，虚拟资产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收入与消费、储蓄决策的重要变量。利率变动通过影响虚拟经济改变了主流经济学中利率变动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主流经济学中，利率上升通过收入效应使储蓄增加，而在虚拟经济下，利率上升通过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在短期中使储蓄增加，在长期中使储蓄减少；主流经济学中，利率上升通过（对现期消费的）替代效应使储蓄增加，在虚拟经济下，利率上升通过虚拟经济的替代效应，在短期中使储蓄减少，在长期中使储蓄增加。具体而言：

短期中，利率上升通过财富效应使储蓄增加，通过替代效应使储蓄减少。中国短期数据的实证表明，名义利率和居民储蓄显著负相关，名义利率和深圳成指都是居民储蓄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名义利率、深圳成指、实际利率都对居民储蓄产生负向冲击。这意味着，在中国，短期中利率变动的替代效应大于财富效应。这一现象符合中国股市大起大落，投机动机大于投资动机、“新兴+转轨”的特征。

长期中，利率上升通过财富效应使居民储蓄减少，通过替代效应使居民储蓄增加。中国的长期数据实证表明，名义利率和居民储蓄负相关，实际利率和居民储蓄正相关，GDP、名义利率、实际利率、深圳成指都是居民储蓄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深圳成指变动对居民储蓄产生负向作用，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产生正向作用，而实际利率则对居民储蓄产生较弱的影响。这意味着，在中国，长期中利率变动的替代效应仍大于财富效应，但较之短期而言，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这表明，长期中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开始显现。而深圳成指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对居民储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冲击，这也意味着，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分流储蓄、使储蓄“脱媒”的作用。

中国的数据实证还表明，利率通过影响投资从而作用于居民收入、居民储蓄的机制并不存在。虽然实际利率与固定资产投资负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是实际利率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但无论是名义利率还是实际利率都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长期中，虽然固定资产投资与实际利率负相关，但固定资产投资与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中国的数据实证还发现，短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储蓄都是实际利率变动的戈兰杰因果原因，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储蓄这两个分别代表资金需求和资金供给层面因素的变动能够有效地影响实际利率水平；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冲击作用大于实际利率表明，中国的居民储蓄、投资行为中存在着一定的幻觉效应，即对通货膨胀不敏感；长期中，GDP的高增长对居民储蓄产生了负向作用，这一现象与传统的理论相悖，这可能与收入分配、不同收入区间下储蓄的决定方式不同有关。

重新认识利率变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人们的收入主要用于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储蓄的目的仅仅在于满足未来消费，且投资渠道狭窄的背景下，利率变动的影响仅限于直接对收入的影响和对现期消费与储蓄（未来消费）相互替代的影响，而在当今虚拟经济膨胀与泛化，人们越来越多地持有虚拟资产的背景下，利率变动则会通过虚拟经济影响人们的收入，影响储蓄和虚拟资产之间的替代关系。这就需要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利率调整时不仅仅需要关注利率变动的直接影响，还需要重视利率变动通过影响虚拟经济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决策，综合考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调控政策。

激发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适当抑制投机行为。当前我国股市的投机氛围较浓，“价值投资”的理念被严重抛弃，股市中坐庄、黑庄现象严重，垃圾股借题材、概念价格一飞冲天的情形屡见不鲜，借内部消息一夜暴富的神话不断上演，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的事件频频发生，中小投资者参与股市的热情受到抑制。如何做好制度设计，激发股市的财富效应，需要政策当局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参考文献]

[1] 刘骏民.财富本质属性与虚拟经济[J].南开经济研究，2002（5）：17-24.

[2] 刘晓欣.虚拟经济与价值化积累——从虚拟经济角度认识当代资本积累[J].当代财经，2005（12）：10-14.

[3] 何问陶，王成进.消费视角下的虚拟经济——对虚拟经济强波动性和“股经背离”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科学研究，2007（3）：34-39.

[4] Friedman M. Money and the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8（2）：221-245.

[5] Binswanger M. The Finance Process on a Macroeconomic Level from a Flow Perspectiv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oarding[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1987（6）：107-131.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4

关键词：高储蓄率；成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动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3-000-02

一、引言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储蓄率仍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我国储蓄率则高达51%。2013年9月，我国居民储蓄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呢，本文将对已有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梳理。

二、高储蓄率成因的解释

目前，对于导致我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学术界除了讨论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两个重要因素外，也对人均收入因素、人口年龄结构、收入分配差距、预防性储蓄动机、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讨论。

（一）经济增长速度。王弟海、龚六堂（2007）认为2000年以前，我国经济学家普遍从实证角度研究储蓄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缺乏理论基础。因此他们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在一个持续增长的经济中，建立离散的Ramsey模型推导出长期储蓄率和消费率的一般公式。通过代入中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变量数据进行模型合理性的验证，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高经济增长率。因为高经济增长率导致高投资回报率然后提升了居民当期相对消费成本，最终导致了高储蓄率。汪伟（2008）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环境，利用1952-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

（二）人均收入因素。考虑到宏观数据在研究居民储蓄行为上的缺陷，国内经济学家开始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殷兴山、孙景德和张超群（2007）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宁波市400户家庭数据。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分析出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量化比例。统计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因子、制度因子与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居民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杭斌、郭香俊（2009）认为，国内学者从收入不确定性及流动性约束角度研究高储蓄率现象时，未将习惯形成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来，他们的研究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我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现象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三）收入分配因素。一些经济学家从中国总储蓄结构特征出发，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进行了分析。李扬、殷剑峰（2007），翁媛媛、饶文军、高汝熹（2010），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储蓄率变化的原因分部门做了实证检验。他们一致认为，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两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增加。汪伟、郭新强（2011）认为，目标性储蓄可能是连接储蓄率与收人不平等之间一个重要的理论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标性储蓄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理论模型得到了两个重要结论：（1）假定时间偏好、消费习惯一致的情况下，由于收入不平等的强化效果对目标消费的影响，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的储蓄率低；（2）随着消费习惯的增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社会经济中的总储蓄率会上升。

（四）人口年龄结构。袁志刚、宋铮（2000）认为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收入由收入、未来劳动力的数量以及代际转移比例等因素决定。他们构建了一个两期叠代模型，该模型能够反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环境的重要特征。他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中国高储蓄率一个主要推动力可能是人口老龄化。郑长德（2007），钟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地区人口转变及抚养负担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均认为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导致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老年抚养负担对储蓄率的影响则不尽相同。目前，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是否存在影响，影响有多大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命题。

（五）预防性储蓄动机。消费者一般会为预防风险而进行预防性储蓄，由此会减少消费而增加储蓄。龙志和、周浩明（2000）使用1991-1998年分地区面板数据（收入、消费、物价），运用工具变量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确实会为了平滑收入波动而增加储蓄，但他只是对预防性动机本身进行估计，预防性动机对我国城镇居民的影响并没有进行分析。施建淮、朱海婷（2004）则使用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以1999-2003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结论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可能对居民储蓄行为起重要作用，但实际的预防性动机可能没有预期那么强，可能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平均导致储蓄在各部门间比例结构失衡。宋振学、臧旭恒（2007）提出了分段递增的边际效用函数假说，该假说从内部原因探索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行为。但是，由于预防性储蓄理论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因此它亟需经济学家们继续深入研究。

（六）宏观经济政策。何立新、封进、佐藤宏（2008）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1999年、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包含个人、就业状况、职业特征和等信息），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①对居民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为养老金财富的变化具有外生性，可以使企业员工养老金财富发生变化，于是它可以作为政策因素来分析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他们研究认为：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但不同家庭这种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

注释：

①1995-1997年，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在历经了一次重要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从单一的现收现付制转向个人账户与现收现付相结合的模式，最终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

参考文献：

[1]宋振学，臧旭恒.边际效用分段递增的效用函数与预防性储蓄行为[J].消费经济，2007，1：3-6.

[2]王弟海，龚六堂.增长经济中的消费和储蓄——兼论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J].金融研究，2007，12：1-16.

[3]何立新，封进，佐藤宏.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8，10：117-130.

[4]汪伟.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1952-2006年的数据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8，02：105-125.

[5]杭斌，郭香俊.基于习惯形成的预防性储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9，03：38-43.

[6]汪伟，郭新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高储蓄率：基于目标性消费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1，09：7-25+52.

[7]龙志和，周浩明.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0，11：33-38+79.

[8]朱春燕，臧旭恒.预防性储蓄理论——储蓄（消费）函数的新进展[J].经济研究，2001，01：84-92.

[9]殷兴山，孙景德，张超群.制度变迁、不确定性、收入增长与居民储蓄率——基于宁波案例的因子分析[J].金融研究，2007，09：102-112.

[10]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06：14-26.

[11]翁媛媛，高汝熹，饶文军.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及对策[J].经济学家，2010，03：41-49.

[12]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公共财政与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J].中国社会科学，2010，06：93-107+222.

[13]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2000，11：24-32+79.

[14]郑长德.中国各地区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关系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7，06：1-4+11.

[15]钟水映，李魁.劳动力抚养负担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01：42-51+111.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5

关键词：居民储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95-02

引言

储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适度的储蓄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备资金。然而，由于储蓄与消费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过度的储蓄会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深入探讨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对于引导城乡居民储蓄向消费和投资转化、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者采用不同指标，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我国及各省市城乡居民储蓄做了大量研究。林玲[1]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可支配收入、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等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王耀青[2]通过构建函数系数模型，刻画了我国居民储蓄各影响因素与储蓄额之间的动态关系。池振球[3]运用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广东省城乡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但笔者认为以上研究缺乏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且研究方法大多局限于线性回归。

本文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单位根、协整方法检验序列的平稳性及长期均衡关系，接着运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各因素对储蓄的动态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以下五个指标：城乡居民储蓄、收入水平、利率水平、通胀及居民赡养负担。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是指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减去即期消费后的余额，包括居民手持现金、银行存款等。由于居民手持现金的数据难以获得，并且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持卡消费的逐渐普及，居民储蓄中现金持有比例逐渐降低，所占份额较小。因此，本文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作为替代变量。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将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除以安徽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90年为基期）后的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Y。

收入水平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乘以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后加总得出，除以安徽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90年为基期）之后作为解释变量X1。从理论上看，银行存款利率的高低对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应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人们储蓄主要为应对未来不时之需，而取息增值动机相对较弱，因此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还是持续上升的。本文选择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反映利率水平，记为X2。理论上通货膨胀与城乡居民储蓄应该是负相关的。本文中，通货膨胀率以安徽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为基期）减去100%为代表，记为X3。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青年人群的赡养负担正逐渐加重，一定程度上占用了居民储蓄。本文采用安徽省老年抚养系数，即65岁以上人口与14至65岁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安徽省居民赡养负担，记为X4。

研究表明，居民储蓄与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关系，如其他投资渠道的发达程度、未来预期的不确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会对居民储蓄产生影响，但由于重要性及数据可得性等原因，笔者将它们归入随机扰动项u中。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数据来自《安徽省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并进行相应处理，样本区间为1998-2011年。

二、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首先运用ADF检验法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序列Y、X1、X2、X3、X4均未能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确定是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原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如果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选用EG二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原序列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原序列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脉冲响应函数

由上面的协整检验可以看出，Y与X1、X2、X3、X4是协整关系，故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可以构建VAR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根据SC和AIC最小化原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选择VAR（2）模型。在VAR（2）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居民收入、利率、通货膨胀、赡养负担对居民储蓄的动态影响。下图是基于VAR（2）模型的脉冲响应图，描述了居民储蓄对于各解释变量一个标准差正向冲击的响应情况，横轴表示脉冲响应的期间，纵轴表示变量的变化值，实线是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虚线是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图1是储蓄对居民收入水平的脉冲响应，收入水平调高一个单位标准差后，储蓄短期内小幅降低，从第二期开始反弹，第三期开始转为正向冲击，收入对储蓄的影响程度不断加大，后期逐步趋于平稳，说明居民收入水平是储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图2是储蓄对利率的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几乎与水平轴重合，说明利率的单位标准差冲击对居民储蓄基本不造成影响。图3表明通货膨胀对居民储蓄有正向的冲击。图4表明居民赡养负担对储蓄有反向的冲击，且后期的冲击幅度逐步增大，说明居民赡养负担一定程度上占用了储蓄存款。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安徽省城乡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储蓄的最重要因素，收入对安徽省居民储蓄有着明显的正向作用，且影响周期较长。

2.利率水平对居民储蓄影响甚微。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金融投资体系不健全，居民的投资渠道比较狭窄；二是人们的储蓄观念已经从消极的以获取利息为目的转向积极的以预防意外或延期消费为目的。因此利率水平与储蓄的相关性逐步减弱。

3.按照一般理论，居民储蓄与通胀水平应反向变动，即通胀加剧时，居民为实现货币的保值，更倾向于消费和投资而不愿意把钱存入银行。而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通胀加剧时居民储蓄反而增加，这可能与我省居民理财观念欠缺以及长期形成的储蓄习惯有关。

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们的赡养负担将会愈加沉重，赡养费用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分流会更加明显。

（二）政策建议

结合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要引导人们转变传统的高储蓄习惯，鼓励城乡居民运用个人及家庭收入进行积极、稳健、多样化的投资。同时，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为城乡居民的闲散资金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为银行储蓄存款向消费和投资的转化创造良好环境。

2.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人们参保的积极性，尤其是促进农村居民参保。从而减轻中青年人群的赡养负担，使其敢于消费。

3.慎重使用利率工具调节储蓄。在我国，利率对储蓄的影响并非理论上那么简单，对某些地区如安徽省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单纯依靠利率来调节储蓄并不现实。

参考文献：

[1]林玲，王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12）.

[2]王耀青，刘维奇.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9，（11）.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6

关键词：居民储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我国的国民经济的确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多，这也为我国的储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储蓄的增多也暴露出了另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经济的增长跟不上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使资源过剩，造成了一定的浪费，给我国的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患。所以，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进行实证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找出我国储蓄事业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才能使我国储蓄事业快速稳定的发展。

一、我国居民存款的理论基础

我国存款事业的起步比较晚，理论基础比较薄弱，所以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存款理论作为我国的理论基础。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关个人储蓄的理论函数非常之多，比如，杜森贝大师的“相对收入理论”，斯密西斯先生的“绝对收入理论”，莫迪利亚尼先生的“储蓄生命周期论”和弗德里曼先生的“持久收入论”等等。理论十分之多，并各有千秋，不分伯仲。但是，从总体上来讲，经济学大师们关于储蓄的理论函数都是建立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基础之上，和我国的现状并不是十分吻合，所以并不能生搬他们的理论，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其中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帮助的东西来发展我国的经济。现代经济理论的精髓内容是通过对经济市场的宏观调查分析，进行估计，然后根据现实情况，建立一个能反映真实经济情况的逻辑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比较确切的反映出一个国家储蓄的真实情况，才能更好的为储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二、存款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均收入不断增多，储蓄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银行中储户的存款也越来越多。据统计，2014年12月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金额为49.9万亿元，相比较1978年末增长2154倍。同期人们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的部分占据总收入的比例增长了12个百分点，这是居民的存款意识变强，也就是所谓的“超储蓄”的表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体制的不断改革，人们在考虑收入的支配的时候，也会有着一定的防范意识，为了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居民自然就将资金存入银行；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投资市场并不是十分的健全，加之人们对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并不十分的清楚，所以大部分居民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存款方式，也就是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去。

但是在最近几年，我国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放缓了，2012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金额为37.1万亿元，2013年相比较于2012年增长了16%。而2014年相比于2013年的储蓄存款总额只高出15.3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前一年的增长率。下面本文收集了近年来我国居民的存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我国储蓄增长变缓的原因。

三、影响居民存款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并且稳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持续增高。这就带动了我国储蓄事业的发展，使得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日渐增多。根据经济学上的理论，列举以下几种可能影响我国居民存款的因素，为实证分析提供变量基础。

1.居民的收入水平

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影响我国居民存款的一大因素，并且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可以说，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着储蓄事业的发展与否，所以采用居民的收入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进行分析。

2.银行的利息

银行的利息也是影响居民存款的一大因素：当前银行的利率相比较于前些年有了细微的变化，而同期人们的人均收入也在不断增强，这就意味着，居民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同时也会收益更多的利息。换句话来说，现阶段居民增加储蓄存款不仅保证了他们的资金安全，同时也是居民进行的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行为。银行的利息大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储蓄存款的比例，举个例子，当银行的利率增长为20%或者更高时，这就意味着居民存入十万一年的收益就有两万，那么存款的人和存款金额比年利率仅为2.50%高是必然的一种结果。换句话说，居民存款的总金额和银行的利息是成正比的。当银行的利息跟得上货币的贬值速度时，也就是存款不存在风险的时候。

3.消费价格指数

简称CPI，是一个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状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其变动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者紧缩的程度，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影响着政府部门对市场的调节程度，从而对居民的存款意向有着一定的影响。

4.股票以及基金等的交易额

股票以及基金的交易额度反映着居民对此的渴望程度。当交易额比较大时存款一定会变的比较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股票以及基金的风险变的比较大时，人们自然的就会更加倾向于将资金存入银行，这算是对存款影响较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5.人身保险以及其他的保险

人身保险看起来和影响居民储蓄存款比例的因素关系不大，但并不是毫无影响，当人们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不确定或者对自己的安全过于看重的话，相当一部分钱被用来投入到人身保险消费中去，储蓄存款自然地就会降低一个比例，这也就是说，当人身安全不能保证的时候存款意识将会减弱到最低，人们会为了滋生的安全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而严重的影响着存款的欲望，从而使得存款的势头减缓。

6.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所说的几种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或多或少的影响居民储蓄存款的比例。

四、实证分析

为了得到更加准确的结果和更好地影响我国居民存款情况的主要因素，我们收集到近几年的数据加以分析。

通过分析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结论一，居民储蓄存款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利息的高低，由分析出来的结论可以知道，虽然居民存款的意愿有所降低，但是由于我们国家投资理财的渠道并不十分广泛，一些渠道并不完善，人们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钱进行投资理财，因此，银行成了唯一可靠的理财渠道，虽然利率很低，但银行比较可靠，所以没有导致总存款数的降低。所以，我们可以推出，存款的利率并不是导致存款数额大幅度变化的主要原因。结论二，居民的收入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比较大。这个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到，这个也和事实情况相符，只有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把剩余的钱存到银行里面去，才能使我国的储蓄事业得到发展。结论三，股票的成交额跟居民的存款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这个看似违背常理，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居民对股市并不是十分的热衷，而且对股票的风险望而生却，加之大部分人对股票的了解程度并不够，所以股票的交易额跟储户存款没有密切的联系。结论四，人寿保险虽然看似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并不是十分大，但是正如前文所讲，并不是没有影响，时代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任一个时候都重视自身的身体健康，在以后社会中，如果人寿保险对居民储蓄的影响逐步增大，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此，在其他的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要想拉动我国的消费水平和解决抑制储蓄存款增长过快等问题，应该使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变高。从而可以提高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五、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储蓄余额一直处于高增长态势，居民储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很多问题，通过本文的论述以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居民存款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有居民的收入还有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等等。总体来看，目前的城镇居民储蓄持续增长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所引起的。纵观十多年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实际利率总体水平是呈上升趋势的，从而支撑着城镇居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居民储蓄存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处于一个数字或者一定范围内保持不变，而且这种变化是很难预测的。

参考文献：

[1]许茜.中国国民储蓄结构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D].河北大学，2009.

[2]骆祚炎.城镇居民金融资产和不动产财富效应的比较分析――基于资产流动性的视角[A].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下）[C].2007.

[3]秦雷雷.河南省城乡居民储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4]阮慧敏.我国居民储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当代经理人，2006（17）.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7

居民“超储蓄”是指居民储蓄的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一种经济现象。根据有关统计，从1991年至2001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一直略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而2002年，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增长率竟达到17.8％。进入2003年，居民储蓄存款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到2月末，国内全部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03万亿元，同比增长18％，比年初增加5894亿元，其中，定期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3877亿元，活期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2017亿元。

一、居民“超储蓄”为何令人关注

按理说，的储蓄率较高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从世界范围看，亚洲国家的储蓄率要普遍高于欧美国家的储蓄率，对此有学者解释为主要是由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从看，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储蓄率也应高于已没有过高增长压力的发达国家。有人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认为高储蓄率既体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习惯，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充足的储蓄存款既表明人们对未来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有充分准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改革推进过程中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也显示了人们对我国银行体系的信任和信心。也有人是从消极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认为居民储蓄存款过高既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突出，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合理和居民投资工具的匮乏。

上述分析当然都是很有意义的，也确实给人很多启发。但我们认为，就来说，居民“超储蓄”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因为它是哪些经济现象的结果或显示，而是它可能成为哪些经济后果的原因或前兆。在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背景和金融制度环境下，居民“超储蓄”引致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经济金融后果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首先，居民“超储蓄”会使本已增长乏力的宏观经济局面进一步恶化。从1998年以来，国内经济受需求约束的特征逐渐显露，在外贸增长受阻的情况下，投资与消费的内在扩张动力也明显不足，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由此从“适度从紧”悄然转向“积极”和“稳健”。而居民“超储蓄”可能会从两方面给刚刚稍有起色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一方面“超储蓄”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这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间接影响了投资本身的增长，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超储蓄”的存在使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投资乘数缩小，也使银行超额储备增多，货币政策传导阻滞，从而将削弱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其次，居民“超储蓄”有可能进一步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降低全社会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银行业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相应减缓了信贷资金投放，大量储蓄存款要么上存中央银行以获取准备金利息，要么以买国债形式借给政府，要么拆借给金融机构，而投放到实体经济中的比例较低。这样一方面银行“惜贷”使得大量的储蓄囤积在银行系统，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另一方面，很多有投资机会急需资金的中小、民间投资却得不到金融支持，抑制了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的形成。从资料上看，2003年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的各项存款余额为18.9万亿元，贷款余额为14.44万亿元，存差4.46万亿元，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机构存差的扩大就意味着总投资小于总储蓄，也就意味着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的低下。

再次，居民“超储蓄”将进一步加大我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运行风险。一方面，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银行，意味着银行作为全社会信用基础的地位被充分认可，同时其作为全社会风险聚集地的特征也进一步强化，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因此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资本充足率低一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居民储蓄的增加会带来银行吸存成本的增加，如果不寻找合适的资金运用渠道，就无法产生盈利，也就无法以正常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增强银行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由此看来，居民“超储蓄”的隐患是客观存在的，而以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低效率来看，这种隐患极有可能转为现实，这才是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一现象的真正理由。

二、居民“超储蓄”的特征与根源

分析居民“超储蓄”归根到底是为防范其可能带来的冲击与危害，而应对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立足于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对居民“超储蓄”的特征和根源做出适当的总结和合理的解释，以便对症下药。

近年来我国居民“超储蓄”主要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储蓄存款的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储户结构与地区结构极不平衡。据资料显示，占总人口20％的居民拥有全部储蓄存款的60％以上，而其余80％的居民只拥有不到40％的存款，其中占总人口70％的人口拥有的储蓄额仅占到储蓄总额的17％左右。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有全部储蓄额的60％以上，中部地区占有20％强，而西部地区只有10％左右。二是近年来储蓄存款增加的刚性和稳定性增强。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许多分流银行储蓄存款的做法，包括连续地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和开征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但居民增加银行存款的势头一直不减，并且存款中定期存款的比例有所上升。在最近由央行组织的储户问卷调查中，有 34.1％的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地储蓄最合算，比上年同期提高7.3个百分点，继续维持高位。而在调查居民家庭拥有的最主要金融资产时，选择储蓄存款的人数也最多，占被调查对象的68.8％。由此看来，储蓄存款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重要地位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撼动的。

上述居民“超储蓄”的特征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均储蓄存款低和存款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储蓄存款总量增加的刚性和稳定性。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所以在基本解决温饱后，要进行大量的预防性储蓄；中等收入阶层有较稳定的收入预期，但当前却无力进入更高层次的消费，又缺少适当的消费信贷支持，只好选择积累性的储蓄；高收入阶层人数不多，但货币资金充裕，他们主要受制于市场上消费品和服务的种类、档次和质量的不合意，以及投资品种与渠道的欠缺，所以选择存款作为投资性储蓄。从地区不平衡角度看，东部地区储蓄充足，但投资需求却相对较低，中西部地区在开发中有较强的资金需求，却缺乏自身储蓄的支撑。

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居民“超储蓄”的上述特征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与经济运行中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低收入群体约占总人数的64.15％，基尼系数约为 0.39，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都较为突出，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融资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扩大极容易带来更为恶劣的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是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问题。从消费品市场来看，消费水平从百元级至千元级再到万元级的升级过程，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用了200年才走完的，而我国改革开放后仅用了20年即已走过。消费品供给结构调整的滞后致使当前消费品市场上出现了较大的供给缺口，从万元级到10万元级之间基本没有有效的商品供给来填补，消费品种出现断层，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现有消费潜力的释放。从投资品市场来看，无论是间接融资市场还是直接融资市场，真正能将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很好结合起来的金融产品的供给，在品种和数量上都无法满足现有闲置资金的投资需求，因而银行储蓄存款这种传统的投资品种也就成了大多数人无奈的选择。

最后是社会信用制度欠缺、信用基础薄弱的问题，这或许是目前我们能探究到的居民“超储蓄”最深层次上的根源。一个发育充分、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应该具备一种相对完善的信用机制，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主体在投资和消费活动中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使社会总体的防风险成本降至最低。反观我国目前的情况，支撑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信用制度和诚信基础都极为欠缺，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交织混杂，由于交易者对交易对方资信等信息缺乏，只能通过减少交易量来消极地防范风险，其结果是消费者因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不敢消费；投资者因市场欺诈、丑闻黑幕不敢投资；银行因为有大量的不良资产不敢放贷。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在这样的信息背景下，居民的“超储蓄”和银行的“高存差”实际上是市场交易各方从自身利益考虑最理性的选择。

三、应对思路与具体措施

深入居民“超储蓄”现象的特征和根源是为针对其隐患而设计应对思路提供一个平台或框架，但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诸如保障体系的健全、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效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等一一展开来论述，尽管从最终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或许它们是更重要的方面。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居民“超储蓄”乃至银行“高存差”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因此，对其可能带来的隐患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立足现实，而不能采用强迫的办法。从上说，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进行分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增量方面，要促使未进入银行的居民储蓄向消费分流或向其他非银行存款的资产形式转移；二是存量方面，要促使已进人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有效转化为投资。当然在现实中储蓄存款增量和存量之间也是在不断转化的，但在理论分析上我们暂只做两种考虑。

从对储蓄存款增量的分流来看，居民是选择当期消费还是储蓄，是选择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储蓄，还是以持有股票、债券、保单的形式储蓄，完全是在现有市场条件下自发的自利行为，其中自有其合理性。我们只能在充实市场供给和完善市场基础建设方面做工作，而不能引诱或强迫人们做出不合意的选择。关于储蓄资产的选择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将居民储蓄存款引向股市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暂不论这种建议在目前条件下的可行性（事实上上文关于居民“超储蓄”特征和根源的分析已基本回答了这一问题），单论其合理性恐怕也值得商榷。首先，关于体系选择问题国内外学者的很多，但直到目前也并无定论，也就是说并无充分证据能说明机构在实现金融功能方面就弱于市场，所以要最终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政策主张在理论基础上并不牢靠。其次，从近两年以股票市场为导向的储蓄分流实践来看，这种分流既未使更多的资金流向实际投资领域，也没有达到使国有的实物投资效率得到实质性提高的预期效果，因而最终也未能达到提高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的目的。

当然，从我国金融体系结构调整的战略安排来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该有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比例，但这在根本上应该是市场自发演进的产物，而非人为催生的结果。具体到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的制度，增强其信息公开和透明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丰富可交易的品种等具体措施，达到能真正吸引广大投资者长期投资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分流银行系统的居民储蓄，资本市场也得以健康。若不是从市场基础建设上下功夫，而是采取非常规的方式要达到降低银行储蓄、刺激市场行情的目的，动机既不清晰，效果也就很难令人满意。

从对储蓄存款存量的分流来看，就是指银行在资金来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资金运用的问题。就银行的资产业务来说，有实质意义的就是贷款和有价证券及投资两大块，后者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和市场环境下很难有大的改观，所以银行的资金运用还是要立足于用好贷款。银行贷款的宏观经济意义在我国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有资料显示，如果按最终来源分，银行信贷资金在全社会投资中占到50％以上的比例，这还是在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贷款需求没有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的统计。更为重要的是，现在银行在全社会的消费支持方面也有必要性和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与消费低迷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居民有很多现实的消费需求又无法实现，而这些问题在有正常的消费信贷的金融支持下是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缓解的。从理论上讲，银行融通资金的功能不仅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时间上，个人消费信贷不仅能实现消费资金在不同居民之间的融通和转移，更能实现收入和消费在个人生命周期中的最优配置。另外，银行业越来越有提供个人服务、支持消费活动的倾向，因为这正是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所在。更进一步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投资和消费的概念也已越来越模糊，如投资于金融产品也可看作是对金融产品的消费，而消费产品也可看作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商业银行应分析利用这一趋势，对自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及时做出重新定位。

目前国内银行业在提供贷款上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放贷积极性不高，即所谓“惜贷”。惜贷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归根到底是由于银行和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要进行信用制度建设，建立个人和企业的征信体系。而征信体系的建立中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持续不断的信用交易，才能有个人和企业真实的信用记录。但目前银行的惜贷恰恰使全社会信用交易规模萎缩，有关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因此也极为匮乏。如何打破这一僵局或恶性循环的局面呢？恐怕还是要由银行方面采取主动，一方面要改变经营理念，变消极回避风险为积极管理风险；另一方面要对银行内部一些不适当的信贷管理政策进行调整。从外部来说，信用制度的建设必须要有政府的介入，事实上在我国政府一直是银行信用的后盾和基础，只不过现在需要将原来政府的隐性介入变为显性存在，建立以政府担保为支持的个人消费信贷机制和中小企业信贷机制，促使其尽快走上良性循环、自我发展的正常轨道。

：

[1]臧旭恒，等。居民资产和消费选择行为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齐天翔，李文华。消费信贷与居民储蓄[J].金融研究，2000，（2）。

[3]沈伟基，蔡如海。储蓄分流、金融风险及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J].金融论坛，2002，（1）。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8

关键词 养老保险 居民储蓄 现收现付 Diamond模型 挤出弹性

一、文献综述

相比于以往有关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文献，本文的亮点一方面是在理论模型中，将人口增长率引进现收现付制和个人基金制下的代际交叠模型，能够研究当前中国延迟退休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养老金收支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解释变量既包含了宏观影响变量，也加入了养老金保险制度自身特点的变量，在居民储蓄变化的解释上能够更有说服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养老金制度变量符号的正负来反映当前中国养老金制度的保障程度。（如表1）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下的代际交叠模型

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从现收现付制度逐步向基金积累制转变，目前处于“统账结合”的混合模式。根据这种模式，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给付由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部分和个人账户的积累部分。据此，本文在现收现付制和个人基金制结合下的代际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进人口增长率这个变量，建立如下修改了的世代交叠模型。

由上两式的符号都为负，可知，现收现付制和个人基金制的存在会导致居民储蓄减少，即存在现收现付制和个人基金制的挤出效应。而减少的部分是大于1还是小于1，取决于利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关系：当利率小于人口增长率，则减少的部分大于1；反之，减少的部分小于1。

在研究现收现付储蓄与人口增长率的关系时，有如下的一阶关系式：

由符号小于0可知，在当前延迟退休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背景下，就业人口增长率n升高，dt减少，则养老金储蓄S1，t增加，进而现收现付的挤出弹性的绝对值增加。

三、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储蓄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社会保险制度为居民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保障，使得居民可以在当前消费与退休后消费之间进行权衡，所以居民并不关心当前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险支出水平，而更加注重退休后的社会保障性的收入水平，并据此确定当前的储蓄水平。另外，由于居民在决定储蓄水平时无法看到当期的社会保险余额，因此居民会选择去年的社会保险余额作为参考。

在宏观上，影响居民储蓄水平的因素也有很多：第一是收入水平，一般而言，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居民的储蓄增加；第二，利率越高，居民在银行储蓄所获的回报越高，因而储蓄会增加；第三，物价水平的变动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当物价上升，居民会增加当前的消费而减少未来的消费，从而减低当前的储蓄，反之则会增加当前的储蓄。

另外，养老金保险制度普及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着居民的储蓄水平。一方面，养老金覆盖率越高，居民因不确定性而增加的预防性储蓄会减少，进而总体上居民储蓄会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养老金缴费率越高，在“统账结合”制度下，退休后所获的养老金收入会越高，因而居民为退休生活所准备的储蓄会减少。

综上所述，本文建立如下的模型：

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总额st（年末余额），单位是亿元。

解释变量：第一，国民生产总值Gt，单位是亿元；第二，前一年的社会保险基金余额SIt-1，单位是亿元；第三，城乡居民和单位存款-活期利率Rt，单位为%；第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t，以上一年为100；第五，养老金覆盖率CRt，单位是%；第六，养老金缴费率Pt，单位是%；第七ε表示其他因素的影响。

其中：表示社会保险对储蓄的挤出效应，若a3

1997～2012年的数据整理如表2。

（来源：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国民生产总值，社会保险基金余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取自1997～2012的《中国统计年鉴》；活期存款利率取自国泰金安中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利率变动数据；养老金覆盖率和缴费率由1997～2012年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可得。）

（二）回归分析及检验：

修正后的回归结果表明方程拟合优度仍非常高，所有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显著，并且所有变量的系数正负都符合实际情况。另外，将2004年的数据带入以上方程，得到拟合值为11.72528，而实际值为11.69154，误差范围小于1%，这说明修改后的方程设计较好。

从以上回归结果来看， 居民储蓄关于国民总值的变动弹性约为0.198，即国民总值增加1%，居民储蓄增加0.198%。社会保险对居民储蓄存在着挤出效应，其对居民储蓄的变动弹性约为-0.184，即社会保险增加1%，居民储蓄减少0.184%，弹性小于1，则表明挤出效应缺乏弹性。活期存款利率和消费价格指数对居民储蓄的影响都符合实际情况，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自增加1%，居民储蓄分别减少0.187%、0.005%。而变量养老金覆盖率和养老金缴费率的系数为正，与理论不符，表明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没有舒解居民对于未来养老的担忧，进而并未起到给储蓄降温的目的。

四、结论以及建议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储蓄的挤出弹性小于1。换个角度看，较低的养老保险水平会导致居民储蓄的增加，适度的养老保险水平会减少居民储蓄。第二，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覆盖面过窄，缴费率不足等使居民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居民储蓄动机较强。养老保险的挤出效应缺乏制度保证，因此在一定程度下造成中国当前的高储蓄现象。据统计，到2012年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人数分别为30427、53641、15225、19010、15429万人，与中国的人口数量相比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解决当前的高储蓄问题，应尽快建立更为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如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以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缩小养老待遇内部差距、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加强监管、提高公众信心等，使养老保险发挥减少居民储蓄以促进消费的作用。

（作者单位为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 胡颖，齐旭光.中国社会保险与居民储蓄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2（3）：41-47.

[2] 刘铠豪，渝琳.高储蓄率之谜――来自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解释[J].人口与经济，2015（3）：43-56.

[3] 石阳，王满仓.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储蓄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3）：10-11.

[4] 徐裕人，等.我国社会养老金制度对储蓄影响的实证分析[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8，21（2）：68-72.

[5] 杨继军，张二震.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3（8）：18-19.

[6] 钟诚，周婷婷.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储蓄率关系研究[J].海南金融，2009（5）：1-2.

[7] 朱波.社会养老保险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5：21-22.

[8] BARRO ROBERT J .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private saving：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ime series[R] . 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78.

[9] FELDSTEIN MARTIN . Social security，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5）：905-926.

[10] KOTLIKOFF LAURENCE J . Social security and equilibrium capital intensity[J]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93

（2）：16-26.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9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也随之逐年增长。本文着重分析收入因素、利率因素、通货膨胀因素对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各因素对储蓄存款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收入因素对其影响最大。

关键词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可支配收入 利率 通货膨胀率

储蓄存款是城乡居民将暂时不用或结余的货币收入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一种存款活动，是信用机构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发展储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比例和结构的调整，可以聚集经济建设资金，稳定市场物价，调节货币流通，引导城乡居民消费并合理安排生活。

一、城乡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一国经济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经营规模和状况越好，人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整个社会的资金越充裕，存款规模趋于上升。根据宏观经济学，储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函数，居民可支配收入越多，储蓄越高，银行存款规模越大。企业经营越好，企业存款和结算存款越大。总的来说，经济越繁荣，存款水平越高；经济越落后，存款水平越低。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存款水平。

2.收入因素。收入因素最理想的代表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收入是居民储蓄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储蓄是收入的增函数，并且边际储蓄倾向是上升的。居民储蓄是居民把可支配收入中暂时不用于消费的部分存入银行或购买有价证券，因此可支配收入是储蓄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为储蓄的增加提供了基础。根据研究表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储蓄率一般较低，主要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只够满足温饱，生存需要限制了储蓄能力。中等收入的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随着收入的增长，储蓄率有大幅度上升的趋势。而对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由于提前消费的观念，因此储蓄观念较弱，目前发达国家储蓄率比较平稳，甚至有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储蓄中的影响非常重要。

3.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远小于求）。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率则是这种水平的具体体现。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居民的未来财富，并进而影响储蓄水平。通货膨胀率越高，实际收入水平越低，实际利率也会越低，储蓄下降。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是不相等的（名义利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只有当银行存款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时，存款货币才会增值；当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时，存款货币会贬值。银行利率是已经考虑了通货膨胀率以后的利率，一般情况下，投资者为了保值和增值，会将存款存入定期储蓄账户或投资收益率更高的金融产品。

4.利率因素。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储蓄与利率成正比。当利率提高时，人们会增加存款，以赚取利息；当利率减低是，人们则会减少存款，将其投资于收益更高的金融产品。因为利率的升降直接影响到存款的收益，所以西方国家能够轻松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居民储蓄。但由于中国的利率机制、保障制度等各方面的不完善，导致储蓄对利率不够敏感。

5.消费观念和习惯。城乡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也会影响储蓄存款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消费观念有一定的改变，因此储蓄存款的规模有所下降。尽管如此，大部分城乡居民仍愿意储蓄存款，一方面比较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利息。

6.其他。影响储蓄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国家的相关政策、文化、居民对储蓄的心态、人口老龄化等等，它们都会对储蓄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相对来说，其影响比较稳定，不容易变化。

二、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影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主要因素即解释变量，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体的变动情况：从1994-2009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2000年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速较小，到2000年后城乡居民储蓄上升的速度较快，特别是在2005年以后，增速明显增加。

借助散点图分析同一期间的利率变化可以看出，从19 9 4年到20 09年，利率波动幅度较大，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同理，可以看出19 9 4-2 0 0 9期间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幅度大，特别是19 95至20 0 0年期间，通胀率波动较大，在20 0 0以后，通胀率较之前平稳。

在作出以上分析之后，本文采用拟合度检验、T检验和F检验进一步分析。拟合优度检验是检验来自总体中的一类数据其分布是否与某种理论分布相一致的统计方法，主要是运用判定系数和回归标准差，检验模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T检验是对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所进行的检验，F检验，考虑整体的显著性。通过拟合度检验可以计算出R=0.999，R2=0.997，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好。通过T检验可以发现，本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下，模型的变量基本都是显著的，说明各个变量对消费水平有显著影响。通过F检验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与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线性关系显著。

通过以上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城乡居民收入每增加1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e^10；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利率增加1个单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减少e^0.032；当其他因素不变时，通胀率增加1个单位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减少e^0.002。综上所述，对城乡居民储蓄影响最大的是收入因素，而利率和通胀率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建议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储蓄存款规模也随之增加。为了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我国政府不断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近几年来，这甚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政策。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加强储蓄向消费的转化。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1.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均衡发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消费源泉的可支配收入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上述资料分析，可支配收入与储蓄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仅能带动消费，同时也能增加储蓄，使得居民的生活得到进一步地提高，有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需要居民大胆消费，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人们将收入越来越多地存入银行，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利率弱化”现象。近年来，政府已经重视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但我国人口众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居民只能依靠自己的储蓄实现保障。为了化解储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前提条件。

3.加快利率市场化，慎重调整存款利率。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对居民储蓄都没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率的存在，利率的影响也会大打折扣，在西方国家，利率政策的弹性很大，而在我国却出现“利率弱化”现象。从我国七次下调利率的效果来看，利率对储蓄的作用都很有限。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4.改善我国投融资市场环境。受传统观念的制约，城乡居民更愿意将钱投资于低风险的银行储蓄存款。储蓄作为一种投资手段，给居民带来的仅是少量的收益，而股票、债券等市场则是更为重要的金融市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股市的不规范，债券市场的不健全。因此利率的升降很难影响储蓄的变化。所以，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完善投融资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途径。

参考文献

居民储蓄率论文篇10

一、储蓄率的定义

对大部分人而言中国储蓄率是非常高的储蓄率。根据世界银行(2002) 的数据,1999 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为42%,同年美国国内储蓄率为16%。两国储蓄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居民特定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所决定的。那么情况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要从储蓄率的概念入手来比较两国间的储蓄率差异。

国民储蓄是该国经济总体各个部门的储蓄之和,包括个人部门的个人储蓄、企业部门的企业储蓄和政府部门的政府储蓄。个人储蓄和企业储蓄合并到一起就称为该国的私人储蓄。个人储蓄下又划分为居民储蓄和服务于居民的非赢利性机构储蓄。居民储蓄是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增量之和减去金融负债的增量和收到的资本转移。企业储蓄与留存收益或未分配公司利润存在一定的区别,企业储蓄是经库存估价和资本消耗调整后的未分配公司利润,而未分配利润还要再加上盈余公积才能称为留存收益。政府储蓄又叫公共储蓄,它不等同于政府财政盈余或赤字,两者的区别在于政府储蓄是政府财政收入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之差,而财政盈余或赤字是政府财政收入与全部财政支出的差额。因此,从数值上看,政府储蓄一般大于财政收支的差额。

对于储蓄率而言,是使用国民储蓄这样的一个分子除以一个分母。一般来说,分母可以采用国民收入总值GDP和可支配收入两类。如果以GDP作为分母,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采用较多,因为能够较为直观地观察到储蓄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状况。如果以可支配收入作为分母,因为有利于研究居民在储蓄与消费之间的选择行为,在一般国际比较中更经常使用。因此,本文中所指储蓄率即是国民储蓄除以可支配收入。

如果仅按中美两国各自公布的储蓄率数据来看,中美两国的储蓄率差异非常巨大,约为30%左右。但是如果使用各自公布的储蓄率进行比较,必须要确定两国对于储蓄的理解以及计量方法或者统计口径是一致的。根据任若恩和覃筱(2006)年的分析,中美两国在计算各自储蓄率来源的数据结构上还是存在着较多不同的,例如社会保险费用处理、税收处理、最终消费统计等方面两国采用的方法都存在一定差异。为了统计口径一致,他们在对两国的储蓄率进行了调整后,发现两国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并非公布的数据那么巨大。

不过从中美两国的储蓄率总体情况及其趋势变化情况来看,中国的储蓄率仍然是明显高于美国,并且还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我们可以首先来分别观察中美两国的储蓄率结构及其趋势。对于中国而言,按照李扬和殷剑峰(2007)的分析,尽管居民储蓄率仍是三类储蓄率中最高的,但是自1992 年以来,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企业储蓄率则呈现缓缓上升趋势,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于2000 年以后急剧上升。对于美国而言,总体上来看美国储蓄率呈现的是下降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双重下降,但进入90年代,政府储蓄率有所上升,而该时期居民储蓄率下降速度则非常迅速。到了2000年后,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低位,这个时期的国民储蓄率下降由于政府储蓄率的下降造成的。

二、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储蓄率这种结构变化趋势

为了详细考察中美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我们将根据储蓄率的构成,分别从两国的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

我国2000年以来储蓄率的进一步攀升主要同政府储蓄率提高有关,是因为政府部门需要直接进行大量的政府投资。同时企业储蓄率较高确实是企业可支配收入或利润上升的结果。

从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情况看,我国居民储蓄率的长期下降,既归因于其储蓄倾向的不断降低,也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长期下降趋势。同时,仔细观察居民储蓄倾向,可以发现它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1992～1994年经济高涨时期,其储蓄倾向较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其储蓄倾向逐步回落;从2001年本轮经济周期开始,其储蓄倾向再次回升。这种顺周期的特征符合“持久收入假说”:在周期的上行阶段,当期收入水平超过了居民的持久收入水平,储蓄增加;在周期的下行阶段,当期收入低于持久收入水平,为维持既定的消费,储蓄减少。居民储蓄倾向的顺周期行为意味着,我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呈长期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长期下降,而这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有关。从初次分配收入来看,它主要由劳动报酬净额、财产收入和增加值三项构成。其中,财产收入的90 %以上是利息收入,这反映了我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狭窄的现实。从再分配过程看,居民的资金来源对应于政府部门的资金运用,因此可以再分配的情况对应的是政府部门的消费情况。

从企业储蓄率的情况看,企业部门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因为无论是初次分配占比还是经再分配调整之后的企业利润占比,都在稳定中呈微升之势。在初次分配阶段中有两大因素造成了企业利润占比的上升。一个因素是其支付的劳动者报酬相对下降,这与居民得自劳动报酬的相对下降是吻合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其支付的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也就是说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我国的资金成本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企业运用资金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

从政府储蓄率的情况看,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政府储蓄上升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收入的增加,在经历了分税制改革前的短暂下降后,收入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此外对政府收入的统计涵盖了政府部门预算内和预算外的绝大多数税收和非税收收入,但是,近些年增长迅速的土地出让金并没有被包括进来。政府储蓄的这种增加可能源于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强,即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不断加大,而相应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增长则相对缓慢。

尽管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变化较大,但美国储蓄率总体上维持在一个低位水平。

从居民储蓄率的情况看,造成美国储蓄率低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社会保险水平较高。1950年,美国老年人平均社会保险福利仅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而到1985年,该比率已上升到40%。美国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认为1970年以来美国社会保障福利的增加使美国储蓄率下降了1/3。第二,美国信贷环境的宽松。在美国,人们可以得到抵押贷款以购买住宅,其比例可以高达住宅价格的80%～ 90%。此外,还可以以自己的住宅作抵押借款进行其他消费,借款额可以高达住宅价值的80%。到1996年末,美国整个家庭的负债上升到占可支配收入的89%。第三,财富效应作用显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股价暴涨和不动产价格的上升,使得居民金融财富和不动产价值急剧上升,增加了家庭净财富,这刺激了消费,在放宽金融限制的环境下尤为如此,从而造成个人储蓄率低下。

从政府储蓄率的情况看,政府储蓄率的变化与联邦预算赤字密切,上世纪80年代联邦预算赤字的增加使得政府储蓄率出现下降。但进入1991年, 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美国公共储蓄率也开始发生变化,公共储蓄率由1992年的- 2.5%上升至2000年的5.2%,联邦预算由赤字转变为剩余。

三、中美两国储蓄率是否会出现趋同化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各类储蓄率的因素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国家的影响因素又不一样。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主要同金融环境、养老保险等因素相关,而决定政府部门储蓄率的因素主要是政治稳定性。我国居民部门储蓄率受收入分配体制影响较大,而政府储蓄率则受制于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中扮演的脚色。宏观体制层面存在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两国储蓄率之间的不同。在不同的体制下,这种差异短期难以改变。那么在微观层面是否也存在差异,这些微观因素是否又会趋同呢,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点。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观察中美两国储蓄率结构间的相同点。也就是不论从美国还是从中国来看,居民部门储蓄和政府部门储蓄间的关系都表现为后者上升对前者的挤出效应。那么我们要考察微观因素,就可以从居民储蓄率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储蓄率的总体差异。

我们可以选择人口作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人口对储蓄的影响;资本市场和储蓄的关系;人口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此来比较不同国家居民储蓄率的差异。

从人口对储蓄的影响情况来看,我们首先从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着手。根据该理论,每个人都有动力理性安排其收入进行消费和储蓄投资,以保持其生活水平的稳定;其结果就是在年轻时候进行储蓄和投资,当年老收入储蓄下降时,利用年轻时候的积累进行消费。因此,当一国人口结构转为年轻化时,该国的储蓄率将会上升当一国人口结构转为老龄化时,该国的储蓄率将会下降。

从资本市场和储蓄的关系来看,人的储蓄包括两部分:一是自主储蓄,如直接证券投资和银行存款等,二是强制储蓄,主要以养老资产的形式存在。所以一个国家,储蓄率低并不意味着家庭实际储蓄资产较少,而是在养老体制较为发达的基础上,家庭大部分的储蓄资产是由养老资产所代表的,这些资产的存在都为资本市场提供了资金。

从人口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看,人口老龄化正在对工业化国家形成强烈冲击, 而且这种趋势将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人口老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冲击,在诸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型经济体中尤其剧烈,因为这些国家有着庞大的和境况不佳的公共养老金体系、相对薄弱的资本市场, 以及糟糕的资本业绩。这些国家中更加年轻的一代已经相当重视通过自己的私人储蓄来提供更多的退休后收人。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家庭的储蓄行为和资产组合结构, 更多的资产将被投资到股票市场上。资本市场的规模将会扩大,而且诸如养老基金之类的机构投资者将成为欧洲大陆型国家资本市场上更加举足轻重的投资者。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还通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或负面地推动,进而对资产价格发挥着间接而关键的作用。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人口推动的正面作用特别明显。实证研究表明,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大约50年的时间里,东亚从过去的人口负债阶段进入到人口红利阶段,推动了储蓄率的增长,进而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分别分析中美两国居民储蓄率经历的途径。从美国长期的资产价格和人口需求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口需求对各类资产价格的影响,包括不动产、股票以及债券。事实上,从较长的周期来看,各类资产价格走势较为相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性的人口因素在其中的重要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阶段,就是二战后婴儿潮对资产价格所带来的重要影响。美国在1945-1965年经历新生人口大量增加的“婴儿潮”时期,从80年代开始这批婴儿潮人口开始进入储蓄的高峰期,带来对资产的大量需求,从而推动了80年代后二十年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随着各种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反过来又对储蓄率产生了影响。

反观我国,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的后期,长期大量居民货币财富在社会保障体制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推动下,将大量储蓄转化为证券类资产。人口红利对于资产的推动力在未来三年会明显加强,其中养老资产的大量积累将是推动资产的重要资金力量。如果按照人口红利――储蓄率上升――资本市场繁荣――财富效应显现――储蓄率下降这种路径,不考虑其他如社会保障等因素,如果将中美两国公布的居民储蓄率放在同一口径下比较,那么可以认为中美两国居民储蓄率演化历史将会趋同。

四、中美两国储蓄率趋同的演化如何实现

根据公布的数据,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的储蓄占GDP比要低于投资占比,因此我们看到的美国储蓄率低下,或者说美国的储蓄不足实际上是美国投资大于美国储蓄的结果。美国投资大于储蓄的结果就是贸易逆差,即外国的产出弥补美国的产出不足,客观上要求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向美国提供储蓄。资本之所以能够流入美国,是因为美国能向国际资本提供高于其他地方的回报。具体地说,理由如下: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生产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经济的增长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所以至少在短期内,资本在美国有高回报。第二,美国的储蓄率低,预期利率上升,资本能得到高回报。第三,美国投资支出的需求正在被财政预算赤字挤出,财政预算赤字会推动利率上升。第四, 根据经济学报酬递减规律,其他国家的投资报酬递减超过美国。因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投资率比美国高,较多资本投资只能引起报酬递减,美国投资需求大,资本不足,资本报酬高。在美国的资本回报高,美国能够吸收外资流入。

而按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观点,是全球储蓄过剩导致美国的储蓄下降。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外国资本进入美国推动了美国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的上升,使美国人产生了财富效应,导致美国人减少储蓄,多消费。在美国股市下挫后,外国资本的流入又引起了美国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又推动了美国房地产价格上升。美国房地产价格上升又使美国感到财富的增加,美国人再次降低储蓄,增加消费。

伯南克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美国的确有资本流入的需求,而且外部环境满足了这种需求。观察这些外部环境,实际上可以看出要改变环境是有困难的。从德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化经济体来看,由于人口即将老化,储蓄率也已达到最高水平阶段。从石油输出国家来看,随着石油价格90年代以来的上涨,石油输出国的储蓄也随着石油财富的累积而提高。从新兴经济体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较为深远,这些国家减少财政赤字和增加外汇储备,以加强财政的稳固地位。

根据相关数据,自2002年开始,来自欧洲的资本流入已大幅减少,而日本、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资本供应源,占比超过60%。而且这些资本很大程度上是以金融资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在2002年,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国库券总额为12142亿美元。在其中,又以东亚地区为最。日本、中国和中国香港所持有量居前三位, 分别为3867亿美元、1093亿美元和516亿美元,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居第六和第七位。如果说其他国家或地区高储蓄的境况难以改变,那么至少他们在输美资本中的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下降了,而东亚地区这种作用却是在不断上升的。

以亚洲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在输美资本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与该地区政治体制还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也在前文中美储蓄率比较中有所反映。具体的说,亚洲金融危机为政府储蓄的加强提供了契机。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于90年代中期开始了新的资本流动管理策略。它们开始致力于减少本国的外债,这些地区的政府通过提高面向国内的债券发行与降低财政赤字以缩短偿还外债的时间,这增加了经常项目盈余,也就是说更倾向于利用政府储蓄来替代国内居民的储蓄。此外,新兴市场另一个管理资本流动的相关策略则是累积外汇储备,这主要来自于在贸易体系中累积经常项目盈余,对于资本流入的鼓励和资本流出的限制等措施。其中我国,更是综合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出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同时,东亚地区的这些国家对汇率的干预改变了它们的货币投放方式,从而将其经常项目盈余转换成了外汇储备,将国内的高储蓄转变了资本项目下的头寸。

鉴于亚洲国家严重依赖于政府这一畸形“金融中介”。一方面,较大比例的政府储蓄将经由政府不断扩大公开开支投放,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居民消费难以真正启动。另一方面,大量实质是储蓄的外汇储备需要被配置到国外,尤其是更能提高资本回报的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储蓄率演化的趋同是不容易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是为改变中美这种储蓄率差异,同时也是改变资本运用效率差异提供了契机。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较为深远,很可能对世界经济结构带来一个较大变化。从资本流入的角度看待这次危机,可以认为是全球性过剩的储蓄通过政府这一畸形金融中介,在大量资本配置在了美国金融市场,这其中包括对美国抵押贷款类证券的配置。这类资产的大量需求支持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与金融系统使用的高杠杆率,更加放大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无序调整的风险被放大。而当外部储蓄增速不足以支持其国内金融市场泡沫增速时,这种泡沫就迅速破灭了,资本急于撤离,流动性扩张也就马上转变为流动性紧缩,国际金融市场也出现了无序调整,最终结果是国际金融市场中储蓄者的资本回报率出现了较大幅度降低,同时美国的偿债能力也会相应大幅弱化。

而且对于美国来说,国际资本的流入大部分配置在了资本和房地产市场上。而一般说来,房地产建设的资本投资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低于对设备制造等领域,由于储蓄者的资本主要投向了房地产的投资建设及其相关金融衍生品,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下降。其中容纳了最大部分储蓄的美国,其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速在较长时期中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使用国外资本的效率已经出现了下降,尽管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情况的出现还是为其他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机会。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尽管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未来潜力未能得到充分提升,但是这种经济的特点也使得我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这种高投资率是靠高的储蓄率实现的。在我国这种实现很大程度要依赖银行这一金融中介渠道。而根据对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分析,我们注意到银行贷款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渐减少,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的比重较小,只有20%左右;最大的来源是企业的自筹资金。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口也在向老龄化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储蓄人口比例将会出现增加,储蓄资金将以养老资产的形式大量表现出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将上市,越来越多的资产将注入上市公司。同时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的速度也在加快。这也就是企业能够越来越多利用自筹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原因,他们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比重将越来越大,银行贷款作为制约投资增长或高投资率的瓶颈将逐渐得到解决。

此外,尽管政府仍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的努力正在不断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刺激政府的消费,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