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博弈问题范文
时间：2023-08-15 17:31:1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典博弈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方面,持续快速发展的跨境电子商务正进入规模化发展快车道;另一方面,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具有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涉及到不同地区的参与主体,带来了参与主体之间的信任问题,进而制约着跨境电商的健康发展。研究和制定解决跨境电商信任难题的有效策略和举措，有助于推进跨境电商又好又快的发展。
1跨境电子商务及其信用现状分析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交易双方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商品或服务交易、完成支付结算和物流配送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跨境电子商务的卖家和买家遍布全球,拥有强大的市场潜力。根据不同的业务形态，当前中国跨境电商运营模式可分为五大类:海外代购模式(代表网站:淘宝全球购、京东海外购);直发/直运平台模式(代表网站:天猫国际、跨境通)；自营B2C模式(代表网站:亚马逊、中粮我买网);导购/返利平台模式(代表网站:一淘网、极客海淘网);海外商品闪购模式(代表网站:天猫国际的环球闪购、聚美优品海外购)。
伴随着交易额的快速增长，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中信用问题最为突出。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存在巨大障碍;而且,因为国内外信用体系的差异而产生的信用问题也会给跨境电商带来更大的风险。目前,各国、各地区的法律规范存在差异，信用标示缺乏统一的标准,更缺乏全球统一的信用管理机制，这对跨境电商交易活动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信用管理体系相比，我国的信用管理机制和信用体系明显不够健全,由此导致跨境电商交易双方信用缺失、网上侵权、假冒伪劣等问题屡见不鲜因此，信用问题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2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存在的问题
由于跨境电商平台具有虚拟性、开放性的特点，所以在跨境电商交易中易产生信用风险，不利于构建跨境电商交易有序发展的健康环境。具体来说，国内跨境电商交易信用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立法工作推进缓慢
国内有关跨境电商信用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不能适应当前跨境电商的髙速发展。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跨境电商信用法律体系，仅有的几部和跨境电子商务相关的法规和政策还远远不能满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各政府部门近年出台的发展跨境电商的政策、法规仍不能较好地解决信用问题。如外汇管理局2015年1月出台的《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仅能解决跨境支付的问题;2015年5月海关总署出台了《关于调整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监管海关作业时间和通关时限要求有关事宜的通知》，目的是加强通关便利;质检总局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发挥检验检疫职能作用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仅是解决了质检问题。
正是由于跨境电商信用法律法规的制度缺失，致使跨境电商交易主体因失信行为而承担的成本往住很低。根据“委托一一”博弈理论，方的失信行为会造成委托方较大的损失。国内有关消费者隐私保护、权益保护、纠纷诉讼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许多跨境电商交易纠纷的解决缺乏完善的法律依据。在信用体系不健全的环境下，国内企业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屡屡发生店铺刷单、虚假评价、夸大宣传、商品伪劣、期满诈骗等事件,引起众多消费者差评和投诉，降低了国内电商企业在国际上的声誉度。与此同时,国外部分跨境电商平台为了净化市场环境，专门针对中国卖家做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是歧视性的条款,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举措。
2.2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监管不力
跨境电商平台都会要求卖方在注册网店时进行实名认证,但仅凭实名认证还不足以了解其营业资质、信用情况及其在非诚信交易后所受到的惩罚,而平台对买家的审核更为宽松，仅凭手机号或者邮箱就可以注册成功，一旦进行失信交易，其违规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同时,跨境电商平台的用户涵盖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卖家和买家,商品种类繁多且标准各异，造成跨境平台管工作困难童重。
2.3缺乏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
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善也是制约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征信系统构架不完善,比如个人征信系统所包含的评价项目偏少,且社会各界难以通过便利渠道获取征信结果。再者，由于社会信用监管不到位，且公民未养成良好的信用意识和素养，导致失信成本较小,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阻碍了跨境电商的良性发展。一旦在跨境电商交易中发生信用纠纷，对我国的消费者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因此，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尽快建立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2.4信用信息披露问题'不仅我国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跨境电商信用系统，而且，各跨境电商平台自身建立的信用体系存在评价标准模糊、评价体系不严谨,缺乏对交易主体信用评价的权威标准，导致其信用体系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交易主体的信用状况。另外,各跨境电商平台依据自身的情况建立独立的信用评价体系，彼此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无法形成一致的评价标准，导致各自的评价体系成为信息孤岛，各平台交易主体的信用状况无法实现信息共享,无法掌握交易主体在其他交易平台的真实信用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跨境电商交易市场交易主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因此，亟须解决各跨境电商平台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3基于博弈论的跨境电子商务信用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参与的各决策主体行为选择及决策行为均衡问题的理论。在博弈论当中,企业或个人进行行为选择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还要考虑其他参与者的选择;同时，自己的选择也影响着其他参与者的决策和均衡。在博弈过程中，决策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但又不可预知，其中一方的最优策略是基于他对其他参与者的策略的预期。在跨境电子商务中，如果所有的卖家都像消费者所期待的那样诚信经营，以诚为本，那么跨境电子商务就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反之,就会严重影响消费者对跨境电子商务的信心，大大妨碍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跨境电子商务信用向国际化以及复杂化发展，而且交易环节涉及各国政府机构、组织、法人和自然人。另外，各国的出口信用体系、规范行业认证体系、法律解决途径等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多重因素造成交易主体在复杂的环境下难以做出科学决策,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博弈双方的决策。
下面为了更方便描述跨境电子商务中的博弈活动，我们作以下假设:(1)交易中只有卖家和买家两个参与者且都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经纪人。在买卖双方之间的博弈中，卖方会有“诚信”或是“不诚信”两种选择策略，而买方则会有面对“购买”或“不够买”的决策;(2)卖家和卖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卖家占有更多的信息。
设卖家诚信经营的收益为R1，卖家不诚信经营的收益为R2，卖家因不诚信而受到的惩罚造成的损失为L，买家因购买商品付出的成本为C,收益为R3由此得出买卖双方博弈的收益矩阵表。
由表1可知,卖方和买方的决策组合有四组:(诚信'，购买),(诚信，不购买),(不诚信，购买),(不诚信，不购买)。下面就这四组决策组合进行分析。
(1)(诚信，购买)表示双方互信，交易成功,卖家得到的收益为R1,买家得到的收益为R3。在互信条件下成功交易能够让交易双方各得所需，消费者享受到商品或服务，商户获得收益。就社会而言，交易会增进交易各方对网络的信任度，促进跨境电商的良性发展w。
(2)(诚信,不购买)表示卖家选择诚信经营,但买家选择了不购买策略。此时,卖家选择诚信经营所获得的收益为0，选择失信经营的收益为-L。因此，不管买家选择购买还是不购买策略,诚信经营显然是卖家能做出的最优策略。而如果卖家选择诚信经营，对买家来说，选择购买就是其最优策略。.
(3)(不诚信，不购买)表示双方在交易中都存在失信行为。卖家因为不诚信而付出的代价为L,即其收益为-L,而买家因为没有购买到商品或服务，不能获得收益R3。从表面上看，由于交易双方都存在不诚信行为，因而没有达成交易；但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破坏了跨境电商交易的健康环境，严重影响了跨境电子商务快速有效的发展。
(4)(不诚信,购买)表示在卖家存在失信行为的情况下，买家购买了商品或服务。卖家得到的收益为R2-L,买家所获得的收益为R3<C,利益受损。
对于一个理性的卖家来说,诚信和失信所获得的收益的不同会对其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R1与R2-L的大小关系。下面就这两种收益关系进行分析。
当R1>R2-L时，卖家因诚信行为获得的收益最大化，因此,精明的卖家毫无疑问会选择诚信经营。
当R1=R2-L时，说明在交易中卖家无论是诚信还是失信,所获得的收益是相同的,而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卖家要考虑到其长远利益；他的最优策略选择必定是诚信。
当RKR2-L时，即卖家选择诚信的收益要低于选择失信的收益。由收益矩阵表可知,假如买家选择购买商品或服务，卖家因诚信而获得的收益是为R1，选择欺诈而获得的收益为R2-L,失信经营能实现收益最大化,显然会成为卖家的最优策略。在这个前提下，假如卖家失信经营，买家选择购买和不购买所获得的收益分别为-R3和0，为了降低损失，选择不购买就成为买家的最优策略。进一步说明,假如买家选择不购买商品或服务,卖家选择诚信经营和失信经营所获得的收益分别为0和-L,则诚信经营显然是卖家的最优策略。通过策略的反复决策，买卖双方始终无法达到相对均衡的博弈状态，因为不管双方选择哪种策略,都会因为各自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而不断改变各自的策略。
4提高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的策略与建议
为促进跨境电商交易健康发展,有必要采取相关举措促进跨境电商诚信体系建设，这些举措包括以下几点。
4.1构建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
为约束跨境电商企业的不诚信行为,各国政府、各跨境电商平合有必要统一行动,构建透明的、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一方面，各国政府部门或跨境行业协会应加强沟通，制定统一的权威标准,建立客观的、公正的国际信用信息传递机制;另一方面，各跨境电商平台在不断优化自身信用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彼此之间积极沟通，运用技术手段打破信用评价的信息孤岛，尽快实现各跨境电商平台的交易主体信用信息共享和髙效传递,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获取渠道,确保跨境电商交易参与者能随时随地获知对方的信用状况，从而降低交易风险。
4.2发挥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作用
跨境电子商务诚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跨境电商平台的积极参与。平台方可参照国内在信用评价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天猫,采取企业认证、原产地认证、支付方式认证等多种认证措施，把好入驻卖家的准入关。还可对卖家的营业资质、信用情况进行详细审査并备案，并要求卖方所有信息包括货物的各种参数。此外，对不诚信经营的卖家，跨境电商平台可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在平台上公示曝光、对卖家予以警告甚至关闭店铺、将卖家列入黑名单，并将其不诚信记录报送卖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工商行政部门。例如,2015年速卖通启用“严入准出”政策，采取严格的认证、限制新卖家的商品数，坚决将商品品质差、服务差的“劣质”卖家清除出去。通过规范该平台卖家行为，净化了该平台的市场交易环境。另外，对不诚信买家也要予以警告甚至限制其在跨境电商平台上购买商品或服务。可以说,通过跨境电商平台的上述监管举措,有助于净化跨境电商交易的市场环境。
4.3加快跨境电商信用立法进程
加快有关跨境电商交易的立法进程,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有助于营造健康的交易环境，保障跨境电商持续快速发展。一方面,与跨境电商相关的政府部门(如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工商总局、财政部等)应从规划层面入手，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边试点、边完善的策略，建立较为完善的跨境电商法律规范体系，明确跨境电商交易各方的权、责、利，规范交易行为,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尽快建立功能完善的信用监管体系，广泛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信用云”平台，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共享机制,对跨境电商交易各方的信用进行监管m。此外，还要采取激励惩罚措施，对诚信经营的卖家大力表彰和鼓励,对存在失信行为的买家和卖家加大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予以刑事处罚，提高欺诈交易的违规成本,为跨境电商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4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体系
明显滞后的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严重制约了我国跨境电商的整体发展。完善的企业或个人的诚信评价体系可以有效地约束交易双方的经济行为。可借鉴国外先进的诚信评价体系，建立起能为更多社会成员所用的公开的诚信档案，政府部门、跨境电商平台可联合建立相关制度,对经营者的信用状况进行全程跟踪。比如，可对入驻平台的卖家进行详细的资质调査,确保卖家之前没有不诚信经营行为;在卖家入驻平台后,从卖家的商品宣传、商品数、商品质量等方面予以实时关注;在交易完成后,可从交易记录、买家评价、纠纷记录等方面对卖家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因此，建立健全动态的、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体系，才能督促卖家诚信经营,杜绝失信行为，使之成为跨境电商交易市场的守信者。
5结语
信用问题是跨境电子商务的一大顽疾，信用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交易的各个方面，因此社会各方需要较长时间加强跨境电商信用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只要参与跨境电商交易的各主体方齐心协力,就能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和监管平台,提高交易主体的信用意识,在买卖双方各自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跨境电商和谐发展。
篇2
关键词：Cournot博弈模型；市场需求；需求估计；行为博弈。
中图分类号：F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36-03
1 引言
Cournot博弈模型最早于1838年由经济学家Cournot提出，后来许多人给予适当的改进与推广。在最初的模型有这样的假设，市场中有两个企业生产完全替代的产品，市场中的需求函数及每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对每个企业来说是确切知道的，且是共同知识。企业之间进行产量竞争（如果把企业之间进行数量竞争看成是企业之间建立生产能力的竞争，企业之间进行数量竞争而不是价格竞争就是合理的）。在文献［1］中，作者对Cournot博弈模型的假设进行了一些改进。假设两个企业都不确切知道市场的需求函数，他们只能对市场需求函数进行估计，但不同的企业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不同。文献［1］进一步假定每一个企业都认为对手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和自己估计的完全一样。然后文献［1］指出这样博弈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性质。本文也认为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企业之间在进行Cournot竞争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每个企业很难确切知道市场的需求函数只能对其估计。由于不同的企业规模和经济实力及对市场需求掌握的信息不同，他们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也不会一样。按照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有关理论，每个企业往往认为自己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是非常正确的。由于每个企业往往认为对手的能力和自己有一些的差别，所以本文和文献［1］所作假设不同的地方是，本文并不认为每个企业会认为对手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和自己的估计完全一样，而是假设每个企业认为对手的估计和自己的估计有一些差别，在这种假设下求解出Cournot博弈的结果(各个企业的产量和利润)。然后在每个企业认为对手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服从均匀分布的情况下，把这些结果与市场需求函数对各个企业来说是确切知道时的Cournot博弈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两个结果的差别来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中一些现象。
2 对市场需求函数估计不同的Cournot博弈模型
首先简要地介绍经典的Cournot博弈模型。
假设有两个企业，他们之间进行数量竞争。为简单起见，假设两个企业面对一样的常数边际成本c1=c2=c。市场的需求函数是线性的：p=a-(q1+q2)，其中p是市场价格，qi是企业i的产量， a是一个足够大的常数，i=1,2。这个市场需求函数对两个企业来说是确切了解的，是共同知识。两个企业为了自己利润最大化进行博弈，在不知道对手选择什么产量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产量水平。利用求解博弈的方法，可以分别求出每个企业的产量和利润。其中企业i的产量和利润分别为：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每个企业很难确切地知道市场的需求函数，只能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对其进行估计。由于不同的企业在市场中的规模，实力以及所拥有的信息不同，因而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就不一定相同。由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有关原理，我们知道经济行为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往往对自己的行为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是“正确”的。既然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对手就有可能预见到。即使对手没有自己聪明，但也不至于能力太差，从而对事物的判断和自己“正确”的判断相差太远。因此本文假设：企业面对的确切的市场需求函数为p=a-(q1+q2)，但两个企业都不了解这个需求函数，因而只能对其进行估计。设企业i对参数a的估计值为ai，并且认为对手对a的估计和自己对a的估计虽然不完全一样但也相差不大。
3 两个博弈模型结果的比较分析
在这一部分对本文建立的Cournot博弈模型的结果与市场需求函数对两个企业是确切知道的Cournot博弈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就市场需求函数中的参数值a及其估计值a1,a2的几种不同的情况给予分析。
下面分析中所提到的结果都是在假设Fi(x)服从［ai-εi,ai+εi］上的均匀分布的情况下所获得的结
从这个假设可以看出企业1对市场需求估计偏高，企业2对市场需求估计偏低。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企业1比较乐观，对市场前景看好，而企业2比较悲观，相对保守，对市场前景不太看好。
为了对模型的结果更好的比较分析，在这里作进一步的假定：
这样的假定是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每个企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在作决策的时候都非常慎重。虽然可能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他们所作的决策不一定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但也尽量避免自己的损失太大。在本文建立的模型中，企业1比较乐观，对市场前景看好，因而对市场需求估计偏大，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作出估计之前他会非常慎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因而对市场需求的估计也不会太大，假设119a>a1>109a>a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因为企业2比较悲观，相对保守，对市场前景不太看好，因而对市场需求的估计偏小。但他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慎重对待，因而对市场需求的估计也不会太低。假设a>79a>a2>-69a正说明了这个问题。不等式13a>c是说明市场需求函数中的参数a足够大，因而和边际成本c相差很大。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解释这样的一个经济问题。
在本文中假设企业1对市场需求估计偏高，说明企业1是一个比较乐观，对市场前景看好的企业。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像这样的企业往往是那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企业。因而他们非常自信，对市场前景比较乐观，生产的产量水平就比较高（q1>qs1）。并且由于对手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企业，因而乐观的企业占领的市场份额就大，并且获得较高的利润
对企业2来说，本文假设企业2对市场需求估计偏低，说明企业2比较保守，对市场前景比较悲观。这往往是一些规模比较小，实力较弱的企业。因而他们比较慎重，对市场前景持谨慎的态度，因此生产的产量水平就偏低（q2
从以上的分析说明那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企业往往能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利润，因而就能长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而那些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企业只能拥有较小的市场份额，获得较小的利润，在竞争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难以在市场中立脚。所以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经常看到许多小企业不断地在市场中进进出出。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两个企业对市场需求的估计都偏高，表明两个企业都比较乐观，对市场前景一致看好。
为了更好的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假定：119a>a1>109a>13a>c，119a>a2>109a>13a>c。之所以作这样的假设，其理由同假设（一）的理由一样。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两个企业都比较乐观，对市场前景都看好，因而都过多的生产。这样就造成市场产量较多，价格下降，两个企业利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减少。这能够说明现实经济活动中这样的现象：那些规模都比较大的企业，他们都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而生产过多的产量来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结果造成市场上产量过多，价格下降，利润减少，两败俱伤。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两个企业对市场需求的估计都偏低，表明两个企业都比较悲观，对市场前景持谨慎的态度。
4 总结
在经典的Cournot博弈模型中，两个企业进行数量竞争。为了求解博弈的结果，在模型中假设市场需求函数对每个企业是确切知道的，两个企业同时选择产量水平，由总产量水平决定市场价格，企业出售产品获取利润。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每个企业很难确切知道市场需求函数，企业为了取得更多利益，在作产量决策时，必须要对市场需求函数进行估计。但是，由于每个企业规模不同，所掌握的信息不同以及进行市场调查的方式不同，所以不同的企业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就不一定相同。在适当的假设下求解出每个企业的产量水平和利润。并把这个结果和经典的Cournot博弈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本文发现，如果每个企业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所谓的不是太高或不是太低就是本文中假设（一），（二），（三）所表达的意思），当有一个企业对市场需求函数估计偏高而另一个企业估计偏低，那么对市场需求函数估计高的企业就生产较多，利润更大（和经典Cournot博弈的结果相比较），而对市场需求函数估计较低的企业生产的产量就少，利润也相对较少。这样就使那些乐观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那些悲观的企业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在长期中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而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往往不得不离开市场。
假设每个企业虽然认为对手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服从一个统计分布，但自己对市场需求函数的估计是确定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每个企业很难确切地估计出市场需求函数，只能估计出市场需求函数服从某一个统计分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之间的Cournot竞争会出现什么结果，本文并没有给予分析。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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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论预设,博弈分析范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更精细的层次上来解析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回避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带来的紧张与对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与微积分对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的意义相提并论。〔8〕迈尔森更大胆地宣称:“非合作博弈论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可与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发现相媲美的理论贡献。”〔9〕金蒂斯虽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点,但还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试图以之为一般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行为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博弈论对于理解各种生命形式尤其是人类变化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视博弈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一旦人们将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如下几项比较优势:其一,由于它的理论预设具有相当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广涵性,凡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个体(人、生物、计算机)之间策略互动的现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内加以探究;其二,通过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实在置于互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人们能够更好地化解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的二分与循环论证问题,在为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社会实在提供微观行为基础的同时也为理解后者赖以发生的各种约束和条件提供宏观的语境和背景;其三,通过对博弈情势进行数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对博弈各方所处物理环境、信息分布、主观信念、行动策略以及支付(收益)进行直观描述,从而对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数学语言,博弈分析范式为学术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确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为检验各种认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研究者能够根据数学模型自结论回溯至假设,以便理解导致特定结论的假设条件。〔11〕其五,运用博弈分析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便人们根据经验事实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学术话语体系中,人们通常将博弈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严格区分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这两个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提法。然而,国外学者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就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博弈论化了的“升级版”的理性选择理论。鉴于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对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区分,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从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中抽取出来做一相对独立的系统梳理与评析,仍然不乏积极意义。这样,一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凸显出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继承又发展的事实,二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用语比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的用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出其作为一种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政治学研究的真实意涵和内在精神。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化与杂化”和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日益发展〔13〕,政治学研究这一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难严格界定。宽泛地讲,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政治学者所从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针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议题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层涵义,即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数理模型而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样,一来可以将本文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二来也能够将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道德习俗演化等跨学科研究议题纳入视野,以真实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现状。
(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政治学研究从属于或单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过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对博弈分析范式的丰富与完善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而有必要加以单独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阶段并侧重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进行扼要评析。
1.试探期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着名政治学者多伊奇(K.Deutsch)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动向,对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围内,该方法与一些政治学理论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14〕经济学家赫维茨(L.Hurwicz)也认为:“两位作者用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适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军事战略学。”〔15〕他们的乐观预测很快得到验证。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克尔(W.Riker)、谢林(T.Schell-ing)、罗尔斯(J.Rawls)、诺齐克(R.Nozick)、谢普斯尔(K.Shepsle)、奥德舒克(P.Orde-shook)、奥唐耐(G.O’Donnell)等人开始试探性地应用博弈论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对政治联盟、组织行为、策略投票、议会过程、国际谈判、军控与核扩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等理论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也随之崭露头角。里克尔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16〕里克尔在书中提出了“社会法则是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在当时还显得比较大胆和超前的命题〔17〕,并运用“核”(core)这一合作博弈论的重要概念提出了着名的最小获胜联盟理论,在政治联盟、组织行为、议会过程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理论家谢林不但首开先河将博弈论应用于国际谈判、军事冲突、军控与核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还提出了“聚点”(focalpoint)均衡和“可信承诺”(credible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对博弈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18〕比较政治学者奥唐耐通过分析阿根廷各党派之间的联盟与博弈对该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将博弈论引入比较政治发展研究〔19〕,带动了后续民主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转型。博弈论对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哲学研究也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在构建公平正义学说时,最大最小法则(maximinrule)这一严格竞争博弈(零和博弈)的纳什均衡决策法则是罗尔斯推演差别原则的关键,也是人们批评差别原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20〕此外,我们看到,罗尔斯从卢斯和雷法合着的《博弈与决策》以及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加以明晰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论中获益匪浅。〔21〕罗尔斯本人也承认:“正义论也许是理性选择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诺齐克对博弈论的运用就更为明显和彻底。在论证最小国家理论时,诺齐克依据的正是囚徒困境这一经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等人对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运用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为精致的道德几何学论证体系,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形成一个庞大的所谓的“罗尔斯产业”〔24〕,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总体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还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学者对其还普遍比较陌生,因此从人数、成果数量和理论影响等几个方面看,该阶段还属于少数政治学者试探性地从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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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囚徒困境经济博弈均衡合作双赢信息不对称
一、"囚徒困境"模型分析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被人们多次引用的经典案例一一"囚徒困境"。它的来源是这样的：警察抓住了两个罪犯，但是警察却缺乏足够的证据指证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如果罪犯中至少一人供认罪行，就能确认罪名成立。为了得到所需的口供，警察将这两名罪犯分别关押以防止他们串供或结成攻守同盟，并分别跟他们讲清了他们的处境和面临的选择：如果他们两人中有一人认罪，则坦白者立即释放而另一人将判8年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认罪，则他们将被各判5年监禁；当然若两人都拒不认罪，因警察手上缺乏证据，则他们会被处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各判1年徒刑。
简单可用下表表示两个罪犯（设两个罪犯分别是A和B）的选择：
A的选择
拒绝认罪认罪
A被判1年
B被判1年A被释放
B被判8年
A被判8年
B被释放A被判5年
B被判5年
B的拒绝认罪
选择认罪
在这个博弈中，两个博弈方对对方的可能决策收益完全知晓并各自独立做出策略选择。每个博弈方选择自己的策略时，虽然无法知道另一方的实际选择，但他却不能忽视另一方的选择对自己决策收益的影响，因此他会根据对方两种可能的选择分别考虑自己的最佳策略。
博弈双方在决策时都以自己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无法实现最大利益或较大利益，甚至导致对各方都最不利的结局。可以看出，由于一方的决策结果都将受到另一方选择的影响，所以在囚徒困境中不存在占优策略均衡，即该博弈的具有稳定性的解是两博弈方共同选择坦白策略。
由上述博弈经典理论我们可以想到市场中的竞争双方是多么的难于合作，因为他们无法确切的判断竞争对手的选择，从而导致自己的抉择无法到达利益最大化。下面就竞争企业作一下探讨分析。
二．垄断企业价格战的囚徒困境与双赢策略
两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和起来，如果几乎可以涵盖整个市场，经济学称之为双寡头经济。为了增加企业利润，两个企业当然会制定市场策略，展开竞争。增加利润的最直接的方法，无外于两条，提高价格，从而提高单体商品的利润率，达到总体利润的上升;或者降低价格，提高本企业市场份额，以达到提高整体利润水平的目的。因市场现存两家相互竞争的企业，提高价格反而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分额，从而影响企业的整体利润，因此，两个企业都将会采用降低价格，提升市场份额的策略。假如双方达成价格同盟，消费者别无选择，两个企业的利润将同时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两家企业能否达成价格同盟吗？我们可通过一个例子加以分析：
国美与苏宁可说京城家电零售的两大商业巨头，假定两家企业都采取低价的竞争策略，可各得30亿元的销售利润;如果达成价格同盟，都采取高价策略，可各得50亿元的销售利润，而如果一家企业采取高价策略，另一家采取低价策略，那么采取高价策略的企业取得10亿元的销售利润，而采取低价的企业将会取得60亿元的销售利润。两个企业所采取的策略可用下图表示：
高价苏宁低价
苏宁50亿
国美50亿苏宁60亿
国美10亿
苏宁10亿
国美60亿苏宁30亿
国美30亿
国高价
美低价
很明显，对于两个企业高价的竞争策略都将是他们的严格劣势策略，双方不由自主的都将采用低价格的竞争策略，从而达成30亿元销售利润的优势策略均衡。
为什么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容易产生价格战与准价格战呢？家电销售行业的国美、苏宁、大中;通信行业的移动与联通。因为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都以其他企业为潜在竞争对手，只关心己方的利润与市场份额，不论对手采用怎样的价格策略，己方采用低价的竞争策略都将提升当期的销售额与市场份额。
是否垄断行业中企业合作，共同采用高价策略获取更大利润空间，从而赢得双赢对局呢？从经济的角度说，如果几大企业联手或勾结起来所形成的行业垄断，谋求最大利润，所结成的联盟，称之为“卡特尔”。卡特尔多为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所组成，因此卡特尔组织与其成员间的关系或成员间的关系不是上下级间的关系，也不是服从关系。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卡特尔成员间不过是因为利益而走到一起，当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提供价格之外的优惠措施时，卡特尔便很容易解体。这便是非完全垄断行业难以形成价格同盟的真实原因。
由此可见：合作对于竞争双方都有利，但是往往合作又往往难于进行，分析探讨之后，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商界，生存之道就是“合作”二字，当竞争双方都采取合作的态度与对方共事，与外界打交道时，结果总是双赢的，这就是合作双赢。
三．信息化管理的“囚徒困境”
竞争企业要想在合作双赢的状态下良好快速的发展，最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对称通俗的可以解释为：你知道的我知道，我知道的你也知道，而且我知道我知道的你也知道，你知道你知道的我也知道。然而要达到如此程度的对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竞争中多掌握对方信息，无论是对于合作或者竞争都是有利的。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纷纷采取对自己看来最优的策略。但事实却非如此。看似对甲乙双方都是最优的选择，却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这就是信息化管理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的形成，说到底是由于囚徒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大家都无法预计和把握对方的选择，所以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选择。换句话说，只要建立起双方对等的信息流通，困境也就不攻自破了。
参考文献：
[1]2004年01期科技进步与对策李海萍《从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中探讨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篇5
［关键词］ 价格战价格博弈纳什均衡动态博弈策略
一、家电业价格战的经典案例
近年以来，家电行业竞争渐趋白热化，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各企业纷纷出招，技术战、服务战、价格战、各显神通。尤其是价格战更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利器。
经典案例：长虹在价格战中屡战屡胜
1989年，国家征收彩电特别消费税，导致市场一片萧条，倪润峰率先做出彩电降价300元的决定，“价格杀手”一出手就大有斩获。此后，每到春节、国庆销售旺季，倪润峰就使出降价撒手锏，屡试不爽。1995年，倪润峰巧妙地进行了降价组合，长虹的这股降价风暴顿时在彩电市场上掀起血雨腥风。在宣布降价后的一个月里，长虹的全国销量就翻了一番，市场占有率从22％猛增到35％。与此同时，价格大战也是一次残酷的行业大洗牌。在长虹的降价冲击下，六十多家彩电品牌迅速凋零，彩电业步入由五六家大公司瓜分市场的时代。
在强势企业进行价格战的时候，是大企业独孤求败，还是小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呢？这就需要研究价格战背后的经济博弈。
二、家电业价格战背后的经济博弈
“经济活动中具有策略依存性的策略选择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根据这个原则，降价这个经济活动背后有着博弈者的经济博弈和策略选择。比如常见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我们从各价格博弈的参加者厂家这里看：价格大战的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案例中各家电小厂商就是在降价风潮的博弈中不得不“自杀身亡”的。
“纳什均衡的普遍存在性意味着纳什均衡分析在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的博弈问题中，都是一种基本的分析方法”。所以我们可以从价格战中得出两点看法：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其结果会如何呢？价格战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赤膊上阵、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战。通过厂商的不同策略和行动，使得各企业不断达到纳什均衡，又不断打破这一均衡，在反复博弈的过程中，价格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直至价格接近边际成本，这也是家电业价格战的博弈特点。
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厂商或消费者都是按照所有的别人已定的价格来进行决策。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现在的情况是：不降价就可能导致在价格战中出局，失去市场分额；垄断价格又可能触犯工商法。所以作为厂家在博弈中选择降价看来也是一种相对实际的策略选择。那么如何应对价格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呢？
三、国内家电业博弈方在价格战中应该采取的策略、措施
从国内家电业价格博弈的博弈参加者来看，在这场价格博弈中要相机选择，为获取最大的利益空间，必须在价格战中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1.家电业博弈的一方：大型的有实力的家电企业
（1）品牌造势。
人们说起背投彩电就想到了长虹，说起随身感空调就想到了美的，说起电脑就想到了联想，说起冰箱就想到了海尔，这都是上述品牌成功造势的结果。进行品牌和市场造势使得大型企业在价格战中占有了先机。
（2）技术创新。
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急剧增加，为了缓解成本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进行企业技术创新才是家电业在价格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
（3）强强联合。
中国家电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已进入发展的成熟期，激烈竞争必然导致资源配置和市场份额向优势企业集中，重组并购乃大势所趋。如海信与荣事达的联手，联想并购IBM等，强强联合可以最大限度以合作的方式控制成本、价格，在价格战中“坐庄”，稳赢不败。
2.家电业博弈的另一方：小型的实力较弱的家电企业
（1）改变销售渠道
小型家电企业无法插足这种主流渠道，那么可以寻求其他渠道，如电子商务等，这样降低了营销成本后应对价格战，就会更加轻松与灵动。比如手机销售、电脑销售的网络化。
（2）追求产品个性化
家电行业的卖点在于个性化的实用产品，如洗碗机、消毒柜、吸尘器等小家电。家电产品的最终出路还是在于个性化产品开发。中小型家电企业由于其资本小、投入相对较少，在价格战中凭借个性化开发上来抢占先机，以快、新制胜。
（3）寻求法律支持
面对大型企业的强强联合，大打价格战、倾销战，中小企业可以根据情况寻求法律援助，收集相关证据，进行法律诉讼，以最小的代价保护自己的合理权益。
参考文献：
[1]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册) [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三版)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 [美]冯・诺伊曼 摩根斯顿 著：王文玉 王宇 译.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4
篇6
关键词：出口补贴；博弈分析；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一、引言
出口补贴,又称出口津贴，是一国政府为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加强其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出口某种商品时给予出口厂商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出口补贴又具体分为1.直接补贴：出口某种商品时，直接付给出口厂商的现金补贴。2.间接补贴：政府对某些出口商品给予财政上的优惠。
关贸总协定是这样定义补贴的:一国政府以各种形式的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以直接或间接增加从其领土上输出某种产品或者减少向其领土内输入某种产品的政府性措施。接受补贴的产品由于成本降低,往往能以低于其国内市场的价格出售,从而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与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
由于这种补贴只给予出口产品,所以常常被各国政府作为刺激本国产品出口的措施。对出口产品进行补贴,造成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世界贸易的正常开展,必然导致矛盾和冲突,要消除这种不公平,按照国际公认的作法,进口国政府可以对接受出口补贴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这样将导致贸易战的发生，上世纪的美日贸易大战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国最近和美国及欧盟之间也关于补贴等的贸易摩擦也是越来越多。可是在理想状态下，出口补贴一定是坏事吗，是不可行的吗？
本文在给定的经济环境假设条件下，从博弈论的角度，利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从不同情况分析出口补贴问题，利用博弈分析得出最优的出口补贴。
二、模型建立及分析
1.模型的建立。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的最优关税博弈模型，很多人也对此进行过分析，求出了最优的企业产量，并得出了关税为负数，即补贴是可行的。鼓励进口，国内为本国消费者提供零产出，并向另一个国家出口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量。本文借鉴了此模型，利用其来研究出口补贴问题，并对其各种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
此模型按如下假设：开放的世界，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分别用i=1，2表示，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政府负责确定自己的出口补贴政策，双方签有零关税协定（即不考虑关税问题），一个企业制造产品供给本国的消费者及出口，和一群消费者在国外市场购买其本国企业或其外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按照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进行生产。如果(国家i的)市场上总产量为
，则市场出清价格 ，国家i中的企业(后面称为企业i)为国内市场生产hi，并出口ei，则 。企业的边际成本为常数c，并且假定没有固定成本，从而，企业i生产的总成本Ci（hi，ei）=c（hi+ei），另外，政府i指定补贴政策bi，即对应于企业i出口ei产品，国家i将会给企业i以bi*ei的补贴。
博弈的时间顺序如下：
第一，政府同时选择补贴政策b1和b2；第二，企业观察到补贴政策，并同时选择其提供国内消费和出口的产量（h1，e1）和(h2，e2)；第三，企业i的收益为其利润额，政府i的收益则为本国总福利，其中国家i的总福利是国家i的消费者享受的消费者剩余（将其简单的等于市场i的总产量平方的一半）、企业i赚取的利润减去政府i支付给企业i的补贴。
2．模型求解
企业的利润函数可以写为：
（1）
国家的总福利可以表示为：
（2）
假设政府已选择补贴政策分别为b1和b2，假设 为企业1和企业2之间博弈的纳什均衡，那么对每个企业i， 必须满足
（3）
由于 可以表示成企业i在本国市场的利润加上其在另外一国市场的利润之和，并且企业i在本国的利润只是 hi和 的函数，在外国市场的利润只是和bi的函数，所以该企业在两市场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分开来讨论，其实也就是对式（1）分别对hi和ei求偏导，得
在这里所有的产出，不论在国内和国外都规定必须大于或等于零，这也与实际相符。我们这四个最优反应函数，即式(4)到(7)联立，求解得
从这个最优解我们可以看出，出口补贴刺激了本国的出口，同时也限制他国企业在其国内的市场份额。
现在再回到第一阶段的两政府间的博弈：首先，政府同时选择了补贴政策b1在b2；然后，因为两国都很了解本国企业的决策，即我们上面推导的企业的最优反映函数，因此我们可以来求解这一政府间的博弈的纳什均衡。
对于国家i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使得，
（9）
将 代入社会福利函数，得
对其一国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取一阶条件，求解可得
（10）
也就是说在本模型中的出口补贴是每个政府的占优策略。
将代入式（8），可得
我们就得到了企业在第二阶段所选择的产出，也得到了整个博弈的一个子博弈精炼解：
此时每个企业或者每个市场上的总产量都为，每个国家的社会总福利都是（a-c）2。
3.进一步分析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政府选择都不补贴，即
。企业的反应函数并没变化，两企业的产量为
。每一市场总产量为（a-c），即我们熟悉的古诺均衡解，每个国家的总福利都是（a-c）2，小于上面的纳什均衡解。
然而真正的社会最优条件，是当时取得，这时我们可以算出，即每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往国外，而在国内的销售为0，这与我们在经典关税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时每个国家的总福利都是（a-c）2，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此时 ，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且此时消费者剩余也是最大的为（a-c）2，与我们在完全竞争市场得出的结论一致，我们不妨大胆猜想一下，是否是完全的国际贸易有点类似于可以消除垄断等不完全竞争的因素，从而使社会总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对出口补贴的简单博弈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各国采用的占优策略，即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政府在第一阶段的互动决策就成为了囚徒困境式的问题：惟一的纳什均衡是其占优策略，但对整个社会确是低效率的。
2．各国采用的占优策略时，社会总福利比不出口补贴时要好，出口补贴改善了社会福利。
3．当补贴为能取的最大值时，即国内企业为本国消费者提出为0，并向另一国家出口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量，达到社会最优化，每个国家的总福利最大，各国的消费者剩余最大，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种情况下可以看成消除了垄断，寡头等不完全竞争，达到了完全竞争，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所以出口补贴是可行的。
4．虽然理论上出口补贴是可行的，但是现实中，首先国家间有差别，不可能完全相同，更有大国小国的差异；其次，各国企业生产的能力不同，技术水平不同，质量不同，这些都会影响消费者决策；再次，各国企业的成本不同，原料，人力，能源等的成本都大不相同，而且出口过程还会产生运输成本等等。所以再加上出口补贴这些就会造成一国的产品相比另一国的具有太大优势，使得另一国企业没法生存，因此会导致诸多国际贸易纠纷。
参考文献：
篇7
《鬼谷子》是由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兵家鬼谷子所著，而我所读的 《鬼谷子》是由任思源先生主编的。书中分别从为人处事、管理谋略、商战博弈、职场之道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经典案例阐述，并给予了简单、精辟的总结。
生活无处不充满哲学。我认为人生真正的智慧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鬼谷子》这本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生活中所遇到困惑的方法，让我们体验精彩人生。尽管该书著于战国时期，但是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个高尚的人在谈话”。《鬼谷子》就是这样的好书。它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为所面对的问题提交一份完美的答卷。
我们要学习书中的哲学，让自己主动地去迎接问题，处理好生活中的人际问题、提高工作中的效率，把它们变得更加简单化。
篇8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数学模型；演化模型
基金项目：[F]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制度生成和演变分析”（NCE11030）；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技术、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ZR010Q007）；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制度生成和演变的主观博弈分析、验证与应用”（1RWZD11）
作者简介：[F]黄凯南，男，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山东 济南 50100）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013）03008308收稿日期：[F]01103
一、引言
近年来，构建数学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也促使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从原先推崇非正式的现实性描述开始迈向对正式和形式化的数理逻辑的重视。
当前，在众多的经济学文献中，存在许多被贴上“演化”标签的数学模型，可以不严格地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直接对传统生物演化模型的借鉴、改造和运用。例如，Logistic增长模型、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rPrey）模型和共生演化模型等[1]（P17）；二是演化博弈论，它最早也是源自生物学家构造的生物演化模型（P8），而后被经济学家广泛采用并进一步发展。演化博弈论是当前比较流行的演化建模工具。根据Silva和eixeira[3]的文献统计，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发表的众多论文中，涉及演化博弈论的占将近0%，而且这个比重近些年还处于上升趋势。演化博弈论模型既包括单群体、离散策略的对称博弈模型，也包括多群体、多维度连续策略的不对称博弈模型[4][5]。这些模型主要涵盖各种类型的选择动态，例如，复制者动态、最优响应动态、平滑最优响应、布朗—冯·诺依曼—纳什动态、选择—变异动态、模仿动态和适应性动态等[6]；三也是和生物学相关，不过它不是直接采用生物演化模型，而是基于生物演化隐喻（Metaphor）发展出来的各种演化算法模型（Evolutionary Algorithms）。这些模型将求解过程类比于生物演化过程，它们最早被运用于计算科学和人工智能中，现也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演化建模中[7] 。这些模型包括演化规划、演化策略、遗传算法、学习分类器系统（Learning Classifier Systems）和遗传编程等；四是各种类型的学习模型。较之于前三种类型的模型，学习模型不是直接源自生物演化模型或生物学隐喻，而是主要源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较之于生物学模型，它更加强调个体行为的意识和目的性。这些模型包括虚拟行动、随机学习动态、随机信念学习和经历加权吸引模型等[8]（P895）；五是多主体模型（Multiagent Model）或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这类模型充分考虑了个体行为的异质性以及个体间的互动过程，也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经济演化分析中，并与计算科学结合，逐步形成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9][10]。
尽管越来越多的模型被贴上流行的“演化标签”，但是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例如，这些演化模型是否真能够描述经济演化的本质特征？某些演化模型（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博弈学习模型等）本质上是更属于演化分析还是新古典的均衡分析？各种类型的演化模型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内在关联？面对如此繁多的数学模型，建模者该如何选择适当的模型？是否存在较为一般性的演化模型能够成为经济演化建模的基准模型？ 这里尝试进一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问题，并尝试部分解答上述一些问题。
二、考察演化模型的三个维度
（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共识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较为流行，并逐步成为时髦的学术标签，但它却是一个极其繁杂的理论体系，至今尚未形成较为成熟和统一的研究范式。被贴上演化经济学标签的理论至少包括：旧制度学派、新熊彼特主义、通用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演化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基于主体的计算理论（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heory）等。这些理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众多的研究方法各异的理论中，还是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odgson[11]总结了演化经济学的四点基本共识：其一，认为世界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或参数上的，它还涉及如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组织和经济结构等质的变化。而这种质的变化恰恰是主流均衡理论难以解释的；其二，承认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奇（Novelty）的产生。通过创新促使多样性的产生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三，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特征。这种复杂性主要涉及各种异质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甚至是无序或混沌的互动，从而限定了可预测性，也促使了新奇和种种“涌现”特征产生的可能性；其四，正如达尔文强调的，各种复杂现象是涌现生成的，不是人为设计或上帝创造的，演化经济学秉承了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对于自发秩序的洞见。[JP]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黄凯南：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评析
在上述四点共识中，第一点涉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表明演化经济学必须研究社会经济的演化或变化现象，这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的均衡现象；第二点涉及演化的动力，它指出演化的主要动力源自创新，创新推动了多样性的生成或增加，为经济演化提供必要的燃料。第三点和第四点都涉及理论研究方法，它指出由于演化的复杂性，参与者都是有限理性和异质的，并且必须从参与者间的互动来描述经济现象的演化过程，这也是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化过程。而这些互动过程可能伴随着新奇的产生、选择和扩散。
（二）三个维度
基于上述演化经济学基本共识，以下提炼三个考察演化模型的维度。
1模型中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完整演化分析指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不仅承认创新的重要性，还将创新过程内生化，并进一步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必须伴随着新奇的产生过程、选择过程和扩散过程，甚至还涵盖这三个过程的互动关系。当然，在某些演化现象中，选择过程和扩散过程可能很难被明确区分开。因此，一个完整的演化分析必须将创新内生化，它是一种比较严格和彻底的演化分析。当将这种演化分析从单一层级演化扩展到多层级共同演化时，它能够解释更多复杂系统的演化现象。如果以此演化分析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或者用它作为标准来判定某种理论是否属于演化经济学，许多贴上“演化”标签模型可能都不属于真正的演化经济学。那些将创新外生化而只侧重考察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的理论本质上就不属于演化经济学的阵营。这样一来，许多演化模型就可能都被排除掉。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某些学习模型。但是不可否认，许多不考虑创新生成过程的演化模型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提供深刻的洞见，尤其是对新奇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因此对于这类模型，不能轻易地将其排除出演化经济学的阵营。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演化分析定义，这里将其称为局部的演化分析。一个局部的演化分析是指，尽管承认创新的重要性，但为了简化分析却没有将创新的生成过程内生化，而是侧重考察参与者互动过程中伴随着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在对待创新问题，局部演化分析通常将创新视为外生给定的随机冲击，或者甚至不考虑创新生成因素，仅仅关注创新后的对新奇的选择或扩散。
通过区分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许多流行的演化模型可能不属于完整演化分析，但它们却属于局部演化分析，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机制提供洞见，因此它们也都属于演化经济学的建模工具。
模型中参与者理性的有限程度：无意识、弱意识和强意识模型。演化模型中参与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说完全理性模型只有一种类型（例如，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优化），而有限理性模型在理论上就可能具有无穷多种，这部分取决于参与者理性的有限程度。因此，从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的视角，可以根据参与者行为决策的意识程度区分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例如，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
3模型中参与者之间的异质程度：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较之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个体的同质性假设，演化经济学强调参与者的异质性。但是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可能表现在不同层面上，例如，偏好的差异、禀赋（或预算约束）的差异、信息的差异以及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不同的演化模型有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因此，根据参与者异质性程度的差异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这里通过考察模型中的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或演化动态规则是否存在差异，将演化模型简单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前者指参与者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存在差异，后者则是指参与者拥有相同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
三、演化模型评析
如上所述，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演化模型进行归类和分析：其一，根据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将模型分为完整演化分析模型和局部演化分析模型；其二，根据参与者理性的程度强弱，将演化模型区分为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其三，根据模型中是否考虑参与者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将演化模型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以下通过这三个维度来分析五种演化模型，尝试比较这些模型。
（一）生物种群动态模型
在Vincent和Brown[1]（P17）研究的基础上，这里描述一个较为一般性的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首先介绍经典并且被广泛运用的上述种群动态模型描述了种群密度或数量的动态变化过程，也可以转变为策略频数的动态变化过程。模型中物种的类型空间和策略空间都是外生给定不变的，模型并不涉及新物种或新策略的产生，亦即不涉及创新的生成问题。因此，这类演化模型显然是一种局部的演化分析。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可以将物种密度xi视为参与者或互动者i（例如，个体、企业和其他组织等）的某种表现型特征（例如，资产规模、产出等），而策略ui视为互动者i某种基因型特征（例如，投资惯例或R&D决策等）。上述演化模型可以描述参与者互动过程中对策略的选择过程。可以将策略频数的变动规则视为一种策略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则该模型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如方程（5）所示的演化规则。因此，参与者之间的演化规则是同质，这类模型属于群体演化模型。此外，这类模型中参与者的意识程度较弱，通常是采用无意识的学习规则，策略的改变主要是受到自然选择（例如，市场竞争）的作用。
（二）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但演化博弈论在演化经济学的运用却长期存在争议[5]。这里描述演化博弈中最为经典的复制者动态模型。
通过比较方程（5）和方程（7）可知，上述的种群动态演化模型等同于演化博弈论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如果假定策略的适应度不受策略的频率分布的影响（即适应度是不变的），那么，复制者—变异者方程就等同于准种方程（Quasispecies Equation）。n种策略的连续复制者动态方程等同于n-1物种的LotkaVolterra方程。正如，Vincent和 Brown[1]（P30）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的适应度和种群增长率的函数关系，大量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
许多演化经济学家拒绝演化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演化博弈论本质上不考虑创新问题，它仅仅涉及策略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其所谓的策略突变是在既定策略空间中进行的，即从某种已知的策略以随机概率转向另一种已知的策略，这过程并不产生任何新的策略[5]。但是如前所述，只要我们放宽对演化分析的定义，这种仅考察选择过程或复制过程而不考察创新过程的分析可以被称为局部的演化分析，它也应该属于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较之于上述原因，另外一个拒绝演化博弈论的理由则更加充分，即演化博弈论主要是为了解决经典博弈论多重均衡问题，其发展出的能够抵御孤立突变策略冲击的演化稳定策略 、累积突变策略冲击随机稳定均衡以及其他的均衡概念是为了进一步精炼经典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如果将演化博弈论视为通过发展新的解概念来精炼经典博弈论的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论则属于均衡分析。因此，演化博弈论既可能属于演化分析，也可能属于均衡分析，这取决于研究者运用它时的分析视角。如果是运用演化博弈论来考察策略频数的动态变化过程，那么它就属于局部演化分析，能够成为演化经济学建模工具，这时演化过程可能出现演化稳定均衡（例如制度的生成），也可能不出现策略均衡；反之，如果运用演化博弈论的解概念来精炼纳什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论就不属于演化分析，而是均衡分析。
由于不考虑创新生成问题，演化博弈论的博弈形式（ame Form）是外生给定不变的，演化环境是外生给定不变的，它是一种典型的局部演化分析。演化博弈中的参与者之间拥有相同的演化规则（例如，复制者动态、复制者—变异者动态），因此，演化博弈模型也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在经典的复制者—变异者动态模型中，演化博弈论的参与者的理性是相当有限的，其行为通常是无意识或弱意识的。
（三）演化算法
演化算法是指将求解过程类比为生物演化过程（例如，基因复制、变异、重组和选择等）的各种优化技术，它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涵盖了包括演化规划、演化策略、基因算法、基因规划和学习分类器系统等在内的各种演化计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方法[6][1]（P0）。
以下简要阐述演化算法模型的基本分析结构，它通常包含如下一些分析构件：其一是种群（Population），种群中包含许多个体，每个个体表示一个可能解；其二是适应度函数（Fitness Function），它是一个特定的目标函数，用来描述一个给定的可能解与目标解之间的距离，适应度越高的解与目标解的距离越近，通常也越容易被保留，反之则更容易被淘汰。存在两种类型的适应度函数，即不变的适应度函数和可变的适应度函数。设定适应度函数是演化算法较为重要的环节。如果设计了错误的适应度函数，可能得出错误的解，或者很难得到收敛的解；其三是初始化函数（Initialization Function），它是指如何从种群中随机挑选出初始的群体，是设定初值的过程；其四是选择，即从种群中挑选出符合选择标准的个体进行繁殖。根据不同的选择标准存在各种类型的选择函数。例如，与适应度成比例的选择，即个体被选择出来繁殖的概率等于它的适应度在种群的比例，以及锦标赛选择，即通过随机分群，选择适应度最高的群体进行繁殖。当种群规模不变时，就需要一种替代机制，即在复制过程中，种群中的某些个体被另一些个体取代。根据不同的标准，存在不同类型的替代机制；其四是重组（Recombination），它是指个体之间信息交流的过程，这也是生成新解的过程。通过重组算子，新的解（例如，后代）从被选择出的可能解之间生成。存在不同类型的重组算子，例如，算数重组、几何重组、平面重组和模糊重组等；其五是突变，是指在突变算子（Mutation Operator）的作用下，一种解突变成另一个解，在整个种群中，突变的比例通常很低，否则对最优解搜寻过程就成为随机游走。根据解的不同表述形式，突变算子也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当一个解用二进制的比特串（Bit Strings）来表示时，突变可以被描述为在特定位置上一个符号对相反符号的替代。如果解是一个比二进制更为复杂的数据结构，突变算子也会相对比较复杂[7] 。
由于重组过程明确考察了新策略的产生过程，演化算法将创新内生化，它是较为完整的演化分析。在许多情况下，参与者的理性程度通常较弱，最优解的求解过程是通过演化算法来实现。在演化算法中，参与者之间通常拥有相同的演化算法，因此，它也属于群体演化模型。
（四）学习模型
上述三种模型主要与生物演化相关，学习模型则更多地基于认知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用来描述参与者策略频数的演变。根据学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识的认知过程，可以将学习分为不存在认知过程的无意识学习（Nonconscious Learning）以及存在认知过程的有意识学习（Conscious Learning），前者是指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通常不需要去思考行动及其结果，例如，强化学习和参数自动化学习（Parameterised Learning Automaton），后者则是指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通常要耗费认知资源去思考和比较各种行动及其可能的结果[8]（P895）。Brenner[8]（P890）认为，根据意识的强弱程度，可以再将有意识学习分为基于惯例的学习（Routinebased Learning）和信念学习（Belief Learning），前者是相对弱意识的学习，包括满意学习和模仿学习等，后者是相对强意识的学习，包括随机信念学习、贝叶斯理性学习和虚拟行动等。
这里描述一个较为综合的学习模型，即经历加权吸引模型（Experienceweighted Attraction Model），通过改变模型的参数值，它能够描述无意识学习和有意识的信念学习[8]（P900）。该模型可以通过如下两个方程来描述对新经历的学习或调整过程较之于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学习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参与者的微观行为，使得许多宏观演化现象具有较为扎实的微观基础。如上所述，学习模型既包括无意识的基于本能的学习行为，也包括弱意识的基于惯例的学习行为以及强意识的信念学习行为， 它实际上能够描述人类包括目的性和无目的性在内所有特征的行为，是较为一般的模型。前面谈到，通过适当的改造，大量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都能够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同样的，通过适当的改造，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实际上也能够转化为学习模型。例如，演化博弈中复制者动态模型可以被视为参与者采用较为简单的“见好就变”的学习规则；上述演化算法中的选择过程、重组过程和突变过程分别可以被视为参与者采用了模仿、交流和试错等学习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只要谨慎地设定参与者的学习规则，许多演化模型都可以转化为学习模型。
学习模型既可用于完整的演化分析，也可用于局部的演化分析。无论是自己试错式的创新还是在互动交流中的创新都是学习过程，因此，当它将创新内生化（例如，新策略的产生），这种学习模型则是一个完整的演化分析，反之，如果它只考察策略的扩散问题（策略频数的变化），它则是一个局部的演化分析。显然，学习模型包括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同样的，在理论建构中，如果参与者的学习规则是相同的，则它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反之，如果参与者的学习规则存在差异，则它属于个体演化模型。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博弈学习理论中，为了便于求解，许多的学习模型通常都假设参与者拥有相同的学习规则，并且不考虑策略创新问题。
如上所述，多主体模型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建模方法，它本质上是一种建模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模型。通过具体的模型构造（例如，设定具体的微观参数、宏观参数、决策规则和互动结构等），它能够变成各种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演化算法以及学习模型。因此，多主体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在某些情况下，多主体模型可以求出解析解（例如，演化博弈模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参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非线性的互动和正反馈效应等，大量的模型不能求出解析解，只能借助计算机进行仿真模拟计算。较之于上述演化模型，多主体模型具备如下一些优点：其一，较好地描述了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变。多主体模型能够最大限度地刻画参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能够描述参与主体各种类型的学习规则以及主体间各种类型的互动过程，进而较好地描述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变；其二， 能够被运用于各种经济政策仿真实验，比较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借助计算机科学的成果，多主体模型能够方便地通过改变初始条件、宏观参数等来仿真比较各种不同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政策或者制度比较提供仿真实验；其三，结合现实经验数据，通过参数调整和校准，能够更为真实地模拟经济系统的运用状况。
当前，多主体模型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局限，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多主体模型更多是一种建模的思路或方法，它涵盖了许多类型的演化模型，缺少对具体模型建构和选择较为统一和严密的理论分析，亦即缺少统一的理论分析逻辑，这导致建模者对于模型中初始参数、变量、行为规则或互动结构更多是根据经验归纳和自身研究偏好来设定，模型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相同的经济现象可能出现多种的解释模型，并且这些模型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二，由于许多模型存在较强的正反馈机制，初始条件的设定对结果的影响极大，初始条件较小的变动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可能导致结果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会影响模型的稳健性，并要求建模者必须对系统演化的初始条件拥有足够的信息；其三，模型很难通过实际的经验数据来检验。模型通常产生多重均衡或预测结果是不确定的，但现实观测的数据通常仅仅是一个单一时间序列数据，它可能是位于各种可能结果分布中较小峰的低概率事件或者是结果分布的瘦尾处（hin ail），这使得即便模型能够精确体现这一数据生成的过程，也很难用标准的统计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精确性[9]。
根据模型的具体构造，多主体模型既可能是将创新内生化的完全演化分析模型，也可能是仅考虑创新扩散和选择的局部演化分析模型。相应的，根据不同学习规则的设定，多主体模型既可能是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也可能是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
四、模型比较与选择
如前所述，可以通过三个维度来比较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如表1所示）。从创新是否内生的维度看，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都将创新视为外生，它们模型本身没有解释创新是如何生成的，而是更为关注创新的选择和扩散问题，这是一种局部的演化分析，系统演化的动力主要源自选择的力量。而演化算法模型、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都能够将创新内生化，因而它们能够进行完整的演化分析。当然，它们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演化分析。
创新是否内生（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无意识、弱意识和强意识）参与者间异质程度（个体演化和群体演化）
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创新外生，属于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演化博弈模型创新外生，属于局部演化分析无意识或弱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演化算法模型创新内生，属于完整演化分析无意识或弱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学习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演化模型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是群体演化模型
多主体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演化模型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是个体演化模型
例如，在博弈学习理论中，大量的模型都将创新视为外生；从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的维度看，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通常是无意识的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通常是无意识或弱意识的演化模型，而根据学习规则的具体设定，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则可能是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从参与者异质程度的维度看，在生物种群动态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中，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是相同的，它们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在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中，根据模型的具体设定，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既可能是相同，也可能是不同，因此，它们既可能是个体演化模型，也可能是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情况下，为了便于求解，学习模型更多假定参与者之间采用相同的学习规则，它更多是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借助计算机技术，多主体模型能够最大限度地考察参与者的异质性，通常假定参与者之间采用不同的学习规则，因此，更多是属于个体演化模型。在上述五种演化模型中，从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到多主体模型，通常情况下，模型的复杂程度和开放程度是依次增强的，模型的描述性也是依次增强，相应的，模型的抽象程度和封闭程度则依次减弱。较之于其他模型，由于强调参与者之间的异质性及其互动的非线性，多主体模型是一个更为开放和更具备演化本质的模型，能够更为准确地刻画复杂系统的生成及其结构性的演变。当然，描述性越强的模型抽象程度就越弱，多主体模型的预测性和稳健性也较弱。
相应的，建模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来选择合适类型的模型来建模。这包括：其一，根据具体研究是否需要考虑创新的生成问题来选择合适的模型类型。例如，如果研究涉及创新的生成问题，建模者就不能选择局部演化模型，而必须选择完整演化模型，反之，则可以选择局部演化模型。其二，研究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描述参与者的微观行为过程。这类模型通常基于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或心理学等的研究成果，力求更准确地描述参与者的微观行为机制。模型包含对参与者行为细节的描述。因此，建模者可以根据其所考察的参与者的行为规则选择合适的模型。例如，根据不同理性的程度选择有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或者根据参与者之间的异质程度来选择个体或群体演化模型。其三，研究目的是为了便捷地解释某种典型性事实的生成。这类模型主要强调参与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必须与典型性的事实相符，而不追求参与者微观行为描述的真实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要能够达到研究目的，模型对参与者行为的设定越简单越好。
五、结论与展望
如前所述，多主体模型是一个较为一般和开放的建模方法，通过具体的模型构造，它涵盖了许多类型的演化模型，而且借助计算机仿真模拟，它能够考察复杂的宏观现象的生成和演变是如何由多个异质的微观主体互动过程来实现的。这也是多主体模型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种演化分析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少统一的理论分析逻辑，多主体模型还存在许多局限，具体模型的构建还比较随意，它更多是提供演化建模的思路或视角，还远没有建立演化分析的基准模型。因此，在演化经济学基准模型的探索过程中，未来可以沿着多主体模型的分析框架进一步确立统一的演化分析逻辑，这样有可能建立一个较为一般能够被大多数演化分析共享的演化模型。而演化经济学的基准模型必须能够刻画选择和创新两个驱动演化的基本动力，并且能够从单一群体的演化分析扩展到多群体演化分析。[J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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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篇10
【关键词】税收遵从，国内，文献综述
税收遵从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即及时准确地申报，并且按时缴纳税款的行为。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对税收遵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理论模型上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加以改进。刘芳、陈平路（2004）用逃税的成本收益比较模型，分析影响逃税行为的各种因素，包括税率、税收查处概率、惩罚率以及逃税操作成本、逃税的心理和社会代价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这些因素与逃税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治理逃税行为的政策建议。
耿军会等（2008）在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行贿对稽查概率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扩大，指出收受贿赂会造成中国税收更大规模的流失。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现状的分析，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谷成（2009）在扩展 A-S 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委托—理论模型和博弈理论模型探讨了税收征纳双方的相互影响，并指出稽查策略的选择、稽查概率的确定和处罚力度等对模型的结果都具有重要影响。
上述学者基本上是对A-S模型的改进、扩展或者结合国内实际进行的模型研究，大都以事先的“理性人”假定为前提。值得思考的是，实际当中的决策者往往只能做到“有限理性”甚至会表现出“非理性”，存在许多理性假设不能解决的问题。
2、以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偷逃税行为。
周晓唯，张璐（2008）通过建立规范的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博弈模型，基于征税机关与纳税人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得出该模型的纳什均衡解，并证明了应从增大对偷税行为的惩罚力度、降低征税部门的稽查成本、提高对征税机关有效稽查的激励、降低征税机关的稽查风险等方面入手来治理偷逃税现象。
倪烈恒（2008）认为偷逃税的产生是由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造成的。文章建立了税收博弈模型，通过 5 个假设条件，得到了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点，讨论了税务机关稽查率、稽查成本、偷逃税金额、行贿金额、处罚率及社会心理成本5个因素对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影响，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上述等学者引入了博弈论的模型，通过分析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各自的行为选择及相互影响，并对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采取了因素分析法，最终得到纳什均衡点，得出利于税收遵从的政策建议。
3、基于前景理论的税收遵从研究。
前景理论修正了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证明在很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结果，系统性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期望效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不是完全风险规避的，而是假设在“收益”区域，个体规避风险；在“损失”区域，个体追求风险。
何红渠等（2005）首先提出了在期望效用理论下的纳税困惑，特别体现在实际税收遵从水平比理论水平高，文章基于前景理论建立了纳税决策和税收遵从行为模型，得出结论：税率与纳税遵从水平负相关。
杨磊和陆宁（2007）用前景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了税收不遵从的原因，指出税收决策中的纵向参照点和横向参照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建立公平税制、加大惩罚力度、增强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建立税收激励机制、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培养公民纳税意识等五方面遏制我国税收不遵从行为。
陈平路（2007）摒弃了传统的期望效用分析工具，采用了前景理论对个人的偷逃税行为进行了分析，利用边界分析得出偷逃税额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的结论。
上述学者对期望效用分析工具进行了改进，摒弃沿用多年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引入了“有限理性”人的概念，运用前景理论对税收遵从的各要素进行了模型分析，将心理学的重要特征和其自身的核心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解决了许多与理性选择相背离的问题。目前我国基于前景理论研究偷逃税行为的文献还不多。
4、多角度研究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的因素。
孙玉霞（2009）指出影响税收遵从决策的除了经济因素，还包括非经济因素。按照经典的逃税模型——A-S模型所揭示的主要因素是稽查概率和罚款率，除此之外影响纳税人遵从决策的因素还包括：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纳税人个体特征、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以及税收文化等。
杨得前（2009）分析了强制税收遵从与自愿税收遵从的相互作用，并以43个国家为样本，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影响自愿税收遵从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愿税收遵从度与一国政府的廉洁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童疆明（2009）通过实验方法分析了影响税收遵从行为的主要因素，指出高稽查率和高处罚率、纳税人获得的公共物品越多、“没有第三方披露的收入”在纳税人收入中所占比例越低，个体的税收遵从水平就越高。
采取多角度研究的学者多结合传统经济学A-S模型及其拓展、行为经济型前景理论、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经济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综合讨论，再分析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特点等因素，最终得出影响纳税人行为选择的各因素与税收遵从的关系及对策。
参考文献：
[1]刘芳、陈平路.逃税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2004（01）
[2]耿军会，刘莉，李巧莎.效用最大化模型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治理[J]. 经济与管理，2008（04）
[3]谷成. 税收遵从的理论模型与政策引申——基于对 Allingham-Sandmo 框架的考察[J]. 财贸经济，2009（03）
[4]周晓唯，张璐.征税与纳税行为博弈关系的实证分析）减少税收流失的对策选择平[J].税务与经济，200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