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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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事立法；价值取向；社会类型；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熊金才，男，汕头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研究员，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与社会保障法。

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史整体上看是从单一向多元、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从身份向契约、由非我向本我的演变历程，实质上是婚姻当事人的个人价值逐步为社会接纳和法律认可的过程。这一过程历经数千年，期间虽有波折，但总体发展趋势清晰而明确。相较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对婚姻当事人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伦理道德桎梏和宗教禁忌，当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多元立法价值取向推崇婚姻自由、夫妻别体、性别平等彰显自由、平等和人权精神。未婚同居、同性结合等非典型婚姻形态的合法化彰显婚姻伦理自由化，以及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对个人生活方式选择权的认可。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同性结合家庭等家庭结构的多元化既是婚姻自由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婚姻伦理、家庭功能、家庭观念、生育观念和养老观念等实质性变迁的标志。配偶隐私权、配偶性自主权、配偶生育权等配偶自由性人格权的扩张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个人自由与人格独立予以确认。夫妻财产约定、夫妻分别财产制、夫妻混合财产制、夫妻特别财产制以及婚前财产协议等改变了传统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单一的法定财产制形式，体现了夫妻一体到夫妻别体的演变和夫妻人身关系弱化的发展趋势。离婚经济补偿、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经济帮助等离婚救济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不断为夫妻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冲突寻求平衡机制，实现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的协同，最终达成个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之法律目的价值。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当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是社会类型演进、社会结构分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的产物。

一、社会类型演进与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单一或多元受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自然律与社会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存在传统与现代、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以及单一文化和多元文化间的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传统机械团结型社会里1，生产力低下，城市化程度低，人口流动小，家庭、家族以及一定地理区域内人们的相互依存度高，婚姻家庭关系主要靠伦理、道德、宗教和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予以规范。在这种封闭的农耕经济社会里，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结婚生育，壮大家庭、家族势力是应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需要。婚姻家庭制度的价值取向单一而明确，即：规范性秩序，繁衍人口，维系代际互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人口的需求。因此，结婚、离婚、生育以及夫妻财产归属等均由不得婚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婚姻当事人的个人权利让位于家庭利益、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价值不被尊重。

从婚姻的缔结以及婚姻与生育的关系看，是否结婚、何时结婚、与谁结婚、如何结婚以及婚后是否生育等均由不得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古代中国以及伊斯兰教国家等均有早婚早育和鼓励生育的政策。“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既是传统中国婚姻目的之阐释，也是对婚姻当事人的伦理道德束缚。何时结婚受鼓励婚育和处罚晚婚政策的规范，如春秋战国时期实行的“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西汉实行的“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的政策等。[1]婚姻对象的选择需遵从“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系尊亲属，尤其是男性直系尊亲属，有绝对的主婚权，不容子女违抗。在古罗马，订婚同样出于父命。女方对其父所选择之人，非人格减等或品行恶劣，不得抗拒。传统中国婚姻缔结须遵循“六礼”程序，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2]43罗马法则规定了共食婚、买卖婚和时效婚。从婚姻与生育的关系看，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中婚姻与生育互为一体，不可分离。[3]一方面，婚外生育与性伦理相背离，受到法律与非法律控制的双重制约；另一方面，婚后不育被视为对婚姻、家庭和家族义务的违背，因此传统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传统婚姻家庭制度有“七出”之“无子”休妻之规。

在夫妻人身与财产关系方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中夫妻地位整体上是不平等的，妻在人身与财产方面均处于附属地位。中国传统礼法视夫妻为一体，妻附属于夫，无独立人格，亦无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继承权。寡妻寡妾虽可承父份或子份得部分遗产，但须选择昭穆相当的同宗之人立为嗣子，遗产当归嗣子所有。个别不立嗣者，也只能作为“养老之资”，不得变卖，改嫁时更不能带走。财产作为一个家族得以生存、繁盛的根本，其“外流”受到严格限制。传统中国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家族的延续，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合法继承人，即为了“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一婚姻根本目的而衍生的媵妾制度。罗马法的亲属制度中，妻子的家庭地位低下，其人身和财产均受夫支配。如夫对妻有惩戒权，妻的财产为夫的财产所吸收，即吸收财产制。[4]23在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均对婚姻解除施加严格的限制，如欧洲中世纪的寺院法禁止离婚以及传统中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规定的休妻制度等。

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带来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推动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与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城镇化以及社会分工、分层与分化等催生了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为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多元化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工业革命在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变革的同时，也促成了政治法律思想的巨变，其中包括以洛克和约翰·密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学的兴起。自由主义法学强调个人价值与自由，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5]77-80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自由主义法学等法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人权利的法律确认，为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实现由身份向契约、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以及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发展奠定了政治法律思想基础。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确立了近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契约自由和夫妻平等原则，并对婚姻的缔结、婚姻效力、婚姻解除以及夫妻权利义务和父母子女关系等做出了具体规定。该法典废除了古婚姻家庭制度中妻对夫的人身依附关系，赋予成年男女(男25岁，女21岁)在一定条件下合意结婚的自由。其中有关夫妻忠实义务、互助义务、订立财产契约的权利以及协议离婚的权利等彰显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与人权精神。1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在第四编“亲属法”中规定了夫妻财产关系，确立了夫妻分别财产制。该法典规定，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和婚后取得的财产是双方当事人的个人财产，夫妻各方对其个人财产享有完全所有权，包括独立管理其财产的权利。《德国民法典》规定的夫妻分别财产制是对已婚妇女个人财产权利的法律确认，对提升已婚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实现夫妻平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

进入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在愈益广泛的范围内得以弘扬，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法律相对于非法律控制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优先性进一步确立，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影响更加明显，为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开放和多元创造了适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整体看，以婚姻当事人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立法价值取向在工业化国家已经确立。在那些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里，婚姻当事人的个人价值也逐步获得法律认可。当前，我国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正在经历由传统至现代、由单一至多元的变迁，如确立了婚姻自由、夫妻平等原则，完善了夫妻财产所有权权能，建立了离婚救济制度，形成了家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雏形等。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文化传承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仍存在不足。从婚姻家庭制度的文化传承看，我国婚姻家庭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精华不断流失，如兄友弟恭、夫义妻贤、代际互助等等。从制度创新的不足看，当下我国婚姻家庭法配偶自由性人格权规定的法律漏洞多，调整效果差；配偶财产权，尤其是女方财产权保障乏力；未成年子女权益，特别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因制度不公衍生的弱势儿童群体的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此外，国家监护制度以及家庭保障功能外移的社会对接机制等的缺失等使得我国婚姻家庭在由传统至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不能获得有效解决。

二、社会结构变迁与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社会结构指社会的分层、文化和控制等。[6]12-139社会结构随社会类型演进而处于动态变化中，与社会类型相得益彰。机械团结型社会自然经济状态下，社会分层少、文化单一，法律控制相较伦理、道德、宗教与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不具有优先性，因此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单一，法的数量相对也少。在市场经济主导的有机协作型社会，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城镇化、产业化、商业化和专业化使得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分层不断加剧，文化和价值观日渐多元。因为不同社会分层、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控制下的不同群体的政治话语权、经济状况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对婚姻家庭、夫妻权利义务、父母子女关系等的认知不同，行为方式有别，出现了农民工的临时夫妻现象[7]，权势阶层的婚外家庭现象，中产阶层日渐普遍的不婚不育现象等。上述差异在丰富婚姻家庭内涵的同时，也推动了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进程。

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单一或多元与特定社会分层的多少呈正态相关关系，即社会分层越多，其对婚姻家庭制度规范需求的差异性越大，立法的价值取向越多元。宏观看，不同社会类型的社会结构各异，社会分层多寡有别，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进程不一。工业化国家的婚姻形态与家庭结构等要比非工业化国家更加多样化，因其社会分层更多，对法律的需求更大，立法价值取向也更加多元。微观看，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群体因其享有的社会资源和法律保护差异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介入范围、方式和程度有别，这同样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以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为例，该制度在落后农村地区适用的比例远远低于经济较发达的城镇地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效果的城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分层差异作用的结果。

制度性社会分层与分化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分层与分化能够催生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比如，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农业反哺工业的双重二元经济制度和以户籍为标准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了城乡差距，加剧了社会分层与分化1，削弱了农村家庭以及家族的保障功能。[8]4由此衍生出的农村隔代家庭、离异家庭、临时家庭、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流浪儿童等一系列问题要求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构建家庭保障外移的社会对接机制，强化国家对制度性贫困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救助与福利供给的责任承担，以弥补制度性社会分化和减少制度不公产生的社会不平等，促成社会政策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功能的实现。[9]2-11

文化的单一与多元是影响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多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2单一文化的封闭性形成对不同价值观的强有力排斥，制约了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发展。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使多元价值互动并存，其在为不同价值观的人们选择个人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的同时，亦为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以婚姻形态的多元化为例，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对同性恋的态度不同并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产生不同的影响。迄今为止，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多元文化国家的实践，而在单一文化国家，尚无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先例。3即便是在同一文化中，不同群体因受教育水平不同及价值观差异，其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态度也不同。如城市人、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比例高于乡里人、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在亲子鉴定、辅助生殖技术、配偶隐私权、配偶性自主权、配偶生育权等一系列富有当代人权内涵问题的认知方面，亦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并对相关立法的调整效果产生影响。

从社会控制与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互动关系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多元化与非法律控制是反比例关系，即：当其他社会控制较少时，立法价值取向越多元；当其他社会控制较多时，立法价值取向越单一。4传统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主要由非法律控制手段调整，如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主要由礼法调整；西方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主要由习惯法和寺院法调整。近代社会，非法律控制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地位虽有所减弱，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现代社会，社会类型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趋向分离，宗教与道德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效果减弱。当前中国社会性伦理的自由化、婚姻形态的多样化、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家中心理念的淡化以及夫妻人身关系的弱化等等发展趋势充分体现了伦理道德与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对婚姻家庭关系规范的式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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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依法治校 法制 高职院校

党的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为贯彻会议精神，教育部印发了《依法治教实施纲要》，要求各院校转变观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的综合改革，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在高校教育体系的具体体现。用法治的精神改革教育体系，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理性、民主、契约、自由的校园环境，这也是现代大学制度之精神。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政府进行管理、社会参与教育、高校依法治教。第二个层面为高校内部的管理，作为管理者的学校与接受管理的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国家对学校的管理，还是高校自我管理都需要法律章程、规章制度的支持。因此，学校应当运用法治和法制来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本科院校提出并实践依法治教有数余年之久，依法治校的理念得到了普及；依法治校工作机制基本建立；规章制度建设在逐步完善；师生权利保护得到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反观高职院校，法治意识薄弱、法制理念缺失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更甚者，现有的规章制度与现行法律相悖。这些均不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推广和建设。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有相关理论主要集中在本科院校，针对高职院校管理法治化的理论研究不够丰富，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学校三者的关系，偏于宏观层面。国内主要研究成果：徐显明《确立依法治校理念，提升依法治校水平》、刘树忠《论依法治校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江曼洪《对当前高职院依法治校的几点思考》、有从收集到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依法治校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理顺政府、社会、高校三者关系；保护师生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方面展开，缺乏对法治理念、法治文化的探究。研究角度侧重于法学、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对实践工作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外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具体制度建设上，譬如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教学评价等。主要有夏文莉、史红兵的《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科研间接成本看待大学可持续发展》、刘筱毅《国外高校人事制度现状及对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其实浅析》、《英国高等教育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黄珊《美国大学制度的进步性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

二、“依法治校”下的高职院校

本文从微观的角度切入，为高职院校在自我管理中的法治化、规范化提供新视野。本研究认为依法治校在高职院校应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制度、理念和文化：一、加快推进规章制度的建设。形成章程、学校基本制度、部门规章制度、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四个层面的制度体系，并加强规范管理。二、做到校务公开。岗位职责、各种办事程序、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等信息应当及时公开；畅通信息渠道，维护师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避免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合二为一，清新学术氛围。三、建立学校法律服务和支持体系。随着社会参与教育的深入，学校和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法律风险也随之提高；维护学校师生的权益，要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成立专门负责法律的机构，同时加强师生的普法工作。四、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将法治融入进师生生活，发展普法讲座，或者形成相关法律知识手册，在大学里生根发芽。心中有法，依法治校才能顺利推广，现代大学制度才能形成。这对夯实高职院校自我法治管理的理论基础有重大意义。各学院可成立与“依法治教视域下的高职院校规章制度建设”相关的课题研究，并将成果用于实际管理中。制度、理念、文化三管齐下，推进法治治理新格局。明确各管理、教学部门在依法治教改革中的任务，共同推进已有规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法务体系、机构的建设；法治校园氛围的营造等工作，在法治治校的理念下办出职业院校的特色。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法制建设对于高职院校贯彻党的“十精神”具有重大意义，从制度、理念、文化三管齐下，建立健全法制、法治保障体系；从微观层面落实法律保障，打牢法治基础，才能使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在高职院校实现。

参考文献：

[1]梁明.坚持依法治校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J].法制与经济旬刊， 2011，（4）.

[2]李伶.依法治校与高职院校科学发展[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3]文莉， 陈珍.依法治校视角下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新路径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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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入，学校-5-学#-~-N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过去未有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认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使学生管理工作走上科学、规范的“法治”轨道，促进育人工作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学校作为教育事业单位，不同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那样的执法主体。其对学生的管理有其特殊性。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主要是按照国家法律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用法治的原则，处理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在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上规范化、合法化。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一个似乎新鲜，但又非常现实的课题。学校的教育职能和司法的公正性及公平性在本身受到挑战的同时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课题: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该依法进行。学生管理的法治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实际问题。法院对学生的司法救济，不是干预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是匡正了学校在学生管理问题上的错误观念，其意义超出i一个学校、个另i1事件本身。它迫使我们深思，以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做法。

随着高校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学生自费就学、自主择业，对高校传统的管理观念、管理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但是，由于传统思维和习惯，我们较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对法治原}}l与精神重视遵从不足。因此，主观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在从严管理的思想指导下，在制定或执行一些规章

制度时，片面强调学校的权力，对学生的权利重视不够。以从严管理就有助于学生成才的简单推理，代替对规章制度、一些做法合理性、甚至合法性的冷静思考。往往愿望是好的，但是超越了法律的界限。

探讨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问题，必须全面、准确分析认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目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包含着两重内容。

i、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高校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受国家的委托，对学生教育的有关事项进行管理。学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是一种纵向关系，双方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

2、学校与学生双方还形成了一种属于或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制定招生条件、招收学生，然后学生接受学校的一定管理，学校向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应视为一种合同关系。学校和学生之间虽然没有签订明确的民事合同，但从民事角度出发，一种以实际履行为承诺的合同依然存在于学生和学校之间。学生自费就学，自上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尽管由1几公办学校的性质和我国人民群众收人水平的限制，现在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学校的收费还不能全部满足培养学生的支出，“合同”双方“对价”不完全相等，但双方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存在的。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卜双方法律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忽略这层关系，单纯认定学生与学校之间是行政管理关系，一是不准确的。当然，在学校特殊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井不对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干“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

无论是行政法律关系，还是类似服务合同的{民事关系，作为一方的主体学生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因而，如何把握这两种关系，如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就成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是很难判定哪类事项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行为，哪些属于民事性质的行为。从理论卜，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二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导原则具有实际意义。

从行政法律关系讲，必须依法行政。行政法律关系带有强制特征，行政苦理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力。这种强制往往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行政管理或行政执法中，只有法律授予的权力及其行使才是合法的、权力不能超越授权范围，超出范围就要·承担行为无效及必要法津责任的后果。而且，行政权力的行使需要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严格的法律程序是保证权力正确行使，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

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合同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对于格式性的合同关系，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制。如我国《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不得免除其基本义务，不得.ail用格式合同损害对方的权}}l o

在新形势下，如何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法治化涉及对学校与学生双方的要求，由于学校与学生实际地位的不对等，应该主要是规范学校的行为。根据我国高校的实际状况，应该注重以卜儿个方面。 要澄清一些错误认识。由于种种原因，学校的一些管理工作者对法治化存有误解。有的人将法治化与严格管理对立，认为遵循所谓法治原ny ，就是放松管理，就是放任学生的某些不良行为。这种认识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实际是人治思维在起作用。偏离法律轨道的严格管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强化法治观念，‘坚特法治原则。现代法治是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法治可以从不同的视点分析。从治理、管理这个角度，法治既是一种指导原则、一种方法、模式，也是一种状态。它是对权力、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也是对权力、权利的规制、约束，是对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与规范。

现代法治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原则，诸如权力法定、公开透明、法制统一、注重程序等，法治化就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需要完.r._的地方。比如有的学校，对学生的处罚(分)}i;il度公开不够，存的甚平是暗箱操作，对什么样的情况给朴何种处理，缺乏详细的规定、人为})司素太币:有的学校的系(学院)没有学校的正式授权、自己设定对学生处罚(分)权，}.!!一学校‘法制”缺乏统一;处罚(分)学生时，1仁未r;}行严格的程序，对学生的}Y hC权没有给f.星够的保障。所有这些。都说明.自校学生.i ;;法治化中存在的问题，说明强化法治观念、’峡寸车法治原则具有作常现实的意义。

严格，谁确执行国家法律、依法’U。近几年国家关J几教育管理的法律币在逐步健全，高校的行政节F’}’职能必项遵守行政法治要求，按照权限法定的京则行事。法律有规定的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也应该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超越法律范H}l .限制学生的权利，或者处’iii(分)学生，不管t:观愿望如何，都是不允许的。特}}l要防if-权力的滥用与乱用。某些学校的系(学院)自己没定对学生的处罚(分)，实r}，}是超越权限的行为。

注重“立法”质长。在学校‘立法”一一制定管理规fr.制JK时、特别是’。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制度时，应i亥进行认宾的研究，注意听取学生的L， }A! ，某些fFii }} nj以实行类似听证的做法，使制度科学化合理化，切实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对学rf:_的管理措施，只能在相关法律规定的框架卜实施，防止某些管理规定本身违反法律的问题。学校的各种规章应该公示，要使得学生f解和掌握。

处罚(分)学’l毛，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严格的程序本身是民上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严格的程序也是提高执法权威，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的重要条件。处罚(分)学生时，涉及退学、]!:除等事项时，建议实行公开的咨询、答辩程序，必须给介补生异议权和异议期限，允许学牛提出复议，处理这种复议的机构应与原处i}l(分)决定机关保持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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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管理；法制保障；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从狭义上说，它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即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和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广义上，社会管理就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社会管理是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

我国的法律中对社会管理概念确实存在不足，进而指出，“社会管理立法是社会管理的依据与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前提。加之社会管理法治化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它呼吁要认真对待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

二、我国现存的“社会管理”的不足

社会管理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在当前这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旧的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完善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自我国改革开放直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社会变革，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

面对社会领域复杂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现存的社会管理模式沿袭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难以完全适应，缺乏自下而上的权利管理。

三、我国关于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和路径

选择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和社会经济阶段性的要求，需要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式，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科学总结和认识并遵循社会自身运行规律，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技术、方法和机制等，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的关系

法律具有明确性、稳定性，立法程序更严格，且立法主要是对过去经验的固化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而不是主要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法律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保守性、守旧性。创新显然是对既有规则和方法的突破与变革。

在法治社会的应用角度看：社会管理不应脱离法治的轨道，社会管理创新不是要去法治化，社会管理法治化也不是要摈弃、扼杀社会管理的创新。

然而，比照上述要求，检讨我国各地各级机关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创新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做法。生活实例里往往存在着脱离法治轨道和损害法律权威的情况发生，有学者将这些做法概括为三个不好的倾向，也就是“行为方式的模仿性、内容选择的随意性和主题内涵的扩张性”。

五、当前如何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实现法治保障

（一）创新社会管理要坚持法治的“三公原则”――公平、公正、公开

相关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的任务相当繁重。而且，法律实施的任务更加紧迫。社会管理千丝万缕，而处在当下转型期的现实社会管理工作更是纷繁复杂。特别是社会大众的法治观念、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大大增强，对社会管理立法以及社会管理执法与司法的要求更高，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二）创新社会管理要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着力点

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且我国行政权有一权独大的历史传统。因此，我国的法治建设重点在行政法治，难点也在行政法治。如何按照法治要求，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体制事关政治改革成败。具体到社会管理领域。改变由政府垄断社会管理权利的局面，建立起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制度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内容。

（三）创新社会管理要大力加强行政程序法治建设

程序与实体相对应，互为表里，不可或缺。程序对于实体而言，不只具有工具意义，其本身具有独立价值。

我国的程序法在整体上比较落后，行政程序法尤其如此。迄今没有全国性的统一行政程序法。按照十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通过法治保障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制度体系，在实体的职能权限方面划定了政府“管理什么，不管什么”问题后，首要的就是政府怎么管理这个程序问题，即是要拓展人民的有序参与渠道，顺应公民主体意识。其次，结合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与动力，加快社会管理程序建设，尽早完成国家层面的《行政程序法》立法工作。

（四）社会管理创新要坚持以民生建设为突破口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变革，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分化，短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了“矛盾的多发期”形成的以失地农民、进城民工、下岗职工等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而媒体不断爆出的“拼爹”事件从另一端反映了我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化、碎片化现象严重。利益分配失衡导致民生问题突出，这已成为当前社会矛盾易发多发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社会服务的主题是民生保障。要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建设目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畅通完善个人权益保护机制、个人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听民声，顺民意，排民忧，解民难，消民怨，无不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而每一项改革均涉及复杂的利益和交织的矛盾，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但这些改革和创新又具有最广泛的民意基础，能凝聚最宽泛的改革共识，能获得最深厚的改革推动力，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最佳突破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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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长忠.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共青团发展――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新命题.中国青年研究.2012（1）

篇5

“与其他办案部门不同，社区检察不触及正向程序办案，那么它设立的意义在哪里？在于通过逆向监督实现检察职能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社区检察的设立初衷便是将检察职能在法治轨道上延伸。我们现在谈的创新思维、科技引领也都是为了更好地辅佐检察人员提升专业化能力和监督水平，将检察职能长效发挥。”

在10月26日召开的上海市社区检察部门“依托检察职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专项工作交流会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社区检察指导处谈剑秋处长对社区检察的释义简明有力。

2010年6月，上海检察机关开始探索派驻社区检察工作，把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了基层。社区检察室是基层检察机关向街道、乡镇派驻的，在社区群众身边的检察机构。目前，上海全市已设立45家社区检察室，建立了由处、科、室三级机构组成的独立条线，也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有完整派驻基层检察部门机构序列建制的省级单位。并基本实现对全市公安派出所和街镇司法所监督的全覆盖，既监督派出所受理、立案等刑事执法活动，也监督监外执行。

当然，构成社区检察重要职能的还包括――基层职务犯罪社会化预防，以及依托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责应当是通过发挥检察权对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制约作用，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良性运作，进而参与并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因此，社区检察部门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便主要集中在检察监督职能上。

“我们推进这项工作，要聚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利用社区检察室扎根基层的优势，着力发现问题，依托检察职能，积极开展前端治理和后端整治，立足监督定位，促进相关机构职能履行，加强法律服务，引导矛盾化解。”说这话时，谈剑秋的眼神透出坚定。“当然，我们承担了这份职责，开展了这项工作，就要与时代并行，不断探索创新，积极提升我们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其实，在基层设立社区检察室，本身就是检察机关检力下沉，延伸触角，依托检察职能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创新举措和有效手段。检察机关通过执法办案，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解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纷争矛盾，惩罚犯罪，引导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规范守法，就是检察机关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

在年初的条线会和专项工作会上，市院社区检察指导处就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了新形势下的重点部署，提出了“适应改革发展，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内部联动，形成检察工作整体优势；把握监督定位，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着眼法治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的工作要求，各区社区检察科也结合检察建议回访监督或自选主题开展了专项工作。

10月26日，全市社区检察部门的负责人再次共聚一堂，交流探讨社区检察部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切入点和方式方法，如何更好地发挥联动融合作用，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真正有所作为，并展现更大成效。

融入基层，延伸法律监督的触角

社区检察工作的“社区属性”，不仅仅指检察室设在社区，或者能为地区老百姓提供多少法律上的支持，更重要的应该是主动融入社区建设，在灵活变通的专项工作中，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触角价值，发挥“监督触角”的作用。

这些年来，全市社区检察部门逐渐熟悉了街镇治理模式，检察室除了面向所在地街镇，更主动辐射区域内其他对应街镇。和各乡镇“稳定办”、“综治办”、街道“平安办”等机构建立工作联系，宣传社区检察面向社区开展法律监督、保障法律一体实施的工作职能，及时掌握社区治理状况。并且，在街镇综治中心、网格中心等窗口，公开设置社区检察职能介绍和联系方式的公告牌，通过窗口指引妥善处理和检察职能相关的涉法涉诉问题，及时发现法律监督线索。

“咦，奉城镇这几年好几个村书记都‘出事’了……”通过横、纵比对各种数据材料，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的检察官们发现，位处该区的奉城镇从2012年以来，50个村居就有5个村书记发生职务犯罪，都是通过手中权力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犯罪领域也集中在村级工程建设领域，比如协助政府管理村庄改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过程。

结合社区检察室近年来法制宣传进村居活动的开展情况，检察官们了解到奉城镇的基层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在对村干部的监督、教育和管理方面非常薄弱，大量村干部本身缺乏法制观念和廉洁意识，存在“你拿我也拿”、“不拿白不拿”的效仿心态，导致村干部腐败问题接连发生，甚至同一个村的多名干部相继发生问题。

经过研判，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锁定了村官职务犯罪的专项治理主题，并立即联合本院反贪、案管、公诉部门，通过网上办案软件查找历年案件，借阅卷宗材料，向案件承办人询问了解具体情况，分析查找专项检察的工作切入点。最终形成了有效的村级工程建设领域村官职务犯罪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同时与奉城镇纪委联合开展专项检察，并陆续走访当地党委、政府、案发单位等，从权力配置、权力监督、财务管理等方面分析案发原因，逐一找出管理症结，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章立制，堵漏防患，并对必要的回访也做了安排。

不仅如此，促进辖区综合治理，要从社区、村镇、基层、老百姓身边最常发生的问题入手。基于从检察建议回访监督中提炼出社会治理工作项目的经验，奉贤社区检察科强化了这项认知，主动加强了和街道各相关部门的联系，从派出所刑事执法监督、社区矫正监督，以及行政案件申请监督、受理等多种渠道，探寻其中常见、多发、影响地区老百姓生活和社会治安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并于今年，结合区域刑事案件，延伸开展了跨境赌博衍生社会问题、电瓶车盗窃防范等多个社会治理专项。“我们的主动拓展就想使社区检察工作变得更富有生命力，并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找到支撑点，充分体现社区检察的‘社会属性’。”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科长向记者介绍。

无独有偶。松江区院结合地区实际选择辖区工业园区的大型企业作为调研对象，会同街镇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园区及企业周边的综合治理工作，在专项工作的选择上也突出了贴近重点工作和现实需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心城区制造业溢出，松江制造业规模不断壮大，在大量外来人口导入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全区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犯罪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其中发生在大型企业厂区及周边生活区的案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其中，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长期位列上海市出口创汇榜前列的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丰公司”），更是长期受到刑事案件高发的困扰。坐落于松江出口工业区内的达丰公司，厂区和生活区占地达100万平方米，现有员工约4万人（高峰期时有近8万人），月入职、离职人员达两千人。据统计，2014年1月至2016年9月，在达丰公司厂区及生活区范围内，公安机关接到报警逾4500件。虽然治安情况有逐年好转的趋势，但像达丰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仍然是松江区治安和刑事案件的高发地，在松江工业区中也具有代表性。

针对这一区域特点，松江区院社区检察科将开展综合治理的重点聚焦于辖区大型企业，选取案件多发的典型企业，从分析案发原因、查找防控短板和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入手，探索社会力量和厂方合力推动厂区综合治理。尤其对达丰公司这样的松江出口工业区龙头企业，推动落实好“厂区+社区”综合治理工作，对带动区内其他大型企业完善综合治理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对促进区域社会治理也有积极意义。

松江社区检察科以推进达丰公司综合治理工作为重点，根据前期与相关职能部门达成的共识，发挥检察、法院、公安、司法、街镇和工业区综治部门等各自的职能优势，在预防犯罪法制宣传、劳务市场招聘监管、企业周边环境综治等多方面入手，推进“厂区+社区”综合治理模式，多管齐下营造企业发展和地区平安的良好社会环境，受到辖区内企业一致点赞。

无缝对接，源自内部联动

从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监督和监外执行监督中发现社会管理问题，是社区检察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和有效思路。通过加强和区院各部门特别是刑事检察部门的工作沟通，亦可了解到一段时期内区域发案特点和社会治理盲点、难点，并从区域内有影响、有典型意义的案（事）件中捕捉线索，由点及面挖掘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点。

2016年1月31日，闵行区临沧路某码头发生了一起事故，犯罪嫌疑人张某无证驾驶大型自卸货车运载建筑黄沙，在倒车时与行人廖某相撞致其当场死亡。区院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张某工作至今从未取得过驾照，所驾驶的货车系拆车场买来的报废车辆，经过鉴定，该车制动、转向、灯光信号均不合格，张某供称码头老板在明知其无证的情况下仍雇佣其工作了近三年。

由于闵行区毗邻黄浦江，水域面积较大，区内沿江码头较多。对于本案反映出的问题，闵行区院的检察干警第一时间联想到，类似情况也可能存在于其他码头，如果码头内无证驾驶情况不少，车辆又得不到及时监管，将对本码头安全生产埋下系列隐患……没有犹疑，闵行区院社区检察科立即派员与辖区内有沿江码头的街镇沟通，联合对码头进行抽样走访调查。经排摸发现，闵行辖区内共有39个码头，其中16个为私人承包码头，上述刑事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这些私人承包的码头内。

检察干警兵分两路，一边前往事发地深入调研，另一边将“私人承包码头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第一时间汇报给区院分管检察长和市院业务处。“码头堆场内无证驾驶车辆监管问题”专项综合治理方案也在市院业务处的指导下出炉。很快，辖区内码头数量最多的吴泾检察室被点名负责开展各码头的实地调查、找出问题症结，有针对性地开展综治工作。

为确定监管责任归属，干警们先后走访了市政建设养护公司（涉案码头的出租方）、安检所、交通委及航务所。通过梳理法条，最终确认了区航务所对码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负有安全监管职责。

之后，闵行社区检察科立即召开工作现场会，联合码头、区航务所等单位，通报专项检察情况，以案论法，制发《检察建议书》以促使相关责任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责任，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依托与本院办案部门的信息联动、案件筛查机制发现类案问题，闵行区院社区检察科还开展了法制宣传进村居、规范社区服刑人员纳管宣告、公安派出所受案立案等专项检察活动。

不得不说，以问题为导向，利用好立足社区的优势，单独或会同办案部门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既凸显了“社区检察”的检察特性，又能体现“社区检察”对检察办案工作的延伸，努力实现“打一案，防一片”，成效显著。

检察+科技：

法治思维糅合创新思维

不同于以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运作模式，社会治理将法治放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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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管理；法制化；社区

自从“十二五规划”实施到现在各地方政府将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民生问题，证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基层建设给予了很大重视。基层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权分配到地方的体现，其与社会基本活动息息相关。基层建设的好与坏，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管理体系的效率与质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不断迈进，基层管理主体也逐渐由专门管理转为了分区域分工管理和群众自治，而基层管理的方式和内容也应与时俱进。因此，以新视角新观点来研究基层社会管理是必须且亟需的。

一、基层社会管理概述

基层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参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作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社区和家庭是一个社会的根本，人从婴幼儿开始，在社区和家庭中成长，社区和家庭对他们的影响是深远且根深蒂固的。要想保持社会稳定，就要从社区着手。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有权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行使管理职能。政府在行使这些职能时，不仅需要进行由上至下的监管，更多时候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例如订立合同、合作开发、社会工作授权等。在这过程中，政府与社区、与社会进行着频繁的互动，构成了现在的地方社会。地方政府要行使自己的职能，必须保证基层社会的秩序、运行、发展和创新。

二、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

基层管理的有序有效实施应以城乡社区为平台，从立法、执法角度出发，充分发挥其作用。

（一）社区管理体制建设

社区管理体制建设是指社区各个管理部门的体系结构、职能设置、及其分工的合理性。我国的社区按行政范围划分可分为城市和农村。随着我国现代化节奏的加快，人民逐渐步入小康社会，城市社区格局愈发复杂，社会收入差距日益加大，原有的街道居委会式或单位大杂院式传统模式逐渐被物业管理式小区、工业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区、科技园区等取代。农村社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城市化政策的推进，农村社区逐渐集中，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典型的城乡结合处。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社会，基层管理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社区管理体制的完善需要法律的规范和强制。

第一，社区管理体制应依法建设。目前，我国的基层管理刚刚发展起来，还未完全成型，社区的系统性尚未完整、功能还不完备、权限分工也存在着模糊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城市，人的自主性越发增强，社区形式的多样化需要系统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和管理；在农村，社区功能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在法律制度上进行创新。

第二，社区管理体制应依法运行。社区管理离不开党的领导，基层管理应符合政府的整体规划，无论是社区选举、决议还是一般事务管理，都应依法进行。

第三，社区管理体制应依法保障。社区成员权利一般通过社区活动得到体现，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需要通过社区这一途径得到实现，因此，社区管理中的各个途径需要法律进行规范，从而使每个社区成员乃至整个社区管理体系的权利得以发挥作用。

（二）社区管理队伍建设

社区管理队伍包括社区管理中的领导者及基层工作者，他们肩负着建设社区、管理社区和维护社区发展的重任。社区管理队伍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社区的优劣。目前，我国基层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社区管理队伍结构复杂，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不能适应管理需要。因此，在社区管理队伍建设上，不仅需要从法律上设定社区管理者身份及其工作内容，还需要加强社区法治教育，普及法律知识，保证社区管理工作的依法进行。

（三）社区纠纷解决制度建设

几乎所有社区都具有人口构成复杂、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经济能力差异较大等特征，这样复杂的群居生活，产生纠纷在所难免。这些纠纷大多是家庭、邻里间财产及权益纠纷，也有些是群众和政府间利益协调上的分歧。这些问题需要社区配备相应的应对程序及措施，才能维持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三、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完善

（一）立法体系完善

目前，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两步关于基层管理的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两部法律规定了村、居民委员会的责任和义务，解决了基层管理中的很多问题。但是，社区管理工作复杂且多样性强，这两部法律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应先对整个社区管理体系进行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秉着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社区工作的管理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居民的权利义务意识较淡薄，村民、居民委员会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困难重重，且管理层面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结合现阶段民情，从强调外部管理逐渐转变为由内而外的治理，积极构建基层自治体系。

（二）明确法律地位

社会基层管理组织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法律地位却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其包括管理地位、管理权限、管理职责在内的权利义务，使基层工作得到有力的法律支持。明确基层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不仅能用法律强制力保证基层管理工作的依法进行，同时，还能促进基层管理工作积极性，起到引导公民积极参与、配合基层管理的作用，形成政府、社区管理者、社区居民三方有效沟通，积极互动，形成和谐发展的社会管理局面。

（三）加强法制宣传

基层社区管理的法制建设不仅需要各方面积极参与，还需要长期稳定的法治宣传。从普及法律入手，使居民逐渐认识法律、了解法律、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法制宣传还可以促进政府政策的实施，使居民能够了解政府管理意图和目的，在理解的基础上积极配合社区管理工作，同时也减少了因不懂法引起的各种纠纷。在宣传形式上，可以采用新闻媒体、户外广告、标语、普法课程等方式开展，频率要适中，既无需过密使人厌烦，亦不要过疏丧失宣传效果。

（四）培养法律意识

公民是基层管理中最主要的客体及参与者，公民法律意识直接决定了基层管理工作的难易，其法律意识越高，越能理解政府管理目的，越会积极配合政府管理，其法律意识略低，则会认为所有的管理工作都是无意义的，都是与其对着干的。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针，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体现。首先，应使每一位公民都了解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法规及地方规章的准绳，每一位中国公民都应遵守宪法、了解宪法、在其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其次，应使社区内每一位居民了解其权利义务。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可以使居民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保护自己权益，更能使政府行为得到有效的监督，真正做到依法治国，执法为民。最后，应使每一位居民了解常用的诉讼方法，培养其诉讼意识，使公民的权益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

（五）加强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公益福利措施。在我国，依然存在着因自然、经济、文化等原因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难以用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的群体。法律援助为这些弱势群体中的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使他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正体现的法律的平等性。基层社会管理也不应忽视这些弱势群体，积极组织设立地方法律援助点，通过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教育等方式，使法律进入社区，进入所有群体当中。

综上所述，基层社会管理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微观基础，基层管理需结合社会各层级力量，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将法治植入人心，合力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并最终构建出和谐发展的基层社会。（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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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管理权 大学生权利 权利冲突 权利救济

近些年，学生高校的案件频繁发生，这些案件背后蕴藏着高校管理中，如何在高效运行同时保障大学生合法权利的问题。高校如何依法治校已显得至关重要。

一、高校管理中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现象

自从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开了学生高校先河以来，学生诉高校的案件犹如雨后春笋。高校扩招后学校管理机制中引入市场机制，学生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更注重自身与高校之间平等主体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加注重自身权利的维护，要求学校维护自身作为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同时也要求学校维护自身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学生以教育权、知情权、姓名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受到侵犯为由，将学校推上被告席，这些诉讼几乎涵盖了学生管理的各个方面。高校性质向来争论不休，理论界与实务界比较认同的是高校事业单位法人性质，但是高校的一些具体行为也是具有行政被告资格的，高校面临着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高校的纷争将增多，这就要求高校在管理中切实做到依法治校。

二、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高校管理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及细化程度不够

高校管理法律法规是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前提和依据，也是对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规范和监督。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规范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但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的疏漏不断显现出来。如法律法规各层次之间存在矛盾，尤其是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相抵触的现象比较普遍。另外，在法律法规中没有对高校与学生冲突解决途径做一些明确规定，对高校的性质也没有明确定位，对一些具体事项细化程度不够。

（二）学生权利意识提高而高校法治不足

在我国大力推行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背景下，民主与法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学生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民事主体地位。2008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被学生戏称的“卡门事件”正是体现了高校在自身行为方面法治理念的缺乏。

（三）高校管理缺乏正当程序

高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时，尤其是对违纪学生做出处理决定时，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当程序。学生高校案件中，很多案件都是高校没有履行法定程序。如：没有采取合法手段对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告知其行为触犯了学校管理或规定，另外，也没给学生申辩机会对其行为做出解释。学校在处理程序上过于简单，校方自身操作完就结束，省略学生知情权这个环节。除此之外，处理结果出来之后，也没有走合法程序，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学校没有将通知直接以书面形式送达，也没有告知学生在知道处理结果后，多少期限内有哪些救济途径。

（四）高校缺乏完善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在学生与高校的管理纠纷中，需要有健全的权利救济机制来维护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虽然现行申诉机制对于学生权利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法律和规章均没有规定申诉的性质，导致申诉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行使。另外，缺乏申诉程序性规定，没有对行政申诉受理部门、受理条件、申诉处理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申诉结果也没有保障。在实践中，虽然一些学校付诸实行校内调解制度，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其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权利救济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许多学生的被侵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从而使学生与高校的冲突升级。

三、如何平衡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

（一）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

近年来，高校管理中与学生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法律条文作依据，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执一词，法院审理时也必须参照《民法》及《行政诉讼法》等。因此扩大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法律中的规范事项及对其法律规定进行细化则越显关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对已有法律中的某些比较模糊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事项做出司法解释，这样一来，法院在接受案件之后就不会显得没法可依。我国法律存在滞后性，但是高等学校与高校学生都是特殊的主体，因此必须要在完善扩充现有《高等教育法》的基础上，对一些高校与学生的冲突产生一些前瞻性和预测性的规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因此完善教育方面的法律日趋紧迫。

（二）树立“依法治校”理念，规范学校管理行为

高校管理已趋向法治化，但是在实际中，高校领导及各部门，并没有完全做到依法行事，法治理念还需深入贯彻实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这赋予高校自主管理权限，但是，高校必须做到在管理中不与现有法律法规冲突。比如：高校规章制度必须与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而不能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学校要注意更新自身的学生管理规定，及时梳理校纪校规，去除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制定符合法律法规而又具有现实管理意义的规章制度，也就是高校管理制度法治化。在制定章程过程中，可以聘请法学专家对其进行审查，确认没有问题才投入实际操作，以免等冲突产生后学校处于被动地位。

（三）建立高校合理的管理程序

高校在管理中要做到程序合法，规范行使管理权。正当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实体性权利的保障。因此，高校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到以下程序：1.对学生的违纪事项进行调查取证，对事实进行确认；2.学校提出的当事学生违纪的事实证据和处分意见，告知当事学生可以进行申辩和质证，各高校应根据规定，制定本校的《学生申诉委员会工作条例》并依此作为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依据，学校对学生申诉应当出具申诉决定书，送达本人或其人，申诉决定书应包括处分的事实和理由，真正做到程序正当；3.对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告知学生并进行校内备案。

（四）完善学生救济机制

《教育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因此，高校要建立健全校内申诉制度，学校应该在申诉人员组成上经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被选举人中要包括：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真正建立起校内申诉制度，把申诉制度落到实处，保障学生权利。另外，对于学校一些具有行政主体地位而做出的管理决定，应该允许学生进行行政复议，比如在毕业证和学位证的颁发上，学校是被以法律法规形式直接授权或者间接授权其行政主体地位，因此在此事项上产生的冲突要告知学生其行政复议的时间期限。司法救济是大学生权利受到侵害进行救济的最后渠道，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矫正的正义”。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大小直接影响学生权利保护范围大小，因此我国应以法律法规扩大法院的受理高校案件的范围。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可以援引其他法律，比如齐玉苓案则是直接援引了《宪法》和《民法》。

结语

高校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加之学生是特殊的权利主体，正确处理好高校发展与学生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国和谐校园的构建。因此，我们必须平衡两者关系，规范高校管理，也要让学生遵守校规校纪，不能不维权也不能盲目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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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群英.大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冲突及其法律救济制度[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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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化教育；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

一、我国目前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不断努力地实现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一体化建设。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法治社会建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法治思想和社会治理理论。建设法治社会，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进程，中国法学教育事业虽然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严重缺乏法律人才这一局面。但是目前大多数的法律院校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均不能够完全很好地适应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未来，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来看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大量地增加。然而，目前我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一方面一些人仅仅有着单一的法律知识，还不足以运用到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去。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对于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严重缺失状态，应用复合型法律复合型人才表现在素质、能力、层次上，随着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等等的发展，对于专业型技术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而供给的高素质人才却供不应求。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解决，更专业化，更多元化的人才有待于培养，也有待于投入到市场中去。

二、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缘由与意义何在

（一）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长久以来，我国对于法学人才的培养模式基本上沿袭的是前苏联所谓的“对口教育”，“专才教育”模式。[1]但这种传统的苏联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课程体系梯度设置的不合理性，专业课的设置过多，教学方法落后，学生实务的操作能力明显欠缺，培养目标的单一匮乏性，考试模式固定呆板，忽视了对学生创造性新思维的开发与培养，严重缺乏创新性，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就已经兴起了以科技教育、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的一种探索性教育模式，后被人们称之为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教育模式。[2]新时期，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带来的社会对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强烈需求这一社会现象，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实施正是为了应对社会出现的这一现象。目的在于要切实提高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也响应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旨在通过各高校对法学学生的切实有效，具有较高强度针对性地教育培养中，逐步造就出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以满足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对这类人才的高度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与进步。

（二）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是法治社会下的必然要求

依法办事是社会主义法治化背景下的一项重要准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当中，只有严格地遵循法制规范，才能够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进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然而，在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中，不断出现各种类型的新型复杂的社会问题。为应对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对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是法学教育与不同类型的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多元化教育的目的在于要求学生一方面精通法律基础知识。另一方面熟悉不同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从而将两者熟练的相结合并运用，最终解决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纠纷，这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最佳标准。[3]

三、国外多元化教育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模式范本。

（一）将必修课与选修课按照适当比例做出安排

美国本科法学教育基本上大致涵盖了一名合格律师所应具备的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实务技能，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两个方面。其中，以必修课为主，选修课为辅。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基础之上，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自主的选择选修课来弥补自己认为的知识有所欠缺之处，从而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阅历和思维方式。

（二）着重培训法律实务应用技巧能力

英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分为“职业适合性阶段”和“基础法学阶段”。首先主要向学生开设基本法律的内容，使学生具备一名法律从业者的学术知识。进而法学院与律师学院或其它法律实践技能培训中心联合开设法律技术训练课程。另外开设课程专门提供一些更为传统的写作技巧，英国高校十分重视将理论学术基础知识与法律实务技巧应用相结合。

（三）建设双学士学位制

澳大利亚在进行法学本科的教育培训的同时也注重对其他相应学科的培训，学生在本科学习的时间里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以及兴趣爱好去选择两项不同的专业去学习，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即可获得法律和其他一个专业的双学士学位。

四、如何不断完善多元化教育对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建设

（一）完善实践教学的改革，将必修课与选修课有效地相结合，相互补充。

“必须课+选修课”，法学课程目前大致包括法理学、经济法学、法制史、刑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和军事法学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中的许多细微之处虽然也会涉猎到法学领域，但这些细微的领域却并没有被包含于现有的法学学科当中。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我们必须充分地把握每一个不同的细节知识，在面对各种新型的复杂问题的时候，才能得以很好地去解决这些问题。生活中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作为一名应用复合型性法律人才，他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缜密的心思，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作为一名法律人应有的真正价值意义所在。

（二）切实实行“行业导师+实务导师”的双重培训方法。[4]

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中，高等院校应当将校内导师的教育和校外导师的引导相结合，方能够取得最佳的效果。在引进通过社会人士带动学习和帮助提高法律人才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初衷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法律水平，提高自己的业务效率。首先引入一些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的法学界法官、公检机关的检察官以及优秀的律师，让这些人员深入校园，深入教学实践课堂，充实师资队伍，快速帮助法学专业的同学提高能力。其次，具有法律和实务经验的人才将大量地加入法学师资。可以通过各种机制例如定期考核评教来督促和提高这些师资的实际教学能力，同时也给予他们更多的出国进修等机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最后，将专家带入课堂，专家致力于最前沿的法律研究，同时也有必要将优秀的法学观念带入到基础教学中去，在初期培养人才的时候就将观念注入新一代的法学学生的理念中，优秀的学者不仅仅局限于我国国内，更应吸收和采纳更多优秀的外籍专家，明确专家的职责，实现专业化教学和实践化教学相结合，通过各种各样的多方位的培训来增加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为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增加亮点！

（三）鼓励倡导学生获取双学士学位

在主修法学专业课的同时，通过辅修第二学历，学生能够掌握两门不同的专业知识，从而达到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基本标准。在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后，将更加具有竞争优势，能够更熟练地处理各种复杂的法律实务问题。积极鼓励同学将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与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广泛的互相结合，综合运用，从而在不断形成法律思维的过程中，也注重了对自身逻辑思维的有效训练，广泛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法律知识，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快速的发展变化，真正成为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

（四）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5]

为了强化学生法律技能和综合性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各高校在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集中设置模拟法庭、专业研讨课、法律诊所、课外研学、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等校内实践教学相关的环节。同时，应当积极组织和鼓励同学们参与法院开庭审理、模拟法庭和辩论竞赛、法律援助、普法活动等丰富多样的法律实践活动。切实努力加强与法律实务部门的紧密联系，进而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新机制。（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李龙.《论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2]徐维祥.《创建一体化双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载《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7期.

[3]刘莉.《多科型大学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实训模式探究》，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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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经验

以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为坚实基础。法治政府建设无法脱离经济社会发展而孤立进行，它是建设新江苏、再上新台阶的系统性工程之一。江苏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的率先发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现实基础，而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入推进则为江苏经济增L、社会进步不断提供法治引领、制度规范和保障作用。数据显示，江苏GDP突破7万亿，在全国占比达1/10，与法治政府建设和经济社会形成的良性互动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化能力提升与文化建设为精神动力。据观察，法治政府的制度建设必须与政府工作人员法治能力提升以及整个社会的法治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方能取得成效。江苏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在于提高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其中，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律素养、法治能力至为重要，这就需要注重法治文化建设，使法治政府建设与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共同推进。

把法治惠民和人民满意作为价值追求。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江苏始终坚持把法治惠民作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实施法治惠民实事工程，推进法治实事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全省各地通过实施法治实事工程，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涉及环境保护、教育经费、医疗卫生、劳动争议、公正规范执法、社会保障、食品安全以及征地拆迁等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努力维护群众利益，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据统计，全省公众安全感达到95%，群众法治建设满意率达到92%以上。

把制度完善与机制优化作为重要保障。江苏法治政府建设将制度构建和体制机制保障放在前提、基础位置。依照中央部署，遵循建设规律，结合省情实际，不断总结全省各地在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政社互动的“太仓模式”、公职律师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海安样本”等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很大影响力和示范效应。

用法治创建与实效考评做有力杠杆。法治创建和实效考评是推动江苏全省各地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工作载体，也是检验、衡量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在江苏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开发创建了考评方面的量化指标体系并付诸应用，大大提升了省内各级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和能力。

二、江苏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法治思维与办事能力尚需提升。据观察，部分领导干部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的关系上，在作出决策、处置重大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法治意识不强，法律知识不足，法治能力欠缺。因此“关键少数”的法治思维与法治能力的提升，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

公众参与和社会沟通尚待深化。据调研，江苏重大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不高，有时流于形式。相关部门在组织、引导普通社会公众介入日常性的参与活动方面的工作成效不显著，对公众意见尊重吸纳程度较差，公众参与的动力减弱，导致公众对政府作出的部分决策存在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制度建设与政策实施仍待强化。一是江苏部分涉及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的建章立制工作轻重缓急把握有时不到位，部分重点领域的政府立法未能及时有效组织开展。二是部分制度建设存在应付上级要求、追求政绩色彩，在实际中难以有效实施或发挥应有作用。三是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评估清理不及时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多元互动与良法善治有待提高。在社会治理领域，多元主体互动参与，良法善治的社会治理局面尚未普遍形成。调研显示，现有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重管理轻服务，重控制轻商谈，重秩序轻权利，重结果、轻程序，重经济效率、轻社会公平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

监督问责与考核量化仍需加强。主要表现一是问责制度虽已普遍建立，但难以严格实施。二是立体化监督体系虽然形成，但及时监督乏力。三是政府内部监督不到位与规避外部监督时有存在。四是考评机制已经运行，但评价体系及具体标准的科学化程度尚需继续提升。五是考评结果运用尚不够规范，考核指引效应尚不明显。

三、推进江苏法治政府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深化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建设。建议：一是应加强对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方面的培训，重点培养领导干部的规则思维、权利思维与程序思维。二是可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培训，要求谙熟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注重通过法治实践提高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工作实践中，在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逐步形成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逐步强化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

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和实施效果。建议一是在建章立制过程中，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建议项目，根据轻重缓急程度合理编制政府立法规划，制度建设兼顾前瞻性与可行性。二是重要行政管理地方性法规规章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避免政府立法中部门利益的干扰。三是开展制度实施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活动，注重制度实效的发挥。四是开展立法后评估等活动，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制度内容，提升制度建设质量。五是推进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常态化。

规范参与式行政程序建设。建议：一是应拓宽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提升参与效果。如对涉及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决策、政府立法、规范性文件制定等方面的信息可充分公开，为公众有效参与提供前提条件。二是需积极引导和规范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确保各类公众参与都能在制度渠道内妥当地进行。三是防止公众参与的表面化、形式化，完善对公众参与意见的处理反馈机制，强化对未采纳公众意见说明理由方面的程序建设。四是将说理贯穿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全过程，加强公众参与行政执法监督载体建设。

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建议：一是应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研判，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二是需积极培育基层群众自我管理的意愿与能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三是灵活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和方式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提升行政机关在解决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中的作用。

强化监督问责和考核制度落实。建议：一是抓住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少数”，加强对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加强对基层依法行政的监督，更加重视舆论监督，对群众和新闻媒体投诉反映的问题，应认真及时地调查核实，依法处理公布。二是完善并严格落实相关的问责制度。注重对地方建设法治政府实际效果的考核和对领导干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绩效的考核，并注重考核结果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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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

（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法治社会,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法治文化作为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首先，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价值和目的就在于裁判世间纠纷、惩罚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也是矛盾、冲突得到有效化解，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两者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其次，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力。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保障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设，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当前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

多年来，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的法治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治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当前农村有的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治文化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还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当前，阻碍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

（一）长期人治历史造成了人们畏法息讼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由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农村一些地区至今还缺乏现代商品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政治的传统，有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依凭“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一味以不扩大事态为目的，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被人们所接受。

（二）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文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农村地区的法治文化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两者息息相关。作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镇所在地，其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氛围的影响十分明显。局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苍白。在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的地方，文化设施还较为缺少，文化活动的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不健康的书刊、音像泛滥，并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因而严重地毒害了社会空气，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导致有的青少年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

有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从，使得乡镇区域常常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区域而存在的，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治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欠发达、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赌博成癖；有的受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负面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致使部分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

三、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如何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保障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逐步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步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可把以下几方面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宣传，营造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

“五五”普法规划首次将农民列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为此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他们尊重法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营造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使依法办事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自觉，使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缺少的武器。法制宣传教育所具有的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的功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正是承担着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村镇规划的土地征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招标投标、城乡流通体系有序构建、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障、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等，都与法律法规息息相关。因此，在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中，要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农村“大普法”的格局，结合当地农村的特色和实际，以“关注民生，普法惠农”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梓、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活动，把法律真正交给农民，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广大农村扎根开花。在普法过程中，首先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树立人文的普法理念，从法律对农民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通过法治文化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依法办事、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要以村级“两委会”成员、党员、村民代表为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注重选择农民身边需要的法律，开展普法互动活动，让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关注转变，把事关农民切实利益的《合同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摆在突出位置。要利用村级服务中心的农民法制学校、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新闻媒体、法制文艺等平台，大力宣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使之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让农民对普法宣传效果看得见、摸的着、记得住，并从中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二）完善农村民主制度，构筑安定有序的法治屏障。

要以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契机，深化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强化村民自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制治”的转变。要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利，扎实推进村级事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人，成为民主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切实体现“以人为本”，从而不断促进广大农民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做到“民选干部为人民、民选干部受监督”，同时要求村干部主动带头守法，使村级决策管理和财务活动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公开化的轨道，还政于民，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

（三）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构建和谐农村的精神支撑。

构建和谐法治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仅要从法律制度上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要提供教育和引导，从道德文化上营造谅解宽容的和谐意识，提供和气、和睦、和谐的精神支撑，为法治和谐农村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形成社会进步的凝聚力。要建立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体系，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要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八荣八耻”及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的宣传教育，同时，还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开展禁毒、禁赌等专项斗争，消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以净化农村社会环境，促进农村形成学法律、讲道德、树新风的文化氛围。

（四）加强涉农执法力度，打造依法行政的法治环境。

加强对农民的司法保护，依法切实维护农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为此要合理设置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等机构，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要建立高素质的农村司法队伍和涉农执法队伍，保证其独立、公正，依法行使职权。要坚决打击各种坑农、害农的犯罪活动。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和非法吸收农民存款、集资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要落实村“两委会”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建立健全村组干部监督制度，推动村务财务公开。要落实农民群众工作，妥善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的非诉类问题。强化执法监督，完备执法监督机制，严肃纠正和查处各种执法不严、执法违法行为，定期对执法、司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有效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

（五）健全利益协调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法治机制。

建立和谐法治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注重建立健全规范有效的法治机制和利益协调制度。

一要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慈善救济、优抚福利、社会帮扶相结合的救助机制，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就业、就医和子女就学资助制度，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利益驱动而形成的不稳定因素。

二要建立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积极为农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使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后能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