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效益十篇

社会治理效益篇1

浅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效益价值

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解决影响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能够有力地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仅为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会产生经济效益，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等来分析和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节约损耗效益经济效益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二是节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就其所达到的预期减少和预防犯罪的目标来看，其为国家节约损耗方面的经济效益是极大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数字。20xx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64.4万起；20xx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91万起；20xx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45.4万起。从这一组数字虽然无法估计这些案件的发生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确切数字，但可以认为是巨大的。换句话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被各种犯罪吞噬掉了。犯罪分子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但他们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已无法全部挽回。犯罪分子之所以敛财还是人身伤害，都是以获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假如我们能预防某些犯罪，则国家和社会会减少损失，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发生在安徽省的“同济大学研究生惨案”已告破，犯罪分子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无法挽回一个将为社会贡献力量的研究生，国家、社会、家庭为培养一个研究生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很大的。这些人本来可以在未来的工作中创造价值、在某一领域做出贡献，这些预期的价值原本是可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犯罪案件的发生不仅使他们个人失去了生命，国家和社会也牺牲了部分的价值，象此类案件全国发生过不少起。以上分析实际上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假设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发案为零，国民生产总值会趋于增加；随着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案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趋于减少。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够减少和预防治安案件的发生，从而使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增加。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比较成本效益经济学中的比较成本概念是指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厂商之间的成本比较。它所回答的是国家（行业或厂商）能够以比任何其他国家（行业或厂商）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并且集中使根本利益最大的那种商品和劳务，而且把那些在成本上虽也有利但相对利益极小的商品让给其他国家（行业或厂商）来生产，即各自只生产比较成本相对有利的产品。把这一概念运用到社会治安领域来比较综合治理成本与刑事案件发生之后的打击成本比较，前者相对有利且带来的效益极大。我们以发生在石家庄市的一起特大爆炸案为例。案件发生后，为了尽快破案，河北省出动警力6万人次，车辆7000多台次；各地公安机关全警参战；电视、电台等多种形式广泛运用系统信息。可以看出，社会用于案件侦查的成本是十分巨大的。每一个案件都要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判有罪，还需送往监狱执行，可见成本是巨大的。打击成本主要包括：政法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政法机关的装备、基本建设费用、审判案件以及关押改造过程中所支付的物质消耗等。刑事案件愈是上升，用于打击犯罪的成本就越高。我们再来考察用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本的概念是指综合治理必须的支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机构即成员单位由社会已有机构组成，只是将社会治安为当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列入成员单位的工作范围中，充分发挥其原有的职能，为社会作贡献。因此，单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角度而言，这些机构并未给社会增加成本。社会治安各项措施的制订也符合“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效益”的经济学原理，一系列规范性的文件出台，便于细化和操作，但它的制定不需要太大的成本投入，而它所产生的效益也是很大的。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预期目标看，各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减少，使侦查成本、审判成本、关押改造成本下降。这些节约的资源，或用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或用增加警力、改善干警待遇，提高政法部门打击犯罪的战斗力，使社会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上比较得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本小于国家为打击犯罪所支付的成本，反言之综合治理的比较效益高于打击犯罪的比较效益。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资源利用效益对资源的有效和充分利用，是经济学中的主要概念之一。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有关资料显示，失业率增长直接导致犯罪率的增长，失业率增长 1，犯罪率将增长5。因此，从犯罪学来看，失业与犯罪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失业率高，社会问题包括刑事案件就会多，这是所有现代国家都面临的难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恰是解此难题的好方法。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快速发展，近年来企业下岗人员激增，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进入社会需要就业的人员，这三方面的人员加起来是个庞大的数字。这一部分人如不能得到很好的就业，就等于这部分资源处于闲置状态，这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 的浪费，而且是不稳定的因素。社会治安的实施，可以为他们提供一部分就业岗位。这些人员中加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种基层组织，既维护社会治安，又减少相应的财政负担，同时还将不稳定因素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需求，相对闲置人力资源是基于这种需求而配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最佳利用。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社会综合效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的安全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每个人可以享受，但不能分割，是其他利益的依附，没有安全作保障，其他利益都很难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也是基于社会综合效益制定的。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和帮教工作的意见》的实施使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重新犯罪率有所降低，有的得到了政府安置，有的自谋出路，有的走向市场，竞争就业；其中大部分人给社会还作出了贡献。《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的制定，目的是减少青少年犯罪。青少年可塑性较强，对他们进行早期法制教育，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法制观念，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意见）的社会效益是不言而喻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社会综合效益还在于，人们由于犯罪减少或得到预防而获得的安全，一种是物质财富，一种是非物质财富。安全是非物质的财富，是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思上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使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财富得到增值。评价或判断一项方针或政策是否有价值，要看其能否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使效益最大化。综合治理方针能够以最小的成本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最大的效益，所以，这个方针是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打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手段之一，打击的作用是任何手段不能代替的，对严重危害的犯罪分子不予以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会更加猖狂、更加嚣张。尤其是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时的“严打”手段。但打击是犯罪发生后的法律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带有滞后性。要使社会治安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社会治安形势得到根本扭转，还是要在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同时，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唯如此，才能实现社会治安得到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国家才会长治久安，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更加稳定。

社会治理效益篇2

【关键词】 社会影响 总体评价 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工程 社会效益

目前为止，国内专门针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而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将有助于尽早预防、避免或缓解因项目的实施产生的消极的社会影响或社会问题，有助于保障项目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从而提高项目整体效益，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完善政府职能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

一、矿山恢复治理工程社会影响总体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1）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兼顾原则。指标的选择应以公认的科学理论为依据，各类指标能充分反映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社会效益的内涵，指标的物理意义必须有明确的定义，必须保证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处理方法的科学性，数据的取得应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数据测定处理必须标准规范，同时指标的设置也要注意指标数据的可得性，而且指标要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指标在定性方面应注重机理分析和类比分析，尽量排除主观因素，描述客观合理;在定量方面，选取的指标应简单明了，含义清楚，指标体系应层次分明且符合逻辑性，判断依据和量化标准应可靠合理，评价方法繁简得当，实用可行。

（2）相对独立性原则。描述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社会效益的往往存在指标间信息的重叠，因此在选择指标时，应尽可能选择具有独立性的指标，从而增加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在选取指标时，有的指标是定性的，有的是定量的，遵循定量的数据和非定量的信息相结合的原则，有利于评价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为实现定量评价，一般应尽量选择可度量或可测定3的特征，并使用恰当的数学模型方法来评价。

2、指标体系的框架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文献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对各类方法的综合运用，我们将该评价体系划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社会影响评价，准则层是社会适应性、社会经济效益、社会环境影响、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其它影响。构建指标的依据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目标，即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减少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矿山恢复治理工程社会影响总体评价的过程及方法

1、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景德镇市矿山恢复治理工程社会影响总体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各因素在系统中的变化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对系统进行评价时，需要根据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才能客观准确地把握系统特点，做出正确评价。在此，选用层次分析法，把客观判断与主观推理，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用以确定各指标项的权重。

本研究邀请社会影响方面的专家以及地质、环境、经济等各方面专家和主管部门的领导，通过两轮征询，按照1-9标度法，给出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经过统计，得出判断矩阵，并用特征根法算出最大特征值并算出指标权重向量W，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当CR小于或等于0.1时，说明rij估计的基本一致，可以求得W，作为N的权重，否则需要重新估计，最后可得到各指标层权重及各指标归一化指标权重，如表4所示。

CI=（？姿max-n）/（n-1） （1）

CR=CI/RI （2）

由AHP确定的各指标权重，从准则层总排序结果来看，D（对资源环境的影响）>B（社会经济效益）>C（社会环境影响）>E（其他影响）>A（社会适应性）。客观反映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重在改善环境的目标，同时发挥其经济效益，及社会环境效益。

从各指标的权重排序来看，权重最大的是D6（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率），其次是B5（静态投资收益率）和C4（群众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说明专家认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首先必须治理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保障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根本;其次，投资项目要注重投入和产出效应，要做好规划，合理安排资金投入，实现项目的低成本，高效益;另外，项目的社会影响的重要实现是群众生活质量的改善。

2、数据调查及评价

（1）确定评价集。本研究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的社会影响分为五个等级：

V={好，较好，一般若，较差，差}

（2）确定隶属矩阵。对各专家的评分结果进行统计整理，得到对于指标Xit每个评语下的个数，则Xit对于第t级评语的隶属度为

rit=vit/∑vit（t=1，2，…，5） （3）

基于景德镇市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特征，研究邀请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专家、社会影响评价专家及相关社会学、经济学专家学者共34名，组成景德镇市矿山恢复治理工程社会影响总体评价专家组，依据2004年至今景德镇市开展的全部景德镇市矿山恢复治理项目的实施情况及后期影响和随机地对其中1/3的项目实地考查，对相关指标进行评判决策，最终形成了景德镇市矿山恢复治理工程社会影响总体评价结果。如评价专家组有5名专家对“社会环境影响”中的“群众满意度”指标同意为“好”，则该指标在“好”等级上的评价值确定为“5/34”。以此类推，可以得到各准则层所包含的指标相对于各等级的评价值矩阵Rk。

R1=0.3382 0.4559 0.1912 0.0147 0.00000.3088 0.4118 0.2794 0.0000 0.0000

R2=0.1618 0.2647 0.5147 0.0294 0.02940.2647 0.3088 0.3382 0.0588 0.02940.1471 0.2500 0.3971 0.1912 0.01470.1324 0.3088 0.2500 0.1912 0.11760.1176 0.3971 0.4412 0.0441 0.0000

R3=0.1618 0.3971 0.3676 0.0588 0.01470.2059 0.2353 0.4853 0.0441 0.02940.2794 0.3382 0.2941 0.0588 0.02940.3088 0.3676 0.2647 0.0441 0.01470.2206 0.3971 0.2647 0.0441 0.07350.2500 0.3529 0.3824 0.0147 0.0000

R4=0.3088 0.4118 0.2500 0.0147 0.01470.2353 0.4118 0.3088 0.0147 0.02940.1714 0.2286 0.4857 0.0714 0.04290.2059 0.3088 0.4559 0.0294 0.00000.2647 0.3529 0.3235 0.0147 0.04410.2500 0.3971 0.2647 0.0588 0.0294

R5=0.2353 0.3529 0.2647 0.0882 0.05880.2059 0.3382 0.3088 0.1029 0.0441

（3）模糊综合评判。采用普通矩阵乘法，经过合成运算，得到各准则层的综合评价结果分别为：

B=WRk （4）

B1=R1×w1j=（0.3333 0.4485 0.2059 0.0123 0.0000）

B2=R2×w2j=（0.3333 0.4485 0.2059 0.0123 0.0000）

B3=R3×w3j=（0.3333 0.4485 0.2059 0.0123 0.0000）

B4=R4×w4j=（0.3333 0.4485 0.2059 0.0123 0.0000）

B5=R5×w5j=（0.3333 0.4485 0.2059 0.0123 0.0000）

记R=B1B2B3B4B5=0.3333 0.4485 0.2059 0.0123 0.00000.1587 0.3385 0.3901 0.0798 0.03280.2601 0.3640 0.3063 0.0398 0.02980.2366 0.3624 0.3273 0.0447 0.02900.2206 0.3456 0.2868 0.0956 0.0515

B=RWi可以求取项目对各等级的隶属度矩阵

B=（0.2223 0.3593 0.3333 0.0558 0.0301）

因为∑bj=1，不需要归一化处理。

景德镇市矿山恢复治理工程社会影响总体评价结果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0.2223，0.3593，0.3333，0.0558，

0.0301）。评语中“较好”的隶属度最高为0.3593，“一般”次之为0.3333。“好”的隶属度为0.2223，也明显高于“较差”和“差”的隶属度。同时，结果也表明，评语“较好”的隶属度高出评语“一般”仅0.026，评语“好”和“较好”的隶属度之和为0.5816，对“较差”、“差”的评定仍占一定较大比重，可见景德镇市矿山恢复治理工程社会影响总体评价虽然较好，但并不显著。

三、评价结论

1、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社会影响总体评价较好

总体评价结果显示景德镇市近十年来开展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总体社会影响较好。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的实施，可使遭到破坏的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恢复，各类矿山安全和环境隐患危害得到消除，使矿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充分改善矿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矿区群众的生活质量。同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还可改善矿区投资环境，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发展，安置部分剩余劳动力。这将极大地鼓励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当地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社会效益十分突出。

分析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社会效益突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领导高度重视，群众积极参与。景德镇是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以矿业经济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给景德镇市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留下了很多需要恢复治理的老账。景德镇市各级领导和矿区群众，充分认识到积极推动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对于改善景德镇市矿山环境，保护资源，推动景德镇市转型发展有重要意义。景德镇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规划2010―2012年开展景德镇市重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片区11个，涉及各类矿山73个，治理矿区总面积4669公顷。

（2）争取国家财政支持，加强地方资金配套。2004年――2013年6月期间，景德镇市共有14个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申请到中央及地方各类资金共19505万元。景德镇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获国家立项批复，2010―2012年每年获得中央财政资金1亿元支持。另外，景德镇市每年从财政资金中配套部分资金，并以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出资，2010―2012年景德镇市地方（企业）共投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将近6500万元，积极推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3）重视前期调研规划，注重方案编制实施。合理的项目，高质量的工程是实现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前提。景德镇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非常重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的前期调研工作，旨在摸清治理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地质环境等情况，合理规划治理后土地用途，按照宜林、宜垦、宜景、宜渔、宜房等原则，多方论证，选择适宜的治理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益，改善环境和矿区群众生活。同时，他们要求相关部门按规定编制治理方案，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全程监督治理项目实施，要求必须严格按照方案执行，认真落实项目任务，保障工程质量。

（4）注重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从前期调研到方案编制，再到工程的实施，都很重视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实施，首先必须消除各类矿山安全和环境隐患危害，保障矿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根本目的;其次要充分改善矿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矿区群众的生活质量;另外，治理方式、治理技术和治理后的用途规划，除了考虑自然条件、地质条件等因素外，还要考虑景德镇市今后经济转型，长远发展的需要，既要改善矿区投资环境，又要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发展，要尽量安置剩余劳动力，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2、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社会影响需要进一步增强

（1）加强项目社会效益评价，实现投资与效益挂钩。目前，虽然国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但大多数废弃矿山或无主矿山的恢复治理任是以国家或地方财政出资为主。在一些地方，存在一味新开项目，追求加大投资，却不注重项目的效益，导致大量财政资金被占用，造成资源浪费严重。例如总体评价中指标B4（静态投资收益率）“较好”的评价值为0.3088，“一般”的评价值为0.25，“好”的评价值为0.1324，指标属于“较好”，但不显著。另一方面，目前，治理项目缺乏必要的社会影响评价，只是在矿山恢复治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或实施方案中涉及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风险评估，项目效益分析等内容，但是相关的分析或评价却十分简单，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有力的依据，并不具有科学的说服力，没有突出项目实施的各方效益。因此，必须加强治理项目社会影响评价，将综合效益与投资挂钩，同时，要将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纳入地方政府和干部绩效考核中，并提高项目社会影响的考核权重]，促使项目社会影响评价的执行力度的提高，在实际项目运行中注意规避风险，提高效益。

（2）治理项目效益实现要由单项效益向综合效益发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环境保护类项目，它首先要突出实现的就是环境效益，但也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更好的社会影响。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却存在片面追求治理面积而忽视其它目标取向的问题，导致矿山恢复治理的综合效益有所打折。如在总体评价中指标D1（矿区景观度）、D2（土地复垦增加率）和D6（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率）属于“较好”的评价值分别为0.4118、0.4118、0.3970，明显高于其他评价。而B1（劳动就业变化率）、B5（产业结构优化效果）、C2（城镇化水平）和C6（社会稳定）属于“一般”的评价值分别为0.5147、0.4412、0.4853和0.3824，明显高于“较好”和“好”的评价值。景德镇市矿山恢复治理项目，需要在完成环境治理的目标外，也要更加注重提高就业，促进其他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项目多元化的目标取向，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整体提高。

（3）加强治理技术的综合应用，突出项目的综合效益。调研中还发现，治理项目在实际实施中，存在治理技术过于简单化，缺乏深层次，全方位的治理，使得治理项目从表面上看效果较好，但实际效果却不理想。例如，有的治理项目，只是对原有矿坑简单填埋，填埋土质盐碱化严重，基本上是寸草不生。为了实现增加绿地的目的，使治理效果看起来更明显，项目实施单位也只是在填埋区，附上一层20-30cm厚的黄土，用以植树种草。没有综合应用多种治理技术，改良土壤质量，从而改善包括地下水在内的矿山环境，实现在一个大生态系统内良性循环。在总体评价中指标D3（水质达标程度）、D4（大气质量达标程度）属于“一般”的评价值分别为0.4857和0.4559，明显高于其它评价值，也反映出了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需要依靠专业技术力量，发挥专业资质机构和人员的作用，因地制宜，因害设防，优化防治结构，合理配置工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手段和合理的施工工艺，进一步加强治理技术的综合应用，突出项目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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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效益篇3

【关 键 词】政治文明/价值取向/根本利益原则/公共利益原则/效率原则

一、政治文明的价值论视角

在价值论看来，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是以主体为尺度的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关系态。凡属“人作为主体，以自己的本性、需要、能力及其发展为尺度，去接近、认识、理解、评价并适应和改造客体，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性质的活动，亦即一切旨在实现功利、道德、审美等社会和文化价值，追求真、善、美的活动都是人的价值活动[1]。在本质上，政治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集团，按照其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和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社会活动。因此，政治作为社会活动本身是“人的价值”活动，而且是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因而是与社会有价值关系的现象，是相对于社会的价值事实。

在论及政治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时，我们将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看作是进步和开化的政治，人们称之为政治文明。因此，政治文明与政治一样，仍然是一个价值事实，而且仍然是对于社会的价值事实。

作为价值事实，政治文明有别于客体性事实，是一种主体性事实，即是与主体相关联的有特定质的事实。主体性事实总是客体对主体的肯定或否定，是价值关系的现实状态。肯定或否定的质的界限在于主体自身的规定性、结构、利益和需要，即主体的内在尺度。主体的内在尺度作为客观的价值标准使客体自身作为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显示出肯定性或否定性。

“肯定性”是一个表达价值关系的范畴，其内涵就是客体合乎了主体自身的规定性、结构和利益，满足了主体的需要，通俗的表达就是“好”。政治文明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实际的价值关系中，对社会产生肯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即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促进作用的政治系统，是肯定性的社会价值事实。

肯定性的社会价值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形式就是肯定性的社会价值评价。“进步”和“开化”作为范畴，是肯定性的价值评价范畴，亦即对价值关系的肯定性反映。因此，政治文明又是对于政治的肯定性的社会价值评价范畴，即从一定的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评定政治现象的社会价值，判明政治现象对社会作用的美、善、功及其程度。

任何价值评价都需要评价标准。确定政治文明的评价标准是理解政治文明的核心。既然社会评价是以社会的身份反映现象的社会价值，评价主体就要站在社会整体的立场上，以该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评价标准对社会现象进行社会评价。从社会整体立场出发，就是从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们及其群体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出发，因为它们反映一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对于政治文明的社会价值评价，最根本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因为，政治归根结底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的生存发展活动状况本身的产物。从整个社会历史的高度看，一个政治体系是否文明，首先看它所依据和维护的实际的经济基础是否合理、有无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然后要看它的实际效果，即能否满足反映、维护合理的、先进的经济基础及其他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因此，最终的标准就是产生和造就具体的政治形态的根据——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条件和需要本身。这个标准集中为一点就是：要以是否适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状况和发展要求，从而最终有助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标准，以衡量判断一切政治是否文明。

二、政治文明的价值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从质的特征上看，政治对于社会的价值表现为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性质。从具体的内容说，政治对于社会的价值则表现出三个特征：其一，政治是主体价值。所谓主体价值，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永远与主体的存在、主体权益的存在、主体社会关系的存在相联系，是为主体的生存发展所必需的。”[2]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殊现象，政治是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从来都是反映、代表和实现一定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它总是事关全局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总是与社会中的阶级、阶层、集团、国家、民族、政党、派别等群体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与政治活动的主体确立和维护自身地位、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密切相连，也就是说，政治价值是主体价值。其二，政治是工具价值。政治是掌握政权的阶级或集团运用国家政权对国家进行阶级统治和对社会进行公共管理的工具。在当代政治学中，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核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社会便分裂为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阶级。为了使这样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矛盾和冲突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把这种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个力量就是国家，就是社会的公共权力[3]。国家的出现，解决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即有效地将基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而形成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维持在一个秩序的范围内。这表明，人类在出现了剩余产品、产生了阶级之后，迎合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找到了维持现存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最有力的工具。国家的出现，不仅实现了阶级统治，而且实现了以整合社会、协调各种关系和解决各种矛盾、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的的社会公共管理。其三，政治是目的价值。政治是伴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的，政治发展是政治的应有含义和追求目标。人们通过政治发展而实现人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政治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增强人们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理性意识，更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和确保社会成员的充分自由的实现。

政治的价值特征体现了政治系统作为价值系统的三个根本性价值取向：根本利益取向，公共利益取向和效率取向。根本利益取向是表明政治所代表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公共利益取向是指国家为社会整体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的价值取向。尽管政治是为某个阶级或集团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是政治统治到处都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4]。这一取向的基本问题是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问题，它取决于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又能动地作用于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效率取向表明政治对社会的作用力的大小，是政党的执政能力大小、政治制度、公共政策设计的合理性程度、国家权力运行状况等的表征。

政治文明作为政治的进步和开化状态，其价值取向是对政治的价值取向进行有利于社会的选择的结果。与政治的价值取向原则相对应，任何政治文明都存在着三个根本性价值取向：为先进的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根本利益价值取向的选择；有效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这是公共利益价值取向选择。与以上两者密切相关的是效率价值取向，即政治权力的运用所取得的实际效绩和实际成果能够基本满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亦即一个政治系统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充足的贡献率，包括基本满足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的需要和在公共价值、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方面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两个层面。政治的效率不是简单地由前两个价值取向决定的，因而它不能被认为为前两者所自然涵盖而被取代或忽视。政治适应经济基础，最终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政治条件要通过较大的肯定性的社会效应表现出来。一种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或公共政策，如果消耗了社会的大量成本而只给社会带来一点点效益而不能惠及整个阶级或全社会，即使它符合前两个价值原则（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我们也无法认为它是文明的，因为它是非效率的。

政治是谁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国体问题。国体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的。因而，国体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逻辑线索是一致的。政治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统治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个政治才能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推动作用，因而才是文明的。人类文明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政治文明的历史也正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一历史线索演进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比前一个更为文明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应，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则是一个比前一个更为高级的政治文明形态。

统治阶级对社会进行统治和管理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国家管理形式。国家管理形式的进步性表现为国家为社会提供有效的管理，将社会维持在一定的秩序内，保持社会的稳定。这即是说，政治文明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就是先进的国家管理形式的选择。自古以来，国家的管理形式分两大类：君主制和民主制。马克思说：“在君主制中，则是部分决定整体的性质。在这里，整个国家制度都不得不迎合固定不动的那一点。”[5]也就是说，君权是所有权力之源，国家的其他权力是由君主赋予的。马克思又说，“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6]，“……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7]，民主制的“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操作、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8]。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了人民在两种制度中的地位：“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是人民的国家制度”[9]。认为，君主制是一种不合理的国家管理形式，是国家制度中“不好的一种”[10]，而民主制是符合国家管理形式本质的合理的国家管理形式，因而是一种好的国家制度。人类的政治实践也证明，民主制是一个最有效的国家制度，是一个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机制。民主制取代君主制，是历史顺乎潮流、优胜劣汰的结果，是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政治的效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最根本的层面上看，政治系统的效率是由它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这个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从政治系统对社会作用的具体过程来看，政治系统的有效性是由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所内在地决定的。我们把政治看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对政治进行系统论分析的话，政治系统可以分为四个要素：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主体作用于政治客体的中介系统以及政治主体凭借中介系统与政治客体所形成的相互关系而构成的政治结构。政治系统中的任何构成要素及其结构都是影响政治权力运行效果的基本因素。

就政治主体而言，政治主体的性质、素质、组织结构、能力、智慧、核心价值取向等等是影响政治有效性的主体性因素，而且是唯一的能动性因素和主导性因素。一般而言，政治主体的主体性因素对政治的有效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制定并提供政策是政治系统运行及其运行过程全面展开的中心环节。政治的无效首先是政策的无效。所以，提供有效性的政策，是政治有效性的基础。其次，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主体是通过运作国家制度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对社会进行公共管理的，因而，它发展和完善国家制度体系的能力以及依法运作和驾驭国家制度的能力是实现有效地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保证。再次，有效治理社会的战略和能力对政治系统的有效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个政治系统在改善社会发展条件、协调社会关系、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以及实现社会进步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是衡量政治效率的根本指标。

我们在质的规定性上阐释了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从而将政治文明与非政治文明区别开来。从历史的层面上看，政治文明还有一个发展程度的区别。由于政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评价政治文明的历史高度的价值标准的维度就具体化为：政治文明所从属的社会形态、在国家管理形式中民主制发展的层次和政治有效性的发展程度，亦即人类解决政治难题以及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性的程度，包括制度的发明以及技术的设计等等。这样的评价标准的维度，反映了政治文明的历史性的本质和特征。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主张。那么，在我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呢？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问题。

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明建设定位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这说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上全面展开的。以此为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定位应该是：

其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最先进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存在形态，并且是一种更优越的政治文明：它是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服务的；在现实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与这个社会中全体民众整体的根本利益是高度重合的；在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是更有效的。

其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社会主义完全否定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的政治体系，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与先前社会的政治是毫不相关的。人类政治生活以及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理想有共同性，这是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以推进我国政治建设的基础。人类的政治实践也表明，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来推进一国的政治建设，是可以有所成就的。在政治领域，也有本质和手段的区分。本质的问题是，政治代表什么人的根本利益和为什么人服务。手段则是国家形式、政权机关构成形式、具体制度、运行机制等等。手段没有阶级属性，它们只是在被用来服务于特定人群的特定目的时才有主体性的价值倾向。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全可以借鉴这一部分没有阶级属性，因而属于全人类政治资源的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资本主义创立的共和国的国家形式，代议制的民主制度，以宪法为根本法的现代法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机制，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政治财富。只要我们赋予它们不同的内容，就可以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它们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定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相适应，就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就是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意识相适应。因为精神文明最终要通过社会的人的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表现出来的，因而精神文明的水平为政治文明提供主体性条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不能逾越也不能滞后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的。

这样的定位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的价值原则：

第一，人民主权原则。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主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民主政治的本质，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其内涵是不同的，因为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11]“人民”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政党、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就不同，“人民当家作主”价值倾向就不同，人民主权的实质及其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就不同。在民主制的发展层次上，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高层次的民主，其进步性表现在执政党、国家、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三位一体。只有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资源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合理配置。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使全体劳动者和一切合法的公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构由人民选举产生，国家政权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法律体现全体人民的权利和意志，一切权力对人民负责，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公共权力由人民群众监督和予夺，政治和政策接受群众实践的检验，等等。

第二，充分提供人民民主实现的有效形式和路径。实现人民民主的形式是依法治国。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质的飞跃。法治是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法治对于社会的价值，就是实现民主，即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一方面，为政治行为提供理性导向；另一方面，为政治权力的运行提供规范机制，包括权力的制衡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从根本上说，法治是效率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效率原则的价值取向。人类的政治实践的经验证明，解决人类政治效率问题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政治价值取向下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就是依法治国。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是依法治国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们不仅从结构上提高政府对社会作用的力度，而且会一定程度地限制权力对社会的消极作用。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民主化发展对制度的强烈需求，使得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和创新，表现为日益深化和扩展的政治制度化过程。人类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把人类的政治活动规范在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实现了政治的稳定性，大大提高政治的效率。现代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创造了许多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如选举制度、议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政党制度、文官制度、军事制度、警察制度等等。有效地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同样需要技术手段，政治领域的很多问题是政治技术的问题，如治理政治腐败，合理的技术手段就可以大大减少政治腐败的出现，从而降低政治的社会成本。

第三，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的性价值取向。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便是政治文明，它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实现程度。人类所达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历史水平，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政治上的价值追求，就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能够得到日益可靠的保证。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而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以进一步实现人的解放为使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的价值追求就是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德顺，立言录——李德顺哲学文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324—325.

[2]李德顺，立言录——李德顺哲学文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

社会治理效益篇4

摘 要：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成为重新理解和构建政府、社会、公众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面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社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治理途径和治理方式都应在法治轨道上有效运行，实现社会治理沿着法治化方向前进。

关键词：社会治理；运行机制；法治化

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类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频发，社会治理方式变革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和理性选择。而“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规范手段，与变革社会治理体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变革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变迁，要求法律作出回应。”①党的十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而后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目标，在党委领导、多方参与的基础下，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法制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本文提出，社会治理体系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治理主体、治理途径和治理方式等三个方面，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过程中，更应当确保法治理念、立法、执法、司法在这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社会治理主体：推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需要法律规定

传统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政府运用公共权力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事务。政府为主体在一定时期对社会建设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社会力量的迅速发展，传统的一元治理模式――政府过度包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社会治理中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公民个体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多元治理模式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元共同治理模式需要从法律上明确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相应的权与责，也即主体行为的合规化。第一，明晰边界，理清政府、市场、社会、三大权力界限，做到不越位。第二，各尽其责，做到不缺位。“多元共治模式不是政府退出，而是切实干好份内的事，减少越位，增补缺位，避免错位。”②政府要依法履职履责，不得法外设定权力，必须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民力，其功能首先体现为政府权力的制衡，其次体现为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应尽快出台社会组织方面相关法律制度，确保社会组织的法制化运行。

在主观上，对领导干部而言，要强化法治思维，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成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对广大公众而言，要保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制化。明确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民主监督的法律程序，从法律上保障公众参与权利。社会参与有三个关键性要素：参与的欲望、参与的能力及与集体行动网络的联系。要保护和激发参与欲望，提高参与能力，健全集体行动网络。要积极普法，提升公民有法必依意识。当前，我国公民总体法律素质不高、法治意识淡薄、守法自觉性不强是大量消耗社会治理资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强普法教育，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树立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法律至上的原则，对于社会治理法治化运行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治理途径：从社会动员向社会协商转变应需要法律确定

1978年以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逐渐向以城市为主、差异性的法理型社会转型，整体性特征逐渐减弱，多样化特征越来越凸显。一方面，由于“单位制”的瓦解，隶属单位的“单位人”纷纷走上社会，成为分散的社会公众，政府的整合明显下降，动员的行政成本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个体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使得政府很难做到充分动员，社会动员逐渐在很多领域失去效果。因此在法治的轨道上建立社会协商机制实在必行。

（一）构建顺畅的利益诉求表达的法律体系。将公众原来以制度外的抗争诉求引导到法律法规内表达，让有关社会能否实现稳定和谐的重大社会事项能够进入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一要提升利益诉求表达的法律层次，把现存的条例、规定、政策上升为法律，增强利益诉求表达规定的权威性；二要建立循环闭合的表达渠道。无救济即为权利，当利益诉求的追求受到非法阻挠，应充分保障民众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的权利，并且其对合理的诉求予以有效地回应，妥善解决纠纷和问题，然后让公众切实感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效果。

（二）建立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首先应是反复博弈。如果博弈一方的话语权很微弱，博弈能力水平不高，双方就不能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谈判协商，不能完成对纠纷矛盾的自我化解。只有博弈双方的力量大概相等一致，才能就矛盾纠纷在公平的远点上进行协商对话，有效化解利益纠纷。因此当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时，政府需要对弱势群体从法律上和政策上给予帮助，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日常化沟通提供机会和平台，使他们能够经常协商谈判，有效减少不同群体对现实利益关系的激烈对冲，提高利益诉求表达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同时，有效的博弈机制是有底线的，各方利益博弈的底线就是社会和谐稳定。博弈也是一种社会冲突，因此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进行利益争夺都不能失去社会和谐稳定，笔者所称的社会和谐稳定不是“绝对稳定”，而是一种相对的“弹性稳定”。

（三）构建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社会平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各种社会团体也开始繁荣发展。名称众多的社会团体，一方面，把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聚集起来，有步骤的参与到社会政策形成过程中；同时，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行政权力取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和控制权。虽然个体在进行利益诉求时担当着重要角色，但社会团体人数多、力量强，利益诉求比较专业，效果比较好。目前，我国的民众无论在参与官方组织的团体还是非官方组织的团体都较少，因此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表达功能的发挥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发挥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作用应当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原则，重点加强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官方组织各自所联系的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功能的发挥；努力培养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边缘群体利益的基金会、慈善机构、环保团体等非官方的社会公益组织，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充分发挥社团组织、行业协会、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互动和合作。

（四）建立矛盾化解法制化机制。以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要把社会矛盾纳入到法治框架内解决，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等司法活动中扩大公众的参与范围，通过创新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如在局在设立巡回法庭，坚持以调为主、调判结合，把调解贯穿于司法程序的全过程。改变当前行政救济代替司法救济的现象。通过树立司法权威，探索建立真正有效的终结机制，让当事人服从法律，遵循司法机关作出的最终裁决。

三、社会治理方式：由静态治理向法治框架内的动态治理转变

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与结构性变迁过程中，社会治理方式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中国社会治理方式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动态转变，法治是动态治理方式的核心机制与要义。当代社会，法已不再简单地作为一种解决矛盾的方式，而渐渐地作为一种组织创造新式生活的工具和变革社会的手段。

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犯错成本比较较高，对社会各种事务缺乏及时回应与灵活应对，难以及时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多样性。然而灵活的动态治理不是随心所欲的治理，是需要避免功利化、短期化和表面化的现象出现。法治天然具有灵活性和稳定性，能够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社会生活，法治能很好地把灵活的动态治理限制在一定的框架内。社会治理机制变革，不是打破现有法律的规定，而是更好地落实现存法律，各种创新模式也都应在法治的规定内进行。如深圳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是全国首个社会建设法规。作为深圳社会建设的“基本法”，该条例总结了深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成熟经验和工作制度，将法治思维、法治基因注入流动人口与出租屋治理、推进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领域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很好地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动态化、法治化运行。因此以法治方式进行动态治理就是要克服治理过程中行为选择的功利化、短期化和表面化的现象，从而保持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可持续性。

社会治理体系运行机制有效运转的核心是要在法治的范围内妥善处理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用法治方式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现在的政府不是全能型的――政府包打天下，而是专业型的――政府管得少，社会自治程度高。社会治理方式探索与变革并不是一味地地扩张政府权力。政府不能在对社会事务大匡大揽，该由社会管的就交给社会，该由民众自治解决的就交给民众自行管理，我们需要清晰界定社会治理中政府、社会和基层民众自治组织的职责，充分激励和发挥社会和民众等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政府、社会和民众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合川区委党校）

注解：

社会治理效益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效益；优化资源配置

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是效益，往往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效益相隔离。其中，固然有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许多偏颇之见，但也有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缺少效益追求这样一个主要原因。

1.发展新时期市场经济，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讲求效益

实际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产生的效益是非常明显的，从服务对象来说，思想政治工作讲求的是人才效益。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直接对象是人。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基本的因素，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经济效益的直接操作者和驾驭者。而发展生产力的核心问题是提高人的素质，这是一项“百年树人”艰苦细致、长期复杂的，不断提高人们思想、政治、技术、业务知识水平，以及政策水平、法制观念、伦理道德等综合素质的系统工程，是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的伟大工程。因此，就服务对象而言，我们所追求、所创造的是人才效益，这就是我们政工干部、思政工作者的功德与政绩所在，贡献和价值所在；从本质来说，思想政治工作讲求的是智能效益。

历史上不乏“得一人而得天下”之例，现实中更不难找到一个人才救活一个企业，搞富一个公司的事例。因此，从一定意义讲市场经济就是“人才经济”，无疑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所追求的智能效益；从改革开放的现实来说，思想政治工作讲求的是效应效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要靠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向人们传播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促使人们实现一系列观念的转变，争取最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和开放搞活诱发产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弊病，也要靠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免疫机能，增强防腐倡廉能力去解决，不断提高增强发展经济的正效应，减少负效应；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情来说，思想政治工作讲求的是效率效益。

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另一方面要从理论到实践，从思维观念到方法手段上加强学习和提高，尽快调整和适应，特别是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发展上做文章，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信息化、金融化、知识化和世界市场化的特点去决策自己的行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寻求规律，勇于创造。鼓励人们大胆实践，不断总结新经验。引导人们开拓进取，不断求得新突破，并且要力求快节奏、高效率，取得高效益。

2.发展新时期市场经济，思想政治工作同样讲求经济效益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讲求社会效益，而且和搞经济工作一样讲求经济效益。

第一，传输、掌握、运用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运行机制，因为体制和机制出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组织经济、调控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特别是在两种经济体制并存、对峙和交替运行的过渡阶段，谁能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谁就能更主动，更快捷地得到发展，取得效益。

第二，深入搞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因为政策出效益。深入搞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谁能正确掌握并用足、用活、用好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谁就能够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捷足先登，发展壮大，富裕起来。

第三，适时抓好形势任务教育，因为机遇出效益。机遇问题历来是战略家们关注的中心，而机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稍纵即逝。而能不能珍惜机遇，把握时机，并把它变为自觉而得力的行动，这对每一个人的发展都很重要。

第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为观念出效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整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坚持这一理论才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更快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效益。

第五，培养“四有”新人，因为素质出效益。市场竞争是市场本质特性之一，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市场竞争就是产品的竞争，质量、价格的竞争，就是科学、技术、信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或称人的素质的竞争，这就是素质生财之道。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其道理和意义就在这里。

3.发展新时期市场经济，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也要优化资源配置

思想政治工作是要靠人，靠一支由千千万万个思政工作者组成的政工干部队伍去做的。因此，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益，应如抓经济一样，也要不断优化政工干部队伍的资源配置。

从资源的个体素质来说，要由单一型转向复合型。面对工作对象的形形，思想素质的参差不齐，矛盾的多样化，决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更要有文韬武略，有“镇得住人”的本事。一个称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至少应该是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较宽的业务知识层面、较好的工作方法技能，应该是复合型人才；从资源的群体功能来说，要由“单兵”型转向“集团军”型。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大都靠政工干部“单兵”作战，既造成了三个文明建设的“三张皮”，又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当今除了要组建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集团军”以外，还应从政工干部资源群体功能的协调、匹配、互补上逐步转向大政工型；从资源的合理配置来说，要逐步建立政工干部人才市场。

社会治理效益篇6

［关键词］合作治理；三维模式；决策机制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136-02

在实践中,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不断遭遇绩效困局。随着俞可平、张康之教授引进与宣扬治理善治理念、合作治理模式,以“公民本体”为基础的治理与合作治理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备受关注的社会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模式归根结底是人类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关系的组合,寻求不同以往的、更为有效的实现公共利益道路的努力。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制度设计,必然也会有其自身的逻辑困境与实践障碍。

1 三维合作治理的理论设计

（1）以多元化组织为“治理主体”。正如罗德•罗茨在《理解治理》中所指出的,治理就是管理网络。治理理论始于认识到公共行政的主体已经超出了多层级的政府机构,而延伸至社区、志愿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部门在公共服务及项目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治理视角关注的重要领域。过去,公共责任属于政府专有,而现在它为政府与其他许多非政府组织所共享“在某种意义上,‘公共行政问题’已经跳出了公共机构的边界,现在,一种宽泛的第三部门正密切地进入公共事务的执行和管理中。”第三部门“可以包括准政府机构、公共企业、社会企业、志愿性的非营利组织等”。

（2）以公共领域利益为“价值追求”。一般来说,基于价值认同的共识基础是合作得以延续的最深厚根基。公共利益至上是合作治理追求的核心价值和思想精髓。寻求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谋求公众福祉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治理之道。公共利益是包含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是合作治理的起点,也是合作治理的底线。没有公共利益,谈不上合作的可能,而人类合作的目的也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治理理论对传统行政模式中的“价值中立”进行了批判,认为最重要的行政价值是社会公平、代表性、回应性、参与和社会责任感。

（3）以复合化手段为“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既有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有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倡新治理、软治理、整合性公共治理、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变是当代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迁。而要实现治理的价值追求,需要复合化的治理手段作为技术支撑。

2 三维合作治理的危机解读

Bob Jessop将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概括为四种两难选择：一是合作与竞争的矛盾,二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三是治理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四是责任与效率的矛盾。中国语境的三维合作治理不仅包含以上内容,还有独特的障碍性因素。

（1）“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合作治理的理念保障危机。合作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政府过程中保持公共性价值取向。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延续使用阶级性的话语――“人民”。学术界提出的合作治理理念植根的是“以公民为本”或“公民本位”的社会。合作治理的第一着眼点应当是公共利益,这与我们国家传统计划体制下首要考虑的国家整体利益正好构成一对矛盾。

（2）“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合作治理的能力缺失危机。合作治理建构了一个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三维立体架构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成功实施必须以有效的政府、发达的市场和强大的第三部门为基础,否则,合作治理只能是空中楼阁。建构有效的政府是提高合作治理能力的关键,目前获取资源的能力与行动能力不协调,获取资源的能力与行动能力之间发展不平衡,政府能力在结构与功能上均存在不足。完善的市场体系是提高合作治理能力的基础,我们国家的市场体系构建还处于初期,存在市场主体不强、制度体系不全、运行秩序混乱的问题。第三部门是提高合作治理能力的保障,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

（3）“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合作治理的运行秩序危机。合作治理运行是以反思的理性为基础。然而,合作治理强调了自组织的优越性,却回避了反思的理性，同样也存在的短视、不确定性、私益至上等缺陷。因为“公私关系的安排既有让私方利用国家资源牟求私利的危险,也有政府出于国家的或执政党的利益把手伸到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中的危险”。即使合作治理参与各方认识到存在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认识到合作可能带来的好处,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合作是自发的和顺利的。

3 “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合作治理的机制构建

（1）建立三维合作治理的决策机制。合作治理从本质上是通过政策来进行治理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其实合作治理模式就是政策网络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建立于非等级的协调之上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治理形式或者治理结构,其参与主体经过对资源的相互依赖和经常性的互动,培养出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公共政策是合作决策的产物，政策过程是政治过程,合作决策也是一门政治艺术。

（2）建立三维合作治理的参与机制。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通过扩大参与规模、疏通参与渠道、创新参与方式、增强参与效果、保障参与权利等措施不断推动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如在参与方式上,政府之外的市场、第三部门等治理主体可通过投票、、质询、参加听证会、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提供信息和咨询建议等方式与政府部门或其他主体合作。

（3）建立三维合作治理的激励机制。要针对不同的治理主体性质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对政府而言,要推行企业家政府的激励机制,尝试把公共治理绩效与其收益挂钩,让节省的财政资金由政府自主支配并实行富有弹性的绩效工资制,对绩效良好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奖励以激励其进一步节省成本、提高公共治理水平。对市场主体而言,要明晰公共治理中的私人产权,积极探索公共治理形式,走民建、民有和民享的治理之路,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治理作用,以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对参与某些具有高成本、非营利性等特点的公共事务,政府可对企业等治理主体给予补贴或税收等其他优惠政策。对第三部门,要加大舆论和媒体宣传力度,通过精神表彰以鼓励和肯定其致力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努力和品质。

（4）建立三维合作治理的约束机制。政府要按照法治的要求对其他治理主体进行严格而合理的监督,保证公共治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私营企业、第三部门也要对政府治理的绩效进行监督,提供建议、形成压力以促进其更好地治理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才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发挥出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公共治理体系,实现系统性的最优治理效果。

社会治理效益篇7

1.重大工程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通常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志愿者责任和伦理责任。社会责任是超越慈善事业的，它包括公司对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管理方式及对工作地、市场、社区和公共政策范围内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处理方式[6]。张圣兵认为当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大多还定格在企业伦理层面，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义务，具有强制性[7]。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志愿者责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社会对企业的认同、品牌价值、企业声誉等方面带给企业正面效益增加得到了多数研究认可，危机来临时，社会责任和企业长期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有效。看似危机时刻增加企业负担的社会责任，实际成为危机带给企业的机遇[8]。目前项目管理界还没有针对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准确界定，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关系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超越重大工程正式参与组织包含的各种成员，还包括环境、公众、工程安全等。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可概括为：重大工程对因工程实施而在社会、经济、环境方面对利益相关者造成影响而必须承担的责任，包括工程实施目标的实现以及对受工程实施负面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补偿。具体体现为以尊重社区、人、自然环境的方式实现重大工程的预期目标，包括重大工程经济效益的实现；重大工程社会效益的实现；法律责任；避免对重大工程所在区域现有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的社区影响责任。

2.重大工程社会责任与危机管理的互馈机制重大工程的特点表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协作是重大工程成功实施的关键。Freeman最早指出利益相关者是受组织目标影响或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任何团体[9]，沈岐平等认为建设项目利益相关者是对项目目标产生影响或受项目影响的所有团体和个人。项目管理协会指出，干系人指对项目实施产生影响，及受到或自认为受项目活动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因此，重大工程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投资方、融资机构、监管机构、项目团队、承包商、供应商、用户、社会公众。重大工程寿命周期的每一阶段都和影响其实施或受其实施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紧密相关，重大工程的任何变动都将不可避免地对利益相关者产生波及效应，同时，各方干系人的活动也将对重大工程产生影响。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引发的冲突和事故已成为重大工程面临的重要不可预见风险，重大工程实施过程中忽视工程承担的社会责任将导致工程陷入危机（见图1）：①工程决策阶段。重大工程社会责任要求工程决策不能为工程技术先进性和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视利益相关者福利的改善和提高。在决策阶段，忽视重大工程的社会责任、损害利益相关者将引发工程危机。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各类相当一部分与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政府拟定的重大工程建设相关。②工程建设阶段。重大工程建设中能否充分重视工程社会责任并将之体现于利益相关者管理中，将影响重大工程危机管理的有效性。2003年上海地铁4号线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事故发生无关于工程设计、施工工艺及规章制度，而相关施工单位和管理人员责任心缺失是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③工程运行阶段。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境内，D301次列车与D3115次列车追尾事故致40人死亡、172人受伤，经济损失达19371.65万元，调查认定，这是因设备设计缺陷、设备使用审查不严、雷击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机制不完善等造成的责任事故。社会责任缺失，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管理不善，不仅导致这一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运行阶段发生危机，还导致危机发生后应急处置不当，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实践中，因只有为数不多的利益相关者能最大限度地介入组织事务，利益相关者管理是所有组织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图1显示利益相关者在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履行、危机管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项目定义、设计至项目执行，决策者、用户、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是保证重大工程实施目标与社会实际需求及干系人权利相一致的最佳方法。同时，危机管理是重大工程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避免危机发生并有效应对危机的系统过程，忽视社会责任使重大工程极易因损害利益相关者而陷入社区冲突、协作组织间利益冲突、危害环境等引发的危机。危机发生后对利益相关者的回应措施，决定着重大工程能否在危机时刻赢得公众信任，并获得利益相关者支持，尽快度过危机。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和危机管理协同机制

为促进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履行、降低危机的发生，基于重大工程的特点，以利益相关者管理为基础构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和危机管理协同机制，才能提高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绩效、增强重大工程危机管理能力，保证重大工程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

1.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网络治理模式项目治理是为平衡项目经济和社会目标及项目利益相关者个人和集体目标所做的努力，治理分析针对项目决策和执行过程涉及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当事人。重大工程实施的不同阶段工程运行方式、参与组织、利益相关者都在不断变化，因此，针对重大工程的治理应是一种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动态治理。与公司治理对于过程的控制不同，网络治理通过各参与方的持续互动，解决冲突，协调各方利益、网络治理作为一种动态治理模式，更适合重大工程运行特点。Provan&Kenis提出了三种网络治理模式[16]：分享型治理SG（SharedGovernance），完全由组成成员集体参与的自我治理且没有独立治理实体。SG模式基于网络成员平等和相互信任关系、高度分权，依赖于网络所有成员的参与和责任；领导型治理NLO（NetworkLeadOrganization），由单一的、处于核心位置的合法参与组织作为网络人，NLO模式高度中心化、关键决策和活动由领导组织协调和决定，网络成员间互动极少；行政型治理NAO（NetworkAdministrationOrganizaiton），由一个正式、合法的独立行政实体作为网络推动者或外部人，监管网络运行，各成员组织分担网络治理责任，人可由网络成员自愿组建或在网络形成过程中强制性确定。基于重大工程的运行特点，采用NAO和SG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能实现有效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这种治理模式避免了SG模式全员参与而导致重大工程决策过程的低效性，并能保证重大工程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动态治理。重大工程危机管理过程中，危机信息的正确性、应急决策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以及应急处置中各方协作是危机管理成功的关键，因此，成功应对工程危机需要一个统一指挥、多方协调的运作模式，而NAO和SG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既保证了危机决策的统一、高效也能实现重大工程各参与方协同应对危机。实践中，由于重大工程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监管部门往往掌握更大决策权、对资源拥有更多控制力，对重大工程网络形成、发展和决策具有较强影响力，因而能够成为重大工程网络治理的外部人，由重大工程监管部门负责组建一个重大工程管理办公室。根据Pinto等的研究，项目管理办公室的特点和职责差别很大，根据所承担的任务不同，项目管理办公室可分为战略、战术、运营层面三个层次。重大工程管理办公室作为保障重大工程目标实现的战略性机构承担着决策、监督、协调等重大工程治理职责，这一管理办公室是合法的实体机构，拥有相应的董事会结构和成员，其成员由重大工程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随着重大决策、建设、运行阶段的发展，其利益相关者在变化，因而重大工程管理办公室的成员也随之调整，从而有效保证了重大工程监管的动态性。

2.建立基于网格的工程管理模式有效的危机管理关键在于加强重大工程利益相关者信息披露、协同分散资源针对危机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及时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也显示加强信息披露有助于增强监督、提高社会责任绩效。网格技术的发展为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保证有效的内外部监管、协同应对危机提供了高效的解决方案。网格之父Foster定义网格为：构筑在互联网上的一组新兴技术，通过共享资源，消除信息孤岛和资源孤岛，网格上的共享是直接访问计算机、软件、数据等资源。网格的基本特点包括：虚拟性、共享性、集成性和协商性，传统模式通过数据文件传送实现资源共享，而网格环境下各参与方对共享资源实现直接操作，且根据实际需要，可动态调整各方的共享和协作关系。网格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多主体间的资源动态共享机制，基于网格的管理模式下，重大工程管理办公室作为网格监管中心，承担对重大工程实施和运行过程的监管职能。网格管理模式不改变重大工程各参与组织间的协作关系，每个参与组织或个人作为网格节点，遵守相应的协议或规则，接入重大工程管理网格服务平台，构成一个虚拟组织（见图2），并接受重大工程管理办公室统一监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作为网格用户通过网络组织在一起，随着重大工程决策、建设、运行不同阶段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加入、退出的变更，对重大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和服务需求的变化，重大工程管理网格服务平台体系可根据变化后的组织构成和新的协议，动态地调整服务组合和功能。重大工程运行中，各参与组织或个人所有不同类型的资源和信息以不同格式存在，并且各参与方均基于各自的运行平台和操作系统存储数据。信息和资源的自治、分散和异构使重大工程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信息孤岛，无法协同多方资源实现危机应急处置的及时、高效。重大工程网格系统，通过提供的虚拟化服务屏蔽不同来源数据的异构性，整合各方分散的资源和信息，满足重大工程多方协作要求，实现跨组织的资源调度和信息共享，保障利益相关者对重大工程信息的、查询和管理需求。基于网格的管理模式通过信息的全面共享、增加重大工程实施透明度、降低工程实施复杂性、消除信息不对称性和外部性，有助于增强重大工程内外部监管，促进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履行、减少利益相关者触发的危机，同时，基于重大工程管理网格服务平台，能够实现重大工程各协作组织间资源共享和协同操作，保证重大危机应对的准确、及时和高效。

三、结语

社会治理效益篇8

首先，《意见》强调，要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有效推动全民守法。法律的重要性与核心性在于全社会存在对法律的敬畏，因此要实现法治社会建设，必须从全民的观念抓起。全民普法和守法是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需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使法律成为人们心目中行为的准绳和价值判断标准。当前，我国公民总体法律素质不高、法治意识淡薄、守法自觉性不强是大量消耗社会管理资源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强普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于创新社会管理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此，《意见》强调，要完善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发挥表率作用，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

其次，《意见》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改革开放后，辽宁省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逐渐从以乡村为主、同质性强的礼俗社会向以城市为主、异质性的法理型社会转型，整体性特征开始削弱，多样化特征日益突出。一方面，由于“单位制”的瓦解，隶属单位的“单位人”纷纷走上社会，成为分散的社会公众，政府的整合明显下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另一方面，公众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使公众诉求日益多元化。面对矛盾，《意见》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科学立法为先导，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撑。以严格执法为保障，进一步强化政府执行者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与义务。一方面明确政府的责任边界，哪些是政府职能范畴，哪些是社会职能范畴，哪些是市场职能范畴。在明晰边界的基础上，有效控制政府执行人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使权力的运行在法制和规范的轨道上进行。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功能。因此，《意见》明确要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发挥行业自律他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减少行政干预，推进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加强在辽宁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开展活动。

第三，《意见》指出，要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要构建顺畅的诉求表达机制。将公众原来以体制外抗争的诉求规范到体制内表达，让事关社会能否实现持久和谐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顺利地进入公共政策程序。首先，要拓宽诉求表达渠道，单一狭窄的诉求渠道必然超负荷运行，上传信息必然拥堵，就会造成大量诉求不能传达到位。其次，要建立循环闭合的表达渠道，将公众的信息反馈上去之后还需要对合理的诉求予以有效地处理，能够解决问题，然后让公众感受到处理效果。

社会治理效益篇9

一、公司的治理里面社会责任的嵌入模式

（一）企业社会的责任嵌入到公司治理制度的模式公司的治理是整个企业社会的责任制度顶梁柱，能够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在最适合的位置，对组织合法性进行维护，并且可以用合法的管理，对财务制度效率进行改进。企业社会的责任主要有四个大的支柱：生态环境、利益的相关资本、人力的资本一级策略性的治理，并且高级的管理者和投资者要将集中精力关注核心的四个支柱，在整个企业社会的责任关系里面，企业要用良好策略去对能够杠杆化的人力资本、生态的资本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资本进行治理，这些资本都是共同作用在公司现在实际的价值以及公司未来创造价值能力。

（二）企业社会的责任嵌入到公司治理关系的模式对公司进行有效的治理主要是要求企业按照社会责任经营的形式在社会契约的关系里面经营，其中每一项的业务都要按照社会的规范，有清晰道德的基础。将公司的治理范围拓宽以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风险整合的基础之上，对公司的治理一系列的属性从整体上面去考虑。当然社会的责任作为整个公司治理过程中重要的维度，现在已经和公司治理各个要素相融合在一起，通常情况下，组织外部关系上面体现在对环境和社会负责，内部是对员工负责。整个企业社会的责任承若情况和董事的资格以及董事会执行的职能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社会的责任和公司的治理之间各个要素相互融合和渗透，将企业的内部资源利用和整合效率提高，拓展出能够获取外部的资源空间，最终形成动态能力和关系溢价的关系。

（三）企业社会的责任嵌入到公司治理统一体的模式将整个企业社会责任看成一个整体，对公司治理和社会的责任之间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整个公司的责任系统里面，治理公司和社会的责任是相互补充并且连续的统一体。误导性财务的报告以及不良的公司治理好比硬币的两面。整个企业社会的责任系统是连续整体，会随着公司压力增加而增加，作为整个连续题责任的系统从公司治理到公司业绩之间的移动，表明公司的责任系统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在整个统一体里面，公司的治理是构成公司的责任模块基石，并且治理公司要承担公司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应该要承担的全部责任。该模式的背景下面，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的交界处就是企业的业绩，从一个方面看是整个社会责任的统一体在治理公司的时候有透明的机制，可以提供出可靠、真实的财务和非财务的报告，将社会需要主动满足，最终赢得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从另一个方面看，取得利益相关者信任能够对企业各种类型契约与人之间和做的关系进行巩固，最终将企业业绩提升。

二、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企业治理和社会的责任主要存在两种交叉的关系：第一个是公司的治理概念，也就是好公司的治理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需要注意所有重要利益的相关者期望，保证公司能够对所有利益的相关者负责人。但是社会的责任利益的相关者方法就可以将整个企业看成利益的相关者里面核心的部分，企业需要对不同利益的相关者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并且要能够通过利益的相关者支持取得价值的创造和持续的发展。第二个是狭义工资的治理概念，也就是公司的治理需要确保整个公司透明度、合规和责任，该理解会与社会里面维度相对应，也就是企业应该要对其内部的利益相关者问出与之相关的问题，例如教育和技能、工作的条件和安全、机会的公平与工人的劳动权进行调查，因为公司在治理的时候会有两种不一样的理解，所以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之间交叉的关系要求其企业要对相关的利益者承担受托的责任与道德的责任，该责任的行为对于整个企业最终赢得业务和对财务的投资者维持以及其他利益的相关者信用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社会的责任和公司的治理两种机制，现在逐渐被运用在对企业经营的战略调整的过程，因为企业好治理的机制能够帮助企业取得社会和顾客的信任，降低整个企业交易的成本，并且能够对企业和主要利益的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强化，最终获得共生的价值。

三、社会责任的嵌入企业治理价值

（一）加强整合财务政策资源的功能股东本位公司在治理的时候通常会更加注重金融性的财务资源运作，比如用财务的杠杆原理将债务的融资规模扩大，也可能会将企业社会的责任风险放大，最终使得整个企业的社会风险和财务风险出现共振的后果。社会的责任嵌入在公司的治理过程中，在制度上面要确保非正式的契约财务的主体谈判能力，其企业和其他不同类型利益的相关者之间形成关系性的财务资产，对资源进行整合出现双重杠杆的效应：在一个方面企业和各个契约者之间建筑互惠的关系，将财务的杠杆提高的时候，可以将财务的风险降低。在另一个方面，企业关系性的财务资产会和现在企业里面的资源进行非常有效的整个，将企业动态的能力声场，最终会导出企业关系性的财务资产对整个企业的资源之间杠杆的效应。

（二）扩展关系性的财务资产提供者控制权和所有权不同于债权人和股东提供出来财务的资产，关系性的财务资产通常是按照非正式的契约形成，相关的提供者收益权和控制权一般是取决其谈判的能力。并且谈判的能力变化外部上将企业合法性的管理体现出来，内部将董事会社会的责任功能体现出来，也就是股东的本位治理结构变为股东和企业各种各样利益的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均衡治理关系。其治理的结构非常具有多元化的导向，对董事会的性别比例进行明确，给外部的非正式契约利益的相关者将会作为代表，对整个企业中袋的财务权利听证的权利和决策咨询的权利，对整个企业财务的决策产生影响，并且确保能够对企业控制权和剩余进行有效控制。在整个企业运行的时候，多元化董事会是整个企业资产受托的管理人，基本的责任是有效运作企业关系性和可控性的财务资产，确保企业能够持续的创造价值。

四、结束语

社会治理效益篇10

关键词：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8/09-0081-05

作者简介：陈发桂（1972- ），男，广西灌阳人，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稳定。

2011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充分表明，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基层所面临的诸多利益矛盾和冲突还缺乏有效的协调及解纷机制，需要从创新社会管理的高度，研究如何通过社会协同（主要是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的方式，防止因公众非理性利益诉求表达行为（主要指近年来各地因征地拆迁纠纷引发的“自焚”等事件）引发各种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笔者拟从民间组织嵌入性治理的视角对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生成路径进行探析，期望有助于推动该问题的有效解决。

一、“嵌入性治理”：基层政府与公众征地拆迁关系的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格拉诺维特重新提出“嵌入性”问题。格拉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经济行为从内容到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发生的那个环境及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定的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格拉诺维特不仅把“嵌入性”放到所谓的制度架构中，而且更侧重于把经济活动放到人际关系的背景下予以考虑。格拉诺维特的观点使“嵌入性”视角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并成为美国新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我国学者以“嵌入性”为视角对社会组织和制度变迁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制度的创新和变迁离不开现实的环境和制度资源所提供的条件，“任何一种制度总是要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中。制度设计得再合理，若不能成功地嵌入到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或者说，倘若制度创新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遭遇到强烈的排异反应，那么这种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则最终不能带来效益，也不可能为这个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2］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因征地拆迁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就是民间组织所要嵌入的社会结构。

我国基层征地拆迁在解纷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之所以需要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其根源在于基层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双重张力，给民间组织的嵌入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双重张力主要表现为：一是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张力。保护农村耕地和维护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是中央政府在农村的两个基本目标。为此，中央政府对《土地法》所涉及的征地条款进行了修改，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为了维护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中央政府今年还颁布实施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强制拆迁权。然而，中央政府在征地拆迁问题上采取的措施，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村的耕地及拆迁户的利益，但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现状并不能因此而改变。由此，“基层民众增加了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却加速流失”［3］。二是基层政府与民众的张力。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层政府需要更多的土地满足城市化的需求，在国有土地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城市化所需求的土地只能通过征收农民承包的集体土地。而基层政府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多招商引资，必然在土地出让上给企业最大的优惠，这就直接减少土地承包人应得的补偿或安置费用，结果诱发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征地拆迁纠纷。在缺乏有效解纷机制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呈现出非常普遍和尖锐的发展趋势。

就中国当前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而言，它不是孤立的自我运行，如果要发挥作用，实现有效运行，它必须在制度变通和制度适应过程中，与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进行良好的互动，与征地拆迁纠纷中的各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依存关系。在各地进行的征地拆迁活动中,不管是制度安排还是普遍道德都不能使基层政府与公众产生理性化的社会互动，只有将双方置于有民间组织嵌入的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才能实现彼此间的良性互动。受此启发，笔者提出“嵌入性治理”的概念，将民间组织力量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这一社会结构之中，说明只有实现民间组织力量在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中与基层政府治理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征地拆迁过程中基层政府与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

二、民间组织嵌入与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内在勾连

人类社会主体交往的历史就是理性不断走向成熟、理性不断战胜非理性的历史。理性化的利益诉求是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心理支撑。从是否理性化，理性化的程度如何，“可以把利益诉求方式分为理智型的利益诉求方式和情绪型的利益诉求方式”［4］。理智型的利益诉求方式，就是自觉地把利益表达视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按照程序进行表达。情绪型的利益诉求方式，往往以宣泄情绪为基础进行利益表达。当前公众与基层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进行的利益博弈，由于缺乏民间组织的有效嵌入，彼此间无法进行良性互动与沟通，民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理性的利益诉求表达行为。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是构建和谐社会美好愿景的基本前提，通过对民间组织嵌入与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内在勾连关系的分析，才能发现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的功能价值。

（一）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实现社会公众与基层政府间的有效沟通，使公众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在征地拆迁纠纷中，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能否进行有效沟通，是公众利益诉求能否以理性化的方式予以表达的前提，更是双方间的观点能否得到有效磨合、能否最终寻求到问题解决之道的关键。民间组织适时嵌入，利益相关方在避免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才能冷静并自由发表意见,充分阐述各自的主张，彼此才能相互理解，找准纠纷的症结所在，最终通过理性博弈达成妥协。例如，被拆迁户赵金梅家住江苏灌云县侍庄乡陆庄村。家里楼房被强行拆除后，因不满房屋赔偿金额，一年来赵赴北京反复上访，饱受风霜之苦。在2010年除夕夜之前，赵金梅在北京上访时通过喝农药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当地政府亦备感维稳压力。2011年大年初九，赵金梅再度进京，经人介绍委托北京新时代致公研究院介入调停，并签订委托书。在她看来，新时代致公研究院这一民间组织，“是个劝架的”。她愿意相信新时代致公研究院能帮自己要回更多拆迁补偿。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原为一家从事公民的民间组织，曾主持北京九道湾社区居委会直选，以后转向社会治理项目。接受赵金梅家委托后，致公研究院在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与侍庄乡政府接触。主管拆迁的侍庄乡领导直言：“政府说的话赵金梅听不进去，她说的道理政府听不明白，如果有第三方介入调停来解决问题，也不错。”［5］双方签署了一份备忘档案，乡政府认可致公研究院参与调停这起拆迁纠纷，最终双方承诺以理性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拆迁纠纷。这充分说明，民间组织的嵌入，能使公众与基层政府在征地拆迁纠纷中就补偿等核心问题进行有效的沟通，双方在民间组织嵌入所形成的理想沟通情境下就利益诉求所关涉的问题可以达成相对的共识。

（二）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提高公众对政治主体、规范和程序的认同，使公众的利益诉求以理性的方式表达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迪马奇奥和鲍威尔曾提出通过社会组织的内化机制，使公众产生一种共享观念、共享思维方式，形成组织理性”［6］107。外部行为的内化，是通过民间组织嵌入来促进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对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行为会产生一种外在的规范或引导作用。组织理性的内化主要是指将民间组织所具有的组织理性导入分散的社会公众的认知体系之中，通过组织嵌入来弥补公众个体理性的不足，通过引导提高公众对政治主体、规范和程序的认同。“和谐社会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之间及领域内公众对政治的有效认同。一个政治社会能否在政治主体、规范及程序上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同，决定着这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定”［7］93。公众对政治的有效认同既是社会是否和谐的“平衡器”和“协调器”，也是社会公众在进行利益诉求时能否以理性方式予以表达的前提。政治认同的实质是社会公众现实的利益表达实践活动，是政治系统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政治共识和聚焦。和谐社会必然是政治认同的社会，被公众认同的政治主体、规范及程序，应该是理性、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它可以主导和创设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中主体间的和谐关系。

三、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选择

当前，社会管理已经从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在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中，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一）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畅通公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及促进公众进行理性的表达

在基层社会，如何理性化地进行利益表达不仅对普通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至关重要，而且对基层社会的稳定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当分散的普通民众在征地拆迁中权益受损，却不知道如何向基层政府进行有效表达，或者表达后无法获得基层政府的及时有效回应时，民众往往会选择制度外的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而导致基层政府与民众的激烈对抗。民间组织作为一种具有中立性的社会组织,在利益表达方面与个体成员相比显然具有不可比拟的理性优势。

其一，民间组织嵌入能有效改观公众利益诉求渠道梗塞的现状。在基层进行的征地拆迁纠纷中，被征地拆迁户就补偿和安置等核心问题向基层政府进行利益诉求表达时，因利益分歧过大，基层政府很难或无法及时给予回应，民众在此情况下往往采取非理性的行为表达其不满。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的梗塞，而渠道梗塞的原因又在于分散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无序性使基层政府无法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磋商。而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可以站在中立的立场对分散的民众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对分散的利益诉求进行过滤，去除民众利益表达中非理性的成分，从而能够消除表达渠道的梗塞现象，使基层政府与民众进行有效的磋商。此外，我国民间组织“官民二重性”特点较为明显，和基层政府的行政部门的联系较为密切，接触的机会较多，这样沟通起来比较便捷，能把收集到的公众利益诉求信息及时反馈给政府部门，［8］从而有助于双方进行理性的沟通。

其二，民间组织的嵌入使公众进行利益诉求表达时更理性。民间组织作为群体利益一致并在志愿和公益的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组织成员在组织内能够自由地沟通，发表自己的看法、主张和要求。此外，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组织中介，能够真正了解组织成员的利益需求，平衡协调各个体成员利益的关系，并将个体利益表达控制在理性及合法的范畴内，使个体成员的利益表达一体化，组织利益表达理性化，从而避免因为非理性的利益表达而危及基层社会稳定。民间组织在代表民众进行利益表达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使组织的整体利益与成员的特殊利益实现纵向的对话与协调，防止个体成员采取过激的行为来表达。另一方面，还可“代表着本群体利益而与其他群体进行横向的对话与协调，进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以相互理解与信任，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主协调、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利益表达秩序”［9］52。当前，在基层政府手中可支配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及经济资源愈来愈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个体民众采取非理性的利益诉求方式，不仅不能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还可能使自己为此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而民间组织代表个体成员的利益表达则更加理性，可以与基层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二）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实现公众与政府间信息的有效传递，避免公众利益诉求表达行为的极端化

基层征地拆迁所涉及的补偿和安置等核心问题，因为“其具体规则很难通过全国性普遍适用的规范加以规制，所涉及的土地房屋价值的厘定及搬迁、就业成本的计算信息”［10］，很难被征地拆迁的民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对公众利益诉求表达行为极端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造成公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与基层政府间缺乏对称性的信息传递机制。目前，公众向基层政府表达的利益诉求方式是一种缺乏中介的单向的信息传递机制，这很容易造成信息在传递及回应过程中被异化或扭曲。民间组织作为连接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在公众与基层政府间实现信息的双向传递。作为公众与基层政府间信息传递的中转介质，民间组织具有很强的利益诉求信息归纳、过滤和反馈功能，能够在充分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将公众所要表达的整体性诉求准确地传递给基层政府，同时将基层政府的回应意见反馈给公众。通过民间组织进行双向的诉求传递和意见反馈，可以更好地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双方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的和谐。

当前，基层政府的公信力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回应或表达的意见容易被公众误读。如果缺乏民间组织的有效嵌入，而由基层政府直接回应民众，民众往往宁愿相信它是虚假的，也不愿相信它是真实的。公众利益诉求最终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基层政府回应机制的失效,民众只能依靠非理性表达行为的方式进行情绪化的信息传递。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不安定之间关系产生的原因,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关系的产生,乃是由于缺少下面两个中介变量：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以及具有适应性的政治制度。”［11］亨廷顿的阐述,说明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只有通过民间组织这类中介进行有效勾连，政府信息才可以有效向社会公众传导；社会公众设置的议程与基层政府的制度议程之间,也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协调一致,从而在社会挫折感释放与政治秩序稳定之间建立有序的均衡状态。

（三）民间组织的嵌入可以减轻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避免基层政府成为公众所有利益诉求的承接者

长期以来，在整个征地拆迁过程中，基层政府一直扮演全能型的公共管理角色，不容其他人染指。这种全能型的政府管理者角色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多样化的利益需求，无法适应基层经济社会变迁的现实。因此，有必要建立民间组织参与的多维度的社会管理机制，为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提供多元化的承接主体。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改变目前基层政府对所有社会事务进行直管的模式，建立小政府的管理模式，以减少基层政府对公众利益诉求承接量过多的状态，避免政府因无法有效应对而成为非理性表达行为的指向者。民间组织的有效嵌入，可以分担基层政府的部分职能（当然，这些职能是依法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可以增强政府与公众间沟通，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社会公众反映的利益问题，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

防止因征地拆迁纠纷成为威胁基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必须强化民间组织对基层征地拆迁纠纷过程的有效嵌入。现代治理的特色，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公共治理，即它是以全部公共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治理，这就要求基层社会不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而必须以民间的多元的力量，形成制度化的官民共治机制，来共同完成社会治理的重任。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不仅是为了监督政府，也是为政府减负，为政府分忧。“只有当分权机制成熟起来，社会力量大体均衡，相对独立，各尽其责，这时才谈得上社会矛盾的均衡分布，社会冲突的分散处置，才不会大到企业倒闭，小到肉价涨跌，事无巨细都归咎于政府，不满和愤怒都齐齐向政府倾泻。”［12］因此，政府应当放宽对民间组织嵌入征地拆迁纠纷过程的限制，创造条件，开辟渠道，让民间组织以合法身份嵌入纠纷过程，以发挥其协调利益纷争的功能作用。在这方面，深圳的经验值得推广。2009年7月，国家民政部与深圳市签定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协议，准予深圳市探索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承接部分政府职能。这项制度使深圳一些领域的社会组织从挂靠政府到民间自办，从上级单位主管到无主管单位，从注册登记到备案管理，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门槛越来越低，其成长的空间也越来越大。［13］3培育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力量，要求政府以“放权”之心对待民间组织，找到政府职能与民间组织力量的有效平衡点，清晰地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所幸，这正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试点。据媒体报道，“珠海就将借鉴香港经验，把应由民间组织承担的职能有序转移出去，构建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新格局”［14］。政府主动向民间组织分权，主动向民间组织开放公共空间，这种制度上的大胆创新，显然是引导公众利益诉求理性化表达的根本方向。民间组织强大与否，民间组织能否在社会危机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珠海试验则是破冰之举，令人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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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2］笑蜀.矛头为何总指向政府［N］.南方周末，2008-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