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十篇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马克思主义；标本兼治；政策应对方法

中图分类号：f039；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10-05

虽然目前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从实质上看，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但其产生也有其流通领域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主张对经济危机实行标本兼治的理论，它既主张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铲除经济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也主张在经济政策方面让各种金融创新和政策工具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面对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我们既要在生产分配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应对其冲击，也要在流通领域的金融创新和政策工具方面应对其冲击。本文将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探讨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政策应对方法。

一、以金融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起于美国在金融创新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大量违约，发展到大型金融机构瓦解重组，信贷紧缩造成经济严重衰退，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负增长。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爆发以后，很多学者指出，金融创新所形成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其中起了很多作用，若没有衍生工具的存在，单纯房地产市场的下跌不可能引起如此强烈的连锁反应。要应对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就要吸取其教训，限制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

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本身所具有的分散风险、对冲风险等基本功能，只是次贷的衍生过度导致了它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又没有完整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加上政府的监管空白和评级机构的“火上浇油”，投资者已经无法识别衍生工具应有的风险，才引发了次贷危机以及以后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以及影响不能归咎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对于这一工具的不当使用，让它们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才是引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

实际上，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创新泛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金融创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创新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活力，为金融机构创造流动性、拓展利润来源，同时也不断满足市场上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投机者对于保值、增值等目的的需要。住房抵押贷款相关衍生产品属于金融工具创新范畴。金融衍生工具具有风险对冲性、虚拟性、复杂性、杠杆性、连锁性等特性。

一方面，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有效地分散和对冲风险。例如住房抵押贷款，商业银行等放贷机构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流动性较差的住房抵押贷款打包出售，换取现金资产同时收取管理手续费，从而分散和转移风险；投资银行则通过将证券化产品重新切割、打包，经过评级机构的信用增级后再出售给对冲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从而也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并且锁定收益。同时，在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基础上设计和发行的各种衍生产品和基础产品一起为市场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投资工具，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收益需求。

但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性和杠杆性放大了风险。金融衍生品具有“虚拟性”，它附属于贷款、股票等基础资产，它的价格取决于投资者对于基础资产产生的未来收益的预期，这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价格比基础资产更加不确定，风险也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一般都是保证金制度，具有高度杠杆性。少量的资金就能进行大规模的交易，这在对冲、管理风

险，放大收益的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风险变得更加复杂。金融衍生产品是通过对基础产品的各种组合处理而形成的，这种处理要求有高深的数学方法、数理模型并运用电脑信息技术。这就导致基础金融产品在经过层层切割包装后变得不透明，投资者和基础金融产品持有者之间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已经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去评价衍生产品的风险性和收益性，从而导致风险更加复杂和难测。金融衍生工具的这种连锁复杂机制导致了它们极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引发经济危机。

从经济政策方面应对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我们必须正确看待金融创新。一方面要看清金融创新的必要性。在现今国内、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的金融市场中，各金融机构为了分散和转移风险，满足客户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就必须不断推进金融创新。同时，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也有赖于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我们要合理进行金融创新并加强监管，防止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基础。金融创新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手段，当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金融创新就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管道，转移市场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强劲的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支撑，金融经济只不过是虚拟的泡沫经济，最终必将破灭。

在开放的国际经济和国际资本市场环境下，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泡沫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强，如果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资产都是虚拟资产，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掌握在全球投资者的手中。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就会迅速波及这个国家的经济内部。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后盾，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救市，政府就完全失去了拯救国家金融业的能力。因此，中国的金融创新必须立足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融合。 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应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根基，防止过度衍生化，提高风险的透明度。美国次贷危机原因之一就是次级抵押贷款在经过层层切割包装之后，风险被掩盖了，投资者无法识别衍生产品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联系，更无法了解其风险和收益，这就会导致大量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选择。如果人们能及时了解这些产品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真正联系，知道其背后真正的风险，那么次级债或许在一开始就不会受到追捧，也不会在流通领域演变成一场危机的爆发。

第二，应避免金融创新技术的滥用。随着金融工程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新型的结构化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其复杂的结构和晦涩的模型不仅让投资者难以理解，甚至连其设计者都无法真正解释清楚其中真实的风险收益结构。实践也证明了这些模型并不能很好地为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定价，尤其是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完全基于未来现金流，而未来现金流具有太多不确定性，并不是通过模型就可以准确计算得出的。过于依赖模型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现实情况，则可能错误地认识风险、低估风险。

第三，金融机构要增强风险管理能力。由于金融衍生产品不同于实体经济产品的虚拟性、杠杆性、连锁性等特性，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时，要将金融创新活动与其他传统业务的风险进行统一管理，纳入到统一的风险管理体系中，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对于我国来说，金融创新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并且，西方那些经过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内在机制和运行规律可能并不完全适于我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我们自己加以摸索、改进。因此，这意味着首先需要坚决打好创新基础，以优质实体经济资产作为衍生产品的标的推出新产品，而不良资产只能作为补充，从源头控制可能产生的风险。例如，商业银行可以将优质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这些贷款能产生稳定、可以预测的现金流，一方面可以推动资本市场投资工具的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对于那些不良的贷款可以进行小规模、控制范围内的尝试，按照未来现金流将其切割成不同信用等级若干部分，按照不同信用等级将其出售给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投资者，但是要向投资者充分披露相关风险。同时，也不能追求过于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技术，而是应该首先着眼于推出那些可

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种金融产品和技术。

二、以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影响一度下降、新自由主义在流通领域的影响扩大有关。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正是新自由主义致使金融监管体系出现漏洞，华尔街的贪欲才能享受到了不受约束的充分自由，结果导致了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胀到足以危害全球经济的庞大规模。

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发生前，许多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以美国为风向标，纷纷放松金融监管。国际金融市场创新加快，金融产品范围日益广泛，结构日益复杂。但由于对复杂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监管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并在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存在着监管理念落后、金融监管协调不力及监管资源不足等问题。针对此次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各国政府开始着手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监管能力。美国财政部就美国监管体制改革提出了短期、中期、长期的一系列建议，重点是加强美联储的监管权，整合和强化金融监管。英国议会提出改革现行存款保险和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议，包括修改破产法，建立专门针对银行业的破产处置机制；中央银行成立金融稳定办公室，负责监管当局之间的联络和沟通，研究前瞻性的分析方法，跟踪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变化，对受保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等。

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充分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就连曾竭力主张金融自由化和取消政府监管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议员责难下也被迫承认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有缺陷”。他还称“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沮丧”。有些欧盟国家如法、德等国领导人开始反思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提出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张。但是，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必须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才能革除旧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弊端。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面临扩散和升级的形势下，我国银行存款面临着坏账增加和输入通货膨胀两方面的威胁，应趁通货膨胀压力暂时缓解的有利时机，尽力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充分借鉴各国金融监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构建一个精简、顺畅、有效的监管体系，为将来混业经营提供高效的监管服务，防止发生类似美国金融监管的失误，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目前特别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在发展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没有创新就没有效率。但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注意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推进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也创造出许多新的风险，并凭借杠杆效应放大波动的程度。如果对金融创新业务缺乏监管，就有可能使风险不断积累，由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直至爆发金融危机。特别是在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环境下，金融机构不断创新出兼具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业务特性的金融产品，使资金和资产的流动和转换十分便利，同时也使金融风险在信贷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以及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传导扩散问题更加突出，这就需要不同监管部门统一监管标准，采取协调行动，加强跨业监管，防止金融风险过度交叉和相互传染。

在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通过金融创新分散和转移风险并没有错，错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监管严重滞后，缺乏对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自身所隐藏的巨大风险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约束。目前，为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我国正在鼓励部分国有控股银行进行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冲击警示我们，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加强相应的监管，要把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这样才能在提高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同时，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速金融监管政策转型。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多是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这

种金融监管政策与金融创新之间存在着较大矛盾。一方面规则的描述永远赶不上金融市场的变化，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又不断突破规则的限制，从而留下监管空白。新的金融监管政策应当兼容分业或混业监管模式，将金融体系稳定、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和消费者保护作为三大目标加以整合，构建出高效统一的监管部门。它应当可以更好地适应金融市场的形势变化，更加清晰集中地执行特定的监管目标。根据不同目标来划分监管权限，维持更加严明的市场纪律，及时把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三，完善各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在引发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美国流通领域的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信息交流，监管权力分散，决策过程混乱，一定程度上延误了金融危机的处理。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在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必须在流通领域完善各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并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需要做好的工作是：首先，完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和经常联席机制，建设有效的监管协调工作程序以保障监管规则的执行和发展。其次，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监管信息的定期送达制度。再次，研究探索建立更高层次的一体化金融监管部门。配合金融监管体制的深化改革，在建立起系统有效的监管协调工作机制后全面实行金融一体化监管，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适应市场要求，降低监管协调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实现规模效应，尤其在跨国金融监管机构协调中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各部门的有效配合中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第四，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和多种约束机制。做好信息披露建设，不仅从原则上，更要从内容、标准、方式等具体层面上入手，逐步与国际金融业接轨，真正建立市场约束机制，有效预防与降低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金融业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范围，以国家为单位的金融监管当局对其境内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行全方位的约束难度已越来越大。为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我国还应主动适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参照和依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7年)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2002年），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约束。同时，还要建立健全以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内部自我约束机制，维护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预警控制机制，以风险为核心对金融机构管理质量进行评估，提高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准。加强金融业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建立健全银行业协会等行业性组织工作，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赋予其行业保护、协调、合作与交流等职能，以维护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在政府监管范围之外，通过自律行业的道德规范加以补充，形成市场多元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约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同业协会的联席约束机制。

三、以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再次表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受新自由主义思潮蒙蔽一味迷信市场力量，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必然会扭曲经济信号，扰乱市场秩序，最终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在流通领域，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既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才能化“危”为“机”，促进我国经济不断平稳较快增长。

（一）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重点

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一方面形成了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流通领域，中国目前并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银行系统高额的存款尚未有效利用。中国正处在劳动力和资本双要素剩余的黄金时代，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重点，着重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有效启动剩余要素的经济运行机制，将会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使我国步入经济起飞的后发展阶段，为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重点，需要首先改变粗放式贸易增长模式，调整贸易政策向竞争力导向

转变。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口与出口的关系，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并大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其次，要调整外资政策，逐渐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着重提高引进技术的质量，使其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服务。再次，要引导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淘汰部分落后企业，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制定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延伸加工贸易产业链，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最后，要努力开拓新兴市场，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核心，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健全有关贸易和保护环境关系的法律体系，大力推广绿色产业，制定相应的鼓励、扶持政策，大力开拓环保市场，促使企业提高环保技术、不断开发绿色产品，并积极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尽早推行进出口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以避免或减少国外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任务。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市场需求旺盛，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种产品都有生存空间，小钢铁、小煤炭、小水泥、小矿山等都生意兴隆，各个行业和产业没有很大的调整压力，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不明显。而在经济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减少，价格下降，一些技术含量低、成本高、效益差的企业就会率先受到冲击，难以再生存下去，这就形成一种市场优胜劣汰的倒逼机制，迫使行业、产业以及企业进行优化重组。

因此，如果我们抓住机遇，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重点，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在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平稳较快增长。近年来，国务院已经制定了汽车、钢铁、船舶、石化、轻工、纺织、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物流业等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这对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重点可以做的事情包括：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并购落后企业和困难企业，鼓励强强联合和上下游一体化经营；加大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推进企业升级换代和自主创新，创造更多的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大内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200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 616亿美元，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出口额达到14 285亿美元，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进口额达到11 331亿美元，超过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0%。2008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24亿多美元，同比增长23.6%。我国经济发展己经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国外需求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我国外部环境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将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的大好时机。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把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放在国内需求上，不仅会促进投资增长、消费扩大、继续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会有效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内需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消费拉动，一方面来自于投资驱动，扩大内需短期依靠投资，长期依靠消费。

在扩大投资方面，一是要坚持宏观调控，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二是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的公共产品供应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并逐渐超过基础设施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将“民生领域”的投资作为今后投资的重点。三是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把握好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并加强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循序渐进地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在刺激消费方面，关键是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的收入水平。我国最为广阔的市场在农村，但是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环节，农民的收入同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并且存在着医疗、子女教育和养老等诸多不公平因素，其消费动力不足。因此，一方面，政策要继续向第一产业倾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

产的支持力度，增加防汛抗旱资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并通过财政转移性支出直接补贴农民。另一方面，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农村医疗和养老体制改革，减轻农民子女的教育负担，从而解决其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总之，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巨大，只要我们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能长期保持强劲。

更加注重扩大内需，不等于不需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也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在当前，尤其要警惕和防止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收一时之效，却会助长相互隔离，带来损害国际贸易发展的长远后果，到头来必然是损人而不利己。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才能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共同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冲击和挑战，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快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防范金融风险积聚和扩散，建立公正、合理、健康、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很大冲击的情况下，更要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实施出口市场多元战略，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增加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重要能源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支持各类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开展跨国并购，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发展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工程承包和劳动合作；抓住机遇，进一步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参考文献：

［1］成思危.虚拟经济理论与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2］陈佳贵，刘树成.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何秉孟.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李慎明.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上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李成勋.世界金融风暴的袭击和我们的对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6］王伟光.世界金融危机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j].中国领导科学，2011，（12）.

［7］王佳菲.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8］景维民，杨恒.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影响与启示[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4）.

［9］杨斌.透析国际金融危机 维护中国经济安全[n].中国教育报，2009-03-09.

［10］蔡云.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与反思[j].现代财经，2010，（5）.

［11］kaminsky,graciela l., and carmen m. reinhart. the twin crises: 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3):473-500.

［12］nicoll,alexand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j]. survival: global political and strategy,2009,（1）.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2

一、反思美国金融监管体制

（一）美国“多头双线”的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采取“多头双线”的监管模式。“双线”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即联邦政府机构管理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州政府机构管理在州注册的商业银行，“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B）、财政部（OCC）、储蓄管理局（OTS）、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多个机构。这种监管模式被认为符合美国一直倡导的分权和制约的精神。同时存在多头监管机构，可以保证金融市场享有金融创新所必备的民主与自由，可以使每一个监管者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相互之间的竞争可以形成权力的制衡。

但是，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加强，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监管模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监管标准的不统一，存在监管空白和重叠，导致规避监管、监管套利等。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在2007年11月7日发表题目为《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的报告，指出美国的监管体系存在结构性缺点：“监管机构的目标不同，多个联邦和州监管者的不同目标会带来潜在的监管冲突，导致监管套利问题。当冲突发生时，会延缓政策的执行，导致美国金融机构在与外国竞争者竞争时处于劣势。”报告认为，多头监管导致美国监管成本过高。2006年，美国金融服务的监管成本高达52.5亿美元，大约是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6.25亿美元的9倍。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占被监管的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12%。

“多头双线”的监管模式决定了在金融危机风险蔓延的过程中，并没有机构为此负责。目前，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监管金融市场和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无法实现风险监管全覆盖，对金融机构放松借贷标准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对中介机构如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投资银行、评级公司等缺乏有效监管，对对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重要的市场投资者缺少监管手段，过于信赖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管理能力。现有监管架构与各类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不适应。此外，面对市场新变化和发展又没有法规明确授权，监管者的手脚被进一步束缚，使得原本具有优势的监管体制反而演变成一种劣势，监管重叠和监管缺位的问题同时暴露出来。

（二）过度依赖行业自律，忽视外部监管

美国自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开始，金融监管先后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多次转折。经历多次转折，放松外部管制、强调金融机构自律的监管理念逐渐占据上风。究其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管当局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

为了改革美国金融监管的弊端，应对金融危机，《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报告提出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长期建议，指出金融监管方式要向着“目标导向”的监管方式转变。“目标导向”监管，最大的特点是，强调监管框架和目标紧密联系。这种监管模式的主要好处是，整合有自然合力的领域的监管责任，而不是分割在不同的监管者那里。同时，“目的导向”的监管要比分业监管框架更好地根据金融整体环境的改变而调整，比单一监管者体制更加清晰地关注某一特定目标。报告建议，坚持“目标导向”的监管方法，设立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第一，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美国财政部建议由美联储担任该职，并有责任和权利获得适当信息，披露信息，在监管法规的制定方面与其他监管当局合作，为了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而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和行动；第二，负责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稳健的审慎金融监管当局，它可以承担目前联邦审慎监管当局的责任，并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第三，负责商业行为的监管当局，它应当为金融公司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出售其产品和服务方面，提供和制定适当的标准。这样可以在增强监管的同时，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发展步伐，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与立法，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金融运行、金融监管等都要受到法律的调整和规范，金融立法与监管的完善与否以及质量好坏直接关系我国金融运行的质量。我国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巨大的直接冲击，并非是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非常严密，金融监管和金融立法非常完善。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足够发达，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中，才没有赶上金融泡沫的破灭。事实上，面对金融危机的到来，存在的许多监管与立法空白之处，如果不及时弥补，我国将无法从容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后续、深远的影响。

当前我国的立法和监管机构应特别关注金融业所面对的不同内外风险，对内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所引起的风险传染，对外控制金融业开放的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而在微观层面上，我国金融立法和监管机构则应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上注意防范系统性风险。

（一）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及时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

应对金融危机，不单依赖于一国金融监管机构甚至一国政府的措施，需要各国监管机构及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也不仅仅依赖于单一的经济调控，而是需要综合采取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其中，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的法律机制尤为重要。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国会通过了《住房和经济恢复法案》以及《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等一系列救援法案和措施。我国应以此为鉴，未雨绸缪，建立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法制的轨道中，保证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各部门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二）弥补立法空白，支持金融业发展

在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方面，我国应一如既往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其中，以下法律制度的及时出台在当前尤为迫切：

首先，需要及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机构，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逐步深入和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影响不断加深，建立确保金融安全体系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存款保险制度越来越有必要。

其次，加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及时清理金融体系中的不健康肌体，确保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2006年，《破产法》获得通过，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而使其在现实中操作性较差，因此，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第三，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法律规范需要及时出台。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已经大量存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长期的法外运行，不利于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发展，同样也不利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

第四，加快推进征信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积极推动《征信管理条例》尽快出台。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信用评级机构的风险认识不足，监管不到位。未来的《征信管理条例》可以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纳入其中，推进信用评级的标准建设；推进征信市场发展，加强市场监管，推动信用产品的创新，防范金融风险。

（三) 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同配合

应对金融危机，一行三会都在采取各项措施，但由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仍需加强。以住房信贷政策为例，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单独下发了相应通知，但这些通知之间本身就存在不协调的因素，使得商业银行对所谓的“自住房”、“二套房”、“改善性住房”等一度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标准。从中可以看出，在政策制定出台时，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与协调。当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已明确指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

(四）从机构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跨越

目前，经过近几年的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等以机构为对象的分业监管体制，这种监管体制总体上符合我国当前金融发展的状况和要求。同时，应看到，综合经营越来越成为金融经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彻底、纯粹的分业监管体制将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监管应以特定的监管目标为导向，整合监管力量，减少监管套利与监管真空，更加一致地监管跨领域的金融产品。

（五）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3

【论文摘要】法律制度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也是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在防范金融危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分析比较英、美、韩等国家以及巴塞尔协议中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虽已初步建立，但有关法律规定还过于原则、零散，尚不够完善。我国应建立健全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涵盖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以及金融生态法律制度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从近些年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经济学证明，完善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天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常态①金融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H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一法律是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健全的金融市场必须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而合格的市场主体本身又包含了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避免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成为自觉遵守市场“游戏规则”的理性“经济人”．依法规避金融风险

(二)法律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

金融主体间的交易，普遍以契约交易方式完成。契约自身的平等、诚信、等价有偿等特点可以担当维护交易安全、分担交易风险的重担。而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制度，不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确认，而且还能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有效避免信用危机形成和诱发金融危机。

(三)法律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按照世界银行(2001)的界定，法律制度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金融运行质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层面。金融业的运行与发展都是在该基础层面上的技术性活动。法律制度基础越牢固、完善，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危机．法律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把损害降到最低②。由此可见，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必要的有效手段

二、他山之石：国际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1．美国。经历1929-1933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1)建立健全有关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危机预防法律制度．维护银行业的适度竞争。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恢复存款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利益，有效。控制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建立合理的伞型监管体制和金融稳定分工协调机制，在促进自由竞争、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成效明显。(4)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实现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竞争，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和抵御风险能力。

2．英国。(1)立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在维护金融稳定、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ooo年颁布《英国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以跨行业单一监管取代分业多元监管，确保金融业具有竞争力，确保信息公开，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效果显著。

3．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1987年底巴塞尔协议公布后，法国制定新的监管条例，通过立法手段促使银行，尤其是国营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通过充实资本来预防银行支付危机的发生。意大利则效仿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国营银行资本力量的法律措施。欧洲各国通过鼓励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银行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切都有助于银行风险的进一步降低，加强了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危机预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修改《日本银行法》，提高El本银行的独立性。(2)设立金融监督厅，使政策制订和执行分离，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3)取消分业经营制度，但同时保持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41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设立专门的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化解金融危机。(6)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维护公众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

韩国接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危机重现。(1)在加强韩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先后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督院(FSS)，实施集中统一监管体制。(2)修改《韩国银行法》、《存款人保险法》等法律制度，实行金融结构调整。(3)充分发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fKAMCO)重要功能．提供金融机构重组所需资金支持。(4)建立良好的会计制度，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估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体系，为韩国金融危机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国内融资方面。拉美一些国家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市场方面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为本国经济的增长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发展基金，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支撑经济的局面。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在预防金融危机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加强了对金融危机法律防范制度的建设。

(三)新巴塞尔协议中防范金融危机的有关规定

新的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一是更新了最低资本要求，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纳人了风险资产的计算范畴．从而更能反映银行资产所面临的真实风险状况。二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督促银行保持资本充足性要求和完善内控机制，防止将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因素。三是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建立银行强制披露信息制度，迫使银行有效配置资金，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四是强调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并注重建立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约束机制。

(四)各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的启示

1．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金融稳定法律体系，用立法推动金融改革。各国金融实践证明：没有法律规范，不依法进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就不会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2．建立金融危机防范和协调法律机制，制定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整合监管力量．合力应对金融危机。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阻断金融风险的传播。

4．实行功能监管，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改革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5．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要求金融机构披露真实可靠的信息。预防金融危机发生。

6．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三、风险与挑战：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为核心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立法建设不断加强。但是，现行法律关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规定过于原则、零散，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法律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统一完整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关于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规定比较笼统．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操作规范亟待完善和细化。主要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金融危机的防范缺乏完善的制度性安排。

2．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缺位和错位。一是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转变不充分，制度尚需完善，既存在监管职能重叠、过度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问题，也存在监管不足，形成真空，造成放任金融风险的可能。二是跨市场跨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缺失，一些潜在风险缺乏有效控制。三是现行监管法律制度过于强调监管机关法定权威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无法有效发挥其引导风险内控制度的功能。

3．金融危机应急与救助法律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拯救标准不明确、救助工具单一、缺乏清晰配套措施等缺陷。二是对危机银行接管与并购制度很不完善，使银行接管、并购缺乏法律规制。三是没有形成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机制，不能适应金融服务市场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加剧的需要，无法抵御跨国传导的金融危机。四是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易引起公众恐慌，出现存款挤兑。

4．征信管理法律制度缺失。在我国，信用风险仍然是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目前我国征信管理法律欠缺，对信用风险缺乏法律约束，另外，对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惩罚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缺陷，使金融诈骗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导致风险最终转嫁给金融机构。

5．金融机构和企业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充分维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致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量滋生和积累，无法满足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严重缺失，不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规定，一些有问题金融机构无法按照市场原则实现稳定退出，进行及早处置，使风险控制缺乏法律框架下的约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四、未来展望：对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建设，重点要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各项法度。我国应建立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等为辅助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体系。

(一)健全完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尽快制定《金融稳定法》，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母法。借鉴其他国家良好的立法例，提高立法技术，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基本法。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控。对现行金融危机防范法律进行修改、清理和整合，使之与WTO协议和附件等国际惯例接轨，防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入侵。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依法规制行政权力一是实现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通过立法减少公权力对金融市场的违法和不当干预：二是建立完善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三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危机；四是完善行业协会立法，发挥自律监管作用；五是建立跨国性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制度。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4

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内生货币，但马克思对信用货币的创造过程以及银行资本运动形式的论述中，可以体现马克思具有丰富的内生货币思想。从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过程可以得出，流通中的商品总额决定的内生货币量，可以表示为：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货币的内生性说明了央行可以干预货币的运动，但是干预的范围是受到限制，内生货币思想成为央行调节金融市场的行为准则。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斯图亚特就提出了货币供应不是由政府所决定的，而是与经济体系的活动相适应的内生货币论的思想萌芽。稍晚一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出过一些货币供给是由经济体内生的观点和想法。后来，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在19世纪末进一步提出货币供应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这些早期经济学家的货币内生论的猜测，到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那里得到了系统地阐发。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就较明确地提出，货币供应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和个人等从商业银行的贷款所决定的，因而并不是能由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外生变量。凯恩斯的这一思想，在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明斯基、戴维森、卡尔多特别是摩尔那里得到了更明确地阐释。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中央银行无力控制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贷款量，那也就无法控制经济体内部的货币存量。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金融危机理论的不同之处

（一）研究的方法不同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中，采用科学的唯物辩证观，运用科学的抽象，在复杂的金融危机现象中，排除那些次要的、偶然的、表现事物外部特征的一切联系，一步一步地深入考察和分析，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危机所发生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马克思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分析中侧重于制度分析，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金融危机产生的本质问题。早期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形成理论大都从宏观层面分析，运用历史类比和简单的实证描述分析方法。近年来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们侧重于对金融市场中微观行为的理论分析并加以模型化，产生了四代货币危机模型，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严格的理论推理分析和数理化、模型化分析。虽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但缺乏科学唯物史观，导致各学派在分析中往往侧重于各自不同的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因素，其结论往往只能解释金融危机的形成的部分机制或某一类型的金融危机，缺乏全面和系统性的研究。

（二）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去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性质，认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经济周期危机问题。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的表现，运用政策手段去解决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金融危机的克服是以经济萧条为代价，这必然不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制度多替代。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缺陷性，要想克服金融危机问题势必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现象和机制的研究大都是对已发生的危机进行总结，他们主要研究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和传导机制。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和实体经济运行结合在一起的，但他们并未敢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而是从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及政府调控手段来寻找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

（三）对金融不稳定性的分析不同马克思关于金融不稳定的思想更丰富，从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波动、金融的传导机制上详细解释金融不稳定的原因。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具有融资功能，使银行只需要保持较少的存款准备金就能实现资本的借贷，但由于金融环境稍微变化有可能就会导致银行的挤兑现象，助长了金融的不稳定性。⑤信用制度的发展导致金融衍生品的大量产生形成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容易产生泡沫经济，这是虚拟金融的不稳定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商品和劳务的关系都是通过货币金融联系起来。当商品和劳务市场中出现异常时像支付链条中断会通过关联效应向金融市场传导，使金融市场均衡发生波动产生不稳定性。马克思也指出，由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使人和人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但这也隐含着道德风险问题。若一方违约就会使整个债务链条断开，导致信用关系异常，最终会体现在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后凯恩斯主义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最初来自于明斯基20世纪50年表的论著。经济中实际获取利润的时机与债务负担的不协调的发展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经济高度繁荣时期，实体经济中赢利的前景较乐观，但实际赢利的机会受生产规模扩张的影响，但虚拟经济却不是进而导致信用的扩张。在信用扩张促使下货币越多的流向投机性和抵补性项目而不是用于实体经济中投资项目的融资。债务融资范围和债务链条越长越造成金融体系愈发不稳定，经济周期的累积又导致下滑的债务紧缩。后凯恩斯主义对金融不稳定的分析仅仅强调了债务执行的风险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

（四）对金融危机的政府干预的观点不同马克思指出，央行在金融危机时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来应对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指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当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出现过多的货币流通即通货膨胀趋势时，央行提高准备金储备；相反，货币市场上出现货币不足时，央行降低准备金储备。同时，中央银行具有调节市场利率的功能。马克思说：“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⑥金融危机时，央行可以通过提高利息率来对利率控制。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其核心观点是：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失灵，致使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认为，货币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需求方面，而在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失误，因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相对稳定性。⑦更甚，政策的失误通过心理效应加剧银行恐慌，使不严重的局部金融问题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全范围的金融危机。麦金农—肖理论主张应当尽可能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⑧

三、二者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二者金融危机理论相似和不同点的比较可知，二者的金融危机思想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危机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二者关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思想对于我国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启示作用把二者金融体系不稳定思想综合在可以一起看到，引起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因素在于银行制度、金融传导机制以及债务执行等方面，从这些角度完善和预防可以稳定我国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社会融资渠道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客观上导致了单一的融资结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承载量，并且缺乏完善、有效的银行监督和惩罚机制，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脆弱性。因此，借鉴二者金融不稳定思想进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发展保险、投资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体系的融资体系，达到完善金融制度进而分散融资带来债务危机的风险。其次，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监管和惩罚机制。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对我国金融监管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随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其监管职能和灵活性，多种监管工具并用增加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同时针对违反金融条例的行为给予严惩使监管机制真正有效可行。

（二）二者关于生产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思想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启示作用二者都提出经济危机是产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可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提出经济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上都要进行调整。国内：我国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把发展实体经济仍作为最坚实的基础。对外贸易：我们应坚持出口和进口比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增加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加强多边区域贸易合作抵抗国际经济风险。

（三）二者对金融危机中的汇率思想对我国汇率改革提供了启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西方经济学的四代货币危机模型中关于汇率思想的描述较为详细，尤其关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选择的观点对我国有较大的启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呈现流失迹象以及净出口减少，并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净出口也有很大影响。在当前全球汇率大战和贸易大战环境下，如何实现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和对外贸易平衡已成为我国目前和以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中国是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相对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套利成本虽在我国资本项目管制下会增加，但当赢利机会出现时仍会有非法逃套的情况，这使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加大，容易导致资本市场危机。为了避免固定汇率带来的负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一篮子浮动，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金融改革

1 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轫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逐渐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从更深层次上看,现代金融市场理论的固有缺陷及其在金融实践中的作用,是本次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并渐次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揭示出在金融市场上,信息在借贷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最终借款人对其借款用于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投资者对影响投资收益的所有变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的不完全性影响了金融活动参与者行为的平衡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均衡的性质,造成了金融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降低了金融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效率,“道德风险”削弱了金融市场的资金动员能力。从金融市场的运作而言,信息的不完全既影响了金融活动的合理性,也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完善性。

企业过度利用债务融资是造成金融市场运行不稳定的根本性原因。一旦市场对流动性的预期产生变化,低流动性资产便大幅度跌价,使投资者对高负债经营的企业产生怀疑,继而减少金融融资的输入,从而使得靠借入流动性维持经营的企业难以为继。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arrow认为只要经济存在着不稳定性,就会有通过获取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中,信息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确定性有经济成本,所以减少不确定性就是一种经济收益,信息的价值就体现于这一收益之中。当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积累到致使市场不能有效地在储蓄者和有生产投资机会的人们之间融通资金的严重程度,金融危机便产生了。金融危机中一些银行的倒闭减少了通过银行进行的金融中介活动,并导致投资缩减和总经济活动水平下降,因而使社会信息总量大幅下降和不确定性急剧增大,危机进一步深化。

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也是形成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资产市场价格急剧波动能加剧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由于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计量的是公司的净值,股票市场的下跌便意味着公司净值的下降。公司净值有与抵押品相类似的作用,股票市价下泻引致公司净值的下降使贷款人不愿意提供贷款。另外,由股市下泻引致公司净值下降,刺激了借款人从事风险投资。因为一旦投资出了问题,借款人承受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这会导致道德风险增大,道德风险的放大又进一步导致贷款人没有积极性发放贷款,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股市下跌,公司净值下降导致贷款减少和经济活动水平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2 改革金融体系的监管

从避免金融危机的角度来说,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的监管是目前各国普遍采取的方案。本次金融危机之所以从美国发生,迅速波及几乎所有的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国普遍存在金融体系监管不足的问题。因此,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必须首先关注金融体系的监管问题,包括:

(1)针对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发展特点,将监管范围涵盖投行、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领域,涉及表内外资产和各种类型的衍生工具,同时要更加重视国际协调监管的规则和方法。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我们认识到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从分业监管体制走向混业监管体制成为必然。

(2)监管当局应检验银行估计风险参数的方法,督促银行更新风险参数以便及时反映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在评估借款人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之间的相关性时,应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因子的影响。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此外,应寻求在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共同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改变单纯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来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传统做法。

(3)为改进风险计量模型,监管当局和银行必须在现有模型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情景分析、压力测试、敏感性分析、移动平均分析等方法,使历史数据更具有前瞻性。此外,还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4)法律不健全是信息不安全、金融无序的重要根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各种金融交易必须严格地以法律为依据,对违反法律法规的金融交易活动按照法律规定严加惩处。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机构“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3 强化金融机构的监管

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以盈利为目的,参与金融市场的直接运作。其在贷款过程中与贷款人之间发生市场关系,这种关系处于信息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规律中,必然存在相应的风险。为了回避或者减少风险,金融机构本身的监管应当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1)金融企业的资金来源和运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能为市场提供信息,以促进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建立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兼有成本低和保障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可以对金融企业的经营产生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作用,促使金融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

(2)美国次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银行业在评估信用风险时,过于依赖外部评级机构,放松了内部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从而严重误导了投资者,对危机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应当将评级机构纳入金融监管之下,对评级标准与评级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同时,要充分发展银行内部评级。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7

[关键词]危机救助　最后贷款人制度　接管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

一、我国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现状

银行危机救助是指对发生危机的银行机构进行拯救，以恢复其清偿能力、经营能力，救助的目的在于尽快控制危机，防止系统危机的发生，维护金融安全，保护存款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从国外的立法与实践看，银行危机救助主要存在三种法律制度安排，即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

最后贷款人是一国中央银行履行银行的职能，向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银行提供紧急援助的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是防止暂时流动性危机向清偿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转化。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向可能或已经发生信用危机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如《美国联邦储备法》规定，作为最后借款人，美联邦储备银行可以向会员银行提供临时性抵押贷款；德国《联邦信用业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可通过限额之内的合格票据再贴现和证券抵押贷款的方式向各银行随时提供流动性支持。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规定费率向法定的专门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金，在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面临破产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资金援助或直接向其存款者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特殊的保险制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截止2000年，全球已有72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制度具有极强的危机救助功能，它们是各国反银行危机的重要法律制度安排，二者一起构成各国拯救危机银行的核心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通过保险费支付、资金援助等手段使危机银行走出困境；最后贷款人制度通过流动性援助，使陷入困境的银行走出困境，两种制度共同组成一国保护性监管体系，构成一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对危机银行的接管是指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对陷入危机的银行通过成立接管组织强行介入，行使经营管理权，防止其资产和业务进一步恶化，以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恢复银行经营能力的法律行为。它是对出现困难、濒临破产但有继续经营价值的银行采取的一种挽救措施。在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濒临破产时，各国法律都无一例外地规定，由银行监管部门成立接管组织进行接管，对其实施整顿改组，帮助其重新调整经营方向，合理组织资金运用，改善经营管理，以使被接管的商业银行恢复正常的经营能力。如美国《联邦储备法》规定，联储银行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充当濒临倒闭银行的接管人，并在了解和调查被接管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原因的基础上，根据问题所在，制定相应的对策来挽救被接管的银行。菲律宾《中央银行法》规定，金融董事会（菲律宾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发现某个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处于不愿清偿或无力清偿状态，为保护存款人或债权人的利益，可任命一名接管人接管该机构的资产、负债和进行管理，行使必要的权力重新整顿机构，恢复其活力。

我国银行危机救助制度的内容主要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商业银行法》（1995）、《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1998）等法律法规中，具体的救助方式有中央银行提供再贷款给予流动性支持、中央银行对陷入危机的银行进行接管或组织并购。

关于再贷款，《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7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的需要，可以决定对商业银行贷款的数额、期限、利率和方式，但贷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第22条规定，对于出现支付风险后必须通过人民银行再贷款方式给予流动性支持的金融机构，应由人民银行省级分行（现为大区行，下同）提出方案，报总行审批。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救助危机金融机构时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职责。如1997年11月实施紧急流动支持，成功拯救了威海城市商业银行的危机；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因兼并28家资本充足率低、资产质量差、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城市信用社，托管5家被关闭的信用社而导致自身经营恶化，出现客户挤兑现象，为解决挤兑造成的支付危机，中国人民银行向海南发展银行提供了34亿元人民币的再贷款进行紧急援助；①1997～1998年期间，我国有42家有问题的吸收社会公众存款的机构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为防止这些个别、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区域性甚至全国性危机，在对问题机构的处置中，中国人民银行向这些机构提供了数额巨大的紧急流动支持。②

我国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主要是由商业银行法确立的。《商业银行法》第64条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第65至68条对接管决定的、接管组织实施、接管期限、接管终止作了规定。199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接管严重资不抵债的中银信托投资公司，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接管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接管一年期满后，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由广东发展银行收购，其债权债务由广东发展银行承接。广东发展银行按1：1的比例收购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的实有股权并承接其债权债务，较好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二、我国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评析

从立法与危机处理的实践看，我国为救助危机金融机构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及时锁定了风险，避免了大范围的系统危机，维护了金融的基本稳定。但危机救助法律制度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现有制度不完善，二是制度缺位。

现有制度不完善体现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有缺陷。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拯救标准不明确，哪些机构应该拯救，哪种程度应该拯救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以至实践中对危机金融机构的救助基本上是无限度的支持，“对所有出现危机的金融机构都实行贷款援助、对所有的存款者都实施赔偿的过度保护，客观上鼓励了银行进行投机行为，加剧了金融风险”；「3二是救助工具单一，目前主要是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运用不多，且再贷款中多是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很少；三是拯救权过于集中，表现在目前我国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多为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而《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规定，对于出现支付风险后必须通过人民银行再贷款方式给予流动性支持的金融机构，应由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提出方案，报总行审批，这使处于监管一线的分支机构在再贷款的动用上没有决策权，易延误拯救的最佳时机；四是中央银行在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时缺乏清楚的配套措施以惩罚银行不谨慎行为的决策者和受益各方。

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接管标准不明确。《商业银行法》第64条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此处“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的衡量标准，“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的判定标准，都缺乏一个相对明晰的界定。接管标准的模糊将会影响危机处理部门迅速做出判断，进而及时、快速地介入危机机构解决危机。二是缺乏重整措施。接管组织在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后，应采取一系列的重整措施，挽救危机，帮助银行恢复正常的经营能力。重整措施是挽救银行危机的关键，立法应予明确，但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三是未对接管组织的行为做出必要的限制。

制度缺位主要是缺乏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尽管早在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指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提出要建立适合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但这一制度至今尚未建立。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缺位，致使在危机救助中对危机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支持、接管等多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使中国人民银行的责任过于繁重，更大的问题是，最后贷款人制度的过度使用会导致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带来通货膨胀，由此也导致了中国人民银行维护币值稳定职责与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冲突。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为稳定币值必须严肃执行货币政策，不得以货币发行人的便利而增投基础货币处置银行危机；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为化解银行危机，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在救助措施单一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动用基础货币。在存款人的保护方面，从近年我国处理危机金融机构的实践看，我国自始至终对存款人的利益是予以保护的，等于我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其实质上是国家的信用担保。而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由于缺乏一个有形的保险基金和明确的“游戏规则”，带有随意性和模糊性，因此当某个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公众极易出现猜疑甚至参与挤兑的强烈动机，我国一些地方发生的大面积挤兑的事实说明了这点。而有一个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公众就不会因某个银行出现危机而担心自己的存款招致损失而产生恐慌心理，导致连锁反应。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由存款保险机构分担一定的救助职责，消除存款挤兑和恐慌，维护公众对银行的信心。

三、改进我国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改革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第一，确立明确的救助规则。中央银行在提供流动性救助时是否应设计一些明确的规则，即关于中央银行是否救助，何时救助以及何条件下救助等，对这一问题目前有不同的看法。1974年，十国集团和瑞士的中央银行行长曾发表声明，认为事先确定流动性支持的具体规则是不可行的，因为将中央银行的承诺明确化、具体化，可能导致银行对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的依赖。「4有些学者也认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标准不宜太明确，否则易产生道德风险，即如果银行形成了中央银行会出手拯救危机的预期，它们往往会过于从事高风险的活动，因此，应该实行“建设性模棱两可”（constructiveambiguity），使银行不确定自己是否是援助的对象，给银行以压力，使其谨慎行动。「5我们认为，在我国制定一个明确的救助规则是必要的。其一，可以防止中央银行受非法干预，导致紧急贷款救助的滥用。预先设立规则，可以帮助判定是否滥用权力的行为，增强公众对中央银行行为的监督；其二，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明确的规则可以使救助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减少贷款决策的随意性、盲目性；其三，紧急救助的透明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对金融机构和存款人有镇定效应，产生中央银行会救助危机的良好的心理预期，从而减弱存款人参与挤兑的心理动机，维护公众信心。至于中央银行救助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其他手段予以补救，如按惩罚性的利率贷出资金，加强对银行有关责任人的处罚等。第二，完善货币市场和公开市场操作，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手段的及时、灵活、有效的运用创造条件。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再贷款中的抵押贷款制度，保证中央银行再贷款的安全。第三，合理划分人民银行总行和各级分支机构在危机救助中的职责，对运用再贷款、动用存款准备金的权限可依据数额大小在总分支行间进行划分，以把握救助时机，降低拖延成本，提高救助效率，最大限度地防止危机蔓延和减轻存款人的损失，防止单个银行危机演变为系统性危机。第四，加强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合作与协调。我国设立银监会之后，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银监会专事商业银行监管。职能的划分决定了只有银监会才能快速地得到金融风险方面的信息，但银监会不可能给发生挤兑风险的银行以资金救助，因为中央银行是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履行者；而银行风险一般都具有暂时性、突发性的特征，一旦不及时救援就会发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新的监管体制下，必须加强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合作与协调。建议在未来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对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在银行风险防范与处置的合作和协调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形成制度化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以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二）完善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一是界定接管标准。就国外立法看，一般都确立有较为明确的接管标准。如美国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规定，对于资本致命短缺的银行，若银行的资本比率降至2%以下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在90天内指定一个接管人或监管者；若九个月后，该银行资本仍然处于致命短缺状况，则必须指定一个接管人。新加坡1971年《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可以接管该银行的管理和业务，或者命令他人管理及经营该银行的业务：银行无法履行其债务，已经或将要破产、停止支付；若该银行继续开展业务，将损害其存款人或债权人利益；银行已违反或不能履行银行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应参照国外有关立法，确立一个基本的接管标准。二是明确重整措施。重整措施应包括：对被接管的银行进行整顿和改组；人民银行发放临时贷款，给予资金援助；清理财产，催收债权。三是对接管组织的行为做出必要的限制。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对接管组织行为的限制，使接管组织对危机银行有较大的自由处置权。为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被接管银行的合法权益，实现接管目的，有必要对接管组织的行为做出必要的限制。如规定接管组织的一切行为应以挽救银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为准则，接管组织及其人员不得有损害银行利益和其他人利益之行为；接管组织在接管银行期间行使权力不力，使银行或存款人遭受不必要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

（三）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我们认为我国应制定《存款保险法》，对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投保方式、投保机构范围、保险标的、保险基金的筹集及保险费率核定、存款保险限额、保险金给付等内容进行设计与规范，以立法形式构架存款保险制度。限于篇幅，现仅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的选择。根据出资方式的不同，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形式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公营的存款保险机构，称官方模式，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属于该种模式；二是由政府和银行机构共同出资设立公私合营的混合型存款保险机构，属于官银模式，如日本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日本银行和银行业联合出资；三是由银行同业出资设立行业性的民营存款保险机构，即非官方模式。就国际经验看，政府介入程度与存款保险制度的救助能力直接相关，因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国家信用，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除了存款保险基金，政府会以国家财政为担保向存款保险基金提供支持，所以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机构为官方模式。就我国而言，如果完全由银行同业出资设立民营存款保险机构，由于缺乏强制性，会影响对危机的迅速及时处理；我国财政资金紧张，完全由政府独立出资建立也有困难。因此，较好的选择是由政府和银行机构共同出资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存款保险机构。该机构应实行一级法人制度，定性为非营利性的、专门的政策性保险机构。

关于存款保险机构职能的定位。就世界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看，有单一和综合之分。单一职能只限于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投保金融机构破产时对存款人进行赔付，即最基本的保险职能；综合职能则不仅包括保险职能，还包括对投保金融机构的各种援助职能和一定的监管职能。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具有综合化的趋势。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定位也应综合化，存款保险法应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多重职能。具体包括：一是监管职能，即对投保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为避免与中央银行等监管机构的重复与冲突，其监管应限定在微观方面，即重于监测投保机构的风险状况、建立预警系统等。二是危机救助职能，这是其最重要的职能。救助方式设定为：资金援助，当投保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陷入破产境地时，存款保险机构可通过赠款、贷款、购买其资产等，帮助其渡过难关；协助并购，协调健全金融机构对危困投保机构进行并购或重组；对危困机构实行接管。三是破产处置职能，即对救助无望的投保机构，经法律程序宣告破产后，存款保险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存款人进行存款赔付。

关于投保机构范围的确立。我们认为立法应把投保机构的范围确定为所有在我国境内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及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及农村合作银行、城市及农村信用社以及在我国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将外资银行纳入存款保险体系，是因为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使其融入国内金融风险传导机制。「6有一种观点认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作后盾，根本不存在挤兑或倒闭的可能性，因而不必强制其参加存款保险。「7但我们认为，第一，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原则就是通过积累没有发生严重金融风险或挤兑的金融机构的资金，对危困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其运行机理就是“劫安济困”，它体现了金融同业之间共担风险、同御危机的一种努力，其实质是将个别银行面临的风险通过存款保险机构在整个银行业内部进行分摊和补偿，从而达到维护整个银行体系安全的目的，四大商业银行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同业互助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第二，尽管“大则不宜倒”（TooBigToFail）也是我们遵循的原则，但并非大银行不需要资金援助，银行间的紧密联系完全可能因部分中小银行陷入危机而拖累四大商业银行。第三，过于狭窄的存款保险范围不利于维护一个强大的存款保险基金。20世纪8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存款担保基金、玛丽兰储蓄保险公司、罗德岛股份与存款保障公司以及美国联邦储蓄存款贷款保险公司的破产都说明，保险范围过窄，保险基金规模过小是无力救助危困金融机构的。因此，应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纳入存款保险体系。

四、简短结论

“即使最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也无法消除银行陷于困境的可能性”。「8当银行陷入困境时，若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及时拯救，不仅会给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带来损失，而且由于银行危机高度的传染性，单个银行危机具有演变为银行业危机的可能，将会使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受到冲击，并进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完善的法律化的救助制度安排必将提高危机应对能力与效率，把危机对社会公众和金融、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因此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是有效化解银行危机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是金融安全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我国银行危机救助能有稳健充分的法律保障，做到常备不懈，实现金融的长治久安，建立完善的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十分必要与迫切。

注释：

「1李有星：《银行风险防治的法律研究》，第20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2周清杰：《问题银行救助的最后贷款人政策》，《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2）。

「3马卫华：《WTO与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研究》，第1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孟龙：《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第16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5杨宇茵等：《最后贷款人的“建设性模棱两可”》，《中国外汇管理》2003，（1）。

「6贺小勇：《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第161页，法律出版社，2002。

「7 张静等：《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经济评论》1999，（3）。

「8张忠军：《金融监管法论》，第268页，法律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王自力 反金融危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8

金融危机处置的基本原则

已有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如何处置能深刻影响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速度和经济长期增长速度。可以讲，金融危机处置的目的就是使短期产出损失和长期产出损失最小化。围绕这一目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多次金融危机中展开了多次处置行动。尽管这些处置行动的具体形式具有多样性，但其中仍然蕴含着具有广泛共识的三项基本原则。

尽早识别危机的本质和规模并迅速采取干预措施

尽早识别和干预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经济体系陷入导致危机成本扩大的不利环境中，干预行动延迟使金融机构在扭曲的激励环境下继续操作，这是导致危机成本上升的关键原因。如果金融机构的问题没有被外部投资者所识别，则其融资成本就将难以上调。其结果是，金融机构会继续吸收过量资金并错误地配置它们。如果金融机构的在职管理者和控制股东认识到问题，他们仍然在激励下延迟调整。由于避免外部干预有助于保护股票期权价值，他们在激励下采用“双倍下注”的策略来过度承担风险。类似的道理，他们也会倾向于向有问题的借款者提供新贷款以掩盖问题。随着资金错误配置的问题不断恶化，救助成本会不断上升。

早期干预需要法律支持。例如，应当建立针对银行便于监管者在破产发生前进行干预的特别法律制度。必要的法律应当到位，如果相应的法律不能到位，则国家立法及行政机构与监管当局需要拥有能迅速建立它们的能力。缺少这类法律，则早期干预就需要迅速的政策决策。迅速的政策决策能避免一种错误的诱惑，即诉诸于监管忍耐作为权益之计直到必要的政策和支持性法规到位，而监管忍耐会在激励和框架可信度方面导致严重的长期问题。

危机的干预和解决措施应有充分的广度和深度

干预和解决金融危机的核心目标是恢复公众对金融系统的信心，并使得金融系统在没有公共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率和可持续地运营。零碎的危机干预政策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并必然导致随后的政策修改或者反转。危机干预通常包括三个关键步骤：稳定金融系统；重建资产负债表；重建金融机构长期盈利的条件。

对于稳定金融系统而言，主要目的是通过维护流动性并确保银行可持续获得资金来避免金融系统崩溃。通常，稳定效果依赖于几种干预方式的组合形式和强度。中央银行紧急流动性支持能帮助银行或某一金融市场克服临时性的资金断裂，并且也有助于支持支付清算系统实现其功能。一个明确可信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避免银行散户存款者的挤提，并通过提供迅速的偿付来缓解破产压力。存款保险制度并不能充分阻止大额存款者的挤提，而大额存款者的挤提对金融机构而言更为危险。客观而言，要确保银行能持续获得资金就需要对银行大额存款者也提供担保。是否对所有存款提供担保取决于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替代性措施的到位情况。如果对所有存款者提供保护，则应当伴随限制扭曲的其他干预。这些干预通过合理定价或行为限制的方式，阻止银行用补助资金来获得市场份额。

重建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恢复金融系统信心，并为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和债权所有者提供正确激励。重建资产负债表通常包含三方面内容。首先，通过账面削减不良资产的方式全面解决损失。其次，充实资本以保证金融机构在面临当前损失和未来损失时能正常运转。最后，有效管理不良资产以便于从中抽取剩余价值。不良资产管理既可以通过在单个机构内以向下放权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设立隔离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实现，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环境和操作效率。

重建金融机构可持续盈利条件包含三方面措施。首先，过度业务应当退出。系统性金融危机通常是金融机构业务过度膨胀的结果，在信贷膨胀的支持下，高杠杆和资产泡沫横生，这容易诱发金融危机。其次，通过调整核心业务和削减成本来提高金融机构效率。最后，应当尽量避免竞争导致的扭曲，在接受公共政策支持的金融机构和没有接受公共政策支持的金融机构之间，这一点尤为重要。

合理权衡限制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和遏制道德风险

限制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和遏制道德风险均是合理的政策追求。在两者之间谋求平衡意味着，危机干预对两者的影响存在潜在冲突。一方面，干预是为了限制完全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在金融危机时期，市场纪律有时是粗暴和不加选择的，这增加了金融系统在出现问题时伤害实体经济的风险。另一方面，过度干预又会隔绝市场纪律并扭曲激励。在危机处理阶段，接受援助的金融机构可能会滥用公共资金；在长期范围内，接受援助的金融机构可能会更不谨慎，这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机制来管理这种替代关系。第一种机制是，在重建过程中区别对待金融机构的利益相关者。一种共识是，从限制道德风险的角度出发，谁将银行带入困境，则谁应最大可能的支付代价。通过解雇或削减资产的方式，管理者和现有股东应当首先支付代价。通过债务取消的方式，次级债务持有者将其次支付代价。第二种机制是，设立限制性条约。换取援助的严格条件有助于限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它们能一定程度阻止银行获得不公正的竞争优势，并使其他银行以不受束缚的方式开展金融业务。

倘若发生金融危机中国如何处置

各国在金融危机处置方面的共性原则能为中国处置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对照这些共性原则，可以看出，中国的体制架构在金融危处置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本文提出如下三条建议。

金融机构接管法律可为早期干预金融危机奠定法律基础。接管是金融监管当局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一定的组织，全面控制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的法律行为。在中国，接管是早期干预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我国《商业银行法》第64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我国《商业银行法》关于接管的规定存在严重不足：接管的条件界定过于笼统，没有具体标准予以衡量；对接管组织的构成、法律地位、接管人员的选任和资格限制等未有涉及；对接管期间的挽救措施和接管费用的负担也是空白；缺乏对接管行为的限制。针对这些法律缺陷，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接管法律为早期干预金融危机奠定法律基础。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合理分担危机损失。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存款类金融机构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费购买存款保险，当金融机构濒临倒闭或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运用存款保险基金及时向存款人赔付并适时处置问题机构。一直以来，中国并没建立有法律保障的存款保险制度。事实上，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隐性存款保险，即一旦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政府往往会对存款人提供全额的存款保护。与政府直接救助金融机构相比较，存款保险制度的优势在于通过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市场、股东和存款人合理分摊因金融机构倒闭而产生的财务损失。当前，中国金融规模在不断膨胀，隐性存款保险将对中国财政构成不合理的巨大负担。中国应当顺应形势发展，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存款保险立法进程，择机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9

【关键词】 后危机时代；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一、研究背景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继而危机迅速蔓延全球，引发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恐慌。这次危机不仅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强烈的信贷紧缩效应、国际金融体系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得以暴露，而且与之相关的金融会计理论和实务也受到了很大冲击。虽然金融工具会计不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很多争议的矛头仍然直接指向会计。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渐渐平息，国际经济正逐步步入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危机之后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披露再次成为会计界和金融界讨论的热点。

二、后危机时代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面临的挑战

衍生金融工具自诞生以来就具有双刃剑的特性，一方面它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是人们有效控制各种金融风险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衍生金融交易品种层出不穷，交易金额急剧增加，衍生金融工具蕴含着巨大的操作风险。因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一直不遗余力地对衍生金融工具及其会计计量、信息披露进行探讨。本次金融危机演化过程证明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部解决，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面临新的挑战。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终止确认

在金融工具的初始确认方面，国际会计准则明确要求在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约条款的一方时，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予以确认，这一点在执行上一般不会产生疑义。危机中受到非议的主要是资产证券化所涉及的金融工具终止确认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提出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标准是：当且仅当对构成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一部分的合同权利失去控制时，企业应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或该部分）。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很难认定企业的“控制”权，尤其是近年来，面对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增长的资产证券化交易等金融创新，准则中的规定显得相对简单和缺乏操作性。

（二）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自采用以来，颇受争议，究其根源主要是纠缠于相关性与可靠性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再一次受到质疑。2008年，次级贷款危机不断恶化，预计损失将达到3 000亿到4 000亿美元，其中仅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就达2 850亿美元。一些损失惨重的金融机构对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发起了猛烈抨击。第一，公允价值随市场波动而变动，价值变动随意性很大，在不断低迷的市场中，公允价值计量不断要求对金融资产重新计价，账面价值大幅缩水，进而引起大规模恐慌，使得后果不断恶化；第二，公允价值并不能反映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尽管目前证券的市场价值不断下降，但金融机构仍然持有资产且没有意图贱价出售，按照公允价值会计的要求，却要承担资产减值的损失；第三，部分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已经失灵，大量持有这类证券的机构取得盯住市场的价格出现困难，按照第二或第三层次方法确认公允价值又缺少实务指南，在现行市场条件下，确定一些证券的公允价值近乎不可能。

（三）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披露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虽然已经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披露范围和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越来越高。危机发生后，美国国会议员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首席会计师曾分别致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希望就现行会计准则如何保证投资者及时获取表外融资信息，公允价值会计能否为投资者及时获取表外融资信息，公允价值会计能否为投资者提供一贯、可比和可靠信息等问题做出说明和行动。

三、国际会计界的改革举措

金融危机自爆发以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经受着严重的拷问，作为全球最大资本市场制定会计准则的FASB和为全球资本市场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IASB倍感压力。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信用危机既对全球监管体系提出了挑战，也是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威胁，西方七国集团和金融稳定论坛多次发出呼吁，要求尽快修改、完善部分准则。为了应对危机，IASB、FASB以及金融稳定论坛等主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监管机构纷纷作出积极反应，采取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改革举措

2008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关于金融工具的讨论稿。在该讨论稿中IASB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降低报告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并分析了造成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复杂性的主要原因；二是指出解决金融工具准则复杂性的长期根本方法是对所有的金融工具采用单一的计量原则，讨论稿解释了为何“公允价值是对所有种类的金融工具提供相关会计信息的唯一计量属性”；三是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中的计量要求，比如减少金融工具的分类；四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和一些公允价值计量的例外要求替代《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中现有的计量要求；五是简化套期会计。

（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改革举措

2008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8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法案要求暂停使用公允价值会计，并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研究SFAS157提出的基于市场的公允价值估价方法是否适用包括存款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要求其于2009年1月2日前提交研究报告。美国证监会（SEC）在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调查、研究之后，于2008年12月30日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市值会计的研究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维护SFAS157的权威性和FASB制定公认会计原则的独立性。报告认为现存的公允价值和盯住市场的要求不应该被暂停，但应当修订，使其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要。随后FASB大量旨在改进或补充SFAS157及其他涉及公允价值计量的准则之工作人员立场公告。最终稿主要有《市场不活跃时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当资产或负债的交易量与活跃程度已明显降低时公允价值的确定以及非有序交易的识别》、《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中期披露》、《非暂时性减值的确认与列报》。

四、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发展思路及建议

我国对金融工具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发展很快。在后危机时代和全球会计准则趋同化的背景下，吸收和借鉴国际上各国会计组织的先进经验，是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发展的捷径，但在修订和完善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过程中也应坚持适度、谨慎的原则。既要尽可能地借鉴和利用国外成熟的会计理论，又不能简单的“移植”他人的做法；既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出发，又要充分适应我国金融创新的要求。

针对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会计组织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并基于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施的现实环境，笔者认为未来我国金融工具准则发展趋势应坚持以下几点：

（一）明确金融工具终止确认标准

我国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于金融资产是否应该终止确认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对是否“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都已转移的判断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此外，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未来现金流量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报酬的估计与计量在现实中本身是很难掌控的。因此，对金融工具初始确认后可以参照IASB的做法，在金融合成分析法基础上对期权交易的价值按照市场行情进行再确认和终止确认。对不确定易进行披露，我国会计准则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中增设 “金融资产” 和 “金融负债” 两个新确认项目；在会计制度上增加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未来变动时再确认的会计调整办法。

（二）完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是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经过一场风暴洗礼后的公允价值，虽然让人们认识到其自身有很多不足，但在实务中公允价值计量是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最终目标。目前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仅存少量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在这种没有活跃市场报价的情况下，我国只是原则性地引入公允价值，而非实质上地广泛运用，但毋庸置疑，以公允价值作为衍生金融工具的唯一计量属性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下，IASB已率先对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进行了简化和改进，为金融危机过后如何改进会计计量模式提供了示范。我国可以密切关注国际会计研究进展，出台专门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三）规范金融工具信息披露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现行金融工具表内列报的清晰度与表外披露的充分性是不足的。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进财务报表对投资者的清晰度，如加强对不同计量属性的披露。此类披露应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相关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计量过程的透明度。我国资本市场是一种半强势有效市场，一方面信息披露主体总是从有利于控制权实体利益为出发点披露信息，对披露信息的内容做出取舍，尽量避免由于风险披露而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所特有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也使得企业和投资者无法全面识别其风险。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财务报告模式，增加衍生金融工具披露内容，尤其是加大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过程中流动性风险预测的披露，以及对影响该风险的因素如股指、利率、汇率等变动和当该因素如何变动时将使企业承担较大的风险进行预测，并将此信息及时披露给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的投机，类似于不完全套期保值，应当披露其投机出发点。此外，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复杂多变，企业还需实时提供财务报告，以有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时得到企业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态信息，增强判断力与避险力。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译.国际会计准则：2002［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 财政部会计司准则一处、准则二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对公认会计原则的讨论［J］.会计研究，2008（4）.

［3］ 陈秧秧.如何降低金融工具报告中的复杂性――IASB最新讨论稿解读［J］.财会月刊，2008（8）.

［4］ 财政部会计司准则二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应对次贷危机的讨论［J］.会计研究，2008（5）.

［5］ 付强.公允价值与次贷危机［J］.金融会计，2008（10）.

［6］ 杨政，涂建明，黄中生.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会计：源起、争论与思考［J］.会计研究，2009（10）.

［7］ 张栋.美国次贷危机下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思考［J］.新疆金融，2009（3）.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法律制度;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180-02

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发生动荡,欧美各国经济陷入衰退,虽然各国采取了相应的救市措施,但走出衰退尚待时日。本次危机是美国一战以来经历的破坏性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美国及其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次贷危机严重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进而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

长期以来,美国的市场经济法制被认为是最发达、最健全的,它支撑着不断复杂化和高度发展的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交易,制造了美国发展和富强的神话,成为许多国家学习和效仿的典范。但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却证明,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与完善的法律制度,在控制、防范和解决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极为有限的,甚至是失灵的。如何总结以及借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教训和经验,是次级贷款危机带给法律界最值得深思和反省的问题。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金融法制与政策的重大缺陷以及背后的秩序失范。

(一)法律规范缺乏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极力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由此形成的法制对金融经济宏观调控与微观规范层面多方面的错误共同作用,是最终引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原因之一。

2000年以来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促使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房地产按揭贷款证券化有效地解决了如何提高房地产资金流动性的难题,堪称金融史上的一项创举。2000年,美联储为遏制经济衰退,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利率从6.5%下调为6%,并连续13次降息。2003年6月,利率降至1%,并持续了1年多。受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影响,次贷相关衍生产品乘放松银根之机急速膨胀。2006年,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市场,达8.82 万亿美元;次贷余额跃居第2位,占12%。同时,政府采取了向低收入者放宽借贷条件、开放房贷二级市场、准许发行房贷证券、支持抵押贷款衍生工具等措施。此后,金融产品快速创新发展,致使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和大量投机资本涌向房地产金融,次贷衍生品在经济金融自由化体制下恶性膨胀,并最终为迅速波及全球的金融灾难创造了条件,为危机迅速从虚拟经济波及全球实体经济铺平了道路。

(二)金融信贷管制的松弛助长“次贷” 产品违规通行

“次贷”对象是信用等级低、履行贷款合同前期还本付息缺乏可靠保证的客户。贷款人把赌注压在住宅价格上升上,认为一旦客户毁约便收回抵押房产,自身不会受损,同时借助次级债券还可以把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者。违规的“金融创新”搅乱了金融秩序,成为了制造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根。这种违法操作的疯狂行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资本“蛇吞象”的贪婪本性,并进一步助长了“次贷”违规通行无阻,刺激了居民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违法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导致危机产生。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弹和通胀压力增大,从2004 年开始,美联储启动了加息周期,加息后贷款利息负担大大加重,特别是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主要是抗风险能力弱的低收入人群,无力还款使房贷违约率迅速上升,缺乏法律规范的信贷链刺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好验证了缺乏法律规范的自由利益链条必然崩溃的基本规律。

(三)金融机构监管体系存在法律漏洞是酿成危机的重要因素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漏洞,导致监管体系不健全、不规范。从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体系演变可以看出,美国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自由放任加强管制推进金融创新放松监管等多个发展阶段,总的趋势是金融监管的力度不断放松,金融监管法律应对现实的规范力度越来越弱,以至于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监管体制已经失败,监管体制建立在不健全的条例之上,监管已是名存实亡。

(四)金融调控政策失效导致金融交易失危

美国的金融调控政策不能与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交易制度同步,导致完全市场化的金融交易没有有效的金融政策指导,自由任意地发展,超出了美国经济承载和控制能力。而同时美国的金融政策鼓励建立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的交易比重远大于信贷市场交易比重。这种直接融资活动的发达,对金融当局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现状

1.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监管需要加强。部门干预、地方保护、人民银行省地分支机构与地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因素严重妨碍了央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严肃性。从世界的经验来看,中央银行依法独立行使监管职权是现代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要求。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也改革实行按经济区域设置分行的管理体制,已初见成效,但要完全消除旧的落后体制的影响,必须坚持、完善新的监管体制,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监管。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近期,我国先后发生的被收购、合并、关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充分反映了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存在的严重问题:偏离以发挥中长期金融功能和财产管理功能为主的信托本业;采取种种手段与银行争存款,争资金;将高成本的资金大量投向房地产、证券等行业,市场风险极大。而我国城乡信用合作社同样存在发展过快、超范围经营、严重利用不正当手段与国家银行竞争、资产质量偏低以及风险度较高的情况。这些问题如不得到及时解决,将给我国金融业带来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

3.资本市场仍须规范。多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存在大量不规范行为。股市和期货市场暴涨暴落,过度投机和金融犯罪行为时有发生,这与金融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的法规规章不健全等密切相关。

4.金融监管立法落后,执法缺乏力度。金融监管的成败取决于是否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虽然我国近年来相继制定修改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一些法律法规,但这些立法中仍存在着原则性规定过多、难以实际操作、对违法行为的形式估计不足、处罚方式简单化及内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等缺陷,使得金融监管缺乏全面、系统、稳定、持续、合理的调整,导致监管中“以权代法”的随意性增多,很难保证监管制度的有效性。

三、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法律建设的启示

综上所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蔓延的原因可以从经济、金融、政治、社会等不同的角度挖掘,但美国现行法律制度和金融政策的缺欠与漏洞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美国的金融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其金融政策和监管制度均体现为市场导向性的特点。中国的金融发展遵循的是不同的路径,是一个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与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我国应该提倡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发挥适当的管理与调控职能,借鉴发达国家管理和建设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以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律体系。

1.改革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完善金融监管法规。在我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进行阶段,应当同步进行监管体系的资源整合和架构改造。明确责任主体,控制全面市场风险,落实市场稳定性监管。依法监管是监管执行的基础,无论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的实施都应有法可依,给金融企业以稳定的环境。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出台的法律以及相关金融司法解释等构成了现代金融监管法律规则体系,但在一些方面仍存在法律空白,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经营监管尚未纳入法律轨道,保险制度、金融机构退出和救助等方面存在法律空白。 因此,今后要注重加强相关金融法规的修订与立改工作。

2.现代金融法制必须建立在金融安全基础上,在发展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增强风险意识。金融业的发展要求金融制度必须兼顾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而不能顾此失彼。只有秉承效率优先、安全为本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的金融监管才能在保持金融秩序安全的基础上,提高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实现金融监管的现代化。凯恩斯认为金融创新是在与法律监管的博弈中得到发展的即“管制辩证法”,这正是我国正在进行的各种金融创新中尤其需要高度注意,以免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我国现阶段尚不具备全面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工作相应的经济、 法律环境等条件,监管当局应尽快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特别是法律规则,以约束金融创新在信贷市场中可能伴随的“道德风险”行为。

3.金融创新与发展是金融业生存的必然选择,其中强化金融责任制度是前提。法律的滞后不但造成美国金融业的混乱,而且直接导致民众对法律的失去信任及社会动荡,将会动摇政治稳定和社会基础。所以,不断加强金融责任制度的制定、改进和完善,是整个金融法制的基础。

4.金融立法应时刻注意法律的偏差。法律制度之所以能引起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即在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的环境下,各种法律关系是处于市场、政府和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之间的一系列活动,很容易在特定的经济状况下因为某方的利益需求而使得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发生偏差。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美国前几年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低水平的贷款利率, 导致当事人盲目乐观,即使出现法律的偏差也视而不见。金融立法应当适时把握尺度,遵守公平正义的要求。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和交易规则的制订是非常重要的,在危机之际,金融法建设是增强金融软实力、提升金融质量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唐双宁.我国应建立平准基金稳定股市[N].证券时报,2008,(9).

[2] .关于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J].法学,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