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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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国家机关依法对社会进行管理而形成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它包括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从本质上讲,一切犯罪都是对社会管理秩序的侵害。但是,由于刑法对侵害或者破坏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经济、人身权利、家庭婚姻、公私财产、国防与军事利益以及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等社会秩序的行为列入了刑法分则的其它章节,故本章所规定的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对社会的日常管理活动和秩序,换言之,是刑法分则其他各章规定之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以外的国家对社会的日常管理活动与秩序。

    (二)本类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妨害国家机关对社会的管理活动、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由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活动多种多样,社会管理秩序的范围广泛,因此,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这些行为可以分为以下九类:(1)扰乱公共秩序;(2)妨害司法;(3)妨害国(边)境管理;(4)妨害文物管理;(5)危害公共卫生;(6)破坏环境资源保护;(7)走私、贩卖、运输、制造;(8)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9)制作、贩卖、传播物品。其中,绝大多数行为表现为作为,少数行为表现为不作为。本章犯罪多为法定犯,即行为没有违反社会伦理,但出于行政取缔的目的而根据法律被认为是犯罪,犯罪的构成以违反国家机关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为前提。这里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具有较强的行业或部门针对性的社会管理性规范文件,包括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各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实施办法、细则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一般而言,违反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管理法规就必然会妨害国家机关对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但并非所有违法的行为都构成犯罪,而只有那些妨害国家机关对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才构成犯罪。

    (三)本类犯罪中的多数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但单位也可以成为部分犯罪的主体,例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所有犯罪,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中的全部犯罪,以及其他某些节中的部分犯罪;还有个别犯罪的主体仅限于单位,例如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就自然人犯罪主体而言,多数是一般主体,但也有少数是特殊主体,例如脱逃罪的主体只能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只能是医务人员。在单位犯罪中,多数犯罪为一般主体,但个别犯罪则为特殊主体,例如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的主体只能是国有博物馆、图书馆等特定单位。

    (四)本类犯罪在主观方面,除少数犯罪以外多数犯罪都是由故意构成,亦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妨害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活动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故意犯罪中,有少数犯罪还要求行为人出于特定的犯罪目的,例如赌博罪,要求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物品罪,也要求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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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领导巴特尔、李佳、张力、布小林、那顺孟和、呼尔查、郭启俊等作了重点发言，潘逸阳、新、符太增、杜梓、王中和、刘新乐、王玉明、王波、白向群、云光中、梁铁城、胡毅峰、马永胜参加中心组学习。

王君强调，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关乎民族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立足国情建设社会主义才能自强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认真学习宣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坚定自觉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王君强调，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主动权。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肩负起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政治责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艰巨复杂性，清醒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切实增强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强分析研判，把握舆情动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工作措施，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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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环境治理对环境绩效管理的作用

在董事会的受托责任的机制下，董事会必需承担经济、道德和社会责任（包括环境责任）。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董事会必须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负责并且要时时刻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公司的环境绩效代表着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已为公司董事会所普遍接受。因此，公司应加大环境投资的力度以响应利益相关者的环境期望，如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从社会道德方面，董事会应对其公司的道德行为负责。董事会应建立相关机制以确保已形成的道德标准深入到公司各部门及员工之中。由于环境保护属于董事会的道德责任，因此，一定程度上，道德责任的存在促使了董事会加大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监督的力度。公司的环境投资决策包括在环境战略监管之中。在环境战略监管方面（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环境资本支出的规模无论大小，对重污染公司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公司应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加大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

（2）公司环境治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公司治理监控的功能包括了董事会在其经济责任下对公司投资的监督。因此，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种投资决策，如并购，重组等。公司治理对公司的研发支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与公司并购相比，研发支出与环境资本支出在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收益不确定性、风险性等方面。对此，学术界争论最大的是公司过度的治理是否会减少其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实际上，无论何种形式的公司治理都会限制其研发投资力度。例如，董事会的构成和规模及董事的薪酬会影响研发的投资力度，此外，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公司研发支出的水平及力度。另一方面，董事会也监督着经理层以削减研发投资来谋取利益的不当做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正相关。

2研究方法

2.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2010年环保部公布的16类重污染行业，共涉及593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本文还搜集了相关重污染公司2010~2012年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以作分析、参考之用。通过对这些重污染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简要分析，我们看到年报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具有多样性。

2.2实证模型

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下：环境资本支出力度t=（环境治理机制t，环境效果t-1或t-2，经济特征t或t-1，规模t，行业t）。在实证模型中，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环境治理机制以及环境效果和财务指标有关。因变量为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自变量为环境治理机制、环境效果、经济特征、公司规模和公司所属行业。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计量环境治理机制：第一，社会责任（环境）董事委员会的存在；第二，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另一方面，考虑到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及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环境治理的影响，该公式将董事会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层级的治理纳入到分析变量中。而由于环境资本支出受公司的规模及该公司所属行业的影响较大，故公司的规模及其所属行业的变量也包括在该公式中。

2.3变量计量及数据来源

表1总结了各个环境变量的计量指标。本文中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公司2012年环境资本支出总额与资产增加总额之比来确定，环境资本支出总额数据为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资本支出额或者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固定资产或资金使用情况中有关环境投资数据。对于环境治理机制，通过公司是否设有一个具备明确环保要求与措施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备环境意识的董事人数来确定。董事的环境意识指董事成员具备环境专业知识背景或曾在环境部门任职，任何在环境部门任职或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董事都为公司增强了环境意识。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可以通过查阅2012年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或年度报告中有关董事会成员构成资料取得。关于环境治理的弱势则以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为量度。

我国环保部于2008年对部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强制披露要求，同时鼓励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因此，该变量描述了三种情况：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或非自愿（强制）披露或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可以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层级反映。同时，还体现在公司环境违规和环境罚款方面。各地区环保部门会定期公布公司环境违规以及被行政罚款的信息。本文从2012年各地区环保部门官网中公布的信息收集该数据。公司对其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作为实证模型中计量环境效果的重要变量。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层级、环境违规企业数以及环境处罚代表了实证模型中环境效果这个变量。最后，财务控制变量的计量。本文选取公司期末净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现金流量的增长通过环境资本支出投资的前两年现金流量的增长来计量，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特征，同时行业指标变量也包括在该模型中。

3研究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关于环境资本支出、环境治理、财务控制变量方面的统计数据。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境资本支出的中值达到31,000,000元（均值145,110,000元），样本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平均值为7.22%。环境治理机制方面，平均有51%的样本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11%的董事会成员具备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环境治理效果方面，每年平均有10.5%的样本公司环境治理不力，10.1%违反环境法规，并且每1,000,000元销售额中有1.79元环境方面的罚款支出。在经济特征方面，样本公司都是大公司，平均总资产为303624万元，每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7%，现金流量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平均现金流量增长率为1.64%）。此外，该样本涉及十六种行业类型，其中尤以石油化工（27.1%）和制药（15.8%）行业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3.2变量分析

本文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呈正相关。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环境治理机制所涉及的变量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与未设有该机制的公司相比，前者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更大(p<0.0751)；董事的环境意识(p<0.348)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因此，此处大胆假设，环委会才是对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治理机制；环境效果涉及的变量中，样本公司中环保意识较淡的公司(p<0.000)和环境罚款较多的公司(p<0.084)在未来年度将会加大其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投资力度以避免因环保不力而造成公司更大的亏损；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公司违反环境法规的次数之间没有很强的联系(p<0.149)；当然，公司的经济特征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从表中可以看出，现金流量的增长与规模较大的环境资本支出有一定的联系(p<0.006)；盈利较多的公司投资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资金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而具有较新资产的公司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很大程度上由公司的环境效果和公司的经济特征所决定，而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设立有一定影响外，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却很小。

（1）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

此处假设环境委员会的存在能够加大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以上的分析正好为该假设提供了相关论据。公司治理文献都表明董事会下委员会的特征对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结果及公司决策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我们猜测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也可能影响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对样本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进行分析，本文提出了与环委会相关的两个因素：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规模及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一方面，从公司的构成结构中可知，董事委员会的规模反应了其在公司中的权利及影响力。Goh(2009)提出规模较大的审计委员会在对内部控制不足的及时性补救上往往比规模小的委员会更能成功。这就足以表明规模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在与环境有关的决策上更有发言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Larcker等人(2007)认为该种会议实际上是表明董事会监控力度的一种方式。因此，当涉及到环境事项时，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频繁的会议能够加大公司对其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在此，本文使用这两个变量来替换实证模型中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变量以探究委员会规模及会议次数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

规模较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对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不太显著(p<0.066)；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会议次数这个变量也与公司环境支出的力度没有联系(p<0.363)。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有环保意识的董事(p<0.037)这两个因素却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显著正相关。因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便成为了公司一项重要的治理机制，它能决定其它机制在公司中是否能够产生效力。这些分析结果支持了公司环境治理能够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观点，同时表明董事会已经意识到承担自身的环境责任以及实施好相关的环境治理机制是确保已建立的环境规范能被遵守的前提条件。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环境效果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也有着影响。以环境资本支出的年份为时点，一年前的环境弱势行为(p<0.029)和两年前的环境违规行为(p<0.028)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相关，这与之前的分析相符。而两年前的环境罚款却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强度呈负相关的关系(p<0.068)。关于公司经济特征方面的探究结果则与先前的回归分析相类似（不包括盈利这个变量，该变量在表4中已确认为非重要变量）。总体上说，这些分析结果显示了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如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环境效果及经济特征是如何影响着一个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

（2）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

该部分的分析以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为重点。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重点确定了公司委员会的存在和具备环境意识董事的比例是否能够被归纳单一的治理元中。其分析结果正如表5A中所呈现的那样，这两个变量都由相同的元所承载（即环境治理因子），有1.412的特征值，47.07%的解释方差百分比。两个变量的载荷（因子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总体上达到预想结果，全都超过0.40（委员会=0.761；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0.505）。环境资本支出包括强制性因素和自愿性因素，因此，这给本文的探究增加了另一层难度。自愿性的因素表明公司在环境战略上投资的多或少可以自由选择，从这方面来讲，公司进行环境治理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即公司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具备积极环境战略的公司与在环境战略上消极被动的公司相比可能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投资的更多。因此，公司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就很有可能取决于公司的环境战略，为了更好地探究环境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本文考虑了环境战略和环境治理的相互作用。由于公司的各个时期的战略都属于公司机密，难以为外部预测和察觉，公司环境战略亦是如此，所以本文以环境效果中涉及的变量来代替环境战略因子中本应涉及的变量。正如表5B显示的那样，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结合成一个独特的因子，而这个因子就代表着公司环境战略因子。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承载在同一个因子中，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因子具有1.494的特征值和49.79%的解释方差百分比，其中环境的治理不力变量的载荷为0.755，违规行为变量的载荷为0.807，罚款变量的载荷为0.523。

4结语

本文探讨了公司环境治理对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文中已经说明，从利益相关者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公司治理时，环境资本支出等重要的环境议题应属于与公司经济、社会和道德责任相关的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据此，本文提出该假设：以环保和利益相关者责任为目的的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增加了公司投入到控制和减少环境污染的资金比例。对所有样本公司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在特定情况下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总之，由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公司环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力度。也就是说，当一个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时，该委员会的规模以及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等因素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呈正相关。以上分析结果表明董事意识到了他们肩上担负着的对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责任，同时运用环境治理机制来确保已有的环保法规能在公司中得到很好的遵守与施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董事通过监督具有战略性的投资决策实现了其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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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财务治理；财务管理学；财权配置；财务文化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 申书海，李连清. 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 会计研究，2006，（10）.

[2] 伍中信. 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会计研究，2005，（10）.

[3] 李心合. 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 衣龙新. 公司财务治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 林钟高，王锴，章铁生. 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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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复杂性社会 多元治理 多中心治理 多层级治理 多维度治理

复杂性社会呼唤复杂性治理

霍金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就已经断言：“下个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①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是在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演化中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证实了霍金的预言，复杂性特征更加显著。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复杂性研究的知识储备。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叫做复杂性科学。从20世纪30年代系统科学起步，到20世纪末期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提出，复杂性分析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涉及自然、工程、生物、经济、管理、军事、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

在分析意义上，“复杂性从对因果关系的线性模型的思考转移到寻求理解要素之间的联合和互动上来。”②复杂性与简单性相对应。简单性见诸“牛顿范式”的经典科学，秉承普遍性、还原性和分离性原则，将整体视作部分之和，轻视关系的基本作用，无法真正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复杂性的思想源自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事物的认识，发达于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对非线性关系的探索。“老三论”和“新三论”构成了复杂性科学的主体。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将其概括为“复杂性范式”，用以解释复杂系统的构成、演化、涌现、自组织和自适应等特征，强调系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深化了人们对于关系的认识。复杂性科学认为系统是由节点和关系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多智能体组织和复杂适应。在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以来兴起的社会网络研究、21世纪方兴未艾的网络治理研究等，都是复杂性范式的具体运用。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思危等人就积极倡导在管理学领域开展复杂性研究。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公共管理领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借助复杂性科学探索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路径。如今，复杂性治理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崭新课题。

从管理学意义上讲，与“牛顿范式”和“复杂性范式”相对应，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管理范式。基于牛顿范式的是工业时代科层化的组织形式、一体化的职能作用和指令化的控制机制，这种管理可称之为简单管理范式。简单管理范式针对工业时代的稀缺经济，用标准化的方法和不变的路径进行效率控制，在闭合系统中解决显性问题，来维持简单循环。基于复杂性范式的管理以网络化结构为组织运转基础，重视对环境的适应，通过分权化和学习进程进行协作。这种管理范式针对信息时代的丰裕知识，采用创造性的方法和创新型路径进行协同合作，在开放系统中解决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无论显性拟或隐性，去克服异常冲突和综合性矛盾。③毫无疑问，现代公共治理必须迎接复杂性管理范式，以回应复杂性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

复杂性社会对于公共治理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时代扁平组织的挑战。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出扁平化特征，传统的科层金字塔正在演变为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在网络组织中，权力呈现分散化和均等化趋势，权力中心下移，权力距离缩短，人们之间互赖增强，需要不断适应动态变化。第二，是水平决策的挑战。网络化的治理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决策形式和决策过程。权力分散化带来了多中心格局，权力均等化趋势正在催生多层级自主性，垂直的集中决策已不足以应对人们之间的水平互动，单纯的命令开始让位于决策的商议过程。第三，间接控制的挑战。在工业革命、电子革命、信息革命的共同作用下，当今各种社会力量的协作达到了空前高度。国家治理涉及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吸纳了各种力量的参与和贡献，无法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需要通过协作提升协同水平。第四，疆界跨越的挑战。信息网络的兴起悄然摧毁了人们之间许多固有的疆界，全球化发展解除了许多原有壁垒，这意味着一个跨疆界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的景象是，市场跨疆界运行，经济跨疆界发展，社会跨疆界合作，文化跨疆界传播。于是，公共治理需要在跨疆界的交错延伸中不断解决差异性问题，应对矛盾冲突新的综合，实现在混沌边缘的共生进化。④

面对世界图式的复杂性，人们提出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各种模型。在认识论意义上，主要是计算复杂性模型。在本体论意义上，复杂性图式包括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复杂性三大模型。由是观之，复杂性公共治理至少要考虑治理主体的组分问题、治理结构的体制问题和治理功能的机制问题这三个层面。从主体看，复杂性治理源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由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参与其中，它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从结构看，复杂性治理包含着社会自主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形成和自组织管理的内容，展示着从节点到层级不断增强的自主性对扁平化层级网络中相互作用的拓展。从功能看，复杂性治理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制衡关系的变化以及公私责任关系的变化，它需要政府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基础上能力和责任的提升。⑤在当代公共治理研究中，多中心治理模式、多层级治理模式和多维度治理模式的涌现，恰与复杂性图式的三大模型相呼应，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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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为我国大数据的应用提供了行动指南，最终目的就是利用大数据提升全民数据意识、发展数据文化、释放数据红利、打造数据优势。相较以往，此次发展的目标更明确，内容更全面。《纲要》对大数据的定义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大数据不等同于海量数据的集合，而是可被利用的海量数据集合。同时，大数据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数据可以创造价值。根据已有的数据发现联系是大数据能够创造价值的基础。2012年达沃斯论坛的报告《大数据 大影响》宣称，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叫数据资产，它的价值赛过黄金。当前，大数据已经在政府公共服务、医疗服务、零售制造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产业空间。

第二，大数据推动数据共享开放。大数据时代政府需和各个社会组织、社会主体合理共享，在共享最新数据的基础之上，发挥各自的发展优势，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数据的共享开放可以让政府少管一些事情，节省很多的人力，同时也能解决大部分公共事务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三，大数据可以预测未来。大数据是以分析大量数据的相关性为基础进行预测，这是大数据不同于海量数据的最重要的特征。在掌握数据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科学的预测，才能做出正确的预判。当前，大数据可以对人们的需求、灾害、犯罪的发生等问题进行分析预测，有了大数据作为支撑，各类商业服务和社会服务将更为精准有效。

二、大数据对社会治理环境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政府面临的社会环境将会更加复杂，社会治理方法也会更加多样。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①政府所处的社会环境将更加开放，并且将更为深刻地遭遇到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的影响和冲击；②社会治理的方法将更加统一高效，大数据将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权力将会进一步收回，交由社会组织配置；③社会环境的变化将更加全面和系统，政府将在更加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治理。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催生了大数据的生成。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发展趋势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治理环境和治理方法这两个方面，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大数据使社会治理环境变得空前开放和自由，社会治理环境的改变要求政府必须树立开放的社会治理理念。首先，在大数据时代，人们查询数据的途径已经不再只依赖官方网站，这样就倒逼着政府必须实现真正的开放和透明。其次，在大数据时代，公民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论非常简单且易于搜集，过去带有较强政治性的参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公民参与，这种参与会为政府的下一个决策进行引导。最后，大数据拓展了社会治理的范围，并使社会治理更为精准化。由于信息的双向交流，大众的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模式从以往的方格化演变为网络化，从而使政策制定更为人性化。政府要掌握、整合和协同各种类型的基层数据，建立服务型政府。

其二，大数据有助于形成统一高效多样的社会治理方法，使社会管理领域的公共政策实现精细化和科学化。首先，大数据时代对政府理念的影响是包容，大数据里的数据类型非常多，而且来自方方面面，政府需要将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去包容和协同。其次，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关注相关关系。换句话说，现在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再次，大数据时代似的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和高效。大数据促使社会治理更加及时，因为大数据有助于政府实时甚至预先了解发生的问题，做到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防患于未然。同时，大数据会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和节约，可以极大地节约相关部门和公民本人的时间及精力。大数据还促使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化，比如让更多人群进行自我管理的自组织模式。最后，在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将面临着更大的约束，尤其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为确保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构建一个真正的电子政务平台和应用体系，又要应用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云治理。云治理只是一个手段，最终要走向全面治理和微治理。

三、大数据时代下的社会治理风险对策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方法都在发生改变，社??治理的主体也更为多元化，大数据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数据安全挑战。在大数据里，人们的活动都能被看到和记录，人们已经没有隐私了，因此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非常重要。其次是大数据的技术性风险，这类风险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政府应尽快适应大数据带来的新的治理环境，转变角色定位，制定有助于大数据发展的制度规则，引导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产生积极影响。

第一，建立统一的元数据标准体系。这是政府实现对大数据合理运用的基础。标准体系应包含大数据生成、发展及的数据标准格式，便于数据的无缝隙统筹整合，使原本散落在各部门的数据信息整合起来，打破“信息孤岛”状态。

第二，建立防范风险的制度。这是政府实现对大数据合理规制的保障。大数据时代下，挖掘商业价值和保护个人隐私的矛盾日益凸显，技术性风险也不再是人为可控的。因此，建立数据资源的应用规则，界定数据资源的归属，限制数据资源的使用范围，用制度将技术风险约束在一定范围内，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第三，调整社会治理结构。这是政府适应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环境的前提。大数据时代使社会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各主体在共享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政府可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众包、众筹等方式的自我管理的自组织模式，参与公共服务；鼓励社会组织承接城市公共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社会服务方案进行设计与评估，凝聚大众智慧，形成内外结合、各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让政府的治理结构有效地嵌入到社会治理网格化结构中。

四、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研究的趋势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影响下，社会治理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为社会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治理方式提出挑战。这些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主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机遇。

首先，在构建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上，云治理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运用云治理的手段要弄清楚三个问题：一是要梳理云治理的概念体系，它的前提是什么、它成不成立；二是要分析云治理的价值选择，它是否真正符合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否符合现在社会发展、社会需要的方向；三是要研究云治理的现实应用，它能在哪些方面应用，怎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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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都必然会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企业制度变迁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同时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假设前提下，企业制度必然也是异质性的。据此，可以对中国制度环境条件下的独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历史地考察发现，在企业治理的角度，企业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

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过程。（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业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是其典型代表，企业契约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于雇佣工人的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是其显著特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人力资本职能开始从古典企业家当中分离出来而开始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显著特征。（3）所谓三边治理，主要是就企业“员工参与”亦即“同质性”人力资本拥有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股东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共同趋势。

企业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的纵向替代关系，也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结果，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中，形成了以物质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委托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逻辑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论两种主要观点。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构成企业的制度性要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纯粹的物质资本逻辑已经不能解释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另外，事实上如科斯所说的，影响他人损益的行为也可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2］，结果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影响企业契约、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进而企业制度的设定，也就是说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单从理论逻辑上推断，企业制度就是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进而，企业治理也就应当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当然，企业利益相关者也有“潜在”与“真实”之分［3］，在一般情况下，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产权主体可视为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其他利益相关者角色如顾客、其他企业等则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质，往往处于潜在状态。

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其内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则。这就是说：企业制度安排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企业的技术性特征、以及企业生产要素各自的特性是决定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说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必须遵循同权原则、均占原则、市场原则和边际调整原则。［4］所谓同权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均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所谓均占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也都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所谓市场原则，是说企业制度的达成应该坚持通过谈判达成不应有不合理的人为干扰；所谓边际调整原则，则是就企业的再谈判机制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而言。

二、制度环境变量的引入及其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影响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等的原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产权进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权利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特征以及生产要素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谈判实力。但是，考察各国的企业制度发现，即使企业在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企业制度之间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有学者对美国、日本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5］发现，企业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适应的统一。［6］这就是说，企业制度不仅仅是在效率追求逻辑下对自身内在因素的调整，而且还要同外在的制度环境尽量达成高度的“契合”；或者说企业制度不仅是（狭义）效率原则的体现，而且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制度环境必然会给其中的企业制度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而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由于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已经大大减弱了其在国家之间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因此可以说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形成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可见，有必要拓宽视野引入外在制度环境变量的因素，以使我们对企业制度的研究进而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更加趋近真实。

尽管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真正根源，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却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conomicLife）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7］。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微观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8]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制度安排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若干特征

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中国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能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9］。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0］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⑦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p191。

③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④参见：《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设计》，张立君，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⑤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

⑥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⑧“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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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风险 管理控制 治理控制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十分重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则和标准，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随着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企业各利益相关者自我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企业将面临一种新的风险，即企业社会风险（Kytle，2005;Goto，2007）。如果企业忽视社会责任，就要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惩罚，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最终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英国石油公司海上原油泄漏事件、三鹿集团劣质奶粉事件等诸多企业存在的社会责任问题，都不同程度地给企业自身带来了社会风险，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严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所以，要加强对企业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这不仅是一个现实选择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上有待研究并给予明确回答的问题。

二、企业社会风险的涵义与特点

（ 一 ）企业社会风险的涵义 何谓企业社会风险？现有文献基本上都是从社会事件发生的角度来加以解释，认为企业社会风险是指企业因社会事件的发生而蒙受的损失。如战争、种族冲突、暴乱、罢工、经济危机、产业政策调整等企业无法抗拒的因素使企业遭受的系统性风险。而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把企业社会风险解释为：企业社会风险是指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所承担的损失，如声誉损失、法律制裁、交易成本增加、消费者抵制、人才流失、再融资困难以及经营停顿等。对企业的这种风险承担机制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论解释：一是从企业作为一组关系契约方面来解释。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Freeman and Evan， 1990， 等）。它既包括企业与股东之间的契约，也包括企业与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这些契约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规定了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关系”，即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而各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可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极大地提高这种交易的质量和效率（Donudson and Dunfee， 1999），是企业从各利益相关者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从而增强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如果企业忽视社会责任，这种交易关系就会遭到破坏，企业不仅不能从各利益相关者获得资源和支持，而且还会承担社会风险。二是从企业的委托关系方面来解释。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在现代企业中，委托关系除了包括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外，还包括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与经营者或股东之间的委托关系（Hill and Jones， 1992）。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动态博弈，即一方面，企业期望从各利益相关者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但另一方面，各利益相关者却又不知道哪家企业值得信赖，应该给予支持。为了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就必须向各利益相关者传递某种信号，以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暗示，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当然，各利益相关者也不会轻易地相信这种信号，因此这就要求企业所发出的信号要付出代价（成本），以防止其他企业轻易地模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这种信号传递机制，它有助于企业赢得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使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这是当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基本模式）。所以，如果企业忽视社会责任，企业就不可能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甚至会承担社会风险，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分析可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既利己也利他”的最优选择，而忽视社会责任，就会自食苦果，承担社会风险。

（ 二 ）企业社会风险的特征企业社会风险具有如下特征：（1）从企业社会风险的产生来看，企业社会风险具有自利性特征。企业的任何一种风险都产生于企业自身的行为或其它组织的行为或环境的不确定性（Kytle and Ruggie; 2005）。企业社会风险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企业社会风险产生于企业的自利，即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损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的这种自利就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抵制，最终使企业自食苦果，承担社会风险。（2）从企业社会风险的承担来看，企业社会风险具有外部性内部化特征。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外部性内部化是指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后果将由产生这一行为后果的个人或组织来承担。运用这一概念来解释企业社会风险，企业社会风险便具有外部性内部化特征，即企业忽视社会责任以损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各利益相关者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惩罚企业，使企业对其忽视社会责任承担后果，付出代价。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以及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各利益相关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企业社会风险的这种外部性内部化特征会越来越强化。（3）从企业社会风险的结构来看，企业社会风险具有复杂性特征。如前所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对股东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也要对债权人、员工、消费者、客户、政府、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对这些社会责任的忽视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风险，而且还要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程度以及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和各利益相关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弱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企业社会风险具有复杂性特征。（4）从企业社会风险的后果来看，企业社会风险具有“双损”性特征。即企业忽视社会责任不仅给自身造成了社会风险，影响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给社会造成了社会成本，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5）从企业社会风险的控制来看，企业社会风险具有可控性特征。如前所说，企业社会风险是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所致，而不是企业无法抗拒的因素所致。因此，可以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来实现对企业社会风险的控制。明确企业社会风险的这些特征，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企业社会风险的理解和控制。

三、企业社会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 一 ）企业社会风险的管理控制 一般认为，管理控制是指企业管理者通过战略控制、业务流程控制和绩效考评等管理活动，对企业各个部门和各项业务加以协调，以实现企业管理目标的过程（程新生，2008）。企业社会风险的管理控制就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管理控制之中，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规避企业社会风险。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1）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管理。即在企业战略管理中要考虑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肯尼斯?安德鲁斯认为，这样的战略管理至少应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识别和评价契约的优势和劣势（能做的）；二是识别和评价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可能做的）；三是识别和评价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和管理抱负（想做的）；四是识别和评价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做的）。Brenda et al（2002）提出了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整合战略，其内容包括与各利益相关者沟通的价值与承诺、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管理、把企业社会责任并入企业战略决策中、组织支持与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以及对企业管理者进行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的训练等。Bryan and Allen（2007）认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管理应关注如下五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可视性，即提高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可观察及认同程度；二是专有性，即管理好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使企业能够从各利益相关者获得各种资源和支持；三是自愿性，即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性；四是向心性，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联，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Marcel， 2003）；五是前瞻性，即把握各利益相关者需求和社会议题的变化，寻求企业发展机会。由这些论述可见，企业战略管理要从基于股东利益至上的战略管理转变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管理。（2）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业务控制。即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各项经营业务和财务活动的控制之中，以保证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得到具体落实。如在预算控制方面，要单列企业社会责任预算，以便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日常控制活动之中；在会计控制方面，要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以及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在财务控制方面，除了要选择稳健的资产结构、资本结构、债务水平、信用政策和股利政策等财务政策外，更要考虑对环境保护、员工工作条件与能力、产品安全与质量、社会公益事业等社会责任的投资；在经营业务控制方面，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包括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与成本、供应过程中货款结算、销售过程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合法经营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业务控制都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管理具体化，进而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到实处。（3）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价。从长远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起到降低法律风险、减少浪费、改善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增强品牌美誉度、提高员工工作效率、降低获取资源的成本等作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7）。所以，在评价企业绩效时要考虑这些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评价企业的整体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就可能低估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的价值，同时也会看不到一些繁荣的企业存在的潜在危机。正因如此，这一问题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如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组织都要求企业要披露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和绩效；《财富》、《福布斯》等世界著名财经杂志在对企业影响力进行国际排名时，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重要标准；我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中设立了“综合社会贡献率”这一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其中最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成果就是Andy（2002）提出的“绩效棱柱”业绩评价方法。该方法从如下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对企业绩效进行综合评价：一是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二是企业要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什么；三是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同时也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四是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业务流程才能实施战略；五是企业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来运作这些业务流程。这种方法为我们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研究和评价企业绩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 二 ） 企业社会风险的治理控制 企业社会风险的治理控制就是通过改革和完善企业治理机制，以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规避其社会风险。长期以来，有关企业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都是关注企业经济责任，即遵循“股东至上”逻辑，研究和解决经营者的问题，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股东的目标函数相一致，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不存在万能的市场、无暇的制度环境以及企业风险全部由股东承担等前提条件，因此这种“股东至上”的企业治理模式就会导致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承担社会风险，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必须改革和完善这种企业治理模式。其基本思路是：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建立与企业社会责任相适应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这是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发展的趋势，并将成为现实的选择（李维安，2001）。“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亦称“共同治理”模式，它是指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治理，形成相互制约的治理机制，以保护其权益，免遭他人侵害，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借鉴国际经验，要建立这种治理模式，就必须在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双管齐下，进行制度创新。在企业外部治理机制方面，应着重建立和完善如下制度安排：（1）完善法律制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比较分散，都是就企业社会责任的某一方面而制定的专项法律，因此需要借鉴美国、瑞典、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制定一部综合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法，以便从总体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法律责任、评价与报告等基础性问题加以规范；二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制度相比，司法制度相对滞后，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频频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需要通过建立“问责制”等制度安排，使执法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并对其不作为行为承担风险，从而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建立“绿色准入”制度。即凡是符合社会责任要求的企业才能进入市场从事各种交易活动。也就是说，凡是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就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经营、财务活动以及获取各种资源。如凡是不符合“绿色工程”制度的项目一律不能立项；凡是不符合“绿色证券”制度的企业一律不能进入证券市场进行投融资活动；凡是不符合“绿色贷款”制度的企业一律不能从银行取得贷款；凡是不符合“绿色产品或服务”制度的企业一律不能进入产品或服务市场从事经营活动；凡是不符合“绿色用工”制度的企业一律不能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招聘员工等。通过建立这些绿色准入制度，不仅有利于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规避社会风险，而且有利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3）建立政府引导与监管制度。即政府依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引导与监管。如政府通过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原则、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与认证制度、企业社会责任奖惩制度等制度或政策，来对企业社会责任加以引导和监管。此外，还要发挥社会舆论尤其是新闻媒体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控制中的积极作用。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应着重建立如下制度安排：第一，建立共同决策机制。即通过在董事会中建立共同决策机制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决策，以提高企业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此，就需要在董事会中建立股东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银行董事制度、员工董事制度、政府代表董事制度、消费者董事制度等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决策的制度。第二，建立共同监督机制。即通过监事会中建立共同监督机制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的监督。因此，与共同决策机制一样，要在监事会中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监督的制度。第三，建立相机治理机制。即在企业处于非正常经营或不履行社会责任时，通过建立一套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掌握企业的控制权，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它取决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其运行原理是：当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时，某些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就会通过破产机制、产品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等相机治理机制，要求重新分配企业控制权；当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或效果仍不满意时，就可以通过法律制度来获取在企业控制权安排中的支配地位。

四、结束语

本文认为企业社会风险是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所承担的风险损失，它具有自利性、外部性内部化、复杂性、双损性和可控性等特征；要防范和控制企业社会风险，就必须参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这些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内容，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发展。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企业社会风险问题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弄清这一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以及各利益相关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企业社会风险将成为企业面临的一种新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却很少问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0YJA630212）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与财务管理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010MS14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程新生：《大股东制衡、治理战略与信息披露――来自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工业经济》2008年第1期。

［2］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中国公司治理报告：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社会责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李维安：《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与国际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4］Sheldon .O.，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London: Pitman.1923.

［5］Jen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6］Freeman， R. E.， and W. M. Ev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 Stakeholder Interpretation，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1990.

［7］Donaldson， T.， Response: Making Stakeholder Theory Whol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

篇9

一、微时代背景下网络社会呈现的新变化与新特征

网络社会是在网络环境中形成的公共领域和大众空间。手机作为网络终端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信息获取和社交行为的便捷，使网络社会的舆论氛围、传播路径以及公众的行为逻辑和思维方式发生重要变化。

1.自媒体特征与自主开放的话语权。在微时代的网络社会，人际交往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成为信息的者和传播者，信息不再由自上而下单一传播，而是在多元互动基础上交汇扩散。这种“人人都是记者”的自媒体特征使人们享有的话语权和获取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也使民众对政府活动和公共事务更加关注，话语数量和影响力往往爆发式增长。

2.信息内容的泛娱乐化与碎片化。以微信、微博、QQ等为代表的手机应用程序，在微时代以迅猛之势占据了网络社会的话语主阵地，甚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手机掌控下的微时代，信息传播被赋予了娱乐化的属性，快餐式的网络娱乐消费成为常态，广场式的全民狂欢在网络空间此起彼伏。与之对应，网络信息传播呈现碎片化，出现垃圾信息泛滥、热点信息频生的现象。

3.交互式的传播方式和隐蔽性的信息源。从传统治理环境下的人与人对话，到微时代的人机对话，政府、网民的互动进入了公开与隐蔽交织的网络环境。这种博弈突破了现实条件下的身份、地域、层级限制，使信息来源呈现高度的隐蔽性，容易导致对网上言论的监督无门，使网络成为滋生虚假信息的温床。如微信的“摇一摇”功能，因其高度隐蔽，一度成为犯罪分子便捷的作案工具。

4.与现实社会的高度融合性和互动性。网络社会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存在和发展的，由网民以虚拟身份进行社会问题的探讨与交流，但却是立足于社会现实，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微时代的到来和自媒体的兴起，使网民的线上活动与线下生活高度融合，网民可以更轻易地通过社交网络即时信息，召集具有相同意向的网民在线下群聚，演化为实际行动，甚至导致发生。

二、政府治理能力在微时代背景下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微时代的到来正在深刻改变着政府和公众话语权的整体格局，政府在网络社会舆论中的参与更趋复杂、充满变量，传统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

1.信息传播的管控难度加大。网络社会治理的首要问题，是对信息传播进行有效管控。随着自媒体的广泛应用，信息的传播与扩散异常迅速，真伪辨析难度更大、引导管控风险更高。从近几年影响广泛的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处置过程看，政府部门对自媒体的应对与管控难度很大，往往是被动应对，甚至管控失效、负面效应激化。

2.网络非理数量激增。手机的大范围普及，使网民的主体趋向低龄化、低学历化和低收入化。活跃于虚拟社会的“主人翁”，普遍存在公共理性不足的短板，容易将简单问题极端化、个人问题社会化、民生问题政治化。以网络谣言、信息欺骗和网络暴力为代表的网络非理日益增多，成为政府网络社会治理的“三座大山”。

3.舆情危机应对能力不足。近年来，因政府不当决策或公职人员不当言行引发的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层出不穷，就应对成效来看，虽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将负面影响降低甚至正向化，但大都呈“自成自灭”的波浪式发展状态，政府的应对措施实际是失效甚至负面的。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沿用传统的“删字诀”和“拖字法”，治理和应对能力不足，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提升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的实现路径与转型对策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面对日益复杂、敏感的网络社会形势，必须优化治理、加快转型，加强引导和规范，以实现善治。

1.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网。应尽快出台一整套网络法规体系，保证网络信息在自媒体上的、运行、反馈和转化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规范政府在网络社会里的管制行为，约束公民在自媒体上的言行秩序，重视保护互联网包括自媒体上的人格权和知识产权，防范和整治网络谣言、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非理。

2.加强网络信息管理，优化自媒体环境。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是最根本的介质。政府治理要重点打击违法信息，澄清虚假信息，引导低俗信息，传播正面信息。要注重从技术手段上加强对不良信息的防范和管控，有效管理搜索引擎、网络媒体和电信运营商等，切断不良信息的传播渠道。

3.加强网络资源整合，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要探索建立统一的信息标准体系和安全体系，创建基于大数据的政府公共服务移动互联平台，推进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官方手机应用程序等对接共享，打造全方位、便民化、常态化的网络问政体系，实现政府服务在自媒体平台的整体拓展，发挥集群化和矩阵效应。

4.加强政府职能转变，提高网络技术水平。政府要及时转变治理思路，基于微时代的网络社会特质，对原有的互联网管理部门和体系进行评估和优化，科学整合职能职权，提高党政干部的网络执政能力，培养网络技术应用人才，建立多部门、跨区域的网络治理协调联动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2月）[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

[2]孙静.论新媒体环境下的虚拟社会治理[J].观察与思考，2015，（3）.

[3]苏伟刚.自媒体时代政府网络治理新探究[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5）.

[4]李景怡.论大数据微时代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J].赤峰学院学报，2015，31（6）下.

[5]陶鹏.微时代背景下的虚拟社会治理[J].求实，2015，（4）.

篇10

关键词：深化改革 国家治理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3-0332-0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总结35年改革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观点，成为一个耀眼的新亮点。这个总目标深刻反映了当下改革发展的总趋势和新要求，同时综合考虑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条件，又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和关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人民参与治理。在现代文明世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就是人民参与治理，如果没有人民参与治理，仅仅是权力参与治理，政府参与治理，这个治理体系就不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中心内容就是让人民群众参与治理过程，只有人民参与治理过程，才有望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什么叫公平正义的社会呢？公平正义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基本目标。过去三十年是以经济为中心构建改革发展，未来三十年，要搞一个公正的社会主义，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公正的体系很重要。实现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依法治国体系的形成，在当今世界，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标志、基本特征就是法制国家，法大于权，法大于人，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因此，下一步的改革重点要使权力服从于宪法体制、法律体制，绝不能让权力超过宪法。依法治国提了很多年，是能不能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国家是不是真正实现了依法治国，真正实现了法大于权，法大于人，每个机构，每个单位，每个个人都必须在法律体系下生活，都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而生活。我们说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说它的治理体系要现代化，治理体系就是说要有法律社会体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核心意义就是权力治理，十以来，一直在搞政府职能转变，这次提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层面来强调的，目的更明确，思路更清晰，办法更得当。政府职能转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域。

1.政府的限权、放权和分权。第一点，限权，政府的限权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过去政府对于市场、社会干预过多，政府是对市场和社会的管理是全覆盖的，这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所以说我们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在半年时间内取消了好多，有200多项，以后还要取消，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政府该管的要管好，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管不好的也尽量下放，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中心内容，第一条就是限权。能不能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限制，不使政府错位、缺位和越位，是改革的一个中心议题。第二点，放权，下放权力，十以来我们一直在做。什么叫下放权力呢？主要的内容就是处理好两种关系，一种就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给地方放权，地方有能力承接这个权力。第二个，就是地方政府要处理好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权力下放到哪一级，都要认真研究。所以放权的时候，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下一步，要研究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中央政府给你下放权力，比如市场监管权力，公共管理方面的权力，公共服务方面的权力，你干不好，是不行的。放权有两个标准，一个就是要使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第二个必须权责一致，责任明确，这是未来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三点，分权，分权就是权力转移，权力向社会组织的转移。分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向社会转移权力的时候，社会必须有能力承接。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组织的运作空间很小，这是下一步分权，权力转移的主要地方。未来中国改革必须加快社会组织发展的思路，使社会组织有能力来承接政府所转移的职能。

2.逐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治的局面。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要逐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治的局面，形成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过去社会治理的主体只有政府，中国未来的改革要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高质量的，良好的公共服务，光靠政府一家是不够的，必须发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要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局面。治理的主体是政府，但是未来的发展中要形成多元化的治理体系，原因是中国社会现在处于重大转型期，转型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风险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前所未有的复杂，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前所未有的艰巨。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大标志，第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一旦政府的威信，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都在下降。这一次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的一个重要内涵就在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通过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反对权力腐败，使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大幅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高了，控制能力和治理能力也会相对提高。第二个标志，公共机构的责任能力在下降。如果公共机构的监管能力下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就会大幅度增加，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第三个标志，理论体系相对来说不是很成熟。任何国家要发展必须有一整套能指导现实发展和未来发展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相对来说不是很成熟，因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再加上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不在状态，好多人自说自话，自我满足，这对社会主义发展是有害的，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有害的，所以现在急需形成一套指导中国发展的，对中国未来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发展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因为没有理论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思想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因此中华民族要崛起，精神的崛起比物质的崛起更重要，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研究，任务更重，能不能实现2020年的目标，能不能在2020年取得决定性的改革成果，应该理论先行。第四个标志，社会的多样化。主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崛起，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人，特别是80后、90后，他们的主体意识、个体意识在增强，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增强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社会的多样化，社会多样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随着主体意识的崛起，变成多元化社会，再用过去那种治理方式治理现代社会已经不行了。

3.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政府职能转变概念中，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过去提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现在提决定性作用，虽然差两个字，但是意义大不相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还有不起基础性作用的因素，比如政府，因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句话留下了空间，必须改。第二个原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从现实来看，主要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使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间，可以说起主导作用。这次明确提出，以后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先锋的、前卫的、正确的表述。这个表述就决定了将来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在扩大，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在扩大，标志着政府的干预减少，这也是三中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未来改革15大领域，60项具体方面，能不能改革到位，与政府职能转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政府职能转变它涉及到。

参考文献

[1]秦贞婷. 基于国家治理的国家审计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