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法规十篇

资产证券化法规篇1

考察资产证券化短短30多年的发展史，美国不仅是这一金融创新的发源地，更始终占据着市场的龙头地位。截止2000年，美国资产担保证券(ABS)的发行总额已达到2600多亿美元，约占全球份额的75%（注：/secusa.htm.）；而由于ABS自身良好的证券信用，在美国国内ABS颇得投资者青睐，被誉为仅次于政府“金边债券”的“银边证券”，资产证券化市场也因此成为仅次于联邦政府债券的第二大市场。（注：汪利娜：《美国住宅金融体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对于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的兴旺发达，除了诸多有利因素的配合外，证券法律制度所提供的广阔发展空间贡献不小。因此，本文试图分析美国证券法对资产证券化的规范，展示其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实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如何为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以为我国正在进行的资产证券化操作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鉴。

美国证券法（注：美国的证券活动受到联邦立法和所属各州“蓝天法”(blueskylaws)的监管，由于各州立法的不一，本文主要探讨联邦立法层面的问题。美国联邦证券法体系主要由7项立法组成，包括《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1939年信托契约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和《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对资产证券化的规范

1929年经济危机过后，美国政府一改对证券市场自由放任的态度而实行国家积极干预的政策，贯彻保护投资者的核心准则，建立起内容丰富、规范完整的证券法体系，并借助证券市场最高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充分的执法权力和具有造法功能的法院务实的司法操作，确保证券法体系的市场经济导向，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美国没有专门规范资产证券化的立法，而是通过现存的证券法律制度对它进行证券法层面的调整，其主要问题集中于：ABS是否属于证券法中所定义的“证券”；发行ABS的SPV其性质如何，应具备怎样的条件和如何进行监管；对ABS的发行与交易，应如何进行规范。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选取《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1940年投资公司法》为讨论对象。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证券法实现了对资产证券化的有效调整：

一、确认ABS的“证券”属性，将资产证券化活动纳入证券法监管范畴

资产证券化主要有转递结构(pass-throughstructure)和转付结构(pay-throughstructure)两种基本结构。（注：在转递结构中，资产原始权益人（发起人）以委托人身份将资产信托给受托人，取得相应的受益权证销售给投资者，投资者由此获得对信托资产的所有者权益，按月收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受益权证利益的实现取决于资产的表现而与发起人和受托人无涉；在转付结构中，资产原始权益人将资产转让给SPV，由其发行以资产收益为限偿债的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投资者按照证券标明的条件收取资产产生的收益，对发起人和SPV没有债务追索权。）通常转递证券主要以受益权证(certificatesofbeneficialinterest)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这种受益权证代表持券人对证券化资产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而归属于股权类证券；而转付证券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这种债券代表持券人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而归属于债权类证券。此外，资产证券化运用的证券工具还包括优先股（属于股权类证券）和商业票据。

资产证券化由于使用证券载体而必然牵涉广大的投资者，再加上其精巧复杂的融资结构也给投资者带来判断ABS价值、评估相应风险和预防可能损害方面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将资产证券化活动纳入证券法的监管范畴。但ABS与发行人信用脱钩，完全倚重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证券权益的特性，又使它显著地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证券。在美国，并不因为一项投资工具使用了证券一词，就当然认为属于证券法中的“证券”，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相关经济实质的分析。

美国法关于“证券”的定义体现于多部证券立法当中，尤以《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第2章a款第1项）最为典型。按照这个宽泛的证券定义（注：有关《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条文，可参见卞耀武主编、王宏译：《美国证券交易法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一般很容易将债权类ABS归入“证券”范畴，但股权类和票据类ABS却难以对号入座。这是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5年的Forman案中确认股票应具有按一定比例分享红利和享有投票权并承担责任的传统特征（ABS与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无关）；而法院长期以来认为由住房抵押贷款、应收款以及其他商业资产担保的票据不应被认为是“证券”，而各个巡回法院适用不同的检验标准来判断哪种票据不属于“证券”。对此，美国法院运用了联邦最高法院在1946年SECV.W.J.HoweyCo.案中提出的“荷威检验”规则(Howeytestrule)，不直接将股权类ABS定性为股票而使其成为同属于“证券”形式之一的“投资合同”；而票据类ABS，由于199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了一项规则，认为只有与司法认可的例外种类的票据有着“强有力的家族联系”(strongfamilyresemblance)的票据才不应当被认为是“证券”，因此减少了在性质认定上的不统一和不确定。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司法实践已趋于将ABS认定属于证券法所规范的“证券”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奠定了监管ABS的法律基础。

二、修改SPV的“投资公司”定性，简化相应的监管要求

SPV是资产证券化中创设的专门用于购买、持有、管理证券化资产并发行ABS的载体。按照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第3章a款第1～3项关于“投资公司”范畴的规定，符合(1)主要从事或者拟主要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或证券交易；(2)从事或拟从事发行分期付款型面值证券(face-amountcertificates)业务，或已从事这样的业务并持有这样未受清偿的证券；或(3)从事或拟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所有、持有或交易证券的业务，并且所拥有或拟获得的投资性证券(investmentsecurities)的价值超过其总资产（不包括政府证券和现金项目）40%的发行人，就是所谓的“投资公司”，要受到该法严格的监管。以此为标准，一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证券”的定义较《1933年证券法》的定义来得宽泛，SPV所购买的资产大多被认定属于“证券”的范畴；另一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仅持有“证券”就符合“投资公司”的条件，而SPV向发起人购入并为自己所持有的资产往往远远超过其自有资产的40%，因此SPV通常被定性为投资公司。

《1940年投资公司法》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防止投资公司滥用经营管理权限而制定的，它对投资公司的监管极其复杂与严格。被定性为投资公司的SPV，不仅要向SEC提交一份包含发行人详细信息、投资目标和投资政策等内容的注册报告书(registrationstatement)和承担后续的持续报告与披露义务，还要接受对发行人经营活动和资本充足率、会计实践和财务报告的正确合法性、广告和销售活动等诸多方面的监管。（注：MichaelR.Pfeifer,LegalPerspectivesonDisclosurelssuesforCMBSInvestors,inFrankJ.Fabozzi&DavidP.Jacobed.,theHandbookofCommercialMortgage-backedSecurities,FrankJ.FabozziAssociates,1997,p.375.）与传统发行证券的公司不同，SPV只不过是专门用于证券化操作的载体。由于以所购入的资产为担保发行ABS并仅限于该项业务，SPV一般仅有很少的自有资本，没有专门的董事会成员，股东结构简单，较少甚至没有自己的雇员，常被称为“空壳公司”。因此，要SPV遵从《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监管要求，则必然会大大地阻碍证券化的操作。尽管该法中有一些法定的豁免规定，但并非专为资产证券化量身订做的立法背景，只能带来适用上的极度有限性；而向SEC寻求个案的豁免，由于需耗时数月，并且可能被要求提前公布证券化操作的信息和在豁免之时施与其他限制，而只能作为下策之选。总体看来，对SPV监管的适度松绑，只能倚重于立法的变革。

注意到立法滞后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后，SEC在1990年公告，寻求对投资公司监管的改革意见，其要点之一就是，《1940年投资公司法》是否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对“资产担保安排”(asset-backedarrangements)进行监管。公告以后，不少组织机构反馈了意见，其中包括纽约结算中心(theNewYorkClearingHouse)和美国律师协会(ABA)，它们都主张对资产证券化予以特殊的考虑。（注：JosephC.Shenker&AnthonyJ.Colletta,AssetSecuritization:Evolution,CurrentlssuesandNewFrontiers,TexasLawReview,Vol.69,May1991,p.1412,p.1413,n231.）基于如上调查，SEC在1992年11月颁布了专门针对结构融资（资产证券化属于其中的一种）的规则3a-7。按此规则，如果符合特定的条件，SPV将不再被界定为投资公司，而不管其资产的类型如何。这些特定的条件包括：(1)所发行的是固定收入证券或者是权益偿付主要来自于金融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的其他证券；(2)固定收入证券在其销售时获得了至少一家全国公认的评级机构的四个最高评级中的一个（即投资级以上）；(3)除少数例外，发行人持有金融资产直至到期；(4)将那些融资运营中暂时不需要的资产、现金流和其他财产都存入一个独立的账户，而该账户由一个独立的受托人管理。这一规则的出台，解决了SPV的后顾之忧，大大地繁荣了资产证券化经济，事实上这也印证了SEC当初设定规则3a-7的意图：承认已登记的投资公司与结构融资在结构和运营上的区别，并理顺当前市场自身的要求出台相关规定，为投资者提供保护。（注：MichaelS.Gambro&ScottLeichtner,SelectedLegallssuesAffectingSecuritization,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SchoolofLawBankingInstitute,Vol.1,March1997,pp.149-150.）

三、充分利用证券立法中的豁免规定，为ABS的发行与交易提供便利

被定性为“证券”的ABS，其发行和交易，就要受到以规范证券初次发行为主的《1933年证券法》和以规范证券后继交易为主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监管。

考察《1933年证券法》的立法哲学，是以“完全信息披露”为指导，向投资者提供一切与证券公开发行相关的重大信息，而将有关证券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交由投资者自身来进行，由此形成“注册登记制”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并最终影响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关于证券交易的信息披露监管。可见这种监管体制并不存在证券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法律障碍，这正是有别于传统融资方式的资产证券化何以在美国最先萌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为保证提供给投资者信息的有效性，立法上注册登记和信息披露规定的环环相扣、纷繁复杂，也是可见一斑的。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ABS的发行与交易首当其冲的是寻求相应的豁免规定。

《1933年证券法》中的豁免，主要有针对特定类别证券的豁免（可称为豁免证券，有些豁免是永久性的）和针对特定交易的豁免（可称为豁免交易，只针对该次发行豁免）。虽然豁免证券的条款不少，但与ABS有关的主要是该法第3章(a)款第2、3、5、8项的规定，而运用频率最高的当属第2项的规定。按这项要求，任何由美国政府或其分支机构发行或担保的证券和任何由银行发行或担保的证券，均可豁免于《1933年证券法》的注册登记要求。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最早的ABS是由具有政府机构性质的政府抵押贷款协会(GNMA)发行的，而目前在美国证券化资本市场上占重大比例的仍是由GNMA、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HLMC)三大带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发行或担保的ABS，以及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蓬勃兴旺。在豁免交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3年证券法》第4章第2项的“私募发行”的豁免，因下文将论及，在此从略。另外，为发展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美国国会在1975年修改了《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为以抵押贷款进行的证券化提供了交易豁免，这大大促进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操作。

与《1933年证券法》的豁免运用不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的豁免，最显著地体现于授权SEC自由裁量豁免的规定上。按照该法第12章(h)项的规定，SEC可以在不与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相违背的情况下豁免或减少SPV的信息披露义务。通常，SEC在决定豁免时会考虑公众投资者的人数、证券发行金额、发行人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发行人的收入或者资产等因素。据此，已有一些进行证券化操作的SPV获得免除披露义务的先例。注意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主要针对股权类证券适用，而资产证券化中，虽然转递结构的受益权证具有股权的属性，但实践中人们通常按照固定的本金加上一定的利息来计算它的价值，实际上又是被当作债券来交易。对此，SEC采取了将这类ABS认定为股权证券，但豁免其适用针对股权证券的诸多限制的策略，（注：GregoryM.Shaw&DavidC.Bonsall,SecuritiesRegulation,DueDiligenceandDisclosure-USandUKAspects,inJosephJudeNorton&PawlR.Spellmaned.,AssetSecuritization:InternationalFinancialandLegalPerspectives,BasilBlackwellFinance,1991,p.244.）简化了ABS的操作。

如此，借助证券立法中的豁免规定、适时的立法修改和SEC高度自由的执法权限，美国在证券化进程中培育了一个成熟稳健的机构型ABS市场，并通过简化手续提高了证券化的运作效率。

四、契合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特点，适度调整监管要求，提高公募发行的效率

按照《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不能获得豁免，采用公募发行进行公开交易的ABS，就要接受相应的注册登记和持续信息披露的监管。

首先确定证券的注册登记人。一般而言，注册登记人就是证券的发行人。资产证券化中用做ABS发行载体的SPV，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常见的主要是公司和信托两种。对于公司型的SPV，显然SPV本身就是注册登记人；而对于信托型的SPV，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类似公司的治理机构，因此作为认定上的一个例外，美国证券法将这种情形下的发行人，界定为按照信托协议或证券得以发行的其他协议，进行证券发行活动并承担委托人或经理人责任的人。（注：KunzC.Thomas,SecuritiesLawConsiderations,inPhillipL.Zweiged.,theAssetSecuritizationHandbook,DowJones-lrwin,1989,p.358.）如此，将资产进行信托并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资产出售人（一般是发起人），就成为所谓的“注册登记人”。

其次确定进行注册登记申请应使用的表格。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要求，证券发行之前，须向SEC提交注册登记申请文件（通过填写特定的申请表格实现），除非另有规定，注册报告书和附带文件应包含法律所列举的内容。经过1982年的统一信息披露制度改革，SEC确立了三种基本的证券发行登记格式：S-1、S-2和S-3，此外还有各种特殊的专用表格。资产证券化中，最常用到的是S-11、S-1和S-3。注意到ABS是一种采用特定化资产信用融资的证券，其本身的表现，与发行人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并无多大联系，因此在信息披露上不应过多涉及发行人的自身状况，但这三种表格形式是以传统的融资方式为服务对象，其所要求的披露范围并不完全契合资产证券化的特点。为此，实践中，注册登记人或者经过SEC的同意或者取得SEC的非正式批准，剔除表格中与证券化无关的项目，而将披露的要点放在了关系ABS权益偿付的资产结构、质量、违约记录、提前还款、损失状况以及信用增级、资产服务上。

最后，确定如何进行持续性信息披露。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要求，纳入监管范畴的ABS发行人，要依第13章的规定向SEC提交年度报告（使用10-K表格做成）、季度报告（使用10-Q表格做成）和临时报告（使用8-K表格做成，针对未曾报告过的重大事件）。由于SPV只是作为资产证券化运作的载体，其活动仅限于资产的购买、持有、证券发行等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事项，而投资者关注的是资产池的资产质量，并非发行人的活动，因此这些报告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证券化操作。为此，自1978年美洲银行首次发行抵押贷款转递受益权证(mortgagepass-throughcertificates)以来，许多发行人都利用《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2章(h)项的规定，向SEC请求豁免。从豁免的实践情况看，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的豁免申请已为SEC所接受，不过SEC通常令发行人提供交易文件中所要求的逐月资产服务报告(themonthlyservicingreports)。（注：PaulWeiffenbach&JosephMeehan,Cross-borderSecuritization-EntrytoWorldMarkets,SecuritizationYearbook1999,aSpecialIFLR(InternationalFinancialLawReview)Supplement,p.7.）

通常，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要求，每进行一次证券发行，就要准备一次注册登记申请资料，交纳一笔注册登记费用并等待注册登记的生效，这不仅给发行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重复文书工作和费用负担，而且也可能使发行人在申请——等待——生效的注册循环中错失证券发行的最佳市场时机。为此，SEC在1983年推出了一项注册登记的便利措施，这就是体现于规则415中的“橱柜登记”(shelfregistration)制度，即符合特定条件的主体，可以为今后两年拟发行的证券，预先向SEC办理注册登记，提供与证券发行相关的基本财务信息，待到市场时机成熟时就能以最佳价格发行证券而不必重新进行注册登记；同时，发行人通过提供新的信息资料更新以往登记的内容。使用表格S-3进行注册登记的发行人享有运用这一便利的资格，这是因为这类表格通常仅限于投资级的债券或不可转换的优先股的发行使用，如此，也就能防范“橱柜登记”便利的滥用风险。

2001年1月，美国通过了《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费用减免法》，将证券注册登记费从每百万元交纳239美元降到92美元，而且SEC每年还会做出有利于发行人的调整。在美国，出于成本费用的考虑，ABS采用公募发行，通常运用于数额在1亿或1亿美元以上的交易中。（注：StevenL.Schwarcz,theAlchemyofAssetSecuritization,StanfortJournalofLaw,Business&Finance,Vol.1,Fall,1994,p134.）无疑，注册登记费的降低，将大大地降低发行人的成本，增加公募发行的吸引力。

五、逐步完善私募发行法律规则，引导机构投资者投资ABS，繁荣私募发行市场

ABS采用私募发行，可以豁免美国证券法中的注册登记和持续信息披露要求，减化操作程序，节约发行费用；而且，机构投资者是私募发行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由于他们富有投资经验而又财力雄厚，往往能使交易迅速成交，成本低廉，再加上机构投资者追求稳定投资回报的趋向，更能给新生的ABS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维护市场的稳定。

美国私募发行市场的繁荣，是通过一系列立法的改进来完成的。私募发行的规定，首见于《1933年证券法》，其第4章第2项简单地将私募发行界定为不涉及公开发行的发行人的交易。由于欠缺明确的规范，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领域标准不一，投资者人数的多寡是否影响交易的性质，成为困扰律师们的难题。

为此，SEC在1982年颁布D条例，规定了适用私募发行的条件。D条例中，可为资产证券化所采用的是规则506。按此要求，发行人可向人数不受限制的“可资信赖的投资者”(accreditedinvestor)和人数少于35人的其他购买者销售无限额的证券，当然销售不得利用任何广告或招揽的形式进行。规则501界定了“可资信赖的投资者”的范围，包括大多数作为机构投资者的组织（一般指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公司或信托）和富有的个人（其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因为这些“可资信赖的投资者”富有投资经验，所以，如果证券只向他们发行，规则502就对发行人提供信息无特殊要求（并非不需要提供任何信息）；但如果交易中有不属于“可资信赖的投资者”的其他购买者，就不仅要求发行人要确信他们（或其人）具有金融或商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得以评估投资的价值与风险，而且还要求发行人要向他们提供特定的发行信息。可见，虽然SEC扩大了注册登记的豁免范围，但并非毫无原则地网开一面。其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将豁免的对象向机构投资者倾斜，在为他们提供投资渠道的同时，也通过法律手段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证券市场结构，实现了资产证券化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根据交易对象的性质区分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使通过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运作更具灵活性的同时，也合理地减轻了发行人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第4章第2项还是D条例的豁免，都要求在证券发行时，发行人要确保投资者在购买时没有转让证券的目的，也即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是一种“限制性证券”(restrictedsecurities)。这种证券的再次转让，需要持有一定的年限才能进行，或者要重新进行注册登记，这严重妨碍了私募发行的ABS的交易。为解决私募证券的市场流通性问题，SEC在1990年通过了规则144A。相较于前两个规定，这一规则的益处体现在：(1)允许不受持有证券时间等条件制约，转让“限制性证券”给“合格的机构购买者”(qualifiedinstitutionalbuyers)而不影响已取得的注册登记豁免，并通过PORTAL（注：其全称是"NASD''''sPrivateOfferingResaleandTradingthroughAutomatedLinkagesSystem"。在颁布144A规则的同时，SEC颁布了PORTAL规则。PORTAL是服务于规则144A项下的证券私募发行、再售和交易自动联接系统，允许进入PORTAL的投资者都是“合格的机构购买者”。参见吴志攀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配套交易设施，建立了该类证券的二级流通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私募发行的证券具有易于发行的优点的同时，也具有了类似于公募证券易于流通的特点，从而加强了私募市场与公募市场的联系。(2)不再要求发行人尽合理的注意义务来保证购买者只有投资而没有转售证券的意图，从而减轻了发行人在D条例规则502(d)项下的负担。这项被称为美国私募发行市场自由化表现的规则144A，给资产证券化充分运用私募发行法律豁免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私募发行规则的改进，促成了机构投资者群体的日渐形成，不过，对于ABS来说，美国1984年《加强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法》规定所有已评级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都可成为机构投资者的合法投资对象，也是通常可获得高信用评级的ABS得以吸引机构投资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结与借鉴

综上所述，资产证券化得以首先在美国萌发并获得蓬勃发展，最主要的应归功于其“管得宽”又“管得严”（注：吴志攀：《从“证券”的定义看监管制度设计》，载吴志攀、白建军主编：《证券市场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的开放型证券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对资产证券化的成功调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供我国实践操作借鉴：

一、以宽泛的证券定义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从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将不断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

二、以非实质性审查的注册登记制度为证券发行提供没有法律障碍的市场准入，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三、以完全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借助规范的证券信用评级，引导投资者自由决策并培养其成熟的投资理念，不断地为金融创新产品提供良好的投资群体来源。

四、以众多的但明显偏重于机构投资者的立法豁免，培养机构投资者投资群体，形成稳定的资本市场。

资产证券化法规篇2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统一立法；具体措施

一、中国资产证券化现有立法概况

（一）中国资产证券化现有法律

当前，中国还没有正式立法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而是一些分散的临时性的行政试行规定。这些行政规定包括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两方面的法律。

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联合制定并于2005年4月20日公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管理办法》）；财政部于2005年5月16日公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建设部于2005年5月16日公布的《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13日公布的《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6月15日公告（2005）第15号；中国人民外汇交易中心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05年8月1日联合公布的《资产支持证券操作交易规则》；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于2005年11月7日公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2月20日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税收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于2007年8月21日公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信息披露》。

正式公布的企业资产证券化方面的法律目前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9月公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生效于2004年2月1日，以下简称《客户资产管理》）。此外，还有证监会于2006年5月15日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该投资基金同时适用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资产。

（二）中国资产证券化现有立法分析

中国当前的资产证券化行政试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促进了中国资产证券化交易和发展，但中国资产证券化法律极不完善，当前中国资产证券化立法问题主要体现在：

1.理论上讲中国当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而只是一些行政试行规定；这些试行行政规定与相关的人大制定的法律产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法律适用上的尴尬，如合同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

2.当前的资产证券化行政试行规定很杂乱、零散并由多个行政部门制定，这些行政规定之间又相互冲突矛盾，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尴尬和高的法律成本。

3.当前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和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所规制的可证券化资产范围有限，仅包括信贷资产和规定还不明朗的企业资产，这些试行行政规定并不能规制所有的资产证券化交易。

4.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较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试行行政规定全面完善，但当前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和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均仅仅是制定正式资产证券化法律的临时性行政试行规定，二者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下面将具体分析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和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试行行政规定存在的具体问题。

二、中国资产证券化现有法律问题详析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存在的问题

1.特殊目的载体(简称SPV)。当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行政试行规章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和其它满足银监会资本和经营条件的公司可以组建资产证券化资产池并发行和出售资产证券化受益凭证，理论上讲规定了特殊目的信托(简称SPT)的组建，但未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简称SPC)的设立问题。就当前SPT的有关规定很粗糙，例如，《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第9条第2款规定，“注册资本不低于五亿元人民币，并且最近三年年末的净资产不低于五亿元人民币”，这大大提高了导管机构SPV的设立成本，并且与SPV的业务经营活动相冲突。同时这些SPT规则也与中国现有的信托法的相关规定相冲突，证券化资产属于债券资产，但中国信托法并未明确规定债权资产可否信托，并且信托法并未规定信托公司可以发行债券或其它受益凭证，这与SPT发行资产证券化受益凭证的规定相冲突；由于信托法属于人大立法，毫无疑问在法律适用冲突时根据法律的位阶应适用信托法，从而使得SPT的相关规定落空。

2.真实销售。《试点管理办法》 第6条规定：“受托机构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信贷资产是信托财产，独立于发起机构、受托机构、贷款服务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证券登记托管机构及其它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的固有财产。受托机构、贷款服务机构、资金保管机构及其它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因特定目的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或其它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信托财产。发起机构、受托机构、贷款服务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证券登记托管机构及其它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信托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试点管理办法》第2条第3款规定：“受托机构以信托财产为限向投资机构承担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义务。”是乎《试点管理办法》确认了真实销售；但《试点管理办法》同时又规定发行人依信托关系转让其资产给特殊目的信托公司，根据中国信托法的规定，发行人和SPT之间在财产上是信托关系，即发行人拥有其转让财产的收益权而受托人SPT需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该财产。根据《信托法》第4章第1节的规定：“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 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它文件（第20条）。因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特别事由，致使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实现信托目的或者不符合受益人的利益时，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该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第21条）。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第22条）。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解任受托人，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解任受托人（第23条）。” 因此真实销售与中国信托法中受托人不能自由行使受托资产的管理处置权相冲突，由于中国信托法是上位法，从而使中国资产证券化真实销售面临着法律适用上的尴尬。

3.资产转让。《试点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发起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 意大利第130号法律规定资产证券化交易需要公开登记注册并将该注册视为公布而无需再对债务人一一通知。 ［11］ 但《试点管理办法》第12条并未明确指明是否将债务人载于公告中，该公告是否有对债务人打包式通知的效力还不得而知；同时这也与合同法债权转让需通知债务人的规定相冲突。另外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6月15日公告第2条规定：“受托机构申请其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其每期资产支持证券的实际发行额应不少于人民币5亿元；同期各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的实际发行额应不少于人民币2亿元。” 该规定限制了小额资产证券化交易，不利于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多元化。

4.受益凭证。《试点管理办法》第47条规定，“资产支持证券仅代表特定目的信托受益权的相应份额，不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或任何其它机构的负债，投资机构的追索权仅限于信托财产”。因此这里的受益凭证是否是有价证券呢？中国《证券法》第2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这里的债券包括国债、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显然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受益凭证不同于以国家信用和企业信用为基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是否受益凭证可以归属于“其它证券”呢? 中国现有的证券法并未有信托公司发行有价证券的规定，因此受益凭证的性质在法律上并未有明确规定。

此外，信贷资产、投资者、税收、监管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关于信贷资产，《试点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信贷资产为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该信贷资产是否包括信用卡等信贷资产呢？对此，何为信贷资产未作明确界定；关于投资者，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不允许个人投资者参与资产证券化投资业务，从而限制了资产证券化投资者的范围；关于税收，《税收通知》取消了资产证券化交易当事方印花税，但未对资产证券化交易相关体营业税和所得税做任何减免规定，易导致双重征税和多重征税，使极具创新价值但脆弱的资产难以进行证券化操作；关于监管，当前信用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以及信托公司设时国家工商管理局的审批，监管机构多头，监管程序复杂，阻碍了资产证券化的有效性。

（二）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存在的问题

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框架就非常薄弱，没有相关的法律规章出台，会计、税收、信息披露等问题现在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客户资产管理》中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略有涉及，但也仅仅是一种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试行规章。目前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行均是按个案由主管机关推出的，没有形成制度化发行。这样，在产品设计、破产隔离、资产担保、信托财产登记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出现纠纷，不仅投资者，券商也是无法可依，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为有效引导和规制企业资产证券化交易，制定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中国人民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草拟了《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指引》） ［12］， 该《工作指引》建立在《客户资产管理》之上，并借鉴现有信用资产证券化法律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相对于现有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规则应该更加科学完善。例如，其规定可证券化的资产为债权资产和收益权资产，资产证券化受益凭证可以继承和转让，并规定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但《工作指引》仍是一种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规则，有着立法缺陷，比如，证券公司的性质，其是否传统意义上的SPT还不得而知等。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该《工作指引》被暂时搁置，何时正式出台还杳无期限。

值得一提的是，信贷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办法均未专门涉及涉外资产证券化问题，从而使外资参与资产证券化无确定的法律依据，其复杂的审批程序使外资很难进行有效的资产证券化交易。

三、对中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建议

针对以上中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现状及现有试行行政规定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制定统一的正式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来规制所有的资产证券化交易，下面将分析中国资产证券化统一立法的原因及其具体的立法方案。

（一）制定统一资产证券化法律的原因

中国现有法律体系非常复杂，很多与资产证券化冲突的法律均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证券法、合同法等)，要修改这些法律条款，必须同样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进行。因此，很难把所有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条文找出来逐一进行修改，而且即使这样做在立法上也是不经济的。另外，在资产证券化较发达的大陆发系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律，如日本于2000年5月将《特定目的公司法》修订为《资产流动化法》，统一规制资产证券化交易，从而使日本资产证券化法律从分散立法走向了统一立法与分散立法交错的资产证券化法律模式。台湾于2002年7月24日公布了《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统一规制资产证券化交易。就是在普通法系的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国美国，经过多年的判例实践和引用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相应条款之后，于200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了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条例。资产证券化在这些国家已经得到较好发展，这除了其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外，更重要的是有较完善的资产证券化法律对资产证券化进行有效规制。中国当前没有正式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而且现有的资产证券化试行行政规定也极不完善，严重阻碍了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但中国有着巨大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因此为有效引导、规制和促进资产证券化发展，中国需考虑制定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律。

（二）制定统一资产证券化法律的具体措施

1. 拟定资产证券化法律的框架，将相关法律问题列入其中。对此，可以参照日韩模式，由立法机关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专门立法，确立统一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规则，建立资产证券化专门统一的法律体系。除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范以外，还要针对现行法律规定中与资产证券化相冲突的情况规定例外条款，通过这些例外条款来解决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障碍问题。

2.针对资产证券化法律相关问题分项一一研究。可根据中国现有的资产证券化行政试行规定和通知，分析其优缺点，挖掘其中具有可行性的规定并将其正式化立

法，对其中的不合理规定和法律空缺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借鉴资产证券化法律较健全的美国、日本、台湾、法国等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并将其一一本土化，从而制定适合中国法律体制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例如，可借用中国现有的《试点管理办法》法律框架并将其做相应调整完善，继续保留现有的具有可行性的法律条文；对其中阻碍资产证券化交易的法律条文，可借鉴当前他国立法加以完善，比如可做如下完善措施：扩大可证券化资产的范围，扩大发行人和投资者范围，完善现有的SPT规则并构建中国本土SPC, 完善资产转让的通知程序，明确界定真实销售和实质合并的标准，明确定性证券化受益凭证并扩大资产证券化凭证的范围，一体化股票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完善资产证券化相关主体的税收制度，精简资产证券化监管机构和简化资产证券化审批程序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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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SEC New Rules for Asset-Backed Securities issued by U.S. SEC on January 7, 2005. ［Release Nos. 33-8518; 34-50905; File No. S7-21-04］ RIN 3235-AF74. Effective Date: March 8, 2005. Compliance Dates: after December 31, 2005. Not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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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chael H. Schill. Uniformity of Diversity: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Finance Law in the 1990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Financial Markets ［J］.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91, (64 S.): 1261, 12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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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008-03-02

［13］ Hui (Hannah) Cao. Asset Securitization: Is it a Resolution Option for China's Non-performing Loans ［J］?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65), 2003: 609

［14］ 王志诚. 金融资产证券化立法原理与比较法制 ［M］, 国际金融法论丛.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32.

本文系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FX045）

资产证券化法规篇3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资产支持证券（ABS），特殊目的载体（SPV），特殊目的信托（SPT），特殊目的公司（SPC）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交易结构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是指以特定资产（又称基础资产）的未来现金流为支撑发行证券的融资活动，所发证券被称为资产支持证券（ABS，Asset-BackedSecurities）。与股票、企业债券、政府债券不同，资产支持证券不依赖于发起主体（资产的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仅是对特定资产的要求权。资产证券化将特定资产从发起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支付证券本金与利息的来源，不再受发起主体的信用、经营和其它资产状况的影响。

资产证券化发源于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ResidentialMortgage-BackedSecurities）。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加剧，利率急剧上升，居民存款大量向资本、实物资产和消费品市场转移，众多存贷款机构陷入了“脱媒”的困境，因住房按揭贷款而产生的“短存长贷”问题暴露无遗，整个金融体系面临严峻的偿付风险，并危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当时，美国大部分存贷款机构不满足发行股票、债券的条件，即使降低发行要求，也难以得到投资者认可，已无法依靠股市、债市解决金融体系对长期资金的需求问题。在政府先行和大力推动下，从1970年美国政府信用机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FederalNationalMortgageAssociation）推出全美第一张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来，资产证券化这一当时应急之需的重大金融创新便蓬勃发展起来，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资产种类也不断向商用房抵押贷款、企业经营性贷款、贸易应收款、汽车销售贷款、基础设施收费、学生教育贷款等众多领域延伸。如今，资产支持证券构成了美国固定收益证券(固定收益证券指投资者购买时到期收益率就已确定的证券，如国债、企业债券，绝大部分资产支持证券都属固定收益证券。)市场的主体。截至2005年底，美国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余额市值高达7.9万亿美元，占美国固定收益证券市

图12005年底美国固定收益证券市场结构

资料来源：SecuritiesIndustryandFinancialMarketsAssociation。

3场流通总市值25.3万亿美元的31.3%，居第一位，3远高于公司债（5.0万亿美元）和国库券（4.2万亿美元）（见图1）。

（二）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

由于资产支持证券与发起主体的整体信用无关，资产证券化一般都要通过资产组合、信用增级和风险隔离安排，才能降低融资成本和得到投资者认可。资产组合，指构建由期限、地理、人口和行业分布等不同风险特征的多项资产组成的资产池，在扩大基础资产规模的同时，增强未来现金流的稳定性，降低融资成本。信用增级，指通过第三方担保、信用评级、利差账户（“利差账户”指将证券利息率低于资产收益率的部分存入指定账户，为证券的本息支付提供担保。）、优先/次级结构（“优先/次级结构”指基于同一项基础资产发行优先级和多档次级证券，每期按优先级顺序支付本息，次级证券可能在某期或若干期得不到本息偿付，即以优先级较低的证券为优先级较高的证券提供担保。）、次级证券自留（“次级证券自留”指发行的某档次级证券由发起人自己购买，为优先级较高的证券提供担保。）等手段，提高证券的信用水平。风险隔离，指通过特殊的交易结构安排（见图2），实现资产支持证券与发起主体破产风险的完全隔离。资产证券化因此又被称为结构性融资（图2）。

图2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以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例）

1.发起人将特定资产组合“真实出售（“真实出售”指按法律规定经转让的资产被确认为不再与出售方有风险和收益联系的资产转让行为。）”给特殊目的载体（SPV，SpecialPurposeVehicle）。SPV有信托（Trust）和公司（Company）两种形式。以信托关系设立的SPV称为特殊目的信托（SPT）；以公司形式设立的SPV称为特殊目的公司（SPC）。

2.SPV完成对拟发资产支持证券的优先/次级结构和内部信用增级安排的设计；与外部信用机构签订相关合同，完成外部信用增级；与资产管理服务商签订服务合同；与资金托管人签订资金托管合同；与证券承销商签订证券承销协议。

3.SPV以证券销售收入偿付发起人资产出售价款，通过服务商、托管人将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给投资者。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

我国规范化的资产证券化活动是从1996年开始的，按照融资来源不同，可划分为境外资产证券化和境内资产证券化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境外资产证券化（1996-2004年）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以“收费还贷”模式进行大规模的公路建设，但当时国内资金紧张，资金供给与建设进度时常脱节，许多项目“走走停停”，严重制约着我国公路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法律环境和资本市场条件也不允许公路建设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在此情况下，一些项目开始通过境外已有SPV或在境外设立SPV，利用境外成熟的法律环境和资本市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实现了“引资搞建设”的目的（见图3）。

图3境外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以公路收费证券化为例）

1996年，珠海市政府在开曼群岛注册了SPC珠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由珠海高速以珠海市机动车管理费和外地过境机动车所缴纳的过路费为支撑，成功在美国发行了总额2亿美元的债券，用于广州到珠海的铁路及高速公路建设，开启了我国基础设施收费境外证券化融资的先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高速公路项目境外证券化融资共筹集约15.5亿美元资金。

我国一些企业还通过应收款的境外证券化筹集或融通资金，如1997年我国恒源电厂集团有限公司选择雷曼兄弟公司为融资顾问，在开曼群岛设立SPC西部资源国际恒源公司，以其与供电局签有的长期供电协议所决定的应收款为支撑，在美国资本市场发行了资产支持债券，为公司2×30万KW火力发电厂项目筹资约3.5亿美元。

（二）第二阶段：境内资产证券化（2005年至今）

在境外资产证券化活动开展的同时，我国实施境内资产证券化的条件逐步具备。一是法律和社会中介服务体系日趋完善。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合同法》对债权转让的规定不再有禁止牟利的限制（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有债权转让不得牟利的规定），确立了资产证券化中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2001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信托法》使发起人通过SPT模式进行资产证券化成为可能；社会信用评级和担保机构等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迅速发展，信用环境得到改善。二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市场操作平台日趋成熟。截至2005年5月底，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可交易债券存量已达5.4万亿元，是1997年市场启动之初的80倍；1-5月的回购和现券交易总量就达7.5万亿元，是1997年全年的237倍；机构投资者群体已经形成，涵盖中外资银行、证券公司、社保基金、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等的机构投资者数量已达4600多家。三是银行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内在动力明显增强。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市场逐渐开放，资本充足率（资本/风险加权资产）+1偏低已成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上市融资和参与全球竞争的突出问题。通过国家注资和股市融资（增大分子），我国部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但随着放贷规模不断扩张，资本充足率又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没有得到国家注资、无条件上市的银行面临的资本充足率压力较大，迫切需要通过资产证券化来降低风险加权资产（减小分母，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对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是100%，而现金资产的风险权重为零）来保障必要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我国于2005年3月正式启动了境内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相关部门配套出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操作规则》、《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分别进行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2005年12月15日，国家开发银行发起的“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建设银行发起的“建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我国银行间市场顺利发行，标志着采取国际公认技术和结构设计（见图4）的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境内诞生，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2006年12月18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以SPT模式合计对外发行了37亿元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次级证券合计23.5亿元，由信达和东方自留），盘活了部分不良资产。

目前，我国境内资产证券化发行总额仅100多亿元，规模小且基础资产种类比较单一，尚处起步阶段。

图4开元和建元资产支持证券交易结构

资料来源：宗军、吴方伟，“我国资产支持证券的特征及其发展建议”，《中国金融》2006年第2期。

三、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政策建议

资产证券化对分散我国过度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稳定；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改善银行资本结构，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等作用显著，需大力推动发展。对此，各界已有共识。但要推进我国境内资产证券化规模化和多样化发展，需重点研究解决如下问题：是否需要发展SPC模式的资产证券化。

目前，我国境内资产证券化都采用SPT模式。但与SPC模式相比，SPT模式存在明显劣势：一是交易成本高。考虑到定价、交易的复杂性，信托模式通常适合于同一发起人的同一类大额资产的证券化，难以将多个发起人的资产纳入一个信托（我国《信托法》对是否允许多个发起人共同设立一个信托虽未做规定，但若多个发起人设立一个信托，会使交易十分复杂，例如不同发起人即使同类资产的风险特征不一样，在一个信托中因资产组合会降低风险，但因此而产生的收益该如何在多个发起人之间分配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不利于通过构建大规模资产池来摊薄发行费用。而设立专营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司则可克服上述缺陷。SPC可以购买一个或一组发起人的多样化资产，构建适合投资者风险偏好的资产池，进行分批次、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同时，SPC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会积极进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专业化、主动化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产证券化的效率。二是不支持用资产证券化方式预先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我国《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不能确定，信托无效”，即信托财产必须是已经存在财产，因此在基础设施建成以前无法通过SPT模式实现未来该设施收费的证券化融资。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每年能源、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热、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都在万亿以上，完全依靠先筹资建设，建成后再想办法回收资金的做法已行不通，需要将社会资金直接引入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当前，借鉴国外运用PFI（PFI，即PrivateFinanceInitiative（私人融资激励），指政府通过特许经营等法律安排鼓励私人部门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建设和运营，常见模式有BOT、BOOT等。）模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成功经验，我国正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许多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已向外资和境内民间资本开放，但受境内法律限制，无法设立从事证券化业务的SPC，也就无法从已显流动性过剩的境内筹集建设资金，多数项目都由外资合作方在境外设立SPC并从境外资本市场融资，外汇流入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境内面临的流动性压力。

以上分析表明，SPT模式不利于资产证券化效率的提高和基础资产范围的扩展，因此，我国有必要发展SPC模式的证券化。建议由国务院就资产证券化出台专门条例，明确SPC的法律地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有关行为；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均未提及SPC及资产支持证券的有关事项，SPC目前尚未得到法律认可，因此，要发展SPC模式的资产证券化首先要明确SPC的法律地位。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各种法律的特殊安排，保障SPC本身不致破产和实现风险隔离。例如，各国或地区的相关法律一般都规定：SPC不得进行兼并重组；SPC的母公司不得强制其破产；SPC只能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SPC除履行证券化交易中确立的债务及担保义务外，不应发生其它债务和担保义务；SPC的股东除经主管机关核准外，不得将股份转让他人；SPC必须设立至少一名独立董事，且独立董事在公司提交自愿破产申请、实质性改变公司目标和修改组织文件时享有一票否决权；SPC对每项资产证券化必须设立独立账户，单独核算；SPC必须就每项资产证券化的执行情况按规定格式和内容定期进行公开披露；主管机关或指定监督机构可随时派员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查SPC的资产证券化执行情况和其它相关事宜等等。同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利差收入不大，税负（资产证券化主要涉及营业税、印花税和所得税，还有双重征税问题）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各国或地区一般都对资产证券化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上述规定，在资产证券化的先发展国家，如美国，一般散见于公司法、破产法、担保法、证券法、会计制度和税法等众多法律法规之中；而在资产证券化后发展国家，如韩国、菲律宾、泰国、巴西等，考虑到修改众多原有法律法规来适应资产证券化发展要求会耗时费力，一般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专门立法，以使其不受已有法律法规的制约。我国与上述后发展国家面临同样的情况，因此为促进境内资产证券化进一步发展，作为过渡性安排，可先由国务院就资产证券化出台专门条例，明确SPC的法律地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有关行为，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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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邢恩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融资操作实务》，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资产证券化法规篇4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始于2005年。经过十年发展，资产证券化类型不断丰富，相关法律、会计、税务等制度不断完善，发起人、投资者和中介机构亦不断成熟。

但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程度仍然很低、规模很小，远不能满足经济金融的发展需求。当前，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存在四大制约因素，为促进行业进一步发展，必须要破解这四个因素。

2014年，中国资产证券化呈现井喷式发展。2005年至2013年，资产证券化累计发行规模为1190.58亿元，而2014年全年发行规模即达到3220.64亿元。2014年一年的发行规模为之前八年多累计发行规模的2.7倍。

2015年，中国资产证券化继续保持井喷式发展态势。前三季度，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为2512.66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为920.55亿元。

尽管中国资产证券化经过了十年从无到有的发展，特别是2014年井喷式发展，但总体而言，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程度仍然很低、规模很小。

截至2014年底，中国资产证券化的余额为3000多亿元，约为贷款余额的0.3%，整个债券市场余额的1%。截至2014年底，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余额是10万亿美元，中国资产证券化的余额约为美国的0.5%。另外，2014年初，中信证券、银河证券和中金公司就中国资产证券化的潜在规模做过估计，分别为30.9亿元、38.6亿元和68.2亿元。

为促进中国资产证券化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解决以下四个制约因素。 产品流动性差

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程度低、规模小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产品流动性低，导致市场参与主体缺乏动力。

信贷资产证券化连接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基础资产收益率和证券化产品收益率分别对应着贷款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而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几乎没有交易，严重缺乏流动性，其结果是投资者要求较高的收益率（债券市场利率）。相应地，由于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贷款利率（基础资产收益率）偏低。从而出现基础资产收益率与债券市场利率倒挂的情况，导致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积极性不高。

从企业资产证券化来看，企业开展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是融资。优质的企业目前可运用的债务融资工具较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低流动性导致融资成本较高，所以往往会选择其他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融资。只有少数大型企业作为创新尝试运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

资质相对较差的企业实现低成本融资的一个途径是，将高于企业整体信用的资产进行证券化，但投资者担心企业相对较差的信用会影响资产未来的安全性。这实质上与企业资产证券化到底能不能实现破产隔离这一问题直接相关。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低流动性，根本原因在于产品复杂、标准化程度弱。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采取私募发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解决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差的问题，首先，应该建立和完善做市商制度，提升产品的流动性。其次，出台相应措施培育和鼓励保险资金、养老金、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最后可学习美国两房的合理成分，注入国家信用来提高整个资产证券化信用程度和标准化程度，进而实现流动性溢价。 破产隔离难以实现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破产隔离（这也是为什么资产支持票据不能归为资产证券化的原因），即发起人在法律上将基础资产真实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V）。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信托法》规范下，通过特殊目的信托（SPT）实现了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而在企业资产证券化方面，尽管《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明确，特殊目的载体（SPV）为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为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专门设立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专项计划资产独立于原始权益人、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业务参与人的固有财产。但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是否法律意义上的特殊目的载体（SPV），并由此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尚存争议，从而难以判断资产信用和发起人信用是否分离。

另外，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主要为债权类资产和收益权类资产。对于收益权类资产而言，由于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起人自身的持续经营能力，事实上无法真正实现破产隔离。

鉴于此，我们建议启动资产证券化立法。考虑到中国作为大陆法国家，以及当前中国的相关法律现状，修改现有法律既没有效率，事实上也不可行。因此，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专门立法，是最高效、最可行的途径。

中国应尽快启动制定一部《资产证券化法》，对资产转移、破产隔离、特殊目的载体（SPV）、证券发行、会计、税收等诸多证券化运作的内容作出规定，各相关部门再在此上位法下，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考虑到立法周期较长，亦可考虑先由国务院出台资产证券化的专门行政法规，作为立法阶段的过渡性制度。

立法是资产证券化制度建设的核心，国外经验也充分表明，立法能够对资产证券化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双重纳税

税收问题也是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目前，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税收规定仍不完善，没有形成与资产证券化发展相配套的税收法律法规。

现行的专门针对资产证券化的税收法规只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6年出台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该文件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作出了规定，但总体还是依据现行的基本税收规定，并未对特殊目的载体（SPV）的税收地位进行明确。

为实现破产隔离，资产证券化设计了将基础资产转让给特殊目的载体（SPV）并由其进行运营及收益分配的程序性环节。国外成熟市场的通行做法是，因为特殊目的载体（SPV）并非真实经营实体，因此不视为独立的纳税主体，从而实行税收中性原则，即不因特殊目的载体（SPV）的设立而导致重复征税。税收中性原则、避免重复纳税是降低资产证券化交易成本、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通知》除了在印花税上给予暂免外，并没有给予资产证券化特殊的税收处理，从而造成资产证券化重复纳税问题，提高了资产证券化交易成本。

例如，《通知》规定，对受托机构从其受托管理的信贷资产信托项目中取得的贷款利息收入，应全额征收营业税，这一规定造成了营业税的重复征税。

企业资产证券化目前并没有专门的税收规定。尽管在实践中，企业资产证券化也参考《通知》的规定，但严格来讲并不适用。另外，考虑到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业务多样化，《通知》也无法涵盖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税收处理。

因此，我们建议应尽快完善资产证券化税收法规。参照成熟市场做法，制定专门的特殊目的载体（SPV）税收法规，实行税收中性原则，降低资产证券化交易成本。同时，考虑到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多样性，制定针对特定类型资产的税收优惠政策。 市场分割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有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分类，分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由央行和银监会监管，基础资产为信贷资产，特殊目的载体（SPV）采取特殊目的信托（SPT）的形式，证券化产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企业资产证券化由证监会监管，基础资产以非金融企业债权类资产或收益权类资产为主，特殊目的载体（SPV）“创造性”地采取了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形式，证券化产品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

尽管这种分类也主要是根据基础资产的不同来区分，但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分割。拥有信贷资产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受银监会监管，信托公司亦归银监会监管，银行间债券市场受人民银行监管。而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受证监会监管。

这种分类，从有利的角度来看，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和监管博弈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但不利一面是造成了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

事实上，资产证券化的这种独特分类，是监管分割所造成的中国债券市场分割的延续。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分割，既是中国分割的债券市场造成的结果，亦成为分割的债券市场的一部分。

中国的债券市场分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分别由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监管。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包括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和事业单位等机构投资者，其中商业银行是最大投资主体。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近期部分上市银行获得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许可，但自有资金仍无法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

市场分割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由银行互持，风险仍留在银行体系中，并没有发挥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分散风险的作用。市场分割也是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差的原因之一。

不同债券市场，由于投资者和交易制度不同，有各自的优缺点，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导致资产证券化参与主体不能自主选择适合产品本身的交易市场。

资产证券化法规篇5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收益凭证；特设机构SPV

证券化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系统工程，证券化中交易结构的严谨有效性需要由相应的法律予以保障，而且资产证券化涉及的市场主体较多，它们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也需要以相应的法律为标准，必然需要法律上的协调。我国虽然没有系统地出台资产证券化法律，但《证券法》、《公司法》、《信托法》等等相关法律已经很完善，证券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为证券化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从历次金融领域重大举措来看，在立法上通常都是由国务院颁布有关条例，然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配套司法解释，最后由监管部门制订行政规章，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为即将在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即将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提供了暂行条例，使得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法律更加完善，完全有能力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以美国为例，该国也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证券化监管的法律，但以《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统一商法》等构成的美国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足以保证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行。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即将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那么我国对证券化应如何监管、适用哪一部法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则必须明确界定证券的法律性质。

证券的法律性质不仅直接决定着发起人、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风险分配，还决定着该证券究竟适用哪部法律规范，如果证券性质是债券，则应当适用《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和有关金融债券的规定；如果性质为所有权凭证，则应当符合有关部门债券转让和买断法律规定；如果为信托收益凭证，则应当符合《信托法》规定。因此在发行证券之前，必须明确定证券的法律性质。

①作为债券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

在我国成立公司型SPV还有一定的法律障碍，中国的行业和公司管制十分严格，根据我国目前有关民商法律，注册资本制度限制、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制度的限制、证券发行的资格限制使得我国目前无法成立公司型SPV，必须颁布特别法进行规范。虽然采用债券的形式实施证券化在目前还不可行，但在国际上抵押贷款证券化中采用债券的形式发行证券的方式最常见，既然该资产证券的法律属性是债的性质，那末就必然受到关于债券的法律规定的监管和制约，这些法律监管和制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证券化资产的权属上，资产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发行人，毕业论文不能绝对排除发行人的其他债权人对该资产的追索权，尤其是在发行人破产的情况下。

b．追索权上，投资者在不能完全通过资产或处置抵押品所产生的现金流获得偿付的情况下，有权直接向发行人追索，直至参加发行人的破产清算，因此资产的收益风险仍然由发行人负担。

c．对于发行人挪用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即无处分权)的，依据我国法律，投资者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即无物权上的排他追及权。

d．在证券的发行上，应当适用《公司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规，如果不作修改，则根据这些法规，SPV作为发起主体几乎没有可能。

采用债券的形式发行证券，SPV与发起人之间一般是买卖法律关系，即通常所说的“真实销售”。通过“真实销售”，SPV对基础资产享有了完全的所有权，在发起人破产时，基础资产不能作为其破产资产，也能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而SPV与投资者的关系就是债的法律关系，受合同法约束，即投资者为债权入，SPV为债务人。投资者享有按期收回债券本金利息的权利，享有转让投资、了解发行人财务经营状况的权利和法律规定的有关债券人的其他相关权利。SPV作为债务人负有按期支付债券本金、利息的无限责任。

②作为票据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

发行人不仅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实行资产证券化，还可以在货币市场上实行证券化，通常证券化工具是票据，例如，票据虽然本质上是一种债，应当受到债的法律关系的调整(在这方面与债券相同)，但由于票据在商业活动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规范体系，因此在法律性质上体现出许多与债券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法律适用上，票据主要受票据法调整，一般不适用债券的法律法规；在追索权上，票据法规定票据的持有人可以向其前手无条件追索，直至票据签发人(即发行人)，而债券持有人只能向发行人追偿；在发行上，票据的发行条件比债券简单，发行程序也比较便利，法律上的限制少，监管起来也更简单。

a．在法律适用上，票据主要受到票据法调整。

b．在运用目的上，我国法律排出了票据的融资功能，仅把票据作为支付工具使用，硕士论文即票据的签发必须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作为基础，而债券则是一种融资工具，并非支付工具。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资产证券化无法以票据作为工具，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不能用于短期融资。

c．在追索权上，票据的持有人可以向其前手无条件追索，一直到票据签发人即发行人，而债券持有人只能向发行人追偿，因此我国法律对票据持有人的保护更严格。

d．在发行上，票据的发行条件比债券简单，门槛低发行程序也比较便利。

③作为信托收益凭证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

在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交易过程中，发行人SPV作为委托人的发起人(即银行)取得抵押款组合，并作为信托资产。随后将信托财产分割成单位，将本属于委托人的受益权出售给投资者，投资者取得收益凭证，并因此作为受益人拥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收益范围为包括一切因管理或处置信托财产而产生的收益。根据信托法规定，在委托人不是信托唯一受益人的情况下，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因此，在信托收益权部分转让给投资者后，信托财产具备独立性，不作为委托人的遗产和清算财产。由于我国已经颁布了信托法，所以，以信托收益凭证的方式实现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法律监管上具备了可行性。但信托收益凭证还将会受到以下的法律制约：

a．法律性质上，信托收益凭证能否作为证券对待。我国立法虽然对于信托收益凭证是否可以作为证券尚未有明确法律规定。根据我国《证券法》规定，一种凭证是否作为证券对待，应当有法律或行政法规予以确定。在信托收益凭证没有被法律或行政法规确立为证券前，不能作为证券对待。虽然我国已经发行了许多信托计划，但这些信托计划不过只是合同而已。与证券比，这些合同在流动性、无因性、规范性等法律保护方面显得十分弱小，不能实现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

b．在资产权属上，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是受托人。所谓“名义所有人”是指受托人只有受托之名，而无所有人之实，医学论文不承担贷款的违约风险，委托人也不承担违约风险；违约风险的实际承担者是投资者，但与所有权凭证不同，投资者不是资产的所有人只有权分享因信托财产而产生的收益，这意味着受益人在法律上无权直接追索贷款关系中的债务人，而如果是所有权凭证，则有权追索。

c．在追索权上，信托受益凭证对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追索隔离最彻底，受益人只能自行承担因贷款无法偿还而产生的风险。作为对等条件，破产隔离也最彻底。

d．现金流权属上，现金流名义上属于受托人，但由于现金流被要求注入到一个独立的受托管理帐户上，并由托管人监督资金的划拨，因此，被受托人挪用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被挪用，受益人不能直接向资金接受方追索，但可以向受托人和托管人追偿，因为他们违反了信托义务。

e．在发行条件上，由于信托受益凭证不同于债券，因此不必适用有关公司法或其他发债法规的相关规定。

采用信托收益凭证的形式发行，SPV与发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信托法律关系，即发起人将基础资产(住宅抵押贷款)转让给SPV，成立信托关系，由SPV作为证券的发起人，在此信托关系中委托人为发起人，受托人为SPV，信托财产为证券化资产组合，受益人则为信托收益证书的持有人(即投资者)，根据信托的法律关系，发起人将基础资产信托于SPV以后，这一资产的所有权就属于SPV，发起人的债权人就不能对这部分资产主张权利，从而实现了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破产隔离的要求；SPV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则为信托法律关系，受信托法的约束，信托文件详细记载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SPV作为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物，但不对财产管理产生的亏损承担法律责任，除非证明有过错行为。受益人则根据信托文件享有信托财产及其衍生权益，但不得干涉受托人的财产管理事物。

此外，我国还可以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框架下的信用风险作了明确的界定，并且规定了资产证券化项下处理信用风险的标准化方法，以此来对证券化的资产和信用风险进行内部评级，使风险的控制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在未来的证券化实施过程中这些标准都可以逐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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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法规篇6

一、资产证券化立法原则

对于资产证券化立法原则而言，它是指既能够对资产证券化关系及规律进行深刻揭示、也能够对资产证券化立法进行科学指导和起到统率作用的基本准则。资产证券化立法原则不仅是对资产证券化立法本质与灵魂的体现，而且是对资产证券化立法价值与基本精神的体现。从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立法原则来看，我国资产证券化立法应包括四方面原则：

(一)协调性原则

从法律体系内部来看，其协调性是更好地发挥自身调节功能的必然要求。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首先应该是一个立法问题，然后才是实际运行中需要落实的问题。从中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对资产证券化发展造成障碍的法律规则广泛分布于《公司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以及税法等法律中，虽然中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系，但从本质上看仍属于比较典型的成文法系国家。因此，对这些权威性法律的局限性予以克服，仅仅依靠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立法，与上述法律相协调起来。法律体系的协调性要求所有法律按照一定的原则构成一个在其内部结构上协调一致的法制系统。由此看来，资产证券化立法应以统一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为根据，否则，即使制订出资产证券化法也难以与上述法律相衔接，造成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内部杂乱无章，甚至发生冲突与矛盾。

(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

在资产证券化立法时遵循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是指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将资金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开来，由专人管理与营运资金，以发挥专业分工的经济功能的基本准则。两权分离作为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Vehicle，SPV)运作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为减少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扩大融资范围与渠道以及为投资者获得巨大利润创造了有利条件。具言之，两权分离为资产证券化最终实现奠定了基础：第一，两权分离可以使拥有多余资金而无经营管理权的人或无经营管理经验的人参与到SPV 的经营活动中去，做到彼此从中获利，使资产证券化凭借SPV 得以实现;第二，由于资产证券化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在经营上也日趋复杂化、专业化，是非专业人员难以应付的，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更难胜任，同时，由于投资人变动不止，以偶然的多数决定经营事项，是根本不符合经济原理的，而通过两权分离的方式可以克服这种困境，以满足资产证券化的专业化需要。

(三)效率原则

在资产证券化立法时应遵循效率原则。一方面是指资产证券化的经济效率，详言之，就是通过对资产证券化的合理规范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而非使金融业效率降低;另一方面是指资产证券化监管的行政效率，具言之，就是通过对资产证券化的有效规范使监管部门采取较少成本支出的监管手段而达到更多的监管目标，倘若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成本过高，必然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造成障碍。因此，我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立法时，应把降低资产证券化的运行成本以及减少监管支出等放在重要位置，以达到资产证券化的效益目标。此外，资产证券化立法的效率原则还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各种规定虽然是以获取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但资产证券化的参与主体追求经济效益的目的又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

(四)保护投资者利益原则

这是在资产证券化立法时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投资者是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承担着诸多风险，如借款人的违约风险、服务商支付延迟的风险、提前还款风险，以及其他参与者(如信用增级机构、评估机构等)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均给投资者带来利益上的损害。因此，在资产证券化立法中应遵循保护投资者利益原则。要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从根本上须做到：其一，保证资产支持证券的盈利性，即按照投资者的预期在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与交易中能够实现增殖，同时，对投资者享有的取得合法投资收入的权益进行保障。其二，保证资产支持证券的流通性，即使投资者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能够转让，并使投资利益迅速变现或转变投资方式，同时使投资者对投资及经营管理者享有选择权，尤其要通过对投资权是否转让来表达对经营管理者是否信任。其三，保证资产支持证券的安全性。就是要使投资者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在投资活动中是安全的，由此获取的利益具有安全保障，这是资产证券化立法的核心。可见，资产证券化立法必须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重点。

二、资产证券化立法模式选择

( 一)国际上主要国家的资产证券化立法模式

一是在相关的法律中规定资产证券化制度。采取此立法例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在这些国家中，美国最早从事房地产证券化，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银行住房贷款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房地产证券化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只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去解决。因此，出现一个问题就出台或修改相应的规则，这就导致最终通过不同的法律形成了对房地产证券化的规制，不存在统一的立法样式。美国是一个崇尚金融创新的国家，单独立法会给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创新设置太多的限制，而分散立法以及美国的衡平法传统更注重的是事后评价，这给金融创新提供了许多条件。美国出台了《金融资产证券化投资信托法》《加强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法》《抵押证券税收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法》《证券法房地产投资信托法》《第125 号财务会计准则》(FAS125)、《转让、提供金融资产服务及债务清除之会计处理》《不动产投资信托法》《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强化法》和《多德弗兰克法》等一系列与资产证券化有关的法律，以保障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施。英国多以判例法或至多是单个成文法对资产证券化进行规范。由于资产证券化的类型及其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并且在本质上大多参照一般信托、公司制度以及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原则处理，因此，没有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专门性的规定。其相关立法主要有：《贷款转让与证券化准则》《关于统一国际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建筑团体法》《1989 年公司法》《披露草案42》和《披露草案49》等。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普通法国家，对资产证券化也没有进行专门性的立法，只是制定了一个框架性的指导规则，即《基金管理与证券化》，它包括5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披露和隔离二是信用增级三是资产的购买与供给四是流动性、承销与融资便利五是服务、管理与资金交易等。同时，亦适用《信托法》《公司法》《企业法》《银行法》等商事法律。

二是单独制定资产证券化法规制度。采取此立法例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由于这些国家资产证券化起步较晚，早期在立法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欧美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资产证券化市场，这些国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加之1997 年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为了巩固国家的金融安全，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包括不良资产证券化和房地产证券化)势在必然，这些国家深刻地意识到资产证券化立法的重要性。于是，在借鉴欧美成功的经验基础上，这些国家单独制定了资产证券化法，以满足日益繁荣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需要。如印度尼西亚在1997 年颁布了《证券化法》;日本于1998 年通过了《特殊目的公司法》，并在2000 年修正为《资产流动化法》，使资产证券化立法从分散模式走向统一模式;韩国于1998 年颁布了《资产流动化法》，并在2011 年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菲律宾于1991 年通过了《资产支持证券注册和销售规则》;泰国在1998 年实施了《关于证券化中特别目的法人的皇家法令》;新加坡于2000 年颁布了《银行资产证券化规则》，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资产证券化立法模式选择

从上述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具体采用何种立法例完全是由各国的立法传统及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因此，中国采用何种立法例，也应当在借鉴各国立法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第二种立法例建立资产证券化制度，其理由如下：

第一，单独立法更有利于参与者的操作。从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在2005 年开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但时断时续，真正推动资产证券化试点还是在2012 年，现在逐步发展为银证备案 + 央行注册的运行模式。应该说，资产证券化在中国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加之参与资产证券化运作的主体水平参差不齐，实践经验的积累并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单独立法方式，能够使各参与主体对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一目了然，利于实际操作，从而推动资产证券化在中国健康发展。

第二，单独立法更有利于维护资产证券化的正常运行。一方面，在资产证券化的运行过程中有众多的主体参与，如发起人、发行人、受托人、托管人、监督人及评级增信机构等，它们的功能衔接需要集中统一规定;另一方面，在资产证券化的运行过程中涉及许多行业，如证券、银行、保险及信托等，但这些行业的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需要统一而清晰的界定，从而摆脱传统分业监管的困境。此外，资产证券化的立法体系还须考虑资产证券化交易成本的最低化与效益的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各相关当事人积极参与资产证券化，而单独立法因其整体性的制度设计可以达成这一目标。

第三，分散立法实际上成本更高。从目前的趋势以及必要性考虑，资产证券化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一种重要融资方式，但是资产证券化的运行环节非常繁杂，涉及到许多法律部门，况且与资产证券化冲突的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如《公司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以及税法等法律，要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把所有与资产证券化相冲突的法律条文均找出来并逐一修改，不仅工作量大，而且也很难做到各个法律之间的相互衔接，同时，花费的立法成本肯定很高。有鉴于此，或可把这些环节集中在一起统一立法。

第四，单独立法对于我国而言具有后发优势。世界各国采取的立法体例可谓纷呈各异，这就为我国资产证券化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很多单独立法例的国家，它们有着丰富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与技术，反映在制度上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规则。我国应在尊重国情的前提下，尽量予以借鉴，并充分吸收资产证券化的通行做法，消除与现行法律安排上的抵触，实现资产证券化法律的本土化。

三、资产证券化立法基本内容

(一)立法宗旨

立法宗旨作为一部法律的指导思想和灵魂，不仅为资产证券化立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关涉到资产证券化立法原则、条文等内容的确定，因此，应首先予以明确化。基于中国的国情，对国外资产证券化立法经验与成果的合理借鉴，我国资产证券化立法宗旨应包括：

第一，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这是资产证券化法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法的重点内容。我国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对资本的需求也一直很旺盛。然而，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加之有些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逐渐增加，贷款能力受到了约束。同时，中小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造成很难在大范围上推行直接融资，从而使筹资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资产证券化能开拓新的融资方式，为我国经济实体注入新的血液，使国民经济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资产证券化法的终极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利用证券化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这是资产证券化法的中层目标。资产证券化的魅力所在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程序，一方面可以提前收回本金，降低信用风险及提高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可以再放款，通过资产周转率的提高形成类似货币创造的效果，增加银行的放款能力。所以，在资产证券化法中应确定上述目标。

第三，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这是资产证券化法的基本目标。虽然资产证券化是架构式融资，隔离了融资者的破产风险，也实现了向投资者直接融资的目的，但由于在资本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会使投资者遭受来自融资者的道德风险或违约风险所产生的损害。另外，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才刚刚起步，各种不正当的资产证券化行为不断涌现，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因此，需要通过资产证券化法对不正当资产证券化行为进行规范，实现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目标。

(二)证券化的资产范围

通常说来，能够进行证券化的资产既应具备现金流收入稳定和可预测性，也应具备同质性，以便汇集组建资产池。这种同质性在法律上体现为要求资产具有标准化较高的合约文件。基于此要求，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并遵循留有余地的原则，证券化的资产范围可以规定为：其一，住房抵押贷款债权或其它不动产担保贷款债权及其担保物权。作为现代商业银行运用较为广泛的抵押贷款模式，它是指借款人将财产抵押给贷款人银行以融通资金，当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时，银行有权依法处分被抵押的财产，并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一种贷款方式。住房抵押贷款是抵押贷款的一种重要形式，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的资产证券化就是从住房抵押贷款债权开始的。其二，汽车贷款债权或其它动产担保贷款债权及其担保物权。汽车消费是我国新的消费增长点，其贷款额不断增长。汽车贷款债权具有本息支付固定且偿还计划完整，同时，不仅呆账率低、信用强和投资风险小，而且与一般商品相比，其投资回报率较高。此外，由于数量多和金额小、同质性高，所以证券化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将汽车贷款债权予以证券化容易达成。其三，其它经主管机关核定的债权。这样规定具有弹性，使其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能让新种类的证券化对象依资产证券化法进行操作。

(三)创始机构

在资产证券化中，创始机构是作为原始权益人而存在的，是指将资产信托与受托机构或让与SPV，由受托机构或SPV 以该资产为基础，发行受益证券或资产基础证券的机构或其它经主管机关核定的机构。在我国资产证券化法中主要是指银行。由于资产证券化是买卖金融资产过程，仍然是由创始机构主导作价出卖金融资产，很有可能发生利害冲突，如出现虚假买卖问题。所谓虚假买卖是指在资产移转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种因资产移转所衍生的欺诈行为。在架构融资的程序中，创始机构居全面主导的地位，它单独自行创立SPV，对SPV 必然拥有实质的控制权。而由于创始机构实质控制SPV，因此，当创始机构移转资产予SPV 时，资产移转交易的双方其实是同一批利害关系人，极有可能发生该资产移转交易是假买卖，其目的在于损害创始机构的债权人的利益，或者以假买卖方式为外观而实现实质上设立担保的需要。

(四)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审批机构和监管机构

从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构造来看，它是一种架构式融资，是通过创始机构自编与自导所进行的非常规交易。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因参与者的违规或逐利行为使资产证券化演变成圈钱的工具，不仅产生金融风险，而且扰乱了金融秩序，同时，既造成投资者权益的损害，也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所以，应将资产证券化纳入常规交易的制约之中，对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审批和资产证券化的监管非常必要。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状来看，通常是银行作为发起者，将其贷款资产予以证券化。在证券化的过程中，不仅涉及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交付的问题，而且涉及资产支持证券的上市交易、偿付等问题。因此，从资产证券化的性质及固有的管理职能来看，其主管机关应分别为中国人民银行和证券监督委员会，但要协调好两职能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避免出现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的现象。

(五)特殊目的机构(SPV)

为了达到隔离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之间的风险，以及降低证券化的成本，必须设立不同于发起人、具有独立性和较高信用级别的实体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其以证券化的资产为担保，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发行证券并融资，将筹集的资金作为购买资产的对价，是实现资产证券化的关键主体。但各国关于SPV 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目前中国资产证券化仍处于摸索阶段，如何通过制定资产证券化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SPV 制度，成为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

第一，规定SPV 的设立主体。从国外资产证券化的立法来看，政府和私人都可以作为SPV 的设立主体，如美国政府设立的政府国民抵押协会(FNMA)、联邦国民抵押协会(GNMA)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HLMC)三大机构均扮演着SPV 的角色，同时，美国也允许私人设立SPV，这种做法为许多国家所借鉴。但在中国，由于资产证券化市场未发展起来，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市场为时尚早，因此，应规定政府为SPV 的设立主体，私人暂时不能作为SPV 的设立主体。

第二，规定SPV 的组织形式。从国外资产证券化立法和大量实践来看，对SPV 的组织形式主要确定为信托、公司及有限合伙三种。我国应从资产证券化的长远发展及健康运行的角度考虑，基于相关制度建设的现状，将SPV 的组织形式确定为信托型和公司型。这样既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也能够避免利用有限合伙形式带来新的风险。从SPV 的信托型模式来讲，我国须将信托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形态看待，以突破一物一权的藩篱。目前应以《信托法》的特别法形式，在资产证券化法中对SPV 的信托模式进行规定，保证SPV的风险隔离得到实现。从短期来看，公司型SPV 应当更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且能够解决当前资产证券化中的迫切问题。尤其以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设立SPV 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一方面，国有独资公司在《公司法》中有较详细的规定，便于实际操作;另一方面，国有独资公司是一种国有企业，通常担负着国家的一些特殊使命，这在我国目前金融改革中显然更具适应性。

第三，规定SPV 的风险隔离。SPV 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媒介与导管，与一般商业组织相异，必须远离破产风险，这关系到资产证券化的成败。我国须借鉴域外成功经验作出如下制度安排：一是限定SPV 的经营范围。SPV 的业务应只限于特定的资产证券化活动，如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担保、交易等，不能从事其他业务，以避免引发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产生求偿权，从而对SPV 产生不当影响。二是限定SPV 的债务和担保。SPV 的债务应仅限于资产支持证券以及对信用加强人和流动性便利提供者的义务，一般不再发生其他债务。虽然法定担保无法避免，但不能为没有参加结构性融资的机构或个人提供担保。三是在SPV中设置独立董事。由于独立董事能够对业务提供独立、客观的判断，有利于SPV 的科学决策，在SPV 的构造中设置独立董事是非常必要的。倘若独立董事赞成，SPV 就可以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以及修改其章程等。四是限定SPV 并购重组。因设立SPV 目的主要是隔离破产风险，所以，在资产支持证券还没有清偿完毕的情况下，SPV 不能与其他实体合并或者兼并，除非合并或者兼并之后的实体达到隔离破产风险的要求。

(六)信用增级与证券资信评级

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虽然隔离了发起人的风险，但丧失了对其无限追索的权利，这样就会导致对证券持有人完全清偿的可能性减少。为了增强投资人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信心，并使筹资的成本降低，须采取信用增级的方式促进资产支持证券的流通性及保护交易安全。信用增级可分为两种：一是内部信用增级，它主要是通过对SPV 资本结构的设计达成，如划分优先/ 次级结构①、 超额抵押、建立现金准备账户或差额账户等。二是外部信用增级，它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或法人以保证、承诺、更换部分资产或其他方式实现，如银行或担保公司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利息偿还提供保证，或由受托机构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当受托机构不能支付时，由保险公司代为偿付等。在信用增级之后，基于促进资产证券化市场效率的提升及稳定，便于筹资和承销商、券商和投资人的理性决策的需要，SPV 会聘请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资信评级，并将评级结果对外公布。由此看来，我国应结合国情，在资产证券化法中对信用增级与证券资信评级作出规定：其一，允许政府机构在一定条件下依法为金融资产支持证券的偿还提供担保，规定专业的金融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开展金融资产支持证券担保或保险业务的要求;其二，规定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标准、评级内容、评级程序等。

(七)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SPV 要想从资本市场上融通资金，就必须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同时也影响到资产证券化的最终实现，但由于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有其特殊性，因此，在资产证券化法中应作出如下规定：第一，确定SPV 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属于《证券法》的调整范围，这能够确保资产支持证券的正常发行;第二，规定SPV 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时，无论是发行资格、发行条件还是发行程序均应适用《公司法》中的条款;第三，规定SPV 发行证券后确属变更证券化计划的步骤，包括首先由受益人会议决议通过，其次向银监会提交变更后的证券化计划、收益人会议记录、专家评审意见及其他银监会规定的文件予以核准;第四，规定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方式，即资产支持证券和其他证券一样，公募和私募两种方式皆可;第五，规定资产支持证券券面的法定记载事项，一般应包括表明资产支持证券的字样，发行人名称和法定代表人签名，证券面币及面额、票面利息及本息支付方式、发行时间及范围、偿还保证、票面编号、批准发行机关名称及时间等其他事项。

资产证券化法规篇7

[关键词] 银行 不良资产 资产证券化

一、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基本情况分析

根据官方数据，我们可以对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规模做一个保守的估计。截至2007年末，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余额为5.03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6.35%；虽然较之往年有所下降，但是总量还是高居不下。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占了很大一部分，并且每个季度都有所增长。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主要有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影响、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状况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影响和金融监管机制等。

二、 我国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障碍分析

1.缺乏规范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是资产证券化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特别是对于不良资产证券化有更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缺乏被市场投资者认可的信用评级专业机构，现存的资信评估机构缺乏统一的组织形式和行为规范，独立性不强，出具的评估结果难以使人信服。这会直接导致证券发行成本的增加，证券化后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需求者，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运行体系不畅通。

2.资产证券化市场缺乏机构投资者。我国的资本市场一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较少，法律法规不健全，管制较多，这些缺陷直接导致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化，多数依赖银行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敞口也随之扩大。需被证券化的不良资产的数量呈正态上涨趋势，但是由于保险、证券、银行分业经营的限制，以及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导致在金融市场上缺乏大的机构投资者，多数为分散的个人投资者。这也使得资产证券化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资产证券化无法顺利推行。

3.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良资产证券化作为创新金融产品，涉及到很多新的法律问题，需要依靠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但是我国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未对不良贷款证券化问题做出任何规定，找不到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法律依据。我国目前相关法律的缺陷和不足，导致市场主体的行为很难规范，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难以真正得到维护。

4.缺乏专业人才和操作经验。资产证券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金融及金融工程等领域的专业知识，我国的从业人员都处于摸索阶段，缺乏实践经验。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就更需要由专业人员对不良资产授信、组合、未来现金流收益、定价等各个方面有深入的认知和研究。

三、我国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对策探讨

1.尽快实施实质性的试点操作。(1)建议加快成立由银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和政监会等部门联合组成的政权化试点工作小组，确定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试点办法、试点机构，对商业银行的证券化方案进行审批。以改变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缓慢的进程，为商业银行的创新活动创造空间，形成以市场为主的证券化品种的创新机制，通过试点资产证券化促进立法的适应性和有效性。(2)制定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过程中损失核销的处理方法及相应的报批程序。由于现有的不良资产的损失并非当年产生，可允许商业银行根据综合改革方案的进度，设立过度期。(3)解决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主要障碍，即特殊目的载体和证券的可流通性问题中，其中又以特殊目的载体为核心。允许试点银行设立专用于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公司（SPC），允许SPC在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的特殊性，允许SPC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2.加强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建设。通过资产证券化的试点经验，尽快指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案，完善和资产证券化有关的现有法律制度，明确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问题，推动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规范发展。会计制度对资产证券化结构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对真实销售和抵押融资型证券化的认定标准，这会引导市场根据证券化的目的选择特定的交易结构。因此，必须按照国际会计标准制定适应我国国情的资产真实销售标准，制定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销售融资的会计处理原则,以及交易后资产负债和留存权益的会计处理方法。明确资产支持证券的性质并纳入《证券法》的管辖，建立资产支持证券的注册、审批及信息披露制度，明确和简化特殊目的公司发行证券的审批程序，规范资产支持证券私募发行的条件和方式。明确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资产转移问题，抵押权的转移方式。明确在资产转移后，原始债务人不能再行使抵消权，以保证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稳定性。制定证券化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信用制度体系，强化债权追偿的法律规范和约束，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强化证券化资产的信用基础。成立专业的资产服务机构，培育不良资产处置的专业人才，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推进不良资产管理的专业化，提高证券化管理效率。

3.提高证券化产品和信贷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市场流动性对于资产证券化市场和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市场流动性的提高不仅需要相关限制性政策的调整，还需要有系统、技术、规则等一系列措施的配合。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的基础建设，为资产支持证券的流通创造条件，从根本上扩大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需求，提高流动性。允许特殊目的信托发行资产支持信托证书，明确信托证书的证券性质，提高信托证书的流动性。从而提高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吸引更多的国内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参与，降低投资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风险，降低证券化的融资成本。扩大贷款受让方的范围，允许国内机构投资者对贷款进行投资，大力发展贷款二级市场，促进金融资产证券化市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为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资产转让提供价格形成参照，促进贷款的流动性，降低交易的流动性折扣。培育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机构投资者，规范市场投资行为。允许外资投资者投资于不良资产支持证券或将资产转移给国外特殊目的载体，明确外资投资和国际证券化有关的结售付汇问题。

综上所述，银行系统根据不同的监管、法律和税务制度，根据不同的财务目的、资产特性和市场环境设立特定的交易结构对不良资产进行证券化。

参考文献：

资产证券化法规篇8

摘 要 资产证券化把传统意义上的信贷体系和证券市场连接起来，通过证券化的形式，使得原本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流动性，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制方面尚不完善，制约了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因此，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研究对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 运作流程 法律问题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述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于20世纪60年代末起源于美国，当时是为了解决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问题而产生的。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成功运作，资产证券化技术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于80年代初走出美国国门，在欧洲资本市场以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们通常所说的资产证券化（ABS）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资产池，并通过一定的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将其转化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证券，以达到融通资金的目的。从法律角度看，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在本质上是一项债券，而资产证券化将原本为特定的资产债权人所承担的债务风险，通过证券化后转移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因而资产证券化是指由原始权益人（又称“发起人”或“转让人”），将其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进行重新组合，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又称“受让人”），SPV通过信用增级，提升其受让的资产信用级别，并以此向投资者发行证券，筹集资金，然后向原始权益人支付资产转移对价，并向证券投资者支付证券本息的融资手段。

（二）资产证券化的特征

作为金融市场上的创新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产证券化是信用融资。相对于银行贷款等传统融资以融资者的整体信用作为偿付基础，资产证券化凭借独立的资产信用发行证券，其还款来源主要是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信用评级机构也主要以证券化资产的质量和交易机构的安全性为依据评定其信用等级。

第二，资产证券化是表外融资。原始权益人将资产真实销售给SPV，因而放弃了对该资产的控制权，将证券化的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中移除，所以对于原始权益人来说，该融资过程并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

第三，资产证券化是结构融资。为使拟证券化的资产信用和风险独立于发起人，资产证券化通过特殊的结构设计（SPV）来实现风险隔离，从而达到融资目的。

二、资产证券化运作流程及有关法律问题分析

（一）筛选汇集可证券化的资产，组成资产池

在资产证券化中，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适合实施证券化融资的，所以必须首先筛选可实施证券化的资产。从资产的性质要求来看，拟证券化的资产是那些虽然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债权资产，并可按资产的利率、期限和类别等标准进行梳理、整合，组成一个资产池。从资产的法律要求来看，资产必须具有可转让性。因为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发起人必须是将资产“真实出售”给SPV，如果资产无法进行转让，那么也就不能进行证券化融资。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一般都可以进行转让，但有下列情形除外：一是“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主要是指与特定主体身份有关的债权。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主要是指金融资产，形成的是信贷合同债权，该债权不是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而产生，故该条规定不适用；二是“按照当事人约定不能转让”，主要是指包含禁止转让条款的合同。若发起人决定将资产进行证券化，在合同中也必然不会存在禁止转让的约定；三是“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该条款设立的初衷更多是为了避免与其他法规或以后立法的冲突。可见在我国法律对资产转让无特殊限制。

（二）组建特殊目的载体（SPV），实现风险隔离

为了防范证券化的风险，资产证券化的运作过程中专门设立了一个中介机构，即特殊目的载体SPV，其一般由原始权益人或第三方设立，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结构中的关键主体。通过构建SPV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将资产从发起人处转移至SPV，实现资产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隔离；二是使得SPV远离其自身的破产风险，包括自愿性破产和强制破产的可能，保证对投资者的足额偿付。

SPV的组建，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形式上的要求。首先，SPV必须是独立的法律主体，独立于发起人等资产证券化参与者，有自己的董事、独立的财产，能够自己承担经营费用，使自己不受发起人等实体破产的影响。在实际运作中，为保持SPV的独立性，最好由独立第三方组建，但也有由发起人组建子公司作为SPV。从法律角度来看，母子公司的关系并不能剥夺子公司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资格，但由发起人控制产权的子公司形式的SPV会让资产转让是否属于“真实销售”被质疑，同时，由于发起人与SPV母子公司的关系，使发起人有机会从利润分成中取得特权，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故法律对该种形式的SPV有严格的限制。其次，SPV的组建主要有信托、公司和有限合伙三种形式。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的利益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这种形式的信托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SPV必须是法定的营业受托人，即有资格经营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等经核准设立的营业组织。由于信托财产制度天然的独立性及风险隔离的特性，信托形式的SPV在实践中被普遍使用，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规定，也使得该形式有法可依。公司形式的SPV在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也比较受欢迎，因为公司是一种普遍的组织形式，信用评级机构和投资者能比较容易分析其中的风险，较好的设计风险隔离机制，但是税收问题是该种形式的一大弊端。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公司必须缴纳所得税，这样一来，证券持有人的税负就比较重。在我国，以公司形式组建SPV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公司设立条件的障碍。在实践中，SPV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只是为了满足法律形式上的要求而设立，自身并不需要有场地设施，而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必须要“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另外，《公司法》对公司的注册资本也有最低限额的要求，这些都给公司形式的SPV设立造成了困难。二是发行主体资格的障碍。《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督管理办法》对信托投资公司担任SPV和《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对证券公司担任SPV都设定了严格的标准。有限合伙形式的SPV运行机制是由发起人（普通合伙人）将拟证券化的资产转让给SPV，由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通过购买该证券而成为有限合伙人。但我国现有的《合伙企业法》和《证券法》对有限合伙形式发行证券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一个法律障碍。

（三）资产由原始权益人转移给SPV

在确保SPV远离破产风险后，保证资产的所有权从发起人处转移给SPV。为实现信贷资产和发起人破产的风险隔离，理论上资产转移可采取真实出售和担保融资两种方式。真实销售是指当发起人将你证券化的资产转移给SPV后，已不再属于发起人的财产，发起人破产的风险自然也就隔离了。担保融资是指发起人将拟证券化的资产为担保向SPV融资，SPV为担保债权人，无法真正远离破产的风险。在美国破产法律制度下，确保资产转移为真实出售的性质而非担保融资交易对于风险隔离相当关键。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担保物权不再属于破产财产，担保债权人享有别除权，可不受破产的影响而就担保物权实现其担保债权，但是，担保融资并未实现资产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当SPV无法主张其对破产财产行使优先受偿权时，投资者也会受到发起人破产风险的影响。因此，只有采用“真实出售”的方式，才能使SPV真正做到风险隔离。

（四）资产信用增级

信用增级主要是用以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评价，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投资者，提高定价能力。信用增级分为包括内部增级和外部增级两种形式。内部增级指利用基础资产产生的部分现金流来实现自我担保。外部增级指由第三方提供的信用担保。在资产证券化操作过程中，两种信用增级的手段都必须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

内部增级主要通过内部交易结构的设计来实现，如优先级、次级结构的设定、进行超额抵押、建立利差账户等。在这些信用增级手段中，除了超额抵押方式在我国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其他方式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关于超额抵押方式，我国《破产法》有规定，当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时，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财政。因此，如果采取超额抵押方式实现内部资产增级将无法真正实现有效的“破产隔离”。

外部增级主要由第三人提供担保或保险，这种增级手段在国外的实践中是相当有效的一种方式。而我国《担保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能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的转贷的除外。因此，我国的现行法律不允许政府或政府性质的机构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使得外部增级机制的作用在我国难以有效发挥。

（五）进行发行评级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在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之前，SPV会请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根据规范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对资产支持证券做综合性的评价。发行评级的好坏直接决定融资成本的高低，这对于吸引投资者，保证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至关重要。但我国现有的关于信用评级的法律规定较为分散，导致了证券信用评级缺乏明确的指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六）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维护及偿付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一般分为公募和私募两种，发行的资产证券主要有债券、股票和其他证券。这些发行的证券品种都由我国《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调整，其操作程序也必须按有关的法律规定进行。如SPV作为证券发行人，应向证券监管机构申请或经核准后，并与承销主体签订承销协议，才能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另外，证券的发行、承销、信息披露、登记、结算等均应按照有关证券交易管理办法或法律规定进行。

三、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相关法制环境与建议

法律制度对于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各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都需以其本国的法律制度为依托。对于资产证券化发源地美国而言，其属于英美法系国家，有着判例法的传统，因此资产证券化在美国有着宽松的法律环境。而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所固有的僵化和滞后对资产证券化的开展产生了阻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资产证券化的良性运作产生了一定的调整作用。为了使资产证券化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能更健康长远的发展，我国应在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通过适度的法律制度调整和制定专门的法律来完善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首先，制定专门调整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规范，并可适度调整就资产证券化有关的民事、经济法律法规中制约其发展的内容。其次，提高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层次，减少推广阻力。

四、结束语

资产证券化的产生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深入了解、系统研究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制及法律制度对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增强资产流动性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为了尽快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开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财政部等已陆续了一系列的规定办法，对资产证券化各环节的良性运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大规模实施条件还不够成熟，特别是法律规制方面严重不足。我国应为资产证券化专门立法，对其操作流程及涉及的法律问题作统一的规定，以规制资产证券化规范运行，防范风险产生。

参考文献：

[1]颜学海主编.企业投融资法律与操作实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Charles Austin， Anne Zissu， Securit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lliquid Financial Assets into Liquid Capital Market Securities， Financial Markets，（3-4），2000.

[3]洪艳蓉.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资产证券化法规篇9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现实问题，对策

沉寂四年之久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不久前重启，国家开发银行拨得头筹，首单101.66亿元资产支持证券是迄今为止单笔规模最大的证券化产品，标志了曾在我国试行几年的资产证券化重新启动，此后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相继开始筹备资产证券化产品。我国已走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性金融危机，重启的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利于分散银行体系风险，但其道路必然是坎坷的。

一、资产证券化概念及在我国的发展

（一）资产证券化概念

资产证券化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产生稳定的未来现金流的资产建成资产池，此作为偿债基础，发行有价证券，实现资产所有权的转移。资产证券化包括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资产证券化和现金资产证券四种类型，通常先由发起人将特定资产组合转让给特殊目的机构（简称SPV），SPV完成对拟发资产支持证券的优先及次级结构和内部信用增级安排的设计，再与信用机构、托管人和证券承销商等协议，最后SPV根据证券的销售收入偿付资产发起人，根据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

（二）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我国，但发展缓慢而波折。资产证券化在我国产生广泛影响始于2005年，其标志是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颁布《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正式颁布，我国把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分别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按揭证券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资产证券化进程暂停。在试点过程中，暴露了很多问题，如审批流程过长、投资机构单一、发行规模不足、二级市场流动性缺乏、信息披露程度有限等问题。相比次贷危机前的美国，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尚在初级阶段。而2012年6月，我国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3个月后国家开发银行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发行规模为101.66亿元的“2012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重启了资产证券化之路。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银行间债市与证券市场分离问题

我国资产证券化由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两部分组成，分别受不同的监管部门管制，其产品在不同的交易所上市，采用不同的监管规则，这就导致了银行信贷资产化产品无法在统一的市场上交易，投资者结构单一，数量有限。

（二）信用体系不规范问题

在我国，信用评级和增级体系的建立尚不够完善。我国现行的信用方式主要是靠国家或政府的信用，而民间信用薄弱，造成了缺乏弹性的信用体系。如果政府的信用过于强，就可能掩盖很多问题；如果政府信用不够强，则可能导致信用体系的崩溃。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信用，有的上市公司通过制造虚假信息，骗取投资者的钱财，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威胁信用基础。

（三）资产证券化需求有限问题

从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看来，越来越多的证券化产品进入市场，而我国的投资群体的发展却不够成熟。在美国，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但我国对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化产品上的投资有限制，因此限制了机构投资者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另外个体投资者虽然也可以投资该产品，但是个体投资者的贡献力量毕竟有限，而且个体投资者在投资方面缺乏一定的分析能力。所以资产证券化的市场需求需要拓宽。

三、我国实现资产证券化的对策

（一）采用统一的立法模式

通过统一规定资产证券化的种种操作规范，提供一个明晰的证券化框架，同时利于监管方在欠缺经验的条件下监管证券化。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被分裂为两个组成部分，应用着不同的规则，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制度体系，统一规范资产证券化中的发行、上市、交易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清除我国实行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障碍和填补法律调整空白，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难题；另一方面，我国有法律规范成文化的传统，采取统一的规章制度，使我国各项立法相对自成体系并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性；再者，作为证券化接受国，我国存在认识和接受这一新兴融资工具的过程，利用统一立法，资产证券化逐渐扩大影响。

（二）规范担保与评级中介机构，健全信用评级体系

资产证券化的信用评级体系中其重要作用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和担保机构。政府应该根据现有的信用担保和评级资源，建立全国性的信用担保和评级机构，利用政府的力量确保信用的可靠。但是，政府不可以削弱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在可允许的范围内，让评级机构直接在市场规则下开展业务，保证其评级结果客观、公正、真实、有效并且适应市场。另外，应提高资产证券化评级机构的准入门槛，承担证券化资产的信用评级工作的机构必须信誉度高、资信好、业务流程规范，对那些不规范，评级结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机构应严厉惩治。

（三）发展机构投资主体，扩大投资者范围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在美国有广泛影响，众多投资者对资产证券化业务都趋之若鹜，而我国要想推进资产证券化就必须要有广泛的投资者。我国需要放宽对机构投资者的限制，使资产证券化市场活跃起来，另外，随着我国保险业、基金业的迅速发展，如果能放宽对保险资金、养老基金、医疗基金等社会资金运用的限制，那么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将得到极大发展。

四、结语

资产证券化是一项创新的融资技术，在我国的推行有助于转移银行体系内风险，提高流动性管理能力，但推行的过程不免遇到诸多问题。现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就有银行间债市与证券市场分离、信用体系不规范、资产证券化需求有限等等的问题，我国实行资产证券化任重而道远。不过，随着资产证券化的重启，其发展进程的加快，可以坚信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 付丽.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思考及决策.经营管理者.2012.（07）

[2] 夏斌，葛经纬.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策略探讨.征信.2011.（05）

资产证券化法规篇10

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跨国资产证券化

一、资产证券化概述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迄今为止，对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定义是Shenker&Colleta提出的：资产证券化是指股权或债权凭证的出售，该股权或债权凭证代表了一种独立的、有收入流的财产或财产集合中的所有权益或由其所担保，这种交易被架构为减少或重新分配在拥有或出借这些基本财产时的风险，以及确保这些财产更加市场化，从而比仅仅拥有这些基本财产和所有权利益或债权有更多的流动性。

（二）资产证券化的特征

1.以融资为目的。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之所以启动这个过程，在于其所拥有的有稳定的、可预见未来收益的资产缺乏流动性，不可以或短期不可以变现，发起人为了获得现金而将其这种资产转让给SPV，由SPV发行证券。

2.不依赖银行信贷机构的融资方式，且以资产本身的信用为担保。资产证券化中，银行信贷机构等不再是资金的提供者。资产证券化不再过分依赖银行信贷机构，拓宽了融资途径，无疑是一种创新。

二、国外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制度保障

（一）资产转让

1.合格的资产

其相对应的法学概念应是财产或财产权利。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一般是指缺乏流通性的将来会带来现金流的资产，在法学范围内一般是指债权，而资产转让即债权转让。实践中各国对于可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的范围规定不同，宽严程度各异。

2.真实出售

所谓资产的“真实销售”，是指发起人将与拟证券化资产有关的权益和风险或控制权一并转移给SPV，使其成为该资产的合法持有人。判断资产真实销售，虽然各国法律规定有别，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将资产与发起人的信用、破产等财务风险相隔离，以维护SPV和投资者对资产的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在英国“以形式为准”，即只要合同中规定为真实出售，法官无需衡量是否满足真实出售的条件即推定是真实出售；在美国则相反“，重实质而轻形式”，重在探究当事人交易的实质。

（二）SPV法律问题

SPV的设计是资产证券化中的核心问题，SPV的设计的成败几乎直接关系到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的成败。因此，凡是论证券化的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都十分关注SPV的设计。从国外法律规定SPV的设立形式来看，主要有以下二种方式：公司、信托、

1.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mpany，简称SPC）

SPC是国外证券化操作中最为常见的组织形式，其优点有：能够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反复使用发行各类证券，增强灵活度。而其缺点是公司是一个资本营运主体和纳税实体，这样可能导致SPC在从发起人处取得证券投资者特定资产和将该资产发行证券时承担双重的纳税义务。

2.特殊目的信托（Special　Purpose　Trust，简称SPT）

SPT是指发起人以证券化基础资产设立信托，让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信托机构，从该信托机构换取受益权证，然后再销售给投资者。在资产证券化关系中，发起人是委托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是受托人，投资者是受益人，而被让与的证券化基础资产自然就是信托财产。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SPT可以保证用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的独立性，不受SPT破产的影响，有利于风险隔离的实现而普遍应用。

三、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实行的法律障碍

（一）债权转让法律障碍

我国没有可资产证券化的资产范围的规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债权应可以转让。但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有三类情形的合同债权不得进行转让：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权利。因此，发起人在挑选证券化资产组成资产时须注意参考以上规定。对于合同债权转让，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则采取通知转让原则。2000年11月份颁布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第十三条规定：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发生的债权转让无须通知债务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SPV的设立

1.SPC方式

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设立“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条件”的要求将增加SPV的设立成本。另外，SPV的性质决定了SPV适合发行债券而不是股票。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发行债券的主体资格要求较高。这与实践中SPC一般仅需是“空壳公司”的状态相比，大大增加了资产证券化的成本。

2.SPT方式

《信托法》第四条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的，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但目前国务院并未出台相关办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6月份公布的两项法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将不得发行任何凭证式证券（包括债券）。

四、我国采取的海外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首先，开展跨国资产证券化，必需克服国内法律障碍，改善相关规则和制度的空白等现状，通过国际司法中冲突规范的指引，寻求适宜的法制和社会环境。其次，开展跨国资产证券化，通过资产证券化主体基于自身或多方利益出发，考虑各国税收法和其他规则的利弊，从而理性地作为，可以使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综上，我国所存在的一系列法律障碍以及其他方面的欠缺，阻碍了资产证券化完全本土化的实践。但是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高效低成本的融资方式，对于我国企业现阶段发展中存在的资金问题及银行处分不良资产问题，确实有重要意义。我国采取的海外资产证券化可以在不改变我国法律规定、继续完善制度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下，享受资产证券化的所带来的效益。

参考文献：

[1]复旦民商法学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