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笔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哲学笔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动脉硬化闭塞症；脉复生；血脂；炎症细胞因子

中图分类号：R5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1）11-0019-03

动脉硬化性闭塞症（ASO）是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在肢体的局部表现，多见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男性多于女性，比例约为15∶1，病残率和致死率较高，为临床常见的慢性肢体动脉闭塞性疾病。随着动脉硬化（AS）研究的不断深入，炎症在AS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通过抗炎来干预其进程已成为抗AS的手段之一[1]。脉复生是广州市中医医院脉管炎科应用40余年的中草药水制剂，临床应用于治疗各种下肢缺血性疾病。笔者运用脉复生治疗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患者，观察脉复生对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血脂及炎症细胞因子的影响，探讨其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

1临床资料

11诊断标准及分期标准

111诊断标准参照1999年10月全国第五届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疾病学术会议（青岛）讨论修订的肢体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断标准：① 男女之比为85∶15，发病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② 有慢性肢体动脉缺血的表现：麻木、怕冷（或灼热）、间歇性跛行、贫血、营养障碍改变，甚至发生溃疡和坏疽；常四肢发病，以下肢为重，有20~25%发生急性动脉栓塞或动脉血栓形成；③ 患肢近心端多有收缩期血管杂音；④ 各种检查证明，有肢体动脉狭窄闭塞性改变，下肢―股动脉以上病变为多见（常累及肢体大、中动脉）；⑤ 常伴有高血压病、冠心病、高血脂症、糖尿病、脑血管动脉硬化等疾病；⑥ 排除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大动脉炎、雷诺病、冷损伤血管病等其他缺血性疾病；⑦ 动脉造影：A下肢动脉病变，股-动脉以上病变占60%以上；B动脉多为阶段性闭塞，闭塞段之间的动脉和近心端动脉多呈迂曲、狭窄，因粥样斑块沉积，动脉呈虫蚀样缺损；C由于广泛肢体动脉硬化，侧支血管很少，而肠系膜下动脉、骸中动脉、骼内动脉和股深动脉等主要分支动脉，就成为侧支血管，可发生迂曲、狭窄、闭塞。X线平片检查，主动脉弓、腹主动脉和下肢动脉有钙化阴影。

112分期标准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1995年10月制定的分期标准[2]：一期（局部缺血期）：有慢性肢体缺血表现，以间歇性跛行为主，有肢体发凉、麻木、胀痛、抗寒能力减退，肢体动脉搏动存在，但多有减弱。二期（营养障碍期）：肢体缺血表现加重，同时有皮肤粗糙、汗毛脱落、指（趾）甲肥厚，指（趾）脂肪垫萎缩，肌肉萎缩，间歇性跛行加重，有静息痛，夜间加重。患肢足背动脉及胫后动脉搏动消失。三期（坏死期或坏疽期）：表现进一步加重，足趾（手指）紫红发胀、溃烂坏死，或足趾（手指）发黑、干瘪，呈干性坏疽。

根据肢体坏死的范围，将坏疽分为Ⅲ级：Ⅰ级坏疽局限于足趾或手指部位；Ⅱ级局限于足跖部位；Ⅲ级坏疽发展至足背、足跟、踝关节及其上。

12一般资料根据上述标准，选择符合标准的广州市中医医院脉管炎科2009年10月~2011年4月ASO患者共120例，按随机对照原则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60例，男40例，女20例；年龄45~90岁，平均（7059±1046）岁；病程5~48个月，平均145个月。治疗组60例，男38例，女22例；年龄45~88岁，平均（7053±1060）岁；病程5~50个月，平均148个月。2组年龄、性别、病程及各项检测指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2治疗方法

2组患者出现创口者用生肌膏换药，蚕食法逐步清除坏死组织。对照组给予常规抗感染、控制血压、降糖、抗凝、改善循环、支持疗法等基础治疗。治疗组在基础治疗上加脉复生（组成：牛大力、熟地、鸡血藤、当归尾、白花蛇舌草、两头尖、入地金牛等）口服。每日2次，每次50 mL。2组均以15 d为1个疗程，进行为期2个月的治疗。

3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观察指标治疗前后分别抽取患者外周血，用于测定患者血脂6项（CHOL、TG、LDL、HDL、APOA、 APOB）水平及CRP、IL-6、TNF-α，ICAM-1等细胞因子含量，比较自身前后变化及2组之间的差异。TG、TC、LDL-C、HDL-C、CRP、TNF-α、IL-6、血液流变学在本院化验室检测，血脂6项采用BECKMANDXC800检测，检测CRP试剂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出产，批号为：010152H。检测ICAM-1试剂为美国RnD公司产品，采用双抗体ABC-ELISA法测定。

32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2组之间比较及组内比较采用t检验。

4结果

412组治疗前后对血脂的影响治疗前，2组血脂的各项指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治疗前、后相比，TC、TG、LDL、APOB指标下降，HDL、APOA指标升高（P

422组治疗前后对炎症细胞因子的影响治疗前，2组CRP、IL-6、TNF-a、ICAM-1指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治疗前、后CRP、IL-6、TNF-a、ICAM-1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

5讨论

早在1862年Virchow就发现动脉粥样硬化（AS）斑块内的主要成分是脂质。同位素-131（131I）示踪的低密度脂蛋白（LDL）可在动脉壁出现，尤其在内膜损伤处明显。现已公认TC、LDL-C、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VLDL-C）、TG与AS发生呈正相关，HDL-C则与AS呈负相关。而脂质代谢异常，在AS发生发展中是损伤内皮和平滑肌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Ross[3]提出了“AS是一种炎症性的疾病”的概念。粥样硬化病变的形成是动脉对内膜损伤作出的炎症纤维增生性反应的结果。在病变发生发展过程中，从脂质条纹到纤维斑块和粥样斑块乃至不稳定斑块的生成、破裂和血栓形成，始终都有各种炎症细胞和大量炎症介质参与[4]。

C-反应蛋白（CRP）是一种非常敏感的炎症和组织损伤标记物，研究人员在检测了CRP在冠状动脉内皮细胞粘附分子表达方面的作用后提出，CRP可能在AS的炎症反应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其浓度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5]。脂质代谢异常，活化的巨噬细胞释放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在炎症过程中，进入内膜的LDL常被氧化修饰形成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诱导巨噬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过量表达粘附分子如ICAM-1、VCAM-1等，增加自身对单核细胞、T淋巴细胞的粘附性，促巨噬细胞增殖分化为泡沫细胞，使病灶逐步发展以致形成粥样斑块。

综上所述，血脂异常、内皮损伤、炎症反应之间存在着相互诱导，相互协同的作用。

现代中医研究认为[6]AS炎症学说中各种触发炎症的因素和炎症因子都归于毒邪学说，毒邪致病后，脏腑气机失调，导致AS产生。而使用清热解毒法[7]抗实验性AS动物的动脉硬化取得良好的效果。本科认为ASO是虚实夹杂之证，肾精亏虚、热毒血瘀为其病机。脉复生主要以补肾养血，清热解毒，活血祛瘀为治疗原则。

脉复生为本科应用具有岭南特色的中草药水制剂，为治疗动脉硬化闭塞症专方。其中牛大力、熟地、鸡血藤、归尾等补肾养血活血，白花蛇舌草、两头尖，入地金牛等清热解毒，祛风湿活络。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脉复生中的鸡血藤具有降低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以及对小鼠的肾脏总磷代谢起促进作用。有利于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亦能延缓AS的病变过程[8]。白花蛇舌草具有调节免疫、抗肿瘤、抗菌、抗氧化的作用[9]。两头尖中三萜皂苷化学成分有抗肿瘤、抗炎、解热镇痛、镇静、抗惊厥等作用，尤其抗癌性、抗风湿作用显著[10]。

本实验结果表明，治疗组，在调节血脂、降低以CRP、IL一6、TNF-a为代表的炎症因子方面，优于对照组。说明脉复生能调节血脂代谢，抗动脉血管炎症反应，从而抑制单核细胞与VEC的黏附，对抗动脉粥样硬化，能较好的干预ASO的形成和发展，为岭南中草药治疗ASO领域提供理论依据以及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元建内源性一氧化氮合酶抑制物与动脉粥样硬化及药物的作用机制［J］中南药学，2007，5（5）：385~389

［2］郑中华细胞凋亡与动脉粥样硬化［J］吉林医药学院学报，2005，26（4）：234~236

［3］崔公让，谭鸿雁动脉硬化闭塞症［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137~153

［4］Ross RAtherosclerosis is an inflammatory disease［J］Am Heart J，1999，138（5Pt2）：S419~420

［5］徐也鲁动脉粥样硬化-一种慢性炎症过程［J］中国动脉硬化杂志，2001，9（2）：93~95

［6］Cybulsky MI，Gimbrone MA JrEndothelial expression of amononuclear leukocyte adhesion molecule during atherogenesis［J］Science 1991，251（4995）∶788~791

［7］范砚超，张国平，唐明，等从毒论治动脉粥样硬化初探［J］山东中医杂志，2004，23（5）：261~263

［8］吴辉，刘煜法，吴伟等清热解毒法对肺炎衣原体感染致兔动脉粥样硬化的干预作用［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3（2）：151~154

［9］王巍鸡血藤、鬼箭羽和土鳖虫调脂作用的比较［J］中国中药杂志，1991，16（5）：299

［10］侯桂兰，芦柏震，王春雷白花蛇舌草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运用［J］海峡药学，2010，22（3）：78~81

篇2

【关键词】肝硬化；内毒素血症；微生态制剂；莫沙必利；临床效果

肝硬化病情的发展和治疗过程都受会到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影响，其发病原因是小肠细菌的过度繁殖。患者出现内毒素血症会分泌白细胞介质如IL-2、IL-6以及TNF-α等，导致患者肝功发生衰竭、门静脉高压以及出现并发症对患者造成很大影响。本文对肝硬化内毒素血症患者采用微生态制剂联合莫沙必利进行治疗，对临床疗效及患者肝功变化进行观察，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在2010年6月到2012年10月收治76例肝硬化患者。全部患者均符合肝硬化诊断标准，筛选标准：将肝硬化并发肝癌患者、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患者、慢性腹泻疾病患者、肾功能不全患者进行排除。经过检测，全部患者中有22例肝硬化GHBT阳性患者，将其随机分为13例观察组和9例对照组，观察组，男性患者10例，女性患者3例，平均（57±12）岁，对照组，男性患者7例，女性患者2例，平均（53±11）岁。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主要有利尿治疗、保肝治疗、患者输入白蛋白和血浆；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服用2粒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肠溶胶囊，每天服用3次，用药持续12星期；同时配合服用5mg枸橼酸莫沙必利，每天服用3次，用药持续12星期。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检测两组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检测血浆IL-2、IL-6和TNF-α水平，对肝功变化进行评价。

1.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运用相关性方法对数据相关性进行分析。采用均数±标准差对计量资料进行表示，采用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使用t检验计量资料，使用卡方检验计数资料。

2 结果

（1）经过检测，肝硬化GHBT阳性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同IL-2、IL-6及TNF-α水平变化呈正相关，计算相关系数分别为0.875、0.846和0.827，如表1所示。

（2）两组患者治疗12周后，血浆内毒素水平、IL-2、IL-6及TNF-α水平，观察组分别为0.384±0.227（Eu/L）、9.61±6.28（ng/ L）、52.83±27.95（ng/L）、26.41±17.67（ng/ L），对照组分别为0.715±0.212（Eu/L）、19.35±4.19（ng/L）、94.52±25.37（ng/L）、43.68±16.45（ng/L），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

3 讨论

由于肝硬化患者门静脉血压升高，造成胃肠道蠕动缓慢，使胃肠道分泌、肝胆分泌以及胰腺分泌大大减少，肠道内部环境遭到破坏，使小肠内的细菌过度繁殖，并由此产生肠源性内毒素，引发肝硬化患者出现内毒素血症。本次研究肝硬化患者存在小肠内细菌过度繁殖情况时，经过检测，血浆内毒素水平、IL-2、IL-6以及TNF-α水平出现明显升高。内毒素血症会释放出大量白细胞介质如IL-2、IL-6以及TNF-α，对肝细胞造成损伤，使患者出现肝功衰竭。本次研究证明，肝硬化内毒素血症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同IL-2、IL-6以及TNF-α水平呈正相关。

本次研究表明，肝硬化内毒素血症患者在实施利尿治疗、保肝治疗以及对患者输入白蛋白和血浆等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双歧杆菌微生态制剂配合莫沙必利进行治疗，治疗持续12周后，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同IL-2、IL-6以及TNF-α水平明显下降，肝功改善情况显著。因此通过对肝硬化患者肠道内菌群失衡情况进行纠正，恢复患者的胃肠道动力，能够使肠源性内毒素释放量大大下降，减轻患者的肝细胞损伤程度，改善患者的肝功能，避免并发症的出现，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值得进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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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社会学；反映论；中介论；文艺价值；文艺消费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7—02

人类文明的最初，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来认识自身，进而再反过去理解和解释自然界的事物。但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人们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本身，朦胧的审美意识也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激发人类美感的艺术也就诞生了。那么文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文艺的价值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一、从“反映论”到“中介论”

（一）“反映论”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图提出的“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客观理念世界，艺术只能是摹本的摹本”的影响，提出了“摹仿说”，但他摈除了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认为艺术比想象的世界更为真实，并非只是摹仿现实世界的外形，还有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这一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被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接受，他强调艺术应该在生活中寻找真正的范本。

这些思想中已有了文艺社会学的萌芽，一直到19世纪初，文艺社会学得以在斯达尔夫人、丹纳和让—马利·居约手中得到确立，但随后文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变化。

丹纳是实证主义经验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别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填写表格、统计数据等具体的手段，对文艺现象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确实认识到了社会对于艺术，是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头，但是研究的形式和结果都流于艺术活动、艺术现象表面，艺术与社会之间内在的深层关系却没有的到充分重视。而以法国学者呂西安·戈德曼为代表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旨在遵照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想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视为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

前苏联的艺术社会学，最初是在19世纪中叶，由其国内兴起的历史文化学派将历史主义的内容引入了文艺学，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将文艺学置于了从属于社会学的地位，将文艺作品视作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忽视了文艺作品审美属性和艺术特点的全部复杂性。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学派所持偏颇的极端发展又导致了庸俗社会学的产生，经济活动对文艺创作的制约作用被看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

这些派别，在他们对于文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往往都只抓住了关系链的两端，简单地将这种关系认定为是线性的机械反映。文艺的本质成为了简单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文艺作品的创作、鉴赏受制于社会生活，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文艺本身的审美属性被忽略了，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为单向的决定论或线性的因果论，文艺与社会被固定在了两端，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众多中介被忽视，“反映论”观念下的文艺与社会生活，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生机勃勃的种种中介，也变得失去活力。

（二）“中介论”

“中介”的概念，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一书中就有过解释“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①。“间接性”在德语里与“中介”是一个词，这里的“间接性”其实就是指此物的存在是以他物为中介，以他物为条件，受他物制约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中也谈到“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②，这是说整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联系的动态总体，而世界、规律是通过中介联系在一起的。

在文艺社会学发展的阶段中，其实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中介”的地位和所能起到的作用。最早提出在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中间环节”的，是普列汉诺夫，他指出：“绝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环级”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经济基础是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并不会完全掌控艺术的发展，经济基础对于艺术的影响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所以艺术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在《的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还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将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一）生产力状况；（二）生产关系；（三）社会政治制度；（四）社会心理；（五）社会思想体系”④这五项因素还可以继续分出次一等的因素，因此社会结构的构成因素有多少，影响经济基础与艺术的中间环节就有多少，这些中间环节的范围还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无限扩大。

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的“反映论”，“中介论”的理论框架更为科学、系统，它指出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经由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建立起来的双向互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过程。

二、文艺价值功能与文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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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体无意识；无意识教育；思想政治工作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人们都非常重视引导有意识教育的重要性，而常常忽略无意识对思想政治工作运作系统的影响，以致唯理性的分析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的抗拒着来自人的心理机制的非理性因素的分析观念的介入，甚至片面的认为真正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必理会那些与理性无关的问题。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就流于只单一地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行为的结果，却不去研究行为者本身；只注重研究逻辑化了思想注重工作的形式化行为模式，而忽略了行为者的现实活动与其自身的存在。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纯粹的理论教育很难对政治思想工作有着绝对的发言权。事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任何一个都受多种精神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意识也包括无意识。一般而论，相对于无意识，意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但无意识在思想政治工作决策机制和对象互动交往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对无意识进行正确的控制和利用，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从思维模式到行动实践更深层地理解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活动的实质。

一

分析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瑞士的心理分析学家荣格，在佛洛伊德心理学个体无意识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到人的心灵的更深领域，全面深入的探讨了人的意识领域的深层秘密。荣格认为，人的心灵或曰精神是由三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系统或层次构成，即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荣格说认为意识是人的精神世界中唯一能被个人直接知道的部分，意识的中心是自我。“有关意识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一个与意识相关的自我，就不会有什么被意识到”。不过在荣格看来，意识虽然是能够自觉到的，但它在人的整个精神世界中还只是一小部分，与无意识相比意识甚至是次要的。荣格强调，对人类心灵的考察，如果仅仅研究了意识及其功能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包括无意识过程，对人类心灵的探讨将是不完全的”。[1](P8)

荣格在意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无意识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个层次，“无意识过程是直接观察不到的，但是我们可把那些跨入意识门槛的无意识的产品分为两类。一类包括那些显然来源于个人的可被认识的材料，这是些个人获得的东西，或者是那些构成整体人格的本能过程的产物。此外，还包括被遗忘、被压抑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是有意识的。一些人能够意识的另一些人所意识不到的东西，我把这类内容称为下意识或个人无意识，因此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这些内容完全由个人因素即由那些构成整体人格的因素所组成的”。[2](P37)荣格指出，在无意识的两个层次中，“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存在的。我把这更深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3](P52)集体无意识是我们探讨无意识心灵所能达到的最深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人不再有个体的区分，个人的心灵在这里扩展开来并融入人类的心灵。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正如眼睛、耳朵、心脏等器官除了细微的个人差异外都具有解剖学上的一致性一样，心灵也同样有其基本的共性。按照荣格的解释，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反映了人类在以往的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是千百万年来人类祖先经验的沉积物。由于集体无意识在所有人身上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由于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祖先共同积累的经验不断重复的积淀、浓缩，所以它是人类心理中最深层的、最主要的因素，虽然有时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的存在却对我们的意识起着一个制约作用，我们意识的出现、发展、形成的模式都按照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和原理来进行，并以一种先天反映的倾向和模式出现。同时，由于集体无意识是经过人类及其祖先千百年的积淀而成，所以它是人类心理中最丰富、最繁杂意识，我们的心理都构筑于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之上，意识和个人无意识都依赖于它的存在而存在，依赖于它的发展而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像海岛一样，那高出水平面的，是我们的意识，由于潮的运动而出现的，是我们的个体意识。所有海岛的共同基础--海床，则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4](P130)由此可见无意识在主体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二

洛克在他的哲学著作《人类理智论》中主张人的心灵原是一块白板，“只是通过经验，心灵中才有了观念和知识。”[5](P276)虽然“白板说”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到了各种批评，但“白板说”对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来说，无疑具有不可质疑的重要意义。“地球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法国大作家雨果从空间上直觉到了心灵的广阔；“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为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中国宋代的陆九渊则以东方哲人的智慧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感悟着人类心灵的浩渺。人的心灵是一个复杂又令人神往的世界，如何对人的心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发掘意识和无意识在心灵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是每一个政治思想工作者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无意识教育，是相对于有意识教育而言的。从心理学角度看，无意识属于人的非理性方面，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心理过程，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无意识隐藏在人心理的深处暗中起作用，并不为人所意识。它或者暗中直接支配人的行为，使人产生无意识或下意识举动；或者暗中参与人的意识心理活动，干扰和调节人的意识行为。与此相关的无意识教育，指的是不为受教育者自身所意识到的一种教育方式。具体地说，这种教育方式是指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荣格无意识活动的本质特点，决定无意识教育能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时刻参与意识活动，无意识和意识一样，是主体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无意识教育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发挥其作用，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形式，完全可以成为有意识教育的有益补充。

正是由无意识活动的本质特征所决定，无意识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所谓无意识教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计划和要求，为受教育者安排设定一定的社会环境、活动场所和文化氛围，使受教育者在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从而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与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有意识教育相比，无意识教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时间上具有随意性；（2）空间上具有广泛性；（3）形式上具有多样性；（4）内容上具有丰富性；（5）过程上具有隐蔽性；（6）环节上具有渗透性。因而无意识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能起到有意识教育起不到的作用。众所周知，由于当前处于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新旧观念的冲突，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道德调节的不得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与理论上出现种种的脱节与不符，因而更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即使在工作中“磨破嘴皮、硬着头皮、饿着肚皮、厚着脸皮、磨破脚皮”，还往往是费力不讨好，收效甚微，甚或造成一种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冲击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很多人重实惠、轻理论，对知识、对择业等都以能否给我带来实惠为标准，对事物价值的评价纯粹以功利为尺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感兴趣，这就与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背道而驰。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如果没有思想坚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难以牢固的建设起来，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削弱的，而且必须加强。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努力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做好这项工作。无意识教育的提出无疑开拓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领域，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必将会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三

在强调无意识不可忽视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同时，还尤其需要警惕无意识思想教育的反面形式。在这方面，荣格早就注意到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状态所产生的副作用：“通常，当集体无意识在更大的社会团体内积聚起来，结果便是大众的疯狂，这是一种可能导向革命、战争或类似事物的精神瘟疫。这样一些运动极富感染力——差不多是压倒一切的，因为当集体无意识被激活时，你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你不仅仅出在这样的运动中——你就是运动本身”。[6](P46)在集体无意识激活的这种非理性支配下，人们的思维、判断、选择、取向、行为等也成为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活动了。联想到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当初满腔热情地投入这场“大革命”的人们事后回想起来，真像做了一场恶梦，原来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却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之中，十年给整个民族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毕竟，发展中的社会总会存在一些缺憾。今天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频频出现众多令人瞠目的集体“无意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出国热，到九十年代的股票风潮，乃至现在盛行不衰的林林总总的考试、考研热，都让每一位思想政治工作者时刻惦念起荣格，惦念起“无意识”这个概念。

总之，无意识和意识一样，在人的社会活动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意识教育在我国虽然已受到医学、心理学、艺术、审美等领域的重视，但就整体说来仍处在起步阶段。所以，荣格所提出的无意识理论及其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民族文化心里结构，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1991.

[2]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1991.

[3]荣格.心理与文学.三联书店[M],1987.

[4]陈仲庚,张雨新.荣格心理学[M].沈阳:辽宁出版社,1986.

篇5

关键词：形而上学；深层关怀；人文主义

当西方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以它的鸿篇巨制完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伟大基业，西方哲学向何处去?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否从此中断?这是摆在每一个西方哲学思想家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每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分成了两股巨流：一股是科学主义，一股是人本主义。但是无论是现代科学哲学，还是现代人本主义，它们都是以反形而上学起家的。似乎“形而上学”从此就应当终结。哲学的历史应当翻开一页又一页的反形而上学的篇章。

本文作者认为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开进去的一种巨大的荒漠，它导引出了当代西方哲学最深刻的危机。正如赵敦华先生在最近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新编》一书中所说：“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形容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1］(282页)我以为造成这种危机的思想根源，其根本点还是在于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流派疯狂地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为此想在本文中对这种现象作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辨析，以就教于哲学界的诸多同仁。WWW.133229.CoM

一．问题的指出

我以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它们之所以高举反“形而上学”的大旗，原因在于它们都没有弄清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是什么?由于历史发展的诸多原因以及人类思维的诸种层面，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在古典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中，它始终被重重的迷雾遮蔽着。一提起“形而上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哲人往往都把它与亚里士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这些哲学巨匠的纯粹思辨联系起来，认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就是一种远离现实生活，远离现实人生的一种“纯粹玄想”。于是他们或者要“还原”，或者要“揭蔽”，或者要“展布”，以敞开现实生活为宗旨，以倡导个人幸福为目的，纷纷构筑他们的反《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反形而上学体系的构成或许有某种合理性，但从理论发展的视域看，他们又各自陷入了不同的误区，其共通的缺陷就是在于他们都没有窥见到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他们总是无的放矢，或者言不中的。

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我以为这是一个判断形而上学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和古代西方哲学相互联结的枢纽问题。不正确理解这一问题，也就无法正确理解西方古代哲学的本质和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从而也就无法把西方古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机械地把古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分割开来，不是片面的肯定一方就是片面地否定一方。

例如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主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是这种机械主义者的典型，他之所以在他构筑的《权力意志》的哲学体系中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就是因为他片面地否定了古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全部理论意义，用“虚无主义”来取代人类的一切哲学文化。［2］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枭雄罗蒂在他那本闻名全世界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提出了一种极端地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是根源于这种机械论观念。似乎传统与现代没有任何联系，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是一种空谷来音。对传统的西方哲学的断裂、破碎、捣毁、异质是他们的哲学呼喊。许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打着回到生活世界、把握现实的人、回到经验直观的“以现实境况为起点”的旗号，疯狂的反对形而上学。但是，他们对古典西方哲学的反叛，对形而上学的拒斥，都是瞎子模象，误读了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为了驳倒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怪论，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古典西方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上笼罩着的重重思辨的浓雾中究竟隐藏着什么?

二．在思辨《形而上学》的宏伟体系中黑格尔暗筑一条通往现代哲学之路。

的确黑格尔哲学不愧为思辨哲学的顶峰，他完成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这是历史给予他的伟大使命。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决不只是对过去哲学的回顾和总结。因为，他有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就此而言，我们以为黑格尔决不会真正糊涂到认为历史上一切哲学都凝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因此就终结了。虽然黑格尔常常自己也自我夸耀，他的哲学是以往一切哲学的总结，但辩证的思想却使黑格在他完成了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中暗筑了一条通达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之路，仅管这条思想之路在黑格尔那里是不自觉的，朦胧的。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的确劲吹了一股现代哲学的思想之风，这是不以黑格尔的意志为转移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做出的精彩的解剖就导出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3］(177页)

不谋而合，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也摘录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应当把概念看做不是自我意识的悟性的活动，不是主观的悟性，而是既构成自然阶段又构成精神阶段的自在和自为的概念。概念出现在生命或有机界这一自然阶段上。”列宁在旁边批注：《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4］(179页)

虽然黑格尔是以他的《逻辑学》涵括一切哲学意识，但是黑格尔把人的生命也包涵在他的《逻辑学》中。列宁就此写道：“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4］(216页)往后列宁还指出黑格尔“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变成了唯物主义。”［4］(30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和列宁所说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把生命包括在逻辑学中)就是深刻隐藏在黑格尔思辩的哲学体系中的现代哲学精神。虽然传统的“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甚至可以说终结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是不会中断的，在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中传出了现代哲学的跫音。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沿着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踏上了现代哲学之路。这是为什么?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思辨的《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人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脱离了人的具体生活，是一种纯粹抽象的实体。恰恰相反，黑格尔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阐明了人的具体的历史性的生存，这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一书中在比较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人学思想时所说：“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5］(232页)

只要我们认真地全面地研究黑格尔哲学，我们会发现黑格尔对人所生存的世界的描述，远远超过了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的自我吹嘘。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黑格尔的描述是宏大的，整体的，历史具体的；而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的描述却是琐碎的、孤立的、卑微的，片面的；他们所说的“现实性”才是真正的“非现实”。仅管某些后现代主义大师打出了反对“宏大叙事”的旗帜来反对古典形而上学，但是离开了宏大叙事，那么哲学就只有去追求薄弱，日常的、简单的“语言游戏”了。这样必然把哲学变成一种玩物和工具，根本丧失了哲学的真实内涵。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把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生活与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所说的现实生活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是一种以人类的劳动为生存条件的具体历史的生存。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存过程。”［6］(131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说的“现实”却是一种人无法

把握的“生存游戏”，是人无法摆脱的烦恼、孤独、恶心和死亡的世界，人的现实生活的世界和人对现实的认知，对人说来只是一种幻想，有如后现代主义大师雅克·拉康的魔镜。关于这一点褚孝泉先生在“穿越拉康的魔境”一文中已经指出：“人的自我既然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虚幻基础上的，那么，由于自我功能在人与世界的关系 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种虚假认同的结构必定同时主宰了人对普遍知识的认知。也就是说，人的知识——包括科学——的根源是一个幻像。”［7］(168页)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大师却打着人文主义的旗帜，大喊大叫“回到生活中去”，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么?其实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望尘莫及的，这正如黑格尔在评价康德《批判哲学》时所说：通过康德的“理性批判”，“终于使人类登上了一座哲学高峰”。“哲学家论证了人的尊严，人民将会享有这种尊严，将不再只有受践踏的权利，而是通过自身去争取人的权利。”［8］黑格尔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9］(26页)“自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在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浓雾中深藏着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

三．回到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追本溯源，在古希腊那里，我们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因为正是亚里士多德首先完成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建构。今天我们读到的《形而上学》这本书，就是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是古希腊哲学的一部百科全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见到的这一部书亚里士多德在其中集中全力地探索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世界产生的本源和根据以及它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实体”和认识世界的范畴体系，等等。但是作为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如果孤立起来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完全可以把亚里士多德认定为一，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吕克昂讲坛上的第三哲学。”［10］

我以为苗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思辨哲学”的方法具有极强的独创性，他不是孤立地考察亚氏的《形而上学》”而是把亚氏的《形而上学》与他的《物理学》和《人事哲学》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考察方法必然展示出亚氏《形而上学》所张扬的思辨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理解“思辨”就必须把握“to auto”这一核心，那么形而上学的思辨必然从外界反观自身，从客体回到主体，回到“人”这个自身。《形而上学》的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就在“to anto”中锋芒毕露。“存在之所以为存在”这一《形而上学》研究对象的原初规定，离开了“人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之所以”是人对“存在”的追向。其实《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本来意义就是“物理学之后”，后来衍生为智慧之学，或第一智慧。然而，正如苗先生所指出的：“智慧这个词，据说来自光(phoos)，它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获得了更高的神圣。然而在希腊哲学文献里还是十分通俗化，人们把最完满的德性，最娴熟的技术、最精确的科学都称之为智慧，拥有这样德性的人称为智者。”［10］然而古希腊的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难道这不是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吗?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论述到“爱智”时指的并不是一种为目的的求知，而是一种对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他说：“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的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11］(31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的最自由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它深深地浸透在亚氏的全部哲学之中，这也是正是亚氏《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

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大声疾呼：思辨哲学应当解构，形而上学本体论无用，因为哲学应当关注人生，关注现实人的最大幸福。然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苗先生说：

“在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思辩是最大的幸福(eudaimonestatos)。思辨是理智的德性，理智是人的最高贵部分，是主宰和向导，是我们各部分中最神圣的。思辩就是这合乎本己德性的实现活动。它最为经久，最为快乐。”

“哲学以其纯洁而经久，而有惊人的快乐。”［10］

这无疑是给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诸种流派一记响亮的耳光。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思辩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最经久的愉快。

四．康德哲学的启示

其实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批判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明和专利，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有形而上学产生起就有对它的反抗。古代希腊的高尔吉亚就不说了，就是在近代哲学中，休谟首先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在休谟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祖，依曼努尔·康德又给了《形而上学》致命的一击。但说来又很奇怪，康德这一致命之击的结果却使康德在欧洲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可与黑格尔哲学体系比美的庞大的“批判形而上学体系”。这的确是一种怪圈，但也显示了形而上学的强大生命力。以致康德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实用人类学》中，道出了《形而上学》的科学人类学本质。

今天，让我们来回顾康德的《三大批判》，与其说康德的功绩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不如说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了人类道律自律的先天律令，正如康德所说：“自由”乃是他“思辨理性体系整个建筑的拱顶石”。康德的哲学革命可以归结为他对自然与自由，科学与道德进行的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之所以可能是在人类文艺复兴时代崛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卢梭和洛克等哲人的启蒙思想深刻影响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这种探索的结果，使康德得出了哲学就是最自由的学问的结论，正如谢林所说：“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自由贯彻全部哲学而始终。”［12］但是康德的探索也并不是空谷来音，它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历史延续。康德批判哲学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矗立在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上的是一干永远飘扬的人文主义大旗：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由此显露毕竟，以致康德自己认为他的整个先验哲学体系都在着力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1．我所能知者为何?

2．我所应为者为何?

3．我所可期望者为何?［13］(549?/font>550页)

在康德生命的晚年、他又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乃是统摄所有其它哲学问题的核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说，人是追求幸福的有理性的动物，因为“幸福乃满足吾人所有一切愿望之谓，就愿望之杂多而言，扩大的满足之，就愿望之程度而言，则增强的满足之，就愿望之延续而言，则历久的满足之。自幸福动机而来之实践的法则，我名之为实用的(处世规律)，其除“以其行为足值幸福之动机”以外别无其他动机之法则——设有此一种法则——我则名之为道德的(道德律)。前者以“吾人如欲到达幸福则应为何事”劝告吾人；后者则以“吾人为具有享此幸福之价值起见，必须如何行动”命令吾人。前者根据经验的原理；盖仅借经验，我始能知有何渴求满足之愿望，以及所能满足此等愿望之自然原因为何。后者则置愿望及满足愿望之自然方策等等不顾，仅考虑普泛所谓理性的存在者之自由，及此种自由所唯一由以能与幸福分配(此乃依据原理而分配者)相和谐之必然的条件。故此后一法则，能根据纯粹理性之纯然理念而先天的知之。”［13］(550?/font>551页)

康德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上不仅是一种对人性深刻的追问，而且又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大圆圈运动，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自我陈述式“认识你自己”，到近代哲学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思想，以及现代哲学帕斯卡等人“我是谁?”的忧思，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人类学之梦。

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反叛，其哲学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用姚大志先生在《现代之后》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准确地表述它，姚先生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启蒙哲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如果同样用一句话来表达后现代主义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引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主体的人死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终结关于人的神话，就是祓除启蒙思想中人类学之梦。但是没有主体的哲学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启蒙之前，基督教神学是最高权威，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制定的，所以它们是“客观的”。启蒙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其位置由人来代替，评价标准是作为主 的人的确立的，从而它们也就变成“主观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真理)的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的两个伟大理想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14］(8页)然而在哲学主体性死之之后，哲学所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后现代的作品没有了寄托的主体，所以它们都是平淡的、轻飘飘的、没有个人情感的。正如詹姆森所说，每一首古典乐曲(现代音乐)都是独特的，并令人耳目一新，而所有的流行音乐(后现代音乐)都是雷同的，并似曾相识。”14］(9页)这样的情况与赵敦华先生陈述的当代哲学的危机是多么相像啊!然而，哲学作为对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是永远不会在历史文化中消失的。从古代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追问发展到现代哲学对人的存在的追问，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一种在变化发展中把握人的生存状态，在事实上，它仍然是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追思。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上的真理是存在者的状态，情景。因此，它用“此在”(dasein)这个范畴来构筑它的形而上学宏大篇章。詹姆森则认为“主体性为现代文化提供了独特的风格和个人特征”。［14］(8页)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发展只能奏响它向人性本质的深层探索，向人的主体性的深层探索，而决不会消灭“形而上学思辩”本身。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大师想斩断形而上学的历史传统，但是，有一名著名的美国学者杜维明却说：“传统对现代性并非只是起着抑制作用。恰恰相反，它们既是束缚力，又是加强力，能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勾画出现代性的特有轮廊。因此，当我们讨论现代化的进程时，把传统弃置为无用的残余范畴，这在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确实，现代化是一个极为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同质的、全面西化的过程。为了懂得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研究现代性中的传统。”［15］我以为要真正使当代哲学沿着健康道路的发展，哲学的任务不是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研究、探索、继承发扬光大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所包孕的现代性哲学因素，正如人们把自由理解为现代哲学的基本要求一样，但自由又有各种各样的区分，例如有法治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而西方古代经典形而上学大多数都是以哲学的本源存在或本体存在的方式来追问和探索人类的自由，其实这才是一种真正自由，是从根基发展出来的自由，是自由的终极本质。一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自由观，都是由它衍生出来的。因此，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派别如何五花八门，观点如何分歧别类，其实他们都离不开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所留给后世哲学的哲学话语语景。

参考文献：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参见：姚定一.理性的殒落——论尼采的《权力意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第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马克思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重写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黑格尔书信集》德文版.译文转引自《读书》1982年第5期：《在合理为现实之间》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0］《哲学研究》.1998第12期.

［11］《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篇6

关键词：“好人现象”；“微善”；哲学基础；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118-005

自中央文明委2008年5月组织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至今，共发掘推荐好人好事达20万余件。群星闪耀道德星空，不仅为社会树立了“好人标杆”，而且在全社会产生了崇德向善的广泛影响，成就了中国“好人现象”。随着好人好事的广为传播，“好人现象”引发了“好人效应”，诸多个体的自发行为逐渐成为社会普遍自觉的道德实践，研究“好人现象”中内蕴的精神实质将对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提供有益启发和借鉴。

一、“好人现象”与“微善”内涵

综观历届全国道德模范和荣登“中国好人榜”的好人，大都平凡如尘，然而却是道德高地的“大腕儿”。他们秉承道德、品行端正、坚定善念，以自身不凡的事迹引领着当今社会道德风尚，确立着时代精神坐标，释放出了强大的崇德向善的品牌效应，塑造了万千美丽心灵；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于平凡之中彰显高尚德性”的道德文化精神，自觉坚定地遵守着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做好事、行善为，以小事铸就辉煌，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感染和影响着他人，诠释着新时代的雷锋精神，为“中国梦”注入了来自于百姓、根源于生活的无穷的道德力量。作为“中国梦”的道德期盼，这些“好人”无论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还是关键时刻的抉择，都以自己的“微善”构筑了“道德高地”，为改善社会道德风貌、建设精神家园注入了强大的价值力量。而“好人现象”的多发频发乃至群体性呈现，则反映了人们向善的追求和对美好社会构建的主动参与。究其精神实质，集中地体现为“微善”之念举。

《辞海》中对“善”有着详细的解释，认为：“‘善’是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恶’相对，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对符合其道德原则和规范行为的肯定评价。”“善”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阶级社会中，除了公共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简单共同的善恶准则之外，阶级利益是判断善恶行为的主要标准。凡是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或符合从本阶级利益中引申出来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善恶概念在伦理学中具有核心地位，是最一般的道德判断标准、道德评价标准、道德指导标准和道德规范标准。善与恶对立统一，其总的趋势是邪不压正，善终归战胜恶。 “微善”则除了涵盖 “善”的基本内涵之外，更多地强调了“微”的重要意义。“微”的意思是细、小、稍，一层意思是幽深，《易・系辞下》：“君子知微知彰” ；另一层意思是隐匿。因此，“好人现象”中所体现的“微善” 既强调如何在日常小事中做好事，又包含做好事无意留名等，“善欲人见，终非真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善恶不在于他的教育程度和对知识的见解，关键在于理性本身，在于人的实践理性。道德的“实践理性”是指向“意志”的，它客观地促成了对对象起作用的行动。因而，“微善”不仅内在地体现为一种在实践理性支配下的道德理念，也外在地表现为具体的道德实践规范，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发自良心、友爱、同情等而做出的微小善举或持之以恒的道德修为。

“微善”的萌发与生存具有如下特点：就主体而言，它大多是社会生活中的好人或小人物；就时间而言，它强调日常化，即微善精神不是体现在重大的事件或重要的历史时间段之内，而是存在于普遍化的、最为常见的、人人都可见可感可效仿的日常生活工作之内；就对象而言，它大多是关涉社会民生意愿的小事物；就价值观而言，它大多属于社会伦理荣辱之间的为人之道；就空间而言，它强调生活化，与以往宏大叙事政治伦理价值有着很大区别，即微善精神不是处理党政国防外交等政治大事的原则，而是协调日常生活工作以求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准则，是具体道德实践的规范体现；就价值评价主体而言，它大多指的是身边人的社会大众。基于此可知，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日常生活这一“微小领域”，只要人类的社会秩序还需要“道德的力量”来维持与调节，只要人类生活不泛政治化和媚政治化，微善本质就具有存在的空间和价值。

二、 “微善”内蕴的哲学基础及特征

（一）小与大：小善成就大德

是“一滴水”，就要“滋润一寸土地”；是“一线阳光，”就要“照亮一处黑暗”；是“一颗粮食”，就要“养育一个生命”。正是这些“中国好人”的“善小而为”成就了大爱和对道德的坚守，释放出了强大的精神正能量。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每一个体都是从小事做起，逐步积累而养成自己的德性的。故而，检验一个人的品质和境界，并非都是通过大事，一个平凡的人能够脚踏实地地做一些小事，并且执着持久，也便蕴含或折射出伟大的情愫，彰显出道德人格的伟大。正如讲过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淮南子・谬称训》指出：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一快不足以成善，积快而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恶。

成就“好人”的是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大量细小的善事，秉承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精辟论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现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当个人的“微善”之举惠及他人 ，常常给周围世界快乐，而周围世界的幸福也渲染和扩大了我们个体的幸福，个人快乐和群体幸福相得益彰，这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幸福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学习雷锋精神、打造“好人精神”品牌的奥秘所在。

（二）内与外：善举源于信仰

善属于伦理学范畴，其本质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发于心灵，强调内心深处价值取向的恒定和持久，而不是过分宣扬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从哲学角度来看，形式只是本质的外化，真正的善并不表现于个人道德举动是多么宏大，而是渗透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个微笑，一句关爱，一次搀扶，只要源自心灵，都是善，都具有感染力。正如英国作家莱辛所言：“本性流露永远胜过豪言壮语。”[2]这些“好人”依靠着内心朴素坚定的信仰将“善举”幻化为自己的本性之举。信仰是主体源于实际生活实践而对某种对象（理论、价值或人格化的神灵等）的极度信服，并视之为具有终极价值以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强烈情感和思想倾向。[3]信仰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建基在理性之上的强有力的证明，它在我们的理智里使我们确信事物真正地并且恰恰如此地在我们理智之外的，有如我确信事物就在我的理智之中一样”[4]。因而，信仰具有善值定位功能，能够帮助人们进行价值目标选择，整合众人意志使其归属于共同的善念，为人们营造和守护美好的精神家园。“好人现象”中的“微善”来自于对家人、朋友和他人朴素而诚挚的爱，以自己所认定的符合社会价值准则的方式活着和书写自己的人生。为此，他们能把坚定信仰外化成默默的行动，用小小善举赋予爱的深沉，生命不息，善行不止。也正是这些点点“微善”，将信仰的精神因子铸造成文明的精神大厦。时至今日，“中国好人”已成为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标杆，成为滋润社会向善的清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大放异彩，不断引领更多的人做好事，重小事。当“微善”已内化成一种价值观，它将会在人们心中绽放出永恒不灭的人性之光，从而把行善之举当作一种习惯、上升成一种自觉，化为一种风尚。

（三）得与失：道义博弈功利

就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而言，它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道义价值，一是功利价值。道义价值源于道义论，功利价值源于功利主义。道义论认为“对人及其品质的评价最终要依赖于对他的一系列行为的评价，善恶的价值判断最终要归结为行为的正当与否，而行为的正当与否，则要看该行为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或者行为准则的性质是什么。即这个行为的动机是否是善的，行为本身是否体现了一定的道德准则。因而，道义价值取决于行为动机及其本身是否遵循道德的准则。功利主义则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都必然会达到某种结果，我们应根据事先确定好的“最根本的善”来规范我们的行为，并判定行为的正当与否，其“核心主张是将感性快乐与痛苦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认为行为的善恶在于它所能带来的快乐的量是否超过痛苦的量。如果行为所能带来的快乐超过痛苦，则这个行为就具有善的价值。反之，就是恶的行为” [5]。因而，功利价值是以人类行为的实质性价值效果作为道德评价的最后圭臬及判定行为善恶的依据的。总之，道义价值和功利价值尽管侧重点不同，但若从其最原初的动机目标――为了社会的顺利发展这个角度来看，二者之间又是一致的。

人们总能在当今社会切身感受到功利价值的存在及其广泛影响。[6]功利价值具有两面性，不能一概排斥。它在不考虑行为的多种动机之下只以善的总量的增减来论及社会及其正义性，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如有人见义勇为，行善之举可能是为做英雄出名，但他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阻止了恶的发生，快乐超过了痛苦，客观上引发了惩恶扬善的社会效应。但功利价值也有局限性，一个社会以功利价值评价人和事，不考虑行为的动机与原因，就很难增强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感和价值认同感，把一个民族、社会引向高尚。“好人现象”的道义价值就在于它原初行为动机的纯粹性及对道德准则的坚定遵循，集中体现为利他性和无限性。这里的无限性指的是“好人现象”中的微善因子――从善主体、受惠群体以及精神效应的无限性。“微善”人人皆可为，只有单个的利他行为演绎成大众的行为，道义价值才有可能找到现实路径，只有当从善主体成为无限时，受惠群体才会在无数的利他行为中无限放大，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才能增进社会福祉。过分宣扬“大爱大善”之举，甚至用金钱来度量“微善”的价值，只会挫伤人们从善的积极性，缩小从善主体的范围，不利于塑造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当今社会，在肯定功利价值合理性的同时，更多的是通过树立典型、发掘典型、培育典型，把人们行善的功利价值观引导到自觉行善的道义价值观上来，使之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

三、“好人现象”彰显的微善社会价值

剖析“好人现象”中蕴含的“微善”价值意味着一种反思，这种反思既是对“好人现象”内在价值的挖掘，又是对“好人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境遇中意义的诠释。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信仰缺位”等社会问题，“微善”作为“好人现象”内蕴的精神内核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撑。

（一） 理解“微善”内涵有助于积聚社会道德正能量，于小事中践行文明美德成就和谐社会之大德，落实和践行公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好人”不仅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也集中体现了百姓认同、社会崇尚、时代需要的价值导向。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7]。积少可以成多，积小可以变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微善”所蕴含“小与大”的辩证关系正体现了事物发展互相转化的规律。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需要每个人的积极行动，且不拒任何举手投足间看似微小的努力。正如党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目标中所强调的：“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共同建设。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这些“好人”也是“身边好人”的最好写照，是民间道德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社会资源。 深刻认识和把握微善中“小与大”的辩证关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个体行为层面提出的道德准则。其实，每个人都能成为好人，只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量力而行，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份信任、一次爱心活动都能展现人类最本源的善与美，久而久之，人们会在传递力所能及的温暖过程中聚集起强大的道德正能量，营造出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微善”中小与大的辩证思想对社会和谐发展的指导意义还在于警示人们不容忽视生活中不利于和谐的小事，以免因小事酿大祸，妨碍社会和谐运转。因为任何事物发展稳定之时，容易维持，事情尚未显露出征兆之时，容易想办法解决；微小的事件在未演化成大事时容易消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人们重视身边发生的小事，善于转化“负能量”。比如人情淡漠的社会道德事件发酵使得人们不敢“救死扶伤”，小小的谣言传播会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某些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们深陷“安全感”危机，等等。在网络和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对这些小的恶性事件不加以反思并正确应对，这些事件也会聚集成强大的“负能量”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但如果能从教训的反思中汲取教益，就可以增强促进社会和谐的正能量。比如通过对先进典型人物、感动事件的宣传表彰来激励人们求真向善追美制定相应的辟谣机制和疏导方案以隔断谣言的传播空间和增强人们对谣言的免疫力，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反思等都将会促进我们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密切联系群众，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领会“微善”精神有助于增进人们自觉践行“好人善为”的主体意识，形成“好人效应”，构建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8]。“微善”思想生动诠释了“好人”结合自身实际将内心认定的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道德法则外化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践行善、由知向行转化的过程，即道德内外化过程。道德内化指的是“个体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对社会道德的学习、选择和认同，将其转化为自身内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形成相应的个体道德素质的过程” [9]。“就思想品德形成来说，外化就是把已经内化了的思想观点、道德信念自主地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行为。行为的外化包括道德行为方式的掌握、道德意志的增强、道德习惯的养成。” [10]道德内化和外化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并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道德内化是外化的前提和基础，不经过道德内化，道德外化因缺乏个体接受而失去存在的可能性，道德外化是内化的目的和归宿，没有道德外化，内化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学习和践行“好人现象”，深刻把握“微善”中道德内化与外化辩证关系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理解、认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并在实践中体验这种理性认知，养成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习惯，通过内化和外化培养和发展高尚的道德品格。

道德内化和外化是一个连续不断和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呈现多元多变多样的复杂态势，价值本位观念也已开始变化，有些人在面对金钱和名利诱惑时，甚至抛弃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因此，遵循道德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规律，从“好人现象”中寻找一种根源性的内在价值，引导人们将“好人现象”精神内化形成稳定的德行，是新的历史时期匡正道德失范，矫正诚信缺失，提高人们学习“好人”的主体意识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在要求。同时，学习“好人”应结合时代特点，创新学习方法，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将“微善”外化为诚信、守诺、奉献、乐于助人等自觉行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形成 “心向善，行见善” 的良好社会风尚，这样就会从“好人现象”促成“好人效应”的发生，通过道德楷模群体释放强大感召力，形成道德模范的辐射效应和好人规模群体效应。

（三）把握“微善”的动态转换有助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生活中“义与利”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并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支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道德原则往往蕴含着功利价值和道义价值，判断个人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功利还是道义主要依据其道德行为是否以获取个人的外在利益为动因和目标。就人的本性需要而言，这两类价值应当是内在统一的，因为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既离不开物质性需求也不能缺乏精神性需求。仅有后者而无前者，人类不可能存在；仅有前者而无后者，人类无法将自身与低等动物区分开来。然而，价值观念及选择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可能强调某种价值功能而忽视另一种价值功能，恰如恩格斯描述道德领域的善恶观所言：“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1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原则、等价交换、生存竞争成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生活的基本原理，人们的价值取向开始从重传统道义转向重现实功利，“德性就是力量”的逻辑逐步演化为“金钱就是力量”，一些人躲避“崇高”酷爱“世俗”，更有一些人否定人的社会价值，积极张扬个体价值，从而使得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处于“紧张状态”。这种功利价值取向的泛化越位，导致人情淡漠和人际关系的扭曲。因此，大力弘扬“好人现象”，正确把握“微善”中功利价值与道义价值的辩证思想，对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生活中“义与利”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好人现象”中的“好善之事”透射出的是对他人、多数人功利的追求，寻求的是道义价值体验以及心理愉悦和精神充实，收获的是深刻的欣慰感和幸福感，这些启示使我们在面对道德冲突、义利取舍时能够理性权衡，自觉地做一名整体利益的神圣“代表”而不是狭隘的个人私利守护者，在维护整体利益过程中享受自身幸福和愉悦，从而真正实现功利价值与道义价值的统一。 另外，“好人现象”中的“微善” 蕴含更多的是利他、无私和奉献等道义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约束，甚至是自我牺牲的重要性，倡导超出自我的局限以实现自我在人际关系中关怀他人的义务价值。这种思想无疑为阻断功利关系的泛化和利己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和谐相处。同时，道义价值是一定社会或民族的文化陶治、洗炼和孕育的结果，并内化、积淀和渗透其精神文化之中，是一定社会或民族的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不朽性的特质。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好人现象”中所蕴含的向善、利他、和谐、友爱和崇高等道义价值都将是活跃于我们民族精神文化中的重要主体精神元素，成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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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30.

[9]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