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特征十篇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金融市场内在经济特征的分析，发现诱发金融危机的两个基本因素是汇率的内在不稳定性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这对正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我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 内在诱因 启示

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干预市场，然而却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究竟是优先考虑汇率稳定还是国内经济？一个国家一般准备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或资本自由流动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尽管如此，外汇储备的匮乏会使该项目标成为不可能，汇率不能简单地一直保持固定不变。

一、金融市场的内在经济特征

汇率的内在波动性：汇率是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当需求和供给相等时，汇率达到均衡。有所不同的是，汇率是一种相对价格，两种货币的相对供给等于相对需求时决定了汇率水平。但有些因素会引起两种货币供求不平衡：货币政策变化是潜在不对称的根源，其它非对称变化，例如财政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对世界货币的需求的变化，也能影响汇率，甚至是事件本身是对称的，如果市场参与者的反映不同，汇率也会发生改变。

一国的货币当局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必须不断地干预市场，如果干预政策有效，为了抵消起初的非对称变化导致的汇率改变，相对货币供给必须相应发生变化。

另一个原因与丁伯根定理有关，该定理表明，为了达到政策目标，独立政策工具的数量不能少于独立政策目标的数量。在目前环境下，工具是货币政策，目标是汇率稳定和国内经济稳定，一般来讲，一种政策工具不能达到两个目标。

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汇率是金融市场中的价格，它们的特点与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息息相关，金融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或劳务市场。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很低，交易迅速，短期内大量资金能从一个市场流入另一个市场。在金融市场中，市场预期、传言和当局的可信度在价格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和上面第一点原因，金融市场的价格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信息不对称盛行，债务人比债权人具有更多的偿还债务方面的信息，这不仅容易导致逆向选择，不良项目得到融资，而且“无知”市场参与者受到意外事件冲击时容易诱发金融恐慌。进一步地讲，由于金融交易的隐蔽性和低交易成本性，市场交易者和监管部门也具有不对称信息。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显著强于其他部门的道德风险。没有其他机构能取代金融中介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诱因

在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中，前三个特征随金融全球化而得到强化，他们构成了触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有些经济萧条或政策失误就会触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跨国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金融市场的特征足以诱发国内金融危机。

如果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危机就会更加严重。国际借贷增大了资本流动的数量；如果发生金融恐慌，国外资金比国内资金更可能被抽逃；当资本在国际范围内流动时，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恶化，两个国际经济机构比两个国内经济机构更可能具有不同背景，当局获得国外企业信息更加困难，尤其是建立在“避税天堂”中的企业；如果一国货币是可兑换的，货币当局就不易控制货币事件，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易变性。

汇率易变性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是经济逻辑演绎的结果，具有普适性，每一个参与国际经济流动的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并不是新兴金融市场的个别现象，金融市场的特征决定了金融危机容易转化为经济危机。这是因为，金融中介维持着经济系统的血液循环，一旦货币或金融中介活动陷入无序状态，整个经济就会迅速而又严重地受到冲击。

三、对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启示

当前，在入世的推动下，我国正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国内金融领域向国外开放已经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前面所论述的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在我国也开始发挥作用。根据前面的论述，由于无法消除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地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政策并不能很好地改变诱发金融危机的两个基本因素，我们只能采取措施降低危机发生的程度和频率。

四、保持竞争和保护之间的均衡

如果一国想分享全球储蓄有效分配的利益，资本管制无论如何也无法永远存在下去，一旦一国解除资本管制，诱发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就会凸现出来，政策能改变的两个基本因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开放金融市场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完银行造成的损失后，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应再替市场中的商业银行承担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参与者确信没有最后求助贷款，道德风险就会减少。

逐步对国外竞争者开放我国金融部门。换言之，资本流动管制不同于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的金融市场。这一点对减少金融危机的频率与规模具有深刻含义。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金融部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一国金融中介标准的唯一化，如果一味排斥国外竞争者，金融中介标准就会促进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为了减少金融危机的风险，一个方法是开放本国金融部门参与国际竞争，这种措施具有下列好处：国外金融机构一般要求更多透明度，规定与标准将愈加全面；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我国的金融机构不仅在产品数量而且在风险管理中也必须是有效和有效率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竞争过程中，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学习到外国同行的先进做法，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如同我国家电行业的发展那样；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策当局将逐渐放弃对本国企业的特殊照顾，政策当局的活动将更加透明，这将为金融市场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也将会看到要求建立健全维持稳定的竞争性环境的法律框架的迫切需要。

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则

与世界公认的监管规则相协调一致，如果各国的金融中介标准一致，金融业务就会便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汇率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发生变化，根据定义，趋于一致意味着更弱的信息不对称，从这种意义上讲，不考虑究竟会趋于怎样的共同规则，共同规则本身已经令人非常满意。如果共同规则能确保透明度和信息揭露度，它将更加有利。金融交易标准应该保证合同和原则向每个人公开，这种标准就是理想的“全球标准”。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2

关键词：现金持有 金融危机 聚类分析 经营业绩

一、引言

现金是企业运作的“血液”，现金持有策略的研究是公司财务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对于现金持有策略的理解，有多种理论解释。早在1936年，Keynes就提出了现金交易动机理论和预防动机理论。Opler等（1999）系统综述了现金持有的权衡理论及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筹资优序理论的现金解释模型。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Myers和Majluf（1984）等的观点，股东和债权人存在利益冲突，企业持有现金能够帮助企业获取较好的投资机会。当然，企业持有现金也存在一定的成本，例如机会成本。因此企业持有现金是在现金的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根据Jensen（1986）的“自由现金流假说”，企业持有过多的现金可能会成为管理层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这两种理论解释都在实证中得到证实。Kim等（1998）指出企业的流动性资产持有水平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Opler等（1999）研究了1971年至1994年间美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结果表明现金持有水平符合静态的权衡理论（即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未来增长机会多和现金流波动大的企业现金持有水平高。Dittmar等（2003）以45个国家的11000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委托问题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结果支持理论。Custodio等（2005）指出，当经济衰退的时候，融资约束强的企业更有可能持有更多的现金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关现金持有策略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研究，“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在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公司，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非常严重。过高的现金持有会使经理人在使用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容易将自由现金流投向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进而降低公司价值，损害股东利益，这也是自由现金流的成本。Blanchard（1994）等得出，现金富余公司的经理人趋向于无效率地使用公司的现金，从而降低企业经营业绩。另一方面Myers（1984）则认为，由于在外部投资者与公司经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公司外部融资的成本很高，如果公司拥有较好的投资机会，但因受到财务上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这将产生严重的投资不足问题。因此储存大量现金以备使用，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安排。Opler等（1999）和Harford（1998）通过分析数据发现，较高的现金持有量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正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着眼于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现金持有策略，在实证研究中使用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讨论2007年至2009年间的企业现金策略特征及其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根据本文研究目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倾向于提高现金储备

祝继高，陆正飞（2009）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会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有关。在金融危机环境下，货币政策从紧，银行缩紧银根，企业从外部筹集资金更加困难。而且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比较大，企业将持有更多的现金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根据预防性动机理论和权衡理论，面临预期的融资困难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将倾向于提高现金储备。

假设2：金融危机下，股权集中，负债水平低的企业容易提高现金持有水平

股权集中程度高的企业，其经营与财务策略调整相对快速。而负债水平比较低的企业，外部融资能力更强，更加容易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所以现金持有水平与股权集中程度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假设3：金融危机下，规模较大的企业，现金流比较稳定的企业，倾向于采用较低的现金持有水平

规模较大且现金流稳定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小且现金流不稳定的企业而言，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较小，融资约束相对较小。规模较大的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更容易获得投资者认可，获得外部融资的能力强，所以倾向于采用较低的现金持有水平。

假设4：金融危机下，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成正比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深交所中小板40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筛选遵循以下原则：由于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特点及会计报表指标统计的独特性，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剔除现金持有比例变动绝对值最大的前1%的样本，最后得到386家公司作为样本观测值。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于聚源数据工作站。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定义聚类分析是将研究对象按照多方面的特征进行综合分类的一种数据挖掘的统计方法。在战略研究中，聚类分析的方法经常被用于区分战略或策略类别，可以将相似数据特征的样本归为一个组别来分析。现金持有策略属于财务策略的范围，也适用于这种分析方法。B Mascarenhas和DA. Aaker（1996）在研究商业周期下的企业战略（包括财务和经营战略）时，将样本公司分类成不同的战略组，再用引进虚拟变量代表不同战略组，使用多元统计研究各个因素对企业资产收益的影响。SF. Slater和TJ. Zwirein（1996）使用数据挖掘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利用财务数据距离相似性来定义，将样本公司分类成为不同类型财务战略组，讨论不同的战略组的差异以及成因。本文也将采用聚类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分析方法。首先使用聚类分析对各个公司的现金持有策略指标作为聚类指标，将相似策略的公司样本归为一类，所有公司被分为三类策略组，然后再用描述性统计，均值检验以及ANVOA分析来刻画全部样本和各个策略组样本公司的特征。最后再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全部样本和各个策略组样本公司的现金持有策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

（四）变量定义 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第一，在测量现金持有水平的时候，本文参考了Dittmar等（2003）的做法，使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现金持有比例，再用2007到2009年三年期末现金持有比例的均值作为现金持有水平的指标Cash。而在考察现金持有水平变动时，本文定义现金持有变动指标Dcash，即2008年和2009年现金持有比例平均增长率。第二，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指标，既要考虑企业取得的利润，也要考虑企业的规模和投入的资本数量。本文选取了2008年和2009年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报酬率（ROA）作为这一段时间经营业绩的衡量指标。第三，考虑其他财务策略指标时，本文考虑了负债水平，股利分配水平以及固定资产增长等三个方面因素，它们对现金持有策略以及企业的经营业绩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衡量负债水平方面，本文定义了指标ALR，即2007年到2009年三年期末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均值。衡量股利分配水平时，本文定义了指标SRR，使用2007年到2009年企业的股利分配率的平均值。在衡量固定资产增长时，本文定义了指标LIG，使用2009年期末相对2007年期末非流动资产的增长率作为变量。第四，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企业的规模以及企业所处的行业都会对现金持有策略及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股权集中程度使用2007年到2009年三年期末前十大股东所占的普通股比例的平均值。企业规模使用了2007年到2009年三年期末企业资产总计的对数平均值。对于行业变量，制造业企业是样本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行业，有75%的样本是制造业企业，而且制造业企业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关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本文定义了行业虚拟变量IND，如果样本来自制造业企业则取1，来自其他行业企业则取0。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选择了现金持有水平指标Cash和现金持有变动指标Dcash作为聚类分析中的距离指标，将这两个指标进行标准化之后，使用离差平方和的方法，在对样本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了三类现金持有策略组。（图1）展示对样本进行聚类的结果。组1的公司有50家，现金持有水平指标Cash总体高于其他两组样本，而现金持有变动指标Dcash比较低，在0左右变化；组2的公司有48家，现金持有水平指标Cash比组1要低，但是现金持有变动指标Dcash较大，都在正的0.5以上。而组3的公司数量是最多的，有288家，其现金持有水平指标和现金变动指标都比较小，而且比较集中。（表2）报告了全样本和各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3）报告了对三个策略组分别进行组间均值检验和ANOVA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第一，策略组1的公司为维持较高现金储备的公司，这一类公司的业绩指标ROA较高，显著大于组3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也远低于其他两类的公司。组1公司现金充裕，相应的留存收益率也比较高。在组1的公司中制造业企业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全部样本中制造业企业的比例。相比较而言，非制造业企业偏向于持有较高的现金储备。这一类公司在最近三年中现金持有比例变动不大，而现金储备水平比较高。第二，策略组2的公司为大幅提高现金储备的公司，这一类公司的业绩指标ROA最高，稍高于组1的公司，显著大于组3的公司。组2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最高，显著大于组1和组3水平。可见，这一类公司的经营业绩指标总体比较好，在三年中现金持有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其股权集中程度高以及资产负债率比较低，从而在金融危机中有利于经营与财务策略的调整和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这一点与本文研究假设2：股权集中，负债水平低的企业容易提高现金持有水平相符合。第三，策略组3的公司为维持中低水平现金储备的公司，这一组公司的规模显著地大于其他两组企业，业绩指标ROA最低，而且其资产负债率也是最高。股权集中指标是显著低于其他两组样本。组3公司制造业比例为80%是最高的，远高于全部样本平均水平，这见在本轮的金融危机下，制造业企业多采用维持中低水平现金储备的现金持有策略。这与制造业企业经营特点，企业规模比较大，现金流相对比较稳定，融资约束较小。这一点与研究假设3相一致。总体而言，考察最近三年样本公司的现金持有策略会发现，总体而言企业提高了现金持有水平，即现金持有水平的变动是正的，这一点与研究假设1相一致。而从对现金持有策略指标的聚类分析结果来看，不同组别的公司在经营业绩指标、经营杠杆指标、股权集中指标、公司规模指标和行业指标上存在显著的区别。三类别的样本分别代表了三种现金持有策略类型：维持较高现金持有水平的策略、大幅提高现金持有水平的策略以及维持较低现金持有水平的策略。

（二）回归分析为了考察现金持有策略与业绩的关系，本文对全样本和每个策略组样本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讨论现金持有策略指标以及其他财务策略指标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表4）列出了分别按照全部样本以及三个组别的子样本回归的总共四个回归结果。第一，整体回归结果表明现金持有水平、现金持有变动、负债水平、股利分配水平、股权集中程度对样本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显著的影响，而企业规模、固定资产增长和是否是制造业企业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线性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股利分配率越高的企业，ROA越低，即经营业绩指标越低。而股权集中则有利于提高经营业绩。Cash和Dcash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且系数的符号为正。这与预期的研究假设4相一致，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与正向的现金持有水平的变动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从而不支持Jesen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和理论。在金融危机下，企业持有现金越多并不会导致更差的经营业绩。经理人滥用自由现金满足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与股东利益发上冲突的现象并不得到支持。相反的，结论部分支持Myers和Majluf所认为的持有大量现金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安排。第二，从三个组别的子样本回归来看，负债水平、股利分配水平、股权集中程度指标与整体回归结果类似。在公司规模指标SIZE上，整体回归的系数是不显著的，而三个组别的回归系数结果都是显著的，对于组1和组2的企业来说，公司规模指标SIZE系数为正，对经营业绩有正向的作用。组3公司规模指标SIZE系数为负的，对经营业绩有负向的作用。这个结果表明组3样本企业以制造业为主，现金持有比例比较低，企业规模越大经营业绩反而越低。现金持有水平指标CASH的系数均为正，组2的系数是显著的。现金持有水平变动指标DCASH系数也均为正值，且三个组别的系数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正向的现金持有水平的变动会带来较高的经营业绩，但是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并不一定带来较高的经营业绩。对于维持较高现金持有水平（组1）或者维持较低现金持有水平（组3）这两个组的企业来说，现金持有水平与经营业绩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而对于现金持有水平增加（组2）的这一组企业来说，现金持有水平与经营业绩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对经营业绩产生显著影响的并不是现金持有水平本身，而是现金持有水平的变动。

四、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下企业倾向于提高现金储备水平。这与现金持有的预防动机理论相一致。但是不同企业间的现金持有策略有所差异，这与企业的财务策略指标、企业规模、所处的行业等等有关。在考察企业现金持有与经营业绩之间关系时发现,对于现金持有大幅提高的这一类企业，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会显著带来较好的经营业绩，其他企业则不显著。而对所有类别的企业而言，现金持有的正向变动则会显著地带来较好的经营业绩，也就是对业绩的影响不是来源于现金持有水平本身，而是现金持有的变动。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持有大量现金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解释，也说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研究结果不支持理论。

参考文献：

［1］祝继高、陆正飞：《货币政策、企业成长与现金持有水平变化》，《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2］王彦超：《融资约束、现金持有与过度投资》，《金融研究》2009年第7期。

［3］程建伟、周伟贤：《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权衡理论还是啄食理论》，《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4期。

［4］何晓彬、赵婷：《上市公司配股融资经营绩效实证研究》，《财会通讯（学术版） 》2006年第5期。

［5］T Opler, L Pinkowitz, R Stulz and R Williamson. The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Cash Holding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9.

［6］B Mascarenhas and DA Aaker. Strategy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国企业 跨国并购

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各个国家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自己本国企业的利益，这就对我国的企业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任何事情都有双面性，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是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给我国起步比较晚的并购市场创造了机会。同时并购也存在很多的机遇和挑战。

一、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企业跨国并购的问题特征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企业跨国并购势头是比较的强劲的，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但是现在我国的跨国并购行为是属于起步比较晚的，我国的企业没有跨国并购的丰富经验，在跨国并购的问题上我国还是有着比较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个就是，我国的企业因为没有对跨国企业的深入了解，所以对跨国并购的困难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国际接轨了，我国很多的企业在实力上也已经能与国际上企业相提并论了。但是在我国的企业整体实力上来讲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再就是我国跨国并购的时间毕竟不是很长，很多大的一部分企业没有跨国并购的经验，没有能力完美的处理跨国并购中出现的管理问题，还有相应的整合等问题。再就是并购之后，中西方不管是在管理理念上还是管理的方式上都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我国的企业一般都不能很好的适应这种的差异。在整体的情况上来看，我国的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会是对方的企业资源、技术品牌等因素，还有就是怎样把对方买下来，但是对于买下来之后怎样进行良好的运营，怎样进行有效地管理却没有进行有效的研究和思考。再就是企业并购之后的企业文化方面，经常性的陷入困境。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是经过企业在发展中逐渐的积淀而成的，是不容易被轻易的改变。中国和国外在文化上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体现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也同样是这样的，企业文化能够深深的影响到企业员工的行为，影响员工的价值观、信仰等。怎样在跨国并购中学习吸取西方的优秀企业文化，保留本国的特色文明也是我国的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面临的重要的问题。一些欧洲或者是美国的企业，他们的企业文化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和先进的，他们对于自己的企业文化是很认可的，对于中国的企业文化可能就存在不认同的现象，这样的情况就会使得在并购后的文化整合上面临尴尬的局面。根据以往的经验证明，成功的进行跨国并购之后，被并购企业的优秀人才，会大量的流失，就算是没有流失的员工对于企业也不会再是忠心耿耿了，这样的情况不仅不利于整个企业的后期运营，最后可能还会导致并购失败。出现以上的问题的原因肯定是很多的，没有经验，对并购后的风险意识缺乏，文化环境不同，语言的交流上也存在问题，再就是没有高素质的跨国并购人才等等的因素，都是导致跨国并购后问题重重的原因。

二、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力

在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中存在那么多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对于国外跨国并购成功的案例来看，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之前就应该有相应的国内企业并购的经验，对于并购企业的资金，运营等问题都能有比较好的把握。然后在进行对国外的企业进行并购的时候，就能有较好的能力去掌握“全局”。所以我们国家的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前应该加强对于企业并购的学习，在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前提下再进行并购。还有就是要努力地建立包容的，有统一企业价值观的良好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非常的重要的，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或者中西方的员工思想没有在企业文化上做好融合，就会导致各种问题出现，最严重的就是被并购企业的人才不能融入到并购后的企业中，不为并购后的企业进行用心的工作。说到人才的流失，就不能不谈，奖励机构的完善。企业要为员工做好职业上的规划，帮助员工个人计划的实现，这样的方式能够提高员工的忠诚度。中国的企业对于国外的企业进行跨国并购行为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得到更多的市场，资本还有技术，以及管理方法等，跨国并购能够使得企业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是有前提的，这就需要我国的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的时候做好进行并购的计划，制定出详细的计划表，把并购工作做到完美。把问题解决到前面，不要等到以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在进行补救的工作，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跨国并购的动力除了能够给企业带来市场、资本、经营和管理经验之外，跨国并购也是企业进行实力扩大的必要途径，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与许可。在我国的本土上也有并购企业的现象，将对方的资源归于自己的企业所用，是扩大本国各方面实力的很好途径，实施本土内的跨国发展战略对于我国的企业发展来说也是有着深远的意义的。

三、总结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经济上的发展，我国的企业更是迅速的强大起来并且逐渐的也加入到了跨国并购的行列中了，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又不能很好的取得跨国并购的效益，这些都是中国跨国并购的特征。进行跨国并购的动力就是通过这样的并购方式能够使得企业实力得到增强，再就是现在经济市场的大趋势也是这样的。

参考文献：

[1]黎平海，李瑶，闻拓莉.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动因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9，（02）.

[2]高伟凯，王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政策性因素分析[J].国际贸易，2008，（09）.

[3]李自杰、李毅、曹保林.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征[J].问题及对策研究，2008，（06）.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4

论文摘要: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作为一种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各国 经济 造成巨大冲击,教训深刻,值得吸取。应充分认清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 企业 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 发展 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 ，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 ·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 ，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 ，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 ，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 ，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 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 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 ，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它是抵御 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 ：接管“两房”、向 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 ，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 ，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 ，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 ；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 ，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刘立峰，2000)。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5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 全球范围 消费者特征 营销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06-160-02

1 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心理行为特征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随之加剧，从经济发展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对消费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影响主要表现：消费者的危机意识增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紧缩、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周期延长。具体而言，归结如下。

1.1 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加剧，消费趋向理性

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其消费目标将更加侧重于选择实用性、方便性，其消费信息的选择也更重视购买方面的信息，所以当他们在对消费产品进行购买的过程中，第一步会权衡产品的生产厂家在他这里可能能够获得的利益，假如消费品的声场厂商不能够真切的让消费者感受到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那么消费者将不会购买，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伴随着金融危机而产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时，整个世界市场的经济走向、价格变动等等都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中所获取信息的变动，再加上金融危机对于商品价格涨跌变化的影响，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消费者，由于经历了前面金融危机时期动荡起伏的经济形势与市场环境，从而对于商品的价格涨跌有着较为敏锐的眼光和较强的承受能力，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理性的按需购买商品逐步成为了消费的主流，他们通过自己的消费经验和市场中获取的各种消费信息，能够对市场环境下的各种消费品做一个理性的分析判断，在危机意识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谨慎消费已经变成了当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主流，理性消费逐步变成了现代人消费行为的明显特征。

1.2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消费需求趋向紧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后，由于其危机意识的进一步加剧，这将直接导致原来借贷消费、信贷消费等20世纪末流行的超前消费行为出现延缓或者彻底终止的现象，对于中国的消费者而言，在未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时候，其超前消费的前提是在于对自己未来收入有着良好的预期，而金融危机所带给消费者的危机意识让他们原有的美好预期变成了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担忧，在危机意识的主导下直接抑制着他们的信用消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部分消费者肯定会出于自身风险的考虑，在购置房产、大宗家电、汽车、出国旅游等相对较大额度的消费计划中，大宗的消费支出可能会受到抑制，而对于日常的消费品而言，虽然说消费额度较小，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范围较窄，然而在消费品的选择过程中，消费者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更愿意货比三家，寻找资金心目中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价值的商品，总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将更加趋向紧缩。

1.3 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周期将进一步延长

日常购买商品的过程中，我们的购买会受到相当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商品信息、商品的营销手段、营销策略、消费者得购买需求等等，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消费品市场上的很多影响消费决策的因素将变的不确定起来，对于整个市场的预期也将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于购买商品的消费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的不确定情况将会增多，他们的消费决策周期将进一步延长，据有关调查显示，将近80%的消费者面对危机四伏的消费市场，他们的消费会更愿意选择理性和冷静的消费品信息分析，在作出购买决策之前，他们更愿意通过大范围的同类商品选择比较，甚至会在购买过程中出现反复的讨价还价行为，以求通过花费最少的货币获取让自己最满意的商品，力求让自己的消费更具有价值。总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存在不确定因素太多的市场中，消费者更希望通过拉长观望时间来尽可能的消除商品价格、消费成本、消费政策变化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风险。

2 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特征的营销策略更新

通过前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特征进行分析，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后，消费者在不断加剧的危机意识的主导下，在搜集相关消费信息、听取消费意见的同时，更趋向于个性的、自主的消费判断，可以说这时期的消费者日趋成熟，他们的消费不再会向以前那样容易受到厂商的宣传、广告所吸引，同时这一时期的企业间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利润将进一步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如何能够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的市场环境、又该如何调整、变革其营销策略才能解决消费者特征、消费者理念变革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值得我们深思。在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求得自己的一席生存之地，必须从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所表现出来的消费行为特征出发，有针对性的对其营销策略做出调整，具体而言，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做起。

2.1 强化产品策略

（1）调整产品结构，强化品类管理。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很多原本利润较低的消费品企业，其成本大幅度上升，而销量则急剧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的利润率急剧下滑，从其根本来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其产品本身的替代性不强，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就是说其产品缺乏独立的价值，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企业要想更好的获得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青睐，就应当从目标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入手，调整产品结构，强化品类管理，有针对性的开发出好的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从而提升了企业自身产品的竞争力。

（2）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严格产品定位。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消费需求出现萎缩，很多人的收入和预期收入受到影响，直接导致其消费能力下降，其日常开支削减，消费需求降低，同时还有相当一部的消费者其消费能力并没受到太大冲击，依旧有着强烈的消费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当从自身所面对的消费群体进行深入的分析，制定出相应的营销策略，同时创造新的消费寻求，针对消费需求强弱严格产品定位。

2.2 变化价格策略

（1）价值决定价格，做好价格定位。

后金融危机时代，价格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经营者必须决定在其营销策略中，究竟是强调价格还是强调价值。从整体上而言，明确价值决定价格的理论，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在存在利润的情况下，让价值决定价格，做好价格定位。

（2）充分提升产品的性价比。

金融危机使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更加理性，企业以往为追求低价而不断压缩成本、通过价格战吸引更多消费者的营销策略已经严重失效，提高产品的性价比将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众多企业产品营销的出发点，这就需要企业在进行产品定 价时，注重产品本身的价值，充分提升产品性价比。

2.3 重视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创新团队协作能力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消费者消费取向的多样化、个性化，客观上要求企业生产产品的的多样化与个性化，所以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产品生产还是最终环节的产品营销，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产品研发人才和具有创新能力的营销团队、营销人才，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人才的创新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无论是企业的产品生产还是产品营销都必须要求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企业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创新团队的协作能力。具体而言，在重视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企业要学会广泛吸纳并积极培养企业的创新营销型人才；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利用社会上现有的各种创新型人才资源，比如说各种新产品研发机构、高校相关专业学者、各种管理咨询机构等等外部创新力量。同时，企业更要注重利用团队的力量，要知道团队的合作协同力远远超过了个人力量，个人能力即便再强，也会受到个人思维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制约，很难顾及到全面，所以，在企业生产与营销的过程中，发挥团体创新协作能力，让团队和个人的能力相互启发相互补充，这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企业营销创新的可行性和完整性来说，非常必要更非常重要。

2.4 关注控制渠道、强化客户关系管理、发展网购渠道

金融危机使得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发生改变，他们会寻找一些成本更低、更适合自己的渠道，这时候企业为了解目标消费者的变化，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购买的便利性和经济性等需求，会在渠道上赢得更多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周期将进一步延长，购买渠道和方式也发生改变，对价格的高度敏感促使消费者转向成本更低 的渠道购物。尤其是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之后，随着欧盟、美国等一些重要的经济综合国家的经济逐步放缓，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进入经济的缓慢回升期，受他们经济影响，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危机逐步趋于缓和，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平稳发展期，专家预测，如果经济发展顺利，全球范围内的世界经济将进入恢复发展期。所以针对具有消费者特征的企业营销策略而言，他们在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更好的满足顾客对产品寻求的迅速增长的同时，更要进一步的强化控制渠道、发展分销式的营销渠道网络，通过构建渠道分销网络来实现国际市场的扩大和消费者对其产品的熟知认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赢得经济复苏期所带来的消费机会的增加。

同时，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逐步普及，网络购物逐步成为了消费者进行消费的重要渠道，而且网络购物的趋势更是愈演愈烈，由于互联网购物由于为消费者提供方便的价格比较和较低的售价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当前的重要购物渠道，发展网络渠道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意义重大。所以在企业开展营销的过程中，在渠道建设这一块，要充分的利用网络这一快捷、便利、成本较低的新型营销平台，发展网络销售。

此外，企业一定要重视强化企业客户关系管理，加强渠道客户成员同终极消费客户端的关系管理，整个营销关系的中心一定要从传统的市场占有率管理转向客户占有率管理，通过完善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的强化同每个客观的互动对话，在对话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同客户建立持久而长远的双赢关系，以服务客户为目标，甚至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与产品，最终为实现满足客户需求同实现企业利润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双赢关系的最终建设。

3 结束语

进入受金融危机时代，面对危机感越来越强、消费意识更加理性、消费观念更加成熟、消费决策周期逐步延长的消费者，企业要想让其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就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从他们的消费行为特征入手，多加考虑，根据市场环境和消费者行为特征转变，勇于创新、敢于挑战，与时俱进作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营销策略。

参考文献：

[1] 姜燕.后危机时代市场分析及我国企业营销策略选择[J].中国商贸，2011（33）.

[2] 李巍.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城市居民消费形态研究[D].西南大学，2008.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6

    【论文摘要】文章结合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从税负过重方面具体分析了当前制约金融业发展的税收制度存在问题,并结合近期公布的税改方案分析其为我国金融机构发展带来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的杠杆,正在迈向生机勃勃的春天。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金融业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特别是金融业的税收制度,其长期存在的问题将制约我国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行业造成了负面影响。近期出台的税改方案会为金融机构带来哪些利好消息呢?金融业税收制度会因此完善而向前推进吗?首先要明晰我国金融机构税收制度的症结。

    1  金融机构税收制度现状以及主要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金融企业的纳税比重占总体税负的65%—75%,由此可见金融业为国家税收的巨大贡献建立在金融机构沉重税负的基础之上。[1]

    其中,在对金融机构征收的所有税费中,尤以流转税税负较为突出。目前,在现行税制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征收的流转税主要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和具有税收性质的教育费附加等。本文主要分析的税种存在问题有以下几类:

    1.1 营业税

    首先,营业税是对金融机构征收的主要税种之一。中国银行业营业税税率在1994年被定为5%,1997年提高为8%,自2001年起每年递减一个百分点,到2003年降回至5%。虽然如此,金融业的营业税仍然高于其他行业,也大大超出4%的营业税平均水平。[2]同时,同营业税紧密相关的还有按照营业税税额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1.2 印花税

    对于金融资产,金融机构还要缴纳印花税。印花税按照涉及的交易额(如贷款合同金额)全额向交易双方征收的税种,尽管其税率较低,但从贷方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借方的贷款成本的角度来看,印花税也构成一定的税收负担。[3]

    而在国外,为减少税收对金融业的负面影响,一般是少征营业税或者征收登记税 、印花税等其他税种,税率很低。如韩国实行金融业0.5%的营业税率;欧洲国家一般不征收流转税,而征收税率较低的印花税或登记税;意大利、德国选择部分业务征收营业税。[4]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国外对金融业的征税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2  税制改革趋势及其影响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直至2008年8月份金融危机产生,为了有效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预防大规模经济危机席卷全国,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改革方案,这对在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金融机构可以说是一剂良药,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2.1 印花税调整拉开救市序幕

    2008年8月,以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证券被收购、AIG集团被美国政府接管为标志的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升级,次贷危机正式进入第二阶段。而此时,中国金融业拉开了应对次贷危机的自救行动序幕。9月16号,证券交易印花税由原来的双边征税改为单边征税,这是自1991年以来对印花税的首次调整,而证券交易成本也因此次印花税的下调降低了40%,这对于身处金融危机的金融市场无疑使一次重振信心和稳定资本市场的大好机会。尽管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但是税率的大幅下调比率使得银行业的课税负担减轻,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金融机构业绩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

    2.2 增值税改革为金融业带来利好

    此外,正值全球经济衰退阴霾扩散之际,我国也欲通过对营业税税种的改革,为金融业注入新活力。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于12月9日表示,增值税转型改革完成后,该税种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重复征税。尽管财政部的规划蓝图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但是国家对于营业税的调整趋向已经在近期金融股飙升的事实上体现出来。据报道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下调商业银行营业税税率,在目前5%的基础上降低2个百分点。如果此消息属实,那么金融业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具体原因归纳为两个:

    (1)由于营业税是对我国金融业影响较大,是我国金融业税收负担的主要来源,所以金融营业税政策调整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将会大大降低,这利于盈利的增加。而且也使金融企业降低贷款利率成为可能,从而刺激生产性信贷和消费性信贷。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许多行业,以房地产业为代表面临着较高的破产倒闭的风险,而营业税的下调还可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有利于逐步克服较高的坏帐比例。而营业税的下调部分可用于补充资本金,加强盈利能力。

    (2)2009年1月1号将成为增值税改革的起始点,以东北地区为试点,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掀起一番改革浪潮。从这次改革内容来看,增值税制不仅要走“转型”之路,更要实施“扩容”之举,即目前没有执行增值税政策的金融等行业,在未来将被纳入增值税征收范畴。增值税“扩容”将对金融行业产生一定影响,提升其利润空间。同时,这也有助于金融机构避免重复征税,卸载长期以来金融机构所背负的营业税、增值税双重负担。如果在长期内逐步取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大大降低其营业成本,有利于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并加速与国际金融业接轨的进程。

    如今的税制改革在危机的大背景下刚刚拉开帷幕,中国金融业的税制改革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金融改革之路在三十年风雨兼程之后,再次成为热点议题。金融税制改革是金融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为金融业税负减负成为金融税制改革的重中之重。2009年施行的税改新政将在国家的稳步推进中逐渐发挥其效,让金融业在税改中成为受益人,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孙金刚. 中国金融业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

    [2]李扬.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No. 1 (2004)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8

【关键词】银行税 公司治理 资本结构引言：2007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影响甚广，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平复，对金融机构更加严厉的监管随之而来。而除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各项措施外，2011年英国、法国、德国银行税的相继开征，银行税成为后危机时代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一个新的亮点。而银行税的征收，被广泛认为可以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产生影响，因而，在校正宏观审慎外部性方面具有较大贡献。

一、征收银行税的主要解决的问题

银行税征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金融机构的“大而不倒”问题。“大而不倒”的字面意思即太大而不能倒闭，这种说法首先由美国国会议员斯图尔特・麦金尼在国会听证会议上提出的。该术语最初被用来指代这样一种政策，即政府为最大的银行中未投保的大债权人的偿付提供担保，因而，储户和债权人都不会遭受损失，即使他们并没有被自动赋予这种担保。现在“大而不倒”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大银行，所有破产会导致大的金融动荡的金融机构因其强大的负外部性，都被赋予了大而不能倒的意义。

“大而不倒”在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中被广泛体现，举例来说，在这场危机初期，美联储为了促成陷入流动性枯竭的贝尔斯登能成功被摩根大通收购，买入贝尔斯登300亿美元的抵押类资产（有一半是商用不动产贷款，另一半是住宅房屋贷款）进行担保。美联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相信贝尔斯登与其他金融机构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贝尔斯登一旦破产，会导致大量资产抛售，信贷市场可能会陷入崩溃。“大而不倒”会引发严重的道德危机，会加剧大型金融机构承担过量风险，而大型金融机构因其特有的“大而不倒”的性质，公众也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这些机构，从而这些金融机构会由于政府隐形补贴而带来的一家而获得竞争优势，导致市场竞争秩序扭曲。

二、银行税的分类和具体介绍

IMF在2010年6月，应当时召开的G20峰会的要求，提交了一份关于《金融机构公正充足的贡献》，提出了多种对金融行业征税的方案，即基于当时情况的银行税的可能的分类。

（一）金融稳定贡献金（FSC）

目前来看，IMF提出的金融稳定贡献金，即是英国、德国、法国等国所实施的银行税方案（Bank levy）。金融稳定贡献金主要是为了弥补未来政府对金融机构救助所支付的财政成本所征收的一项税收。所得资金可以用来成立专门解决问题金融机构的基金，或者是进入一般财政收入。经改良之后的金融稳定贡献金，税率会反映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以及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就征收范围而言，征收范围可以窄（如只对银行征收），也可以宽（对所有金融机构）。IMF 建议对所有金融机构都征税。因为一个宽泛的范围在根据风险确定税基和税率的情况下，可以较好的涵盖将来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另外，所有的机构都可以获得退出机制提供的金融稳定这种公共产品。同时，如果是征税范围较窄的话，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道德风险。

就其税基和税率而言，税基就是对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部分进行征税，排除对资本、被保险的负债部分征税，当然也包括一些表外项目。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税基会有所不同。税率的确定考虑过去危机的经验和支出的财政资金，同时还应该考虑金融系统的风险状况。税收收入可以用来成立退出基金，或者进入一般财政收入。无论是成立基金还是进入一般财政收入，都不影响该项税收对于金融机构行为的矫正作用。当然，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不可能消除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需要强有力的退出机制的配合来尽量减少道德风险。

（二）金融交易税（FTT）

金融交易税是针对金融交易的征税。一些金融交易并不直接产生价值，而只是资产的换手而已，使得这些交易免收增值税，而金融交易税针对所有的金融交易征税，无论该笔交易是否增值。金融交易税的征收范围也可宽可窄。特别地，金融交易税可以限制银行过度利用非存款借款来筹资，从而可以起到防范相关风险的作用。例如，对大多数的美国银行来讲，最重要的非存款融资渠道是购买联邦基金和在回购协议下销售的证券，即在货币市场上，银行将自己的准备金暂时贷给借款银行（购买联邦基金）或在回购协议下以持有的证券作为抵押向各家银行或大公司借款。当然，有些银行还会向海外银行或海外分支银行借款。过度依赖短期借款会加大银行的风险，银行极易在资产价格减值和利率波动时受到损失，并且流动性陷入枯竭。而金融交易税对这种借款行为征税，会加大短期借款成本，抑制过度依赖短期借款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

（三）金融活动税（FAT）

金融活动税也被成为金融行为税或金融奖金税。金融活动税对金融机构的盈利以及所支付的薪金征税，旨在打击其为追求高回报的高风险行为及限制高额奖金。将雇员薪酬、利润纳入税基，有效地对增值部分进行征税，可以部分抵消金融机构通常免增值税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自身追求规模过大的冲动而带来的“大而不倒”的风险。

三、征收银行税是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有效手段

因为害怕“大而不倒”问题引发的道德危机，并且民众对政府使用税收收入来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责难，美国财长部和美联储在危机中期的雷曼兄弟破产过程中并没有像之前和之后那样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因此也导致了其不断为雷曼寻求收购来源时屡屡失败，美国银行选择收购美林银行，而巴克莱银行因为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袖手旁观而选择放弃。而“大而不倒”问题的解决，包括对高风险高回报问题、信贷过度扩张问题及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金融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等，很难用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手段来调节，而只能采取宏观审慎性措施来规范。因此，包括《巴塞尔资本协议III》、《多德-弗兰克法案》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宏观审慎政策的出台，强化资本要求、流动性监管、逆周期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而银行税具有的校正宏观审慎外部性的作用，使其成为除这些条款法案之外的，实行宏观审慎政策的新的亮点。

四、“大而不倒”背后的资本结构的分析

银行税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大而不倒”问题，是因为“大而不倒”问题在此次危机中的体现及其强外部性。而这场危机的根源一定程度上在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委托问题，包括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

次贷危机的引发实际上和委托问题及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有极大的关系。抵押支持证券这种金融创新为次贷危机创造了条件，而次级抵押市场所谓的发起-分销模式及其引起的各种问题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分散的个体，通常是抵押经纪人，是抵押贷款的发起人，之后抵押贷款作为证券的标的资产被分销给投资者。经纪人同时也是发起人，发起的贷款越多，其所赚取的佣金也越多，因而没有动力去评估借款人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可以用贷款购买房子，如果房子价格上涨，他就有利可图，如果房子价格下跌，他只需走出房子即可。因而其你像选择问题非常严重。同时，由于抵押经纪人的目标与利益和抵押证券投资者并不一致，他会积极游说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款购买住房，甚至在手续和程序上帮助造假。而在银行层面，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通过承销抵押支持证券与担保债务权益等结构化信用产品来赚取利益，因而没有动力去检查是否这些证券最终会得到偿付。事实上，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等都因为抵押类证券而遭受损失。

这一切又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资本结构状况。金融企业的资本结构经常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过高的投资杠杆比率，二是过于依赖短期债券融资。在基金冒险的投资策略下，为追求高额利润和股东回报，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多的依靠更高的负债经营。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本身就是负债经营的典型。通常来讲，银行的资本账户只占银行总资本的10%左右。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更多的依靠财务杠杆，使用借来的资金来提高收入，在吸引资本方面保持与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项目中，银行的负债被分为存款和非存款借款。虽然传统意义上讲，银行的主要负债是存款，但是，有大量的资金来源于各种各样的非存款借款。银行的规模越大，越愿意使用非存款借款。这种借款没有准备金要求，因而降低了非存款筹资成本，且借款便利，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资金电汇到借款银行。然而，非存款借款的缺点导致了非常可怕的后果。其利率变化过于频繁，而一家银行如果财务状况存在隐患，被市场察觉，其借款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出借人拒绝借款。在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中，雷曼惯用以自己持有的证券作为抵押，向其他金融机构短期借款这种手法进行短期融资来经营，在金融危机前，雷曼考短期债务融资占其总资产的比例高达50%，在房产价格下降时，所持有的证券价值降低，财务状况恶化，从而借款成本上升，最后借不到款。

五、银行税政策对银行资本结构的影响

银行税政策是税收政策的一种，由于金融稳定贡献金方案和FTT方案会影响金融企业的融资成本，毫无疑问会改变银行的资本结构。税收政策改变公司资本结构的理论最早来源于MM理论。MM理论有两种类型：无税的MM理论和有税的MM理论，而此时的税为公司所得税。无税的MM理论可总结为：假设：⑴无税，⑵没有交易成本，⑶个人借贷和公司借贷的利率相同，结论：Vl=Vu（杠杆公司的价值等于无杠杆公司的价值），Rs=Ro+B（Ro-Rb）/S，主要推论有：⑴通过资质杠杆，个人投资者可以复制或消除公司财务杠杆的影响，⑵权益资本成本随着财务杠杆的提高而提高，因为权益的风险随着财务杠杆而增大。有公司税的MM理论可总结为：假设：⑴对公司的息后利润按Tc的税率征税，⑵没有交易成本，⑶个人借贷和公司借贷的利率相同，结论：⑴Vl=Vu+TcB（有永续性债务的公司），⑵Rs=Ro+B（1-Tc）（Ro-Rb）/S，主要推论有：⑴由于公司可税前扣除利息支出而不能扣除鼓励支出，公司财务杠杆可以减少税负支出，⑵权益资本成本随着财务杠杆的提高而提高，因为权益的风险随财务杠杆的增大而增大。而后又出现破产成本理论和权衡理论。对于银行资本结构的探讨一直是一个热点，并且有人不断做着数量分析。而基于理论和数量分析及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普遍认为，银行运用过高的财务杠杆来获得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是危险的，尽管有不少学者赞成银行就是利用风险来经营并获得收益。

基于Bank Levy方案和FTT方案的银行税能对银行资本结构产生影响的原因是，这两个方案都对加大短期借款融资成本，从而改变其综合融资曲线，Bank Levy方案对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征税，其征税对象是不包括加入存款保险计划的存款、负债中200亿英镑以下的部分以及用来购买英国国债的存款的负债部分，从而实际地对没有准备金要求的那部分负债融资进行了抑制，减小了风险，并改变了其资本结构。

六、银行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银行税，而且在2010年G20峰会上的立场是反对全球征收银行税。这样做有的一定的理由。首先，我国银行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并没有配置过多的次级债资产；其次，我国目前金融行业的资本金要求已较国际更加严格；第三，我国金融行业目前税负较重，除了企业所得税之外，还要征收税率为0.2%的营业税。然而，欧盟国家可以预见地会普遍征收银行税，银行税校正宏观审慎外部性的优点也不容忽视。我国可以以金融税改为契机，引进银行税，改革营业税，对我国现代金融服务业实行结构性减税能起到重要作用。

因而，我国可以实行银行税政策的理由如下：第一，银行税有校正宏观审慎外部性的作用，是对付"大而不倒"问题的有效手段。欧美政府普遍理由银行税作为校正宏观审慎外部性的新的手段，征收银行税，成立专门基金，从而实现在危机时，金融机构能够自负责任。第二，银行税作为财政税收手段，能够对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产生积极影响，而这是我国目前征收营业税所不具备的。第三，我国目前对金融企业征收的营业税税负过重，对银行等金融企业的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和国内经济不景气的今天，结构性减税的呼声越来越大，银行税税率要比营业税要小得多，而且税基较营业税窄，更兼具上文多种优点，用银行税替代营业税是非常可行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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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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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璐.金融机构风险税：最新进展和各国立场[J].中国金

融，2011，（5）.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9

[论文关键词]非法集资;违法性;危害

自2013年6月13日，一款名叫“余额宝”的增值服务在支付宝悄然上线，宣称通过“余额宝”购买基金，能获得远高于银行活期利息的收益。截至2013年12月31日，余额宝的客户数已达到4303万人，存款规模达到1853亿元，户均持有额4307元。其创立半年来，累计给用户带来17.9亿元的收益。

然而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不仅让传统银行业疾呼短期存款“钱荒”，更引发了业内专家和监管层的担忧。央行自2014年3月频频出手，先是叫停虚拟信用卡及二维码支付，后又下发《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草案，对个人“支付设限”。舆论与学界更有质疑阿里巴巴等互联网金融企业涉嫌非法集资，一时之间，蒸蒸日上的“余额宝”前路难料。

“余额宝”是否触及非法集资的刑法制裁底线？非法集资行为的违法性本质究竟如何诠释？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一、非法集资行为的特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0《解释》）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起草者将此概括为“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在具体认定时，当涉嫌非法集资的活动符合上述条件，且符合某个具体的罪名要件，就适用该具体罪名，否则就直接认定“吸收存款罪”。

有些业界人士认为“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具有上述四性特征，并且跨越了其持有的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业务范畴，其行为属于非法集资的一个变种。笔者认为，在认定非法集资的违法性本质上，不应机械化地按四性特征对号入座，而应从实质解释角度对违法性本质进行分析。

二、非法集资行为的违法性本质

如果不考察非法集资的实质违法性，而只是根据集资行为具备了某些表面的形式特征就将其入罪，既不符合罪行法定原则，也不合乎刑法实质解释。对刑法的理解适用必须遵循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相统一，特别是当形式解释无法获得妥当结论的情形下，就需要实质解释。笔者将遵循实质解释的方法，对非法集资的违法性本质做一阐释。

（一）非法集资行为产生的制度根源

探寻非法集资现象形成的原因必然会有助于诠释非法集资行为刑法规制的方向。而非法集资行为的产生也需要追溯制度根源。在设计金融制度时，金融制度的管控者力图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满足资金需求者的融资需要，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排除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金融行为给金融市场带来危险。然而如哈耶克所言，人的理性和关于达成某项目标的知识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完全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上述三者完全理性的合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金融制度需要梯度式目标划分：1.效率促进：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效率。所以金融制度受制于经济效率，也会将促进效率作为第一位阶的制度目标。2.风险防范：在促进效率的基础上，制度还需防范金融活动带给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风险。3.财产保护：资金需求者的行为制造危险而给资金供给者的财产造成损失，才是对公众资产的侵害。由此制度设计目标可知，非法集资行为正是在违背制度的最后位阶目标才被刑法所规制。

（二）以风险和危害界定违法性界限

在我国，无论是设立金融机构还是从事金融活动都要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审核批准，当金融市场中的违法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严重损害后果时，基于刑法规范的界定，它即转化为了一项犯罪。既然金融犯罪行为是金融违法行为的一种极端表现，那么相应地，金融刑事立法很大程度上也必定是建构在基础性金融法律制度之上的。但是我国正处于深刻的金融转型过程中，对民间金融、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模式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导致行政层面对非法集资的认识势必会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未来金融的发展不仅审批标准无法约束，金融法规规制也可能常常滞后于实践进程。“余额宝”就是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的阶段出现的新型理财产品，监管层对此尚且在规制探索阶段，其超越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经营行为必然遭遇“身份危机”，很难具有“形式合法性”。

但是，刑法“违法性”不同于金融法规的“非法”，本文上述已经论述金融制度的目标是效率促进、风险防范、财产保护。风险的定义在刑法学上一般以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为主流，即“‘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相对可能的损失、亏损和伤害 的起点 。”据此，在既定知识背景和环境的约束下，风险是既可能带来损害，又可能带来收益的状态。在风险源发展成损害或者收益的过程中，其存在条件和触发因素都是不明确的，无法预见的。换言之，风险并不具备刑法学意义上的“预见可能性”。危害则不同，在既定知识背景和环境下，具有可预见性。据此，非法集资的违法性本质是经济主体有“没有经过批准”且“造成金融危害”的行为。所以，当集资行为与现行法律规范出现形式上背离时，需进一步考察其行为是否制造了危害，如果金融行为仅仅因为现有金融制度缺位，缺乏危害性，则被视为合法行为。

危害包含“危险”与“实害”，危险指威胁已经出现，任其发展必致实害，但尚未出现实害结果的状态;实害则指不仅威胁已经被触发，并且出现了刑法规范所规定体的实际危害结果。显见，危险和实害之间存在着层级关系，危险轻而实害重。因此，危险是非法集资行为非法性的底线，而实害则是非法性的最高限。所以，在区分罪与非罪时，危险是最重要的评价要素。

三、基于违法性本质重新解读四特征

根据笔者分析的非法集资行为的违法性本质，只有制造金融危险甚至引发财产实害的行为才应被纳入刑法规制，否则，行为能够通过民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制时，不应由刑法规制，刑法作为保障法，是保证各种法规得以实施执行的最后屏障。“余额宝”这种跨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金融模式的确存在潜在风险，但“如果刑法为化解风险社会的风险而过于扩张甚至突破罪刑法定主义、责任主义等法治刑法的底线，那么同样也不可取。”

根据违法性本质，笔者重新解读非法集资行为四特征：1.非法性。违反金融法规的集资行为虽然带来的风险向危害转化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非法性”只是可能出现的危害的提示，不能直接确认违法性。2.公开性。2010年《解释》所阐述的公开性仅指为了实现集资活动的扩大化效应而进行的宣传，与宣传方式的公开与否无关。如果机械地认为集资活动必会公开宣传，那么以口口相传等非公开方式向众多群众集资，造成了金融危险甚至财产损失，难道会因缺少公开性要件而不被认定为非法集资行为？3.利诱性。利诱性条件是风险向危险转化的触发条件，非法集资者利用资金供给者逐利欲望，才有可能实现集资之目的;集资者许诺高额收益，才能让被集资的人蜂拥而至。4.社会性。社会性是违法性本质即危害的实质内容。非法集资行为一般涉案金额大，涉案资金难以追回，造成经济损失严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同时对国家金融制度造成冲击。其中“不特定对象”的真实含义乃是指对象的数目不特定或者说非法集资的规模处于不特定。

通过以上解析，笔者认为务必将四特征整体把握，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分别是危害可能出现的提示、危险转化的方法、危险触发的条件，而社会性才是违法性真正的根据。

四、“余额宝”涉及非法集资之争议评析

金融危机的特征篇10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审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83-02

1、引　言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衍生工具招致颇多争议。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金融衍生工具的泛滥，但根源并不是金融衍生工具本身。金融衍生工具只是一种中性的规避风险、套期保值的金融产品，是金融危机肇事者手中的工具。所以，其根源还是宏观经济失衡和微观经济失控的综合作用。当然，金融衍生工具的会计计量、信息披露没有真实反映财务信息以及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审计监管不到位也是关键原因。在我国金融业已经向外资全面开放之际，审计监管的完善和加强是我国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重要保障。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品市场逐步复苏，金融衍生工具中一些品种的交易量已由下降转为上升趋势。金融危机对我国以利率为主的衍生品市场的影响也逐渐消除，市场走人正常的轨道。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其会计准则不断修订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审计也迫切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才能充分发挥审计监管的作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2、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重要事件是2011年2月15日，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和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达成了合并协议，将组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交易所，并将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格局。而我国在金融市场上也推出了一些衍生金融工具，有股票指数期货、融资融券和信贷资产转让。在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推出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审计也急需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来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2.1股指期货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股指期货终于在2010年4月16日正式挂牌上市。理性的投资者和比较成熟的市场将使中国股指期货市场正常平稳的发展起来。并且股指期货上市以后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也都得到了专家教授的认可。

2.2融资融券

2010年3月30日深沪交易所通知，融资融券交易试点3月31日正式启动。融资融券交易的引入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投资渠道，给证券市场带来了新的资金增量，但也加大了市场波动，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带来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审计风险。

2.3信贷资产转让

2010年9月，我国首批信贷资产转让交易在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成功实现。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转让正式拥有公开交易平台，我国金融创新提高到新的水平。但在交易过程中，缺乏公信力和市场环境，因此又产生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3、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会计准则方面的调整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下简称IASB)为了响应G20领导人会议的要求，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快改进金融工具准则的步伐，IASB针对金融工具之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征求意见稿。虽然没有修订成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下简称IFRS)的形式，但IASB强调这些建议在征求意见后将写入IFRS。金融衍生工具是金融工具的一部分，所以，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方面的征求意见稿同样会对金融衍生工具会计产生影响。

3.1金融工具终止确认

2009年3月，IASB了《终止确认(征求意见稿)》。原来金融工具终止确认采用的是混合模型，包括风险和报酬模型、控制模型和继续涉入模型，而征求意见稿中建议的是使用单一的控制模型来判断终止确认，这样更加符合了国际准则中负债的定义。

3.2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指南在多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体现，并且存在相互不一致的现象。此外，现在的准则也并不完整，而且没有提供清晰的计量目标和框架。2009年5月28日，IASB了征求意见稿《公允价值计量》，该征求意见稿涉及公允价值多个方面的内容，例如公允价值的定义、范围、计量方法和披露等，并且为不活跃市场下公允价值的计量提供了依据。

3.3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

2009年7月，IASB了《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征求意见稿)》，将所有金融工具根据计量模式的不同分为两类：以摊余成本计量和以公允价值计量，并且不允许重分类。这样不仅降级了现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复杂性，而且也避免了会计准则内部的不一致性。

3.4摊余成本和减值

2009年11月，IASB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针对IAS39做出了重大修改，明确提出了建立摊余成本计量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原则，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帮助他们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未来现金流的金额、期限和不确定性做出更合理的评估。在此基础上，会计主体要在金融资产初始取得时就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确定，并包含在实际利率中，在各期确认的利息收入中扣除。

该征求意见稿对我国各类企业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和系统改造也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3.5金融负债计量中的信用风险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10年5月11日了征求意见稿《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金融负债》，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该征求意见稿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改变了过去企业由于经营状况恶化而被调低信用评级反而确认一项账面收益的不符合逻辑的现象。同时，它也消除了由于与该指定金融负债一起管理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全额计入损益而可能形成的“错配”。

由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金融资产做出了新的规定，我国财政部在2010年也启动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修订工作。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金融衍生工具品种不丰富，但会计准则趋同的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我国也会最好充分的准备。

4、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审计方面的提示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以下简称IAAS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PCA-OB)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都对金融衍生工具审计做出了相关提示。

4.1 IAASB的提示

IAASB在2008年10月了审计实务提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审计公允价值会计估计面临的挑战》，为注册会计师解决公允价值会计估计审计问题提供了指引，建议注册会计师应注意公允价值会计估计审计的相关信息。

IAASB在2009年1月了新的审计实务提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对持续经营的审计考虑》，以期指引注册会计师合理评价管理层是否恰当地使用了持续经营假设。

4.2 PCAOB的提示

PCAOB在2009年4月了审计实务提示《审计师对公允价值计量、披露和非暂时性减值的考虑》。旨在提醒审计师要按照相应的要求进行审计，并注意自己的需要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中期财务信息审阅、财务报表审计、披露和其他的一些考虑因素。

4.3中注协的提示

2008年底，深圳注协专业技术委员会召开了金融危机下做好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工作会议。

中注协称，为了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发挥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积极作用，要对金融危机对市场的影响进行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向行业人士t进行提示和指导，保证审计质量。

5、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工具审计的完善举措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监管层对金融工具的创新变得更加谨慎。但中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要求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因此，股指期货的出现、融资融券和信贷资产转让的实现更证实了中国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对金融工具准则提出了征求意见稿，根据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中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也将进行调整。此外，鉴于各审计准则委员会的一些提示。金融衍生工具审计也需要做出相应的完善。

5.1重视公允价值计量的审计风险

公允价值计量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时使用的期权定价模型和采用市场法估值时使用的矩阵定价都会给审计人员带来一定的难度，增加审计风险。在金融衍生工具初始取得时对预期损失的确定，涉及到较多的主观判断，影响了审计估量的准确性。此外，与公允价值相关的计量方法、分类标准、确认、信息披露的要求增多，也同样提升了审计人员在衡量考核相关信息方面的审计风险。因此，审计金融衍生工具时需要更加谨慎。

5.2加强金融衍生工具环节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基础性、根本性制度。内部控制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内部控制不健全，就会给人以可乘之机，这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应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扬长避短，建立完善的、严密的内部控制监管体系，为金融衍生工具的运行提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审计人员的审计工作降低了审计风险，可以充分发挥审计监管的作用。

5.3提升对金融衍生工具操作环节的认识

衍生活动受经济环境、行业状况等多因素的影响，本身又非常复杂，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活动也极其活跃，所以，审计人员要对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知识有深入的了解。金融衍生工具是在基础金融工具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衍生品交易，同时，它又是经济、法律、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所以，审计人员除了要了解金融知识和宏观经济理论，掌握金融衍生工具的内涵之外，还要着重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性质、种类和交易的每一个环节以及记录、计量、定价模型等业务知识进行深入的学习，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熟悉金融衍生工具的操作流程，明确可能存在风险的环节，对金融衍生工具审计做出正确的判断，提高审计效率。

5.4积极引入专家学者等外部资源

金融衍生工具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特殊性给审计人员的合理判断带来了难度。在金融衍生工具审计环节，可以与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交流，建立金融工具审计专家资源库。一方面，可以获取最新的研究成果，掌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动态，对金融衍生工具操作环节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行会计制度中存在的漏洞进行针对性的测试，降低审计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及时运用专家学者研究的最先进的审计技术，在相互借鉴综合的基础上，实现金融衍生工具审计的技术支撑，减轻审计的技术难度，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总之，中国处于金融市场的起步阶段，还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制定适合中国经济状况的金融工具准则并完善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的客观环境。此外，审计部门也要针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现状，完善审计技术，充分发挥审计监管的积极作用，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将金融审计工作发展成为金融衍生工具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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