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十篇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1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 ”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 ）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 ）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2

深圳市政府提出“十二五”公共机构单位面积能耗下降20%。要完成这一节能目标，必须对全市1500万平方米既有建筑进行改造，需投入约15亿元。如何摆脱依赖财政资金实施节能改造成为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没有等、靠、要，而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依靠市场、完善政策、建立标准、规划路径” 的“四位一体”工作思路，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解决问题。

（一）依靠市场手段，推动公共机构节能

依靠市场手段解决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难题，首选合同能源管理；实施合同能源管理，就必须依靠节能服务企业。率先启动市民中心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试点，取得成功后在多家媒体宣传，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听取对公共机构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深圳市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实施方案》，明确把合同能源管理作为公共机构开展节能改造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合同能源管理的招投标流程以及资金支付的具体办法，并分批向社会公布了公共机构拟改造的相关项目，激发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搭建了企业―银行信贷平台，修改了合同中不允许抵押的规定，允许企业用合同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促使多家银行和节能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文件，对设备供应、节能量审核、工程监理、审计等单位的选择，给予了规定，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供节能政策保障

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壮大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驱动。深圳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推进合同能源管理摆在重要位置，王荣书记、许勤市长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方面要“敢想敢干，先行先试”。陈彪副市长作为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合同能源管理相关政策。市发改、财政、采购等部门挑选专业骨干组成研究小组，一起研究制定促进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实施的具体办法和规定，先后出台了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公共机构“十二五”节能三年行动方案、合同能源管理采购招标模板、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资金支付流程、公共机构“十二五”节能工作绩效考核评估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政策为公共机构推进合同能源管理提供了政策保障。

（三）建立标准体系，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以国家颁布的节能行业技术标准为基础，结合推行综合节能改造模式的实际和南方夏热冬暖的气候特点，提出了针对政府机关和医院、学校等不同类型既有建筑的改造需求标准；以项目基准能耗量为基础，根据项目大小不同，对参与投标企业的注册资金、融资能力、技术力量、案例个数等提出了不同的商务标准，形成阶梯档次，便于企业根据自身实力选择参与相应项目；针对办公、教学及其他建筑等照明的不同要求，编制了单项LED照明系统改造的一系列技术标准。参考国家和省市的节能技术标准，专门在招标模板中增加了技术创新的加分条件，鼓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研发独有的核心技术，鼓励企业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四）科学规划路径，保证项目有序推进

根据公共机构“十二五”节能目标要求，以能耗统计数据分析结果为基本依据，确立了“分批实施、分类指导”的工作原则，全市一盘棋，合理规划布局。把能耗排名前50名的能耗大户或能耗超过同类建筑平均水平的用能单位作为改造重点，区分项目大小、能耗高低和难易程度，按照先大后小、先易后难的顺序，分批推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将公共机构既有建筑分为机关、医院、学校三大类，抓好分类指导，每类先抓一至两个点，摸索路子，积累经验，再在相应系统内推广。为提高推广效率，解决同一系统内项目节能效益“贫富”不均的问题，采取“系统打包”的形式，难易搭配，统一招标，有效避免了好的项目企业抢着做、效益差的没人做的局面。

二、实现合同能源管理招标模式“四个突破”

（一）突破项目申报难的障碍

长期以来，公共机构的能耗支出实行实报实销的财政制度。开展节能改造不仅工程技术复杂，而且具有一定的风险，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又不属于政府采购招标的范围，导致用能单位节能改造的热情始终不高，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如何让用能单位自觉申报项目，成为公共机构开展合同能源管理的首要问题。深圳市从转变观念入手，首先，转变“不能采购招标”的观念。把合同能源管理作为工程、服务、货物之外的第四种模式纳入到政府招标采购中，并简化审批手续，开辟绿色通道，方便用能单位申报项目。其次，转变“申报难”、“立项难”、“审批难”的观念。积极向用能单位宣传合同能源管理知识，讲解新招标模式中立项招标、合同签订、监理检测等细节，让用能单位熟悉每个流程。最后，转变“干不干都一样”的观念，把节能改造任务作为市政府重大事项分指标到户，提出强制性改造要求，并实行问责制。通过转变观念激发了各单位的积极性，仅在第一期项目征集中，市直机关就申报了86个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二）突破传统工程立项审批程序

市发改委简政放权，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审批权转移到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审核全市申报的项目，发改部门仅负责项目备案确认。财政部门也简化了采购计划下达程序，由过去的对口管理用能单位资金的处室分头下达采购计划，归口为一个处室集中批量下达。优化审批流程后，大大缩短了项目审批时间，提升了行政效率，使多个项目、多批次集中招标成为可能。

（三）突破固有的招评标模式

坚持公开招标的原则，把过去由企业主导的价格谈判变为通过市场竞争产生价格，增加了透明度，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项目招标的具体实施上，着重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主推综合性节能改造。采用对用能单位进行整体改造的方法招标，不仅便于准确测定能耗基准，测算节能效益，也有利于不同技术优势节能企业之间的联合互补，推动节能产业由单一向综合发展。二是采用最优方案的形式招标。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兼具工程与服务的特点，且各个节能公司技术千差万别，难以确定标底，明确由各节能公司自行制作“节能改造方案”，并以“方案”的形式进行招投标。这样既无需财政额外支付能源审计费用和编制标底预算费用，又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发挥企业优势，最终由节能专家评选出最优节能改造方案，确保节能效益最大化。三是建立合同能源管理采购招标模板。编制《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采购模板》，采取综合评分法，设定了年综合节能率、节能效益分享年限、资金效率、节能效益分享比例四个核心指标来评价节能效果。四是实行“系统打包”项目招标。全市共有1700多家公共机构，项目多、能耗跨度大，若全部以“一事一招”的形式招标，会给政府采购部门造成极大压力，进度缓慢。为了提高项目招标效率，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发改、财政部门和采购中心采取以系统为单位整合项目，将同一系统的全部项目打包进行公开招标。

（四）突破财政支付瓶颈

财政支付难是节能企业对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望而却步的最大障碍。首先，固化预算，由财政部门按项目业主单位改造前原有的预算标准或能耗定额全额拨付给项目业主单位，用于支付实际发生的水电费、节能效益和节能奖励资金，解决“无钱可付”的问题。其次，明确支付流程，由项目业主单位负责向财政部门申报节能效益，并向节能服务企业支付资金。这种支付方法不但有效地化解了财政预算和节能效益分配之间的矛盾，而且大大激发了各单位实行节能改造的积极性。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3

我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展开的，发轫于改革开放与海外借鉴，发展于学科整合与东西方管理文化交融。

（一）公共管理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1979-1988）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是从行政管理学科发展而来。行政管理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设，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院系学科调整后渐被取消，1979年改革开放后开始恢复和重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日渐突出，这表现在体制不适应、功能不适应、人员不适应、程序不适应、规范不适应等各个环境。②如何解决纷繁复杂的政治与行政的交织问题，迫切需要行政管理理论的指导。1982年，尘封近30年的行政管理学科得以恢复。在学科定位方面，公共管理学科的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缺乏明确的学科范畴体系，研究与教学领域相对较窄，主要偏重于政府行政管理领域和公共管理一般理论。在体制改革背景下，地方和企业等基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经济民利，实现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充分调动了地方、企业等基层和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宗法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等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又积淀在行政人员的心灵深处，制约着其现代行政人格的塑造。”③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协同改革，着眼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时期公共管理学主要研究的是行政管理问题，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法制化建设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养行政管理人才以参加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发管理工作，强调学科建设要为政府管理服务。人才培养方面，国家强调培养人才的国家任务导向。首先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了行政学或行政管理二级学科，学科师资队伍基本从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中吸收进来，尚未有独立而成熟的教学研究队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社会亟需一大批有觉悟的高素质人才，许多专业处于多样数量、分散化建设的发展状态。主要表现为恢复前的一些学科，如行政管理、教育管理等等，行政管理学以试办的身份划归在政治学类下，而卫生事业管理属于管理门类；新建一些学科专业，如医疗卫生管理等等，但这些专业归属不同的学科门类。一些综合性、单科性高等院校如农学类院校、医学类院校也相继设立了行政管理、土地规划与利用、卫生事业管理等专业，面向全国招收适量的学生，毕业后统一分配到相应的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许多高校在专业教育资源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包括学科定位、师资、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公共管理学科基础不牢，理论体系单一、重复，对中国现实问题，特别是转轨时期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由于学科刚刚起步，师资基本都是从其他学科“转业”到公共管理研究的，在实证研究、对策研究也做得不够，存在理论指导性不强、学科应用性缺乏等问题。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整合与发展时期（1988-2005）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只是刚刚起步的话，90年代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则进入了平稳过渡的阶段。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此后，全国各省市区也相继成立行政管理学会。至止，中国的行政管理研究与教育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一时期公共管理学科已成为显学，重点关注体制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总结公共治理的实践经验，实现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法制化，而公民有序参与治理模式与专业化政府的形成，使得公共管理学科面临大量的对策性研究课题。在学科建设方面，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引进国外公共管理理论做了大量工作，但对公共管理实践问题却没有实质上的定位，不仅因为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研究理论、方法多是借鉴国外的，而且学科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和体系，学科概念和合法性基础仍未完全自立，难以形成学术争鸣的良好局面。但公共管理学科向纵深发展的势头强劲，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公共管理专业在全国各大院系如春笋般设立，师资队伍、招生规模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扩大。第三次修订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实施后，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公共管理类成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本科专业，并设立了包括教育经济与管理在内的五个相应的研究生学位，进一步加强专业整合。在2004年调整后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类专业在原有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四个二级学科上，增加了公共关系学、公共政策学、城市管理、公共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国防教育与管理等七个二级学科，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和研究领域。在人才培养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部门办学体制和单科性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决策、管理、经营人才不仅数量短缺，更主要是在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数量增长速度最快，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近几年来由于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呼声日益扩大，在全国许多高校设立并逐步扩大招生规模，毕业生需求出现饱和。2001年开始的MPA教育适应了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建设高素质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的需求。但此时公共管理学科开设的课程多集中于行政管理范畴，对学科的理论内涵、方法论、学科专业间内在关系尚未明确，许多专业依然在原有学科的带动下进行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不能涵盖当前公共管理改革的实际要求。而且，高校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薄弱，在课程设置上也基本上将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专业混同，教学方法和条件难以适应学生公共管理能力培养的需要。

（三）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化与提升时期（2005至今）

2005年被认为是中国的改革攻坚年，以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我国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时期，围绕如何优化与提升问题开展研究，公共管理学科由原来的数量规模扩张转变为注重内涵质量发展，公共管理的学科社会建制日趋成熟，公共管理学科的博士点、硕士点和本科专业的增长相对放缓，学科专业设置强调内涵发展，重视社会需求的适应性要求，紧抓人才培养质量。在学科建设方面，公共管理学科侧重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出发，包括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新闻学、管理学等角度，探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并对社会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根据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理清了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工商管理这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同时保证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与国际接轨，从而利于不断增强的国际学术交流。但是如何在实践基础上增强公共管理知识生产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如何解决其二级学科整合与分化等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实践表明，当前公共管理学科范畴和定位问题在研究中逐渐明确，跨学科性、多学科的视角成为支撑公共管理学科走向成熟的综合路径，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导向、按专业领域分类进行研究成为发展趋势。在人才培养方面，科学设置公共管理学科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利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努力形成综合性管理人才所需的应用技能和实践能力。包括设置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院校在内的高校竞争日趋激烈，人才培养的竞争力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公共管理相关本科专业迅速扩张，公共关系学、公共政策学、城市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等17个本科专业成为高校最为普及的开设专业，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显著增强。但是，这些专业之间的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经常发生重叠与错位，人才培养过分重学科知识传授轻专业技能培养，实践教学环节没有真正深入公共部门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对接训练，使得这类专业毕业生之间核心竞争力日趋隐没。虽然全国设立了大量的公共管理类院系，但除行政管理学外，其他二级学科多数处于游离状态。再者，在本科阶段,学科课程设置还没有形成该专业较统一的课程设置规范，“杂而不专”依然是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竞争力的软肋。

二、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现阶段我国公共管理模式正处于从建国以来形成的政府全面干预模式向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合作的转变过程之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知识积累、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数量和质量、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研究成果等方面均为学科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具有远大前景的学科。

（一）公共管理学科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与优化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的变迁，研究视野逐步拓展，研究问题日益多样化，如学术界越来越深入探讨非政府组织、治理与善治等相关的理论和实践。④政府并非万能的，因为公共管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社会、公民的共同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更多地从现实出发，以公共管理问题为研究对象，为解决公共管理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依据。公共管理要充分实现社会公平，保证社会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成员都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时代背景中去理解公共管理的革命性意义，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厘定公共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寻求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方案，以服务为原则构想公共管理体系结构和行为模式。

（二）公共管理学科需要进一步内外融合

公共管理问题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管理社会事务的前沿问题，也是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下的现实课题。公共管理本身跨学科性、交叉性、多样性的特点逐渐凸显，需要吸收融合各种学科知识和理论而发展,显现出本学科的研究纲领的前景。作为一门新兴的科际整合及着眼于解决公共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叉科学，公共管理学应从多学科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社会多元化所产生的实践矛盾，提供综合性的治理手段与工具。在学科整合机制上，应继续推进公共管理的综合化，打破公共管理学科下二级学之间壁垒，实现各个二级学科的共通与融合，关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运用问题。特别是需要吸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推进与这些学科的交叉，形成特色的学科专业群，在学科综合与交叉中不断生成公共管理学新的增长点。

（三）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

政府和社会公共管理人员迫切需要改变目前知识结构脱离现实的被动局面，很多过去由政府包下来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也将转由非政府的公共管理或服务部门完成。但无论政府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其基本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即公平优先；其基础理论是相通的，即都是研究公共服务。因此，需要改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细化、专业设置窄化、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化等现象。进而言之，应当根据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基本需求，加强学科大类培养，重视方向特色创新，把公共管理作为一个大类健全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把行政管理、教育管理、文化管理、社会医疗与卫生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专业作为特色方向，建立学士、硕士、博士学科专业的衔接与升级，着力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与技能，注重培养学生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创业创业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并根据不同类型的大学优势与学科背景培养创新型人才，形成有学科创新与特色的培养体系。

（四）公共管理学科队伍建设需要大力加强

随着全球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竞争力的提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学科体系成为必然趋势。“公共管理学应立足于我国及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实践研究，着力进行理论建构和学术创新，形成中国学派和中国风格，促进公共管理知识的增长和积累。”⑤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问题凝练成科学问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思路下，如何使公共管理研究本土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有普适而公认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对全球的公共管理研究做出中国的贡献，是公共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因此，加强学科师资队伍建设，构建合理的学术梯队结构、高素质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保证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4

1.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也即是:1979-1988年期间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1988-2005年期间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整合与发展时期以及2005年至今的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化与提升时期,下面主要就这三个时期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发展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

1.1公共管理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1979-1988)。

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是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发展而来,1979年,我过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当时政管理体制的不实用以及不适应逐渐显现出来,为了解决时展中的复杂政治以及公共管理行政的交织的问题,国家在院系学科的调整中开始逐渐的恢复以及重建公共管理学科。

这在个恢复与重建时期,由于社会在公共管理学科方面本身的自我意识较差,学科也缺乏较为明确范畴体系,在研究与教学方面,公共管理学科的涉及面相对较窄,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定位主要是注重于政府的行政管理领域以及公共管理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学习。而在此时期的人才培养方面,我国主要强调的计划性人才培养,也即是根据国家在某方面的任务导向,进而实行计划培养,以达到国家圆满任务完成的目地。

1.2公共管理学科的整合与发展时期(1988-2005年)

1988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我国的行政管理学会,之后我国其他各省市地区也随着成立了专门的行政管理学会,这也标志这我国的行政管理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也正式成为了显学,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开始注重于对我国社会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建设方面等等的实际问题,这也使得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进入了整合以及发展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国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方面,主要是以引进以及借鉴国外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由于整合导致公共学科概念和合法性基础没有自立,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初期的特殊性,我国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定位,未有形成公共管理学科方面的学术争鸣局面。而在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方面,之前的计划性人才培养方式,在思想以及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上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从而开始注重于对经济决策、管理以及经营型人才的重点培养,以达到社会发展需要的目的。

1.3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化与提升时期(2005 至今)

2005年,我国进入了改革攻坚年,以我国政府体制改革为标志,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也从整合以及盲目扩大发展的时期正式进入了优化与提升的阶段,该阶段主要开始注重公共管理学科的质量发展,强调的社会的需求,抓的是相关人才培养的质量。

这这个阶段,我国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方面,开始注重多专业多角度,也即是从公共管理相关的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都专业多角度来探讨我国的政党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奠定理论以及人才的基础。而在学科的才培养方面,注重对实践性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强的人才培养,以求能够使得培养的人才具有较高的应用技能和实践能力,是综合性的管理型人才。

2. 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的趋势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学科内涵需要厘清和优化、需要进一步的内外融合、人才的培养体系建设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师资队伍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这三个“进一步“,下面对此进行简单的分析阐述:

2.1公共管理学科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与优化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基本已经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失业以及研究的问题也逐步的与现实接轨,也逐渐开始将理论在实践验证。但是,以目前全世界的社会发展来看,政府、社会以及公民的三方参与国家的治理已经成为了趋势,也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这对于社会管理学科的内涵也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进一步的厘清和优化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应该以实践为基础,以现实为出发点,以社会公共管理的问题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寻求解决社会公共管理所现实问题的方法和依,从而进一步的理解公共管理的革命性意义,用服务的态度去发展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结构以及行为模式,为社会的前进做出应有的贡献。

2.2公共管理学科需要进一步内外融合

公共管理学科是以解决公共组织以及政府相关组织管理的社会事务问题为目的,和以研究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产生的实践矛盾,提供科学的综合性的治理手段与工具为目的的研究型实践性学科,其本身涉及的学科较多,属于跨学科性、交叉性以及多样性的学科,需要融合以及发展各种学科知识。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应该在各学科的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综合化,以及进一步的融合公共管理学科下,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等二级学科,想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学科专业群,进而能够更好的解决公社会公共管理的问题。

2.3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以学科师资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5

关键词：公共管理；发展；作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是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结果。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外有关公共管理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我国学术界对“公共管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时期，市场化、全球化日益明显的趋势对中国的政府管理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传统行政管理的理念与方法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时，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思想理论开始大量传入中国。

一、公共管理概述

对公共管理的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起来，有一定影响的是：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采取各种方式对涉及社会全体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通过各级行政机关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政府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它是国家政府系统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治调控，包括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政权建设、民主建设、军事力量等管理。公共经济管理，包括公共财政、公共企业、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管理等。公共政策管理，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督办、效果反馈等。公共环境，包括公共环境规划、投资、建设、管理等；公共文化、教育、科技等。

二、公共管理的发展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都是随着时间的渐进不断发展起来的，而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特征也不一样。公共管理是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

（一）传统公共行政学阶段。管理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促成了公共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管理学科，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把管理学理论与多种学科的知识运用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产生的。

（二）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阶段。新公共行政学兴起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它以公平为核心，极大地促进传统公共行政的经济、效率诸原则的价值。改写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政策科学兴起于20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反宾为主，成为政治和行政研究的主流之一，被视为“国际政治学会成立20年来最大的突破”。它彻底铲除了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的弊端，主张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七八十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

（三）新公共管理学阶段。新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的问题为核心，研究核心议题是“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时，除了拓宽和完善官僚机构之外，其他机构也可以提供所有这些职能”，它融合了来自于各个相关学科的知识，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组织管理学、管理理论、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为当代公共管理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为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

三、公共管理的作用

公共管理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它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广泛，越来越贴近百姓生活。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服务作用。公共管理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部门，社会的和谐依赖于执行公共管理的各个部门，它所涉及的范围广泛，所以它的社会服务作用同样广泛。

1、收集信息作用。公共管理部门运用各种调查研究的方法，收集信息、分析情报、监视环境、反馈舆论、预测趋势、评估效果。所包括的信息涵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民情等全方位的社会信息资料。

2、开展宣传作用。公共管理在组织经营管理中发挥宣传推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造舆论，告知公众；二是强化舆论，扩大影响；三是引导舆论，控制形象。

3、进行协调作用。公共关系是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一种协调沟通机制，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协调内部关系，增强组织凝聚力；二是开展社会沟通，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

4、提供服务作用。公共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服务工作，它的管理地位和日常业务都具有明显的服务性质。具体来说，一是在组织内部为各个业务和职能部门服务；二是在组织外部提供社会服务。

（二）公共管理企业化可以提高管理的竞争力。虽然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不同，不能简单地将企业管理的实践和技巧移植到公共管理机构中，但两种管理的区别在不断地缩小，因为管理的实质都是一样，都是对人的管理，而且相互影响也在不断增强。公共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管理，但是仅依靠政府管理会出现多种弊端。比如，政府对社会、市场的管理，不仅使政府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而且政府对外管理的实际效率也很低。通过公共管理的企业化管理，引进企业管理的精髓，改变官僚政府内部的管理机制和内部驱动力，来达到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目的，提高政府部门的竞争力。

（三）公共管理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区别在于“公共”二字上，与企业目标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不同的，公共管理的目标考虑“效率”的同时还考虑“公平”因素。在企业管理中，只要在生产过程中把各种资源协调好就能够实现所获取的目标最大化，所管理的客体主要是资源。而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往往是社会问题，因而管理不会简单地都表现在资源的协调上，更多的是在人的协调上。因为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效率和公平，既要关注过程又要关注结果，所以公共管理凭借此种特点可以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并且能够确保和谐管理，充分发挥其管理效能。

四、总论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6

经验表明公共管理模式的演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公共需求、主体认识、政府能力和社会发育程度其中，公共需求的变化是公共管理模式最根本的动因。在当代中国正是有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因此已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

概言之，这一客观进程的内在逻辑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导致了公共需求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的科技、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以及城市公用事业产品如公共交通、水、电、煤气及城市卫生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是市场不能自发解决或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解决的基本的公共需求；随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企社分开”改革的展开，随着对传统的以分房制度和保险制度等为基本内容的传统福利制度的改革深入，以往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被逐步剥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人”转变单位福利逐步转为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成为公共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公众的生活日益技术化除了传统的邮政、电话等外以现代数字通讯为核心的无线通讯、互联网等已成为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信息资源的共享有并效地提高人们经济和社会活动天地的同时也使“信息服务”和“信息管理”成为公共需求；随着经济的增长，环保及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人口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新的公共需求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展开的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整体转型，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诸多的困难，因而在上述某些公共需求表现得十分强烈的同时，又产生诸多新的更为重要的公共需求 。

第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日益明确并得到社会和国家正式承认的个人对利益的正当追求的出现，以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使以公众参与为一个基本形式的现代民主发展有了坚实可靠的现实基础，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条件、文化层次逐步提高的基础上，自主意识、利益保护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及能力都在不断增强，并开始首先集中地表现在要求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的整个过程进行参与和监督。这无疑对整个政府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以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为自身存在合理性的基础和基本职能的政府，无可否认地仍然是当代中国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和核心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职责权相统一而建立机构处理公共事务，基本上以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的提供者，几乎靠财政作为唯一支撑的公共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代中国的公共需求。

第三正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使作为公共管理模式从干预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以民间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具体而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从两个方面催生着民间组织的出现：一是公民社会所要求的私有产权、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法治原则、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自治性质、个人的选择自由等基本特性，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是相生相伴的因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建立提出了需求开拓了发展空间；即随着“单位人”向“经济人”和“社会人”的转变以往属于单位管理但实际上应由社会管理的事务从单位中逐步剥离，同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公民的生活需求也日益提高并多样化，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任务，传统的政府以行政方式对社会的全面管理方式已不适应现实公共需求的发展而政府让出的空间也难以全部转交给营利性企业因此在一些事实上是政府和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也就逐步交由社会的自组织承担从而促进着社会的发育。

实际上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地认识到了当代中国公共需求的发展变化和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逻辑，提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来确定政府职能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如明确了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举”的方针及一系列原则提出了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任务[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要努力提高干部和公务员的现代公共管理素质建立一个既与当代公共管理发展总体趋势相一致又符合中国特点的新型公共管理体制，等等。而在实践中，随着政府职能的调整，以及管理方式的改革再到具体的如城市公用事业行业民营化改革在全国普遍的展开，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社会化和市场化已开始出现。一句话，当今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应该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而转换模式作为一场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就如同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实践上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或者说公共管理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进行重大变革进而形成“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样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作为一种正在中国的客观现实一场在中国未曾有过的新的公共管理实践，同样呼唤着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即中国化的公共管理学，为这种新的理论的构建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涉及到公共管理理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作为理论的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的关系问题目前，国内外对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关系的认识并不统一，或认为公共管理就是公共行政，或认为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技术性的部分或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在公共行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于公共行政理论的新的理论或学科。无疑，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存在的公共管理干预模式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者和提供者甚至垄断者的情况看，在这一时期可以说公共行政即公共管理。然而如果充分考虑到当代公共管理模式下的管理主体和管理方式等因素更为确切的似应该是公共管理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领域甚至是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从学科而论“由于公共管理所涉及内容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公共管理学实际上是一门建立在多个学科基础之上、由多个视角进入的综合性的学科，一门新的研究以社会公共组织为主体、以政府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如何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基本方式、影响因素和机制的学科。从我国的学科历史和改革现实来看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是我国一个全新的管理类的应用性学科。

在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如何构建，进一步说是否应该建立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由于任何公共管理都是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下展开的，由于作为公共管理起点和基本内容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既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在当代更主要决定于具体的制度安排尤其是产权制度因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公共管理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应该如何构建呢？概言之适应时代要求和切合中国现实是研究的两个出发点。

其一，适应时代要求。所谓时代要求，这里主要指当代世界公共管理发展的总体要求。构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必须把握当代世界公共管理发展的总体要求的原因在于，必须承认在现阶段，世界公共管理发展的总体要求首先并主要的是以西方政府改革实践为基础所产生的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标志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管理思想，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经济技术条件下，顺应公共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公共管理实践推进的要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给出了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和市场体制条件下以政府为基本管理主体并包括其他管理主体的公共管理的基本样式和一般原则，其主要特征是突出的公共性，在管理模式上是从干预走向市场强调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出了新的公共管理的服务理念、绩效管理等等。显然，当代中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改革及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根本上是当代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所推动的公共需求的反映也是当代世界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部分。因此，反映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趋势，顺应当代世界公共管理的潮流，借鉴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我们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一个基本来源。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7

公共教学资源作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建设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公共教学资源的建设和管理水平可以衡量一个高校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因此，公共教学资源的管理和建设成为各高校建设的重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

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高校公共教学资源建设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为高校教学发展，科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注重规模扩张，忽视管理体制建设，已经越来越不符合于现代高校的改革方向。各高校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着力于内涵式发展，如何优化公共教学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解决高校公共教学资源需求不断增加与资源紧张之间的矛盾，就成为高校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面对当今社会不断进步，高校要跟上国家先进科技水平的发展，适应新的教育方式，在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方面就必须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1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1.1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现状

高校公共教学资源建设和管理水平的好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的教学、科研及管理水平。近年来各高校纷纷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共教学资源建设中来，以此来提高高校的综合办学实力。我国财政教育投入持续大幅增长，现今已然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但是由于中国幅员广阔，虽然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数额巨大，但是与世界各国对高校的财政投入相比，我国仅仅才达到及格线。

随着高校服务社会化条件日益成熟，高校一些传统管理部门职能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它们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理论，在资源配置方面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经验。如以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化理论和劳动分层等作为理论依据，对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利用资源共享来提升教育质量和降低各学区办学成本等问题。

时代不断进步，科技突飞猛进，为了适应全球的市场环境，我国高校公共教学资源建设在教学、科研、管理的多元、自动、虚拟、开放化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实验室的大规划投资和建设，公共教学基础设施的架构，精品资源的建设，新的多媒体教学模式、师生信息分享模式、教学管理模式等的变化，特别是近些年兴起的微课、微博、MOOC等“非正式化”学习方式，都对传统课堂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些工作的开展对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管理难度加大，管理成本不断增加。

1.2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资产管理缺乏科学的方法，一些高校的资产管理存在着很多漏洞，在管理上相对比较混乱，对高校的资产管理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制约了高校资源的利用率，造成资产的大量流失，从而阻碍了高校的发展和进步。总结起来，现有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高校资产种类繁多，因此管理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造成了管理职责不清。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的内涵宽泛，因此决定了所涉及的管理部门众多，多头管理之间缺乏沟通，容易出现实际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确。

（2）高校在办学规模上扩张比较快，由于建设理念落后，信息化程度不高，资源难以在多个部门间进行协调。

（3）由于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的“国家”属性，缺乏管理手段创新，资源管理社会化程度低，资源运行效率低下，管理部门只能以“量”抵“质”，资源建设和维护投入不断加大，财政经费浪费严重。

公共教学资源是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基础性保障，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或间接的决定了高校办学水平的高低，要改变现状，必须从理念上进行创新，对管理流程进行重构，以期达到资源的良性、高效运转，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2高校公共教学资源问题的对策建议

目前，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案例不少，在管理模式上主要是两种：（1）全权委托式管理；（2）参与式管理。前者容易导致产生依赖性，管理成本，管理风险失控；后者容易导致权责不清，多头管理，资产流失等问题。因此探索更加有效的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问题，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使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专注于核心能力发展。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是管理与服务。通过合理拆分，把高校公共教学资源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分类，将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专业服务供应商，这样能促进高校公共教学资源服务水平的提高。

（2）改善高校公共教学资源供给矛盾。通过社会化竞争，引入第三方外包服务，学校不但可以分享服务商的技术资源，还能获得更优质的信息服务，结合管理制度改革、信息化整合，可大大提高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的服务质量 。

（3）减少高校公共教学资源投入，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通过改革现有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可极大减少高校公共教学资源在人财物方面的连续投入。

从公共教学资源管理机制入手，通过理清管理职能、划分管理边界，合理的进行公共教学资源信息化整合，将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工作中非核心职能剥离出来，“合理”外包给专业机构进行管理，使高校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工作专注于其核心职能，充分发挥信息化及服务外包的潜力，力求解决公共教学资源管理工作中管理难度大、资源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实现“智慧管理”，提升管理水平。

3结论

本文针对高校公共资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信息孤岛、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等问题，提出对高校公共教学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了重构设计，实行管放结合、效率优先、差异化管理，注重服务导向、激励制度建设，激发管理内生活力的解决对策；针对高校公共教学资源“运行效率低”、“投入失控”、“共享困难”、“经费陷阱”，等问题，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资源共享，第三方机构的引入，管理激励及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的逐步建立，资源配置、运行将更趋合理，极大的减少了公共教学资源的连续投入，管理部门的压力和矛盾也得以化解，使其能聚焦核心业务的开展，提升管理水平，支撑高校的战略发展。见图1。

本图主要是对多媒体、公共计算机房、语音室、教学相关平台进行了信息化整合，初步实现了数字化资源全面共享，软件更新迅速，管理高效，全面提高了师生的使用体验。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8

一、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起点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公共事务，就没有公共管理。所以，研究公共管理，首先要明确公共事务的内涵、性质与范围问题。

在西方，公共事务是与私人事务相对的概念，是指提供关涉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从根本上讲，这种观点来自社会契约论。个人经由社会契约而结成国家，在组成国家的过程中，个人把裁判纠纷等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形成政治权力，由此，国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这些个人无法完成或不愿承担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在这样的逻辑下，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就是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当然也就是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这种看法片面强调了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相关性，没有揭示出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出国家是为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在保护和实现谁的利益。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公共事务，是指该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把社会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推动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与要求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它具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二是公益性。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不能只为供给方单独享有，而是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因此，从形式上看，公共事务的受益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三是多样性。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质与量方面的需求偏好千差万别，而且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公共事务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同时也决定了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四是层次性。公共事务所针对的是不同层次的公共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成员范围有大有小，由此，公共事务可分为全球性公共事务、全国性公共事务和地方性公共事务等不同层次。其中，阶级性与公益性是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多样性与层次性是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根据这一点从理论上把公共事务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所谓政治性公共事务，是指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加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军事、外交。司法、维护公共安全等。政治性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但同样具有公益性，比如，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不仅对统治阶级有利，也对被统治阶级有益。社会性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显示了较强的社会公益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性公共事务同样具有阶级性，都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在阶级社会，国家承担着管理两类公共事务的职责，对政治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称为政治职能，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则称为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职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职能是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其活动方向、总作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一种错误倾向，即把我国当前政府职能的转变片面理解为以社会职能代替政治职能，强化社会职能必然要以弱化政治职能为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国家职能的内在统一性。事实上，强化社会职能只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国家政治职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及公共管理的产生

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人类社会就出现厂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主体、客体和手段方面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方面的差异，可以把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成长阶段，从公共事务管理产生之初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还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门）在原始社会中，仅存在简单的社会性公共事务，社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管理；门）在国家产生之后，政治性公共事务产生并日益突出，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主要运用的是经验式的管理手段。

第二阶段是公共行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政治性公共事务还是社会性公共事务，其内容和范围都迅速扩大，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管理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政府最终成为公共事务管理最重要的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有序规范。

第三阶段是公共管理阶段，从周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这一阶段，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更为扩大，复杂性大大提高。主要依靠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暴露出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浪潮，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另外，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许多管理方法被引入公共管理之中，公共管理手段趋于多样化。

可见，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或者是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了政府参与或不需要政府参与，或者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拒斥了社会参与，一直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当然也不会产生单独的公共管理学科。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在互动合作过程中，采取一定方式。方法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活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将越来越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在国家消亡之后，国家权力复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将完全依靠社会自身力量来完成，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会结束其使命。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开始了行政管理改革。其根本的动因来自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观念。方法。体制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开启了公共管理的进程，这一进程与国际上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样需要我国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和方法等问题。

三、公共管理的主体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公共事务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共事务本身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在我国，依据管理主体与公共权力中心的距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关（广义的政府），也可称为权力组织；第二类是执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类是政治团体，它们与国家权力不具有正式的。直接的。法律程序上的联系，但是也与国家权力相关，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如各类事业单位等；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由基层群众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的民间组织，一般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介组织将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可见，随着与公共权力直接联系的紧密程度由强至弱，不同主体所处理的公共事务的性质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政治性趋于减弱，而社会性趋于增强。总之，公共管理的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式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公共管理的主体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西方国家，政党主要围绕选举和议会开展活动，组织松散，派系斗争激烈，充满权力倾轧，因此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当然，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要作为一个权力组织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党拥有权力，而是因为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所以，党要依靠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来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一切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都要把党的领导原则贯穿始终。当然，党的方针政策要在全社会实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过程。

其次是关于政治团体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妇女组织等社会团体，基本上是互益性质的，主要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服务，代表和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在这一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这些社团承担。参与和影响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我国的政治团体，也称人民团体，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社会团体，特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参与和**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团体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既体现党的政治性的要求，又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发挥组织、参政、监督和教育等功能。因而，人民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即寻找党和政府需求与其所代表的群众需求的结合点，这与西方国家社团只谋求其内部成员的整体利益有着严格区别。

最后，自治组织也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但在西方，自治组织一般在法律框架内实行自主管理和活动。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单位中的职代会，这些自治组织在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任务。这些基层自治组织自身的发展，行为的规范，以及效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能否接受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指导。尤其是目前基层自治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还需要大力培育。健全和发展，只有其自身力量得到充分提高，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才能协助、补充和延伸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四、公共管理的基本方式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作为～种社会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这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管理方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依据管理与管理方法的两重性原理，我们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方式与方法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它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共同采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技术方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采用了资源与支出控制的技术，也使用了用于保证个人和团体绩效的技术。其中，收支预测。财政趋向监控。战略计划。零基预算。目标基础预算和方案预算被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几种方法。另外，纯粹的管理技术手段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方面。我国同样处于公共管理的发展时期，对于这些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吸收，使之为我所用。

在实质方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发展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和方法。

在我国，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1月，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木可偏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出发，指明了我们党治国方略转变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德治是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包括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也包括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意识，尤其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官德”建设为核心。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活动和“官德”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贯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除了要应用法治和德治手段外，还要运用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制定法律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就要由政策来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把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细化、具体化的结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决策就成为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决策的失误，就必须要使决策科学化。**化。推进决策科学化。**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化是对决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没有本质区别。**化则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公共管理决策必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决策在名义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上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立足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活动为基本对象，主要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管理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管理学不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积极发展。我们主张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果，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科基础。由于目前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所以极容易出现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公共管理看作是管理学，而切断它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公共管理学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从研究对象来说，公共管理学不再像传统公共行政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研究上，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方面。从研究焦点来说，公共管理学从以往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环境。战略与绩效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公共管理学要改变以往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做法，重视量化方法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分析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学科发展平台。就我国而言，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要容许国内多种意见和看法的争鸣，从而把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建立在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与讨论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服务。

明白了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按照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客体与方法等三个基本范畴，建构起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概略地说，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一是主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组织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党政关系理论；政社关系理论；政事关系理论；政企关系理论；社会中介组织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

二是客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事务的基础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维护；新兴公共胜社会问题；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外部关系协调等。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9

一、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起点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公共事务，就没有公共管理。所以，研究公共管理，首先要明确公共事务的内涵、性质与范围问题。

在西方，公共事务是与私人事务相对的概念，是指提供关涉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从根本上讲，这种观点来自社会契约论。个人经由社会契约而结成国家，在组成国家的过程中，个人把裁判纠纷等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形成政治权力，由此，国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这些个人无法完成或不愿承担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在这样的逻辑下，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就是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当然也就是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这种看法片面强调了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相关性，没有揭示出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出国家是为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在保护和实现谁的利益。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公共事务，是指该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把社会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推动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与要求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它具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二是公益性。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不能只为供给方单独享有，而是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因此，从形式上看，公共事务的受益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三是多样性。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质与量方面的需求偏好千差万别，而且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公共事务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同时也决定了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四是层次性。公共事务所针对的是不同层次的公共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成员范围有大有小，由此，公共事务可分为全球性公共事务、全国性公共事务和地方性公共事务等不同层次。其中，阶级性与公益性是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多样性与层次性是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根据这一点从理论上把公共事务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所谓政治性公共事务，是指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加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军事、外交。司法、维护公共安全等。政治性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但同样具有公益性，比如，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不仅对统治阶级有利，也对被统治阶级有益。社会性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显示了较强的社会公益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性公共事务同样具有阶级性，都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在阶级社会，国家承担着管理两类公共事务的职责，对政治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称为政治职能，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则称为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职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职能是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其活动方向、总作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一种错误倾向，即把我国当前政府职能的转变片面理解为以社会职能代替政治职能，强化社会职能必然要以弱化政治职能为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国家职能的内在统一性。事实上，强化社会职能只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国家政治职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及公共管理的产生

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人类社会就出现厂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主体、客体和手段方面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方面的差异，可以把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成长阶段，从公共事务管理产生之初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还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门）在原始社会中，仅存在简单的社会性公共事务，社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管理；门）在国家产生之后，政治性公共事务产生并日益突出，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主要运用的是经验式的管理手段。

第二阶段是公共行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政治性公共事务还是社会性公共事务，其内容和范围都迅速扩大，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管理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政府最终成为公共事务管理最重要的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有序规范。

第三阶段是公共管理阶段，从周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这一阶段，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更为扩大，复杂性大大提高。主要依靠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暴露出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浪潮，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另外，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许多管理方法被引入公共管理之中，公共管理手段趋于多样化。

可见，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或者是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了政府参与或不需要政府参与，或者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拒斥了社会参与，一直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当然也不会产生单独的公共管理学科。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在互动合作过程中，采取一定方式。方法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活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将越来越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在国家消亡之后，国家权力复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将完全依靠社会自身力量来完成，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会结束其使命。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开始了行政管理改革。其根本的动因来自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观念。方法。体制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开启了公共管理的进程，这一进程与国际上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样需要我国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和方法等问题。

三、公共管理的主体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公共事务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共事务本身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在我国，依据管理主体与公共权力中心的距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关（广义的政府），也可称为权力组织；第二类是执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类是政治团体，它们与国家权力不具有正式的。直接的。法律程序上的联系，但是也与国家权力相关，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如各类事业单位等；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由基层群众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的民间组织，一般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介组织将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可见，随着与公共权力直接联系的紧密程度由强至弱，不同主体所处理的公共事务的性质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政治性趋于减弱，而社会性趋于增强。总之，公共管理的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式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公共管理的主体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西方国家，政党主要围绕选举和议会开展活动，组织松散，派系斗争激烈，充满权力倾轧，因此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当然，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要作为一个权力组织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党拥有权力，而是因为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所以，党要依靠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来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一切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都要把党的领导原则贯穿始终。当然，党的方针政策要在全社会实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过程。

其次是关于政治团体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妇女组织等社会团体，基本上是互益性质的，主要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服务，代表和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在这一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这些社团承担。参与和影响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我国的政治团体，也称人民团体，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社会团体，特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八大群众团体。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团体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既体现党的政治性的要求，又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发挥组织、参政、监督和教育等功能。因而，人民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即寻找党和政府需求与其所代表的群众需求的结合点，这与西方国家社团只谋求其内部成员的整体利益有着严格区别。

最后，自治组织也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但在西方，自治组织一般在法律框架内实行自主管理和活动。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单位中的职代会，这些自治组织在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任务。这些基层自治组织自身的发展，行为的规范，以及效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能否接受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指导。尤其是目前基层自治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还需要大力培育。健全和发展，只有其自身力量得到充分提高，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才能协助、补充和延伸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四、公共管理的基本方式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作为～种社会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这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管理方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依据管理与管理方法的两重性原理，我们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方式与方法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它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共同采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技术方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采用了资源与支出控制的技术，也使用了用于保证个人和团体绩效的技术。其中，收支预测。财政趋向监控。战略计划。零基预算。目标基础预算和方案预算被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几种方法。另外，纯粹的管理技术手段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方面。我国同样处于公共管理的发展时期，对于这些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吸收，使之为我所用。

在实质方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发展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和方法。

在我国，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木可偏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出发，指明了我们党治国方略转变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德治是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包括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也包括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意识，尤其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官德”建设为核心。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活动和“官德”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贯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除了要应用法治和德治手段外，还要运用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制定法律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就要由政策来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把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细化、具体化的结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决策就成为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决策的失误，就必须要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化是对决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则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公共管理决策必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决策在名义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上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立足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活动为基本对象，主要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管理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管理学不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积极发展。我们主张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果，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科基础。由于目前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所以极容易出现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公共管理看作是管理学，而切断它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公共管理学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从研究对象来说，公共管理学不再像传统公共行政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研究上，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方面。从研究焦点来说，公共管理学从以往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环境。战略与绩效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公共管理学要改变以往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做法，重视量化方法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分析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学科发展平台。就我国而言，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要容许国内多种意见和看法的争鸣，从而把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建立在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与讨论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服务。

明白了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按照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客体与方法等三个基本范畴，建构起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概略地说，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一是主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组织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党政关系理论；政社关系理论；政事关系理论；政企关系理论；社会中介组织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

二是客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事务的基础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维护；新兴公共胜社会问题；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外部关系协调等。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篇10

一、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起点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公共事务，就没有公共管理。所以，研究公共管理，首先要明确公共事务的内涵、性质与范围问题。

在西方，公共事务是与私人事务相对的概念，是指提供关涉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从根本上讲，这种观点来自社会契约论。个人经由社会契约而结成国家，在组成国家的过程中，个人把裁判纠纷等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形成政治权力，由此，国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这些个人无法完成或不愿承担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在这样的逻辑下，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就是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当然也就是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这种看法片面强调了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相关性，没有揭示出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出国家是为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在保护和实现谁的利益。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公共事务，是指该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把社会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推动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与要求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它具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二是公益性。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不能只为供给方单独享有，而是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因此，从形式上看，公共事务的受益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三是多样性。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质与量方面的需求偏好千差万别，而且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公共事务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同时也决定了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四是层次性。公共事务所针对的是不同层次的公共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成员范围有大有小，由此，公共事务可分为全球性公共事务、全国性公共事务和地方性公共事务等不同层次。其中，阶级性与公益性是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多样性与层次性是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根据这一点从理论上把公共事务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所谓政治性公共事务，是指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加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军事、外交。司法、维护公共安全等。政治性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但同样具有公益性，比如，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不仅对统治阶级有利，也对被统治阶级有益。社会性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显示了较强的社会公益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性公共事务同样具有阶级性，都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在阶级社会，国家承担着管理两类公共事务的职责，对政治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称为政治职能，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则称为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职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职能是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其活动方向、总作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一种错误倾向，即把我国当前政府职能的转变片面理解为以社会职能代替政治职能，强化社会职能必然要以弱化政治职能为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国家职能的内在统一性。事实上，强化社会职能只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国家政治职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及公共管理的产生

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人类社会就出现厂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主体、客体和手段方面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方面的差异，可以把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成长阶段，从公共事务管理产生之初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还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门）在原始社会中，仅存在简单的社会性公共事务，社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管理；门）在国家产生之后，政治性公共事务产生并日益突出，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主要运用的是经验式的管理手段。

第二阶段是公共行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政治性公共事务还是社会性公共事务，其内容和范围都迅速扩大，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管理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政府最终成为公共事务管理最重要的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有序规范。

第三阶段是公共管理阶段，从周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这一阶段，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更为扩大，复杂性大大提高。主要依靠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暴露出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浪潮，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另外，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许多管理方法被引入公共管理之中，公共管理手段趋于多样化。

可见，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或者是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了政府参与或不需要政府参与，或者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拒斥了社会参与，一直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当然也不会产生单独的公共管理学科。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在互动合作过程中，采取一定方式。方法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活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将越来越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在国家消亡之后，国家权力复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将完全依靠社会自身力量来完成，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会结束其使命。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开始了行政管理改革。其根本的动因来自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观念。方法。体制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开启了公共管理的进程，这一进程与国际上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样需要我国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和方法等问题。

三、公共管理的主体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公共事务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共事务本身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在我国，依据管理主体与公共权力中心的距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关（广义的政府），也可称为权力组织；第二类是执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类是政治团体，它们与国家权力不具有正式的。直接的。法律程序上的联系，但是也与国家权力相关，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如各类事业单位等；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由基层群众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的民间组织，一般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介组织将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可见，随着与公共权力直接联系的紧密程度由强至弱，不同主体所处理的公共事务的性质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政治性趋于减弱，而社会性趋于增强。总之，公共管理的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式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公共管理的主体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西方国家，政党主要围绕选举和议会开展活动，组织松散，派系斗争激烈，充满权力倾轧，因此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当然，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要作为一个权力组织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党拥有权力，而是因为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所以，党要依靠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来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一切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都要把党的领导原则贯穿始终。当然，党的方针政策要在全社会实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过程。

其次是关于政治团体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妇女组织等社会团体，基本上是互益性质的，主要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服务，代表和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在这一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这些社团承担。参与和影响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我国的政治团体，也称人民团体，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社会团体，特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团体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既体现党的政治性的要求，又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发挥组织、参政、监督和教育等功能。因而，人民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即寻找党和政府需求与其所代表的群众需求的结合点，这与西方国家社团只谋求其内部成员的整体利益有着严格区别。

最后，自治组织也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但在西方，自治组织一般在法律框架内实行自主管理和活动。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单位中的职代会，这些自治组织在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任务。这些基层自治组织自身的发展，行为的规范，以及效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能否接受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指导。尤其是目前基层自治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还需要大力培育。健全和发展，只有其自身力量得到充分提高，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才能协助、补充和延伸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四、公共管理的基本方式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作为～种社会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这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管理方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依据管理与管理方法的两重性原理，我们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方式与方法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它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共同采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技术方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采用了资源与支出控制的技术，也使用了用于保证个人和团体绩效的技术。其中，收支预测。财政趋向监控。战略计划。零基预算。目标基础预算和方案预算被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几种方法。另外，纯粹的管理技术手段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方面。我国同样处于公共管理的发展时期，对于这些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吸收，使之为我所用。

在实质方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发展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和方法。

在我国，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1月，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木可偏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出发，指明了我们党治国方略转变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德治是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包括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也包括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意识，尤其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官德”建设为核心。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活动和“官德”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贯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除了要应用法治和德治手段外，还要运用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制定法律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就要由政策来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把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细化、具体化的结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决策就成为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决策的失误，就必须要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化是对决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则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公共管理决策必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决策在名义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上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立足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活动为基本对象，主要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管理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管理学不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积极发展。我们主张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果，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科基础。由于目前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所以极容易出现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公共管理看作是管理学，而切断它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公共管理学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从研究对象来说，公共管理学不再像传统公共行政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研究上，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方面。从研究焦点来说，公共管理学从以往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环境。战略与绩效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公共管理学要改变以往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做法，重视量化方法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分析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学科发展平台。就我国而言，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要容许国内多种意见和看法的争鸣，从而把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建立在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与讨论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服务。

明白了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按照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客体与方法等三个基本范畴，建构起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概略地说，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一是主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组织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党政关系理论；政社关系理论；政事关系理论；政企关系理论；社会中介组织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