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常用理论十篇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1

基于管理者和实践者提供的复杂管理问题，应进行相应的考虑，研究者应及时考虑组织管理理论的逻辑梳理工作，实现组织管理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要实现实质问题的相互联系和概括工作。对研究问题要进行适当处理，归类问题要及时对事物进行特性分析，尽管必须要了解事物的局限性，还需要对问题进行及时归类处理，对复杂领域问题进行及时理解，将国外大多数管理者理论进行合理梳理和整理，提出从独特视角对人性假设的国外组织管理理论进行逻辑梳理工作，为管理者提供一定的逻辑思维，掌握管理理论的发展规律，实现对企业的管理效果。国外组织管理理论梳理研究问题，是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年会上提出的。组织管理理论学派已经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对国外组织理论进行合理梳理工作，为组织管理理论提供很好的发展平台，将组织管理大致分为几个方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经营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还有就是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和西方电器公司的著名行为科学理论。根据管理组织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经验学、人际关系学、群体行为学和权变理论等。另外，从管理和生产角度研究，可将管理理论分为国际学者组织管理系统，组织是由人要素和物要素构成的，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更好的分工和合作来提高系统的经济效率，组织管理理论可简要归结为3个路径，人和物内部考察主要是通过简化因素对人进行管理的模式，非常关注人和物互动过程的机理关系。另一个就是把人和物的要素很好地排除，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探讨关系，典型代表就是人际关系、群体行为和人的特质，特别是对领导理论和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就是人和物的研究工作，可将抽象的人因素去掉，把人处理为一个既定常量，使得人能像机器一样工作，成为一种确定投入和产出模式，可更好地确定联系要素和科学管理模式，管理丛林的数理学派的典型代表就是对理论路径进行分析。还应相应地根据不同的演化路径将组织管理理论划分为3个类型：混合型、局部性理论和普适性理论，而且还要对管理理论进行简单罗列，根据演化路径进行分类处理，保证组织管理理论的内在机理能得到很好的应用。

2对组织管理理论进行梳理

由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组织管理理论梳理模式，但是很混乱，整体上可表现为语义学分歧问题，对管理知识体系要进行合理定义工作，还要对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不同的研究分类，概念模型要进行相互倾轧和相互重叠工作，对导致的组织管理研究问题要能进行一定的模型增生处理。纵观管理理论梳理书籍，可看出组织管理理论梳理主要是全面和系统的模式，要从历史演进角度进行合理的展示工作，给读者呈现非常完整的管理理论发展图像。通过组织管理发展的研究，可看出组织管理的演变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更加清晰明确地向读者展示技术、经济和环境景观问题。组织管理理论一直都受到技术进步、人性假设变化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这就使得国外管理梳理领域局面可更加清晰。要对任何管理思想和理论做到对人和本质的认识，对不同的时代和人的认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管理理论研究重点问题，各种管理理论都非常明确地选择了不同人性假设性质，这个基础管理理论和思想方法就是从历史演进角度进行组织管理研究。从实力角度对组织管理要进行合理的梳理工作，实际情况是不同的社会时代对人的研究一直都是组织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组织管理理论要解决采取的措施和办法进行相互作用，人性假设的一切管理者都应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基于人性假设视角对组织管理理论进行逻辑梳理工作，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现人性假设管理。

3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的创新性

首先要提供公共管理研究新视角，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成为新兴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问题，也为以设计市场化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决策模式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作用。通过对公共行政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市场化和自由化新视角进行合理分析，可看出政府公共管理理论是非常丰富的理论，也是创新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讲，公共管理方法超越了传统管理学理论，新公共管理方法理论主义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院的界限，可将西方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作为自己的基础，更好开创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新视角，也就是要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府管理理论。从实践上分析，可看出公共管理方法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问题，用经济学和成熟管理学方法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就可取得一定地位，为公共管理改革提供市场化取向。拓展公共管理方法范围，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管理模式，要突破公共行政理论界限，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为基础，很好融合政策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知识，拓展公共管理理论，使得公共管理方法更加具有综合性。

4人性假设组织结构设计和行为逻辑分析

人性假设组织结构设计和行为分析逻辑起点是新公共管理方法，主要以理性经纪人为假设逻辑起点的，使得政府公共管理侧重点规制转变为激励方法，还可用激励方法合理导向公共管理方法。传统官僚制度设计前提是理念上的人性本恶假设，强调的是管理规制导向问题，通过制定规章制度以限制权力使用问题。用人性本恶观念为主要原点，可采取人性化措施，加强对政治权利的控制，对行政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合理地解决，在运用中对公共管理进行一定的合理改革工作，把政治市场经济作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进行理性处理，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全管理体制。量化管理是一种科学管理理论，用实际论证方法作为基础工作，用科学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追求精确定量管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具有一定局限性，也存在一定缺陷，不是所有事物都可用量化标准进行衡量，有些事物评价标准和结果是非常模糊的，同时管理也非常复杂，工作目标又是不可预测的，事物之间又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就很难科学化和精确化量化的结果。因此，可使用单纯经济指标来判断政府管理工作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可使用数字化经济指标对公共行政工作的结果进行合理评价，如果带来严重后果要进行合理资源开发和利用，保证环境污染和人类发展能合理化，对现实中的虚假浪费问题要及时进行解决。

5结语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2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策略

对新常态的研究目前已经经过了几年的历程，自新常态相关研究在我国受到广泛关注之后，对新常态的研究从深度上与范围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同研究视角对新常态的研究结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综合各种研究看，我国的新常态已经成为当前关系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关键性因素。受这一观点的影响，自十以来，更是提出了对新常态下国家未来战略规划的重要意见，同时还将新常态作为主要参考提出了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更新的治国理念，为新常态的相关理论付诸实践，并与实践有效结合推动我国国家公共管理走出当前困境，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一、新常态的内涵

新常态从理论上看，即通过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使原有的传统思路与模式被彻底打破，并建立或形成的一种新的长期稳定的态势。我国针对新常态的研究是通过对国际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后所提出的结论，随着对新常态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将新常态的概念转移到社会实践中。在理论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由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提出的，通过专门性研究黄益平将新常态定位在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本土化内涵上，充分分析了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如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通货膨胀等，并将这些基本形势作为了新常态的主要研究方向及任务。

通过对新常态的理论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局势中，如果没有对新常态的专门性研究，那么就无法准确掌握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同时对于社会公共管理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当前我国新常态在现实中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五个方面。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一）治理能力不足。随着我国新常态的背景日益凸显，公共管理的问题也在被不断扩大，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治理能力的不足。这些不足不仅是对基本社会管理需求的不满足，同时在公共管理工作分配机制上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例如某一项公共管理的任务各项工作落实时，由于自身管理体制的问题使管理部门之间的任务划分及分配不合理，因此整体功能性较差。此外，从公共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体上看，也存在着工作能力的严重不足，这些都成为公共管理治理能力不足的直接因素。

（二）管理技术有限。在最初的几年，当新常态已经在悄然影响着我国公共管理时，相关部门还未对公共管理的技术提升有强烈意识，因此在技术投入上了关注度也明显不足。总体上看，公共管理的技术投入与发展较新常态局势的来临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所以相对新常态的时代背景而言，管理技术水平极为有限，同时管理的技术方法也较为单一。

（三）个体自觉性差。公共管理组织文化及价值体系建设水平与新常态的背景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如果以这种制度文化作为约束和监督公共管理的基本标准，必然无法获得较好的约束效果。在外就直接表现为公共管理组织人员个体自觉性差，许多个体由于缺乏正确的公共管理文化价值观念而使公共管理价值无法有效发挥。

（四）管理体系改革困难。我国的公共管理体系目前处于顶层设计管理体系下，当公共管理组织体系实施改革时，必然会选择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方式。但这种方式在实施落实的过程中却难以获得成效，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与上层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的公共管理工作意向、标准、执行力度的不同都使得管理体系的改革落实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管理体系的改革极为困难。

三、新常态公共管理的强化策略

（一）提供整体治理能力。由于新常态背景的影响基本的公共管理需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正是因此对公共管理的治理能力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变化局势下，公共管理的改革、调整与新常态背景下的局势变化及管理需求并不同步，所以在外表现出明显的治理能力不足。要使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在分析了问题的基本成因之后，实施起来相对比较容易。首先，需要对公共管理部门的治理结构进行全面调整，使其能够适应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的需求变化，为公共管理的有效强化提供基本支持。其次，实施治理方法的调整，根据不同的工作需求建立相应的管理实施规划，保证治理方法的实践效果明显。最后，通过专业化的治理能力培养，使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稳步提升，根本上保证工作人员的公共管理专业能力。

（二）扩大公共管理创新技术的运用。随着新常态局势的不断发展深化，对国家公共管理的要求也在同步提升，只有拥有科学完善的技术作为支持，才能支持现代公共管理的工作需求。然而由于公共管理技术的应用存在困难相对较多，要想全面提升管理技术，诸如数字技术、智慧政务等需要有较大的技术与人员投入，短时期内难以实现。虽然从时间上公共管理技术优化面临着明显的困难，然而如果能够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入手，为公共管理建立起专门性的技术创新体系，就必然能够使每一项技术恰到好处的运用到相应的工作上，从而实现公共管理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一方面应当对基本的公共管理技术进行优先创新提升与应用，使最基本的公共管理工作水平得到发展，才能为下一步的管理技术创新提供前提。另一方面，通过决策技术、绩效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为管理工作思维能力的创新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基本的管理技术为基础，对管理工作任务进行有效开发，发挥出公共管理的最大工作成效。

（三）重塑价值体系提升个体自觉性。公共管理工作制度关系着工作效果，作为一种持续性影响管理人员行为及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个体自觉性的提升至关重要。目前造成个体自觉性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存在与新常态背景的不协调问题。所以，需要从价值体系的重塑调整上入手，提高管理人员的个体自觉性。

（四）建立健全的公共管理体系。我国的公共管理体系虽然已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受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影响，我国在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体系长期处于一种功能实现及改革发展的困境中，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落实面临诸多不利因素。除了从核心价值体系上进行重塑外，运用现代规范价值、伦理价值也是主要的改革途径之一。另外，还应当提高对新常态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关注，综合各个因素建立起具有实践性价值的公共管理体系。

结束语：

随着我国新常态的提升与进一步明确，我国公共管理中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如果不对这些问题加以关注与研究，必然会造成这些问题的不断扩大。受新常态背景的影响，公共管理即面临着发展强化的优势也面临着相应的弱势，要使优势得以发挥、劣势得以避免，建立起科学的管理理念与完善的管理体系必不可少。因此通过对新常态的内涵分析及当前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分析可以明确，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的有效加强需要结合公共管理人体体系完善、技术创新与综合治理能力开发等几个方面，才能使公共管理工作的强化得到有效的落实，实现对国家稳定的有效保障。（作者单位：华侨大学）

参考文献：

[1]王薇，任保平.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公共管理创新机制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05：77-81.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3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管理；影响

一、影响分析

（一）有助于监督公共管理工作

新媒体传播信息覆盖范围非常光，所有使用网络的人们都是新媒体受众人群。所以，其信息必须要具备可信度，从而才可以具备辅助政府办公的作用，同样会对公共管理工作形成更为有效的监督。人们可以利用新媒体自由发表自身看法，特别是表达自己对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看法，与此同时，政府在向群众反馈信息或者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会受到大众监督，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来提高曝光度，这样就可以保证监督的时效性和力度，让政府公共管理工作可以一直得到有效提升。

（二）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工作民主性

人们因为新媒体而获取到了自由行使基本权利的机会，人们可以利用在新媒体平台上发表自身对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看法来行使自己的参与权，通过新媒体平台来监督促并促进政府部门可以不断提高公共管理工作效率。这样就可以提高公共管理工作的民主性。

（三）不良舆论传播更快

当不良舆论出现以后，必将会对公共管理工作造成一定影响，社会群体如果不正确应用多媒体平台，在新媒体平台中发表不正当言论、传播虚假信息，而新媒体作为网络时代的传播媒介，虽然其传播效率非常高，但同时意味着把控力度的降低，因为新媒体传播漏洞，导致其成为助长居心不良的人舆论造势的气焰，对民众思维造成严重扰乱，社会民众因此而出现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对社会公共管理造成严重困扰[2]。

二、公共管理工作中新媒体正向作用的强化策略

（一）打造科学的公共管理系统

新媒体的产生虽然创新了信息传播方式，然而同时让信息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特别是政府决策信息的传递，在多种信息的传递与阐释下，公众认知方向因此而受到影响，这样就会受到不正确的社会舆论的引导，所以公共管理事业在以后发展过程中，如果想保证公共正常参加到公共管理之中，必须要建立科学的新媒体公共管理系统，让大众可以在公共管理系统之中自由发表自身的看法，通过信息与数字技术来建立全面管理系统，政府必须要组建专门的管理团队，并根据民众意见及时向上级反馈，并及时对民众意见加以完善，这样就可以通过新媒体来加强对民众的了解，同时还可以促进政府公共管理事业的良性发展，为民众参与到政府公共管理工作中提供正确的渠道。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公共管理工作在新媒体监督下变得越来越公开，其中存在的问题会被新媒体无限放大，暴露在人们面前，从而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公共管理工作难度变得越来越大，如果想要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那么就必须要不断强化细节工作。因此，如果想要强化工作人员的细节工作，那么就必须要依赖于严格的规章制度，通过制定并强化奖惩制度来对员工行为加以约束，对于有着积极表现的员工予以一定奖励，从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而对与破坏公共管理事业的行为要予以严厉惩处。此外，还要对新媒体相关行为进行明文规定，当前我国有很多媒体为提升自身名气，而采取伪造虚假新闻来博得大众眼球的不正当手段，对于这种媒体行为，政府部门必须要严厉整治，从而使网络环境得到净化，让我国民众可以拥有正确监督权。

（三）强化新媒体市场管理力度

作为信息传播者，新闻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必然承担一定责任，当前很多新媒体不正当的行为导致社会舆论受到误导，这样对社会发展会造成一定制约作用。如果想要切实发挥新媒体在政府公共管理工作中的监督作用，那么就必须要强化新媒体市场管理力度。第一，新媒体一定要严格规范自身言行，此外媒体行业也要不断完善自律管理制度，完善相关报道流程；第二，要不断强化媒体工作人员的教育与管理，一定要不断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综合素质，这样才可以帮助新媒体发展提供一只专业的新媒体团队，保证新媒体信息的真实性。此外，媒体必须要强化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要立足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下对社会问题进行揭露，这样才能够形成对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3]。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4

在学科体系上，行政法被称为动态的宪法，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自不待言。同时，行政法与民法等私法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是现代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私法原则与规范在行政法中进行适用就有了较大的空间［2］。因此，法学专业的行政法课程教学往往以这些课程为基础。尽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并非和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完全一致，但是没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公共管理类的学生学习行政法学课程可能会造成囫囵吐枣、似懂非懂的不良后果，开设行政法学课程的目标恐怕也就难以达成。当然，一些本科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开设了《法学导论》或《法律概论》等课程，普及了最基本的法学知识，这为行政法学课程的教学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法学导论》等课程一般只有两个学分，且其内容十分丰富，在有限的时间内，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其知识的获取量并不一定非常理想。故而在行政法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课程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做适当的补充，例如，讲授“行政法律关系”，那么有必要讲解什么是法律关系；讲授行政法学的学科性质，有必要对什么是公法？什么是私法？其划分标准是什么？等内容做简要阐述；讲授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有必要说明什么是归责原则，以及解释它与民法侵权赔偿的归责原则有什么区别。当然，由于课时的限制，在讲解这些基本法律知识时要做到适可而止，没有必要做过多的理论上的追问。在此，有些人可能认为，由于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定位决定了该专业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进行法学理论研究，所以，行政法学课程教育应更注重理念的培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正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理论学习，如果仅知晓“果”，而对“因”一概不解，我们很难想象公共管理类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有效地运用理论，尤其是对那些进入公共组织部门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二、注意基本概念的阐述

任何宏达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的，行政法学自不例外。笔者在讲授行政法学的课程中，常常有学生向我抱怨该课程的概念太多、太繁杂。但是，如果不掌握基本概念的内涵，就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法律法规。笔者认为，阐述行政法的基本概念，应注意如下两个问题：第一，适当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公共管理类的其他课程也会涉及大量概念，但相比而言，诸如公共管理学、非营利组织管理、行政伦理学等课程比较“年轻”，而公共管理学、电子政务等课程在我国产生的时间不过是十多年或者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这些学科的研究范式尚不成熟，许多概念的界定不同教材常常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其内容甚至还存在较大偏差。比如“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这些概念组是否存在差别，是有不同观点的。再比如公共事业管理到底包括哪些具体的方面，亦是众说纷纭。故而，很多时候，对这些概念的讲解，教师除了表达自己的主张，恐怕更多是依据学界权威的观点。然而，行政法学的概念更加讲究其精确性，其原因：一是行政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世界范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与民法、刑法相比还稍显稚嫩，但基本概念还是较为成熟的；二是行政法中的许多概念有法律上的依据，比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等概念法律做了明确界定，有些概念如行政行为、行政征收、行政赔偿等，法律虽无明确界定，但这些概念的界定必须紧密结合相关法律，在法律文本的框架之下进行阐释。所以，对行政法的一些概念，必须逐字逐句的讲解，如行政主体的概念，主体要素、权力要素、责任要素，缺一不可。第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其他一些课程如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有许多类似的概念。如行政机关（构）、行政处分、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等，但是在不同的学科语境下，它们的差异性却非常明显。例如，在公共管理学看来，行政机关与行政机构在用词上并不需要做过多的区分，行政法学对这二者的区分却非常明显。前者可以成为行政主体，后者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成为行政主体。再如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视域内，其主体既可能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是被授权的组织，而公共管理学只会将其视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可是就行政行为的内容而言，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仅指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公共管理学上的行政行为则包括行政机关作出的所有行为，且不会注重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的区分。其他类似的概念还有法规与规章、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在公共管理学教学中并不做太多的区分，讲授行政法学课程时，任课教师却有必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

三、注重案例教学与鼓励学生的积极参与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法学知识的薄弱，决定了在讲授行政法课程时必须要做到通俗易懂。倘若教师满课堂的理论分析，其场面可能是“教师台上唾沫横飞、学生台下昏昏欲睡”。当然，这不是指理论讲解不重要，恰恰相反，上文一直强调理论讲解的重要性，而是指必须以大量的案例来支持理论分析。在“行政国”时代，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政府的影响，行政法学强烈地体现了实践性的一面。因此，“行政法案例就成为支撑行政法学科的基点，作为以这个学科之状况为依据的教学活动就不能离开行政法案例。”［3］行政法学的任何一个知识点都可以举出大量的案例或事例。而且，行政法案件也是当下新闻媒体经常播报的内容，高质量的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栏目，对一些行政法案件的剖析具有较高的水准。同时每期节目时间也比较适合课程放映，并且发达的网络为我们获取这些资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案例教学，既可以使理论知识生动化、形象化，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吸收，还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发现法律文本与实践执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反思今后立法或执法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与良好的公民德行。当然，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行政法学的教学还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囿于硬件设备和学生法学知识的不足，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不太可能组织起类似于模拟法庭的活动，但也可以通过课堂讨论等形式鼓励学生发言。笔者所在的学校近年来鼓励实践性教学，行政法学安排了0．5个学分的实践教学课程。为此，笔者采用了案例讨论的方式来实现实践性教学。具体做法是，由笔者提供行政法方面的事例并给学生留有充足的课前准备时间，2至3位学生一组，课堂上的事例分析时间限定为15分钟，之后再由其他学生提问进行五分钟时间的讨论。每次课结束前我对学生表现、存在问题做简单的点评。坦诚地讲，由于课时的限制，整个实践性教学的过程安排非常紧张，以至于常常需要提醒学生注意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发挥。但是，从总体上看，学生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有的可以说超乎了我的预期，比如有的学生对案例的梳理非常细致，较好地把握了案件的核心要点；还有的同学结合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从国家宏观政策出发，立足于行政法的理论，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尽管一个学期只有8个课时，无法给予学生太多登台讲演的机会，但与学生的私下沟通得知，他们在分析案例、准备讲演课件的过程中有实质性的收获。

四、突出公共管理的学科背景

众所周知，公共行政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作为两个学科，二者存在一定的功能划分，即“行政法属于法学的一个领域，其主要课题是提出对行政的规范性要求……而行政学则是要分析行政的组织与功能的实际情况，阐明其相互关系、作用方法、存在条件，其对象涉及行政运行于行政环境”。［4］258－259但非常遗憾的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之间长期以来缺乏有效沟通，形成了很强的学术壁垒及相互对峙的“两面理论”，后果是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学者认为法学方法应当单独应用，以其他社会学科丰富行政法不符合研究领域的划分原则，导致方法合成主义［5］106。在法教义学的影响下，行政法以法律解释为主要方法，对现行法律进行描述，对法律概念———体系进行研究，进而提出解决疑难法律案件的建议。按照这一要求，多数教师在讲授行政法学时的主要任务即：对有效法律的描述；串联法律之概念体系，提供建议以解决法律案件的问题。其中核心问题是法律解释的方法与技术。但这样的教学方式永远使我们无法告诉学生什么是最好的行政政策，什么是理想的政治图景［6］。事实上，“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个国家理论。”政府系统本质是它运作其中的社会的一种宣示，只有将行政法植根于它存在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下，这样一种方法才可以确保我们对行政法性质的探究牢牢扎根于各个时代的现实之中。因此，“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论证的延伸。”［7］31而且，近十年来，行政法的发展充分展示了它的宽容性与创新性，固守行政法传统研究“阵地”与研究方法的学者也越来越少。相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鼓吹行政法政策学，探索每一个行政法案例背后的制度因素。如我国台湾学者叶俊荣教授所提倡的“三层次分析法”，既强调传统的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又重视私权救济的分析过程中的背景因素，将解决个案的智慧回馈到制度层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案例背后所隐含的政策问题以及推动的策略考量［8］42－43。在我国大陆，知名行政法学家章志远教授亦是这一分析方法的鼓吹者与实践者，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全球治理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为行政法的发展提出了众多挑战，也为行政法的创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行政法学的知识体系日益开放，传统属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知识元素被有序呈现在行政法理论框架之中，多学科知识在行政法学中日益累积。”［9］公共管理（行政）学、政治学是公共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是公共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拥有比法学专业学生更加宽泛的知识背景，这应该成为该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学习行政法的有利条件。而教师的任务则是在课堂上充分挖掘与行政法理论点有密切关系的公共管理理论、政治学理论。比如，在讲解行政法的产生背景、发展趋势时，必须用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来阐释；讲解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比较时，必须结合各国的政治体制安排；在讲解为什么存在行政立法时，在列举行政法理论的一般观点之后，可以再运用政治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作出适当分析；在讲解行政相对人、行政程序等问题时，有必要结合民主理论来分析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在讲解行政委托、行政授权、行政合同等问题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民营化”则是不可绕过的内容；在讲解行政给付时，就不能不提及服务型政府理念；讲解行政许可的立法背景、行政许可的作用时，有必要从政府管制与政府寻租等视角切入；在讲解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的设置权的立法安排时，不能不从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说起，等等。在行政法学课程教学中，适当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知识，能够把行政法融入到公共管理的学科框架之中，不至于使学生产生“法学”与“管理学”是两张皮的感觉，进而学生对行政法理论的理解也会更加容易。

五、结语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5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Www.lw881.com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 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

2. 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实质性知识的增长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进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

2.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3.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6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著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著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7

绝大多数中外学者都承认,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各国行政改革的实践,以及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人们把“新公共管理运动”看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并认为对它的研究是行政学的分支内容也未尝不可,因为名称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内容及其实质。但当人们把PublicAdministration与PublicManagement都译为“公共管理”,而且把它们与国务院学位办关于研究生专业目录上相关内容联系在一起时,这就需要审慎地分析所提出的每一个概念。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国内是有不少学者正在潜心研究“新公共管理运动”,但更多的人却对“公共管理”特别感兴趣。人们对公共管理的理解虽存有差异,但挖掘人们容易达成共识的内容是有可能的。我们认为,在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存在着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其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大着大量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这些活动从宏观到微观,都直接涉及到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在阶级社会中,政府确实是这些活动的核心主体,但谁都无法否认,除政府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公共组织参与其中。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都需要公共管理,但这绝不可能由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所包办。对政府管理活动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对整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研究。

“公共管理”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一定有共同的规律可循。这些普遍规律会包括政府管理的内容,政府的管理所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它的最重要的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公共管理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要若干配角,主角与配角的关系既不能颠倒,又不能代替。仅研究主角的行为及其规律,不研究配角的行为及其规律,特别是不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不合适的。其二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交给社会中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部分学者所说的“第三部门”,目前虽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够理想,其力量十分脆弱,但从长远看它们是大有前途的。对于“第三部门”的研究,显然是公共管理的内容,但它与政府管理又有着不同的内涵。其三是在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发展中,政府管理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国家的消亡,政府管理的内容与形式都将发生本质的变化,但社会不可能没有公共管理。尽管我们还无法对国家消亡之后的公共管理活动的细节描述得非常清楚,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绝对不可能缺少新社会形态下的公共管理。

二、公共管理的界定及其本质

我们认为,所谓公共管理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这个定义最关键的内容是“公共利益”一词,而它恰恰是中外学者争议最大的对象。我国那些有权威的工具书,对“公共”一词的解释,有的是“共同”之意;有的是“公有、公用”之意;还有的解释为“公众共同”。这些众多的解释虽有差别,但其基本词干是“共同”。若把它们与“利益”结合在一起,则形成了“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人们常常把“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不加区别地运用,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它们之间有质的区别,这在讨论“公共管理”问题时尤为重要。毫无疑问,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但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它们的差别体现在“公”字上,只有那些具有社会共享性的共同利益才是公共利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区别“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标志。

然而社会中确实有这样一类组织,包括相当多的非正式组织,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其目的不像企业那样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是维系他们合作的基础。但这样的组织并不是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公共组织。如果说,组织是“利益共同体”,公共组织则是为谋求具有社会共享性利益的共同体。公共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它有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这些利益不一定全都是公共利益。但公共组织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否则我们所讨论的管理,就不是公共管理而是企业管理,或是各种形式的私域管理。在讨论“公共利益”时,还有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就是“利益”。我们采用的定义:利益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具有的资源与条件。显然,那些为社会成员共享的资源与条件,就是公共利益。这里提及的“社会成员”,既没有数量的限制,也没有地域的空间约束。譬如,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着大量的与本区居民直接相关的利益,如道路的整治、树木花草的栽培、休闲环境的美化等等。这种优美宜人的环境,对某些远离小区的其他地域的居民来说,或许会一辈子无从享用,从中受益。但只要有人从它处来到这里,他们就能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而获益。因为这些资源与条件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就是所说的公共利益。

诚然,这个社区的中居民利益有可能包含着相当多的仅与该区居民相关的共同利益,但从整体上分析,社区管理讨论的主要是“公共利益”问题。把公共利益作为公共管理的本质来研究所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不少西方著名学者不承认“公共利益”的客观性。我们认为,这种把概念的抽象与内容的具体化相混淆的看法是难以接受的。试问,人们讨论“人”时,谁见过“人”?见到的只是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前面已提到,我们所讲的“利益”,是那些同人们生存与发展相关的“资源与条件”,显然它们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虚幻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至于哪些是公共利益,哪些是共同利益,哪些是私域利益,不同的人,价值观不一,会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在对公共管理的定义中,我们之所以重点强调“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是因为通常人们谈及管理问题,更多注意的是效率。解决资源配置的矛盾,讲究效率固然重要,但对公共管理来说,它经常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它既要讲过程管理,又要讲结果管理,而且管理效益最终要从结果上检验。因此,有效地增进并能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精髓。从本质上看,我们对公共管理的定义与公共政策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公共政策是为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公共政策就是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调控活动中的行为规范。

三、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传统的管理理论,无论是对一般性的管理,还是对企业管理或政府管理的讨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主体本位、过程主线、效率至上、管制中心”。现代公共管理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建立一套以政府为中心的开放主体体系。它要以最大限度地谋取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来满足社会民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需求,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公共利益的增进。我们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大致应具备以下八个特征:

1)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重在公共利益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个别人的私人利益与所谓的社会普遍利益是互相伴随的。所谓个人利益就是个人为了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具有的资源与条件。马克思所讲到的“社会普遍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在公共管理活动中,不承认个人利益,就谈不上共同利益,更谈不到公共利益。因为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总是以各自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发生联系,并形成了共同利益。其中某些共同利益又被社会成员共享,成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增进与发展应当以民众的利益是否得以实现和满足为基础,而民众的利益是与无数个人利益的共同要求分不开的,社会对公共利益的尊重、保护与增进,最终也是为了实现绝大多数的个人利益的保护与增进。然而不同的个体之间,不仅存在着个人利益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尖锐的个人利益冲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可能允许“个人利益至上”,它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与不同组织“共同利益”的存在,去促进并带动个人利益的发展。“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2]

2)政府组织与其它公共组织相统一,重在政府组织上。不言而喻,政府是公共管理活动的核心主体,但它们不是唯一的主体。相反,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政府承担的不少公共管理职能及具体内容,由非政府的公共组织来承担,这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可行,后者不一定比前者差。一般地说,宏观方面的管理职能或全局性的关键事件,更多地应由政府来承担,特别是如国防、外交、重大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制定,只能由政府来完成。从微观方面的管理来看,政府可以承担一部分,但更多地应该交给社会的其它公共事务管理部门来做。愈是接近基层方面的公共事务,愈有可能让相关的非政府部门来完成。

3)社会问题管理与资源管理相统一,重在问题解决上。多数人认为,在一般的管理活动中,管理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管理的主要问题是在管理过程中,如何配置资源,使之更有效。在企业管理中,只要通过有效手段,把各种资源协调好,就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时,“效率至上”也促使人们过多地思考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公共管理则更多地是因为要解决社会问题,即由于社会多数成员所期望的现象与实际现象产生了偏差而提出来的。这些偏差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有要素及其配置有效性问题,也有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我们不否认资源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性,因为管理过程中若资源配置不当,就不能实现公共管理要解决社会问题之目的。然而社会问题管理比资源管理所包含的内容更丰富,更复杂。前者需要后者做保证,但即使后者实现目标,也不一定会使前者成功。

4)结果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统一,重在结果管理上。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对社会问题管理实际上包含三项内容:一是问题提出的管理;二是问题解决的过程管理;三是问题解决的结果管理。资源管理更多地是关注前两项内容,很少讨论第三个内容。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传统管理理论,总是先设定一个目标,然而围绕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去协调资源管理,关注管理过程。正如泰勒所言,科学管理要使劳资双方在思想上发生革命,这就是只关注增加盈利,而使如何分配盈利的争论成为不必要。这种只关注如何有效地实现目标的过程管理,而不考虑目标确定的合理性以及实际分配的公平性,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抨击。过程管理更多地强调效率,而结果管理更多地突出公平。

5)管理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重在公平上。对公共管理本质的理解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都必须认真考虑。但增进公共利益最终还是为了分配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要分蛋糕,必须做蛋糕”。蛋糕愈做愈大,人们获取的蛋糕的份额量也会愈大。要分“蛋糕”,就要考虑“公平”。我们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公共管理的两大基本目标。效率与增进公共利益有关,公平与分配公共利益有关。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公共管理的基本目标,是重在效率还是公平?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本质时,我们曾提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政府的政策机制主要解决公平问题。这里讲的公平,是广义的公平,包括分配公平、规则公平、竞争环境的公平以及程序公平等等。在公共管理讨论中,我们仍然坚持:公共管理主体主要解决公平问题,而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这里的公平,仍然是广义公平。

6)公共组织的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相统一,重在外部管理上。公共管理更多地是要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所以强调公共利益,重在结果管理,突出公平等等,实质上都是围绕公共组织对外实施管理展开的。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主要研究企业内部问题自然不必多说。在政府管理研究中,围绕着提高“行政效率”,不少人把注意力常常放在政府内部管理上。加强政府自身管理是必要的。但这种活动的最终归宿还是体现于外部的管理,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论是政府,还是其它社会公共组织,都要把对外管理的质量作为衡量其绩效的最终标准。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8

近年来洛高校《公共政策学》任课教师针对公共政策学学科的复杂性、多样性特征加强理论研究和探讨不断探索新教法。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济南大学等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政策课程组为例，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有同:

1.教材讲授法。多年来公共政策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厂般涵盖西方公共政策学介绍、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模型、公共政策概念、功能、类型和公共政策系统、公共政策价值、公共政策环境、公共政策的决策体制、政策议程和制定模式、政策工具以及公共政策的执行、评估、终结等分析过程。教材讲授法厂般会梳理上述基本理论。在讲授中首先介绍公共政策学的历史起源;其次介绍公共政策所研究的理论体系;再次介绍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和具体分析方法。通过教材讲授，让学生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脉络，了解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规范和一般研究方法。

2.案例教学法。在一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是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的重要授课方式。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来加深对公共政策学原理的认知，来实现对现实问题更加规范深入的分析，这是任课教师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解决途径之一就是案例教学法。公共政策学教材内容有大段理论阐述。虽然我国公共政策研究起步较晚，但丰富的政策发展现实使得可供用以教学的公共政策案例俯拾皆是。教师可以通过实践案例，引导同学们用所学理论指导与分析实践在实践分析中总结鲜活理论提高公共政策实践模拟的能力，从而不断提升理论分析水平和公共政策视野。每堂课可以穿插一到两个案例。一般在上一次课结尾让学生们了解素材然后分组、分班级或指定几个人准备在教师讲解的基础上引导重点发言和集体讨论其他人可以发表意见。根据教学内容逐次展开分析。逐日积累，可以整理形成案例库。一般来说，准备的同学都能充分搜集整理相关资料闻述时能做到逻辑清晰舰点独特、立场鲜明课堂气氛一般较为活跃。

3.时事解读法。公共政策的重要范畴之一就是国家每次召开重要会议出台的重要文件。一方面，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朝气蓬勃、对社会满腔热情、忧国忧民庆注时政、关注国家发展;另一方面限于知识、阅历、经验大部分学生对当前的热点政策问题一知半解、跟风赶潮投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见解思考问题和社会现实结合不够紧密容易陷入“空谈误国”的群体氛围急需老师引导。为让学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重大方针、政策肥握时政动态，公共政策学课程组根据国家重大和主要会议精神，专门制作专题讲座课件赴学生了解前沿政策。在解读时事政策时任课教师还补充讲解公共政策基本理论知识，用理论原理来解释时事政策用当前政策来验证理论原理。

二、当前我国高校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突出问题及创新思路

虽然可以较为深入地讲解教材、较为生动地分析案例，较为鲜活地结合时事但综合来看肖前我国公共政策学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理论发展滞后实践滩以和政策现实对接。公共政策学教学中理论和实践的脱节现象较为普遍。面对丰富的政策现实案例，却常常发现难以和社会的现实政策实现无缝对接。原因在于:一是教学中的教材理论有余而实践不足。限于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深度和公共政策学教学的历史，虽然《公共政策学》等众多高校的教材不断更新引用最新的社会政策案例，辅之以专题讲授和案例教学，但是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根本格局没有变教材中大段的理论叙述和现实常有脱节现象。公共政策学的核心特征—实践应用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二是理论与现实差距巨大。讲解理论基本上是从科学性角度来阐述肥标准化、系统化、理想化作为常规思维来对学生进行引导教学。但是现实、实践又是零散、复杂、多样、丰富、变化、普遍联系的，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时间差距、现实差距、情况差距都很大滩以即时跟进超前预期。

2.教学内容方法单一滩以和社会发展同步。一方面，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介绍公共政策的概念、学科对象、性质、范围对论公共政策的特征、类型、功能介绍政策主客体、环境、公共决策体制和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等内容且常年不变。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质疑能力不断提升的学生、政策分析不断发展的现实常年不变或极少改变的教学内容难以满足不断发展的政策现实。另一方面，虽然近年已经改观很多但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重规范分析、轻实证研究、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的倾向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分析、统计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方法的运用较为欠缺。较为单一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偏重于灌输理论知识使得深入、丰富的研究方法和课程教学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脱节。从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高校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仍旧没有脱离照本宣科的巢臼，并没有紧紧联系丰富的政策现实实践从根本上进行课堂教学创新。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怎么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在鲜活的政策现实中有所启发、有所收获，才是课堂教学的灵魂所在。

三、改变思路主要有两个方向

1.注重交叉学科知识渗透锻炼政策仿真实施能力。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具有跨学科、边缘性、实践性的显著特征公共政策又具有复杂性、尖锐性、普遍性、专业性、变化性和发展性等特点公共政策学的课程内容关联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系统分析与运筹学等学科。网因此交叉、综合、多学科知识的渗透和相互联系教学就显得非常必要。通过在课堂教学中渗透不同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视角，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公共政策的基础理论更加深入地把握政策对象不断增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分析等综合创新能力。在这一方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具有天然优势。我国绝大部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公共政策的着力点都放在城市且均以经济管理为主通过经济管理手段推进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因此，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教学具有学科优势。在学生逐步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知识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课堂仿真模拟教学通过当前我国现实政策问题的模拟和解决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主动性膜拟现场情况进行实时点评。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9

论文关键词：公共信息资源低效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很多，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旨在为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提供建议与帮助。

1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与现状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水平作为政府和公共组织发展水平的标志，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纵深发展，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国内学者看法不一。文献[1]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指围绕公共信息资源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它以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政策法规为保障，信息素质的培养为关键。”文献[2]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社会行为主体及其网络化组织结构，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和信息资源效用价值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综合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在公共参与下实现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多元管理。”由于公共信息不仅属于公共产品，拥有公共性，同时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又具有信息的特殊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不仅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还属于信息管理的范畴。笔者认为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中，不仅要解决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率以满足公共需要的问题，在管理过程中兼顾信息产品的特殊属性，掌握其传播与共享的内在规律也同样重要。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我国近些年来在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公共信息资源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标准的制定以及政府电子政务的推广等。然而伴随进步的同时，相关的问题也开始凸现，例如由于缺少信息保障、信息制度造成的公共信息获取困难；由于责权不明确，监督无力而导致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失责；由于管理主体单一，市场化程度低，造成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低效及浪费等。这些现象不仅严重闲置、浪费了公共信息资源，还加剧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让社会公众对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产生了不满与置疑，同时也阻碍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造成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局面。对于这些现象，国内学者多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出发进行原因的探析。笔者认为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现状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症结是由于其内在属性造成的内生矛盾，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试图找出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内生原因，旨在为提高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提供部分思路与建议。

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2．1基于委托——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分析

2．1．1“委托——”理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委托——”理论，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通过选聘不是产权所有者的机构或者人员，在法律允许或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在委托一关系中，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委托者的授权不当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二是方的道德风险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三是委托链条越长，风险越大。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委托——关系中，公众是公共信息资源的所有者，所以可被定义为委托方，依法享有对委托的权限、事项及方式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而拥有与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行政部门、公共管理机构可看作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方，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形成委托关系，依法享有委托权事项的执行权。

2．1．2委托——关系下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1)过度授权导致者不正确用权造成的低效

者权力的大小及行使方式主要来自于委托者的授权，而这种授权关系主要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目前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政部门究竟有多大的权，如何行使这些权，对不当行使权该如何处理，国内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在者拥有“无限”权力而监督却无法具体和到位的情况下，者极易不当用权。

(2)委托链过长，导致的低效

由于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而我国各行政管理级从上至下，复杂冗长。公共信息的层从初始委托人公众到达最终人政府所要经过的中间层多达五六个。层级增多，意味着信息的传输更易滞后、失真，过多的委托关系不仅可能造成人对委托人目标的执行扭曲与偏离，还会模糊每一层级委托人与人的责、权、利关系，导致激励弱化。此外，层次越多，信息流越长，使得监督成本不断增加，监督难度也不断加大。

(3)道德风险导致的低效

道德风险的发生常常是在者自身利益与委托者利益产生矛盾，者利用手中的决策权，增加自己福利，而不惜损害委托者的利益。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经常面临利益的诱惑与选择，在乏力的监督与高额的违规回报的对比中，者不正确行使委托权、的可能性增大。如114台出卖优先报号权、高招办出卖高考查分权就是者发生了道德风险的典型案例。

(4)约束、激励及监督体制不健全引发的低效

一方面，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由于对公共信息资源合理使用与监督的体系不健全，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基本是靠行政的“收放权”来进行的，激励手段的不明确，导致委托人对人的使用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委托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利益关联不大，因此公众的监督欲望并不强烈。乏力的约束方式与监督机制；公众的分散性与淡漠意识；相关机构“同盟”事不关己的态度；媒体监督的缺乏效力(如很多不正确用权迫于媒体压力而停止，但者的行为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理，也无法保证此类行为不再发生)，都使人增加了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从而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低效。

2．2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2．1博弈论理论

(1)博弈论(gametheory)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它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由3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决策主体；二是给定的信息结构，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

(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博弈关系

从参与人的角度来看，公众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者——政府公共管理部门构成博弈的参与人；从策略选择来看，可能的若干种选择，形成了博弈的策略集；从效用选择来看，溥弈各方都会选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信息领域，博弈效用的最大获益者基本都是强势参与者。

2．2．2典型案例分析

(1)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由于有关部门怀疑爆炸可能污染松花江部分江段，地处松花江下游的哈尔滨市为确保市民安全，市政府做出了停水决定，并于11月21日发出了《关于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全面检修临时停水的通告》。在吉石化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中，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消息封锁的办法，并隐瞒了停水的真相，造成了市民恐慌与猜测的心理。哈尔滨当地盛传将发生地震的谣言，短期内造成了市民储藏食物，离家外逃等人心惶惶的局面。

(2)案例的具体分析

从参与的双方来看，作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主体的政府决策部门因拥有较多的博弈资源，如财政、信息等资源成为博弈中的强势方，而公众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无组织状态，由于没有平等的博弈地位与信息资源，很难提出能够保护和发展自己利益的措施和建议，是博弈的弱势方。

从策略选择看，强势政府选择封锁信息作为博弈策略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对于应对突发应急事件，其途径有若干种，选择封锁信息，在于这一方案简单易行。对于政府而言，既不用为承担安抚公众不满情绪烦恼，又不用为损坏政府形象买单；而作为弱势方的公众，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被动情况下，反应只能是相信或猜测。

从效用选择看，博弈各方都会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强势政府选择既省事又有效的封锁信息的办法，不是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强势博弈方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而言，短期来看这种选择是投入最小，效用最大的一种。而作为公众，由于没有策略的提出并进行充分博弈，只能选择相信虚假信息或半信半疑、私下猜测，任何一种选择，都会造成自己效用的减少。

2．2．3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如果仅仅认为上例中的哈尔滨市政府的行为与我国2003年非典初期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消息封锁的办法只是一种偶然或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大环境下，政府或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部门采取类似的应对办法似乎是必然的。

(1)市场信息不完全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信息分布足不均匀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的利益主体披露其真实信息，因而，信息流动会受剥刮益阻碍。在一般情况下，信用双方如果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当掌握较多信息的人与掌握信息较少的委托人之问建立合同关系时，博弈的主要表现就是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隐瞒信息。

(2)博弈主体不到位

任何一种管理活动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作为指导。这个统一的规范，既是管理部门日常工作的行为标准，也是检验其工作质量与有效性的基本依据。为了充分保护和体现博弈各方的要求和利益，规范的制定者应该是博弈双方以外的局外人。而我国，目前有权制定相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与法规的是各级政府，作为博弈的参与主体，身兼政策制定与行动执行的双重角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在制定规范时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完全自律。

(3)缺乏充分的博弈过程

制度经济学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个体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而制度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因为只有多方博弈才能接近博弈的理想状态——即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同时促成博弈各方自觉自律行为，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好处，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从而得不偿失。公共信息管理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也应该是一个多重的、多层次的各方博弈的结果。而现行我国的公共信息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远无法达到多方博弈的状态，不充分的博弈过程，使得博弈中的强势方违约、失德行为在短时间内成为必然。

2．3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3．1公共选择理论

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因此将各级行政机关统称为官僚，而这方面的理论被统称为官僚经济理论。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管理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是由人制定，因此也需要人去决策，而执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特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总是集体利益的代表和反映。行政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同样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也会犯错误。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与交易政治学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基石。

2．3．2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公共信息资源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来解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共部门(我国一般是政府机构)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将履行公共信息产品提供者的职能，常常直接提供市场可能供给不足的公共信息资源，并履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外在效应消除者等角色，管制自然垄断、处理信息不对称等。但由于公共组织自身的官僚机构的特性，政府根本无法高效地提供公共信息资源，具体原因如下：

(1)垄断导致的低效

首先由于政府部门垄断着大部分的公共信息资源，做为官僚机构的政府，其垄断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供给活动必然缺乏竞争。而竞争对于激励理人的内在动力、提高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垄断性不仅使其失去了竞争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同时也失去了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内在动力。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垄断，导致了公共信息资源难以及时有效地被供给、利用与开发。

(2)政府公共行为导致的低效

政府公共行为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是“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政府官员虽然对公共信息资源有支配、占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没有提高效率使得成本最小化的激励。同时，与市场中的企业家相比，由于政府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因此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频繁发生，以上两点都导致了政府公共行为的低效。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动力而导致的低效。一般行政机构中，官员的劳动补偿与其劳动成果和效率联系不大，或者说联系不紧密，不仅因为政府官员的劳动成果和效率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还因为政府给予官员的报酬也并非根据其工作绩效，更大程度上依据的是职位的高低和制度上的硬性规定，而且规定一旦做出就很难改变。

于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官员只有争取职位和权力的动力，而没有提高效率和改善工作质量的压力。政府公共行为低效的无法避免，使得同为公共管理范畴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趋于低效成为必然。

无论是用委托——理论、博弈论还是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为，都表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无法避免的内生矛盾使得管理的低效似乎难以克服。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结合现实，认为以下几点建议对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会有所帮助。

3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途径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化

法律作为对行为责任的强制约束，在实际生活中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尽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为各级政府，但普遍存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的信息寻租、政治创租的行为，都呼唤更有力的法律来保证公共信息资源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笔者以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立法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具体程序；④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果评价与效率评估；⑤行政机关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责任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相应后果等。

只有明确责任，建立对称的责任体系才能有效的限制权力的腐败与滋生，将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内在不可避免的低效性降至最低。

3．2探索多元化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模式，提高供给效率

3．2．1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我国可以通过探索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文献[10]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公众信息意识的强化以及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展，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组织分化程度不断提高，原来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功能等为一身的庞大政府行政结构也面临分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管理渠道，为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开辟了新的道路。”政府可以鼓励多种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形式如公公合作、公私合作、私人参与等多种形式，打破长期以来政府一家垄断的局面。竞争机制的引进必然会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

3．2．2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分级分类，积极探索不同的管理模式

根据公共信息的类型，可以探索确立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完全由政府进行封闭式管理；而对不属于国家机密的并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信息，如政府法律、政策信息、公共灾害的防治信息，则可尝试由政府组织开发、利用，并免费提供给公众；而对于商业信息一能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并满足特定个体需要的信息，可以允许商业信息机构在公众信息的基础上开展增值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而政府可以完全退出此领域的管理，只作宏观调控。

3．3加强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不仅需要提高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包括软硬件的开发)，建立高效的信息公开、共享制度，注重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协调管理与深度开发也同样重要。

3．3．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同时要加快各级图书馆、文化馆、资料馆的建设，为社会公众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

3．3．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强部门信息共享

要加快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支持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不同业务部门、不同行业系统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问的信息共享。

3．3．3挖掘公共信息资源的内在价值，做好公共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

目前国内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大多还只限于对数据的简单统计、罗列和。而对于深层次的分析、预测却涉及很少。很多部门的公共信息，如进出口、旅游业、气象信息等，如果能对累积的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加工与挖掘，不仅能为更多的企业和公众发挥指导作用，还能为其引进资金、开展国际贸易、更好的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机会。

3．4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参与的公众化，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必须保障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一方面，管理机构受公众的委托，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管理，而公众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委托人，无疑是最有权利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建议与监督的群体。另一方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作为公众的委托人，承担着对信息管理效果的回应义务，在信息收集、信息管理、信息利用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公众了解、参与的过程与机会。国外在保障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对公众的参与权，都有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如美国的《文书节减法》。该法规定：机关在申请进行信息收集时，还要同与信息收集有关的公众或受影响机关协商，征求其意见，以评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负担、效用等。再例如对于信息公开方面，发达国家也都有诸如《阳光政府法》、《公共信息法》等作为公众合法的获得公共信息的保障。在我国，也应该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广泛参与，才有可能真正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提高。

公共管理常用理论篇10

【关键词】公共管理 公共事务 公共领域

综合分析已检索到的文献资料，关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理论界与公共管理部门的重视，并成为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旨趣或规范基础。

1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必要性

“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所有，在国家管理职能中，非常明显地，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变化，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性指称政治层面。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曾出不穷，公共管理由“公共”和“管理”构成，在我国，它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的活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内涵表现为是一种分析工具的“公共性”。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是一种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认为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作为一种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是一种价值基础的“公共性”，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是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体现公共部门活动的公正与正义，体现人民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公共部门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缺陷，体现为公开与参与，支持公民社会及其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我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凸现的必要性在于公共管理实际上仍然是以国家为核心，由于公共管理权力的公共性意识淡薄，促使公共管理的官僚制结构的泛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的自我封闭。我国公共管理现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市场体制仍不成熟，我国的法制建设虽取得一定进步，却常常缺少市场运作的经验，约束性法律法规仍不健全，内容也不明晰。我国的第三部门还难以担负起公共管理的重任，我国公共权力呈单向运行态势，非政府组织效能很难发挥。随着我国第三部门的成长壮大，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研究不仅是公共部门的内在要求，就其现实性需要而言，也是公民社会外力推动的结果。因此，必须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公共管理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改善政府的管理绩效，强化公共服务的理念要求，更好地凸现公共性。公共管理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注重效率的理念，需要明确责任的新管理观要求公共部门凸现公共性。

2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存在的基础

依法治国意味着一切公共权力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权力与法律冲突时，权力无条件服从法律，公共管理公共性必须在我国政府和公众中树立起法律法规，这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公共性是相辅相成。国家是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受益对象是全体社会公众，公共性是社会性的特殊体现，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社会性以公共性为指导。社会性具有量的规定性，公共性则有质的规定性。公共性是我国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公共管理主体之所以是公共机构，尽可能吸纳一切可以吸纳的人或组织参加，从事公务活动，而不是私人事务，代表的行为目标必须具有公益性本质，公共管理主体只有依法行使权力，是公众意志的表达，才真正具备合理性。它体现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要求公共行政进行价值判断，即追求社会公平是公共组织的天职，公共管理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公共管理在保证效率的情况下，对整个社会发展肩负引导义务，应该对有效的管理和社会公平做出承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体现出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避免对公众利益的侵害，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的作用在于有利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车轮，有利于实施公共管理活动，实现公共利益，以社会公众的喜好为导向，实现公共利益。

3公共部门采用私部门管理工具彰显公共性

私部门管理的核心内容表现为追求不能损害社会中其他人的权益和利益，私人组织的控制力主要来自市场，它也不处在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场之中，，它所管理问题涉及的标的人口较少。公共部门采用私部门管理工具有利于我国公共部门提高公共服务效率，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利益博弈进入公共管理领域，我国公共管理公共性受到威胁。而私营部门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将私部门管理手段运用于公共部门，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与管理哲学，满足民众的需求。比如通过绩效管理使公共管理组织的激励约束机制有了依据，，改变政府机关的浪费，加快了转变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借鉴卓越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打破公共部门的垄断局面，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广泛运用科学管理方法，构建科学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改革和创新公共部门管理方式，引导政府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重塑公共部门管理的业务流程，实现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更有效率和活力。又比如实现标杆管理，促进公共管理组织学习和变革，彼此合作、信息分享，主要以竞争者为对象，并了解对方是如何实施某项具体程序，希望创造组织的成长空间，发展出新的、能符合未来挑战的能力，充分利用好战略管理手及长期发展战略，不断提高自身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庆东．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实现途径—兼评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现状［D］．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博士论文，2002．

［2］王乐夫．试论公共管理的内涵演变与公共管理学的纵向学科体系［J］．管理世界，2005(6)

［3］武玉英．变革社会中的公共行政—前瞻性行政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陈振明．竞争型政府—市场机制与工商管理技术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