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预期成果十篇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1

关键词：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收入；供给；预期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1-0007-04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1］。所谓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就是对于扩大消费需求长期有效的一系列政策、方法或制度。显然，这些方法、政策或制度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系列政策、方法或制度的总称。消费需求既包括政府需求也包括居民需求。扩大消费需求主要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要形成收入稳定增长机制

收入决定消费，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就需要形成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收入增长了，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额也会增长。劳动生产率是决定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收入就会增加，为什么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高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历史因素和消费习俗等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主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文化教育水平总体上与收入成正比，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越高，回报率也越高，研究生学历的收入要高于本科生，本科毕业生收入要高于中学毕业生。当然不排除个别小学毕业生收入比大学生高。因为接受文化程度越高，越能够从事复杂劳动，“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2］要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就要让更多劳动力接受更高程度文化教育，首先，要让更多的劳动力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行12年制义务教育，适度扩大大学生招生规模；其次，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良好的职业教育对于提高就业质量进而提高劳动力价格至关重要；再次，就是要均衡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正如党的十报告所言：“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1］为此，就需要增加教育投资，增加教育投资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财政投入，提高教育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另一个就是支持民办教育，加大社会投资力度。在增加教育投资的同时，还要优化投资结构。从大中小学投资结构而言，要加大对中小学的投资；从城乡结构来看，要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资，因为农村学校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育基础设施要远远落后于城市学校，城乡教育水平相差悬殊；从重点与非重点学校投资结构而言，要加大对非重点学校的投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存在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更好的师资力量，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集中有限财力让少数重点学校办出高质量的教育，却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不利于公平教育，因此，要取消重点学校，大学按照同一学科同量学生获得同量教育经费，中小学按照同量学生获得同量教育经费的原则获得财政经费；从不同所有制结构而言，公立教育要保证公平，非公立学校可以根据供需状况收取费用，举办优质教育。

资本和技术的密集程度也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制约收入的提高。同一劳动力支配的资本量决定其收入的高低，能够支配的资本越多，劳动生产率越高，收入自然也就越高；相反，能够支配的资本越少，劳动生产率相对越低，收入也就越低。同时劳动的技术含量越高，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力的收入也越高；相反，技术含量越低，劳动生产率也越低，劳动力收入也就越低。因此，要提高收入，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就需要不断地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技术进步，以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代替低劳动生产率的产业。

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不仅需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更需要科学的企业制度。制度是内生性因素。只有良好的制度才能把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在一起，产生出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之所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制度设计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特别是产出与劳动者收入相关性比较低，甚至不挂钩，多劳不多得。因此，需要设计良好的制度，用制度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不断提高收入，特别是实现党的十报告所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就需要形成一个劳动力收入正常增长的机制。从劳动力构成来看，无非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的工作人员，依靠财政获得收入；第二部分是在各类企业工作的人员；第三部分是劳动力自己创业包括农民。第一类由政府决定，包括要根据行政级别每年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幅度；政府要为第三类劳动力提供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受雇于企业的劳动力，如何形成企业劳动力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是未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更是劳动力获得稳定收入的重要途径，这一部分劳动力数量会越来越多，更多的农民会转移到企业中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的工资自然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降低，供不应求价格会提高。值得进一步提示的是：一是劳动力价格具有刚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增加，不能降低；二是劳动力价格的高低要受到文化习俗等的影响；三是劳动力价格不能低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水平。因此，劳动力价格的正常形成机制实质上也就是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机制。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当然这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吸引了国际资本，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是长期维持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不利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利于推进城镇化，也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之所以劳动力价格水平比较低，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自然劳动力价格就比较低；二是在劳资搏弈中，劳弱资强的特点十分明显。要形成劳动力工资的正常形成机制，就需要使劳动力与资本所有者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这一地位的形成依靠单个劳动力是无法解决的，必需形成能代表劳动力利益的代表，而这一代表显然就是工会。目前我国的工会组织还不健全，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往往还不能有效发挥工会的作用。我国企业的工会基本上都隶属于企业，受制于资方，一旦发生侵害职工利益的现象，工会组织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行的选择就是成立行业工会或地区工会，由工会组织代表劳动力与资方进行谈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如果工会不能为工人尽职尽责，怎么办？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把工会负责人的收入与工人缴纳会费挂钩，工会领导人由加入工会的全体员工选出，如果工人不满意就可以罢免工会领导人或者不缴纳会费。工会领袖的工资既不能由政府出，也不能由资方出，而是由工人与企业共同出资。工人与工会领袖直接形成了委托关系。这样就可以形成政府、工会、劳动者、资方四方谈判机制。政府负责制定规则，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工人自由选举工会，资方与工会直接谈判，这一机制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工资的决定机制。其结果既不是资方说了算，也不是工人说了算，而是通过谈判来解决。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并不是增长得越快越好，这样就会损害资方利益，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最终会损害工人利益；工资也不是增长得越慢越好，这样就会损害工人利益，工人无法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除了不能为企业提供足够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外，也不能有效扩大消费需求，企业产品卖不出去，最终损害了资方利益。工会的地位由法律赋予，目的是维护职工权益，实际上也是维护资方权益，协调劳资关系。

二、要形成改善供给拉动消费的机制

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消费。供给量决定消费量，供给结构决定消费结构。供给包括供给的质和供给的量。要扩大消费需求，一是需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提供更多的优质商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更多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不放心，纷纷转向国外品牌，于是就出现了国际奶粉市场价格连续下跌而在国内市场上“洋奶粉”价格却逆市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严把质量关，重塑消费者信心。其他诸多商品和服务均是如此。二是需要提高供给量，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质量商品，从量上满足消费者。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于短缺经济时代，自然就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目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基本上可以满足居民需求，但依然存在结构性短缺，其结果导致价格大幅度上涨。比如，之所以我国房地产价格近年大幅度上涨，其根本原因还是供给不足，满足不了消费者需求，只有提供更多商品房实现供求平衡，房价才能稳定，才能让更多的消费者买得起房子。要提供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就需要培育一大批讲信誉的企业。而政府自身不能办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就要制定竞争规则，让企业公平竞争；同时要严厉打击违法生产，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及其经营者。假冒伪劣商品的背后实质是劣质的企业。如果不能有效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三是要优化商品和服务的结构，对于一般商品而言，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供给与需求相匹配，让更多商品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更要认识到供给可以创造需求，生产可以创造消费，要通过生产新的商品和提供新的服务刺激消费。一个苹果产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为之痴迷，一部泰坦尼克号电影让世界亿万观众为之倾倒，创造出巨额票房收入，张艺谋先生的一系列印象派演出不知让多少游客停下了匆匆的脚步，极大地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如此等等。要提供新的商品和服务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就要求让更多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因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进而需要推动企业进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协同创新，特别是要形成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机制和文化氛围，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更要允许失败，因为即使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也比较低。

三、通过改善预期形成消费者敢消费的机制

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不仅要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还要受到预期的影响。良好的预期有助于提高消费需求，不良的预期将抑制消费需求。对消费产生影响的预期包括收入预期、物价预期、社会保障预期、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预期等。

收入对消费自然产生较大影响。如果消费者作出未来收入快速增长的预期，就会提高其消费水平；如果作出收入低增长预期，自然会降低其消费水平。收入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收入量；二是未来收入增长速度。现有的收入量对于每一个消费者而言都是既定的，因此，收入预期决定于消费者未来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的增长速度除了受供求关系影响外，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那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提高劳动力素质，需要让更多劳动者从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物价预期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平稳的物价水平会使消费者对未来生活产生稳定感，并形成稳定的消费预期。过快上涨的物价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消费产生影响：一是提前消费，导致未来消费不足。因为消费者具有买涨不买落的特点，在收入水平既定的前提下，购买的越早自然购买力越强，同量货币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购买的越晚则购买力越弱，同量货币只能购买较少量商品。二是过快上涨的物价降低了实际购买力，让更多消费者倾向于储蓄以防止风险。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需要形成稳定的物价预期。稳定物价就需要形成供求平衡的市场关系，既不能形成长期的供大于求，也不能形成长期的供不应求。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相应也要求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变化的信息对供给量和供给结构进行调整。

社会保障预期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是要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之所以我国消费率低而储蓄率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预期，担心养老、医疗、失业等问题不敢消费。为什么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居民敢于消费，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居民能够获得高收入，另一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后顾之忧，不仅上一代人没有后顾之忧，下一代人更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储蓄，扩大了即期消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初步建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覆盖面比较小，保障水平比较低。要扩大消费预期，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增强国家财政实力，进而要求必须保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公共产品预期来看，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产品，意味着改善了消费预期，减轻了消费者在公共产品上的支出，消费者就可以增加其他方面的支出。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包括更加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供更多的免费公园等。2012年国庆节中秋节小长假实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极大地释放了消费潜力。高速公路收费减少了几个亿，却带来了旅游收入增加了几百亿，由此可见，公共产品对消费需求的巨大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2

教育成本是教育经济学中的概念，是20 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而提出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成本不仅包括那些直接支出的成本，还包括因成本投入而失去的其他收入的隐形成本。就高等教育而言，由于服务对象是在校学生，高等教育成本应该以高校为学生付出的耗费作为教育成本计量，它是以高校为会计主体，因此只计算高校的直接货币成本，并不包括机会成本。[1]这样一来，高等教育的成本计算就可以简化为学校为培养学生而支出的费用，由此，成本总额除以接受教育的在校学生数即生均成本，就可以作为高等教育成本的衡量指标。

教育成本预测是根据成本特性和大量的经济信息资料，分析影响成本的各种因素及其程度，掌握成本的变化趋势与规律，选择恰当的预测方法，对成本的未来发展趋势或状况进行估计，为学校的决策、计划服务，以提高学校综合效益的一种会计预测。[2]预测的方法有很多，由于高等教育成本受社会经济、政策等多个复杂因素影响，信息数据的获得无法十分详尽，因此本文采用原始数据需求较少、预测精度较高的灰色系统模型方法。为了更够更加准确地说明高等教育成本的未来走势，就要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在相当的货币水平来比较成本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因为当年的通货膨胀率=（现期的物价水平―基期的物价水平）/基期的物价水平，物价水平可以理解为固定商品的价格计算值，所以，通货膨胀率可以通过CPI（居民消费物价水平=一组固定商品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值/一组固定商品按基期价格计算的值）间接得到。

本文采用DPS7.0软件，通过灰色系统模型方法，利用2002年至2008年高等教育生均成本的数据，对未来5年的高等教育成本做出预测。采用生均经费数据的原因是没有生均全额成本数据，生均经费基本上能够反映培养成本的情况。以下即为灰色预测结果：

预测模型：X（t+1） =163.736795e0.472716t+-23.372040

系统评价模型，C=0.2693很好；p=1.0000很好

未来5个时刻预测值，即2009年至2013年高等教育成本预测值：

X（t+1）=1687.40736；X（t+2）=2707.18509；X （t+3） =4343.26132

X（t+4）=6968.09353；X （t+5） =11179.23234

该模型系统评价很好，预测结果具有参考价值。从结果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成本呈直线上升趋势，到2013年高等教育成本将突破万元。高额的成本不但加重社会负担，而且为受教育者带来很大的压力。

二、高等教育收益的灰色预测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讲，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投资收益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教育的态度也不例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式”到“大众化”的转变，大学生不再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根据市场经济供需关系的理论，大学生的就业优势已不在。而大学生就业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就是凝结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高等教育投资的最终体现。影响高等教育收益的因素很多，其衡量标准也多种多样。本文采用大学生起薪作为高等教育收益的一项标准。虽然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在薪酬方面的表现可能会在工作未来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是起薪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有着对教育投资收益的最直接的感受。本文仍然采用灰色系统模型方法，利用路万忠在《我国大学毕业生一次性就业与起薪》中提供的2000年至200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数据，对未来十年的大学生起薪做出预测。以下为灰色预测结果：

经过两次残差序列分析，得出预测模型：X （t+1） =594.442729e0.112406t+-503.435580

对当前模型的评价： C=0.2321很好；p=1.0000很好

未来10个时刻预测值，即2006年至2016年大学生起薪预测值：

X（t+1）=1557.15157；X（t+2）=1509.89618；X（t+3）=1467.40986；

X（t+4）=1429.78120；X（t+5）=1397.12930；X（t+6）=1369.60648；X（t+7）=1347.40136；X（t+8）=1330.74234；X（t+9）=1319.90158；

X （t+10） =1315.19939

该模型系统评价很好，预测结果具有参考价值。以上预测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大学生起薪自2006年呈逐年降低趋势。以2012年为例，灰色预测结果显示大学生起薪约为1347元，而观察前面做过的对高等教育成本的预测结果发现，2012年高等教育成本约为4343元。而2013年高等教育成本将达到6968元，大学生起薪却只有1330元。高等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差距在不断增大，这可能也是近几年兴起的新“读书无用论”的产生原因之一。

三、高等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建议

导致大学生起薪逐年降低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1）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劳动力市场中的大学生数量激增，市场中供过于求的现状使得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下降。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是由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决定的，而高等教育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种不同的供需关系，两种市场变化不同步、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的博弈都会对高等教育预期收益产生影响。[3]这也说明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出现收益低于预期的情况也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现象。（2）大学生起薪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有直接关系。我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引入国内，使整个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市场更加有活力，至今已取得辉煌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存在非完全竞争性，尤其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市场持续低迷，这些市场及社会因素都会影响大学生的起薪状况。（3）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但是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短缺，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并没有使得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就是说大学生的优质率随之下降了，加之我国高校存在的专业设置、培养方式雷同，使得大学生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而无法拿到高薪水也是市场公平的表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大学生起薪降低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产物。出现这种现象是相当正常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不可盲目陷入“新读书无用论”的泥沼。对于新进社会的大学生而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尽量找到与自身人力资本等价的工作，不可妄自菲薄、眼高手低。为了更好地支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鉴于高等教育成本持续增长的趋势，国家应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完善高校奖、助学金制度，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同时保障经济平稳较快的健康发展，以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在维护经济大环境的同时保证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持续增加。

参考文献

[1] 杨晓慧，温玉芹，黄海琛，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交流，2010，8：205-209.

[2] 王同孝，王宇轩，孟凡斌，商广蕾.高等院校教育成本预测方法新探[J].理论探索，2004，03：34-35.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3

关键词　劳动者选择　生命周期理论　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

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与非均衡是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更多的是由劳动者本人的行为决定，劳动者在衡量成本和收益之后，做出选择，包括是否选择工作，以及选择工作或是选择教育。

劳动者如选择教育，此时其身份是纯消费者和为未来投资教育的投资者，劳动者如选择职业，赚取报酬，其身份为消费者和储蓄者，为当期生活与未来生活做储备。劳动者在当时当地所做出的选择，无不是比较当期成本、当期收益，未来成本、未来收益后的选择。劳动者的选择会受到其在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所影响。

一、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与永久收入消费理论的借鉴

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M.Friedman)提出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有一个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两种假说的前提为：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

上述两种假说都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单个消费者是前向预期决策者，有几点是相同的：第一，消费不只同现期收入相关，而是以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第二，一次性暂时收入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很小；第三，当政府想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只是临时性的，则消费并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效果。而两者的区别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偏重对储蓄动机的分析，从而提出以财富作为消费函数的变量的重要理由；而永久收入假说则偏重于个人如何预测自己未来收入问题(高鸿业，2004)。

人在社会上有多种角色，因经济学中研究的偏重方向不一样，人既可以是消费者又可以是劳动者，成为消费者的前提必先成为劳动者，劳动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会做出各种选择，选择工作或是选择教育，选择教育的方向和内容，选择工作的类型和职业方向。本文认为人作为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的选择，类似于生命周期假设和永久收入假设中消费者的选择，类比之后，本文认为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的选择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劳动者选择不只同当期选择时的自身情况和所处环境有关，他的选择会结合当期的实际情况，并以一生的职业发展方向作为其决策的依据。

第二，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对教育和工作的选择与其年龄阶段有很高的相关性，理性劳动者通常会选择在合适的年龄进行合适的选择，接受教育的年龄阶段比较固定，即接受小学至大学教育的年龄阶段是相对固定的。除接受教育的其他阶段，劳动者选择工作，其工作的时间包括工作、寻找工作以及失业的时间。

第三，由于劳动者做选择时，会站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基础上考虑，以整个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所有劳动者当期选择也受其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尽管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未来的收益不如等量的当前收益更有价值，但是心理学家用看重当前(pre―sent-oriented)以此来描述那些对未来的事情或结果不是非常在意的人。看重当前者就是指那些用很高的贴现率(r)来对未来的收益加以折现的人。”(伊兰伯格，史密斯，2007)看重当前和看重未来预期的劳动者都会以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为前提，所不同的是其贴现率不同。

第四，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两个重要的选择，教育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具有替代效应。劳动者生命周期的生存和工作的的总时间是确定的，按60岁退休计，劳动者将在这60年中去分配其教育与工作的时间，选择受教育必定会损失工作的时间，反之亦然，所以教育与工作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第五，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有三种身份的共存和转变，这三种身份分别是消费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劳动者的消费是现期的支出，包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储蓄来源于现期收入，为未来考虑而作的储备，未来可以得到确定收益；投资来源于现期收入，也是为未来考虑做的决定，未来得到的收益不确定。教育属于投资，接受教育的预期不一定与未来的真实情况相符合。

第六，短期社会的教育与职业变动引起劳动者选择时的教育与就业方向变动较小，劳动者将会受长期变动趋势的影响。

二、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应用

在我国学历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包括：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大专(大学专科)、大本(大学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班、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我国自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的特点。照目前看来，由于义务教育的年龄段限制，且初中毕业者选择相对较多，中国劳动者生命周期中第一个重要的选择时间为初中毕业时(约15―16岁)，初中毕业后有三种选择，即第一，直接工作，第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教育及各种短期职业培训等。它为社会输出初、中级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第三，继续上高中，为日后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

劳动者第二个重要的选择时间为高中毕业时(约18―19岁)，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即第一，工作；第二，参加高考，高考分流后，选择读大专／高职，或读大学本科。

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这两个选择时段中，劳动者的选择不仅决定了自身未来的发展前途，当无数劳动者的选择具有相同的指向性时，其职业选择也集合为了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现今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民工荒”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相关原因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本文认为从劳动力供给方面出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些问题与劳动者生命周期的选择有关，这两个时段的选择将决定劳动者未来生命周期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本文将讨论在劳动者做出选择时，是什么影响劳动者的选择，以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如何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在现期做出选择。

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劳动者如选择投资教育，则是纯消费者，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的，要继续学业，教育和生活的费用由父母负担，劳动者的选择是自身和父母所组成家庭的联合决策所决定的。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在基础

设施建设，劳动者收入、消费方面，城市和农村都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收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劳动者在进行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就业选择时，面临的自身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期是有很大区别的，这将直接导致其选择的不同。

(一)关于农村居民的选择

据统计，农村人口从90年代起虽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一直比城镇人口高，2006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4％(注1)。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上。而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农村大学生比例三十年来下降一半(数据来源：广州日报，2009-01-23)。从以上数据可以判断，上世纪80年代，占全国总人口八成的农村人口拥有占当时全国大学生总数三成以上的农村大学生，而到了2006年，占全国人口近六成的农村人口只拥有占全国大学生总数不到两成的农村大学生。按比例来说，农村大学生数量下降的比例快于农村人口下降的比例。

是什么让农村大学生数量下降了呢?

如图1所示，16岁是初中毕业生的年龄，如选择读高中，考大学是其最终选择，22岁大学毕业，其间有六年的时间，选择读大学后，其成本包括六年间放弃的工资性报酬以及生活费、学费。这六年中劳动者是纯消费者，其与父母的家庭为劳动者共同进行教育投资。而教育投资的费用来源于其家庭中父母当期收入和之前的储蓄，如教育投资的费用等于或大于此家庭中的收入和储蓄，此家庭将负债，生活肯定会难以为继，基于对未来劳动者受高等教育后整个生命周期中收入的起点和增速较高，此家庭会选择负债进行教育投资。

但目前的问题如图一所示，工资性报酬流B代表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工资性报酬流A代表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报酬，工资性报酬流C代表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报酬(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待遇出现趋同趋势(注2))。从图1可以看出，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选择读大学的成本没变，某种程度讲可能是增加的，而总收益确在下降，由之前的收益1与收益2之和降到了现在的收益2，这意味着现今一个农村家庭为孩子受高等教育所进行的投资，与以往相比，劳动者会在生命周期中用更长的时间去偿还，这会使家庭所承受负担加重，其心理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以上分析显示农村居民选择读大学的比例下降了，他们一般会接受收益较小，负担较轻的选择，义务教育之后即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二)关于城镇居民的选择

自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多，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就业率自2007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基本形成供大于需的局面。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农村大学生比例的降低，城镇大学生比例相应升高，为什么在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城镇居民的适龄劳动者中选择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也越来越多。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0年7月通过民意中国网和互动百科网，对1718名公众的在线调查显示，80.1％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学历门槛。求职招聘、评定职称和职位晋升，成为学历门槛最明显三大领域。在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是高收入人群，统计数据显示：公司高管本科以上学历占到了七成以上，高层管理人员学历与月薪成正比(注3)。劳动者对高学历的预期是有根据的，高学历的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晋升的机会更多，更有可能得到更高的边际收益。

如图1所示，相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城镇家庭的整体收入较高，投资教育对家庭负担较轻，虽然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如之前，但在职业生涯中，投资高等教育比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高。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分析，城镇居民在投资教育的负担相对较轻的情况下，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会更多的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三)关于“民工荒”、“公务员热”问题的生命周期分析

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来看，“民工荒”、“公务员热”与劳动者对工作的稳定性诉求与未来工作能力下降后能享受到的福利政策相关。“民工荒”并不是劳动力供求市场中静态的供不应求，从劳动者的角度讲，未进行进一步的高等教育投资，导致其职业生涯中连续的工资性报酬的增长率较低，而且职位升迁的机会不多，加之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面较小，农民工的工作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在有工作能力期间，选择其当期收益最大的工作。农民工的这种工作不稳定也导致了其选择的随机性更大和其选择的稳定性更低，受当前政策和经济环境影响也更大。当政府取消农业税，农民的农业性收入提高后，当农民有了一定积累可以自己创业时，即当农民有了多种选择可以维持生存和生活时，企业的不稳定工作和低社会保障功能对他们来说吸引力自然就降低了。

“公务员热”中报考公务员的大部分是大学生及以上学历，最近几年，政府为提高公务员素质，学历在职务晋升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公务员在职业生涯中工作稳定，福利待遇高，退休后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保险。在生命周期中的工作和退休阶段，公务员这个职业对高学历劳动者都很有吸引力。

三、从劳动者选择的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的政策建议

在劳动者选择的生命周期理论中，每个劳动者及家庭都是根据一生的全部预期决定其选择的，即每个劳动者及家庭在每一时点上的教育和职业决策都反映了该劳动者及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达到的理想分布，以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企图。

劳动者的整个生命周期由受教育、工作与退休三个连续的阶段组成，每个阶段的目标都是使本阶段达到理想状态，此阶段理想状态为下一阶段的开始做最佳的准备，并以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其受教育阶段为消费和投资教育阶段，工作阶段为消费和为未来储蓄阶段，退休阶段为纯消费阶段。国家政策的制定不应只具有短期有效性，应根据劳动者的生命周期选择更

有针对性和连续性。

第一，要缩小城乡差距，在劳动者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在接受教育的阶段，使农村人口能获得更加平等的机会，首先应加快城镇化进程，让进城的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险，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收入用于自身的发展和后代的教育。加快城镇化进程，让更多进城农民工的后代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相同的教育资源，让他们在面对未来的选择时可以更多样化，渐渐摆脱单一的打工的局面。

第二，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的趋势，国家应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让更多的企业需要高素质人才，让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有用武之地。

第三，让学历具有更加完备的信号功能，学历成为真正具有代表劳动者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资格证书。

第四，让每个劳动者在职业岗位上都能预见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晋升的机会，让就业体系成为良性循环的体系，如果让大量劳动者随时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下，即低学历低技能低保障劳动者的存在，很容易在某一阶段爆发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

第五，中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生存和生活不只依靠国家的对他们的医疗保险盒社会保险，最重要的是能让这部分人口在工作阶段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和国家经济的增长积累合理的财富，国家应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健全投资市场上下功夫，特别是具有垄断性质的上市公司占据国家优质资源，具有长期增长稳定，收益率高的特点，应拿出更多的财富在二级市场上与投资者分享，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注释：

1　2000年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三个以上居住在城镇，农村人口比重已经从二十年前的80％以上减少到不足70％。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底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为5.77亿，农村人口为7.37亿。农村人口仍占56％。

2　中国社科院的《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称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

3　《2005中国企业竞争力监测报告》指出：公司高管本科以上学历的占到71.85％，其中受过本科教育的高管占总人数39.3％，拥有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历的高管则分别占总人数的25.43％、7.13％。《中国证券报》公布的一份关于1999年度中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学历结构的调查分析报告调查显示：高层管理人员学历与月薪成正比，硕士以上学历的管理人员比大学学历段高，平均在1.28万元到1.4万元人民币，大学与大专学历的月薪差距不明显。在1.13―1.3万元人民币之间。除董事会外，学士学历与专业文凭以下学历人员的月薪也有较大差距。

参考文献

莫迪利亚尼：《莫迪利亚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4

关键词：生育 议价能力 女性劳动参与

生育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早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曾预言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幸福的持续下降”，因此随着 “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

以马尔萨斯(Malthus)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研究人均收入无增长的传统农业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社会生产能力的进步导致人口的增长，其核心结论是人均收入趋向一个常数。

现代增长理论研究人均收入可以持续增长现代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技术进步不影响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外生的，其核心结论是规模不变或者规模递增的技术能够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古典经济理论与现代增长理论都很好地解释了各自所关心的经济现象。然而，为什么传统人均收入无增长的经济会向现代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经济转化问题，至今仍是发展经济学家努力想揭开的一个谜。

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关系的综述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生育与其它重要的经济变量，例如女性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Becker（1965）认为，劳动参与决策(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s)是一个家庭在竞争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之间分配时间这个更一般问题的重要方面。一个已婚女性必须适当地将其时间在市场劳动(market work)与家务劳动、休闲等非市场劳动(non-market work)之间进行分配。

女性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对其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可以用一个函数g（w，wg）表示，其中w表示期望工资，wg表示在家的时间价值(the value of time in the home)。wg的函数形式是wg=k・I，其中wg表示女性在家的时间价值，I表示女性的各种非市场劳动价值，k表示女性亲自从事各种非市场劳动给家人带来的福利价值与相应的非市场劳动价值比值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k是度量女性的议价能力指标，是女性及其丈夫的禀性，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的函数（Becker，1973）。

国际上的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与其劳动力供给是负相关的，例如Hyunbae Chun 与Jeungil Oh（2002）估计了生育对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影响。他们发现，生育大幅降低了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其它研究也发现，低生育导致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加趋势(Presser与Baldwin，1980； ESCAP， 1995)。

然而，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正相关关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我国女性的生育率偏高，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为5.87，60年代为5.68，70年代为4.01。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几乎人人都参加生产活动。全国育龄女性生育水平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大幅度降低的基础上，到80年代又有显著下降。具体说，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1980年为2.24，1981年为2.63，1989年为2.25。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平均每个女性活产子女数为2.10，平均每个女性存活子女数为1.96，总和生育率为2.31。自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下降。全国妇联第二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城镇女性18至49岁的青年女性在业率为72.0％，比1990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

我国学者姚先国和谭岚（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1988―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估计，在过去的15年内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1988年，我国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91.37%；2002年下降为83.33%，下降了8.04个百分点。对比之下，男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1988年和2002年男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96.41%和94.11%，下降幅度为2.3个百分点。

然而，怎样理解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呢？目前我国的理论界尚未给出合理解释。本文从这个正相关关系问题入手，具体分析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

生育率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途径

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工资收入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可以减少女性生儿育女的时间，使女性有较多获得教育与训练的时间，从而掌握较高的生产技术。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未以来生育率大幅下降，女性享有了更多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提高了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据统计，在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有26.8％的人最高学历是通过成人教育获得的，比男性高2.2个百分点。有13.5％的女性近3年来参加了某类培训或进修，40岁以下城镇女性参加培训的比例达26.1％。城镇女性参加的培训以进修、专业职业培训为主，占72.2％；农村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为主，占61.5％。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实际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一般来说，一个工人只有当他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时，才能获得较高工资的工作岗位。因此，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其工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工资收入，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1995年，日本内阁兼管女性事务的官房长官在一份“女性白皮书”里称，日本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是26.1岁，每位已婚女性平均只想要1.46个孩子。这份白皮书称，日本孩子的出生率正在日益下降，与此同时，各个年龄段的职业女性比率在不断增加，其工作年限也越来越长。2002年，日本女性平均工作年数达8.8年，比1975年的5.1年延长了3.7年。

在我国近些年来，丁克家庭在城市青年尤其是白领夫妇中的比例有逐渐上升之势。根据零点调查公司2002年2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而且近七成被调查的人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多。调查显示，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的都是一些“三高家庭”，即高收入、高学历、高消费的家庭，这些“丁克家庭”中的女性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

事实上，降低生育率有利于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体魄会选择使用药品等市场消费投入和时间，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才会预期有较长的工作时间。因此，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增加女性的议价能力

孩子是维系婚姻稳定的重要纽带。从理论层面来说，女性生育越多，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越低。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她的议价能力越低，这个判断符合我国实际情况。20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的出生率很高，一般家庭都有三个以上小孩。因为家庭负担重，我国已婚女性绝大部分是家务工作双肩挑。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现计划生育，生育率开始大幅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开始普遍提高，女性议价能力也大幅增加。

女性的议价能力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

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时，考虑了女性的年龄、在以色列居住的时间、家庭出身、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异、小孩的个数以及教育程度等对女性议价能力的影响。他们做回归分析后发现，生育率与女性的议价能力负相关，即女性生育的小孩越多，其议价能力越低。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通过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他们还发现不同议价能力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同，议价能力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

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可以假设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同样能够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我国目前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分析

本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降低生育率既有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同样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到底是哪种作用占主导地位，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女性有自主选择权。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即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女性没有选择权。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作为国策强制执行的，不是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而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深入人心，绝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自觉地实现计划生育。

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解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鼓励生育和开始控制生育。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绝大部分家庭都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

在第一阶段，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呈正相关关系，显然是计划经济时期过分追求高就业政策与鼓励生育政策的结果。

在第二阶段，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作为女性保护者的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下岗和失业现象日益严峻，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生育率不断降低，但我国女性收入不断下降，而且预期的工作时间也有所缩短。因此，生育率降低没有起到增加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的作用。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必然会呈正相关关系。

在第三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在第二阶段里阻碍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增加的相关力量已被削弱。因此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在这一阶段内，我国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家庭与生育.江苏社会科学,2004(4)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5

关键词：高度教育；麦当劳化；合理化

中图分类号：C9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07—03

麦当劳化是描述现代社会的一个概念工具。乔治·里茨尔在其《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中首次提出“麦当劳化”这一概念。麦当劳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其触角不断在更宽层面、更深程度上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高等教育也正被越来越深地打上现代工业社会的烙印，麦当劳式的规模化、标准化和程序化越来越多地渗透进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麦当劳化趋势。与国外高等教育麦当劳化的趋势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呈现出“自我麦当劳化”的特征。①这是由于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教育行政化无所不在，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高校的运作。本文将使用“麦当劳化”这一概念，来探讨与认识高等教育发展理性化中的非理性特征，揭示高等教育麦当劳化发生的深层基础，进而提出超越麦当劳化的具体对策。

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麦当劳化趋势的表征社会麦当劳化观点的提出者里茨尔指出：“麦当劳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为消费者、工人以及经理人员提供了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②后来学者在使用麦当劳化这一概念时，一般采用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这四个维度。在我国，有学者认为高校评价和排名给管理者带来巨大压力，而采用麦当劳化的管理特性，即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可以很快见成效，所以管理者自觉或不自觉都在努力追求麦当劳化的管理方式，从而在高校管理中出现了麦当劳化现象。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高校管理中，而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整体上也呈现出一种麦当劳化的趋势。

第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坚持效率至上的取向。效率在麦当劳中是用最适当的方法来满足顾客需求，包括时间、空间以及人员管理。受到追求高效率经营理念的影响，高等教育机构倾向于创造一种市场化运作的模式，采用快速而有效率的方式处理问题。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推进精品课程建设，当前国家精品课程资源中心已收集各级各类精品课程24717门。作为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组成部分，精品课程建设使得所有学生都可以接受高质量的教学，提高了课程资源的使用效率。对于高校教师而言，他们也可以便捷地从网上获取授课所需的资源，教学活动成为一种高效率的生产过程。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高校合并以及扩大规模也成为追求效率的一种方式，许多高校招生规模急剧增长，甚至一些高校以类似麦当劳连锁的形式开办分校，高校资源达到最大效率的利用。

第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强调可计算性特征。当前高等教育领域日益强调可量化指标。在教学过程中，强调课程的标准课时数，而很少注意到课程的讲授是否收到良好的效果、学生是否获得了相应的知识。在人员聘用和职称评定过程中，优先考虑那些成果丰硕的教师。在评估教学质量中，

收稿日期：2012—08—23

作者简介：别荣海，男，郑州大学副校长，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450001）。

教育主管部门也采取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如在教育部颁发的《评估指标体系》中，有一级指标7项和特色项目1项、18项二级指标、38个三级指标。对于高校本科教学中的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教学建设与改革、教学管理、学风、教学效果以及特色项目等方面，分数成为衡量高校教学的重要标准。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大学排行榜也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并以分数的形式呈现高校的教育发展状况。

第三，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可预测性特征。可预测性的前提是事先制定标准，任何人都在标准化过程中遵守这些标准，以相同的方式完成工作。教育领域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地方，由于创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而也最少可预测性。然而，教育领域目前也呈现出大量的可预测性内容。一些高校在运转中形成了科层化体系，强调纪律、秩序、持续性地运作。在这个领域中人员活动必须依据事先的规定进行，包括师生之间互动、事务处理、工作进度安排等，都具备适度的可预测性。大多数高校在课程表上提供类似的课程，依据教学大纲进行教学活动。教师通常是从数目有限的书目中挑选教科书，从而使可预测的课本导致可预测的课程。在教学评估与大学排行榜中，由于评价指标事先已明确规定达到什么标准即可评优秀、良好，如果学校想要获得优秀的级别，就必须完成一系列的硬指标，如科研经费、项目获奖、精品课程数量等等。高校往往把这些指标分到各个下属院系，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进行严格考核，这样也就形成可预测的结果。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6

【关键词】职业；健康教育；职业危害

当前职业病危害问题日益突出，职业病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农民工职业病危害问题尤为突显。导致这种严重形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些企业忽视职业卫生健康教育培训，工人缺乏自我保护和个人防护意识。因此，重视职业健康教育工作对于企业的战略发展非常重要。通过健康教育，培养职工的职业病防治意识，指导职工消除生理、心理、社会和环境中的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倡导有益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达到减少和控制职业伤害、职业病及职业相关疾病发生的最终目的。下面就本人多年从事职业健康工作谈点体会：

1.职业健康教育的意义

1.1 职业健康教育的定义

职业健康教育，就是应用健康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相关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使劳动者自觉放弃不良的卫生行为，采取良好的卫生行为，促进劳动者的健康[1]。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职业人群树立健康意识、促使人们改变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行为生活方式，以降低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

1.2 职业健康教育的意义

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让企业负责人和全员职工了解和掌握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健康和职业卫生知识，从而树立职业病防治意识，自觉规范职业卫生行为，促使企业负责人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促使职业人群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生产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职业病危险因素，达到预防职业病，促进健康，促进安全生产的目的。由此可见，如何制定相应的对策，加强职业健康教育，这对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原则，从源头上减少职业病的发生，促进安全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职业健康教育的内容

2.1 健康理念

树立一种健康的理念非常重要，只要有了健康的理念，人就会关注健康，才会主动接受健康的相关知识的培训。只有企业负责人和职业从业人员通过开展职业健康教育，树立健康观念，把职业健康作为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认识到职业健康问题也是行业兴衰的关键因素，领导愿意加大投入，职工愿意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改善职业健康环境，提高职业人群健康素质，为职业服务对象提供良好的健康环境。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健康新观念、健康素质、影响健康的因素及其预防措施、健康与疾病的相互关系等。

2.2 职业卫生基本知识

职业卫生是一门专业，职业健康教育不能是也不应该是专业培训，要根据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特点和培训对象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卫生基本知识教育，通过教育，掌握和了解职业健康防护的重要性、职业病是可以预防的以及一些基本防护措施。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有：职业病危害因素与职业病的概念、职业病的发病特点、职业病案例、三级预防措施、职业健康防护的重要性、不同职业的防护重点、应急救援、不同职业的有效个人防护方法和场所防护措施等。

2.3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

职业卫生法制教育与职业健康教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律法规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确定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如果企业领导人和从业人员缺乏职业卫生法律知识，就不能真正了解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企业领导就不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去改善劳动环境、劳动条件，也不会支持、重视从业环境的健康监测和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从业人员也不会主动参与从业环境的改善和不良行为的改变，因此开展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特别是《职业病防治法》的教育非常重要[2]。这方面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法律所涉及的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2.4 职业安全

安全教育与职业健康教育密不可分，职业危害是影响安全生产的主要因素，职业的不安全隐患又是职业紧张的原因之一，安全事故是对劳动者身体的直接职业性伤害，因此安全教育是职业卫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安全法律法规、个人技能、操作过程、规章制度、事故案例等。

2.5 职业心理健康

心理卫生问题也是职业卫生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和日常生活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卫生问题，如噪声、辐射、微生物等，可扰乱心理活动；高要求和超量的工作可产生心理负担或工作紧张感，并易导致与压力有关的疾病，长期作用下还可能使情绪恶化导致精神障碍[3]；此外生活事件、挫折、心理冲突和不合理的认识都会造成心理卫生问题。

2.6 职业伤害应急处理

职业伤害是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突发事件，是一种偶发事件，通过职业卫生教育，让劳动者了解和掌握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非常重要，如简单的医学急救、逃生方法、避害措施等，正确迅速的现场急救措施对于降低或控制职业伤害的后果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2.7 作业场所健康促进

健康促进就是要使人们尽一切可能让他们的精神和身体保持在最优状态，宗旨是使人们知道如何保持健康，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下生活，并有能力做出健康的选择。

3.职业健康教育的方法

3.1 职业卫生培训

职业卫生培训是职业健康教育的最主要方法，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针对性的安排相对应的培训内容。

3.1.1 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

企业负责人是在企业的决策者，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因此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培训主要是法律法规的培训教育，让他们掌握企业在职业病防治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自觉组织职业病防治工作。

3.1.2 针对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培训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是企业专门负责职业卫生工作的中层领导，直接管理企业的职业卫生工作，在企业的职业卫生工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针对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培训主要是讲述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如何开展职业卫生管理及其管理内容。

3.1.3 针对职业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

职业卫生专业人员是具体从事职业卫生工作的专业人员，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评价、职业健康监护、个人防护用品的维护管理、建设项目三同时、职业卫生档案的管理等等，所以针对这些专业人员的培训必须具体，特别要注重各方面细节的管理。

3.1.4 针对劳动者的培训

劳动者是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直接接触者，许多职业病的发生主要是劳动者对自己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不清楚，不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针对劳动者的培训就必须让劳动者掌握职业卫生的知识，熟悉本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和防护措施，提高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教育劳动者自觉遵守职业病防洽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和岗中培训。

3.2 职业卫生宣传

职业卫生宣传作为职业卫生教育的辅助措施也十分重要，主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宣传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职业卫生知识、预防措施、职业危害案例等，主要包括电视专题讲座、报纸专栏、黑板报、合同告知、警示标识告知、广播专题教育、案例教育等。

4.职业健康教育的实施

4.1 职业健康教育组织网络建设

加强职业健康教育组织机构网络建设，建立三级职业健康教育网络组织，如教育培训中心、教育或者培训科，专门负责企业职业健康教育问题，组织、实施、检查督促职业健康教育工作。

4.2 职业健康教育的实施

4.2.1 制定职业健康教育计划

职业健康教育机构依据国家、地方和行业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根据对企业领导、劳动者的培训需求调研结果，结合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健康教育长期规划、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包括教育的意义、目标、内容、实施时间、考核、评估等。

4.2.2 实施职业健康教育计划

根据制定的职业健康教育计划，通过有效的实施使计划中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获得预期的效果。实施是按照计划去实现目标。没有有效的实施工作，（下转第237页）（上接第233页）再好的计划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不能产生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因此，在职业健康教育活动过程中，实施计划是主体工作部分，也是重点和关键。实施工作包括制定实施时间表、建立实施的组织机构、配备和培训实施工作人员、配备和购置所需设备物件、加强监督检查控制实施质量、效果评估等。工作人员的质量控制是教育质量控制的关键。

4.2.3 评价职业健康教育

5.职业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

5.1 评估的内容

职业健康教育效果评估，就是应用一些可测量的指标对职业健康教育的效果进行评价。如教育前后管理者和劳动者在知识、信念、行为等方面的变化。首先是用人单位领导和职工对法规、对所接触到的职业危害认识的程度；其次是预防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行为改变；同时健康状况及水平也是重要的评估内容[4]。

5.2 评估指标

5.2.1 职业健康监护指标

健康体检受检率、常见病发病率、疑似职业病检出率、患病诊治率等。

5.2.2 作业环境质量指标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覆盖率、合格率等。

5.2.3 行为指标

职业病相关法规知晓率、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正确职业卫生行为形成率、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率和正确使用率等。

做好职业健康教育工作，让每一个管理者和劳动者都主动或被动的接受关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健康教育，使他们充分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可能对人体造成的损害及其预防措施，使他们认识到职业性疾病的危害性及可预防性，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职业病危害因素所造成的损害。

参考文献

[1]索成.关于职业卫生健康教育内容的探讨[J].职业与健康，2008，6.

[2]杨军，胡晓云.职业人群健康教育内容探讨[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07，18.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7

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在1950～1965年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在45岁上下波动，而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别不大。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59.4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4.6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在2005～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71.1岁，女性为74.5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如图2，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处于每名妇女生育5.5～6个子女的高水平上。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9降至2.9，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2.6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2.6降至1.8左右。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1.8降至1.6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6～2009年1％从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处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bloom和williamson将人口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对1965～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这一时期东亚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奇迹具有较大贡献。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增长大大快于受供养人口增长，从而提升了人均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政策使人口转变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实现。bloom，canning和seyilla把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契机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他们认为，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等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将人口红利扩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一人口红利”。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未成年人较少和人口寿命更长会提高每名劳动者的资本及其它生产资料占有量，而个人也会较强烈的积攒资产以备养老的动机，这将导致人均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增加。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短暂的。虽然第二人口红利中资产积累的高速度也是短暂的，但人均资产和人均收入将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因此，第二人口红利是持久的。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部分学者在分析人口红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而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方面探讨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劳动力供给

(一)我国劳动力数量与刘易斯拐点http://

1.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假定，在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在温饱型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值。此时，温饱部门存在隐性失业。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可以按勉强能糊口的工资获取落后部门转移出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但由于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人口增加速度，当落后部门劳动力剩余枯竭时，工资开始上涨到糊口水平之上。这一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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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考虑在内，从而扩展了刘易斯两部门模型。他们将罗斯托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温饱型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的变化。第二阶段为农业部门的边际产量大于零但小于制度性工资(没有现代工业部门前的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者的比值，该工资由制度性力量所决定)的阶段。这一阶段农业部门仍存在隐蔽性失业。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导致农业总产出减少，从而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的制度性工资。工业部门的工资会由于食品的缺乏而上涨。第三阶段是农业部门边际产量大于制度性工资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完全市场化，隐蔽失业者全部消失了。现代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就必须把工资至少提高到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的水平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短缺点”，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商业化点”。

2.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分析

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会经历一个经济起飞的过程。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我国同样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问题。在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我国学术界就开始围绕我国是否存在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如果存在)等问题展开争论，至今仍然分歧很大。

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存在、而且已经到来或很快到来的学者以蔡肪教授为代表。通过假定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基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的趋势，蔡昉预测，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低于劳动力需求量的情况最早在2004年已经出现，最迟在2010年就会出现。他由此推断，即使“刘易斯转折点”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蔡防提出，在刘易斯转折点上或刘易斯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三个特征变化：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和高储蓄率趋于降低。他认为，“民工荒，，或劳动力短缺是趋势性变化，其依据是：根据测算，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3.5％，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剩余比例只有11.7％。另外，蔡防还进一步提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扩大就业和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不难看出，蔡防对我国劳动力变化趋势的判断，实质上只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转移的状况及趋势的判断，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要考察劳动力总体状况和变化趋势，需要结合劳动力素质，对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供求分别加以分析。然而，由于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很多，工资的上涨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劳动力短缺的标志。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劳动力是否短缺的标准。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特定生产技术条件下，它需要和其它生产要素按照一定比例相结合，才能生产出相应数量的产品。因此，劳动力是否短缺，并不取决于劳动力本身数量的多少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高低，而是由特定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决定的。在技术和其它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无限的。随着向非农生产部门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会消失。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产业部门看，我国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的生产部门主要是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这些企业主要是在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背景下为国际市场提供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加工型企业。如果国际市场对这些企业产品需求旺盛，那么这些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大。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必然会出现短缺。尽管“民工荒”的出现与中央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有关，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趋势。但是，在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必然会出现资本排挤劳动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现象。在这些部门，不仅低素质劳动力会受到资本排挤，而且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型劳动力也可能出现暂时的过剩。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就是这个矛盾的一个侧面。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判断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动趋势。

第二，劳动力素质问题。一国劳动力资源状况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数量，更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如上所述，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分析产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而其潜在假设为，劳动力素质一直停留在落后的温饱型农业部门就业时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讲，该模型仅适合于分析上述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知识时代的到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就与这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体部门对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部门短缺的劳动力只能是高素质劳动力，而不可能是低素质的简单劳动力。因此，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根本不存在刘易斯拐点问题。http://

第三，工资上升问题。决定和影响工资水平及其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马克思指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决定。而工资的实际水平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同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工资一时的变动，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劳动力价值的每个要素变动都会导致工资水平的长期变化。根据包小忠的分析，广东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在十几年内几乎没有上涨，而同期物价上涨很快。他认为农民工工资相对于物价上涨调整滞后导致农民工打工的净收入下降是民工荒的真正原因。2007年孟昕对1000户在上海、无锡、广州和深圳的农民工调查表明，农民工进城后第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2.7％。而2004～2006年广州和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极快，促进了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农民工工资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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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红利与储蓄率

bloom.canning和seyilla认为，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导致储蓄率上升。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人口转变对储蓄率的影响。

(一)第一人口红利是资本的红利

目前大部分关于人口转变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实际上集中于对第一人口红利的分析。例如，王德文等实证分析的结论为，1982～2002年我国总抚养比变化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6.0％，老年抚养比上升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0.9％。王金营和杨磊的研究表明，在1978～2007年期间，我国少儿负担下降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

从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对第一人口红利的界定可以看出，第一人口红利来自于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内的上升。人口转变初期高生育率阶段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以后会引起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劳动力供给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等其它生产要素显得过剩，从而使劳动力成本处于很低的水平。因此，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也会相应降低。根据刘伟的分析，1978以来，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时为15.61％，1995年时为13.54％，到2000年的时候下降到10.87％。而在储蓄方面，居民储蓄率并没有出现上升的趋势。根据徐升艳等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分析，1992～2007年期间我国居民储蓄率逐渐下降，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逐渐上升。而政府储蓄增幅相对小，企业储蓄增幅较大。

由此可见，第一人口红利主要为资本所有者获取，主要体现为资本的红利。正如刘福垣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口红利所对应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是经济发展必经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并不值得留恋，也不是越长越好的战略机遇期。

(二)第二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劳动者人均资本增加和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强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但他们同时指出，第二人口红利不是自动形成的，因为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为养老而储蓄，但政府的退休储蓄计划可以强制性规定人们进行养老储蓄。而金融市场不完善也可能限制人们的投资机会。因此，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必然会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第二人口红利也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新动力。为了充分发挥第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一方面应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促进人们进行养老储蓄，一方面要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为个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五、人口红利与我国人力资本提升

(一)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明赛尔把为提高劳动者技能所进行的培训称作“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假定国与国之间大部分人的天赋才能分布趋于一致，从而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后天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口质量特质即知识和才能”。贝克尔则更明确地将健康列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即人力资本包括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三方面内容。因此，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和搜集工资变化的信息等方面的支出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很多学者对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尽管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数据口径不同，计算出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差异较大，但这些研究都显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人口转变对人力资本提升的积极影响

人口转变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是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死亡率的降低将提高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如图1，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44.6岁增加到目前的72.7岁。这就大大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力，也大大促进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扩大。同时，由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会使教育和培训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人们更愿意对教育和培训方面进行投资。其次，生育率的降低将直接提高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如图2，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每名妇女6个子女降至目前的每名妇女1.6个子女。子女数量的减少，不仅使父母更有能力供养子女，使其受教育水平达到更高层次，也使父母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和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上，从而有利于终身学习的实现。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知识培训和智力投资正相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人口转变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4260美元)仅为高收入国家(38658美元)的11％。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发达国家更为显著。

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义务教育的实施，我国人力资本得到大幅提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64年的2.68年提高到2010年的8.25年，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6.13年增加到2005年的12.3年，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74年上升至2009年的9.5年。为了进一步验证，笔者在李发昇劳动生产率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劳动力质量模型。假设不同受教育级别的劳动者劳动生产率随受教育年限年增加的比例^y相同，且为常数，则劳动力质量h可表示为：

h=yy

其中，y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李发昇的研究成果，y比较稳定，约为1.46。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质量数值从1982年的10.2上升至2009年的36.4。由此可见，在我国，人力资本方面的人口红利并没有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而消失，相反却不断得到提升。转贴于

六、结论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8

关键词 职业教育；英国；市场；政府

中图分类号 G719.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04-0084-06

政府和市场是英国教育与培训政策的两个关键词。如何处理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关系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英国教育培训的发展实际上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两种倾向交替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不过，这两种力量的关系在每次“摆动”后又都会出现新的特征。在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

一、“自由放任”阶段（1964年以前）

英国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英国赢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理论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会增进社会利益。这种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性的乐观态度使他相信“自由放任”是市场的本质。尽管19世纪末，英国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但是市场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从未动摇。

英国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上也坚持自由放任的态度，认为劳动力作为一种市场要素，也应该由市场来调节，技能的供给不会长期处于过剩或不足的状态。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放任倾向与其对普通教育的频繁干预形成了鲜明对比。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卡雷利·巴耐特认为，“个人和国家的发展都取决于全日制技术教育和专业培训……与德国、美国、瑞典或荷兰相比，英国是二战时期最忽视培训学校和缺乏全面培训计划的国家”[1]。英国一直将企业培训作为培养技能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把自发的企业培训看作实现技能供求均衡的理想模式。在英国人看来，企业作为“消费者”，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培养自己所需要的劳动力，而政府的干预反而会破坏这种均衡状态。“当其他一些国家将企业培训行为制度化的时候，英国政府却极少干预。”[2] 在上世纪60年代《产业培训法》颁布以前，英国的学徒培训带有很明显的非正式性和随意性，由企业和工会共同协商决定大部分培训费用也是由企业承担。

然而，这种放任态度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企业没有法定的培训义务，很容易逃避培训责任，导致英国企业普遍存在“搭便车”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投资培训的积极性。尽管许多企业不断抱怨离校学生的技能不足，却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培训以改善这种状况。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培训较长的投资和回报周期也使企业对培训能否带来预期回报更加疑虑重重，“总体上看，企业把不确定性看作是它们没有提供更多培训的最主要原因”[3]。此外，学徒培训在质量上也得不到保证。许多培训计划都带有即时性，受训者难以获得正式的、系统的培训，企业将学徒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显然无法解决英国技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二、“大政府、小市场”阶段（1964～1979年）

20世纪初，英国开始关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市场失灵问题。庇古（Arthur Cecil Pigo）首先对企业的“搭便车”行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市场本身不能克服这种自由放任引起的市场失灵，必须依靠外部力量——政府干预予以解决。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英国战后教育和培训改革的指导思想。倍受关注的人力资本理论也充分证明了教育和培训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因素改变了英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工党政府逐渐抛弃了自由放任的技能供给模式，试图依靠对职业教育的干预满足迅速增长的技能需求。

政府一方面依靠公共拨款开办一些技术学院，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统一协调职业技术教育的相关机构；另一方面加强对企业培训的干预。工党政府还于1964年实施《产业培训法》，明确了企业的培训责任，并且通过强制性的培训税刺激企业的培训需求。这标志着19世纪初以来的放任主义培训模式的终结。但诸多因素制约了政府干预和合作机制的有效性。首先是不同利益主体对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未达成共识。企业仍然抵制政府的干预，强调企业培训应该完全由企业控制，反对通过法律手段对受训者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作出详细规定，对合作决策机制的参与也很消极[4]。其次，各个政府部门彼此之间缺乏积极的配合。“1961～1962年间，英国出现了明显的‘政策漂移’，各个部门相互斗争，都试图决定政策的方向。”[5] 这必然影响政策的稳定性。第三，英国工商联合会（CBI）和工会（TUC）作为代表企业和工人利益的机构，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以保证其成员之间的合作。上述因素都使英国利益相关者的“共识”仅仅表现在组织层面，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制约了政策的实施。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干预力度，试图通过对培训和职业资格的宏观规划、增加经费投入等措施刺激人们的技能需求，从而扩大技能供给的规模。政府在教育培训方面采取扩张性政策，大大增加了对培训的财政拨款。尤其是在70年代中后期，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和日益扩大的失业队伍使工党政府在失业培训计划上的支出急剧膨胀。不过，60年代以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耗费了大量的经费却没有达到解决技能短缺和就业问题的预期，其根本原因被归结为政府“过度的、不适当的干预”[6]。“教育和培训作为公共服务由公共机构作为垄断性的提供者来提供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7]

三、“小政府、大市场”阶段（1979～1997年）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各国纷纷强化市场机制，降低政府的干预程度，试图弥补凯恩斯主义带来的政府失灵问题。撒切尔政府认为工党的教育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扭曲了市场的运行，因此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促进教育和培训制度的市场化。政府不再垄断技能供给，而是将市场竞争引入教育和培训领域，“效率”成为这个时期改革的关键词。在培训政策中，企业取代政府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撒切尔政府还试图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去管制化创造就业机会、刺激人们的技能需求和投资。在吉登斯看来，撒切尔主义实际上是以“小政府”取代了工党时期的“大政府”。

尽管撒切尔政府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是也没有放弃国家对教育培训制度的干预，而是“把政府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是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趋势的一个根本性纠正”[8]。一方面降低了干预的程度，另一方面改变了干预的方式，从战后形成的“政府-教育培训机构/企业”式的国家直接干预方式，转而采取“政府-市场-教育培训机构/企业”式的间接干预方式。这种干预也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的，这一点在拨款制度的改革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其目的是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经过撒切尔政府的改革，英国的教育与培训制度形成了新的国家与市场模式，即“以市场竞争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模式。

撒切尔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培训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市场化虽然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减少了政府可能承担的风险， 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但也使企业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事实表明，一些高度垄断性行业在私有化后，关注长远投资的企业很少，大多注重利用现有设备降低成本，用于技术改造和员工培训的资金大幅减少。撒切尔政府的职业教育改革还表现出了明显的短期性。政党政治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关键因素。这种制度特性使执政党对教育和培训政策的长期效应态度并不积极[9]。这种倾向在英国两党轮流执政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由于教育培训政策从制定、实施到取得成效需要较长的周期，执政党往往不愿意进行大幅度的教育和培训改革，因为在有限的执政时期内这种改革难以取得显著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政府对激进或收效缓慢的技能政策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撒切尔政府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失业培训上，因为失业政策的短期效果更为明显。大卫·芬格指出，“80年代以来，英国进行了无休止的改革，却没有制定高技能政策所必需的长期规划和发展”[10]。

四、“第三条道路”和“协同政府”阶段（1997～2010年）

协调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摆在新工党面前的基本问题。1997年上台的新工党政府尝试在政府和市场的传统对立之间找到新的出路，其改革举措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提出了“协同政府”概念。新工党既反对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国家主义”模式，反对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要求约束政府的干预行为，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也拒绝过分依赖市场、否定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保持政府部门的有效性。“协同政府”代表着政府角色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回归于全能和无限，按照布莱尔的说法就是，“大政府已经死了。但不能把每件事都交给市场。我们相信政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新工党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方式应该是“授权”而非“管理”[11]。新工党力图消除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最大效率。“协同政府”的核心目的是整合相互独立的各种组织以实现政府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新工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体现了明显的“协同政府”理念。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21世纪技能：实现我们的潜力》，指出“技能战略的顺利实施取决于实施机构之间强有力的合作，政府应在协调全国负责技能支持的部门和机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负责促进企业满足自身技能需求的地方组织必须与规划和资助课程的组织进行有效合作”。新工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政府、企业和劳动力之间建立新的高度信任的合作关系，在它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合作，才能确立高技能均衡的经济模式。新工党一方面仍然强调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强化政府的干预角色，建立了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的责任分担机制。“在2010年，英国将成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技能开发、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社会。”[12] 新工党放弃了过去工党偏重“公平”的普遍利，也拒绝了保守党政府以“效率”为核心的选择利，认为政府应该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为所有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而过去工党政府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随后的保守党关注效率而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新工党则试图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取得平衡。把提高效率的责任交给市场，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公平。

尽管新工党的政策与撒切尔政府相比有更明显的干预主义性质，但这种差异不是实质性的，反而存在明显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市场导向”的教育培训政策使企业仍然承担主要责任。工党似乎并不愿意采取措施削弱企业在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方面的自由，坚持自由策略促进企业的培训投资。“政府仍然是鼓励而不是强迫企业进行培训投资。”[13] 因此，对于关注培训问题的人来说，布莱尔主义是一种“温和”的干预[14]。比如，理查德·泰勒认为，新工党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少企业在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方面的自由，尽管许多企业在员工教育和培训方面无所作为[15]。阿兰·塔基特也指出，“政府坚持过去10多年来已经证明失败的确保企业投入的放任主义策略……我们不能再纵容企业对劳动力技能投资的漠视了”[16]。事实证明，相当多（大约有1/3）的企业对于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比较消极。因此，对于新工党来说，如果要确立企业培训文化，放任主义策略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

五、“小政府、大社会”阶段（2010年至今）

2009年，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在竞选纲领中首次提出“大社会”（Big Society）的口号。他主张“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将更多的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鼓励社区和人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将政府的责任、权利赋予个人和社区。“政府不能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19] 只有当人们和社区有更多的机会并承担更多的责任时，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提高社会的包容性和流动性，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2010年保守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即把“大社会”作为执政理念，这也成为其职业教育政策的核心。政府认为，提高劳动力技能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提高社会包容性和流动性、构建“大社会”的基础[18]。2010年11月，联合政府提出了新的技能开发战略，把公平、责任和自由作为技能战略的三个基本原则。政府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参与社会生活，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对于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来说，技能培训更加重要，可以帮助他们改善自己的就业前景和社会地位。然而，许多低水平的培训计划并未给人们的就业和发展带来积极效果。政府认为，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要指望仅靠政府就能解决所有人和产业的技能需求，只有个人、企业都充分参与、承担各自的责任，这样的目标才能实现。技能培训能够为企业、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收益，因此，企业、个人和政府应该根据相应的收益分担培训成本。“企业、个人和政府必须加强行动和投资。企业和个人应该承担大部分费用，因为它们获得了最多的私人收益。政府投资必须强调市场失灵，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技能平台，在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指向性的帮助。”[19]

与新工党政府相比，联合政府弱化了政府的责任，进一步强调了企业和个人在技能培训方面的责任，这一点从联合政府的福利制度和技能投资模式的变化上得到了明显体现。联合政府的目标是将技能培训的投资责任从国家转向个人和企业[20]。为促使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政府采取了激励性的技能投资模式，一方面为需要帮助并且愿意接受培训和就业的人提供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制裁那些消极对待培训和就业的人。政府将确保每个人都具备就业和参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技能作为自己的责任，并对所有接受基础培训的人提供全额拨款。此外，经济衰退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尤其突出，失业的青年人以后再面临失业的可能性也更大，应该为青年人提供充分的支持，因此，19～24岁的青年人首次接受水平3以下的技能培训，政府将提供全额拨款，帮助他们顺利就业。对于24岁以上的成年人，政府认为水平2以上的技能培训能够为个人带来较高的收益，因此采取“成本共担”的方式，个人要承担部分培训费用。到2013/14年度，英国政府还将通过新的贷款制度来强化个人在培训投资上的责任。政府认为，从培训中受益越多，承担的培训费用也应越多，这才公平。针对失业者接受培训和就业的消极态度，卡梅伦政府实施了新的“工作计划”，对有能力工作且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人将提供个性化的帮助和支持。“如果你的选择正确，我们将会全力支持；如果你不承担责任，那么搭便车的时代就结束了。”

四、结论与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的提高，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是我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根据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程度不同，职业教育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政府规划模式、利益相关者合作模式、市场调节模式[21]。在政府规划模式下，政府根据对未来技能需求的数量、种类和层次进行预测，在预测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培养计划，然后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控制或影响技能的供给。而市场模式则强调技能的供求关系应该由市场调节，不需要政府干预，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可以实现技能供需的平衡。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的职业教育更多地倾向于自由市场模式，而我国的职业教育则是以政府为主导。事实表明，过分强调政府的干预或者市场的调节，都难以实现技能供求的平衡。从英国职业教育的改革趋势看，无论是新工党政府还是目前的联合政府都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促进技能供求的平衡。“由于技能投资的公共属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22] 尽管各自的具体情况不同，许多国家还是把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合作和广泛共识的关系作为改革的主题。

教育和培训作为一种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充斥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如果这种利益冲突得不到有效解决，最终会造成所有群体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在缺乏外部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各个利益相关者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表现为非合作博弈的关系。在教育培训政策上同样如此，相关的利益群体往往不遗余力地影响政府的教育培训政策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即使这种利益满足是以牺牲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代价。英国的技能短缺问题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程度不够。我国职业教育仍然以学校本位模式为主，而职业学校的办学主体主要是政府。“企业培训”往往被排斥在职教范畴之外。《职业教育法》对企业的培训责任作出了规定，“企业可以单独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也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不过这种规定对企业来说并没有强制性，是否提供职业培训最终还是由企业决定，缺乏约束力。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度过低会使职业教育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增加政府的财力负担和人员投入[23]。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9

关键词：自杀 预防 危机干预 稳定

自杀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它不是肉体生命发展的自然结局，而是个体蓄意或自愿结束生命的行为。自杀行为近几年来有上升的趋势，许多国家自杀已成为重要死因之一，作为常见的社会问题，自杀在社会上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如果劳教人员在劳教所内自杀，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也正由于此，防止劳教人员自杀一直是劳教场所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之

一，因此对于有自杀倾向的劳教人员进行预防和必要的危机干

预显得尤为重要。

一、自杀行为的理论解释

(一)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有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正常人的这两种力量大致平衡，生存力量占上风，当个体面临重大的打击，生存的力量和支柱瓦解时，死亡的愿望占胜了生存的力量，所以造成自杀。弗洛伊德认为自杀和抑郁症一样是罪恶感和侵略感转向自身的结果，该理论认为自杀有三个基本原因，即谋杀(恨)欲，被杀（内疚欲），宁死（无望无助)欲。

(二)感情交流理论认为，自杀也是人类感情交流和沟通的

一种方式，当人们面临某种绝境时，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表达某种无法向别人发泄的极度愤怒或是惩罚自己可耻的愿望。这一学说把自杀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理智型，自杀者经过周密比较、思考，按理性要求作出自杀选择，它具有感情交流的作用。如为了逃避他人的致死攻击和侮辱时自杀，二是无理智型，由于冲动而自杀，如和同伴吵架而自杀，三是神经过敏型，在感情情绪活动和信息方面过于敏感而自杀，如听说地球要爆炸而先跳楼自杀，感情交流说反映了人的价值观念在自杀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三)行为主义解释。行为主义者认为，自杀是在预期的强化上认知转变的结果。自杀者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到奖励，把死亡看作是强化，死亡将导致引人注意、同情、报复和其它想获得的强化。因此自杀未遂者看到行为弓l起他人的关注和同情，也可能进一步强化他的这种行为，另外自杀具有一定的感染性，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人们对死者的关注和同情使有自杀意念的人看到了某些自杀的“好处’’，通过观察学习或预期强化而促进了自杀行为的实施。

二、劳教人员自杀的原因

劳教人员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并非单一因素引起的，而是生物、遗传、心理、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劳教人员在所内自杀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文化方面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有上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吃官司、进大牢是为人所不齿的事情，进一次牢门，终身是罪人的文化，形成了许多对“两劳人员”有害的社会规则`风俗习惯和标准，一个人一旦被劳教后就会受到家庭，社会甚至自己的不同程度的歧视，不得不自我压抑、自我轻视、自我贬损、甚至自我伤害，否则就会被看作异类，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制裁。这种状况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他们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感到绝望，企图通过自杀的方式使自己从痛苦中获得解脱，这也就成为许多劳教人员自杀的深层次原因。

(二)家庭方面的原因

劳教人员自杀原因可能来自于家庭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劳教人员面临着来自家庭的压力，许多劳教人员入所后受到家庭的歧视和抛弃，父母与之断绝父子关系，配偶提出解除婚姻关系，子女的冷淡漠然，亲友的疏远，许多劳教人员长期无人接见，使这些劳教人员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另一方面家庭的变故对劳教人员的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由于心理卫生知识的缺乏，不会正确运用合理的心理调节机制和缺乏适当的疏导途径，这些劳教人员会选择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

(三)健康方面的原因

调查显示，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和自杀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精神疾病中又以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危险。而这两种症状在劳教人员身上多有体现。

抑郁症是一种以情感障碍为主要症状的重性精神疾病，它

分以下几种类型：心因性抑郁。患者精神受到创伤、心理冲突长期处于胶着状态隐匿性抑郁。患者把真实的抑郁情绪隐藏起来，以诉说身体不适的方式来表露其不良的内心体验；内源性抑郁，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情感性疾病，以抑郁和躁狂两种表现形式交替出现。患有以上三种抑郁症的劳教人员曾长期面对不愉快的生活事件，或长期经受情感的痛苦体验，其主要症状为犹豫不决、消极悲观、烦躁不安、饮食和睡眠状况极差、自我责备、身心感觉疲惫不堪、对所有事情都失去兴趣。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性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异常的改变，

其思维活动、情感反应和行为表现都与周围环境明显的不协调。此病多在青壮年发生，一部分人可在精神创伤相关因素的影响下急性发病，表现为思想混乱、胡言乱语、冲动伤人和自杀；也有一部分人在没有明显诱发原因的情况下缓慢起病，最后出 现行为的衰退及自杀。

此外，患有各种急慢性躯体疾病的劳教人员．一一尤其是吸毒人员，难以忍受病痛、丧失了治愈的希望而时时面临死亡恐惧感也会自杀。长期不愈的躯体疾病也可引发精神疾病，两者一起发生作用导致其自杀。

(四)心理方面的原因

以下人格心理特征也可成为引发劳教人员自杀的风险因素：一种是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固执，对他人抱有深刻的敌意，喜欢从阴暗面看问题，出现负性生活事件时焦虑不安，对负性情感持拒绝的态度，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在人际冲突中习惯以死相威胁；一种是多愁善感，性情抑郁，不堪重负，不能承受挫折，依赖性强，缺乏决断力，胸襟狭隘，嫉妒心强，易冲动，以自我为中心，灵活性差，喜欢向他人倾诉自己的躯体不适和不良情绪，在一定场合会流露出自己的消极言行；还有一种是情绪不稳定，遇到突发的情感事件容易大喜大悲，往往因“一念之差’’做出难以挽回的决定。这些人格心理特征归根结底是他位早年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造成的，但在遇到应急事件时极易选择自杀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三、劳教人员自杀的预防

劳教所内自杀预防要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

（一)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劳教人员的个性心理品质

和心理调节能力的训练，许多自杀行为的发生，与心理素质的低下、心理技能的缺陷密切相关。要通过教育、咨询，使劳教人员学会运用正确的心理防御机制应付劳教所内各种困境的压力，处

理好各类冲突，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性格

内向、抑郁寡欢、胆小怕事的劳教学员要加强训练。

(二)对劳教人员进行自杀危险性的评估。心理矫治工作

人员可以通过劳教人员的情绪表现和心理测验结果加以评估。

一般认为具有以下情况的人具有较大的自杀危险性：情绪低落

抑郁者；过去曾有过自杀企图或行为者；谈论过自杀并考虑过

自杀方法；其亲友中曾有人自杀过；性格内向、不善交流者；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应激者；吸食患急慢性疾病者。对具有以上条件之一的劳教人员应该进一步以心理测验辅助评估，加强对其管理和危机干预。

(三)加强管理严格防范，控制危险物品，加强民警对劳教人员的直接管理，减少劳教人员独处的机会，防止劳教人员利用独处时机实施自杀行为。定期经常性进行安全排查，要加强对刀等锐利物品和绳索、电、药物的管理和控制，及时排除对劳教人员自杀有助的隐患。

(四)严格控制对自杀行为的报道。许多研究显示，当某地区新闻媒体对自杀事件大肆渲染和报道后，该地区自杀率有明显上升的现象，这说明自杀行为确实存在暗示和感染性，劳教所内应当严格控制对自杀行为的宣传，减少甚至是杜绝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的传播自杀行为，避免劳教人员对自杀行为的模仿和感染。

(五)减少社会心理应激，及时处理心理危机。外部社会心理应激是促使劳教人员自杀的重要动因，导致自杀的应激源往往来自劳教所内的生活和家庭因素，如有的劳教学员因为长期关押，精神上十分紧张，心理上压力大，此时遇到突发性的应激事件或同时受到来自劳教所和家庭等各方面的紧张事件，很容易造成难以承受的危机状态，从环境方面减少心理紧张因素和压力是预防自杀的重要措施。但在现实中又不可能没有压力，因此要及时发现和处理劳教人员面临的心理危机，帮助其学会解决实际生活中常见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四、劳教人员自杀的危机干预。

劳教人员自杀的动机可能由于悲观绝望、委屈抗议、畏惧

罪责、迷信驱使和精神障碍等，对于具有自杀倾向的劳教人员，

仅仅之对其进行教育、疏导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

行危机干预。

(一)建立关系。通过各种方式发现有自杀倾向的，就要

及时的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情绪严重低落的劳

教人员，常表现出自以为是、隔绝与外界沟通甚至退缩的心态。

有时，他们不仅不愿与管教交流，而且对心理矫治人员的关心，

也会以冷漠予以回应。因此，心理矫治人员要有极大的耐心和

诚心去感受其绝望和痛苦，并告知你的感受，如果僵局仍无法

打破，可以鼓励其与他人沟通，必要时也可以找其最亲近或最

信任过的人与其谈话，通过自然真诚的方式，与劳教人员建立

信任关系。

(二)重视其异常情况，耐心倾听。具有自杀倾向的劳教

人员，其异常的行为和言行常会令你感到困惑，这时作为心理

干预者要耐心倾听其诉说，逐步了解和确定其产生自杀危机的

真正原因。在倾听劳教人员倾诉中，心理干预者要运用同理心，

和其一起体验沮丧、绝望、无助等情绪，使其意识到自己正在

受到关注、理解和支持。劳教人员的倾诉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

疏泻和放松的过程。在倾诉结束后，干预者就基本可以了解主要问题，这时干预者可以运用支持技术，尊重当事人的感觉和体验，进一步使他们的情绪状态恢复到正常水平。

(三)分析并解决问题。心理干预者可以运用干预技术，通

过启发、引导、鼓励、暗示等方式和要自杀的劳教人员共同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寻找克服困难和应付危机的策略、方法和资源，通过全面分析要使劳教人员明确其完全可以顺利应付

困难，并鼓励和引导他们重新建立信心，妥善处理自己的问题，

控制自己的行为。冲动性的自杀者可能经过短期的干预降低或打

消自杀意向，但有的经过干预后，可能仍没有改变自杀的意向。

这时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既要严格夹控，避免其独处，又

要严格管理，防止其与危险品接触。在当心理干预者认为其受

业务能力的限制，无法为劳教人员提供专业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时，应当及时转交其他的专业人员。

综上所述，对劳教人员进行及时的心理甄别，特别是对存

在人格缺陷、心理障碍，重大家庭变故、遭受重大挫折和打击的劳教人员，及时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对有自杀倾向的劳教人员加强监控和防范，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就能有效预防自杀行为，保场所的安全稳定。

参考书目：

1 施??铩肚樾饔胄形?侍狻 王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中华民国89年3月出版

2 郑晓边著《心理变态与健康》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三次印刷

3 狄小华著《罪犯心理矫治导论》 群众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

4 高汗生主编《犯罪心理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出版

5 鲁龙光著《疏导心理疗法》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年出版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10

【关键词】 劳务工; 农民工; 二元城市; 健康教育

深圳市是一个外来人口非常集中的城市。外来劳务工为深圳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作为弱势群体，外来劳务工在生活和工作中难免存在着各种问题，其中，如何维护劳务工的身心健康尤为突出。健康教育是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向广大劳务工普及健康知识、促进卫生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树立健康意识和提高自我保健能力的有效手段。因此，近年来，我们把劳务工健康教育列入全市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基本概念

1.1 深圳外来劳务工 所谓深圳外来劳务工，是指从外地流入深圳，在深圳就业和居住，但不具备深圳户籍的劳务人员。外来劳务工进入深圳的目的千差万别，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就业。同时，尽管外来劳动者在深圳从事着多种多样的工作，但他们当中最多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在深圳中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普通劳工，因此有时又将他们称为“外来民工”、“外来劳动者”、“外来农民工”等。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深圳，不仅成为深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而且逐渐成为深圳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1.2 劳务工健康教育 劳务工健康教育就是以外来劳务工为健康教育对象，通过传播、教育和干预手段，帮助劳务工提高健康意识，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建立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以促进劳务工身心健康所进行的系列活动及其过程。

2 工作背景

2.1 深圳“二元城市”现象明显 所谓“二元城市”现象，就是农业户籍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分割、分层，形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农业户籍外来劳务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只能进入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能融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和社会福利体系［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二元城市”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地存在，如果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就会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目前，中国户籍登记的人口中73%是农民，大约为8．9亿，其中农民工身份就达2亿多。农民工问题一直为中国政府所高度重视［2］。深圳是全国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最严重的城市，因而“二元城市”现象更为明显。据深圳市统计信息局公布的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2000年深圳市总人口为700.84万人，而深圳外来人口577.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82.1%，他们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分别为53.5%、27.2%。可见深圳外来人口主要是从事劳务工作。

2.2 劳务工健康素质普遍较低 深圳外来劳务工所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偏低。据深圳市统计局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深圳市外来劳务工不识字的比例为1.2%，受小学、初中文化教育的比例达67.6%，文化素质普遍低下，显然，外来劳务工只能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于现代化的深圳城市，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有毒有害危险性大的非技术性工作；居住条件、卫生环境、生活秩序较差，生活和工作极不稳定；社会保障上也没有百分之百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在个人因素方面，他们的素质偏低，对健康知识的理解力较弱、接受度较低，导致他们卫生知识和自我保健知识严重不足，不文明、不卫生的行为习惯普遍存在，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蔓延，因此，在外来劳务工群体内更容易造成职业病的发生和传染病的流行以及其他疾病患病率的普遍增高，要提高他们的健康素质比普通群体要紧迫得多，同时也困难得多。

据西乡人民医院对收集的13万份劳务工体检报告分析发现，劳务工胃肠道疾病发病率超过8％；几乎在城市中消失的肺结核也在劳务工人群里“复苏”，2005年的发病率已达0.3％。劳务工人群中营养不良是普遍现象。还有诸如贫血、骨质疏松、高血压、肌肉劳损、听力减退、近视……因长期劳累或生活不规律引起的健康问题也相对多发。

2.3 劳务工面临的职业危害问题突出 我国的职业病危害已经成为突出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着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的职工总数约2亿人，尘肺病占我国各类职业病的80%［3］。深圳市卫生局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全市19700家工厂中，存在严重职业毒害因素的企业高达9392家，而与职业毒害因素接触的工人就有30万人。1990～2005年间，深圳全市共发生职业中毒355宗，中毒人数896人，其中死亡45人，并且“发展呈上升趋势”。 而这些职业危害发病率80%以上分布在特区外的宝安、龙岗两区，以“三来一补”、“三资企业”为主，集中在制鞋、五金电镀、塑胶玩具、印刷、家具等行业，其中涉外企业占到九成以上。深圳职业中毒95%发生在台资、港资等涉外企业。中毒的主要原因是：作业场所没有卫生防护措施，毒物浓度严重超标；工人长时间加班作业，没有个人卫生防护用品；工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个人防护知识。这些职业病的危害对象主体就是劳务工。

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据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全市各年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报告，2003年，全市共发生各类安全事故11954宗，死亡1301人，受伤13544人，烧山面积39亩，直接经济损失6081.4464万元。2004年，全市共发生各类安全事故11143宗，死亡1146人，受伤11095人，直接经济损失5690.5万元。2005年1～10月份，全市发生各类安全事故9137起，死亡933人，受伤7728人，直接经济损失4167.55万元。虽然呈下降趋势，但这些数据仍然触目惊心，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外来劳务工。

3 主要做法

3.1 广泛开展以劳务工为主体的健康教育活动 近年来，我市多次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内容丰实、形式多样、声势浩大的“卫生进社区”、“相约健康社区行”、“健康送万家”等健康教育活动，其内容涉及了防病、治病、保健等方面，如肝炎、艾滋病等主要传染病的防治，职业病的防治、心理健康等等。形式有专家讲座、咨询、健康知识展览、健康资料派发、健康知识有奖问答、文艺表演等。针对目前性病、艾滋病在我市流行的严峻局面，有针对性地加强防治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向全市各个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赠送了“防治艾滋病健康教育挂图”700多套，全市范围内形成了防治性病、艾滋病的健康教育热潮。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市各级健康教育机构和市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达253次。

同时，我市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日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健康教育活动，是提高劳务工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每年全市都要举办15次以上卫生宣传日活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单位都要在企业、街道、流动人口集中的场所，举办健康教育义务咨询活动。此外，市健康教育研究所每年要编写10种健康教育科普小册子和其他健康教育宣传材料，发放各类健康教育科普小册子、宣传画、健康处方、影视资料等约30万多册（张）。如利用“三八”节，市人民医院举办大型妇女健康教育讲座，并举行免费的妇女疾病专家义诊咨询，免费发放各种妇女保健知识宣传小册；组织专家亲临各企事业单位，开展妇女保健知识讲座及体检等活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开展了以“为了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为主题的健康教育公益活动，免费为100多名贫困妇女做子宫颈早诊检查。市妇幼保健院在布吉南岭村举办了“百万妇女卫生健康行”健康教育活动，为1000多名妇女进行免费体检，发放科普资料、进行健康咨询和问卷调查。所有这些活动，都为劳务工接受健康教育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3.2 编写了《劳务工健康教育读本》 市卫生局根据市人大常委的指示精神，由市健康教育研究所组织编写《劳务工健康教育读本》。

在内容上，针对劳务工的特点，选取了健康与亚健康、生活习惯与健康、饮食营养与健康、心理卫生与健康、劳动保护与健康、性爱与健康、预防常见传染病、警惕身体危险信号、正确寻医问药以及医疗保险须知等10大项75个分题。

在体例上，精选了发生在劳务工身边的真实故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生动形象的漫画插图、深入浅出的医学点评、言简意赅的健康指导，告诉劳务工朋友什么是现代人的健康观念，亲切教导他们懂得基本的医疗卫生常识，帮助他们掌握防病治病、健身强体的技巧，指导他们如何正确地寻医问药，告诉他们如何改变危害身心健康的不良生活方式和习惯。

《劳务工健康教育读本》于2004年5出版，免费向劳务工发行，成为广大劳务工朋友树立健康意识、掌握健康知识和促进身心健康的良师益友，在全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韩启德分别为本书题词。

3.3 在企业开展健康教育巡讲活动 深圳市健康教育研究所组织我市“健康教育顾问”和“健康教育讲师团”在企业开展健康教育巡讲活动，他们针对我市劳务工多、人口流动性大等特点，配合卫生系统的中心工作以及社区健康服务、疾病控制等相关政策，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健康知识。他们不定期到全市各企业、工厂进行巡回演讲，内容涉及心理健康、内分泌系统健康、妇女保健、疾病预防、职业病防治等众多课题。健康教育巡讲活动，为我市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和增强了我市健康教育的实力，受到了广大市民尤其是劳务工的一致好评和积极参与。

此外，市卫生监督所、市疾控中心、市职业病防治院加强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加工厂、市直属重点企业、商（店）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和企业的健康教育，深入社区，组织指导企业对员工进行职业病防治、劳动安全、环境保护、疾病预防等健康教育，指导各生产经营单位利用宣传栏定期刊出劳动保护、生产安全、女工保健、优生优育、环境保护、自我保健等知识；编印了《食品从业人员卫生知识培训教材》、《公共场所、化妆品生产企业、饮用水从业人员卫生知识培训教材》和《职业病防治法》系列宣传材料，组织新闻媒体制作并播发《职业病防治法》专题节目，组织大型《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使劳务工健康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3.4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展劳务工健康教育 近年来，针对非典型肺炎、人猪链球菌感染、人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市健康教育研究所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络、健康教育专栏、街头咨询活动、讲座、专家咨询电话等各种形式对劳务工开展健康教育，做到了“四个一”，即全市每户家庭都有一份非典型肺炎、人猪链球菌感染、人禽流感等相关知识材料，社区每月举办一次讲座，新闻媒体每周至少有一期专栏，每个社康中心近期出刊一期宣传栏 。每年全市组织有针对性地举行预防非典型肺炎、人猪链球菌感染、人禽流感等大型系列健康教育活动100余次、出动有关专家600多人次、接受咨询达40多万人次、向全市发放健康教育资料1000万余份，使广大市民尤其是劳务工都能基本掌握对非典型肺炎、人猪链球菌感染、人禽流感等以及春夏季常见病的防治知识，确保防治非典型肺炎、人猪链球菌感染、人禽流感和春夏季常见传染病的健康教育覆盖率100%、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形成率达95%以上。

3.5 健康教育方式和方法上不断创新 市健康教育研究所购置了一台健康教育多功能宣传车，可同时启动10台计算机和2台电视开展劳务工健康教育，有数十种健康教育资料供劳务工取阅。该车能定期或不定期到公共场所或工厂进行健康教育，每年出车90余次，派发各种资料200多万份，接待劳务工110万人。

龙岗区开展了“三个一”劳务工关爱服务，为劳务工送去一次健康咨询、一次讲座、一本健教读本，受到广大劳务工的欢迎。宝安区实施“关注健康、关注劳务工”赠报送健康项目，每天将3000份登有健康专版的《宝安日报》赠送到工厂企业，张贴在阅报栏内，供员工阅读。福田区在13家企业开展了“关注外来女工健康知识讲座”活动，不断提高企业女工健康知识水平和自我保健能力。

各基层卫生监督和防保机构运用“健康快车”、“健康大篷车”等形式，经常组织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社区、企业进行健康教育，宣传食品卫生、职业病防治和安全知识等，增强外来劳务工健康保护和职业病防治意识。

4 几点体会

4.1 要建立劳务工健康教育长效机制 要建立劳务工健康教育长度机制，首先要提高认识，政府重视健康教育作为国际健康教育的发展趋势。在美国、新加坡、芬兰等许多国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健康教育在提高整个国民健康素质、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只有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强化劳务工健康教育的政府行为，明确部门职责，才能提高劳务工健康教育成效。为此，我市把劳务工健康教育纳入了《深圳市公共卫生系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系统建设方案》，在该方案中明确要求把对企业、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作为工作重点，要对企业健康教育制定工作标准，进行年度考核，并规定20人以上的企业应有1名专人负责本单位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其次，要转变观念，逐步实现劳务工健康教育向健康促进转变。目前，我市一方面正在制定《深圳市劳务工健康促进方案》，将劳务工健康教育纳入政府各部门、各社会团体的职责范围；另一方面还通过人大立法，组织制定《深圳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条例》，确保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全面、规范、有序地发展。通过建立起符合深圳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需求、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富有生机的健康教育管理体系，形成政府负责、政策配套、各方协同、社会参与、卫生指导、法制保障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运行机制。只有深圳市健康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才能确保劳务工健康教育工作的全面落实，从而真正建立起劳务工健康教育长效机制。

4.2 要形成劳务工健康教育技术工作网络 劳务工健康教育工作网络是我们开展劳务工健康教育的基础。建立健全政府负责、政策配套、各方协同、社会参与、卫生指导、法制保障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运行机制，要通过完善以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为中心、以各医疗卫生单位为重点、社会各界参与的健康教育工作网络，提高健康教育机构执行全市健康教育业务目标的能力和水平，从而确保劳务工健康教育的全面而有效地实施。

劳务工健康教育工作不是哪个部门的事，它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配合；也不仅是健康教育机构和健康教育人员的事情，它需要各医疗卫生单位和卫生系统各部门的参与和协作。在市政府的协调下，从总体上来说，深圳市劳务工健康教育已基本形成了劳务工健康教育技术工作网络雏形，那就是社会健康教育的宏观协调由市卫生局和爱卫会负责，健康教育组织活动由市卫生局具体领导实施；健康教育业务指导是由市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日常工作监管由卫生局基妇处归口管理；社区由街道和社区工作站组织并由医院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负责实施、服务行业和公共场所健康教育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由职业病防治院和各区防保机构负责。从而真正形成了相关部门互相协作的劳务工健康教育技术工作网络。

实践证明，这种相关部门协作的劳务工健康教育技术工作网络，改变了由卫生部门和健康教育机构包揽全部劳务工健康教育工作的局面，充分发挥了健康教育的社会化效应，为社会大卫生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劳务工健康教育的全方位运作，从而有利于形成良好健康促进氛围。

4.3 要创建劳务工健康教育模式并加以推广 建立示范点和推广其成功经验是开展劳务工健康教育的重要环节。因此，要通过在全市开展企业、社区、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全方位探索深圳市劳务工健康教育模式，取得成功的经验，并逐步在全市推广。

深圳市健康教育研究所与龙岗区健康教育所在该区中山精密五金厂开展企业健康教育示范项目，建立健全工厂健康教育网络和健康教育阵地；完善工厂健康教育制度和规程；对工厂劳务工进行全面的健康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对工厂存在的主要影响劳务工健康的危害因素进行监测；邀请有关健康教育和劳动卫生专家对劳务工进行健康知识培训和劳动防护的指导；针对他们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采取有效的行为干预，开展工厂全方位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等。目前该项目还在继续开展，希望能为我市企业健康教育创造出新的模式。

然而，在深圳，劳务工在社区人口中所占比重巨大，劳务工健康教育不仅在企业要开展，在社区健康教育和流动人口健康教育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2000～2003年在罗湖区文锦社区开展的“健康家庭行动”示范项目，直接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联合各方力量，以家庭为重心，通过“五教一体，四网并合”的模式，加强家庭、社区、医院、企业、学校健康教育（简称“五教一体”）的宏观指导；把健康教育渗透到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治安工作网络（简称“四网并用” ）。又如，在福田区下沙社区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示范项目，直接以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为主体，重点发挥企业的作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深圳市健康教育研究所作为全市健康教育业务的专业指导中心为项目的设计提供了技术方面的保障；福田区健康教育所作为区级健康教育专业指导机构为项目的协调及实施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福田人民医院下沙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日常开展的健康促进工作成为了项目的切入点；而下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下沙社区居委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力、物力资源。这种“上下一张网、整体一盘棋”的协同运作，充分体现了“1+1+1+1>4”的协同效应。因此，通过这两个社区示范项目的开展，实现了社区健康教育与劳务工健康教育的有效融合。

通过劳务工健康教育，我市劳务工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不断提高，根据随机抽样测试的结果来看，2005年的各行业从业人员健康知识知晓率都有较大的提高，其中食品、饮食行业从业人员的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为90％，公共场所从业人员的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为96.4％，厂矿企业从业人员的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为94.3％。

参考文献

1 张展新，郭菲.城市社区格局重组与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社会分层.开放导报，2005，123(6):15-23.